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消费支出

农民消费支出（精选12篇）

农民消费支出 篇1

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经济增长的同时, 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收入之比, 由1978年的2.57倍提高至2005年的3.22倍,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已由1997年的8.5%下降到2003年的6.2%, 城乡之间的差别一目了然, 为农村的相对贫困作了极为清晰的注解。同时, 在贫困地区与全国农村、贫困农民与全国农民之间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此外, 我国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基尼系数, 是全球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为研究贫富差别问题, 而建立的一套预警机制, 它是全世界公认的、衡量贫富差别是否适度的一根标竿, 0.4正是它的“警戒水位”。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报, 2007年, 尽管农产品价格上升较快, 但是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仍快于农民, 即农民从农产品价格上升获得的好处不明显, 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达到3.32:1。

二、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对比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的数据, 按照居民消费的用途不同,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可以划分为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其他商品及服务等方面。

总体来说,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存在以下特点:食品支出比重下降, 膳食结构改善;居住支出增加, 住房质量提高;衣着消费日趋成衣化和高档化, 但趋势缓慢, 支出富有弹性;交通, 通讯手段明显改进;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需求扩大;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化。医疗卫生需求逐步增加。

三、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性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本文认为, 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之所以出现了上述的消费结构, 是因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居民在消费支出决策过程, 从而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最终决策。由于不同类型消费品具有不同的消费周期、价格以及用途, 消费者在进行消费决策时考虑的因素权重等也不尽相同。因此, 本文提出将对农民消费支出决策分为快速消费品、耐用消费品以及服务消费品三大类, 城乡居民消费决策过程模型如下:

在不确定性的计量结果中, 符号只表示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方向, 如果符号为正, 则表示当年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农村居民收入超过了预期的收入水平, 出现了意外性的收入, 这类收入经常表现为农村居民获得的各类暂时性收入。不确定性对收入的正向影响对于提高农村居民消费, 增强农村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信心具有积极作用。如果符号为负, 则说明当年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农村居民收入未达到预期的收入水平, 出现了预期之外的损失, 比如农产品价格波动、自然灾害等容易造成收入出现这一类型的波动, 这种波动会导致农村居民出现一定程度的预防性储蓄。

通过对不确定性数据以及居民消费水平数据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在1996年收入不确定性由正转负时出现了大幅下跌, 而在接下来从1996-2000年期间, 城镇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符号稳定在负号,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开始缓慢提升。在2001年不确定性符号再次发生反向变化时, 消费水平的增长率又一次的大幅下跌。这说明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受居民收入不确定性的正负变化影响较大, 而长时间的同号变化, 会形成预期惰性, 消费水平增长也会慢慢提升。

(收入不确定性的大小)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农业发展报告》相关数据整理获得

在不同的消费品环节, 农村居民的收入性质有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决策模型有着不同的影响。

1, 在快速消费品环节中, 农业产业的特点对农村居民对快速消费品作出购买决策时具有反向影响。根据本文提出的模型:在快速消费品的支出决策过程中, 农业生产的自然结果会影响到快速消费品的购买数量。尤其在食品部分, 农业产出的增多将直接减少农民的食品消费。

可以从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中发现, 农村居民人均总支出与总现金支出有一定的差距, 以2006年为例, 2006年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年总支出为4485.44元, 而现金总支出为3931.76元, 差距为553.68元, 这之间的差距有413.52元来自于生活消费支出, 138.24元来自于家庭经营费用支出, 1.71元来自于转移性支出, 0.07元来自于财产性支出, 而在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税费支出方面没有差别。我们可以发现99.996%的差距来自生活消费支出和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形成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农业产业的特点, 即农业产品替代购买食品以及种子的部分。

2, 农村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决策制定过程, 受到农村居民纯收入以及纯收入增长率的正向影响。农村居民纯收入也就是指农村常住居民在一定时期内 (通常1年) 家庭总收入中扣除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税款、承包金额后所剩余的部分。纯收入可直接用于生产和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生活消费支出和积蓄等。农村居民纯收入是反映农村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重要综合性指标。本文认为, 农村居民购置耐用消费品的资金来自于纯收入中扣除每年必须的生活消费支出和积蓄之后剩余的部分。农村居民可购买的耐用消费品的数量、质量以及出现新耐用品的需求主要随着纯收入的增减而同向变动。

为了直观, 本文选用农业机械化程度增长情况为考察对象之一, 主要是考虑到农用机械是农村居民进行农业生产的必需品, 也是体现农村产业科技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量和农村居民收入指数相对比较来分析农民纯收入与耐用品消费的关系, 可以发现, 农村居民纯收入一直处于持续稳定增长阶段, 纯收入的增长率却时涨时落。1994-1997年间, 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率相对较高, 我国农业机械化程度增长率较1990-1997年间各项都有较大增长。但是由于农村居民纯收入基数较小, 我国农业机械化程度增长主要体现在小型拖拉机数量增长率以及动力增长率上。到1998-2001年间, 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率相对较低, 但农村居民纯收入基数较高, 我国农业机械化程度依然保持稳定增长。与1994-1997年间不同的是, 1998-2001年间, 我国农业机械化程度增长主要体现在大中型拖拉机数量以及动力的增长上, 相较之下, 小型拖拉机数量以及动力的增长率就出现稍微下降的趋势。而到了2002-2005年间, 这种趋势更为明显, 农村居民纯收入数额以及增长率的大幅提高, 使得我国农村小型拖拉机增长趋势继续向大中型拖拉机转移, 使得大中型拖拉机数量以及动力增长率大幅上升。

3.农村居民在对可支配收入进行消费决策时, 面临着农业生产特点以及城乡基础设施差距的巨大影响。

农村居民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决策时点与农产品的销售时点具有数月之久的时间差, 也就是说农村居民在两次得到收入之间有较长的一段时间差。相反, 除非特殊情况发生, 城镇居民的收入时间是每月一次的工资领取。在以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经济中, 农户既是消费者又是直接的生产经营者和投资者, 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往往交织在一起。当要素投入的价格和产出品价格不确定的情况下, 收入也是不确定的。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比较长, 收入和消费具有跨年度的特点, 本年度的大部分时间的消费依赖上年收入和储蓄, 在当年预期收入不确定时, 农户要兼顾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 一般会保持较低的消费倾向;农户收入的增加主要依赖生产规模的扩大, 作为直接投资者, 增加储蓄扩大投资的结果必然是适当减少目前的消费。

总之, 通过本文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过程的分析以及农村居民收入性质对决策模型的影响, 我们发现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过程不仅仅受到收入多少的影响, 也受到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性质的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分析, 我们认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 增值性、自然情况以及储蓄是影响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原因。加快完善我国农村市场、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促进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增长等对于引导农村居民消费走向正确方向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罗楚亮.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J].经济研究, 2004 (4)

[2]马九杰, 崔卫杰.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影响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05 (4)

[3]乔榛, 焦方义, 李楠.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增长[J].经济研究, 2006 (7)

农民消费支出 篇2

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538元，比上年增长1.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0.2%。其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10590元，比上年下降0.5%，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3.2%。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391元，增长0.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1.7%;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632元，增长4.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5%。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5%，其中城镇为29.5%，农村为33.0%。

农民消费支出 篇3

一、基础数据与测算方法

从历史趋势来看，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以下简称“居民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从而使得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走低。在国家扩大消费政策的支持下，居民消费率在一些年份略有提高，但是仍然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同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此，“十二五”规划纲要特别提出了到2015年“消费率上升”的目标。然而，提高消费率本质上是一个约束性指标，将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并表现出重要的逆周期特征。目前为止，国家文件中并没有明确提出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预期目标。

长期来看，居民消费主要由居民收入决定。因此，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为我们研究居民消费提供了重要参照系。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我国GDP规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403260亿元、19109元和5919元，根据十八大提出的倍增目标，2020年这三个指标将分别达到806520亿元、38218元和11838元。与此同时，居民消费还受到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本文利用全国财政支出中的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总和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此进行衡量。由于2007年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本文选择2006年之前的趋势和2007年之后的波动项合成新的序列对2007—2011年数据加以调整。最后，在回归策略上，由于我国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特征，本文区分城乡居民分别进行回归，然后根据人口城乡结构（城镇化率）进行汇总。

在人口总规模不变的假设下，根据我国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和城镇化发展趋势，将基准情景假设如下：社会保障水平指标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这样，可以得到回归和预测所使用的基础数据（表1）。

