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发展能力

农民发展能力（精选9篇）

农民发展能力 篇1

1 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 城郊地区作为最临近城市的区域, 一直处在城市化的最前沿, 那里的农民无疑最先面临失地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由于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被迫改变, 面对陌生的城市生活, 这些农民群体绝大多数并未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中去, 而是成为了“种地无田、就业无岗、创业无钱、低保无份”的四无弱势群体, 不仅其生存与发展陷入了困境, 也给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因此, 研究失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拓展其自我发展能力是解决失地农民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 同时也是推进城市化顺利进行、促进城市稳健发展的有力保障。

2 城郊地区失地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内涵

阿马蒂亚·森所提出的 “可行能力”是指单一个体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 其能力的概念特指在各种功能组合中所能选择的组合。因此, 本文将失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定义为一种能力的集合, 即农民争取或运用社会结构中的各种资源或资本的能力。为描述或表达失地农民所拥有的资源状态, 本文引入英国国际发展机构建立的可持续生计框架 (DFID模型, 见图1) 。

根据DFID模型, 农民失地前的生计资本包括人力 (H) 、社会 (S) 、自然 (N) 、物质 (P) 、金融 (F) 五种资本。但是在实际中, 城郊区域的农民由于受到中心城市扩张的影响, 他们的生计资本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主要表现在失地农民失去了自然资本 (主要指土地) , 同时以土地为依附使用的工具、设备、住所等物资资本基本无法发挥作用, 由此可见, 失地农民面临自然资本与物化资本的双重缺失。因此, DFID模型中有关主体配置资本的五边形生计模式应用于失地农民后将演变为只有人力、金融、社会三种资本作为可利用资本的三边形生计模式 (见图2) 。

演变后的失地农民可持续分析框架将影响和制约失地农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因素归纳为生计资产和外部政策、制度环境两个方面。所以不难看出, 失地农民寻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就是他们在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传统安全感丧失、市场竞争加大的脆弱性环境下如何利用生计策略实现生计成果从“生存”到“适应”, 再到“发展”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 这里所说的生计策略的实施也就是失地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现, 即农民对生计资本的充分利用和政府在政策制度上的有效保障。

3 城郊地区失地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体系构成

3.1 失地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构成

所谓失地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指失地农民获得和使用各种生计资本, 参与城市政治、经济、社会活动,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由于城郊地区农民失地后所剩余的生计资本只有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因此失地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包括金融资本积累能力、人力资本开发能力及社会资本利用能力三个方面。

(1) 失地农民的金融资本积累能力。

城郊地区失地农民转入城市生活后, 其金融资本的获取方式主要包括:①土地征用补偿费。农民失地初期所拥有的金融资本主要是土地征用补偿费, 这部分存量资本要想实现持续的增值, 就要对资本进行恰当的投资。②工资收入。失地农民仅依靠土地补偿费用是无法实现金融资本大量积累的, 必须寻求其他稳定、持续的收入渠道——劳动就业。但是, 失地农民获得就业岗位的前提是他要具备一定的、满足就业岗位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素质需要的就业能力。③向金融机构贷款。这种方式要求农民必须能够达到金融机构对信贷担保、信贷偿还等的规定和要求。综上分析, 失地农民的金融资本积累能力又可细分为资本投资能力、就业能力及信贷获取能力。

(2) 失地农民的人力资本开发能力。

人力资本对于失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起着最为直接的支持作用。但是, 根据失地农民现有的人力资本状况, 可以看出, 由于长期在农村生活, 失地农民能够获得的教育资源、培训机会很少, 而且乡村文化使其形成了不同于城市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 使得失地农民的人力资本存量极低。而失地农民在城市生活中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的根本途径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通过接受再教育和培训提升失地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 并且使其形成持续的知识和技能学习能力,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自身具有的人力资本进行科学的经营管理, 利用它创造社会价值。因此, 失地农民的人力资本开发能力可细分为人力资本投资能力, 知识和技能学习能力及人力资本的经营管理能力。

(3) 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利用能力。

失地农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处于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 并且其行为和活动均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失地农民如何处理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是决定其能否抓住各种社会机会促进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一般来说, 与城郊地区失地农民有关的社会资本包括信息、人际关系、各种制度政策等, 因此失地农民社会资本利用能力可细分为信息交流能力、社会网络构建能力及政策制度获取能力。

3.2 外部环境支撑能力构成

在城市化进程中, 失地农民作为因公共利益而被动城市化的群体, 政府理所当然应担负起帮助失地农民完成职业身份和居住地点的转换, 以及价值观念和社会角色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失地农民在城市生存与发展的支持要素主要包括政府相关制度、政策的安排及创新。因此, 保障失地农民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支撑能力又可细分为两方面:政策创新能力及制度改革能力。

结合以上两方面的分析, 可以看出城郊地区失地农民可持续发展体系是以人力资本开发能力、金融资本积累能力、社会资本利用能力及外部环境支撑能力为核心, 主要体现为失地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外部环境的支撑能力, 如图3所示。

4 提升城郊地区失地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对策

4.1 多方面促进金融资本积累, 提高失地农民经济收入水平

(1) 建立失地农民补偿的长效机制, 采取多元补偿政策, 提高失地农民补偿收入, 为金融资本积累提供基础。目前, 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 对于失地农民的补偿主要是通过有限的征地补偿费来解决, 其补偿标准不仅偏低, 而且补偿形式也只是一次性补偿, 这对于祖祖辈辈依赖耕作土地生存的农民而言, 很难得到长久的保障。因此, 对失地农民的补偿, 政府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建立健全征地补偿长效机制。同时, 还要实行多渠道、多方法、多内容的多元补偿、补助政策, 例如除了对农民发放征地补偿费以外, 还可通过建立集体资产对农民提供收益性补偿, 以保障农民有持续性的收入来源。

(2) 提高农民自身素质和劳动技能, 增加失地农民的就业收益, 为金融资本积累提供有效手段。由于受到文化、观念、素质、技能的影响, 大多数失地农民的就业思路狭窄, 欠缺自主就业或创业的能力和意识, 因此只能从事技能要求较低的工作, 收入水平也是低水平的。可见要想促进农民增收、保证其可持续发展, 就要提高农民人力资本素质和劳动技能, 如政府、社区/村积极开展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法制观念普及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活动;借助城市经济发展政策, 为农民提供创业培训、信息服务、信贷支持等。

4.2 培育失地农民的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 保障其社会资本利用的机会

(1) 加大对人力资本可持续性积累的投入力度, 扶持、补助失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 增加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是失地农民教育机会提升的重要内容, 因为它为失地农民人力资本的开发和积累提供了可持续性保证。加强失地农民子女教育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首先, 建立完善失地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长效机制和各种助学制度, 实行分期收取费用的办法, 帮助家庭困难的失地农民子女就学。其次, 进一步简化各种入学手续, 对经教育行政部门认定分配的失地农民子女, 城市公办学校可对其无条件接收;再次, 公平对待、认真落实一视同仁政策, 在教学管理、评优奖励等方面, 坚持做到了失地农民子女与城市学生同等对待。

(2) 首先, 制定针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 建立系统的就业培训体系, 发挥培训机构的服务引导作用, 增加农民培训和就业的机会。农民失地后, 面临着就业方式的根本转变, 原来长期积累的农业从业经验不再发挥作用, 迫切需要进行新知识、新技能培训。其次, 农民几乎全部靠亲戚、朋友或同乡等获取就业信息, 这使得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狭窄、信息量不足或不及时, 容易错失许多就业良机。因此, 要使农民获得良好的培训机会和就业机会, 一方面, 要了解农民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采取定向培训与订单培训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 要建立以人口、就业信息管理为职能的就业服务中心, 充分发挥其信息管理功能, 对失地农民进行失业登记和就业备案管理, 为其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发布、收集及时有效的就业信息。

(3) 努力开发公益岗位、加大农民工转移输出力度, 拓展失地农民的就业选择。失地农民在进入城市初期由于受自身或外界环境等种种因素制约, 导致很多农民找不到工作而闲置在家, 这就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支持, 使失地农民能有更多的就业选择。首先, 政府要更多地开发针对失地农民技能特点、适合失地农民的公益性岗位, 如道路维护、社区保安等一些技术含量低的岗位, 并且将这些岗位的就业安置机会多向失地农民倾斜。其次, 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招工时优先录用本地失地农民和失业人员。可考虑将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作为征地前对企业招标的评价指标、对部分或足额安置失地农民就业的企业, 可享受当地提供的基础设施、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最后, 积极协调县劳务培训、输出部门, 拓宽农民工外输渠道, 推动农民合理有序向城市、城镇和非农领域转移。

4.3 完善失地农民制度保障体系, 提升其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支撑能力

(1) 针对不同年龄段失地农民生活、就业、保障等的不同需求, 对不合理及成效不大的制度进行大胆地改革和创新, 建立灵活有效的保障机制, 促进失地农民的自身发展。不同年龄段的失地农民对保障的需求不同, 因此, 政府在制定保障制度时要根据这一差异制定不同的保障方案。如:对于处于劳动年龄段的被征地农民, 主要以就业安置、培训制度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主;对于达到退休年龄段的被征地农民, 将被纳入养老补助的保障范围, 主要是对其实行“老年生活津贴”的养老补助政策。这种标准有别、内容不同的保障机制, 使农民可持续发展模式实施起来更具有灵活性。

(2) 多方面、多渠道筹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 同时加强和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营运和管理。在失地农民保障基金的筹集上, 要遵循中央和地方政府、村集体或社区、农民个人等共同承担的原则。另外,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与经营机构应分开设置, 前者负责对后者的监管和对社会保障市场的调控, 后者负责基金的筹集、投资运营和保险金的发放等, 并保证监管机构的权威性、公正性、科学性和独立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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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家强, 罗蓉, 石建昌.可持续生计视野下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基于成都市的调查与思考[J].人口研究, 2007 (4) :24—34.

[4]英国国际发展署.可持续性生计指南[EB/OL]. (2005-11-25) [2009-11-25].http://www.ngocn.org/?action-viewnews-itemid-978.

