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差距与消费潜力（共10篇）
消费差距与消费潜力 篇1
一、我国居民消费现状不容乐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1979年~2007年GDP年均增长9.8%,近十年(1998年~2007年,下同)更是保持11.8%的年均增长速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但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呈不断减弱态势。
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近十年来,我国的经济规模急剧扩大。2008年GDP总量已超过30万亿元,居世界第三位。经济蛋糕做大了,但国内居民享用的份额却在不断下降,其突出的特征是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我国投资率由1998年的36.2%上升至2007年的42.3%,十年的平均投资率在40%以上,比世界平均投资率(20%左右)高出近20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则由59.6%下降到48.8%,十年平均消费率为56.6%,比世界平均消费率(78%左右)低20多个百分点。我国的消费率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长期呈下降趋势。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组成,其中居民消费是主体,一般占最终消费的70%以上。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过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居民消费持续走低造成的。我国居民消费率从1998年的76%下降到2007年的72.7%,达到历史最低水平,而同期政府消费由24%上升到27.3%;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持续扩大。在居民消费支出构成中,2007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为74.4%和25.6%,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比重比1998年分别提高和下降11.3个百分点。由于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经济增长过份依赖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近十年投资的贡献率由1998年的26.4%上升到2007年的40.9%,而消费的贡献率则由57.1%下降到39.4%,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而消费的拉动作用相对弱化。我国投资与消费的长期失衡孕育着经济运行的巨大风险。消费率偏低,投资率过高,往往造成产能过剩,产品供过于求矛盾突出,导致企业效益滑坡,失业增加;还造成内需不足后,国内企业为寻找出路只能到海外市场寻求外需,从而导致出口压力增大,因此引起贸易摩擦增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强,外部风险加大;更为严重的是,居民消费率持续过低,不但使投资行为有可能偏离目标,即投资为了创造财富,最终为了消费,而且终将使投资行为缺乏最终消费的强力支持而难以为继,进而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这个结果应该是我们不愿看到和着力去避免形成的。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我国在这方面是有过教训的。
二、消费品买方市场基本形成但城乡与地区差距明显
改革开放给我国居民消费品市场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消费品市场经历了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目前的市场实现了商品供应由短缺向总量基本平衡的根本性转变,供应方式由单一落后向多样方便现代的重大变化,买方市场特征日益明显并基本形成。反映消费品市场发展水平与规模的统计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78年的1559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89210亿元,增长56倍,年平均增长15%。近十年消费品市场在前二十年飞速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基础上继续高速发展,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1998年增长1.9倍,年平均增长10.3%。但城乡与地区差距持续扩大。
近十年我国消费品市场总量增长1.9倍,但城镇居民购买消费品的增长幅度明显快于农村居民,使得城镇居民购买的消费品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而农村居民购买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购买的消费品零售总额70355亿元(市和县合计),比1998年增长2.9倍,而农村居民购买18855亿元(县以下),仅增长2.1倍,占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则分别上升和下降了5.5个百分点。我国目前有近8亿农民居住在农村,按人口计算的人均消费品购买量则更低。分地区看,2007年东部及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10个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49875亿元,占同期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6%,而西部经济欠发达的12个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为15728亿元,占同期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7.6%。
三、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差距不断扩大
1. 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对比。
居民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最主要的因素。排除其他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因素,居民消费支出必然随着居民收入的变化而变化。近十年来,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在逐年提高;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亦逐年得到增加。但由于主要受农村居民收入増长慢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使得原有的城乡消费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越来越大。
近十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幅度明显高于同期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3786元,比1998年增长1.54倍,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仅比1998年增长94.7%;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的不同步,必然导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的不同步。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855元,比1998年增长了94.1%,而同期农村居民消费支出3265元,仅比1998年增长88.7%。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不仅绝对额相差较大(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仅占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的27.5%),而且从消费支出比例上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差距呈不断扩大态势。近十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历年环比增长速度虽然大多数年份略高于同期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但均低于历年同期全体居民平均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逐年扩大,城乡消费水平对比项的比值虽起伏不大,但其消费的绝对值持续拉大。
2. 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对比。
居民消费需求作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既定时期内只取决于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而且收入水平上升下降,只是构成了需求增加或减少的上限,其对需求总量的实际影响,则是由消费倾向决定的。因此,对消费需求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主要是消费倾向。所谓消费倾向,即居民收入用于消费支出的比例。西方经济学认为,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呈下降趋势;一般而言,高收入者具有较高的平均消费倾向,低收入者平均消费倾向也较低,平均消费倾向可能大于、等于或小于1;消费倾向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在不同条件下,各种因素所起作用大小差异极大。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增长,会出现一个居民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前十余年间,我国商品供应短缺,居民也大多数处于低收入阶段,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较高,若不适时地抑制消费,将会加剧商品供应短缺程度,而且也难以实现高积累率和高投资率,进而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商品供应短缺时代已成为历史,国家实行的是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所以会逐渐出现居民平均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那么我们实行消费战略转移的目的并不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而是尽可能使居民消费倾向递减的趋势放缓。应该说目前通过采取一些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3.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对比
(1)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整体差距我国目前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由于各自所处消费环境、收入水平、消费观念及消费偏好不同,因而在消费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居民目前偏向于满足吃、住等基本生存条件的消费,而城镇居民则偏向于衣着、精神文化等高质量生活的消费。
在我们选定的四类居民主要消费品中,近十年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和居住消费支出比重普遍高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整体上虽逐年降低,但目前仍有近一半的消费支出用在了食品消费上面;而城镇居民的衣着消费支出和用及服务性支出比重普遍高于农村居民,其比重变化的绝对差距起伏不大。
恩格尔系数指一定时期内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具有判断居民消费水平、判断居民生活富裕或贫穷水平的功能。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与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呈反比状态。我国目前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近十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充分说明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逐渐从以生存为主的温饱型转向小康型的消费模式。其中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98年的44.7%下降到2007年的36.3%,依照我国目前实际,已由小康型逐步过渡到了富裕型。与此同时,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虽然逐年有所下降,但一直高于城镇居民,2007年为43.1%,整体上虽达到小康标准,但其消费水平大体只是城镇居民十年前的水平。近十年来,党和政府加大了对“三农”发展的支持力度,农民生活改善速度有所加快。从表9的数据可以看出,2004年以后,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绝对差距正逐年缩小,2007年绝对差距为6.8个百分点,为历史最低水平。如果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中,吃、穿的比重相对较高,整体上具有显著的小康型消费结构特征。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6.3%,而美国为13.7%;英国和德国为12.2%;法国、日本、韩国为20%左右。同期我国城镇居民的衣着消费支出比重为10.4%,而主要发达国家在3.7%~6.4%之间。我国农村居民的差距则更大。
(2)城乡居民消费质量差距对比为了进一步分析研究我国城乡居民在消费结构上的差距,我们选取了2007年城乡居民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从而从消费质量上比较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上的差距。
目前我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主要以粮食和蔬菜为主,奶及制品消费量最少,主要解决的是吃饱的问题;虽然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也以粮食和蔬菜为主,但从消费比上看,其消费数量明显少于农村居民,而城镇居民消费的奶及制品、猪牛羊肉、水产品和禽蛋及制品的数量明显多于农村居民。这说明我国目前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质量存在很大差距,城镇居民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更加注意饮食的营养搭配,其消费质量明显高于农村。
(3)城乡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差距明显居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多少,也是衡量居民家庭富裕与贫穷程度的重要参考依据。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家庭因收入水平和消费环境的差异,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差距明显。我们选取了2007年城乡居民家庭有代表性的12种耐用消费品进行对比。
2007年,在选取的12种耐用消费品年底拥有量中,农村居民仅摩托车的拥有量高于城镇居民,其余11种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均低于城镇居民。城镇居民摩托车拥有量较低主要还受使用方面的限制。除了一些传统的耐用消费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热水器、微波炉等),城乡居民家庭的拥有量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外,近年来陆续走进居民家庭的新兴耐用消费品(如空调器、家用电脑、摄像机、移动电话、家用汽车等),其城乡居民家庭的拥有量差距更为明显。这也同时说明我国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很大。
四、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地区间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显著
居民消费行为是由居民消费意愿支配的,而消费意愿的形成不仅由居民收入决定,还同时受消费环境和相应消费模式的制约。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形成城乡之间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显著,还同时形成地区之间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显著。除居民收入水平外,还有诸如基础与公共设施、消费倾向、消费内容、消费规模和环境等都有很大不同,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后,造成了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
一是地区之间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差距明显。2007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最高的地区是上海市,达24260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081元)的2.4倍,比同期人均消费水平最低的地区西藏(3215元)高出6.5倍。人均消费超过或接近万元的地区还有北京、天津、浙江、广东、江苏和福建,人均消费不足5000元的地区还有贵州、甘肃、云南、江西、青海、广西和新疆。二是农村居民的地区人均消费差距比城镇居民的地区差距要大得多。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的差异系数达5.8(即高消费地区与低消费地区人均消费水平的比值,下同),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地区差异系数为3.3。三是不同地区居民的城乡消费差距也不尽相同。2007年全国居民的城乡消费差异系数为3.63,其中城乡消费差距最大的地区是贵州省,其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系数高达5.1,其他差距较大的地区还有甘肃(4.47)、西藏(4.05)、广东(3.89)、新疆(3.87)和重庆(3.84);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最小的地区是江苏省,其差异系数仅2.28,其他差距较小地区还有北京(2.29)、上海(2.31)、浙江(2.47)、天津(2.65)、福建(2.71)、海南(2.79)、黑龙江(2.79)和吉林(2.85)。
五、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现状与消费潜力的初步定量分析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一是3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物质财富日渐丰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并呈上升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均迈上了新的台阶。但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相对缓慢,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相对弱化,我国居民的消费现状整体上不容乐观;二是从居民消费角度考察,无论是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还是从我国城乡和地区,以及不同收入消费群体的居民之间进行比较,均存在很大差距。也就是说,我国目前扩大居民消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三是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消费倾向。以及消费环境等普遍低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亦呈明显的二元状态,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巨大并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潜力很大,但难度也很大;四是主要受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的影响,我国地区之间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显著。
