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工就业（精选12篇）
对农民工就业 篇1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较以前有了很大改善, 自2007年7月以来, 国家开始试点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 把农民工也纳入到该体系中, 农民工“看病难”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但是和城市居民相比, 农民工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还很多。国务院课题研究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数据显示, 2006年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总参保率不超过20%, 说明大多数农民工并未参保。截至2008年底, 全国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是2 416万人, 只占城镇就业农民工的17%。2009年《关于贵州省农民工基本权利保障的调研报告》数据显示 (贵阳市、遵义市、六盘水市等农民工相对聚集地区) , 44%的农民工从未休息过, 50%的农民工在国家法定节假日既得不到休息也没有加班工资, 仅有1%的农民工获得了春节期间探亲的费用;88%的女性农民工在生产期间没有享受法定产假, 有的还因为怀孕丢了工作, 9%的女农民工在怀孕和生产期间, 企业或工伤保险机构为其报销了医药费用;8%的农民工在生病期间企业或工伤保险机构为其报销了医药费用;93%的农民工没有加入所在企业的工会;58%的农民工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14%的农民工办理了养老保险, 12%的农民工享有失业保险, 20%的农民工享有工伤保险。由此可见, 社会保险参保率很低。此外, 受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影响, 农民工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缺失。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 不能享受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 虽然农民工的住宿条件很差, 但却不能享受福利分房或由政府补贴的廉租房, 也不能像城市居民那样享受城市低保。农民工在公共物品的享受、职业培训、工资福利、子女就学等方面都享受不到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二、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就业的关系
1. 社会保障有利于促进农民工充分就业。
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健全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会给农民工提供基本的教育、培训与医疗等保障, 保证农民工工作的高效率和技术创新, 并且促进农民工素质的提高。农民工素质的提高就有力的保证其就业, 特别是对城市低收入农民工来说, 社会保障可以给他们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和接受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权利, 从而提高农民工素质, 减少结构性失业, 避免“民工潮”和“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保障农民工的基本生活, 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减少农民工城乡流动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一方面有利于分化和化解就业压力, 另一方面有利于劳动力实现与生产资料的最佳结合, 使工作效率提高, 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从而提高就业水平。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缩小贫富差距, 缓解两极分化, 维护社会稳定。社会稳定有利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就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 从而促进农民工充分就业。
2. 农民工充分就业推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大量农民工流入到城市, 给城市带来很多问题, 需要完善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解决这些问题。因此, 农民工的充分就业对社会保障提出更高的水平和要求, 这必然推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就业是实现社会保障的基础, 社会保障是大规模就业的产物, 在工业化进程中, 农民工面临的社会风险加大, 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等基本需求的问题大量出现。传统的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不能抵挡快速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风险, 因而产生了社会保障社会化的要求。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于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 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就业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根本条件, 劳动者创造价值的前提是劳动者实现就业, 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 才能创造价值。创造的价值越大, 用于社会保障的那部分资金就越充足。虽然是政府的政策取向决定社会保障的具体事宜, 但是经济实力是最根本的。这个结论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和欠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相比较而得出。
三、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
1. 社会保障的缺失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
中国是二元经济体制, 社会保障也出现城乡分割的二元状况, 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 但是没有城市户口, 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最低工资保障和最低生活费保障, 这种严重的社会保障缺失使农民工有着很大的后顾之忧。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城乡统筹就业就不能实现。有些地方允许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会保险, 但是很多企业雇主受到利益的驱使, 不愿意给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费, 因为缴纳社会保险费会增加劳动力成本。农民工也由于工作流动性强, 参加社保后随着工作的变动社保关系转移难、衔接难, 农民工外出打工的首要目的是挣钱改善生活, 因此农民工愿意放弃社保而增加他们的工资。农民工的工资长期偏低, 而且发放不及时, 导致农民工就业行为短期化, 就业得不到长效机制的保障。很长一段时间, 有些地区的农民工工资几乎没有变过, 即使有增加, 幅度也很小, 赶不上物价的上涨。由于只有少数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 大部分没有失业保障作后盾的农民工失业了就没有生活来源, 不得不贱卖自己的劳动力, 从事低工资的工作。许多农民工有时为了得到一份工作, 不得不与雇佣方签订“生死合同”、“霸王合同”, 从而放弃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农民工工作条件差、技术培训少, 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 农民工职业技能得不到提升, 缺乏长期就业能力。农民工在城市所从事的职业都是最脏、最苦、最累的, 工作环境也是最差的。中国大部分农民工群体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 再加上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 导致农民工伤病较多。目前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的参保率都很低, 农民工一旦出事, 很难得到应有的补偿, 生活往往陷入困境。由此可见, 社会保障的缺失影响农民工就业。
2. 高福利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
现阶段, 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还很低, 高福利的情况在中国基本不存在。高福利是指社会保障水平过高, 居民不需要工作就可以得到国家发放的各种津贴福利, 如英国的医疗和教育都是免费的。因此, 高福利对就业造成负面影响, 高福利提升自愿失业率。社会福利的资金来源于征收重税, 对劳动者征收重税的后果是减少了社会对就业机会的需求, 在就业机会供应不变的情况下, 对就业机会需求的减少会使部分工人转化为自愿失业者。社会福利对低收入者、失业者提供社会保障, 使他们衣食无忧, 他们降低对工作的需求, 因而增加了失业率。总之, 过高的社会福利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
四、对策建议
1. 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1)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积极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扩大保障的覆盖面, 解决农民工后顾之忧, 为农民工就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社会保障应该覆盖社会的所有劳动者, 不应该对农民工有歧视。根据中国现阶段的国情,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确实有一定的困难, 受到财政负担、实施成本和农民工自付能力等的限制。但应尽量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使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从国有企业扩大到各类企业, 从单位职工扩大到灵活就业人员和居民, 从城镇扩大到农村, 让越来越多的人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 (2) 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灵活性。农民工虽然工作生活在城市, 但是户口在农村, 家人在农村, 这就导致农民工工作具有流动性, 就需要政府建立和完善适合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的社会保障制度。如制定差别化费率, 对于农民工实行低费率、低基数缴费的方式, 降低社会保险的门槛。制定一套适合农民工的培训、就业、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的政策法规, 使得合同期限、合同形式、人员流动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政策更加灵活, 以适应新的就业形式。
2. 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其他配套措施。
农民工就业不仅需要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 还需要其他相关的配套措施的实行, 多方面共同努力, 才能更好的促进农民工就业市场的顺利发展。 (1) 完善城市就业制度。目前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形式多是打零工或者短期工, 这种流动性大、稳定性差的就业方式很难促进他们产生长期在城市工作的意愿。因此, 打破劳动力市场中的城乡壁垒和地区分割格局, 实行统一的就业政策, 取消用工的户口限制, 给农民工以平等竞争的机会, 鼓励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的发展, 为农民工创业提供政策支持。 (2) 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工会组织。城市居民遇到问题和纠纷时可以找工会组织出面协调, 保障其合法权益, 但是在城市孤苦伶仃的农民工却没有这种待遇。即使有老乡会等一些组织, 他们也只会通过暴力手段解决问题, 往往越解决越麻烦。建立农民工工会能够起到聚合单个、零散的工人, 形成组织化的力量, 打破强弱悬殊的劳资格局, 提升农民工自我维权的能力。单个农民工可以把巨大的维权成本转移到工会组织, 工会组织可以把这部分成本分摊到所有会员身上, 这样每个人分担的部分就很小, 通过组织维权, 更能保证维权的效果。 (3) 建立和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农民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当农民工遇到劳资纠纷、伤害赔偿等问题时, 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其中原因除了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外, 高额的诉讼费用也让他们放弃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因此, 必须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项资金, 专门用于为农民工办理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开展法律咨询活动、普法教育等开支, 为法律援助机构开展农民工维权提供经费保障。
参考文献
[1]杜茂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农民工就业相互关系探析[J].农业经济, 2010, (1) .
[2]焦岩.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J].财会研究, 2010, (18) .
对农民工就业 篇2
作者：杨盛海来源：湖南社会学网发布时间：2012年6月26日
摘 要：城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城市化的推进必然会引发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的弱化与重构，在这一社会转型中，大量农民失地、失业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阵痛。失地给农民提供了告别传统生活方式、进入城市社会和分享现代文明的契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社会资本的贫乏与弱化，数以千万计的失地农民沦为务农无田、务工无岗、社保无份的边缘群体。本文试图在对农民失地过程中社会资本重构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探讨社会变迁中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转移就业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社会资本；失地农民；就业安置
失地农民就业问题是一个影响社会稳定和城市化健康发展的社会问题。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民失地失业的问题日益突出，大量农民需要转入非农领域就业，原来以血缘、地缘和姻缘关系为主构建的乡土社会资本有的丧失，有的失去价值。为了适应城市生活和顺利实现非农领域就业，必须注重失地农民社会资本培育和重构。
一、社会资本是失地农民就业的重要制约因素
失地农民就业在很大程度受其拥有的社会资本的制约。社会资本是社会个体为了获取社会资源，以信任为核心，以互惠规范为基础，参与各种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范，获得社会资源的总和。
1.失地农民个体社会资本的不足和缺失
一般情况下，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资本的多寡与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数量上的差异往往能给数量上占优势的一方提供一种歧视数量上劣势者的社会资本，发展张力的不平衡、社会资源配置不公是失地农民就业社会资本不足的主要原因，而失地又进一步弱化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由于受到自身教育水平的约束和户籍身份的限制，失地农民社会交往面不广，所占有的就业社会资源较少，他们通常与促进其地位上升的城市社会关系网部分隔绝，他们缺乏地位积累、地位继承，难以获得优质社会资源，因而在城市就业中的扩展力严重不足，在转移就业的博弈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此外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化和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制造和容忍对失地农民职业转移的歧视，而这种歧视的长期积累又进一步恶化了失地农民就业的社会资本，加大了其职业转移的社会风险。
