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自我发展

农民自我发展（精选7篇）

农民自我发展 篇1

摘要：农民工市民化除面临着一些制度性障碍外, 更为关键的是农民工要具备自我发展能力, 包括就业能力、城市生活适应能力、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学习能力等, 这是农民工立足于城市的根本,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除政府“赋能”外, 关键在于通过自身“增能”, 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关键词：发展能力,农民工,市民化,驱动力

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 (Farmer或Cultivator) 和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 (Peasant) 在向市民 (citizen) 转变的进程中, 发展出相应的能力, 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1]通过这一过程农民工实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身份认同等方面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固然受到多种客观因素的制约, 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住房保障体系、农村土地权益处理机制等。这也是目前学界研究的重点, 但农民工市民化还与农民工自我发展能力密切相关。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是农民工能在城市立足与发展, 而这需要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研究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自我发展能力, 对于推进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民工市民化中的自我发展能力

自我发展能力是农民工立足城市并融入城市过程中自身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包括就业能力、城市生活适应能力、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学习能力等。

1.就业能力

农民工要想立足于城市, 首先需要具备的能力就是就业能力, 这是农民工立足于城市、在城市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有就业才会有收入, 有收入才能在城市生存与发展。这里的就业能力指的是农民工在城市实现就业和保持就业的能力, 包括工作搜寻能力、工作胜任能力、创业能力等。城市的生产特点与农村的生产特点完全不同, 农村的生产不涉及工作搜寻问题, 一般来说, 农业生产劳动作为一种简单劳动也不需要专门训练就能胜任。而城市生产中农民工首先面对的是劳动力市场, 需要在劳动力市场搜寻工作岗位, 且城市生产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和农业生产相比更具规则化和标准化, 绝大多数工作需要经过专门训练才能胜任。同时, 城市生产中存在着更大的创业空间。因此, 农民工要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就需要熟悉城市生产的特征, 适应城市生产的规律和特点, 具备一定的工作搜寻能力、工作胜任能力、创业能力。

2.城市生活适应能力

城市生活的现代性特征不同于农村生活的乡土性特征, 城市社会在生活方式、生活风格、交往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农村社会存在着巨大差别, 由乡土社会进入现代化意义上的城市社会, 需要理解和认识城市社会生活的特点。如果农民工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 就很难与城市居民进行良性互动, 并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一是和城市居民交往的能力。进入城市生活需要熟悉城市的交往方式, 因为农村的交往方式和城市不同, 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 具有一定的封闭性, 农民的交往是基于血缘和亲缘关系的, 人情味浓;城市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 开放性强, 市民的交往是基于业缘关系的, 人际关系往往带有一定的功利性, 即经济生活中的理性[2]政治参与是一个公民应有的政治权利, 也是实现其自身利益和提升利益表达能力的前提和保证。利益表达是政治参与的一种方式, 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 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3]利益表达包括对利益的认知、利益表达意识、利益表达方式、利益表达平台等要素。农民工作为城市新兴的产业工人阶层, 在融入城市化的过程中, 可能会面临一些利益得不到实现的问题, 这需要具备一定的利益表达能力, 需要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 需要具备利益表达意识, 需要利益表达的平台, 特别是需要学会自我组织起来进行利益表达。比如农民工可能会面临着就业歧视、拖欠工资、工作中意外伤害等问题, 利益表达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工劳动报酬在分配格局中的位置以及其他利益实现的程度。

4.学习能力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社会在近代的发展, 就是理性取代传统和感情的过程, 对于成本和利润的考虑是理性的核心, 理性化过程首先发生在经济领域。

学习能力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能力, 也是以上三种能力的重要前提和影响因素, 就业能力的提升、更快的适应城市生活、更积极的政治参与和更有效的维护自身的利益都离不开学习能力。农业劳动基本都是简单劳动, 不需要花很多精力学习, 而城市生产劳动则大多是相对复杂的劳动, 需要经过学习才能胜任。这里的学习能力主要由学习意识、意志品质、学习模式、观察能力和模仿能力等要素构成, 也就是指农民工有没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紧迫感, 有没有学习的合理安排和途径, 以及通过学习能够收到什么样的效果, 等等。

二、农民工市民化中自我发展能力现状及原因

目前, 农民工的自我发展能力明显不足, 主要表现为就业能力较差, 难以真正适应城市生活、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缺乏, 并存在学习障碍。

1.就业能力较差

一是工作搜寻能力不足。由于农民工的交往限定在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家庭和老乡范围内, 搜寻就业的渠道过窄, 绝大部分农民工是通过亲友和老乡介绍的, 其所获信息不可避免的会有片面性和滞后性, 很少一部人是通过劳务市场和职业中介机构获取工作的, 利用现代媒介如网络搜寻工作的更少, 究其原因, 有自身素质不高、不会使用现代媒介的, 有对职业中介机构不信任的, 也有缺乏对就业信息的辨别能力, 担心上当受骗的。

二是工作胜任能力不强。他们能胜任的工作一般是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技术含量低、风险高以及收入相对较低的工作。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培训状况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绝大多数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就业之前没有受过专业技术训练, 导致了只能胜任对技术要求不高的体力劳动。

三是缺乏创业能力。不仅缺乏创业的意识, 也缺乏创业的经济能力, 影响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从人力资本状况来看, 主要是缺乏创业所具备的知识、经验, 以及求稳妥造成的对创业风险的过度担心。从社会资本来看, 主要是缺乏社会网络支持, 家庭难以提供多余资本来支持其创业活动, 其社会关系网中的老乡所能提供的资源是重复性的, 也不能为其提供创业所需要的资金, 他们又难以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金融服务, 而非正式的金融机构由于融资成本高且风险大, 很少人愿意去冒这个险。

2.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弱

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看, 农民工和市民缺少交往和互动, 交往的对象主要限定在老乡的狭小圈子内, 其社会交往表现为封闭性、内倾性等特征。美国社会学家彼特·布劳指出, “位置相同或极为相近的人, 其面对面交往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位置相距悬殊的人。”[4]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农民工的数量及其弱势地位造成其处于被边缘化的状况, 经常遭到市民的歧视, 与小群体 (精英群体除外, 笔者注) 相比, 大群体所拥有的这种歧视性的群体压力和活动则更为普遍。……在社会交往中的歧视源于多数派群体或大群体。市民不愿意与其交流, 加之农村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不同于城市陌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 对城市的交往方式不熟悉, 他们和市民交流的主观意愿不断被消解。

从心理调节和适应能力看, 市民的歧视, 给农民工造成了心理阴影, 造成了融入城市的困难。由于农民工被市民看成是城市的负担和城市安全的隐患, 一些市民把肮脏、下流、粗俗、没礼貌、易犯罪等和农民工联系起来, 农民工被妖魔化, 成为城市社会问题的替罪羊和首选的排斥对象。[5]甚至把一切不文明的行为称为“很农民”。城市社会对农民工形象的贬低性记忆, 进而转化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形象负面的“评价图式”, 且日益内化为城市群体的价值信念。[6]农民工对市民的排斥和歧视, 致使农民工把自己贬低, 自卑感增强, 对城市的疏离感增强, 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 形成过客心理和自边缘化心理, 把自己当作城市的匆匆过客, 认为城市的一切与自己无关, 把自己看成是低人一等的人, 农民工的自边缘化有时也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自我隔离, [7]这种自我隔离不仅使其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同时形成了对市民的防御心理, 延缓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步伐。

从语言适应能力看, 由于普通话是立足和融入城市的关键要件, 他们有学习普通话的主观意愿。由于“外部交际”基本被普通话所垄断, [8]他们特别看重普通话的功能, 把普通话看成是城里人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说普通话对他们而言并不容易, 其普通话带有明显的乡音, 由于普通话对其工作和生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且有的行业如服务业对普通话有严格要求, 迫使他们在交往中甚至在和同乡的交往中也得使用普通话, 试图通过锻炼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准, 争取更好的融入城市。有的农民工为了在城市立足, 还得学习所在城市的部分方言, 尽管这种努力是不能完全掩盖其身份, 但体现了农民工主动求适应而融入城市的努力。

