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创业意愿

农民创业意愿（通用10篇）

农民创业意愿 篇1

“十二五”是城乡一体化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关键时期, 农民工是我国转型期出现的一个庞大的特殊社会群体, 农民工问题的存在和发展变化, 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城乡一体化的进程。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一条符合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和解决农民工切身利益的出路, 科学地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因素, 对政府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江西是一个劳务输出大省, 在沿海产业转移和江西市场不断开放的背景下, 农民工回乡创业的趋势正在逐步形成, 从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回乡创业的比例逐年增高, 其创业的地域主要在县城和乡镇。

一、江西农民工回乡创业意愿的调查状况

为了了解目前江西农民工回乡创业意愿的基本状况, 本课题组成员于2010年7-8月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方式, 分别对抚州、九江、赣州等地区的农民工进行了抽样调查, 发放问卷500份, 其中回收的有效问卷462份, 即本次调查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2.4%。

接受调查对象从事的行业涉及农民工务工主要分布的制造业、建筑采掘业、交通运输业、住宿餐饮以及其他居民服务等行业, 具体样本的行业分布比例为:制造业12.3%、建筑采掘业27.1%、交通运输业10.8%、住宿餐饮和其他居民服务业45%及其他行业4.8%。

在回乡创业意愿方面, 有61.69%的受访农民工表示没有意愿回乡创业, 余下的31.31%的受访者表示在一定的条件下愿意回乡创业。从调查结果来看, 大部分农民工对回乡创业态度一般。没有意愿回乡创业的农民工解释其原因时, “缺乏资金”、“家乡没有优惠政策”、“缺乏指导”等是被提及最多的因素。对于有意愿回乡创业的受访者, 当问及未来几年是选择继续在城市打工还是回乡, 以及回乡后是继续务农还是创业时, 69.5%的受访者表示未来几年仍会选择继续在城市打工, 以期为未来的回乡创业积累更多的资金、技术等资本;30.5%的受访者表示会在合适的时间回乡。这说明, 相当大比例的回乡农民工已经不再退回到原来的农业劳动中, 他们利用在城市打工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和资金、信息, 乃至社会关系等发展非农生产, 开创新的就业岗位, 以追求人力资本的更高回报。这一点,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计量检验 (Johnz.Ma, 1999) 。

1. 农民工个人特征与回乡创业意愿的关系。

笔者通过简单的统计分析方法进行交叉分析, 从而判断农民工回乡创业意愿同其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

首先, 男性受访者中有意愿回乡创业的比例较女性高。男性受访者有意愿回乡创业者的比例为40.1%, 比女性高出4.4%。其次, 有意愿回乡创业的人数比例随年龄的增长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对于35岁以上的受访农民工来说, 回乡创业的意愿明显减弱, 36~40岁年龄段的农民工愿意创业的人数占此年龄段的32%, 40岁以上占此段人群则下降为17.7%;31~35岁年龄段的农民工相对最愿意创业, 愿意创业的人数占此年龄段的45.6%, 然后是26~30岁年龄段, 占此段人群的40.6%。最后, 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也对其回乡创业的意愿有重要影响。笔者将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划分为4类, 6年及以下、9年、12年和15年及以上, 愿意创业的人数占各类受访者人数比例分别为:26.9%、34.4%、46.9%和41.1%。在各类人群中, 有意愿回乡创业的人数比例, 总体上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但高学历人群意愿有所降低。

2. 农民工在城市的打工经历与回乡创业意愿的关系。

对于很多创业者来说, 没有进城打工就没有其日后的回乡创业, 而且其创业的内容、成败、效益如何, 都与打工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而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农民工回乡创业现象的认识, 有利于客观地分析影响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各种因素。

农民工回乡创业意愿同打工时间呈一定的波动关系, 随着打工时间的增长, 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意愿先增长后下降。在受访的农民工中, 打工时间在1~2年、3~4年、5~6年以及6年以上的愿意创业的农民工分别占各时间段受访者人数的26.8%、39.5%、44.6%和42.2%。可以看出打工时间在5~6年的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意愿最强烈, 然后是3~4年的农民工。

农民工回乡创业意愿同打工收入也呈一定的波动关系, 随着打工收入的增长, 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意愿先下降后上升。在受访的农民工中, 打工月收入小于等于800元、800~1500元、1500~2500元以及2500元以上的愿意创业的农民工分别占各收入段受访者人数的44.2%、31.1%、45.5%以及73.3%。可以看出打工月收入在800~1500元的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意愿最低。

3. 政策和投资环境与回乡创业意愿的关系。

首先, 地方政府有关扶持自主创业的政策是影

·32·调研世界2012年第11期

响农民工回乡创业的重要因素。笔者对农民工对政府的政策认知和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意愿展开调查分析, 当被问及是否了解创业方面的优惠政策时, 发现随着农民工对政策了解程度的不断深入, 其回乡创业的意愿也随之不断上升。在受访的农民工中, 对政府政策认知分为非常了解、比较了解、了解一点以及不了解4类, 在各类人群中, 有意回乡创业的人数分别占本类受访者人数比例为100%、44.5%、36.4%以及12.5%。可以看出对政府政策认知非常了解的农民工回乡创业意愿达100%, 最高。

其次, 家乡的投资环境也直接影响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决策。受访农民工对于家乡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 “非常满意”打3分、“比较满意”打2分、“一般”打1分、“不满意”打0分。调查发现, 有意回乡创业的人数分别占本类受访者人数比例为100%、50%、36%以及12%。可以看出, 随着农民工对投资环境满意度的提高, 其回乡创业的意愿也随之上升, 对家乡投资环境非常满意的农民工回乡创业意愿达100%。当问及政府应该为创业提供哪些服务时, 在整个服务体系中, 农民工最希望政府提供的服务分别为:创业投资占29.65%、技术咨询占27.36%、创业管理培训占25.32%以及其他服务占17.67%。可以看出农民工回乡创业最缺的是资金, 其次是技术。

以上结果表明:在影响农民工回乡创业意愿的个人特征方面, 男性回乡创业的意愿强于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 回乡创业的意愿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回乡创业的意愿呈现波动关系。在农民工打工情况方面, 随着打工时间的增长, 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意愿先呈现增长趋势, 随后下降;随着月打工收入水平的提高, 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意愿先呈现上升趋势, 随后呈现下降趋势, 波动性较大。从投资环境来看, 优惠政策与措施和农民工回乡创业意愿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二、农民工回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 农民工回乡创业是在个人、家庭、宏观社会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

1. 农民工个人特征是决定回乡创业意愿的基础。

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对创业的需求不同, 这是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收入、文化素质、风险的认知等不同决定的, 新一代的农民工文化素质较高, 是风险的爱好者, 他们已不满足低层次的需要, 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 寻找自我发展空间, 他们选择了回乡创业。而对于老一代的农民工而言, 多年的打工积累, 拥有了一定的资金、技术以及亲情的需求, 是导致回乡创业自身动力。

2. 农民工在城市的打工经历是农民回乡创业意愿的直接影响因素。

回乡创业是农民工对输出地和输入地投资成本和效益比较后的一种理性选择, 进城打工使他们增长了见识, 一旦积累了创业的基本条件, 农民工会权衡外出就业与回乡创业的成本与收益, 农民外出就业的机会成本愈大, 回乡创业的动力愈强。

3. 农民工对政策的认知与环境的评价是影响农民工回乡创业意愿的重要因素。

健全的配套设施与服务体系将降低创业成本, 创业扶持政策越多, 越有利农民工进行创业。政府提供的创业扶持政策的力度与广度将影响了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决策行为。

三、促进农民工回乡创业对策与建议

本文研究结论对农村尤其是中西部欠发展地区农村提高农民创业意识和激活农民创业热情, 促进农民以创业带动就业, 一人创业带动多人就业等具有参考价值。根据以上分析结果, 重点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 政府政策的支持与创业者成长不同环境相适应。对不同成长阶段的农民, 政策出台应根据不同的特点进行。对青年农民而言, 主要在教育、培训及资金等方面给予扶持, 而中老年农民主要是帮助他们克服传统的自然经济与封闭的文化状态, 加强信息沟通。

第二, 完善农民创业培训机制, 提高农民创业素质。尊重返乡农民工的培训需求和意愿, 发挥他们的创业精神, 在决策力、领导力和创造力上政府要给予大力培育, 让他们有技能创业。

第三, 建立农民工双向流动机制, 促进农民工创业。取消对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种种限制, 发展城乡开放、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发展信息、培训、劳务输出等中介组织, 为农民工流动就业提高服务;通过技能培训, 实现农民工多领域打工, 提高农民工的创业能力。

第四,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为农民工回乡创业提供宽松的创业环境。首先, 转变政府职能, 提高办事效率, 增强服务意识。简化投资手续, 克服部门关卡多、办事难等问题, 强化市场、技术信息的服务职能, 真正树立起小政府大服务目标, 努力为回乡创业者提供各种便捷的服务。其次, 帮助解决农民工回乡创业资金问题。增加农村资金供给, 对符合要求的农民工创业者从贷款额度、还贷时间上放宽限制, 改善对农民工回乡创业的融资服务。政府用于开发性生产经营项目的资金, 在使用方面向返乡创业农民工倾斜。促使从事农业信贷工作的金融机构对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企业和从事的养殖业项目以及非农产业项目给予优先支持。

政府可以有针对性地从高校或其他各类科技机构聘请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对创业农民工开设专题讲座, 现场指导解疑答难, 帮助创业者同有关专家和技术人员建立经常性联系。帮助回乡创业农民工获得必要的技术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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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汤作华, 侯俊华.农民回乡创业的瓶颈和激励机制研究[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 (社科版) , 2010 (3) :129-132.