农民发展能力 篇2

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是事关国家发展大局的一项战略措施。当前，深化和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其中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广大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就业创业能力。

一、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创业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这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做好“三农”工作要求的需要。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始终是党和国家重视和关心的问题。随着我国转方式调结构不断的深入，农民工、失地农民、农村村落终结“新三农”问题又显现出来。农民工作为我国城市建设的主力军，长期以来为城市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他们始终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特别是职业技能不高的问题，直接制约着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就业创业的能力，既符合广大农民工的群体利益，也体现着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和关心。这是当前解决重大民生问题的重要工作之一。

2、这是加快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的需要。城镇化的发展过程，是把农民逐步变为市民的过程。随着城镇化发展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将转移到城市。由于农民工大多分布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从事的工作具有很高的可替代性，特别是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行业逐渐减少，农民工的技能素质不高严重制约着农民工向城市的转移。因此，必须把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作为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一项战略措施去抓。使农民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拥有一技之长，拥有立身之本，这样他们才能在由农民向市民角色的转换中，转得出、留得住、过得好。

3、这是增加农民工家庭收入的需要。农民工作为我国社会的一个庞大群体，大多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收入较低。要使他们获得较高的收入，必须对他们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技术素质。假如一个农民工原来是干保安，他每月的收入可能是1500元左右，如果他学习了电焊技术，每月的收入就会提高到3000元左右；如果学习了烹饪技术，每月的收入就会提高到4000至5000元。从蓝翔技校的情况看，30年来培养的40多万学生中，80%以上来自农村，他们经过技能培训就业后，大都获得了较高的工资收入。还有的学生创业成功，成为了老板。实践证明，培养一个有技术的农民工、可以造福一个家庭、带动一方经济的发展。

二、实施适合农民工特点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

1、要针对市场需求，设置符合农民工特点的专业课程。要根据用人单位对技术人才的需求设置专业课程，并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专业课程，保证农民工接受的培训符合就业市场发展要求。要根据农民工的文化基础、年龄状况，实行短期培训与长期学制教育相结合的方式。短期培训具有随到随学的灵活性，较为适合文化程度不高、迫切需要就业的农民工培训。一年以上的学制教育，适合培训具备一定文化基础、接受能力较强、对技能有较高要求、希望有高起点发展的农民工。要针对农民工培训的特殊性和教学内容的实际性，立足于促进就业创业，创新职业技能培训教材，使农民工所学知识与市场就业需求相符合，与企业生产设备、工艺现状相对接。

2、要以增强农民工的实际操作能力为主，实行理论与实习一体化的教学方法。要改变传统的以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把“工厂”的生产经营模式搬进学校，与学校教学紧密结合，形成“一体化”的教学模式。理论课程和实习课程的课时安排，要加大实习课的比例，保证实习时间落实，做到实习全部在校内完成。通过边理论、边实习，理论和实习融为一体，使农民工做到手脑并用、做学合一，掌握必需职业技能，达到就业素质与企业的用人需求相符合。如在讲解汽车发动机的构造时，要直接用真实的设备进行展示，并让他们动手操练，而不是单纯在黑板上去画构造图。在实习模式上，学校实习车间可建立学校和企业之间的联系，把企业生产的某个环节纳入到培训的环节中来，根据企业的需求，直接进行产品的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完成实训，既检验教师的教学水平，又提高农民工的实践能力。

3、要严格落实教学匹配标准，确保农民工实现零距离就业目标。从农民工入学开始，每个阶段要进行哪些理论和实习课程，理论和实习应该各占多少课时，理论要学习哪些内容，实习需要多少设备及消耗多少材料，理论和实习教师配置，理论和实习如何进行考核，毕业时要达到什么标准，到最终如何确保就业，必须要制定明确的标准规定，确保农民工的学习质量。要把教学质量的管理考核与确保农民工就业紧密结合起来，把就业作为检验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把教师的教学质量考核与就业率紧密联系，制定严格的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考核制度，从而促进 “走上讲台能讲课、走进车间能带实习”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理论考核和技能考核，要按课程进度的模块考试、学期考核、毕业考试进行考核，达到毕业一人、就业一人的目标。

三、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要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的进行，实现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

1、要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组织协调。要充分认识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重要性，切实把这项工作纳入各级领导的议事日程，列入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划之中。要克服一些地方农民工培训的随意性，缺乏统一的组织和规划的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应牵头，组织农村、学校、企业参加，共同制定农民工的培训计划、培训标准、就业方向等，使农民工的培训做到农村、学校、企业有机对接，形成入学有计划保证、培训有质量保证、毕业有就业保证的的良性发展局面。要加强工作指导和检查监督，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以确保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各项政策的落实。

2、要设立各个层面的农民工培训基地。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农民接受教育的状况不一样，农民就业的需求不相同。因此，有关部门要从推进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着眼于培养各个层面的技能人才，根据有关学校和企业的专业设置、设施设备等培训能力，确定一批国家级的农民工培训基地。各省、市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确定各级农民工培训基地，抓好因地因人施教的培训机构建设，以满足不同层面农民工学习的需要。目前，有的农民工培训基地仅限于挂牌命名，农民工不知道，也没有单位和部门输送农民工进行系统培训。所以，要对需要培训的对象先具体进行摸底调查，针对个人培训意愿，按照初级、中级、高级及专业分别进行统计，根据培训的层次和类别，将培训人数及名单，分别送到各级农民工培训基地培训。

农民发展能力 篇3

1 市场化是农业产业化的核心和基础

农业产业化, 必然要求农业内部种、养、渔等相互协调, 同时实现和外部产业相互配合。如果这种协调和配合行之有效, 就自然会形成产供销、种加养、“公司+农户”等不同的生产组织模式, 也会逐渐形成规模化、机械化、节约化等生产方式;反之, 则难以长久。可见, 产业内和产业间有效的协调和配合是先进的生产组织模式或生产方式得以发展的前提。而这种有效协调和配合的基础是利益在部门和环节间的合理分配, 否则就不能长期有效地协调和配合。合理的利益分配, 必须按照各要素参与生产经营各环节的贡献来决定, 而这种贡献是按照价值实现程度来衡量的。要素价值的实现必须通过市场公平交易行为才能有效地体现出来。可见, 最终必须以市场为基础, 才能实现农业产业化。或者说, 市场化是农业产业化的基础和核心。

然而, 一提到农业产业化, 多数人就会提到规模化、机械化、节约化、标准化生产, 也会提到美、英、日等国的产供销一体化、“公司+农户”等模式。这种把现象当本质、舍本求末的思想运用到工作之中, 必然事倍功半。比如四川成都市新都区, 多年来政府都在想办法帮助农民发展生产, 提高收入。先是政府免费发放“新都一号”蜜柚种苗给农民种植, 以期通过规模化方式发展特色农业;之后引入四川省农科院与农民合作大面积培育稻种, 农科院负责技术指导和稻种收购;而后又引入香港企业, 以签署包购协议的方式试行农田间种玫瑰花。应该肯定当地政府和干部是真正在为农民着想, 但各种尝试都没有获得成功, 这种现象在全国绝不是个例。

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把农业产业化的生产模式和组织模式当成了农业产业化的实质。事实上规模化、机械化、节约化生产只是一种技术手段, 而“公司+农户”、产供销一体化等也只是农业生产的组织模式。在经济活动中不论采用何种技术手段或采取何种组织模式, 其根本目的是要满足参与各方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各方利益需求必然有一致的地方, 也有冲突的地方, 这就需要各方能根据各要素的市场价格合理地谈判, 彼此妥协, 最后达成一致, 这个过程就是市场议价过程。如果议价过程不能按要素投入来公平分配各环节利润, 则这种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就不能长久, 农业生产的技术手段就不能维持, 更不能得到发展。因此, 必须时刻清楚认识到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是市场化。正是以市场化为基础, 西方农民或其组织才会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尽可能地采用先进的生产手段来提高产量, 从而引入科学的组织模式来减少成本。从这个理念来看, 只要能满足各方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和模式, 就应该是产业化的选择范围, 而具体的技术手段和组织模式则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选择结果。

国内由于缺乏公平定价的机制, 农产品都是按公司单方面制定的价格收购, 只是满足了公司利润最大化, 而没有顾及到农户的利益, 农民不能通过市场公平交换, 以收回其劳动和物质资料投入的成本, 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得不到保障, 也就缺乏利用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动力, 农业发展始终停滞不前。

2 大工商资本介入农业产供销是我国农业无法实现产业化的直接原因

西方发达国家的建国之本就是市场经济, 农民在市场中长久进行生产、经营, 对市场规则非常熟悉, 同时农民组织非常完善, 力量非常强大, 农民或其组织具有非常强的参与市场经济行为的能力。加之西方国家政府对农民和农民组织的大力扶持, 使其在和工商资本交流协商时, 基本能做到公平定价。

反观国内农民参与市场的行为, 可以分为3个阶段: (1) 小农经济时代。历朝都重农抑商, 市场不发达, 也没有大工商资本, 农民是市场的主体。农民可以在合算种养成本的基础上, 结合需求关系给产品定价, 在小型的集贸市场上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合理的回报; (2) 计划经济时代。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主要由国营的供销社、粮食公司、蔬菜水果公司统收统购, 价格由国家统一制定, 农民没有议价的权利, 甚至没有决定种养品种的权利, 农民完全和市场隔离, 农业生产剩余被体制剥夺, 农民无法获得正常的收益; (3) 市场经济时期。农民采购的种子、肥料、农业机具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定价, 而大多数农产品都通过农民—产地批发商—销地批发商—集贸市场—消费者的途径销售, 农民不能直接面对市场, 农产品主要被大批发商压价收购, 农民无法和大批发商公平议价, 无法获得合理回报。最突出的事例是河北省近京地区农民种植大棚黄瓜, 最低收购价0.6~0.8元/kg, 而同期北京市区零售价高达6元/kg, 规模化节约化生产的利润都被中间商盘剥, 农民有时连大棚取暖费都无法回收。

可见, 不论是计划经济时期市还是市场经济时期, 虽然中间主体不同, 但都是外在工商资本介入农业产供销, 割裂了农民和市场的直接联系, 将农民长期隔离在市场体制之外, 使农民丧失了市场主体的地位。