3.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欠缺

农民工政治上的融入程度较低, 表现为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欠缺。从政治参与看, 尽管近年来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的热情有所提高, 由无意识参与走向有意识参与、从个体参与走向组织化参与、从非制度化参与走向制度化参与、从政治参与的边缘走向政治参与的中心, [9]但总体而言, 参与的水平较低, 有制度方面的原因, 也有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缺乏参与时间等原因。农民工利益表达能力欠缺,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自身的利益及相关的法律缺乏明显的认知。对自身利益和相关法律的认知是利益表达的前提和基础, 农民工对于自身所具备的各种权益的了解不是十分透彻, 对于关系自身利益的《劳动法》非常了解的人占的比例也不是很高, 这就会造成当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程度认定上的法律模糊。二是利益表达的意愿不强烈。农民工缺乏强烈的利益表达意识, 除了对自身利益和相关法律不了解外, 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农村长期生活形成的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保守意识, 使其权利意识淡薄, 缺乏反抗精神, 而已有的维权失败的案例, 强化了其胳膊扭不过大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意识。三是缺乏利益表达平台。其实社会上并不缺少为农民工说话的声音, 有人大代表、有良知的官员、知识精英、媒体等, 但毕竟他们不是农民工自身, 对农民工利益的认知程度和利益要求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 农民工缺乏表达自身利益的组织化平台, 农民工的利益表达呈现出一种原子性的参与状态。[10]

4.学习能力不足

农民工缺乏学习的基础, 农民工受教育年限低, 即使是新生代农民工也不容乐观, 绝大多数 (62.5%) 新生代农民工仍停留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 而接受过专业技术教育 (中专、中技、职高、大专、高职) 的比重尚不足四成 (37.5%) 。[11]并且农村教育质量偏低, 即使想学习但缺乏相应的理解力, 造成其学习的困难。同时, 由于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多为艰苦的体力劳动和简单的劳动, 过多的体力耗费和过长的劳动时间, 使其没有精力和充足的时间进行学习充电, 而大多数从事简单劳动的农民工对自己的定位和要求较低, 没有良好的职业预期和规划, 没有通过学习晋升职业阶梯的欲望和能力, 造成其没有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提升农民工自我发展能力的途径

农民工立足于城市,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 除了政府的“赋能”外, 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增能”, 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1.重视自身人力资本投资

西奥多·W·舒尔茨将人力资本的投资解释为“直接用于教育、保健以及为了取得良好的就业机会而用于国内移民的费用”。[12]农民工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投资, 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重要内容, 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培训状况等与农民工收入呈正向关系, 也是农民工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大的主要原因, 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提升其就业能力、城市生活适应能力、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从政府的角度讲, 政府要加大对农民工教育的投入, 增加适合农民工特点的职业技能培训投入, 并进行制度创新, 可以设想一种以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为突破口的制度设计, 通过教育的作用促进以代际传递为模式的城市融入进程。[13]从个体的角度讲, 个体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要有正确的认识, 并加大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农民工要清楚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认清教育在其职业阶梯晋升中的关键作用, 积极参加政府组织针对农民工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不能把培训看成是耗时、费力、费钱的行为, 应着眼于长远, 树立职业理想, 进行职业规划, 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和“干中学”中提高自身的素质技能, 提高自身对劳动力市场信息搜寻和判断能力, 拓宽就业渠道和就业竞争力。当然这一点离不开政府要消除相关的制度性障碍。有研究表明, 目前我国城市的劳动就业制度里, 岗位和收入机会还没有做到对城乡劳动力平等开放, 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工在竞争较高收入的职位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14]通过接受教育和培训, 学习相关内容, 还能增强心理适应能力, 接纳新事物, 进而融入城市, 得到市民的认同;还能促成自身政治意识的觉醒, 积极进行政治参与, 提升利益表达能力, 和市民一样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

2.加强自我改造, 克服落后意识

农民工市民化是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过程, 英克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提到传统人转变为现代人时指出, 要求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 形成现代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 并把这些熔铸在他们的基本人格之中。[15]农民工市民化就是农民工再社会化的过程, 进城农民工个人再社会化, 获得市民的角色规范、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 也就是“素质市民化”。[16]除通过政府的努力消除二元户籍制度障碍, 给农民工平等的身份, 通过大众传媒向农民工宣传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引导市民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态度外。更为重要的是, 农民工要树立自尊、自强的理念, 打铁还需自身硬, 农民工不能只看到市民对他们的歧视, 也应该认真反思自身的问题, 承认自身存在的缺点与不足, 增强自我转变的主动意识, 主动的融入城市社会。通过自我重塑, 在社会生活技能、规范性、个人气质等方面完成农村人向文化人的转变, 最终适应城市社会的规则与逻辑, 用自己的行动逐渐改变市民的偏见和歧视心理。

3.强化政治参与意识, 推进自身的组织化程度

实现政治上的融入, 除了政府的制度保障外, 关键在于农民工自身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 有强烈的利益表达意识和具备利益表达能力。一是农民工要树立自立意识。对于自身的利益, 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 要树立主体意识, 通过自身素质的提高, 积极进行政治参与, 用自己的声音主张自己的权利。二是农民工要树立群体意识, 提升组织化表达能力。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一般是借助组织化的平台来实现的, 没有组织的依托, 其合法权益是难以得到保护的, 而组织依托是提高参与质量与效果的保证。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 除政府利用自身的组织优势鼓励和引导农民工组织起来外, 农民工要对自己所属群体及利益的清醒认识, 努力推进自我组织化程度, 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参与, 将分散的个人资源和能量聚合为集体的力量, 更好保护自身的利益。三是提高利益表达技巧。通过学习和交流, 特别是和市民的交流中以及在利益表达行动实践中掌握利益表达技巧, 提高利益表达效率。通过政治参与意识和觉醒和利益表达能力的提高, 实现政治上的融入。

农民自我发展 篇2

关键词：新型农业,农民,自我教育

1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农民进行自我教育的可能性

自我教育理论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具有启发意义, 农民也可以通过自我教育, 学习知识和技术, 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使自己成为新型职业农民。从现实情况看, 当代中国农民是具备自我教育的条件和能力的。

第一, 从农民的文化知识方面看。尽管我国农民在整体上文化素质不是很高, 但通过建国后多次扫盲运动和学习, 我国老一辈的农民的文化知识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而新生代农民的文化素质则更有保障, 而这些正是农民进行自主的学习和提高的前提。

第二, 从农民的职业转换的情况看。改革开放前, 我国农民尽管职业身份变化并不多, 范围也不广。但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许多农民都曾经、正在或将要跳出农业的圈子, 其他行业和领域进行求职工作, 这既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然现象, 也对农民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 农民要跳出原来的圈子, 就必须要掌握其他行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这就要求他们具有较强的自我学习的能力。

第三, 从农民的生活半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民的流动性大大增强, 农民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离开农村, 到城市打工、经商、学习、走亲访友等等, 活动半径不断扩大, 着大大扩展了农民的视野, 同时社会接触面的的增加使农民有计划接触到来自不同地方、从事不同职业的人, 接触到现代社会的管理机制, 这些都会使农民认识到自身的不足, 从而激发自我学习的动力。

总之,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只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多管齐下, 我国的职业农民培育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会为加速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提供坚强的人力资源支撑。

2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农民自我教育的途径

2.1 农民要树立开放、诚信和法治观念

在我国艰难的农业社会发展过程中, 靠天吃饭的农耕生活和强大的专制统治, 使得农民始终处于从属、屈从地位而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改革开放以来, 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农村改革, 农民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农民由于自身素质和能力还不够高等因素的制约, 当某些需要他们自己去面对陌生、泥沙俱下的大市场时, 常常表现得茫然失措、无所适从。这些都与新型职业农民的素质要求格格不入, 所以, 迫切需要农民转变观念。

第一、树立开放创新观念。在传统的农村生活条件下, 农民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自给自足, 自我封闭。而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要求农民在农业生产方式观念上要创新, 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立体农业、精细农业、设施农业等;要求农民在生产经营观念上要创新, 要学会主动顺应市场需求, 善于发掘市场潜力;要求农民在农业科学技术观念上创新, 要主动学习先进的的实用型农业科技知识;要求农民在精神追求上要创新, 主动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 追求高层次的精神享受等。