[6]夏清华, 易朝辉.不确定环境下中国创业支持政策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09, (1) :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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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近况和农民意愿调研 篇2

一、前言

2008年10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强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并且指出“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坚决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明确“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这被很多人称之为“第三次农村土地改革”。十七届三中全会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30年举行的,30年前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30年一个轮回,现在下一步改革又回到了农村,土地依然是本次改革重点。

农民创业意愿 篇3

2005年以来农民工返乡创业渐成趋势,自2008年始,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明确提出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与政策鼓励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2015年,为顺应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热潮,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返乡创业新格局,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助推农民工返乡创业新发展。基于这一背景,河南省作为劳动力大省,助推农民工返乡创业将带动就业发展,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为河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汇聚更为强大的力量。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以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体系。

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体系,对于激活返乡农民工这一创新要素资源、更新农业经营主体、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大影响，对于集聚返乡农民工这一农民企业家群体、壮大县域经济、实现以产兴城进而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作用突出。所以，全面了解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助推农民工返乡创业形成新热潮，对于打开劳动力输出地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同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对农村劳动力回流的研究，李红卫（1990）等较早关注到农民工回流的战略转移问题[1]。其后，随着“民工潮”盲目性的减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农民工流动趋于有序化，回流创业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回流的农民工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在发展乡镇企业、开发农业和推动小城镇建设上优势明显[2]，但农民工回流创业受到了区域发展条件和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民流动与乡村发展”课题组，1999）。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的日益普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概念也随之被明确提出。其后,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对于有关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以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颇多。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与探讨，取得较高成果，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并可归纳为返乡创业的主体特征、返乡创业的动因、返乡创业的制约因素和返乡创业的政策环境4个方面。

（一）返乡创业的主体特征

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主要由“务工农民工”和“返乡农民工”两类主体构成（李华红，2012），其中以初高中文化程度的男性中青年为主，且大多有一定的专业技术和市场头脑（张善余等，1996）。董伟才（2007）在对湖北省部分县（市）进行专题调研的基础上研究认为，来自劳务输出起步较早县（市）的那些有文化、有技能、有市场头脑的中青年农民工更倾向于返乡创业[3]。除此之外，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其他个体因素还包括年龄、专业技能、婚姻状况、外出打工年限、技能培训状况、管理能力、亲友借贷状况、正规金融借贷状况、自然资源的可获取性、创业动机和对待风险的态度等[4]。

（二）返乡创业的动因

在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动因问题上，学者们看法不一。刘光明等（2002）认为教育子女、照料老人是诱发外出劳动力回乡创业的主要原因[5]。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的根本动机是追求经济收益[6]。同时，随着城市就业压力增大和农村创业环境的改善，作为理性经济人，为获得利润最大化，返乡创业成为首选。

（三）返乡创业的制约因素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制约因素主要有：政府服务思路不够清晰、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创业资金短缺、融资渠道狭窄、面临土地瓶颈、缺乏科学的经营管理方式等。其中，资金匮乏、融资难是制约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因素[7]，除此之外,张秀娥等（2012）认为创业教育与培训不足和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也是制约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重要因素[8]。

（四）返乡创业的政策环境

Katz指出,创业环境是创业活动活跃度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也是创业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9]。完善的创业环境是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的核心要素。同时，Gartner把创业环境定义为人们的创业意愿、技术转移程度、资源的获得性以及政府的干预作用等[10]。目前，中国返乡创业农民工所面临的资金匮乏、融资难等问题是其社会资本缺乏的具体表现。为农民工创业提供政策支持，尤其是提升创业者自身人力资本，是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关键[11]。政府应当改革工商登记制度、调整金融制度、实行税费减免、改革土地制度、完善硬件基础设施及优化创业环境等以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12]。为农民工建立完善配套的政策支持体系、优化创业环境是一项长期性、综合性系统工程，改善创业政策环境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落实[13]。近年来，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有利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和产业转移的机遇增加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14]。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情况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本课题组于2015年11月至2016年3月期间对河南省4市（郑州、洛阳、新乡、信阳）12县市（洛宁县、伊川县、宜阳县、新安县、新郑市、中牟县、巩义市、卫辉市、新乡县、罗山县、固始县、商城县）农民工的抽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年龄、文化程度、外出打工的年收入、交际能力、经营管理能力、风险承担能力、创业机会识别能力、相关经验技能、对创业政策环境的认知程度等。为保障调查数据具有代表性和科学性，本次调查采用随机调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放调查问卷共计900份，其中有效问卷882份，有效率达98%。

（二）样本基本情况

此次调查的882个农民工中，无返乡创业意愿的农民工有467人,占52.9%，有返乡创业意愿的农民工有415人，仅占47.1%。由此可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并不是十分强烈，这与当前河南地区经济水平落后、农村建设发展滞后以及地区政策有一定的关联。在调查的882个农民工中,男性有714人，占81%；女性有168人，占19%。在年龄段分布上，18岁以下的农民工有8人,占7.7%;18～25岁的农民工有242人，占27.4%;36～45岁的农民工有380人，占43.1%;46岁以上的农民工有54人,占6.1%，这说明当前河南地区农民工主体年龄主要集中在36～45岁之间。在文化程度方面，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占绝大多数，累计占总体百分比高达80.6%,只有少数农民工拥有较高学历。样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四、模型构建与分析

（一）模型构建

(1）模型的建立。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只有“有意愿返乡创业”和“无意愿返乡创业”两种情况。Logistic回归分析是分析个体决策行为的理想模型，故本文选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2）模型的设定。

被解释变量设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若农民工有意愿返乡创业则被解释变量取值为1；反之,农民工无意愿返乡创业取值为0。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理论基础为二元选择理论，即模型因变量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变量，模型函数为逻辑概率分布函数。其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Pi为农民工有无返乡创业意愿的概率,β为待估计参数，Xi(i=1,2，…，10）为解释变量的一个向量，μ为误差项。解释变量共有10个，分别为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外出打工的年收入、交际能力、经营管理能力、风险承担能力、创业机会识别能力、是否具备相关创业经验技能、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环境的认知程度，解释变量均为虚拟变量。解释变量具体说明如表2所示。

（二）模型分析

(1）模型结果。

通过对数据的整理，本文运用SPSS22.0对样本数据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经检验，模型的Cox&Snell R2值为0.410,NagelkerkeR2值为0.548，拟合效果良好。模型的具体运行结果如表3所示。

(2）模型结果分析。

从表3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农民工的年龄和性别对其创业意愿并没有显著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可以得出性别的差异、年龄的大小对其创业意愿并不能起到支配作用。可能的解释是，在当前新的环境背景下，人们的创业思想、理念发生了改变，创业主体逐渐由男性主导演变为男女平等化。另外，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新常态的环境下，实体经济相对疲软，年龄的大小并不能直接对其返乡意愿造成影响，真正对返乡创业起到支配作用的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

注：*、**、***分别表示10%、5%、1%水平下显著。

农民工文化程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在外务工的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返乡创业意愿越强烈，因为一般来说，文化程度越高，其知识积累越多，对事物的认知能力就越强，再加上农民工在外可能会积累一定的社会经验和一技之长，这对他们返乡创业有较大的帮助作用。外出打工的年收入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但系数为负,说明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年收入越高，返乡创业意愿则越弱。农民工在选择是在外打工还是返乡创业时，首先考虑的是机会成本的大小,即在外打工的收入与返乡创业收益二者之间的权衡比较。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出发，当返乡创业的机会成本过大时,农民工通常会选择保持现状，即继续在外务工，这就是为什么年收入越高，返乡创业意愿越弱的主要原因。

交际能力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良好的交际能力有助于农民工产生返乡创业的意愿。经营管理能力、风险承担能力和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经营管理能力、风险承担能力和创业机会识别能力相对于交际能力而言，更有助于农民工提高返乡创业的意愿。创业过程中需要时常与人打交道，良好的交际能力能够促成人们之间达成共识,从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为创业成功打下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相比较交际能力而言，经营管理能力、风险承担能力和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对返乡创业显得更加重要。首先，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要有一定的机会识别能力。创业者只有具备一定的机会识别能力，才能够善于发现当前市场上存在的好的创业机会，把握市场规律与动态，更好地进行创业活动。其次，经营管理能力对创业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经营管理能力强的创业者能够在创业过程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效用最大化。最后,风险承担能力强的农民工大多具有一定的资本积累，在创业遇到困难时，往往可以通过资金周转或朋友的支持帮助而度过风险期。

农民工是否具备相关创业经验技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系数为正，表明拥有相关创业经验技能能够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那些在打工期间积累了专项技能和经验的农民工,创业往往更容易。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环境的认知程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形成与政策环境密不可分，返乡创业政策的支持能够激发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活力，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有力保障。那些对政策环境认知度高的农民工比较熟悉政策的支持力度和创业环境,促使他们拥有较强烈的返乡创业意愿。

五、对策建议

（一）优化创业外部环境，加快农民工返乡创业群体发展

通过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到，农民工对返乡创业的政策环境认知度越高，返乡创业意愿越强烈。因此,优化创业政策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各地政府应因地制宜制定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相关政策，把农民工返乡创业列入各级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只要符合法律和国家产业政策，就要予以鼓励支持、实行优惠政策、强化服务理念，以政策创新解决农民工返乡创业普遍遇到的成本高、融资难、市场机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

（二）提供创业职能培训，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从人力资本角度出发，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不高、经验技能缺乏是导致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较弱的根本原因。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背景下,政府提供返乡创业技能培训，能够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从而增强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通过构建农民工返乡创业职能培训平台，可以吸引更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从而打开劳动力输出地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三）重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风险识别及化解、设定支持措施方向

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风险识别的困难,目前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融资风险、盲目风险、用人风险、管理风险等。所以,政策支持措施应该有助于创业主体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提高自身的判断力,提升经营的灵活性，最大程度发挥人才的潜能。

（四）尊重返乡创业主体的个体复杂性、形成完善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体系

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应以返乡农民工个体特征、家庭状况及创业类型等数据为基础，还原具备复杂特性的农民工创业主体的个性需求，并顺应多元化创业需求、以创业服务平台支撑、创业模式选择及风险分散机制为内容，形成完善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体系，从而稳定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预期、增强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集聚农民工返乡创业力量。

摘要：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农村人力资源的一种创新要素,是当前研究农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热点问题。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体系有助于增强农民工创业意愿,对于打开劳动力输出地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同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河南郑州、洛阳、新乡、信阳4市的调研数据,借助SPSS软件对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意愿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主要因素,并针对这些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农民创业意愿 篇4

