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与城市发展

农民工与城市发展（精选12篇）

农民工与城市发展 篇1

一、城市化的解读

城市化是指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 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的含义作出了解释。

1. 人口学。

人口学上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他们所说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 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中国的人口中大头是农民, 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36%左右, 因此, 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2. 社会学。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 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不是目的, 只是一种手段, 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 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

3. 经济学。

经济学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 即认为城市化就是农村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在现在看来,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一方面, 工业化会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 同时工业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 农村的落后也不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 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而加快农村地区工业化大生产, 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着很积极的意义。

通过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各学科对城市化的内涵的规定其实是一致的, 即城市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为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 并不断向农村扩散。简而言之, 城市化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的转变过程。

二、农民工的出现——城市化的必然趋势

农民工是中国内地的特有词汇, 指身为中国内地特有的农业户口身份的农民, 从农村进入城市, 依靠替雇主工作为谋生手段, 但不具备非农业户口的社会群体。

从理论角度来看: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是经济结构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指出:“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远不够高的表现, 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西方的城市研究理论表明, 当区域城市化水平超过50%后, 区域社会由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 开始向城乡融合即城乡一体化方向迈进。目前, 我国城市化率尚不足50%, 若要实现城乡一体化, 仍需转移大量的农民。在我国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未打破之前, 农民工的出现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

从现实角度来看:首先, 国际差距明显, 我国需要农民进城。国际上总是以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来评价它的发展程度。20世纪中叶,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其国家全部人口的比例分别为:美国72%, 英国89%, 联邦德国79%, 荷兰86%, 加拿大77%, 澳大利亚83%。这些国家已经从高度城市化转向了城乡一体化。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 城市化进程几乎呈停滞状态。要缩短与其他国家的差距, 必然要加速农民的迁移。其次, 城乡差距日益扩大, 农民希望进城“分羹”。形式主义经济学家舒尔茨曾从人力资源投资的角度研究人口迁移, 认为迁移的发生是因为个体期望从迁移中得到大于迁移成本的收益。城乡的巨大差距正是农民进城的最大动因。而新一轮圈地运动又造就了大批“三无”人员, 更壮大了中国农民工的队伍。

三、城市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及原因分析

1. 农民工基本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 进城农民工以男性青壮年为主, 小学和初高中文化层次占比较高, 主要分布在低技能、重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密集型产业, 如建筑、制造、服务等行业。他们的工作环境差, 收入、福利水平低, 工资增长幅度小, 是城市中的底层弱势群体。

2. 农民工与城市人的关系。

应该说城市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农民也通过进城务工就业学到了各项非农就业技能, 感受到了城市文化, 领略到了市场竞争, 提高了家庭收入和综合素质。但是, 由于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如此大规模、快速度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准备, 矛盾、缺陷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而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城市人的工作、生活, 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

一方面, 城市人认为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 农民工也应该与市民一样具有同等权力享受医疗保险、子女义务教育, 参加工会和人大选举。但另一方面, 城市人又认为农民工影响了城市卫生环境、市容;与城里人争饭碗, 减少了城市人的就业机会;导致违法犯罪现象的增加;造成城市交通拥挤和乱摆乱卖、贩卖假冒伪劣产品, 扰乱了市场秩序, 因而不希望他们与城市人同等享有失业救济、低保和廉租房。

3. 造成农民工与城市人关系的因素分析。

(1) 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距离的变化。近年来, 由于政策支持等因素的影响, 农村流动人口持续不断地向城市流动。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改变了城市总体人口结构。在有些城市, 流动人口总体数量是当地人口数量的许多倍。在个别城市, 由于城市改造和房地产开发的影响, 城市中心区域的人口不断迁往郊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人口结构和空间分布。由于上述原因, 在城市中心区域, 原城市居民的数量逐渐减少,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关系由“户籍”关系转化为“利益”关系。话语权也因农民工的聚居化而发生了转移。失去话语主动权的城市居民会产生对农民工或外来人口的强烈不满。

(2) 政策因素是导致社会距离变化的重要因素。从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到农村废除农业税, 再到即将开始实施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新政策不但营造了良好的公正与公平的社会气氛, 而且大大提高了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提高改变了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交往中的不利地位。面对这种变化, 城市市民则经历了一个新的社会适应过程, 对农民工的抱怨、嫉妒心理就是城市市民社会适应过程中产生的不良心理状态。

四、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的对策

1. 国家制度层面。

(1) 改革过时的户籍制度, 让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化的本来意义, 即通过城市化使农民变为市民, 降低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 消除农民进城的障碍。因此, 国家应颁布新的《户籍法》, 彻底打破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身份限制, 实行居住地户口登记制度;将城市居民享有的诸如教育、住房、社会保障及社会救济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与户籍剥离, 强化个人信息管理, 削弱户籍利益关联;使农民工与市民地位平等, 享有市民拥有的一切权益, 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 成为城市的主人。

(2) 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 逐步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险范畴。一是加快农民工参与保险统筹的立法进程。通过法律规范企业和员工个人购买社会保险的行为, 使之成为企业的法定义务, 成为农民工应有的权利, 以便使其享受和其他产业工人同等的国民待遇。二是尽快实行全国统筹, 建立方便合理的社会保险跨省区转移机制。三是采取适应农民工职业流动特点的灵活的缴费方式, 允许农民工以个人名义在家乡参加社会保险, 并凭缴费单据在打工企业报销企业应承担的费用。同时, 国家应加大对农民工社会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 通过限制农民工最低工资水平, 适度调整东西部社会保险费征收差异, 帮助贫困地区开展社会保险工作, 扶助低薪者参加社会保险统筹。

(3) 推动教育制度的改革, 创造“以人为本”的教育环境, 加大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力度。首先, 要尽快立法规范教育体制, 采取属地管理的办法, 使公办学校成为农民工子女就读的主体;适当减少农民工子女的求学费用, 缓解农民工的生存压力;以人为本, 重视农民工子女的德育教育, 防止形成心理、人格方面的缺陷。其次, 从政策、财力等方面为职业技术学校提供支持, 最大限度地发挥职业技术学校的作用, 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中高级技术人才。第三, 在就业方面, 逐步取消对农民工用工的审批和职业工种限制, 简化手续, 减少费用, 规范劳动力市场, 建立就业动态监测系统, 定期发布市场供需信息, 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 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

2. 社会因素层面。

(1) 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一是在政治方面, 赋予农民工参政资格。我国近三十年的城市化历程使农民工的参政能力得到相当程度的提高, 他们初步接触了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 受到了现代生产方式的洗礼, 增强了组织能力和协调各种关系的能力, 也学会了怎样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并能够更容易地将自己的利益要求转化为政策要求。因此, 把拥有选举权的农民工纳入人大代表选举范围, 不仅有利于农民工维护自身的利益, 也将激发他们对“第二故乡”的主人翁责任感。二是在经济方面, 提高农民工的收入, 从政府到企业, 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 改变其“城市贫民”的现状。三是在文化方面, 通过政府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改善农民工文化生活匮乏的局面。

(2) 建立农民工自己的维权组织——农民工工会。在完成城市人蜕变的一个相当长的阶段, 有着1.3亿人口的农民工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一个真正代表并维护其利益的劳工集体维权组织。当然, 农民工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工会将是由政府支撑的工会, 由农民工自我管理, 代表农民工的利益, 维护农民工的权益。

3. 农民工自身因素层面。

(1) 找准基点, 平衡心态。作为农民工自己, 要清楚认识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性, 学会正视自己, 理性选择岗位, 踏实干好本职工作。

(2)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加强社会竞争力。农民工来源于农民, 在秉承了农民吃苦耐劳的优良品质的同时, 也继承了农民的一些旧的习俗。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 农民工要有忧患意识, 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筹划自己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投资预期。

(3)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农民工要了解当地政府的有关政策、法规, 要积极配合政府对农民工的保护性措施的实施, 主动参加企业和社会保险, 与用人单位或雇主签订劳动合同, 增加自身的劳动安全保障;同时, 还要学会通过法律及专门机构寻求帮助。

综上, 迁徙至今, 农民工已经延续到了第二代。然而, 相对于他们子承父业、一代又一代地为城市发展作贡献, 城市又以何种态度来对待他们?中国内地整体薪酬增长率达到7.94%, 而农民工的薪水却基本上没涨多少。社会保险、医疗、教育区别对待, 使得他们进入城市的门槛一再加高, 我们如何要求连生存都无法保障的他们有更高的综合素质。善待农民工, 有赖于全社会的积极响应, 城市人要以宽容的胸怀接纳农民工, 不要总用城市的生活规则来排斥他们。当然。最重要的是, 城市要将农民工的权益纳入到城市的共享范围。没有道理让他们只参与建设却不享受发展成果。事实上, 农民工在为城市作出贡献的同时, 也在以自己的角色参与并推动着社会的发展。有专家预计, 如果按照中国现在的发展速度估算, 中国可能在2015年前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 达到1960年发达国家的水平, 而其中农民工的贡献率占到10%以上。反过来说, 如果农民工没有达到现代化的生活标准, 或者说现代化的成果没有对农民工实现共享, 那就不是全民意义上的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讲, 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农民进入工业化、城镇化, 融入城市文明的过程, 是其生产生活方式转型的过程。80%的农业人口, 1亿多的农民工总量, 2亿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字已经告诉我们一切:没有农民的小康, 就没有全中国的小康;没有农民的城市化, 就没有全中国的城市化。

农民工与城市发展 篇2

摘要：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分析长沙市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农民工就业所处的“边缘化”位置具体表现在起点排斥，过程排斥，结果排斥三个方面。研究表明农民工社会资本拥有的多少和他们在就业中所遭受到的排斥存在很大的关系。为农民工建立顺畅的城市网络融入机制，提供完备的就业信息服务网络，引导农民工的继续社会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社会排斥；农民工；社会资本

一、导言

1、研究问题的提出

城市农民工这个群体从出现之初就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作为城市的一个边缘群体，他们从事着次属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凡是此种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自然成为地位较低的收入阶层，农民工在城市就业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的热点关注问题。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农民工就业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农民工在就业领域受到排斥呢？本文通过研究，阐述社会资本和农民工就业排斥的联系，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本文使用近年来社会研究中常用到的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一词，人们普遍认为“社会排斥”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法国，是由雷纳尔（lenoir）1974年在其出版的一本书里首先提出了“社会性地排斥”（socially excluded）这一概念。[1]李斌博士对社会排斥的定义是：社会排斥主要是指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2]本文主要采取这一定义来研究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就业问题。

2、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于2006年3月对长沙市进城农民工城市生活状况调查。研究对象是进长沙市务工的农民，本文中的研究对象——农民工主要从事的行业集中在建筑业、服务业、零售、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几个领域。本研究资料收集以问卷调查为主，辅以少量的个案访谈。调查过程中采取整群抽样方法，选取了长沙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岳麓区，再从这个区中选取较2个社区，并确定了个社区的样本数量，然后按定额抽样的方法抽取调查者。本次调查共发放3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76份，有效回收率为91.87%。本文对问卷调查资料采用SPSS11.5软件进行定量分析。

二、城市农民工就业排斥研究

1、农民工就业起点排斥状况及分析

农民工就业中的起点排斥在本研究中指的是用人单位在同等条件下对性别、教育程度，地域的限制，以及社会网络关系对这一群体择业的限制。(1).性别排斥现状及分析

有学者认为，农村外出打工妹，是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和流动群体中的一部分，她们属于弱势中的弱势——“双重弱势群体”，其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低于城市男性农民工。[3]从表中可以看出女性在就业过程比男性低将近20个百分点，女性农民工在就业中处于十分弱势的状态。

表一

用人单位在性别方面的要求（%）

N=271 无明确要求

男 女 Total(2).教育程度排斥现状及分析

教育作为现代人参与社会的能力基础和发展潜力，是人们地位获得的基础，实现向上流动的一个资本。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相对于在农村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说，其受教育程度较高，是农村社区中的“精英群体”，而他们在城市里从事的大多是一些对受教育程度要求不高或无明确要求的工作，多半是城里的低保障，低工资，低水平的工作。从表二中，我们可以看到，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群体的教育程度有34.4%的“无明确要求”，除此之外，要求高中的占21.1%，要求初中教育程度的占36.5%，大专或大专以上与小学的比例很少，分别占6.0%和2.0%。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农民工也只能在有34.4%无明确要求的用人单位工作，很难拥有实现其向上流动的机会。

