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创业绩效（共7篇）
农民创业绩效 篇1
1农民创业相关研究综述
农民创业已经逐渐成为了社会各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学术界从农民创业教育、创业认知、创业环境等各种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这一主题的剖析,研究思路大致可以归纳整理为以下三类,具体介绍如下。
1.1现状调查类研究
2013年之前,国内学者对于农民创业这一主题的研究是非常有限的,仅有的一些成果也多是针对农民职业化培养等方面。但是,2013年之后,关于农民创业的研究便如井喷式增长,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类是农民创业的现状性调查研究,即针对某一具体地区现有农民创业情况进行调研,并针对实际调研的数据提出问题并分析问题,代表性成果如黑龙江省鹤岗市农业科技研究所的侯忠艳,针对鹤岗市现有创业农民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实际调研,并针对农民创业过程中存在的资金、信息、技术、政策等多方面问题给出了针对性的发展建议。这一类研究通常不会运用复杂的模型,多是以实地走访调查的方式展开,展现出的问题也是比较现实的情况,研究成果中的发展建议也比较具体而细致。
1.2问题分析类研究
关于农民创业的第二类研究是问题分析类研究,即针对农民创业过程中的某一具体职能进行分析,如农民创业培训或创业教育、农民创业能力、农民创业融资、农民创业环境、农民创业意愿、农民创业动机、农民创业认知、农民创业绩效等。这一类研究在农民创业研究整体上的占比较高,学者们的研究思路多是通过调查发现问题,而后,针对问题给出问题完善体系,过程中会引入一些简单的计算模型。代表性成果如宿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李玉峰、童红兵、李斌共同完成的“新型农民创业培训模式研究”,针对新型农民的发展需要设计出了包括政府、监管部门、培训机构、扶植组织四个维度的农民创业培训体系。这一类研究的整体数量较多,但是结论均存在着过于主观性的问题,缺少效果的验证。
1.3关联推算类研究
关于农民创业的第三类研究是关联推算性研究,即利用专业的运算模型计算某一个或几个因素对农民创业的关联性影响,如“先前经验、创业警觉与农民创业机会识别的关联性分析”、“人格特质、创业学习与农民创业绩效的关联性分析”、“创业氛围、社会网络和农民创业意识的关联性分析”、“社会网络、社会技能与农民创业资源获取的关联性分析”等。这一类研究的复杂性程度较高,学者们多是利用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结构方程式等专业的统计分析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推算,通过分析结果验证假设。代表性成果为长江大学张益丰基于山东、江苏、浙江三省的14个行政村的调研数据而进行的针对企业家才能、创业环境异质性与农民创业的关联性分析,研究同时使用了Ordered Probit和Ordered Logit模型进行检验,并对假设进行了论证。这一类研究的专业性很强,重点论证各个因素之间影响的显著性水平及方向。
2农民创业绩效相关研究综述
近几年,在数以万计的农民创业研究项目中有一个分支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它就是农民创业绩效研究,这一主题的研究难度相对较大,因为它主要针对的是已经拥有了一些创业经验的创业农民,调查对象的确定以及数据的挖掘和整理都较为不易。目前,这个领域成型的成果不多,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2.1单一因素与农民创业绩效的关联性分析
2014年至2015年之间,中国知网上出现了很多关于农民创业绩效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多数都是研究某一个或是某两个具体的因素与农民创业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的思路均为设置变量,包括自变量、中介变量、因变量,给出假设和实证检验。例如“农民创业培训、创业选择与创业绩效的关系研究”、“人格特质对农民创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农民创业能力及其与创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等。这些研究的整体结构和基本思路非常相似,区别只是变量的选取和模型的选择。代表性成果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罗明忠、陈明针对广东省广州、深圳、汕头、茂名、惠州、云浮、汕尾7个地级市创业农民进行的以创业学习为中介变量验证人格特质与创业绩效的研究。这一类研究的专业性非常强,学者们通常会采用至少两种模型进行推算,但多数注重假设的验证过程,对于发展建议的部分阐述的较少。
2.2具体地区的农民创业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创业绩效研究中第二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类型是针对具体地区所展开的农民创业绩效影响因素研究。这一类研究多是先选定某一地区,再构建模型,模型中会包括大量的指标,通常指标的层级会达到三级,之后通过调研数据对模型进行反复修正,最后利用模型中各级指标的成分分析系数说明问题。例如西南大学农村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的张应良教授就针对我国东部地区284名创业农民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周菁华也基于366位创业农民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验证。这一类研究都会涉及到大量的指标和数据,学者们通常都会设计多级结构方程式,并利用预调研、检验性调研和正式调研来修正模型,但是学者们选用的指标相似性很高,缺乏地区针对性。
2.3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民进行创业绩效分析
农民创业绩效研究中的第三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类型是针对不同身份的农民所展开的创业绩效研究。目前,我国正处于农业经济形态的转型阶段,农民正经历着职业化的蜕变,国家在同一时间出现了传统农民、返乡农民、失地农民和现代化农民四种不同身份的群体。而这四种农民都有可能成为创业的主体,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民的创业研究便逐渐萌生出来。例如,江西农业大学的杨新萍基于潘阳湖区返乡农民进行了创业绩效的实证研究,针对返乡农民特点设置变量,验证假设。目前,这一类研究的数量相对较少,碍于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和数据的获取难度,使得现行成果多是调研类文章,对策建议均过于主观。
3现有农民创业绩效研究述评
目前,针对农民创业绩效的研究虽然相对有限,但是也逐渐展现出了一些共性的特点,现将关于现存农民创业绩效研究成果的实效和不足简述如下。
3.1现有研究的价值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农民创业绩效的研究整体成绩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很多变量与农民创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已经得到统一结论,例如人格特质中的外倾性和经验开放性特质对农民的探索式学习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农民创业培训对创业选择具有正向因果关系,创业培训效果与创业绩效存在正向关系;金融服务环境对农民创业绩效具有直接促进作用;社会经济环境对农民创业绩效具有直接正效应等。其次,学者们在不同地区的农民创业绩效影响因素研究中已经逐步构建出了相对比较稳定的模型结构,模型中基本都是包括五个维度,即市场条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个性特征和知识经验。最后,学者们已经将影响农民创业绩效的关键问题一一整理了出来,例如,农民自身创业能力薄弱、创业意愿较低;农民社会资源有限;农民融资能力低下等。这些问题的提炼都是学者们的研究所展现出的宝贵的价值。
3.2现有研究的不足
虽然,农民创业绩效这一主题的研究在学者们的努力之下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的问题是研究的展现形式过于学术化,农民创业绩效的研究通常都会引入模型,而学者们也局限到了模型的研究模式之中,研究结构千篇一律的都是选取变量-提出假设-构建模型-实证检验,最后的结论都是以检验假设的方式展现。但是,科研的作用最终是要服务于社会,所以模型的支撑固然重要,但是学者们需要利用模型发现问题,利用智慧解决问题。因此,现有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学者们只是发现了问题,但是没有解决问题。在之后的研究中应该重视科研与实际的结合,而不单单是数据的反复推算。
参考文献
[1]周菁华.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366个创业农民的调查数据[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3).
[2]张应良,汤莉.农民创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基于东部地区284个创业农民的调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3]郭红东,丁高洁.关系网络、机会创新性与农民创业绩效[J].中国农村经济,2013(8).