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意愿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农保制度的存在价值与发展前景，学者们非常关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凸显出的问题。就农民参与此项政策的影响因素来讲，国内的理论工作者有一些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其中不仅包括基础理论的分析，还包括调研得出的实证研究结果。梳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将会对我们研究现阶段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给予经验和启示。

现阶段国内学者针对农民参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在以下两个层面进行了探索：

农户的个体特征与家庭结构等内在因素的影响

（一）农户个体与家庭基本特征的影响。学者们广泛认为，农户的个体特征和家庭基本特征均为农民参保的影响因素，但是影响程度不同。刘华等研究发现，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工作性质、子女数、养老观念以及地区特征等，是影响农村老年人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因素。胡宏伟、蔡霞、石静通过分别对影响农民参保意愿和缴费承受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家庭财富、受教育程度、保险预期等都会影响农民的参保意愿及缴费承受能力。林淑周则研究发现，除了经济收入外，农民的其他个体特征对农民参保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

（二）农民文化程度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存在争议，基本上持有两种观点：吴罗发认为，文化水平越高的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与意愿越低。刘蕾则提出，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村居民具有较强的风险意识，因此他们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认知程度和接受能力也相对较高，从而影响了他们的需求意愿。

（三）农户经济状况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民收入高，参保意愿就高；但也有学者认为，收入高的农民并不愿意参保。杨翠迎认为，农民收入水平直接决定着农民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能力，从而影响着农村社会保障的有效需求的实现，同时也影响着农村社会保障的供给水平的高低。一般来说，农民收入越高，其社保障水平越高。在农民的收入中除了用于各种生产、生活消费之外，有较多的剩余情况下，农民才有可能参加社会保障，购买商业保险或进行个人储蓄。林淑周则研究发现，与中等收入水平的农民相比，收入较低以及收入较高的农民都更不愿意参保。

（四）农户思想认识的影响。传统的养老思想和农民对政策的不认知，都成为了农户参保的影响因素。王章华认为，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老来有儿养的观念使人们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不高，在这种只要有儿女，老年生活就有保障，不用担忧。林淑周研究发现，“养儿防老”、“土地保障”的传统意识对农民参保意愿和行为仍有重要影响，赞同这些想法的农民更不愿意参保。张红梅等研究发现，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一定的了解和认知，从而影响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深入开展。

制度设计与政府责任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一）制度设计合理性的影响。制度设计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农民的参保意愿。李强、薛兴利认为，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对农户参保具较强的解释力。谭静等认为，如果一项政策的设计和实施能够给农户带来实惠，那么农户大多都会愿意配合。田凯则认为，由于中央政府的意愿制度供给与地方政府实际制度供给的不一致性，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二）政策沟通的影响。吴罗发认为，农民的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很大程度上依赖与政府和有关机构的引导与宣传。王海江也认为，突出宣传社会养老保险的养老替代功能，提高政策信度，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农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巫俏冰调查则发现，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过程中，农民的真实想法显然没有被相关执行机构或政府了解，无论是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还是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都没有一个畅通的渠道，相互之间缺乏沟通，从而影响了政策效果。

（三）政府信誉的影响。林淑周调查发现，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对农民参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行为有正向的影响。梁鸿认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有赖于政府的支持与推动，以及相应的承诺，从而消除农民的疑虑，增强农民对社会保障安全的信赖，提高农民的参与率。肖云、文莉通过对青年农民的养老意愿研究发现，政府信誉的建立与改善能增强农民投保的安全感，从而增强青年农民的社会养老意愿，提高参保金额。

（四）补贴机制的影响。李强、薛兴利认为，政府对农民参保有补贴且补贴数额越多，对农民参保率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尚长风认为，政府为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提供一部分费用，既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决缴费困难问题，又对鼓励农民参加养老保险是一个巨大的激励，可以刺激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赵建国提出，应明确国家的税收政策以及相应的补贴政策，同时保证集体补助落实到位，这是对农民建立个人账户的一种激励。

（五）邻里效应与从众心理的影响。乐章研究发现，农民所在社区中的村民互相帮助的程度越高，他们越愿意参加养老保险。谭静等认为，农户的从众心理也是制约农户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如果农户发现自己周围很少有人参加养老保险，他们一般也不会参加。

还有一些学者针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参保意愿进行了研究，徐琴等认为，当前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低的问题主要是由制度障碍造成的，包括缴费年限太长、养老关系接续转移困难；个体特征中的性别和年龄影响比较显著，文化程度的影响相对较低；城市之间的流动性对参保行为的显著影响，说明养老关系接续转移存在的困难和农民工对养老保险制度的信任度不高。梁瑞敏、曾瑞明从农民工自身、企业以及政府的角度入手，认为由于现行农民工养老保险没有明确强制性的法律条件，农民工的参保决策不仅仅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还取决于企业的行为、农民工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工资收入等。

上述研究成果，不仅使我们对农民参保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有了认识，理顺了我们的研究思路，而且为进一步研究其影响因素奠定了基础。但是，目前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大多是农民参与“老农保”的影响因素分析，关于农民參与“新农保”的影响因素研究成果较少，并且，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较为侧重于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因素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对于制度的构架，农民对参保收益的预期、农村集体组织的作用、邻里效应和区域经济影响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较少。“新农保”较于“老农保”在制度设计上虽有创新之处，但是制度本身仍不够完善。因此，我们需要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将“新农保”自身的特点与农村现阶段状况等因素结合，对农民参与“新农保”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调查分析 篇5

1 现状分析

1.1 调查地点

以南通市通州区为调查样本地。通州位于江苏中部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优于苏北, 次于苏南。全区总面积1 351平方公里, 人口124万多人, 其中农业人口82万多人, 土地承包总户数39万多户, 承包总面积6.47万hm2。在调查中, 分别选取了南部的兴仁, 中部的四安和北部的东社三镇作为抽样调查点。选择该地区开展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调查工作, 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和代表性。

1.2 调查方法

在走访有关主管部门、咨询有关农村干部的基础上, 主要通过与农民面对面的交流获得被访者自发性的回答, 然后进行问卷调查, 在以上三镇各发放问卷40份, 有效问卷共100份, 再采取定量为主的分析方法, 利用Excel等软件进行统计描述分析。

1.3 农地流转情况

1.3.1 基本特点

从调查的数据统计, 有23%的人希望转出土地, 有15%的人希望转入土地。在有效问卷的100户中, 有46户以不同形式参与流转, 占46%;未参与流转的, 占54%。流转方式以出租、委托、转包为主, 流转规模以业主大面积包租土地, 适度规模经营种植、养殖业为主, 流转的期限以5年以下和10年以上为主。在流转过程中呈现出三大趋势:

(1) 从无偿流转向有偿流转转变。2002年以前, 种地税费较高, 农民负担较重, 农民流转的土地大多无偿交由自己的亲属代耕代种, 有的还要倒贴税费。近几年农业税费免除, 种地负担减轻, 特别是工商资本等“三资”进入农业领域, 农业效益逐步提高, 农民更愿意把土地租给外来业主, 既保证了承包权不变, 还可获得转让费。

(2) 从在经济发达地区流转向其他地区推开转变。由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能获取较高的收益, 土地的保障功能进一步弱化, 在大部分地区, 土地流转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3) 从自发性流转向组织化流转转变。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土地流转, 已相继出台了规范土地流转、发展高效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1.3.2 主要形式

农户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有转包、转让、互换、出租、入股、委托等十多种, 其中出租、委托、转包是当前土地流转的三种主要方式。

(1) 出租。即农民作为出租人将土地经营权短期租赁给承租人使用, 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在参与流转的农户中, 采用出租方式流转土地的农户有15户, 占32.6%。

(2) 委托。即承包农户直接将承包期内无力经营的全部或部分土地的经营权, 委托给本村农户、种养能手或业主代耕,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在参与流转的农户中, 采用委托方式流转土地的农户有11户, 占23.9%。

(3) 转包。即承包方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经营权转包给第三方, 土地流出方的原承包关系不变。在参与流转的农户中有10户, 占21.7%。

农民确定土地流转关系, 主要有口头协议和签订合同两种形式。

(1) 口头协议。即对流转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采用口头商议的方式予以明确。流转双方主要是邻居、亲朋好友。在参与流转的农户中, 通过口头协议短期流转土地的农户有16户, 占土地流转户的34.8%。

(2) 签订合同。即以书面合同的形式明确土地流转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一些时期较长的土地流转, 一般都采用合同方式。在参与流转的农户中, 通过签订合同流转土地的农户有30户, 占65.2%。

2 推断分析

2.1 变量选择

影响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众多, 既有经济因素、地理因素, 又有政策因素、历史因素, 这些因素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又迥然不同, 要准确把握所有影响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是很难的。

借鉴有关文献研究和对调查数据的分析, 选择了七个变量, 分别是户主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从事非农劳务时间、家庭劳动力人数、人均耕地面积, 得出样本的基本情况 (见表1) 。

2.2 相关分析

对假设的影响因素按照流转与否做相关分析, 从而确定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该因素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程度。

2.2.1 户主年龄与流转的关系

由户主不同年龄段的土地流转情况 (见表2) 可知, 户主年龄较小的, 土地流转的就多;年龄大一点的流转的就少;而当年龄更大以后, 由于体力不支, 通过流转土地以获取收入的也较多。所以户主的年龄与该户土地流转与否有密切关系。

2.2.2 农民的性别、文化程度与流转的关系

不同性别及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的土地、流转情况见表3。

由表3可知, 户主性别对土地流转与否的影响不是很明显。而文化程度对土地流转与否的影响就相当明显, 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流转土地较多, 一方面, 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 决策行为更理性;另一方面, 发展高效农业的成功率更高, 或者更有机会和能力从事非农产业。

2.2.3 职业、从事非农劳务时间与流转的关系

从调查数据看, 职业对土地流转与否有一定的影响, 与农业关联度越高的农户土地流转越少, 尤其是转出土地的很少。非农劳务时间的长短对土地流转的影响也很明显。从事非农劳务时间较短的农户其土地流转的少, 而从事非农劳务时间较长的农户其土地流转的意愿较强, 流转土地的也较多。

