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差异(精选9篇)
农民收入差异 篇1
1 东、中、西部收入差距比较
按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参考地理位置我国的31个省 (市) 可以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河南;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宁夏、广西、青海和新疆。我国农民收入呈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梯度降低趋势。这一特征的形成除了自然地理的影响外, 最主要是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的。
1985年以来, 我国各个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都有显著的提高。但由于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不同, 导致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东部地区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 农村居民收入也随之大幅上升, 进一步拉大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
如表1.1所示, 就绝对收入差距而言, 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中西部地区的绝对差距是非常大的。就相对收入差距而言, 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从1985年的1.64:1.18:1一直上升到2006年的2.26:1.14:1。由于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比西部地区高一些, 所以, 在考察年份中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形成了“递减式梯级”格局, 如图1.1所示。
通过分解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 我们可以得到东部、中部和西部3大地区内部省与省之间的泰尔指数, 以及三大地区之间的泰尔指数然后, 就可以计算出3大地区内部各自的农民收入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农民收入差距对总的农民收入差距的贡献。
我们发现农民收入地区间增长出现了以下非常有意思的变化规律:一是地区间农民收入不平等是影响总体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成份。1978年到2004年, 地区间的泰尔指数从0.0034增长到0.0461, 扩大了13倍。1978年至2003年地区间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率也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 从1978年的15.98%增长到2005年的73.81%。二是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 区域内部泰尔指数对总泰尔指数的贡献率均明显下降。对总泰尔指数贡献率下降幅度由高到低的顺序是:东部>中部>西部。
通过东中西部农民纯收入的比较以及农民收入的泰尔指数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农民收入的不平等, 其主要原因在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不平等, 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的差距仍在进一步扩大。西部地区还未曾找到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2 农村贫困问题的考察
2.1 中国农村贫困现状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显示: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和山区。根据标准测算, 2005年末, 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2365万人, 比上年减少245万人, 减少9.4%;贫困发生率为2.5%, 同比下降0.3个百分点。从地区分布看, 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在全国农村2365万贫困人口中, 东、中、西部地区各占324万、839万和1203万, 分别占农村贫困人口总量的13.7%、35.5%和50.8%。中西部地区的生存贫困发生率分别是东部地区的3.1倍和6.5倍。而在1993年, 东部、中部、西部的生存贫困人口占全部农村生存贫困人口的比例分别是19.5%、31.1%和49.4%, 1998年分别是14.8%、37%和48.2%。
2.2 西部农村贫困问题的成因分析
2.2.1 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造成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集中的重要原因。
从经济结构上看, 东部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和就业结构均明显优于西部, 东部非公有经济的比重、发展速度和经济市场化程度都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从劳动力就业结构来看, 东部大批农业劳动力已基本上实现了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而西部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还处在较低水平, 向二、三产业转移的程度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可以看出, 东部地区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总量上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明显优于西部地区。目前, 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属于外延扩张型经济, 而东部地区已经完成了由外延扩张型向内涵增长型的转变。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和增长速度均慢于东中部, 发展后劲不足, 是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的累积效应因素。
2.2.2 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日益脆弱的生态环境是导致贫困的客观原因。
我国东部地区土壤肥沃, 气候宜人, 对外交往便利。而西部地区气候条件差, 寒、暖、干、湿季节变化大。恶劣的自然环境致使交通通讯不发达, 阻断了他们和外界的联系, 造成了封闭和闭塞;西部大部分地区严重缺水;气候多变﹑自然灾害频繁导致水土流失严重;过度开荒, 乱砍滥伐使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西部的森林覆盖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致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我国沙漠化面积已达270万km2, 即28%的国土已成为沙漠化土地;西部地区黄土高原面积约为64万km2, 水土流失面积占70%。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使得一些地方的农牧民无地可耕、无牧可放, 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难以保障, 在农区“三农问题”依然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农业资源贫瘠, 农业生产条件差, 还有许多农民无法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 经济发展先天不足。人口、资源、环境的尖锐矛盾, 使西部陷入资源破坏、环境退化、贫困加深的恶性循环中。