本文采用以下回归方程：XFZC=C+a*SR+b*SHBZ，其中XFZC是城乡人均消费支出规模，SR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SHBZ是社会保障水平指标。原始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样本区间为1984—2011年。结果显示（表2），所有系数的F-统计量都通过了检验，城乡两个回归方程的整体显著性较高。

回归结果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系数a的回归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这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相一致。其次，系数b的回归结果显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受社会保障水平影响较大，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受其影响相对较小。这主要是由社会保障体系长期偏向城市造成的，因此，社会保障水平主要影响受社保体系覆盖的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

二、测算结果

在社会保障水平变量和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的基准情景下，根据回归结果并利用人口规模进行总量测算，得到2020年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规模将分别达到254279.7亿元和51010.31亿元，两者加总可以得到居民消费支出规模为305290亿元。再根据十八大提出的GDP倍增目标，可以得到基准情景下2020年居民消费率为37.853%，这比2010年居民消费率34.905%提高了近3个百分点。

下面，将根据不同的情景比较分析收入倍增、城镇化和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

在收入倍增的前提下，表3给出了不同城镇化率和社会保障水平下的居民消费率，从中可以得到以下几个重要结论：

第一“收入倍增”对遏制居民消费率下降具有基础性作用。如果城镇化率没有相应的提高，在GDP倍增的同时，收入倍增只能稳住居民消费率。从表3还可以看到，在城镇化率和社会保障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2020年的居民消费率达到33.379%，年均下降约0.1个百分点，10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

第二，城镇化是扩大居民消费支出的最大潜力所在。在“收入倍增”的前提下，不管社会保障水平是否有所提高，城镇化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均带动了居民消费率的提高。比如，即使社会保障保持2010年的水平不变，城镇化提高10个百分点之后居民消费率将提高到36.904%。表3同时显示，城镇化能够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但不会带来居民消费率大幅度提高。

第三，社会保障不完善是制约居民消费支出的重要原因。表3显示，在城镇化保持2010年水平的情景下，社会保障水平如果保持2010年不变，居民消费率将比2010年略有下降，而如果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累计提高却不到1个百分点。因此，社会保障不完善具有制约居民消费的作用，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决定因素。

本文还计算了2011—2020年居民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点数。为了与2010年进行比较，本文采用基准情景（城镇化率和社会保障水平皆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下的测算结果，并对2011—2020年的数据进行了年化平均处理。如表4所示。

在基准情景下，居民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由2010年的32%提高至年均41%，提高了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2010年经济增长率为10.3%，居民消费支出拉动约3.2个百分点；根据十八大提出的GDP翻一番目标，预计2011—202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7.2%，据此可以计算得到居民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的点数为2.9。

三、政策启示

根据上述测算结果，可以得到以下重要政策启示：提高居民消费率要坚持居民收入增长与城镇化同步推进。

测算结果显示，如果不能有效推进城镇化，即使实现了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我国居民消费率也不会有较大提高。只有在实现收入倍增基础之上，有效推进城镇化，居民消费率才会有一定幅度的提高。这其中的机理在于城乡居民在收入和消费方面的巨大差距，城镇化将释放这种差距背后的消费潜力。如果城镇化能够真正使得农民市民化，那么这部分人在收入和支出方面都将摆脱农民的低生活水平状态，进入城镇的较高生活水平状态。因此，在城镇化的共同推进下，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的结果是整个居民部门的收入规模要高于翻一番。

与此同时，提高消费率还需要重点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保障水平对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影响较大，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将社保提高至相应水平，则会制约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从而制约消费率提高。

农民消费支出 篇4

一、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特点

(一) 恩格尔系数下降。

2009年, 山西农民食品消费支出为人均1224.60元, 比上年增加17.91元, 增长1.48%, 恩格尔系数 (即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 为37.05, 比上年下降1.91个百分点, 为历年来最低。农村居民在饮食上更加注重合理的营养搭配, 高蛋白食品摄入量上升, 肉、禽、蛋、奶制品及蔬菜类消费量增加, 表明山西农村居民的总体生活质量迈入了更高的层次。

(二) 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随着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 农民用于居住消费的支出持续增加, 居住条件不断改善, 成为拉动农民生活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2009年, 全省农民人均住房面积27.97 m2, 比上年增加1.45 m2。其中, 楼房面积和砖瓦平房面积占到84.3%;平均每户住房价值达3.27万元, 增加0.21万元, 增长6.9%。在居住面积和房屋质量提高的同时, 广大农民更加注重和追求室内环境的舒适、美观。2009年, 全省农民用于装修生活用房材料方面的支出为人均39.4元, 同比增长9.96%。全年用于居住消费方面的支出达到人均584.0 7元, 同比增加97.33元, 增长20%, 占生活消费支出增加额的46.9%, 对生活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为45.8%, 增量居各项消费之首, 农村居民居住消费支出的上涨影响生活消费支出上涨3.1个百分点。

(三) 家庭设备和用品支出快速增长。

2009年, 由于“家电下乡”政策刺激的作用, 农民购买电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家电设备用品热情较高, 数量增多。从2100户农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来看, 购买电冰箱55台, 比上年增加9台, 增长19.6%;购买洗衣机60台, 增加8台, 增长15.3%;购买热水器17台, 增加3台, 增长21.4%。截至2009年底, 全省每百户农民家庭拥有洗衣机79台、电冰箱26台、空调3.9台、热水器10.6台、移动电话94.3部、彩电107.1台、家用计算机6.2台, 分别比上年增加2台、3台、0.5台、1.4台、15.5部、3台、2.6台。全省农民人均用于家庭设备用品方面的支出为156.27元, 比上年增加18元, 增长13%。

(四) 消费结构向更高层次提升。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 农村居民文化、娱乐生活方式不断拓宽, 旅游、上网等时尚消费也逐渐深入农村居民视野。2009年, 全省农民人均用于文教娱乐用品消费支出为416.94元, 增长9.52%。其中, 用于购买书报、杂志的费用支出为人均22.77元, 同比增长13.53%;用于旅游支出为人均9.67元, 增长27.47%;用于上网费用支出为人均3.03元, 增长2倍;在抽样调查的2100户农民家庭中, 接入互联网的有120户, 同比增长79.1%, 占调查户的5.7%。同时, 随着农村新医保制度的广泛实施和人们保健意识的逐步增强, 医疗保健支出继续上升。2009年, 山西农民人均用于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为240.94元, 同比增加30.62元, 增长14.56%。

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近几年山西农村居民消费总体来看增长较快, 但与其他省份和城市居民相比, 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 农村居民收入不稳定。

在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诸多因素中, 收入是最直接、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从近几年山西农民收入的构成看, 50%左右来自家庭经营收入, 40%左右来自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中有70%以上来自农业收入。农民经营农业要承受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 使得农民收入不确定性较大。2009年由于天旱少雨, 造成全年粮食减产8.4%, 加之前半年农产品价格大幅下降, 导致家庭经营收入明显减少。农民工资性收入主要来源于本地企业劳动得到的收入及外出打工得到的收入。农民外出打工多数是打零工, 即便是在正规的企业工作, 因技术能力和适应能力的欠缺, 失业的概率要大于城镇职工, 收入缺乏稳定性和长效性。农民预期收入不确定, 决定了农民总是为未来多做打算, 有了钱也要尽可能多储蓄, 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这些都制约了农民即期消费需求的提高。

(二)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继续扩大。

长期以来山西城乡居民之间生活消费一直存在明显差距。从二十多年的统计数据看, 相对于城市而言,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幅较慢,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逐年扩大的趋势。1985-2009年24年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533.40元增加到9355.1元, 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272.74元增加到3304.76元, 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年均增长了12.7%, 而农村居民仅增长了10.9%, 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由1985年的2.0:1, 扩大到2009年的2.8:1。2009年, 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相当于同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 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仅为城镇居民的35.3%,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大体只相当于城镇居民1998年的水平, 落后整整11年。如果目前的收入增长机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 在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 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和拉动内需将极为困难。