第二, 坚守诚实信用观念。人际之间诚信缺失, 是引发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 也是许多问题不能解开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在公民个人层面的要求就有“诚信”的要求, 因此, 我们要在农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度重视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的诚信问题。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 农村的市场主体, 无论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加工企业还是农户都应该自觉树立起以讲诚信为荣, 不讲诚信为耻的社会意识, 将诚信作为各类市场主体的准则。

第三、确立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法治理念是新型职业农民必须具备的一种符合时代特征的品质。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 要求每个公民都应该学法、懂法、守法、护法, 把一切组织和个人的行为活动都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确立法治观念, 首先要知法学法, 一个对法律一无所知的人, 无法做到自觉的遵纪守法;其次, 要明白法律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 要正确的行使权利和认真的履行义务;最后, 还要严格的依法办事, 只有严格依法办事, 农民的权益才能得到切实有力的保障。

2.2 农民要努力提升自身各方面素质

我国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在于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农民素质, 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所在。

第一、提升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人是生产力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决定生产关系后, 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和效率、效益的大小则取决于人口的内在质量和劳动者素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其前提是科学技术能被掌握, 会应用。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 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应得到同步提升, 从而成为真正的职业农民, 助推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要提高科学文化素质要求农民要主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实用科学技术, 做个学习型、可持续发展型的新型职业农民。

第二、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新型职业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结合在一起, 又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的思想情操和道德素质。农民要自觉过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崇尚科学、确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树立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情的观念, 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树立农村社会新风气, 从而培养出一代讲文明、懂礼貌、重信誉、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新型职业农民。

参考文献

[1]李水山, 黄大乾, 黄长春.面向现代农业的中国农民教育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

农民自我发展 篇3

关键词：社会排斥,农民工,自我认同

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社会排斥又是农民工问题根源所在。农民从家乡来到城市打工,不仅是居住地的改变和适应,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变化,必须面对新的社会情境和规范来调整自己的心理。因此,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探讨社会排斥对城市农民工个体自我认同的影响和建构,对制定社会政策,促进社会公平与整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城市农民工社会排斥现状透视

西尔弗和德汉将社会排斥划分为三种不同范式:“团结型”范式,认为社会排斥指个人与整个社会之间诸纽带的削弱与断裂过程;“特殊型”范式,认为社会排斥是一种歧视的表现,是群体性差异的体现,这种差异否定了个人充分参与社会交换或互动的权利;“垄断型”范式,认为群体差异和不平等重叠,社会排斥被定义为集团垄断所形成的后果之一。权力集团通过社会关闭限制外来者的进入。[1]我们采用“特殊型”范式的概念。农民进城打工,作为移民群体在移入地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社会排斥,可归纳为制度安排、社会资源配置、文化性认知三个层面。

1.1 制度性安排层面的排斥:区隔与标签

(1)户籍制度:“乡下人”的标签。政策或制度性排斥指那些由政府颁布的将一部分社会成员排除在政策覆盖之外而使其得不到应有社会权利实现的各种政策和规定。中国长期以来的户籍政策及城市二元分割政策,使得农村长期被城市所区隔。户籍制度附加的许多行政的、经济的、福利的功能,人为地造成了城乡地区的差异和不公平。农民工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及政策安排,享受不到与户籍相关的福利保障,加上户籍限制效应维系着城里人对其心理认知惯性,表现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方面的冷落和歧视,更让其觉得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各种排斥时刻提醒自己的身份是“乡下人”,非但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反而会被作为“另类”处理。

(2)社会保障制度:城市安全感的缺乏。建国以来中国社会保障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开放后,随着城乡经济差距拉大,原有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了分裂式发展。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农民工因户籍在农村,很多人认为他们自然不应再享受城市社会保障。即使在农民工未来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上,也应把其放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下。一些政府以为承担城镇居民特别是下岗职工社会保障的负担己经异常沉重,不愿承担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造成其很多权利被间接性地剥夺。农民工所在的非正规就业部门又多是一些组织松散、规模小、资金有限的劳动密集型个体、私营企业,建立其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增加劳动力雇佣成本。虽然国家和政府出台一些政策措施规范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绝大多数农民工仍被排斥在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之外,其原因在城市中缺乏合法身份。在政策排斥链条中,排斥主体是那些具有排斥农民工群体作用的具体政策,如资源配置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使农民工陷入机会不足和权利缺乏的境地,无力摆脱被排斥的命运。

1.2 社会资源配置层面的排斥:藩篱与偏颇

现行户籍制度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资源配制功能。国家把国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据此将国家承担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财政负担和其他一些生活资源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各地政府根据户籍制来控制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及相应生活资源分配额。因此,农村人口的国民待遇空洞化情形严重,现行户籍制成为国家财政的保护屏障[2]。

(1)经济资本匮乏。经济资本匮乏指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及与此相联系的衣食住方面的支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高于务农的农民,但却远远低于城市市民。农民工经济收入低、家庭负担重,身体不好或有病、生活质量低下是农民工致贫的主要原因。他们由于经济资本匮乏连最基本的生理需要都不能满足。

(2)社会资本单一。社会资本是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摄取或动员的资源。城市农民工拥有的社会网络较弱,获取稀有资源的能力低下,导致社会资本单一匮乏,其资本存量仍以基于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即初级社会关系网络为主。由于与城里人分割的居住方式,生活习惯不同,在城市中受到社会排斥,失去了通过关系网络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城乡居民身份是其与城市人交往的重要障碍,没有社会地位的累积、信息资源流动的偏好,市场提供信息社会化程度较低,在非制度化非规范性信息通道中,生产配置有效性的缺失,使其遭遇社会排斥和进一步边缘化的处境。

(3)社会权利贫困。社会权利贫困指一批特定的群体和个人,无法享受社会和法律公认的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工作、住房、教育、分配、医疗、财产、晋升、迁徙、名誉、娱乐、被赡养及平等权利,由于他们应该享有的社会权利被削弱和侵犯而导致相对或绝对的经济贫困。农民工权利相对不足指与贫困相联系的社会公正和适当的资源分配权、工作权、医疗权等及获取社会权利的机会和渠道不足,难以享受其他人群所能享受的得到工作的机会、积聚资金的机会、投资兴业的机会等,其权利没有稳定和明确的法律保证。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法律调控手段不力、付出与回报不平衡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文化生活单调等,是构成农民工犯罪的重要原因。这是社会排斥代内再生产最为严重的后果。[3]

(4)教育资源偏颇。由于户籍制度的排斥,升学是农民变市民的主要途径,农民进城务工希望通过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为子女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创造条件。自己地位低下、生活拮据原因之一是受教育太少,从而把自己和孩子的希望寄托于教育,以实现代际向上流动。据抽样调查,有65.0%的适龄儿童(主要是留守儿童)在家乡接受教育,其父母亲一方或双方不在身边,处于教育的边缘地位。[4]城市昂贵的教育收费是其子女求学难以逾越的障碍。由于生活环境和成长习惯不同,农民工子女即使来城市上学,也同样受到本地学生的排挤和歧视,很难融入本地学生群体。农民工子女就学难反映出的社会排斥现象,是教育权利、教育机会与教育效果的不公平,影响下一代人综合素质提高,危及社会公平与稳定。如不及时解决,很可能会导致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对立心理。农民工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显然不如其他社会群体,这就影响到农民工子女将来的收入和地位,陷入社会排斥的代际传递中[3]。

1.3 文化认知层面的排斥:偏见与歧视

一个群体对另一群体产生偏见的根源在于两个群体的差异性及彼此缺乏沟通。由于农民工群体与“城里人”之间明显的差异性及“城里人”对其所形成的刻板印象,偏见与歧视大量存在,最难让其接受的是“城里人”对“外来人”在态度及行为方面的“另眼看待”。一部分城市市民有天生的优越感,长期以来形成“一等公民”的身份优势意识,心理上将农民工视作“二等公民”,认为他们不讲究卫生,言语粗鄙,扰乱治安,污染环境等。这些刻板印象极大地影响市民归因,把近年来发生的社会问题,如犯罪率升高、物价上涨、失业下岗等,都归结为农民工造成的。刻板印象的形成进一步强化人们对农民工的偏见,无形中降低“城里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影响社会整合与稳定,阻碍社会整体进步。