表二 用人单位对教育程度的要求（%）

N=273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中专、技校、职高）

频数 5 100 58

百分比 2.0 36.5 21.1

频数 168 77 26 271

百分比 62.1 28.4 9.5 100.0 大专或大专以上 无明确要求 Total(3).地域排斥现状及分析 94 273

6.0 34.4 100.0 在问卷调查中发现（见表三）：当进城农民工和当地人竞争同一工作岗位时，用人单位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当地人的比例不小，即农民工群体在参与竞争就业之初就开始受到排斥，这种排斥的比例不容忽视。从表中我们看到，有30.7%的农民工对这个问题做了肯定的回答，有42.3%的农民工“不清楚”处于“模糊状态”，只有27.0%的选择了“不是”。

表三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当地人的情况（%）

N=270

是 不是 不清楚 Total(4).社会关系网络排斥现状及分析

农民工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信息渠道来源主要是靠血缘、地缘关系，通过亲戚、老乡、熟人获取工作（见表四），他们进城务工缺乏及时、有效、真实可靠的就业需求信息。由于他们与外界的联系有限，对城市网络资源的利用能力不高，获取信息比较难，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差序格局”所造成的。在这种“差序格局”中，我们“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各不相同”。而这样的“差序格局”表达了中国社会关系网络的特征，“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4]从问卷调查数据中显示出来农民工在就业之初——找工作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就是这种以个人为中心，从中心格局向外，成员关系从强关系向弱关系转化，其所获社会资源也就相应递减，隐性中受到了社会关系网的排斥。

表四 农民工获取目前工作的渠道（%）

N=271 方式 个人直接申请 亲戚、朋友介绍 通过当地政府

频数 85 88 7

百分比 31.4 32.4 2.6

频数 83 73 114 270

百分比 30.7 27.0 42.3 100.0 老乡介绍 职业中介所介绍

其他 Total

2、农民工就业过程排斥现状及分析

10 17 271

23.6 3.7 6.3

100.0 农民工不仅仅在找工作之初就受到排斥，在工作过程中往往有一种被歧视的感受，这样使得农民工群体的自我认同感很低，容易造成一个个的“落单者”。以下是对农民工群体打工期间被歧视经历和自我认同的现状分析。(1).被歧视的现状及分析

从表五中我们看到只有25.4%的农民工在打工期间从来没有被人歧视的经历，而有22.8%的农民工在打工期间经常有被歧视的经历。51.8%的农民工偶尔有被歧视的经历，也就是说有74.6%的农民工在打工期间有过被歧视的经历。这样的数据值得我们深思，农民工在从事城市次属劳动力市场中那些大部分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活时，不仅没有受到尊敬，反而受到歧视。这样的不平等状况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这种被美国社会学家帕金称之为“集体性排他”的现象不加以逐渐地消除，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也背离了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

表五 农民工打工期间被人歧视的经历

N=274 经常有 偶尔有 从来没有 Total(2).就业中的自我认同现状及分析

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后往往因为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工作方式与农村中的慢节奏生活方式的差异而产生文化震惊，这种文化震惊使得其很难对自己的身份作出准确的判断，同时也很难适应城市就业及生活环境。从表六中我们看到有12.7%的农民工对于自己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处于“不清楚”的状态，有16.2%的人认为自己是“半个城里人”即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处于模糊状态。就业中的低认同感往往对农民工的下一次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

频数 62 142 70 274

百分比 22.8 51.8 25.4 100.0

表六 农民工自我认同感(%)

N=273 农村人 城里人 半个城里人 不清楚 Total

频数 179 15 44 35 273

百分比 65.5 5.6 16.2 12.7 100.0

3、农民工就业结果排斥现状及分析

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大量存在着用人单位侵害农民工基本权利的现象。其中包括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社会保险和社会享受权等。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工资也被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等级。本研究在调查问卷中将其具体化为两个问题：薪水排斥现状分析和升迁机会排斥分析。(1).薪水排斥的现状及分析

有学者认为农民工在进城后，受到同工不同酬的排斥。这是因为农民工的双重身份在经过一系列的市场博弈后，最终反映为：农民工的工资构成中没有包括维持劳动者家属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和子女教育费用。所以，工资并未完全反映出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的整体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用工单位给城市劳动者和农民工同工不同酬，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收入仅相当于正式职工的一半，甚至更少。[5]从表七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结果，在275个有效样本中，有139个（占样本总数的50.4%）农民工的工资和本单位从事同职业的当地人一样多，有136个（49.6%）的回答是否定的。从事同样的工作，但是却有49.6%将近一半的农民工得到的工资和当地人不一样，在就业结果上受到排斥，况且这还是有形的明显的工资，我们还不清楚在其他待遇方面的差异比例有多大。这样的局面值得我们深思。

表七 农民工同工同酬情况（%）

N=275 一样多 不一样 Total

频数 139 136 275

百分比 50.4 49.6 100.0(2).升迁机会排斥的现状及分析

从表八中，笔者发现在有效样本中，有56.4%的农民工当和本单位工作的当地人表现一样时，升迁机会还是一样的，这样的比例让笔者感到欣慰，同时又有32.5%的认为当地人的升迁机会多一些，这个数据也不容忽视，同样的表现下出现如此大比例的不平等值得有关部门引起重视。

表八 农民工升迁机会分析（%）

N=275

自己的升迁机会多 一样的升迁机会 当地人升迁机会多

Total

频数 31 155 89 275

百分比 11.1 56.4 32.5 100.0 三.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就业排斥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是从场域角度来描述社会资本的，用布迪厄自己的话说“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社会资本是场域的原动力，场域变化的原因都发生于社会资本。因为社会资本不仅是资源，更重要的是权力。[6]从布迪厄关于场域与社会资本的关系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农民工因为缺乏可以支配的城市社会网络场域，因此在就业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也就是，这一群体没有能够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资源和权力）导致支配场域权力的剥夺。

城市农民工这一群体之所以在城市社会网络中遭到排斥主要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相对较少造成的。笔者认为解决城市农民工在弱势地位，必须解决他们社会资源占有贫乏的问题，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1.建立顺畅的城市网络融入机制

帕金在提出“集体性排他”时认为，集体性排他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共同集团”，由于这个共同集团是被整体排斥的，它必然会做出比较激烈的反应，由此会激化社会矛盾。[7]从研究中可以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地域等这些“集体排他性”因素的存在都成为制约农民工就业选择，薪酬以及升迁机会的“瓶颈”。从研究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农民工主要分布在建筑业、服务业、零售、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劳动力密集、低技术水平的行业，这样一种状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农民工自身所背负的“身份标签”引起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长久以来形成了一种排斥“他群体”的偏见，将农民工排斥在城市社会资本之外，以维护“我群体”的利益。同时，农民工也将这样一种就业排斥状况内化，形成“客观性社会排斥”。解决目前农民工所处的困境就需要从制度上建立顺畅的有利于农民工城市社会资本增加的流动机制，通过相应的法规增加农民工在城市网络中向上流动的机会，如彻底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男女同工同酬，特别是从物质补助上向农民工倾斜，降低他们维持在城市网络中的经济成本，使他们逐渐融入到城市网络中，而不是被“边缘化”。2．提供完备的就业信息服务网络

科尔曼指出，信息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形式之一，个人从社会网络中获取自己有用的信息，这种社会关系便构成社会网络。[8]城市农民工处于相对封闭性的社会结构中，获取就业信息和加工信息的能力都很有限，直接影响了他们获取城市资本的可能性，导致了他们在城市就业中被排斥的局面。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该帮助农民工收集、筛选就业信息，使他们从非正规就业逐步向正规就业转变，并大力协助推荐农民工就业，建立农民工就业基本情况的动态网络系统。格拉诺维特曾在研究中发现：个人求职过程中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往往不是通过其关系亲密的亲戚朋友（强关系）获得，而是通过一般朋友或熟人（弱关系）介绍的。也就是，通过弱关系增加农民工在城市中就业的意义是重大的。[9] 3．引导农民工的继续社会化

继续社会化是人们在基本社会化的基础上，继续学习群体和社会的文化，以适应社会生活，适应角色变化的过程。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所受到的排斥一定程度上是由农民工自身较低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导致的社会资本占有的贫乏。改变农民工“先赋地位”带来的城市就业中的不利因素，首先可以通过再教育提高农民工素质和专业技能，如相关部门无偿提供提高农民技能等内容的培训，召开农民工就业专场招聘会,促进这一群体获得重新的“自致地位”。其次，农民工需要习得城市文化与行为规范，遵循城市网络的游戏规则，与更多的人打交道以扩展自己的交往半径。

参考文献

新生代农民工生存与发展调查 篇3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典型调查 生存现状 发展选择 推拉理论

一、引言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通过进入城市工作来改善自身命运以及实现家庭期望，但是他们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现状令人堪忧，他们的最终归宿是城市还是农村，政府应该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安居乐业？据2013年农民工监测报告统计，新生代农民工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新生代农民工为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做出较大贡献，但却由于户籍制度、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保障制度等原因，很少能享受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公共福利。

《2014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作为重点工作，要求“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农业转移人口问题已成为现阶段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数据的统计研究刻画了城市化过程实现的微观机制，展开对这一群体生存与发展的描述分析，将能够搜寻到应对农业转移人口问题的微观举措。

二、样本选择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采用网络调查和实地调查两种手段，网络调查的主要支持平台是QQ。实地调查的地点集中在深圳市宝安区，调查对象为1980年后出生的在深圳务工的农村户籍人口，最终分析样本数量为374个。男性占比为64%，平均年龄约27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63年，调查对象普遍接受九年义务制教育。约40%的调查对象具有专业劳动技能，是否具备劳动技能与年龄直接相关，劳动技能基本是在工作过程中积累，学校缺乏技能教育。已婚未婚比例均衡，大致各占一半。

三、新生代农民工生活质量指标体系

（一）收入和消费指数

收入和消费指数包含四个变量：新生代农民工每月工资收入、每月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主要消费支出类型以及手机的购买情况。调查数据显示，调查对象平均每月工资收入在2011年至2013年依次为：2193.82元、2721.74元、3177.62元，收入呈不断增长趋势，且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不显著，但目前普遍水平还较低；平均每月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为53%，消费需求呈不断扩大趋势；60%的调查对象的主要消费支出类型为食物支出，消费结构比较初级，消费主要用于满足生存而不是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对手机的追求跟得上时代步伐，调查对象中60.9%拥有智能手机，其中13.8%购买iPhone系列，并且注重更新换代，智能手机作为新兴事物的代表以及身份品味的象征被广大的新生代农民工所接受，也说明消费主义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开始盛行。

（二）住房指数

住房指数包含四个变量：目前住房类型、人均居住面积、住房内是否有卫生间、期望住房类型。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住房类型中，约30%的调查对象为集体宿舍，60%为私人出租房，10%为其他住房；人均居住面积低于6平方米的调查对象比例约为30%，联合国规定的住房贫困状态就是人均居住面积低于6平方米；住房内是否有卫生间可以作为住房条件的一个代理变量，仍然有8.5%的调查对象住房中没有卫生间，上述两个变量表明目前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状况堪忧；期望住房类型中，选择单位宿舍的约占30%，选择回农村建房或买房占37%。由于福利房分配制度的排他性和商品房市场的外部性，城市没有面向农民工的住房制度安排。

（三）就业指数

就业指数包含五个变量：职业、培训、跳槽次数、每月加班时长、期望就业。74%的调查对象为普通员工，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分别占比为16%、10%；22%的调查对象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培训，其他接受过培训的形式主要是单位组织的培训；调查对象的跳槽次数均值约为3次，更换工作频率高，由于缺乏人力资本，职业固化在低端，只能不断跳槽，就业稳定性较差。每月加班时长均值为46.4小时，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期望就业中，29%的调查对象期望从事雇佣劳动，54%期望从事自雇经营，17%则期望从事农业生产。

（四）保障指数

保障指数包含五个变量：社会保险、签订合同、职业隐患、工资拖欠、企业福利。调查对象中，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最广，高达87.6%，享受“五险一金”的比例仅为4.2%，而完全没有参与保险的比例为11.5%，社会保险的不健全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抵御风险的能力。16.6%的调查对象没有与就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在劳资关系中失去话语权。职业隐患是指劳动者从事的工作是具有明显的或潜在的健康安全隐患，存在职业隐患的比例高达66.6%，且大多企业没有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与城镇职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多从事脏、累、苦工作，环境比较恶劣。工资拖欠的现象时有发生，24.6%的调查对象常面临工资无故拖欠，劳动权益受侵害。31.6%的调查对象从未享受过企业发放的福利，未被纳入正规福利待遇体系。