(三)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与城市居民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相比, 山西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健全, 社会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 主要靠农民自己投资投劳提供, 农村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等现象普遍存在。尽管近几年来, 全省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建立健全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和物力财力投放力度, 农村社会保障程度有所改善, 但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无论是在覆盖面还是在深度上均有不足。据调查, 大部分农民家庭将全年收入的60%都用于医疗、教育和农资消费。从医疗看, 尽管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开始实施, 但多数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还相当突出。参加新农合的农民, 享受医疗费补偿比例大多在40%—60%之间, 病人自付费比例还明显偏高, 农民因病返贫的问题仍然突出。从教育看, 2009年全省高校学生人均学杂费、食宿费等费用合计约为1.2万元, 当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4244.1元, 一个农民家庭一年的纯收入不足供养一个大学生。广大农民尤其是有子女就学的农民家庭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大大增加, 只能通过增加储蓄和缩减即期消费来应对未来不确定风险的后顾之忧, 有钱不敢花。

(四) 农村消费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目前, 山西农村大部分地区还存在着道路不畅, 交通不便, 商业网点不健全, 服务功能差;大型超市、连锁店等现代流通方式还没有延伸进去;虽然农村居民对耐用品的需求量很大, 但真正适应农村需要, 耗电量低、质量可靠、价格低廉的家用电器品种少。有的地方电视信号微弱, 电视效果不清晰;部分地方没有自来水。这些不利因素都直接限制了家电类产品进入农村市场, 抑制了农民的消费热情, 同时也使部分购买力分流。

三、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对策与建议

(一)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购买力。

增加农民收入是提高消费的前提。扩大农村支出消费, 首先要保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 提高农村居民购买力, 这是扩大农村消费支出的基础。从山西目前的情况来看, 一是要巩固农村第一产业, 发展农村第二、第三产业,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二是要推进农村劳动力继续转移, 提高劳动力输出的组织性, 避免盲目流动, 降低外出务工成本, 加强多形式的技能培训, 提高劳动力素质, 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三是要提高中低收入农户收入水平, 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增强社会对低收入群体的关注度和支持力度, 形成援助农村低收入户的帮扶机制, 继续加强对低收入农户子女上学和劳动力技能培训的政策支持, 提高综合素质, 增强自身致富能力, 同时对有能力而缺乏资金或无致富门路的低收入户, 可采用开发式帮扶, 增加其造血机能, 形成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良性循环。

(二) 积极创造条件, 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一是要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 加强对农村交通、通讯、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 畅通商品信息渠道。二是要整顿市场秩序, 净化农村消费环境。加大农村市场打假的力度, 切实保护农民的消费权益, 让农民放心消费。三是要将农村市场纳入整个市场监控的范围, 从制度和实施层次解决农村市场的无序状况, 坚决打击针对农村市场的制假贩假行为, 杜绝部分商家向农村倾销过期、质次或以旧翻新的商品, 维护农村市场的正常消费环境。四是要加强农村信用和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增加金融服务产品, 扩大农村消费信贷规模。

(三)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增强农民消费欲望。

继续推进社会保险向农业和农村覆盖进程, 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 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完善农村五保供养、特困户生活救治等救助制度。完善乡村社会保障服务机构, 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网络建设的一体化。加快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事业。严格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一费制”, 杜绝教育乱收费, 同时财政要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资, 加大对农村贫困学生的资助, 加大课本费实行全免政策, 解决学生因贫辍学的问题。在办好公办教育的同时, 推行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民办教育。

(四) 大力推动家电下乡, 促进农村消费升级。

大学生日常生活消费支出调查 篇5

（1）调查目的：

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加快，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大学生消费群体在消费上支出越来越多，从而促进了大学周边商业、餐饮、娱乐业发达。大学生消费群体正在成为带动一方经济的主要方面。所以，对此我想调查一下大学生在日常生活方面的支出。

（2）调查对象：

台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大学生。

（3）调查项目：

（1）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生活消费

（2）在校大学生用于学习方面的消费

（3）在校大学生在娱乐方面的消费

（4）在校大学生在网络方面的消费

（4）调查方法：

随机抽样调查（网上问卷形式）

（5）调查实施时间：

2012年4月1日——5月31日

大学生日常消费支出调查问卷

姓名：班级：性别：单项选择（多选不计）

（1）你日均花费在食品上的支出是多少？（）

A50元以下B50-100元以内C101-150元以内D150元以上

（2）你一个月花费在日用品上的支出是多少？（）

A50元以下B50-100元以内C101-150元以内D150元以上

（3）你一个月需要交纳多少电费？（）

A20元以下B20-50元以内C51-100元以内D100元以上

（4）你花费在购买文具方面月支出是多少？（）

A不支出B1-10元以内C11-20元以内D20元以上

（5）你一般购买书籍月支出是多少？（）

A不支出B1-20元以内C21-50元以内D50元以上

（6）你去酒吧、KTV、网吧、游乐场等公共娱乐场所月支出是多少？（）

A50元以下B51-100元以内C101-200元以内D200元以上

（7）你在网络游戏上的月支出是多少（包括QQ等聊天工具）？（）

A不支出B1-20元以内C21-50元以内D50元以上

（8）你在网上购物的月支出是多少？（）

农民消费支出 篇6

【关键词】国内旅游消费支出 国内生产总值 计量经济学模型

一、提出背景

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旅游业成为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随着我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旅游已经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旅游市场不断被扩大，旅游业持续发展，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取得多方面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旅游支出也相应在国内消费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旅游产业成为了拉动内需的重要途径，并促进和带动了许多其他产业的发展。因此研究国内旅游消费状况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主要是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二、数据来源

基于以上数据，建立的模型是：

Y=β0+β1X1+β2X2+u

β0度量了截距项。

β1度量了当GDP变动1%时，国内旅游支出的变化。

β2度量了当我国的消费物价指数发生变动时，其实也就是1%时，国内旅游支出的变动。

u是随机误差项。

对Y做回归

利用eviews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如表2

根据以上结果，初步得出的模型为

Y=-51486.49+0.093734X1-136.2317X2

（一）模型的参数估计及其经济意义、统计推断的检验

利用EVIEWS软件，用OLS方法估计得：（见表2）

可见，首先进行F检验，F0.05（k-1，n-k）=F0.05（1，13）=4.67， 105.9670>4.67方程线性显著。其次进行t检验，t0.025（13）=2.160，GDP的系数显著，系数也符合经济意义。CPI的t值不显著，但是系数符合经济意义。故我们对上述模型进行计量经济学的检验，并进行修正，看是否能使模型方程得到改进。

（二）计量经济学检验

1.多重共线性检验。

（1）下面用Frisch综合分析检验并解决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

先用EVIEWS软件，得相关系数矩阵表如表3

由上表可以看出，解释变量X1与X2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较大，可见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因为GDP对我国旅游支出的影响最大，从而得出最优简单回归方程Y=f（x1）。

将其与变量逐个引入Y=f（x1），计算结果如表4。

通过比较Y=f（x1）是最优的，将变量X2引入。

加入x2后虽说有R2所增大但它使得x2的t检验值不能通过，所以删除x2。

回归模型以Y=f（x1）为最优模型，Y=0.045534X1-2714.289

2.序列相关性检验。

DW=0.41。在显著水平α=0.05下，查表n=15，k=1时，dL=1.08，du=1.36，由于0.41

下面对序列相关性进行修正

DW=1.73所以经修正后不再存在序列相关性。

三、模型的分析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检验和修正后的最终结果如下：

Y=0.064327X1-12597.87

（2.429064）（-0.471185）

R2=0.980778 F=280.6365 AR（1）=0.897366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我国国内旅游支出主要是受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四、促进国内旅游市场消费的对策分析

（一）开拓国内旅游市场

1.旅游产品多元化。首先，可以开发一些城市周边的近郊旅游产品，增加周末短期旅游的支出，而且缓解城市的交通和住宿压力。如北京农业嘉年华、季节性观光等，其次，可以加强地方间的合作，因地制宜，借鉴其他地方的有益的营销策略，实现国内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根据市场需求，配套和完善当地的旅游地区的基础措施，对饮食、住宿、交通公共设施进行合理规划，降低对原有资源的破坏。

2.挖掘国内旅游消费潜力。首先加强对旅游的宣传，培育民众的旅游消费意识，从而转变我国居民的消费方式。其次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的程度，促进当地居民分享旅游业发展成果，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提高旅游消费支出，继续推动乡村旅游、文化旅游、红色旅游等主题旅游，不断创新旅游活动，扩大比如“海洋旅游”海洋海岛旅游、邮轮游艇旅游等。

（二）完善旅游服务体系

1.创新旅游服务。首先进一步加强政府对旅游服务的重视程度，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断进行旅游创新，将新技术和传统旅游业进行结合。同时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其次完善和优化旅游环境，加快建设和完善旅游配套服务，拉长旅游产业消费链。加强旅游市场监管，全面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2.健全旅游法规。尽管我国已经出台多部旅游法规，但相对于旅游业发展的实践需要而言，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片面性、不及时性等特点。因此，必须与时俱进，规范旅游经营者经营行为和旅游者旅游活动行为，建立健全我国的旅游法制，以法治旅，尽可能的保障国内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和旅游者权益。

（三）多渠道增加国民收入

旅游支出与国内收入和价格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与国内收入存在成正相關关系，与价格成负相关关系，旅游消费支出会随着国民收入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制定适当的旅游产品的价格，进行消费政策的创新，刺激消费需求.刺激人们的旅游消费。

参考文献

[1]谢静.我国旅游消费支出的实证分析[J].旅游经济研究，2011.