农民创业绩效 篇2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创业,农业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大量青壮年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由乡村进入城市务工,使得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 “精英主体”大量流失,农业自身发展面临着人才 “空心化”的危机。而在当今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很强的背景下,从改变我国农村落后面貌以及保障粮食的供应等战略思考,迫切需要把农民工在农业内部的创业意愿转化为现实。因此,将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研究置于当今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则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大都是基于农民工返乡创业利益改善的微观研究视角,本文将农民工微观利益改善与农业宏观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以衡量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并对各种创业行为间的绩效优化以及各种创业行为模式间演化进行探讨。
一、绩效评价标准的依据: 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1. 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和要求。从经济增长核算框架来看,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将是劳动生产效率、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范丽霞、李谷成、唐海燕,2011) ; 从农业发展的内在趋势来看,我国现在面临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就是从传统型发展方式向现代型发展方式的转变( 石爱虎,2012) ; 从协调统一思路来看,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不仅要重视农业产出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更要强调农业生态系统的协调性、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性等内容( 唐思航、韩晓琴,2010) 。由此可见,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意味着生产方式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三方面都有所提高。
2. 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对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可能性。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但并不是每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都必然会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其只是具备了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可能性。
首先,农民工返乡创业为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潜在的支撑条件。从农民工的内在素质来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在城市的洗礼中,成为既有高技能、又有一定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等重要条件的农村人力资源( 张明林、喻林、傅春,2009) ,有助于其返乡创业过程的开展,也为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等多方面的必要条件。
其次,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可以囊括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中。第一,农民工返乡创业可以给农村和农业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有利于推动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 周建锋,2010; Hennon et al,2008) ,客观上推动了抵御农业风险的市场化组织的建立和运行( 谢韶光,2011; 刘姝威等,2012) ,有利于当地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孙卫芳,2011; 刘唐宇,2009) 。第二,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能为农村和农业发展带来巨大的社会效应。农民工返乡创业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重要载体( 万宝瑞,2007; 熊桉,2009) ,推动了农村城镇化道路的进程( 万宝瑞,2007; 谢韶光,2011) ,有利于推动农村的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陈文龙,2010; 孙卫芳,2011) 。第三,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利于推进生态农业经济建设,提升农业生态效益。农业生态经济建设既要求对现有有限的生态资源的有效利用,通过改变传统的粗放型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来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还要求在生态环境得到保护甚至优化的基础上,通过生态投资、生态生产、生态销售和生态消费形成生态经济增值链。
3. 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作为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评价的客观标准的必然性
首先,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目的存在一致性。从农业发展的视角来看,我国传统的农业发展方式难以支撑农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只有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才能不断破解农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难题,因此我国农业发展的出路在于农业发展方式能否得以真正的转变。从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的动机来看,按照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农业如果不能提供相对于城市工作相差无几的预期收入,农民工必然会重新回归城市,因此农民工能否返乡创业的一个前提在于进行农业生产能否得到与城市相当的预期收入( 周建锋,2010) 。由于传统农业发展方式无法承载共同富裕的梦想,农民工要获得和城市工作相当的收入,就必须通过改变传统的农业发展方式来实现。由此可见,返乡农民工追求致富的要求是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动力。
其次,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为评价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提供了内生的衡量尺度。在 “三农”问题解决的内生思路中,农民问题是关键和核心,农业和农村发展是目的,农民、农业、农村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是达到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目的的关键,同时也是引导返乡创业农民工实现致富的重要行为方向。因此,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作为评价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的客观衡量尺度将把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和农业、农村发展有机联系在一起,形成 “农民工创业- 农业经济发展- 农村共同富裕”良性循环互动的 “三农”问题内生解决思路。
最后,以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作为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的评价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很多地区已经存在大量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背景下,政府能根据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不同行为对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的差异,寻找到不同地区政府应扶持和鼓励的最优创业行为、扶持和鼓励各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先后次序以及促进各种创业行为绩效优化等方面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二、模型建构: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评价
绩效评价模型既涉及到行为主体的客观影响的量化,还涉及到评价主体对行为主体的客观影响的评价。在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评价的模型建构中,作为行为主体,农民工对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影响将通过其返乡创业给农村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来衡量。但这三种效益必须通过不同值加以刻画出来。因此,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所要求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以选取核心的指标、通过计量方法获得相关的经济效益值、社会效益值、生态效益值。于是,得到假定一:
假定一: 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对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通过相应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表现出来,并对三者分别赋予不同值E1、S、E2,而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总体客观影响为E1、S、E2三者的线性加总。
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和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都与政府的责任有关。因此,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评价的模型建构中,政府将是评价主体,其通过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作出评价后,选择扶持与否以及提供相应的扶持力度,从而达到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目的。
政府的扶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但由于在发展过程中,各地政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的评价可能受到政绩观以及发展理念等行为变量的制约,对同一返乡创业行为存在不同的绩效评价。具体而言,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存在资源分布、农业发展快慢等方面的差异,贫困农村地区因为突出的问题是经济不够发达,因而政府可能较为注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带来的经济效益; 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因为已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政府可能更加注重社会质量的提高,从而更加注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作用; 中等发达农村地区可能会因涉及农村的共同富裕目标,政府更加注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带来的社会效益。简言之,各地政府在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带来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偏好权重存在差异,从而其在评价不同以及同一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时,绩效评价值存在明显的不同。于是,可以作假定二:
假定二: 政府是评价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的主体。政府行为变量通过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值( E1) 、社会效益值( S) 、生态效益值( E2) 评价体现,并设定政府对此相应三值评价存在不同偏好权重系数 α、β、γ,且存在0≤α≤1,0 ≤β≤1,0 ≤γ≤1,α + β+ γ = 1 。
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是通过其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经济效益值、社会效益值以及生态效益值表现出来的,但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的评价还要受到评价主体( 政府)行为变量的主观影响。在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的客观影响以及政府行为变量的主观影响赋予具体值后,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将是客观影响与主观影响的线性加总,即得到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评价模型: FG= αE1+ βS + γE2。
三、政策含义与绩效优化
1. 政府行为变量的内生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模型涉及到 α、β、γ、E1、S、E2六个变量,其中 α、β、γ 是涉及政府行为变量的影响因素。在经济效益值( E1) 、社会效益值( S) 、生态效益值( E2) 已经正确测度后,不同的 α、β、γ 值将直接影响绩效评价值的大小。
α、β、γ 值的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同一地区随着农村的实际情况发生一系列变化,政府适时调整了经济效益值( E1) 、社会效益值( S) 、生态效益值( E2) 不同的偏好权重系数,绩效评价值随之发生变化,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相应扶持力度也有可能随之调整。其二,当地方政府换届时,新政府可能同旧政府存在农业发展思路的差异,对E1、S、E2偏好权重系数将赋予新值,绩效评价值也会发生非连续性变化。但如果 α、β、γ 变化太快时,特别是影响到绩效评价值时,原来重点扶持的行为模式的扶持力度可能会被削弱,从而影响这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积极性。其三,当 α、β、γ 中存在极端值时,如当α、β、γ 中存在一个值为1,或者其中一个为0时,政府评价经济效益值( E1) 、社会效益值( S) 、生态效益值( E2) 存在显著的倾向性,即存在牺牲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中的一方或者两方来获得支持另外一方或者两方发展的情况。具体而言,政府如果突出强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中的一方或者两方时,其结果是农民工在观察到政府的行为变量后,为了获取相应扶持,必然使其行为向政府行为变量强调的方向变动,从而成为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风向标。但政府行为变量与社会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时,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行为方向也将偏离正确的轨道,而同时由于正确的最优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未能获得较高的绩效评价值,从而无法获得应有政策支持,也无法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因此,政府的行为变量对扶持不同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从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农业发展的生态效益日益突出,具体表现在: 耕地、淡水等资源的稀缺性将进一步加剧,生态环境承受的压力将越来越大,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的传统生产方式推进农业发展将难以为继。因此,政府必须更加重视农业的生态环境建设,从而也需要通过支持和扶持农民工创业行为,将其引导到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利用的轨道上,达到农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均衡发展。于是,可以得到推论一。
推论一: 政府只有按照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观念来发展农业,才能将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引导和扶持到正确的方向。
2. 政府扶持与否以及绩效优化的政策设计。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评价模型中,由于经济效益值( E1) 、社会效益值( S) 、生态效益值( E2) 这三个变量是由农民工创业行为选定后产生的客观影响的计量,因此在该模型中就涉及到什么样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可以扶持以及可以扶持的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扶持力度的差异问题。
在偏好权重系数 α、β、γ 已经测定后,设定政府选择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否的一绩效评价临界值 δ0,即当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评价值FG> δ0时,政府选择扶持这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否则,当FG≤δ0时,政府将对这种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不给予扶持。当有不同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评价值满足FGN> FGN - 1… > FG2> FG1>δ0( N > 2) 时,政府将根据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评价值来确定相应的扶持力度。显然,获得的鼓励和扶持力度越大,其相应的绩效评价值也就越大。政府将根据不同绩效评价值来制定不同扶持力度,并假定存在不同扶持力度的临界值,即 δM、δM - 1…δ1、δ0,且存在 δM> δM - 1… > δ2> δ1> δ0( M > 2) ,那么当不同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评价值落入不同的区间时,将获得相应的扶持力度,即当 δ0< FGN≤δ1时,则农民工获得政府的相应经济扶持量记为R1; 当 δ1< FGN≤δ2时,则获得的经济扶持量为R2; 依此类推,当存在 δM - 1< FGN≤δM时,则获得的经济扶持量为RM,且存在RM> RM - 1… > R2> R1。于是,可以得到推论二。
推论二: 对一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扶持与否,取决于其绩效评价值与政府设定的扶持与否的临界值的大小。政府根据不同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评价值的大小给予不同扶持力度,且扶持力度与绩效评价值正相关。
因为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为了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这也意味着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中的经济效益值( E1) 、社会效益值( S) 、生态效益值( E2) 分别不低于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的经济效益值( E1) 、社会效益值( S) 、生态效益值( E2) ,否则,即使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评价值FG> δ0,也达不到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不应成为扶持的对象。因此,当此三值都超越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时,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绩效评价值越高,获得相应的扶持力度可能就越大。因为扶持力度的差异,必然对不同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起到不同的激励作用。
假定两农民工1、2 具有不同返乡创业行为F1、F2,其绩效评价值分别为FG1、FG2,且 δM - 1
下面将对行为F1和行为F2间的转化展开分析。首先,对农民工1 的行为进行分析。假定农民工1 行为F1转变到行为F2,农民工1 获得的经济补贴为RM,这一行为的转变带来的收益增加值为RM- RM - 1。农民工1 的行为F1转变到行为F2涉及到增加或者更换机器设备、更多贷款需求等方面原因带来的转换成本( 记为C12) ,因此当收益增加值小于新增加的成本,即RM- RM - 1< C12时,农民工1 的行为F1转变到行为F2将不会发生,各种创业行为在农村得以固化,形成多种创业行为共同发展的局面; 当收益增加值大于转换成本时,即RM- RM - 1> C12时,农民工1 将有内在激励去实现由行为F1转变到行为F2,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得到优化。同理,对农民工2 的行为进行分析。假定农民工2 行为F2转变到行为F1,这一行为变化带来的收益增加值为RM - 1- RM,带来的转换成本为C21。当RM - 1- RM< C21时,农民工2 行为F2转变到行为F1违背理性行为的原则,将不会发生; 当RM - 1- RM> C21时,农民工2 行为F2转变到行为F1将会发生,即有一种更优的行为退化为次优的行为,这种政策机制设计显然是失败的。农民工1 、2 的创业行为的变化将通过下列四种方式组合完成:
根据最优化的原则,( RM- RM - 1> C12; RM - 1-RM< C21) 这种组合将是这四种行为组合中的最优,即一种成功的政策机制设计既要使次优的创业行为得到进一步优化,又要使更优的创业行为不至于退化。
当C12< - C21时,得到上述不等式的解为: RM- RM - 1> - C21,即当农民工2 的转换成本更高时,农民工2 的行为不会退化,农民工1 必须获得更高的经济补贴1,才能使得其行为得到优化; 当C12≥ - C21时,得到上述不等式的解为: RM- RM - 1>C12,即当农民工1 的转换成本更高时,农民工2的行为不会退化,农民工1 在获得大于转变成本的经济补贴时,其行为会得到进一步优化。
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优化涉及到政府的刺激( RM- RM - 1) 以及转换成本( C12或者- C21)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到推论三。
推论三: 当返乡创业农民工获得的行为转换的经济刺激( RM- RM - 1) 足够大,同时创业行为间的转换成本足够低时,其行为绩效将因为其行为的转换而得到优化。
四、简短结论
农民创业绩效 篇3
创业绩效为什么是这种建构而非其他建构?或者说创业绩效结构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一个怎样的理论?对这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献并不多见,创建了一个能够反映创业本质的创业绩效理论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其中,中南大学创业与企业成长研究中心主任沈超红教授(2006)在其博士论文中构建的基于合约的创业绩效理论颇具开拓性和启发性。事实上,基于合约的创业绩效理论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一、 理论阐述
基于合约的创业绩效理论就是用合约的数量与质量测度创业绩效的理论,即用合约的数量与质量分别测度创业的效果与效率的理论,其本质是测度创业所创造“剩余”的数量与质量,即创业所创造的价值(沈超红,2006)。由此不难看出,基于合约的创业绩效理论在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创业绩效测量理论,它从根本上回答了“如何测度创业绩效”这一基本问题,是建构创业绩效结构模型的理论来源。
为什么可以用合约测度创业绩效,该理论认为创业是不顾资源的限制、发现与利用机会、以创造价值的过程,其本质在于创造价值,一个有效的创业绩效测量理论就必须很好地反映创业的这一本质特征。同时,经济学又告诉人们自愿交易产生价值,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解释:
第一,自愿交易产生价值的基数效用论解释。得益于“消费者剩余”与“供给者剩余”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启迪,该理论将参与交易的任何一方的“剩余”定义为其愿意交易的极限价格与实际交易价格的差值,所有交易方的剩余之和就是这笔交易所产生的价值。比如在一台笔记本电脑的交易中,客户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是5 000元,商家愿意卖出的最低价格是4 000元,而最终的实际成交价格是4 600元,于是,客户获得的剩余就是400元,商家获得的剩余就是600元,交易双方获得的剩余之和1 000元就是这次交易所产生的价值。