四、新生代农民工发展选择的推拉因素分析

迁移的推拉理论指出影响人们迁移的因素中存在着促使人口流动的力量以及阻碍人口流动的力量，即在流出地或流入地同时存在“推”和“拉”的若干因素，推拉因素的较量和综合，促成最后人口是否迁移。本文关注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选择属于二次迁移的范畴，适用于推拉理论。受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分割体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选择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徘徊。

调查问卷中设计了四个迁移意愿：深圳、中小城市、农村、不清楚。其中，13%的调查对象期望未来能够留在深圳；34%的调查对象期望未来迁移至其他中小城市，其中愿意返回原籍城市的高达85%；32%的调查对象期望未来迁移回农村；21%的调查对象的迁移意愿不清楚。接下来，从调查数据中发现哪些因素是城市和农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推力和拉力。endprint

（一）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推拉因素

问卷设计中，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推力包括：生活质量差、工作艰辛、难以照顾家人、子女教育问题、经济收入没有达到预期、不能融入城市生活、对未来的迷茫、其他。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拉力包括：城市工作挣钱多、城市有更多发展机会、城市就业机会多、想学专门技术、城市生活更便利、为子女成长发展打基础、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其他。调查数据显示，43.1%的调查对象认为城市的推力主要是生活质量差，47.4%的调查对象认为城市拉力主要是有更多发展机会。

（二）农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推拉因素

农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拉力包括：照顾家人、家乡生活费用低、人际关系融洽、不愿放弃农村土地、农村会有许多发展机会、其他。66.9%的调查对象认为农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拉力主要是方便照顾家庭。

五、结语

通过对深圳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发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现状仍然堪忧。本文的启示是，政策制定者需要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可从两个方面努力：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的制度障碍，包括社会保障制度、企业用工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土地制度，逐渐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制度保障。第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状况，积极促进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扶持新生代农民工自主创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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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白南生，何宇鹏.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2（3）

[4]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5]李实.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状况[J].劳动经济研究，2013（1）

农民工与城市发展 篇4

1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冲突产生的原因

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本质特征。现代化社会阶层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 而且具有公平性、开放性和合理性的特征。当前, 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属于“金字塔形”结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阶层结构的矛盾冲突凸显, 其原因是什么呢?

1.1 阶层之间固有的层级偏见

作为一个社会人, 人们会倾向于先把自己归类, 把自己看作是某一群体的人, 将自己与特定的群体联系起来, 然后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 并且偏爱自己的群体。城市居民亦是如此, 他们把自己归入城市居民这一类, 将自己这一群体与城市农民工群体进行比较, 他们偏爱着自己的群体, 对自己所在的群体有一种很强的优越感, 而讨厌农民工群体, 对他们存在偏见。城市居民对自己的群体评价很高, 并以自己是这一群体的成员而自豪。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存在偏见, 就是为了能够继续感觉自己高人一等, 而且他们也通过贬低农民工群体这种方式, 让农民工群体误以为自己群体确实很差, 从而阻止农民工群体的崛起。有的时候, 痛苦与挫折也会让城市居民对农民工产生敌意, 产生“替代性攻击”。比如, 失业下岗工人自己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 就会将农民工当作“替罪羊”, 觉得是他们抢了自己的饭碗, 对他们存在歧视。持偏见的人会把自己的错误推到别人身上, 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敢承认自己的内心虚弱, 于是把这些通过归究于那些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们身上的方法来否认自己身上的存在的不足。有些能力差找不到工作的市民对于自己不适应社会竞争、文化素质差感到心理恐惧, 他们就会把这些弱点投射到农民工身上, 他们贬低、打击农民工群体, 以找一个更低的参照群体来达到自己的心理平衡的目的。近年来, 西部大开发带来的加速发展, 东部的返乡潮带来的受过发达地区城市社会教育过的农民工的大量涌入, 西部大城市的部分居民感觉到了逼近的危机。农民工在城市就业, 被城市居民视为剥夺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少数农民工在城市的某些不良行径, 如盗窃、抢劫等犯罪活动, 被城市居民视为对自己生活环境和安全的威胁。农民工在城市中遭到不公正待遇, 人身权利的失去, 劳动报酬被拖欠, 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基本生存权利得不到保证, 由而形成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互排斥。正如齐美尔所说:在群体中生活的人们都有一种排他性, 即竞争的本能。因而, 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

1.2 阶层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在部分城市居民的心态中, 农民工被贴上愚蠢、落后、笨拙、低能的标签, 所以市民一般认为他们就应该做那些又脏又累又低级的劳动, 本身就应该处在社会的最下层。而实际上这是由于他们的社会不平等地位造成的, 从工业化开始, 国家就以牺牲农村来发展城市, 虽然现在提倡城市反哺农村, 倾向于城市的天平现在也不会一下子倒过来, 出于惯性, 政府在对待市民和农民工态度上, 依然是居民优先, 这一种已成为公共偏见的态度为大家接受并不被自己察觉。偏见帮助部分城市居民将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特权合理化, 同时, 人们对农民工形成的刻板印象又反过来导致农民工现在所处地位的合理化, 而现行的社会制度 (学校、政府、媒体等) 各个方面都有意和无意助长了这种偏见。社会制度是由社会的主流群体所制定和强制执行的, 社会制度所包含的一切经济、政治和文化也都是为主流群体所服务的。学校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 却也无法完全做到价值无涉, 教育的文化内涵是强调主流文化。在传播文化的媒体上, 有些读物、小说或者网络文献常常以农民或农民工为反面材料来误导学生, 这就在学生潜意识里塑造了农民工的丑角形象。作为新生代的青年学生从小就受到这种教育, 自然无法避免对农民工的偏见, 更不用说那些本来就看不起农民工的市民了。

1.3 社会阶层人群的互动结果

从社会文化方面来看, 帕森斯认为行动者的社会行动不是孤立的, 而是与其他行动者处在一定的互动模式中。这个模式不是行动者自己选择的, 而是由社会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规定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企业主拖欠农民工的工资, 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冷漠这样的社会行动并不是孤立脱离于社会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几千年的“重农轻商”后, 可以说, 已经进入了一个“重商轻农”、“金钱至上”时期。农民天生是农民, 在中国城市人眼中, 对农民的评价是贫穷的, 愚昧的, 他们没有权力, 没有知识, 是一群不同于城市居民的“下等国民”。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 城市居民的大脑充满了对民工的歧视。尽管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近年来, 农民工的正面形象越来越多地得到宣传、表彰, 但中国社会上千年来农民角色定位的传统思想还难以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彻底根除。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站稳脚跟后, 开始争取自己的应得利益, 并为之奋斗, 城市人却从“天性”上排斥他们。从利益追求的角度来分析, 正如达伦多夫在阐述冲突的形成时说道:当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利益的存在时, 它只是一种潜在利益, 只有当潜在利益被人们意识到, 转变为“外显利益”和自觉追求的目标时, 社会结构内部固有的利益冲突才会公开化。独立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如此紧密的联系, 争夺有限的资源, 冲突必然会激烈起来。[4]

1.4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受教育程度差异的影响

一般说来, 人的知识文化水平是由此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所决定的。谢晓明曾对1700多名农民工接受教育的情况进行过调查, 结果如下:大专文化8%;高中文化10%;初中文化33%;小学文化20%;文盲26%;其他3%。可见, 大部分农民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 因而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普通话水平也不太高。在该调查中也发现:有将近35%的农民工根本不会讲普通话, 也基本不与外乡人或当地居民来往;有40%左右的农民工会说乡音很重的普通话, 但用普通话与他人交流时常常会碰到一些语言障碍, 需借助体态语等其他方式来辅助表达;只有不到1/4的农民工可以用普通话与外地人和当地居民顺利地进行交流。[5]农民工面临语言交际障碍, 这并不是简单的个别农民工的语言能力问题, 它对农民工阶层的群体心理和社会行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知识文化水平较低, 必然导致接受新信息、新思想, 理解新观念和工作能力普遍会较低。在这种情况下, 也对农民工阶层真正地融入城市构成了阻碍, 从而造成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文化冲突。

1.5 农民工城市适应过程中的心理问题的干扰

由于历史的原因, 农村的教育一直比较落后, 农民工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等多方面依然是以农业社会为背景而形成的, 也可以这样说, 他们思想、意识、文化、观念是与农业社会相契合的。这样的思想、情感带到以工业文化为背景而形成的城市环境中来, 必然会与城市的文化产生摩擦。在外打工的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 在城市里, 他们的工作大多是脏活、累活, 干完了可能还会被骗, 农民工辛苦干了一年拿不到工钱。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时候, 不知道也不会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 绝望之时往往会做出极端的举动。同时, 也会影响他们对城市、社会的看法, 出现“仇富”、“反社会”的偏激心态。他们突然爆发出来的发泄不满情绪的方式会对社会治安带来困扰, 引发出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 从而使得少数农民工的不良表现, 在城市居民心中得到泛化、概念化,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差异在心理上得到了强化和放大。这使农民工在适应新的城市生活的过程中, 自身的心理也受到极大伤害, 出现许多心理问题。

2 建设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和谐关系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观点, 实际上已经为我们国家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构建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指明了政策方向。按照帕累托的观点, 由于社会流动频率的加快、权力与财富的分离, 社会结构越来越呈现为“橄榄型”。无论是对于城市还是农村, 农民工都属于一个另外的群体阶层, 社会学理论认为, 阶层的上升流动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我们应尽可能推动社会成员, 尤其是农民工群体向上流动。针对目前西部地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阶层冲突的原因, 我们需要从下面两个方面着力开展工作。

2.1 加强农民工阶层自身能力建设

第一, 转变农民工的意识, 促进农民工主动融入城市生活。要加强对农民工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法制观念教育, 不断提高农民工的思想道德境界和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本领;农民工也应自觉地提高自身素质, 加强学习, 克服困难, 摒弃落后观念和不良习惯, 增强市民意识和工人意识, 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城市工作和生活, 树立新产业工人的形象, 把成为现代化城市中的新市民作为农民工自身努力的方向, 适应城市现代文明生活。

第二, 保护农民工参与城市政治文化活动的积极性。首先, 保证制度的稳定性和可操作性, 赋予农民工更多政治参与的体制空间, 加快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通过完善法制, 将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 将选举的各个环节规范化法制化, 不断完善选举程序和监督程序, 保障选举的公平和合理。其次, 加强农民工的组织建设, 设置与之相适应的参与渠道, 让农民工通过组织参与所在地区或者行业组织的选举, 表达他们的意愿, 实现有序规范的政治参与。再次, 提高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素质。英格尔斯认为, 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 本身只是一些空壳,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 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 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 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6]因此我们必须直面农民工文化素质偏低、政治参与意识比较薄弱的现实, 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区, 采取易于被接受的生动活泼的方式, 提高农民工的整体素质, 对其进行现代民主的政治启蒙教育, 为政治参与提供主客观条件。

第三, 加强农民工劳动技能与文化素质的培养。各级政府要从上至下继续加大投资力度, 继续坚持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共同分担的多元投入机制, 抓好农民工培训政策的贯彻和落实, 增强培训“实效”, 因为培训对企业发展具有显著的长效价值。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非盈利组织主导型三种农民工培训模式并举, 因地制宜地加以选择, 常态化地开展下去, 并建立高效的培训组织管理与激励机制。各级政府要将农民工培训列入年度工作考核内容, 实行目标管理;建立统筹协调的领导体制和分工负责、相互协作的工作推进机制, 通过制定政策和制度创新, 充分调动一切可利用资源, 抓好农民工培训。

2.2 继续建设畅通的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

第一, 健全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 继续完善社会保险制度。要修改《劳动法》, 扩大劳动法的适用范围, 进一步明确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 将农民工纳入其中;要尽快制订《劳动合同法》、《工资法》、《劳动争议处理法》、《劳动监察法》、《促进就业法》、《劳动保护法》、《社会保险法》等与《劳动法》相配套的有关法律法规, 从同工同酬、工资支付、劳动监察、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等方面规范用人单位的行为。在制定有关劳动法律法规时要尽可能考虑农民工劳动关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对农民工适当作出特别规定, 还可以制定适用于农民工的单项条例、地方性法规和行业性、区域性劳动标准。社会保险制度是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 在构建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时, 不应采取一刀切的办法, 而应采取分类分层的保障办法, 优先解决突出的基本问题, 如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应急救助机制等。

第二, 畅通利益诉求渠道, 形成健全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建议成立中共县委一级的农民工群体工作委员会等一类的农民工维权机构, 及时处理涉及农民工的劳动争议案件。同时, 要改革“先裁后审”模式, 实行“裁审分离”, 劳资双方可以自愿选择仲裁或者诉讼形式保护自己权益, 有利于农民工节约成本和时间, 最大程度地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加快建立代表农民工自身利益的团体组织的步伐, 如农民工工会等, 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 提高农民工与雇主的抗衡能力, 以组织的形式保护其合法的权益。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 逐步形成以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为基础, 多层次、全方位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实行真正意义的劳动合同制度。

第三, 加强和改善对农民工的社会管理。努力为农民工提供就业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服务, 在管理方式上继续实现由防范式向服务型管理, 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由单纯面向城镇户籍人口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常住人口转变;要充分发挥企业、社区和中介组织的作用, 使农民工享受应有的公共服务和权利, 也使农民工更好地适应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新要求。要加强舆论建设, 加强对城市市民的和谐文化的引导和教育, 创建温馨关爱农民工、友善的和谐的城市人文环境。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和社会舆论作用, 引导全社会尊重农民工的辛勤劳动, 树立农民工与城镇从业人员同等身份、同等地位和同等待遇的法律意识。

参考文献

[1]蒋美华乔香萍.试论农民工的向上流动[J].晋阳学刊, 2007 (1) :45.