2 社会排斥对城市农民工个体自我认同的影响

自我认同也称同一性,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它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作为个体动作系统的连续性的结果,是个人一系列个性的统一,是一个人区别于另一个人的整体性标识,并在社会互动中形成和发展。农民工迁移到城市工作生活,不仅居住空间改变要适应居住地,还要从心理、价值观、行为方式等方面适应新环境。基于个人经验的社会实践和主观意识的反思来认识并理解自我--来自各方面的社会排斥,不断地冲击着他们的思想,否定他们的心理预期,影响着他们的自我认同。

2.1 强化原有制度身份,影响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明确将城乡居民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种不同户籍,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使中国分为径渭分明的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行动者几乎没有主动选择自我身份的途径,只能接受和认同基于户籍制度所强制给予的制度性身份。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国家户籍制度松动及城市的宽容和接纳,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生存和发展,农村人口外出流动,使其实际身份与制度性身份发生错位。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中,有78.5%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身份,只有10.9%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农民,还有4%的人对这个问题说不清楚。新生代已经开始减弱对城乡户籍制度所赋予其农民身份的认可,趋向于看重社会对其农民身份的认定。[5]身份是个人在情感和价值意义上视自己为某个群体成员及隶属于某个群体的认知,最终通过个体自我心理认同完成和实现。城市农民工大部分时间在城市中度过,却从来没有把城市居民作为自己参照群体,即使在内心里很羡慕城市居民的生活。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中处于社会底层,并受到来自城市的各种排斥,但在那些仍生活在家乡的人眼里,是“有出息”,“见过世面”的人。特别是“衣锦还乡”时,更能从家乡人那里获得羡慕尊重。因此,通过与家乡人比较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应对社会排斥的心理策略。但农民工在对自己身份进行总体评价时,仍对户籍身份有较高认同。户籍制度长期刚性隔离,对人们产生心理限制效应,体现在“城市人”对“外来人”地域性认知,这种认知习惯在日常生活中典型地表现在“城里人”以出生地来定义“乡下人”。具有城市户口和市民资格的“城里人”可以天然获取社会资源,自然而然地排斥那些处于劣势地位的“外来人”。农民工的这种体验使其更倾向于认同自己的原有身份,以求得心理上的自我保护。

2.2 社区归属感缺乏,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社区的认同

现代社会对社区认同是自我认同的重要特征,一般意义上社区认同强调地域认同。社区认同本身是一种文化心理现象,社区认同感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居住地的内心理解和情感反应,即社区居民对本社区和人群集合体认同的心理感觉。社区归属感是居民和居住地之间一种积极的情感纽带,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是构成一个社区的重要条件。农民工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家乡的一切渐行渐远,大多数对所居住的社区并没有产生“家”的感觉,来自社区的消极评价,即农民工带来城市的动荡与混乱,占用城市中有限的公共资源,使城市缺乏安全感等,农民工群体并没有被城市接纳。他们把自己看作城市中的“过客”,没有“我们”的归属感,城里人把他们看作“流动分子”,这种“他者话语”的评价与定义进一步削弱其对城市社区的认同心理。而社区是农民进城重要的居住地和劳动场所,政府有关管理部门能否给予农民工与市民一视同仁的看法和待遇,很大程度上决定其能否形成社区认同。调查中多人反映城管部门在处理问题时偏袒本地居民、欺负农民工;一些基层派出所干警或联防队员对其态度粗鲁;居住社区对其只有部分管理责任,没有多少服务内容,除协助有关政府部门收取卫生费、占道费、治安费和计生罚款及进行治安检察外,并没有把农民工纳入自己工作范围,社区活动和服务很少考虑他们的需求,使其产生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从而很难在情感和心理上对社区产生依附的认同意识。

2.3 选择回归家乡,影响农民工对未来归属的认同

由于土地牵制和户籍限制,大多数农民工将自己的未来定位在农村,其“先赋身份”并不是“城里人”,在“将来继续留守城市,还是返回家乡”的问题上,表现出差异性:年龄偏大,把自己明确定位为农民身份的人,返乡意愿比较明确,进城是希望能在城市获取比家乡更高的经济利益。正因为对自己未来有明确打算和计划,他们对体制上的排斥、不公平待遇及来自当地居民的歧视,采取忍耐态度,把它看成暂时的,很少做正面抗争。年纪较轻者,虽然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但由于对城市生活的强烈向往和留恋,没有表示出明确的回乡意愿。“在新生代中,有72.3%的人认为,即使在家乡务农与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差不多,也选择外出务工经商,只有27.2%的人选择在家乡务农”。年龄越轻,越是倾向于长期在外发展。“在同一年龄组中,表示‘继续在外面干’的,16-25岁者占14.5%,26-35岁者占20.4%,36-45岁者尚占19%,46岁以上者便下降到12%”。[5]虽然年纪较轻者在收入同等条件下更愿意在城市中发展,但现实的制度安排及城市中无处不在的排斥和隔离,又让其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与城市的距离,对自己能否真正留在城市感到希望渺茫,在未来归属上呈现出模糊、徘徊的状态。

2.4 群体自身局限性,影响农民工对自我的认同

除歧视性政策和制度方面因素外,农民群体普遍素质低下等非制度因素在某种程度加剧制度性排斥,城市农民工受到社会排斥、社会地位难以改变。农民工自身文化水平较低,技能单一,为在城市中生存,不得不选择非正规就业。所从事的工作具有行业性特点,生活圈子相对封闭,职业类型决定其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影响其闲暇生活和精力,与城市居民沟通较少,在与城市居民互动中基本以业缘关系为主,情感性互动较少发生。农民工文化适应能力较弱,在与城里人互动中,总处于被动地位。这种被动性来自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劣势引起“二等公民”的自卑心理和过度敏感心理,处处抱着谨慎态度,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与城市人交往,囿于习惯与同乡交往而不愿意主动突破这一交往圈,与城市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隔离。少数进城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低,道德素质、法律意识相对落后,其越轨行为给城市秩序与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并容易引起城市对其产生“晕轮效应”。从心理上讲,人人都有融入群体、与人沟通的需要,如果被集体排斥,就会感到深深的焦虑和不安。农民工进入陌生城市,希望被城市接纳,早日融入到城市生活中,但在流入地受到的社会排斥和消极评价,使其在心理与城市产生隔离感,在城市生活中处于边缘状态。因此,融入流入地主流社会的需要和现实的封闭状态造成了农民工的紧张焦虑,这种压力超过一定限度,会对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3 城市农民工个体自我认同的变化和重构

反思是主体理性地对现实的一种沉淀。城市农民工自我认同是基于个人经验和主观意识世界之后的内源性认知,并依据其经历反思而理解到的自我。因此,从身份和社区两个层面描绘和勾勒农民工个体自我认同的变化过程,以重新构建其对自我的认同。

3.1身份认同:内群体认同

农民工在认同原来制度身份的同时,在流入地新的情境变迁和互动中,又在不断地修正和重构自我的身份认同,渐渐形成新的自我认同—内群体认同。内群体指一个从属于并对之有忠诚感群体。农民进城,为应付对自己不利的歧视性政策和日常生活中的排斥,自觉地组成基于血缘、亲缘及地缘关系形成的有利于自己的群体交往网络。他们愿意与亲戚、同乡交往,因为他们之间不存在排斥心理,能找到相似性,彼此提供就业信息、日常生活服务,能互相帮助、共同应对城管部门的歧视,不同程度上减少迁移成本和心理成本。居住形式上的聚合性、劳动方式的同质性,更有利于其交往的内群体化。群体内部成员高度认同,面对不利局面会表现出一致对外的群体面貌,这些认同是其行动基础。这种身份认同的内群体化,使其有意识地与城市划出界限,成为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漂泊者。