市场经济代表了定价的公正和交换的自由。国内农产品市场是在缺失定价公正基础上的自由交换, 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这才是我国农业产业化无法实现的核心问题。只有恢复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 使其直接面向市场, 在市场活动中提高参与市场经济行为的能力, 让其能通过市场获取正常的回报, 才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根本途径。在此基础上, 才有可能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 适度发展农业规模化、机械化、节约化生产。

目前, 广东省正响应中央的号召, 准备建设300家“平价农产品超市”, 以实现“农超对接”。目标就是为了通过减少工商资本介入流通环节层级, 使市民获得物美价廉的农产品, 同时提高农民的收益。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但如果实施过程中不能培育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 不能以合理的价位收购农产品, 则会形成由多个工商资本盘剥农民演变成供销社垄断盘剥农民的现象, 从而带来新问题。

3 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经济行为能力是我国面临的紧迫任务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 只有“三农”问题真正解决了, 全面小康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三农”问题是我国城乡二元生产关系矛盾的集中体现:农业和非农行业增加值之间的矛盾、农业和非农从业者收入差距之间的矛盾、农村和城市建设之间的矛盾。“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村低下的生产力, 生产力是人们利用工具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因此,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就是提高农业生产力, 提高农业创富能力。在全面实施市场经济的背景下, 提高农业创富能力关键在于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经济行为的能力。因此, 农民参与市场经济行为能力是否能得到切实提高, 是我国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在我国全面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将全面向WTO组织开放的背景下, 各行各业都同时面对国内、国外2个市场的竞争。我国农业基础薄弱, 生产能力低下, 比其他行业受到的威胁更严重。如果农业产业体系被摧毁, 农业安全就得不到保障, 国家安全也就无从保障。只有充分认识到农民市场主体地位, 尽快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经济行为的能力, 我国才有能力真正实现农业产业化, 才能主动地参与国际农业市场竞争, 才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

4 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经济行为能力的途径

首先, 工商产业资本介入产、供、销环节, 把农民从市场中隔离开, 是使农民丧失参与市场经济行为能力的直接原因。因此, 要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经济的行为能力, 政府必须改变目前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介入农业生产流通环节的思路, 改而创造条件让农民直接面对市场。一方面, 要大力鼓励和改进“农超对接”;另一方面, 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 发展会展农业、订单农业。只有经历了市场锻炼的农民, 才能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主力军。其次, 农民参与市场经济行为能力的不足, 并非将其直接推向市场就可以解决的, 而必须给予一定的培训和引导, 让其能遵循市场规律办事, 并在适应市场的同时开拓市场。只有农民能主动开拓市场, 农业产业化才真正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考察美、英、日等农业产业化发达国家, 各国政府都以立法形式高度重视农民教育和免费职业培训[1,2]。我国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 已有实力逐步开展农民的免费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这也是农业发展最根本的途径。再者, 农民参与市场行为能力的提高是个渐进的过程。在农民真正成长为具有市场经济行为能力的市场主体前, 政府应创造条件, 通过多种形式主动将市场拉近于农民。中央提倡的“农超对接”就是很好的思路但实施中必须以价格协商为主要形式培育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最后, 政府除了直接处理农民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外, 还需要通过各项政策制度的有效衔接, 为农民主动参与市场行为提供便利, 为农民的市场行为保驾护航。同时发展面向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为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5 相关政策

农业产业化不是农业本身的问题, 不能将“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反哺农村”仅理解为资金的扶持, 而应理解为以政府为主导, 充分发挥城市第二、三产业的优势来为“三农”服务。充分利用现代手段和现代理念, 以农业市场化为方向, 确保农民市场主体为关键, 建设新型农业发展模式。政府应着力通过平台建设、农民培训、农民合作组织、外围产业培养和基础环境建设等方面来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经济行为能力。

(1) 以平台建设为手段, 创造农民直接面向市场参与竞争的机会。中国农村人口众多, 人均耕地面积少, 同时农业用地地况复杂、丘陵山地较多、平原较少的实际, 决定了我国农业生产短期内实现机械化规模化生产可能性较低;同时, 政府也不能更不应把农民回归到小的农贸集市上去进行农产品交易。但政府可以市场化为依托, 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和管理方法, 创造条件让农民直接面对市场, 成为市场活动的主体, 进而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一是以省级政府为投资主体, 以现代信息科技为手段, 建设“农业综合服务平台”, 为农民创造直接面向市场的机会[3,4]。平台集政策宣传、科技教育、企业信息、产品信息、供求趋势分析等于一体, 突出交易功能。通过“网上农贸集市”的形式将农民推到市场上, 让农民低成本地直接面对和搜寻市场, 从而减少中间环节, 实现农产品直接面向终端市场, 既可以使最终消费者享受到价廉物美的农产品, 又能让农民通过网上销售, 实现农产品的利润。直接面向市场的方式可促进农民参与市场的积极性, 也有助于其通过多次交易和横向学习, 提高农产品的生产、包装、销售标准, 促进农民提高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各级政府可着力在统一平台上宣传“一村一品”、“一乡一品”、“一县一品”等特色农业, 通过订单来促进当地农业的特色化, 在特色化的基础上形成农产品专业村、专业乡和专业县, 提升特色农业规模化发展;通过发展网络订单农业, 农民面对更多的客户和竞争者, 可促进农产品的品牌化建设。二是积极推进“农超对接”。中央提倡的“农超对接”是完全正确的应对之策, 但在施行过程中, 不能让某些中间流通机构控制“农业超市”, 使其成为垄断营销农产品的手段。应以尊重农民主体地位为前提, 提倡超市和农民直接签约的方式, 真正减少中间环节, 使农民能真正直接面向市场。

(2) 以农民教育为依托, 提升农民参与市场行为能力。一是对务农农民的农业技能培训。农民参与市场行为能力的提高, 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前提, 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各级政府, 特别是市县政府应根据当地实际, 着力培训农民种养技术、农产品技工技能;政府应设立专项资金, 鼓励涉农院校和专业走进农田, 紧密结合当地种养实际开展农业科研教学工作。二是对农民工的非农技能培训。农民工处于城市和农村的边缘, 离开农业生产但不离开农村生活。城镇政府和企业对农民工进行所从事行业的技能培训、市场经济知识培训, 既是非农行业发展的必须, 又是城市反哺农村的必然。农民工比一般农民接触更多的外部世界, 思维更为广阔, 更具有开拓精神, 农民工返乡往往能成为当地农民致富的带头人。三是加强乡镇基础教育建设[5]。加强乡镇学校投入, 统一城乡教师待遇, 保障农村师资稳定;通过全国推行城乡教师交流, 提高农村师资水平;2020年前在农村地区首先实现“十二年”义务教育, 既可扭转目前农村小孩因贫失学的状况, 又可提高农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 还能为城市输送更多高质量人才;市县政府组织力量编写适合当地农业生产的农业技能教材, 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四是加强农民的信息化技能培训。农民要成为市场活动的主体, 必须掌握市场信息, 在分析市场需求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各级政府对农民进行信息化技能培训, 可以促进农民主动把握市场的能力。可通过中央、省市政府保证资金, 县、乡 (镇) 政府组织的方式定期在乡镇图书馆或电教馆进行信息化技能培训;也可通过招标的形式, 通过社会化培训实现。五是加强农民市场经济意识培训。技能培训可促进农民就业, 市场经济意识培训可促进农民创业。要使农民成为市场活动的主体, 市场意识的培训尤为关键。各地可通过实际事例, 编写宣传小册子或者下乡宣讲的形式, 鼓励农民主动参与市场, 鼓励返乡农民、退伍军人等以创业代替就业。同时通过“农业综合服务平台”将中央和省市的涉农政策直接向农民宣传, 让农民清楚政府的决策意图, 有助于灵活地进行农业生产。

(3) 推进各类农民组织建设, 促进农民整体参与市场行为能力。农民是我国各类行业中组织性最弱的一个群体。缺乏组织的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只能作价格的消极接受者。应按照“政府主导、规范管理、谨慎推进”的原则发展各类农民社会组织, 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话语权。一是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6]。乡、镇政府对服务意识和能力强、管理好的合作社给予一定奖励。市县政府应通过财政、金融、担保等优惠政策鼓励专业农业合作社做大做强, 发展乡村特色经济。二是建立健全农业行业协会。政府资助, 农民自愿参加的农民行业协会可以吸收专业人才, 为农民和农业生产服务。农民行业协会可发挥面向“三农”的优势, 提供市场供需信息、行业发展分析报告、行业技能培训、行业设备引进等服务内容。三是充分利用“农业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自组织系统。农民通过平台的利用, 不论是对党和政府的政策, 还是对市场信息的把握, 以及对具体农产品的生产都具有更清晰的把握。农民可以在对自身是实实在在利益追求的基础上, 实现自组织, 从而在明晰市场供需的基础上, 通过集体的力量增强价格谈判能力, 也能适时改变农产品类型和生产方式。

(4) 加强外围产业建设, 服务农民的市场行为。政府通过现代化网络平台, 将农业政策、农业资讯、农业产品集合在一起, 只是为农民直接面对市场, 主动参与市场行为提供了便利。在农民能真正通过市场, 发展出订单农业前, 政府必须通过自身的运作来营销农业, 引导市场主动接近农民。一是地方政府应在大力发展农业会展经济。各省、市都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和场所举办面向全国的农产品展销会。会展可集中展现当地的优势产品、农业机具、农资肥料等, 将农业生产者、服务者、销售者集中到一起, 既强化了信息的交流, 又能促进销售合同的签订, 也可借此推广“农业信息综合平台”, 为日常的市场交易创造条件。同时培养了供需双方利用“农业信息综合平台”的习惯。二是政府应鼓励发展面向农产品的物流业。工商资本介入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环节, 是农民丧失市场地位的直接原因。“农业信息综合平台”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重新恢复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 但这并非意味着排除工商资本。政府可以鼓励工商业资本发展面向农业的物流业, 为订单农业实现快捷、便利的物流渠道。三是完善政府服务于“三农”的机构和机制[7]。加大县乡 (镇)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软硬件建设, 在人员配置、经费保障、技术引进等方面确保其服务“三农”的能力;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促使现有服务部门面向“三农”, 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能力、完善服务内容;政府应通过科研基金、攻关项目、人才培养和引进等手段, 引导科研院加强农业科技研究;各级财政资助科研院所针对农业生产新技术、农业生产新机具、农业生产机械研发、种子种苗培育研发方向的科研;政府出资资助农民参与新产品的种养、新技术的使用、新机具的购买, 以形成示范效应;通过贴息、担保等形式加强农行等金融机构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以去行政化为手段改革供销社系统, 促使其充分利用自身网络优势更好地服务于“三农”。

