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

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精选12篇）

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 篇1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国出现了农民工现象。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约为2.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约为1.5亿人。就目前而言,农民工从农村流向城市,实现了非农职业化转换,成长为一支新型的劳动大军,亿万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1]。但是在如何看待农民工现象问题,则是见仁见智。

国内学术界围绕农民工问题,就农民工的概念与属性、农民工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社会经济的影响、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新变化、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与拒斥等方面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近年来,随着民生问题的凸显和中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论断的提出,关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成为学术领域的研究热点。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已经对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问题展开了讨论。李占五认为,整合社会力量和各种资源,搞好农民工流动就业服务对农民工就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谌新民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首先是解决就业问题,其次解决住房、子女教育问题,再是解决社会保障问题;这些方面均有赖于政府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3]。傅丕毅通过对长三角“用工短缺”问题的调查后认为,“民工荒”除了与与沿海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及劳动力价格上升等因素有关外,还同公共服务不足有关,公共就业服务的缺失是导致“民工荒”、“用工荒”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4]。有的研究将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与国际金融危机、返乡创业(就业)联系起来,凸显公共就业服务缺位及其对农民工问题解决的重要性[5,6,7]。

以上研究对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方面的探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对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的不均等及原因,如何消除不均等的对策措施做了研究。但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中的定位、功能作用等基础性研究有待于深化,还需要从更为宏观的视野,分析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在推动中国改革发展中的战略意义,进一步明晰公共就业服务在农民工问题中的重要地位。

1 就业是农民工问题的现实基础,需要加强有针对性的公共就业服务

就业对于农民工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做好农民工就业工作,是推动解决农民工其他问题的基础,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加强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不仅可以促进农民工就业问题的解决,而且能够有力地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进程。

1.1 遵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需要做好农民工就业工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种特有现象。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是农民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但是在中国,由于传统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及其延续,致使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工作与定居”并行过程被一分为二,这部分在城市中工作、生活的农民被“排斥在城门之外”,便由此产生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现象。

农民与其土地的“相对分离”,外出务工,就会面临一个重要而又现实问题——就业问题。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劳动客观条件与劳动本身的分离”[8]阶段,才会产生就业、失业现象。对于农民工而言,无论从他们的流动动机和成因上看,还是从他们的未来走向和发展趋势看,实现就业、提升就业质量都具有基础性和现实性意义,是他们立足于社会,融入城市的前提条件。尤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更要关注他们的就业问题。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满足于依靠传统打工模式,与其前辈相比,他们维权意识更强,不愿吃苦,对工作条件、待遇的要求更高,普遍存在着“土地情结”的淡薄,对城市的融入渴望。据“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问题研究报告”显示,在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选择“回家乡务农”只有1.4%;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9]。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存与发展的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那种“进”可入城务工,“退”可返乡务农的“两栖式”生活模式正在消逝远去。因而,有学者在概括“三农”问题时就认为,在中国如果说“20世纪的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那么“21世纪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10]。凸显出农民工就业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

做好农民工就业工作,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工业化、城市(镇)化的步伐,总体表现为第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城镇人口比重逐年提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变化。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呈现上升态势,“非农化”、“非农就业”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趋势[11](表1)。据国家统计局显示,中国在2000年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总和达到50%以后,无论从绝对量还是相对比重方面都超过了第一产业。工业化规律的作用下拉动中国就业的产业必然是第二、三产业。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1年》(光盘版)整理。

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城镇化一般表现为农业人口的减少,城镇人口的增加。与之相应的是城镇就业的比重上升,乡村就业结构下降(图1)。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1年》(光盘版)整理。

总之,从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看,中国做好就业工作的关键在“农外”。就农民工而言,作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过程中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其本身就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缩影”,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中国就业结构)的变化态势,是中国农民在冲破传统体制约束和习惯势力束缚情况下积极主动参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自觉行动的“又一次伟大创举”。而实现农民工境遇的改善,改变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方式,需要加强公共就业服务,推进做好农民工就业工作。

1.2 加强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农民工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路的“中国特色”。就业对于他们具有基础性地位和现实性意义。单就农民工就业问题而言,至少包括两个方面:能否顺利实现就业和如何提高就业质量。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农民工就业在总体上仍具有不稳定性的特点。一方面,由于一些企业等用工单位出于规避无固定期限合同、减少成本等动机的考量,使得大多数农民工没有长期固定的劳动合同关系作为依托,造成劳动关系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农民工因为自身因素变化如维权意识增强、对工作岗位有较高的期望等,也会导致他们的职业流动率处于较高水平。农民工就业的短期性,工作岗位变动的频繁性,不仅不利于农民工自身成长,丧失工作技能学习积累的机会,而且也会导致企业等单位用工行为的短期化。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条件、工资保障等与就业相关的许多方面不尽人意,就业质量难以提高。因此,能否实现就业,如何提高就业质量,对于农民工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改变“被边缘化”的境遇,去除“二等公民”的称谓,单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是不能完成的。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工作中一贯被动的局面,更需要借助政府这一“有形之手”进行有力地干预。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就业服务(PES)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和调节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个重要方式。这在理论上被看做是弥补劳动力市场机制的缺陷与不足,调节和减少失业、协调劳动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要建立公共就业服务制度,形成较为完善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图2)。

加强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之一,就是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不到位的矛盾。这一矛盾表现在农民工身上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和普遍性的缺失,在就业问题上常常被排斥在公共就业服务之外。这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而且农民工“用脚投票”形式或其它非理性方式进行“抗争”,必然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并且在宏观层面上影响我国实现全面小康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因此,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帮助农民工实现就业,提高他们的就业质量,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虽然在有些学者看来,农民工就业仅仅是农民工的表层问题,但我们认为,农民工就业不仅仅是实现就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提高他们的就业质量问题;只要农民工就业问题得到了很好地解决,就能为农民工其他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做好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不仅符合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同时也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和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在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在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理念下,农民工问题上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2006年出台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指导性文件《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但进一步改变当前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境遇,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府部门需要正确界定自身的角色,改变长期以来对农民工就业采取自由放任的“无为”工作状态,切实承担起为社会公众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的责任。公共就业服务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农民工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公共就业服务,就是要让“公共服务的阳光”普照在农民工身上,为他们顺利地向市民转变创造了基础性条件。因而,农民工市民化,“就业服务须先行”。

2 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在推动中国改革发展中的战略定位

农民工的一个重要而又现实问题就是他们的就业问题。做好农民工公共就业服不仅看做是新生代农民工完成“终极转换”的一项中间性制度安排,也可以看做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一种持续性保障。不仅体现了政府对农民工最直接、最现实利益的关怀,而且能够促进他们合理有序的流动、转移,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能够为推动中国改革发展、城乡二元体制根本性解决创造一定的基础与条件。

2.1 以公共就业服务为抓手,带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全面提升,渐次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的又一次伟大创举”。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致使土地所能容纳的劳动力的有限性逐渐显现出来。一些农民在在理性动机下开始告别传统的谋生方式,冲破了城乡之间的“藩篱”,到城市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逐渐形成“民工潮”。然而,由户籍制度而衍生的一系列城乡分割制度安排,导致农民和市民在待遇、机会和权利上有了区分。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进城务工的农民始终是“一个制度外的现象”,是城市中的一个边缘群体。他们仅仅因为与城市居民的“身份不同”,导致了他们无论在就业机会、工资待遇等方面,还是在公共服务方面与城市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尤其在就业上不仅就业质量差,没有稳定性,而且还遭受如工资拖欠等诸多不公正待遇。究其根源,城乡二元就业管理制度当然是造成农民工遭受就业困境的主因。而形成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服务缺失原因的一条逻辑路线是:户籍制度→传统就业制度→公共就业服务缺失(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他们因户籍制度而遭受就业有歧视,进而在基本公共服务不能同等享有。

改变农民工的境遇需要深化改革。公共就业服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政府为主导的一项公益性服务,是现代就业制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加强有针对性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让农民工不仅能够在就业前顺利实现就业;而且也可以在实现就业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就业质量,同时,也能够在他们未能就业和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获得救济性服务,维护正当的权益;这些方面最能体现农民工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因而,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一个重要支点,就是要加强有针对性的公共就业服务。

既然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缺失的根源是沿着“户籍制度→传统就业制度→公共就业服务缺失(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这样的一条逻辑路线形成的。我们可以通过设计这样的改革思路来推动以户籍为代表的城乡二元制度体系的改革。将这种演化路径进行反推,按照“公共就业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就业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的改革思路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农民工问题,以消除城乡有别的“待遇差”。这一改革思路依然遵循了一条“由点到面”、“先外围后内核”渐次推进的改革路径,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改革的阻力、压力。“由点到面”就是由类似公共就业服务这样一个个点的推进,发展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全面提高。“先外围后内核”就是先从外围层层突破,再逐渐推进根本制度的改革。之所以以这样的思路来推进改革的重要原因有三个:

(1)虽然户籍制度是造成农民工受到“非国民待遇”的根源,但想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来一次性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一方面,户籍的全面放开,会造成一些大城市容纳力的超负荷;另一方面,一些农民工不一定愿意放弃土地。所以,只有将户籍制度上附着的一些有差别权利的衍生制度逐渐剥离开来,并进行改革,才能让户籍制度回归“人口统计与登记管理的意义”。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对户籍制度不是不要改革,只有户籍制度改革与其相配套的制度改革相结合,才能让户籍制度改革具有现实的意义。

(2)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政府转变职能需要一个“抓手”。多年在农民工问题上的无为主义,孕育着“大有可为”的时机。尤其在当前全国各地愈演愈烈的“民工荒”的形势下,在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主体的情况下,搞好公共就业服务,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使各区域在“争抢人力资源大战”中觅得先机。

(3)农民工就业与大学生就业、城市困难人群就业共同构成了政府就业工作的重点。并且农民工出现,首要的是对传统就业制度的冲击。所以,清除就业体制障碍,统筹城乡就业,搞好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是做好农民工就业工作的基本要求。构建农民工公共就业就业服务体系,就是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就业,提高他们的就业质量,从而为他们融入城市创造了前提条件,加快城市化进程。

总之,改变农民工“非国民待遇”,一直是学界、政界多年致力的目标;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实现。在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主体的情况下,深化改革,做好服务是理所当然。而改革深化需要一个立足点,为农民工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就业服务是推动改革深化的一个战略支点,也是加快改革的又一个“催化剂”。

2.2 以当前就业总体形势为契机,加强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不断优化人力资源的配置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产生、流动,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民工进入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不仅是现代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而且是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城乡二元结构,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进程。因此,有的学者就认为,“农民外出务工具有社会进步意义和改革意义”[13]。而农民工就业一直是以市场为主导的。从市场机制作用看,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的一种常态。与其他资源相比,人力资源是主宰、使用其他一切资源的主体,最具有活力。劳动力自由流动则是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重要方面[13]。

而现代市场经济实践证明,单一的市场机制并不能完全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源配置中的市场机制具有盲目性、滞后性等弊端,需要人为地进行干预与合理的引导。其中公共就业服务在推动人力资源流动实现优化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国际劳工组织早在1948年通过的《就业服务公约》第六条就规定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包括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促进劳动力跨职业、跨地域、暂时性跨地域和跨国流动。因而,以市场为主导的农民工就业不能一直停留在市场自发调节的“放任自流”状态,游离于公共服务之外。加强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建设,不仅可以减少农民工流动的盲目性,节约就业成本、减少用人单位的招聘成本;也可以通过加大农民工技能培训力度,避免结构性失业,从而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的配置。

就业形势的新变化孕育着加强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利时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总体就业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自2004年沿海一些地区首次出现“民工荒”以来,现已演变为普遍性的“用工荒”现象。从各地争抢农民工的新闻报道中可见一斑。“用工荒”之所以在全国各地的普遍出现,除了宏观上人力资源供需总量及结构的变化原因外,还有微观主体的深层原因,它是农民工对一些区域长期遭受不合理待遇的一种规避,也可以说是农民工理性抉择的又一体现。

“用工荒”、“招工难”使得各地区的用人单位纷纷通过提高工资待遇等“前所未有”的手段来吸引农民工,意味着农民工的境遇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我们还应看到现在全国各地争抢农民工的现象,还是市场自发的产物,是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的一些地区用人单位所采取的一种“被迫性”的行动,绝不能演变成为政府部门无需作为的口实;沿海等发达地区与内陆等欠发达地区争抢农民工的新现象、新形势应看作是孕育助推改革,推进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的有利时机,是各地方政府部门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与加强合作的契机。可以推测,在不远的将来,随着产业转移和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在如何对待农民工问题上,各地方政府将由“排斥、防范、管制”转变为“接纳、亲近、服务”,将由经济实力的单一比拼转变为“经济实力+服务水平”的综合性比拼。各地方政府部门只有把公共服务切实做好,赋予“筑巢引凤”的新内涵,才能吸引农民工前来就业、工作,才能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3 以农民工发展的最终趋势为方向,加强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助推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问题。简单的说,农民工市民化就是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由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成为市民。尽管不同的学者对农民工市民化有不同的见解,但农民工市民化是他们全面融入城市的过程;不仅仅包括工作在城市,拥有城市户籍,更重要的是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全方位地融入城市过程。因此,从这个层面上看,农民工市民化不是简单的户口转变。另一方面,农民工市民化,也有城市经济社会接纳吸收他们的过程,需要综合配套的政策措施,还会牵涉到农村的土地问题。因而,农民工市民化涉及的因素很多,不仅会涉及到城乡、工业农业、行业之间的发展,涉及到区域之间的协调,还会涉及到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与资源的集中与分配,涉及到不同阶层之间关系,又会关乎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和保护。打造农民工“去”与“留”的机制[14],“政府应下大力气清除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使劳动力的配置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较高的效应。……,从而解决‘转移得出’和‘留得住’的问题”[15]。从这个角度考量,市民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问题。因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需要一个突破口。而加强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助推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是一个过渡性群体,市民化是最终的趋势。根据国际经验判断,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进程加快时期。但总体上,城市化速度滞后于工业化,数量庞大的农民工被“拒之在城门之外”。由于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问题,而且各地方政府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都有诸如“有固定住所、稳定职业等”一些“硬性要求”条件,因此,农民工的市民化必然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让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得更有尊严?”稳定的职业是农民工“进城”的基础。加强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以政府为主导公共就业服务既可以让他们能够实现就业、稳定就业,又能为他们在未能就业、权益受到侵害时受到及时的救助,从而为他们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创造基础和前提条件;同时,稳定的就业、高质量的就业状态,又可以强化“业缘”这一社会网络纽带,打通农民工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以改变农民工在城市中长期依赖“血缘”、“地缘”为关系纽带的局面。所以,让农民工进城,顺利地成为市民中的一员,终止城乡劳动力不同国民待遇的局面,需要重新构造公共资源的分配,改革原有不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加强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本身就是一个将公共资源分配重新调整配置的过程,主旨在于以保障农民工无论在何时何地就业,均能有平等的就业机会,享受同等的待遇和福利,也能享受到与本地户籍居民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