目前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收入消费群体的居民之间均存在明显差异,其巨大的消费潜力有待挖掘。那么如何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尤其是如何提高农村居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以及低收入群体居民的消费能力,已经成为我国各级党政领导和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换个角度看,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比较,确实处于很低的水平,应该是到了“谷底”。如何做到触底上升呢?我以为必须抓住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力时机,相应地快速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使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稳步协调和均衡地提高,以便与世界接轨,快速融入国际社会,从而也使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得到协调统一和均衡地发展。
目前,许多有识人士纷纷在为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能力敬言献策,其中不少“高见”被各级政府决策时采纳。我认为要扩大或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能力,充分挖掘目前的居民消费潜力,除了继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外,必须或主要从转变居民消费观念、树立现代消费观和建立促进居民消费持续稳定提高(或增长)的长效机制、营造一个有利于居民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方向入手,力争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转变消费观念,突破传统消费观的束缚,逐步形成科学的现代消费观,实现消费观念的现代化。
消费作为人类的一种生产、生活行为,潜在受制于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心理等,而消费观念的形成又受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形态、文化传统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消费观的本质是对消费的认识问题,是对消费的科学、理性认知,是形成科学的现代消费观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出现的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固然有收入水平不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许多居民在消费上有后顾之忧,不敢消费,也不愿消费。这些也确实在制约着居民的消费,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更不是问题的实质。我国持续的消费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落后的消费观念。近年来我国在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实施上往往事倍功半,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消费观念尚未实现由传统的消费观念向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消费观念转变,尚未形成现代消费观念,因此许多消费行为均受制于传统消费观念。
长期以来我们把消费与浪费相混淆,把消费与奢侈腐化相联系,甚至把鼓励消费与提倡勤俭节约对立起来。这些模糊观点和错误认识的转变有一个长期和渐变的过程。但这些传统观念对当前居民日常消费行为、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有较大影响,进而制约着市场活力,导致消费不足和内需拉动不到位。因此必须从现在开始,要大力宣传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形成居民稳定和健康的消费心理,积极去满足而不是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在全社会形成鼓励消费的社会氛围,从而树立健康、积极和科学的现代消费观;在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和消费环境改善的基础上,提倡居民适应现代消费方式,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投入,加快改善和提高其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步伐。与此同时,由于促进居民消费的重点在于恢复居民的消费信心,保证居民较好的消费预期,所以在宏观政策取向上,要体现鼓励居民消费的政策,而不是采用行政手段人为地限制居民的正当消费,如目前有些城市对某些商品限购、对汽车限行的做法值得探讨。有些措施看似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但实际上是在用行政办法抑制居民的正当需求,虽然短期内可能奏效,但它干扰了社会再生产的环节和流通规律,违背了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而且限制居民的正当消费需求,也是对居民消费权利的不尊重。如对汽车限行只能提倡,而不应当限制其上路和对“违规者”进行处罚。
2. 建立和完善促进居民消费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和努力营造有利于居民消费增长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从宏观上讲,应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透过财政机制优化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实现“藏富于民”,让居民“有钱可花”,并在扩大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的同时统筹解决影响居民即期消费的体制性障碍,建立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制,让居民“有钱敢花”,减轻或消除广大城乡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针对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在城乡、地区和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有针对性地、适时地加快制定和出台鼓励其消费的政策措施,不断缩小它们的差距,加快挖掘居民的消费潜力,努力做到促进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稳步协调与均衡地增长和提高。
(1)努力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居民的二元消费结构特征。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要滞后于城镇居民10年~15年。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巨大差距,只能说明扩大农村消费的潜力巨大。而要将这种潜力转化为现实的消费需求,则难度很大。因为在短期内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都不可能赶上城镇居民,甚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加之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消费环境较差、消费观念陈旧等因素,在短期内要将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在农村,可谓“远水不解近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巨大差距,只能通过建立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通过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扶持,去逐步缩小这种差距,而不可能彻底消除这种差距。要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逐步将农村市场和农村居民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的有效需求。要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能力;要适应农村市场需求特点,调整产品供应结构;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环境;要加快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农村居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从宏观上和长远发展看,要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目前应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要以此为支撑,使其成为扩大农村消费和农民致富的引擎,使得大多数农村居民不仅实现“城市梦”,还能实现“住房梦”和“创业梦”。这也是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举措,这样才能够在居民消费方面获得大的改善和飞跃。但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并没有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而同步推进,而是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这一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只能创造条件循序渐进。
(2)加快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步伐,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我国已进入人均收入2000美元以上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世界各国都需要和都进行了加速建立和完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收入转移支付,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工作,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补充。只有解决这些问题后,才有可能避免社会矛盾加剧和消费者信心不足、消费与生产增长不同步的问题。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告诉我们,人们满足了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第二层需求就是安全需求。即劳动安全、职业安全、生活稳定、希望免于灾难、希望未来有保障等。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总体上已经满足了生理需求,正停留在第二需求的门槛。我国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随着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多项福利制度的改革,传统的由政府和企业“统包”体制被打破,而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又不健全。所以由于社会保障功能弱化导致目前居民未来预期支出大大增加,部分消费性资金转入了保障性资金。如2007年末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比1998年末增长2.3倍,既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又大大高于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增长。储蓄大量增加对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即期消费影响较大,阻碍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步伐。所以只有加速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提振居民消费信心,减轻居民预期支出压力,进一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快速增长。我国目前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程中。我认为这项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调动政府、企业、个人和社会各方面力量才有可能完成。首先要加快出台社会保险、社会援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等法律法规,并严格监察执法;企业要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家庭和个人也要依法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用;要引导社会组织和服务机构在社会救助、济贫帮困、慈善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当前最为急迫也是城乡居民最为关注的就是要逐步扩大社保覆盖面,尤其是需要将大部分中低收入者纳入社保体系,如医疗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和生育保险等。要全面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供养、特困救助、临时救济、医疗救助为主要内容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要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和体系的建设投资力度,并尽快放开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准入,使民间资本和外资尽快进入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领域。还要把启动消费与扩大就业相结合,使劳动者就业面随着经济持续发展而持续扩大等。以切实解决制约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刺激居民消费快速增长。
(3)密切关注不同收入消费群体的变化,适时制定实施不同的鼓励其消费的政策。改革开放30年,使目前我国形成了主要的三大不同的收入和消费动态群体,从而也形成了三大群体各自不同的消费特征。首先是高收入支持的“先导型”消费群。这部分居民人数较少,约占总人口的7%、城市人口的20%。是以城镇居民为主体的富裕型、极富裕型的消费群体。这部分高收入的居民在目前我国的大众化消费供给对其已经过时,他们正在追求更高层次的精品化、个性化消费。所以在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中,要充分注意其导向作用,积极引进或开发代表中国未来的消费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其次是中等收入支持的“升级型”消费群。这部分居民约占城市人口的70%,农村人口的20%。是以城市绝大多数居民和农村少数比较富裕的居民为主体的消费群体。这部分居民处于从小康型向富裕型、从讲求消费数量向讲求消费质量转变阶段,构成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市场最活跃、购买力不断增强、消费结构呈多样化的群体。其消费结构开始加快转型和升级步伐,是继高收入群体之后消费市场强有力的跟进力量。要针对这部分居民特点,加快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步伐,做到“适销对路”。并相应制定实施鼓励其消费的政策,促进其即期购买,快速释放其购买力存量。如加快建设中低档个人住宅、制定和实施鼓励经济型和较低排量私人轿车的消费政策等。再次是低收入支持的“培养型”消费群。这部分居民约占城市人口的10%,农村人口的75%。是以城市低收入阶层和绝大部分农村居民为主体的消费群体。这部分居民收入较低,消费能力较弱,尚处于“想买而缺钱”的阶段,是目前中低档消费市场的主体。因此,加快增加这部分居民的收入是宏观政策的着力点,也迫切需要国家消费政策的培育和大力支持。这方面的工作异常艰巨,需要综合治理和多管齐下,并将其上升到改革的攻坚任务去完成。此外,还有约占农村人口5%的勉强摆脱衣食困扰的更低收入的群体。主要包括农村贫困居民和城市居民中衣食堪忧的极少数贫民,这部分居民也是目前开展的扶贫攻坚战的重点对象。
在主要集中的三大消费群体的地区分布上,中、高收入群体比重在沿海地区和特大城市较高,分布也更集中一些;而西部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其数量要少一些。这方面的均衡协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我国地区经济的全面和均衡协调发展,有赖于目前实施的“西部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上述“3+1”消费群体的居民,随着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变化,其数量与比重亦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那么政府的责任就在于密切关注不同消费群体的变化动态,适时地制定实施分别适合不同消费群体的、鼓励其扩大消费的政策措施,使他们的消费欲望均得到有效激励,并“各得其所”,共同推动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迈上一个又一个的新的台阶。
消费差距与消费潜力 篇2
财富来源：老富的机会主义VS新富的锐意创新。新富与老富成长的年代不同，因此财富积累模式也不同，老富的财富增长主要来源于国家体制、政府资源与关系等，依靠独到的眼光、惊人的毅力来获取，新富则主要来源于个人专业知识与才能、商业模式创新等。因此，老富对于很多前沿的消费领域和生活方式缺乏敏感性，将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如何积累财富上，而新富群体则处于信息社会的背景下，财富增长与享受消费同时并存。
职业特征：传统产业塑造的老富群体VS现代产业孵化的新富群体。老富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经济发展正在摸索的阶段，因此制造业、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等传统产业是老富群体赢得财富的舞台，因此，传统的、实在的、可感知的营销信息更能打动他们；新富群体则存在于信息产业、研究/咨询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新兴产业中，创新的、多元化的、丰富多彩的营销概念更能得到认同。
子女态度：传统的老富VS更加开明的新富。50岁以后的老富阶层，更倾向于把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除非子女都不愿意干或者没有合适的子女能够胜任，比如汇源的朱新礼出售企业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子女做接班人。老富群体的观念直接带来子女教育市场的机会，各种MBA、出国留学等会更受老富群体的青睐；而相对年轻的新富，则心态较为开放，更多希望子女是能够顺其自然的发展，这一点使新富对于子女教育在兴趣等方面的投入会增加。
投资理财：细心谨慎的老富VS活跃的新富。在对待投资的方面，老富的投资通常比较谨慎，倾向于保值或者选择一些非常简单的投资工具，因此储蓄、国债、基金、黄金等是老富群体更倾向选择的；新富则广泛涉猎各种投资活动，比如股票、外汇、公司参股、债券、期货等，相较而言，新富群体比老富群体更会分散风险。
