对农民工群体城市化（共10篇）
对农民工群体城市化 篇1
一、引言
作为非正规就业的城市农民工群体, 既无特殊的劳动技能, 又无可利用的社会资本, 只能依靠提供简单劳动力实现就业, 这是我国非正规就业群体的主流, 其劳动关系的博弈能力非常低, 处于严重的被歧视、被剥夺且日趋边缘化的地位, 严重影响并威胁到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及其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
二、问卷设计与相关调研说明
1.调研目的与方法
本次调研采用了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的方式, 目的是通过面对面的零距离接触, 获取第一手资料, 真实了解或反映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城市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及劳动关系的现实问题, 为我国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创新及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设, 提供可供参考的事实依据或完善建议。
2.问卷设计及其依据
我们根据杨河清主编的《劳动经济学》一书中的劳动关系调整遵循的基本原则所包含的内容来编制下列问卷内容: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劳动权、收入报酬权、休假权、安全保护权、职业技能培训权、社会保障权、劳动争议处理权和参加工会组织权等。[1]本问卷共分为7个一级标题和17个二级标题 (具体见表1) 。
3.调研对象及基本信息概述
本次调查选取的是四川成都市, 成都市是四川省的省会城市, 是城市农民工聚集的地区。据四川成都市统计局统计资料, 目前全市农村196.6万的转移劳动力中, 在本市就业的有154.1万人, 已接近城镇从业人员数量。据有关专家估计, 目前在成都市就业的农民工有200万人左右, 占成都市在籍人口的1/5。所以我们选取本市调研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 剔除漏选或乱选的报废问卷13份, 有效回收987份, 有效回收率为98.7%。
本次被调查对象是以农村户口为主的城市农民工, 其中, 18岁～30岁的占了农民工本次调查人数的37.5%, 30岁～40岁的占本次调查人数的41.6%, 40岁～50岁的占本次调查数的20.9%;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主要以初中和高中文化为主,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了38.5%、高中文化的为43.14%、小学文化的占18.1%。
三、城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现状
1.职业层次低, 就业不稳定
本次随机抽样调查中, 从事餐饮、家政服务业、建筑行业和商业服务业的从业人数最多, 分别为19.7%、19.1%和18.7%;其次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城市社区服务行业和加工制造业及配套服务业, 其分别为14.2%、10.4%和9.7%;从业人数最少的是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和城市公益性岗位就业, 分别为5.7%和2.5%。另据随机抽样调查显示:87.3%的城市农民工都更换过工作, 其中一年更换一次工作的占了56.1%, 一年更换两次工作的占了21.6%, 一年更换3次及以上的占9.6%。同时, 从个别访谈中还得知, 有部分农民工是以从事季节性或临时性工作为特点, 农闲时节进城务工;还有部分农民工从事的是以项目期限为特点的短工, 如建筑业, 当项目终结后, 他们不得不重新更换工作。究其原因, 其主要是因非正规就业是一种不稳定的、短期性的、季节性的和临时性的就业形式, 这也就意味着劳动者就业具有非长期性, 主要从事基层工作, 职业层次非常低, 对从业人员劳动技能要求不高, 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劳动力个体之间存在较强的替代性。以上种种原因都进一步加大了就业的不稳定性和失业风险。
2.劳动合同签约率低, 且呈短期化态势
从劳动合同的签订来看, 本次随机抽样的结果是:签订劳动合同期限2年及其以上的占4.9%, 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1年的占5.4%, 签订半年劳动合同期限的占4.4%, 以劳动项目完成为期限的占8.7%, 签订口头协议的占3.2%, 也就是说有劳动合同和口头协议的共计占26.6%, 与企业根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占73.4%;除去2年及以上的占4.9%以外, 有21.7%的合同签订率都属于是短期合同, 从而导致劳动关系的不稳定性。相对劳动合同签订而言, 了解劳动合同内容的城市农民工就更少了, 在签订有劳动合同和有口头协议的被调查对象中, 还有11.3%的根本不了解劳动合同的内容。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用人单位运用其优势地位和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劳动者求职成本高的客观状况, 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和企业用工风险, 如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就可以不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报酬可以由雇主单方确定、工作时间可以任意延长等。同时, 随着劳动用工形式的多样化和劳动力流动性的加大, 劳动合同短期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 由于城市农民工本身的文化知识水平不足, 根本就不了解劳动合同本身的作用, 或是因为迫于生计, 他们一般对劳动标准的要求低, 大部分人不得不接受较恶劣的劳动和安全卫生条件, 也不主动要求雇主签订劳动合同。这种事前不签订劳动合同或签订不平等劳动合同的情况, 导致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不明确, 从而使得一些用人单位不支付任何补偿就可以随意解雇劳动者, 并且用经常更换工人的办法来压低工资, 劳动者出现工伤事故时, 用人单位不承担责任, 并且容易引起劳动争议。
3.缺少技能培训及职业晋升的机会
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4%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经常参与技能培训, 有4.9%的被调查者偶尔参与过技能培训, 两者相加也未超过6.3%。也就是说这部分农民工要想通过参与企业的岗位技能培训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价值, 其机会或概率是非常少或低的, 结果是这部分人只能长期从事低技能、低职位、低收入的工作。究其原因是目前各级地方政府的就业培训仍然主要集中在城市下岗职工的培训工程, 对农民工培训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而且经营者的逐利本性使其不愿意对这些流动性较强的就业者提供职业培训机会, 即便是在企业技术升级要求高技能职工的情况下, 企业主也宁愿选择雇用新的劳动力, 而不愿意给在岗职工提供培训机会;[2]同时, 这部分群体的经济实力和意识的有限性使其无法通过自力获得职业培训机会, 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自身就业潜能的发挥。所以, 技能的缺失和低水准徘徊也就使他们无奈地丧失了职业晋升的机会。
4.缺乏劳权保障, 劳动标准恶化
我们关于劳动权益保障的调查着重四大内容:工资克扣或拖欠情况、工作时间规定、休假时间和社会保险购买。有关工资克扣或拖欠情况的调查显示:无工资拖欠或未克扣过工资的企业只占9.4%, 每年有过1～3次工资拖欠或克扣工资的企业占35.7%, 每年有过4次及其以上工资拖欠或克扣的工资的企业占54.9%。每天工作时间为8小时及其以下的只占0.5%, (这部分人还几乎都是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群体) , 每天工作时间为8～10小时的占20.9%, 10小时以上的占78.6%。月休假情况的调研显示:每月能休假4～8天的工人仅占3.7%, 能休1～4天的有10.7%, 几乎没有假期的高达85.6%的比例。购买社会保险的调研显示, 由单位和个人共同出资购买社会保险的约占18.7%, 有81.3%的被调查者单位根本没有为其购买任何社会保险。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就业机制不规范。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如劳动监察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全覆盖到非正规部门的从业者, 非正规就业城市农民工群体同用工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往往处在社会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之外, 并且也缺乏相应的保护机制。[3]另一方面是现实生活中许多城市农民工与雇主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与雇主形成的关系既不是劳动合同关系, 又不是经济合同关系, [4]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法律来直接调整这种关系, 致使农民工在遇到工作条件差、工伤事故频繁、福利和社会保障待遇缺失等问题时, 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 很难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5.工会组织缺失, 维权不到位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 由于劳动关系不规范或不直接产生劳动关系, 这部分群体参与工会组织的人数极少, 只有2.5%的农民工参与了工会组织, 而高达97.5%的城市农民工根本没有参加过任何工会组织。对工会职能的认知情况调查显示:对工会职能了解和了解一点的合计占4.1%, 还有95.9%的城市农民工根本不了解工会的基本职能。究其原因是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对建立工会组织和开展工会活动采取不合作态度, 与此同时, 庞大的城市农民工中也因流动性大, 不易被吸收到工会组织中来;甚至大多数非正规企业, 如个体经济组织或家庭经济组织, 根本不可能成立工会组织, 其工会组织和劳动关系缺失是自然缺失;而且多数工会工作也往往受制于经营者, 工会活动缺少必要独立性, 工会组织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 在一些严重侵害职工权益的事件中, 很少看到基层单位工会组织在维权方面的作为, 工人们缺少诉求渠道, 劳资关系无协调机制, 结果往往导致矛盾激化。
6.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建设不完善, 劳资纠纷难以及时化解
调查结果显示:81.4%的城市农民工选择用忍气吞声的方式解决劳动争议, 17.1%的选择企业内部调解的方式, 只有1.1%的城市农民工选择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 0.4%的选择法院。也就是说只有18.6%的农民工在劳权遭遇侵犯时, 通过群体采用积极的、合法的方式解决劳动争议。究其原因是我国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实行的是“一裁两审”的强制仲裁制度, 争议处理程序复杂, 诉讼化倾向严重, 它对于低文化素质、低收入、很少闲暇的非正规就业城市农民工群体来说, 成本是比较高的, 难以承受。因此, 城市农民工群体的权益即使受到侵害, 考虑到诉讼成本, 他们或选择忍气吞声, 或采取怠工、罢工、游行等非规范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争取自己的利益, 导致劳资矛盾激化和扩大。
四、创新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对策
劳动关系的协调运行是社会关系得以稳定的基础, 就城市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而言, 由于存在形式的多样化, 职业类型的复杂化等特点, 其严重阻碍了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创新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具体对策。
1.健全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及制度建设, 使其劳动关系逐步规范化
首先, 要真正把城市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中, 从法律、政策上确立其地位, 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 保护非正规就业者权益, 建立完善新型的劳动关系;其次, 非正规就业中出现的劳资纠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动法规不健全、劳动制度缺失造成的, 因而, 在《劳动法》付诸实施后, 要及时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 如《劳动关系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劳动诉讼法》等, 其法律法规的制订与调整要能充分体现现阶段劳动关系的特点, 并能适应非正规就业中劳动关系发展的趋势, 为城市农民工维权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5]最后, 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 可依法设计一种适合农民工自身特点的简易社保品种, 比照当地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采取固定缴费方式, 由非正规就业者自愿“购买”, 并同时考虑到我国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这一基本特征, 实现全国社保基金能根据不同城市、地区的工资和物价标准为基准相互流动, 形成制度保障城市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使其劳动关系逐步规范化。
2.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检查, 加大执法监察力度
首先是加强监察控制体系的规范化建设, 用完善健全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劳资双方的行为, 特别是约束资方侵犯非正规就业城市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 规范其招聘录用、工资发放、薪酬福利、休息休假、合同变动、关系解除等方面行为, 使劳资关系能够在公平、公正的轨道上运行。其次是创新机制, 加大劳动监察力度。要对企业的欠薪欠费实行综合治理, 建立起企业欠薪欠费预警机制, 建立起相关部门的联动机制, 形成合力监察企业的违规行为。再次是强化职能, 推进劳动争议仲裁工作。要从劳资纠纷的源头抓起, 构筑解决劳资纠纷的第一条防线。围绕公平与效率的仲裁服务信念, 着力畅通劳动仲裁“绿色通道”, 通过快速处理、减免费用等措施, 维护非正规就业城市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最后是落实责任, 畅通诉求渠道, 完善信访工作制度。进一步完善劳动争议诉求表达机制, 畅通劳动者信访、投诉、举报渠道, 使农民工的劳动纠纷得到有效处理。
3.着眼于建立以劳动合同为依据的劳动关系调整形式