2.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的群体性不足，加剧了失地农民职业转移的社会风险失地前，农民基于血缘、地缘和姻缘形成了长久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乡土性的社会资本可以为失地农民在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相对有力的保障和社会支持，失地农民由于其拥有社会资本往往能得到亲戚、朋友或邻居的支持、援助，能够比较容易克服生产和生活中的难题。进入城市，情况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在农村拥有的社会资本就会失去或失去部分的保障功能，如果城市又不能提供及时的保障。如果要实现
职业转移，其原有的乡土资本发挥的作用明显降低，但他们转移就业主要还需依靠原有的社会资本，这样他们在城市就业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就很难改变。事实上，不是失地农民不愿意脱离乡土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而是政府、城市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社会支持和保障，以及对农村乡土社会资本的依赖，使其难于融入城市。
3.失地农民社会资本功能的部分缺失，是就业障碍的另一个表现
随着农民失地，他们原有的基于地缘和亲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功能也随之弱化。失地农民就业社会资本的匮乏的重要表现是，失地农民就业信息、就业机会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原来的乡土性社会资本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市场经济一个很大的缺陷是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也是如此，而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资本的存在可以弥补劳动力市场的这一缺陷。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 “弱关系假设”认为，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由此获得的信息重复性高，而弱关系是群体之间的纽带，它提供的信息重复性低，充当着信息桥的角色，人们主要依靠弱关系获得就业机会。但中国是关系网络发达的社会，个人社会资源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关系网络，失地农民更多的是依靠“强关系”获得就业机会，其主要的是原有的亲属关系、同乡关系、朋友关系等乡土性社会网络。在市场体制不完善，制度缺失以及规范真空存在的情况下，以内群体的强关系为核心来获得就业机会也是失地农民的必然选择。
二、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就业影响的因素分析
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还不够完善，中介组织匮乏、信息沟通不畅问题仍然突出，失地农民在就业机会获得过程中和城市人及其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处于劣势地位，社会资本在就业就业机会获得方面仍然具有独特的优势，社会资本在多个领域还影响着失地农民就业。
1.社会资本制约失地农民就业领域
在关系本位的中国社会，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失地农民就业的主要依靠。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社会群体的就业领域和层次，失地农民就业安置很大程度依赖其拥有和可以获得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就业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就业领域上，其主要表现是失地农民就业领域狭窄，据我们对长沙市的调查表明，失地农民高度集中于技术含量低，报酬低，危险系数高的行业，比如说建筑工人，服务员，清洁工，各种小工等（表1略）。
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以土地换工作，但随着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家的直接权力触角在市场就业领域受到抑制，国家只能从宏观上去创造有利于人的农民就业的外部环境，如制定法律，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营造有吸引力的投资和合作环境，至于单位雇佣谁，雇用的数量，雇用的报酬政府则是难以左右的，这是侵权原则和市场化的必然结果，政府既无权也无力解决失地农民的工作问题。
2.社会资本局限失地农民就业渠道
社会资本是影响就业机会的重要因素之一，对社会资本的享有量直接决定着失地农民的就业机会，失地农民所享有的就业社会资源是很有限的，最明显的表现为失地农民就业途径日益边缘化。失地农民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寡决定了其是否能够实现既定就
业目标，在中国这样一个重人情，轻法制的社会里，社会资本在决定失地农民个人就业机会方面具有更加重要的分量。
有资料显示，据我们调查失地农民的非农就业60%-70%是通过熟人介绍的，由于中国农村血缘和地缘的密切相关，使得农民的熟人关系大多局限于农村这个有限范围，即使有个别熟人能够跨出农村范围，地理区位的距离加剧了人情关系的疏远，在关键时刻也是难以依靠的就业资源。此外，通过中介搞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正规的职业中介公司在目前的中国本来数量有限，而且，许多富民甚至找不到职业中介公司，中介公司的乱收费，职业中介中的欺骗行为都是农民务工过程中的障碍。因此，失地农民通过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的是非常少的，作者对长沙市失地农民的抽样调查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见表2）
3.社会资本影响失地农民职业的稳定程度
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已就业的失地农民的回流比率高，即使失地农民在某个单位找到一份工作，但就业回流现象比较突出，其特征就是工作变换次数多（见表-3）。由于失地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和农民身份标签，使他们成为因为单位改制或者因为技术革新导致工作岗位减少的责任承担者，最先面临下岗待业风险的必然是失的农民。而且，受失地农民自身传统观念的影响，如乡土观念，赡养观念等等，以及再加上外部客观环境的不如人意，种种因素促使失的农民就业回流率居高不下。随着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和企业的转制，兼并和倒闭，过去已实现“招工安置”的失地农民，大多被裁减或失业回村。失地农民回流率居高不下，严重制约城市化的顺利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据作者调查，目前单位安置的失地农民四成以上已经离岗，而新产生的失地农民安置难度更大。据我们对已安置进各单位失地农民的统计，在已就业的失地农民中有近40%的人实际处于待岗状态，但由于相当部份的失地农民还存在严重的“铁饭碗”意识，因此即便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了困难，甚至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也不愿意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失地农民的素质与经济产业升级，高新技术加快发展的趋势存在矛盾。
三、重构社会资本，促进失地农民就业
失地不仅给农民带来物质财富的损失，同时也使其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构建的社会资本受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社会资本的重构是失地农民面临重要现实问题，增强失地农民的社会参与能力和扩大其社会参与网络,是失地农民转移就业的基础和前提。
1.营造有利于进城就业的制度环境，增加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
从社会资本的构成看,政府资源是社会资本的最大来源之一,政府的公共资源的价值取向对于各社会阶层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增加至关重要。在失地农民转移就业过程中,政府应该在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的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必须要建立失地农民转移就业技能培训机制, 完善城乡一体的就业服务体系，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超越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的相互协作和互惠规范。农村社会资本的获得要求人们习惯于群体的道德规范,并具有互惠、诚实和互信的美德，而在城市社会资本的重构过程中，政府要通过完善制度和政策体系，引导失地农民不断克服现有社会资本封闭、分散和规模小的弱点，建立一种超越血缘关系和家庭宗族意识的信任观念、信任意识，通过制度和公共政策的完
善，使失地农民能够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获得平等就业的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从而增强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的积累。
2.重构失地农民社会网络体系，奠定其扩展社会资本的坚实基础
随着失地农民职业的转变，其原有社会资本支持就业的功能将会严重弱化，重构社会资本的问题就显得特别突出。依据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公民参与能够扩大社会资本，因此在失地农民城市就业过程中，必须重新发掘建构社会资本存量的新途径。依据国外的研究经验表明,发展民间组织和参加各种社会组织有助于推动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的培育,进而促进社会资本存量增加。所以推进失地农民转移就业过程中,就必须大力发展各种民间组织和中介组织，要为服务失地农民的各种民间组织提供一种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的氛围,并对它们实行宽松而有效的管理；鼓励失地农民参加社会组织，充分利用各种社会组织，扩大他们的参与网络,建立城乡社会新型合作的机制,从而增加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的存量。
3.强化公共服务网络，扩大失地农民就业向度
社会公共服务网络是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机关、社会公共服务组织应当加强公共服务网络建。失地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本质上是由服务失地农民的公共服务网络引发的，尽快克服与改变失地农民在转移就业过程中社会资本的缺失状态，重构城市社会资本，必须从强化公共服务网络入手重构社区社会资本。一是构建失地农民转移就业绿色通道，完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全免费服务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和促进就业政策机制，引导失地农民从农田走进现代城市生产方式；二是通过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使其与城镇居民一样平等地享有就业培训、择业指导、职业介绍等方面的就业服务；三是完善与失地农民相关的公共政策体系，使得失地农民不仅在接受职业培训、就业援助、自主创业等方面享受到应有的政策待遇，而且也平等地享有城市的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待遇；四是科学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营造一种良好的交往环境,完善和促进城乡社会人际关系健康有序发展。
社会资本是促进失地转移就业的重要公共资源,是推动失地农民城市就业和生活的核心动力。从某种角度说,失地农民非农社会资本的重构就是要在考虑现代性因素的同时建立一种以信任、互惠、规范和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城乡参与网络。但是，对失地农民来说，要实现非农领域就业和逐步融入城市，仅有社会资本是不够的，还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
参考文献：
禁止对农民进城就业设限等 篇3
2007年11月7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消息，《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并首次明确，用人单位强查乙肝血清学指标将被罚款1000元。
《规定》指出，职业中介机构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不成功的，应当退还向劳动者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用人单位招用人员，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外，不得强行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有关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在招聘信息中不得使用“月薪面议”等字样。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就业权利，不得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
广州取消暂住证收费
广州市从2007年10月18日起对流动人员首次办理IC卡暂住证免收工本费。今后制作Ic卡暂住证工本费将全部由市财政补贴。
新自行车将有身份证号
从2007年12月1日起，全国新生产上市的自行车都将拥有一个“身份证号”。这组编码和汽车发动机号码一样，是具有唯一性的全国统一编码。此次列入编码管理的包括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及汽油机助力自行车，一组自行车的编码包括一辆自行车的基本信息，每一辆自行车只有一个编码，在全国范围内不允许有重复编码出现。每辆新自行车的编码采用的是15位全数字代码结构，共由4部分组成，从左至右依次是企业代码、车种代码、生产年份代码、生产流水号代码。新自行车刻制编码的工作由生产企业负责在自行车出厂前完成。新自行车购买者的个人信息和车辆编码将由商家记录后，统一交给公安部门，然后录入数据库。一旦发生自行车被盗案件，警方通过编码可以找到相关信息。
广东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广东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将出台，目前劳动部门已经拟定了三套方案以备选择。省劳动保障厅劳动工资处处长陈斯毅表示，本次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将低于上次平均17.8％的水平，但肯定将高于物价上涨幅度，与广东GDP的增幅大致持平，约在10％左右，具体将以省政府批准的方案为准。
广东2008年春运公路票价不上涨
广东省物价局负责人表示。2008年公路客运票价方案正在制定中，2008年的票价将维持在2007年春运的基础上，不作涨价。
奖励见义勇为牺牲者
广州将奖金提至30万
今后在广州见义勇为而牺牲或伤残的勇士们将可获得大幅加码的奖励慰问金，其中牺牲者最高奖励金由5万元提至30万元。
我国彻底告别全国范围电荒
对农民工返乡务农和再就业的思考 篇4
一、农民工返乡务农及就业形势
(一) 受国际经济衰退的不利因素影响, 就业形势日趋严峻。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 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 我国出现了近年来从未有过的企业用工需求下滑情况, 全国企业用工需求下降了5.5%。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陷入困顿, 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困难, 一些劳务输出大省出现大批农民工返乡。据不久前农业部抽样调查显示, 返乡农民工约占总数的38.5%, 其中60.4%的农民工是正常的回家探亲, 其余39.6%的人是属于失去了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根据这个数字测算, 在目前13000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 有15.3%, 即2000万左右的农民工现在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国家统计局调查推算, 2009年, 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其中仅高校毕业生就有610万, 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值;城镇现有失业人员800多万, 预计还将增多。据此, 权威专家分析, 2009年特别是上半年很可能是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面临困难最大、挑战最严峻的时期, 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然会折射到社会稳定领域。由此可见, 农民工就业问题形势严峻, 不仅是当前而且更需要作长远的思考和应对。没有远虑必有近忧。
(二) 山西返乡农民工趋势与特点。因受