3.2 社区认同:精神社区认同

传统社区研究强调社区地域性,现代社区形成的基础是共同利益和共同精神文化,即精神社区或非地域性社区。城市农民工按照血缘、地缘等初级关系组成了非区域性“虚拟社区”,这种看不见的社区在充满陌生人的城市生活中扮演着“社会支持网”的重要角色,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城市农民工提供必要的非制度化的精神、物质的社会支持。这种“虚拟社区”没有明确的地理和空间范围限定,也不以共同的居住地及周围财产的所有权为基础,强调人们社会互动中产生的感情和情操的连接。农民工在社区内的交往和互动中,感受到外群体对他们的排斥,对其所居住的地域社区并没有产生社区认同感。相反,散落在整个城市中的农民工对以自己初级关系(老乡、亲戚、同学)为纽带构建的精神社区则有十分强烈的归属、认同感。面对来自城市的排斥,他们自然去接触、结交和他们具有相似性或一致性的人,这种日常交际圈为其构筑了一张安全网,使其在城市能够获得一种安全感。从结构功能角度来看,农民工强烈认同于精神社区,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社会是由于城市社会缺乏相应的结构机制,以实现农民工基本的社会需求,转而求助于非制度化的初级关系。满足农民工在城市需求的结构是精神社区这种非正式结构,而不是城市社会系统的相关部门,这种功能上的依赖必然导致农民工在心理上更倾向于这种非正式结构而不是城市社会本身。

3.3 消除社会排斥的应对策略

社会排斥理论寻求目标是社会公正和社会整合。社会排斥造成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权利和机会(甚至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被剥夺,被排除在合理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之外,同时又使一部分人不合理地获得过多利益,违背社会公正,与现代社会发展目标相背离。解决农民工的社会排斥问题,必须降低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制度门槛,废除附加在户口上的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制度。将依托在户籍制度上的就业、社会福利等制度从二元户籍制度体系中逐步剥离出来,恢复户籍制度证明公民身份、满足社会管理需要的本来功能,真正实现公民迁徙、居住自由及农民工和城市市民事实上的平等;尽快建立适合农民工群体的包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险体系,使其“病有所医、伤有所治、失有所补、老有所养”。同时,将他们纳入城市“低保”范围,使其在失业情况下不至于衣食无着;国家和政府应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调节,为农民工获取资源和流动提供明确的法律保障及有效的实用技能培训;加强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传媒对农民工的正面宣传,提升其社会地位;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特别是对身份、职业的歧视,加强对城管人员、城市居民对待农民工态度的正确引导,建立与维持同一种文化的沟通方式,建立更多不同社会群体相互认同的城市社区和共同体,以平等和真诚,弥合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的鸿沟,以尊重人类尊严的观念,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理解、信任与合作的桥梁。

参考文献

[1]周林刚.论社会排斥[J].社会,2004(3):58-59.

[2]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社会学研究,2005(3):123.

[3]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4-38.

[4]陈玉云.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综述[J].教育探索,2004(2):51.

发展农民教育加快农民培训步伐 篇4

一、发展农民教育, 加强农民培训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

㈠教育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教育是一种具有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传播功能等多种功能的社会事业。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增长和科技的发展, 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愈来愈增强, 教育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以教育培训为主体的对人力开发而投入的费用, 具有比物质资本投资高得多的投资收益率。由于受长期以来注重物质投资, 轻视人力资本投资的思想的影响,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致使农村劳动力中绝大部分缺乏农业科技知识, 严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科技和教育事业。

㈡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偏低是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定西是一个农业大市, 有135万农村劳动力, 16岁～45岁的有110万人。其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11.6万人, 初中文化程度的49.8万人, 小学文化程度的27.9万人, 文盲半文盲21.9万人。文化程度偏低, 难以身怀一技之长, 全市每年输出的大部分劳动力都是从事低工资的重、脏、累、险等体力劳动。使劳动力转移呈现面窄、领域少、地域不广。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劳务输出水平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实际不仅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低下, 而且相当一部分乡 (镇) 、村社干部的文化素质同样较低。也是做好农村工作和接受农业科学技术的最主要障碍。

㈢农民教育培训是农民增收致富的先决条件

接受不同程度教育和培训的劳动者其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都有很大差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 在同等科技条件下, 大、中、小学文化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之比为7:2:1。具初步农村住户抽调表明, 文盲半文盲户人均纯收入986元, 小学户人均1311元, 比文盲高33%;初中户人均1683元, 比小学户高28.4%;高中户人均1824元, 比初中户高8.4%;中专户人均2675元, 比高中户高46.6%。不同文化程度农户收入差距较明显;特别是经过农业技术教育培训的农户收入又明显高于其他农户。因此, 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工作, 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是历史赋予的重任。

二、农民教育和农民培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㈠农民教育培训机构的培训能力与繁重的培训任务不相适应

目前, 多数农民教育培训机构 (包括农民教育的主力军-农广校) 的专业设置、师资条件、办学设施等条件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发展所需要的农民科技培训和劳动力转移培训不相适应。专业设置还是以过时的服务业为主, 对日益发展的制造业、加工业等所急需的技术专业却很少, 重学历教育轻技能培训的观念还很严重。如目前农广校系统开展的培训, 由于与市场需求脱节, 所培训农民的转移难度增加, 常常是有订单, 无生源。

㈡教育培训资金短缺

一方面由于财力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农民贫穷, 农民教育培训资金相当缺乏。据调查, 按最低标准对农民工开展3天～5天的引导性培训, 每人需要花费二、三百元, 如果接受职业技能培训, 则需要培训费用七、八百元。如此高的培训经费支出, 仅靠政府财政微薄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这些年, 随着农民培训任务的加重, 相关农民教育培训机构的办学经费不仅没有增加, 有的还有所下降, 严重阻碍了培训教育工作的正常开展, 对连生存都还有困难的农民工来讲, 只能是望而却步。

㈢农民文化素质偏低和参加培训意识淡薄影响培训工作的开展

偏低的文化素质, 直接影响到农民培训的质量和有效性, 许多农民无法适应新的知识和技能。目前的农民工培训以引导性培训为主, 对素质较高的农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还由于农民参加培训的意识广泛淡薄, 缺乏培训的主动性, 多数农民认为:不参加培训, 照样能够找到工作, 且不会改变工种的性质。

㈣

劳动力市场准入机制不健全, 培训工作长期处于被动的局面大部分用工单位对招聘一般工作人员, 无任何培训要求, 只要能做一些基本工种就行, 对特殊工种, 资格等级证书要求不规范。劳动监察部门督查不严, 造成用工混乱, 农民工主动接受培训或再教育的主动性降低。

三、对开展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建议

㈠

加强组织领导, 确保农民培训工作的长期性和有效性目前, 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是政府行为, 必要的行政组织工作是其基本保证。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 从农村基础教育抓起, 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加强农村劳动力和后备劳动力的教育培训, 提高他们的素质, 防止新一代文盲的产生。《甘肃省农民教育培训条例》中指出:“农民教育培训应当坚持政府主导、统筹规划, 社会参与、资源共享, 按需施教、注重实效的原则”, 要求各级政府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 调动和激发广大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基层党委、政府, 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的区域化安排, 加强有关培训项目的统筹组织工作, 使各级安排的农民教育培训经费真正用到实处, 发挥应有的作用, 最终使农民科技教育培训工作见到实效。

㈡整合资源, 构建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 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基地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农业持续健康发展, 城市化不断推进, 需要各类专门技术人才, 光靠农业、教育部门的办学, 还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的需要。《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加强教育科技培训, 全面造就新型农业农村人才队伍”,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定西加快扶贫开发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中“加快定西各级人力资源市场项目建设, 加大‘阳光工程'、‘雨露计划’等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实施力度”。“省内各大专院校要主动参与定西农村中青年农民的技能专业培训, 建立培训基地, 增加培训投入, 把定西建成服务周边市区的开放式实训基地。”必须充分开发利用各方面的教育、培训资源, 实行农科教结合, 打破部门、行业的界限, 各部门密切联系和合作, 形成合力, 为农村培养人才, 输送技术。充分发挥农广校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的纽带作用, 积极探索建立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的路子。目前各级政府在依托农广校成立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但目前的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状况还远远不适应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需要:体系有待健全, 已建立的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尚未发挥大的作用, 已有的相关培训机构没有形成农民教育培训的合力, 培训经费严重缺乏, 等, 直接影响着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事业的发展。今后要重点加强各级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的建设, 并充分利用各类农业职业培训机构的资源, 建立培训力量强的培训基地, 加快农民培训步伐。

㈢加强督导, 确保培训质量和培训任务的完成

2012年, 国家直接用于农民培训的资金有所增加, 如国家启动的“阳光工程”, 以项目地规定的人数, 国家、甘肃省投入400元的资金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但除了中央、省的投资外, 市、县 (区) 由于财政紧缺, 配套投入非常有限, 且有些县不但没有投入, 反而将中央、省的配套资金不能专款专用, 工作上弄虚作假, 因此, 要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加强农民培训工作的督导和检查, 杜绝和纠正各种强制农民参加收费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的错误做法;“阳光工程”及其他培训项目的培训经费要真正用于农民, 并切实用于培训, 防止走过场和虚假。