[2]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3]谢建杜.新产业工人阶层—社会转型中的“农民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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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谢晓明.关注农民工的语言生活状况[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6 (4) :59.

农民工与城市发展 篇5

[关键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增收;松滋市;农村经济

1理由的提出

农民工与城市发展 篇6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对策；和谐城管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时期，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和职业选择等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的城市梦也更加执着。他们不再单纯地为着挣钱而挣钱，兼具有经济型和发展型并存的外出动机，他们向往城市生活，渴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他们中甚至有人认为：“即使不能挣到钱，也想在城市打工”。然而他们想要真正融入城市，仍然面临着社会管理制度、自身素质、权利维护等障碍，这就相对给城市管理带来一定问题，如何构建和谐城市管理就成为必要。

1 城市融入的边缘困境

1.1 农民工身份认同存在困境

农民工对自己是否是市民身份的认同存在着较强烈的既有否定又有肯定的矛盾心态，他们有很多人（约占65.5%）在内心深处没有把自己当成所在城市的市区人，但同时又有约56.8%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理所应当是所居住的城市社区的应有一员。这种矛盾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农民工的心理和生存状态，他们处在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挤压之中，他们渴望城市主流文化的认同。

1.2 农民工择业存在困境

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市场化的就业体制，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就业体制对于农民工来讲带有一定歧视性。很多市级、县级政府部门对本地居民就业采取优先保护措施，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准入门槛，农民工被关在就业大门之外，失去了与城市人公平竞争的就业机会。

1.3 农民工子女教育存在困境

100%的农民工认为他们的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非常难，本文认为由于我国现有的义务教育制度制定不合理，农民工流出地政府似乎可以不接受和承担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费用，而农民工所居住城市也不承担，并提高农民工子女的学费，反而让他们成为了高价生，这进一步加大了农民工的子女受教育成本。

1.4 农民工存在发展困境

农民工文化水平虽有提高，但他们中大多数（97.8%）没有一技之长，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无法胜任复杂的高层次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因此他们只能偏重体力付出，只能选择技术含量较低的职业就业。他们处在低层次就业而形成的市场弱势地位，这让他们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自我发展期待，但是他们所就业的单位部门不可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对他们的技能培训，而相对的，他们在城市的巨大生存压力也使得他们自己无力承担进修、培训和专业学习，从而导致他们在城市中的发展困境进一步加深。

2 构建和谐城市管理的对策建议

2.1 现有户籍制度改革

要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首先要实现让符合条件的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落户，可以先在中小城市和城镇进行试点，逐步取消二元户籍登记制度，打破城乡界限，调整农民工户口迁移政策，逐步放宽对农民工户口迁移的限制，给农民工各地迁徙的一定自由。取得试点经验后，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实现城乡人口的一体化管理，在劳动力流入地就地解决落户问题，使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城市得到保障。

2.2 发展县域经济创造稳定就业机会，深入开展就业创业服务

首先，要根据当地具体条件科学进行产业转移和结构性改革，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形成有地域特色的经济业态。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就业岗位，保障农民工能够在县城充分就业。其次，要打破城乡二元化的劳动就业体制，建立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使农民能够在市场竞争中与其他劳动者处于平等地位。再次，要规范企业用工环境，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让农民工能够和城镇其他就业人员一样享受社会保险、带薪休假等基本权益。

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是在城市稳定就业的关键。提高农民工文化和技能水平的途径有：①引导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在县城布局；②政府要加强和企业沟通与合作，广泛开展对农民工的职业和技能培训；③完善政府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服务；④要降低创业准入门槛和创业成本，鼓励并支持农民工在县城自主创业，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落到实处，繁荣县域经济。

2.3 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各级政府应设计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的既收费低廉又覆盖广泛的社保制度体系，真正融入感情用心去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子女受教育等具体细微的生活和工作问题，积极构建和谐城市管理。再有，社会应建立专属于农民工的相对完善的救助体系和福利体系，并加大监管力度，加强保障措施到位，保证救助体系和福利体系顺利开展运行。另外，在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很低，无力购买所居住城市商品住房的情况下，应制定让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待遇的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优惠政策，让他们在所居住城市能够安居乐业。

2.4 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城市人口的增加必然要求政府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县城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阵地，要加强市（县）政公共服务制度建设和设施建设，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力度，切实提升县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要建立统一、公平、规范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体系，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歧视，形成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制度，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能够进行公开、公平的就业竞争。

2.5 改变市民的传统观念，让农民工有归属感

农民工与城市发展 篇7

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 目前我国农民工普遍缺乏就业培训机会, 技能素质不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问题十分突出。我国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为6.5%, 只相当于小学水平, 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占3.4%, 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仅占0.13%, 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占20%, 三者总计只有23.53%, 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因此, 农民工的培训问题已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任务。

目前对农民工的培训主要是一些简单的劳动技能方面的培训, 比较先进的地区会组织多形式、多层次的劳务对接活动, 大力推行订单培训等有效的培训方法。但是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培训体系都没有重视城镇化进程中生存和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带给农民工自身的巨大困惑与障碍, 没有把他们当成新一代新市民来进行相应的教育和培训。

笔者参与的一项公益活动, 对于农民工城市适应与发展能力培训进行了创新性实践, 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一、农民工称谓的演变

2006年2月15日开始, 青岛市为使120万外来务工人员享受与市民平等的待遇, 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 将外来务工人员改称为“新市民”, 习以为常的“农民工”称谓正在逐渐被“新市民”所代替。现在的新市民泛指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城市下岗人员和兼职的异地在校大学生等群体的集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说, 从“农民工”到“新市民”, 这不光是称谓的改变, 而是社会态度的转变。

针对农民工城市适应与发展能力培训来讲, 将新市民定义为具备足够的就业能力和在城市里能持续生存和发展能力的人。就业能力:满足某种企业岗位的要求, 享受企业岗位的某类待遇。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创造幸福的能力、社会化学习的能力 (社会网络、自主学习) 、借助城市资源实现职业发展的能力、借助社会关系实现个人发展的能力。

二、农民工城市适应与发展能力培训的内容构成

《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明确规定, 农民工职业培训分为两个重点: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针对农民工的培训主要有两个重点: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所谓的引导性培训即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安全生产知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知识培训, 目的是帮助农民工树立新的就业观念, 提高就业能力, 增强守法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创新性培训主要针对引导性培训方面的课程内容, 设计了十二大能力训炼.。 (1) 心态管理能力, 要求受训者保持良好的心态, 正确认识自己, 积极思维, 保持进取心和热情, 解除压力, 建立正螺旋思维; (2) 交往能力, 分为一对一, 一对多, 下对上, 上对下的不同情况; (3) 沟通能力, 有效传递自己的信息, 正确理解对方的反馈信息, 真实了解对方; (4) 执行能力, 要求受训者是解决问题的人, 使从头到脚的距离为零, 让想法变成现实; (5) 领导能力, 引导和带领团队其他成员, 发挥主观能动性, 共同达成目标, 在现实中, 不是你领导别人, 就是被别人领导; (6) 观察判断能力,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得到正确的信息, 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7) 学习能力, 指的是学习的方法与技巧, 不需要过多经验与经历的积累, 而快速掌握技能; (8) 运用城市资源的能力, 城市现代化、高科技的资源和工具很多, 学会运动城市资源, 可以事半功倍; (9) 创新思维能力, 培养逆向思维的习惯和能力, 敢于尝试, 敢于突破, 敢于实践; (10) 管理能力, 自我管理、时间管理、团队管理、管理工具的使用; (11) 专业能力, 胜任现有实习工作, 能适应未来管理岗位, 取得职业培训证书, 本项主要指的是职业技能训练; (12) 职业规划能力, 明确未来的职业方向定位, 并制定为之努力的可行性计划和步骤。

三、农民工城市适应与发展能力培训的时间安排

针对农民工开展的适应与发展能力培训, 一共是6个月左右。分为基地课程 (10天:岗前5天+在岗5天 ) 、岗位实践 (25天:在岗第5天～第30天 ) 、社会化学习 (150天:在岗第31天～第180天) 三个阶段, 各阶段培训过程通过打分考评星级来评定学习效果。基地课程是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的导入课程, 主要包括入营典礼 (详细介绍项目内容, 告知项目愿景, 进行角色认知) 、心智模式训练 (团队打造、沟通技能、创造力训练) 、军事化集训 (组织性、纪律性, 打造团队凝聚力和向心力) 、形体训练、服务礼仪训练、晨会晚会模式导入、签订培训协议 (确定目标, 明确责任和义务) 、离营仪式和职业技能培训。岗位实践主要是职业技能培训。社会化学习主要是引导性培训。

四、农民工城市适应与发展能力培训的课程形式

根据肯尼斯·阿罗于1962年提出的“干中学” (learning by doing) 模型, 人们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知识的, 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 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 经验来自行动, 经验的积累就体现于技术进步之上。我们称之为OJT (On the Job Training) 模式, 即在工作中学习。培训课程围绕学员的“实践”、“学习”、“能力”三个方向来进行, 实践是连接学习和成果的桥梁。

首先, 传统的面授形式:专职专业的培训师, 课堂集中学习。其次, 自学:农民工课下自主学习、训练和复习。再次, 岗位实践:在工作岗位上边干边学, 体验式训练。最后, 借助社会化资源学习:主要是依靠社会资源或者志愿者给予的培训和学习的机会来进行培训, 比如名人讲堂;成功人士经验分享;交流沙龙;知识讲座;观看话剧、相声等演出;参与电视节目录制;拓展训练;参观名校、与成功学子面对面;参观博物馆;运动登山等。另外, 在网络发达的今天, 尤其是手机上网非常普遍的情况下, 通过网络远程教育安排课程,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培训形式。

五、农民工城市适应与发展能力培训的目标

(一) 获得职业培训证书。除了参加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之外, 农民工还能参加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举办的现代企业班组长岗位培训考核, 还能获得班组长的职业培训证书。

(二) 获得理想的工作岗位。培训的过程中, 或者培训结束后, 凭借自身能力的提升, 大多数农民工都可以找到理想的工作, 培训机构免费为其提供相关单位用人信息。

(三) 后续的跟踪服务。正式上岗就业的农民工与就职单位劳动合同期满, 或者希望转岗到其他相关单位就业的, 培训机构还会免费推荐他到相关单位转岗就业。

以上针对农民工城市适应与发展能力培训的创新性实践活动, 还刚刚开始, 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需要在未来的实践中不断地提炼和修正。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来关注新一代的农民工, 关注农民工培训, 让他们在城市状态下能够生活得更幸福, 达到优质就业、甚至优质创业。

摘要：笔者参与的一项公益活动, 对于农民工城市适应与发展能力培训进行了创新性实践, 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文章主要从称谓的演变、培训内容构成、培训的时间安排、培训的课程形式、培训目标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农民工,培训,新市民,实践,创新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

[2]吴昊, 丁敏.论农民工培训体系的构建[J].特区经济, 2007, 8:139～141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与对策研究 篇8

1 问题的提出:艰难的融入

学界近年来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文章连篇累牍, 汗牛充栋。然而, 无论是国家政策, 还是现有的研究, 多是从经济政策的角度进入, 即便是从社会保障角度出发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文献, 也带有明显的蒂特姆斯 (RichardM.Titmuss) 所言的婢女型社会政策的色彩。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农民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政策模式, 从制度化的社会政策建构入手, 从社会结构转型和城市化的长远发展眼光, 重点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目前, 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是城市的候鸟, 由于其边缘身份的特殊性, 使之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或一些不确定就业的独特群体, 他们游离于城乡之间。相对于城市生活来讲, 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入”。其原因在于:首先,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无法逾越的身份壁垒。长期以来户籍身份制度的制约, 使得农民工的身份歧视无法消除。当他们想融入城市生活时, 还面临地域排斥等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其次, 如前所述, 国家出台的有利于农民工的政策, 更多强调农民工经济方面的权益保护, 如工资拖欠、劳动保护、工伤赔偿等等, 而较少关注自身生活和心理层面的问题。凡此种种, 使得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