第二,自愿交易产生价值的序数效用论解释。用埃奇沃斯盒形图(图1)分析X和Y两种商品在A和B两个人之间进行交换的简单经济情形,盒子的水平长度表示商品X的既定数量,盒子的垂直高度表示商品Y的既定数量。OA为A的原点,从OA水平向右是A所持有的商品X的数量XA,从OA垂直向上是A所持有的商品Y的数量YA;OB为B的原点,从OB水平向左是B所持有的商品X的数量XB,从OB垂直向下是B所持有的商品Y的数量YB。ⅠA、ⅡA、ⅢA是A的三条代表性无差异曲线,它们凸向A的原点OA,其中ⅢA代表较高的效用水平,ⅠA代表较低的效用水平,从OA点向右移动,标志着A的效用水平增加;ⅠB、ⅡB、ⅢB是B的三条代表性无差异曲线,它们凸向B的原点OB,其中ⅢB代表较高的效用水平,ⅠB代表较低的效用水平,从OB点向左移动,标志着B的效用水平增加。埃奇沃斯盒形图中的任意一点都表示了每一个人对每一种商品的占有量。假设M0是初始商品禀赋点,M1是最终商品交易点,那么从M0 移动到M1就意味着A放弃了|XA1-XA0|单位的商品X,换取到|YA1-YA0|单位的商品Y;而这也意味着B放弃了|YB1-YB0|单位的商品Y,换取到|XB1-XB0|单位的商品X。
由各自的无差异曲线所发生的改变不难发现,无论是A还是B,从M0 移动到M1,其结果都是增加了效用,即交易产生了价值。事实上,从M0移向斜线区域内的任何一点的交易双方都是获利的,都可以获得帕累托改进,而从M0移向斜线区域外的任何一笔交易都会使两个人中的至少一个受损,因而这种交易不会发生。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自愿交易确实产生了价值。从广义上讲,一笔交易就是一个合约,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在基于合约的创业绩效理论中,合约特指创业企业与员工和客户之间的合约,并且该理论对合约进行了理论抽象,视一位员工为创业企业与员工签订了一个单位的合约,视一个产品的销售为创业企业与客户签订了一个单位的合约。如此一来,合约就成了价值的有形载体,它隐含了“剩余”,在本质上与创业本质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该理论提出了“合约相关者剩余”,即创业中合约各方的剩余之和,它是测度创业绩效的核心概念,用它就可以测度创业绩效,即一个创业机会所创造的价值。
以上从理论上说明了可以用合约测度创业绩效,那么在操作上如何用合约测度创业绩效呢,基于合约的创业绩效理论认为可以用合约的相对数量与质量测度创业绩效。合约的数量是指企业与客户、员工签约的数量,产品销售量与员工人数就是创业绩效在“数量”上的具体测度。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合约,就不会产生足够的“创业者剩余”。当“创业者剩余”不足以补偿其他选择的机会成本时,创业者就会终止创业活动,创业企业就会关闭。
事实上,只有当合约数量大于某一临界值的时候,企业生存下来并获得更大成功的机率才会比较高。企业的生存与成长是两个重要的创业绩效维度,它们反映了创业的效果。合约的质量是指企业与客户、员工签约的质量。客户与企业之间较深程度的满意感、合作态度、信任度对维持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关键,高度的满意、合作和信任表明了良好的愿望和积极的信念,这对双方构筑良好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Venkataraman S & Murray BL,1991),这势必会导致客户的优先、重复、推荐购买。同样道理,员工与企业之间较高的满意感也会使得员工愿意继续留在这个企业中,等价于员工与企业之间的重复签约,表明了企业与员工的合约执行质量高。实际上,客户信任度与员工承诺度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它们构成了创业绩效的另外两个重要维度,反映了创业的效率。最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数量与质量都指的是相对意义上的数量与质量,即相对竞争对手所执行合约的数量与质量。因为“合约相关者剩余”的绝对大小是难以测度的,我们只能用“合约相关者剩余”的相对大小来测度创业绩效的高低。
二、 理论修正
由前面的理论阐述不难发现,基于合约的创业绩效理论的理论基石是边际效用价值论,它不言自明地漠视了真实世界的交易费用。从基数效用论来看,考察上述笔记本电脑交易例子中的“消费者剩余”,它指的是消费者为这台笔记本电脑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5 000元与实际成交价格4 600元的差值400元。其中,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5 000元取决于这一台笔记本电脑带给消费者的效用。而效用是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或者说是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一种商品对消费者是否有效用取决于消费者是否有消费这种商品的欲望以及这种商品是否具有满足消费者欲望的能力。不难看出,“消费者剩余”只关注到了边际效用和价格,并没有考虑交易费用。类似地,“供给者剩余”也没有考虑交易费用的问题。从序数效用论来看,交易费用的漠视更加明显,因为前面“自愿交易产生价值的序数效用论解释”中的分析其实是建立在两个重要的假设之上的:其一是双方都知道对方的偏好;其二就是交换商品的交易成本为零。
仍以前面笔记本电脑的交易为例,区别仅在于将它还原得更加真实、完整:客户为了购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开车来到所在城市的电脑卖场,这里汇集了戴尔、联想、惠普等十多家电脑厂商,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吸引客户购买,琳琅满目的商品、各种各样的促销活动使得客户一时难以抉择,在经过大约一个多小时的货比三家式的品质考核之后,客户看中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华硕笔记本电脑,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双方终于达成交易。在这笔交易中,我们用货币表示各种各样的交易费用,并且假设客户支付的交易费用是60元,商家支付的交易费用是40元,其它数据保持不变,此时这笔交易创造的价值还是1 000元吗?由于“剩余”没有考虑交易双方支付的交易费用,所以,这笔交易给客户创造的实际价值应该是“消费者剩余”400元扣除客户支付的交易费用60元之后剩下的340元,这笔交易给商家创造的实际价值应该是“供给者剩余”600元扣除商家支付的交易费用40元之后剩下的560元,这笔交易创造的实际总价值应该是二者之和900元。可见,在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同样一笔交易所创造的价值变小了。
仍然把一笔交易看作是一份合约,无论它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合约不再特指创业企业与员工和客户之间的合约,我们把其内涵扩展到创业企业与广义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约。广义的利益相关者指的是能够影响创业活动或被创业活动所影响的人或团体,包括员工、客户、股东、供应商、政府、社会团体等。因为狭隘的利益相关者已经遭受到了相当的批评,并且它无法对现实中的某些具体问题给出恰当的解释(白云霞、吴联生,2005)。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理论抽象就应该是,不仅视一位员工、一个产品的销售为一个单位的合约,而且还将一个货币单位视为创业企业与投资者签订了一个单位的合约,事实上,我们把创业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交易的任何一个交易单位都抽象为一个单位的合约。这样一来,创业所创造的价值仍然隐含在合约中,只不过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它在数值上不再等于创业中合约各方的“剩余”之和,而是等于“剩余”扣除交易费用之后剩余的部分,即创业给合约各方创造的价值之和,我们用“合约相关者价值”来表示,理论上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测度创业绩效。
那么具体到操作中又该如何测度创业绩效呢?难道仅仅因为“价值是隐性的,合约是显性的”,就可以直接推演出用合约的数量与质量来测度创业绩效吗?本文认为这样的推理并不符合逻辑的发展,这样的思维跳跃使我们的逻辑断了线,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缺乏严谨性,其结果是削弱了基于合约的创业绩效理论的说服力。事实上,创业所创造的价值之和在数值上还等价于创业过程中每一单位合约所创造的价值量的加总,所以它的大小同时取决于一单位合约所创造的价值量和创业所达成的合约总量。后者可以用合约的数量来测度,困难之处在于测度前者,即如何测度一单位合约所创造的价值量。
由笔记本电脑交易的例子不难发现,这笔交易给消费者创造的价值量可以表示为笔记本电脑带给消费者5 000元的效用减去实际的交易价格4 600元与消费者支出的60元交易费用之后剩余的340元。然而这里的5 000元效用及60元交易费用都是我们的假设,效用和交易费用实际上都具有测不准原理杨悦,2004)。因此,一单位合约所创造的价值量的绝对值具有不可测性。但是我们发现,由于效用的主观性,一单位合约所创造的价值量也具有主观色彩,这一价值量的多少就能够反映在合约相关者的主观评价中,即如果这一单位合约给相关者创造出的价值量较多,那么就会赢得合约相关者较高的评价,反之,合约相关者的评价就较低。合约相关者的主观评价其实体现的就是合约的质量,因此,我们可以用合约的质量来测度一单位合约所创造的价值量。又因为价值量绝对值的不可测性,我们采用合约的相对数量和相对质量测度创业所创造的相对价值量,即采用相对于有意义的竞争对手的合约数量和质量来测度创业绩效的高低。
以上从四个方面完成了对基于合约的创业绩效理论的修正:Shane SA,1996)。但这样定义如果取样到的是濒临破产的企业,显然与研究者期望的“生存”含义不符。一种认为应该追踪创业企业的历史,能坚持很长时间仍健康存在的显然是“生存”能力很强的企业(Bates T,1998)。这样定义虽然比较符合“生存”的原始含义,但却将研究样本限定在一些已经发展多年的“老”创业企业范围内,对于新成立不久的初创业企业则难以适用。新近的研究则倾向于从企业已存在的生命周期以及计划未来至少持续经营八年以上的可能性大小两个方面来衡量创业企业的“生存”绩效(Ciavarella MA,2004)。这种方法相对更为全面、贴切,因而近来受到很多研究者的青睐,本研究也不例外。
“成长”的操作性定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财务指标的增长,如销售额、净利润等的增长;二是获利潜能的增长,如市场份额、员工人数等的增长。很多初创企业由于市场战略定位的需要,往往在开始的相当长时间内处于非盈利状态,但实际上却很具有市场竞争力,这时只用表面的财务指标增长数据难以说明真实问题,因此可以考虑用获利潜能指标来反映企业未来获利能力(Wiklund J,Davidsson P & Delmar F,2003)。研究表明,有80%的创业者以新创公司的成长为主要目标(Chandler GN & Hanks SH,1994)。一方面是因为,收入和员工人数的增长作为绩效指标反映了新创企业的特点,新创企业常常没有盈利的历史,并且在初始大量投资的前几年并不期望获利(Merz GR & Sauber MH,1995)。另一方面因为,小企业过去收入的成长能够促进未来的成长,并且对小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Orser BJ,Hogarth-Scott S & Riding AL,2000)。本研究将结合财务与获利潜能这两类成长指标测度创业企业的成长绩效。
企业的声誉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利益相关者根据自己的直接经验、有关企业的行为及其主要竞争对手的相关信息对企业做出的全面评价(Gotsi M & Wilson AM,2001)。关于声誉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763年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对声誉的分析和解释,他认为声誉是一种保证契约能够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机制。1982年,Kreps通过声誉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认为企业的出现实质上是为了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建立声誉,以达到减少市场交易费用的目的,而并非通过权威的方式将交易内部化。1999年由美国声誉研究所的Fombrun等提出的“誉商”是目前公司声誉测量的主流方法。它的理论基础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雇员、顾客、投资者、合作伙伴、媒体、行动主义者、社区和政府当局等利益相关者的态度能够左右公司声誉的建立与维持。这一方法充分考虑了各类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其有效性在世界许多国家得到了验证,这也是本研究将要借鉴的测量方法。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H1:创业绩效是由生存、成长、声誉组成的三维建构。
四、 实证研究
验证性因素分析是在已经根据相关理论构建好假设模型的条件下,利用统计方法检验实际数据与预设模型是否相符。据此,我们通过调查问卷采集数据,并借助于结构方程建模软件AMOS17.0对本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调查问卷采用Likert5点量表进行评价,其主要内容包括:创业精神量表,它来源于Zahra SA,Hayton JC和Salvato C(2004)的研究问卷;生存绩效量表,它来源于Ciavarella MA(2004)、沈超红(2006)的研究问卷;成长绩效量表,它是我们在借鉴Murphy等人(1996)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的适当补充。我们于2010年8月份对地处山东省的220家企业发放问卷220份,回收有效问卷侯杰泰等,2004)。
五、 总结