㈣加大农民教育的改革力度, 提高教育质量, 增强教育的适应性

农民教育学校要努力适应市场需求和形势需要, 加大改革力度, 包括办学思路、专业设置、师资配备、设施改善等的优化和完善, 确保教育质量, 增强竞争力, 为农民教育培训作贡献。

㈤

农民自我发展 篇5

一、建立运行机制

在运行中, 合作社做到了“一化八规范”:

1.“三会制度化”。

“三会”, 既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规定:成员大会分别在年初、年末召开, 临时大会另行决定;理事会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 监事会每半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全部记录在案, 以备查询。到目前为止, 共召开成员大会12次, 理事会10次, 监事会10次。

2. 规范章程制度。

按照《登记管理条例》和《示范章程》要求, 结合自身实际, 认真规范本社《章程》, 并制定了社员管理、决策议事、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盈余分配、档案管理等六项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 建立健全了合作社办公室、技术培训部、市场营销部、生产检测部、人力资源部、信息交流部等八项岗位职责。同时建立了《盈余分配》《社员管理》《财务账目》等十二类档案资料, 从而规范了档案管理。

3. 规范股金设置。

规定:从事生产的社员认购股金应占股金总额的一半以上。单个社员或者社员联合认购的股金最多不得超过股金总额的20%, 作为所有者权益和盈余分配的依据, 并以记名方式对社员姓名、出资方式、出资额、所占比例等情况进行登记。社员间股金转让必须按章程规定的程序办理。

4. 规范机构设置。

规范成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等组织机构。成员大会是本社的最高权力机构, 依照章程规定行使职权;理事会、监事会分别由3人组成, 严格执行成员大会的决议, 做好日常工作, 保障专业社正常运行。同时设置了综合办公室、技术培训部、市场营销部、信息交流部等 (五部一室) 内部管理机构, 具体负责本社的生产经营和内部管理。

5. 规范社员管理。

根据章程规定, 社员加入本社要履行以下手续:先由本人写出书面申请;提交理事会讨论、理事长签字后, 颁发社员证予以确定。自愿认购股金的, 要在规定时间缴纳, 并发放专业合作社出具的出资证明。

6. 规范决策议事。

重大事项由成员大会讨论决定, 实行一人一票, 不设置附加表决权, 形成的所有决议接受全体社员监督, 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7. 规范财务管理。

按照财政部下发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有关规定, 进行建账核算, 并实行月结季公开制 (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25日为财务公开日) , 定期向本社社员公布财务状况。财务人员持证上岗, 做到了会计和出纳互不兼任, 理事会、监事成员及其亲属不得担任本社的财会人员。

8. 规范生产经营行为。

在东北农业大学的大力帮助下, 合作社制定了五味子、黑木耳和西红柿生产技术规程, 由各社生产检测部负责组织实施, 并逐步实行产品追溯制度。同时投资35.5万元, 正在建设集收购、加工、储藏及办公于一体的专业社场所, 进行安全生产和经营, 逐步形成产加销一条龙的利益共同体。

9. 规范盈余分配。

年终盈余在提取20%的公积金和10%的公益金后, 作为当年的可分配盈余。从可分配盈余中提取60%作为社员二次盈余返还, 其余40%作为出资分红。

二、开展统一服务

各社自成立以来, 始终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办社原则, 以成员为主, 做到了“四统一”服务。

一是统一投入品的采购和供应。2009年, 在产前统一组织为五味子种植户提供磷肥、复合肥等各种肥料130余吨, 提供乐果、杀虫快等农药100余件, 为社员节省资金2.4万元。投入品采取招标方式确定供货商, 并将供应品名称、数量全部记入社员账户中。

二是统一生产质量安全标准和技术培训服务。在工作中, 合作社成立了由10名农民技术骨干组成的技术服务队, 并配备了3具大型喷雾器和20套专用修剪工具, 具体负责社员的果树修剪和病虫害防治, 并严格执行生产技术规程。同时在区农业局和乡政府的大力帮助下, 向社员提供生产质量安全标准和技术培训服务。2009年共修剪举办技术培训班3期, 受训350余人次。

三是统一品牌、包装和销售。申报注册了“北五味子”等牌商标, 同时正在申报“日新西红柿”牌系列商标, 并制作了统一的产品包装。2009年在产后积极为广大社员找销促销, 以蔬园乡为中心, 共设了3个收购点, 组织收购各种产品196万斤, 销售额达235万元, 产品销往市内及周边地区。

农民自我发展 篇6

一、发展现状与特点

全市537个合作社中, 以行业划分, 从事种植业的203个, 养殖业的216个, 林业45个, 服务业33个, 其他40个。以规模划分, 合作社社员最少的有5户, 最多的达158户, 一般在20户以下。以资金划分, 合作社注册资本多在5万元以下, 注册资本最高的合作社达300万元。目前忻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态势, 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增长速度较快, 但规模普遍偏小、实力较弱。

2006年3月, 以忻州市富民养兔合作社在市工商局首家注册为标志, 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了零的突破, 到2007年底全市已发展到537个,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原来的专业协会和少数公司型企业改造而成, 也有一部分是新成立的。多数合作社规模偏小, 20户以下的合作社占到合作社总数的87.4%, 其中多数成员在5户左右。注册资本在5万元以下的合作社占到了合作社总数的83.3%, 受资金制约, 合作社发展起步维艰。

(二) 涉及范围广泛, 门类齐全。

遍布种、养、加、流通等多个领域, 包括粮食、蔬菜、水 (干) 果、中药材、食用菌、制种、养殖、花卉、加工、购销、建材等多个产业。有利于打造“一村一品”的产业格局。

(三) 合作效应凸显, 促进了农民增收。

如原平市兴农养鸡合作社有9户社员, 养鸡26600只, 由于合作社统一采购鸡饲料, 降低生产成本8670元。静乐县前润子村永丰黍子开发合作社, 5户合作社社员种植黍子2.67hm2, 250kg, 由于合作社组织统一销售, 每斤价格达1.8元:比成立合作社前, 每斤提高0.2元, 每亩增收100元。

(四) 促进了当地主导产业的形成, 为产业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如偏关县峪佳马铃薯合作社有社员76人, 种植马铃薯100hm2, 每户种植面积达1.33hm2, 由于合作社开展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产量达190×104kg, 仅此一项平均每户纯收入11375元。不仅如此, 令人欣喜的是, 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 影响、带动了全乡马铃薯产业的延伸和发展, 全乡2913.33hm2耕地, 种植马铃薯面积就达到733.33hm2, 占到总面积的近1/3。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来自种植马铃薯的收入就达1126元。

二、主要措施

(一) 签订目标责任书, 明确工作任务。

近年来, 忻州市委、市政府在年初全市农业、农村工作会议上, 市政府分管农业副市长进行专门部署, 会上市政府与各县市政府签订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工作目标责任书。责任书就目标任务、组织领导、培养典型、资金投入、技术培训等方面作了量和质的规定。市农业局还对各县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制, 对完不成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任务的县、市, 取消其在下年农村经营管理工作表彰资格。忻府区政府对完不成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任务的乡镇, 年终考核也实行农业农村工作一票否决制。

(二) 加强组织领导, 完善工作机制。

在市级机构建设方面, 忻州市刻了忻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协调领导组办公室公章, 设立了专用电话。五寨、繁峙、偏关、岢岚、五台、神池、忻府区7个县、区也相继成立了协调领导组办公室。定襄、五寨、偏关、代县、繁峙、神池、宁武7县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实施意见》。

(三) 加大宣传力度, 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市农业局连续几年都整理农民专业合作社典型装订成册, 广泛宣传。市农业局局长在电台记者专题采访新农村建设问题时, 就农民专业合作社问题进行了重点强调。忻州电视台对忻府区梨枣合作社等一些合作组织作了专题报道。市经管站主办的《忻州农经》针对合作社建设内容做专刊, 并扩大了发行范围, 增加了发行期数。引起了市领导和社会各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新生事物的广泛关注。