2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必然性

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的流动, 从微观过程的角度说, 并不是直接对“大量农村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这种状况的反应, 而是对“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这种状况的反应。 (孙立平, 2001) 改革开放以来, 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村劳动力逐步释放出来, 是农民工流动的基础条件;而农村社会的普遍贫困化和城市就业的高收入示范效应, 则是农民工流向城市的主要动因。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是大势所趋, 不可避免。在未来一段时期内, 农民工仍将是城市产业大军和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融入城市不单是在劳动力市场的进入, 更是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全方位进入。这是因为:

2.1 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劳动力价值的内在要求

当前中国农民工就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劳动力价值的低廉性, 这种低廉性是由于劳动者就业环境与生存环境的脱离造成的。这种脱离降低了劳动力成本, 用以支付生活资料的费用无需由雇主支付。农民工住房、疾病、子女教育、娱乐所需的费用都变成了劳动力价值之外的花费, 进城农民工除了少部分住在雇主提供的廉价房屋或工棚外, 绝大多数自己租住房屋, 并自行解决在高昂生活成本的城市生存下来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 农民工纯粹变成了雇主赚钱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认为, 劳动力价值包括三部分:一是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用以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二是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用以延续劳动力的供给;三是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 用以培训再生产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价值的一般理论客观上要求为农民工提供满足生活和照料家庭的生活费用, 否则就会带来“民工荒”等劳动力供应危机, 也容易诱发其他城市社会问题。为此, 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提高农民工生活质量、适应劳动力价值需求的必要手段。

2.2 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在谈论农民工问题时, 很多研究者都把农民工现象看作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进步, 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力量。例如, 白南生、何宇鹏 (2003) 认为, 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正是逐步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 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贡献。关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 上个世纪, 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过“小城镇”理论, 主张通过发展乡镇企业, 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 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城市化模式。当时的讨论中, 亦有发展大中城市、吸收外来人口的观点。农民工问题的凸显似乎为中国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中国实现城市化道路绝不可能是单一的模式, 而是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在这个多元化城市化进程中, 农民工已经成为一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导力量。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从长远来看就是解决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

3 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主要障碍

尽管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大势所趋, 然而目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诸多障碍。一方面是户籍身份制度的限制, 另一方面是社会排斥的影响。

3.1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受到户籍身份的制约

城乡二元户籍身份制度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长期以来, 在城乡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下, 城市和农村形成了两个相对隔离的板块。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 形成两种差异很大的生活方式。农民要想改变其生活方式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中, 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市场经济虽然瓦解了户籍制度的地域限制, 但是, 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身份标签 (statusstigma) 及其他制度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消除, “市民”和“农民”仍然是区分社会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笔者认为, 农民工身份地位的合法化是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首要问题。农民的身份标签不取消, 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农民的身份标签不取消, 针对农民工的制度安排最多只是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怜悯, 而非保障基本权利满足和实现社会公平的长远举措。取消户籍身份制度, 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关的政治权利、就业权利才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障碍才能真正消除;农民工融入城市后社会地位获得才能得到根本性保障。

3.2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社会排斥等制度性障碍

据调查, 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 文化程度也相对较高, 因此可以把他们视为农村社会的精英群体。然而, 这些农村社会的精英流动到城市以后, 面临着在城市社会中对自身地位进行重新定位的问题。而城市原有的地位群体倾向于划一个圆圈, 来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社会分层的经典理论认为, 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是由多个维度决定的, 其中地位群体是划分一个阶层区别于另一个阶层的重要维度。在韦伯 (Weber, 1978:PP.305—06) 看来, 一个“地位群体”意味着在一个大的群体内大多数人成功地要求:一种特别的社会尊重, 也可能是地位垄断。地位群体可能由下述情况产生:①首先是凭借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尤其是职业类型:“自封的”或者是职业地位群体;②其次是通过世袭的魅力, 凭借获取较高尊重的成功要求:世袭地位群体;③通过对政治或僧侣统治权力的垄断占有:政治的或僧侣统治的地位群体。农民工流动到城市以后, 虽然自身经济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 但是, 他们的社会地位总体上而言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只能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劳动力, 而不是社会意义的公民。在城市社会中, 农民工阶层只有经济上提供服务的义务, 没有政治参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 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就是一种简单的雇佣化的经济关系, 而不发生政治联系、社会联系。笔者的研究也发现, 农民工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 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大多是城镇劳动力不愿做的工作。同时, 在外出流动的过程中, 除了户籍身份排斥外, 农民工还面临着从农村向城镇、从小地方向大城市的地域排斥。可以说, 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是长期以来城乡户籍身份制度和地域排斥的一种延续, 并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

4 如何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要把握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 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重要的是使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服务体系

社区是个人生存和生活的空间, 群体归属感的培育也是社区服务的重要功能。我国的城镇社区服务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在民政部的积极倡导下, 已经开展了多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 2006) 明确指出:“要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平台。鼓励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 增强作为社区成员的意识, 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能力。发挥社区的社会融合功能, 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 与城市居民和谐相处。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和文化设施, 城市公共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 有条件的企业要设立农民工活动场所, 开展多种形式的业余文化活动, 丰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目前, 政府要进一步整合管理职能, 劳动保障部门和民政部门要密切联合, 在解决农民工就业和劳动保障问题的同时, 积极接受和吸收农民工参与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当前, 我国社区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社区就业服务、社区社会保障服务、社区救助服务、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社区文化教育体育服务、社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社区安全服务等方式。笔者认为, 社区管理和服务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应阶段性解决, 防止出现“蜂窝效应” 。

农民工与城市发展 篇9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农民工群体内部逐渐分异,农民工代际划分及群体间不同的特征逐渐显现。 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公布的最新数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12528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46.7%,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中坚力量。由于自身的特殊属性,他们既无法被城市社会所认同,也逐渐失去了对乡村环境的认同,他们虽然进入了城市,在城市中生活、工作,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就算实现了职业的改变,也还没有实现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的改变,还是处在城市经济制度的有限接纳与社会制度及传统思想排斥的夹缝中,造成了“社会性拒入”与“经济性接纳”同时存在的尴尬局面,变成了徘徊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边缘群体”。

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独立社会群体,其居住方式也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城市社会经济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多把居住作为农民工移居城市的物质性条件加以考虑,而忽略了其社会意义。实际上,居住方式、居住环境、聚居形态等无不充满城市社会学意蕴,换言之,从“社会性” 的角度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居住是非常必要的。

1. 新生代农民工样本群体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其面临的社会环境竞争更为残酷,他们对城市社会和乡村环境都无法认同,这一群体陷入了城市融入的困境之中,对自己的边缘化地位的现状越来越敏感,在群体行为上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排斥性与对抗性,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安宁与稳定。居住正是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

重庆地处西部地区,经济发达程度较之东部有一定的差距,城市发展具有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典型特征。 随着重庆市信息制造产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大量农民工涌入重庆主城。2014年重庆市农民工总量为1011.9万,其中30岁以下的农民工总数为326.4万, 群体基数巨大、问题较为突出。作为国家统筹城乡配套综合改革试验区,重庆市将农民工问题列为试验区建设的首要问题,凸显了连接城乡的农民工在统筹城乡发展、 缩小城乡差距中的重要地位。从全国来看,重庆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调查中选取重庆市主城区内16-33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72份,回收有效问卷为244份。从对被调查人的性别、年龄、学历、职业、 收入等基本状况的问卷来看, 他们具有以下特征:

1.1性别比例

接收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人数为158, 占总数的64.8%,女性比例为35.2%。可见,男性仍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

1.2年龄结构

2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占8.2%,21-25岁的占57.4%,26-33岁的占,34.4%。

1.3婚姻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已婚人数为143人,占调查总人数的58.6%,未婚人数为38.5%,此外还有7人处于离异状态。

1.4教育水平

初中及以下的人数只占到15.6%,中技、高中学历占到54.9%,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占到13.9%, 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基础教育的进步和提高,一方面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在知识水平上有了很大提高。 并且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行为中与他们对父辈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在就业、生活、 消费、社交等观念有着显著的新城市人特征,他们的行为和城市居民几乎没什么不同。

1.5职业构成

技术类、体力类和服务类是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从事的工作,人数分别为82、79和44人, 占调查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33.6%、32.4%和18%。其中销售类和管理类分别有22和13人,各占调查总人数的9% 和5.3%,此外,还有4人从事个体经营,占总人数的1.6%。

1.6收入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普遍不高,1000元以下的占8.2%,1000-2000元的占32.4%,2000- 3000元的占36.1%;3000元以上收入水平的仅占23.3%,其中占41.7% 的来自工作艰苦的建筑业。 建筑业和加工制造业由于其在劳动强度大、就业环境差、工作时间长上的突出行业特征,使得其工资平均水平高出其他行业。

2. 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特征

由于户籍制度的桎梏,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主体社会之外,因而他们也形成了不同于市民的生活方式、行为规则与观念形态,而这种差别在居住上也有明显的反映。

2.1居住形式

与同事、工友居住在一起的新生代农民工达到43.4%,是他们最主要的居住形式,此外选择单独居住的比例也达到了20.9%,同时有16.4% 的人选择与配偶( 子女) 一起居住,分析发现:婚姻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形式有一定影响,举家迁移的模式客观上对居住形式提出新的要求,家庭迁移的完整性有利于社会融合。

2.2住房来源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来源具有差异性,其中出租屋占城市住房来源比例最大,达到43.4%。工作场所和集体宿舍分别占到占21.3% 和15.6%。相对而言,自购商品房所占的比例较小,占13.1%, 还有4.1% 和2.5% 的人选择廉租房和借住亲友家中。这与市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市民的住房自有率达到了64%,二者相差几十倍。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住房保障之外,没有获得福利分房的机会;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不高、进入城市时间较短,购买房屋的比例非常小, 仅13.1% 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自购住房,其中60% 的为在城市中工作5-10年的农民工。71.8% 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考虑到收入水平和工作变动等因素,更倾向于个人租赁。

2.3住房质量

从住房质量看,明显低于市民。首先从人均面积看,4人及以上混合居住的比例为47.3%。人均住房面积不足5 ㎡的占8.1%;61.7% 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不到10 ㎡;相较于重庆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2.17 ㎡的标准,仅有2.7% 的农民工人均居住建筑面积在30㎡及以上。从住房的配套设施看,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设施不完备,除员工宿舍和公租房外,大部分住房内都没有淋浴设施和厨房,有的甚至连厕所也没有,显然居住条件比市民差很多。

2.4居住条件

调查结果显示,50% 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城郊和工业园区,这些地区具有居住成本低廉、距离上班地点近等有利因素。但城郊由于缺乏规划管理,造成建筑物无序建设、条件简陋,缺乏管理和服务, 往往是城市生活的死角,城市问题的集中地和多发区; 工业园内虽说有利于企业管理,但客观上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场所与住所“两点一线”的格局,从而导致与城市居民生活的隔离,对他们的城市融入设置了障碍。在居住环境方面,配套设施少,绿化面积小, 公共卫生 “脏、乱、差”现象突出,有的住房还存在消防隐患,环境质量堪忧。外部配套方面,44.7% 的群体居住在无任何医疗配套的区域,31.4% 的群体居住在无任何教育设施的区域。

3 . 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形态与城市融入

3.1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

中国自古以来有“安居乐业”的说法,可想而知 “居”是非常重要的。据调查结果可知,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形式主要是出租屋,其次是工作场所。出租屋的不安定性和工作场所的不舒适性既反映出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边缘化,也显示出他们无力获取更为稳定和安全的住所。居者有其屋,新生代农民工要顺利融入城市生活,有一套稳定的住房很关键。 虽然已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自购了商品房, 其在经济上能较好地融入城市,但相对较低的比例从侧面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的分化,仍存有很大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远远享受不到在城市有住房所赋予的稳定与安全感,其经济融入存在困境。

3.1.1住房开支与经济融入

从住房开支来看,老一代农民工在住房开支方面是很低的,一般为300元以下;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在住房上的开支要高得多,其中近70% 的新生代农民工每月的住房开支在300元以上,这既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能力比老一代农民工要高,其消费观日益城市化,也从侧面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状况要好。