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督促和指导各类用人单位做好劳动合同管理工作, 将劳动合同的签订、续订、终止、解除、变更实行动态管理, 依法维护农民工的权益, 劳动合同法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劳动合同的签订及其规范治理上, 其着力点应该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明确用人单位是劳动合同主体的原则。推行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基础的劳动用工登记制度, 不管是微型企业还是个体经济组织, 都要明确只要雇佣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参与生产, 其用人单位都是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主体, 不签订劳动合同就是违法。
(2) 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和完善适用于非正规就业不同职业类型的劳动合同示范文本, 明确非正规部门雇主对劳动条件、劳动标准、劳动内容、工资报酬、职业危害等进行告知的义务;对于已经存在的劳动关系事实但又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 除了劳动者有其他意思表示外, 均应该被视为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劳动保障部门要对不签订劳动合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 加大依法纠正和行政处罚的力度。
4.改革职业培训制度, 提升城市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首先, 除了继续完善建立城镇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体系外, 还应建立健全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的多层面的县乡村三级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网络体系, 提高农民工转岗再就业能力;其次是政府还应该通过各种公共中介机构为其提供低收费或免费的教育和培训, 普及以面向岗位和培养职业技能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职业培训模式, 提高劳动技能;最后, 针对非正规从业农民工的多质性, 就业培训服务不能一个模式, 政府应建立专门的培训机构, 大力开展“定向”式、“订单”式城市农民工培训, 培训工作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采取分类指导的方针, 以增强培训的实效性, 培训的形式要突出多样性, 可采取送培上门、阶段学习、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学习与工作相结合等灵活方式, 努力提升城市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5.建立三方协商机制, 切实保护城市农民工的基本权益
建立以劳动双方自主调节为主体, 以劳动合同制度、集体协商及集体合同制度为基本形式, 以政府行政部门、非正规就业工会组织、企业组织三方协商为导向, 对涉及劳动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沟通和协商, 对拟定有关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规以及三方利益调整的重大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提出建议, [6]进一步实现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的规范化、法制化。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的框架下, 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 把企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劳动报酬、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养老工伤社会保障等情况作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重中之重, 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执法检查, 加强监管, 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并形成工作制度, 进一步规范企业用工行为, 切实保护好、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6.促进非正规就业组织与工会组织的融合发展
以社区公益性组织及其他劳动组织为依托成立工会组织, 对于城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群体合法权益的维护具有深远的影响。
(1) 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本身是不具备成立工会组织条件的, 针对城市农民工群体主要集中在社区的特点, 可以以社区为单位组建工会组织, 赋予社区工会组织以基层工会的职责, 直接接受社区的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参加工会。
(2) 对于广大从事个体经营的劳动者, 其劳动关系的缺失是自然缺失, 探索把已有的个体劳动者协会组织纳入工会组织的办法, 把各级个体劳动者协会以团体会员资格加入工会, 以行业为特点吸纳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为其维权。
(3) 对于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的问题, 首先要消除正规部门接受本部门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加入工会的各种经济和利益关系的限制, 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约束正规部门吸纳所有的正式雇佣和非正式雇佣的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
(4) 加快中介组织 (如家政服务行业和劳务派遣机构等) 在政策扶持的情况下向公益性组织转变, 同时促使这些中介组织成立工会组织, 有利于维护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权益。
7.逐步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与强化部门之间的协调, 综合解决农民工维权问题
首先, 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宣传城市农民工的基本权利需求, 从而构建合理的社会舆论与道德评价体系, 强化对城市农民工的普法力度;其次是建立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上的“双轨制”, 即改革“先审后裁”模式, 实行“裁审分离”体制, 即指未能和解的当事人不愿或调解机构调解不成的劳动争议案件, 可以由当事人在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之间自由选择, 申请仲裁的不得再提起诉讼, 且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已提起诉讼的就不得再申请仲裁, 诉讼实行两审终审制, 有利于非正规就业群体城市农民工节约解决争议的成本和时间。再次是加强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力度,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维权工作, 做到信息互通、工作互动、各尽所能, 更好地实现法律援助、司法救济和行政执法的衔接。最后, 要积极探索农民工多元化维权的新方式, 综合运用行政、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最大限度地挽回农民工的损失, 减少诉讼, 降低维权成本。
摘要：本文作者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方式, 探索了城市农民工群体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存在的诸多特点, 即职业层次化低、工作不稳定、劳动合同签约率低等, 且呈短期化态势、缺少技能培训及职业晋升的机会、缺乏劳权保障以及劳动标准恶化、工会组织缺失、维权不到位、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建设不完善、劳资纠纷难以及时化解等, 这些特点严重阻碍了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文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如何创新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具体对策。
关键词：城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机制
参考文献
(1) 杨河清.劳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 江立华.论城市农民工的平等竞争权问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2, (04) .
(3) 罗华荣.当前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问题[J].上海经济研究, 2005, (03) .
(4) 艾春岐.妥善解决好农民工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5, (01) .
(5) 何文举, 李娜.农民工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分析[J].湖南社会科学, 2007, (03) .
(6) 杨强.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权益保障缺失及其矫治[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01) .
对农民工群体城市化 篇2
关键词：城市化；失地农民；补偿
一、当前重庆市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就业现状
重庆作为全国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区，失地农民的就业以及社会保障问题将显得更为突出。根据重庆市委市政府制定的《重庆市城乡整体规划（2007－2020）》，重庆在未来13年间城镇建设总用地量将达到865平方千米，人均城镇建设用地量将达到93平方米，城市人口将增加200多万人，城镇化水平也将达到70％左右；另一方面，很多数被征地农转非人员的文化程度及劳动技能偏低，土地被征用后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资料，进入城市后使他们面临更大的生活风险和就业风险。
二、当前重庆市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单纯追求城市化的速度、规模和数量，却忽视了城市化的质量与效益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盲目追求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却忽视了城乡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等质量指标的完善，也无视城市化进程是否真正产生效益。
（二）在大力推行“农转非”过程中，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不够健全
在大力推动土地“农转非”的同时，失地农民却得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目前失业、医疗和养老保障不能覆盖到几千万失去土地耕作的农民，很多失地农民已经面临“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艰难境地。
三、重庆市城市化进程中对失地农民就业的消极影响
（一）失地农民增加与城市化所创造就业机会不足
失地农民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他们的文化程度多为初中及初中以下，只有少数人的文化程度为高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更是寥寥无几，大多数失地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劳动技能单一、就业竞争力弱，尤其是“4050”人员就业极为艰难。
（二）低水平的城市化限制了对失地农民的吸纳数量
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就个体经营而言，失地农民的经营启动资本往往是为数不多的征地补偿金。第二，乡镇企业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但是乡镇企业存在规模小、布局不合理、效率低、技术含量低等弊端，其生存与发展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三）失地农民自身素质得不到较大提高，导致就业转移困难
在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教育体系并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善，农村教育资源缺乏、教育环境差等制约着农村教育事业发展。而落后的农村教育直接制约着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四、重庆市城市化过程中促进失地农民再就业的对策措施
（一）加快小城镇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
作为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庆市,迫切需要探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方略。小城镇的建设可以有效的避免大城市过度城市化的现象，起到蓄水池的作用，将失地农民留在当地小城镇，可以减轻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增强中心城市的幅射作用。
（二）消除城乡体制上的不平等,建立财政支持下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重庆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模式主要是以“土地和家庭”为主，但是对于失地农民来说已经失去了土地保障，失地农民不能承担因失去土地带来的生活风险的负担。 为此,重庆市政府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下,应首先将目光转移到失地农民的身上,在现阶段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先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待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农业劳动力人口大量减少时,再全面建立农村全民社会保障体系。
（三）加大政策扶持，确保征地农民就业安置工作的有序进行
重庆市各级政府部门应当把就业安置工作情况列入年度考核内容，街道成立安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具体工作由街道办劳企服务中心执行，各部门要明确分管领导责任，把失地农民招工工作落到实处。(作者单位：1.2.3教育部人文重点研究基地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 中国统计年鉴委员会.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一1998.
［2］ 辜胜阻，李永周.进一步优化农村城镇化的战略对策［J］.中国人口科学，2000(3)：1-7.