总之,农民工问题是中国在改革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也必然通过改革发展来解决。从现实意义上看,农民工市民化首先需要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切实为农民工提供公共就业服务,不仅可以帮助他们顺利实现就业,改善他们的外出就业环境,维护合法权益,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和适应城市生活能力,为他们顺利地“扎根于”城市创造前提条件和坚实的基础。

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 篇2

[摘 要] 2007年初党和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采取了许多公共政策，首先，在全国范围内提前全部取消农业税，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子女上学难和群众看病难等农民负担问题依然严峻。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其分界线。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控制并减少农民税赋、确定农民应承担的劳务、精简机构和人员、财政转移支付和限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但农民负担依然增减交替进行，主要体现在：措施“单兵突进”、农业税等据实征收不可操作、只给政策基层无法持久执行。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再决策应该做到：构建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构建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构建乡村良性发展的制度变迁机制。文章叙述了近几年农民负担的现状、分析了影响减轻农民负担的原因，提出减轻农民负担的对策研究。

[关键词]农民负担；公共政策；原因

一、前言近几年，农民负担问题已成为广大农民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农村工作中的一个焦点。国家在“三农”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2007年“一号文件”的下发：“免农业税、农机补贴、对农村学生的义务教育、合作医疗”等都使农民直接受惠。这是党和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而采取的重大举措。全面取消农业税在一定程度减轻了一部分农民负担，但是这部分负担跟农民全部负担相比只是冰山一角。对于当前的农民负担，基层的同志有一段概括性的总结，当前农民最高兴的三件事是：农村税费改革、农村电网改造和农村合作医疗；而最“闹心”的三件事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子女上学难和群众看病难。这种说法，比较符合当前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因此必须深化改革，迎接挑战。

二、农民负担加重的原因分析

1.思维方式偏差，忽视农民利益。有些基层干部行为“短期化”，总想在任期内为群众办几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公益事业，以显示自己的政绩，致使掀起不顾客观条件和群众承受能力，盲目攀比之风；免征农业税改革后，一些基层干部产生了麻痹思想，认为农业税都取消了，不再存在农民负担问题，没有意识到减负工作面临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在减轻农民负担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表面上减得多，落实得少。

2.“灰色消费”现象严重。所谓“灰色消费”，是指农民生活消费实现形式中非市场消费的部分，并往往表现出一定的“隐性”。以湖南省常德市为例，一个农民办完一件丧事，少则三五千元，多则上万元，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还搞得农民精疲力尽，生产和生活都受到较大影响。

3.经济体制存在弊端，有损农民利益。国家利用各种手段严格监督和限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但目前农村市场的化肥、农膜和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仍上涨。以常德市为例，国务院刚刚决定对种粮农民的直补政策，农用物资立刻大幅涨价。直补之前，国产三个复合肥，售价每包75元，直补以后每包猛涨到120元。在很大程度上冲消了农民因好政策带来的好处。

4.医疗、教育收费负担偏高。农民本来就没有医疗保障，只要生病，进行全面检查，少五六百元，多则几千元。病还没治，一个开场白就够农民患者受的，治疗起来更是要命。政府为了减轻农民在看病方面的负担，在全国各地又在进行农村合作医疗。但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集体经济全面崩溃，哪里还有钱投向医疗站？更谈不上为农民报销药费。其次，在教育问题上，某些重点高中不顾国家规定挖空心思在学生身上做文章，如湖南省某重点高中某年入学分数线798分。如果按照分数线招收，连规定招收学生的一半还不够，剩下便采取收费的办法招收，凡是低于分数线想进该学校读书，低于10分须交3000元。

5.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各种商贩压级压价，增产不增收。由于国家没有农副产品收购方面的法规，未能对商贩的收购行为加以约束，一些商贩合伙垄断一方，有意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农民增产不增收。

6.信息闭塞，技术落后。由于信息闭塞，在农村种养技术落后，农民又未能进行市场预测，农民瞎碰乱撞，2005年秋常德生姜收购价每公斤7元，2006年春农民以每公斤11元的价格购买姜种大面积种姜，一亩地需姜种200公斤，仅姜种每亩地就要2200多元。2006年秋生姜价格猛跌至每公斤1元，姜农血本无归。

三、减少农民负担方法分析

我们要按照“减轻、规范、稳定”的原则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建立切实可行的监督保障机制，保持农民负担长期稳定，农民负担不反弹，农民、农村、农业经济才能健康发展。

一、严格执行中央各项惠农政策，保证中央对农民好处落到实处。一是认真落实各项补贴工作。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多项对农补贴政策，主要是粮食直补、退耕还林补贴、农机具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库区移民补贴、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资金、农村道路客运车辆燃油补贴等，这些补贴的均采用“一折通”形式直接发放到农民手中，避免截留、挤占现象的发生。不折不扣地执行各项惠农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将农民好处落到实处，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2007年我县各项惠农政策补贴将达3114万。二是认真贯彻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确保农村义务的发展。主要将“两免一补”政策落到实处，2007年我县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资金达1410万元，受益学生达近10万人。

二、全面取消农业税。2003年至2006年，我县共取消农业税2544.55万元，减负率100%，人均负担59.75元，亩均负担80元。

三、严格贯彻落实农村税费改革主要内容中“四取消”的内容。一是取消乡统筹费，取消现行按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定比例向农民收取的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费。二是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三是取消屠宰税。四是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制度。经过农村税费改革后，“四取消”政策已落实到位，现转入农村综合改革阶段，主要是做好监督检查工作，防止向农民乱集资、乱摊派行为的再次发生，避免农民负担反弹。

四、进一步清理和规范涉农民收费。各乡镇、各部门根据中央和省公布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对涉及农民的收费基础上进行全面清理，除经合法程序审批的收费项目可以继续执行外，其他涉及农民的收费在农村一律停止执行，不得向农民（农户）收取。对确需收取的，须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报县人民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并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向社会公示后方可收取。严禁各乡镇、各部门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各乡镇严格按照《价格法》和国家及省级价格管理目录等规定，对乡镇各站、所的服务性收费进行全面清理，对实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涉农商品或服务价格，按规定的价格管理权限和申报程序批准。各乡镇、各部门越权设置收费项目或擅自提高收费标准的违纪行为要坚决予以纠正。对乡镇各站、所收取的不体现政府职能的项目，按自愿服务和委托者付费的原则，实行有偿服务收费，由价格主管部门实施管理。

五、结合减负，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主要是农民减负与教育投入及基层组织运转的关系，正确处理农民负担与财政负担关系，农民减负与兴办农村公益事业的关系。

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防止农民负担反弹。

为确保涉农收费清理整顿工作取得成效，计划（价格）、财政、纪检、监察、农业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能，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加强对涉农涉农价格和收费的监督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向农民乱收费行为都有权举报，有关单位收到举报后，认真调查处理，能够与举报人取得联系的，将查处情况及时向举报人反馈。对于乱收费行为，除依法予以经济制裁外，触犯刑法的一律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七、认真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处理工作，县减负办设立了农民负担信访窗口，及时处理来信来访，处理各种农民负担问题，把农民负担隐患处理在萌芽状态，一年来，接到农民电话反映负担问题一件，对所反映的问题当场给予了答复，农民对处理意见非常满意。

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 篇3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大城市公共服务效率；DEA-Tobit方法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5）01-0013-06

Abstract：There exist wasting of resources and putting too much in the public service of 11 counties of Beijing by calculating the changes in fiscal expenditure efficiency for supporting the public service of education and medical treatment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by Beijing government， and the spending efficiency of 11 counties can be improved 10%～85%. The results of taking DEA-T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show that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service will fall whe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reaches at a certain stage and the government reaches at a certain size. A modest increase of population size wi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fficiency； giving the treat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will not bring too much pressure on urban finance， on the contrary， it will help the urban government improve their public finance efficiency.

Key words：the urbaniz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service in metropolis； DEA-Tobit model

一、问题的提出

外来常住人口①市民化是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议题。2014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要求适应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但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意见》持谨慎态度，提出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1]。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抓紧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与市民化挂钩机制，合理分担农民工市民化成本[2]。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等（2013）研究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农民工应平等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质量的子女教育、居住、医疗、养老保险和文化生活等公共服务[3]。在这样的市民化福利政策激励下，外来常住人口是否会大规模选择定居城市，城市财政压力是否过大，公共服务供给能否负担呢？2003年郑州市放宽户籍的措施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后因不堪重负而被迫部分叫停[4]。10年之后，这一困境会有改观吗？这正是不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担忧的问题。

外来常住人口市民化真的会给大城市带来公共服务供给和财政压力吗？在城市扩张和财政紧张的双重约束下，公共财政如何改变效率以应对压力？实践上，北京、上海、杭州等不少城市早已试点向农民工提供部分公共服务，如子女义务教育、医疗服务等。

二、文献综述

农民工市民化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户籍制度改革、宅基地置换、政策支持、成本分担和经济增长贡献等方面[5-10]，研究如何降低、调整农民工转为新市民的条件，但忽视了城市政府改善公共服务效率的潜力。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检验2003—2006年我国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效果，发现其在引导农民工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农民工流动仍然主要受经济条件和自身条件的影响[11]。这一结论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农民工市民化从农民自身而言是遵从现实客观条件的，并不因为城市为其提供公共服务就会盲目涌入城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表明，市民化人口每年新增1000万人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约1个百分点，拉动城市消费、投资，缓解出口压力，促进服务业发展[12]。胡秋阳利用CGE模型模拟了农民工市民化对浙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改善效应，其在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和内需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良性运转等方面具有协同效应和积极影响[13]。

政府支出效率是各国公共财政的一个关键问题。在发达经济体和转型国家，不断增大的老龄化支出和税收竞争双重压力使得财政负担沉重，新兴市场国家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增长也很快（即瓦格纳效应），近年来更由于金融危机影响，政府被迫压缩预算，节约开支，提高支出效率几乎成为避免税收负担过重、挤出公共服务的唯一途径[14]。考察政府效率的研究主要是运用教育入学率、婴儿死亡率等与社会经济相关的政府支出指标度量[15]。David和Annette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交的报告，是涵盖国家较多的一份研究，评价了114个国家1980—2006年教育和医疗部门的公共支出效率，发现各国公共部门绩效和效率随时间发展有所提高，在政府的责任心强、人口密度较高的地方（规模收益高），教育部门的绩效会更高；但令人惊讶的是，GDP越高教育部门公共支出效率却越低，这意味着市民对教育投入“物超所值”的边际收益不断降低[16]。

城市层面的研究不多。Loikkanen和Susiluoto评价了1994—2002年芬兰353个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发现城市间的效率差异较大，南部的小城市效率最高，北部的边缘城市效率最低，大城市效率则参差不齐。人口众多、高失业率、区位边远、高收入和从周边城市购买公共服务是影响效率的负面因素，壮年工人（35～49岁）比例较高、教育水平较高、城市结构紧凑、从私人部门购买公共服务等是正面因素[17]。Afonso和Fernandes评价了葡萄牙城市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认为公共支出保持不变时，效率仍能大大提高，受教育水平、人均购买力、地理区位等是重要影响因素[18]。王德祥和张权计算我国126个城市的公共支出效率，认为同等支出条件下，通过改善组织管理、优化支出规模及结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可提高约64%[19]。

归结现有研究，有关农民工市民化的文献并不关注大城市财政负担和财政支出效率问题，有关财政支出效率的文献，不涉及城市内部结构的效率比较问题，更不涉及外来人口迁入对城市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大城市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既保障了他们的福利，又符合大城市自身发展需要，研究农民工市民化对大城市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甚有必要。

三、测算方法、决策单元和指标选择

（一）测算方法

测度公共服务效率主要有三类方法：一是用产出指标衡量公共部门绩效（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PSP），二是用单一指标的投入-产出率衡量公共部门效率（PSE），三是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度量与前沿面相关的效率。仅用产出指标虽然能够反映公共服务的供应水平，但难以看出公共部门的投入产出效率。使用单一指标虽能测算效率，却太过粗略。因而国内外学者更多采用DEA方法评价比较各个公共部门效率的前沿面，同时结合Tobit模型考察影响效率的各种因素。

DEA方法是一种运用数学规划模型处理分析数据的方法，近年来学者们将其推广至公共部门，将公共服务的多项投入和多项产出数据进行处理，评价公共部门的运行效率是否达到最佳。模型受数据内在关系决定，无需设定生产函数，无需人为设定各变量权重，无量纲性具有公平客观性。Tobit模型可用来分析影响公共支出效率的因素及力度。鉴于Tobit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和内生性严重，需要用单变量和多元回归分析，并运用固定和随机效应以及GMM（高斯混合模型）系统做函数估计。

公共财政支出的总体效率被称为综合效率，可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数学公式是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其中，纯技术效率衡量投入产出的资源配置是否达到最佳效率，对政府或公共部门而言，主要是指组织层面的投入成本最低或产出最大，此为最佳效率；规模效率反映要素投入规模是否合理，若投入过大则容易资源浪费，若投入过少、规模不足，则难以获得规模效应。

（二）决策单元

以北京市16个区县为决策单元，对比评价各区县公共支出效率。2010年，北京原东城区合并原崇文区，原西城区合并原宣武区，组成东城区和西城区。2010年以前的数据由合并前两个区县加总得到。区县类型的划分依据《北京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北京市统计年鉴，共分为四类功能区域。其中，东城区和西城区为首都核心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和海淀区为城市功能拓展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大兴区和昌平区为城市发展新区，是首都推进新型城市化的重要着力区；门头沟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县和延庆县为生态涵养发展区。