3 对策思路

3.1 以人为本, 尊重农民的主体性

从坚持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出发, 必须尊重农村生产力自身发展规律, 尊重土地流转的内在规律, 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尊重农民的意愿, 坚持“明确所有权, 稳定承包权, 搞活经营权”和“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从各地的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 稳妥推进,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强迫命令, 一刀切、刮风式地强制推进农地流转。

3.2 宣传引导,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在土地流转的初期, 尤其要加大对农民宣传引导的力度, 帮助他们解放思想, 打破传统的小农经济意识。一是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宣传农地流转的法律法规, 使农民明白土地承包经营的政策不会变, 明白流转的是经营权, 农民有长期而稳定的承包权, 不会因流转而失去土地。二是要讲清土地流转的意义, 使农民明白土地流转可以有效提高农村资源配置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 对促进农业机械化, 实现经营 (适度) 规模化、集约化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城乡一体化等有重大作用。三是要帮助农民算好土地流转的经济账, 使农民明白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土地经营效益低, 土地转出既能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收入, 有相对稳定的收益, 不会因流转而贫困, 又可以腾出手从事二、三产业或者外出打工, 获得新的收入。土地转入方可以形成适度规模经营, 提高生产效率, 成倍地获得土地收益和有关补贴收入。

3.3 多措并举, 提高农民的自觉性

3.3.1 加大教育培训力度, 提高农民的素质技能

文化程度与土地流转有正相关性。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 流转农地的愿望越强。因此, 要大力推进农村教育现代化, 千方百计优化教育布局, 改善办学条件, 提高师资水平, 强化素质教育, 确保农家子弟享有和受到良好的教育。同时, 要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有了较高的文化基础, 再加上通过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和自身努力, 掌握一技之长, 农村外出劳动力将从“兼业农民”变为“专业工人”, 成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的组成部分, 或通过自主创业, 成为二、三产业的企业主。在家经营农地的, 将因为土地流转, 提高适度经营规模, 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专业农民、创业农民, 成为农业经济的市场主体和领军人物。

3.3.2 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

能否找到获取更高收益并且较为稳定的非农就业岗位, 是农民能否流转土地的一个重要因素, 也是解决流转农地供给不足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此, 在继续向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稳定输送农村劳动力的同时, 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及流通业, 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 放手发展农村个体私营经济, 进一步开拓农村劳动力转移市场, 全方位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步伐, 从而实现“人走在先, 转地在后”的目标。

3.3.3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要建立健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配合、覆盖全部农村地区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制, 满足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失地农民的就业保障等最基本需求, 从而逐步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为农地流转提供强有力的安全支持。

3.3.4 建立土地流转市场, 形成土地流转的合理价格机制

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有形市场 (交易平台) , 是土地流转规范化、制度化、市场化的重要标志。目前, 根据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公益性、公平性、服务性的要求, 一般依托乡镇农经管理部门, 设立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 然后形成省、县、镇、村四级农地流转市场网络, 在政府主导下, 规范、有序、合理地做好农地流转工作。要积极探索土地流转的合理价格形成机制, 确保农民持续增收。贯彻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 坚持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和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土地流转双方利益相兼顾的原则, 根据不同的土地类型、区位条件和市场供求、经营状况等因素, 双方协商议定合理的土地流转价格。

3.3.5 制定各种优惠政策, 提高土地规模经营效益

农民创业意愿 篇6

日前,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粮食局已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农发行下达了2014年临时收储油菜籽收购计划500万t,收购价格为5.1元/kg(国标三等质量标准),执行区域为17个省(区、市)。从6月4日起,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4省已经启动临储收购工作。至此,这一政策已经实施了7年。

2014年的油菜籽市场行情怎样?农民种植油菜籽的效益如何?临时收储政策对市场又有着怎样的影响?现以湖北、四川两省油菜籽市场为例,对2014年油菜籽市场走势进行了预测,对实行多年的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带来的利弊进行了分析,期待能启发读者思考。

农民投资农村公共品意愿调查 篇7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特征

(一)调查数据来源。本文所用数据资料来源于对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庙湾镇黑田村所做的社会调查,此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共回收问卷245份,有效问卷244份,有效回收率99%。问卷内容涵盖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农民个人基本情况、家庭基本情况等背景资料;二是农民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意愿情况,包括农民在农业生产上面临的问题、农民对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的意愿等内容。(表1)

(二)样本基本特征。河南省平舆县庙湾镇黑田村位于县城北部17公里处,交通方便。该村共1个自然村,9个村民小组,共有430户,1,856人,现有耕地2,960亩。农业生产为主,有少量养殖业。(表2)

本次调查男性居多,占65.6%,女性占34.4%;高中及以上被调查者占23.7%,高中以下占76.3%。有58.8%的人从事农业生产,30.2%的人是半工半农,另外11.0%的人从事以非农业为主的工作。并且从受访者的年龄层次上来看,比例占的最多的年龄段分别是31~40岁和41~50岁,比例分别是22.4%和39.6%,其他受访者的年龄层次分别是30岁以下、51~60岁、61~70岁、71岁以上,他们所占的比例分别是9%、19.6%、5.7%和3.7%。被访者家庭结构以4口之家和5口之家为主;家庭收入的均值为5~7万元,其中从收入来源看务农收入占45.5%,半工半农收入为32.1%,22.4%为非农业收入;被调查者的家庭耕地数量一般在5~10亩之间。

注:上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均对调查户主而言

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及调查结果分析

(一)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通过农村每户的个人因素和经营特征分析农户对投资农村公共品意愿的影响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性别、文化程度、主要工作、耕地亩数、年务工收入、务农收入和面临最大的困难这些变量的相关性比较弱,最大的系数为0.58,小于1,也直接说明这些变量的相关性弱,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所以可以做回归系数检验。(表3)

这里采用解释变量的筛选策略为向后筛选,让SPSS自动完成解释变量的选择,观测每一步检验的变化情况,利用向后筛选策略建立回归方程,从方程的建立过程看,随着解释变量的不断减少,方程的拟合优度下降了,这一方面说明了判定系数的自身特性,同时也说明建立回归方程并不是以一味追求高的拟合优度为唯一目标,还要重点考察解释变量是否对被解释变量有贡献。依次剔除出方程的变量是家庭总收入、性别、务工收入、文化程度、务农收入、主要工作、耕地亩数、农业面临的困难。如果显著性水平ɑ为0.05,可以看到这些被剔除变量的偏F检验的概率P-值均大于显著性水平,因此拒绝原假设,这些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与零无显著差异,它们对被解释变量的线性解释没有显著贡献,不应保留在方程中,最终保留在方程中的变量是最大困难和耕地亩数。所以,从这也可以看出耕地亩数是衡量农户投资意愿的重要指标,耕地亩数又可以反映农户的收入问题及务农收入的问题,以及也可以知道农户的阶层分化、耕地的多少,反映的农户中,可以是村里走出去的城里人、全家外出打工的农民、半工半农的人、耕种大户、耕种小户和贫弱农民,也因此可以反映出农户的工作性质,而最大困难和耕地亩数之间又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最大困难和耕地亩数对农户投资农村公共品的意愿是显著的,并且他们与其他几个变量又具有相互关系。

(二)调查结果分析

1、农户的个人特征结果分析。性别作为农户特征变量对农民投资农业生产设施的意愿的预期影响方向不明确。原因在于,虽然男性更有尝试新鲜事物的勇气,但在农村撑起半边天的农村女性同样会对投资农业生产设施有着强烈需求,所以性别在农民投资农业生产条件意愿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另外,农户现阶段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对农户投资农业生产设施的意愿的影响是正方向的,以农业为主的农民对投资农业生产设施的意愿比较强列,但是从事其他工作的农民的意愿比较一般,所以从理论上说,以农业为主的农民应该较从事其他工作的农民更愿意去投资。文化程度对投资农业生产设施的意愿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一般来说,文化程度越高,越容易产生新的思想、接受新的事物、想出新的办法。他们会意识到,公共品的投资可以很大程度地改变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这正是他们当前迫切需要的。因此,文化程度高的农户投资农业生产设施意愿的积极性略高于文化程度低的农户。

关于农民的收入问题,主要有年家庭总收入,是由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两部分组成,农户在农业生产时所获得的收入高时,那么对投资农业生产设施的意愿的影响就是正方向的。所以当农户的务农收入越高,那么他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意愿越强烈,也就表明农户是以农业生产作为其主要工作,反之亦然,即农户的务农收入低,那么说明该农户的收入有其他来源,比如务工收入,这在当地农村占据很大一部分,当地的年轻人绝大部分长年外出务工,务农收入只是他们的辅助收入来源。那么这类人群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意愿就不是那么强烈,因为他有务工收入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然而在家庭总收入这个因素中,我们很难预测到家庭收入高的农户投资农业生产条件的积极性就大于家庭收入低的农户,并且农户的家庭总收入不是只有务农收入,还有务工收入。

2、农户经营状况结果分析。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所面临的困难也是农户选择投资农村公共品的一个衡量指标,同时这也是农户迫切需要改善的,所以认为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所面临的困难对农户投资公共品的影响是显著的。一般来说,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所面临困难的解决主体是政府,政府是社会服务的提供者,但是现实生活中,政府往往更愿意把公共资源投入到城市,尤其是地方政府,因为他们的财力有限,和农村相比,城市投资公共品的效果和产出比例会更明显,所以导致现在城乡公共资源的投资差距呈现扩大化趋势。因此,解决农业生产难题的主体在慢慢发生变化,需要农户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但是在改善这些难题的过程中,面对农户的阶层分化,结果显示耕种大户对投资农村农业基础条件的意愿是最强烈的。

注:Collinearity Diagnosticsa;a.Dependent Variable:投资意愿

经营规模作为农户经营状况变量对农户投资公共品意愿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当农民的家庭耕地亩数比较多时,农民自身对投资农业生产设施的意愿就比较强烈,但是相反当耕地亩数较少时,那么他的投资农业生产设施的意愿就比较低。这是因为农业生产设施的好坏对经营规模大的农户产生的影响更大,而对于经营规模较小的农户很可能会选择外出务工,所以投资农业生产设施的意愿会相对较弱。