2.2.3 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
虽然我国长期重视扶贫投入, 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 致使贫困地区单位铁路里程、公路里程都还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此外, 水利灌溉程度低、电力供给不足、住房条件差等问题长期得不到很好地解决, 农民无法改变传统陈旧的生活方式。据统计, 我国西部一些贫困山村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通公路、不通电、不通电话、没有广播电视覆盖、甚至没有水、住房困难等远离文明的现象。加上由于交通通讯的不畅, 导致地区间货物流通受阻, 交易费用居高不下。限制了贫困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 西部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差, 地方病严重, 社会保障体系薄弱, 部分地区人口仍处于贫病交加的状况, 致使贫困程度加深, 返贫率高。
2.2.4 基础教育落后人力资本存量不足限制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教育的落后和人才的短缺是制约西部地区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着该地区支持教育发展的经济能力, 直接影响着该地区教育发展的规模与速度。而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又取决于区域拥有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由于西部贫困人口长期生活在相对闭塞偏僻的地方, 生活方式落后, 思想观念陈旧保守, 加之贫困地区办学条件差﹑师资缺乏, 致使适龄儿童辍学、流失严重。目前贫困地区人口素质差、教育水平低已经成为农民收入提高主要障碍。西部贫困地区劳动力人口素质不仅体现在受教育程度低, 而且还表现为思想观念落后、保守和市场意识淡薄, 这些虽然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 但它从深层次影响着经济发展, 这一切都制约了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3 西部地区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3.1 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3.1.1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 投资硬环境较差, 这是制约西部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目前西部铁路和公路网密度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0%~50%, 仅相当于沿海地区的20%左右。西部地区旱地面积占该区耕地总面积的81%。干旱缺水和水资源利用不科学, 是制约西部地区农业发展和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
3.1.2 加大农村教育经费投入。
据有关资料, 四川全省现有800万文盲、半文盲, 而农村人口占90%。另据四川省农调队对四川合江县496名村支书的调查资料显示,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171人, 占34.5%, 高中文化程度295人, 占59.5%, 大专文化程度30人, 仅占6%。
从长远看, 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改善贫困地区人力资源质量将是贫困地区脱贫, 增加农民收入的核心。首先, 增加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投资, 把实现普及基础教育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 缩小知识发展差距。其次, 尽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以职业教育为重点, 发展职业中学, 培养学生的农业、工业、服务等产业技能。同时, 还应抓好继续教育。
3.2 加快农民的非农化转移
非农化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农民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 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另一种是农民向城市非农产业流动即所谓“离土又离乡”。
对于西部地区的农民而言, 选择“离土又离乡”的非农化方式, 也许是最经济实惠的。因为这种方式的成本最低, 不仅直接成本很低, 而且机会成本也很低, 甚至接近于零。事实也证明, 农民向城市非农产业流动, 即外出打工, 已经成为西部农民非农化的重要形式, 也是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四川省农调队的调查显示2001年外出打工户占总户数的比重为52%, 外出打工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2.3%, 外出打工人数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36.5%, 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从1999年的31.8%上升到2001年的48.6%, 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与农民收入密切相关, 两者的弹性系数为1∶0.82。
3.3 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发挥农业比较优势, 形成产业链
西部地区很多地方属于老、少、边、穷地区, 经济都欠发达。在改革开放中, 这些地方虽有一定发展, 但速度非常缓慢, 存在许多带共性的问题:一是农业结构难以优化。这些地方大多以粮食生产为主, 农业往往又是靠天吃饭, 农业的丰收与否对农民收入影响很大。二是农村工业基础薄弱, 工业化水平很低。这些地方市场化程度不高, 农产品加工业尚属初级阶段, 没有形成高附加值、高税利的农产品生产、加工系列, 也没有形成像样的工业, 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少。三是农村第三产业不发达, 难以拓展新的就业空间。所有这些, 也都制约着农民增收。充分发挥西部地区地方特色农产品生产, 开展生物多样性经营, 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将会为西部农业发展带来巨大潜力。
摘要:本文通过对1985~2007年我国东、中、西部农民收入差距的考察, 发现东、中、西部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形成了“递减式梯级”格局, 西部地区与中、东部的差距仍在扩大。因此解决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缓慢的问题也成了重构我国农民收入差距格局的关键。文章在分析西部农村致贫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民收入差距,区域,增收
参考文献
[1]蔡昉、都阳,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启示, 经济研究[J], 2000.10。
[2]沙志芳、孙景亮, 农村区域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03.12。
[3]柯炳生, 关于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若干思考, 农业经济问题[J], 2005.1。
农民收入差异 篇2
论文摘要:随着新会计准则与新企业所得税法相继颁布,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出现了新情况和新内容。在会计实务中,必须对这些差异进行充分认识,以确保企业会计核算和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的顺利进行。