社交半径：熟人圈子中的老富VS 陌生人圈子中的新富。老富的圈子主要以熟人为主，对于参加各种俱乐部中的社会交往并不是非常积极；但是，新富对于陌生人圈子的参与度就很高，新富更擅长在陌生人圈子中获取社会资源，以及获得社会资本的增值，然后能够更好
地为未来的财富积累打下基础。对于老富来说，熟人口碑是非常重要的值得信任的信息渠道，对于新富来说，俱乐部、派对、新品推介会等往往也会让他们动心。
价值诉求：追求平淡的老富VS自我实现的新富。在最幸福的时刻的认同上，老富群体是比较平淡的，比如生活优越的时候，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但是新富则认为是学到新知识的时候，实现目标的时候，打扮时髦的时候，更加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的成就。因此面向老富的广告概念要取向于和谐氛围、家庭观念、温馨感，对于新富的广告概念则要强调成功、成就、超越感等。
品牌追逐：老富的经典品牌VS新富的创新品牌。在品牌的偏好上，老富群体更多喜欢一些经典品牌，比如汽车品牌中，老富更偏好宝马、奔驰等品牌，并且品牌的忠诚度比较高；而新富群体则更喜欢一些创新活力的品牌，比如他们更喜欢奥迪、别克等品牌，因此一些新的品牌元素和新的体验将可以改变他们的消费偏好。
对比中国新富和老富的差别，可以发现作为“钻石银发”的老富与处于中坚力量的新富有着不同的消费和价值取向，相对而言，新富群体的消费活跃度更高。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在中国未来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过程中，将会孕育更多的新富阶层，对于企业来
消费差距与消费潜力 篇3
在我国，高校学生已成为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在校大学生人数已接近2000万人，在这个消费群体中，平均人均体育消费占大学生个人日常消费的比例约为6.4%，体育消费已经成为大学生生活中满足自我发展和身心享受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大学生走向社会后，他们对整个社会的体育消费导向也具有引领作用。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为高校和商界分析如何正确引导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提高体能素质，并进一步开发体育消费市场，以及如何挖掘大学生体育消费市场潜力，并将高校的体育教育与体育消费市场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校企双赢目的。
一、研究对象
本文涉及的研究对象是天津科技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的在校生。采用类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每个学校随机抽取两个专业，共800名大学生作为研究样本，其中男生335人,女生465人。
二、研究方法
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分类归纳法。
1. 文献资料法。
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网络资料获取相关信息，了解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动态，为本课题研究提供可靠依据。
2. 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目的设计了针对性较强的调查问卷，共计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33份，剔除无效问卷25份，回收率为88.5%，有效率为88.5%。
3. 分类归纳法。
体育消费包括有形的实物消费和无形的劳务消费两种。本文在调查问卷时，把运动服装、鞋帽、体育健身器材、体育书报、音像制品、运动饮料、食品等方面的消费归为实物消费;把体育健身咨询与培训、体育彩票、观看体育比赛、医疗康复、体育旅游等方面的消费归为劳务消费。
三、大学生体育消费调查
1. 大学生体育消费价值取向。
体育消费的价值取向是在满足体育消费心理的基础上，消费者在购买或使用体育有形的实物消费和无形的劳务消费时其消费行为的价值所在的一种更高级更理性的消费理念。据调查和有关数据显示，当前大学生体育消费的价值取向排序前三位分别为：强身健体、消遣娱乐、社交需要(男)和审美追求(女)。
低年级的大学生参加体育运动是为了向同学和老师展示自己的特长，增进彼此间的了解，改善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体育教学的基本要求，因此低年级大学生对体育服装、器材等消费品的需求明显高于高年级的大学生;另外，随着体育产品的商业化，以及受体育明星的广告形象的影响，低年级大学生经常购买自己喜欢的体育明星代言的体育产品，也喜欢观看他们的比赛活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高年级的大学生对事物有了更深的认识，不再像追星族那样盲目地爱屋及乌。因此，产生大学生在体育消费方面的差异性。
2. 大学生体育兴趣调查与课余时间分配比例。
根据调查显示：48.03%的大学生除了上体育课以外，不进行任何体育活动(其中包括26.00%不进行体育活动但是对体育活动仍有兴趣，22.03%的大学生对体育活动不感兴趣);14.83%的大学生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另外37.14%的大学生偶尔参加体育活动。
根据调查显示：大学生课余时间主要做一些脑力劳动，约占总人数的71.87%，而做体力劳动的人数仅为29.13%，参与主动性体育运动的人数相对较少。
3. 大学生体育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各种消费资料的相互联系和各自在全部消费资料中的比重，以及通过一定的比例关系所体现的质的状况。消费结构按消费品本身存在的形式可分为实物消费品与劳务消费品。
通过分析研究，大学生体育消费结构中参与性体育消费约占80%以上，其中实物形式的体育消费又占60%以上。我国大学生体育消费结构(由高到低排序)是:体育服装费、体育器械费、饮料费、场地器械租用费、俱乐部会员费、培训班费、比赛表演门票费、体育报刊费、图书音像费、体育医疗费、体育旅游费、体育彩票及其它等。
4. 影响大学生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
影响大学生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时间因素和体育运动场所缺乏等。另外，学校的体育氛围、活动的伙伴以及是否有人组织等因素也是影响部分大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因素。
5. 大学生消费呈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趋势。
根据调查分析：大学生的基本生活消费是主要方面，约占月平均消费总额的65.8%，但并不是唯一的消费去向。随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多采及整体消费水平增长，当代大学生不仅消费能力在提高，而且在消费结构方面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大学生个人的消费需求表现出不同的层次性、多样性和个性化，体现了当代青年文化运动的显著特点，即时尚化和风格化。由于追求个性化的彰显，大学生在消费过程中更推崇标新立异，追求与众不同的效果，主要表现在：关注流行、追逐时尚、追求新颖、崇尚个性、追求独特、喜欢新奇和时髦的产品,并注重改造自我形象，希望通过新潮的、时尚的和前卫的消费，向社会突显自己的个性，展示自己的价值取向。
四、大学生体育消费市场潜力分析与开发
1. 对高校体育消费市场的认识。
运用现代经济学观点分析，高校体育消费市场是高校体育产品和体育服务交换活动的总和，同时也是高校买卖体育商品和体育服务的场所。高校体育市场主要包括高校体育用品市场、体育竞技表演市场、体育赞助市场、体育健身市场、体育培训市场、体育休闲娱乐市场和高校体育咨询中介市场等。
2. 高校体育消费市场的特点。
(1)高校具有开发体育市场所需的硬件设施。随着高校的扩招和扩建，各校都兴建了许多高标准的体育场馆，添置了高等级的体育器械，为高校发展体育产业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条件。
(2)高校有稳定的消费群体。消费群体数量是开发体育市场的一个关键因素，体育消费对象的多少直接影响体育市场的建立与发展，高校体育消费对象不仅包括人数众多的师生及员工，还包括高校附近的单位及社区居民，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稳定的和潜在的消费群体。
(3)高校拥有体育专业人才优势。高校作为学术和科研的场所，是专业人才聚集的殿堂。集中了一大批高学历、技术全面、有科研实力的体育专家、教师、教练员和高水平的裁判员，他们有组织教学、科学训练和指导健身的能力和丰富经验，具有较强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市场开发能力，有着良好的体育市场开发人脉资源，具备为体育市场的开发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操作能力。
(4)高校的人文环境有利于吸引赞助企业。由于高校信誉度高，对维护赞助企业的宣传、广告效益有利，所以能够有效地吸引赞助企业。
3. 开发高校体育市场潜力的策略。
(1)突出体育氛围，提高大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从市场经济学角度来说，市场开发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气。高校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已经得到公认，它有庞大而稳定的消费群体，但在现实中，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的消费结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大学生在选择业余活动时，更多地偏爱电脑、网络、社交等智力型、轻松型、虚拟的休闲方式，高校运动场上已不再有20年前的“人满为患”的场面，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虽然体育消费市场大，但缺少高涨的人气已成为高校体育消费市场开发做大做强的最大阻力。因此，培育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吸引更多的大学生重返运动场所，展示青春活力，除了学校硬件设施的改善，还需要教师的正确引导和宣传，最大程度的调动大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构建和谐、积极向上的体育运动氛围。
(2)创新高校体育设施管理机制，充分开发高校体育市场资源潜力。高校体育市场的开发，关键是要培养出在市场经济中既要熟悉体育运动，又要懂得市场经营之道，并善于进行经营管理的人才。高校管理人员要树立市场意识和服务意识，充分认识大学生群体对体育消费的需求，合理配置体育资源要素，合理推进高校体育资源商品化和社会化，缓解体育经费短缺矛盾，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体育资源的利用率。在体育设施管理过程中，要加大体育场馆的开发力度，开发特色体育服务项目，扩大体育产业经营范围，引导学生在课余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使现有体育设施尽可能地发挥出应有的功效，实现综合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3)转变经营观念，拓宽融资渠道。高校体育运动的发展仅依靠政府和学校的投资是远远不能满足市场发展需要的。因此，高校管理者和经营者要更新经营观念，拓宽视野，采取多种融资渠道来解决经费不足问题。高校可以采用社会融资方法，吸引社会投资机构，采取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社会力量进入高校体育市场。
(4)鼓励校企多种形式的合作。学校与企业可以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如组织高校内部或高校之间进行各种运动项目的体育联赛，或拍卖体育联赛冠名权，或显示赞助商名等。同时，企业也可以出资对高校的体育设施进行租赁、维护和修缮，对运动员进行专项训练等。通过上述合作，企业可以提高声誉和社会影响力;高校既可以解决经费短缺问题，又可以提高高校体育设施的装备水平，丰富校园体育活动内涵，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和社会人员参与体育运动，从而提高大学生的体育消费水平。
(5)提高体育运动竞技水平，开发体育运动竞赛表演市场。近年来，高校在培养高水平运动员和提高竞技水平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天津科技大学承办的2009年全国篮球锦标赛，浙江师范大学承办的第12届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和浙江省攀岩锦标赛等。体育竞技水平高，赛事精彩，极大地带动了大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也带动了校园内体育市场的兴旺，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但如何将高校体育竞赛真正推向市场化，还有许多值得探讨和研究的课题。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具备下述4个条件：第一，突出和普及高校的特色体育运动项目，并与企业或社区、事业单位联合，制定合理的比赛制度;第二，依靠新闻媒体向社会广泛宣传;第三，成立竞赛管理机构，以高校为平台，企业为后盾;第四，通过体育中介作用，把高校体育竞赛推向市场，在法律上得到保证。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高校体育市场的良性运转和可持续发展。
(6)加大体育文化宣传，促进全民健身，扩大体育消费市场。随着我国高校的扩建，高校周边地区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成为商家必争之地。因此，体育消费市场的开发，应以体育文化宣传与产品推销相结合，立足全民健身，逐步地拓展体育消费市场，并稳步地进行开发。首先，应以高校广大师生员工、高校园区及周边居民、社会各界团体和青少年为服务对象进行开发，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资源、场地设施资源和人文环境资源的优势，在确保高校教学、训练的基础上，建立高校为龙头的体育消费市场;然后，开发和带动其周边地区的企事业单位、社区团体及个人，逐步形成全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大环境，使高校体育市场得到拓展，使体育培训与全民健身形成协调发展局面，从而扩大体育消费市场。
五、结论
1. 目前，高校大学生的消费已呈现多元化和个性化趋势，已不再单一的选择用体育运动来展示自己的形象和魅力，这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2. 高校凭借着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和人文环境的优势，在体育消费市场中依然占有主导地位。
3. 高校体育消费市场的开发，需要从多方面抓起。高校要积极与正确地引导，创建良好的校园体育氛围，提高大学生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的意识和兴趣，做大体育消费市场。
4. 体育消费市场的开发需要高校创新管理机制，走向市场，吸引社会资金，改善高校缺乏资金的状况，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进而推动我国体育市场的合理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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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消费增长难，消费推动潜力低 篇4
6.8%的实际收入增幅源于阶段性原因
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一直迟缓并落后于城市水平，但这一现象在2004年大大改观。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实际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
2004年农民收入大幅提高的主要原因包括：农产品价格上涨，全年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9.9%，目前食品价格已经接近1996年的历史最高水平（图2）；粮食增产，2004年粮食大幅增产，一举扭转了自1999年以来连续5年减产的局面。全年粮食总产量4695亿公斤，比上年增产388亿公斤，增长9.0%。全年粮食增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图3）；政策性增收因素。2004年初中央发布了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1号文件，并开始对农村实施“一免两补”或“一免三补”的措施；农民外出务工收入保持较快增长。2004年某些沿海地区调高了民工工资，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近八成增收因素难以为继
然而，2004年促使农民增收的一些因素在2005年难以持续带来增收效应。
目前粮食价格涨幅已趋缓，而且在现有的农业生产水平上，如果没有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方面的突破，短期内也很难实现粮食产量的持续大幅增长；政策性减免和补贴的持续增收效应空间有限。目前全国11个主要粮食产区仅尚余2个百分点的农业税减免空间；随着宏观经济的进一步着陆和食品价格增幅的回落，劳动力短缺现象和民工工资上涨的压力将有所缓解。分析显示，2004年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占2004年增长的约70-80%）在2005年及之后都将减弱，这些特殊因素对今后农民增收的带动将有限。
长远来说，我们认为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将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移。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必须有产业经济的支撑并且受到宏观调控下国家土地政策的影响。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渐进的过程。
农村消费大幅增长乏力
尽管2004年农村收入增幅达到近年高位，但农村消费却未能实现与收入同比例增长。农村消费疲软的原因不仅在于上述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不确定性，还包括医疗和教育费用的上涨、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乏和计划生育政策下人口结构的变化。
长期以来，国家对农村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品投入严重不足。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后收费水平的大幅提高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严重抑制了他们的消费欲望与能力。当然，这种现象不仅限于农村。近年来我国人口的年龄构成显示15-64岁的工作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现状下，这部分人口有着很强的储蓄动机。这可能是我国近年来总体消费率大大低于国际水平的原因之一（图4）。
作者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和宏观经济研究员
如何构建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为从事面对公众的存款性业务的金融机构建立一个保险机构，各机构成员向保险机构交纳保险费，当成员金融机构面临危机或经营破产时，保险机构向其提供流动性资助，或者代替破产机构在一定限度内对存款者给予偿付的制度。目的在于防止存款者因个别金融机构倒闭而对其他金融机构丧失信心，由此导致挤兑并引发银行危机。
我们认为，中国要避免对银行业持续的政府隐含担保，就需构建一个市场化的、渐进和多层次的存款保险机制。
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已是全球趋势
自从1929-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存款保险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其后半个多世纪内并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效仿，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金融危机事件频频发生，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骤增，以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取代政府隐含的存款保险制度更成为全球新的发展趋势。