总体来说,以上不管是农户的个人特征的结果还是经营状况的结果都表明,各个变量对农户在投资农村公共品的意愿的影响都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农户在选择投资农村公共品时,都是以自身利益作为第一考量标准。同时,以上的变量农户的耕地亩数、文化程度、主要工作、务农收入、务工收入、家庭总收入、在农业生产中面临的困难和出资主体是有一定的联系的,最终都可以指向农户的阶层分化,也就是说,农户的阶层分化对农民投资农村公共品意愿的影响是显著的。

参考文献

[1]樊胜根,张林秀.WTO和中国农村公共投资[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农民创业意愿 篇8

关键词：创业教育,大学生,创业意愿,探究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 每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都在增加, 尤其是最近几年, 就业人员达到一个高峰, 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但是大学生在面临重重地困难的同时, 也会面临着许多机遇和挑战,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自主创业。但很多大学生最终都失败了, 比如1999年清华大学的鲁军, 他创立了“易得方舟”, 刚开始非常成功, 但不过两年时间就失败了。后来鲁军总结说:“大学生自己创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实战经验不足, 缺乏管理的实践经验。一个创业计划从计划的成功到真正市场意义上的成功,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要实现这个过程, 学校的创业教育会为学生的自主创业提供知识和技术方面的帮助, 对学生创业意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创业教育与大学生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如何开展创业教育、如何才能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意愿, 这些是目前高校、政府都在研究的热点问题。

二、创业教育

创业教育理念来源于西方, 指从事某项事业、企业、商业规划和活动的教育, 在教育中学习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简言之, 就是培养创业者的教育。创业教育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创业意识。大学生开展创业教育, 主要是进行创业理念教育, 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与社会需要相结合,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创业意识是产生这种创业行为的主要动力。

创业知识。大学生创业需要的知识主要包括以下几大类:企业经营、公共交际、专业等知识, 能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 形成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 并将它用到我们的创业中。但同时又要有自己擅长的方面, 同时也要学会主动学习、终身学习这些先进的理念, 来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

创业能力。创业能力是一种以智力为核心、具有很强社会实践、具有创造性的特征的综合能力。主要包括创新能力、市场开拓能力、组织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等。

创业心理品质。主要包括创业意志、创业人格等方面。健康的心理品质是我们创业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不同的形式的训练, 让大学生充满正能量, 拥有积极乐观的心态、敢于面对失败的勇气和不断创新的能力。

三、创业意愿

创业意愿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是潜在创业者对从事创业活动与否的一种主观态度, 是人们具有类似于创业者特质的程度以及人们对创业的态度、能力的一般描述。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后创立的企业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所以创业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测我们企业的成功与否。原因是创业意愿理论结构模型属于目标设置理论。他是理性的分析过程, 所以他有很多作用:第一, 创业者内心有很强的创业欲望;第二, 激励人坚持工作;第三, 把你的主要精力集中到当前事业上。

四、探究创业教育和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

在查阅创业教育和创业意愿的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我们发现在大学中开展创业教育会促进大学生对这方面知识的理解掌握并应用, 并提高创业者的相关技能使之对创业有浓厚的兴趣, 这样就产生了创业意愿。马力煌发现, 随着创业教育在各个高校的不断推广普遍, 大学生的创业意识也在不断提高。m ark也明确指出愿意接受创业教育并为之努力学习的人对他们的创业意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由此也可以说明, 在高校推广创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推动创业意愿的产生。

(一) 感知期望、感知可行性与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

查阅关于感知期望和感知可行性与创业意愿关系时, 很多科学家、学者得出相同的结论:感知可行性和感知期望对创业意愿都有着正向的作用。

(二) 创业教育与感知期望、感知可行性的关系

研究者发现高校创业教育对大学生的创业感知期望和可行性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这需要我们的教育的支持和提供足够的资源, 这些条件具备后, 大学生创业者才会有很强的创业意愿, 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以前的学者大多停留在对他们感性的认知上, 并没有得出一定的结论。本文通过分析大学为创业者能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 比如有形的:给他们实践的地方;无形的:各位专家学者的背后支持, 当大学生创业遇到困难, 可以向他们寻求帮助;这样就可以促使大学生创业所需的综合素质不断提升, 在残酷的市场中, 拥有属于自己的资本, 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并愿为之努力的事业, 在这个过程中, 创业者的能力得到锻炼, 最后是满满的收获。所以学校和大学老师可以去鼓励大学生将创业作为一个目标, 并为之储存所需的各种知识和技能。由此可以看出, 高校创业教育对大学生的感知期望起着正向作用。感知期望与感知可行性在中间起着桥梁的作用, 大学生的教育背景间接影响着他们的创业意愿。但是, 当他们接受完学校提供的创业教育后, 教育背景的差别对他们的创业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综合以前的专家和学者的观点可以得出结论:创业教育推动着大学生的创业意愿, 影响着他们的创业的行为。正是通过学校和社会提供的创业教育, 提高了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所应具备的能力, 进一步提高他们对创业的熟悉程度, 增加他们的感知期望与感知可行性, 反过来就达到了增强其创业意愿的目的。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在创业教育和创业意愿之间的关系上, 大学生的感知期望起着桥梁的作用。同时, 大学生感知可行性也起着桥梁的作用。

(三) 构建研究模型

我们以具体的创业事件模型为理论基础进行调查研究, 把创业教育引进来, 构建我们的创业意愿模型, 把创业教育作为先行变量, 创业意愿为结果变量。把感知期望和感知可行性看作桥梁变量, 研究高校大学生创业者接受教育对后来的创业意愿的形成的作用原理。在我们的不断查阅资料, 不断研究中, 我们发现每个人的创业意愿都可以通过后来的学习以及在实践过程中产生并不断加强, 而在学校中接受创业教育可以极大推动大学生创业者产生创业意愿。我们在专家学者基础上, 把创业教育引入模型来研究创业教育、感知期望、感知可行性和创业意愿关系。

(四) 实地调查

我们通过查阅相关文献, 并收集和整理有用信息, 主要对以下几方面进行调查:个人背景信息、创业教育调查、感知期望调查、感知可行性调查和创业意愿。具体内容如下:个人背景信息:对调查的对象个人信息有一定了解, 主要是年龄、接受教育的程度、什么专业、有无实习经历及什么样的实习经历等内容。创业教育量:主要是通过有无氛围教育、心理素质教育和这方面的课程与活动来展开我们的调查。

(五) 我们的结论

通过我们的调查及结合相关的研究分析我们有些发现。本文就针对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影响路径, 通过在学者和专家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研究, 并引入创业期望和感知可行性为桥梁建立起了模型, 对整个过程进行研究, 得出以下结论:

大学生的创业教育对他们的创业意愿有积极地推动作用。也就是说, 学校的创业教育引入的越早, 越成熟, 水平越高, 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就越能得到提升。我们发现, 教育的氛围和人格魅力与课程讲授和亲身实践一样重要, 说明氛围教育和人格教育对创业意愿的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在构建创业教育体系及用什么样的教育模式的过程中, 不仅要整体把握, 不仅要有这方面课程的讲解和实际的演练操作, 还要包括对学生进行创业有关的人格教育和氛围教育等这些人文的内容。同时, 学校的也很重要, 支持学生组织和建立跨专业学习团队、为学生提供咨询两方面。如果只是要增强创业者的创业意愿时, 我们应该侧重某方面, 所以应该根据自己学校学生的特色, 科学地构建属于自己学校的有特色教育体系、充实完善教育内容及创造可以促使大学生对创业产生兴趣的浓厚创业文化氛围, 通过不断完善自己学校的创业教育水平, 真正实现大学生创业意愿的本质提升。

大学生的创业教育对他们的创业意愿有积极地推动作用, 创业教育对创业可行性的感知上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分析我们发现, 一个学校的创业教育的水平对大学生创业者创办企业成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 学校支持和鼓励大学生创业, 具体的实践形式教育和人格教育的开展等方面对创办企业可行性感知的提升尤为重要。让学生参加到实战演练中去, 亲身体验整个过程中每一个过程和每一个过程中的细节, 在这个过程中, 也会遇到很多困难, 通过解决这些困难, 不断提升自己创业能力和对创业的感知可行性。此外, 很重要是大学生要具备健康的心理品质, 有信心战胜遇到的困难, 时刻保持一颗坚定的信心。以此为基础, 大学生的创业教育我们需要开展很多东西, 了解创业环境, 国家的政策, 还有能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什么样的平台, 同时大学生创业者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学到创业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相关技能以及人格教育方面知识, 通过不断提升大学生的能力, 让他们拥有健康的创业心理品质, 在不断累积所需的创业技能和健康的心理品质, 增强了自己对创业可行性的感知, 逐渐形成对整个创业的整体印象, 从而提升其创业意愿。

在探究创业教育和创业意愿的关系中, 感知可行性起到桥梁的作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 大多数的专家学者只是定性地研究创业教育的问题, 而不实际操作去研究,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发现有效的途径来把大学生创业者创业教育成功的转化为大学生创业意愿。由于高校开展的创业教育状况与大学生的创业意愿之间是跨层次的, 是很长的链条, 这就为研究增加了难度, 同时也说明了创业教育对创业意愿的作用原理并不是单一的直接影响, 而需要中间存在一个具有桥梁作用的变量来进行研究分析。我们就以感知可行性作为中介变量, 研究了感知可行性在创业教育和创业意愿关系中的桥梁作用。因此, 在进行创业教育中, 要不断去完善我们的教育体系, 达到一定的作用, 可以增加大学生创业者的创业意愿,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不断探究去发现更好的方式把创业教育转化为创业意愿, 即如何利用好感知可行性这个中间桥梁的作用。

五、总结

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中, 除了感知可行性和感知期望的桥梁作用外, 我们的家庭和社会氛围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 在实际操作中, 家庭、学校和政策这三方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通过共同采取措施, 来提高大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技能, 进而增强他们的创业意愿, 通过不断进行创业实践教育, 提升大学生对创业可行性的感知, 通过不断探究我们发现创业教育可以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意愿, 同时创业意愿也会受到创业可行性和感知期望的影响, 研究表明, 当一个人对创业可行性感知比较高的时候, 他的创业意愿也较强。所以, 我们要提升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就要增强他们的感知可行性。通过不断实践锻炼他们的各种能力。为此, 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 在不断学习中进步:第一加强对创业教育的重视程度, 营造良好的创业文化氛围。在学校中, 有学校专门开展这样的课, 在我们的校园中也可以通过海报的形式让我们的大学生的周围时刻充斥这样氛围, 同时政府也可以出台许多政策, 鼓励大学之间组织这样或那样的活动, 政府和学校的重视及良好的创业教育文化氛围创建使得创业对大学生有了很强的吸引力。第二强化创业实践教育, 提升大学生对创业可行性的感知。通过具体的活动, 让学生真正零距离接触我们的创业活动, 在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提升自己的能力, 进而增强他们对创业可行性的感知, 达到我们最终提升的目的。第三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创业人格。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我们从小就开始培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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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尊.《高校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态度和信心的影响》.《上海金融学院学报》, 2008年第6期, 69-71页.