[2]刘文斌.关于我国国内旅游消费支出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初步研究[J].经济师.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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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留雄.关于旅游产业经济研究的思考[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

[7]叶银丹.国内旅游收入的计量经济学分析[J].产经透视，2012，4.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为丁晓宁（1993-），女，汉族，河北省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理论与政策。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研究 篇7

关键词：消费支出,消费结构,主成分分析

近年来, 中国经济加速发展, 城镇居民的收入不断增加, 并且在国家连续出台住房、教育、医疗等各项改革措施和实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政策的影响下, 我国各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也强劲增长。居民消费水平的地域差异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集中表现和缩影, 同时, 消费也是社会需求的主体、生产的最终目的。因此, 对我国各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各项指标进行计量分析, 明确我国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区域差异的数量特质, 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以全国31个省市区2010年第一季度累计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样本, 运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 使用SAS软件, 对所观察的省市进行实证研究, 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内需提供必要依据。

一、分析方法介绍

主成分分析法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Charles Spearman在1904年提出。他是将实测的多个指标所表达的信息用少数几个潜在的独立的主成分指标来表达, 而这些相互独立的主成分指标是由实测指标的线性组合来表示, 用以反映原来多个实测指标所要反映的主要信息。

(一) 初始化指标

设m个指标, 每个指标观测值为n项, 进行主成分分

析的模型如式:

其中, F1为第一主成分, F2为第二主成分, 依此类推。

将指标矩阵F= (x1, x2, …, xn) 的数据标准化, 得F′= (x1`, x2`, …, xn`) ;xij`= (xij-xj (平均) ) /√Sj (xj= (x1j, x2j, x3j, …, xnj) ) , j

表示第j个指标, 其中,

Xj (平均) =Σxij/n

Sj=Σ (xij-x j (平均) ) 2/ (n-1)

(2) 求标准化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R (rik) m×n

rij=Σ[ (xai-xi (平均) ) * (xaj-xj (平均) ) ]/ (n-1)

(3) 求相关系数矩阵R的特征值

根据特征方程|R-λI|=0求得R的特征根0≤λ1≤λ2≤…≤λn-1≤λn.

(4) 计算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

ak即为第k项贡献率。

(5) 确定主成分的个数, 建立主成分方程

选取主成分个数的常用方法是根据累计贡献率, 一般以85%为界限。若前k-1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小于85%, 而前k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大于或等于85%, 则取k个主成分。

二、数据来源与实证分析

居民消费支出按照人们实际支出去向可分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杂项商品及服务。运用SAS软件中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我国31个省市区2010年第一季度累计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 (数据详见国家统计局网站季度数据2011年第一季度累计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 从特征值表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特征值为5.90, 它的贡献率为73.5%。第二个特征值为1.01, 它的贡献率为12.65%。这时累计贡献率为86.40%。这说明前2个主成分对数据的解释能力已经达到了85%以上。根据特征向量表可以给出2个主成分的表达式。

其中, X1、X2、X3、X4、X5、X6、X7、X8分别表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其他商品及服务。

第一个主成分的系数全为正数, 因此可以解释为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平均值, 代表一个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总支出水平。而第二个主成分, 在衣着、医疗保健、其他商品和服务上的系数为正, 在食品、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上的系数为负, 说明这个成分代表了衣着、医疗保健、其他商品和服务方面, 即“特殊消费”与基本生活资料消费的差异。为了知道两个主成分的统计意义, 以便对数据作出合理的解释, 将各地区分别按照第一个主成分和第二个主成分从小到大排列。

三、结果分析和政策建议

(一) 结果分析

根据综合得分情况可将我国31省市区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第二类为天津、福建、江苏、海南、重庆;第三类为湖南、广西、四川、辽宁、山东、陕西、青海、湖北、江西、云南、吉林、河北;第四类为安徽、贵州、西藏、宁夏、内蒙古、山西、河南、新疆、黑龙江、甘肃。

第一类地区由北京、上海、浙江和广东组成, 它们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反映消费结构的八个方面都有较高的消费支出, 结构合理。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支出比例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反映出在一个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总支出水平高的地区, 人们对信息及精神生活的需求。

第二类地区是天津、江苏、福建等, 经济发展仅次于第一类, 综合评价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除了天津、重庆消费支出的八个方面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 福建、江苏、海南均表现出食品、家庭设备、交通通讯、教育娱乐等基本生活资料方面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医疗保健和衣着消费支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反映出这几个省的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仍较低, 需要优化消费意识, 调整消费结构, 例如加大在医疗保健、衣着消费等方面的投入。

第三类地区综合评价略低于全国水平。其中湖南、辽宁、山东、青海、吉林、河北较为特殊, 衣着和医疗保健方面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即“特殊消费”较高。广西则与之相反。四川、陕西、江西、云南、湖北在消费支出的八个方面均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第四类地区综合评价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除了内蒙古衣着和医疗保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 其余的省市区消费支出的八个方面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类地区基本上是我国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其中西藏自治区消费结构的特点突出表现为食品、衣着和交通通信支出比例明显偏高, 而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居住等项支出显著偏低, 西藏的气候条件恶劣, 交通通信设施成本费用较高, 医疗设施以及教育文化水平相对落后是这种消费结构的主要原因。内蒙古在基本生活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方面比例严重失调, 可能是由于居民消费意识差, 政府投入不足。

(二)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 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 居民的消费水平较高, 消费结构也较合理。因此, 居民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需求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 并最终决定着居民的消费层次和消费结构。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影响居民的消费结构的因素, 如地区文化差异、气候不同、消费环境、消费心理预期等。

因此, 为了使居民消费结构更加合理, 首先要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有效拉动经济落后地区消费, 努力缩小全国各地区贫富差距。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消费差异明显, 因而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缩小其与东部地区在收入上的差距, 不仅有助于本地区消费质量的提高, 而且有助于使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质量上一个新的台阶。其次, 要进一步完善包括住房、医疗、失业、养老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消除居民消费顾虑, 利于培养居民良好的消费意识。最后, 整顿市场秩序, 为居民提供良好的消费环境, 例如清除抑制消费的不合理规定, 打击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

参考文献

[1]、周建军, 王韬.近十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研究[J].管理科学, 2003 (2) .

[2]、岳朝龙, 黄永兴, 严忠.SAS系统与经济统计分析[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3.