（三）指标选择

自2004年9月起，北京市开始为农民工提供子女免费义务教育和参加基本医保及工伤保险政策。2012年北京又将在京稳定就业的200万农民工纳入养老社会保险覆盖范围。鉴于国家统计局自2007年调整了财政支出分类，加之农民工对政策的反应滞后期，同时为比较城市内部各区域的差异，我们选取并收集北京市16个区县2007—2012年教育和医疗数据来评价公共服务效率。采用财政支出的人均教育支出（以下简称教育投入）和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以下简称医疗投入）作为公共服务投入指标；每千人拥有医院病床数（以下简称病床数）作为衡量医疗服务产出的指标，中小学生师比（以下简称生师比）作为衡量教育产出的指标（受数据限制，我们不考虑教育质量的不平等问题，同时假定农民工在城市充分就业），这二者作为公共服务的产出指标。限于篇幅，我们仅列出了2012年教育和医疗公共投入和产出数据（见表1）

四、北京市各区县公共服务效率

表2的计算结果表明，2007—2012年北京市公共服务综合效率呈下降态势：

2007—2010年由0.71逐步下降到0.662，2011年回升到0.694，2012年下降到0.56。2009年的金融危机可能是造成农民工返乡和财力紧张的影响因素之一。规模效率逐年提高，由2007年的0.876上升到2011年的0.934，各年平均值达0.901，说明公共服务投入量的整体规模效率已达到较优；纯技术效率则由2007年的0.807下降到2012年的0.739，各年平均值为0.76，说明投入产出的资源配置水平仍待进一步提升。丰台区和海淀区在这5个年份均达到效率最优，东城区、西城区、丰台区、海淀区4个城区纯技术效率值均达到1。综合效率和技术效率高于平均值的区县仅有西城区、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昌平区、顺义区和门头沟区①。

五、Tobit因素分析

总体效率下降并不意味着为农民工提供市民化的公共服务会降低投入支出效率，还需要具体分析影响因素。影响公共服务效率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和人口规模，三者对于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均有正反两个方面。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居民纳税较多，对公共服务需求较高，要求有更好的监督机制；政府财政资金充裕，有更加充足的资金投入，政府公共服务效率较高。当经济发展达到更高水平时，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得到满足，所需付出的时间、精力等监督成本相对更高，政府公务人员在较高工资收入待遇下也不再勤力工作，服务效率会有所下降。政府规模扩大在公共部门较少时会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有利于部门分工和加强监督，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现象，公共服务效率下降。人口规模与公共服务效率呈“倒U”曲线关系，一定范围内人口密度增加，会带来规模收益增加，人均公共服务成本降低，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务效率。人口规模过大产生拥挤效应，或过小，都会降低公共服务效率。

Tobit模型结果显示（见表3），2007—2012年，用行政管理费用表示政府规模的系数为-0.000149，说明政府规模每减少0.149，公共服务效率会降低1%。用人均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为-0.0000087，说明各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为负。这一结果与部分学者的研究吻合，高收入地区的居民不太关注监督控制政府支出（De Borger和K. Kerstens，1996），出现政府膨胀、成本增加、效率恶化[15]。北京市人口密度与效率值同方向变动，人口密度系数0.0000183，表明每单位面积增加万分之1.83人，公共服务效率增加1%。但人口密度最高的老城区东城区和西城区，人口密度较低的生态涵养发展区门头沟区等，规模效率明显偏低。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79.5%的人口集中在朝阳、海淀、丰台、大兴、通州和昌平等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另据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统计，82.2%的农民工分布在这些区域。2012年底，这些区域的人口密度在6000～8000人/平方公里，属于规模收益递增的合理范围。结合公共服务效率最高的地区均在城市功能拓展区或功能新区的计量结果，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外来农民工进入城市有助于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效率，城市有能力为其提供相应福利待遇。

六、公共服务效率的改进

改进公共服务效率的方法包括两类：一是保证现有产出不变，压缩投入；二是增加投入，使产出达到效率最优。仍以北京市各区县为例，为保证公共服务效率，可以量化出需要增加或减少的财政投入。

（一） 减少公共投入

可以应用投入导向型模型来计算需要减少的公共服务投入。投入导向型模型是假定产出不变，要达到最优效率而需的各项投入目标。由于2012年效率值较低，本文就以效率居中的2011年为例计算投入改进。2011年丰台区、海淀区、昌平区综合效率值为1，东城区和西城区次之，分别为0.92和0.917。以效率值1设定前沿标准，采用DEAP2.1软件计算其他各区达到效率前沿时需要减少的投入量（见表4）。表4表明，11个区县存在投入过量和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方面差距较小的有石景山区、通州区和门头沟区，与目标值差距在10%以内，房山区、朝阳区和大兴区差距在20%～40%，差距较大的是顺义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县和延庆县，差距在50%～70%。医疗投入差距较小的为石景山区（3.74%）和门头沟区6.53%，朝阳区、通州区和大兴区差距在30%～33%，房山区差距为53.3%，顺义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县和延庆县差距均在60%以上，最高接近85%，差距最大。相对来说，教育投入比医疗投入差距要小，更有效率，这与各地方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有关。

然而，这种缩减公共投入的做法与人口增长和现代化生活水平的实际需要并不相符，且这种比较也只是北京市内各个区县的比较，有一定片面性。如据此缩减教育和医疗公共支出，可能会给民众带来损失，难以被市民接受。

（二） 增加公共服务产出

这类激励手段只需增加产出，如教育方面更高的生师比，或更多的医院病床数等等。限于数据收集和质量衡量的困难，我们仅以产出数量说明。采用产出导向型模型计算需要增加的产出数量，产出数量应当增加到如表5的目标值。

教育产出方面差距较小的有石景山区、通州区和房山区，与目标值差距在10%以内，朝阳区紧随其后，为12.89%，顺义区、大兴区和门头沟区差距在27%～40%；差距较大的是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县和延庆县，差距在50%～70%。医疗产出差距较小的有石景山区（1.67%）、门头沟区（6.42%）和房山区（8.64%），朝阳区相对较小，为12.94%；顺义区、大兴区和密云县差距在30%～40%；怀柔区、平谷区和延庆县差距较大，在50.6%～65%以上；通州区差距最大，为129.66%。教育产出差距与医疗产出差距基本持平。

产出增加到表5时，投入也需相应增加，增长目标值见表6。表6显示，要想实现产出达到理想目标值，顺义、怀柔、密云、延庆还需增加教育投入，增长百分比为16%～27.6%。与教育投入相比，医疗投入需要增加更大幅度。实际值与目标值差距较小的有门头沟区（0.05%）、朝阳区（5.39%）、大兴区13.84%；通州区和平谷区差距为30%～40%；房山区、顺义区、怀柔区、密云县和延庆县差距较大，为50.6%～78%。

七、总结

本文利用DEA两阶段法从教育和医疗的视角评价了北京市的公共服务效率，结合T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公共服务效率的影响因素。

1.2007—2012年北京市各区县公共服务综合效率呈下降态势，11个区县存在投入过量和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好于医疗投入效率。纯技术效率相对不足，规模效率较优，且效率最高的地区均在城市功能拓展区或功能新区。

2.总体效率下降并不意味着为农民工提供市民化的公共服务会降低财政支出效率。对影响因素进行Tobit分析可见，北京市在经济发展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政府达到一定规模后，人口规模对公共服务效率有着负向影响，而在人口规模仍处收益递增阶段的朝阳、海淀、丰台、大兴、通州和昌平等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人口规模则对公共服务效率有正向影响。

3.投入导向型模型的计算结果表明，要想达到最优效率，11个区县需要减少10%～85%的教育和医疗投入。考虑到缩减公共投入的做法不符合人口增长和现代化生活水平的实际需要，还需计算产出导向型的效率改进，若要实现效率最优，需要增加产出10%～130%，同时相应增加0.05%～78%的投入。

大城市对农民工市民化仍有诸多控制，正在修改完善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也提出对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农民工合理设定和逐步放宽落户条件，逐步转为城镇居民。这固然是出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考虑，但却忽视了人口就业和居住、流动规律以及大城市建设发展要求，也逃避了改进公共服务效率的重任。

受数据限制，本文未考虑其他类型的公共服务，仅对北京市各区县教育和医疗公共服务效率进行对比，也较难收集到具体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和就医情况，所选指标也仅以数量计量，这样的衡量相对机械。很有可能生师比提高，即一个老师对应的学生人数增加，老师要付出更多精力，导致对学生的教育辅导不足。如果病床数增加，医护人员更为忙碌，反而使单个病人的服务受损。同时，本文仅从公共服务供给角度考虑农民工市民化的政府支出效率，没有全面考察农民工市民化后带来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效应，以及为城市提供人口红利、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等长久效应。未来研究仍应进一步强化数据收集处理，并扩大到更多的城市和地区作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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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 篇4

农民工手持“一卡通”, 就可以和城市居民一样, 享受公共服务, 不必再为相关的问题而发愁。新城桥街道立足社会管理创新, 在推进城乡平等的公共服务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 值得充分肯定。

农民工融入城市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实行城乡平等的公共服务, 是让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的重要举措。事实上, 城市发展离不开农民工。我国近2亿的农民工, 目前已成为城市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 他们为社会经济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已得到人们普遍认可。从制度上推动他们尽快融入城市, 已经成为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经济发展的必然。

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 篇5

日期：2013-11-15 10:23:47阅读：

21吴翠萍[1]

在现代社会，就业已成为个人最重要的生命历程之一，就业质量和个人发展紧密相连。个人的就业质量受到自身和社会制度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目前，就业质量的提升已成为党中央不断重视的社会建设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这一新的理念，要求“做好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工作”。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到城市，实现了非农就业的转换，但户籍身份没有改变，个人社会身份仍具有双重性。这使得其就业缺乏稳定性，职业技能积累不足。新生代农民工的低质量就业如果得不到及时妥善处理和有效提升，就有可能演化为某种社会风险。如何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健全他们的劳动就业服务体系，这将是政府必须面对的（宋林飞，2012）。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总量达到总量达26261万人，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约占总量的61％左右。他们以市场为主导，伴随着地域流动实现了职业和社会流动，已成为城市“今天的伙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新世纪中国青年发展报告”课题组，2012）。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具有流动的自由权和进城打工的机会是他们就业质量提升的前提，职业技能的提高是他们未来就业质量提升的关键环节，政府给他们提供平等的劳动就业公共服务则是其融入城市社会、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根本保证（杨黎源、杨聪敏，2011）。据此，笔者在皖江城市带一些流动人口聚集区中经由熟人介绍，于2013年初从新生代农民工中选取了典型样本进行深度个案访谈。试图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就业的体验认知、就业规划和就业独立性等方面分析他们的就业质量现状，并探讨如何通过完善劳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有序推进他们的市民化实现。

一、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就业经历

（一）就业能力

“我觉得木工是需要技巧的”（个案1 余某 男 合肥 初中毕业 木工）：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这个，给自己和玩伴做的小手枪、陀螺、乒乓球拍等小玩意可多了。后来我爸就让一个远方亲戚带我学这门手艺。木工和其他手艺还不同，要慢慢搞，开句玩笑我这手艺既能锻炼身体，也能快活身心。你别说，我的手艺就是好，我能把各类人吸引来，他们看见我的手艺，就是高兴。我也乐意为他们做，有时他们要求多点，对我虽然是新技术，但我愿意尝试摸索学，我还能提高，多好。我给人家做完了，有的人家还给我介绍新的生意，直接打手机找我。“我照相挺好的”（个案2江某 女 巢湖 技校毕业 影楼摄影）：上次全市征集最有魅力宝宝照片，我拍得照片还被征集上了。照片宝宝家长为这事都乐开了花，让我做她宝宝干娘，还要为我介绍对象。现在写真在城市很流行，价格也不贵，但顾客对照片要求越来越高。我平时喜欢自拍自写，有时候还投稿。这样我就把摄影作为一种习惯，经常会有灵感和顿悟产生，快速找布景对我来说特容易。有时候顾客刚给我说，我思想一闪，主意就有了，就这么简单。什么样的摄影师是好摄影师?我觉得没有太统一的标准吧，像我现在这样，签单多，顾客满意度高，老板认可我业绩，同事赞赏我能干，能算好摄影师了吧。至少我能懂顾客想要的，当然要拿那些高学历、有资质的高级别的摄影师比，我还是有差距。

就业能力一般包括专业、方法和社会三种能力（姜大源，2007）。个案1和个案2都是为居民提供服务的，通常因为服务对象不同，工作场所变化，在就业能力上对他们会有不同层次的要求。他们都认为“兴趣爱好”是一项重要的素质，如果没有这种前提，很难把手艺和技术做精做好。“工作技能”是所有新生代农民工都应该具备的魅力。个案2从事写真摄影，尤其对于挑剔的顾客，如果没有好的技术更没有吸引力。个案1表现得更加明显，“看见我的手艺，就是高兴”，这样客户就越来越多。他们的社会能力也很强，和市民交往中确信自己“做得算好”、“被顾客喜欢”，“做事有创意”，“被老板认可”，“同事赞赏”充分肯定

了他们的方法和社会能力在工作中发挥了作用。

（二）就业认知

“辛苦事业”与“朝阳行业”（个案3杨某 男 芜湖 高中毕业 顺风快递员）：快递员现在好多人理解好像就是送货和收货的，全年不休息，每天风雨无阻的辛苦活。我个人认为啊，其实不是，快递员其实是蛮有搞头的。我干了这行后觉得这活有要求：现在快递单，手写的比机打难认多，认笔迹是个技术，对了我还学到了很多生僻字；快速送到目的地也是摸索的，虽然每个快递员只负责一个区域，但是一个区域犄角旮旯很多，不熟就会多跑路，浪费时间不说，顾客还投诉；我们都要自备交通工具，至少要骑电动车技术吧，以后等有空了学个驾校，这个用得上；与顾客沟通太需要了，顾客收取件要求不同，就是同一件事，有的话能把顾客说得非常舒服高兴，有的话能把顾客说得跳起来瞪眼，我这方面做得不错。我们主管常说，现在电商发达，快递公司发展也快，我们坚持做几年，工资肯定不会低，还会有机会晋升。你总是找我收取快件，你肯定也深有体会吧。我们快递公司，刚上市了，服务好，上门取件，送货到家，随叫随到，你看，我们还有专门的行头，这衣服和背包，我们公司很不错吧。当然，价格稍微高了块吧，我也和主管说过好几次，这样不降价的话，恐怕你们这些老客户就很难留住啦。你说，我这个工作是“辛苦事业”，但“朝阳行业”吧。我现在才做，养自己基本没问题，以后等经验丰富了，做得久了，应该能够挣得更多，稳定下来吧。当然你别忘记继续照顾我，你们这些老顾客可是我工作的重要动力。