会计上的收入体现企业的经营成果, 税收上的收入则是税收的税基或税源。收入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收入的含义和收入的确认两个方面。随着新会计准则与新企业所得税法相继颁布,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出现了新情况和新内容。在会计实务中,必须对这些差异进行充分认识,以确保企业会计核算和企业所得税纳税调整的顺利进行。
一、收入确认范围上的差异
在收入确认范围上,会计收入小于所得税法收入,具体体现在: 会计收入。其范围只涉及企业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流入。《企业会计准则》中指出: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根据这一定义,会计收入包括:销售商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和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会计收入的范围只涉及企业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流入, 而将在非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作为利得加以确认,比如企业接受的捐赠收入、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等。因此,会计准则中“ 收入”为“ 狭义”上的收入。但在计算会计利润时,应从广义的角度考虑收入,则要将“ 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纳入计算的范围。正如基本会计准则第37条规定,会计利润包括收入(狭义)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或损失等。
所得税收入。其范围涉及所有经营活动的经济利益的流入。在《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虽然未对所得税收入做出明确的定义,但规定了应纳税所得额的基本原则、收入的形式、内容等。所得税法第6条采用列举法明确了所得税收入的内容。其中,销售货物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转让财产收入、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属于企业日常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利益流入,与会计准则中的收入一致。接受捐赠收入和其他收入则属于非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相当于会计准则中的“利得”。但“已作坏账损失处理后又收回的应收款项”的其他收入,不形成会计准则中的利得。另外,在《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25条中指出,所得税收还包括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收入。由此可见,所得税法中收入的范围大于会计收入,除了包括会计收入之外,另外还包括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收入和利得。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收入和其他收入中的“ 已作坏账损失处理后又收回的应收款项”, 则形成会计收入与所得税法收入之间的永久性差异项目。[1][2]下一页 [!--empirenews.page--]
二、收入确认条件上的差异 会计收入更注重实质重于形式和谨慎性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以及收入的实质性的实现。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四条规定, 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1)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2)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 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4)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从上述确认条件可以看出,企业会计准则主要从实质重于形式和谨慎性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出发, 注重收入的实质性的实现。
所得税法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更注重收入的社会价值的实现。以销售货物收入确认条件为例,所得税收入应为:企业获得已实现经济利益或潜在的经济利益的控制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合理地计量。各种劳务收入确认的确认条件应为:收入的金额能够合理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交易中发生的成本能够合理地计量。企业的其他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收入:一是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而是收入的金额能够合理地计量。因此,对所得税收入的确认主要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注重收入的社会价值的实现。只要有利益流入企业或者企业能控制这种利益的流入,所得税法就应该确认为收入。
三、在收入确认时间上的差异
新疆农民收入结构及区域差异分析 篇3
1 新疆农民收入的现状及特点
1.1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但低于全国水平
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多年来一直在增长(图1),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83.47元,2000年达1618.08元,累计增加934.61元,年均递增9.34%。跨入新世纪,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进一步重视农民增收问题,出台促进农民增收的措施,2006年农民人均收入已达2737元。但2006年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与2005年比较增长了7.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新疆统计年鉴,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上世纪90年代初,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全国平均水平相差不大,分别为686元和683元,在全国各省区的排名为第12位。90年代末扩大到700多元,到2006年差距已经超过800元。2005年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排名退居倒数第7位。
1.2 农民人均纯收入地区分布不均衡
2006年,天山北坡经济带上的玛纳斯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218元以上,喀什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072元,而和田和克州地区则只有1499元1453元。落后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远远低于全国及全疆平均水平,南疆三地州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超过1700元,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51.94%。
2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理论构成和模型
2.1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理论构成