[3]、国家统计局网站

全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分析 篇8

关键词：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消费结构

一、建立模型

中共十六大以来, 城镇居民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比重不断提高, 食品支出比重持续下降, 具有以下特点: (1) 恩格尔系数下降; (2) 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比重提高; (3) 服务性支出比重提高; (4) 城镇居民居住支出增加较多。

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分为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居住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 因此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来对全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结构进行分析。

设定模型:Y=c+β1x1+β2x2+β3x3+β4x4+μY: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 X1:食品, X2:衣着, X3:居住, X4:医疗保健。

数据取自1993年至2009年全国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Y、食品支出X1、衣着支出X2、居住支出X3和医疗保健支出X4, 进行加权最小二乘法。

经计算, X1和X2的相关系数为0.99, X1和X3的相关系数为0.97, X1和X4的相关系数为0.95, X2和X3的相关系数为0.95, X2和X4的相关系数为0.93, X3和X4的相关系数为0.98, 故解释变量存在高度的线性相关, 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运用OLS方法逐一求Y对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来对方程进行修正。经分析, 加入解释变量X1, 虽然改进了R2, 但是不显著, 应去掉。

运用White检验法对原模型的异方差性进行检验, 证明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

由直观的图检法可以看出, Residua曲线呈现锯齿状, 原模型可能存在自相关。运用DW检验对模型的序列相关性进行检验, 对于样本量为17, 3个解释变量, 5%显著性水平的模型, 查DW统计表可知道:dL=1.02, dU=1.54。模型中d U

最终模型估计如下

Y代表全国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 X2代表衣着支出, X3代表居住因素支出, X4代表医疗保健支出, 从上述模型及下图1中可以看出:

1. 将模型参照原始数据, 可以看出, 对于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结构而言, 最主要的影响波动的因素在于衣着、居住与医疗保健因素。就单项来看, 居住消费与衣着消费的单位波动均会对居民消费结构产生较大的、显著的影响。医疗保健消费的单位影响小于衣着与居住, 这符合对于模型的预期。

2. 衣着消费在1996年下降之后在1999年开始上升, 且在2004年以后增长速度加快, 这说明人们在衣着上的消费越来越多。

3. 居住方面, 居住成本对于模型影响很大, 全国居住成本保持了较快增长, 人们的居住消费比例越来越大。

4. 医疗保健方面, 在1998年上升速度很快, 到2000年之后稳步上升。说明人们在医疗保健的消费上逐年增加, 国家需要增加医疗保健的投入, 完善医疗机制,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二、结论与建议

1. 大力发展生产力, 增加居民收入

生产力水平越高, 物质产品越丰富, 为改善消费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 而居民收入增加后, 则会直接影响到消费结构层次的提升。

2. 积极推进各项制度改革, 使各项支出更趋合理

应大力推进住房、医疗、养老、教育、保险等各项改革, 特别是应完善住房商品化市场, 取消各项不正当收费, 降低房价, 促进住房销量的增加, 使住房真正成为主导性消费品, 成为消费热点。—旦住房销量增加, 那么用于装饰装修方面的开支也会不断增大, 从而带动整体影响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化。

在居住与衣着方面应保持稳健, 因为模型反映这两方面的影响权重极大, 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和生活负担。医疗保健方面, 国家应逐步增加投入, 虽然模型反映的系数不大, 但是其影响是显著的。同时, 医疗保健作为居民健康的保障, 其完善的服务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3. 引导合理消费, 改变居民的消费观念

注重舆论导向作用, 倡导文明的消费行为、科学的消费方式、适度的消费水平和合理的消费结构。同时, 还应鼓励居民合理而科学地进行精神文化消费, 改变居民的量入为出的传统消费观念, 使居民逐渐接受“信贷消费”的新观念, 以便提升消费层次, 促进消费档次的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曾璧钧.我国居民消费问题研究[M].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7.

[2]范剑平.居民消费与中国经济发展[M].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0.

新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分析 篇9

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 经济增长的主要支点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 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 刺激消费需求、优化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已逐渐成为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首选措施, 更是当前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而要促进居民的消费需求, 一方面, 应启动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 应启动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 因而, 启动居民的消费需求, 扩大内需的当务之急应是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因而, 关注农村居民消费, 正确的分析和评价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并引导和促进农村居民不断提高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 对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简称新疆) 地处中国西北边陲, 亚欧大陆腹地, 周边与八个国家接壤, 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其经济的发展对边疆的稳定和全国经济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要促进新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消费的增长, 因而研究新疆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等消费领域的一系列问题, 可以提供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变化的信息, 对于调整产业结构, 引导农村居民合理消费, 对促进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和加快新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费问题是现代西方消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凯恩斯从心理因素入手提出了包括“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益递减”及“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 建立了收入假说下的消费函数理论, 为消费结构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自凯恩斯之后, 出现了诸多以消费为研究对象的学者, 尤以佛里德曼 (1976) 、莫迪利安尼 (1985) 、杜森贝里、霍尔 (1978) 等人为代表。1976年佛里德曼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 认为收入分为瞬时收入和持久收入, 消费分为瞬时消费和持久消费, 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会直接影响到居民当前的消费支出, 即居民当前的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

我国对消费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 但发展迅速。1963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初教授在其所发表《关于消费问题的探讨》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消费结构的概念。1983年尹世杰教授主编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 作为我国消费结构理论研究的磈端, 系统地研究了消费结构问题;今年来消费结构研究方法更是趋于新颖化。董永茂 (2005) 采用ELES模型, 利用1998、2003年浙江省农村家庭消费开支调查资料, 对浙江省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杭斌、申春兰 (2005) 运用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来证明潜在的流动性约束与中国农户的预防性储蓄有着密切关系;郭爱君、武国荣 (2008) 通过建立AIDS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研究, 并且对“九五”和“十五”两个时期的中国农村居民七大类商品消费的动态特征进行了对比研究;此外;对数模型、二次移动平均模型 (DMAM) 、综列数据模型等均为目前消费结构研究的主要方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对于消费结构的研究, 国外侧重于方法的研究和创新, 而国内研究则侧重于居民消费结构所涉及的具体方面, 如居民消费结构现状、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居民消费结构的预测等多方面的定性分析, 以及应用数量方法对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定量分析等。尽管在国内消费结构的研究中已有很多理论成果, 但是大部分是研究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 关于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急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分析。

三、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现状和变动趋势分析

为了更加清楚的了解近年来新疆农村居民各个方面的消费情况, 以下通过对新疆农村居民的吃、穿、住、用等方面人均消费支出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支出比重的变化图来研究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趋势。

(一) 食品支出

新疆农村居民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从2000年的618.2元上升到2011年的1589.5元, 11年的时间新疆农村居民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增长了2.57倍。恩格尔定律指出, 食品支出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 将随收入增加呈现下降的趋势。然而由下图可以看出2000~2011年, 新疆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支出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支出比重明显下降。从2000年22%左右下降至2011年的15%以下, 说明新疆农村居民并正向更好生活阶段迈进。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从恩格尔系数变化所得到的结论。

(二) 衣着支出

近十年以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农村居民的欣赏品味在不断提高, 新疆农村居民在穿着方面出现了较大变化, 农村居民已不仅仅满足于“穿”的本身, 也更加注重于质量和款式等方面的提高。相关数据表明2000年新疆农村居民用于衣着方面支出为114.26元, 到2011年增加到了372.1元, 是2000年的3.25倍, 而2000~2011年新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幅为2.57倍, 低于衣着支出的增加幅度。可见,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人民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 衣着支出比重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到2005年这一下降趋势并不明显, 甚至有些年间偶尔有上升趋势, 但近十年间新疆农村居民衣着支出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支出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 这说明新疆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 也正是恩格尔定律的一次运用。

(三) 居住支出

住房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场所, 在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消费质量逐步提高的过程中, 农村住房消费变化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其总的特点是农村居民住宅面积逐渐扩大, 住房质量逐年提高, 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2011年的人均居住支出1025.3元, 相比于2000年新疆农村居民人均居住支出170.9元, 增长了6倍;从下图可以看出, 2000年以来新疆农村居民居住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由2000年的6.06%上升到2011年的9.11%。反映出这一时期新疆农村居民收入有所增长, 改善住房条件成为他们的迫切愿望, 建房的积极性提升明显。

(四) 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支出

近十年来新疆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一直持续快速增长, 其占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在增加, 由2000年的2.61%上升到2005年的3.35%, 医疗保健支出的持续增加体现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生活质量改善, 农村居民越来越重视身心健康, 过去大病小治、小病不治的现象有了较大改变。

四、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特征

为了进一步研究新疆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特征, 下面特从农民最终消费支出 (亿元) 、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 农村居民消费规模不断增长

2000~2012年, 新疆农村居民最终消费支出 (亿元) 由159.97亿元增加到675.6亿元, 增长了4.22倍, 年均递增12.75%。

(二)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条件不断提高

2000~2012年, 新疆居民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元) 由1236.45元增加到5301.3元, 增长了4.29倍, 年均递增12.9%。其中农村居民家庭居住支出 (元/人) 由170.9元增加到1025.3元, 增长了6倍, 年均增长16.1%。

(三)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在增加。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2000年的50%下降到2012年的36.1%, 下降了13.9个百分点。虽然农村居民消费较低, 但消费结构已逐步由低层向高层发展, 生存消费比重下降, 享受和发展消费所占比重上升。