[4]李成彦, 张坤.《我国创业教育的未来走向:自我效能的视角》.《现代大学教育》, 2015年第6期, 105-108页.

农民创业意愿 篇9

摘 要：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失地农民不但失去原有土地，而且也失去土地附带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成本，对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情况、生产方式、经济情况等产生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都将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征地意愿。本文基于乌鲁木齐县征地现状，根据调查问卷统计数据，分析了失地农民的个人情况、家庭收入情况、征地过程对征地补偿情况和征地后失地农民的安置保障情况，通过分析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征地；征地补偿；失地农民；乌鲁木齐县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6.11.021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land expropriation， landless peasants not only lose the original land， but also the loss of land attached to the way of life and cost of living， which will of generated by the farmers living conditions， mode of production，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other a series of changes， these changes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farmers land expropriation will. The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of Urumqi county land， according to survey data， analyzes the landless peasants personal circumstances， family income， land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and land acquisition after landless farmers resettlement security situ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roblems exis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vestigation， we put forward th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Key words： land expropriation； land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landless farmers； Urumqi county

因為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土地被征收用于城市建设，从而出现了许多为了城市发展而牺牲自身利益的失地农民。据推测，若未来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0%，到2030年，即未来将有363.33万hm2以上耕地被征收，失地和部分失地的农民将超过7 800万人[1]。征地衍生的失地农民对征地补偿不满情绪必然会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失去土地后便面临着身份、就业状态的转型和变化，多数将长期处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边缘境地，对于这些失地农民国家对其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了补偿安置，其补偿标准应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并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1 调查区域概况

1.1 区域概况

乌鲁木齐县2014年土地面积421 097.45 hm2，其中农用地331 141.98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78.63%；建设用地5 033.79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1.20%；其他土地74 578.97 hm2，占土地总面积的17.71%。

2014年，乌鲁木齐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1亿元。总人口51 916人，其中城镇人口6 992人，乡村人口44 924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86.53%。

1.2 征地概况

截至2014年，乌鲁木齐县共征地1 762.47 hm2，其中向萨尔达坂乡东南沟村征收10.38 hm2草地（二等四级）；向水西沟镇方家庄村、大庙村征收187.06 hm2耕地；向水西沟镇闸滩村、水西沟村、庙尔沟村征收66.72 hm2未利用地及其他剩余土地、林地；向水西沟镇平西梁村征收217.45 hm2耕地、林地。向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东湾村、东梁村征地4.62 hm2；向乌鲁木齐县板房沟乡板房沟村征地2.58 hm2；向板房沟乡灯草沟村征收5.2 hm2耕地，16.02 hm2未利用地；向板房沟乡七工村征收20.04 hm2耕地；向安宁渠镇保昌堡村征地10.65 hm2；向永丰乡公盛村征收2.06 hm2耕地。

乌鲁木齐县依据自治区2011年1月1日发布实施的《自治区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进行征地补偿。现行的补偿标准见表1。规定了种植特种作物的耕地、菜地、果园的年产值应高于表1一等耕地标准；棉花地最高不得超过1.5倍；果园地最高不得超过2.0倍；蔬菜地最高不得超过3.0倍；葡萄地最高不得超过4.0倍。

2 问卷设计与调查过程

2.1 调查问卷设计

本调查问卷以征地中失地农民意愿为核心设计问卷。问卷设计参照大量文献，同时借鉴相关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根据研究目的和数据分析需要，确定调查问卷内容设计的问卷材料。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1）失地农民的个人特征调查，包括农民年龄、文化程度、民族等情况；（2）农民家庭特征调查，包括家庭年收入水平、家庭总人口、劳动力人数、被征地面积等情况；（3）农民意愿情况调查，包括征地意愿、征地补偿意愿、安置意愿、征地政策意愿等情况。

2.2 调查过程

本研究选择乌鲁木齐县失地农民为调查对象，通过入户调查获得资料，得到研究的基础数据资料。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

在乌鲁木齐县下属村中随机选择村内的200户农民进行抽样调查，整理得到有效样本175份，占调研样本总数的88%。本次调查主要涉及乌鲁木齐县下属的水西沟镇东湾村、方家庄村、镇闸滩村；板房沟乡灯草沟村、七工村、板房沟村等村。

3 调查统计分析

3.1 描述性分析

受访样本以男性为主，占样本的73.10%；年龄主要集中在41～55岁之间，以中老年为主，占到样本的42.63%；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占到总数的53.80%，只有2.29%的是大专及以上；家庭劳动力人数以1～2人为主，占样本的38%；家庭年收入水平1万～3万（含3万）的占46.07%，是最多的；家庭被征地的完全失地仅占总数的19.32%。见表2。

3.2 调查统计分析

3.2.1 征地意愿 总体分布通过问卷调查得知研究区域内的失地农民征地意愿以愿意居多，占61.68%，不愿意的占27.56%，无所谓的占10.76%。见表3。

通过表3可知方家庄村中的失地农民愿意的居多，占总人数的95.44%；而七工村的失地农民不愿意的居多，占总人数的45.27%。

3.2.2 影响征地意愿的影响因素 在愿意征地的失地农民中有40.38%的是认为种地收入太低，征地后还有补偿；有29.51%是因为不用种地了能得到补偿，还能到外面专心打工的双重因素，有30.11%是因为儿女多在乌鲁木齐市工作，希望能和儿女团聚。

而不愿意土地被征收的农民中则有72.36%的是因为补偿标准太低，他们希望补偿标准适当提高；50%因为土地征收后缺乏生活保障，希望征地后提供家庭成员的社会保障；32%的希望征地后再提供一块生产条件相当的土地，24.69%的希望得到就业前的职业培训，增强就业竞争力，其中多数是年龄在30～50岁之间的。

3.2.3 失地农民对征地政策的意愿 在征地政策意愿方面有78.87%是因为土地征收标准，64.78%是因为补偿后的安置，30.98%是因为补偿费的分配，40.84%是因为社会保障。对于现有的征地政策，失地农民希望提高土地征收标准的居多，占总数的86.51%；有43.80%的失地农民希望可以组织村民代表直接与征地方协商谈判；有52.80%的希望能公开、公平分配征地补偿费；有31.81%的农民认为政府应该组织被征地村民进行非农就业培训；有38.63 %的农民认为集体土地应该以地入股分红以此可以长期获得收益；允许集体土地进入市场交易的失地农民只有18%。

3.2.4 失地农民征地补偿安置意愿 乌鲁木齐县现有的安置模式是货币安置。现行的货币安置是将安置补助费金额一次性直接发给要安置的失地农民（表4）。

如表4所示，77.52%的失地农民更倾向于提高补偿金额。

4 调查中发展存在的问题

4.1 征地补偿标准太低

征地补偿标准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失地农民的意愿。如果补偿标准太低，失地农民会认为自身利益受到损害，不愿意土地被征收。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包括三部分：一是土地补偿费，二是安置补助费，三是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通过调查问卷得知，乌鲁木齐县72.36%失地农民不愿意土地被征收的主要原因是补偿标准太低。

4.2 征地补偿安置方式单一

乌鲁木齐县农民土地被征收以后大多是货币安置，但61%的人不满意现有安置模式。货币安置对于政府而言，操作简单易行，只要按规定的补偿标准计算安置费，发放到人就行。但是对失地农民而言，单一的货币安置方式不能长远解决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对失地农民的未来出路缺乏长远考虑，不能保证失地农民会生活得比现在好。一旦有限的补偿费用完，失地农民容易陷入坐吃山空的困境。

4.3 征地后失地农民就业困难

失地农民能否再就业关系到农民的未来生活水平。通过问卷调查得知，乌鲁木齐县征地后失地农民的就业情况有42%处于失业。乌鲁木齐县失地农民年龄主要集中在40～55岁之间，他们的文化水平低，就业意识和择业观念也相对落后。征地后，除了个别具有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勇气、技能与资金支持的失地农民在当地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店经商，其他失地农民只能外出务工，然而大部分失地农民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选择短期的临时性工作。

5 对策和建议

5.1 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提高土地征收标准，增强征地补偿的公开透明性，公开、公平分配征地補偿费，完善被征地村民的社会保障措施，加大社保工作力度。乌鲁木齐县失地农民希望提高土地征收标准的居多，占总数的86.51%。由于城市房价的不断上涨，农民对被征土地的增值空间也有逐渐强烈的预期，因此，对农民被征土地价值的估算应逐渐转为参考同期房价的涨幅等来综合确定。

5.2 完善其他征地补偿方式

提高补偿金额，扩大征地补偿范围，增加住房安置，保障失地农民就业的就业安置，给予失地农民生活保障，解决了失地农民的经济来源问题。通过问卷调查得知，乌鲁木齐县失地农民更倾向于提高补偿金额，希望提高补偿金额的占总数77.52%；希望社会保险安置的占总数的49.43%，就业安置的占总数的40.44%。

5.3 对失地农民进行职业培训

积极帮助失地农民进行就业前的职业培训，增加其就业竞争力。失地农民由于自身文化水平比较低，所从事的工作主要为工人、勤杂工等，一旦改革，他们就会首先下岗，下岗后更难找到工作。应对失地农民量身定制职业发展规划，针对不同的年龄层次和受教育程度进行相关培训，完善相关的就业政策，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对失地农民登记造册优先考虑，鼓励当地企业、单位在招工方面向失地农民倾斜[2-11]。

参考文献：

[1] 罗文春，李世平.农民被征地的意愿与影响因素：陕西462个样本[J].改革，2011（1）：12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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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腊云.我国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5.