就业认知是以就业价值观为核心的对就业的看法。就业认知决定了就业的理念和投入，职业情感等，积极和正确的就业认知对稳定就业，促进自身成长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个案3把快递概括为“辛苦事业”，但“朝阳行业”，是对当下快递工作内容的一个到位解释，对自己工作的重点拿捏准确。虽然目前工作还有困难，工作才刚刚入手，离公司高层次的职位目标还有差距，但他从主管那看到了就业的前景，知道自己要以更加积极地心态去追求未来，是一种正面前景性的认同。

（三）就业规划

“吃苦做事是为自己以后好”（个案4 陈某 女 合肥 高中毕业 手机操作工）：很多和我一起来这里的姐妹觉得这工作枯燥、苦、没劲，都走了，我呢，倒不是这样认为，如果真的企业继续和我签，我会继续留下来。我在厂里是做手机按键加工的，流水线操作，工作时间长，会疲劳，但合肥高新区这环境我很喜欢，公司旁边有很多大厦，工作车间明亮，整洁，下班回宿舍时候大批的人潮涌出来，场面了得，都是和我一样来打工的年轻人，大家形色匆匆地回去，但感觉到大家都在追求着同样的东西。元旦会有晚会，很有意思。小时候学到课本里的高楼，就想能真正看到。来了这里，看到很多新鲜东西，城市里的快节奏很快。目前在这里做还算自己喜欢，就是最开心的。我还觉得现在做的事情，其实也为自己以后好，自己几年以后如果工厂不要我了，我自己也有门手艺，至少我开个手机维修店或者帮别人看店做事都没问题。对于我而言，以后的生活会越丰富，对吧。

个案4在能换工作或可以不干这份工作时候继续坚持这份工作，符合就业规划的阶段特征，她这个阶段就是要掌握基础技能，确定人生目标的。在这个时候，“做好自己的工作”，“吃苦做事是为自己以后好”，几年后就是不做了，也可以凭借自己的技能有一个好的未来。“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习惯在城市”（个案5廖某 女 初中毕业 安庆 纺织工）：我从16岁在22岁一直在这个厂，虽然现在仍然不是正式员工，但是呆着也算满意。到纺织厂工作，一般城市人不大愿意来，农村来的很多也干一阵就走了，我就不怕难！实际上我经历下来哦，没什么，觉得还是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哦，纺织厂各种操作我都很熟悉。对这个城市很熟悉，也很喜欢，有感情，每天去厂里上班，都习惯了，和城里人一样每天忙碌地工作，周末放松逛逛街，聚聚餐哦；生活习惯也和城里一样，现在我回老家过年已经很不习惯了，农活我久不干也忘了，家里总给我大鱼大肉的，我已经习惯吃得清淡点，家里睡得太早，我不太习惯。

个案5这丰富的6年城市体验让她对城市工作内容、工作流程和人际关系已经很熟悉，未来也会从容适应城市新工作生活。

以上个案“我喜欢干这个”；“要不断学习嘛”；“找机会学的”；“吃苦做事是为以后好”；“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习惯在城”都可看出，他们在很努力工作，同时想能成为城市人。因为他们城市的打工经历，他们大多积极地投入城市工作，加深了对城市的记忆，并逐渐散失原来的农村记忆，转而强烈地遵循着城市的规则。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积极的城市打工体验对个人角色定位、身份的转变和个人未来发展十分重要。

二、新生代农民工依附性的就业身份

以上从个体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就业认知和就业规划的分析可见，他们都通过天分、机会和勤奋努力工作，并对未来发展持乐观、积极的进取心，这也符合已有的相关研究结果（怀默霆，2009）。但在研究该群体的就业质量现状时，更要从社会层面展开。通过社会层面看其就业质量的发展程度，就要看其职业身份的获得及其独立性、就业保障等问题。

（一）职业身份冲突

“我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个案4 陈某 女 高中毕业 合肥 手机操作工）：我来城市里打工，和城里人打工做的事一样，我觉得“务工人员”或“工人”这个称呼就可以了。上次元旦迎新晚会很有意思，气氛挺好的，但最后发小礼物环节，明显给我这样的人发的和城里人的不同。虽然我已经习惯了这种不同，但有的时候太明显就会让自己有些难受、没劲。我觉得我们没有地位，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像后娘养的，厂里觉得我们穷乡村来的，想赚钱能吃苦，这里人又觉得我们不是本地人。组长对我们要求很多，管制也死。我觉得我这个农村来的身份让我很多时候会难受、尴尬，做着和城里人一样的事情，却感觉和他们有很大不同。

职业身份的转变带来的是一个人生存状态的改变，职业身份对新生代农民工而也言很重要。目前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他们的职业身份却不明确。个案4有着积极的城市打工体验，有着较明确的职业规划，在城市积极地工作，乐观地生活，但也深刻感受到了身份冲突带来的尴尬，更倾向于从事的职业有“独立的地位”，不再被农村出身所限制。

(二)就业保障弱

“能做不能做，头说了算”（个案6陈某 男 初中毕业 铜陵 操作工）：我们厂里城市人底气足，敢和头叫板；我们呢，不能，也不是不敢而是叫板也没用。我们放在厂里干最苦的事。有时候别的车间缺人，我们也是最先被调来调去的，没得商量。厂里一段时间不太景气，最先下掉的也是我们，什么劳动合同，都没有的事，头有时说我们年龄稍大了，又说没有本地户口等一堆理由拒绝继续用我们，我们彻底地被撇开，我们也没辙。反正，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的时候，就要我们帮忙搭把手，不需要的时候就撇开我们。他们有社保，我们有啥，小毛病请假想都别想。

“和城市人同样干活，得到的却不同”（个案5廖某 女 初中毕业 安庆 纺织工）：我在厂里呆的这6年里，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刚开始年纪小，看到组长对自己态度不好就会冲几句，而且对于自己和城市姑娘拿到手的钱也会比较一番，凭什么和城市干同样活，得到的却不同。后来呆久了看多了也就习惯了，毕竟现在找个自己能长久呆下去的工作对我而言不容易。这种工作不是说非我不可，谁都能做，没有什么特别要求，所以我们厂子招工月月招，月月都能招到新人啊。

新生代农民工首次职业流动是典型的向上流动。但由于他们户籍农民身份未变，虽然

工作和生活的场所发生了变化，但工作状态和内容仍不可控。和城市人干着同样的活，却由于农民身份而享受不到城市工人应有的待遇，这体现出对于二元户籍制度的强依附（陈映芳，2005）；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来看，除去其中的自谋职业者，大部分都是通过非正规劳动力市场进入，职位要求的文化程度相对不高、职业岗位不具有可替代性、上升空间狭小，权益低下，就业保障若，这是对特定二元劳动力市场的一种依附（王春光，2001）；从生产和消费来看，他们虽说在城市进行生产，可在城市的消费更多只能是维持性消费，延展性消费很难实现，这造成了职业维持和发展的场所依赖（王宁、严霞，2011）。

（三）正规就业难

“找份像样工作好难啊”（个案6王某 女 护校毕业 马鞍山 超市导购）：我也想找个像样的有社保的工作，可是很难啊。其实，我现在的工作，有的是人能做啊。当时看见店门外说招人，我就进来了，一个大姐和我简单介绍了下上班注意事项后，接着我就开始上班了。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和顾客打交道摸索出来的，好在自己对新事物接受快，学学很快就上手了。要不然就是有现在工作，没有销售量，提成自然就不会多，那月底发工资，连糊口都难。所以说，这个工作，我觉得不是长久之计。现在这干下，如果好就继续干，如果不好再换别家，你看这步行街上招聘的小广告很多，缺人，但城市人大都不会干这些，只有我们会干，没办法，谁要我们不是城里人，有事干才不会饿着，要不然就只能回老家，我们没有城里人那么好的保障啊。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户籍制度限制，一直也只能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就业。他们的非正规就业及职业依附性就成了制约他们就业质量提升的瓶颈问题。就业的独立首先是准入机制的公平，不是依附在二元户籍制度下的；其次是岗位的独立，这才有清晰的工作职责，不是受限于“头”的喜好而成为可有可无的，并剥夺他们的辛苦工作付出。因此，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权益，要从他们的就业权入手，打破二元劳动力市场限制，建立公平的准入机制，强化正规的职业训练，制定长久的职业生涯规划，使其就业独立性增强，通过增强其就业公共服务，让他们长久在城市立足。

三、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服务体系的构建

劳动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提供劳动就业公共服务也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健全劳动就业公共服务制度，为全体劳动者就业创造必要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环境，保障合法权益，促进充分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人民网，2012）。从上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现状的分析可见，目前他们的就业依附性强，城乡就业发展不均衡的矛盾仍突出。打破二元劳动力就业市场体系，实现均等化的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参考《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强化服务，完善管理；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等指导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网站，2006）。

（一）动员多主体参与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服务体系，实现高效分配。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过程涉及到其自身与政府、企业、工会、社区等多方关系主体。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就业服务体系发展情况来看，各级政府间缺乏明确的目标定位和资源整合，各职能部门间缺乏一个统一的常设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的处理协调机构，各职能部门间交叉重叠、多头管理，不能给农民工的劳动就业问题处理提供有效整合力，很多时候还造成农民工有困难不知道找谁的困惑。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问题的增多，政府有责任加大对他们的劳动就业服务。目前很多农民工都是在政府、企业和社区的动员下被动参与式服务，自我积极主动地参与不够。除此，很多企业的具体执行力度不够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也不足。为此，需要促使多元主体参与，全面推进网络化协同管理，并实

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能就业，就好业。具体而言，政府要提供充分的服务供给、法律保证和财政投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培训和再教育，还可依托基层社区全面建立其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的劳动就业公共服务网络，规范服务内容的标准化和专业化，让他们就近社区享受服务。在企业工资增长决定和劳资矛盾化解机制中，推进多元主体集体商议和协调机制。加大工会、援助中心等社会组织监督企业劳动保障法的具体执行，协助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和案件办理。

（二）增加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服务的有效配置，实现多元化供给。

目前，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最主要的矛盾体现在就业上，有数据统计表明，65.3%的人在就业时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65%农民工愿意接受技能培训,但在这部分人群中58% 的人选择了正规培训，42%的人选择了简单培训（纪韶，2011）。大部分人进城打工途径以自我组织为主，即通过初级群体的网络关系,以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为纽带和桥梁（朱力，2000）。为此需要从主要矛盾出发，从制度层面保障对其进行有效服务内容和周期性供给，涵盖职业机会获得到职业能力提升，实现城市就业劳资关系融洽，解决劳资矛盾，实现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提升。在具体的供给过程中，可注重广覆盖和可操作性原则，分层级、逐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服务的多元化有效供给。具体来看，首先要能提供及时的就业信息、免费的职业介绍和指导、普及就业法律法规知识，开发社区服务相关的公益性岗位；对有就业提升要求和培训愿望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并给与资格认证指导。再就是对其就业过程中的权益保障，完善工资支付、确保工伤保险、建立大病医疗保险，提供特殊岗位的补贴，建构全国就业信息和就业监测网；最后就是加强失业动态监测预警，提供必要的失业保险、社会救助和养老保险。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身份特殊群体，具有现实意义。

（三）夯实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服务的充分保障，促进城乡均衡发展。

当代中国社会的公平、公正问题在社会分层和社会空间两个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体现在劳动就业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青年就业质量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李强，2012）。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一般只能进入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更多地表现为自谋职业者和非全日制、季节性、兼职、家庭就业等形式，经常要长时间工作，但工资却很低，而且基本上没有就业相关保障.要解决他们之间的不均衡问题，关键是提供机会、程序和结果公正三者有机结合的劳动就业服务体系，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越来越多的公正竞争就业的机会、公正的非户籍差异化程序条件和公正的分配就业资源的结果。为此，我们需要打破长期的二元户籍制度的束缚，提供公平的就业准入机会，加强对各用工企业的监督，提高企业和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规范企业的用工和裁员行为，落实企业用工的薪酬发放和最低工资指导线，重视失业民工的帮扶，全面推进劳动合同制度对其就业的保障。

(四)提高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服务的高效转接，促进自由流动。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具有很强的流动性，目前各级政府间对于新流入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转接和对接机制，从而不能及时方便地给农民工流动提供服务，影响其就业资本的有效积累。有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区回家过年的农民工辞工退保成“潮”一一有的地方退保率竟高达95%以上，退保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渴望保险，也不是因为他们只顾及眼前的利益，而是因为社保关系无法在全国范围实现有效的转接（孙瑞灼，2008）政府可以定位于桥接功能，连接城乡，承启不同发展层级的流入地的劳动就业服务体系，着眼于为构建城乡一体、区域一体化乃至全国统一的劳动就业服务体系，发挥促进人口流动和迁移、推动城市化过程平稳前进的功能。在财政与各级政府的承受能力范围内，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高流动率的特点，注重服务体系制度模式的可实践性和实施的现时性，以及制度实施的可持续性。具体来看，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应统一服务体系，注重迁流出地农村与流入地城市的有效接续，以及各流入地城市间的快速转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信息、就业情况及社会保障的网络系统建

设，大幅度减少转移的中间环节，加快相应财政系统支持，逐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就业服务一体化。我们还可以将上述各种劳动就业服务项目统一建成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入城就业发展保障卡”，只要进城打工就能获取职业的追踪动态信息和相关保障。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参考文献：

[1]宋林飞.抓住突出社会矛盾，创新社会管理[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3.[2]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新世纪中国青年发展报告”课题组.新世纪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00-2010）[J].中国青年研究，2012（4）:5.[3]杨黎源，杨聪敏.从机会获得到能力提高：农民工城市职业融入研究——基于浙江的实证考察[J].浙江社会科学,2011(8):85.[4]怀默霆.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J].社会学研究,2009(1):96.[5]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社会学研究，2005（3）：119.[6]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63.[7]王宁,严霞.两栖消费与 两 栖认 同——对广州市 J 工业区服务业打工妹身体消费的质性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11(4):90）

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 篇6

关键词 公共政策；拆迁；农民；思想政治工作

【Abstract】Public policy is a moder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basis. Public policy under the guidance of government and farmer interest game reality， proposed demolition of the existing interest unbalance， the resettlement of farmers and spiritual home reconstruction problem， pointed out that should be from the legitimacy and justice， for the unified method of solving ideological mobilization.