本研究在修正了创业绩效测量理论的基础上,构思了创业绩效的生存、成长、声誉三维建构,它的有效性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对比沈超红(2006)的员工承诺、客户信任、企业生存、企业成长等创业绩效四维结构,不难发现,差异之处在于本研究用声誉维度取代了员工承诺和客户信任两个维度,原因是我们认为企业的合约相关方不仅指员工和客户,还包括股东、供应商、政府等。实际上,合约相关方会涉及到更加广义的利益相关者,如果仅用员工承诺与客户信任测度合约质量,那么就会导致创业绩效的损失。所以,我们采用了能够体现广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全面评价的声誉维度,并保留了在创业研究领域中认可度比较高的生存、成长维度。创业绩效的三维结构不仅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更好地反映了创业活动的本质。
农民创业绩效 篇4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 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 在各地迅速发展起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较好地维护了农民利益, 而且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对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财政部每年安排专项支农资金, 在全国范围内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政府部门的扶持资金是有限的, 为了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有效性, 需要选择那些能够最大效率利用资金的项目, 这就牵涉到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绩效评价问题。目前, 我国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绩效评价还处于开始阶段, 并没有形成一套标准的评价体系。而且, 已有的评价指标更多的是考虑对经济效益评价的研究, 而对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以及生态效益三者的评价综合在一起的研究还很缺乏。本文试图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绩效评价体系, 从而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的评价问题。
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为了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绩效做出正确地评价, 就必须从其内涵出发, 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基于系统科学理论和绩效评价理论, 遵循科学性、系统性、相对性等原则, 运用统计指标法和层次分析法, 结合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特点, 构建了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并对该评价体系各指标的含义、测度及处理方法进行了论述。
1.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1) 科学性原则。
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评价中, 这一原则体现在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概念认识的正确性、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完备性、数学模型与评价方法的逻辑严密性以及参数因素分析的准确性等方面。
(2) 系统性原则。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是政府、企业与农户相互影响、交叉作用的结果。[2]同时农业的发展受到生态、社会、经济等多因素的影响。因此, 在评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时必须遵循系统性的原则, 考虑各种因素的相关性和整体性。
(3) 相对性原则。
在评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时, 必须对不同的评价指标作无量纲化处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评价具有相对性, 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绝对性地度量, 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4) 可比性原则。
所谓可比性是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评价指标应有普遍的统计意义, 这样评价出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才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可比性, 从而能保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评价结果的横向和纵向可比性。
(5) 广泛性原则。
所谓广泛性原则是指所设计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评价模型要能适应不同项目、不同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测算的要求。在设计时应尽量提取不同项目、不同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的共性, 保证所建立的评价模型能适应评价的所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的要求。
2.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绩效是组织行为的最基本概念之一, 是成绩、成效, 是项目建设成果的综合反映和体现。“绩”是指项目是否按期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 主要任务是否完成, 是侧重于量上的建设成果;“效”则指完成任务的效率, 资金使用的效率, 预算支出的节约等, 侧重于质上的建设成果。绩效具有多因性、多维性和动态性的特点。[3]一个项目的绩效指标综合体现了项目建设的水平和成果, 是管理者进行项目目标建设考评的重要依据。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反映了建立该合作组织所取得的总体绩效, 是衡量、监测和评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 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的重要量化手段。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评价的内涵和特点, 我们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评价。
(1) 经济效益。
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生产经营、市场营销及技术信息服务中的突出困难, 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增加农民收入, 改善农民的生活, 更好的发展农业。因此,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效益应该被放在评价的首要地位。在整个投入的过程中, 要尽可能的实现少投入, 多收益的效果。
(2) 生态效益。
农业增收与农村发展离不开赖以生存的环境, 农村发展不能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在发展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的过程中也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不能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舍弃了生态环境。[4]
(3) 社会效益。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推进城乡统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平台, 对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5]因此, 在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绩效进行评价时,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会效益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
根据上述内容, 本文设置的农民专业化合作经济组织指标体系如图1。
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评价指标的含义、测度方法及评价模型
1.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含义和测度方法
图1显示,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评价指标包括18项三级指标。为了便于该评价指标体系实际应用, 本文进一步对各指标的类别、具体含义以及测度方法进行详细说明 (见表1) 。
表1中既有定量指标也有定性指标, 并且定量指标还包含总量指标和比率指标。为了使各种属性指标值具有可比性, 我们必须对不同类型指标值加以处理, 具体方法如下:
(1) 定量指标处理。本文采用“功效系数法”对定量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将这些异度量的定量评价指标转化为无量纲的功效系数。
设E={E1, E2, …, En}为本次要评价的样本项目, I={I1, I2, …In}为其总量指标和比率指标, Mij是项目Ei的第j项指标的测度值, 其中EiE, IjI, 无量纲的效用值记为ζij。ζij是Mij的函数, 具体的函数关系为:
undefined;j=1, …, m (1)
其中Msj, Mhj分别为样本项目Ei第j项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ζij实际上是对应Mij的评价值得分, 最后经计算得出ζij∈[60, 100]。
(2) 定性指标处理。本文采用区间值法对定性指标进行处理, 按照一定的映射关系将其转化为相应的数值。
为了保证与定量指标评价指标的一致性, 我们建立如下映射关系:[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100, 90, 80, 70, 60]
在这里需要提前说明的是, 按照本文设计的模型计算出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值实际上是一个评价性的指数值。根据我们对数据处理的方法以及上面所建立的映射关系, 最终计算得出的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绩效的评价值实际上也对应一个定性的评价区间, 分别表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的强弱程度。
2.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绩效评价模型本文用来表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 依据系
统论原理, 我们采用综合指数法来构建综合绩效评价模型:
I=∑DiWi i=1, 2, 3…18 (2)
其中:I表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 Di表示第i项指标经处理后的功效值, Wi是第i项指标的权重。
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结果的最终评价, 我们采用模糊区间判断方法, I与评价区间的映射关系如下:[优秀, 良好, 中等, 较差]→[90以上, 80~90, 70~80, 60~70]。
四、结束语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角度进行创新, 建立了一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绩效的评价体系。根据该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对安徽省32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绩效进行了评价, 取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刘雅静.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J].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6, (04) .
[2]周立群, 曹利群.农村经济组织形态的演变与创新[J].经济研究, 2001, (01) .
[3]余茂辉.贫困地区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证研究——以安徽省霍山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调查为案例[J].南开经济研究, 2005, (04) .
[4]傅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现状及问题[J].经济学家, 2004, (05) .