(5) 加大外部环境建设, 为农民参与市场行为提供便利。政府直接或引导社会要素投入, 除用于提高农民参加市场行为能力外, 也需加强外部环境建设, 以便于农民参与市场。一是加强农村基础设置建设。以中央和省级政府投入为主, 加大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建设投资;完善制度, 确保农民和村集体兴建的微小水利工程的产权;在条件允许的地区, 可尝试转让经营权, 引入社会资金兴修新建大型水利道路农田等农村基建;继续加大耕地开发和土地整理投入力度。二是大力推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 切实减轻农民后顾之忧, 为其专心发展生产创造条件;探索纵横结合的转移支付体系, 保证市、县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力。三是加强农村金融服务。探索加大政府担保、合作社担保、经营权抵押、政府贴息等形式, 强化农业银行等支农贷款力度;省级政府设立农业风险资金, 优选项目, 支持农民创业。四是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加强信息网络硬件建设。在村村通电话的基础上实现村村通网络, 使缩短农民和市场的距离成为一种可能;加强信息内容建设, 整合市场供需情况, 为农民的生产提供有用信息。五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城镇化建设, 促进农村和城市的衔接, 扩大农村市场;通过产业扶持政策, 支持城市成熟产业向城镇转移, 促进农民就地就业和创业。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 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必将寻找到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1]王会军.加强项目科学管理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J].现代农村科技, 2010 (24) :70.

[2]万俊毅, 黄瓅.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深层约束与破解路径——以广东为例[J].中国农学通报, 2010 (24) :443-449.

[3]张干太.发展壮大龙头企业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J].中国乡镇企业, 2010 (10) :50-52.

[4]张丽, 李新玲.试论新农村建设与农业产业化[J].中国内部审计, 2010 (12) :76-77.

[5]李刚, 贾学平.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提升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水平[J].吉林金融研究, 2010 (12) :62-63.

[6]姜龙.江苏省海门市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民增收致富[J].改革与开放, 2010 (23) :11-12.

农民发展能力 篇4

关键词：培养策略；信息素养；培养模型

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试图依托农民大学生项目各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课《信息技术应用》课程，利用学习对象、学习资源和学习过程开放所带来的新的机会和挑战，探索构建适应基于网络的远程教育教学特点及课程建设思路策略；通过《信息技术应用》课程实验初步构建新的教与学的实践模型，提高农村大学生网上学习的参与度和实际的教学效果，真正提高农民大学生的信息能力。

一信息能力培养的内容和目标

农民发展能力 篇5

关键词：发展能力,农民工,市民化,驱动力

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 (Farmer或Cultivator) 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 (Peasant) 在向市民 (citizen) 转变的进程中, 发展出相应的能力, 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1]通过这一过程农民工实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身份认同等方面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固然受到多种客观因素的制约, 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住房保障体系、农村土地权益处理机制等。这也是目前学界研究的重点, 但农民工市民化还与农民工自我发展能力密切相关。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是农民工能在城市立足与发展, 而这需要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研究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自我发展能力, 对于推进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民工市民化中的自我发展能力

自我发展能力是农民工立足城市并融入城市过程中自身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包括就业能力、城市生活适应能力、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学习能力等。

1.就业能力

农民工要想立足于城市, 首先需要具备的能力就是就业能力, 这是农民工立足于城市、在城市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有就业才会有收入, 有收入才能在城市生存与发展。这里的就业能力指的是农民工在城市实现就业和保持就业的能力, 包括工作搜寻能力、工作胜任能力、创业能力等。城市的生产特点与农村的生产特点完全不同, 农村的生产不涉及工作搜寻问题, 一般来说, 农业生产劳动作为一种简单劳动也不需要专门训练就能胜任。而城市生产中农民工首先面对的是劳动力市场, 需要在劳动力市场搜寻工作岗位, 且城市生产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和农业生产相比更具规则化和标准化, 绝大多数工作需要经过专门训练才能胜任。同时, 城市生产中存在着更大的创业空间。因此, 农民工要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就需要熟悉城市生产的特征, 适应城市生产的规律和特点, 具备一定的工作搜寻能力、工作胜任能力、创业能力。

2.城市生活适应能力

城市生活的现代性特征不同于农村生活的乡土性特征, 城市社会在生活方式、生活风格、交往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农村社会存在着巨大差别, 由乡土社会进入现代化意义上的城市社会, 需要理解和认识城市社会生活的特点。如果农民工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 就很难与城市居民进行良性互动, 并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一是和城市居民交往的能力。进入城市生活需要熟悉城市的交往方式, 因为农村的交往方式和城市不同, 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 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农民的交往是基于血缘和亲缘关系的, 人情味浓;城市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 开放性强, 市民的交往是基于业缘关系的, 人际关系往往带有一定的功利性, 即经济生活中的理性[2]政治参与是一个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利, 也是实现其自身利益和提升利益表达能力的前提和保证。利益表达是政治参与的一种方式, 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 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3]利益表达包括对利益的认知、利益表达意识、利益表达方式、利益表达平台等要素。农民工作为城市新兴的产业工人阶层, 在融入城市化的过程中, 可能会面临一些利益得不到实现的问题, 这需要具备一定的利益表达能力, 需要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 需要具备利益表达意识, 需要利益表达的平台, 特别是需要学会自我组织起来进行利益表达。比如农民工可能会面临着就业歧视、拖欠工资、工作中意外伤害等问题, 利益表达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工劳动报酬在分配格局中的位置以及其他利益实现的程度。

4.学习能力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社会在近代的发展, 就是理性取代传统和感情的过程, 对于成本和利润的考虑是理性的核心, 理性化过程首先发生在经济领域。

学习能力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能力, 也是以上三种能力的重要前提和影响因素, 就业能力的提升、更快的适应城市生活、更积极的政治参与和更有效的维护自身的利益都离不开学习能力。农业劳动基本都是简单劳动, 不需要花很多精力学习, 而城市生产劳动则大多是相对复杂的劳动, 需要经过学习才能胜任。这里的学习能力主要由学习意识、意志品质、学习模式、观察能力和模仿能力等要素构成, 也就是指农民工有没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紧迫感, 有没有学习的合理安排和途径, 以及通过学习能够收到什么样的效果, 等等。

二、农民工市民化中自我发展能力现状及原因

目前, 农民工的自我发展能力明显不足, 主要表现为就业能力较差, 难以真正适应城市生活、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缺乏, 并存在学习障碍。

1.就业能力较差

一是工作搜寻能力不足。由于农民工的交往限定在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家庭和老乡范围内, 搜寻就业的渠道过窄, 绝大部分农民工是通过亲友和老乡介绍的, 其所获信息不可避免的会有片面性和滞后性, 很少一部人是通过劳务市场和职业中介机构获取工作的, 利用现代媒介如网络搜寻工作的更少, 究其原因, 有自身素质不高、不会使用现代媒介的, 有对职业中介机构不信任的, 也有缺乏对就业信息的辨别能力, 担心上当受骗的。

二是工作胜任能力不强。他们能胜任的工作一般是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技术含量低、风险高以及收入相对较低的工作。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培训状况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绝大多数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就业之前没有受过专业技术训练, 导致了只能胜任对技术要求不高的体力劳动。

三是缺乏创业能力。不仅缺乏创业的意识, 也缺乏创业的经济能力, 影响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从人力资本状况来看, 主要是缺乏创业所具备的知识、经验, 以及求稳妥造成的对创业风险的过度担心。从社会资本来看, 主要是缺乏社会网络支持, 家庭难以提供多余资本来支持其创业活动, 其社会关系网中的老乡所能提供的资源是重复性的, 也不能为其提供创业所需要的资金, 他们又难以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金融服务, 而非正式的金融机构由于融资成本高且风险大, 很少人愿意去冒这个险。

2.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弱

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看, 农民工和市民缺少交往和互动, 交往的对象主要限定在老乡的狭小圈子内, 其社会交往表现为封闭性、内倾性等特征。美国社会学家彼特·布劳指出, “位置相同或极为相近的人, 其面对面交往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位置相距悬殊的人。”[4]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农民工的数量及其弱势地位造成其处于被边缘化的状况, 经常遭到市民的歧视, 与小群体 (精英群体除外, 笔者注) 相比, 大群体所拥有的这种歧视性的群体压力和活动则更为普遍。……在社会交往中的歧视源于多数派群体或大群体。市民不愿意与其交流, 加之农村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不同于城市陌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 对城市的交往方式不熟悉, 他们和市民交流的主观意愿不断被消解。

从心理调节和适应能力看, 市民的歧视, 给农民工造成了心理阴影, 造成了融入城市的困难。由于农民工被市民看成是城市的负担和城市安全的隐患, 一些市民把肮脏、下流、粗俗、没礼貌、易犯罪等和农民工联系起来, 农民工被妖魔化, 成为城市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和首选的排斥对象。[5]甚至把一切不文明的行为称为“很农民”。城市社会对农民工形象的贬低性记忆, 进而转化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形象负面的“评价图式”, 且日益内化为城市群体的价值信念。[6]农民工对市民的排斥和歧视, 致使农民工把自己贬低, 自卑感增强, 对城市的疏离感增强, 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 形成过客心理和自边缘化心理, 把自己当作城市的匆匆过客, 认为城市的一切与自己无关, 把自己看成是低人一等的人, 农民工的自边缘化有时也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自我隔离, [7]这种自我隔离不仅使其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同时形成了对市民的防御心理, 延缓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步伐。

从语言适应能力看, 由于普通话是立足和融入城市的关键要件, 他们有学习普通话的主观意愿。由于“外部交际”基本被普通话所垄断, [8]他们特别看重普通话的功能, 把普通话看成是城里人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说普通话对他们而言并不容易, 其普通话带有明显的乡音, 由于普通话对其工作和生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且有的行业如服务业对普通话有严格要求, 迫使他们在交往中甚至在和同乡的交往中也得使用普通话, 试图通过锻炼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准, 争取更好的融入城市。有的农民工为了在城市立足, 还得学习所在城市的部分方言, 尽管这种努力是不能完全掩盖其身份, 但体现了农民工主动求适应而融入城市的努力。