3.1.2居住形式与经济融入

从收入情况来看,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中,近60% 的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根据重庆市2013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重庆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414元,说明新生代农工在基本收入上与城市居民的差距在缩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已具备一定的经济融入能力。然而, 据重庆市政府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重庆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32.17 ㎡,居民拥有住房比率达90.1%;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购房比例仅为13.1%,其中将近70% 人均居住面积在10 ㎡以下,仅有2.7% 居住面积达30 ㎡以上的。从自住房比例和人均居住面积的巨大悬殊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居住状况的差异可见一斑,新生代农民工若想融入城市, 需要拥有自己稳定的住房,但在这一点城市高房价的给他们施加了巨大压力。从这一点出发,住房己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最大经济障碍。

3.1.3新生代农民工经济融入的城市社会学解读

与市民居住物质形态的差异,抑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主体的想象空间,强化了“农民工”的身份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讲,城市是一个符号环境, 城市人对城市外部环境刺激的反映,对自我的认识, 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流互动,都依赖于对所处的城市环境所具有的符号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因此,个人并不是被动地或无意识地利用城市环境,而是充分理解环境并利用其建构身份。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 其居住的方式、内部条件、外部环境以及其所观察到的市民的居住状态都会对其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如前所述,绝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条件与市民有着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强化了他们“农民工”的身份意识。调查中,有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非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外表,在穿衣打扮上尽量向市民靠拢,说普通话,虽然有时走在街上会被认为是大学生或者是本地人很高兴,但是一回到又脏又乱的住处,几个人挤在一个小屋子,就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生活仍然和城市人相差很远,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而调查结果表明,在城市生活了一年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形式不同,其自我身份认同也不同。见表1、表2。

显然,已经购买住房的新生代农民工更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而不是“农民”身份,相比而言, 其他无稳定住房来源的人自我认同的比例要低得多。 而王晓华调查也表明,86.6% 购买住房的深圳移民认同深圳是自己的城市,可见,是否购买住房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是很大影响的。在很多人看来, 融入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城市拥有自己的房子, 没有房子你就是城市的过客。这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住有所居的传统观念有关,在大多数人的脑海中, 能否在一地买房不仅仅是经济能力的表现,更是其安身立命,在城市拥有合法政治身份的象征。

3.2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融入

文化融入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群体

的个体们在不断地发生接触以后,其中一个群体或者所有群体的原有文化特征发生变化的现象”。 新生代农民工在制度排斥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上反映了其在城市的文化融入状况。

3.2.1制度排斥与文化融入

随着我国的市场化和社会分化,有专家指出城市内部正在形成新的“二元结构”,即农民工、城市贫困人口与一般市民之间逐步分化的结构关系。在城市公共服务领域,我们也能看到这种“二元结构”。由于有形与无形的社会排斥和制度排斥,新生代农民工与一般市民在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消费存在明显差异,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上,也凸显出社会结构性的差异。城市的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名义上是为城市现有人口提供服务的,但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收入低、城市利益集团的排斥以及城市人文环境等因素,却无法享受城市公共设施的服务。例如,城市公共图书馆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但是现阶段我国图书馆中,尤其是大型的省市级图书馆中却很少能见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影。这或许与图书馆所提供的读物与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的差别、开放时间与其工作时间的差异等因素有关,但图书馆这种带有城市符号的场所,无疑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一种无形的拒绝。这样,在对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和消费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之间就出现了一道无形的裂隙乃至鸿沟。

3.2.2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与文化融入

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和持续的城市开发,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结构与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也呈现出中心——边缘结构,富裕人口与中产阶层通常居住在城市中心地段,这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健全完善;而低收入阶层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一般住在城市边缘地带,这里往往交通不便,配套公共服务设施不健全,布局不合理, 质量较差,新生代农民工要担负由此显著加大的生活和就业成本,从而形成了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配置格局与社会空间结构布局的错位现象,致使新生代农民工很难享受到公平的公共服务设施。

3.2.3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融入的城市社会学解读

居住的边缘化、城市空间资源匮乏,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享有城市的公共资源,从而强化了他们的过客心态。城市社会学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城市的空间配置是城市各阶级为争夺城市的空间资源而相互斗争的结果,其实质是城市中各阶层所处地位高低的物质表现。居住的分离是阶级分化的物化表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占有最优良的用地,而市政府作为统治群体的代表,以提供不同的公用服务设施的方法,认同、甚至加剧了居住的分离,其实质是加深了阶层分化,更造成了城市公共资源享有的不平等。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的边缘群体,由于基本没有参与城市空间资源争夺的能力,也无力改变自身的居住状况,所以,他们对城市的发展与变化漠不关心,也很少参与城市的公共活动。调查发现, 仅有37.7% 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当地参加过募捐活动,参加居委会组织的文化活动的有15.8%,参加过居委会自治选举的仅4.4%。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形式的不同,其参与城市公共活动的积极性也有一定的差别。见表3。

一般而言,购买住房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享有和市民相类似的空间资源并能很好地与城市融合,他们参与城市公共活动的比例最高;其次,租房的新生代农民工也有一部分因与市民居而享有一定的城市空间资源;而住单位宿舍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的隔离性最强,因而他们对城市的公共事务也最不关心,而这种隔离强度的差异与新生代农民参与城市公共活动差异呈正比的状况,更进一步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过客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的居住形式有关。

3.3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融入

3.3.1居住形式与社会交往

一般来说,住房在作为农民工经济资本存量的显性特征的同时,往往也在很大程度上划定了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在城市的社会交往状况。据调查结果显示,自购住房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交往最不困难,他们能更好地融入城市的生活。一方面,自购住房的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其拥有城市住房,内心的安定感和归属感更强,而住房所带来的附属优惠( 孩子可就近入学等) 使得其对户籍制度给农民工的限制感不强烈,他们往往更愿意与本地人交往;另一方面,自购住房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经济能力相较其他农民工群体较强,而经济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社会地位和个人素质,在社会地位和个人素质上的优势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去融入城市中。而租房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以城郊的私人住房为主,这样的住房空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交往范围和与市民的交往机会, 而长期的空间限制也弱化了他们与城市市民的交往意愿,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们的心理融入。

3.3.2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入的城市社会学解读

居住的隔离,使新生代农民工缺乏与城市建立互动的渠道,阻碍他们融入城市社会。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必然要面对城市适应与城市融合的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的城市适应与城市融合就是通过与城市的互动来汲取社会资源,建立与城市的社会联系,而这主要通过社会交往来实现。如果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更多与市民交往,那么他们就能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是市民之间的交往互动是有限的,只有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朋友中有当地市民,与当地居民一起锻炼身体的有23.5%,参加过居委会组织的文化活动有14.3%,参加过其他集体活动仅有9.8%。当然, 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与城市融入困难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与市民的居住隔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可以从不同居住形式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交往之间的差异中得到验证,见表4。

自购房屋的新生代农民工认同流动人口较容易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的比例最高,租房的新生代农民工次之,住单位宿舍的最低。说明居住形式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互动交往情况。社学研究表明, 居住空间上的阶层分化特征并非单纯的社会分层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导致社会阶层化、社会封闭趋势显性化的重要机制。换言之,空间的隔离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社会交往上的隔离。购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空间与市民基本不存在隔离,因而他们与市民的互动、交流也比较频繁,能够很好地适应和融入城市社会;而租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空间的封闭性不十分明显,与市民交往的机会也相对较多,所以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的状况要比住宿舍的新生代农民工好。住宿舍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生活场所和工作场所的单一,其社会交往网络的拓展受到了限制,基本没有职业以外的渠道接触市民,所以其社会适应性是最差的,其心理融入的状况也最差。

4. 结语

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不仅关系着他们的物质生活,也影响着他们市民化的程度和过程。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预测,2050年中国城市化率约为77% 至80%,城市人口约为11亿至12亿, 每年有1200万农民转为城市人口。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主体社会的障碍,使他们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对加快和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意义。而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既能满足其“物质性”生活要求,又能满足其“社会性”社会生活要求的住房供给是促进他们融入城市的最有效途径。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面对的新群体,居住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基本活动之一,是其在城市生存、发展、进而转化为市民的基本条件。从城市社会学意义上讲,居住空间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的容器,是承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对于其融入城市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居住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之间存在着居住隔离与居住差异,并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从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心理融入三个方面对这种差异与隔离做了分析,指出居住形态的差异与隔离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之间融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条件与居住环境,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环节。

农民工与城市发展 篇10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国进入了工业化初、中期向中、后期演进阶段, 也是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 农民工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主体不断涌进城市。截至2008年11月, 中国农民工数量为2.3亿, 大量农民工进城在加速城市化进程及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工, 而农民工数量过多或者过少都不利于城市的发展, 城市对农民工既有吸纳需求, 又有吸纳限制, 城市对农民工的容量有一定阀值, 研究城市吸纳农民工对城市发展和解决“三农”等问题意义重大。本文从整体的高度和城市经济的视角考虑城市吸纳农民工的多个经济因素的关系。

2 城市吸纳农民工经济子系统构建

本文经济因素的选取主要考虑与城市吸纳农民工关系的重要程度, 通过对比分析将重要的经济因素归为四类, 分别是:城市产业子系统、劳动力子系统、消费子系统, 它们共同决定着城市吸纳农民工经济子系统的运行。

3 系统分析

3.1 产业子系统

3.1.1 第一产业。

农业生产在城市里主要有两种存在形态, 一是城中村农业, 二是现代都市农业。城中村是指随着城市的发展扩大, 不断把近郊的农村吞食, 原来城乡结合部的村庄被城市建成区用地包围或半包围, 逐渐成为城市的组成部分。[4]城中村农业由于受土地面积、地块质量和经营条件等限制, 很少进行农业生产, 一般都是农民自发分散经营种植业、养殖业等。城中村对吸纳农民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城中村一般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首选居住地, 城中村为他们提供廉价的住房、低成本的生活区以及在生活环境上的特殊归属感, 极少有农民工从事城中村的农业生产。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 城郊结合部以及城市规划区而未建成区存在一定的农业生产区, 主要从事花卉苗木、蔬菜种植、观光休闲等直接服务城市的农业, 是一种包含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特色与功能的现代新型农业, 这些都市型农业的发展, 需要一批熟悉农业技术、有文化的农民工。这就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由于经营方式先进, 农民的劳动量比自己在家乡分散经营时小, 并且收入高, 还能学到许多先进的种养殖知识, 对于以后回乡务农大有裨益, 因此进入城市的一产仍然能容纳一部分农民工, 但需求数量不多且需求人数趋于稳定。3.1.2第二产业。 (1) 工业。目前我国工业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 与其他国家相比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因此大量农民工加入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代加工多, 工作门槛低, 对农民工文化素质、技能掌握等要求少, 员工大多从事机械重复的工作.2009年, 制造业吸纳的农民工人数达5682万人, 占外出农民工的39.1%, 占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的2/3多。在制造业内部, 农民工逐步向电子电器业、制衣制鞋业、机械制造业等外向度较高的行业集中。采掘业由于自然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大等特点, 大量文化程度低、吃苦耐劳、身强力壮的农民工 (绝大多数为男性) 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不二选择。 (2) 建筑业。我国约有17.3%以上的农民工分布在建筑行业。建筑业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大部分工作对知识技能的要求很低, 对身体素质尤其是体力的要求高, 这是因为建筑业的大多数相关工作都有工作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危险性高的特点, 而长期务农的经验使得农民工具有身强力壮、吃苦耐劳、能承受恶劣天气和嘈杂环境的能力, 大多数男性农民工相对容易在建筑业务工。 (3) 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是除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向全社会提供各种各样劳务的服务性行业。第三产业行业多, 门类广;劳动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并存, 能够吸纳大量各类层次的人员就业, 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斥现象不严重, 出现“机器排斥人”的现象较少。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近年来, 第三产业已经逐步成为吸纳农民工就业最具潜力的产业, 农民工逐步向住宿、餐饮、娱乐、文化、教育、体育等城市服务业集中。

3.2 劳动力子系统

农民工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力, 有城市劳动力所不具备的一些特质, 比如:相对廉价、能够承受更高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等, 而劳动力价格、劳动力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是与他们能否被城市容纳最密切相关的因素。