农民创业培训的思考 篇5
关键词：高职院校,农民,创业培训
农民转变观念, 是党中央提出的“创业富民、创新强农”战略要求。作为地方高职院校在这一时代背景下, 参与区域经济建设服务, 推动继续教育事业的发展, 孕育着巨大的空间。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 利用各种社会资源, 搞好农民创业培训工作, 无疑是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创业农民自身的特点
(一) 客观性特点
1.成年性
参加创业培训的农民, 都是成年人。都有一定的社会阅历, 是在已有知识和生活工作经历的基础上, 再学习、再教育、再培训。工作、生活和学习之间矛盾突出, 因而参加学习的精力及投入受自身成年性的影响。
2.技能性
参加创业培训的农民, 选择培训, 所学的知识、技能内容是与个人今后所期望发展的空间相联系。要掌握技能, 随今后的实际工作需要而产生变化和发展的, 为创业致富而学技能, 提升创业能力, 使他们接受培训的技能性。
3.个体性
从整体上讲, 农民创业培训是国家一项惠民工程。就具体创业培训工作对象而言, 具有个体性。一方面, 受训学员需要接受和掌握的技术、信息、市场各不相同, 存在个体差异。另一方面, 受创业人员年龄性别、基础知识、资金条件、自身素质影响, 培训期望值上存在个体性。
4.阶梯性
创业之路坎坷, 经验需要逐步积累, 创业的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知识和资源支撑, 受训学员对知识的追求, 具有渐进性、阶梯性。在终身教育的框条下, 考虑为受训学员及时“适时充电”成为必要。
5.恐惧性
农民受教育环境的影响, 表现出经验不足, 害怕雪上加霜, 潜意识中, 对创业存恐惧心理。
(二) 主观性特点
1.学习的目的性强
参加农民创业培训的学员, 大多是在基本熟悉国家创业培训政策情况下, 有了初步创业意愿的前提下自愿参加的。他们通过亲身体验或他人成功经验, 或饱尝了有知识、有技能、快致富之甜头, 或体验缺乏知识、缺乏技能之苦头。在脑海中, 有了知识改变命运、技能成就人生的理念。身边致富榜样带来的刺激, 产生了强烈的学习动机和求技欲望, “我要学”成为自觉学习的动力。
2.功利性强
参加学习本身是一种投入, 培训有所收获, 并带来致富是参训学习的愿望。
一方面, 国民惠民政策, 对农民创业在资金、信息、技能培训服务的扶持力度加大, 成为农民参加创业培训的引力。
另一方面, 现实中家庭责任、生活负担, 成为创业培训的推力, 创业成功有助于人的身份认同、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提高。
3.责任心强
农民朴实的感情作风, 表现出责任强、责任心强的本质。创业农民心理、生理的成熟, 使其认识分析和解放思想的潜在能力较强。对客观事物的观察、感悟敏锐, 学为所用、学为致富, 因此学习起来责任心强。
二、培训工作的特点
(一) 重点
1.项目的选定
农民创业培训是建设现代农业, 实现惠民强农目标的重要举措, 培训项目成为关键因素。培训机构在推广创业培训项目时, 应考虑国家扶持、社会需求, 支持市场之因素, 并结合区域经济特点和农村产业化结构调整的实际, 因地制宜, 紧紧抓住政府惠民工程、小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等机遇, 配合涉农行政主管部门、涉农行业专家、种养家以及服务行业带头人的调研, 采取问卷、座谈、询访等方式, 寻找农民有兴趣、政策有扶持、市场有需求、培训有实效的项目作为培训项目, 以达到培训发展创业、创业促进产业的效果。
农民创业培训项目选定后, 培训机构就将立足当地资源, 面向市场需求, 瞄准有前景的产业培训项目进行细分, 并采取孵化模式, 组织实施。
具体到每个参训学员, 接受哪种培训, 要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必须统筹兼顾, 列举各类创业成功必备物资、资金、技术条件, 及相关国家支持政策, 为学员把脉, 让学员根据自身条件, 合理地选择创业条件最好, 能发挥最大效益的培训项目, 使受训学员起好步、迈大步、早受益、受长益。
2.互动式教学方式
农民学员理论功底相对薄弱, 要在短时间内形成自己创业的核心技术和能力, 困难很多。采取互动式教学方式, 要求学员与他人主动交流, 适时分享、反思、提升自己原由的技艺。带着问题学, 朝着实际干。
3.扶持一批培训机构
农村天地广阔, 有创业意愿和欲望的成千上万, 涉足领域广泛。政府应支持和扶持一批职业培训机构, 从事培训工作, 将“高、新、难”的科技知识转换成农民易学易用的“平民知识”, 从而推动农村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服务业市场水平的提升。
(二) 难点
创业本身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农民创业同样离不开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和资本的支撑。做好培训工作, 就是解决好三个资本的优势。
1.引导农民打破传统观念
农民身上表现出的小农意识、自我满足、安于现状、怕担风险, 都是防碍成功创业的观念。要通过政策主导, 让农民有必要积极准备, 看到国家项目扶持的决心。接受现代企业管理理念。
2.激发农民的创业激情和信心
要通过各种政策扶持和市场化配置的要求, 使农民的创业项目、创业能力、社会需求相契合。通过“项目引、示范带、能力拉、服务推”等有力措施, 激发农民的创业激情和信心。
3.农民创业需要全程指导
农民创业培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农民创业必然受到缺乏理论, 在创业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他们需要“示范带”并传授经验, 使他们少走弯路, 农村使用技术也要结合农村季节实地进行。要统筹兼顾, 行业、学员、培训老师调动各种积极因素, 特别是让培训指导老师成为创业农民的技术帮手, 创业的技术总监。
4.各种资源的有效利用
要培养一批懂政策、能创业、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致富带头人, 是一项系统工程。“政策、执行、扶持”, 政府支持、培训机构努力、社会的关注。资金来源、政策扶持、市场需求、技术支撑、人员组织、社会服务。
(三) 作力点
1.认真调研, 提供可供学员挑选的创业致富项目
创业项目的设定, 要不拘产业、不拘类型, 尽量做到分类指导, 个体培训, 从发展空间上, 不限经营方式, 不限经营规模, 催生“星星之火”, 鼓励“滚雪球”, 因地制宜地选择“贴农”项目。
2.选准培训对象
农民创业培训资源特殊性决定了和制约着培训规模和效果。应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 选择能吃苦, 能干事, 有一定接受能力, 愿意自己培训创业, 能带动创业的人。
3.典型示范
农村种养大户、龙头企业、务工之星等企业典型人物和事物, 是开展农民创业的催化剂。受到农民身边的人和事, 是最直接的示范性, 易于模仿, 容易共鸣, 可以激活创业者的智慧, 从而增添创业信心, 增强创业效率。
4.建设教学团队
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学团队是搞好培训的基础, 农民创业培训学员是特殊的学习群体, 他们大多懂一点技术, 不懂科学管理, 不懂企业经营, 对培训创业成效, 依赖教师知识和技能的传授, 这就决定了创造培训教师的特使要求:是创业农民与创业项目结合的媒介, 成为创业全过程的“规划师”, 是创业农民与培训机构沟通的桥梁, 成为创业人员的“联络员”, 是创业农民与市场结合的纽带。成为创业项目发展的“咨询员”。这样就要求熟悉政策, 有项目、有技术、有爱心的人士成为教学团队成员。其组成一是具有专业技术知识的职业教师;二是企业、行业专家, 特别是符合农民创业项目的带头人, 有实际工作经验, 以孵化形成示范效率;三是政府主管部门领导, 为今后行业的主管, 提供政策支持, 具有亲和力;四是培训机构管理人员。此类管理者参加培训团队, 能够提供培训学员继续教育支撑和创业技术长效支持, 同时, 他们亲自参与培训工作, 更有利于组织校内教学、校外实践, 进行资源整合。
此外, 还应吸纳优秀学员作为农民创业教学团队成员, 一方面, 这些学员是创业培训的受益者, 有感恩之心, 其成功创业经验向新学员推荐, 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 创业学员成功经验也给指导教师提供了典型案例, 便于教学设计教案, 教师学员形成互感效应。
5.创业培训课程设置
农民创业培训学员或多或少从事过创业活动, 因此从课程设置应充分考虑, 农民、成人、创业、实用的特点, 不能只给他们提供一大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 使他们变成知识的储存棒, 而是考虑多安排创业人员在创业实践中, 能运用的理论知识, 从而获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学过程应在互动中进行, 努力使培训课程成为理论知识变为实际创业技能服务的桥梁。培训课程包括:一是农村实用人才创业的政策法规;二是创业项目的选择、申报及创业计划编写知识;三是创业实用技能。包括企业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知识;四是创业人员素质教育;五是创业跟踪服务等课程。使创业受训农民通过系统的学习, 具备聪明的头脑, 健康的心理, 健康的身体和较强的动手能力。
三、创业培训的思考
(一) 创新培训工作机制
农民创业培训由于受训学员自身特点, 决定了培训工作的多元化、个性化、特色化、人性化。因此, 必须有其符合培训事业发展, 扩大培训成果的培训机制。
1.实行市场运作方式
农民创业培训是国家培训项目, 有政府的支持, 因此不同基地要用市场运作方式, 经营农民创业培训项目, 将有限资源、有效资源完全投入到培训工作上, 让农民得到实惠。
2.建立以应用为导向的评价机制
近年来,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涉农培训项目。作为培训基地要有效地利用国家实行的阳光工程、绿色证书、农民知识化培训工程、公民职业化工程等, 针对农民创业人员主观性强, 客观上不足的现实, 建立以应用为导向的评价机制。发展是硬道理, 在创业培训中, 项目应用也是硬道理。培训基地要抓好, 能够借助他人经验, 通过应用思维, 形成自己的创业观念, 并以积极的心态, 掌握知识技能, 科学的孵化出自己的创业项目, 是创业成功的主要因素。
培训机构要围绕受训的学员, 成功创业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各级领导机构对培训机构的考核应放在受训学员的创业路上, 以及受训学院自己创业带动乡亲就业, 安置农村劳动力上。
国家对龙头企业与新生创业农民结合的, 对其参与技术指导和经营指导的, 给予一定税收、资金扶持政策。
3.建立培训基地
利用国家政策功能, 结合产业结构布局, 整合区域内资源, 有选择性选择一批学员创业培训基地和学员实训基地, 授权管理, 政府视参与程度、服务、信誉、有关政策提供一个效仿平台。
4.指导学员规划创业蓝图
农民专业培训, 重在操作能力的提升, 重在创业实效。学员在完成一个项目的培训后, 能结合自己的实际, 作出一个可行报告。这种创业计划书, 能在专家的指导下完善。在学习期间规划出创业蓝图。一方面, 学员带着问题, 带着心中的项目, 边学习, 在参观中效仿, 萌生创业意愿。通过学员主动交流, 专家指点, 主管帮助, 学员行动。学员间的创业思路, 催化和启发自己的创业项目, 避免盲目性, 达到由构建变成现实。
5.建立服务支持体系