3.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欠缺

农民工政治上的融入程度较低, 表现为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欠缺。从政治参与看, 尽管近年来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的热情有所提高, 由无意识参与走向有意识参与、从个体参与走向组织化参与、从非制度化参与走向制度化参与、从政治参与的边缘走向政治参与的中心, [9]但总体而言, 参与的水平较低, 有制度方面的原因, 也有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缺乏参与时间等原因。农民工利益表达能力欠缺,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自身的利益及相关的法律缺乏明显的认知。对自身利益和相关法律的认知是利益表达的前提和基础, 农民工对于自身所具备的各种权益的了解不是十分透彻, 对于关系自身利益的《劳动法》非常了解的人占的比例也不是很高, 这就会造成当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程度认定上的法律模糊。二是利益表达的意愿不强烈。农民工缺乏强烈的利益表达意识, 除了对自身利益和相关法律不了解外, 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农村长期生活形成的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保守意识, 使其权利意识淡薄, 缺乏反抗精神, 而已有的维权失败的案例, 强化了其胳膊扭不过大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意识。三是缺乏利益表达平台。其实社会上并不缺少为农民工说话的声音, 有人大代表、有良知的官员、知识精英、媒体等, 但毕竟他们不是农民工自身, 对农民工利益的认知程度和利益要求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 农民工缺乏表达自身利益的组织化平台, 农民工的利益表达呈现出一种原子性的参与状态。[10]

4.学习能力不足

农民工缺乏学习的基础, 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低, 即使是新生代农民工也不容乐观, 绝大多数 (62.5%) 新生代农民工仍停留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 而接受过专业技术教育 (中专、中技、职高、大专、高职) 的比重尚不足四成 (37.5%) 。[11]并且农村教育质量偏低, 即使想学习但缺乏相应的理解力, 造成其学习的困难。同时, 由于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多为艰苦的体力劳动和简单的劳动, 过多的体力耗费和过长的劳动时间, 使其没有精力和充足的时间进行学习充电, 而大多数从事简单劳动的农民工对自己的定位和要求较低, 没有良好的职业预期和规划, 没有通过学习晋升职业阶梯的欲望和能力, 造成其没有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提升农民工自我发展能力的途径

农民工立足于城市,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除了政府的“赋能”外, 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增能”, 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1.重视自身人力资本投资

西奥多·W·舒尔茨将人力资本的投资解释为“直接用于教育、保健以及为了取得良好的就业机会而用于国内移民的费用”。[12]农民工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投资, 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重要内容, 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培训状况等与农民工收入呈正向关系, 也是农民工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大的主要原因, 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提升其就业能力、城市生活适应能力、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从政府的角度讲, 政府要加大对农民工教育的投入, 增加适合农民工特点的职业技能培训投入, 并进行制度创新, 可以设想一种以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为突破口的制度设计, 通过教育的作用促进以代际传递为模式的城市融入进程。[13]从个体的角度讲, 个体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要有正确的认识, 并加大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农民工要清楚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认清教育在其职业阶梯晋升中的关键作用, 积极参加政府组织针对农民工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不能把培训看成是耗时、费力、费钱的行为, 应着眼于长远, 树立职业理想, 进行职业规划, 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和“干中学”中提高自身的素质技能, 提高自身对劳动力市场信息搜寻和判断能力, 拓宽就业渠道和就业竞争力。当然这一点离不开政府要消除相关的制度性障碍。有研究表明, 目前我国城市的劳动就业制度里, 岗位和收入机会还没有做到对城乡劳动力平等开放, 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工在竞争较高收入的职位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14]通过接受教育和培训, 学习相关内容, 还能增强心理适应能力, 接纳新事物, 进而融入城市, 得到市民的认同;还能促成自身政治意识的觉醒, 积极进行政治参与, 提升利益表达能力, 和市民一样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

2.加强自我改造, 克服落后意识

农民工市民化是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过程, 英克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提到传统人转变为现代人时指出, 要求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 形成现代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 并把这些熔铸在他们的基本人格之中。[15]农民工市民化就是农民工再社会化的过程, 进城农民工个人再社会化, 获得市民的角色规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 也就是“素质市民化”。[16]除通过政府的努力消除二元户籍制度障碍, 给农民工平等的身份, 通过大众传媒向农民工宣传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引导市民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态度外。更为重要的是, 农民工要树立自尊、自强的理念, 打铁还需自身硬, 农民工不能只看到市民对他们的歧视, 也应该认真反思自身的问题, 承认自身存在的缺点与不足, 增强自我转变的主动意识, 主动的融入城市社会。通过自我重塑, 在社会生活技能、规范性、个人气质等方面完成农村人向文化人的转变, 最终适应城市社会的规则与逻辑, 用自己的行动逐渐改变市民的偏见和歧视心理。

3.强化政治参与意识, 推进自身的组织化程度

农民发展能力 篇6

是否简单地把农民组织起来, 建立一个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民就能增收, 而且是持续地增收?调查中发现, 镇江地区的农民平均每人拥有一亩地左右, 原来种粮:一般上半年种一季水稻, 下半年种小麦。水稻的单产1000多斤, 小麦的单产不足1000斤。以大数来估算:稻谷的单价是0.9元左右, 小麦的单价是每斤0.8元左右。而种一亩水稻或小麦, 平均使用的农药、化肥和其它生产资料的投入成本是350元左右。由此一个农民种一亩地, 一年的收入就是 (0.9*1 0 0 0-3 5 0) + (0.8*1000-300) =1000元。而镇江地区一个农民工一个月的收入就达到1000元左右。这是农民收入低的真实写照。怎么办?一种途径是:继续种粮, 但扩大种植规模, 譬如一个农民种20亩地, 这样一年的收入就可达到20*1000元=2万元左右, 可以超过一个农民工一年的收入1000*12=12000元左右, 或者与其相当。但是这种途径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一些农民种植的土地规模大了, 必然会使其它的农民没有地种, 其它的农民必须要从土地上转移出去。这就涉及到土地规模经营与发展城市化、城镇化, 让部份农民有序转移的协调配套问题, 即实施积极的城镇化战略问题;另一种途径, 也是本课题关注的问题, 就是农民从原来种粮改为种其它经济作物, 或者在种粮的基础上, 再种经济作物 (只要农民的时间许可或其能够承受这样的劳动强度) , 这样就可以提高农民收入。譬如, 种葡萄, 一斤葡萄的平均售价5元左右, 大大高于粮食的售价。但是伴随着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 越来越多的农民种葡萄, 葡萄的供给数量大大增加, 导致葡萄的市场售价降低, 譬如一斤只有2元, 从5元钱降到2元钱, 这时候问题出现了:如亩产2000斤, 原来一亩收入是1万元, 现在是4000元, 这不但没有增收反而变成了降收。当然这种现象可以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伴随着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 带动的农民越来越多, 在合作经济组织中建立起有序的分工协作制度, 譬如“五统一”或“六统一”等较先进的生产方式, 于是农民的劳动强度大幅度减轻, 劳动时间大幅度减少,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劳动价值由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劳动时间的减少带来劳动价值即收入的降低。所以, 简单地把农民组织起来, 建立一个合作组织, 短期来看, 即相对于原来种粮来讲, 农民是增收了, 但是从长远来看, 伴随着农产品规模的增加, 价格的下降, 农民的收入不增反降。因此, 农民合作组织自身的建设、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问题就成为当下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分布与构成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界定: (1) 最广泛含义的理解认为, 具有合作经济的某些特征的各种组织, 主要有农村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农村合作公益事业、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股份合作企业、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农村供销合作社等。 (2) 狭义的理解认为农村合作经济只包括农民兴办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3) 更狭义的理解则认为农村合作经济仅仅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它包括农产品行业协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 (4) 最狭义的理解认为农村合作经济或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指农民专业合作社, 它真正以农民为主体, 按照自愿、民主、平等、互利的原则兴办, 组织制度安排更符合真正的合作经济。本文研究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指第三种情况。

据统计目前镇江市各类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243家, 其中合作社157家, 农产品协会144家。成员总数5.7万人, 其中农民成员2 3 5 7 1人, 企业等团体成员1030个, 带动农户数14.8万户。按照其创建模式, 主要有以下几类: (1) 农民自发型:即农业大户或农村能人围绕某一产业或产品, 自发组建创办“合作社 (协会) +农户+基地”为合作模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其特点是:利用各自的土地种植或养殖同一品种, 采取以土地、劳力、资金入股, 按股份多少分红, 实现决策民主化和利益、风险共享共担的紧密合作组织。这种合作经济组织完全体现出了“民建、民管、民受益”的办社原则。占比60%。 (2) 龙头企业型:即龙头企业 (公司) 牵头发起, 创建“企业 (公司) +合作社 (协会) +农户+基地”为合作模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其特点是:充分利用龙头企业 (公司) 的优势, 发挥合作组织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连接基地、农户与市场的多种服务功能, 结成紧密的产供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系, 合作组织挂靠龙头企业 (公司) 。占比9%。 (3) 官民联办型:即由政府有关部门发起创建的“部门+合作社 (协会) +农户+基地”为合作模式的专业合作组织。其特点是:政府领导或部门领导兼任理事长、有关部门参加, 以利用部门技术人才、场地、设备优势和管理经验, 充分利用专业大户的销售网点优势, 合作组织挂靠行政部门。供销社领办的合作经济组织属于这种形式, 大多数合作社理事长由乡镇供销社领导或乡镇领导担任。占比19%。 (4) 能人大户创办型:即农业大户参加, 农民中的能人牵头而创建“能人大户+合作社 (协会) +农户+基地”为合作模式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其特点是:由政府牵线搭桥, 依托能人大户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及资金、销售网点优势, 合作组织挂靠某一能人大户。这种合作经济组织所占比重较大。占比12%。 (见表一)