一般认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大致是扣除了生产费用、国家税收以及集体提留和统筹后的农民一年中各项劳动所得。按照收入的来源划分,农民收入主要构成为:(1)工资性收入(WAG),指受雇于单位或个人,出卖自己的劳动而获得的报酬收入。(2)家庭经营性收入(FAM),它是农村住户从事各项生产的收入,包括种植业收入、林业收入、牧业收入、渔业收入、运输业收入、生产性劳务收入、商业收入、饮食业收入、服务业收入和其他家庭经营收入。(3)财产性收入(PRO),包括利息收入、股息收入、租金收入、出让特许权收入、集体财产收入、其他财产收入。(4)转移性收入(TRA),包括在外人口寄回和带回、农村以外亲友赠送的收入、保险赔款、救济金、救灾款、退休金、抚恤金、五保户的供给、奖励收入、土地征用补偿收入和其他转移性收入[2]。
2.2 农民人均纯收入模型
按照以上分类,农民人均纯收入存在以下关系[2]:
INC(纯收入)=WAG+FAM+PRO+TRA
为了分析农民收入的构成及影响因素的发展变化情况,构建了各项收入的增长率、在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和各项收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等评价指标。
(1)各项收入的增长率:
(2)各项收入在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3)各项收入对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
3 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构成的实证分析
根据农民人均纯收入模型,计算出新疆农民各项收入的增长率、比重以及贡献率。
2001—2005年新疆农民家庭经营人均纯收入由1542.05元增至2140.76元(图2),占全年人均纯收入的86.2%以上,说明农业生产仍然是新疆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尽管在存量上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很大,在2001—2005年中,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从2001年的90%减至2005年的86%,下降了4个百分点,说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相对重要性有逐渐弱化的趋势。在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全年人均纯收入份额很少,2001年工资性收入为131.87元,2005年为195.51元,5年增加了63.64元,增长了1.48倍。2005年工资性收入占全年人均纯收入的7.87%,工资性收入份额增长缓慢。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目前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更小,2001—2005年,它在农民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最高为5.8%,最低为2.1%。对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作用不大。
从农民各项收入的增长率来情况看(表1),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总体变化趋势不大。2001—2005年,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态势。靠家庭经营收入来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越来越小。相反,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速度较快,但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不能成为农民增收的新动力。目前,新疆农民人均收入,大体是:工资性收入占7.8%,家庭经营性收入占86%,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占5.2%。
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总的趋势在增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贡献在逐渐减少,财产性收入的贡献降为负值(表2)。尽管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贡献在逐渐降低,但远远超过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说明家庭经营性收入为农民收入的增长提供显著的贡献,农民收入的增长几乎完全依赖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长。
从分析得出: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的第一产业,农民收入增长结构具有超稳定性,表现在产业结构中以农业为主的单一结构。虽然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对农民总收入增长的贡献总趋势在增加,但财产性收入的贡献降为负值,充分表明了农民收入结构的低层次特征。就整体而言,经济关系长时间处于封闭状态,市场经济系统不能循环;经济发展缓慢与农业结构超稳定性紧密联系,再加上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方式不变,在微观上表现出农民人均收入低且收入增长缓慢,宏观上表现为整个地区农村经济落后且发展缓慢。
新疆贫困地区表现的农民收入增长结构超稳定和低层次性更为明显,南疆和田、喀什和克州三地州的农业人口几乎占到全疆农业人口的37%,长期以来,这里属于全疆最贫困的地区,农村低收入人群比较集中,农民人均纯收入远远低于自治区平均水平。2006年,新疆农民人均收入683元以下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74.67万人,占农村人口的5.9%,其中南疆三地州为49.72万人,占三地州农业人口的11.7%。三地州的农业生产水平低、收益少、积累慢,对自然资源依附性高、利用率低,还处在以满足生计为主要消费对象的简单再生产的经济循环阶段,传统农业仍占据相当地位。
国家、自治区对三地州农民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三项扶贫资金重点向南疆地区倾斜,南疆三地州和阿克苏地区投入额度占全区扶贫资金总额的74%。在转移性收入已有较快增长的情况下,农民家庭经营人均纯收入仍占全年人均纯收入的88.6%以上,说明三地州农民以农业为主要的经营活动,农业生产是三地州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是造成了大量贫困人口的主要原因。
新疆农民工资性收入与全国比较有较大的差距。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家庭营业性收入1844.53元,来自工资性收入1174.53元;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家庭营业性收入2140.76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来自工资性收入195.51元,却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7,新疆农民工资性收入排在全国倒数第一。从以上数字中可以看到,工资性收入成为新疆农民增收中的“短腿”。新疆农民收入增长要靠农村劳动力转移,即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它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客观现象,又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新疆农民增收问题的实质就是工资性收入增长,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4 新疆农民增收的途径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新疆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仍是当前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依赖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长。但是由于农产品价格近期的下降态势和农资价格持续上涨,很大程度上冲低了国家对粮农补贴带来的实惠;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特别是落后地区人口增加较快,以增加耕地面积扩大生产规模方式大幅提高农民收入的资源性、生态和环境性限制很大;受农户农业经营规模小,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不适应发展要求,农业竞争力较弱等因素影响,使农民从事农业的收入增加潜力不大[3]。因此,靠家庭经营性收入来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越来越小,而工资性收入增长缓慢表明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及家庭没有显著的收入效应,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结构不合理问题,关键是把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劳动边际生产率相对更高的非农业部门中就业,这种转移可以产生多方面的积极效果。