[5]刘玉玲，刘新平.对新疆精河县农村土地征收补偿问题的思考及对策[J].农技服务，2015，32（5）：2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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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旭，蒲春玲，韩新安，等.伊宁县失地农民补偿安置问题调查分析[J].科技和产业，2014，14（12）：31-35.

[10]李江南，宋杨.征地中农户与地方政府农户利益补偿量的博弈理论分析[J].内蒙古农业科技，2010（3）：4-6.

农民工返乡就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篇10

近年来, 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 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严重影响 (尤其是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加工型企业影响最大) , 劳动密集型产业自东向西的梯度发展, 农民工返乡已由以往回乡探亲式的单一感性行为模式, 向返乡就业式的理性行为模式转变[1], 2008年12月28日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重点强调拓展农民工就业空间刻不容缓。

从2009年开始, 江西省开始大力支持返乡农村外出劳动力合作就业, 努力形成一轮农民工返乡就业热潮, 并强调做好返乡农民工就业工作是当前关系民生和全局的重要而紧迫的工作。由于各种原因, 当前农民工返乡就业意愿不强, 如何科学引导那些已经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开阔了视野, 积累了资金, 掌握了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经验, 具有一定市场信息的农民工返乡就业, 对于协调城乡区域经济发展, 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相关文献研究

农民工返乡就业是中国劳动力资源在新形势下优化配置的重要趋势, 也是提高农民收入, 转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农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林强等 (2001) 将国外合作创业理论进行了梳理, 将其分为八大学派:“团队”学派、“领导”学派、“创新”学派、“认知”学派、“社会”学派、“管理”学派、“战略”学派和“机会”学派[2]。龚黎莹 (2007) 、杨宣勇 (2008) 、黄建新 (2008) 、李含琳 (2008) , 从流入地返乡农村外出劳动力合作就业的角度, 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合作就业现象、困境、原因、制约因素、社会结构、经济特性进行研究[3]。

另外, 我国学者对农民工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如朱红根、陈昭玖等 (2010) 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 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民工返乡就业意愿因素, 结果表明:在农村外出劳动力个体及家庭特征因素中, 农村外出劳动力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技能状况、风险态度、家庭人均纯收入、外出务工收入等因素, 对其返乡就业意愿有重要影响;在社会资本因素中, 农村外出劳动力每月话费支出、常联系朋友个数、亲戚担任村干部或公务员状况, 对农民工返乡就业意愿有重要影响, 政策支持力度大小也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就业意愿的重要因素。石智雷、谭宇等 (2010) 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 分析了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和就业意愿的因素, 结果显示外出务工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是返乡农村外出劳动力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外出务工劳动力的返回, 经营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占据更大的份额;家庭经济状况、返乡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个人信仰和生产积极性, 对返乡农村外出劳动力家庭的就业行为有显著的影响;而那些有着共产主义信仰、外出务工时从事加工制造业和个体经营、参加过技能培训、交际能力强的返乡农村外出劳动力, 其创业意愿更强[4]。熊智伟、王征兵 (2011) 基于TPB理论和江西省17个县262名返乡农民工的有效样本数据, 利用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 从主观规范创业态度感知行为控制三个变量, 探讨其对返乡农村外出劳动力就业意愿的影响, 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就业正处于生存型就业和机会型就业并立状态, 具有逐步向机会型就业过渡的趋势, 农民工在形成就业意愿时更加重视家庭成员的意见[5]。

综观上述文献, 虽然对农民工返乡就业的研究较多, 但从农村劳动力自身出发, 研究其返乡就业意愿的研究凤毛麟角, 即使有部分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 也仅停留在描述统计分析层次。本研究参考托达罗模型, 构建了农民工返乡就业决策模型, 试图在此基础上利用江西调查样本数据, 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二、样本基本情况及研究方法与模型构造

本研究采用样本数据来自江西农业大学和江西统计局在2011年6月到12月开展的“改革开放以来劳务输出大省农村劳动力流向变动抽样调查”, 本次调查运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对江西省34县区102个行政村的农村劳动力进行抽样调查, 调查内容涉及调查对象所在村特征、所在户特征、个人特征、外出务工基本情况、务工感受及返乡就业调查等六大方面。直到2011年12月, 经过调查员深入农村与农村劳动力面对面的调研访谈, 共完成有效问卷1 019份, 根据本研究对象要求, 剔除农村非外出务工劳动力及未进行返乡就业调查的问卷117份, 最终获得本研究有效问卷902份。

(一) 研究方法的确定

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 最早可追溯到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20世纪50年代, 刘易斯提出了无限劳动力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模型, 从二元经济的角度, 分析了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现象 (梁志民等, 2011) [3]。1970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在刘易斯模型基础上, 建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决策和就业概率劳动力流动行为模型, 即托达罗模型 (Todaromodel) , 其基本假设为农村劳动力迁移至城市的主要动因是城乡预期收入差异, 差异越大农村劳动力越容易作出迁至城市的决策。本文假设农村外出劳动力是否返乡就业的再决策主要动因是乡城预期收入差异, 乡城预期收入差异越大, 农村外出劳动力更愿意决定返乡就业, 即:

d=d (vnc, cnc, vcs, ccs, z) (1)

其中vnc表示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的预期收益, cnc表示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的成本及农村生活成本, vcs表示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城市预期收益 (其中vcs=wcs×p, wcs是农村外出劳动力城市就业的工资收入, p是农村外出劳动力城市的就业概率) , ccs表示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市找工作的成本和等待就业的生活成本、工作后的基本生活成本、农村到城市的交通费用等, z表示影响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的其他因素。

在上述基本模型 (1) 的基础上, 本研究依据调查样本实际情况, 在金沙 (2009) [6]、李楠 (2010) [7]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个人特征、心理收益、政策制度等相关变量, 构建了适合本研究的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决策函数, 即:

yi=f (d) =f[wnc (Q) , J, S, cnc, wcs (Q) ×p (I) , R, ccs, z], f′ (d) >0 (2)

其中yi表示单个农村外出劳动力作出返乡就业的决策, 即yi=1表示农村外出劳动力愿意作出返乡就业的决策, yi=0表示农村外出劳动力未作出返乡就业的决策;d表示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预期收益与城市务工预期收益的差值, 那么f′ (d) >0即表示这个差值越大, 外出劳动力越有可能作出返乡就业的决策;Q表示农村外出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因素, 该因素以人力资本禀赋差异的方式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与否的预期收益产生影响, wnc (Q) 、wcs (Q) 分别表示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工资性收入和在城市务工的工资性收入;J表示农村政策制度因素, 即表示一系列有利于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的政策制度;S表示返乡就业心理收益因素, 包括农村外出劳动力对故乡社会状况的满意度、家庭的依赖和眷恋等情节;I表示城市政策制度因素, 即表示一系列有利于或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政策制度, 那么p (I) 表示在一系列的政策制度下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概率;R则表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心理收益因素, 主要包括对城市的适应和对城市社会满意度等情节。

由函数 (2) 可以看出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预期收益vnc是返乡就业工资性收入wnc与返乡就业心理收益S之和, 其中返乡就业工资性收入wnc受自身特征因素Q和农村政策制度因素J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预期收益vcs则是城市务工的工资性收入wcs与外出务工心理收益R之和, 其中城市务工的工资性收入wcs除受自身因素Q的影响外还受城市政策制度I的影响, 而城市政策制度I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工资性收入wcs的影响主要通过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概率p来完成。所以, 农村外出劳动力作出返乡就业的决策yi受自身特征因素、心理收益因素、政策制度因素、成本等因素的影响。

(二) 变量的选取及定义

1.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选取农村外出劳动力是否有返乡就业愿意作为被解释变量, 问卷设计“有”、“无”两项, 同时在本研究模型被解释变量中将选择“有”的调查者定义为有返乡就业的意愿, 赋值“1”;将选择“无”的调查者定义为没有返乡就业的意愿, 赋值“0”。

2.解释变量。

在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决策函数 (2) 中, 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意愿受自身特征因素、心理收益因素、政策制度因素、成本等因素的影响, 根据本研究实际情况, 选取自身特征因素、返乡就业心理收益因素、外出务工心理收益因素、返乡就业政策制度因素四项影响因素作为本研究解释变量 (见表1) , 具体如下:

(1) 自身特征因素, 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性格类型、务工平均月收入、每年外出务工时间、是否希望在务工地购房七个变量。

(2) 返乡就业心理收益因素, 包括家乡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耕地面积、寻找工作所需时间三个变量, 其中家乡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变量包括社会风气、法制状况、政府效率、生存和发展机会、经济状况、公共基础设施六个子变量, 根据问卷的设计, 被调查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六个子变量中有五个满意度选项可供选择, 分别是:①越来越差, ②一直很差, ③时好时坏, ④逐渐变好, ⑤一直很好。本研究运用因子分析综合六个子变量构建家乡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变量, 具体过程如下:将六个子变量社会风气、法制状况、政府效率、生存和发展机会、经济状况、公共基础设施分别用λ1、λ2、λ3、λ4、λ5、λ6表示, 那么存在:

χpi=wp1λ1i+wp2λ2i+wp3λ3i+wp4λ4i+wp5λ5i+wp6λ6i

其中χpi表示第p个公因子在第i个样本上的数值, λji表示第j (j=1, 2, 3, 4, 5, 6) 个子变量在第i个样本上的值, wpj是第p个公因子和第j个变量之间的因子得分, 那么, 便可以获得家乡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表达式为:

X8i=α1χ1i+α2χ2i+…+αpχpi

其中X8i家乡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在第i个样本上的数值, χ1i、χ2i…χpi表示p个公因子在第i个样本上的数值, α1、α2…αp表示相对应p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