3.2.1 劳动力价格。

劳动力价格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体现,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发展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 劳动力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农民工进城的积极性。当劳动力供过于求, 劳动力价格会下跌;反之, 则上涨。我国农民工劳动力总体上供过于求, 劳动力价格偏低, 工资远远低于城镇职工。但是由于沿海开放地区, 工资平均水平高于内地, 更高于农民在家务农的收入, 即使做着同等条件下比城镇职工更高强度和更长劳动时间的工作, 农民工仍源源不断的流入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地区, 引发了东部沿海地区“民工潮”的出现, 而中西部地区吸纳的农民工相对较少, 流动速度较慢, 但劳动力价格的变化, 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如通货膨胀, 货币贬值等。但总的来说, 我国劳动力价格仍有较大上涨空间, 提高农民工收入是吸引农民工进城的有效方法。

3.2.2 劳动力质量。

劳动力质量指劳动者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技能水平及其在劳动生产 (工作) 中运用的熟练程度。农民工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进入的行业和工种, 而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升级, 质量的高低最终将直接影响到城市对他们的吸纳。

农民工受教育年限较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 小学、初中、高中文凭居多, 参加技能培训的农民工较少, 技能水平不高。劳动力质量偏低的农民工从事的工种多为重体力劳动、技术含量低、就业进入门槛低的行业, 如建筑业、采掘业、餐饮服务、家政服务业等, 他们的收入和工作环境较差, 就业更加不稳定, 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冲击, 越容易回流。而劳动力质量高的农民工进入制造业、零售业甚至进入一些企业的中层管理职位。

3.2.3 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随着传统技术生产向现代技术生产的转换, 资本开始积累和深化, 导致劳动生产率与就业之间出现替代, 这种替代约持续20～25年。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新型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 技术进步带来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但其吸纳的劳动力已趋近饱和, 劳动力流向第三产业趋势明显。目前, 我国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部门吸纳的农民工人数最多, 但其吸纳能力在下降,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 二产、三产的比例结构也在不断变化, 从目前中国的现状看总的趋势是二产吸纳农民工的人数相对趋于饱和, 城市第三产业逐渐成为吸纳农民工最具潜力的部门。

3.3 消费子系统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和城市居民的消费既有联系也有差别, 他们在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等方面影响着城市对农民工的吸纳。

3.3.1 城市居民消费。

城市居民的消费内容、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 它们决定了社会产品的种类和生产规模, 而相应行业的发展或衰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工的就业工种和行业。城市居民购买力水平提高、消费内容丰富, 要求社会产品的扩大再生产和多样化, 结果不仅会为农民工扩大相关产业的就业机会还能带来新兴产业的就业机会。如: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向发展性和享受性方向变化、服务性比重提高引导农民工逐步有序的向第三产业流动;城镇居民住房支出增加导致建筑业需求人数上升。消费结构的变化可引导农民工向生产这些消费品的部门有序流动, 城市消费趋向于合理, 农民工的就业结构也会趋向合理。

3.3.2 农民工消费。

改革开放之初, 农民收入低, 他们的收入大多用来购买满足吃、穿、住、行等生存资料消费。近年来, 农村看病、子女入学等成本急剧升高, 且随着城市文明向农村延伸, 农村消费品也越来越丰富多样, 手机、电脑、空调、汽车在农村开始普及, 农村居民的消费开始转向发展资料消费和享受资料消费, 随着农村土地边际生产率的下降, 务农收入已难支付高昂的医药费、学费和维持农村的高享受性消费。因此, 进城务工成为他们满足自己消费需求的可靠路径, 这是农村消费“推力”的结果。另外, 随着科技通讯的进步, 城市物资的丰富多彩和务工的较高收入更是吸引着成批农村人来到城市。

4 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关系

注:实线表示促进作用, 虚线则相反

如图2所示:产业子系统、劳动力子系统和消费子系统除各自在不同的方面对城市吸纳农民工发挥着各自特定的功能之外, 他们在吸纳力的贡献上存在相互促进、相互联系的关系。产业子系统中, 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二产业, 尤其是第三产业的迅速崛起, 二产和三产需要的农民工增加, 在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价格会升高;二产、三产的崛起说明人民的消费观念已经从基本生存要求转向追求优质的生活, 意味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进一步趋向合理, 社会产品的生产向着人民消费的方向转变, 相应行业的农民工增多, 这表明城市容量加大。反之, 任何一个系统的衰退, 不仅导致该系统吸纳农民工的能力下降, 会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到其他系统的运行功能, 三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依赖。

5 结语

城市吸纳农民工经济系统中城市产业结构朝着第二产业方向转型, 城市工业、建筑业等行业对农民工的需求量还在上升, 第三产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成为吸纳农民工最具潜力的行业;目前农民工劳动力价格偏低影响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积极性, 劳动力数量供不应求和劳动力质量不高的现状暂时决定了农民工大多停留在技术含量低、收入低、环境差的工作中;随着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消费内容的丰富, 社会消费资料将扩大和向多样化发展, 从而促进农民工进城务工。

摘要：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务工正在给城市带来深刻的变化, 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 其容量有限。影响城市吸纳农民工经济子系统中, 本文选择经济系统中产业、劳动力、消费等因素, 通过分析因素的内涵及关系, 构建了城市吸纳农民工的经济系统, 从系统学角度分析了经济系统的整体功能和各部分的关系。

关键词：城市容量,农民工,吸纳,经济系统

参考文献

[1]钟笑寒, 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差异[J].中国社会科学, 2006 (1) :34-46.

[2]张京祥, 等, 二元规制环境中城中村发展及其意义的分析[J].规划研究, 2007 (1) :63-67.

[3]李婧, 对中国都市农业发展现状的几点建议[J].科技与经济, 2006 (23) :22-23.

[4]王京安、赖景生,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实质与途径[J].西部论坛, 2007 (1) :31-35.

农民工与城市发展 篇11

（一）非正规就业的范畴

非正规就业是人类学者哈特在研究非洲经济活动时提出的，他根据工资雇佣（wage employment）和自我雇佣（self-employment）的区别，提出了城市劳动力收入机会的二元模型，将非正式就业归为自我雇佣，强调此类活动的动力机制和多样性[1]。哈特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改变了对城市过剩人口问题的讨论，之前被描述为绝望、缺乏自主性的社会边缘化的城市群体，转换为大众化的企业性格，以群体的创造力和动力弥补了资本的缺乏。更重要的是，他回答了一个理论困惑，即贫穷的边缘团体如何在城市中适应和生存[2]。哈特提出非正规经济后，定义和范围都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争议。申杜拉曼（Sethuraman）认为，非正式部门服务生产的主要目标在于创造参与者的就业，而非极大化利润[3]。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萨士（Hernando de soto）根据拉美的经验，认为非正规经济活动并非是在工作机会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生存机制，而是在经济控制下产生的“市场力量”，这区别于现代化理论的阐释，形成新的解释力。

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在官方报告中首次使用了这一术语，将非正式活动定义为与贫困有着等同的意义，其特征是：（1）在技术、资本和组织方面的低门槛；（2）家庭所有；（3）小规模运营；（4）用过时的技术进行的劳动密集型生产；（5）没有管制的竞争性市场[4]。并进一步提出，“非正规经济”是指由（在法律或在实践中）未被正规安排、覆盖或覆盖不足的工人和经济单位从事的所有经济活动。这些活动未被列入法律，这意味着它们是在法律的正式管辖范围之外进行运作；或是在实践中未被覆盖[5]。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我国非正规部门的特点总结为：“小”、不固定、不稳定、灵活、处在法律法规的边缘四个特征[6]。薛昭鋆提出“我国的非正规就业，指广泛存在于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中不同于传统的就业形式，包括：（1）非正规部门里的就业；（2）以及正规部门里的短期临时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劳务派遣就业、分包生产或服务项目的外部工人等[7]。本文关注的是第一类。

（二）对拉丁美洲、非洲等国家的理论解释

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经济活动一直都占着很大的比重。拉丁美洲国家正式部门的就业人口占非农劳动力的比例，1996年时大约在40%-60%左右，ILO（国际劳工组织）在1991年认为“与先前的观点相反，非正规就业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消失。相反在以后，它会与城市贫困、拥挤一同增长”[8]。

现代化理论认为，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逐渐滑落成为零，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会迁入城市，出现大量的城市新移民。一方面，这些新移民由于各种限制，包括文化水平、专业技术等不足，无法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程度跟不上城市化，无法吸纳大量的城市人口，因此大批的新移民就形成大规模的非正规经济活动。然而，现代化理论越来越被质疑，因为随着经济的成长，非正规经济并没有如预期中那样消失。就此出现了另外几种解释，一是认为这些地区过于苛刻的法律规范导致了非正规经济活动在更大范围中延伸；另一种观点将发达国家非正规经济活动的增长，归因于全球化竞争下市场的自主选择策略[9]。

国际上对非正规经济活动的研究对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的研究有一定的影响和启发，这些研究都指出，如何管理非正规就业是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挑战。

二、我国农民工的非正规个体经营活动

（一）个体经营活动的多样性

非正规个体经营的门类繁多，一是为满足特定人群的消费需求，如餐饮等；二是流动劳动力通常选择经营成本和风险最低的行业，很多行业由于工作性质，很少为本地人关注，同时处于管理的弱点领域。李春玲曾经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01年11-12月收集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认为，流动劳动力有可能争取到的上升流动机会多处于远离国家控制和制度规范较弱的领域，他们所能取得的较高的阶层位置是中小企业主和中小企业的管理者[10]。表2显示了农民工非正规经济活动的主要行业。

（二）非正规的长期性

研究发现，如果城市内部存在着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会导致即使有能力的移民，一旦进入非正式部门就业后就很难再移动，正式部门与非正式部门间的流动率很低[11]，这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李强透过数据分析，证明农民工在其初次职业流动中容易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升，而其再次职业流动却基本上是水平流动，没有地位上升。主要原因是其缺少地位积累、继承和社会资源[12]。王春光也分析指出“农村流动人口只能在相近的职业之间流动，他们的空间流动（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和产业之间的流动（从农业向非农流动），并不意味着是职业地位的大幅改变和提升。最多的可能是从农业劳动者或工人向工人、个体工商户和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流动，向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党政企事业单位领导的流动就非常之少”。王春光进一步提出长期处于非正规的原因不完全是行业的特点，更在于农村流动人口的身份使其不容易进入城市正规就业领域。换句话说，不论是正规部门还是非正规部门，农村流动人口从事的大部分工作属于非正规就业[13]。

（三）市场行为的临时性

城市非正规个体经营者无法与城市社会发展出长期的互赖关系，出现的是大量短暂的市场交易行为，使得这些非正规部门充斥了不规范、危险、欺骗等行为。农民工个体经营单位没有长期发展目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许多单位或从业人员选择交易的短期性和临时性，出现大量不诚实的经营行为和市场行为，如缺斤短两、产品质量低劣等，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权益。反过来，城市农民工在非正规部门的这种普遍性的短暂交易的市场行为，使得非正规个体经营活动难以向规模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也破坏了非正规经济在社会成员心目中的形象，从而不利于非正规经济长远的发展和转化。

三、非正规个体经营户管理：印度和香港的经验

（一）印度街头小贩管理

印度的大中城市也处于高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面临较大人口迁移和就业压力，农民工非正规个体经营人数众多，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2004年1月20日，印度政府通过了《关于城市街头小贩的国家政策》，要求民众重新认识街头小贩，理解他们的存在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采用相关“法规”的实施，进行有序化管理，该政策也被印度政府纳入城市扶贫的一项重要计划[14]。

第一，设立“城镇贩卖委员会”。每个城镇设立一个城镇贩卖委员会，由来自当地的民间小贩组织（各类联盟和协会）、地方政府等代表组成。该委员会负责磋商和界定贩卖区域、维护小贩正当权利、及时纠正小贩有违公共利益的行为等。

第二，划分贩卖区域。将城市划分为三类区域：小贩市场，小贩可选择以固定或流动的方式，自由地提供他们的商品或服务。政府则需为该区域配备固体垃圾的堆放场地、公共厕所，设计美观的移动摊位、电力、饮用水、冷藏设备等。自由区域，街头小贩可自由进行贩卖活动，但政府无义务提供任何相关设施。非贩卖区，该类区域禁止任何小贩进行贩卖活动。

农民工与城市发展 篇12

对于农民工这一概念的界定, 都是基于农民工的户籍性质是农村户籍, 从事的是非农产业, 工作的地点是城镇, 并且农民工在某些程度上没有享受到社会福利的群体。在本文中, 将农民工界定为“是指在农村以外地区从事非农产业的农业户口人员。关于城市融入的概念, 由于没有统一的概念, 通过文献研究, 可以将城市融入归纳为:农民工在进城务工以后为了适应城市的生活, 在经济、社会生活、制度等方面不断提高的过程, 是他们在经济层面、社会生活层面以及心理层面等得到满足的一个过程, 进而使得他们从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