三、经营状况分析

至2008年10月, 镇江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共有资产7893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净值4104万元, 总收入54620.57万元, 盈余8395.76万元, 税金150万元, 提留公益金、公积金585万元, 提留风险金313万元, 盈余返还2075.4万元。注册商标数43个。经营的规范程度和绩效有待提高。 (见表二)

在实际调查中发现, 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虽然比单个农民在市场经营方面有一定优势, 但是, 由于处于发展初期, 面临着复杂多样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大体可归为两类:一是内部环境, 二是外部环境。

(一) 内部环境分析

1、组织内部管理不规范

一是有的合作经济组织没有登记注册、没有章程, 有的有章程但也不规范;二是制度不健全, 缺乏具体的管理制度, 如议事制度、监事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三是组织机构不健全, 一些专业合作组织未设财务管理机构和监事机构;四是许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重大项目和活动中决策不民主, 带来社员很少参与决策和管理, 许多成员认为合作社 (协会) 是领导的事, 不太关心组织的发展, 合作意识不强, 只愿利益共享, 不愿风险共担。

2、缺乏对农产品市场的有效开拓

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都是致力于提高农产品生产和流通, 缺乏对农产品市场营销的深刻认识。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与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等学者都强调了市场营销在流通领域独一无二的作用和地位。由此, 农产品市场营销本应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 并运用其完善成熟的理论体系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实践和发展。但遗憾的是, 一方面, 为解决农产品市场营销问题而生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在其发展的战略思考中似乎还没有市场营销的踪影。另一方面, 在合作社、协会和农民企业家如火如荼开展的农产品市场销售实践中, 也极度缺乏现代市场营销理论的指导。

3、市场组织化程度低

提供农产品国内外市场信息、农产品技术开发与服务、制订和实施技术标准、市场开拓、市场价格及进出口价格协调、反倾销反补贴起诉和应诉、贸易纠纷处理、行业损害调查、行业管理等, 这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应该尽的职责和理应提供的功能服务, 但是, 由于组织化程度低, 现在这方面普遍存在很大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绝大多数规模小, 自身经济实力不强, 服务功能较弱, 有的仅起到单一的生产合作作用, 难以实现“产供销、农工贸、产学研”一体化的目的, 也谈不上按照国际、国家产品质量标准进行组织生产, 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 更达不到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要求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带动力十分有限。大多不注重农产品的市场调研与预测分析工作, 合作社和协会的功能主要局限于浅层次的指导生产、运销农产品, 提供国内局部地区的二手市场信息、技术信息和农资供应消息。在引进新品种, 协调区域价格等方面, 服务面窄, 服务水平低, 功能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如今国内外农产品消费需求的趋势已向高层次、高质量、高安全性、多样化发展, 而我市的农产品仍多以初级产品行销市场, 农产品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程度也不高。

4、品牌意识薄弱

品牌意识薄弱, 直接导致农村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产品优势。大部分行业协会不注重农产品商标注册, 不重视品牌效应, 在引导农民树立精品意识, 发展精、深加工, 增创精品品牌方面没有具体的措施和办法。产品老化问题也十分严重, 不分级选等又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市场价格。如何将当地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 农产品行业协会发挥的作用严重不足。

5、组织者的素质不高

受教育水平和历史条件的限制, 许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的组织者、管理者都存在综合素质不高、适应市场经济的意识和能力不强等问题, 懂技术会管理、市场开拓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缺乏, 造成现代农业技术、生物技术、新品种的种、养、加模式技术缺乏, 从而导致对政府及政府部门的依赖性增强, 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创新和发展。不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民专业协会甚至不懂管理、营销和生产技术, 只能带领会员从事简单的农产品买卖活动和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对话活动, 在农产品生产和市场的形势分析、购销策略的制定、进出口调控措施的协调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二) 外部环境分析

1、政策扶持力度不够

由于政府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认识还不够全面, 在实践中比较注重龙头企业的发展。积极主动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组织意识不强, 措施不够, 引导和服务不够, 支持力度不够, 政策扶持不到位, 一般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税收优惠, 项目申报方面, 远远无法和龙头企业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虽已实施, 但合作社法上规定的相关部门的配套政策尚未出台, 目前享受到政策扶持的合作社为数不多。同时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弱势群体”创办的“弱势组织”, 自身经济实力普遍较弱, 急需资金项目扶持。而目前, 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财政真正用于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资金少之又少, 优惠政策没有落实到位。

2、农产品竞争激烈

一方面由于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自己捕捉信息、决策的能力差, 从众心理和随大流意识较强, 因此生产上难免出现“趋同性”, 农业生产的同步性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收益造成冲击。另一方面与发达地区相比, 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参与市场竞争最薄弱的环节是市场主体实力弱, 组织化程度低, 市场运行机制不完善。同时中国加入WTO后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要面对实力强大的国外竞争者, 竞争实力的悬殊对比使其处于不利地位。

3、诚信建设亟待加强

在“企业 (公司) +合作社 (协会) +农户+基地”为合作模式的合作经济组织中, 农民和企业的诚信状况影响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小农经济意识常常驱使部分农民产生趋利行为, 在利益驱使下, 诚信差的农民不按合同或订单办事, 往往给合同双方都带来损失, 既不利于订单农业的发展, 也影响了专业合作组织的正常活动。同样, 企业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因为外部市场变化和自身主观诚信素养低下等因素, 违反合同或订单的约定, 停止或压价收购农产品, 也严重影响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

四、对策及建议

1、找准发展方向, 实施高效农业规模化

高效农业规模化是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增收的有效途径。从许多县市农民收入的构成情况看, 农民来自一产的收入占25%左右, 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 增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收入, 发展高效农业势在必行。要进一步提高农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 就必须在扩大规模上下功夫。通过农业结构调整, 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专业生产基地集中, 形成规模优势, 产生更强的示范、带动、辐射效应, 促进农民来自一产的收入得到较快增长。

如何推进镇江的高效农业规模化要找准发力点:一是在理清思路, 科学规划方面下更大的力气。推进高效农业规模化, 必须理清发展思路, 科学确定发展目标, 建议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产品竞争力增强为目标, 以市场为导向, 以科技为依托。镇江农村近几年高效农业发展已有新亮点, 但镇江发展高效农业空间还非常大, 无论是在面积上、在效益上, 还是在规模上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二是政府立项引导, 市场机制带动.镇江的高效规模农业尚属起始阶段, 很多农业结构调整项目虽然有些“亮点”, 却还是农民自发的多, 零散的多, 向前再走一步, 形成规模, 必须由政府组织, 抓项目, 抓投入。三用发展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 集聚资源、技术、信息和项目资金等优势, 走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养、标准化生产、集约化经营、产业化开发之路, 把产业发展到乡、基地建设到村、增收效益到户;在投资主体上想足办法, 在兴办农业企业上下功夫。首先要高度重视引导工商资本的投入。实践证明, 凡是高效农业规模化发展得好的地方, 都有大量的工商企业投入农业。其次要鼓励龙头企业加大投入。重点扶持壮大龙头企业, 对其进行扩能改造, 发展产业化基地。再次要务实高效地招商引资。认真抓好项目的包装, 真正拿出项目的具体品种、面积、政策, 让投资者选择, 紧紧扣住高效农业规模化这一主题开展和客商对接。党员干部带头、大户引路、农民参与、整村推进、规模发展, 更大力气地推进高效农业规模化, 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

2、完善组织内部治理机制, 形成内在制度优势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持续发展, 必须完善组织内部治理机制。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经营的风险既来自于外部, 也来自于内部。人们往往注重外部风险, 而对内部风险认识不足。实际上, 从一定角度看, 来自内部的风险可能更大一些。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发展, 我们应该逐步认识到, 内部治理机制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规范发展、和谐发展的“黏合剂”, 内部控制标准体系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防范风险、控制舞弊的“防火墙”。如果管理混乱、内控乏力、治理无方, 很难想象它能可持续发展, 并给农民带来收益。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和加强内控标准体系建设, 无论从宏观社会层面, 还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微观个体层面,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机制是一整套赖以指导、监管和控制合作社运作的制度和方法。仿照公司治理结构框架, 合作社也设立理事会、监事会及各专业委员会等机构。但如果在实践中难以发挥作用, 治理结构就会成为空架子。为了避免这一情况, 就要形成互相制约的机制, 并对管理人员形成有效激励以达到业绩目标, 推动整个合作社经营状况良性发展。建立健全的合作社的治理体系, 不仅包括“机构设置完整”, 还包括“功能到位”:一要尊重社员权利和按照章程办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成立后, 其成员管理、财务管理、合并与分立、解散与清算及正常业务的开展都按照法定程序办理;二要实施经营透明和信息披露;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 合作组织内部要求实行独立会计核算, 并定期向社 (会) 员公布收支情况, 接受社 (会) 员的监督, 实行民主理财, 不搞暗箱操作, 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明处, 让社员明白放心, 防止腐败形成, 对事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三要建立健全利益分配机制, 这是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搞得好不好、有没有凝聚力、竞争力和生命力的关键。有条件的专业合作组织应对成员实行“二次返利”, 并建立风险保障机制, 以正确处理合作组织与其成员、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

3、实施有效竞争战略, 提高市场竞争力

按照迈克尔·波特的企业组织竞争力理论, 企业竞争优势是由产业结构决定的, 是由一个产业中的五种竞争力量 (即进入威胁、替代威胁、买方的议价能力、供应方的议价能力和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 所决定的。这五种基本竞争力量的状况及其综合强度, 决定了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 从而决定了产业最终的获利潜力。要对抗这些竞争力量, 企业就要采取相应的竞争战略, 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借鉴企业竞争优势和竞争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要有市场竞争力, 必须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生产的产品行业竞争态势分析为切入点, 选择正确的竞争战略。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通用的竞争战略是:低成本战略、差异化战略和集中型战略。低成本战略是指在提供相同的产品或服务时, 成本或费用明显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或主要竞争对手的竞争战略。低成本战略的意义是通过成本优势使组织在相同的规模经济下, 取得更大的盈利, 或积累更多的发展基金, 或在不利的经营环境中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差异化战略是指组织通过向用户提供与众不同的产品的服务的竞争战略。这种战略是要求组织在产品设计、品牌设计、生产技术、顾客服务、销售渠道等增加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战略。这种战略不仅可以带来高于同行竞争对手的利润率, 同时, 也避开了激烈的价格竞争, 由于产品或服务的独特性, 增加了对顾客的吸引力, 减少了顾客对价格的敏感性。集中型战略指组织的某一经营领域主攻某个狭窄的特殊顾客群, 某一产品系列的一个细分范围或一个地区市场, 在这个狭窄的领域内或实施低成本, 或实施差异化, 或是二者兼而有之的竞争战略。组织只有在其经营领域内选择上述三种战略的一种, 组织才能发展, 才能在竞争中获胜。