【Key words】Public policy； demolition； farmer；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work

1 公共政策和拆迁概述

公共政策是当代国家的主要的政策行为。公共政策是指政府在制定规划、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必须以公共利益为主要导向，积极吸取各方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从而达到完善政策，推动政府行为的合理化和合法化。作为以社会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应该运用法律和制度手段，积极引导我国利益集团的均衡发展，尤其关注弱势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从而确保实现公共政策的公平性与社会的整体和谐。[1]

在拆迁过程中，政府的公共政策的相关利益群体分别是市政府、开发商、村村民委员会、村民。在旧城改造项目中，涉及到了不同经济组织下的农民关系和生产关系。因此，只有在公共政策下才能以最为经济合理的方式进行拆迁。在我国，拆迁部门一般采用旧城改造中的经验和手法，通过提供优先选择的权力，瓦解拆迁中各个利益群体的关系，还会以工作岗位为由，强制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签订合同，部分村民也会根据政策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但是随着拆迁进程的发展，农民在利益诉求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和矛盾。

2 拆迁农民的思想出现的问题和矛盾

2.1 经济利益分配不平衡。

前期签订合同补充协议的村民与后期签订合同协议的村民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必然导致表面上和谐拆迁，逐户动员背景下的利益矛盾激化。具体来说，房屋结构和房屋建筑面积相当的农民拆迁户，前期和后期签订合同相差有十几万。这样的情况，即前期与后期签订合同的村民的拆迁利益不均衡现象在我国城乡结合部相当严重。前期签订协议的村民不满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而后期村民则继续观望，以得到更大收益。而这些问题都是在拆迁过程中，政府拆迁相关部门不能有效执行拆迁规定所致。拆迁农户利益不均衡现象暴露了部分工作人员只顾自己的拆迁动员任务，而没有考虑全局利益的工作作风。安静祥和的拆迁动员后，已经潜藏了巨大的利益矛盾和纠纷。如果不注意这些潜藏的现实问题，必然导致后期拆迁工作难以为继。

2.2 农民安置问题引发的矛盾。

任何拆迁都需要首先考虑农民的安置问题。在全国瞩目的三峡库区百万移民的过程中，移民的安置问题是最关键最首要的问题。如上所述，由于将安置费加到了补偿款当中，比如导致农民自行解决生活问题。同时，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面对与自身经济不符的物业费、电梯费等各种费用，以及楼房的居住习惯问题都是相当突出的现实问题。其次，重建后的楼房的性质争议问题。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要进行旧城改造和农村集体土地的合法收购。而在近期国务院关于小产权房屋的改造和认定法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拆迁已经面临两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城市需要满足不断扩充的城市人口数量建造大量的商品房，另一方面则是中央制定的清理小产权房屋的任务和要求。具体到汾阳市拆迁中，就是指政府在村集体土地（包括农民宅基地和集体厂房用地）之上建设的楼房，是否属于小产权房屋的争议。而这必将涉及到广大村民未来买卖房屋的合法性问题。

2.3 农村瓦解带来的精神家园重建问题。

市场化条件下，农村传统文化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而农民的集体拆迁则加剧了这种传统精神家园的瓦解速度。在平房时代，村民间可以相互窜门交谈，邻里关系较为和睦，感情基础好。而拆迁后，农民之间的相互交流变少，感情匮乏成为了新时期下城市改造中农民的心理突出问题。而从拆迁农民的年龄结构上看，年龄在50岁到70岁的村民是最为关键的人群。他们大多经历了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对自己的旧有房屋及邻里关系有着不同程度的眷恋。同时这些老年人群也与青年子女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感情代沟。在新式的楼房中，老年人的感情寄托和现实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农村拆迁人群的精神家园重建是值得重视的重要问题。

3 公共政策下拆迁农民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公共政策决定政府拆迁部门的职责在于平衡拆迁中各方利益集团的权益。拆迁农户由于自身文化、维权意识的淡薄，属于弱势利益集体。政府的公共政策就应该倾向于扶植拆迁农户的意愿，最大限度的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

3.1 坚持合法性和公正性的统一。政府的相关部门要认真履行关于拆迁的法律和政策。统一安排拆迁政策，将拆迁农户的利益放在首位。将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拆迁工作的首要依据。在动员拆迁农户过程中，要对农户进行详细耐心地讲解，并主动征求农户的意见和要求。其次，要拆迁办公室人员要认真研究拆迁农户的家庭状况，满足他们对于未来生活的要求。积极沟通民意，排解纠纷。政府要及时叩问民意，对拆迁农户提出的种种疑问要及时解惑问答，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排解民怨，做到为弱势群体争得利益博弈的话语权。

3.2 补偿农民安置费用，合理安置村民生活。农民安置关系到了百姓的生产生活，是拆迁工作应该解决的首要问题。农民由于拥有土地，在农忙中需要出和首要的位置，才能在完善城市规划的目标下，达成与农民的双赢局面。

3.3 加强思想建设，提高农民的内在联系。要加强思想动员和宣传建设，组建多种形式的生活组织形式，丰富村民的生活。在安置村民后，要不定时去关心拆迁户的生活和工作状况，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如可以建立村民图书馆和文化中心，丰富村民的文化知识。发展村民间免费使用的通讯设备，促使村民间维护以往的感情基础和精神品质。

参考文献

[1] 李静野.公共政策活动中的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J]行政论坛，2009（3）

[2] 郭蕾.和谐社会中社会均衡与利益表达的有效机制—以多元利益集团的构建为视角[J]求实，2010（9）

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 篇7

1 农民工市民化及其核心内容

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是农民工享有与所在地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 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对象是人, 应以人为本。在历史中, 发展中国家经验表明, 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进城务工的农民职业与社会身份分离情况, 但是我国与其他国家分离的方式不同。我国的“农民工人”表现为从事非农职业并且难以在城市定居。从这个角度上说, 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在进入城市后, 在实现职业身份转变的基础上, 实现居住地变迁、生产方式变化以及行为模式转变的过程, 也就是社会身份与职业双转变。

农民工在我国现有情况实现社会身份转变有2种途径: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无需转为城镇户口而给予其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医保卫生、随迁子女教育、劳动就业、住宅补助等服务, 也就是让农民工享有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在“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市民化采取2者同时推进的手段, 以后者为主要手段。城乡2者的户口以及户籍各有其所附带的权利 (主要是农村户口附带的土地权利以及计划生育的权利) , 当两者的利益差异过小时, 农业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推力就会下降, 近年来也确实如此;城乡户口所附带的权利以及福利差异过大, 城市户口难以在短期内完全开放, 开放也不得不收回。两种情况均不利于农民工的进城生活。因此, “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在于使农民工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 综合考虑资源分配的科学性与可能性。

2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性及意义

2.1 农民工市民化能解脱农民工的切实问题

由于城市发展需要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人数也在增加。我国城市从事重体力劳动工人的主体为农民工。然而, 他们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问题日渐尖锐。而且, 由于医疗、社保、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常常把农民排斥于城市之外。基于这些问题, 只有通过农民工市民化, 改善提高农民工综合能力以及综合素质,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利。共享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环境,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切实问题。

2.2 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推动新农村农业的发展

近年来, 由于我国的工业发展进程高于农业, 从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采取了工业反哺农业、以工业化思维发展农业等措施。而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 在中国的部分农村地区农户的非农活动也越来越多。由于像粮食这样不可替代的农产品需求弹性较小, 边际生产率低。会导致生产力不完全转移形成兼业化经营状态。因此,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并建立其相应的土地流转市场与承包经营转让机制, 就可以把耕地资源向专业农户集中, 提高了土地的生产效率, 有利于加快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而且农民工市民化还有利于农村管理的改善, 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2.3 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进行城镇化的过程之中, 农业人口和劳动力资源逐步进入城镇, 推进农业劳动力从边际生产率很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促使城镇社会分工完善与清晰, 产业体系不断健全, 创造出大量非农就业岗位。从而逐渐缩小乃至消除城乡收入差距。

2.4 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扩大内需提高消费水平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 并且我国原有的劳动力、原材料等价格优势已经渐渐减弱。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方式也转变为“出口、消费、投资”。其中农民为重要的消费对象。虽然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增加收入, 但是由于自身素质以及社会因素等, 他们从事的往往是低层次的体力劳动, 并且稳定性不高。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享有城镇居民的教育、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如果农民工的收入得以提升, 那么就会提高农民工的消费水平。又由于医疗、社保、教育、住房等后顾之忧的解决, 会进一步提高他们消费的水平。

3 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难题

3.1 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及由户籍制度衍生的其他制度的阻碍

我国的城乡分割制度是以20世纪50年代的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 这就造成了农民流动队的很大的制度成本和城市化进城的最大障碍。户籍制的内在属性:属地管理、身份管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已经基本消除, 但对户籍身份管理并没有改变。农民进城有工作, 却没有“生活”在城市里。由户籍制衍生的其它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如随迁子女教育制度、住房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成为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制度性障碍。

3.2 社会环境排斥加大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难度

农民工进城务工时在一些方面与城镇的劳动人口产生了就业机会竞争威胁, 原有的既得利益团体可能通过一些方法打压进城务工人员, 使得农民工无法获得与原住居民一样的待遇。此外, 由于文化环境变化、生活环境的不同等方面的原因, 导致农民工难以在城市中生存。居住方面, 由于农民工住房问题还没有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农民工多是以住公棚与集体宿舍或者是自主租房为主, 与城镇居民享有的住房保障服务有一定差距。

3.3 农民工难以融入城镇社会也来源于文化体制差异

虽然农民工与市民生活在同一区域, 但是两者的文化体系是不同的。两者必定不会迅速的相互融合, 本地人对外地人有偏见, 外地人往往对本地人也有成见。这往往导致这些都造成进城农民很难融入市民文化之中。加之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群体性歧视, 农民工对城市居民更加敬而远之。

4 以加快完善公共服务制度为核心,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稳中求快

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 户口的转换是外在, 内在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对于如职业教育、就业培训、计划生育、义务教育已经具备条件的公共服务项目, 要保持保障的稳定性。对于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要与城市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低保等要尽快覆盖, 要通过逐步增加和不断完善农民工的公共服务, 以达到消除户口差别待遇。

4.1 以完善地方政府责任制度为重点, 解决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

目前, 由于户籍限制, 农民工随迁子女存在上学难问题, 即使上了学, 好多也存在收费不一致、多以插班生为身份入学。要认识到教育是“全民教育”, 农民工子女享平等的教育权利。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义务教育服务体制, 要破除城乡分割, 保证教育投入, 维护教育公平, 促进教育和谐健康发展。合理配备现有教学资源, 挖掘现有公办学校教学资源, 逐步建立农民工子女学校。将农民工子女纳入教育招生计划。破除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的界限, “借读费”、“赞助费”等不合理收费要取消。建立农民工子女救助教育基金, 实施“希望工程进城助学计划”, 救助失学农民工子女入学。保证农民工子女“进得来、学得好、留得住”。

4.2 以根据常住人口配置公共服务资源为重点, 保障农民工平等享有基本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

合理调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布局, 提高农民工集中地基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保障农民工享受安全、公益、便利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加强农民工聚居地环境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力度。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健康权益, 建立职业病防治专项基金, 实施农民工职业病防治行动计划, 落实用人单位的主体责任, 从源头上预防控制职业危害。将农民工职业病防治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列入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加强基层计划生育网络建设, 健全现有人口信息化管理体系, 建立国家和省级流动人口经费保障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全国“一盘棋”机制, 推进农民工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4.3 以增强医疗保障制度间的兼容性为重点, 扩大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面

建立推进异地就医结算机制。在制度保障上坚持兼顾灵活性与把握弹性兼顾原则, 要根据农民工流动程度及所从事的职业特点不同, 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由当地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设立一个为进城农民工人员登记入册的部门, 在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开始起, 定期组织农民工开展免费的身体常规卫生检查, 从源头抓起, 使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做到有始有终。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入城农民工人口特点, 建设完善符合的城乡一体化农民工医疗保障有效供给制度, 以农民工较为集中、风险程度较高的包括煤矿山企业、建筑企业、危险化学品制造等企业为重点, 向农民工派放政府统一的“平安卡”, 以身份证为前提依据, 人手一卡, 依据逐级原则, 从市到省再到全国, 逐步实现城乡统筹和一体化发展。

4.4 以积极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为重点, 吸引农民工进城定居落户

以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棚户区的环境治理与新农村的建设规划对接, 通过实现其旧村改造、新村建设、环境优化、服务升级等多赢思想来改造农民工聚居区域。还应尽快建立政府廉租房制度, 为低收入的农民工提供适宜其居住的房屋。由于各地政府的财力状况不同, 也可以让用人单位负责, 来提供和改善农民工集体宿舍。用人单位可以采用无偿提供、廉价租赁等方式向农民工提供居住场所, 具体方式应在劳动合同中给予说明。加快经济适用房的发展, 并且给予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购买的权利。

4.5 合理配备现有财力资源, 以公共服务支出为重点, 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体系建设

以服务平等化为核心, 把中央与地方于农民工公共服务支出的责任进行划分。从地方上讲, 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 以支出各项民生为方向载体, 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 逐步建立起管理高效、城乡覆盖、功能齐全、分布广泛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 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和不同社会群体间基本统一制度。从中央财政讲, 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进一步加大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 尤其是财力性转移支付。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 要考虑地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支出因素, 与各地吸收和承载外来人口的数量挂钩, 与各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工作努力程度挂钩。

摘要：农民工问题是第二次转型背景下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 就是要实现农民工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 即农民工市民化。本文阐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容和必要性, 并针对其中的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着力点, 为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内容,必要性,公共服务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1]韩俊.城镇化关键:农民工市民化[J].中国经济报告, 2013 (01) :14-19.

[2]邢花, 王小成, 王媛媛, 李佳颖.完善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思考[A].中国药学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2009年中国药学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年会暨“国家药物政策与《药品管理法》修订研究”论坛论文文集[C].中国药学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 2009:6.