金融危机的影响, 从去年10月上旬到目前为止, 全省失岗返乡农民工已超过100万人。其分布情况如下:一是从地域分布上看, 农民工从省外返乡11.77万人, 占全省返乡总数的15%;从省内返乡67.23万人, 占全省返乡总人数85%。这说明我省农民工以就地转移为主, 到外省务工的大多是经过培训的青年农民, 并有一技之长, 立足之本, 能够经得住企业裁员的考验。二是从行业分布上看, 从煤焦铁企业失岗返乡的农民工33.65万人, 占全省返乡总人数的42.5%;从事建筑业返乡农民工达11.2万人, 占全省返乡总人数的14.2%。二者占到56.7%。原因是近期能源原材料价格下跌, 造成企业限产停产。从事运输行业返乡的农民工也比较多, 人数达到了9.09万人, 占到全省返乡总人数的11.5%。从事餐饮服务业返乡农民工有3.41万人, 占全省返乡总人数的4.3%;从事电子行业的返乡农民工2.5万人, 占全省返乡总人数的3.2%;从事农产品加工返乡农民工1.78万人, 占全省返乡总人数的2.2%;三是从培训情况看, 在返乡农民工中绝大多数是未经职业技能培训自发外出的, 达到70.78万人, 占返乡总数的89.6%;经过农村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和“雨露计划”培训后返乡的农民工有4.89万人, 占返乡总数的10.4%。从这次大规模返乡农民工情况看, 农民工有没有参加过职业和技能培训, 情况截然不同。素质越高, 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就越明显;四是从再就业愿望看, 返乡农民工中只有12.5万人愿意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 仅占返乡总数的15.8%;希望继续外出务工的有66.5万人, 占返乡总数的84.2%。特别是80后农民工, 留在城市的欲望大, 期望值高, 远远超过了父辈们。对80后农民工而言, 他们希望和要求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欲望更加强烈, 祈盼能通过培训掌握一门过硬技术, 为以后外出就业打好基础, 做好充分准备。
二、加大对返乡农民工的培训力度
(一) 农民工培训构成。
我国的农民工培训大致由三部分构成:一是用工企业培训。由于农民工流动性较大, 培训投入的风险大, 所以并不普遍。二是农民工自己花钱接受的职业培训。主要是依靠职业学校, 教授农民工定向的职业技能, 并提供就业服务。三是由政府实施的各种农民工培训计划, 比如农业部门主管的“阳光工程”等。
(二) 实用性技术技能培训。
实用技术技能, 是指农科院校和研究所开展的以粮食生产、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以基层农技人员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培训, 开展对县乡两级农业技术人员以及科技示范户、村级防疫员 (植保员) 、农机手、沼气工等农村实用人才的培训。实用技术技能的培训, 既要按照急用、实用、管用的原则, 围绕季节开展培训, 同时也要开展以新政策、新法规、新业务、新技术等方面的素质培训;既要有理论教学、也要有现场演示和实践操作, 进而使培训更加适应农业生产和企业用工的需要。
城乡结合部, 主要以二、三产业为主, 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 大力开展定向、定岗职业技能培训, 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要做好培训人员的技能鉴定工作。培训的重点是家政服务、物业管理、城市绿化、建筑业等二、三产业的技能。如针对以砌筑工、钢筋工、抹灰工、混凝土工、木工、架子工等为主的建筑业关键岗位进行培训。
典型农区, 要从实际出发, 缺什么补什么, 主要是以提高职业技能为主, 鼓励农民自主创业为主。同时要加强对实用人才的培养, 实施农民工创业培训。
分类指导, 对返乡农民工中自主创业愿望较高的年轻人可根据市场需求和本人的特点, 因势利导, 实施创业培训。对农产品营销人员要强化培训, 适当加快职高、高职、中专、中技办学的力度, 宣传农民工自主创业的典型。通过典型引导, 培养农民工的就业观念、就业技能。对文化素质很低、年龄偏大的农民工, 主要以就业引导为主。
(三) 面向企业采取订单培训。
对返乡农民工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结合本地实际, 因地制宜, 因材施教地开展培训工作。同时, 结合就业人员的就业愿望和技能状况, 大力开展定向培训、订单培训和定岗培训, 采取企业下订单、培训下菜单、政府来买单的方式, 进而形成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培训的有效机制。特别是要对贫困乡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要采取“定向培训、政府买单”的形式对外出务工人员进行技能培训, 家庭贫困的返乡务工人员, 可免费参加1-3个月的技能培训, 培训合格后由劳动部门介绍到用工单位。
(四) 注重非技能培训。
笔者认为, 非技能培训包括人们的素质、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社交礼仪 (包括个人礼仪、公共礼仪和求职礼仪) 、法律法规及城市生活习惯等等。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教育为主线, 围绕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服务人民、奉献社会进行自我职业道德教育, 同时进行勇于创新的职业技能和坚强意志品质、团队合作精神等关键心理能力的培养, 通过培训学习, 不断提高自身职业素质, 形成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 真正把职业素质的原则和规范转化为自身的工作和生活习惯,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五) 实施特别职业培训。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目前联合下发的《关于实施特别职业培训计划的通知》决定, 在2009年至2010年利用2年左右的时间, 组织开展大规模职业培训。特别职业培训, 旨在通过政府购买培训成果的方式, 在完成好既定职业培训任务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大职业培训工作的力度。一是扩大培训规模, 实施技工院校扩招计划, 鼓励把困难企业职工、返乡农民工、失业人员、新成长劳动力等各类群体都纳入培训。二是延长培训期限, 将中短期培训延长到3-6个月, 劳动预备制培训延长到1年左右。三是加大培训投入, 进一步增加就业专项资金总量, 适当提高培训补贴标准。尽可能从人力、物力、财力、技术、信息等方面增加对农村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投入, 全面提高农民工素质。这对于农民工增强就业竞争能力, 是至关重要的。四是提高培训能力, 增强技工院校和培训机构能力, 提高培训质量。在实施特别职业培训计划过程中, 要结合人力资源市场需求, 大力开展订单培训和定向培训, 促进培训和就业紧密结合, 力求实效。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和用人单位岗位需求, 强化技能培训, 提高培训对象的岗位适应能力和职业技能水平。
(六) 创新机制培训。
培训内容要面向市场;培训方式要短期培训与长期培训相结合;培训形式采取喜闻乐见, 即充分利用电教、光碟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教学者多联系实际, 以实例为题材, 加强教与学互动, 理论与实践结合, 更加重视实践环节, 为农民工提供充分的接触实际、自己动手的机会, 充分调动农民学习的积极性, 增加培训的信服力, 从而增强培训效果。当前, 应采取积极措施, 完善政府主导、官民并举、输出地与输入地联合、学校教育、机构培训与远程培训结合的多层次的技能培训体系。形成按市场需求招标培训, 政府购买培训成果, 公私培训机构平等竞争, 农民自主选择培训机构, 促进培训效率和质量提高的新机制。
三、积极引导农民工自主创业、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一) 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实施创业带动就业工程。
各级政府要从发展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农民工自主创业推进工作, 把促进提高农民工自主创业、就业作为缓解就业难和增加农民收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举措。利用税收优惠及收费减免政策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 力争每年扶持10万名城乡劳动者经过创业培训合格并成功创业, 以此带动就业30-50万人左右。同时要着力做好稳定农民工就业工作。在新农村建设、城镇建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中, 要优先招用返乡农民工。铁路、公路等交通建设项目沿线地区, 要有计划地安排和组织返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 拓宽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的空间。各级政府要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 鼓励农民工去参加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 从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要结合本地产业结构调整, 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增加当地企业吸纳返乡农民工的能力。
(二) 助推返乡农民工中文化青年的自主创业。
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 在于增加就
业岗位, 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自主创业是农民工就业的重要增长点。在众多的返乡农民工中, 包括比例不低的文化青年。他们具备一定文化素养, 又具有年龄优势, 特别是不少文化青年从一些沿海发达地区返乡, 他们走南闯北, 经历了艰难困苦, 增长了阅历, 拓宽了眼界, 更新了观念, 又有了一技之长, 他们具备了吃苦、耐劳、勤奋、拼搏的精神。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 做好创业推进工作, 在工商登记、信贷支持、创业培训、土地使用等方面提供及时服务, 引导农民工领办创办养殖业、种植业、农村经济合作社等项目, 使其成为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农场主和种植业大户、农产品加工营销领头人或农村专合组织创办人, 真正成为实现就地转移创业、就业的领头人。
(三) 积极稳妥地发展小城镇, 提高产业集群和人口吸纳能力。
按照循序渐进、节约用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 加大城镇建设力度。依法赋予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力强的小城镇, 在投资、审批、工商管理、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行政管理权限, 特别是小城镇的工业园区建设。大力支持发展乡镇企业, 加大技术改造投入, 促进产业集群和升级, 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各级政府要采取优惠政策, 鼓励、吸引外出务工农民回到小城镇创业和居住。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支持企业多留用农民工, 督促企业及时足额发放工资, 妥善解决劳资纠纷。在发展规模经济, 提高农业和乡镇企业竞争力的过程中, 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解决。
四、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农民工返乡务农和再就业
(一) 高度重视返乡农民工培训再就业
问题。充分认识农民工今天的培训是为明天储备人力资本, 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萧条时期, 加强教育培训, 意义重大。一是从应急的角度考虑, 希望通过培训, 延缓农民工回到劳动力市场的时间, 缓解就业压力, 等待经济回暖;二是通过培训, 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和整体素质。凡是就业岗位所需的都属于职业能力的范畴, 包括知识、技能、经验、态度等内容。其中, 职业技能属于职业能力的核心部分。这是因为, 职业技能的培训, 既关系到近期的就业出路, 从长远看也影响着中国整个的现代化进程, 如果站在战略高度看, 对未来的发展又是一种机遇。有人研究发现, 二战以来, 2/3的技术创新出现在经济低潮期, 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是同样如此。尤其是我国政府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在不断加大, 资金投入也在加大农民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成本是最低的;三是抓教育、抓培训, 不只是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 进入经济恢复和繁荣期之后, 培训和教育又将成为长期的任务;四是提高受教育时间。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 包括农民工, 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6.8年。如果把受教育时间提高到9年, 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个人回报将提高8%, 完成高中教育, 教育收益提高21.1%;再接受1年大专及以上教育, 教育收益将提高32.2%。
(二) 出台促进农民工创业的政策措施。
在返乡农民工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积累了一定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行业资源, 并有自主创业的打算, 但多数人受制于资金短缺瓶颈。所以建议政府出台一些扶持政策, 帮助农民工解决最现实、最迫切燃眉之急困难。一是在财政方面, 建议设立专项资金, 用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贷款贴息、资金担保等。特别是加大财政就业资金支出结构, 多安排技能培训、再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 提供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税收优惠等服务。同时鼓励和支持企业更多地吸纳安置农民工就业, 对安排农民工就业的企业提供财政补贴。劳动部门要加大对就业困难人员的帮扶, 制定税费减免、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等优惠政策, 提供就业支持;二是在税收方面, 农民工返乡创业应享受与外地客商同样的优惠政策;三是对为城乡低收入群体就业再就业作出贡献的企业, 可比照城市相关政策给予优惠政策;四是农民工返乡创业, 应按规定享受国家和地方扶持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服务业、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业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五是凡外出务工经商后返回家乡创办各类企业和从事个体经营兴办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 无论规模大小, 只要符合法律和国家产业政策, 并吸纳一定数量的当地劳动力就业, 就应予以鼓励支持, 实行优惠政策。
(三) 认真开展返乡农民工调查统计工作。
一是要掌握农民工文化程度、专业技能、就业愿望、工资待遇等情况, 以便为农民工提供各种信息服务, 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二是为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制定援助计划, 免费提供职业指导和就业信息, 帮助实现转移就业等。三是要充分利用和整合统计、公安、人口计生等部门的资源, 推进农民工信息网络建设, 实现信息共享, 为加强农民工管理和服务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输入地和输出地要搞好农民工统计信息交流和工作衔接。四是对返乡农民工生活、生产、就业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及时做出分析、预测和判断, 努力从政策、资金、组织、服务等方面做好准备。五是要建立劳动输出输入调度制度, 引导返乡农民工尽可能减少盲目外出。
(四) 妥善处理好返乡农民工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各类矛盾和问题。
一是关注土地流转和优先解决农民工用地问题。随着弃地打工农民工返乡务农者的增多, 一些自行流转承包地的农户主张收回耕地, 提高转包费或要求经济补偿, 在二轮土地承包中未能分得土地和被强行收回土地的农民也急于要回承包地, 在这种情况下, 极易发生土地纠纷问题。因此, 有关部门要关心和切实保障外出农民工的土地保障权益, 如返乡后一时还没有其他工作可做, 起码有承包地在, 还可以保证其生活有着落。对小城镇和乡村的存量非农建设用地,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 可直接用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用地。允许地方通过农村集体土地整理复垦开发, 先补后占, 并从中拿出一定比例作为农民工返乡创业用地。适当减免集体非农建设用地规费。在不破坏生态环境、不损害农民权益的前提下, 适当扩大荒山荒坡荒滩等非耕地的利用。二是积极化解不稳定因素。对农民工来讲, 他们已经完全适应了城市化的生活, 特别是“80后”的二代农民工, 他们的期望值比其父辈要高, 忍耐力却比其父辈要低, 留在城市的愿望比父辈更加强烈, 而且即使找不到工作也愿意留在城市。但是, 如果2009年大批失业农民工超过半年以上还找不到工作且又没有收入来源, 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 这些人难免发牢骚、情绪波动, 旁及家庭成员、邻居和同乡, 客观上存在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各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加强心理疏导工作。失业心理对立、不安、蕴藏着社会管理风险。针对这些心理特征, 农业、劳动人事、妇联、工商、公安等部门和社区组织及志愿者组织, 都要把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心理疏导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开通调解, 大接访活动, 可为农民工建立一个情绪释放的通道, 从一定程度上让有话说的人, 有气出的人, 有委屈想倾诉的人, 有机会有去处表达出来, 使各种矛盾在第一时间内得到释放和解决, 从而保持社会稳定, 创造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董丰.预警群体性事件吴加志.新形势下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思考[N]农民日报, 2008-12-10 (8) 。