(3) 外出务工心理收益因素。包括打工地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一个变量, 该变量包含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法制状况、政府效率、生存和发展机会、经济状况、政府透明度、打工政策、公共基础设施九个子变量, 其问卷设计及计算方法同家乡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变量类似, 此处不做解释。

(4) 返乡就业政策制度因素。包括返乡就业政策制度综合指数, 该变量包含沿海企业向家乡转移、家乡就业政策吸引、家乡就业收入提高、取消农业税、农业补贴提高、农业机械和农技的推广等六个子变量, 根据问卷的设计, 被调查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可能引起您返乡就业原因”的六个政策制度子变量中有五个选项可供选择, 分别是:①不同意, ②有点不同意, ③一般, ④有点同意, ⑤同意, 而返乡就业政策制度综合指数变量数值计算方法同样类似家乡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变量, 此处不做解释。

(三) 研究模型的构造

假设存在乡城预期收入差距指数函数y*i, 且y*i=g (d) , 实际观测变量为yi, 则有:

y*i=xiβ+ui

其中xi表示本研究选取的影响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返乡就业的各种因素, β表示各因素模型估计系数, 当y*i>0时, 实际观测变量yi=1, 即农村外出劳动力愿意返乡就业;当y*i<0时, 实际观测变量yi=0, 即农村外出劳动力不愿意返乡就业。因此, 农村外出劳动力愿意返乡就业的概率:

p (yi=1|x) =p (y*i>0|x) =p (ui>-xiβ) =1-F (-xiβ) =F (xiβ)

其中F是ui的累积分布函数, 本研究令F为正态分布, 即ui服从正态分布, 那么农村外出劳动力愿意返乡就业的概率可以进行如下转化:

$p(y{}_i=1|x)=E(y{}_i|x)=F(x{}_i\beta )=\frac{1}{\sqrt{2\pi }}{\displaystyle {\int }_{-\infty }^{x{}_i\beta }e}{}^{-\frac{t{}^2}{2}}dt$

三、实证研究

(一)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为能够直观地了解各个变量结构, 需要对其做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运用SPSS17.0对本研究选取的4类12项解释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 具体如表2所示。

(二) 模型估计结果

运用Stata11对模型进行估计, 获得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1.自身特征因素。

由表3可以看出农村外出劳动力自身特征因素是影响其返乡就业的主要因素之一, 具体表现在:

(1) 农村外出劳动力年龄对其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模型估计结果中年龄变量达到显著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且符号为负) , 说明年龄越大, 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的意愿越小, 可能的原因是:在一定年龄范围内, 农村外出劳动力年龄越大在城市务工的时间越长, 在城市积累了足够的人力资本, 更能适应城市的生活;另外, 农村外出劳动力年龄越大, 性格类型逐渐从冒险型转向保守型, 不愿冒风险返乡就业, 这一结论同样得到朱红根、陈昭玖等 (2010) 学者的证实。

(2) 农村外出劳动力性别对其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模型估计结果中性别变量达到显著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且符号为正) , 说明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 性别为男性的农村外出劳动力更愿意返乡就业, 可能的原因是:男性的性格类型较女性而言更偏向于风险型, 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 更愿意冒一定风险返乡就业;另外, 中国社会尤其是在农村, 女性主要精力更偏向于家庭而不是事业。

(3) 农村外出劳动力务工平均月收入对其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模型估计结果中务工平均月收入变量达到显著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且符号为负) , 说明农村外出劳动力务工平均月收入越高, 其返乡就业的意愿越小。农村外出劳动力务工平均月收入越高, 其返乡就业预期收益与务工预期收益差越小, 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意愿越小。

(4) 农村外出劳动力每年外出务工时间对其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模型估计结果中每年外出务工时间变量达到显著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且符号为负) , 说明农村外出劳动力每年外出务工时间越长, 其返乡就业的意愿越小。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外出劳动力每年外出务工时间越长, 其对城市的依赖也越强, 一般不愿意返乡就业。

(5) 农村外出劳动力是否希望在务工地购房对其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模型估计结果中是否希望在务工地购房变量达到显著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且符号为负) , 说明希望在务工地购房的农村外出劳动力越不愿意返乡就业。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外出劳动力希望在务工地购房即已经有了留城的意愿, 希望在城市定居,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愿意返乡就业。

从表3可以看出农村外出劳动力自身特征因素在模型估计结果中也有两个变量未达到显著, 分别是文化程度和性格类型变量。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外出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集中在初中文化, 这点在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 更愿意返乡就业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和更愿意留城继续务工的农村外出劳动力文化差异不大, 虽然模型估计结果中文化程度变量未达到显著, 但文化程度高的农村外出劳动力更愿意返乡就业;农村外出劳动力对自己性格类型的定位并不一定准确, 问卷设计中将性格类型分为保守型、中间型和冒险型, 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选择了含糊两可的中间型, 虽然模型估计结果中性格类型变量为达到显著, 但农村外出劳动力性格类型对其返乡意愿是存在一定影响的, 且保守型外出劳动力更不愿意返乡就业。

2.返乡就业心理收益因素。

由表3可以看出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心理收益因素是影响其返乡就业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在本研究选取的三个变量中, 只有耕地面积变量达到显著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且符号为正) , 说明农村外出劳动力耕地面积越大, 其返乡就业的意愿也越强烈。

在模型估计结果中, 家乡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和寻找工作所需时间并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是家乡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包含家乡社会风气, 以及法制状况、政府效率、生存和发展机会、经济状况、公共基础设施等子变量, 只能综合说明家乡的社会状况, 而不能说明单个子变量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意愿的影响, 在实际情况中, 可能有部分子变量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意愿存在较大影响, 另一部分子变量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意愿不存在太大影响。综合而言, 家乡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意愿影响不大, 由于在运用因子分析提取家乡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时可能存在信息丢失, 不能100%对本文所选取的六个子变量进行解释;寻找工作所需时间在文中并不显著, 但符号为负, 与预期方向存在一定差异, 可能的原因是大部分外出农村劳动力都能够在一个月内找到工作, 该变量在设计时时间跨度太大, 影响模型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z值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3.外出务工心理收益因素。

由表3可以看出农村外出劳动力外出务工心理收益因素, 是影响其返乡就业的主要因素之一。本研究选取打工地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变量代表农村外出劳动力外出务工心理收益因素, 打工地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包含打工地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法制状况、政府效率、生存和发展机会、经济状况、政府透明度、打工政策、公共基础设施等子变量, 模型估计结果中打工地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变量达到显著 (1%的显著性水平, 且符号为负) , 综合说明打工地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越大, 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的意愿越小, 即农村外出劳动力对务工地社会秩序、社会风气、法制状况、政府效率、生存和发展机会、经济状况、政府透明度、打工政策、公共基础设施等越满意, 其外出务工心理收益越大, 同等条件下, 返乡就业收益与务工收益差越小, 返乡就业意愿也越小, 但打工地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只能综合说明打工地社会状况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的影响, 打工地社会状况各子变量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影响大小差异还需要今后学者进行具体的研究。

4.返乡就业政策制度因素。

由表3可以看出返乡就业政策制度因素也是影响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选取返乡就业政策制度综合指数变量代表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政策制度因素, 返乡就业政策制度综合指数包含沿海企业向家乡转移、家乡就业政策吸引、家乡就业收入提高、取消农业税、农业补贴提高、农业机械和农技的推广等政策制度子变量。模型估计结果中返乡就业政策制度变量达到显著 (1%的显著性水平, 且符号为正) , 综合说明政策制度因素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越支持越有利, 其返乡就业的意愿越强烈。

四、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江西省902个农村外出劳动力调查样本数据, 本文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影响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意愿的主要因素, 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农村外出劳动力自身特征因素是影响其返乡就业的主要因素之一, 主要体现在年龄、性别、务工平均月收入、每年外出务工时间、是否希望在务工地购房等变量的影响。其中在一定年龄范围内, 年龄越大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意愿越小;性别为男性的农村外出劳动力较女性而言更愿意返乡就业;农村外出劳动力务工平均月收入越高其返乡就业的意愿越小;农村外出劳动力每年外出务工时间越长, 其返乡就业的意愿越小;希望在务工地购房的农村外出劳动力越不愿意返乡就业。

2.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心理收益因素是影响其返乡就业的主要因素之一, 主要体现在耕地面积变量上, 即农村外出劳动力耕地面积越大, 其返乡就业的意愿也越强烈。耕地一直以来都是农村外出劳动力最重视的“家庭财产”之一, 耕地面积的大小表现于农村劳动力返乡就业心理收益因素也是可以理解的。

3.农村外出劳动力外出务工心理收益因素是影响其返乡就业的主要因素之一, 主要表现在打工地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越大, 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的意愿越小。

4.返乡就业政策制度因素也是影响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政策制度因素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越支持越有利, 其返乡就业的意愿越强烈。因此, 加大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是提倡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的必要条件, 如加大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的政府支持, 加强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相关技能培训, 提供农村劳动力返乡就业有力的信贷扶持, 降低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的风险程度等。

另外,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缺陷, 具体表现在:

1.本研究在变量选取过程中, 构建了打工地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返乡就业政策制度综合指数、家乡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 虽然在模型研究中更加简练, 但在模型结果分析中只能综合说明某个因素整体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的影响, 而不能说明某个因素子变量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的影响。总体而言, 本研究更测重某类因素整体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影响的研究, 而某类因素具体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影响的研究仍需要今后学者进一步的研究, 如打工地具体的社会状况、家乡具体社会状况、返乡就业具体的政策制度等。

2.由于本研究侧重研究某类因素整体对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的影响, 所以研究未能提出有效性、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只能为今后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提出方向性的指导。

摘要：本文利用江西调查样本数据, 构建了农村外出劳动力返乡就业决策模型, 对农民工返乡就业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外出劳动力自身特征因素中年龄、性别、务工平均月收入、每年外出务工时间, 以及是否希望在务工地购房等, 对农民工返乡就业意愿存在重要影响;农民工返乡就业心理收益因素对其返乡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于耕地面积变量;农村外出劳动力外出务工心理收益因素对其返乡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于打工地社会状况满意度综合指数变量;另外, 返乡就业政策制度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返乡就业,外出劳动力,实证研究,托达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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