[3]叶登耀.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和谐的几点思考[J].安阳工学院学报, 2008, 03:24-26.

[4]郑功成, 黄黎若莲.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6, 06:2-13.

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 篇8

1 我国图书馆为弱势群体服务现状

1.1 国内图书馆为弱势群体服务现状

多年来, 我国图书馆界将为弱势群体服务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 通过设置专门的服务项目、购买特定的技术设备、修建专用的设施等为残疾人、老年人、下岗工人、农民工等提供了必要的服务, 尤其是部分图书馆在为弱势群体服务方面走在了前面。作为拥有全国镇级公共图书馆最大体量的东莞市长安图书馆, 本着成为长安全体公民终身学习场所的精神, 其95%以上的读者都来自弱势群体中的农民工。对于残疾人读者, 香港中央图书馆按照以人为本的思想, 在无障碍设施的每个细节之处都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于老年群体, 上海浦东新区川沙图书馆利用特色馆藏, 围绕不同季节, 配合该类读者的特点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特色服务活动, 比如开办保健讲座、成立“健康沙龙”等, 深受老年人的欢迎。对于下岗工人, 沈阳市图书馆专门开设了“再就业培训阅览室”, 为下岗职工提供专业技术类的书刊, 此外还与其他相关部门合作, 建立起一套互为补充配合的职业培训体系, 以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

1.2 广州地区图书馆为弱势群体服务现状

而广州的公共图书馆分别针对弱势群体的不同子群体, 提供了如下有针对性的服务:a.针对残疾人的服务:提供无障碍设施、开辟专用阅览区、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等形式;b.针对老年人的服务:上门服务、开办讲座等形式;c.针对贫困人口及下岗工人的服务:减免费用、开展扶助活动、建设广东流动图书馆等形式;d.针对服刑人员的服务:联合办馆、组织各类活动等形式;e.针对农民工的服务:派发资料和图片展示向农民工宣传图书馆及其服务等形式。

2 广州市农民工利用公共图书馆情况调查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快速发展, 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民工的贡献, 珠江三角洲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农民工聚集地。但绝大多数农民工的辛勤付出并没有换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应有回报, 这不但削弱了该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人力供应, 出现所谓的“民工荒”, 也为社会带了诸多不安定因素。在广东省文化局长会议上, 省文化厅厅长曹淳亮提出了关注农民工精神生活的问题, 并指出今后外来流动人员将被纳入文化工作特别关注对象之列。

因此本文以小范围调查问卷形式对广州市农民工利用公共图书馆情况进行随机的抽样调查。由于旨在了解广州市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及其利用公共图书馆的情况, 问卷的设计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a.农民工最需要的信息类型及获取渠道;b.农民工的信息需求满足度及阅读习惯;c.农民工去图书馆的目的及对图书馆服务的评价;d.农民工不去图书馆的原因。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如下分析:

2.1 农民工信息需求的特点

2.1.1 农民工在广州的特殊身份和处境决定了他们对“休闲娱乐”、“就业”、“法律法规”和“投资理财”信息具有强烈的需求。

2.1.2 信息获取渠道趋向多样化。

从本次调查来看, 广州市农民工最常利用的信息渠道有电视、报刊杂志、上网和亲友间交流等四种。

2.1.3 获取信息的机构来源较为单一。本次调查表明, 农民工的信息来源机构非常有限, 基本上都是依靠书店和单位。

2.2 农民工利用图书馆的特点

2.2.1 以阅览为主, 其他服务鲜少接触。

2.2.2 服务的便利性是决定农民工是否利用图书馆的首要因素。

2.2.3 服务质量是影响农民工向他人推荐图书馆服务的关键因素。

3 广州市公共图书馆为农民工服务的若干建议与对策

上述表明, 广州市公共图书馆在总体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的情况下, 对农民工的关注程度普遍偏低, 广州市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远不能满足农民工的信息需求, 这与广州市近年来对农民工需求状况的变化趋势极不相符。广州市公共图书馆只有切实加强为农民工服务, 才能与目前的社会环境相适应, 从而在构建“和谐广州”的过程中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

3.1 转变观念, 提高认识

图书馆要想切实改善为农民工服务的水平, 图书馆工作人员必须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

3.1.1 为农民工服务是图书馆的本职工作:

公共图书馆在服务过程中, 应无视读者的“种族、肤色、国籍、年龄、性别、宗教、语言、地位或教育程度”, 平等对待每一位读者。

3.1.2 实行免费服务:

大多数农民工的收入十分有限, 生活窘迫, 各类收费项目也就成为阻止他们进入图书馆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 图书馆应该坚持公益性, 逐步取消或者降低经济门槛。

3.1.3 改善馆员对农民工的态度

3.2 强化服务的针对性

农民工与其他群体一样享有平等利用图书馆的权利, 但鉴于他们具有的某些特性, 图书馆应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为他们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

3.2.1 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服务内容

a.服务内容应符合农民工的需求。休闲娱乐类信息是大多数农民工最需要的信息, 同时他们对就业、法律法规和投资理财等信息也有强烈需求。因此, 图书馆应重视这些信息资源的采集, 既满足农民工对休息娱乐的需求, 又帮助他们获取一些实用性较强的知识。

b.服务内容应符合社会和时代的需要。针对现阶段农民工因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而造成就业难的情况, 公共图书馆应主动为农民工提供教育培训方面的信息, 利用外部力量增强他们的学习意识。在此基础上, 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 从而帮助他们真正实现角色转换, 更好地适应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求。

3.2.2 采用具有针对性的服务方式

a.服务地点的选取。“没有时间和精力”是阻碍农民工利用图书馆的首要因素。因此,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图书馆应以上门服务为主, 提高农民工利用图书馆的便利性, 具体实现方 (下转116页) (上接114页) 式如下:设立分馆、利用流动书车、送书上门等。

b.服务类型和费用的选取。 (1) 改善传统借阅服务。可以考虑针对农民工设计一种专用借书证, 以大概能与书价相抵为原则, 降低押金数额;阅览证则应该完全免费。 (2) 开展读者培训工作。针对农民工的培训工作主要应围绕利用图书馆的基本常识和提升专业技能两方面展开, 可视具体情况采用讲座、读者交流会, 或者由馆员对农民工读者进行实际指导等形式。 (3) 推广电子阅览服务。图书馆可以考虑从降低上网费用入手, 以低廉的价格甚至免费的条件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前往电子阅览室。

3.3 做好宣传与推广工作

3.3.1 图书馆的宣传工作。

图书馆有必要借助各种宣传手段, 增进农民工对图书馆的了解和认识, 进而提高对图书馆的利用率。可以采用以下几种形式:印制宣传手册和举办展览、通过大众媒体宣传、与农民工面对面交谈。

3.3.2 图书馆的推广工作。

相对于宣传工作, 推广工作的目的性更加明确。图书馆可以通过在农民工中成立读书小组、组织社区活动等方式在农民工中开展推广活动。

4 我国公共图书馆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展望

“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在“互帮互助、诚实守信, 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同时, 更多地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保障他们享有同其他人一样的权利。虽然本文把农民工作为主要关注对象, 但我们需要从整个弱势群体的角度来探讨图书馆界所应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下面将分别从政策和社会环境两个宏观方面来展望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弱势群体的前景。

4.1 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和规范作用

保障弱势群体利用图书馆的权益, 为他们提供针对性服务, 并不仅仅是图书馆界所应思考的问题, 国家和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阮纲纳赞在阐述图书馆学五定律中的第二项———“每个读者有其书”时, 明确提出了政府所应承担的职责, 主要包括:提供经费、制定立法以及进行协调。其中, 制定立法是保证其他两项责任履行的手段, 也是发展图书馆事业的根本保证。目前, 我国公共图书馆为弱势群体的服务还处于较低水平, 相关机构和部门有必要制定一些具有倾斜性的政策法规来改善这一局面。

4.1.1 建立完善的政策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正在制定当中, 我们应该抓住这一历史契机, 把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原则也纳入其中, 并从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拓展用于弱势群体的经费渠道以及提升图书馆员为弱势群体服务的素质三方面制定相关条款。同时应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

4.1.2 不同阶段政策侧重点应有所不同。

图书馆事业是个不断发展的有机体, 相关政策的内容也应随之不断变化和调整。现阶段, 我国图书馆针对弱势群体的专门性服务还比较少, 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所以当前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增加专门性服务的数量上, 可通过以下三种手段扩大服务的普及程度:提高图书馆员的认识、争取更多的专项经费、建立馆间合作机制。在数量有了一定发展后, 政策的重点应转移到提高质量上来。主要通过加强图书馆人员培训和开展延伸服务来改善针对弱势群体的服务质量, 包括:进行相关培训和开展延伸服务。

4.2 提高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程度

弱势群体利用图书馆的行为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体行为, 它受到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现阶段, 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普遍停留在物质需求层次, 而对其精神需求和文化生活则缺乏足够重视, 加之相当一部分人对弱势群体抱有歧视态度, 这一切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弱势群体利用图书馆服务。因此, 弱势群体更需要的是来自社会各界的共同关心和帮助, 仅仅依靠图书馆界和政府的努力是不够的。

提高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程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也是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只有当我们从更深层面上探讨问题产生的根源, 从而提出更有效的解决方法, 当整个社会都意识到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并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弱势群体才能真正平等地享受到图书馆服务, 而我们的社会也才能在和谐的氛围中得以发展。

摘要：在维系社会的稳定和和谐中, 公共图书馆起着重要作用, 为弱势群体提供优质服务自然成为图书馆工作的一大重心。本文以农民工为例, 描述了广州市公共图书馆具体情况和为弱势群体服务的现状, 通过对广州市农民工利用公共图书馆的情况调查, 分析了农民工信息需求的特点和农民工利用图书馆的特点, 提出广州市公共图书馆为农民工服务的若干建议与对策, 并从政策和社会环境两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展望了未来公共图书馆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前景。

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 篇9

1 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非均等化的现状

1.1 机会不均等

虽然国家有规定:坚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 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但是, 在政策具体实行的过程中, 由于没有明确规定公立学校应承担的责任和具体明确的指标或相关比例的硬性要求, 公立学校往往借各种理由、设各种限制来规避责任。[1]为了方便, 农民工家庭就不得不选择了民办的专门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学校, 这事实上就将城市孩子和农民工子女进行了教育的割裂, 无形之中产生了巨大的教育机会的差距。

1.2 过程不均等

1.2.1 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

农民工子女受到歧视, 心理压力大。农民工子女在就学的过程中, 也很容易或多或少的受到来自城市同龄人、城市家长的不重视甚至是学校政策上的歧视;其次, 生活水平、习惯差距大, 融合性差。对于大部分农民工子女而言, 由于经济条件所限, 不可能有过多的娱乐活动增长见闻, 城市的孩子生活条件相对优越, 生活质量较高, 见闻也比农民工子女丰富很多, 城市的孩子更多的愿意和自己有相同经历见闻的小伙伴一起讨论和玩耍, 如此日积月累, 分派越来越明显, 不利于双方的和谐互动, 容易产生分歧和矛盾。

1.2.2 本身群体的特质导致的流动频繁, 失学或辍学现象严重

加纳福格斯坦研究发现, 人口流动对学生的学习和学校教学都有不利影响, 当人口流动且伴有贫困时, 会给儿童学习造成更加不利的后果。[2]农民工的一大特点是流动性大, 农民工子女经常会因为父母工作地的变动而频繁的调动自己的就读学校, 导致学习生活缺乏连贯性, 不能很好的适应随时都可能变换的学习环境和教师的教学习惯, 学习成绩难以提高。

1.3 结果不均等

结果的不均等表现为未完成义务教育或教学成效不明显。在有些城市, 如果农民工子女要选择在城市读高中, 就需要一人收3万元赞助费, 每学期2000元借读费, 即使是读职业学校的费用对于农民工家庭而言也难以承受。[3]所以, 很多情况下, 农民工在子女在城市完成义务教育之后就放弃了继续学习, 相较于城市同龄孩子, 显然这是极不公平的。

2 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非均等化的原因分析

2.1 根本原因: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制约

我国长期以来都是城乡二元分割体制, 城乡差别明显。传统的教育制度下, 农村户口的适龄孩子在户籍所在地上学, 地方政府会进行管理, 负责对当地学校财政投入和给予适当的补助,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 农民工整个家庭的驻入, 这样的情况下, 农民工随迁子女是“人户分离”的状态, 外籍流入的学生, 会挤占当地政府的财政拨款和资源投入, 在城市的学校, 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优先考虑本地户籍的学生, 而以各种理由来规避自己接收农民工子女的责任。

2.2 相关政策不完善, 监管不到位

相关的法律政策不完善。现阶段针对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上的政策法规还不够稳定和全面, 这也说明了国家和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尚不坚定, 已经制定的初步的政策或法规, 相关的责任和义务承担主体也未有明确的说明, 标准模糊。而对于监管, 政府有关部门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体系, 没有明确的管理主体和责任人, 没有专门针对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服务的社会体系。一是流入地政府不能很好的掌握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具体情况, 二是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 由于资源的确有限, 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整个入学和求学的过程实属不易。

3 农民工随迁子女享受均等化义务教育的相关措施

3.1 政府

改革学籍管理方式, 引入新技术。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 可以学习美国一直以来针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管理方式———MEP (Migrant Education program) , 美国联邦政府在1966年制定了该计划, 为流动学生提供补偿教育和服务支持, 以降低迁移流动对学生的不利影响, 保证美国的每一个学生受到成功的学校教育, 消除流动学生与非流动学生的差别。[4]我们可以参照这种方式, 引入新的信息系统, 在这个信息系统中, 包括了这些随迁子女的一系列基本信息, 系统将不断调整更新相关的数据和记录, 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善随迁子女因为频繁的学习环境变动而导致的成绩不理想的状况。完善教育的相关法律和政策。从法律层面入手, 应明确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规定其享有平等教育权。

3.2 学校方面

学校应该定期的与农民工家长取得联系, 双方交流随迁子女情况。双方讨论, 帮助随迁子女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提高学习兴趣, 帮助其归属感的增强。公立学校可以对这些民办类学校的师资力量以及教学资源给予补助, 如果纯粹依靠农民工子弟学校对随迁子女进行教育, 势必会让这些孩子渐渐脱离城市生活, 无法享受到优越的教育服务;民办类学校可以向公立学校总结农民工随迁子女本身的学习和生活特点, 这样有利于改进公立学校对于其内部随迁子女的教育方法, 双方可以共同提高教学质量, 保证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有个高效的产出。