目前各国都在努力促使存款保险制度从费率收取到公司运作本身的市场化。比如，收取费率和存款性机构的资本金充足率等挂钩，并强化信息披露；存款保险基金的来源尽量避免完全由政府出资成立，而由政府和私人部门共同出资，以缓解存款保险机构工作的低效率和浪费；存款保险公司本身有时候是公私合营或政府委托给私人部门运作；等等。20世纪90年代之后，存款保险制度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即一些经济体在发生系统性银行危机时，对所有的存款都给予赔偿，这往往是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用的非常措施。
引人注目的是在全世界有29个国家保持的存款保险基金要低于其目标水平，目前平均只达到其目标水平的1/3。可见大多数存款保险机构所收取的保险费并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是否有效取决于政府治理效率
存款保险制度自建立伊始就引发了众多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存款保险制度能否降低银行失败带来的损失、能否规避道德风险等方面。
一项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查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争议。1、如果把存款保险制度分为无存款保险制度、有存款保险但利率被控制、有存款保险且利率自由化三类，则经验分析表明，利率市场化进程需要存款保险制度；2、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倾向于增加银行系统的脆弱性，保险范围越大银行系统风险越大；3、存款保险机构管理主体的不同也同样可能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对此可分为四类：无明确的存款保险体系、有明确的存款保险体系且私人管理、有明确的存款保险体系且政府管理、有明确的存款保险体系且政府与私人联合管理，结果私人部门，尤其是由银行业自身管理的存款保险效果相对较好；4、储户是否必须参加存款保险计划可分为三种：无明确计划、有明确计划但是必须参加、有明确计划但自愿加入，结果强制性计划因为减少了逆向选择从而相对保证了银行体系的稳定性；5、存款保险制度能否有效增加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和政府治理结构密切相关，那些政府质量低下的国家，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业稳定性的负面影响更甚。
目前有迹象显示，中国银行业越来越需要存款保险制度。首先，中国推进利率市场化需要存款保险制度。勿庸置疑，利率市场化有其一系列的益处，但国际经验显示利率市场化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因竞争加剧导致银行破产。
其次，非国有银行在中国银行体系中重要性的上升需要存款保险，若不确立起明示的存款保险制度，将造成外资银行在政府隐含担保上的“搭便车”行为，并导致央行陷于对经营失败的非国有银行体系是否应救助的被动之中。
再次，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的提速必须辅之以存款保险制度。政府并不是无条件地为国有商业银行提供隐含担保的，国有银行的存款在享受政府隐含担保的同时，其贷款也体现政府意志的政策性负担。因此政府隐含担保和政策性负担是互为因果的，国有银行如果希望摆脱政策性负担的沉重束缚，就必须建立付费的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
构建基于市场化的中国存款保险制度
就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基础而言，其实早在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金融机构经营不善，允许破产，要建立存款保险基金，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等等。在1995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中也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中国人民银行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可见实现存款保险制度从隐含向明确的渐进转轨并不存在法律障碍。结合中国金融实践，一个市场化的存款保险制度框架应包含哪些基本内容？
第一，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是集保险、银行监管和破产处置为一体的制度。央行、银监会和存款保险公司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央行专司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并对有流动性困难的银行系统以最后贷款人的姿态补充其流动性；银监会负责银行系统的准入和监管。而存款保险的重点在于保护存款人而不是银行，在于保障银行的有序破产而不是其存续，因此它扮演的是银行体系的“有序退出”角色。在中国，强调存款保险机制是为了保护银行还是为了保护存款人，是为了避免银行破产还是为了促其有序破产，决定了存款保险制度本身的定位是否准确。
第二，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是渐进、多层次和明示的制度。所谓渐进，是指国家隐含担保并不能全部迅速撤除，立即对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全部存款实施明示存款保险不仅可能导致银行体系的振荡，对公众也欠缺公正性。目前可将国有和非国有银行区分开来，继续维持政府对国有银行的存款保险，而以对非国有银行系统建立存款保险为突破口，随着国有银行商业化和非国有银行的发展，最终实施对整个银行体系的明示存款保险。所谓多层次，是指中国在银行业改革进程中，可以区别对待大银行和中小银行。可先行设立专门针对中小存款性机构的存款保险。此外，在全国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真正确立之前，对区域性、互助性的存款保险也可持扶持和引导的态度。
第三，中国存款保险机制是充分考虑市场化因素的。存款保险必须充分注重已有的教训和经验，保证存款保险费用收取的公平性。在中国，存款保险费用的收取必须非常谨慎地进行设计，以免造成存款性机构之间的苦乐不均。
建议央行可允许商业银行设立有保险的存款和无保险的存款两种存款并进行差别对待：一种存款完全由政府经营的储蓄存款保险系统来保险，另一种则不受此保护。存款人可以选择未被保险的存款，担负风险以获得较高的存款利率，或者不冒风险获得较低利率。存款人也可以进行两种存款的转换，但需要支付两种存款的利率差异部分。这样，存款保险就具有了高度市场化因素。对于中国银行系统而言，这样分别设置受保险和不受保险的存款，顺应了利率市场化之需，银行则通过利率差别化争取存款，这样持有较多保险存款的银行将支付较高的存款保险费用，每家银行支付的存款保险费，不仅取决于保险存款的规模，还取决于保险存款和非保险存款的利率分布，银行无论是否参与存款保险费用分摊都相当公平。
第四，中国存款保险机制应考虑让存款保险公司广泛地参与到银行监管中来。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和存款保险公司的银行破产退出职能都是昂贵的事后职能。发达国家的存款保险公司一般都积极地参与银行监管。在中国，银监会成立伊始，在银行监管方面难以一蹴而就，而存款保险机制的设立，可以从存款人利益角度出发，通过增强监管的有效性而使银行退出的成本最小化。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应该意识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十年内，中国存款保险制度不能隔离任何一家国有银行破产带来的巨大振荡，如果该制度能够帮助主要股份制银行以下规模的境内金融机构走向有序破产，已经足以令人欣慰。
消费差距与消费潜力 篇5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升，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中上等收入国家。但是高速的经济发展之下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很多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增大，城乡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虽然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但是从整体情况来看，消费只实现了量的增长，没有实现质的提升，消费水平呈总体下降的发展趋势，这无疑给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隐患。虽然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来扩大内需，影响消费水平的周期性因子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收入分配因子还没有的到明显改善，收入差距增大的态势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缓解，国民经济发展内劲不足。因此，有必要针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对城乡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求为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内需提供政策支持。
二、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与收入分配现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的收入不断提升，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呈逐渐扩大的趋势，这就使国家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难以很好地实现。由于有效供给不足，高收入的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逐渐下降。而低收入的农村居民虽然消费意愿强烈，但是受收入水平的限制其消费能力也受到一定制约。总体来说，我国经济发展中表现出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消费水平错位
从基本的经济发展规律来考量，适度的内需是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本因素。但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来看，一方面面对城市高收入群体，我国企业制造的中低端产品供给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单纯的价格调节已经不再能够“出清”供求平衡。造成有效供给不足，从而制约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农村消费水平的持续低迷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有效需求不足，商品经济难以达到良好的发展效果；再者，农村居民受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储蓄数额呈逐年上涨的趋势，消费和生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导致了经济发展态势不能够长期稳定保持。
2、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突出成就，人均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改善，经济结构逐渐向多样化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收入差距逐渐增大。在我国社会转型中，政府权力的干预、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政治与经济机会的分配不均以及利益集团的存在都在使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且在市场经济中“马太效应”日趋明显，加重了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虽然我国农村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其发展速度仍难以与城市发展速度相比。收入差距的进一步增大意味着一部分人虽然绝对收入有所提升但是相对收入却在下降，相应的购买力也在逐渐下降。人均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带来的另一问题就是形成了不同的收入群体与消费群体，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稳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我国采用分离的方法分别统计城市和乡村的人均收入水平。据国家统计署的统计数字显示，城乡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态势，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收入差距指数达到了2.56，并在一段时间内该数据逐渐减小，在1983年城乡收入差距指数达到了最小值1.82，但一直到现在，该数据逐渐增大，目前城乡收入差距指数达到了3.33。城乡收入差距指数的变化表明，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三、消费水平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1、平均消费倾向方面
消费收入方程可以表现如下：
C表示消费数额，C0表示自主消费，a表示边际消费倾向，Yd表示可支配的自由资金。从上式方程和一般消费规律来看，消费水平与可支配的自由资金有直接的线性关系，而可支配的自由资金又与收入水平直接挂钩，可知收入水平直接影响了消费水平。对于低收入者来说，用于基本生活需求的资金占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其他娱乐活动的资金相对较少。收入水平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居民开始进行预防性储蓄和遗赠性储蓄，同时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其他娱乐活动，从而实现了效用最大化。因此，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不断下降。另外，如果收入分配极不平衡，高收入人群占有全部资产的绝大部分，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就会下降，从而抑制消费水平的进一步增长，减缓经济长期平稳发展的态势。
2、储蓄动机方面
受传统文化和消费意识的影响，我国大多数居民都有储蓄的习惯，从储蓄动机来看，有预防性储蓄和遗赠性储蓄两种形式。预防性储蓄是指人们为了应对未来未知意外事故的花费需求而进行的储蓄，但是对于大多数低收入者来说预防性储蓄要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超出其收入承受能力的消费计划就不能实现。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升，预防性储蓄的数额也不断增大，相应的消费能力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和具有了一定预防性储蓄之后，开始为下一代进行储蓄的意愿尤为突出，尤其是在我国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同时，在不同收入人群中人均遗赠性储蓄数额差异巨大，高收入人群具有更多的额外资金进行遗赠性储蓄，这也是造成收入差距增大的另一原因。
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
1、推动供给侧改革
近年来，澳洲奶粉、韩国化妆品、日本马桶盖、欧美奢侈品等备受国人的青睐。中国游客海外购物的疯狂态势世界瞩目。然而在此背后却是国内消费增长的低迷，2010年到2014年名义增速从18.3%下滑到12%;2015年，仍然在持续下降。通过供给侧改革，一方面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减少无效供给；另一方面，从生产、供给端入手，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效率，调整供给结构，增加有效供给，刺激人们的消费需求，为真正启动内需，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寻求路径。供求是双方面的平衡，供给侧改革是在解决供给问题，同时也在创造新的需求，而且这种与供给相平衡的需求才是更可靠、更实在、更具有可持续性。
2、合理调整积累与投资的比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经济政策大力扶植之下，我国的投资率一直居高不下，国民将多余资金用于黄金、股票、债券等投资项目，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实现了稳定增长，但是最终消费率却增长缓慢，消费与投资的增长速度很不平衡。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适当的控制投资的增长速度，努力提高积累效率和消费率，保持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增长平衡，进一步提升消费水平。
3、努力提升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大部分农村居民都属于低收入人群，因此，提升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对于促进全国经济发展和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国家和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经济的保护力度，制定多种经济扶植政策保证农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如制定农产品收购的最低限价制度、增大农耕机械购买的资金扶植力度以及减少农民的风险成本等，减轻农民负担，提升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其次，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资力度，如在农村教育、医疗设施建设、科学研究和农村副业等领域设置专项资金，并加强对农民工的保护，因地制宜积极开展城镇经济建设，增加就业岗位，提升农村人均收入水平。
4、加快基本保障制度的建设
良好的经济发展需要以完善的保障体系为重要依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的社会保障制度都是针对城镇地区来建立的，涉及到农村地区的相对较少，农村居民大多数游离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继而影响到了生活水平的提升。因此国家社会保障部门应该尽快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等措施使农村居民享受到平等待遇，并且应该设置多元化的社会保障资金用于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涉及到大多数农村居民保障制度的建设，从根本上保障农村居民的合法权益，减小与城镇地区的差距，进而提升农村地区的消费需求。
五、结束语
本文从现实角度出发，对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情况以及消费需求等进行了重点介绍，并对他们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应该从供给侧改革、合理调整积累与投资的比例、努力提升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以及加快基本保障制度的建设等三个方面进行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扩大内需是一个艰巨而持久的工作，应该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探究城乡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之间的深层次关系，激发经济发展潜力，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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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婷.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3.