农民工就业简报 篇5
一、广泛宣传，深入人心无死角
全县设立咨询点427个，通过发放《给全县农民工一封信》、张贴倡议书以及流动车巡回宣讲等多种形式，开展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宣传和防护培训，引导群众知晓返乡(岗)注意事项、科学居家隔离知识。同时，通过微平武公众号、直播平武APP、村社微信群等媒体，发布外出务工要件、省内外复工时间表、不同层次用工信息。让农民工都能居家知疫情，重防护、选就业、明返岗。
二、精准摸排，跟踪服务暖心窝
从1月24日(除夕)起，全面摸排返乡农民工信息并建立台账，实行工作日报制度，针对重点疫情区返乡农民工及接触人员实行14天居家隔离，落实家庭医生跟踪监测，明确专人对在家隔离需要生活必需品的群众进行代购，需要销售自家产品的进行代销，解决居家隔离人员的后顾之忧。同时对居家隔离农民工进行了一一电话慰问，让农民工居家隔离更安心。
三、健康服务，出入有序更放心
为保障急需返岗的农民工健康出行，我县严格按照“村管居家隔离、乡(镇)管审核、医院管体检”的三位一体服务法，切实做到隔离不够不放行、务工对接不清不放行。不仅如此，出台了外出农民工免费体检政策，设置健康服务点25个，为有需求的农民工提供血压、心率、呼吸道症状等方面的健康检查和提供职业健康防护建议，出具《健康状况随访记录表》，确保农民工顺利赴岗。为确保操作过程规范，2月9日至11日，县人社局带领农民工服务中心，分片区到各乡镇指导检查，确保各服务点根据体检人员具体数量，适时分批进行，做到不扎堆、不聚集，有序开展。截至2月16日，累计服务2320人。
四、专车输送，保障出行降风险
启动农民工返岗“春风行动”，对达到外出务工规定条件的`农民工实行专车输送。按照“一车一方案”原则，每车配备一名车长，强化运输过程管控，车上配备饮用水、干粮和医疗急救箱。2月13日上午，经首批返岗农民工37人乘坐“春风行动”首班两辆大巴车从平武汽车站发出，直达绵阳火车站，途中除了必要的休息外，不与外界接触。随着“春风行动”的启动，平武将认真按照 “政府牵头、部门协同，统一组织、供需对接、全程管控、安全温馨”的原则，组织“一站式”运输服务，持续运送农民工陆续从平武出发，温馨踏上务工之路。截止2月16日专车直送农民工135人。
五、引导就业，就业春耕两不误
对农民工就业 篇6
摘 要：我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就业是其市民化的关键。对天津4个“宅基地换房”试点镇的调研表明，“换房农民”换房后虽然平均收入有所增加，但支出的增长更快，净收入有减少的趋势；而其就业状况也不容乐观，2012年有50.67%的劳动力没有工作，有36.44%的家庭依靠政府补贴生活。对政府行为与“换房农民”就业的博弈分析表明，一次性货币补偿过多或提供的失业保障过多，都会降低“换房农民”的就业意愿，而政府提供有效的就业服务则可促进“换房农民”的就业。因此，政府应完善征地补偿制度，构建失地农民多渠道安置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适度的失业保障；提供有效的就业服务，提高失地农民实现就业的概率，并降低其找工作的成本。
关键词：快速城镇化；失地农民；华明模式；宅基地换房；换房农民；就业意愿；征地补偿；失业保障；就业服务
中图分类号：F249.21；F224.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1-0001-07
一、引言
城镇发展建设用地稀缺与农村宅基地建设粗放的矛盾，直接诱发了天津“宅基地换房”的试点改革，进而推动天津从2005年开始进入快速城镇化的轨道（马林靖 等，2011）。“宅基地换房”政策促使天津的城镇化率从2007年的76.31%迅速提高到2012年的81.55%，平均每年有50万农民成为户籍上的城镇居民。这些转型新市民是政府推行“宅基地换房”试点改革形成的“片内居民”，即其所在乡镇作为示范小城镇进行“宅基地换房”改革，用自己的宅基地换取相应面积的楼房居住。2008 年入选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的华明镇，就是天津第一个完全实现农民（四万）从平房搬进楼房的典型案例。
从2006年开始，天津先后开始重点实施四批共计46个“宅基地换房”试点的小城镇建设。到2010年底，第一、二批15个试点示范小城镇基本建成，25万农民从分散的村庄陆续搬入小城镇居住；2011年底，第二、第三批11个示范小城镇基本建成，16万农民迁入新居；截至2012年底，已累计实施了四批43个示范小城镇试点，开工建设住房3 200万平方米，40万农民迁入新的小城镇居住（张贵 等，2011）。政府利用出让土地的收入负责农民的新居的建设、管理以及耕地复垦，实现耕地平衡和资金平衡，推进城镇化；农民迁入楼房，过上基础设施齐备、有暖气、有水电的城市花园洋房生活；开发商可以拿地经营；一举三得，前景美好。但是在此过程中，受制于自身技能、思想观念、信息获取能力等因素，用宅基地换房的农民可能会陷入就业转型的困境之中。因此，“换房农民”，或称之为“转型农民”或“新市民”（马林靖，2012），能否顺利实现就业转型和收入增长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而其中政府的作用，相关政策对“换房农民”就业的影响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关键问题。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对天津4个“宅基地换房”试点镇的225户500多个劳动力的收入和就业情况进行分析，并通过博弈模型对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政府行为对转型新市民就业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层面的补充分析。
二、“换房农民”的收入变化与就业状况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资料来源于课题组在2013年初进行的天津涉农区县农民就业及生活状况的调查。本研究的样本为天津近郊涉农区县中4个第一批“宅基地换房”示范小城镇（2008年换房入住），即选择位于天津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和北辰区，再在每个区县随机抽取一个乡镇（现为街道），分别为东丽区华明镇、西青区张家窝镇、津南区葛沽镇、北辰区双街镇，以入户访谈方式形成有效样本225户，涉及劳动力521人。从男女比例分布看，男性劳动力的比例为48.37%，女性劳动力的比例为51.63%；其中各示范镇的男女劳动力比例基本均衡（见表1）。
调查中我们发现，样本中已经进行“宅基地换房”的农民比例高达97.33%，未进行“宅基地换房”的比例只占到2.67%，其中华明镇已经实现了完全的“宅基地换房”，张家窝镇、葛沽镇和双街镇“宅基地换房”比例分别为98.08%、98.18%和92.00%。换房以后仍拥有耕地的家庭比例也是非常低的，只有5.78%的家庭还有耕地，其中葛沽镇已无耕地，华明镇有4.41%的家庭还有耕地，张家窝镇有5.77%的家庭还有耕地，双街镇拥有耕地的家庭相对较多，达到14.00%。
从总体上看（剔除物价影响因素），从2009年到2012年，除津南区葛沽镇的收入小幅下降以外，其他3个镇的平均收入都呈现小幅增长的趋势，但增长幅度不同。但是，由于收入增长的幅度小于支出增长的幅度，所以2012年的净收入要小于2009年的净收入（见表2）。支出增加的原因，41.8%的人认为是食物价格上涨，23.6%的人认为是医疗或物业费用增加，余下的少数人认为是水电和教育等增加了他们的开支。可见，“换房农民”搬进城镇生活以后，在收入增加的同时，生活支出也在快速增加。
当我们问到调查对象“目前生活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的”时候，30%的人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看病养老，26%的人认为是生活费用高，18%的人认为是有工作但收入低造成生活困难，7%的人认为就业是其目前最大的问题。而对未来生活，30%的人担心未来的养老问题，24%的人担忧将来的收入，还有20%的人担心医疗没保障，担心就业和教育的各占3%和4%，19%的人还会担心其他的问题。
由于“换房农民”超过九成已经没有承包地了，所以其生活来源是我们关注的问题。调查结果表明，2012年样本家庭超过半数（52.89%）依靠打工收入来维持生活，有10.67%的家庭主要靠自营工商业来维持生活，其余超过三分之一（36.44%）的家庭则依靠政府每月的补贴过日子。
对4个样本镇调查的结果显示，2012年50.67%的劳动力没有工作，与2009年的28.24%相比，未就业人数增加了一倍，其中四分之一是想找工作未找到的；而这些人想找但未能找到合适工作的原因，近一半归咎为政府原因，15%左右是农民自己嫌工资低不愿意干（图1）。进一步对比2009年和2012年样本劳动力的就业类型：2009年有1/4的家庭是以务农为主业的，而2012年务农的比例仅有1.59%，打工比例则迅速上升到了70%以上，自营工商业也相对上升了8个百分点。同时，对样本劳动力理想就业类型的意向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人都希望能去企业打工，20%的人希望未来可以自己创业，而希望务农的比例只有4.52%。
图1 调研对象2012年未就业原因分解图
三、“换房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分析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政府和“换房农民”之间的博弈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关于征地补偿的博弈和关于社会福利保障的博弈，往往前一个阶段的博弈结果都会对下一个阶段的博弈产生影响。本文将借鉴“社会福利博弈模型”，首先对第一阶段征地补偿制度对“换房农民”就业的影响进行博弈分析，然后对第二个阶段社会福利保障（分为失业保障和就业服务两项）对“换房农民”就业的影响进行分析。
在混合策略中，参与人以某种概率分布随机选择不同的行动。在二人博弈中，如果参与人的一方在执行其均衡混合策略时，另一个参与人执行任何一个纯策略的期望支付与执行均衡混合策略的期望支付无差异。
1.征地补偿制度对“换房农民”就业的影响
在政府与“换房农民”关于社会福利和就业问题展开谈判之前，双方已经针对征地补偿的问题进行了博弈，并且达成了均衡。征地补偿的博弈结果往往会对“换房农民”的就业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在各种征地补偿方式中，一次性货币补偿是最易操作和实施的补偿方式，同时也是我国城镇化征地过程中最常采用的一种补偿方式。因此，本文主要针对一次性货币补偿对“换房农民”就业产生的影响进行博弈分析。
博弈主体为政府和“换房农民”，政府有提供一次性货币补偿和不提供一次性货币补偿两种行为选择，“换房农民”有找工作和不找工作两种行为选择。博弈主体支付矩阵如图2，变量w、m、c、k、h、v、r、s、t都是正数。其中，w为“换房农民”实现就业所获得的工资；m为政府用一次性货币支付的方式给“换房农民”的征地补偿；c为“换房农民”的消费；k为“换房农民”增加消费的系数，k>1；h为“换房农民”处于失业时，减少消费的系数，h<1；v是“换房农民”的个人能力，也可以认为是“换房农民”工作时带给社会的价值，-v可以理解为既不找工作又没有收入的人给社会所带来的负担；r是“换房农民”实现就业的概率，0≤r≤1；s是失业者不找工作所获得的闲暇；t代表失业者不找工作的成本，主要指生活上所遇到的困难或受到的社会歧视，s-t可以解释为失业者不找工作时除了货币收入以外所得到的利益。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一次性货币补偿支付的征地补偿金越多，“换房农民”找工作的概率越小。特别是当m=v时，ε=0，也就是说，当征地补偿金数额相当于“换房农民”自身价值时，“换房农民”就不去找工作了。事实上，政府以一次性货币补偿给“换房农民”的征地补偿金额往往都超过了“换房农民”自身的价值，因此，会造成“换房农民”不愿去找工作。
在天津“宅基地换房”实施过程中，政府就是通过一次性货币补偿的方式对“换房农民”进行补偿的，按照耕地面积每亩补偿2万～10万元不等。由此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换房农民”的就业意愿较低或者选择工作时存在着严重的怕苦怕累思想，所以就业状况并不理想。
2.失业保障制度对“换房农民”就业的影响
博弈主体仍为政府和“换房农民”，政府有提供失业保障和不提供失业保障两种行为选择，“换房农民”有找工作和不找工作两种行为选择。博弈主体支付矩阵如图3，变量w、u、v、r、s、t都是正数，其中u为在“换房农民”处于失业状态时政府给予的失业保障金，w、v、r、s、t与上文定义相同。
从而我们得出结论2：失业保障金越多，“换房农民”找工作的意愿越小，同时，政府提供失业保障金的动力也越小；特别是当失业保障金数额大于等于“换房农民”的自身价值时，“换房农民”就会对失业保障金产生依赖，彻底放弃找工作。更重要的是，失业保障金越高，自愿选择失业的“换房农民”就越多。
3.政府就业服务对“换房农民”就业的影响
博弈主体仍为政府和“换房农民”，政府有提供就业服务和不提供就业服务两种行为选择，“换房农民”有找工作和不找工作两种行为选择。博弈主体支付矩阵如图4，变量 w、u、v、r、c、i、i′都是正数，其中，c为政府提供就业服务付出的成本，i和i′分别为政府在选择提供就业服务和不提供就业服务时“换房农民”找工作需要付出的成本（显然i′>i），w、u、v、r与上文定义相同，并且假定政府不提供就业服务时“换房农民”找到工作的概率r为0。
当政府选择提供就业服务时，若w
该博弈有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不提供就业服务，不找工作”和“提供就业服务，找工作”。前者这是一种消极的处理方式，不能解决“换房农民”的就业问题；后者是一种积极的处理方式，能有效促进“换房农民”的就业，但是该纳什均衡是有前提的，即w>u和r>max{iw-v，cv+u}同时成立。
从而我们可以能出结论3：要想达到“提供就业服务，找工作”这一积极的纳什均衡，首先，要求“换房农民”工作时取得的工资大于失业时得到的失业保障金；其次，要求政府努力提高“换房农民”找到工作的概率，比如加大对“换房农民”就业培训的力度等；最后，要求政府努力降低换房农民找工作的成本以及政府提供就业服务的成本。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天津“宅基地换房”4个试点镇的实地调研表明，“换房农民”换房后平均收入有所增加，但是支出增长幅度更大，净收入呈现减少趋势；而其就业状况也不容乐观，2012年有50.67%的人没有工作，有36.44%的家庭依靠政府补贴过日子。进一步对政府与“换房农民”的博弈分析表明，一次性货币补偿过多或提供的失业保障过多，都会降低“换房农民”的就业意愿，而政府提供有效的就业服务则可促进“换房农民”的就业。因此，政府行为，即相关政策的实施会对转型新市民的就业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完善征地补偿制度，构建失地农民多渠道安置体系。当前，一次性货币补偿是我大多数地区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方式和安置方法。这种方式虽然容易操作和实施，但只解决了失地农民失地后短期内的问题，而没有考虑其长期的生存问题和保障问题，也降低了失地农民找工作的积极性。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当前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使补偿安置既能改善失地农民当前的生存现状，又能兼顾其长远生存和保障问题。应将货币补偿与社会保障、再就业安置相结合，实行多样化的补偿安置方式和渠道。比如，可以降低一次性货币补偿额，将其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从而提高分成，使失地农民可以获得长远的持续收入；同时，也可有效增强失地农民的就业意愿，有利于其收入增长。
第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适度的失业保障。对有工作能力、想找工作而暂时没有找到工作的失地农民提供失业保障是必要的，但在保障这些人处于失业状态时的基本生活的同时，也应保持促使其尽快再就业的激励，也就是说，要合理规定失业保障金额，不能超过就业时的工资，以防降低失地农民找工作的积极性。同时，建立完善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也可以降低企业吸纳失地农民的成本，从而使企业愿意为失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第三，提供有效的就业服务，提高失地农民实现就业的概率，并降低其找工作的成本。政府不但应通过政策引导增加就业岗位，还应为失地农民提供免费的就业培训，提高失地农民的工作能力和个人素质，从而提高他们找到工作的概率，进而提高他们寻找工作的积极性。此外，寻找工作的成本增加也会导致失地农民寻找工作的积极性降低，因此，政府应建立有效的就业服务平台，如就业信息网络系统就业信息网络系统的建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建立人力资源系统，按村、镇、区分层次，对该地区内失地农民进行逐一分类登记，详细记录其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劳动技能、就业意愿等内容，建档立册，实行网络化管理，便于劳需匹配；二是建立就业岗位调查系统，将当地各个企业的劳务信息进行汇总，及时准确地收集劳务用工信息，便于为失地农民提供合适岗位；三是建立劳务信息系统，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如电视、广播、网络等形式，或是举办企业招聘会、召开就业专题讲座、印发通知等形式，及时让失地农民获取相关就业信息。 ，以降低失地农民寻找工作的成本。
参考文献：
马林靖.2012.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来自新市民的声音——天津宅基地换房农民的就业与生活考察[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马林靖，周立群.2011.快速城市化时期新市民就业转型的难点、重点与出路研究——以天津宅基地换房政策为例[J].调研世界（12）：20-22.