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群体的影响 篇3
一、金融危机使农民工群体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分化
金融危机使农民工群体造成了分化。一些未失业的农民工虽然保住了饭碗, 留在了城市, 但工资普遍下降, 勉强维持生存。一些年龄偏大的农民工选择返乡, 他们中除少数回家后从事农业生产外, 大部分人会将务农作为暂时计划或打临时工, 其余大部分仍准备等待机会继续外出务工挣钱。还有新一代农民工, 对这部分群体而言, 他们中大多数人会选择留在城市, 以寻求更多的就业机会, 对于已经习惯城市生活方式的他们来说, 即使一部分人返乡, 也是短期性的, 不会在农村长期呆下去。如果返乡农民工和新一代农民工得不到妥善安置, 农民增收的压力势必增大, 外出收入水平减少;本地就业岗位缺口加大, 增加了再就业的压力。重重压力将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农民工返乡后会出现土地承包纠纷
对于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民工而言, 由于家中土地早已转租, 这部分人返乡后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工作, 又无地耕种, 成为“剩余劳动力”。更有甚者, 因为家中责任田已经被转包, 整天无所事事, 被动地等待就业形势的好转。这些人一旦因失业返乡, 吃住、医疗、子女上学等问题自身根本无法解决, 由于失去经济来源, 也可能产生新的贫困群体, 无疑会增加当地农村社会事业的负担。返乡劳力重新从事农业, 增加了重新调整承包耕地的难度。因此, 返乡农民工回到农村, 如果出现土地承包纠纷, 按照原先与村里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合同尚未到期, 他们又无地可种, 出外又因年纪偏大找不下活, 这部分劳动力资源显然很有可能被浪费闲置, 使农村土地调整压力加大, 将会不利于农村的发展, 成为农村发展的阻力。
三、金融危机使返乡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接续问题面临新的挑战
受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 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农民工退掉养老保险的浪潮。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在离开打工地前也选择了退保。对农民工退保, 现行的做法是, 只能退出个人账户中个人缴纳部分, 企业缴纳部分被沉淀在当地社会统筹账户中, 农民工不能直接受益。这种退保设计使农民工只参保, 不受惠, 不仅直接损害了农民工享受社会保障的对等权益, 而且还影响了用人单位的参保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 农民工大量退保将使各地多年来扩大社保覆盖面的努力和成果付之东流, 通过社保体系消除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保障差距的政策效应也将打折扣。
四、金融危机使新一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难问题加剧
新一代民工非工非农非城非乡亦城亦乡的社会处境在返乡后很容易心态失衡。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他们在城市失业, 生活陷入困境, 步履维艰, 即便是和年纪大的农民工相比, 他们比较容易再次找到工作, 但重新就业的工资和收入幅度与以往相比, 已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群体的收入用于吃喝花销的生活开支后, 已所剩无几。新一代农民工现阶段已占农民工群体的60%以上甚至更多, 其主体大多为“80后”的年轻人。这个群体有一定文化水平和技能, 他们少有务农的经历, 乡土观念淡漠, 对城市生活向往并有着强烈的依恋情结。应对金融危机, 解决农民工就业更要考虑到这一群体。如果现有制度不能给这个群体以融入机制和激励机制。使他们看到奋斗的目标和希望, 不能为他们创造一条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自身现状的途径, 那么农民工就极有可能被制度化。“农民工制度化对中国来说绝非好消息, 而是长期之痛。如果农民工制度化, 那么中国社会就会在传统的二元的基础上成为三元社会”, 即形成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和流动于城乡之间的、非工非农的农民工。
面对如此紧迫的农民工就业局势, 笔者认为, 只有积极的应对, 才能有效扭转不利局面。一是以承接东部产业带转移为契机, 促进返乡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输出地政府要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就业潜力, 拓展农村非农就业空间, 使返乡农民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支重要力量。二是挖掘农业内部就业潜力, 拓展农村非农就业空间。加大优惠政策支持力度。地方政府要通过发展第二、三产业, 加快小城镇建设, 拓宽当地就业渠道, 增加就业空间, 提高当地返乡农民工的吸附力, 切实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水平。三是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搭建劳务对接平台, 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当前, 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最为重要和紧迫。一方面, 输出地政府除了要大力开发本地岗位, 促进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之外, 另一方面, 还应加强劳务用工信息的搜集与发布工作, 在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搭建劳务对接平台, 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四是加强同用工企业的联系, 区分不同年龄段, 做好农民工的就业培训工作。建议劳动部门根据市场需求, 通过减免费用等措施对返乡农民工再次进行技术培训, 切实提高返乡农民工技术水平, 以适应当前企业经营模式的需要, 进一步扩大就业门路。
摘要：在当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下, 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更显现出其重要性和紧迫性。金融危机传导到我国, 影响最大的群体是位于产业链最低端的农民工。农民工问题解决的好坏, 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现阶段, 应以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为契机, 拓宽非农就业空间, 做好返乡农民工就业以及新一代农民工培训工作, 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 使农民工失业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笔者在文章深入分析了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群体造成的影响, 提出了解决返乡农民工群体再就业问题的初步建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农民工,返乡,就业
参考文献
[1]、郑永年《, 中国应逐步废除农民工制度》,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年2月10日。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 《人民日报》2008年12月20日, 第1版。
[3]、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我们共同的大考[J].大江周刊 (纪实) , 2009, (03)
论农民工弱势群体劳动权的保护 篇4
关键词：农民工；弱势群体；劳动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逐步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镇就业。但是因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不合理，相关法律不够健全，导致农民工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力难以得到保护，是我国转型时期新生的社会弱势全体，其中农民工劳动权无法得到保障的问题尤为突出。因此，有效保护农民工劳动权是帮助农民工摆脱弱势境况的重要手段。
一、农民工劳动权受侵害的原因分析
1.农民工身份模糊造成劳动权益受损
目前，我国劳动法律上没有农民工这一概念。为真正改变农民工现状、保护其合法权益，就需要在法律上对农民工进行地位，且必须明确农民工是劳动者。在农民进入城镇就业后，劳动者是其在法律上的定位，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条件。因此，要根据《劳动法》的规定，明确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在现实中，因为将劳动关系误认为劳务关系和劳动合同签约率低，这样很难认定农民工身份，从而损害其劳动权益。
2.劳动保障法制不够完善
第一，目前我国缺少完善保护农民工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劳动保障法律法层次不高。即使对于劳动者合法权益，现行劳动保障法律政策有很多规定，但是没有针对农民工弱势群体给予特殊保护。第二，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较弱。在建立劳动关系时，对于用人单位没有和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为，仅仅是责令整改。针对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行为，也只是规定了不到一倍的赔偿金，缺少强制手段。对劳动保护而言，对于不依法提供劳动保护措施、所以延长劳动时间等行为，处罚措施不强硬。
3.农民工参保比例低、有些福利权利缺失
第一，很多用人单位没有给农民工买社会保险。第二，很多用人单位没有和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增加了农民工维权的难度。虽然近年来我国逐步提高了农民工参保率，但是整体上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这一比例。此外，农民工有些福利权缺失，在遇到疾病等问题后，无法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帮助，更不能享受到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福利待遇。
二、完善农民工劳动权法律保障的对策
1.依法确立农民工劳动者地位
本质上说，农民工劳动权问题是恢复农民工国民待遇的问题，是依法平等保护劳动者劳动权的问题。在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重点是需要解决人民贫穷落后的现状，将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到全体劳动者，而农民工也应该在分配体制之内。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相继颁布实施了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对于农民工劳动权及其合法利益的保护，需要从制度和立法的层面入手，只有这样才能在根本上保护农民工的劳动权。因此，除了要给予农民工政策性保护，还要将现阶段我国不同劳动关系主体理顺，从法律层面上明确农民工劳动者身份，保证农民工享受到劳动者的各项劳动权利。
2.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
为真正解决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体制性问题、推动城乡和谐发展，就需要尽快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第一，户籍作为公民的居住证明，本身包含的信息十分有限，但是政府在户籍制度上逐步附加了很多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并且依托该制度建立了很多不公平的社会管理模式，这样造成制度逐步变得不够公平。为消除户籍制度带来的影响，就必须尽快分离户籍制度与其附加的利益，防止农民工进入城镇后遇到不公平待遇；第二，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分类取消，根据居住地界划定户口归属。通过采取这种措施，能够消除农民工与城镇居民间的鸿沟，为农民提供分享城镇公共资源的机会，让农民逐步参与到城镇公共决策中。
3.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方面，要补充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第一，尽快建立起覆盖农民工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第二，为建设农民工社會保险体系提供财政基金支持，同时为农民工提供失业救济金。第三，要引导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并严格规定用人单位要配合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有效的约束和激励，保证落实建立起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用人单位方面，要具备大局意识，要深刻认识到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意义。所以用人单位要主动作为，成立专项资金用于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方面，要充分了解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配合政府部门工作，积极参与投保。农民工考虑到长远的利益，不能只在乎眼前的收入，要做好充足准备应付各类风险。另外，农民工还要增强维权意识，在自身劳动权被侵害后，比如用人单位不配合农民工投保等，要及时将具体情况反映给相关监管部门，从而有效保障自身的社会保障权。
三、结语