消费差距与消费潜力 篇6
很多国内学者认为我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导致了内需不足。臧旭恒、张继海 (2005) 采用持久收入消费模型, 验证了收入差距与总消费间的负相关关系;王小鲁 (2007) [1]通过对国家统计局有关收入消费数据的统计分析, 认为收入差距过大致使我国储蓄过度、消费不足;通过AIDS消费系统模型, 王艳、范金 (2007) [2]从消费结构的角度研究了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 发现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尤其对耐用品消费具有一定的影响;基于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 程磊 (2011) 发现城镇基尼系数、农村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比均是消费率下降的Granger原因;张屹山、陈默 (2012) 使用泰尔指数讨论了收入分配与扩大内需的关系, 认为收入差距的拉大是阻碍我国扩大内需战略实施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因素。
虽然学者们使用不同的计量模型或方法, 验证了我国收入差距与内需不足间的因果关系, 但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制约消费的观点, 其理论依据源于Keynes (1936) [3]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 即著名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即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要小于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目前, 多数研究均不加证明地把其作为前提使用, 但也有学者对该理论提出质疑。李军 (2003) [4]在对我国收入差距对消费影响的测算中, 发现我国高收入阶层目前的消费倾向依然较高, 收入差距扩大尚构不成内需不足的主因;在使用分位数回归对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实证研究中, 陈建宝等 (2009) 也指出消费倾向总是随收入增加而减小的直观感觉并不可靠。
基于对收入差距与内需不足问题的已有研究, 本文选择使用CHIP2007城镇家庭调查数据, 采用门限回归模型检验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非线性特征, 并进一步讨论收入差距与内需不足之间的关联性。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统计数据库, 消费率经计算所得)
二、消费需求非线性特征的验证方法
(一) 模型选择
以往的包含结构突变点的非线性模型, 其突变点的选取及其个数的确定主要依靠于人为经验的判断和选定, 这种人为因素的干扰必然会使对潜在突变结构的估计出现偏差。对于我国居民消费需求非线性特征的定量测度, 本文拟采用Hansen (1999) [5]提出的门限回归模型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TRM) 。门限回归模型是以内生的方式, 从样本估计中分离出以门限变量为基础的两个或几个样本, 能够更为准确地捕捉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内在的非线性关系, 对二者间结构性突变的度量也更为可信。
(二) 单门限回归模型估计
对于样本, 门限变量qi为连续标量, 而且也可是自变量xi本身。Hansen (2000) [6]给出的一般单门限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I (·) 为Heaviside示性函数, 当门限变量qi≤γ时, I (qi≤γ) =1, I (qi>γ) =0, 则yi=μi+β'1xi+ei, 反之亦然。
(1) 式可进一步改写为以下紧凑的形式:
其中xi (γ) = (xiI (qi≤γ) xiI (qi>γ) ) ', β= (β'1β'2) '。对任意给定的γ, 通过最小二乘估计 (OLS) 便可得到 (2) 的待估参数β的估计值:
其对应的残差平方和记为S1 (γ) , 由此可见门限回归模型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门限值γ。Chan (1993) [7]和Hansen (1999) [5]建议把门限变量qi的每一个取值作为门限值, 分别对 (1) 或者 (2) 式进行OLS估计, 认为其中使得残差平方和S1 (qi) 最小的qi变为真实门限值γ的估计值, 即:
得到之后, 通过 (3) 式估计得到模型 (2) 的系数估计值, 残差方差σ12可用残差平方和除以其自由度来估计, 即:
其中k为包含xi在内的模型中的自变量个数, 残差序列自由度为 (n-k-1) 的原因, 是OLS估计中对残差序列施加了 (k+1) 个约束。
(三) 模型可信性检验
得到门限估计值后, 为确保模型的可信性, 还需验证以下两个问题:一是门限效应的显著性检验和门限个数的确定;二是门限估计值的一致性检验, 验证在大样本下γ是否为真实值γ0。通过这两个问题的相关性检验, 模型才可用于后续收入分布和内需不足问题的讨论。所以, 对于单门限效应的检验, 使用Hansen (1996[8], 1999[5]) 的LR统计量:
假设检验为H0:β'1=β'2, H1:β'1≠β'2, S0表示不存在门限情况下的残差平方和。在初始假设H0成立的情况下, 该检验分布不是标准的, 门限值γ并未参与回归, 是不可识别的。Hansen (1996) [8]使用在H0假设下回归得到残差, 通过多次自举法 (Bootstrap) 计算似然比统计量 (6) 的模拟值, 而后计算其大于临界值的概率p值, 如果该值小于给定的显著水平, 便拒绝H0不存在门限效应的初始假设。
对于门限个数的确定, 可重复使用上述检验方法, 检验第二个门限值的显著性。此时LR统计量为, 初始假设H0:有一个门限值, 备选假设H1:有两个门限值, 其中S2和分别是双门限回归模型:
的残差平方和与残差方差估计值。依次可检验三门限、四门限模型等等, 直至不再显著, 进而可知模型最终的门限个数。
对于门限估计值的一致性检验, Hansen (2000) [6]认为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构造“不拒绝区间”, 构造门限估计值的渐进可信区间。在初始假设H0:γ=γ0下, 似然比统计量为:
Hansen证明了对于给定的显著水平α, 当时接受初始假设, 求解不等式便得到其渐进“不拒绝区间”。
(四) 数据说明及回归方程设计
本文数据主要使用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 (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s) 2007年城镇家庭调查的数据, 以下简称“CHIP2007”。该项数据包括我国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河南、湖北、安徽、四川和重庆共9省市5 000多户家庭的收入、消费及有关家庭基本信息。在剔除掉少量存有信息缺失的家庭后, 本文最终筛选出满足研究需求的家庭共5 000户。相关价格指标使用中经网 (http://db.cei.gov.cn/) 综合年度数据库中2007年对应省份的价格指数数据, 以“全国=100”进行折算。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渐完善, 财产性收入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日益显著, 同时考虑到不同收入群体对于价格的敏感性是不同的, 本文把财产性收入比例和价格指数视为解释变量。模型采用指标包括家庭消费性支出 (exp) 、家庭总收入 (hinc) 和财产性收入比例 (inc K) 、价格指数 (p) , 以及一些家庭特征的控制变量:省份 (prov) 、户主年龄 (age) 、家庭是否发生重大事件 (d) 、住宅位置 (h) 。其中重大事件包括结婚、子女出生、找到好工作、离婚或分居、生大病或意外伤害、家人去世、家里盖房或买房, 住宅位置分为主城区、城乡结合区、镇中心、镇乡结合区和特殊区域五类, 单门限模型设计如下:
其中门限变量为hinci, xi= (ln (hinci) inc Kipi) ', β1= (β11β12β13) ', β2= (β21β22β23) ', 控制变量Familyi主要为表征省份、重大事件、住宅位置等信息的一系列“0-1虚拟变量”。此外, 包含连续变量户主年龄, 用ln (age) 度量, Familyi项具体参与回归形式不再累述。双门限模型回归方程中增加一个示性函数, 如 (7) 所示, 依次类推。
三、收入-消费非线性作用机制的估计结果
(一) 门限值的估计
本文样本容量较大, 对门限变量家庭年收入每一个值带入 (8) 进行估计选择门限值工作量很大。考虑到处于相同收入阶层的家庭消费行为相似, 把能反映整个收入分布的特定分位数带入估计γ, 本文考察{2.5%, 5%, 7.5%, …, 97.5%}共39个分位点, 循环引入 (8) 式各分位点残差平方和分布曲线如图2所示。由图2可得以下结论: (1) 曲线S1完全处于S0线下方, 证明单门限模型较无门限模型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拟合得更好, 可初步判断居民消费需求非线性特征的存在性; (2) 单门限值γ1的估计值为处于60%分位点处的收入值, 即 (元) , 其对应的残差平方和; (3) 很有可能存在其他门限, 而且下一个门限值很有可能位于γ1的左边, 因为S1曲线存在两个连续极小值, 下一个为27.5% (残差平方和为846.54) 分位点。
对于第二个门限值, 当时, 双门限回归方程可设为:
当时相类似, 门限1和门限2互换位置即可。将39个分位点循环代入估计得到残差平方和分布, 结果如图3。图3可看出: (1) 分布曲线S2处于直线S1下方, 双门限模型拟合效果更佳; (2) 第二个门限值为27.5%分位点处的收入值, 即 (元) , 其残差平方和; (3) 曲线S2仅有一个显著连续极值点, 不存在其他门限值。
(注:直线S0是无门限残差平方和估计值, 曲线S1是单门限残差平方和分布)
(注:直线S1是单门限残差平方和估计值, 曲线S2是单门限给定情况下双门限残差平方和分布)
综上所述可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消费存在非线性的作用机制, 且收入对消费具有非线性双门限效应。对CHIP2007城镇调查数据的拟合结果, 显示门限区间为 (0, 30337.7]、 (30 337.7, 52 800]和 (52 800, +∞) , 在接下来的估计中分别称之为“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 各收入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二) 收入-消费的非线性双门限机制可靠性检验及估计结果
首先, 依次给出门限效应的显著性检验、渐进置信区间等模型可靠性检验结果;其次, 在确定模型形式基础上进行异方差性检验, 给出模型的估计结果。由表2的检验结果可判断: (1) 对于门限估计值52 800 (元) 和30 337.7 (元) , 两个门限显著性检验的统计量分别为13.14和13.98。由自举法模拟1 000次计算得到的拒绝原假设的概率均小于1%, 可知两个门限效应均很显著。 (2) 估计值均位于置信区间内, 置信区间内的估计值均满足LR1* (γ) ≤7.35 (95%的临界值) , 故接受门限估计值为真实门限一致估计量的初试假设。由此可知收入和消费间的非线性双门限模型是可靠的, 由其估计结果进一步讨论收入差距和内需不足的关联性是合理的。
由于本文使用的是大样本横截面数据, 估计前需进行异方差性检验, 模型的White异方差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异方差检验结果显示P值等于0.0000, 故拒绝同方差的原假设, 认为存在异方差。对于异方差的处理, 陈强 (2010) [9]比较了常用的一些处理方式, 认为在大样本下采用“OLS+稳健标准差”的估计方式, 可以保证回归系数和标准差估计的一致性。估计的大样本一致性正是本文所看重的, 故模型将采用“OLS+稳健标准差”的估计方法, 估计结果见表4。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
四、收入差距与内需不足的讨论
(一) 双门限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由表4对消费需求非线性特征的双门限估计结果, 可知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整体的消费倾向还是比较高的, 与同期的日本最终居民消费率0.573 (中经网数据计算得到) 相当;在1%显著水平下, 各收入组的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均显著, 但不同收入组的消费倾向明显不同, 低收入组的0.575最高, 高收入组的0.566次之, 中等收入组消费倾向最低为0.525,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随收入由低到高呈现“U”型的非线性特征。由此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相对于收入确实存在非线性特征, 但并不满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假设, 这说明我国高收入家庭的消费倾向还是较高的, 反而中等收入消费热情并不高。另外, 财产性收入对高收入家庭来说会略微地增强其消费倾向, 但对中低收入家庭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另一个对消费影响显著的因素是价格或通胀, 中等收入组的消费稳定性最高, 高、低收入组对价格敏感性相对较高, 稳定性相对较差, 这表明中等收入家庭消费较为谨慎, 不会随价格的涨落盲目改变自己的消费支出计划。
(二) 探讨非线性特征下内需不足的成因
通过双门限估计结果的分析, 发现收入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呈非线性“U”型特征。从整体社会福利的角度考虑, 高收入家庭消费的效用低于低收入家庭, 收入差距的扩大会降低社会整体福利效用。因此, 若单从消费需求的角度考虑, 收入差距可能并不是现阶段我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另外, 与邻国日本同期消费率对比, 我国城镇居民高低收入组的消费倾向基本与其处于同一水准, 而中等收入阶层却明显存在约5%的需求不足。因此, 有理由认为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不强是我国现阶段内需不足的关键, 中等收入消费需求不足必然与其现阶段所处的消费阶段有关。考虑到消费的“攀比效应”, 可以拿中等收入的消费支出数据和高收入阶层进行比较, 具体见表5对CHIP2007数据的中、高收入组消费结构的统计结果。
食品和医疗为基础性消费, 家庭设备和交通通信涉及家电、汽车等耐用品消费, 表征基础消费外的第二级消费, 考虑到住房消费的现阶段特征于后者更为相似, 把居住也归为第二级, 文教娱乐和其他服务消费代表更高一级的消费。由表5的统计结果可知中等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相比, 其食品、医疗等基础性消费对其需求制约仍较大, 约占其60%的支出, 其余的6项消费高收入支出比例均高于中等收入, 均是中等收入阶层未来潜在消费对象, 消费结构级别一般由低到高演变, 可判断现阶段中等阶层正处于耐用品消费阶段。一方面, 跨越住房、汽车及高档家庭设备的消费阶段本身需要的时间较长;另一方面, 现阶段物价、尤其是房价的快速增长, 使中等收入阶层陷于耐用品消费阶段的困境, 难以实现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 导致其消费热情减退, 进而形成消费需求的“U”型非线性特征。该特征长时间存在产生累积效应, 进而致使内需不足的形成。所以, 在我国消费需求的非线性“U”型特征下, 一味强调低收入群体的增收只会使更多人陷入到这种消费结构的困境, 致使消费率进一步走低。
五、结论
1.对于消费需求非线性特征的检验和度量, CHIP2007数据的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确实存在双门限的非线性特征, 门限值分别为30 337.7元和52 800元, 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这一双门限模型是稳健可靠的, 可用作分析收入差距和内需不足的讨论。
2.双门限模型的“OLS+稳健标准差”的估计结果, 显示由门限值划分的不同收入组的消费倾向明显不同, 低收入组的0.575最高, 高收入组的0.566次之, 中等收入组消费倾向最低为0.525,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随收入由低到高呈现“U”型的非线性特征。
3.在本文的需求非线性特征下, 单从需求的角度考虑, 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不足以解释收入差距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通过对CHIP2007数据的中、高收入组的消费结构数据对比, 发现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所面临的以耐用消费品为主的消费结构困境, 可能是内需不足的主要症结所在。
基于上述结论, 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 除了在扩大内需过程中关注低收入群体外, 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也要着重确保中等收入阶层收入的稳定增长, 同时控制物价、尤其是房价等耐用品价格的膨胀, 保障其实际消费购买力的增长, 助其突破现有消费结构困境, 形成以中等收入阶层消费为主导的需求模式, 实现居民消费的稳定持久增长, 旨在完成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到消费拉动的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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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ansen B E.Inference when a nuisance parameter is not identified under the null hypothesis[J].Econometrica: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1996:413-430.