(四) 创建了五台山农民合作经济信息网, 开通了合作组织沟通外界的窗口。

通过在网站上设立“新闻快递”、“政策法规”、“市场动态”、“供求信息”、“招商合作”、“中介服务”、“工作动态”、“理论研究”、“国外经验”、“综合信息”、“业务知识”、“农经管理”、“典型介绍”、“名优特产”、“旅游指南”、“合作经济论坛”等栏目板块, 及时向合作组织成员及广大农民提供新鲜实用的商品信息、生产资讯, 使之成为商家、企业, 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沟通外界的桥梁, 成为农民致富必可不少的好帮手。

(五) 大力培育示范典型, 引导合作社向着规范健康的方向发展。

忻州市要求各县、市抓好1—2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点。示范点要做到四个统一。 (1) 统一种子、化肥、农药、饲料等农业投入品的采购和供应; (2) 统一生产质量、安全标准和技术培训服务; (3) 统一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和基地的认证认定; (4) 统一品牌、商标、包装和销售。对这些典型, 除了政策扶持倾斜外, 还给予荣誉表彰, 以扩大影响, 增加辐射能力。

(六) 积极开展调查研究, 认真解决合作社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市农经部门利用农经会议, 多次听取各县发展专业合作社的情况汇报, 并多次深入到合作社, 进行调查指导, 将了解到的一些共性问题及时反馈给上级部门, 以谋取解决办法。如2006年针对各县在合作社注册环节, 普遍存在着乱收费及收费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农经部门上报给省厅后, 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 省工商局为此及时下发了《关于严禁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登记管理中违规收费的紧急通知》的明传电报, 有效地遏制了这一现象的蔓延, 为合作社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原平、繁峙县工商部门对年初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乱收的费用予以退还。

三、存在问题

(一) 认识不到位, 行动迟缓。

一些地方的领导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重视不够。对具体工作主动过问的少, 甚至有个别领导眼睛只盯着项目申报, 对解决实际问题, 毫无兴趣, 不闻不问, 导致措施不到位, 工作无起色。

(二) 扶持政策难以落实。

如2006年市政府与各县人民政府签订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工作目标责任书, 第四条明确规定, “在本年度的财政预算中, 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专项资金不得低于5万元, 用于其开展技术培训、质量与认证、市场营销等服务。”但几乎没有一个县市落实。

(三) 发展环境不够宽松。

尽管中央及省多次出台文件, 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为合作社发展创造宽松环境, 而有的部门还乱收费、多收费。

(四) 农民综合素质低, 文化程度不高, 观念落后,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对较难。

不少乡村有头脑的青壮年多外出打工, 留村的只是老弱病残, 一定程度上也为发展合作社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五) 发展基础不坚实, 存在不稳定因素。

绝大部分农民没有从商经验, 对合作社的性质、运作机制缺乏了解, 不少社员缺乏应有的主人翁意识, 认为合作社是牵头人的事, 只愿利益共享, 不愿风险共担。一些合作社成立的动机不纯, 一开始就是冲着争取项目资金来的, 对政府和社会存在着依赖心理, 对合作社的发展缺乏整体思路和对策。不少合作社缺乏精明能干的牵头人, 一些合作社虽有章程和制度, 但形同虚设, 要做强做大, 任重而道远。

四、几点建议

(一) 建议以县或市成立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作为行业协会对合作社提供行业服务。

(二) 坚持发展为本, 边规范边发展。积极探索现阶段符合实际的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 制定规范的制度、章程, 坚持民主办社、规范运作, 严格管理, 加强指导和帮助。

(三) 在引导中壮大, 确保发展方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 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 让农民自愿组建、自愿参加, 不搞行政干预, 以典型示范带动发展。

(四) 加大扶持力度, 努力做大做强。进一步加强扶持, 尽最大限度地帮助支持, 给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撑腰壮胆”, 促其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发展, 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

(五) 进一步加强领导, 搞好组织协调, 努力形成齐心协力抓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的新局面。

摘要：调研忻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与特点、主要措施, 存在问题, 提出建议。

农民自我发展 篇7

粮食主产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产的重要责任。然而粮食主产区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是人多地少, 小农经济, 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 难以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以河南省为例, 目前河南省农村有2000多万个农户, 由于农户与市场的有效连接机制不完善,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的能力不强, 覆盖面小, 基本上处于分散经营状态。河南省即使到了2020年, 城市化率达到了50%以上, 农村人口减少到5000万, 农民人均耕地也只有2亩多。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各国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进步的一条普遍途径, 是推动农业发展市场化、专业化、组织化的必由之路, 因此, 创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是粮食主产区现代农业制度建设的重点。本文在对河南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传统发展模式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创新的路径, 并对推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创新发展的支持政策加以阐述。

二、粮食主产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传统模式

(一) 社区合作模式

社区合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合作成员的社区性。村经济合作社属于社区合作的范畴。以兰考县为例, 当地从营造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入手, 进行以“农民合作”为核心的组织和制度建设。该县有六个乡的六个村庄, 成立了4个合作社, 两个老年协会, 5个农民文艺队。各合作社有一些特有的项目, 如陈寨的葡萄、小杂果项目、商品猪饲养;贺村的饲料加工、生态建设、信息服务中心等。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下设若干个协会, 其中经济互助会开展农户间的经济互助;食用菌协会开展食用菌种植项目;无公害大米协会进行无公害水稻的产地认证和商标注册、组织生产、加工和流通, 为会员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现在已有230户农民参加。

(二) 购销合作模式

这类合作模式是指将农产品的生产资料供应、销售等各种环节资源加以整合, 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郑州市为例, 截至2006年5月, 全市建成农民专业合作社303个, 涉及农、业、牧、渔各业, 另外还涉及农业、农资服务、技术指导的一些种类。合作社覆盖郑州市的14个县 (区市、) 当中的13个, 涉及102个乡镇, 668个行政村, 加入农户26650户, 占农户总数的42.9%。在购销合作模式下, 郑州市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合作领域主要涉及生产, 技术和销售领域。其主要的工作是:首先, 为会员低价购进, 高价出售。通过合作社团体订购农药、种子、化肥、饲料等生产资料, 既减少了支出, 又有了质量保证;统一出售, 既解决了销路, 又提高了市场竞争能力, 增加了销售收入;在种植上实现统一耕作和播种, 降低了成本。其次, 技术服务。各个合作社基本上都安排业务技术培训活动。不定期邀请大专院校专家、种植养殖专家、农业技术干部进行技术培训, 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

(三) 产品合作模式

这一模式是以产品为基础的合作。以社旗县为例。社旗县是一个以粮食加工为主的农业县, 盛产小麦、绿豆、玉米、红薯、大豆、花生、棉花、烟叶、芝麻等农作物, 享有“豫南粮仓”之称。2004年, 18户农民联社成立南阳社旗小杂粮合作联社, 着力提升粮食的产业化水平、专业化程度、商品化份额。该社以县级联社作为服务龙头, 以乡村分社为主体,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以先进实用技术为依托, 围绕粮食产业建立起了农民经济合作社, 使千家粮、万家豆的分散产品, 变成统一标准的商品, 带动了众多农户创业致富。该联社还以省农科院、植保站、种子站位依托, 农业技术人员加盟其中, 对农产品生产全过程进行服务, 保证了产品质量和标准。

以上是粮食生产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几种主要模式。当前, 粮食主产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合作规模总体上不大, 农户参与率还不高;合作组织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等, 因此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模式有待创新。

三、农民合作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路径

(一) 社区合作经济联社模式

社区合作联社是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施跨乡镇、跨县市的合作, 是多个社区之间的横向合作, 其基本动因是:增强合作组织的市场谈判力, 便于在更大的范围实现信息、资金、科技等资源的共享。近年来, 随着服务领域的不断扩大和农产品市场的拓展, 一些合作组织已经开始实施跨地区合作。如河南省柘城县成立农民专业合作协会对农产品种植、市场调查、销售等合作内容扩展到周边的睢县、鹿邑等县。