要保持农民创业主见良性发展, 就要考虑创业农民的创业发展空间, 在项目建立、市场信息、技术能力、政策法规、资金扶持和咨询等方面, 给予持续的支持。为此, 培训基地在政府的统筹下, 形成创业培训、技术、继续教育三位一体的适应创业人员发展的培训服务体系。
创业培训学员, 由于有效的集中培训期短, 对创业项目而言处于模拟期, 涉及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没有针对性。表现在实际创业中困难重重, 问题多多。因此抓好创业农民培训的扶持工作。实行学员注册档案管理制度, 利用网络建立学员信息档案, 实行网上咨询、网上答疑, 在线解决问题, 保持创业激情, 保持创业项目持续发展。除技术支持外, 在纵向上, 要利用国家政策和培训机构拥有的社会资源, 使农民创业项目能够在政府、学校, 正面纵向衔接, 保持项目的连续性, 可操作性。
在横向上, 支持受训学员创业主体间在信息、技术、市场的横向合作, 促成分工协作、规模经营、商标公享、聚少积整、节省成本, 产生规模效益。
农民创业行为研究综述 篇6
一、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学者对农民创业行为的研究较早, 理论较为成熟, 主要是从人力资本、农村社会文化以及女性农民创业者等方面展开的。
(一)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研究
S.K.Kaushik (2006) 认为,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容易产生创业意向, 对农民成功创业及实现人权有重要影响。
Meccheri&Pelloni (2006) 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对农民创业有着重要的影响, 并将人力资本分为两种:一种是显性知识;另一种是隐性知识。在农村地区, 人力资本往往是通过非正式学习过程而获得的。
Fafchamps&Quisumbing (2003) 通过对巴基斯坦农村地区的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之一是, 受教育越多的家庭成员更多从事于非农劳动, 更少从事于农田耕种和家务活动, 而且这样的分工使得这些人力资本较富足的人与市场活动更加接近。
(二) 基于农村社会文化视角的研究
Andreas Eckert (1999) 通过研究1880—1950年期间社会与文化体系对喀麦隆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 指出影响非洲农民创业及其劳动力联合能力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文化和经济因素对农民创业轨道变迁的影响非常大。
Lafuente, Vaillant&Rialp (2006) 通过对泰罗尼亚农村地区的比较分析指出, 创业榜样的出现对个人的创业意图有着积极和显著的影响,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一个榜样的存在增加了3.413%的创业意向的概率。
Aidis, Mickiewicz&Sauka (2008) 通过对比俄罗斯维托利亚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创业者创办的企业, 发现不同民族创业者对创办企业及其业绩有显著的影响。创业氛围浓厚的地区, 农民的创业意识更强, 创业活动也更活跃。
(三) 对女性农民创业者的研究
Dasgupta, Roy&Chattopadhyay (2006) 认为, 摆脱生活的贫困和实现政治权利的平等, 是农村女性创业的最根本原因。在印度, 农村女性总体上营养不良、缺乏教育和技能培训, 合法权利和福利无法实现, 照顾家人和支撑家庭的重担促使农村女性寻找更有利的收入渠道, 从而走上了创业之路。
S.S.Weber (2007) 在一项对农村妇女微观创业主体的研究中指出, 在广大农村地区, 由于妇女找工作相对难, 因而在诸如扩大养殖、租借土地、出售农业园产品、烧烤和家政等方面进行创业成为她们重要选择之一。
Xavier, Raja&Nandhini (2008) 通过路径分析模型验证了来自家庭的支持与鼓励是农村女性创业成功的基础, 但却不是农村女性创业的最初动机, 因为她们把家庭的支持当做是理所当然的或者只是作为创业时权重较低的一个考虑因素。
二、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 国内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农民创业问题,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农民创业的影响因素、农民创业主体、农民创业环境以及农民创业模式等方面。
(一) 农民创业影响因素
郭军盈 (2006) 将影响农民创业的因素分解为体制性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自身素质三大类:通过二元结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农村制度, 分析了体制性因素对农民创业机会的影响;从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和政府对农民创业的政策和支持, 分析了外部环境因素对农民创业的影响。
吴勇、蔡根女 (2010) 从宏观层面上考察了农村微型企业创业的影响因素对农村微型企业创业活动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城乡居民收入比和工业化程度对农村微型企业创业有显著反向影响;城市化程度、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支出比重对农村微型企业创业有显著正向影响。
王静等 (2011) 基于对常州市71名农民创业者的创业情况进行的实地调查, 运用Logit离散选择模型, 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并得出结论:家庭环境因素、经济资本及人力资本培训都对农民创业有一定影响。
(二) 农民创业主体
钱晓燕 (2009) 构建了农民创业能力评价的指标体系, 包括心理素质、受教育程度、土地规模化经营、乡镇企业个数、收入水平。通过相关分析得出:中国农民创业能力水平整体不高, 东部地区农民创业能力较高, 中部地区一般, 西部地区较差。
黄德林等 (2007) 通过对2 571名全国创业农户样本调查, 从农民创业自身素质、农民创业心理素质、农民创业素质三个方面对新农村建设农民创业能力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中国农民创业能力自身素质总体水平不高;中国农民创业的心理素质趋向健全;中国农民创业素质的特点是优秀的农民创业家少。
(三) 农民创业环境
黄少安 (2003) 认为在“二元结构”下, 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农村社会经济制度, 首先是土地制度, 其次是户籍制度, 第三是教育制度, 产生了一系列对三农的不利影响。
陈琪等 (2008) 指出创业环境对创业行为的发生具有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因此作者通过对调研所得的一手资料对浙江农民创业环境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指出其存在引导、支持、服务、保障等方面的不足, 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优化农民创业环境的对策建议。
朱嘉蔚 (2010) 将影响农民创业的外在因素分解为政治与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基础设施及自然环境, 然后按照这个分析框架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外在因素进行现实分析, 最后指出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四) 农民创业模式
吴昌华等 (2006) 根据创业的阶段性特点和生产要素配置情况提出农民创业的三种模式:自主开发型创业模式、专业合作组织引领型创业模式、“老板村官”带动型创业模式。
李建华、刘建宏 (2009) 对福建省科技特派员在推动和引领农民创业实践中采用的主要模式, 即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示范基地、实体承包、自办企业4种模式。
刘爱梅、张国良 (2010) 对浙江省农民创业进行研究, 将其创业活动总结为六种模式:家庭工业模式、经商回归模式、打工转型模式、产业带动模式、企业裂变模式和家族孵等模式。
三、简要评述
总结上述研究成果, 国内外学者围绕着“农民创业”这个主题, 主要从农民创业的影响因素、特定农民创业者以及农民创业模式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剖析, 他们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农民创业理论, 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指导着各地区农民的创业进程。但是已有的研究也存在不足,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已有的研究偏重于理论分析和经验总结, 实证研究相对较少, 对农民创业的微观绩效研究不够深入;第二, 即使在实证研究方面, 往往也着重于问卷调查基础上的描述统计分析, 缺乏更为科学、精确的研究方法, 而且也仅仅限于某一国家、区域、单一因素或者特定的创业者, 对农民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的总体把握不足;第三, 他们的研究主要适用于一般条件较优地区的农民创业, 对于中国西部地区尤其是民族区域的农民如何创业研究不多, 构建指标体系分析该区域农民创业行为的研究更少。
摘要：作为一种能够有效增加自身收入的途径, 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独立创业, 对农民创业行为的研究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外学者主要是从人力资本、农村社会文化以及女性农民创业者等方面展开研究的;国内学者则主要从农民创业的影响因素、创业主体、创业环境以及创业模式等方面对农民创业行为进行阐述。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推动农民创业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但也存在着对农民创业行为影响因素总体把握不够、适应面较窄、微观绩效研究不够深入的不足。
关键词：农民创业,创业主体,创业模式
参考文献
[1]郭军盈.影响农民创业的因素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 2006, (5) .
[2]吴勇, 蔡根女.农村微型企业创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宏观层次的视角[J].生态经济, 2010, (6) .
[3]王静, 韩冰宇, 韩宏华.影响农民创业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常州市71名农民创业者的调查[J].人力资源管理, 2011, (2) .
[4]黄德林, 宋维平, 王珍.新形势下农民创业能力来源的基本判断[J].农业经济问题, 2007, (9) .