3.3 农民工家庭本身

农民工家长要提高自身的修养, 增强子女受教育的观念。农民工要增强自己孩子接受教育的重视程度, 在工作之余监督孩子的学习, 及时主动的向学校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并将其家庭表现进行反馈, 不能只专注于工作而对于孩子的学习情况置之不理, 毕竟这一阶段的孩子主动性和自觉性还远远不够, 家长的关注和监督对于学习效率的提高是很有帮助的, 在面对自己孩子入学和转学困难时, 要积极主动的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 及时寻找有效的途径来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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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 篇10

目前, 我国农业发展有两个重要的战略目标:一是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 在农业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 提高农业的产出水平, 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解决“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二是在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突破10000元的严峻形势下, 提高农民收入, 保证农村的繁荣稳定。然而, 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很低, 农业产出的增加, 并不会必然地带来农民收入的增长。“谷贱伤农”这一小农经济时代的难题, 在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的今天, 影响更为突出, 增加农业产出与提高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刻的矛盾, 这两项战略目标的协同实现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国外的研究表明, 建立一个合理高效的农业服务体系对增加农业产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2]国内的研究则表明, 当前我国政府主导的农业服务体系主体单一, 效率较低, 成为制约我国农业产出增长的瓶颈。[3]同时, 从2004年至2009年, 中央政府连续六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 也采取了许多措施, 我国各地农民的收入虽然有所增加, 但城乡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现实的情况是, 我国农民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 随着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深入, 农民收入的增长更深地依赖于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农业产业化通过推动农业分工和农业技术进步带来了农业产出的增长, 但农业经营风险也在同步增加。

本文通过考察我国农业服务的现实困境, 分析了农民合作社在农业服务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并在此基础上以三螺旋模型分析政府、企业与农民合作社三种不同性质的组织在农业服务中的角色定位以及三个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分析证明, 以农民合作社为基础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通过三种主体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 可以形成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能够有效地增强我国农业公共服务的能力, 提高农业产出水平,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同时, 以参与农业公共服务为契机, 在政府的支持和产业带动下, 农民合作社也能够迅速发展, 比较有效地维护农民的利益, 切实提高农民收入。

二、我国农业服务的现实困境

1.农业服务供给中的“政府失灵”表现突出

农业税费改革以后, 我国政府对农业服务的投入稳定增长, 农业服务投入不足的问题正在逐步缓解, 但农业服务的效率问题则日显突出。

我国农业服务的主要方式是将国家财政资金通过政府部门自上而下层层分解到基层政府, 由基层政府部门和乡镇站所向农户提供服务。由于分散的农户关于农业服务的需求缺乏有效的表达渠道, 也由于政府部门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 这些公共机构往往依据自己掌握的农村情况来决定农业公共服务的内容, 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农民对农业服务的真实需要, 结果导致农业公共服务供需之间的脱节, 变成了政府输出什么, 农民就消费什么;输出多少, 农民就消费多少。由于农业公共服务的主体单一, 缺乏竞争, 一些政府部门或乡镇站 (所) 在提供农业服务时, 过于注重部门和单位利益:当一项农业公共服务可以通过收费来改善部门效益时, 这些部门就以行政垄断的方式提供服务, 其结果是服务的收费高、质量差。当某种公共服务难以收费时, 这些服务项目就可能成为空白, 出现公共服务的缺位。此外, 有的地方政府在提供农业公共服务时, 往往从自己的偏好出发, 比如优先建设政绩工程, 面子工程。一些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大量修建公共设施、楼堂馆所、农贸市场、歌舞剧院等, 名为建设新农村, 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实质上这些公共设施的利用率极为低下, 浪费了大量资金, 而一些地方领导则可能因为这些“硬件”建设而升迁, 甚至还可以因为此类建设而获得灰色收入。

2.龙头企业提供农业服务的难点

在我国各地的农业产业化过程中, 一些企业为了获得稳定的原材料, 提高产品质量, 往往会通过技术支持、人才培训、经营管理、市场信息、加工运输、灾害预防等方面为合约农户提供农业服务, 龙头企业逐渐成我国农业服务的一个重要主体。

但是, 面对分散的农户, 龙头企业的农业服务成本非常高, 而且往往效果不佳, 仍然难以保证企业对原材料数量和质量的稳定需要, 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效益。对农户来说, 由于龙头企业是为市场提供竞争性产品, 为了利润最大化, 有时会与农户之间发生严重的利益冲突, 利用优势地位过分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研究证明, 企业在农产品交易费用、农业生产剩余分配、保护农民利益, 以及更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方面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相比不具有优势。

“企业+农户”模式提供的部分农业服务虽然能够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 增加农业产出, 但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则仍然存在许多问题。2008年波及全国的奶粉质量事件, 就暴露出这种模式中企业与奶农之间的许多深层问题。

3.第三部门先天不足、困难重重

理论界从治理理论的视角提出应当引入行业协会等第三部门来提供农业服务。但在现实中, 我国涉及到农业服务的第三部门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农业服务的第三部门数量少。由于我国建立民间组织的政策障碍多, 门槛高, 民间组织难以从社会上获得足够的资源, 我国农村地区农业服务方面的第三部门的发展非常缓慢。二是目前已经建立的许多行业协会往往是由相关的政府部门或机构转变而来, 仍然带有浓厚的行政机构的气息, 这些机构经费困难, 缺乏活力, 能够提供的农业服务非常少。三是目前的农业服务方面的第三部门通常由公共服务的供给者组成, 如涉农企业、乡镇站所的工作人员等, 而不是由公共服务的需求者构成, 由农民建立或由农民参与的第三部门比较少。这些问题决定了我国农村地区的第三部门目前仍然难以在农业服务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当前我国的农业服务体系缺乏一个有效的沟通平台, 无法将国家对农业服务的供给同农民真实的服务需求结合起来。中国的农业发展是千千万万农民的共同事业, 但农民并没有参与农业公共服务, 没有成为农业公共服务的主体, 他们对于农业服务的需求和偏好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 这是目前我国农业公共服务低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农业公共服务的三螺旋模型分析

三螺旋理论由雷德斯道夫和埃茨科瓦创立, 用于分析大学、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农业服务体系的三个主体:政府、企业与合作社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 与“官产学”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逻辑相似性, 本文运用三螺旋结构模型的思路和方法分析国家、企业和农民合作社三者在农业服务方面的作用。与原有的三螺旋相比, 主体有所变化, 但三者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协同发展的作用机制仍然是成立的。

如图1所示, 政府、产业、农民合作社三者在提供农业公共服务时并不是孤立地各自发挥作用, 而是彼此相互作用、相互渗透, 跨越彼此的边界。三重螺旋线将农业公共服务的产品供给交叉区域分为4个部分:

1.政府—产业关系分析

如区域1所示, 政府和产业在提供某些农业服务时存在交集, 表示政府和企业除了各自单独提供农业服务外, 也可以合作提供一部分农业服务。农业“纯”公共服务, 如大型骨干水利工程、农业基础科学研究、气象、农业区划、全国性的水土保持工程, 以及全国性的农业病虫害防治等, 由政府组织提供, 而一些“准”公共服务如良种推广、农业种植技术培训、农产品供求信息发布等服务, 则可以采用政府补贴和私人投资相结合的方式, 鼓励龙头企业提供服务。部分农业服务也可以通过合同的形式引进私人投资或直接提交私人生产, 然后再由政府购买。这种混合提供农业服务的方式既能够调动产业组织为农户服务的积极性, 弥补政府提供农业“准”公共服务的不足, 也有利于农业服务水平整体的提高。

政府和企业在提供农业服务的过程中, 相互渗透, 跨越了彼此的边界:对于政府来说, 通过设立公共风险资本, 对重点农业加工企业进行投资或者实行贷款贴息、购买部分农业公共服务, 延长了农业企业的产业链;龙头企业发挥产业带动和辐射作用, 促进和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提供就业门路, 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容量, 富裕一方百姓, 加速小城镇建设。

2.政府—合作社关系分析

区域2为政府和合作社的重叠部分, 表示一些区域范围受益的农业服务可以由政府与合作社联合提供。面对分散的家庭型的农业结构, 如果由政府单独提供这些服务, 不仅成本高昂, 而且效率较低。以“政府+合作社”的方式提供这一类农业服务, 有利于: (1) 贯彻落实政府的农业政策。通过合作组织贯彻政府的农业政策, 如农业结构调整、发展优势农产品产业带、科技推广、农业补贴、农村劳动力培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 可以降低政策实施的成本, 减少时滞, 从而提高政府调控农业的能力; (2) 加强与农民的沟通、联系和服务。合作社代表农民的利益, 反映农民的愿望, 合作社将农民的利益和愿望集中起来及时地与政府进行沟通, 能够增强政府的回应速度和能力; (3) 促进基层政府转变职能。合作组织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增强了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增加了农民收入, 发展了地方经济, 从而缓解了基层政府的工作压力, 使基层政府能从具体的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 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集中抓好村民自治、精神文明、环境整治、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工作。合作社扮演提供具体农业公共服务的角色, 而基层政府 (包括村委会) 扮演管理农村公共事务的角色。

3.合作社—产业组织关系分析

区域3为合作社和产业组织的重叠部分, 表示部分农业服务可以由企业与合作社合作提供。龙头企业与农民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他们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基础。龙头企业为了寻找数量、质量稳定的原料供给者, 与分散的、相对陌生的农户一一谈判, 要付出较大的搜寻成本;农民合作社需要避免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 找到相对稳定的农产品需求方将其农产品销售出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 企业与合作社会将相互合作。农业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可以通过合作社向农户提供市场信息、技术服务和技术培训。而合作社通过规模化的经营、组织化的生产, 向龙头公司提供可靠的初级农产品, 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农业企业与单个农户交易经常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产品质量问题, 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在某些情况下, 农产品加工企业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农民合作社, 本身就成为合作社的一分子而向农民提供技术服务。企业提供市场信息并组织农民进行专业化、标准化的生产, 使其发挥了合作社为农户服务的功能;合作社作为一种经济组织, 随着不断发展, 一些合作社将从单纯服务于农民社员或作为龙头原材料供应者, 转型为加工生产型企业。例如, 20世纪90年代后期得到较快发展的北美“新一代合作社”, 将传统农业合作社主要负责销售社员初级产品转向对社员的初级产品进行深加工, 使农民获得了农产品加工的增加值, 从而增加了农民收入。我国一些经济实力强、农户专业化生产初具规模的地区, 也出现了农民合作社自建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形式。

4.政府—产业—合作社的三重螺旋关系分析

区域4为政府-产业-合作社三重螺旋的重叠部分, 表明由于政府、产业与合作社在农业服务中的相互联系和作用, 三螺旋的每条螺线的作用被放大, 即每个主体在农业服务中原有的作用增强。政府机构可以通过与企业、合作社的联系, 通过企业的收费服务和合作社对农户愿望的表达, 获得农民对于农业服务的真实需求, 从而克服政府农业服务供给与农户需要不相匹配等政府失灵;企业通过与合作社的联系, 节省了与分散的农户的交易成本, 服务效率提高;合作社承担了政府委托的服务职能, 掌握了更多的资源, 可以向社员提供更为丰富的服务。

同时, 政府、产业与合作社三种组织还能够在农业服务中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每一种组织的创新都能为另外两种组织带来新的发展, 形成螺旋推动上升的关系:政府职能的转变, 可以为企业和合作社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 将推动新的农业分工, 加深农业产出化, 并向合作社提出新的服务需求, 要求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合作社的发展, 可以为企业节省更多的费用, 也能够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职能。

多年来, 我国政府积极推动农民合作社的发展, 采取了许多措施, 但效果并不明显。以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契机, 合作社可以得到政府和企业的支持, 拓展功能, 获得资源, 为农户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吸引更多的农户加入合作社, 逐步发展壮大。而合作事业的发展, 既完善了农业服务体系, 实现了农业服务的多元化与社会化, 提高了服务效率, 有助于增加农业产出, 又能够保护农户的利益, 使农民能够更多地分享农业产出增长的收益。

四、结论

第一, 政府、企业与合作社三种不同性质的组织, 共同提供农业服务时, 通过恰当的角色定位, 可以发挥每一种组织自身的优势, 而克服另外两种组织的劣势, 构建了一个优势互补的完整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针对一项具体的农业服务的特性, 政府、产业与合作社可以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 如“政府+企业”, “政府+合作社”, “企业+合作社”, 以及“政府+企业+合作社”等方式, 提供最合理的服务, 能够满足农业服务的多样化要求。

第二, 政府、产业与合作社在农业服务中, 通过相互的联系和作用, 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而以参与农业服务为契机, 合作社能够发展自身的事业;合作社发展壮大后, 又将进一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即合作社参与农业服务, 既能够提高农业服务的效率, 又能够促进自身的发展, 保护农民利益, 从而使农业产出增长与农民收入增加协同实现。

摘要：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较低, 我国农业发展的两个重要战略目标, 即增加农业产出与提高农民收入, 二者的协同实现存在一定的困难。本文以三螺旋模型研究政府、企业与农民合作社在农业服务中的相互关系。分析证明, 以农民合作社为基础构建农业服务体系, 使政府、产业与合作社三种不同性质的组织优势互补, 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既能够形成完善的农业服务体系, 提高我国农业的产出水平, 也能够进一步促进合作社的发展, 维护农民利益, 提高农民收入。

关键词：农业公共服务,农民合作社,三螺旋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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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94:infrastruction for development:executive summary foreign government document[M].Washington, D.C:World Bank, 1994.