组建社区合作经济联社应遵循以下原则:首先, 社员自愿, 程序规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社员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组织, 代表广大社员的利益。因此, 发展农民合作经济联社一定要在原有合作的基础上, 以社员自愿为前提, 制定一套规范的操作程序, 保障合作经济联社的健康运行。其次, 形式多样, 注重特色。由小规模的合作社组建为较大范围的跨地区联社的形式多种多样, 既可以是股份制, 也可以是协会制, 应突出合作组织的地区特色和行业特色。再次, 界定产权, 选好项目。通过界定产权, 规范合作成员的经济行为, 切实保障组织成员和其他资本投入者的合法权益。科学选定经营项目, 使合作成员获得相应的利益。

(二) 农地的社区股份合作模式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经营规模的基础上的, 而农业的规模经营也需要以一定规模的土地集中为条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下, 农村土地的主要经营权分散在各个独立的农户, 但土地所有权属集体所有。现行农地制度成为农业规模经营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最大瓶颈。而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土地制度安排, 只有在不改变《土地承包法》给定的约束条件内形成。

农地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是当前粮食主产区农地使用权改革最为现实的选择。这一模式的实质是在社区内实行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的三权分离, 即先由集体把农地折股承包给农户, 实现所有权与承包权的分离, 再由农户用承包权入股, 集体获得实际意义上的土地使用权。其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村集体土地与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一起折股量化, 经营收益按股分红。二是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划, 通过组建新的股份合作组织, 对入股土地实行统一规划, 开发和经营。三是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参股, 农户以承包地折价参股, 农户与企业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这一模式已经触及深层次的产权关系, 实质是对农民对农地使用权的物权化运用和落实。它建立起了集体农地权益由集体和农民共享的农地使用权制度, 是农地使用权制度改革模式的最好选择。

(三) 农村双层金融合作模式

资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血液”, 但目前“缺血”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双层金融合作模式旨在建立两个层次的金融合作制度。一是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合作。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采取多种形式, 为农民资金合作社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鼓励农民资金合作社与农村信用社开展信贷业务合作。信用社可对农民资金合作社开展信用评定, 提供授信服务。二是建立农民资金合作社。这类合作金融组织以农户为主体, 农户之间开展资金合作、资金互助;以村庄为边界, 资金合作的信用基础是村庄文化。同一村庄里的农户, 具有共同的村庄文化和道德约束的力量, 构成了信用合作的基础。

以河南省濮阳市为例, 濮阳市贷款互助合作社于2007年7月批准成立, 是全国第一个农村互助小额信贷组织, 该市独创的农村互助贷款合作模式, 被中国政务信息网确定为探索新型合作金融组织的民间四大样本之一。濮阳市贷款互助合作社是在市政部门注册的一家非盈利性贷款机构, 业务主要单位是供销合作社, 其经营范围包括引资组农、组织培训农民、贷款、购销、文化、生产合作等。合作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5个方面:项目启动资金;引进外资;社员会费;社员贷款保证金;政府扶持资金。该社在濮阳市设立总社, 在农村有信贷需求的中心区域设立分理处, 依托贷款互助中心和客户经理将贷款直接送到用户家中。贷款互助合作社为农民搭建了4个平台, 即社员互助平台, 国内外资金下乡增收平台, 农资统购和农产品统销平台, 农村社员文化活动和科技培训平台。

(四) 农产品产业链合作模式

这一合作模式是以经济利益为纽带, 通过多种形式把农产品生产、加工、储存、销售等环节有机联结起来, 将广大农民组织到社会化大生产中去, 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产业化发展, 一体化经营。合作方式有两种:

1、纵向合作。

即以作为粮食生产者的农户为基础, 将合作纵向延伸到农产品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实现农户、购销企业、加工企业、批发企业、零售企业等经济主体的纵向一体化合作, 构建“农户+农民合作组织+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四位一体的合作模式。一是实现产业链延伸, 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活动向具有较强升值能力的精深加工环节拓展, 推动农民进入产业链, 分享产业的增值利益。二是推进产业链的优化, 通过合作, 强化增值潜力最大的加工环节。三是增加产业链的紧密程度, 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分享整个产业链的信息和其他资源。

2、横向合作。

横向合作的核心是依托农产品产业链的主干经济实体, 通过联盟等形式在产业链主干上衍生出关系密切的子产业链, 实现产业链的横向扩张, 形成具有群体效应的产业链集群。横向合作的工作重点是:以现有农产品产业集群为基础, 提高经济主体的组织化程度, 在不断提升集群经济实体核心竞争力的同时, 整合粮食主产区内外各种要素, 发展产业链的集聚优势。

(五) 社会保障合作制模式

大量的国内外实践表明, 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有农业合作社、信息合作社等, 还有保险、养老、保健等方面的合作社。现阶段粮食主产区农村社会保障形式单一, 水平低, 覆盖面小、社会化程度低。由于社会保障具有公共产品属性,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必须以政府为主导。然而, 面对我国中央和省级政府财力有限的现状, 以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 将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与合作组织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建立适合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 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1、建立多渠道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体系。

总体上社会保障资金由个人、集体、政府三方面承担, 由于粮食主产区的许多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 在短期内完全以社会保障取代家庭保障是不现实的, 这就要求在加大政府用于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力度的同时, 合作经济组织承担相应的比例, 通过提高政府和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民参保补助比例, 激励农民积极参加社会保险。

2、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实施农民养老保障。

以产品换保障、实物换保障、土地换保障作为农民养老保障的物质基础。产品换保障是通过收取农产品实物抵作养老费, 为农民提供养老保障。实物换保障是把农民积累起来的部分实物作价转让或入股给合作经济组织。土地换保障的主要方式是:农民把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按一定的协议价格让渡给或交给合作组织, 失地农民则将部分征地补偿费转化为养老保险基金。

3、继续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合作医疗制度的特点是在合作医疗的基础上, 引进保险的原理和方法, 实行政府组织引导, 农村居民参保, 集体扶持, 财政资助相结合, 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医疗互助互济制度。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 改善农村医疗保障条件, 逐步提高医疗基金的统筹层次, 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城镇大病统筹保险接轨以至合并, 努力做到让农民“小病不出村, 大病不出乡, 疑难重病不出县”。

四、有关政策建议

(一) 加大对合作社的扶持与补贴

可借鉴日本对“自立 (下转第42页) (上接第13页) 农户”的扶持政策, 在城乡统筹的背景下按照略低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确定农户的经营规模, 从财政、金融等方面制定相应的补贴和扶持措施。在财政方面, 建立专项扶持资金, 整合对农业的专项投资资金, 支持合作组织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开发等。在税收方面, 给与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对于从事加工环节的合作组织, 给予营业税、所得税和进口设备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

(二) 深化农用土地使用权改革

赋予农民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承包权和转让权, 建立土地流转市场, 为现代农业建设创造良好的物质基础。建议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以物权特征, 并赋予农民永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进一步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可操作性, 建立政府补贴的土地流转中介机构。在此基础上, 推进农业生产专业区建设, 帮助农民大力发展农业专业化生产, 发展规模经营。

(三) 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建立集农业生产、供销、信贷、科技、加工、运输、市场、保险、信息服务等全过程一体化的新型农业服务体系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是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 深化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改革。二是加强政府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协调整合, 改善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基础条件, 建立农业产业安全保障协调系统。三是营造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良好环境, 为农户提供有关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市场供求等方面的信息。

(四) 构建农产品及其加工品产销合作组织体系

政府应逐步退出对农产品生产、流通的直接组织管理, 重点扶持和培育农产品龙头企业, 建立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体系, 支持大粮商、畜牧商等农产品生产和经营企业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对中小型农产品产销企业进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 发展社区合作经济;组建农产品行业协会, 促进农产品生产、流通、加工及外贸一体化管理;为农产品市场主体提供国际国内市场信息, 政策法规咨询服务。

(五) 健全农产品流通市场体系

首先, 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产品初级市场, 这类市场分布在广大农村并与集镇结合。其次, 大力培育以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为骨干的大型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近年来,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武汉大米批发市场、吉林玉米批发市场等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但与现代农业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再次, 切实搞好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服务。最后, 以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重点, 加快发展农民自己的农产品联合营销组织, 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摘要：为了解决粮食主产区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问题, 大力推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创新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随着服务领域的扩大, 粮食主产区将出现一些新型模式。政府应在推进农地使用权改革、加大扶持与补贴力度、建立新型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等方面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创新实施支持政策。

关键词：粮食主产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社区联社合作,双层金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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