消费差距与消费潜力 篇7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中国经济迎来了长期、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但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依靠“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而言, 我国长期以来高度依赖投资、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容易使国民经济增长因受外部冲击的影响而出现大幅的震荡和波动。对于一个拥有着13亿庞大人口, 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发展中大国来说, 中国国内消费需求规模与经济增长长期处于不匹配和失衡的状况。2011年, 中国GDP增速持续放缓, 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7%、9.5%、和9.1%;同时受美国经济衰退和欧债危机的冲击, 中国10月份出口增幅意外降至8个月以来的低点, 并连续两个月低于20%。目前, 由于消费无热点, 出口明显下滑, 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力度又在减弱, 中国经济面临着硬着陆的压力和风险。扩大国内消费需求, 增强国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成为保障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学术界和政府实际部门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总体性描述
(一)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趋势图分析
从图1可知看出, 1992年—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两阶段上升趋势, 与2001年以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相比, 2001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加速增长趋势, 这是因为进入21世纪后, 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原有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 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 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迅速。而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 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加速, 城市对低技术层次劳动力需求急剧减少, 进而使农村过剩劳动力城市转移的困难加大。对农村居民来说, 经过十多年, 改革对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激励效应基本已经释放完毕, 我国人多地少, 农业生产效率不高, 以及在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乏力;尤其是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我国农业发展更多的受到了外部冲击, 我国农产品价格因世界农产品市场的制约提高空间受到挤压,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在内、外因素的冲击下更为缓慢,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收入是制约我国农村居民的决定性因素, 所以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我国城乡消费差距基本与之呈同步变化趋势。
(二)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散点图分析
由散点图2可知, 1992—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之间几乎为单一的线性关系, 即两者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基本呈现一致的增长趋势。由此进一步说明, 目前收入因素对城乡居民有着重要的影响,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从根本上冲击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 从而使得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缺乏内生动力, 进而导致城乡居民消费总量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以及城乡消费的“二元”分化日益加剧。
(三)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统计性分析
根据表1, 1992—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大值为12021.5元, 最小值为1247.5元, 均值为5540.922元, 标准差为3422.676元, 中位数为4272.5元;1992-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最大值为8271.1元, 最小值为1012.5元, 均值为3980.517元, 标准差为2132.159元, 中位数为3447.9元。由此可知,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大值达到了12021.5元, 相应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最大值为8271.1元, 这说明1992—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悬殊。我国农村家庭既是消费主体又是生产主体, 从而既有生活资料的需求又有生产资料的需求。农村家庭要在本来就低于城市家庭的收入中拿出相当一部分用于购买农业生产资料, 而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和人口规模远远高于城镇居民, 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则不足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因此,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引致的直接结果是严重削弱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 并使城乡居民的消费总量和消费条件的“不对称”状态加剧;而城乡居民的二元消费结构进一步固化、加深, 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 并间接影响到我国政府“扩内需, 保增长”的政策目标的实施效果。
(四)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相关系数分析
由表2可知, 1992—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相关系数达到0.9945, 两者呈现明显的相关性。虽然相关分析并不能排除当前导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扩大的其他因素的作用, 但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高度相关性预示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城乡消费差距的主导性因素。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消费”结构的影响, 我国一些城市的消费水平已领先农村达10—15年的时间。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将使城乡二元消费结构进一步固化、加深, 而我国城乡二元消费结构的加剧将一方面使得我国最具消费潜力的农村人口的消费需求进一步下降, 进而导致全国总体消费需求不足, 从而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新一轮消费热点的形成以及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 最终使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得不到我国最为庞大的农村消费群体的有力支撑, 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城乡二元消费结构的加剧会使城乡居民在消费的总量和质量的差距持续扩大, 并最终影响到农村居民自身的发展和素质的提高, 从而相应拉大了城乡发展差距。而巨大的城乡差别使我国广大农村居民不能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果, 甚至有可能引发一些社会矛盾, 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 加大我国社会转型的成本和风险。
三、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实证研究
(一) 指标的设定与数据的说明
由于本文就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展开定量分析, 因此把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 记为yt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由城镇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相减求得) ;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解释变量, 记为xt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相减求得) ;同时, 为了消除物价波动的影响, 我们分别使用GDP平减指数 (以1985年为基期) 、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以1985年为基期) 对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数据进行了平减。此外, 为了避免“伪回归”和保障研究结论的稳健型, 对城乡居民的消费与收入差距分别做对数化处理, 并分别记为lnyt、lnxt。为了保证分析口径和样本区间的一致性, 在实证分析中的具体数据都选取了1992年—2009年的时间区间, 而且所有数据都取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1993-2010) 》。具体数据的计量分析分别采用Eviews 6.0完成。
(二) 数据平稳性检验
注:检验类型中C, T, K分别表示检验模型中含有截距项、趋势项、滞后值;*, **, ***分别表示10%、5%、1%显著性水平下检验值是显著的, 临界值对应1%的显著性水平, 均是MacKinnon协整检验临界值;Δ表示一阶差分。
对lnyt与lnxt进行OLS回归, 可以得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之间的协整方程:
回归结果表明, 调整的可决系数为0.990085, F值为1698.545, 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变量lnxt的回归系数为0.81494, 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个百分点, 会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增长0.81494个百分点, t统计量为41.21, 通过了显著水平的统计检验。
同时, 通过对协整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表4可知, 残差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果, 因此可确定残差是平稳序列。说明lnyt和lnxt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即1992年—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也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之间的同向变动关系非常显著, 在长期内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将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扩大。因此, 可以在时间序列间具有的协整关系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从而了解时间序列之间的短期变化特征。
注:检验类型中C, T, K分别表示检验模型中含有截距项、趋势项、滞后值;*, **, ***分别表示10%、5%、1%显著性水平下检验值是显著的, 临界值对应1%的显著性水平, 均是MacKinnon协整检验临界值。
(四) 误差修正模型
由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 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定量进一步分析两者的短期变化特征。根据误差修正思想, 我们可以建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
方程调整的可决系数为0.6762, F值为17.703, 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变量Δlnyt和误差修正项的t统计量分别为5.866和-1.9046, 通过了显著水平的统计检验, 误差修正ecmt的系数为负, 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在误差修正模型中, Δlnxt反映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Δlnyt) 的变动受该项变化的影响。估计出的模型表明:从短期来看, 1992—2009年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个百分点, 将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拉大0.608741个百分点;修正系数-0.1854, 反映了对偏离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的调整力度, 当短期变动偏离长期均衡时, 将以0.1854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五) Granger因果检验
由上所述, 我们对1992年—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但它们之间是否真正存在因果关系, 即是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增长, 还是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增长引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抑或是二者之间呈现互为因果关系, 这需要进一步验证。为此, 我们用Granger (1969) 的检验方法, 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及可信度, 我们选用了2—4期的滞后期来判断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存在性和相互影响方向, 两个变量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见表5。
表5可知, 1992年—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之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 即1992年—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拉大的格兰杰原因, 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拉大也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的格兰杰原因。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重城轻乡”的城市偏向型政策形成的“二元经济”格局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并引致了我国的城乡二元消费结构, 农村消费需求的持续低迷使得农村消费需求总量的增长乏力, 最终使城乡居民的消费总量和消费条件的“不对称”状态加剧, 城乡居民的二元消费结构进一步固化、加深。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2265元, 而同期农村居民为3993元, 一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平均相当于3.1个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城乡消费差距的扩大意味着当我国城镇居民已经由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发展型的现代消费方式转化的同时, 农村居民则长期徘徊在以满足“温饱”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而农村居民的低层次消费会严重影响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自身素质及技能的提高, 并从根本上制约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能力的提升, 从而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当前, 广大农村是我国最具潜力的庞大消费市场, 农村消费群体蕴藏着规模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而城乡居民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将直接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信心不足, 从而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下降, 这就意味着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动力下降, 农村居民不敢消费、不愿消费相应使城乡居民消费总量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所引致的城乡消费的两极分化则阻碍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与增长, 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并间接影响到我国政府“扩内需, 保增长”的政策目标的实现。所以, 要实现目前党和政府提出的“扩内需、保增长”的战略目标, 破解城乡“二元”消费结构, 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驱动型”转化, 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着力缩小我国当前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就1992年—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的相互关系展开了实证研究。当前, 日趋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将直接导致我国最具消费潜力的农村人口的消费需求进一步下降, 并加剧全国总体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 从而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新一轮消费热点的形成以及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 最终使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得不到我国最为庞大的农村消费群体的有力支撑, 并最终影响我国“扩内需、保增长”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调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 缩小城乡居民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对实现党和政府提出的“扩内需、保增长”的战略目标不仅必要而且迫切。因此, 应从如下方面着手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而有效弥合城乡消费差距, 进而启动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推动国民经济实现内生型增长。