[5]黄少安.还有哪些制度性因素制约民营经济发展[J].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3, (1) .
[6]陈琪, 金康伟.创业环境问题研究述评[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5) .
[7]朱嘉蔚.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创业外在因素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 2010, (10) .
[8]吴昌华.江西省农民创业调查分析及对策研究[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2) .
[9]李建华, 刘建宏.科技特派员引领农民创业的模式选择研究——以福建省为例[J].福建农业学报, 2009, (4) .
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研究综述 篇7
发表在《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农业技术经济》等农业经济权威、重要刊物上的农业专业合作社绩效研究文章逐渐增加。虽然已有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的综述性文献, 但这些综述主要关注以下内容: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的功能, 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各种因素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赵治辉等, 2007)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秦岭, 2007) ;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家及影响其成长的因素 (彭莹莹, 2010) 。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同的研究者在绩效评价指标设计、数据搜集、评价方法上有较大差异。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研究进展如何, 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还有哪些地方值得进一步研究?回答这些问题, 需要对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研究进行综述。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的概念界定
所谓绩效评价, 指立足于组织长远发展, 以提高个人绩效和组织绩效为基本目标, 以组织功能的实现度、组织运行的有效性和组织服务对象的满意度为基本衡量指标, 对组织的运营效果和功能发挥的一种综合性衡量 (浙江省农业厅课题组, 2008) 。因此, 可以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评价定义为:立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长远发展,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的有效性、组织功能的实现度、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满意度为基本衡量指标,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营效果和功能发挥的综合性衡量。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有效运行是实现组织功能、实现社员满意的前提, 实现组织功能、实现社员满意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效运行的目的。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社员共同体和企业的双重属性 (黄胜忠等, 2008) , 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至少有两项: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目标之一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业生产体系。作为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提高农业生产和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的一个载体, 农民专业合作社还要承担一个功能:生态功能, 即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要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利用。
二、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设计农民专业合作社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评价主体的多元性, 既要考虑政府的评价, 也要考虑合作社自身的评价, 还要考虑社员和非社员的评价;二是既要考察行为性绩效指标, 还要考察产出性绩效指标;即既要考察作为社员共同体的合作社的组织绩效, 也要考察具有企业性质的合作社的运作绩效, 既要考察经济绩效、社会绩效, 还应考察生态绩效。
在笔者搜集的文献中, 浙江省农业厅课题组 (2008) 、徐旭初 (2009) 、徐旭初等 (2010) 的研究具有连贯性, 几个研究采用的评价指标体系保持一致, 而且这个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采用了德尔菲法, 是目前最有影响的一个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指标体系认为, 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可以从行为性绩效和产出性绩效两个方面加以考察。其一, 农民专业合作社兼有企业和共同体双重属性, 行为性评价指标应反映其组织运行和生产经营两个方面的活动;其二,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出性绩效应分别体现在社员、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主要可以从组织运行、运营活动、社员收益、组织发展和社会影响五个方面进行评价和测量, 其中, 组织运行、运营活动是行为性指标, 社员收益、组织发展和社会影响是产出性绩效指标。根据该思路,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评价指标主要应包括社员总数、合作社年经营收入、合作社年盈余等指标。然而, 上述研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评价没有考虑对生态效益的评价, 王立平等 (2008) 、赵佳荣 (2010) 指出,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评价中应包括生态绩效的评价。笔者赞同这种观点, 因为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兼有社员共同体的企业, 在追求自身发展过程中, 需要同时满足经济繁荣、环境保护和社会福利三方面的平衡发展 (赵佳荣, 2010) 。笔者建议将生态绩效评价加入浙江省农业厅课题组 (2008) 提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另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没有纳入评价指标体系———创新。在现代农业发展中,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 科技人员和科技能手发挥指导、示范、带动作用, 培养乡村科技人员队伍, 在产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开发引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能加快农业科技创新的步伐。因此, 应尽可能将创新纳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实际上, 董晓波 (2010) 已经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创新方面的研究做出探索。本文认为, 一个完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体系, 应该以浙江省农业厅课题组 (2008) 提出的体系为基础, 加入生态绩效和创新的评价。对于一些难以量化的“软指标”, 如技术创新研发、做出重大科技贡献等指标可以通过对合作社成员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调查来确定 (徐旭初等, 2010) 。
三、研究对象
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东部和中部省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这些研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分布在浙江 (黄胜忠等, 2008;徐旭初, 2009;黄祖辉等, 2010;徐旭初等, 2010) 、河北 (黄胜忠等, 2008) 、河南 (梅付春等, 2010、2010) 、江西 (刘滨等, 2010) 、湖南 (赵佳荣, 2010) 、安徽 (王立平等, 2008;董晓波, 2010) 。可见, 东部地区尤其是针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的研究较多, 而针对西部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评价研究几乎是空白。
四、数据搜集
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生态绩效进行评价, 从理论上来说可以用合作社的财务报表数据和与农业合作社相关的统计数据。而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缺乏规范的财务报表, 与农业合作社绩效相关的统计数据也比较缺乏。因此, 问卷调查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数据搜集的主要手段。从现有的文献来看, 问卷调查的主体有以下几类:第一类主体是研究者本人 (黄胜忠等, 2008;徐旭初等, 2010) , 第二类主体研究者的学生, 研究者先对学生进行培训, 然后带领学生实地调查 (刘滨等, 2009) , 第三类主体是省农业调查总队 (梅付春等, 2010) ;当然有的研究数据是好几类调查主体搜集的数据, 如梅付春等 (2010) 。问卷调查的客体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客体是合作社的主要负责人 (黄胜忠等, 2008) , 第二类客体是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人员培训班的成员 (董晓波, 2010) , 第三类客体是合作社的社员 (刘滨等, 2009) , 第四类客体是非合作社成员 (刘滨等, 2009) 。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问卷调查的主体和客体呈现多样化, 主体和客体的确定取决于研究者与农业部门的合作关系, 还取决于研究者的组织协调能力。当然, 除了问卷调查以外, 还可以通过农经人员采集数据, 如黄祖辉等 (2010) 研究所用数据由浙江省农业厅依托基层农经人员系统采集而成。有时为了确保数据的有效性, 还需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查评定 (浙江省农业厅课题组, 2008) 。
五、合作社绩效评价方法
在设计指标体系、确定研究对象并搜集到数据后, 即可进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评价。绩效评价的一项关键工作是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从现有的研究来看, 确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各指标权重的方法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专家赋权法, 如浙江省农业厅课题组 (2008) 、刘滨等 (2009) 、徐旭初 (2009) 、徐旭初等 (2010) , 另一类是层次分析法, 如赵佳荣 (2010) 。专家赋权法和层次分析法在其他评价研究中也得到广泛应用, 因此也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的主要评价方法。专家赋权法是一种主观赋权法, 但是可以体现专家对各指标重要性的判断;层次分析法可以避免赋权的主观性, 但难以与专家的判断有效结合。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中各指标的赋权, 可以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确定了各层指标的权重之后, 将各指标的值乘以对应的权重再逐层汇总即可得到合作社的综合绩效。
六、研究述评与展望
现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研究, 研究对象往往是同一地区的不同农民专业合作社。黄祖辉等 (2010) 指出, 不同产品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不但在成员和资本规模上存在明显区别, 在年总收入、总盈余和相应的利润水平上也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对不同产品类型合作社应有差异化的评价要求。因此, 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向是针对不同地区相同产品类型合作社的绩效进行评价。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绩效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比如, 评价最广泛的经济绩效指标, 在不同的研究中也不尽相同;同样是评价社会绩效、生态绩效, 不同研究选用的指标也不尽相同, 这会导致相关研究缺乏可比性;是否可以得到一个大家公认的基本的、标准的评价指标体系?这需要相关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本文建议把技术创新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中, 是否还可以把组织创新纳入评价指标体系呢?一些研究将治理机制纳入指标评价体系中, 而一些研究将治理机制独立出来, 专门研究治理机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的影响。是否可以将治理机制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中?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摘要：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是近年来农业经济研究的热点之一。首先定义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的概念, 然后从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研究对象、数据搜集、方法选用四个方面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的文献进行综述, 建议将技术创新纳入评价指标体系, 为进一步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问题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1]刘滨, 陈池波, 杜辉.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度量的实证分析——来自江西省22个样本合作社的数据[J].农业经济问题, 2009, (2) .
[2]董晓波.农民专业合作社高管团队集体创新与经营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 2010, (8) .
[3]黄胜忠, 林坚, 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及其绩效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08,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