4.1 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出总量
新疆人均耕地虽有0.21hm2,是全国的2.05倍,但分布极不平衡,其中克州0.068hm2、和田0.097hm2、喀什0.118hm2,低于全疆平均数。因受水资源、生态和投入的制约,扩展的空间十分有限。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转移后,其劳动边际生产率得到提高,从而能提高社会总产出水平。根据社会总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达到均衡配置时,社会总产出达到最大的经济学原理,全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中就业,将大大提高其劳动边际生产率水平,从而大大增加区内生产总值水平。
4.2 缓解人地关系,保护生态平衡
新疆人口增长过快已经给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加剧了水资源的耗用和土地沙化的过程。在过去的“十五”期间,新疆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16.6‰,南疆喀什、和田、克州、阿克苏四地州,每年新出生人口占全疆的54%左右,加之生产力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低,使得该地区既承受着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又面临着紧迫的发展经济的任务。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把大量的人口从农业中释放出来,大大缓解人地关系,减少过渡垦荒、放牧等经济行为,使生态得以恢复。
4.3 改善收入结构,提高农民收入
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农民人均收入结构中的工资性收入将大大提高。同时,农民人均可利用农业资源条件得到改善,实现规模发展,使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劳动平均产出水平上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
4.4 提高非农业利润,加快工业化进程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中就业,可以导致就业竞争加剧,使原有非农业工人创造的产出中,工资支出下降,利润份额相应上升。同时,新转移到非农业中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会创造出新增利润,非农业利润的增加,将大大增强农民工的经济实力,并推进新疆的工业化进程。
4.5 促进小城市的发展,加强城乡体系间的联系
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中,来自第二、三产业收入的比重,全国已占到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的22.4%,而新疆只占8.9%。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可以带动商贸、餐饮、交通运输、服务等二、三产业发展,同时促进小城市功能的增强和城乡间的密切联系。
5 农民收入增长的对策措施
要实现2010年全疆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000元以上的目标,农民收入增长重点要由以满足生计需求的再生产循环的阶段,逐步过渡到以信息产品和服务为主要消费对象带动经济增长的再生产循环中。必须突出解决南疆三地州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才有可能实现全区农民人均收入的突破性增长,南疆三地州是新疆农民增收的重中之重。
5.1 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加强劳动力外出转移,注意当地农业产业的结构调整,使部分劳动力就地转移。开发农村第三产业,开发当地旅游产业,以此来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实现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增加农民的收入。
5.2 提高农民素质和就业能力
进一步完善农民致富技能培训、转移就业技能培训和素质培训。在少数民族集中分布区开展汉语培训,强化南疆三地州农民日常用语和就业岗位常用语的汉语言培训,提高农民素质和从事非农业生产的能力,帮助农民转移就业。
5.3 加快小城镇建设,带动农村商贸、餐饮、交通运输、农家旅游等二、三产业的发展
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重点建设县城和一批基础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卫星镇。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依托现有城镇,挖掘潜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益,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5.4 增加国家投入,集中布局和扶持具有相对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积极促进农业内部生产结构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大力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业龙头企业。推行“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等有效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延长产业链,优化和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源,加快农业产业化的同时,促进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化。
摘要:近年,新疆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但与全国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民收入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51.94%。从贫困地区农民收入构成看,来源于第一产业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到86%,而工资、财产、转移性收入的份额很低。贫困地区的经济仍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农民在子女就学、现代医疗等非正常透支的压力下,生活水平出现了绝对下降。提高农民素质和就业能力、加快小城镇建设、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逐步扩大工资、财产、转移性收入的比例,是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农民脱贫、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关键词:新疆,农民收入的构成,贫困,劳动力的转移
参考文献
[1]新疆:劳务输出为农民增收最大的潜力所在[EB/OL].新疆新闻在线网.http://www.xjbs.com.cn,2007-01-18.