2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次调查按照抽样原则在贵阳市下辖6个区共发放问卷200份, 收回有效问卷182份, 问卷有效率为91%, 其中男性98份, 占53.8%;女性84份, 占46.2%。在此次收集到的182份有效问卷中, 农民工年龄在16~20岁的有8人, 占4.4%, 21~30岁这个年龄阶段的有67人, 占36.8%, 31~40岁的有52人, 占28.6%, 41~50岁的有36人, 占19.8%, 50岁以上的有19人, 占10.4%。通过上面这个数据可以看出:进城务工的农民大多集中在21~40岁这个阶段, 21~30岁这个年龄阶段的比重最高, 说明农民工主要是以青壮年为主, 且农民工的年龄呈年轻化趋势。

2.1 经济融入

通过此次的问卷调查,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在不足1000元工资的这个范畴内只有2个人, 占1.1%, 每个月有1000~2000元的有65人, 占35.7%, 这也是在整个调查中工资人数最多的, 这也是跟年龄有一定关系的, 因为现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更愿意从事体面一些的工作, 工作力度相对较轻, 相对应的工资收入也会低一点;2001~3000元这个阶段的有42人, 占23.1%;3001~4000元的有34人, 占18.7%, 4001~5000元的有23人, 占12.6%;5000元及以上的有16人, 占8.8%。在调查中, 我发现工资收入较高的基本上都是来自建筑行业, 有些是工程的包工头, 有些是建筑技术工, 他们每上一天班就有300~400元不等的收入, 但是工作强度大, 比较累 (如表1所示) 。

通过表1可以看出:农民工的收入大多集中在1000~3000元, 一共有141人, 这与贵阳市农民工工资水平是一致的, 工资在4000元以上的农民工有39人, 他们大多从事的是脏、累、苦的工作。农民工的收入出现了一些差别, 可以看出来:较早来到城市的农民工通过自己早些年的努力已经让自己较好的融入城市了, 然而刚进城务工的这一批农民工相对的工资收入会低一些, 从而出现了工资收入的分层和差异。当农民工的融入程度越高时, 其收入也会越高。农民工对于收入的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生活得也就更加的舒适, 进而会让满意度较高的人群想要积极的变成“城市人”。

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经济状况是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 支出与其经济状况息息相关, 通过调研发现:一半以上的农民工支出超出每月工资的一半。每月开销占总收入25%以下的有21人, 占11.5%;超过25%不足50%的有45人, 占24.7%;每月支出超过自己工资一半不足75%的有82人, 占45.1%;超过75%的有34人, 占18.7%。通过问卷可以看出, 工资用得比较少的都是一些年龄偏大的农民工, 因为他们说节约用钱是为了以后的养老;相比较而言, 新生代农民工更偏向于赚多少花多少,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月光族”。对于农民工的工资能否支持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时, 有超过一半的农民工表示不能, 首先是因为贵阳市的物价水平偏高, 其次是他们愿意将自己工资用在一些娱乐项目上, 而且生活和消费方式不断的受到城市居民的影响。

在调查中, 仅仅只有19个人居住在自己购买的房屋内, 占10.4%, 在购房者中, 绝大部分都是40多岁的农民工, 他们是早些时候就出来务工的, 在城市中也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物价高、生活压力大、房价高等因素使得他们难以购置房产。就目前整个贵阳市的房价而言, 最低的都是3000多元/m2, 这对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对于农民工而言, 大多数都是居住在租住的民房内, 在这次调研中租房居住的比例高达81.3%, 租金绝大多数是在300左右, 由于工资收入低, 农民工更愿意租住在环境较差, 屋内设施较不完善的民房内。由于缺乏对保障性住房的了解, 在调研中并没有发现有人根据相关的规定申请保障性住房。

2.2 社会生活融入

生活方式的融入主要是通过闲暇时间的利用、社会交往等方面来体现的。农民工工作之余的时间消费就是他们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表现之一, 在此次的调查中, 农民工对闲暇时间的利用不仅仅局限在睡觉、吃饭、打牌等上面, 他们也有娱乐活动, 对闲暇时间的利用并不是长久稳定不变的, 所以在设计问卷时采用了复合型选项, 其中唱歌、看电影、看电视等活动选择的人群最多, 高达125人, 占68.7%, 其次就是睡觉休息, 有93人, 占51.1%, 聚会吃饭打牌和上网的比例也比较高。

农民孤身来到城市务工发展, 必定会与其他人联系, 通过与他人的联系反映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关系。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 农民工不断地与他人接触, 接触的人员不仅包括一起务工的农民工, 还包括城市居民。在本次调研中, 大多数的农民工仍旧是与本群体的联系较为密切, 其中与一同出来打工的老乡占45.3%, 在城市因务工而认识的人群占43.9%, 相反地, 同本市的城镇居民交往的只占10.0%,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农民工群体依然处于一个被边缘的地位, 同城市居民具有很强的异质性。

2.3 文化心理融入

当农民工来到城市以后, 绝大部分农民工会将自己仍然定义为农民工或者是外来的务工者, 并没有将自己定义为新市民或者是城市人。农民工是农民市民化的一个过渡阶段, 在调查中发现, 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大多都局限在“农民工”和“打工者”之间, 所占比重高达56.2%, 很少有人将自己定位为“城里人”, 有少部分农民工仍认为自己是农民, 自己并没有完全脱离农村的生产活动, 外出务工只不过是自己想出来走走, 并没有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城市的打算。

在本次的调查中, 关于农民工在进城务工之后对于自己社会地位是否得到提高时, 绝大部分都表示没有得到提高,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生活方式上都与城市人存在明显的差距, 而在农村生活方式相差不大, 体现不出特别大的差距, 但在城市这种差距就比较明显。在调查中, 很少有农民工认为自身社会地位在来到城市以后变高了, 相反地, 认为变低或者是不变的占到了很大的比重, 农民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不被认可, 社会地位并没有很大地改变, 社会地位是否提高的调查如图1所示。

2.4 制度融入

户籍制度是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制度。由于户籍性质的不一样, 导致了不公平的社会保障。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导致了诸多的不公平, 所以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是十分必要的。

就业制度也是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个重要制度, 他们能不能顺利地在城市找到适合自己并满足自己需求的职业也很重要。农民工在就业时会受到户籍制度的歧视, 比如在某些招聘中, 会明确要求只要户籍性质为城镇的本地户口,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就业, 其次, 农民工缺乏技术技能, 城市的就业部门也未提供职业培训, 这些因素都困扰着农民工更好地就业。

在本次的调查中, 我们发现有127个人没有参加过任何的保险, 占整个被调查人数的69.8%, 这充分说明了农民工对于保障制度的认识还存在缺陷, 他们不知道养老保险是可以通过用工单位出一部分钱自己出一部分钱, 在累计缴满15年以后就可以按照国家规定领取一定数额的养老金, 说到底, 农民工没有这种意识, 他们只知道每个月领多少工资, 没有对未来作一些准备。

3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

3.1 收入较低, 住房状况差

农民工进城务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 从而使自己能够获得较好的物质生活。但实际上, 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 由于缺乏技术, 绝大多数农民工大多只能从事体力劳动。收入较低成为了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最主要的因素, 收入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水平。

与此同时, 贵阳市的消费水平较高, 所以到月末的时候并不能剩下多少钱。由于收入较低, 所以在租房时往往只能居住在条件较差、治安较差的民房, 屋内家具都需要自己购买, 在租住时, 绝大多数都没有签订租房合同, 所以当他们的租房利益受损时无法得到保障。农民工一般都租住在民房, 因为价格便宜, 所以居住环境也比较差, 大多数租住的房子既是卧室又是厨房, 二者之间没有隔断, 卫生间都是公用的。有租房合同的大多是由于子女入学需要, 与房东协商之后自己随便拟了一个, 在他们看来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绝大多数都没有签订租房合同, 这就导致他们换房租住的频率较高。通过调研, 仅仅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听说过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政策, 但是他们都没有申请过, 原因是他们首先是觉得手续麻烦, 不如自己租房来得快, 其次是他们认为自己竞争不过, 毕竟廉租房的数量也是有限的。

3.2 社会生活难融入, 观念较为落后

中国二元经济的存在, 势必会导致农村经济发展缓慢, 引起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农村教育质量和卫生事业等与城市存在明显的不公平。在生活方式上也会影响着农村居民, 这是受到城市环境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的影响, 但是, 农民工并不能很好地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农民工在进城务工之前, 有着许多乡土气息的生活方式, 进城之后尽管会有一些改变, 也会有一些生活上和心理上的矛盾, 农村与城市的社会生活二者之间不断地摩擦, 一直到最后的融入是一个困难并漫长的过程, 这对于农民工融入城市也是一个不小的阻碍。在融入过程中, 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心理上的融入, 在调研中发现农民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把自己的身份定义为城市人, 而是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只是进城打工赚钱的农民。在一开始就为自己贴上标签的农民工并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 首先他们需要正视自己的身份, 其次是要有对城市的认同感, 在心理上融入城市的农民工能更适应城市的生活。

3.3 制度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脚步

由于我国在发展初期实行农村和城镇两种户籍制度, 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 进而导致了农村与城市的发展出现两极, 农村经济主要依靠土地产出获得收入, 收入甚微, 相反地, 由于城市经济发展迅速, 二三产业发达。户籍制度所引起的一系列不公平待遇, 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 再加上在就业制度上的不完善, 农民工进城务工寻找工作时比较容易受阻, 找到工作之后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农民工也并没有享受到。随着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人群大量增加, 农民工在城市安家的也不在少数, 他们越来越关注子女的教育问题, 不愿意子女因受教育程度低不能找到好工作, 教育制度也成为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阻碍之一, 这些制度上的缺陷都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脚步。

4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对策

4.1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城乡二元结构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消极的作用, 尤其是对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 在户籍制度弊端越来越明显的今天, 对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农民工的户籍性质是农村户口, 首先在区域上就限定了其享受福利的地点在户籍所在地, 其次是城镇的居民所能享受的社会福利比农民工的多, 也比农民工的好, 这都是由于户籍性质的不同而引起的, 所以, 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必然的。首先是要在户口本上消除户籍性质这一说法, 其次是在户籍性质统一的基础上, 结合城乡经济发展的水平, 改革与户籍制度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就业制度, 只有在户籍制度上有所变革才能使农民工的融入环境得到根本的改善。

农民工进城务工之后, 生活、工作都在城市, 但是医疗保险等都在农村, 在城市并不能使用农村医疗本, 生病住院只能自费或者是再回到自己的家乡才能医治, 这不仅仅会增加费用, 还会影响疾病的治疗;其次, 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时城市并未为他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等的办理, 加上农民工工作的不确定性、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变更的随意性比较大, 政府也并未对离开本地到其他地方就业或工作的农民工建立专门的机构, 便于其办理手续转接的工作。为农民工建立适合且相对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其融入城市, 政府相关部门要做好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的宣传工作和监督管理督促用工单位为农民工办理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障卡, 并做到社保卡的缴费和使用不再受地域的限制, 让他们无后顾之忧的融入城市。

4.2 增加收入, 改善居住条件

农民工是城市融入的主体, 因此农民工自身素质和能力对于融入城市就显得尤为重要, 农民工想要更好地融入城市就必须增加自己的收入, 增加收入的途径是提升技能。农民工应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与技能, 坚持“边干边学”,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技能, 让自己有一门得心应手的技术, 在不被社会淘汰的同时也有可能会增加自己的收入, 因为技术越好活也会越多;与此同时,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为农民工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 让他们更好地掌握一门技术, 便于找工作, 也可以发布就业信息, 拓宽农民工就业渠道, 减少失业。农民工的居住环境的改善不仅仅需要农民工自己努力去改变也需要当地政府做出改变, 比如改善居住地的安保问题、大力宣传保障性住房的政策并帮助农民工申请到住房、规范租房市场以及改良当地环境卫生, 让农民工有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

4.3 参与当地社会活动, 有城市认同感

农民工来到城市之后必然要与当地的居民产生联系, 首先是生活方式会发生改变, 农民工或许还会有些不适应, 但随着时间的迁移其生活上的一些行为会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为了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 首先农民工得对城市文化有一定的认同感, 也不要给自己添加任何的标签, 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 我不属于这个城市, 而是应该认为我在为这个城市服务, 我应该享受这个城市给我带来的一切, 其次是要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 增强自己的话语权, 通过社区活动让更多农民工知晓关于他们自己的政策, 才能更好地便于融入城市, 同时也可以架起市民与农民工沟通的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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