4、加大政策扶持, 加强指导服务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己的组织, 各级政府出台优惠政策是为农民、帮农民、富农民, 因此, 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优惠和扶持就是对农民的优惠和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相关的扶持政策作了专门规定, 有关部门要保证这些政策的全面落实。一要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实行税收优惠。对已登记注册成立的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向农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技术服务和劳务所得等收入实行税收减免优惠。二要落实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资金扶持。政府要向支持合作社, 要想使有限的资金支持达到最佳的效果, 必须转变思路, 运用贷款的方法而不是直接补贴的方法, 带有约束性和激励性的贷款比直接拨款补贴更有效。作为政府一方面, 必须让银行有动力为合作社贷款, 而且在贷款过程中, 银行必须感觉有收益且风险较小。另一方面, 必须让合作社有能力、有资格获得银行的贷款。政府在其中扮演的是一种中介的角色, 目的是促进银行和合作社之间的信息交流, 并设计一种机制, 满足银社双方的需求和愿望。解决银社合作的一种方式是政府运用贴息的方法, 为合作社获得贷款提供帮助。

提高农民对良种的认识与使用能力 篇7

1 农民对良种的认识能力

常说的良种有两层含义:一是优良品种;二是优良种子, 即优良品种的优良种子。具体地说是指用常规种原种繁殖的种子, 其纯度、净度、发芽率、水分四项指标均达到良种质量标准的种子。本文将良种的意义框定为后者, 即优良种子, 主要针对种植农作物需选取优良的种子。

农民能否在春种时播下优良的种子, 从农民自身来讲, 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主观愿意, 指农民有意识的积极主动地选购和使用优良种子;二是具有辨识能力, 即在选购种子时, 一方面有足够的识别优、劣种子的能力, 能够选择适合自己耕种的优良种子, 另一方面能够在播种时懂得和采用适合自己选用种子的耕种技术。

在农民选用优良种子的主观愿意方面。虽然随着农村的科技进步, 农民的良种意识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但其认识有偏激性, 具体表现:一是盲目求新。如今年3月29日辽阳新闻网报道:当前一些种子企业经营种子和农民购买使用种子在品种选用上盲目求新, 致使品种越区种植、越种越晚的现象有新的抬头, 尤其是玉米品种, 导致粮食含水量大, 商品品质差, 经济效益低等问题, 黑龙江省政府领导部署, 要求各地加强种子管理, 严防越区种植, 保障粮食安全。省农委要求认真落实全省农作物品种布局规划, 全力保证农民用上高产、优质、不越区的种子。二是习惯定势。去年什么种子高产今年就接着买什么, 这样就走入了经验主义的误区。购买种子, 应该把握好当地气象条件的变化, 气象条件如果有较大的变化, 种子就应该变。比如旱年份, 需要选择抗旱品种, 涝年份应选择抗涝品种。三是以价论优。认为价位越高的种子越是精品。其实, 种子高产与否, 同价格高低没有必然联系。价格昂贵的种子不排除商家炒作和利用农民在选用种子上的求新心理的因素。四是轻信广告宣传。认为只要是广告大力宣传的种子一定是好种子。实际上广告宣传中的优良种子出不乏虚假信息, 这些广告利用农民想发家致富的心理, 以较高的亩产量和亩收入为诱饵, 引诱农民购买其高价种子, 以达到赚钱目的。

在农民选用良种的辨识能力方面。我们常常会看到和听到一些关于农民使用了劣质种子的报道, 如中国种业商务网今年7月15日报道:今年5月份, 龙井市东盛涌镇东盛村的张荣奎等13户农民在看了朝阳川镇某农贸经销处玉米“宏玉416”的宣传单后, 深深地被上面的描述吸引, 一起在该经销处购买玉米“宏玉416”品种650多公斤, 并种上。6月初, 张荣奎等人发现地里的玉米出苗率很差, 连60%都达不到, 有些种子虽然在土壤里面出了芽, 但是不能拱上地面, 直接烂在了土壤里。又如中国质量新闻网今年1月20日报道:2008年12月至2009年1月, 禄丰县金山镇的杨付春等36户农户先后从种子经营者杨某处购买了标注台北兴农种苗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12月1日包装的“好滋味”一代交配双色超甜玉米种子进行种植。播种后不久, 农户便发现种子出苗率低、长势差, 于是向县农业局投诉。2009年2月18日, 禄丰县农业局行政综合执法大队进行了实地调查, 经农业技术专业人员勘查, 该批种子平均田间出苗率仅为45.6%, 种子无农作物种子审定证编号, 属于未经国内审定就推广的农作物种子;该批种子的标签存在未标注中文产地、质量指标、检疫证明编号、进口审批文号等事项。经县农业局组织经营者和部分种植户进行协商, 双方自愿达成退款和补偿协议。种子经营者杨某自愿退还41户购买玉米种子农户种子款1.78万元, 并补偿给各户每亩1150元。由于杨某未全部履行协议, 杨付春等36户种植户依法向禄丰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2 农民对优良种子的使用能力

种子耕种时从广义上看, 普遍需要注意的事项有三步:一是要严格按种子经营者提供的主要栽培措施、野菜种子使用条件说明使用, 要做到良种良法配套, 尤其不可随意改变播期和使用生长调节剂, 以免因使用不当造成损失。近几年接触的一些种子案件, 有相当一部分是使用不当引起的, 如有些农民为了甘蓝早上市, 卖上好价钱, 提前播种, 结果造成抽薹, 不结球, 造成减产甚至绝收。二是要根据土壤墒情等因素合理确定播种量, 自己储存时间较长的种子最好先作一下发芽试验。三是按规定处理剩余种子, 尤其包衣种子要注意防止中毒, 不可用作饲料或粮食。四是要妥善保存包装袋、标签、说明和购种凭证等物品, 野菜种子以便出现事故时作为证据。

从良种创高产的意义上说, 有了优良种子, 还必须有优良的种植方法, 正如鹤壁市市委书记郭迎光所说:高产的秘诀在哪里?就在我们切实抓住了粮食增产的核心, 既有良种, 又有良法, 让科技成果转变成了农民看得见、摸得着的票子, 使高高在上的“专家产量”变成了扎扎实实的“农民产量”。农民使用良种的实践普遍说明, 光有好种子, 不得法的耕种也能有好的收获。

3 提高农民认识良种与使用良种能力的途径

3.1 政府引导

政府引导的方法是农民费城信服, 愿意接受的好方法。如咸宁市近年来加大农作物品种的宣传力度, 把一批适应范围较大的优良品种推介给农民, 受到农民欢迎。2007年咸宁市农业局将《2007年春夏播主要农作物主推品种公告》张贴到各县市区种子经营门店, 对没有经过市种子管理站引种试验并经市局引种公告的未审定品种, 一律禁止推广销售;对违法生产、经营行为,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并按《种子法》的有关规定给予严厉处罚;各县市农业局和种子管理站积极行动, 督促种子企业和种子经销商严格依据品种审定公告, 全面准确地介绍主推品种的特征特性, 并根据不同品种提供配套的栽培技术、病虫防治、适宜种植范围等技术资料;种子企业和种子经销商也加强了售后服务, 让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3.2 良种补贴

良种补贴是国家惠农的好政策, 也是提高农民认识良种与使用良种能力的主要方法。如山东省实施小麦良种补贴项目, 大力发展优质专用小麦种植, 为农民增收提供保障。“山东省的优质专用小麦, 使得小麦种植从2000年的2000万亩发展到2005年的3000万亩, 由原来的小麦种植比例的33%, 提高到60%以上。”“增产、优质、节本”等种植优质小麦的好处农民看得见、摸得着。

3.3 给种子上户口

“上户口”是指:所有种子经营户在种子销售时必须把种子品种名称、生产许可证到生产厂家、经销商, 再到购买种子的农户信息全部登记在册。所有种子经销商必须在执法人员的监督下, 如实填写包括进购销售商 (源地) 法定代表人、销售商 (源地) 工商执照、种子品种名称、品种审定号、生产许可证号、检疫证号、生产厂家、厂商地址在内的十多项信息, 从源头堵塞违法违规种子进入市场。

3.4 完善管理体系

具体说来要完善“三个体系”:一是完善种子管理执法体系, 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种子管理机构;二是完善种子管理的技术支撑和服务体系。建设和完善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机构, 使其上档次、上水平, 提高监督检验能力。提高品种试验点和示范、展示区的标准化水平, 为良种推广提供技术保障。建设完善省市县三级种业信息网络;三是完善种子管理法规体系。通过修订地方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 增强《种子法》在我地方的可操作性。

3.5 推进良种良法配套实施

如诸城市农业局的作法:建立主导种植品种制度, 分别组织小麦、玉米品种田间对比实验, 结合本地的种植习惯、气候和市场要求, 科学制订小麦、玉米主导种植品种。同时, 加大对农民宣传力度, 引导农民走出品种选用误区, 种植品质好、产量高、抗病虫、耐旱涝的品种, 全市小麦、玉米良种普及率达到了98%以上。围绕增加粮食产量, 因地制宜, 依托农业项目实施、农业信息网站、农业科技进社区、科技下乡等多种方式积极推广小麦“一改四推”、玉米“一增四改”等多项农业实用技术。

摘要：良种在农作物增产增效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农民作为农作物生产的主体, 对农作物生产特别是良种及相关问题的认识显得尤为重要, 其根源在于:增加农民收入依赖于增加农作物的收入, 增加农作物收入依赖于农民对优良品种的认识与使用能力。