张贵，丁梅.2011.中国城镇化的新探索——来自天津市华明示范镇的思考[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CARMELO M. 2009. Social Security in Latin America： Pension and Health Care Reforms in the Last Quarter Century[J].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5）：157.
Mingay. 1968. Enclosure and the Small Farmer in the Ag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2-30.
对农民工就业 篇7
最低工资制度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广泛采用,却一直饱受争议。我国虽然早在1993年便发布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并开始实行最低工资制度,但直到2004年新《最低工资规定》颁布以及“民工荒”现象出现,才使得人们对最低工资的经济效应特别是就业效应问题倾入更多的关注。事实上,最低工资制度对就业的影响与其所处的市场结构密切相关。就我国而言,由于受到经济体制、户籍制度以及产业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即有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之分。一级市场具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社会保障,劳动者一般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或家庭背景,主要由高等院校毕业生以及经过在职教育培训的人员组成,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相对较高; 二级市场工作条件差,就业保障不够,流动性比较大,劳动者主要由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组成,他们受教育程度低,劳动生产率低,缺少对劳动力价格的议价权,工资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决定了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主要对二级市场产生影响,而买方的垄断性使得最低工资制度对就业的影响变得扑朔迷离。近年来,受政策影响,我国各地区都在纷纷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其中东部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更是在全国遥遥领先。东部地区也是农民工最为密集的地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有64. 8% 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东部地区务工。在工资高标准、人员高密度的现实背景下,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究竟会对东部地区农民工的就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其传导机制又如何? 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二、文献回顾
尽管早在19世纪末新西兰就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但是直到1938年美国《公平劳动标准法案》的颁布,才使得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逐渐成为劳 动经济学 领域的热 点问题。Stigler( 1946) 率先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结构。由于低技能劳动力市场与竞争性市场更为接近,因此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将会通过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两种途径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Stigler提出的这一完全竞争假说,随后被大多数人作为理论范式广泛采纳,但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传统的竞争模型过于理想化,现实情况远比这个要 复杂得多。为 此Welch ( 1974 ) 和Mincer ( 1976) 先后提出了两部门模型,试图通过某种修正使竞争模型变得更加的完善。在实证研究方面,经济学家们早期也得到了与竞争性假设相一致的结论,认为最低工资提高会使企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其中又以对青少年就业的影响最为显著。研究估计,最低工资提高10% ,青少年就业减少约1% - 3% ( Brown,1982) 。
在达成短暂共识之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新的研究方法和计量工具的引入,一系列研究开始颠覆传统,认为最低工资与就业之间并不存在负向关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Card和Krueger ( 1994) 采用自然实验法对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快餐店进行的案例分析。对于为何会出现与传统理论不一致的结果,人们从理论框架、企业和求职者的反应、研究方法等多个维度给出了解释,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 1) 理论脱离实际。很多学者发现,完全竞争模型并未考虑劳动力市场的非完善性,就业信息不充分等问题的存在使企业在工资制定方面具有一定的垄断能力,特别是一些低工资行业,其垄断特征更为明显。根据买方垄断模型,当最低工资处于一定区间范围内时,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不仅不会削减就业,反而还会增加就业 ( Card,1992) 。 ( 2) 未充分考虑企业和求职者的反应。实际上,面对最低工资的管制,企业可以采取多种方法予以应对,比如缩减员工津贴、减少培训 ( Hashimoto,1982) 、提供更差的工作环境 ( Gindling&Terrell,2007) 、提高生产率、延长工作时间等等,这些措施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冲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此外,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时产生的溢出效应 ( Lee,1999) ,也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工作搜寻队伍中; 而根据搜寻———匹配模型 ( Flinn,2006) ,搜寻者人数的增加,必然会提高雇主和求职者成功匹配的几率,进而促进就业。 ( 3) 研究方法存在缺陷。在早期,受到计量方法以及数据的限制,经济学家们通常是利用时间序列来进行研究。此后,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没有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使得许多州纷纷开始独自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增加了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基于自然实验法的双重差分分析被广泛使用,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未考虑最低工资的滞后效应,没有选择合适的控制组等等。此外,随着数据获取渠道的增多,很多学者也逐渐开始利用面板 数据进行 研究。但是 正如Lemos( 2007) 所提到的,不适宜的计量工具、不正确的计量模型 ( 内生性问题、序列相关、无效的工具变量等) 、数据缺陷以及数据遗漏等,都有可能造成非负就业效应的结果。
面对国外学者们日益升级的争论,我国却由于受到制度实行时间短、研究数据难以获取等客观因素的限制,无法对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问题展开系统的研究,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则更是寥寥无几。李晓春、何平 ( 2010) 以买方垄断模型作为理论基础,对最低工资的农民工就业效应进行了分析,并利用长三角地区中七个城市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最低工资水平有促进农民工就业的作用; 但是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市场调整可能使最低工资原来具有的促进就业效应变得不确定。罗润东、周敏 ( 2012)采用27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发现最低工资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农民工就业影响有正有负,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以上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可以发现,关于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目前远未达成一致意见,理论假设、样本选择、数据处理、计量模型的差异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中最低工资的就业负效应也在逐渐地弱化。考虑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复杂性,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估最低工资对我国就业产生的影响,将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实证检验
( 一) 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目前,国外在使用面板数据研究最低工资就业效应时,通常建立以下形式的实证分析模型:
其中,Eit为被解释变量,是对就业情况的一种度量,通常用就业率或就业量表示; MWit为解释变量,是对最低工资标准的一种度量,通常用名义最低工资、实际最低工资或Kaitz指标1表示; Xit为控制变量,通常会随着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有稍许差异,主要由反映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状况的相关指标表示。本文在研究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时,沿用这一基本形式,并结合我国东部地区农民工就业市场的相关特征,把实证模型具体设定为:
1. 被解释变量。我们用Eit表示农民工的就业量。农民工这一称呼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目前关于农民工概念的争议仍然比较大,在此我们使用官方解释,将农民工定义为从事非农工作且户籍仍在农村的劳动者。由于缺少直接反映农民工就业水平的指标,我们根据定义用乡村从业人数与农林牧渔业从业人数之差来反映农民工就业水平。
2. 解释变量。本文关注的解释变量主要有两个,分别是最低工资变量 ( MWit) 和最低工资一阶滞后变量 ( MWit -1) ,其中最低工资 ( MWit) 采用经过调整的实际最低工资来表示。考虑到大部分地区都有多个档次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且调整时间也不尽相同,为了较为准确地反映最低工资标准的年度变化情况,我们选取各地区最高档次的最低工资标准,并按照每一阶段最低工资标准的实际执行时间长度进行加权平均处理。此外,根据Neumark ( 2006) 等人的观点,在实证研究中加入最低工资标准的滞后项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企业通常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来调整资本等非劳动投入,如果不考虑滞后效应,就有可能会忽略掉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对劳动投入产生的影响( Hamermesh,1995) ,从而低估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但考虑到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周期有逐步缩短之势,并且在调整之前,企业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提前获知最低工资标准即将上涨的消息,事先做好准备,所以我们认为滞后效应不会很久,在此仅考虑最低工资的一阶滞后效应。
3. 控制变量。为了加强模型的解释力度,我们还对其它一些重要变量进行了控制。首先,我们采用人均非农产业产值 ( RGDP) ,来控制需求方面的因素对就业的影响; 其次,考虑到农业性收入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其与工资性收入之间相对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意愿,我们用农业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的比例 ( AGW) 来控制供给冲击对就业的影响。此外,模型中还加入了地区效应变量μi来控制其它一些不可观测的或无法度量的地区特征差异对就业产生的影响。
在考察最低工资对农民工的就业影响时,为了保证相关数据的完整性2,我们选取1995 - 2012年我国东部各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样本量为187。文中的最低工资数据来自中国劳动人事网和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公告,其它数据则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区统计年鉴,或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计算得到。研究中的相关名义数据均以1995年为不变价格进行调整。此外,为了得到最低工资的就业弹性并减少变量数据的波动性,模型中除农业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比例 ( AGW) 以外的所有变量均采用对数形式。
( 二) 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冗余固定效应检验和Hausman检验3,我们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 999,估计结果见表1中的回归1。
注:*、**分别表示在 5% 和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为节约篇幅,未列出各截面的固定效应项。
1. 最低工资及最低工资一阶滞后均对东部地区农民工的就业有负效应且当期影响要大于滞后影响,系数分别为 - 0. 158和 - 0. 102。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企业往往可以事先获知最低工资的调整消息,而且随着关注度的持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频率和幅度正在逐步加大,在此背景下,企业也容易形成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的预期,这些都会促使企业提前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就业产生的滞后影响。
2. 人均非农产业产值对农民工就业有显著的正影响,人均非农产业产值每提高10% ,农民工的就业将增加4. 91% ,这与预期相吻合,说明二、三产业的发展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水平。
3. 农业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的比例对农民工就业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系数不是很高,仅为0. 004,表明农业性收入的提高,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转移的机会成本,制约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但影响力却十分有限。这可能是因为,农业性收入仅仅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性机会成本,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夫妻两地分居、子女教育缺失、保障权丧失等一系列非经济性机会成本的存在,这些成本虽然无法用数据精确测算,但却正在逐步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的重要因素。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对东部地区农民工的就业有负面影响,那么最低工资的提高究竟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农民工的就业? 本文将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继续探讨其传导机制。
在我国,农民工由于学历低且缺少相关职业技能,绝大多数从事的都是工资水平较低的工作,任职的企业也往往是依靠成本优势维持经营,利润单薄,对工资水平的变化十分敏感,因此面对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企业会想尽办法削弱其对成本产生的冲击。一般来说,根据时间的长短,企业的反应会有所差异。在短期,企业可能会通过延长工人工作时间、缩减员工规模等方式控制成本; 在长期,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会促使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采用劳动节约型的技术,或者用技能型劳动力替代无技能、低技能劳动力等办法缓解成本压力,而无法继续盈利的企业,将被迫退出市场。实际上,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不仅会影响企业,对雇工同样也会产生影响。根据效率工资理论,更高的工资水平将会减少工人偷懒行为的发生,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工作。由此可见,无论时间长短,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都会对企业的生产效率产生促进作用,所以我们考虑引入劳动生产率这一中介变量,进一步检验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通过劳动生产率对农民工就业产生的中介效应。
由于中介效应检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为了更为清晰地阐述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我们首先将变量之间的中介关系用以下三个回归方程表示:
目前,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主要有依次检验法、系数乘积项检验法和差异检验法等。本文拟借用温忠麟等 ( 2004) 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对劳动生产率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该程序的优点是通过依次检验和Sobel检验,能够将错误率控制在较小范围内。在此,我们以X1经过M的中介效应为例,将整个检验过程用图1来描述4。其中,Sobel检验统计量的构造为:Sa1和Sb分别为a1和b的标准误差。