[2]官永彬张应良.农民收入的经济数理模型与实证分析[J].统计观察,2006,223(10):74-75.
[3]李清秀.农民的工资性收入问题探析[J].商场现代化,2006,486(11):372-373
[4]蔡荣生,等.中国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5,20(1):50-54.
[5]张作民.对淮安市农民收入的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6(11):59-60.
[6]新疆统计局.新疆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06.
[7]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06.
[8]新疆统计局.新疆调查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06.
增加农民收入 文档 篇4
内容摘要:全面奔小康,重点在农村,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一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不断增强农业竞争力;二是创造条件,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三是把提高农民的素质作为农业增收的支撑点;四是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保障。
关键词:农民收入,增加,途径
全面奔小康,重点在农村,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升,阻碍了农民收入的高速增长步伐。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影响了农民纯收入增长幅度。二是就业不足。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深层原因,就是农业中的劳动力总量居高不下,农民的就业极不充分。这是农民主要靠农业难以保持收入增长的关键所在。三是农业组织化程度低。小农户面对大市场仍是目前农村经济的基本格局。这种一家一户分散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信息化、标准化、优质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四是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比较低。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尤其是掌握和运用现代科技的能力差,不能很好地适应当代农业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民向二、三产业的转移。此外,因乱摊派
增加农民负担,也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不可忽视的因素。针对以上问题,当前要尽快增加农民收入必须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
农业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质量不高,名优产品比例低;二是一般性品种多,专用品种少;初级产品多,加工产品少,精深加工产品更少。三是虽然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分工有了很大进展,但区域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区域性结构不同程度存在“大而全、小而全”问题。由于结构调整滞后,农产品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脱节,从而导致部分农产品“卖难”和价格下跌,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为此,大力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竞争力,是解决现阶段农民增收的关键问题。
二、创造条件,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转移农村劳动力要广开门路,多渠道并举。
1、拓展农村就业领域
一是要放手发展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二是要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农民增收拓展新的门路。
2、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引导和管理
农民外出务工就业已成为目前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来源。政府一要引导、规范劳务输出,二要促进土地流转,土地出租后,农民可以放心进城务工,不适应还可以回到农村务农,既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稳定。三要抓好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四要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减少盲目性,降低务工成本。
3、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
以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为重点,在小城镇形成符合当地特点的支柱产业。要把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之尽快完善功能,集聚人口,发挥农村地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
三、把提高农民的素质作为农业增收的支撑点
1、积极引导农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政府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帮助他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换脑筋、拓宽视野,克服小农意识和小富即安的思想,鼓励他们面向市场,发挥所长,艰苦创业,勇闯新路,把他们培养成有较高素质的新型农民。
2、积极开展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逐步建立起一支以政府为主导,农业科技工作者、农民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宏大的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发挥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示范带动作用。带动科技流、信息流、资金流向农村扩散。
3、加强农民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
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首先要抓好文化基础教育,加大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努力提高农民子女的入学率。其次,加强专业技能培养。第三,强化农民进行包括现代农业知识、法律知识、市场营销知识在内的各种知识的学习。同时要在农村举办各种各样农民短训班,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大新技术的培训力度,来提高他们增收的能力。