农民发展能力 篇8

一、积极探索职教办学新模式, 全力促进农村发展

多年来, 区委、区政府在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基础上, 不断加大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扶持力度。区领导坚持每年到职业学校召开一次现场办公会, 优先解决职业教育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以满足职业教育的发展需求。确立了全区“职业教育政府主导, 部门配合, 教育主抓”的发展思路及“以农为主、面向农村、服务社会”的工作方针。把各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 形成办学育人、科技推广、产业开发于一体的农村职业教育网络体系, 把发展职业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不断实践总结出的“学校+公司+农户+客商”的办学模式, 在中国教育报上进行了经验介绍, 并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了中国职业教育成果展览。在此基础上, 学校先后实践了校校合作、校企合作、学校与部门合作办学的模式, 开门办学, 举办社会急需、学生和家长满意的各种长、短期职业技能培训班, 为增强学生技能服好务, 为经济发展服好务, 为社会建设服好务。目前, 学校正实践应用“高纬高寒地区农村教育整体改革‘教科经’办学模式”。

二、构建专家型师资服务平台, 成为农民良师益友

深入开展农村人才培养, 更快更好地提高广大农业从业人员素质的关键在于教师, 学校根据我区农业实际情况及教师自身特点, 在实践中培养了一支熟悉农民培训、熟悉“三农”、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教师队伍。学校除每年组织校内培训、竞赛、实行多层次的师资培训外, 还积极组织教师参加国家和省市组织的师资培训和考察学习, 使教师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此外, 由学校牵头把市区各部门农业技术专家组成了科技培训工作组, 建立了专家型师资服务平台, 及时解决农民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 定期发布最新的市场动态, 为农民传递最新的科研成果信息;注重对生产各环节的技术指导, 力争做到最完善的科技服务, 避免服务盲区, 使农村人才培养工作更为扎实、更加稳

黑龙江李志军

健, 缩短了与农民的距离。有效地解决了科学技术与农业生产应用“一公里”的问题, 实现科研成果推广一步到位, 成为农民真正的良师益友。

三、发挥示范基地作用, 引领农民进入致富快车道

学校在各乡镇建立了具有区域特色、规模生产、科学管理的实验型、示范型、效益型的新优技术成果示范基地, 通过基地建设, 提高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 加快了种植业产业化进程, 初步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的链条式经营模式及订单农业的雏形, 使广大农户收到良好的经济效益。几年来, 在全区十一个乡镇推广小粒芽豆生产等新技术、新项目9项, 累计为农民推广良种二十万公斤, 较对照村屯增收8-10%, 为农民增加纯收入2000余万元。2005年, 在爱辉区西岗子镇坤站村建立了225亩的高油大豆核心展示区, 每亩增收40元。2006年, 大豆示范园区核心区面积增加到1500亩, 增加收入60万元。2008年又建成面积为5000亩的高油大豆良种生产繁育基地, 为爱辉区及同积温带市县提供大豆优良品种150万斤, 累计为农民增收6000万元以上。

四、实施三项工程, 提升农民致富能力

一是实施实用技术培训工程, 保障农民增产增收。

2005年以来, 学校通过举办成人中专班、“科普之冬”送科技下乡、科技大集、科技咨询、现场指导等实用技术培训及为农服务等活动, 组织专业教师进村入户, 培养了一批学历较高、头脑灵活、懂科技、善经营的农民, 用他们率先增加收入的事实来带动全村农民共同致富。在培训中做到学员专业性培训与普及性培训相结合, 集中培训与现场指导相结合, 课堂教学与基地生产实践相结合, 使实用技术培训工作无处不在、真正达到了培训灵活, 点、面并进, 随时为农民排忧解难。学校还主动与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 帮助二十余户农民脱贫致富;其中, 张地营子乡霍尔沁村吴德良、王宏, 泡子沿村张莹, 二站乡东山村王明秀、郑喜忠、阚长伟等已成为当地产粮大户, 大豆平均亩产比其他农户产量提高10%。

二是实施特色产业培训工程, 造就新型农民。

学校结合农民实际需求, 从调整产业结构入手, 积极引导农民进行规模化生产、区域化布局。紧紧围绕各村特色产业, 开展“一村一品”、生产管用、农民易学、经济有效的实用技术培训。接受培训的农民85%掌握了1-2项新技术, 10%成为科技致富带头人, 10%成为养、加、销大户。学校坚持每五年召开一次“黑河市爱辉区农民科技培训中心校友联谊会”, 召集各村领导、种植、养殖大户, 科技致富带头人、农民技术员参加会议, 根据个人能力及特长, 组成各种协会及中介组织, 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前提下, 带动农民接受新知识、新技术, 促进产地与市场对接, 为洽谈贸易、寻找订单农业提供平台, 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健康发展。张地营子乡霍尔沁村李静娟、泡子沿村唐立杰、赵红, 坤河乡黄旗营子村何铁虎已成为当地农村知名经纪人。北三家子村支部书记俞良春通过学习, 掌握了西瓜种植技术, 回乡后成立了西瓜协会, 注册了“北三家子”牌西瓜商标, 全村种植面积由最初的几亩发展到现在的1500亩, 累计增加农民收入100多万元。毕业生郝华等四名村干部在带领村民致富的同时被区委区政府公选为乡镇干部;赵红等多名毕业生运用所学知识先后组建了大豆协会、养殖协会、芸豆协会等, 他们运用专业技术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成为带领农民致富的“领头雁”, 为农民增加收入9000万元。让村民走上了富裕之路, 有力地推动了新农村建设和地方经济发展。

三是实施职业技能培训工程, 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致富能力。

学校积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展各种技能培训。在培训过程中, 注重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开展各类有针对性的专业技术培训工作, 做到农村人才按需培训。其次, 采集劳务市场信息, 广泛联系企业和中介服务组织, 建立稳定的就业渠道。此外, 我们集中筛选一批适应能力强、发展好、致富快的劳务典型, 采用言传身教、典型引路的方式, 广泛开展引导性培训。同时, 我们还充分利用教学网络资源, 在各乡镇设立的分校开班培训, 减轻了学员的学习支出, 便于学员参加学习, 学习效果显著提高, 参训人数逐年增加。几年来, 举办的商务俄语、焊接、机动车驾驶与维修、计算机应用、学前教育、餐饮服务等专业的技能培训, 每年受训人员达1500人左右, 其中90%的学员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每人额外又有了可观的收入。

总之,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农村职业教育将发挥巨大作用。学校将牢固树立为农业和农村经济服务的思想, 主动适应当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需要, 在为农服务、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进程中, 寻找新途径, 探索新出路。

【注】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职业院校课程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项目编号:FFB090557, 子课题项目“中职学校农科专业‘教科经’办学模式探索”。

摘要：农村人才培养是爱辉区农村人才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爱辉区职业学校经过多年努力, 在农村人才培养中, 取得了一定成绩。本文总结了学校在农村人才培养中的经验和做法, 希望能对黑龙江省面向农村发展职业教育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农民发展能力 篇9

一、尊重是口语交际的前提

我们必须要明确口语交际的对象的农民工子女, 他们的心理往往比较敏感、脆弱, 我们一不小心就伤害到他们的自尊心。我们在练习时要充分尊重他们的认知规律和表达意愿, 不能强求, 否则会适得其反。尊重是进行口语交际的前提。初中的学生在年龄和心理上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但毕竟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还不太成熟, 一些观点难免会以偏概全, 教师要尊重他们的认知规律, 允许他们大胆地表述自己的观点, 哪怕不是太完美, 允许他们认识上出现不足。教师还要认清事物的发展规律, 尊重他们的意愿, 千万不可勉强他们说自己不想说的事。只有我们尊重了学生, 为他们创造一个平等、和谐的语言交流的环境, 才能保护他们的自尊, 使他们敢说, 乐说。

二、激发口语交际的信心

大部分的农民工子女在公共场合不愿意说话, 不肯主动交流。针对这种情况, 为了让他们充分发挥主动参与的意识, 提高口语交际水平, 作为教师的我们, 首先要懂得欣赏他们的优点, 并适时给予肯定和激励, 让他们感受到成功的快乐。其次, 多创造机会, 向他们提问。不管他们说得怎样, 教师要对他们的回答给予中肯的评价, 唤醒他们的自信, 重点培养他们敢于主动参与和交流的信心。教师还可以通过聊天、谈心的方式来渗透口语交际的重要, 比如走向社会后的面试、演说等, 这样一来就可以激发他们对口语交际能力的重视, 就能主动地参与, 从而得到快速的提高。

三、拓展口语交际的渠道

口语交际的素材源于生活, 而语文又是与我们的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 为口语交际的培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口语交际的训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需要量的积累, 才会有质的飞跃。为此在平时的学习中, 我们可以利用每天的“课前演讲”“新闻播报”进行训练, 内容自拟, 形式不拘, 把这个作为训练农民工子女的一个平台, 来展示农民工子女通过搜集、筛选、加工后的材料, 来加深和拓宽教学的内容。学生主动地去阅读、发现, 通过思考形成文字, 并敢于在课堂上展示出自己的探究所得。

教师还可以组织一些有意义的活动, 比如朗诵比赛、演讲比赛、辩论赛、劳动竞赛等, 要精心设计, 有趣味性, 这样在活动中才能激发学生说的兴趣, 在这种积极主动的状态下轻松地学习。久而久之, 他们的听说能力都会有长足的发展, 也为写作积累了素材, 并获得了交流的快乐, 这样厚积薄发, 提高了口语交际的水平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四、健全口语交际的评价

为了更好地发挥每个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 培养他们的口语交际能力, 教师还要制定一套健全的评价机制, 不管他们说得如何, 教师必须根据他们的表达水平给予不同的评价, 这样既能对学生出色的一方面给予积极的肯定, 让他们感受到成功的喜悦, 又能对他们的不足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建议, 让这些农民工子女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状态, 提高要求, 使自己尽可能地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具体的操作中, 我们不能机械地只给个分数, 而可以加个人量化分或者评定星级等方式来激励进取。如在演讲结束后我们评定时, 可按口语交际的技能、态度和情感分为具体、操作性强的若干项, 如是否用普通话清楚完整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说话时是否声音响亮;演讲时仪态是否大方;是否能够大胆地与同学交流、讨论;对别人的话是否能积极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等, 分别对应着设置上分值或星级, 让学生给予评定后得出最终的得分, 这样的评定虽然没有百分制的精确, 却能实际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 给学生以激励和信心, 并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