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在表1中给出。其中回归1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最低工资和最低工资一阶滞后的系数分别在1% 和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可以进一步对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我们首先以劳动生产率为因变量,最低工资和最低工资一期滞后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2中的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及最低工资一阶滞后均与劳动生产率呈显著性正相关。接下来,我们把劳动生产率作为自变量加进前面已经建立好的模型 ( 1) 中,结果发现中介变量劳动生产率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说明在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中介效应。从表1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劳动生产率这一中介变量的引入,导致最低工资就业负效应的系数下降了0. 09,中介效应约占总效应的57% ( 0. 09 /0. 158) ,这说明最低工资上调对农民工就业产生的整体负效应中,有大约57% 的比例是由于劳动生产率提升而造成的。但是考虑到农民工大多数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迅速增加投资、转变生产方式的可能性不大,我们认为在短期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是通过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来实现的。谢勇 ( 2010) 通过对江苏省南京、苏州和无锡这三座城市进行调研发现,这些地区有将近60% 的农民工日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有64% 的农民工月工作天数超过26天,说明在我国,尤其是在东部地区,存在严重的农民工超时劳动现象,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合理性。接下来,我们对最低工资一阶滞后经过劳动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也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回归3中最低工资一阶滞后的就业系数下降了0. 025,中介效应约占就业总效应的24. 5% ( 0. 025 /0. 102) ,说明最低工资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有滞后作用,并经由劳动生产率最终影响了农民工的就业。可是为何长期劳动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不及短期明显呢?我们认为,尽管延长工作时间,可以帮助企业快速、有效地控制成本,但是过大的劳动强度却会使企业面临员工流失的困境,因此从长期来看,为了缓解成本压力,企业倾向于采用资本替代劳动、技能型劳动力替代低技能劳动力以及管理创新等更加积极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技术型人才大量缺失的现实状况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技术工人替代,同时,企业的技术革新以及生产方式的转变也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所以在长期,无技能、低技能劳动力只会被逐渐替代,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不可能集中体现。另外,回归3中最低工资及最低工资一期滞后的系数分别为 - 0. 068和 - 0. 077,说明农民工就业水平的下降,不仅仅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缩减员工规模或者亏损倒闭等原因也会对农民工就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和讨论了最低工资标准对我国东部地区农民工就业产生的影响,并利用依次检验法,对最低工资标准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最低工资标准对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就业有负面影响。最低工资标准每提高10% ,农民工就业将减少1. 58% 。
第二,最低工资标准对东部地区农民工就业有滞后效应,且滞后影响弱于当期影响。最低工资标准一阶滞后每提高10% ,农民工就业将减少1. 02% ,比当期影响小0. 56个百分点。
第三,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将会促使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减少对农民工的需求。在短期,企业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等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中介效应约占总效应的57% ,是影响农民工就业的主要原因; 而在长期,企业则是通过转变生产方式、加强管理以及技术创新等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中介效应约占总效应的24. 5% ,长期的中介效应弱于短期。
第四,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迫使企业直接缩减员工规模或者退出市场,这是造成部分农民工失业的重要长期原因。在最低工资标准的整体就业负效应中,有大约75. 5% 的比例是通过这种直接效应形式体现出来的。
虽然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会对东部地区农民工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我们也不认为这些地区需要停止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
首先,东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绝对水平虽然领先于全国其它地区,但由于相对于国际水平仍偏低,目前并未对该地区农民工就业产生较大的冲击,当期及一阶滞后的就业弹性系数基本维持在0. 1 - 0. 16的范围,明显弱于国外最低工资制度对就业的影响 ( Neumark,2006) ,因此没有必要过分担忧。相反,由于东部地区各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比例均低于0. 4的国际水平线,说明目前该地区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对低端劳动力的保障力度十分有限,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其次,在我国东部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聚集着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虽然对农民工有着旺盛的需求,但却往往是压榨工人的“血汗工厂”。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将迫使这类企业转变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营方式,想方设法提升劳动生产率。从长远来看,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将有利于加速企业的资本化进程,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核心竞争力向技术革新、管理创新、增加产品附加值等方面转变。
对农民工就业 篇8
1、辽宁省城农民工数量逐年增加
辽宁省共有14 个城市,土地面积14.8 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4271 万人,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比例接近1:1。到2012 年底辽宁省城市农民工约有450 万人,比上年增加38 万人,其中350 万人来自辽宁省内,100 万人来自其他省份。2009—2012 年辽宁省城市农民工数量变化如图1 所示。
辽宁省城市农民工主要来自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安徽、河南、河北、四川、山东、江苏、浙江、湖南等省、自治区和辽宁省内的阜新、朝阳、铁岭等城市。农民工输入地主要是沈阳市(省会)、大连市(港口)及鞍山市(重工业城市)、营口市(港口)等。
( 注: 数据来源: http://www.ln.stats.gov.cn/infopub25/info-htm/2012-05/3935/%。)
2、辽宁省城市农民工的就业和收入
调查发现,在辽宁省农民工当中,高中文化的占8.9%,初中文化占68.7%,小学文化的占9.4%,大专文化和文盲的比例都不高。大连市农民工多集中在第三产业(售货、家政服务等),也有在建筑、安装、水产养殖业等行业就业的。在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渔业捕捞及养殖业的就业比重分别占24%、20.3%、19%和17%。而在沈阳市,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在这四个行业中就业的农民工占辽宁省城市农民工总数的72%(见表1)。
辽宁省城市里的农民工平均每月收入大约2600 元,比上年增长29%。其中月收入在2000 元以下的占39%,2000—2600 元的占28%,2600—3200 元的占13%,3200 元以上的占20%。城市里的农民工每月平均收入仅是正式员工收入的一半左右。例如,2012 年大连市正式职工月平均工资4600 元,而大连市农民工平均每月收入大约2500 元。一直以来,公司恶意拖欠农民工的工资的现象普遍存在。尤其是建筑行业拖欠农民工事件更是严重。例如,沈阳市有建筑工地230 个,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有162 起,沈阳警方协助农民工查找欠薪逃匿人员74 人次。
3、辽宁省城市农民工的居住、消费状况
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辽宁省城市里的农民工主要居住在城乡接合部和住房条件较差的社区中。多数农民工家庭租住的是郊区待动迁的平房,房屋狭窄潮湿,室外垃圾成堆。调查发现,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住房的占5%,独立租赁住房的占12%,与人合租房的占13%,住单位宿舍的占32%,居住工地工棚的占13%,居住生产经营场所的占6%,还有的农民工居住在工作单位提供的门卫房、仓库、锅炉房等地。租房面积在25 平方米以上的农民工家庭约占30%。约有70%的农民工家庭只能租住25平方米以下的房子,其中15—25 平方米的占50%,15 平方米以下的占20%。平房每月租金多在200 元左右,楼房每月租金500—600 元(一般是两家合租)。
受到就业不稳定、薪资低下条件的限制,农民工的消费能力比较低。沈阳市农民工每月伙食费支出在200—240 元的占33%,240—300 元的占27%,300—350 元的占19%,350—400 元的占12%,400—500 元以上的占9%。表2 则显示了大连市农民工每月的消费支出状况。
(单位:%)
4、辽宁省城市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和社会保障状况
城市里的大部分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单调枯燥、封闭。对大连市农民工的业余生活的调查结果如下:排第一位的是看电视(28%),第二位的是睡觉(24%),第三位的是看书看报(22%),以下依次是上网、交友、文体活动、业务学习、做家务和其他活动。
近几年,辽宁省城市里的农民工参加保险人数占全部参保人数的四分之一。调查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农民工遭遇过半年以上的失业。然而大部分农民工没有参加失业保险。当城市里的农民工遇到失业危机时,多数人是依靠积蓄或借款生活,城市里只有少数农民工可以得到劳动单位或其他组织的帮助。表3 显示了大连市35 岁以下的农民工参加保险情况。
然而,城市里的农民工大部分了解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法律知识(见表4),当遇到不公平待遇时,多数农民工会利用法律解决问题。
5、辽宁省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小学和中学教育
2012 年辽宁省城市里共有21 万农民工子女,其中沈阳市拥有农民工子女5 万左右。2012 年在大连市的小学和中学分别接收7.5 万和2.5 万名农民工子女,分别占大连市小学生和初中生总数的25%和15%。他们和本地中、小学生一样享受免费教育。
(注:数据来源:http://dalian.runsky.com/2012-06/07/content_4292432.htm。)
二、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因素
第一,户籍制度。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就业机会、获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子女上学的权利,在城市里工作的农民工不能成为真正“城市人”。第二,农民工经济收入。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影响其融入城市,农民工收入越高就越容易融入城市。低收入的农民工则没有多余的资金参与城市的日常活动,不能变成真正的“城市人”。第三,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就越高,更愿意与城市居民交往,就更容易融入城市。第四,城市排斥。调查发现,市民与农民工表面上发生着经济、工作和生活上的交往,但在内心里市民则完全将农民工排斥在城市人群体之外,与农民工有着疏离感。
三、促进城市里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对策建议
消除制度性障碍。积极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消除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大障碍,同时逐步解决农民工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问题。为城市里的农民工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环境,增加农民工的经济收入。同时也要改善农民工在城市居住条件,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良好的环境。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除了政府的培训机构以外,还要鼓励商业培训机构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农民工的工作技能。向农民工传播法律知识、城市交通规则、用电安全知识、煤气安全知识等,逐步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能力,缩小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心理、习惯、观念等方面的差距,促进其尽快融入城市。
摘要：本文对在辽宁省城市里工作的农民工的就业、收入、住房、消费、业余生活、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险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和整理。提出了促进城市里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对策建议。
对农民工就业 篇9
小额贷款一般是指向穷人提供金融服务，最早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 (MohamedYunus) 开创。尤努斯最先尝试向孟加拉百姓提供金额非常小的或“微型”贷款，随后建立了著名的格莱珉 (Grameen) 银行。当前，小额贷款已被公认为是一种消除贫困的有效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新的动力，使非常贫困的百姓，尤其是妇女，可以从事自主就业项目。过去，这些百姓被认为是不可能接受银行服务的，因为他们一般没有稳定的工作，不满足获得传统贷款的标准。小额贷款使他们获得收入，开始建立财富，并最终摆脱贫困。近年来，小额贷款发展速度惊人，一些小额贷款公司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起来。2009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落实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就业潜力，拓展农村非农就业空间，鼓励农民就近就地创业。”返乡农民工常年在外奔波闯荡，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他们中大多数人有很强的创业和再就业愿望。但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创业知识较缺乏、创业技能不高。这决定了他们创业再就业比较难。农民工创业再就业的体制障碍主要表现在金融服务严重缺失;政府创业就业培训不能适应和满足农民工的需求;缺乏切实有效务实的优惠政策。
二、小额贷款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发展现状
自1994年开始引进小额贷款以来，经过十七年的发展，小额贷款在我国经历了一个由试点到推广的过程，并得到了很好的发展。2008年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严重的冲击, 但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特别是农村小额贷款市场却依然发展得如火如荼。中国小额贷款发展的历史虽然很短，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农村民间借贷行为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农村金融服务不到位，金融抑制所造成的。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农民可支配的个人收入较低，缺乏抵押物，往往被正规的金融机构排除在借款客户之外。因此，农户在急需资金时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借贷。农户小额贷款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它是根据农户的经济状况和信用程度，在核定的额度和期限内向农户发放的不需抵押担保的贷款，根据农户的生产周期确定不同的贷款期限，手续简便，利率优惠。
(二) 存在的主要问题
小额贷款近几年来发展较快，但由于起步时间短，发展还很不成熟，目前尚存诸多问题：
(1) 农户小额贷款与农户需求不相适应，贷款方式亟待创新
小额贷款以额小、灵活、简便深受众多农户的青睐。但随着农村经济结构深入调整，农村资金供求呈现出金额大、期限长、利率低等特点，目前不少地区的小额农户贷款已与农户需求不相适应，面临诸多瓶颈制约：一是贷款额度和贷款期限不尽合理，一定程度限制了农户小额贷款的发展;二是贷款的风险性高。农业属于高风险行业，小额贷款主要依赖借款人的信用作保证，个别农户信用意识淡薄，存在逃债、赖债等行为，致使贷款的风险性较高;三是贷款后管理缺失。农信社信贷人员偏少，而小额贷款具有点多、面广、零星分散、工作量大的特点，致使贷款后管理工作缺失。
(2) 农民贷款担保难
尽管国家政府对农民的扶持，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贷款机会，但担保难仍然制约着农村小额贷款的发展。调查显示，多数农民靠村干部、政府公务员的担保获得贷款。但这些对于需求量很大的小额贷款而言，简直是杯水车薪。为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地区开办了担保公司，担保公司为农民提供了担保的新途径，但是目前这类公司多数不为小额度的贷款进行担保，而且经过这个环节后利率又被升高，提高了贷款的门槛。
(3) 创业及小额扶贫等贷款需要进一步完善
小额贴息贷款开展时间较短，且该项贴息贷款每笔额度偏小(一般只有5000元以内，不超过30000元)，难以满足贷款户的需求，同时，由于受承贷主体自身知识水平和创业能力所限，他们在项目、市场、信息和技术上都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又缺少担保人，这些都是制约他们贷款难的原因。
(4) 农村信用工程创建缓慢，影响了小额农贷的发放工作