总之，在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农民工作出的贡献不可忽视。但是在很多不合理限制和制度性障碍的束缚下，导致农民工弱势全体的劳动权长期得不到有效保护。因此，需要从法律层面上入手，为农民工的劳动权提供切实保障，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对农民工群体城市化 篇5
关键词：弱势群体,传媒正义,农民工
公平是全人类的实践准则,传媒领域也不例外,传媒领域也存在传媒公平。传媒公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确保对社会群体报道上的比例均衡,即对传媒资源分配合理。其二是确保在报道内容上客观公正。但是由于传统文化观念以及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传媒对弱势群体的报道违背了传媒应有的公平。传媒这一“社会公器”呈现出日渐倾斜的趋势,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报道过程中,对弱势群体传媒资源分配不均衡以及报道内容有失客观公正,以偏概全等现象屡见不鲜。本文以2010年1月1日到2010年5月31日《兰州晚报》对农民工的报道内容为例来分析传媒对“弱势群体”报道中的传媒公平的缺失。
一、“媒介公平”的缺位与媒介视域下形成的“弱势群体”
在由钢筋和混凝土构建的城市森林中,农民工的处境再现了弱势群体的时代投影。这群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造成的群体甚至远不如城市中的其它弱势群体。他们极少受到媒体的关注,只有当他们的身影出现在政府决议、工地事故、被拖欠工资的时候,他们才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媒介公平”缺位让农民工成为媒介视域下的“弱势群体”、“媒介公平”缺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农民工报道的缺失
这主要是指媒体报道中农民工话语空间的缺失。媒体之所以被称之为“喉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掌握了强大的话语权。但不是所有的大众都能掌握媒体话语权,通过媒体发出声音,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表达所代表群体的利益和期望。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新闻改革的加快,尤其是在广告的出现和制播分离等重大措施下,“向经济指标看齐”已成为许多媒体追求的目标。在这种状况下,农民工想要取得话语权就显得更为困难。2010年1月1日到2010年5月31日的《兰州晚报》中涉及农民工的报道只有29篇。《兰州晚报》作为一个都市类报纸,在这个省会城市里面到处都是农民工的身影,而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和遭遇的报道在《兰州晚报》中却少之又少。对农民工的报道少,就意味着生活在城市中的大量农民工拥有的话语权少,甚至可以说没有话语权。只有当他们进入政府决议文件的时候,或是他们工作中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时候他们才可能进入晚报的视野。在被分析的五个月的《兰州晚报》中,其中因突发事故涉及到民工的报道有2010年1月15日的《被埋五小时民工奇迹生还》等六篇报道。在《兰州晚报》这样的都市类、以报道城市人们生活为重点的媒体,农民工话语权在精英话语权、知识话语权、权力话语权等的夹击之下逐渐走向边缘。他们的声音在这个城市逐渐缩小从而形成媒介视域下的“弱势群体”。而且面对现实,他们没有改变现状的能力,在缺少经济和知识支撑的农民工那里,他们基本上不可能用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呼声。
(二)对农民工报道的陌生化
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存在陌生化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对农民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陌生。农民工处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他们一般都从事较为脏、乱、苦、重的工作,生活在城乡结合处,城中村或者偏远的地方。记者们作为“第四权力”[1]的代言者,就该让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对《兰州晚报》2010年1月1日到2010年5月31日所刊登的本报讯的29篇农民工的报道进行分析的时候,发现有50%—60%报道的署名是记者和实习生。老一辈记者“能想、能跑、能听、能写”[2]的专业精神荡然无存,更谈不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相对于物质生活上的陌生,“精英”记者们对农民工精神生活的陌生更让人寒心,他们高高在上,俯视着脚下的农民工,他们根本不屑于去了解农民工思考什么,渴望什么,表达什么,这样的情感陌生根本写不出真实客观,感人深思的农民工报道。在所查阅的2010年1月1日到2010年5月31日的《兰州晚报》上没有一篇农民工的报道是涉及到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在一个偌大的省会都市报中没有一篇文章报道农民工精神生活。记者不愿深入农民工生活的地方了解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的思考和渴望。这是记者的“自我投射”[3],折射出记者对农民工情感上的冷漠。
(三)对农民工报道的模式化
这主要表现在媒体多农民工报道中的“污名化”[4],即歧视性。存在这种现象是因为农民工在城市里缺少知识和经济的支撑,为了维持生计,他们有的时候会铤而走险,干出一些有违法律和道德的事情。再加上城市市民对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自我对他的恐惧[5]”,在城市中产生了对农民工的歧视性现象。偷盗、不文明等等标签,似乎天然正当地加在农民工的身上,这都是一种歧视现象。在所查阅的《兰州晚报》2010年1月22日的一篇报道《囊中羞涩,打工仔劫杀餐厅老板》中,新闻报道标题在潜意识中是对农民工的一种歧视,虽然它报道的是事实,但是我们在报道的语言上应该尽量的委婉。毕竟犯罪的是极少数的人,在新闻标题中用“打工仔”三个字就显得极为的不合适。“打工仔”代表的是很大一部分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务工人员。加上城市市民对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自我对他的恐惧”,这样的报道会加大城市居民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歧视,认为他们会扰乱城市治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潜在危险。如2010年1月13日的《兰州晚报》中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标题是《大胆农民工,伪造公章调拨物资》在这则报道中只说这个工人通过私刻公章,冒充负责人签字就骗取价值100多万的钢材。奇怪的是媒体在报道中把全部责任都归咎于这个农民工,没有报道这个农民工如何利用公司管理上存在的漏洞作案,相反如果公司制度完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是不可能先后54次骗取公司钢材而不被公司发现,媒体在报道中不去挖掘造成这些事情发生的深层次的原因,只报道结果。这样的报道会加大其他社会群体对农民工的防范,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农民工在媒体上的形象还存在弱势化的倾向
在《兰州晚报》2010年1月1日到2010年5月31日的农民工报道中,其中讨薪的有7篇,占有关农民工报道文章总数的24.1%,出现安全事故危及农民工生命的占报道总数20.6%。其中不难发现,“受损害”这一形象类型的比例为44.7%,接近全部形象类型的半数。这充分说明农民工群体被《兰州晚报》呈现为一个“利益处处受损害”的弱势群体。如《兰州晚报》2010年2月5日的《狠!白条老板有钱买车不发薪,惨!十余民工工资被欠难回家》和2010年1月30日的《家政工坠楼,好心人解囊相助》这两篇报道中都是农民工的利益受损。他们似乎处处低人一等,利益处处受损,随意受到雇佣单位拖欠工资,甚至人生安全都没有保证。在为“农民工”贴上“弱势群体”标签的过程中,媒体的力量不可小视,他们凭借议程设置、把关人等传播手段将议程引向有利于传者利益的方向,不幸的是农民工的弱势化形象似乎在大多数情况下更能吸引到眼球,为媒介赚取经济利益。
二、“媒介公平”的效价影响其引导水平
根据逆证原理,“媒介公平”缺位在一定程度下让农民工成为媒介视域下形成的“弱势群体”,反过来媒介视域下形成的“弱势群体”的农民工也正好反映了媒介有违“媒介公平这一理念。在为农民工贴上“弱势群体”的标签的过程中媒体的力量不可小视,他们凭借议程设置、把关人等传播手段为农民工贴上了弱势群体的标签。
为了避免本文中提到的“媒介公平”在“弱势群体”中报道的缺失,媒体必须从自身抓起,尤其是从新闻从业者身上抓起。只有这样才能尽量地避免“媒介公平”缺位。新闻从业者作为组成媒体组织的个体,是具有共同目标的特殊人群。他们的身份、地位、素质以及掌握的资源等方面都与一般大众不同,因此背负更多的责任。作为一个称职的新闻从业者,要恪尽职守、尽职尽责,在报道弱势群体时要客观公正、正确地引导舆论。从字面意思上来看,舆论和公平并无太多相关之处,与弱势群体更无任何的瓜葛,三者分别处于新闻学、伦理学和社会学领域。舆论是社会生活中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相近的人们或社会集团对某一事态大致相同的看法,公平是人类社会基本行为和基本价值体现。但是舆论和公平同属精神文化范畴,并且有着共同的追求:“平等”、“和谐”等。对于处在新闻组织中的从业者而言,社会公平是他们追求理想、实现价值的一种境界,而引导舆论正是新闻从业者帮助弱势群体实现公正的实践途径。
在引导舆论的过程中应该秉承以人为本的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来思考问题,把促进弱势群体的全面发展,把满足他们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使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成果惠及社会各个群体,这与追求社会公正是相辅相成的这不仅是每一位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所在,也是道德赋予他们的行动追求。具体来说新闻工作者在引导舆论的时候应注意以下两点:
(一)新闻工作者应该树立正确、科学引导舆论的观念
媒体对弱势群体的报道,其目的是为了让弱势群体变得更强,而不是变得更弱。但是根据所查阅的《兰州晚报》对农民工的报道,有接近一半是对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和因为安全事故危及他们生命的报道,其中不乏记者帮助农民工讨薪,但是这些舆论从客观上讲并不是维护农民工的根本利益的舆论。这些报道更多的是赚取观众的同情和眼泪。作为一个都市类报刊,可以通过设置议题、新闻评论的方式,去深刻剖析农民工各种遭遇背后的更深层次原因,从而让这些剖析结果成为一种社会舆论,成为维护农民工的根本利益的舆论,让这些舆论占据社会舆论的主导地位,从而维护农民工的根本利益。
因此在报道弱势群体的过程中,应更多地把报道角度放到如何引导社会主流舆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弱势群体,而不是利用农民工的各种不同的遭遇去赚取受众的眼泪,提高阅读率。
(二)新闻工作者应该确保舆论的真实性
新闻从业者既是瞭望者,又是把关人,在众多的舆论中,如何去辨别真伪,去伪存真,去虚求实,这是每个新闻从业者最起码的责任。在现实社会中,新闻工作者应该积极走进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了解他们不同遭遇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反映出他们的心声,把话语权交给他们,让他们发出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而不是不经过调查实践,仅凭自己的主观意识进行判断,即记者的“自我投射”,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错过真实的言论,放过错误的留言,还会伤害广大农民工的利益,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
三、剔除媒介视域的“弱势群体”,发语现实社会的群体弱势
针对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新闻从业者有责任和义务从各个方面帮助他们早日摘掉“弱势的帽子”,一方面农民工作为社会大众的组成部分,受到新闻媒体的影响。另一方面新闻从业者可以通过自己特殊的条件来影响社会的其他群体来共同援助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
(一)从物质上关注农民工
在我国进行市场经济的快速转型后,由于弱势群体和非弱势群体收入分配造成收入差距和地位差别的鸿沟拉大。以农民工为例,在城市的各行各业基本上都有他们的身影,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相对于城市的其他群体而言,他们的生活水平低下,有的甚至基本没有可靠的生活来源,更谈不上社会福利。因此,保障他们的物质需求成为了一个首要的问题。新闻从业者应以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始终关注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状况,这就包括向他们提供就业信息,提供就业机会,报道有关农民工脱贫致富的事迹,并呼吁社会的其他群体都来关注他们,解决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报道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并引导舆论向有利于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方向发展,以此来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二)从文化、教育需要上关注农民工
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比其他群体更需要文化、教育。他们原本生活在农村,所受的教育本来就不高,当他们来到城市工作时,他们的知识就显得更加的不足。文化知识的指导,可以帮助他们彻底地改变观念,首先从思想上“富裕”起来,还可以帮助他们学会一技之长,利用所学到的文化知识走出生活得困境。
新闻工作者本身是一个文化工作者,在传播知识、教化育人方面有着更多的优势。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有效的渠道宣传科技、法律等农民工需要的知识;邀请专家为农民工解疑答惑等等,还可以引导政府开设一些再就业培训、专业职能的培训等等,让农民工的文化知识得到提升,让他们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