五、新疆农村居民整体消费结构现状和变动趋势的分析

从下表可以看出, 1995~2005年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的货币化程度在逐年提高, 其中农村居民家庭食品支出 (元/人) 、农村居民家庭医疗保健支出 (元/人)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居住消费支出 (元)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衣着消费支出 (元) 四类消费几乎完全是货币化消费几乎完全是货币化消费。自给性消费程度最高的是食品消费, 由2000年50%的自给自足下降到2011年的36.14%;居住类消费货币性程度从2000年的13.82%上升到2011年的23.312%。农村居民家庭医疗保健支出 (元/人) 从2000年的5.96%上升到2011年的8.57%, 表明新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充分的提高。

六、结论与建议

新疆人口结构中农村人口的比重较多, 促进新疆经济增长首先做好农村消费问题工作, 农村居民存在有欲望但不能消费的现象。

我们知道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但是目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目前状态一下子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刺激消费需求不可能, 首先靠投资的力量, 南北疆调整投资投入量, 促进经济发展, 缩小经济差异, 调整各地区的经济水平不平衡, 保证地区经济稳定发展。然后, 经济的增长必然会引起居民消费的增长, 消灭有消费欲望但没能力消费的问题, 只有消费增长才能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再次经济稳定发展, 可以缩小城镇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差距, 平衡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 农村经济和城镇经济才能同步发展。最后政府对农村的投入量主要为调整农村居民居住类支出和医疗保险类支出, 所以为经济健康发展进一步调整农村居民文教类, 居住类, 和医疗保险类支出, 文教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消费增长相对缓慢, 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不足。在增加收入刺激的消费的基础上提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调整消费结构, 保持外需的基础上扩大内需, 增加对农村的投入量, 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正确调整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 缩小城镇和农村, 南疆和北疆居民消费差距, 促进新疆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条件。

摘要：近年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逐步从以食品为主向多元化的消费支出结构转变, 农村居民开始重视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等服务类项目的支出。新疆地处我国西北部, 总体发展水平落后于内地, 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以及文教、娱乐配套设施的欠缺, 新疆大部分地区农村居民在此方面的消费比例还很小, 居民消费结构状况对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很大的影响。本文在对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现状和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完善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对策建议。因此, 进一步加强农村相关文教、娱乐设施的建设将对新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的合理化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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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蒋萍.《社会统计学》[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年.

政府支出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 篇10

政府支出包括政府消费、转移性支出和政府投资三个部分。政府消费和转移性支出对居民消费都有直接影响, 特别是与公共服务相关的政府消费和转移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尤为明显。国际经验表明, 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支出的增加, 不仅可以部分替代居民在这方面的消费, 间接增加居民收入, 而且还会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 进而增加其他消费。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和机构研究我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结论差别很大, 但都认为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是促进的。因此, 政府支出结构调整对居民消费结构、消费水平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我国政府支出结构变动特点

上世纪80年代以后,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 我国政府支出 (即政府财政支出) 在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 支出结构也发生较大变动,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本建设支出、政策性补贴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基本建设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27.67%下降到2006年的10.86%, 政策性补贴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13.06%下降到2006年的3.43%。二是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农支出比重先降后稳。2001年以前, 这两项支出比重都有不同程度下降, 此后保持稳定。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出比重基本在4-5%之间, 支农支出比重基本在5-6%之间。三是文化、教育、卫生支出波动较大。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15.8%上升到1994年的22.07%, 此后总体上呈缓慢下降的趋势, 2005年下降到17.99%。2006年以后, 随着国家较大规模增加对教育、卫生的投入, 这一比重又呈上升的趋势。四是行政管理支出总体上不断上升。从1985年的6.52%上升到2006年的13.95%。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年鉴》相关年份。注:2007年财政支出口径有较大变化, 文教、科学、卫生支出是将各项支出汇总, 其它支出项目没有调整。

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变化也较大。其中, 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上世纪80年代有较大提高, 但在1996年以后连续4年下降, 到2000年以后基本在13-14%之间徘徊。医疗卫生支出的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始终稳定在5%左右。社会保障支出从1985年的1.55%上升到2002年的11.95%, 此后一直在10-11%之间波动。总体来看, 尽管2002年以后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支出有较快增长, 但其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没有明显变化。2007年, 我国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只有2 9.2%, 和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 分别低13.5和24.8个百分点。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特点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情况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居民的食品、衣着消费支出比重不断下降。食品消费比重 (恩格尔系数) 从1985年的52.2%下降到2007年的36.3%, 衣着消费比重从14.6%下降到10.4%。二是耐用品消费比重在上世纪90年代后稳中有降。上世纪80年代城镇居民家庭设备用品消费比重有大幅提高, 进入90年代以后稳中有降, 比重从1990年的10.1%下降到2007年的6.0%。三是居民用于住、行、通信的消费比重持续上升。居住支出占消费的比重从1985年的4.79%上升到2007年的9.83%, 交通通信支出比重从2.1%上升到13.6%。四是居民用于医疗、教育等提升人力资本的支出比重有较快上升。医疗保健支出比重从1985年的2.5%上升到2007年的7.0%,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支出比重从8.2%上升到13.3%。

(二)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与城镇居民类似, 但总体滞后于城市居民。一是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消费支出比重下降, 但降幅要小于城市居民, 而且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然比城市居民高出6.8个百分点。二是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消费支出比重都有较大上升, 但总体上仍低于城市居民。三是居住消费支出比重与城市居民变动相反。居住支出占消费的比重从1985年的18.23%下降到2005年的14.5%, 2007年又回升到17.80%。

总的来看,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我国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增长要快于整个消费增长, 其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另据对美国、英国、新加坡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分析[1], 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 居民文化娱乐教育支出比重平均为7.5%, 而且教育支出比重很低;医疗保健支出比重平均为5%。因此, 从横向比较来看, 我国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比重也明显偏高。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政府支出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支出有较快增长, 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但这些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没有明显变化, 还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并已对居民收入和消费产生较大影响。

(一)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全部教育经费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使得居民承担的比重上升, 突出表现为学杂费比重显著提高, 导致居民的教育消费支出比重不断提高。1992-2005年,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重从84%下降到61.3%, 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比从62.1%下降到55.4%;学费和杂费所占比重从5.1%上升到18.4%。2003年以后, 随着社会教育经费的增加, 以及国家相关教育改革措施的出台, 学杂费比重终止了持续上升的趋势, 稳定在18%左右。2006年以后, 国家财政性经费比重有较大提高, 学杂费比重则大幅下降。与此相对应, 居民教育支出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在2002年后也呈稳中趋降的态势, 这说明国家的教育支出与居民教育消费支出之间存在较大的替代效应。

(二) 政府预算内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重大幅下降, 使得个人的卫生支出比重上升, 居民医疗卫生消费支出比重提高。1985-2001年, 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38.6%下降到的15.9%, 社会卫生支出比重也呈下降趋势, 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从28.5%上升到60%。2002年以后, 随着政府和社会对卫生支出的增长, 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也由升转降。与此相对应, 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在2002年后趋于稳定, 并在2006年开始下降。这说明国家的卫生支出与居民医疗卫生消费支出之间也存在较大的替代效应。

(三) 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力度不够, 使得居民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过快, 进而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降低。1990-2007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3.9%。同时期, 居民社会保障等支出年均增长36%, 远远高于居民各项收入来源增速, 对可支配收入的负面贡献也从0.4%上升到8.1%。这使得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总收入增速。这些特点在2000年以后表现得更加突出。

(四) 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性支付实际上加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最大和较大的是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其中, 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经营性收入则使城乡居民收人差距缩小。1990-2007年, 工资性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最大, 超过80%;其次为转移性收入,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超过了30%。由于转移性收入的主体是离退休金、价格补贴、社会福利救济等财政性资金的转移支付 (占60-70%) , 因此这种转移性支付实际上加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主要是对农村居民的补助不够。

(五) 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不够, 还导致居民的消费倾向下降。政府增加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 为居民提供较为广泛的社会安全网, 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 进而减轻居民防范性储蓄动机, 明显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但1990-2007年的数据分析表明,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66, 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与城市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73。这说明政府对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不够, 是我国居民储蓄连年增长、消费倾向持续走低的重要原因。

注:根据中国教育经济信息网“各地区教育经费情况 (2006年) ”计算, 2007年数据尚未公布。

优化政府支出结构, 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 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资不足, 导致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比重不断上升, 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过快, 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 并降低居民消费倾向。因此, 今后应进一步优化政府支出结构, 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内需、调结构方面的中长期作用。