由于部分乡村集体经济收入有限，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的不良贷款较多，少数地方政府、司法部门打击恶意逃废债的力度不足，无法满足信用村镇的评定标准。另外，农村信用社贷款以农业为主，农民生产主要以传统的粮食、烟叶、食用菌生产为主，受自然气候影响较大，沉淀的贷款较多。个别信用社存在畏难情绪，没有积极主动地向当地政府汇报，加上认为小额信贷量小、笔数多、成本高，不愿意积极参与。
三、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再就业的小额贷款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小额贷款如果只限于对单个失业人员的扶持，作用比较有限。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再就业，必须依靠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增加对返乡农民工的吸纳能力，有效发挥小企业对创业再就业的辐射拉动作用。
第二，加强部门间密切协作，共同落实小额贷款政策。只有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把各个部门(包括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这项工作才能取得新的成效。
第三，在努力发挥小额贷款政策积极作用的同时，要拓宽资金渠道，特别是要及时补充和扩大贷款担保基金，完善担保基金管理办法，有效解决返乡农民工创业再就业过程中的资金制约问题。
四、主要对策建议
（一）努力探索创新，稳步建立“小额担保贷款+创业培训+信用社区建设”的有机联动机制
要努力放大和提高小额贷款拉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并积极推动银行小额贷款逐步向商业可持续的个人创业贷款平稳过渡，逐步实现银行用利率溢价覆盖贷款风险，稳步建立金融支持创业促就业的长效机制。
(二) 全面推广返乡农民工小额贷款，加大返乡农民工贷款比例及额度
各地要加大新增贷款份额比例用于发放返乡农民工贷款，为返乡农民工创业再就业解决资金难题。发放返乡农民工小额贷款，要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根据需求者合理需要，扩大贷款使用范围，更好地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好金融服务，使其贷款需求基本得到解决。
（三）要创新抵押担保方式，使返乡农民工有更多的财产可用于抵押贷款
要进一步加强对信贷产品的创新力度，充分利用多种贷款方式和担保方式，为返乡农民工提供金融服务。要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创新和推广多种方式办理贷款业务，满足不同情况的资金需求，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四）改进工作作风，简化信贷手续
长期以来，信贷手续繁杂、信贷员服务质量不高是制约返乡农民工贷款的主要因素。为此，在服务“三农”的过程中，不能以“请示”来推诿，以“调查”来敷衍，以“研究”来拖延，力争改进工作作风，简化信贷手续，同时要加大对信贷人员的培训力度，通过举办培训班和进行现场辅导等举措，提高信贷人员办贷能力及工作效率。
（五）建立和完善返乡农民工资信评价体系
与当地政府携起手来，共同实施农村“信用工程”。针对部分返乡农民工信用观念淡薄，逃废银行债务等不良现象，充分发挥基层村党支部、村委会、村组干部的作用，利用村党支部、村委会、村组干部熟悉情况、威信较高的优势，让他们充当信用社的“业务顾问”和“信贷指导员”，通过调查返乡农民工生产经营和收入状况，实事求是地向信用社推荐借款人，成为联接返乡农民工与农信社的桥梁和纽带，帮助信用社把好贷款调查关，既帮助返乡农民工扩大了生产经营规模，又督促信贷户还贷付息，确保资金放得出、收得回。
参考文献
[1]张扬.从孟加拉国小额信贷成功模式解析我国小额信贷的困境[J].商业研究, 2009;9
[2]彭新育, 李坤明.深圳小额贷款的发展前景分析[J].生产力研究, 2010;9
[3]王焕静.新时期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题研究[J].中国经贸, 2009;12
[4]鄢萌.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J].甘肃农业, 2010;01
对农民工就业 篇10
作为非正规就业的城市农民工群体, 既无特殊的劳动技能, 又无可利用的社会资本, 只能依靠提供简单劳动力实现就业, 这是我国非正规就业群体的主流, 其劳动关系的博弈能力非常低, 处于严重的被歧视、被剥夺且日趋边缘化的地位, 严重影响并威胁到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及其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
二、问卷设计与相关调研说明
1.调研目的与方法
本次调研采用了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的方式, 目的是通过面对面的零距离接触, 获取第一手资料, 真实了解或反映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城市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及劳动关系的现实问题, 为我国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创新及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设, 提供可供参考的事实依据或完善建议。
2.问卷设计及其依据
我们根据杨河清主编的《劳动经济学》一书中的劳动关系调整遵循的基本原则所包含的内容来编制下列问卷内容: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劳动权、收入报酬权、休假权、安全保护权、职业技能培训权、社会保障权、劳动争议处理权和参加工会组织权等。[1]本问卷共分为7个一级标题和17个二级标题 (具体见表1) 。
3.调研对象及基本信息概述
本次调查选取的是四川成都市, 成都市是四川省的省会城市, 是城市农民工聚集的地区。据四川成都市统计局统计资料, 目前全市农村196.6万的转移劳动力中, 在本市就业的有154.1万人, 已接近城镇从业人员数量。据有关专家估计, 目前在成都市就业的农民工有200万人左右, 占成都市在籍人口的1/5。所以我们选取本市调研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 剔除漏选或乱选的报废问卷13份, 有效回收987份, 有效回收率为98.7%。
本次被调查对象是以农村户口为主的城市农民工, 其中, 18岁～30岁的占了农民工本次调查人数的37.5%, 30岁～40岁的占本次调查人数的41.6%, 40岁～50岁的占本次调查数的20.9%;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主要以初中和高中文化为主, 初中文化程度的占了38.5%、高中文化的为43.14%、小学文化的占18.1%。
三、城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现状
1.职业层次低, 就业不稳定
本次随机抽样调查中, 从事餐饮、家政服务业、建筑行业和商业服务业的从业人数最多, 分别为19.7%、19.1%和18.7%;其次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城市社区服务行业和加工制造业及配套服务业, 其分别为14.2%、10.4%和9.7%;从业人数最少的是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和城市公益性岗位就业, 分别为5.7%和2.5%。另据随机抽样调查显示:87.3%的城市农民工都更换过工作, 其中一年更换一次工作的占了56.1%, 一年更换两次工作的占了21.6%, 一年更换3次及以上的占9.6%。同时, 从个别访谈中还得知, 有部分农民工是以从事季节性或临时性工作为特点, 农闲时节进城务工;还有部分农民工从事的是以项目期限为特点的短工, 如建筑业, 当项目终结后, 他们不得不重新更换工作。究其原因, 其主要是因非正规就业是一种不稳定的、短期性的、季节性的和临时性的就业形式, 这也就意味着劳动者就业具有非长期性, 主要从事基层工作, 职业层次非常低, 对从业人员劳动技能要求不高, 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劳动力个体之间存在较强的替代性。以上种种原因都进一步加大了就业的不稳定性和失业风险。
2.劳动合同签约率低, 且呈短期化态势
从劳动合同的签订来看, 本次随机抽样的结果是:签订劳动合同期限2年及其以上的占4.9%, 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1年的占5.4%, 签订半年劳动合同期限的占4.4%, 以劳动项目完成为期限的占8.7%, 签订口头协议的占3.2%, 也就是说有劳动合同和口头协议的共计占26.6%, 与企业根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占73.4%;除去2年及以上的占4.9%以外, 有21.7%的合同签订率都属于是短期合同, 从而导致劳动关系的不稳定性。相对劳动合同签订而言, 了解劳动合同内容的城市农民工就更少了, 在签订有劳动合同和有口头协议的被调查对象中, 还有11.3%的根本不了解劳动合同的内容。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用人单位运用其优势地位和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劳动者求职成本高的客观状况, 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和企业用工风险, 如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就可以不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报酬可以由雇主单方确定、工作时间可以任意延长等。同时, 随着劳动用工形式的多样化和劳动力流动性的加大, 劳动合同短期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 由于城市农民工本身的文化知识水平不足, 根本就不了解劳动合同本身的作用, 或是因为迫于生计, 他们一般对劳动标准的要求低, 大部分人不得不接受较恶劣的劳动和安全卫生条件, 也不主动要求雇主签订劳动合同。这种事前不签订劳动合同或签订不平等劳动合同的情况, 导致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不明确, 从而使得一些用人单位不支付任何补偿就可以随意解雇劳动者, 并且用经常更换工人的办法来压低工资, 劳动者出现工伤事故时, 用人单位不承担责任, 并且容易引起劳动争议。
3.缺少技能培训及职业晋升的机会
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4%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经常参与技能培训, 有4.9%的被调查者偶尔参与过技能培训, 两者相加也未超过6.3%。也就是说这部分农民工要想通过参与企业的岗位技能培训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价值, 其机会或概率是非常少或低的, 结果是这部分人只能长期从事低技能、低职位、低收入的工作。究其原因是目前各级地方政府的就业培训仍然主要集中在城市下岗职工的培训工程, 对农民工培训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而且经营者的逐利本性使其不愿意对这些流动性较强的就业者提供职业培训机会, 即便是在企业技术升级要求高技能职工的情况下, 企业主也宁愿选择雇用新的劳动力, 而不愿意给在岗职工提供培训机会;[2]同时, 这部分群体的经济实力和意识的有限性使其无法通过自力获得职业培训机会, 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自身就业潜能的发挥。所以, 技能的缺失和低水准徘徊也就使他们无奈地丧失了职业晋升的机会。
4.缺乏劳权保障, 劳动标准恶化
我们关于劳动权益保障的调查着重四大内容:工资克扣或拖欠情况、工作时间规定、休假时间和社会保险购买。有关工资克扣或拖欠情况的调查显示:无工资拖欠或未克扣过工资的企业只占9.4%, 每年有过1～3次工资拖欠或克扣工资的企业占35.7%, 每年有过4次及其以上工资拖欠或克扣的工资的企业占54.9%。每天工作时间为8小时及其以下的只占0.5%, (这部分人还几乎都是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群体) , 每天工作时间为8～10小时的占20.9%, 10小时以上的占78.6%。月休假情况的调研显示:每月能休假4～8天的工人仅占3.7%, 能休1～4天的有10.7%, 几乎没有假期的高达85.6%的比例。购买社会保险的调研显示, 由单位和个人共同出资购买社会保险的约占18.7%, 有81.3%的被调查者单位根本没有为其购买任何社会保险。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就业机制不规范。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如劳动监察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全覆盖到非正规部门的从业者, 非正规就业城市农民工群体同用工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往往处在社会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之外, 并且也缺乏相应的保护机制。[3]另一方面是现实生活中许多城市农民工与雇主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与雇主形成的关系既不是劳动合同关系, 又不是经济合同关系, [4]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法律来直接调整这种关系, 致使农民工在遇到工作条件差、工伤事故频繁、福利和社会保障待遇缺失等问题时, 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 很难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5.工会组织缺失, 维权不到位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 由于劳动关系不规范或不直接产生劳动关系, 这部分群体参与工会组织的人数极少, 只有2.5%的农民工参与了工会组织, 而高达97.5%的城市农民工根本没有参加过任何工会组织。对工会职能的认知情况调查显示:对工会职能了解和了解一点的合计占4.1%, 还有95.9%的城市农民工根本不了解工会的基本职能。究其原因是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对建立工会组织和开展工会活动采取不合作态度, 与此同时, 庞大的城市农民工中也因流动性大, 不易被吸收到工会组织中来;甚至大多数非正规企业, 如个体经济组织或家庭经济组织, 根本不可能成立工会组织, 其工会组织和劳动关系缺失是自然缺失;而且多数工会工作也往往受制于经营者, 工会活动缺少必要独立性, 工会组织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 在一些严重侵害职工权益的事件中, 很少看到基层单位工会组织在维权方面的作为, 工人们缺少诉求渠道, 劳资关系无协调机制, 结果往往导致矛盾激化。
6.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建设不完善, 劳资纠纷难以及时化解
调查结果显示:81.4%的城市农民工选择用忍气吞声的方式解决劳动争议, 17.1%的选择企业内部调解的方式, 只有1.1%的城市农民工选择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 0.4%的选择法院。也就是说只有18.6%的农民工在劳权遭遇侵犯时, 通过群体采用积极的、合法的方式解决劳动争议。究其原因是我国现行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实行的是“一裁两审”的强制仲裁制度, 争议处理程序复杂, 诉讼化倾向严重, 它对于低文化素质、低收入、很少闲暇的非正规就业城市农民工群体来说, 成本是比较高的, 难以承受。因此, 城市农民工群体的权益即使受到侵害, 考虑到诉讼成本, 他们或选择忍气吞声, 或采取怠工、罢工、游行等非规范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争取自己的利益, 导致劳资矛盾激化和扩大。
四、创新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对策
劳动关系的协调运行是社会关系得以稳定的基础, 就城市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而言, 由于存在形式的多样化, 职业类型的复杂化等特点, 其严重阻碍了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创新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具体对策。
1.健全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及制度建设, 使其劳动关系逐步规范化
首先, 要真正把城市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中, 从法律、政策上确立其地位, 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 保护非正规就业者权益, 建立完善新型的劳动关系;其次, 非正规就业中出现的劳资纠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动法规不健全、劳动制度缺失造成的, 因而, 在《劳动法》付诸实施后, 要及时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 如《劳动关系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劳动诉讼法》等, 其法律法规的制订与调整要能充分体现现阶段劳动关系的特点, 并能适应非正规就业中劳动关系发展的趋势, 为城市农民工维权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5]最后, 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 可依法设计一种适合农民工自身特点的简易社保品种, 比照当地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采取固定缴费方式, 由非正规就业者自愿“购买”, 并同时考虑到我国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这一基本特征, 实现全国社保基金能根据不同城市、地区的工资和物价标准为基准相互流动, 形成制度保障城市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使其劳动关系逐步规范化。
2.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检查, 加大执法监察力度
首先是加强监察控制体系的规范化建设, 用完善健全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劳资双方的行为, 特别是约束资方侵犯非正规就业城市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 规范其招聘录用、工资发放、薪酬福利、休息休假、合同变动、关系解除等方面行为, 使劳资关系能够在公平、公正的轨道上运行。其次是创新机制, 加大劳动监察力度。要对企业的欠薪欠费实行综合治理, 建立起企业欠薪欠费预警机制, 建立起相关部门的联动机制, 形成合力监察企业的违规行为。再次是强化职能, 推进劳动争议仲裁工作。要从劳资纠纷的源头抓起, 构筑解决劳资纠纷的第一条防线。围绕公平与效率的仲裁服务信念, 着力畅通劳动仲裁“绿色通道”, 通过快速处理、减免费用等措施, 维护非正规就业城市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最后是落实责任, 畅通诉求渠道, 完善信访工作制度。进一步完善劳动争议诉求表达机制, 畅通劳动者信访、投诉、举报渠道, 使农民工的劳动纠纷得到有效处理。
3.着眼于建立以劳动合同为依据的劳动关系调整形式
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督促和指导各类用人单位做好劳动合同管理工作, 将劳动合同的签订、续订、终止、解除、变更实行动态管理, 依法维护农民工的权益, 劳动合同法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劳动合同的签订及其规范治理上, 其着力点应该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明确用人单位是劳动合同主体的原则。推行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基础的劳动用工登记制度, 不管是微型企业还是个体经济组织, 都要明确只要雇佣非正规就业劳动者参与生产, 其用人单位都是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主体, 不签订劳动合同就是违法。