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 篇11

关于平等就业权，我国劳动法学界的学者们一般将其解读为禁止就业歧视，或平等的获得就业机会的权利。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相对狭隘。因为一方面，权利的平等应该体现于权利从生成到实现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平等又是一个含义十分宽泛的概念。因此，在进行理论研究前，应先对“平等就业权”这个基础性的概念进行界定。

（1）从平等的内涵来分析

1.就业形式上的平等：首先平等就业权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指公民不分其性别、种族、血统、年龄、宗教、信仰等，都能够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与其他相关的就业权利，包括平等的待遇、职业培训、晋升和工作条件的权利等。

2.就业实质上的平等：该项权利强调应消除先决条件的不平等因素对个人就业的不正常影响，为每个成员提供一种平等竞争的环境。强调不同情况应不同对待，允许对弱势群体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

（2）从平等的指涉领域——过程视角分析

1.就业起点的平等权：在劳动就业领域，起点平等则意味着每一个劳动者都有自由竞争某一个岗位的同等机会和权利，所有岗位都对所有劳动者平等开放。起点平等还体现在社会竞争的外部条件以及社会主体自身发展条件的获得上。

2.就业过程的平等权：在劳动就业领域，过程平等意味着有关就业的各种规则的制定要体现平等的理念和原则，其实施过程要平等。尤其是正式规则，即一定的法的体系要平等。因此就业正式规则的平等（不少学者称之为制度性就业平等行为）问题，是典型的、最有代表性的就业平等问题。

3.就业结果的平等权：就业结果平等即指因就业而产生的利益在分配上的平等，主要指就业待遇的平等，包括薪酬的支付，就业条件或就业安全保护，以及公共机构提供的就业服务等。

二、《就业促进法》对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的进步之处

《就业促进法》以“倡导公平就业，反对就业歧视”为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立法对当前存在的就业歧视现象的积极回应，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保障营造了大环境。

1.保护农民工形式上的平等就业权

纵观《就业促进法》不少条款，勾勒出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大轮廓，换句话说它将平等就业权作为一项原则固定下来。该法第一章第3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别、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第8条在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有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义务。第三章作为专章规定了“公平就业”，其中第26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实施就业歧视。”

2.保护农民工实质上的平等就业权

实质的平等权要求法律保护因“不合理因素”而导致就业地位处于弱势的劳动者。

《就业促进法》中不少条文针对农民工立项，如第31条：“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不得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第33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逐步完善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通过政府的统筹安排可以避免农民工外出打工时的盲目流性，也有利于为其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良好的就业环境。第50条专门提出为农村劳动者提供就业培训，各级人民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这为农民工转移创造了条件。

3.在就业起点平等权上保护农民工平等就业权

要实现平等就业权，首先要求起点的平等。起点的平等一方面要求所有职业和岗位都对所有劳动者平等开放，同时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要求劳动者受教育培训的权利要平等。

《就业促进法》第20条规定：“国家实行城乡统筹的就业政策，建立健全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这项规定保障了农民工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就业制度，包括平等的就业起点，同时本身也体现了对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

为保障就业机会的平等，《就业促进法》作了特别规定，第31条：“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不得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

三、《就业促进法》在农民工平等就业权保障上的障碍分析

1.对于重要法律概念界定的欠缺，不利于法律保障

法律概念的准确、规范与表述的严谨程度是法律明确化和专业性程度的标志之一。就就业领域而言，对于平等就业以及相关概念的清晰界定也就成为《就业促进法》平等就业保障功能得以发挥的前提条件之一。然而，在《就业促进法》中，对于“平等就业”的界定却存在着界定不清、范围狭小的缺陷。从《就业促进法》条文来看，所谓“平等就业”实际仅限于反就业歧视和对特殊群体的就业援助两个方面。然而，平等就业还应包含其他内容。如就业机会的平等、就业待遇的平等等内容。另外该法31条对农村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的保障界定为：与城镇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反对对农村劳动者就业设置歧视性障碍。同样，前文也探讨过，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是不止包括这两方面的。由此可见，《就业促进法》对于平等就业的理解比较狭隘。

2.在保障就业平等方面，操作性及实用性不强

明确的、具有操作性的规范就是实现法律对平等就业保障功能的必要条件。然而《就业促进法》有关平等就业的条文规定却存在着明显的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部分法律条文表述过于原则

《就业促进法》第25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创造公平就业的环境，消除就业歧视，再如第22条等，这些规定无疑是保障农民工平等就业的重要措施，但其内容因缺少具体制度的支撑而变成了一种宣示性的表述。在实践中所能发挥作用必将大打折扣。

其二：部分条款在操作性上明显不足

《就业促进法》第50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和引导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者参加技能培训，鼓励各类培训机构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者提供技能培训，增强其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这缺乏对农民工技能培训的详细规定。虽然《就业促进法》明确了政府在这方面的责任，并鼓励各类机构提供相关的培训.但需注意这仅仅是一种“鼓励”的态度，培训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和类机构自愿性的援助。

其三：关于实施就业歧视的权利救济，实用性不强

《就业促进法》第62条规定“实施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缺少有关就业歧视举证责任的特殊性规定。为了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利益，各国有关就业歧视的法律法规都对就业歧视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做了特殊规定。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说，根据《就业促进法》现有法律规定，如果劳动者提起就业歧视诉讼，他必须举证证明，否则他将会败诉。显然，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时很难找到相关证据，让他们承担的举证责任等于宣告他们败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法律救济。”

3.在保障平等就业上，部分法律责任缺位或处罚力度不足

为实现法律的规范作用，要求具备严密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逻辑结构。然而在《就业促进法》保障平等就业中，在规范主体的义务的同时，却没有对违反这种义务的法律后果予以明确，使法律规范自身的逻辑结构不完整。第25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实施就业歧视，第31不得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但是，对于实施了歧视行为的用人单位应该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在该法中并未明确规定。这种法律责任缺失的状态无疑将降低就业公平保障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不利于法律规范的实施。

农民工公共就业服务 篇12

一、城市公共文化投入的方式

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 城市公共文化的投入是多种多样的。那么对于农民工文化融入这一块, 城市的公共文化投入需要以农民工的角度来考虑到农民工的需求。对于城市公共文化的投入也要区别于一般的城市公共文化投入。

(一) 文化设施的投入

城市文化设施的投入是多种多样的, 有电影院、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体育馆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城市居民每天都会接触到的在正常不过的基础的城市文化设施了。然而对于农民工来说却是很少光顾的公共场所, 这些地方的门票对于农民工来说太贵了。长沙某大学的一位教授曾对长沙一工地的农民工做了一次问卷调查, 在这个工地中没有一个人去过电影院和博物馆和博物馆, 去过文化宫的仅有百分之四, 去过图书馆的也只占百分之十四左右。这个研究表明一般的城市文化设施对于农民工来说是不具有文化融入的效果的。所以在文化设施的投入上要整合专项的资金, 专门针对农民工来建设一些免费借阅的书报亭, 一些可以免费锻炼的健身运动场所, 里面可以配备羽毛球、篮球、乒乓球以及一些简单的健身器材等。另外在城市公共设施中可以对于农民工实行适当的优惠来满足农民工的需求。从而有效的丰富农民工的业余生活。

(二) 定期的进行培训

城市文化投入的目的是要让农民工尽快的融入到城市文化中来, 那么定期为农民工举办各种培训和知识的讲座就是一项最有用的途径。培训的内容可以根据农民工的特点来决定。可以进行各种技能的培训, 可以帮助农民工增加技能从而提高自身的就业范围。可以举办城市文化历史方面的培训, 可以让农民工更加充分的了解到自己身处的城市是一个怎样的城市, 有助于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可以举办一些类似夜大的学习培训, 能够让农民工在工作之余为自己充电, 增加农民工的知识储备, 从而为将来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知识保障。也进行一些法律常识的讲座, 从而增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 学会利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权益不收侵害。还可以根据农民工的兴趣来举办各种特色的培训等等, 这些都可以充分的加快农民工文化融入的速度。

(三) 加大企业内部的文化投入

农民工主要的活动范围还是主要集中在工作的场所。所以在企业的内部加大对于文化建设的投入, 非常有利于推动农民工的文化投入。在全球经济化迅猛发展的今天, 为寻求可持续发展和增强市场竞争力, 企业对于企业文化的重视度也在逐渐的投入了更多的关注, 对于企业员工的满意度的问题也开始了深入的研究。对于农民工员工来说, 在提高他们的满意度的时候首先可以引进EAP理论来帮助农民工解决心理上面的问题, 使得他们的身心能够在工作和生活中都保持愉悦。还可以在企业中建立小型的图书馆以免费开放的形式来丰富农民工的工作之余的时间, 这种方式可以增加农民工学习的热情, 增强他们在技术方面的能力, 也可以在书本中开阔自己的视野。从而更好的投入到城市建设当中。另外也可以以企业的名义来举行各种全体或个人的比赛, 如拔河、乒乓球赛、技能竞赛等, 这样的比赛可以增进农民工之间的凝聚力, 丰富他们的娱乐生活。

二、影响农民工文化融入的因素

(一) 认识不足

对于农民工文化融入这个主题在大多数人的心里都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人们对于文化的重视的程度并不是很高。于农民工本身来说, 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到城市去挣钱, 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打工挣钱才是首要需要考虑的问题, 也是他们生活的重心所在。农民工离开家乡来到城市打工挣钱, 每天在工厂或工地等生产单位工作, 然后每月领到工钱就寄回家里, 他们大多数人的主要的牵挂都寄托在家乡里, 在他们的心里城市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异乡而不是家。而且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不是很高, 在他们的心里面文化上面的追求是与他们格格不入的, 文化方面的融合也不是他们应该考虑的问题。所以这种农民工思想上面的保守的想法使得农民工不能够很好的融入到城市文化当中。

(二) 政府政策落实不到位

对于政府来说, 在居民精神文明建设上面虽然已经投入了很多的建设, 但是对于农民工的投入却还不是很理想。对于农民工群体对于文化服务方面的需求不能够得到全面的满足。政府机构的管理范围非常的广泛, 各类事务也非常的繁复, 在关于农民工文化投入方面的政策常常出现虎头蛇尾的现象。城市公共文化投入相关的政策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落实, 那么对于农民工文化的投入势必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一点也是制约着农民工文化投入的重要因素。农民工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项目, 是值得政府部门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投入的。政府部门应该在党中央精神的领导之下, 积极的加大城市公共文化的投入, 并且实时的关注项目的进展, 从而真正的达到帮助农民工文化融入的大目标。

(三) 农民工身边客观因素的影响

众所周知, 农民工的工作一般都很辛苦, 工作的时间都比较的长, 对于他们来说, 工作之余的时间全部都被休息和吃饭所占据。除此之外似乎没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 这样每天、每月、每年的周而复始的工作使得农民工彻底忽视了自己的精神层面上面的需求, 只是一味的工作。所以时间的问题是制约农民工文化融入的一个关键因素。另外还有地域的限制, 农民工一般都是从外地到城市来打工的, 自己基本没有固定的居所, 基本都是住在宿舍, 在集体生活中缺少自己的私人空间, 对于自身的文化修养的培养也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还有就是金钱方面的, 追求精神文化的建设不能够光靠空想, 势必会有一些金钱上面的付出, 这一点对于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外出打工者来说是一种“乱花钱”的现象, 在多数人的心里面认为文化的投入是在花着不必要花的金钱。

三、城市公共文化投入对农民工文化融入的影响

(一) 城市公共文化投入促进农民工与城市的交流

城市公共文化的投入可以使得农民工增加对于城市文化的了解, 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的城市公共文化面貌的显示感受城市文化的魅力, 通过对于各种城市文化的了解, 就可以加大农民工对于城市的了解。农民工通过自己实际的看到的, 听到的, 以及自己亲身体会到的城市中的生活和文化可以使得农民工更加快速的适应在城市当中的生活。有助于农民工尽快的做到与城市居民的同步生活和工作。使得他们不再有外乡人的想法, 而是真正的把如今生活和工作的城市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来对待。能够尽快的帮助农民工找到家的感觉。所以城市公共文化投入促进农民工与城市的交流, 从而加快了农民工文化融入的进程。

(二) 城市公共文化投入促进农民工文化水平的提高

农民工的总体的文化水平是参差不齐的, 只有少部分接受过中等的教育, 有些只上过小学, 更是有很大的一部分根本就没有上过学。通过城市文化的大量的投入, 农民工可以把以前丢掉的书本知识重新捡起来, 城市文化投入可以帮助把不同层次的农民工文化水平提高。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 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可以很好的武装农民工的头脑。使得农民工可以在城市中不断的发展, 而不是一辈子都靠出卖体力来挣钱养家。知识可以帮助农民工摆脱生活的困境, 得到自身的素质的提升, 满足农民工的精神文明的建设, 从而缩小与城市之间文化的差距。

(三) 城市公共文化投入促进农民工城乡思想的转变

一直以来, 农民工对于城市都存在着一种疏远感。在农民工的心里面, 城市和乡村是分割开的两个地方, 而他们是属于乡镇的而不属于城市。城市公共文化的投入能够让农民工体会到城市的文化和氛围, 让农民工的城乡思想能够得到有效的转变。让农民工体会到城乡本来就是一体化的, 没有你我之分。城市和乡镇是相辅相成的, 是缺一不可的。城市同样是农民工的家乡, 农民工在城市同样拥有者同等的权利和待遇, 农民工同样可以享受城市生活的一切。城市文化和乡镇文化是一个有机的融合体, 所以农民工的文化融入是不然的, 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道路, 是对于农民工的精神文明建设非常有帮助的事情。

(四) 城市公共文化投入促进农民工子女的发展

农民工的子女问题一直是一个农民工最为关注的问题。随着大批的农民工涌入城市打工, 大部分的农民工子女被留在了家中成为了留守儿童, 这个问题对于农民工来说是一个非常困恼的问题。随着城市文化投入的加大, 城市建设对于这个问题也作出了有效的措施来解决它。大量的针对农民工子女的幼儿园、学校开始兴建, 针对农民工子女无人看管的问题, 也建立了许多的专门看管和照顾这些孩子的托管所。这样一来, 孩子和父母之间不必再分隔两地, 而且农民工的子女也能够得到更为正规和优越的教育。解决了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农民工就能够更加踏实的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 农民工的下一代在孩童时期就开始接受城市的教育和接受城市的文化, 能够更好和更快的帮助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

四、结语

城市公共文化的投入对于农民工有效的融入到城市生活来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随着城市公共文化的投入, 农民工能够在心理上真正的融入城市生活。加大对于农民工文化服务的重视, 可以有效的提高农民工的各方面的素质水平, 使得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使得农民工深切的体会到自己是城市的一部分。农民工的文化融入可以使得农民工更好的与城市融为一体, 为农民工建立起一个精神上面的真正的家园。农民工的融合有助于城市的多元化的发展, 从而有利于推动城市的建设, 进而有利于城市的精神文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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