(一) 缩小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推进, 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占其总收入比重将进一步上升。但城乡劳动市场的分割以及同工不同酬问题的存在, 势必使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将日益成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 要通过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市场, 通过立法保障, 实现同工同酬;顺应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化过程中新兴产业迅速发展对拥有现代技能和知识的劳动力的强烈需求, 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技能的培训;着力消除原有的体制性障碍, 放松城乡二元体制下户籍、住房、教育、劳动、医疗、社会保障等不平等制度对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的限制, 逐步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和协调发展”的新机制, 积极、有序引导农村居民进入非农领域, 从而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稳定增长, 缩小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
(二) 增加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
当前经营性收入仍然是农村居民总收入的主要来源, 为此, 要加强对农业的科技投入和扶持;以市场为导向, 加快推进农村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 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和特色农业;防范和遏制农业生产资料的过快上涨, 降低和控制农业生产成本;加紧落实对农业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支持, 根据国际惯例, 建立农产品价格调节基金和农业生产风险基金, 在稳定和适度提高主要农产品价格的基础上, 贯彻、落实农产品最低保护价制度;建立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 从根本上增强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的增长能力, 并使之成为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的持久来源, 有效遏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三) 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目前, 我国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呈持续扩大的趋势, 并成为城乡总体收入差距的重要来源。因此, 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变动趋势, 根据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发展趋势、特点, 研究和实施相应的的调节措施, 加强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分配调节, 着力避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 加紧开发符合农村特点、有利于农村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多元化融资渠道, 提高农村居民所拥有动产及不动产等相关资产所获得的收入;增加农村居民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以及财产运营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财产性收入。此外, 加紧改变我国土地政策方面存在的农村、城市土地的二元性, 城乡居民在土地权利、管理和市场上绝对分割等问题, 以及由此导致的现实中农地产权主体虚置、土地用途管制不严格、土地财产权实现方式不完善、土地征用制度不完备等缺陷, 提高土地的使用收益, 并在农村土地征用中维护农村居民的权益, 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四) 加大对农村居民转移性支付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主要来自政府的转移性支出, 城乡居民在转移性收入方面的巨大差距主要是因为当前我国政府的转移性支出调节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目标并没能得到较好的实现, 由于体制和层级原因, 中央财政转移性支付政策效应的传导不畅, 中央财政转移性支付下拨到地方政府后, 由于各级地方政府的“重城轻乡”的倾向, 政府转移性支出不但没有缓解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反而产生了“逆向调节”作用, 从而“助推”了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 政府应该在界定和瞄准农村困难人群的基础上,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保护网络, 实现“应保尽保”。要着力调整我国当前的转移支付制度, 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和加大政府财政惠农支农补贴力度, 增前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的保障作用, 进而充分转移性收入“缓冲”农村居民谨慎性消费心理, 改善其对未来消费预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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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差距与消费潜力 篇8
2009年2月1日“家电下乡”在我省全面启动后, 随着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全省家电下乡取得可喜成效。截止今年5月初, 全省累计销售家电下乡产品201.9万台 (件) , 销售金额43.2亿元。其中今年1-4月销售家电76.6万台, 销售金额达到16.62亿元, 完成了今年销售任务的55.4%。;九大类家电下乡产品中, 冰箱、彩电、空调、洗衣机深受农民欢迎, 销量分别达到79.4万台、49.5万台、26.2万台和25.4万台, 分别占家电产品销售总量的39.3%、24.5%、13.0%和12.6%。热水器产品自去年八月份开始下乡后, 虽时间不长, 但占总销量的5.9%, 也成为下乡家电的主销品种之一。从各地销售情况看, 九江市农民购买最踊跃, 平均每百户农户购买下乡产品19.16台 (件) , 其次是萍乡市18.69台 (件) 、鹰潭市18.52台 (件) 、新余市18.38台 (件) 。家电下乡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政策推行力度大。
省政府将家电下乡工作列入民生工程之一, 成立了由熊盛文副省长为组长的家电下乡工作领导小组, 并结合实际, 选择推荐省内外知名的流通企业承担全省家电下乡销售任务。各市、县 (区) 也组建相应的机构, 制订了家电下乡工作实施方案, 明确了家电下乡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落实了资金补贴管理办法以及农民消费贷款的优惠政策, 建立了监管工作责任机制, 全省自上而下形成齐抓共管家电下乡工作的良好局面。
2、宣传发动范围广。
各地家电办和各中标销售企业纷纷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介, 借助邮政信函等形式, 采取发放宣传资料、张贴海报、悬挂横幅、出动宣传车、现场咨询等形式, 向农民广泛宣传家电下乡政策, 详细介绍家电下乡产品的质量、价格、购买须知和申领财政补贴流程;《江西日报》开设“家电下乡政策解答宣传专栏”, 专题解读家电下乡的各项措施, 进一步扩大家电下乡影响力, 全省营造了家电下乡的良好氛围。据统计, 2009年全省共印发各类宣传 (单) 册350多万份, 广播宣传723次, 电视宣传934次, 报纸宣传464次。
3、销售网点布局全。
各地按照《家电下乡操作细则》规定, 采取实地查看、资料审查和巡回检查等方式, 对每一个申请备案销售网点的资质进行认真审核, 对符合条件的及时给予备案, 并定期向社会公示, 初步构建了以乡镇销售网点为主体的家电下乡销售网络体系。经审核筛选, 目前全省11个市设立了10202个家电下乡备案销售网点, 备案网点数在全国第三批启动的19个省区市中排名第二。
二、家电下乡政策实施释放的效应
1、帮助政府赢得了民心。
家电下乡是一项惠及农民、利在企业、功在社会的民生政策, 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农民的关怀, 被誉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 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一些农民激动地谈起:“农民买家电, 政府给补贴, 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今后买家电我只买家电下乡的产品”。在实施家电下乡的过程中, 广大基层干部深入农户宣传政策, 及时兑付补贴资金, 树立了基层干部的良好形象, 进一步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2、推动了农村消费品升级换代。
我省农民一直有勤俭持家的消费观念, 在消费上量入为出。长期以来, 农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层次偏低、品种较少、结构单一, 特别是一些享受型家用电器, 如空调、热水器、电脑等的保有量更低。随着家电下乡政策落实, 许多原先没有家电的农村困难家庭户通过补贴政策尝到了甜头, 体验到“雪中送炭”的温暖, 转变传统消费观念, 纷纷把电视、电冰箱、空调搬回了家, 甚至一些过去很难在农户家庭见到的小家电, 如电磁炉、微波炉等也随着家电下乡进入农户家庭, 成为一种时尚, 实现了过去一直认为是“奢侈品”的家庭梦想。条件稍好的农村家庭更是“锦上添花”, 对家电产品进行升级换代, 提升消费档次。同时, 随着彩电、冰箱、计算机等进入千家万户, 有效地帮助了农民了解国家政策, 赢得获取市场信息、学习生产技术, 提高自身素质,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机会, 有力促进农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三、当前家电下乡面临的主要问题
1、准入机制一定程度影响中小企业生存空间。
按照“家电下乡”准则, 进入农村家电投标单位必须是国内注册、产品国家免检、国内知名品牌的生产企业。这对于没有中标、产品质量过硬的中小家电企业只能望门兴叹。长期以来, 知名品牌注重开拓城市市场, 中小家电企业为避开实力派竞争, 在县乡级市场形成了一定的网络规模, “家电下乡”政策实施后, 无形抬高了中小企业进入农村市场的门槛, 使得一大部分中小企业在农村消费市场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 影响生存和发展。
2、农村特点使家电营销渠道不能便利通畅。
一是农村市场需求的产品、销售渠道、营销策略都远不同于城市市场, 存在分散性和差异性, 许多农村地区交通不便利, 营销运输比较困难, 服务成本费用比较高, 物流配套难度比较大, 如何有效运行销售网络, 使家电产品能够顺畅地送到农民家里, 是家电制造商、经销商面临的难题。二是农民对家电产品价格的浮动较为敏感, 希望买到的产品既便宜又实用。虽然下乡家电实现限价, 但对售后服务心存疑虑。特别是农村老年消费者, 在使用家电下乡产品时, 往往会把操作失误误认为产品质量问题, 一旦售后服务渠道不能及时畅通, 就认为吃亏上当, 影响其他农民朋友购买下乡家电产品的积极性, 给家电下乡工作正常开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3、“家电下乡”产品没有完全适销对路。
客观上讲, 家电下乡产品总体上呈“价位低、种类少、档次低、功能小”的特点, 虽然对于一些偏远山区、经济比较落后的农村家庭受益, 但对于经济富裕的农民, 不能完全满足需求。随着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 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越来越多的农民在选购家用电器时眼光瞄准设计美观、质量上乘的中高档产品, 如想购买大屏幕液晶电视等, 不会因为限价、不能享受购机补贴优惠政策而减少高档家电的吸引力。有部分农民反映, 国家将家电下乡产品设置最高限价2000元, 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域农民生活水平不同、收入不同方面, 不能满足所有农民家庭对家用电器更新换代需要, 如何妥善解决好这一问题, 有待于不断探索。
4、农村市场出现滞销产品浑水摸鱼现象。
“家电下乡”是农民、企业、国家三方共赢, 鉴于“家电下乡”政策带来巨大商机, 一些不法商家乘机打着“家电下乡”的旗号, 搞假冒促销, 将农村市场当作清理库存积压, 淘汰换代产品的好地方, 甚至有些厂商将劣质商品倾销到农村。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任何层面、环节都可能出问题, 要真正有序推进“家电下乡”工作, 有效扩大农村家电消费市场, 需要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的政策引导, 需要质检系统加大监督和查处力度, 也需要媒体舆论引导, 更需要家电厂商实施诚信务实的态度去经营, 使产品质量、渠道和品牌上有保障, 售后服务让农民放心。
5、“家电下乡”配套设施比较落后。
受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限制, 目前, 我省有一大部分农村家电配套设施比较落后。一方面随着大量家电在农村普及, 用电量将不断增加, 农村电网负荷压力加大, 逐渐显现用电大增与电压负荷小矛盾。另一方面在一些偏远地区通讯信号不强, 导致电视节目观赏效果不佳、手机信号不强, 降低农民对通讯设备消费品的购买力。三是相关费用过高。家电下乡补贴只能刺激农民购买家电产品欲望, 而使用费用过高, 往往引发农村家庭只买得起家电却用不起的现象, 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 不仅使大量农民家庭家电闲置, 造成消费资源浪费, 而且对进一步推进“家电下乡”政策带来一定难度。
摘要：2009年, 为有效扩大农村消费、拉动国内需求, 减轻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国家出台了家电下乡等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据商务部和财政部测算, 在全国家电下乡实施的四年时间内, 中央财政要拿近1000亿元, 省级财政要拿240亿元左右进行补贴, 预计可以扩大家电销售额9200亿元。从我省实施的情况看, 家电下乡政策有效激活了农村消费市场, 实现了农民得实惠、企业得市场、政府得民心、经济得增长的目的, 成为进一步拉动农村消费的新动力。
消费差距与消费潜力 篇9
金融危机引起欧美民粹思潮盛行
《中国慈善家》：2016年6月，美国发生“9·11”后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随即再提禁止穆斯林移民的政见，他的支持率再次上升。特朗普是这轮美国大选的“黑马”，他的言论一向大胆、强硬，反对者批评他是民粹主义的代表。以特朗普为代表之一的社会思潮，会对美国甚至世界带来哪些影响？
陈志武：从长远的历史看，我觉得可以看淡一些。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不只是中国、东欧国家往计划经济的方向迈出去了很多，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西欧国家，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受欢迎程度也很高。
回头来看，那一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把世界分成两大阵营，肯定跟大萧条有很大关系。严格地说，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在欧美，特朗普这样的左派、民粹候选人几年前就开始兴起，跟金融危机的后遗症有很大关系。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也在预料之中。