(三)从人格身份上关注农民工
根据马斯洛提出需要的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根据“需要层次论”[6],关注农民工不仅要从生理、安全上着手,也要从人格身份上给予认同、肯定,这是以社会公正作为价值原则,深层次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根本保证。从公平原则看,农民工应该享受公民平等的国民待遇,不仅是物质上,也应该是人格尊重上的。只有在人格上尊重了农民工,他们才能在其他方面获得真正平等的机会。只要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是合法的,那么他们的人格就应当受到尊重,媒体不应该对他们采取任何形式的歧视,而须从人格身份上关注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才是真正地关注他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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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工群体城市化 篇6
1.1 职业农民定义的新诠释
职业农民在我国至今尚没有统一的称呼, 近似的说法主要有“专业农民”、“农民的职业化”等。 “专业农民”主要是指农村中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为主, 掌握农业专业技能、拥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 具有一定文化基础和发展潜力, 能起到示范带头作用的新型农民。 (徐磐石, 2006) 而“农民职业化”更强调农民阶层变化的过程, 是指在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生产者的专业化分工、职业化发展, 其实质是农民身份的转化问题 (张慧, 2007) 。在我国, 现有可查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定义是“将农业作为产业进行经营, 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规则来获取报酬, 以期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 (曲建勋, 2005) 。”
1.2 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的比较分析
沃尔夫对传统农民 (peasantry) 和职业农民 (farmer) 的定义实际上道出了两者的最大差别。传统农民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农民, 它强调的是一种等级秩序;而职业农民更类似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 它是农业产业化乃至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职业类型。
两者的具体差别,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传统农民是“世袭”的, 具有强制性, 不可选择性;而职业农民是由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员自我选择的, 具有自主性。“世袭”而来的农民身份实际上对于目前大多数出生在农村的人来说不仅是一种被迫接受的枷锁, 更大大减少了这些传统农民享受和城里人平等民主权利的机会。很多土生土长的农民因为“世袭”不得不选择了一辈子守候在随时有可能被政府征收的一亩三分地上, 而作为能够翻身的“职业农民”则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愿, 他们甘愿为农, 自愿事农, 不以农为耻, 反以农为荣。通过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工具, 不仅让“农民”称号焕发出新的光彩, 而且其中的佼佼者往往能够吸引一大批潜在的“职业农民”。这完全是一个心态上的质的跨越。
(2) 传统农民是当地“土生土长”的, 难以流动, 具有封闭性;而职业农民既可以是本地人员, 也可以是外地农民、城镇居民, 可以自由流动, 具有开放性。世袭的农民由于在身份上低人一等, 因此就很自然地被政府安排在了弱势群体的行列中。弱势虽弱, 却理应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得到更多的关心和照顾。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为了防止这股“弱流”传染正在蓬勃发展的城市, 我们的政府制定了几近苛刻的户籍制度, 由此造成了传统农民流动在行政上的劣势地位。即使进了城, 他们能得到的恐怕就只有歧视了。为了躲避这种歧视, 传统农民只能选择种好地, 卖好粮, 对外面的了解也仅限于政府的红头文件和基本上只具有娱乐功能的电视了, 网络至今对大多数传统农民来说更是陌生的朋友。封闭, 非流动的特性窥见一斑。职业农民因为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的权利, 而且他们逢时而“生”, 顺应了时代潮流。目前, 某些地区已经从政策、保障等方面逐渐取消了城乡居民的差别, 这大大降低了农民流动的成本, 拓展了农民的视野, 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为职业农民的产生创造了更便利的环境。尤其是土地的自由流转, 更是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了, 不仅在外能赚钱了, 家里的还能有一些地租收入。
(3) 传统农民对于经营素质、科技知识、资金投入等方面的条件可有可无、可多可少, 几乎没有什么约束;而职业农民在经营素质、科技知识、劳动技能、管理经验、资金投入等方面或某一方面则必须具备良好的条件, 具有很强的约束性。传统农民的传统还体现在知识, 技能, 资金等方面。一般的传统农民至多只在传统的种田技术上存在比较优势, 而在知识, 资金等方面几乎不存在任何优势。这主要是因为传统农民接受的教育水平相对较低, 而且农民的自有住房价值严重低于城市住房价值, 可抵押能力有限。职业农民无论在知识结构, 教育水平上, 还是在资金、技术上都显然比前者具有优势。
2 对职业农民的分类的初步探讨
目前, 学术界尚没有对该群体进行分类, 而是将所有经营农业企业, 或者在农业企业打工的劳动者笼统地称之为职业农民。有的学者则仅仅考虑了农业工人, 他们认为所谓“农业工人”主要指两类人:一是土地入股给农业企业, 然后再到该企业中打工。他们既是可以按股分红的农业企业的小股东, 又是凭劳动领取工资的工人。二是指本地的短工和到农业企业中打工的外来人员。因为同为职业农民的农业企业的掌门人和员工, 虽然他们的各种能力都要强于传统农民, 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 知识水平等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鉴于此, 需要对现存的职业农民群体进行细分。
(1) 按照农民出生地和从事职业农民工作的地域的不同, 我们可以把职业农民分为本地职业农民和外地职业农民。事实上, 目前, 这两类职业农民同时活跃在长三角地区。一类职业农民大多是本地人, 他们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市郊经营园艺、鲜活食品、经济作物、创汇农业等, 劳动附加值高, 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完全市场化。另一类则主要来自邻近省市, 他们是“季节性”的职业农民, 遇到农忙时节就会来到农村劳力短缺的江浙帮助播种、收割, 并因此而得到“务农工资”。
(2) 按照职业农民的收入水平, 我们可以将职业农民分为高级职业农民、中级职业农民和低级职业农民。高级职业农民主要包括农业企业主, 农场主, 种养大户, 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户等, 该类人群更多的是本地职业农民群体。他们相对于其他两类职业农民具有更高的知识水平, 尤其是经营管理技巧, 是该群体的天然领导者和领军人物, 在职业农民中扮演主要的角色。中级职业农民主要指在由高级职业农民开办的企业、农场中工作的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以及为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打工的“农业工人”等。这类人群的收入水平显然要低于第一类人群, 但是要高于第三类人群。他们可以领取固定的工资过活, 每年还能够享受企业分红收入, 农业收入来源稳定。他们在职业农民的群体中占据了最大的比例。低级职业农民指的是在当地种田的农民, 但是他们的种植结构和以前完全不同, 主要以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为主, 而且农产品的市场化率很高。这类职业农民主要由外地职业农民组成, 他们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如无锡, 南京, 苏州等的近郊, 通过租用当地农户不耕种的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活动, 其产品主要销往市区。虽然他们的收入水平要略低于前两类职业农民, 但是其收入无论从总额上看还是从稳定性上看, 都要远高于在自己家乡种田收入。
3 职业农民产生的原因
目前, 关于职业农民产生的原因众说纷纭, 主要观点有二:
第一种观点认为职业农民的产生主要是由于长三角地区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推动力是大量企业纷纷投资于第一产业。可以说, 职业农民的出现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有紧密联系。目前, 大部分的职业农民主要在农业企业工作。数据表明, 长三角的民间资本也纷纷看好农业。职业农民的出现需要适合种植的土地和资金, 农业人口从土地转入农业企业, 农业企业对农民土地的再利用, 不仅解决了农地抛荒的现象, 增加了农民收入, 而且为农业企业提供了鲜活的“廉价”人力资本。可以说现代农业催生了职业农民, 而大量职业农民的涌现反过来也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第二种观点认为, 职业农民是农民权利提高和农业人口减少的结果。本文不赞同该提法, 如果修改为职业农民是农民权利意识苏醒的表现会更加合理。原说法有本末倒置之嫌, 合理的逻辑应当是先有职业农民, 后有农民权利的提高。根据本文对职业农民第二个条件的修正, 我们认为农民成为职业农民更多的是出于经济利益的激励, 而不是政治利益的诱惑。农民的权利意识其实早已在我国广大传统农民的心中存在, 只是缺乏某种天然的催化剂。市场对高附加值农产品的需求吸引了资本、技术向第一产业的倾斜, 同样刺激了社会对农业工人的需求, 正是这种特殊需求制造出权利苏生的催化剂, 使广大传统农民逐渐脱去“世袭”的帽子, 融入新群体中间。
4 职业农民存在的意义
职业农民作为一个新的群体目前仍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 那么该群体的存在究竟对目前我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何种积极意义, 值得思考。限于篇幅和数据的限制, 这里仅进行定性的分析。
第一、职业农民的存在有利于农业技术推广。
农业技术推广的目的是要把农业技术成果普及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各个阶段, 而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要求劳动者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而在我国由于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低下, 现有的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低且推行成本很高, 甚至有很多农业科技成果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国农业行业中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5%-20%,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转化率。而职业化的农民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 掌握着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和经营管理技术, 因而有利于农业技术推广。
第二、有利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 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目标的有效途径。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有利于促进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质, 就是把农业真正作为一个产业, 实行市场化、专业化、现代化经营。农业实行产业化经营, 有利于开发效益较高、市场容量大的优势产品, 从整体上提高农业效益, 增加农民收入。
基于以上的积极作用, 我们认为将传统农民转化为职业农民, 可以在不转移农民的情况下提高农民收入, 维护社会的稳定, 无疑是缓解城镇就业压力的“良方”。因此, 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鼓励职业农民群体的壮大, 尤其要为职业农民的存在创造良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环境, 真正实现公正的社会待遇。而我国目前对于职业农民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职业农民群体的从业意愿、收入分配、就业结构、社会地位的公平性等方面都是后续研究的重要课题。
摘要：职业农民是我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出现在长三角地区的一个异于传统农民的新群体, 但是目前国内对于职业农民的定义和分类, 职业农民存在的必要条件, 出现的原因等基本问题存在不同的说法。对以上问题进行了简要评析, 并提出了不同观点。同时, 在定性地指出了职业农民的存在的积极意义的基础上, 建议政府采取积极措施为职业农民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关键词：职业农民,传统农民,政策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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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慧, 连玉红等.我国农业内部的农民职业化问题[J].杨凌职业技术学院.2007, (6) :28-30.