(2) 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和完善适用于非正规就业不同职业类型的劳动合同示范文本, 明确非正规部门雇主对劳动条件、劳动标准、劳动内容、工资报酬、职业危害等进行告知的义务;对于已经存在的劳动关系事实但又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 除了劳动者有其他意思表示外, 均应该被视为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劳动保障部门要对不签订劳动合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 加大依法纠正和行政处罚的力度。
4.改革职业培训制度, 提升城市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首先, 除了继续完善建立城镇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体系外, 还应建立健全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的多层面的县乡村三级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网络体系, 提高农民工转岗再就业能力;其次是政府还应该通过各种公共中介机构为其提供低收费或免费的教育和培训, 普及以面向岗位和培养职业技能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职业培训模式, 提高劳动技能;最后, 针对非正规从业农民工的多质性, 就业培训服务不能一个模式, 政府应建立专门的培训机构, 大力开展“定向”式、“订单”式城市农民工培训, 培训工作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采取分类指导的方针, 以增强培训的实效性, 培训的形式要突出多样性, 可采取送培上门、阶段学习、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学习与工作相结合等灵活方式, 努力提升城市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5.建立三方协商机制, 切实保护城市农民工的基本权益
建立以劳动双方自主调节为主体, 以劳动合同制度、集体协商及集体合同制度为基本形式, 以政府行政部门、非正规就业工会组织、企业组织三方协商为导向, 对涉及劳动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沟通和协商, 对拟定有关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规以及三方利益调整的重大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提出建议, [6]进一步实现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的规范化、法制化。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的框架下, 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 把企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劳动报酬、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养老工伤社会保障等情况作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重中之重, 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执法检查, 加强监管, 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并形成工作制度, 进一步规范企业用工行为, 切实保护好、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6.促进非正规就业组织与工会组织的融合发展
以社区公益性组织及其他劳动组织为依托成立工会组织, 对于城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群体合法权益的维护具有深远的影响。
(1) 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本身是不具备成立工会组织条件的, 针对城市农民工群体主要集中在社区的特点, 可以以社区为单位组建工会组织, 赋予社区工会组织以基层工会的职责, 直接接受社区的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参加工会。
(2) 对于广大从事个体经营的劳动者, 其劳动关系的缺失是自然缺失, 探索把已有的个体劳动者协会组织纳入工会组织的办法, 把各级个体劳动者协会以团体会员资格加入工会, 以行业为特点吸纳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为其维权。
(3) 对于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的问题, 首先要消除正规部门接受本部门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加入工会的各种经济和利益关系的限制, 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约束正规部门吸纳所有的正式雇佣和非正式雇佣的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
(4) 加快中介组织 (如家政服务行业和劳务派遣机构等) 在政策扶持的情况下向公益性组织转变, 同时促使这些中介组织成立工会组织, 有利于维护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权益。
7.逐步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与强化部门之间的协调, 综合解决农民工维权问题
首先, 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宣传城市农民工的基本权利需求, 从而构建合理的社会舆论与道德评价体系, 强化对城市农民工的普法力度;其次是建立劳动争议处理体制上的“双轨制”, 即改革“先审后裁”模式, 实行“裁审分离”体制, 即指未能和解的当事人不愿或调解机构调解不成的劳动争议案件, 可以由当事人在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之间自由选择, 申请仲裁的不得再提起诉讼, 且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已提起诉讼的就不得再申请仲裁, 诉讼实行两审终审制, 有利于非正规就业群体城市农民工节约解决争议的成本和时间。再次是加强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力度, 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维权工作, 做到信息互通、工作互动、各尽所能, 更好地实现法律援助、司法救济和行政执法的衔接。最后, 要积极探索农民工多元化维权的新方式, 综合运用行政、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最大限度地挽回农民工的损失, 减少诉讼, 降低维权成本。
摘要：本文作者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方式, 探索了城市农民工群体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存在的诸多特点, 即职业层次化低、工作不稳定、劳动合同签约率低等, 且呈短期化态势、缺少技能培训及职业晋升的机会、缺乏劳权保障以及劳动标准恶化、工会组织缺失、维权不到位、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建设不完善、劳资纠纷难以及时化解等, 这些特点严重阻碍了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文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如何创新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的具体对策。
关键词：城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调整机制
参考文献
(1) 杨河清.劳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 江立华.论城市农民工的平等竞争权问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2, (04) .
(3) 罗华荣.当前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问题[J].上海经济研究, 2005, (03) .
(4) 艾春岐.妥善解决好农民工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J].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5, (01) .
(5) 何文举, 李娜.农民工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分析[J].湖南社会科学, 2007, (03) .
打造农民工就业品牌 篇11
政府手里具有充沛的公共资源和信息资源,具有毋庸置疑的社会公信力和信誉度,政府走到宣传前沿,通过规范引导,改善农民工散兵游勇、涣散自发状态,形成“人多力量大”的拳头效应、“从业规范,集团作战”,能得到用人单位的信赖,增加就业机会。
更重要的是,政府搭建权威性的信息平台,整合综合性的劳动力资源,充分挖掘本地农民工的优良的职业形象、技术形象和公共形象,将河南农民工的勤劳朴实、任劳任怨、技术精湛打造成独一无二的劳动力资源品牌。据报道,河南叫得响的农民工品牌主要有:长垣厨师、林州建筑、新乡防腐、信阳保姆、遂平家政、唐河保安、西华的哥、少林保安、新县涉外、新乡海员、栾川渔工、禹州电子、民权画虎、周口技工等。
在现代商品经济中,好品牌就是摇钱树,品牌更是市场经济和劳动资源密切结合的优良产物。比如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就业品牌,摩洛哥园丁、南美农工、东欧油漆工、菲律宾佣人等,他们不仅仅是一种劳动力特色的显现,也是当地管理水平、商业意识和品牌意识的一种折射。因此,在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要想得到发展壮大,仅仅站在市场前段盲目“抢”机会是不够的,还应注重积累、注意总结,打造、培养市场品牌,谋求“人有我优”的终极竞争力。河南“务工品牌”的打造就是一种远景意识。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有充沛的农民工资源,这对于河南农民工走出河南,走出国门,创造更辉煌的经济产值、经济总量,是一种有效帮扶。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能具有如此的市场意识,尽管网络经济和很多新观念流传很广阔,仍有不少地方政府摆脱不了小农意识,多注重小打小闹、小富即安的民工输出阶段,停留在自由和散漫状态,缺乏对民工的规范培训,缺乏科学指导。这样的务工虽然也能创造产值,但与品牌相比,它的附加值和劳动力价格却有高下区别。
还有地方政府认为,市场经济中,企业形象和各种市场品牌应该依靠企业和社会主体自己去打拼。这当然不错。可不要忘了,政府作为社会资源的协调者和组织者,却一直具有头羊责任。特别是政府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品牌,如果利用自身品牌影响力和推动力,帮助企业和社会主体树立品牌,积极发展,帮忙而不是越位,指导而不是指令,这对于社会品牌的形成就是一种积极的扶持和推动。
对农民工就业 篇12
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使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同质化的生活条件,也就是农民变市民。当前重庆人口现状为:2005年重庆市的户籍人口为3169万人,常住人口为2798万人,城镇人口为1265万人,城镇化率为45%,农村人口1900多万。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文盲、半文盲占7.5%,小学文化的占42.88%,初中文化的占37.40%,高中和高中以上文化的占4.98%。根据2007年9月20日,国务院批准的《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到2020年,重庆市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0%,即重庆市未来的城镇化率将提高25个百分点,有80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这就意味着将产生800万失地农民。
二、失去土地对农民的影响
到2020年,将产生800万失地农民。这些农民失去了承包经营地和宅基地。土地对农民具有经济功能和保障功能。农民收入来源主要靠他们所承包经营的土地;现阶段农民主要是自我保障,他们的保障问题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解决,主要是依靠土地所产生的效益。将近800万农民失去土地,他们的保障问题、收入问题怎么办。这是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必须面对的。
重庆市采取了在九龙坡区先行试点,然后再在全市推广的办法。其主要精神是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具体办法是用宅基地交换城市住房,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换社会保障福利。在九龙坡区范围内,有稳定非农收入来源的农户和重庆市三峡库区云阳县境内的移民农户,如果自愿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经申请审核,可登记变更农村户口为九龙坡区城市居民户口,同时获得宅基地和承包地方面的一次性补偿,并在城市安置方面获得一定优惠。住房安置采用下列三种方式:划地安置、货币补贴安置、廉租房安置。
失地农民获得了土地补偿,有的还获得了住房;失地农民还能享受集体土地及资产带来的收益,有的还享受着养老保险等保障措施。但问题仍在:第一失地农民获得的土地补偿数目是有限的;第二集体土地或资产带来的收益不稳定;第三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的人数有限,除开以上两类情况,还有占人数绝大部分的正处于青壮年期的失地农民,他们的问题又怎么办?第四就算上述收益保障都存在,那广大的失地农民还有除满足基本生活以外的其他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巨大的资金。
以上表明:失地农民被动的“等、靠、要”不行。他们的出路是就业。而要解决就业的问题?首先就要对他们进行培训。800万失地农民要变为市民,如果扣除儿童和老人等没有城市就业能力的农村居民,按50%的就业劳动力计算,那么,未来重庆的城市体系将在14年中需要为近400万失地农民解决就业问题,而且当务之急就是要对他们进行就业培训。
三、失地农民就业培训现状特征分析
由于重庆市城乡统筹工作才刚刚起步,只是首先在重庆市九龙坡区进行试点改革,全市范围内的改革还没有全面展开。但针对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能够以小见大地分析得出如下情况。
第一,失地农民的文化程度多为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是少数。第二,失地农民大多缺乏专业技能,一旦脱离传统农业,除了做“力哥”外,便难以做其他工作。第三,由于征地后的收入来源减少,日常生活支出增加和征地补偿金过低等原因,使得农民的创业资金少。第四,在农村惰性的长期熏陶下,很多人安于现状,存在不劳而获和“等、靠要”的想法。
四、失地农民就业培训思路初探
第一,破解失地农民就业培训问题,政府是关键。失地农民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支付各种支出,这样指望失地农民自己买单进行就业培训是空谈。其次,企业具有逐利的天性,他们很少主动去培训这些需要工作的失地农民。而在这数以百万计的失地农民中,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人很少。因此,一个迫切艰巨的使命必须要由政府来承担,政府是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推动者。
第二,具体思路探讨。一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重庆市将成为西部地区最大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将成为资金流、物资流、劳动流、信息流的重要集聚辐射中心。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将提供百万个就业机会。重庆市2006年GNP为3486.2亿元,第二产业比重43%,第三产业比重45%。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重庆市第三产业的比重约低20%。重庆市产业结构的演进中,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巨大的潜力。重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的形成将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外部条件。2006年,重庆市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为520.66万人,第二产业的为308.2万人。若按照2006年的劳动生产率,重庆市未来的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只要能在14年内翻一番,就能提供800万个就业岗位。由于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未来14年所提供的劳动力就业机会会少于800万个。但即便如此,也能为城乡统筹中的几百万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故对失地农民的培训应定位于第二、第三产业所需的技能培训。
其次要区分培训内容:从能否获取稳定的非农收入来区分,对有稳定非农收入的失地农民和没有稳定非农收入的失地农民的培训就有区别。具体从培训内容上看,应有四个层次:(1)基础文化知识培训。由前述可知,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初中以下的失地农民占总数的87.78%。因此失地农民最迫切的需求就是接受基础文化知识培训。(2)职业教育培训。大部分失地农民的专业技能低,而且重庆未来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故职业教育培训的重点是培训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所需具备的技能和知识。(3)城市生活常识、城市文化文明的宣传普及。失地农民在非农产业和城市实现就业及创业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矛盾冲突,甚至发生传统和现代两种生活方式或文化形态的碰撞。因此,对他们进行城市生活常识、文化文明的宣传普及,引导他们自觉培养起对城市文化文明的认同感和对城市生活的责任感是必要的。(4)加强法制观念教育,并着力培养他们的市场竞争观念,帮助他们树立现代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竞争意识等。
培训要尊重失地农民的选择,按照他们的要求安排培训时间、确定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要创建灵活高效的适应市场需求的培训方式。要注重培训质量,只有好的培训质量,才能让培训真正有效。除此之外还有如下难点:一是政府怎样解决人力投入、资金投入等问题;二是政府如何整合其他社会力量来参与培训工作,促成培训主体多元化发展的局面。
参考文献
[1]廖元和．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背景与战略思路[J]．开放导报，2007，4：39-41．
[2]汪洋．在重庆市建设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要点)[J]．新重庆，2007，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