另一方面，我过去十几年花了蛮多时间研究人类如何应对灾荒等重大危机，怎样通过多种创新（迷信、宗教、文化、金融市场和一般商品市场）来提高应对重大危机的能力。总体上，社会民粹化、语言和行为极端化与危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弱。尽管越来越弱，但两者的关系还没降到零。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后，还是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反应和倾向性。但跟历史上其他时期灾害事件经常性引发暴乱、战争和社会大动乱相比，现在已经好多了。
还有一个角度，这一次实际上跟中国有关系。1980年左右开启的新一轮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好处非常大，中国制造的产品渗透到世界各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西欧国家。如果你问美国人，特朗普讲话很极端，但还是投他的票，是不是跟中国经济和影响力兴起有明显关系？很多人可能会说不一定，但我觉得实际上关系很强。因为这是在改变很多人原本熟悉的格局。
《中国慈善家》：你是说，国与国之间的此消彼长，让美国人产生了失落感？
陈志武：对，还是有蛮多这样的情绪。过去三十多年的全球化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但是，很多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和其他差距扩大了，推动了这种情绪上升。
《中国慈善家》：贫富差距现在是全球性的难题，越来越多的人担忧它的失控会造成社会动荡。但你之前提过，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不足多虑，这与主流观点非常不同。
陈志武：过去三十多年，财富分配结构和收入差距越来越恶化，这个趋势很明显，其背后一个重要驱动力是体制不公平。中国社会习惯于靠关系，而目前的体制又加深了靠关系的程度，这就使有关系的人更能发财，靠近北京或省会城市的人更能发财，这种不平等是应该改变的。但是，我认为人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消费差距。原始社会的财富差距、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基本上是一回事。换句话说，那个时候的财富分配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消费分配结构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因为没有什么存储，也就没什么财富积累。到了农业社会，收入分配结构跟财富分配结构开始分离。农耕时代，土地、房屋这些不动产就变成了主要的财富累计载体，也是财富和相应身份的具体表现形式。但是总体上，消费分配结构跟收入分配结构还是比较重叠的，收入的大部分都变成消费品。
但是到了现在，财富分配结构越来越畸形。比如说美国，从2004年左右开始，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收入分配结构，也是更多地有利于少数人。但是消费分配结构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反而更平等，差距缩小了很多。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包括有识之士在讨论平等话题的时候，应该更关注消费分配结构，因为它的重要性高于财富分配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社会底层只要消费不是问题，我们最担心的有人活不下去的局面就会减少。人的天赋、能力、努力程度等都不一样，特别是现在互联网时代创造力更加能带来财富，所以，财富分配结构有一定程度的恶化是正常的、预料之中的，也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所有人的创造力潜力的必要，只要它不威胁到社会和政治稳定就行。
《中国慈善家》：“不患寡而患不均”是根深蒂固的观念，为什么财富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不一定引起动荡？
陈志武：现代社会的财富内涵跟传统社会很不一样。前者更多反映对未来收入的定价，后者更多是反映对过去收入的累计。比如说马化腾，他个人财富可能值一两千亿人民币，但那些财富主要是腾讯股票，而股票所表现的价格，是市场对未来收入预期的贴现值，是对未来收入做定价的结果，跟传统意义上的真金白银不一样。
我们必须意识到，今天的财富更多是货币意义上的财富，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对未来收入预期的贴现结果。民国以前，商人也有很多未来收益，可以有未来收益预期，但那个时候没有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没有把收入预期做货币化计价的手段。我们今天在计算财富分配结构和财富分配基尼指数的时候，肯定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很多。之所以会这样，跟未来收益的金融化、资本化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美国这些金融化程度高到一定水平的国家，其货币化财富分配结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畸形，财富分配不平等比任何时候都更高的原因，就是金融化带来的一个结果。
这也告诉我们，也许关注度不用那么多地放在财富分配结构上。一方面是因为金融市场的变化，再一个，腾讯这样的企业让社会受益很多。没有马化腾这样的企业家创业和创新，我们的生活怎么可能改善这么多？特别有才华的人去创新和创业，给社会带来这么高的福利，他们个人的财富上千亿，甚至几千亿，社会应该不仅要能接受，还应该高兴和感激。
制度不公平造成的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
是不能接受的
《中国慈善家》：只要消费能稳定，社会就能稳定？
nlc202309090511
陈志武：对。几乎所有社会，财富分配结构是最集中的，财富差距最大，收入差距次之，消费差距最小。每个人一天就三顿饭，马化腾不会因为个人财富两千亿就一天吃一百顿饭。吃住行再怎么奢侈也就是这么多，物理和生理意义上的限制，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消费差距不会无限大。
从社会稳定和基本的人道角度来讲，只要消费分配结构不至于太糟糕，再通过发展金融、政府推出福利和社会保障项目，使得底层的人能活得体面一些，那对于收入差距、财富差距、消费差距的担忧都不是问题，你不要让人饿得没有办法活下去。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灾荒、灾害历史研究都告诉我们，以前的社会之所以经常出现暴动、革命，很多是因为灾荒冲击下好多人活不下去，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去闹革命，现在不同了。
《中国慈善家》：是否可以这么理解，你认为，虽然目前财富差距很大，但仍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陈志武：在消费差距不是太糟糕的前提下，因为市场竞争造成的财富分配差距可以接受。但是，因为制度不公平造成的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是不能接受的。最典型的是在中国，你有权力、有关系，那么你就可以做房地产开发商，就可以进入很多很赚钱的行业，这些行业对于一般人大门紧闭。中国现在收入差距、财富差距之所以越来越恶化，跟国有企业的存在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所带来的结果，即使有本事的人也没有办法加入高收入行列。
《中国慈善家》：中国目前的消费结构是怎么样的，是否已经隐含危机？
陈志武：中国算得最多的是收入基尼指数和财富基尼指数，但是我没有怎么看到过消费的基尼指数。应该要有更多人去计算消费的基尼指数，而不是只把注意力放在收入基尼指数和财富基尼指数上。
《中国慈善家》：也就是说，真正有危机的地方反倒被忽略了？
陈志武：对。
《中国慈善家》：你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提到，金融对穷人更重要。中国近年来一直在提普惠金融，在体制基本盘没变的情况下，金融如何做到真正的普惠？
陈志武：过去这么多年，中国一直抑制民间金融，金融更多的是国有企业的贵族俱乐部，只有国有企业和少数非常成功的民营企业可以享受这些资源。现在，借助互联网，民间金融慢慢打开口子，让普惠金融有了一个基础。我们确实认识到，不要把互联网金融一棍子打死，这非常关键。否则，把它卡死，本来可以更加普惠的金融最后又没办法普惠。
互联网金融对老百姓更重要，对于已经很有钱的个人、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来说，有没有互联网金融，并不影响他们从传统银行、传统金融机构得到的支持，他们用不着互联网金融。你懂我说的意思吧？互联网金融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普通老百姓阶层和小微企业。
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是“富贵病”
《中国慈善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再次受到质疑，比如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职责，比如华尔街运动。即便是长久以来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声音也非常流行，你怎么看？
陈志武：首先，市场经济、市场的发明和发展，是人类到目前为止做得最伟大、最重要的创新。说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失灵，都是缺乏历史知识和历史认知，才容易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们稍微了解人类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就会知道，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是“富贵病”。我现在在写一本书，叫《文明的逻辑》，就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人类死于暴力、凶杀、战争的频率和人数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在过去几千年，特别是过去的七八百年里，很明显是在下降的。除了我刚才说到的，跟迷信、宗教、文化相关，和技术创新带来的好处相关之外，更重要是通过市场，特别是跨地区的商品市场和跨时间的金融市场使得人类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不断提高。没有市场的发展就没有这些人类文明的进步。
《中国慈善家》：你刚才说的“富贵病”是指什么？
陈志武：锦上添花的要求。在没有市场发展或者市场很弱的社会，那个时候的生存状况是什么样的？这些人一点也不了解。在我的研究里，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中国没有金融市场，那个时候发生自然灾害、战争，那么多人被逼得卖儿卖女，那是什么概念？现在大家可能都忘了。欧洲人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知道市场经济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有多大。他们今天用不着碰到这种危机那种危机、这个灾害那个灾害，不会去想要靠把妻子卖掉，把女儿卖掉，换得一点钱让自己可以活下去。
现在的冲击肯定让人不舒服，但和原来被逼得要把房子卖掉，把妻子卖掉，把家里面的牲口卖掉，才能求得一个活路相比，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两个性质不同的后果。
中国人和印度人很清楚，自由恋爱是最近几十年的事。传统中国社会的人，并不傻，不是没有感情，不是没有对爱情的追求，但为什么他们没办法把婚姻跟爱情联系上？因为婚姻不是爱情关系的结果，不是谈恋爱的结果，而是一个经济安排，是生存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人完全忽视了人类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没看到市场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婚姻、家庭、人际关系作为经济工具的现象慢慢被淘汰掉，取而代之的是股票和基金、保险、信托这些非人格化的金融工具和市场工具。用这些东西来更好地安排自己的一生，跟用卖老婆孩子来救急、规避风险完全是两个性质的安排，是革命性的差别。
《中国慈善家》：《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提出：在21世纪，新技术将赋予人们前所未有的能力，使得富人和穷人之间有可能产生绝大的鸿沟，人类将进入史上最不平等的世纪。比如世界上最具权势的精英和机构正在研究如何克服死亡和衰老， 而塔尖下的人无法负担这项技术。
陈志武：我觉得这个结论不符合历史趋势。道理很简单，技术只会越来越便宜。 有学者研究了从1800年到1950年巴黎不同地区的人均寿命，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几乎整个一百五十年，越富的小区，人均寿命就越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人的寿命影响很大，就是排泄系统的卫生条件。排泄系统如果处理不好，屋子里的细菌就特别多。在十九世纪中期，有一些创新的排粪、排污技术，能减少污染和传染病的危害，但这些技术很贵，一般人用不起。到了二十世纪中期，这些技术越来越便宜，巴黎各个小区的楼房都可以用得上，由此带来的寿命差别就被消除了。
技术的发展只会使得新技术、新产品的价格降低，使广大老百姓都能轻易得到，这种市场竞争只会使得不同财富阶层、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品质越来越越接近，而不是越来越偏离。
影响中国银发市场消费潜力的因素 篇10
关键词：银发市场,人口老龄化
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状况
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2012年共1.27亿人,占总人口的9.39%,中国现在仍受惠于人口红利,但随着老龄化的趋势,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老年人口增加的同时也越来越长寿,由2000年的71.4岁平均寿命延长到2010年的74.8岁,这表示银发市场的潜力正在不断增长,对国家的社会规划构成挑战的同时也创造了商机。
二、银发族的需求
根据需求层次理论和中国社会情况,老年人的需求可分成三种基本类型: 一是满足老年人生存为主的需求如医疗保健服务;二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如金融和旅游服务;三是满足老年人发展和自我实践的需求如教育服务等 (冯玉芹,2006)。而从另一个视角,银发族的需求可以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特点来分析。在生理特点方面,随着体质的改变,他们对药品、护理或特殊生活用品的需求会合理地增加。而在心生理特点方面,老年人有三项重要的价值观:一是自主性:他们希望带领活跃的生活并可以自给自足,无需依赖;二是社会联系:他们希望继续保持与社会、家人和朋友的紧密联系;三是利他主义的实践:他们想有机会回馈或贡献社会。老年人希望晚年的生活寄托着希望和意义,除了基本的衣、食、住、行、保健消费和辅助商品外,他们还需要社交、学习、娱乐、休闲、理财和保险相关服务以提升生活满足感以至体现个人价值。银发族的需求不逊于在职人士,营销界关心的是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意愿。
三、银发族的购买能力
银发族的购买能力受几项主要因素所影响: 一是社会保障的养老金是很多银发族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老人养老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他们会更安心消费,估计未来消费额度也相应地提高。二是在华人社会对供养父母和长辈这传统观念和承诺很普遍,被供养收入是银发族另一项重要收入来源,中国的“空巢”老人现象以及家人对老人的照顾和关爱,包括购买产品或服务给于他们,这类非规律性和隐藏性的消费能力是较难准确预测其消费额度和时态的。三是在不少城市中,退休人士也不乏工作机会,由于他们社会经验丰富,沟通能力强,而且雇主可节省一些社会保险开支,所以受一定程度的欢迎。他们很多没有负债(如房贷已清还),因此他们的工作收入构成的消费动机和能力也相对地提高。四是储蓄率和通账率也是影响银发族消费的重要因素,储蓄率跟社会状况和文化有一定相关性,老年人相对保守和忧患意识较强,他们对储蓄的使用比较谨慎,实用性的消费比奢侈性的消费更为普遍,因此近年有不少针对银发族的投资产品在市场上出现。假若银发族没有投资收入而通账率高于其基本收入或储蓄利息增长,他们的储蓄会被通账所损害从而对消费能力造成负面影响。
四、银发族的购买意愿
银发族的购买意愿根本性受社会消费文化加上个人消费习惯所影响,而企业的营销战略和沟通则是他们消费的催化剂。首先,消费文化是价值观的体现,老年人的消费观念主要重于生活节俭,以多实用少奢侈为主,观念较固定,忠诚度高,偏向风险回避,对新事物有充分了解才会接受,受潮流影响较少,而对价格敏感度亦较高。普遍由于战后不久出生的银发族成长时期物质比较缺乏,养成深思熟虑的购买习惯,所以消费文化比年轻人较保守和忠诚。另一个社会观念是把自己拥有的财产尽可能留给下一代,表现对下一代以至跨代(如孙儿)的关爱,因而对自己的消费意欲自我约束,尽量购买“需要的”而不是“想要的”,最后能付诸行动的购买意愿会因而减少。而购买能力和购买意愿之间不可以假定为正相关,高购买能力的银发族可以表现出低购买意愿和行为。相反,低购买能力的可以表现出高购买意愿,耗尽其购买能力,在银发市场这领域中,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银发族的购买行为
银发族的购买意愿是如何转化成购买行为的?老年人的消费行为有几个普遍习惯如购物较频繁、交易花费较少、偏向用现金付款、较少在夜间购物、购物地点较为集中,决策模式多属于理智型。而市场环境也构成一定影响,当市场存在着竞争,老年人为了争取更大的消费者剩余,他们较愿意增加搜索成本,推迟购买决策。另外,供应者的多寡也是关键,例如针对已退休银发族的逆向房贷被视为无利可图,提供服务的银行不多,缺乏选择的情况下他们的购买行为将偏向两极化。在今天网络时代,银发族的消费行为也不断改变,尤其是他们获得信息成本越来越低,网络上的互动减少他们的社会隔离,也提高了在消费过程中他们参与创造价值的可能性,包括为了减低社交风险,增加社会认同感的产品如带社交功能的智能电话和网购活动等。
综合上述,仅以消费金额的增长来评估银发市场的消费潜力[p]和需求[d]并不足够,还应从消费者视角进一步探讨其购买能力[a]、购买意愿和购买行为模式[b]。以简单公式表述银发市场的消费潜力:银发消费者数量[d x a x b]
六、结束语
根据中国政府的预测,中国到了2050年60岁的人口达到4.37亿,占总人口30%,跟2012年的1.94亿占14.3%相比,增长幅度巨大。随着银发产业结构发展逐渐成熟,企业增加对银发市场的投入,考虑银发族不同的年龄段、地域差异、购买能力、购买模式上的差异,掌握他们的需求,提供合适的产品或服务,对整个产业链将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