对农民工群体城市化 篇7
1 体育旅游经历情况分析
从苏北五城市不同文化程度人群在参加过的体育旅游项目的调查中发现, 主要项目有运动会、体育休闲游、登山、远足、活动参与游、民族体育活动、野营、游泳、垂钓、攀岩等, 参与或者观看运动会, 群体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卡方检验P>0.05) ;攀岩与垂钓在不同文化程度群体之间有显著性差异 (P<0.05) 。调查结果显示, 参与人数较多的体育运动项目有运动会、登山, 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群具有显著性差异。并且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 反映出一个基本特征就是, 大多数体育旅游项目的参与人数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呈上升趋势, 有的项目如垂钓、攀岩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群的参与情况明显低于大专或本科学历;不同文化程度人群对远足运动的参与, 随着学历的提高而逐渐减少。
2 体育旅游动机情况分析
根据心理学原理, 动机 (motive) 是在目标或者对象的引导下, 激发和维持个体活动的内在心理过程或内部动力。它是从社会学和心理学中习得的准则、态度、文化、认知的基础上产生的, 它导致一个人具有特定的动机模式, 通过多种渠道对旅游者的行为产生影响。动机要求活动, 活动能促使个体达到他们的目标。调查显示, 旅游者的文化程度与参与体育旅游的愿望、出游动机及其关联。总的来说, 文化程度越高, 参与体育旅游的愿望越强烈, 愿意以体育活动为目的进行体育旅游的出游愿望越高。
旅游动机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行为, 旅游者由于爱好、追求、文化、身体状况、余暇时间及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旅游动机。调查显示, 不同文化程度的群体进行体育旅游的价值取向还是基本一致的, 排序都是娱乐、休闲、舒缓压力、健身、时尚、冒险刺激、丰富人生经历、磨练意志等。高中和中专以下文化程度人群的体育旅游动机主要是娱乐、休闲、时尚;研究生以上学历人群的旅游动机主要是休闲、娱乐、冒险刺激, 并且相对其他群体来说, 休闲、冒险刺激指数较高;大专和大学本科群体进行体育旅游的动机主要是娱乐、休闲和健身。总的来说, 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 人们进行体育旅游的休闲动机呈上升趋势。这种潜在的旅游动机, 可以使人们的身体得到修养, 身心得到宁静, 可以消除紧张与疲劳, 丰富、改变、创造人的精神素质, 获得更高的成就, 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3 体育旅游认知情况分析
认知 (cognition) 指人类认识客观事物, 获得知识的活动。体育旅游认知是人们对体育旅游知识、项目等情况的认识和了解, 是参与体育旅游的思想准备和知识储备。人们对体育旅游的认知度高低直接关系到他们对体育旅游参与的热情。若对体育旅游认知模糊, 那他参与的体育旅游活动将是盲目或潜意识的;若在参与体育旅游活动之前, 事先对体育旅游有较为充分的认识和了解, 人们就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和身心发展需求, 有选择性地主动参与其中, 从而达到一种新的体验, 并充分领略到体验的乐趣。调查显示, 通过对不同文化程度群体体育旅游概念、作用的认知情况进行调查和卡方检验, 结果p<0.01, 说明不同文化群体对体育旅游概念和作用的认知都有着显著的差异。在所调查的1610份有效问卷中, 清楚体育旅游概念的人群占32.6%, 了解体育旅游作用的人群占33.8%。
另外, 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 不同群体对体育旅游概念和作用的认知逐渐提高, 研究生以上群体最高, 这类人群对于体育旅游概念和作用的认知相对较高分别达45.8%和50.6%。这表明体育旅游的概念及作用的认知度与被调查对象所受的教育程度有关,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 由于有较高的文化内涵, 使他们在休闲方式的选择上有较高的认知, 这类人群普遍乐于追求健康、时尚的休闲方式, 对于新鲜事物也比较容易接受。但是, 不同文化程度人群大多数对体育旅游概念和作用不太了解, 特别是高中和中专以下文化程度人群, 不清楚体育旅游概念的高达75.5%, 不了解体育旅游作用的高达71.4%, 说明文化程度越低, 对于体育旅游的认知度也相对较低。
4 体育旅游需求情况分析
心理学研究认为, 需求 (demand) 是指人体内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 对维持发展生命所必须的客观条件的反应。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体育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群以各种形式喜欢参与各种各样的体育旅游活动, 以达到休闲、健身、娱乐、探险等目的。但由于人们文化程度的不同, 对体育旅游的项目需求也各有差别。调查显示:高中和中专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群对体育旅游需求的项目依次为体育休闲游、野营、登山、垂钓、参与或者观看运动会、活动参与游、民族体育活动等;大学文化程度人群选择不同旅游需求的项目前三位分别是体育休闲游、登山、野营;研究生以上学历文化程度人群选择体育旅游需求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登山、体育休闲游、远足、野营、游泳、攀岩等。
调查显示, 不同文化程度人群对于体育旅游项目需求在心理倾向性上有一定差异, 在各类文化程度人群中, 参与体育休闲运动的人数最多, 占55.3%, 参与攀岩运动的人数最少, 占8.2%。说明不同文化程度人群之间旅游需求有一定差异, 但不明显;人们对于危险项目普遍具有一定的恐惧心理。
5 影响参与体育旅游的因素情况分析
调查显示, 苏北五市不同文化程度群体没参加过体育旅游的人群高达1060人, 占有效问卷人数的65.8%, 通过对这些人群不能参加体育旅游的诸因素中, 没有兴趣、受经济限制和对体育旅游认知度不高是主要的原因。心理学认为, 兴趣是对事物喜好或关切的情绪, 是从事某项活动的意识倾向性与选择性。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及主体条件各不相同, 导致兴趣的不同,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余暇时间的增多, 人们应根据自身条件的特点, 培养对体育旅游的兴趣, 不但锻炼了身体, 而且陶冶了情操。
通过数据分析显示, 高中和中专以下文化程度人群受兴趣和经济条件影响的因素比较大, 占50.4%, 研究生文化程度以上学历大多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以及对体育旅游知识不太了解。
6 结论
体育旅游是旅游者离开生活居住地进行的以旅游和体育活动为目的, 以休闲、健身、娱乐、探险为主要动机, 以观看、欣赏、参与体育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旅游活动。通过对苏北五城市不同文化程度群体体育旅游文化特征研究, 可以看出不同文化程度群体参与过体育旅游的人群相对较少, 参与过体育旅游的不同文化程度人群, 随着学历的提高参加的人数逐渐增多。有些体育旅游项目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 如体育休闲游、野营、登山等;有些项目随着学历的提高参与的人数逐渐减少, 如远足、攀岩等。无论那一种文化程度群体对于体育旅游的认知度都较低, 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 对体育旅游概念和作用的认知逐渐提高。因此, 要想提高人们对体育旅游的认知, 一方面要扩大宣传, 充分利用网络信息传播的特点, 提供方便快捷的认知渠道, 另一方面, 通过积极有效的措施转变人们的体育旅游观念, 增加人们对体育旅游知识的了解。通过对不同文化程度人群体育旅游需求情况的调查, 差异性并不十分明显, 人们对于危险项目普遍具有一定的恐惧心理。因此, 应针对各群体开发休闲娱乐类项目为主, 并适当开发一些刺激类项目如漂流、滑翔、高山滑道、森林探险等。
另外, 通过对影响苏北地区体育旅游的因素分析, 建议应逐步开发不同档次的特色体育旅游产品, 以满足不同经济收入水平人群能够有能力体验体育旅游活动;注重旅游品牌效应, 提高服务水平, 加强安全防范措施, 消除人们对于危险性体育旅游项目的恐惧心理, 科学有效地整合旅游资源与体育资源, 使更多的旅游爱好者和体育爱好者去关注体育旅游活动的开展, 并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活动中来。
摘要：以苏北地区不同文化程度群体为研究对象, 运用问卷调查、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 分析了苏北地区五城市不同文化程度人群的体育旅游经历、旅游动机、体育旅游认知、体育旅游需求以及影响参与体育旅游的因素等特征, 对于打造苏北地区体育旅游品牌、提升旅游竞争力、开发体育旅游市场和产品, 提供理论依据, 并能满足人们缓减压力, 释放自我的需求, 促进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苏北地区,体育旅游,休闲体育,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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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工群体城市化 篇8
对中国的城市弱势群体而言,新媒体的发展正推动其以庞大的基数成为新媒介技术的实践主体。正如有学者指出: 那种把中国信息社会看作信息拥有者和信息匮乏者之间二元对立的“数码鸿沟”概念已经落伍,因为体制性、结构性失衡等原因造成的社会性弱势群体也已成为网络传播中的重要参与者。而社会化媒体[1]的兴起,不仅给这一群体提供了横向参与网络,冲击其经历和认知,更是为其在网络社会结构中占据有利位置,通过虚拟关系网络来获得实际或潜在的社会资源提供了可能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试图通过一些探索性的研究,以实证的方式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化媒体使用对城市弱势群体的影响,进而在宏观上分析社会化媒体对社会的影响。