(一) 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当前, 我国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比重要比人均GDP6000美元国家的平均水平低近25个百分点。如果我国在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时, 这三项公共服务支出比重要达到当前的国际平均水平, 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人民币汇率水平, 按不变价计算, 这三项支出比重每年应提高至少3个百分点。如果再考虑人民币升值、现价等因素, 三项支出比重提高的速度应更快。

(二) 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本目标,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研究表明, 我国各地区政府支出的标准差和居民消费的标准差高度相关, 各地区政府支出差异的扩大加剧了各地区居民消费差距的扩大。因此, 应加快确立并实施最低公共服务支出标准, 增加对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投入, 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同时, 加强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制化建设, 尽快建立起以一般转移支付为主, 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的模式。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统计年鉴2007》和《2008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

(三) 适当增加政府货币转移支付, 并且更多地向农村和低收入群体倾斜。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保障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降低农民的收入风险;继续扩大和完善对农业的生产“直补”, 提高农民的转移性收入, 尽快转变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扩大的局面。对城乡低收入家庭的社保支出给予适当补助, 减轻其缴费压力。

(四) 根据社会事业发展规律和公共服务的不同特点, 积极探索有效的财政保障方式, 抓紧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包括优先发展教育投入机制,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促进就业支持机制, 医疗卫生事业保障机制,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筹集机制等。

(五) 创新准公共产品的融资方式, 节省政府相关投资。一些准公共产品和服务, 如基础设施, 应尽可能吸收民营资本投入, 减少政府支出, 以便将这方面的资金转向不断增加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支出。

参考文献

农民消费支出 篇11

关键词：财政农业支出；农民收入；优化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English Topic An Analysis of Fiscal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Promotes Our Country farmer income Growing

ABSTRACTthe thesis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our country finance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on farmer’s income increasing from the reform and the open, in terms of the size of finance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finance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has surely promoted farmer’s incom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finance agricultural expenditure and promoting our country farmer income growth.

Key words: 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agriculture;farmer income;optimizing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了38倍，从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2009年的5153元[1]，2010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5919元。在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得到巨大提高的同时，农民收入增长来源于财政支农支出的比例也越来越高。通过对财政支农支出影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效果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我国目前财政支农支出运行状况，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只不过大多数文献都是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为研究背景。从理论上说，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着替代和互补两种不同的关系。有时是互补关系，即财政支农支出可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扩大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了拉动的作用；但是，有时二者又可能是替代关系，扩大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会产生挤出效应。一般来说，财政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可能同时具有替代和互补关系。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理论认为，政府扩大财政支出能够带动民众收入增长，对国民经济起到倍增的刺激作用。贝利首次提出，财政向农民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相当于单位 的农民生产性投入[2]。根据这种假说，某农户的生产函数 ， ， ， 。如果 ，就有 ，即财政支农支出的扩大引起农户生产边际效率下降，从而引起农户生产性投入的减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收入增长是替代关系。相反，如果 ，就有 ，即财政支农支出的扩大引起农户生产边际效率增加，从而引起农户生产性投入的增加；这时，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民收入增长呈互补关系。Barro[3]将有效生产概念 引入财政支农支出的产出效应模型，Komendi[4]和Aschauer[5]各自用美国的经验资料，Ahmed[6]用英国的经验资料分别检验 的符号；他们研究证明，当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呈替代关系；当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呈互补关系。

国内许多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和财政支农支出变动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从整体上看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替代的关系；指出扩大以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重点的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对农民收入增长能够起到拉动作用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落后，加快我国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短期内能够直接降低农户生产成本，长期有助于夯实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基础。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二、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变化

从《中国统计年鉴2010》可知，农民人均纯收入来源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指农民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靠在城市二、三产业劳动而获得的收入；农民从事工业、建筑业、运输、批发、零售、餐饮、社会服务等非农业生产活动取得的收入属于非农业收入。家庭经营收入指农民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农业生产而获得的收入，农民从事农、林、牧、渔以及采集、捕猎等农业生产活动取得的收入属于农业收入。今后，财政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这两部分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会逐年增加。根据农民收入来源的性质，我们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取得的非农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合并为非农业收入，将家庭经营农业取得收入称为农业收入。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其中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分别为2473元、2356元、448元和642元。

改革开放以来，非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从1980年的21%增加到了2010年的60%，上升了31个百分点；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从1980年的79%下降到了2010年的40%。特别是从1990年以来，非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作用强劲，非农业收入增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2010年非农收入增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142%，也就是说，在农民来自农业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来自非农业收入迅速增长，使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这表明我国农民收入来源结构正在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但是，近年来，2008年世界爆发金融海啸后，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步伐放慢甚至停止，农民从非农领域获得收入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保障农民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合法利益，拓宽农民非农收入渠道，是财政支农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2）影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从前面的统计资料分析中得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农民占有的人力资本数量、农作物耕种面积以及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等。我们应从农业和非农业这两种取得收入的渠道去寻找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因素。

农民占有的人力资本数量多少决定了农民来自非农收入的大小，而农民人力资本数量又取决于农民接受教育的年限、接受生产技能培训的时间和享受的医疗卫生条件等。农民接受教育的年限和生产技能培训的时间越长、享受的医疗卫生条件越好，农民人力资本数量就越多，农民选择非农产业就业的机会就越多，从非农领域取得的收入就越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快；反之，农民接受教育的年限和生产技能培训的时间越短、享受的医疗卫生条件越差，农民人力资本数量就越少，农民选择非农产业就业的机会就越少，从非农领域取得的收入就越少，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慢。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越快，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农村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就越高，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就越多，农民获得的非农业收入就越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快；反之，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越慢，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农村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就越低，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就越少，农民获得的非农业收入就越少，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慢。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农民信贷资金需求越容易得到满足，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拥有的权利就越多，农民从市场交易中获得的收益就越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快；反之，农村金融越落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慢[7]。农民耕种的农作物面积越多，农民取得的农业收入就越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快；反之，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慢。财政支农支出越多，农民获得的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就越多，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快；反之，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就越慢[8]。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1）计量模型设定

依据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各种因素设定模型变量，模型中的因变量是农民人均纯收入 ，解释变量是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 、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 、农民人均信贷资金数量 、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支出资金数量 、农村产业结构状况 。基于以上因变量和解释变量设定，我们构建如下面板数据（panel date）回归方程：

其中， 为常数项； 、 、 、 、 分别为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农民人均信贷资金数量、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支出金额、农村产业结构状况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弹性系数，最后一项 是残差项。

（2）数据说明

下面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农民人均信贷资金数量、农民人均财政支农金额、农村产业结构状况等变量所涉及的数据进行说明。

本文用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衡量农民人均纯收入，并且用1980年等于100的CPI进行了换算[9]。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农村劳动力接受教育的年份与其选择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的数量正比例；农村劳动力接受教育的年份越多，其获得非农业收入越多，收入增长越快；据此，本文用农民人均接受教育的年份来衡量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用每年全国总的农作物耕种面积除以总的从事农业劳动力人数所得结果，代表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本文用金融机构投向农村地区的信贷总量除以农民总人数所得的商，代表农民人均信贷资金数量，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财政支农支出资金规模包括支农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用每年国家财政支农支出总数量除以农村居民总人数所得结果，代表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支出金额；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财政统计年鉴》。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表示农村产业结构变量；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上升和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上升，是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表现，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可以反映我国农村的产业结构状况。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和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高，说明我国农村地区的工业化水平高、城市化水平高，该地区农户来自非农收入肯定也高；反之，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和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低，说明我国农村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低、城市化水平低，该地区农户来自非农收入肯定也低；数据来自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0]。

四、检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涉及的都是时间序列变量，由于对时间序列数据直接进行回归分析有可能产生虚假回归。格兰杰（1998）提出了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多重协整检验方法[11]，该方法对模型中所有独立的协整关系做总体分析，不事先假定模型中协整关系的个数，也无需确定对哪一个变量作规范。本文将采用多重协整检验方法对各种变量间的长期关系进行检验。

（1）检验结果。

根据eviews5.1输出，检验结果如下：

下面分析各解释变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影响的显著性：

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通过查表可以得出t分布的自由度为v=91-4-1=86的双侧分位数 ；给定显著性水平α=0.25，通过查表可以得出t分布的自由度为v=91-4-1=86的双侧分位数 。显然， ， ， ， ， ，表明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上，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农民人均信贷资金数量、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支出金额、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均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有着显著性的影响；又因为 ，这意味着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上，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没有表现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影响； ，即在7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t检验，表明在75%的显著性水平上，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