一、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
作为一个从新经济社会学演变过来的概念,社会资本一直备受学界的关注。
有学者将其视为“关系性资源”(B ourdieu,1986;B urt, 1992;G·Loury,1992),也有学者将其视为“获取和运用社会资源的 能力 ”(Portes,1998)、“ 结构性资 源 ”(C olem an, 1994)或“一种组织特性”(Putnam ,1993)。鉴于本研究的传播学指向性,本文采用社会学家林南的定义,将社会资本视作为“嵌入社会网络关系中的,能够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涉取或动员的资源”,[2]重点对城市弱势群体社会化媒体使用的类型、各类活动性质与行为特点进行考察,分析在其使用过程中,这一群体原有的社会网络是否受影响,抑或能否建立起新的社会网络,进而能否利用这些社会网络创造一种能解决相关问题的有价值的资源,提升自身的社会资本。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线上和线下的社会网络有一定的重叠性,线上活动与线下活动也日趋融合,因此研究者很难判断社会资源的获得究竟是完全源于网络的交往,抑或是源于现实生活中的交往,所以本文在借鉴郑素霞(2008)[3]、刘静(2010)[4]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的范围界定为既包括通过社会化媒体创造的新型资源,也包括原有真实生活中获得而通过社会化媒体转化而来的资源。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采集
研究者先以深度访谈的方式,选择符合条件的个案对拟定的调查问卷进行了前测,然后用SPSS软件对问卷进行了修改和调整,使得问卷的信度系数保持在0.85-0.95之间, 然后用分群抽样的方法在杭州市的8个区中分别抽取了一个社区,接下来根据社区提供的数据,以“是否有社会化媒体使用经历”为标准,采用多阶段判断性抽样的方法进行样本采集,最终获得了一份数量为178的样本,剔除答题不完整的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156份,回收率为87.6% 。其中男性88人,女性68人。年龄最大者为55岁,最小者23岁,平均年龄34.5岁,高中及以上学历者占59.8% 。处于下岗失业状态的有35人,就业于困难企业的有42人,外来务工低收入的有53人,其他生活困难的有26人。
(二)变量测量
根据前文所述的社会资本定义,以及学界对“社会资本必须通过社会网络关系这个载体”这一观点的认同,本文在社会资本的测量与大多数经验研究保持一致,侧重于研究个体社会关系网络这一层面。重点考察城市弱势群体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和在社会化媒体中所获得的资源或内容,第一类是与社会网络相关的指标,可称之为结构性社会资本, 用以下指标进行测量:1. 社会化媒体扩大了你的社会人际网络。2.你通过社会化媒体认识的网友保持较为紧密的互动。3. 你信任这些网友。4.你能从这些网友处获得情感上的慰藉。以上问题的答案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分5个等级,这4个项目的alpha系数为0.634,最后将每个个案的四个项目加起来总平均出一个结构性社会交往变量(M =3.356,SD =0. 625)。
第二类测量社会网络中所嵌入的社会资源,可称为资源性社会资本,用以下指标测量:1.你能从这些网友处获得有用的信息与内容。2.你认为使用社会化媒体能帮助自己提高经济地位。3.用社会化媒体能提高工作上的效率。这些问题的答案也是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分5个等级,这3个项目的alpha系数为0.598,最后将每个个案的四个项目加起来总平均出一个结构性社会交往变量(M =3.423,SD =0.662)。
自变量的测量主要包括反映城市弱势群体社会化媒体使用行为与特点的指标,包括:1.被访者参与社会化媒体的类型。本文借鉴陈建[5]等人的分类,结合城市弱势群体的实际参与情况,将社会化媒体分为微博、博客、微信、qq、视频分享、 游戏社区、内容社区、社交网站、电商类网站、订阅类社区等, 对每一个分类都采用一个相关问题来进行测量,选项为5级量表,这10个项目的alpha系数为0.647。然后再使用因子分析法,以特征值大于1作为选择因子的标准,对10个选项进行归类,得到四个主要类型:社交型媒体、兴趣归属型媒体、信息分享型媒体、内容订阅类媒体。2.被访者参与社会化媒体的频率(经常参与、较常参与、一般、较少参与、很少参与)。3. 被访者参与社会化媒体的具体内容。本文借鉴祝建华和何舟 (2002)对网民6种需求类型的研究成果,将其分为信息获取、 社会交往、娱乐八卦、无意义灌水、意见表达等五类。
二、数据分析和研究结果
(一)社会化媒体的使用类型与社会资本
调研数据显示,社会化媒体的使用类型与社会资本的获取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就测量结构性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 互动性、信任度和亲密感”的四个要素来看,参与社交型和兴趣归属型网站频率越高的城市弱势群体,越易于扩大社会人际网络(p<0.001),且对成员间的互动性、信任度和亲密感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也就是说,经常参与社交型和兴趣归属型媒体活动的群体,其成员间的互动性、信任度和亲密感都较强。而信息分享型和内容订阅型媒体则对社会网络、互动性、 信任度和亲密感变量无显著影响。就测量资源性社会资本的 “信息获取、经济地位和工作效率”三大要素来说,信息分享型和内容订阅型媒体对信息获取、提高工作效率有显著正面影响(p<0.001);但社会化媒体的不同参与类型与经济地位提高之间的相关性均不明显。
究其原因,社交型媒体由于在一定程度上以真实社交圈为基础,又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特殊的信任关系,因此成员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有利于弱势群体扩大社会网络,成员间较好的互动性促进了信任度和亲密感的增强。而兴趣归属型媒体则能提供一种似真性的人际交往网络,降低城市弱势群体的无助感,这种“人以群分”的效应使弱势群体能获得更多的情感慰藉。特别是在由弱势群体自发形成的一些归属型社区,成员之间较高的信任度促成了社会网络的扩张,这种扩张又使得成员间自发产生新的交往,形成一种“信任 - 参与 - 信任”的良性循环。 相对而言,信息分享型和内容订阅型媒体在扩大弱势群体社会网络、增加信任感等方面作用不够显著,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成员间是一种“弱关系”,因此缺少信任感和黏性;二是在此类媒体中,成员只有善于提供、 加工或生产信息内容才能占据一定的中心位置,这种U G C的信息沟通模式决定了弱势群体很难采取主动性的行为来扩张社会关系。
另外,信息分享型和内容订阅型媒体提供的大量消费类信息和口碑信息能大大提高弱势群体的工作、生活的效率, 但在帮助其提高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关联性不大,究其原因, 可能是因为弱势群体获得的这种弱连接难以突破结构性的限制,获得跨越性的社会资本。
(二)社会化媒体使用行为与社会资本
调研数据显示,社会化媒体使用频率与社会网络之间存在明显正相关(p<0.001),也就是说,城市弱势群体使用社会化媒体的频率越高,结识网友的可能性就越大。但使用频率与互动性、信任度和亲密感之间的关联度较低,这意味着使用频率和社交网络的扩张不代表成员间互动性、信任度和亲密感的增加,当遇到困难时,很少有弱势群体向网友求助。此外,城市弱势群体社会化媒体的参与内容中,社会交往(p<0. 05)、意见表达(p<0.05)对结构性社会资本及资源性社会资本中的“提高社会地位”有一定关联性,经常发表言论及主张或乐于进行聊天交流的受访者不仅能通过回帖和投票的方式增加与其他成员的互动,提高他人对自己的信任度,也能扩充其社会交往网络。积极参与网络活动 (包括线上和线下),善于发表自己观点和意见的受访者能从社会化媒体中获得较多的社会支持和关系性社会资本,这一现象在社交类媒体中尤为突出。
而信息获取、娱乐八卦和无意义灌水等参与活动与结构性社会资本间的关联性不是太明显。许多的受访者表示其在社会化媒体做得最多的是进行无意义的灌水,宣泄情感或讨论娱乐八卦,因此也很难与其他成员形成有意义的互动。这一现象也反映出了城市弱势群体对信息缺乏辨别与分享的能力,更不用说进行有意义的信息生产了,其新媒体素养亟待提升。这一现象与N ahapiet和G hoshal的“网络内的成员对于其所讨论的事物、看法与解释越一致,将越有助于问题的讨论、沟通、协助及知识分享,进而产生较高的社会资本。”观点较为一致。[6]
三、结语
关于实体社区结构、运行规则与社区成员价值观对弱势人群和贫困人口社会资本构建的影响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媒介技术发展的产物,社会化媒体构建出了一个类似于实体社区的电子空间,其独特的传播生态不仅改变了人际交往的形式与规则,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社会化媒体对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对一定数量城市弱势群体的调研,发现“时间置换”观点还需考证,不能简单地认为网络使用减少了人际之间的沟通,进而就会削弱个体的社会资本。实际上,网络尤其是社会化媒体,作为人际交流的新型平台,为城市弱势群体之间维系情感,扩大社会交往网络提供了一个机会。尽管不同类型的社会化媒体中,弱势群体之间的粘性、信任度不同影响着其对关系性社会资本的获取,且该群体的新媒介素养和初始地位的弱势,又使得其难以进行异质性社会网络的扩张,但新媒体技术对实体社区地域上的“解放”,确保了社会关系的存在与维系能发挥“离线”的功能,在这一意义上,城市弱势群体若能提高自身的新媒体素养,积极参与社会化媒体的内容加工与活动,将网络社会资本发挥出“一种网络、机会、功能与机制”的作用也是有日可期的。
注释
1[1]本文的社会化媒体指一种以用户创造内容和基于人际交往的交互型新型在线媒体,参与、公开、交流、互动、社区化和连通性是社会化媒体的基本特征。
2[2]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14.
3[3]郑素霞.消解与重构:电子媒介对社会资本的影响[J].河南社会科学,2008(1):143-146.
4[4]刘静,杨伯溆.校内网使用与大学生的互联网社会资本——以北京大学在校生的抽样调查为例[J].青年研究,2010(4).
5[5]陈建.社会化媒体舆论表达的民粹主义隐忧:以微博客的舆论表达为例[J].东南传播,2010(11).