从上面的检验过程可以看出，加入地区虚变量后，回归分析模型的拟合优度提高，虚变量系数显著。说明不同的农村地区，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市场化程度和社会制度等因素所形成的地区差异性，会使不同地区的农民就业、发展经济的机会出现差异性，从而导致不同地区的农民增收的途径不同，造成不同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出现差异性。

（2）财政支农支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效果分析。

从加入地区虚变量回归方程的检验结果可知，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财政支农支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差异性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具有显著影响，特别是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影响更显著，而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影响不明显。

虽然检验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农民人均耕种农作物面积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影响不明显，但并不证明我国农民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非常小已到极限，它只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单靠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已不足以让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收入迅速增长；如果能够加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农村土地规模经营，那么农民从农业生产中增加收入的空间还会很大。首先，我国目前不稳定的农地制度使农户对自己承包的耕地缺乏长期经营的打算，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不定期调整的负作用如同一种随机税，集体在不可预见的某一天将承包耕地拿走，同时拿走农户投入耕地上的中长期投资，耕地的原承包者将会失去投资土地的信心，从开始承包就减少对土地的投资，久而久之，我国土地产出率就会很低，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会越来越少，这是我国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不能带来收入增加的根本原因。其次，我国目前的农地也缺乏必要的流动性，农业生产无法实现规模化经营，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被几亩耕地捆绑住的农户是很难增加其收入的；再次，我国目前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纷纷放弃从事农业生产，许多耕地荒芜。由于农业生产无法带来农民收入增加，使农民失去了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导致我国目前财政支农支出资金在引导农户增加农业投资、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中没有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正如前面分析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时所提到的一样，由于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市场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等因素所导致的不同地区农村产业结构差异性，会使不同地区的农民的就业获利机会出现差异性，从而导致不同地区的农民增收途径和速度不同[12]。例如，广东省农民人均耕地面积比湖南省少，但是，广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远高于湖南省；这是因为广东省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远高于湖南省。实证检验结果也证明这一点，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将增加589元；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或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将增加877元。

从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农民人均财政支农支出每增加1元，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只增加0.47元；虽然财政支农支出直接带来农户收入增长的效果不高，财政支农支出资金大部分被用于农林水利气象部门等管理人员发工资或投入没有发挥作用的农业基本设施建设。但是，财政支农支出在增加农民人均人力资本数量、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缩小区域差异性等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从非农产业获得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财政支农支出帮助农民提高知识水平与生产技能，等于农民从非农领域获得收入的能力就会增强。

五、扩大财政农业支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

1.加快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制度，

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改变重城镇居民、轻农村居民的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中央与地方相互分工城乡一体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各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实现由“吃饭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从根本上促进农村地区政府机构大幅度“消肿”和政府职能转换[13]。财政农业支出资金要重点用于完善农村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失业养老保障等公共事业上，要充分发挥转移支付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今后财政转移支付的重点是应支持农村地方政府尽快建立对农民的利益保障机制，帮助困难地区解决社会保险金和医疗费等拖欠问题，帮助地方政府组织落实就业和再就业政策，支持农村居民参加社会保险，支持地方政府建立医疗保障、救助制度。

2.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

目前，我国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支出占财政农业支出的比重过高，各农业事业部门人员和机构臃肿，许多部门出现人员编制严重超标，机构重复或有的机构名存实亡。精简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行政机构，降低农业事业费支出在财政农业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是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的前提。通过降低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支出占财政农业支出的比重和不断扩大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增加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和农业科技研究推广的支出，提高其在财政农业支出中所占的比重[14]。

3.开辟各种促进农民增收的途径

长远来说，增加农民收入的最直接办法是。（1）社会各界支持农民因地制宜地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推进农产品深加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使其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增加农产品的出口。（2）支持农民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解决农业生产技术落后问题，支持农户实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要实行农业的规模经营，必须将农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减少农民的数量。要使农村土地得以集中和规模经营，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首先使土地的使用权得以流动和转让，进而使土地的所有权得以流动和转让，也就是使土地这一资源也得以经由市场来配置，以提高其利用效益。（3）支持农村推进城镇化发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在改革户籍制度的基础上，支持农民在中小城市就业、安家落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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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政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 篇12

在长期内, 政府总体支出对全国及城乡不同利益群体消费都具有挤出效应, 且对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挤出效应大于农村居民。政府的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对全国和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都具有挤出效应, 但是对农村居民而言, 投资性支出表现为正向影响;在短期内, 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全国和城乡居民消费都具有挤出效应, 消费性支出对于全国和城镇居民消费都有挤入效应, 但是对于农村居民却是挤出效应。

在中国转型背景下, 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大额支出, 往往构成影响居民消费边际倾向的最重要的不确定因素。我国农村居民本来收入水平就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再加上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等支出在城镇与农村地区投入的不平衡性, 低收入和不确定性增强必然导致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锐减。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变化周期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紧密相关。

1、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是消费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无论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还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 对其消费增长率都是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 居民收入仍是居民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 与城镇和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无关, 故要想提高居民消费就要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2、城镇居民对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大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受消费支出波动率影响为负, 而农村居民受上期消费支出波动率影响为正。因此, 当城镇居民的某些消费属于被动消费或不确定支出时, 城镇居民必然会在下期进行储蓄以减少消费, 来应对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

3、社会保障支出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存在相同的正影响。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变化率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均有比较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增长具有明显地改善作用。这是因为, 社会保障支出是具有转移支付性质的财政支出, 能够直接改变消费者收入预算线并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这就再次证明了直接影响到居民收入预算线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最有效。在未来的扩大内需政策中除努力增加居民收入外, 应当参考社会保障支出所具有的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的特点, 研究制订财政支出政策。

4、教育和卫生支出对城镇居民影响大于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卫生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率影响为正且比较显著, 而教育和卫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影响不显著。在过去十几年来的财政支出政策, 我国的教育支出政策和医疗卫生支出政策更多地向城镇居民倾斜, 直到2007年才开始加大针对农村的教育和医疗投入。教育支出本身增长幅度比较平稳, 加上原来农村教育基础比较薄弱, 很难有显著地影响;而医疗卫生支出在过去十年来并没有直接针对农村居民医疗保障的相关政策。因此, 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受到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的影响较小。

5、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均支农支出增长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有显著的正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与支农支出增长率的趋势基本呈现一致。这是因为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交织在一起, 支农支出对农民的影响比较直接。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支出有较快增长, 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但这些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没有明显变化, 还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并已对居民收入和消费产生较大影响。

首先,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政府投资力度, 促进农村相关消费的增长。

由于农村地区人口密度和居民购买力相对较低, 规模效应相对较弱, 因此农村基础设施的经济效益通常不明显甚至无经济效益, 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和公益性特征, 民间资本一般不愿进入, 需要政府承担主要的投资责任。但长期以来, 中央财政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了大量资金, 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靠农民自己投入, 从而造成了城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拉大。为此, 要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 改变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

在卫生领域, 据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中国人均政府卫生支出水平在191个成员国中排名131位, 仍属低下水平。从公共卫生保健支出占GDP的比重看, 2000年世界平均为5, 4%, 高收入国家为6, 0%, 中等收入国家为3, 0%, 中低收入国家为2, 7%, 而中国仅为1, 9% (世界银行, 2004) 。再从政府负担比重看, 2000年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卫生总费用的73%, 转型国家的政府负担了70%, 最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59, 3%,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负担了57, 2%, 中国则只负担了39, 4%, 政府支出所占的这一比例是世界各国中最低的之一 (王绍光, 2003) 。

其次, 加大社会保障和收入支持的政府支出力度, 稳定居民支出预期。

中国政府在社会安全网方面的支出差距是很大的。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财政体系中, 社会保障及福利方面的公共消费或者说收入支持方面的支出是政府最主要的支出项目, 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般高达30%-50%, 占GDP的比重也大都在10%-30%之间。而中国的这两个比例2004年分别仅为12, 08%和2, 15%。如果以较宽的口径计算, 即国家加社会 (主要是企业) 的社会保障支出, 2002年也仅占到GDP的7, 15% (蔡社文, 2004) 。正是由于社会安全网的不健全, 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 从而抑制了即期消费。因此, 要进一步提高政府在社会保障上的支出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