对农民工群体城市化 篇9
[关键词]发展型社会政策；农民工群体；社会保护机制；建设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目标是减少贫困、降低不平等、促进人权和社会保护。其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弥补传统社会政策的缺陷，它试图将国家的社会政策融入到经济政策当中，并倡导以市场为主导的准入模式和社会福利多元化的分配方式。
一、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内涵
将发展的理念注入到社会政策中是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基本内涵，发展型社会政策主张国家政策不仅仅要帮助那些生活困苦的病弱群体，还要帮助那些具有完全劳动能力的人进入社会；不仅要关注已成年的社会人群，还要关注具有发展潜力的未来大军。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国家制定的社会各项政策来影响每个个体的竞争力，通过提高个人的社会竞争力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的建立是需要一定的前提的，那就是必须从社会投资的角度来解读社会政策，使社会政策和社会投资合二为一，融为一体。这样做不仅能够助推企业的竞争力，而且可以从根本上摆脱贫困，拉动市场，达到双赢，最终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实现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农民工群体社会保护机制的构建
（一）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首先要加大对农民工群体素质教育和培训的资本投入。在具体培训农民工时要从工作能力的提高、法律意识的培养和基础知识的补充这三个方面进行。同时，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需要加大政府的资本投入。农民工群体作为城市经济发展建设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其子女所应享受的待遇应该与城市儿童平等。政府应该培养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主人翁意识，多多呼吁社会心理机构关注农民工整个群体的心理健康，避免其形成自卑心理。
其次，要加大对农民工健康医疗卫生方面的资本投入。一般来说，农民工群体工作和生活的区域的环境都比较恶劣，其本身的卫生意识也较淡薄，这都会增加他们患病的几率。并且，农民工一旦生病，高昂的医疗费用也会拖垮其生活和意志，从而耽搁治疗，延误病情。因此，及早建立预防农民工疾病的应急预案，为其提供定期体检和注射疫苗，清扫恶劣的工作环境，最大程度地改善居住环境，将是政府需要进一步落实的政策。
（二）开展积极的就业政策
积极的就业政策是指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来拉动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并在这个过程中加大对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从而更加完善劳动力市场，消除对部分劳动工种的歧视和偏见，创造一个稳定良好的就业环境。
农民工群体在整个社会的劳动关系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其社会权益、政治权益和劳动权益屡遭侵害，而积极的就业政策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生。积极的就业政策反对就业歧视，它们一方面保护农民工在劳动、就业、职业培训和福利享受方面的各项基本权益；另一方面也为农民工群体争取到参与国家和社会政治的权利。在积极的就业政策的指导之下，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都会重新得到关注，加大其充分就业的可能性。
（三）彰显社会人文关怀
对农民工的社会人文关怀是指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全社会对农民工这个人数众多且一直助力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群体应予以相应的认同、尊重和关怀。同时，这种趋势也是农民工社会政策的未来走向。
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所形成的城市和鄉村社会隔绝，导致城市的居民从生下来就有一种优越感。他们中的一部分存在排斥外来务工人员的惯性思维，这些歧视行为导致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总有种“二等公民”的自卑心理。因此，全社会尤其是城市居民要破除这种带有歧视和偏见的心理，要用广阔的胸襟去接纳农民工兄弟，要让城市中的人们认知农民工群体对城市经济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认识到城乡融合的大趋势和必然性。
三、结语
中国的农民工群体在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建设上，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时刻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角色和地位的转化是否成功也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与否。在当前的社会大背景下，农民工还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因此，全社会应当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对农民工群体予以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关怀。我们希望由现行政策过渡到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时间能够尽可能地缩短，让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护机制能够尽快完善，让这个群体由农民转化到市民的过程能够更加顺利地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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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泽筠，本科天津财经大学，法学专业；香港城市大学在读硕士，应用社会学。
对农民工群体城市化 篇10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农民工子女成为一个日趋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城市融合及其市民化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各级政府也日益重视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合问题。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合实质上是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居民的双向互动所共同决定的。基于此,本文将重点研究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合问题的影响,在南京、苏州和无锡进行实地调研,采集城镇居民对农民工子女接纳态度的数据。
二、城市居民态度的基本调查
本文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已经有子女的成年城市居民。受时间、人力等客观因素的限制,我们主要采用方便抽样的方式抽取。调查城市为江苏省内经济较为发达的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三市,每个城市都抽取一定量的城市市民。
调查采用了自填问卷法。问卷由调查员将问卷发到被调查对象手中,尽可能按“集中填答,当场完成,当场检查,当场回收”的方式完成。调查共发出问卷360份,收回问卷360份,获得有效问卷358份,有效回收率为99.4%。
信息样本基本结构大致如下:男性受调查者占比35.2%,而女性受采访者则占比64.8%;在年龄分布上有近90%的受调查者年龄小于等于35岁;在工作单位上则分布较为均匀,国企、外资、机关、私企等均有相对等值的占比;在家庭构成上大部分是三口之家,有少许部分家庭抚养了两个或以上的子女;在子女的年龄分布上绝大多数家庭子女都在19岁或以下,9岁以下更是占比近一半;在受调查者的教育程度上则绝大多数都具有高中或以上的学历,少部分人具有初中以下或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大体上呈正态分布的规则;在家庭年收入上,则大部分家庭都处于5万-12万之间,少数家庭年收入高达20万以上。总体来说,由于是简单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得到的基本信息样本的分布也均相对符合常态,对于后期的研究分析有着正确的方向和帮助,同时我们也能了解到所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
三、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接纳状况
1、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基本印象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直接接触较少,但8成以上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基本印象是比较正面的,7成以上的人同意农民工子女是勤奋好学,独立性较强并且淳朴善良的,同时接近4成的人认为农民工子女缺乏家庭教育。在负面印象(比较邋遢、不爱学习)的选择中,多数人持保留意见。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对待农民工的态度上,具有偏见的城市人可能较多。相较于对父辈的印象,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态度更加宽容。这表明在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社会形象在近年是有所改善的,其原因是由于更多农民工子女流入城市接受教育,自身素质提高,或者大众传媒报道的风向变化。
2、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接纳状况
在小组对南京、苏州和无锡三地的城镇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接纳态度调查所获取的总样本中,经过数据筛选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总体上城市居民是乐于接纳农民工子女和其一同在城市生活的。在对于农民工子女是否能享受市民待遇的问题上,近8成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享有与市民同等权利都持着积极的态度,只有2.6%持不支持的态度。
(单位:%)
在对于农民工子女流入城市的态度上,50.0%的城市居民认为农民工子女流入城市对其生活产生了好坏两极的影响,38.5%的人认为并没有影响,7.8%的市民认为有好的影响,只有3.4%的市民认为有不好的影响。(如表2所示)。这说明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流入城市的态度喜忧参半,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支持农民工子女的流入的。
(单位:%)
在城市公共资源的共享上,城市居民是比较宽容的。近九成的人愿意分享医院、图书馆、公园等设施。近六成的人同意取消户籍限制,让农民工子女自由流入城市。这一结果表明,大多数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生活与其共享城市资源还是持支持态度的,但是他们更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当利益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损害时,城市居民愿意接纳农民工子女的程度还是极高的。
随着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加上近几年来国家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关注对农民工群体政策,使得城市居民对这一群体的态度有了一定的改观,也越来越愿意将农民工子女这个日益庞大的群体纳入到城市生活中来。因此,对农民工子女在共享社会公共设施、公共服务方面接纳的态度较为明显,已经不把享有城市的各种资源作为市民独有的权利,并且愿意农民工子女和城镇居民享受同城待遇。
在对教育资源的态度上,我们可以发现比较大的差异。在对待公立学校的分享上,城市居民中有83.5%的人持赞同分享的态度,被问及是否同意农民工子女获得同城考试的资格时,只有76.8%的人赞同,赞同者的比例在“是否同意农民工子女在自己子女的学校上学”上下降到了58.0%。随着教育这一层面共享层次的深入,城市居民的共享意愿是在下降的。
这其中可能有诸多因素。每个地区的教育资源有限,而大量的农民工子女的流入为公立学校带来了较大的入学压力,城市居民认为农民工子女入学,在一定程度上抢占了自家子女的入学名额。同时,由于家庭教育背景不同,农民工子女的素质和城市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家长对自家子女和农民工子女共校还是有一定的排斥,担忧自家子女与农民工子女交往会受到不良影响。
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社会交往的接纳程度呈现比较乐观的趋势。55.6%的市民赞同子女同农民工子女的交往,仅有3.9%的人持反对态度。这与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基本印象是一致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印象是正面的,也影响着其与之开展社会交往的意愿。但是,也可以发现有40.5%的市民持中立态度,说明其对农民工子女还是缺乏更多的信任,这其中包含一定的社会偏见因素。
四、结论与建议
1、研究的结论
城市居民乐于接纳农民工子女,但随接纳层次深入接纳度在下降。我们依据对南京,苏州,无锡三市355名市民的调查结果,得出以下结论:8成以上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基本印象是比较正面的,77.3%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享有与市民同等权利都持着积极的态度。在城市公共资源的共享上,城市居民是比较宽容的。近九成的人愿意分享医院、图书馆、公园等设施。从对教育资源的共享态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随着资源共享层次的深入,城市居民的共享意愿是在下降的。在社会交往方面,有极大部分的市民持中立态度,认为对农民工子女的交往需要慎重。
2、建议
首先,政府应该大力促进户籍制度的改革,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推动城市化进程,打好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社会生活的现实制度基础,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户口问题;并且围绕着该制度的变革同步实施相关制度的改变,如对教育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
其次,政府应该加强思想宣传工作,将农民工子女现有的积极向上的状态展现给城市居民,改变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群体的固有印象。
最后,要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推动产业协调转型,生产出更多的社会资源供社会大众使用,包括城市居民和农民工子女。大力加强公共资源的建设,如图书馆、少年宫等。政府要在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间做好协调保护的作用,要做大蛋糕公平分配,实现效率与公平在一定程度上的统一。
五、总结
由于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合问题是个双向过程,他们的融合程度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身份认同感,更包括在城市中生活的居民对他们的接纳态度。从我们调研的结论来看,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接纳已经呈现出逐渐开放的态度。但由于现有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尚未打破,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及衍生群体仍留有一定的歧视观念,农民工子女较城市同龄人仍处于弱势地位,这一现象在短期内尚不具备产生颠覆性变化的条件。但随着社会制度的完善和健全、经济物质的丰富以及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农民工子女终究会完全融入城市社会、实现其市民化。
摘要：随着农民工群体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入,其子女的城市融合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为了有效帮助农民工子女更好的融入到城市社会中,本文将从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合问题的影响的角度出发,基于对南京、无锡和苏州三市的调研数据,探究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接纳态度的影响因素和决定机制。主要采用描述性的分析,得到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子女的接纳状况,从而可以看出城市居民是可以接纳农民工子女的,但随接纳层次的深入,接纳度不断下降,本文针对此问题给出了一些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城市居民,城市融合,接纳态度,接纳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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