四、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保障
坚定不移的减轻农民负担,确保农民的增收不会因其他隐性负担的增加,从而为农民的增收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实现农民增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健全民
农民收入差异 篇5
关键词:农民收入,收入分配,聚类分析法,结构分析
一、引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只有农业得到了发展才能保障其他产业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是发展农业的一个重要环节, 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但是随着我们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 不同地区尤其是东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差距也逐步扩大。
因此, 分析各地区之间农民收入的差异产生的原因, 有助于我们缩小地区之间的不平衡, 从而拉动农村居民稳步快速地进入小康生活, 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牢固的基础。
要寻找差异的原因所在, 不能仅局限于从人均纯收入的总量上来分析, 还要剖析收入结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部分。如何充分利用这四部分收入的结构关系对我国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状况进行分类, 是本文的主要任务。
二、实证分析
(一) 基本特征分析
本文使用的是2006年全国31个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 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部分组成 (数据来源于《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 。
首先, 我们将2006年我国各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分配状况展示如图1。
据图1进行如下分类:北京、上海和浙江三省农民人均纯收入都超过6000元, 分为第一类;天津、江苏、福建和广东农民收入总水平略低, 在5000元左右, 分为第二类;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收入水平明显偏低, 在2000元左右, 分为第四类, 其余可分为第三类;称此分类结果为聚类一。
其次, 将2006年我国各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结构状况展示如图2。
从图2可以看出, 上海市的农民收入结构中, 工资性收入比重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占74.68%,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比重也属于各地区中较大的, 只是家庭经营纯收入比重最小只有9.4%, 比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还低一个百分点, 比北京低将近15个百分点。如果结合绝对数值进行观察, 就会发现, 上海市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总量、转移性收入都高于其他地区, 财产性收入仅次于北京市, 但也平均高于其它地区两倍左右。可以说, 上海市的农民收入状况, 无论从总量上, 还是从结构上来看, 都应自成一类。
再次, 考虑到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是我国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则观察到北京、江苏、浙江、广东四个地区, 工资性收入明显高于家庭经营纯收入, 可分为第二类;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海南、云南、新疆六个地区则是以家庭经营纯收入为主的, 分为第四类, 其他为第三类;称此聚类结果为聚类二。
以上是根据对数据的直接观察分析得到的结果, 然而同一类的城市之间的真实距离是不是足够小呢?非同类城市之间的真实距离是不是足够大呢?这就要靠聚类分析法对其进行更准确的判断。
(二) 聚类分析
在进行聚类分析的过程中, 会面临各种距离计算方法的选择, 和最终类别数目的确定。这两者是影响分类结果的关键因素。按照不同的变量对样本进行聚类时, 不同的方法也会有相差悬殊的结果, 所以要经过多次的实验与比较, 结合经济意义的分析, 选择最符合经济事实的分类方式。
首先, 只按照人均纯收入一个指标进行聚类分析, 即从总量上来反映各地区之间农民收入状况的差异。这通常是许多研究者使用的方法。在SPSS13.0的分析过程中发现最佳分类方式是使用ward分类法, 将31个地区分为4类。结果是:第一类:上海、浙江、北京;第二类:广东、福建、江苏、天津;第三类:山东、辽宁、河北、山西、河南、重庆、四川、内蒙古、海南、江西、湖南、湖北、吉林、黑龙江;第四类:青海、甘肃、西藏、陕西、云南、贵州、宁夏、新疆、广西、安徽;称此聚类结果为聚类三。可见, 仅按照人均纯收入一个指标的ward聚类结果, 与聚类一十分相似。说明这两种分类方法都只利用了数据呈现出来的最显著的特征, 还有些特征是仅凭直观挖掘不出的。所以在聚类分析中只使用一个指标不能发挥聚类分析法的优势, 不利于剖析研究现象的本质规律。
其次, 从分析各地区农民收入的结构性差异的角度, 使用人均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五个指标, 共同进行聚类分析。比较试验结果, 仍然选择了ward分类方法, 将31个地区分为6类, 结果是:第一类:上海;第二类:北京;第三类:广东、福建、江苏、天津、浙江;第四类:山东、辽宁、河北、内蒙古、海南、吉林、黑龙江、新疆;第五类:山西、河南、重庆、四川、江西、湖南、湖北、广西、安徽;第六类:青海、甘肃、西藏、陕西、云南、贵州、宁夏。称此聚类结果为聚类四。
(三) 聚类结果对比分析
通过以上四种方法的分类, 我们得到既相互联系, 又相互区别的四组分类结果, 其中, 最后一种聚类结果最为理想,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上海单独作为第一类。上海市的农
民收入状况正如上文分析所示, 人均纯收入总量总高, 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水平和比重均较大, 但家庭经营纯收入水平和比重最小。
2、第三类中, 广东、福建、江苏、天津、
浙江五个地区, 人均纯收入总量处于中上等水平, 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相对其他地区也比较高, 且前者所占比重多于后者。这些地区都是属于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的沿海经济区, 而且工业农业经济都比较发达, 自然经济环境及交通运输状况良好, 但是这些地区的人均纯收入总量, 财产收入比重和转移收入比重, 远低于作为政治中心和经济枢纽的首都北京。这也是将北京划为高于这五个地区的第二类的原因之一。
3、前三类与后三类的本质区别在于
家庭经营纯收入与工资性收入的比例不同。前三类工资性收入比重超过了家庭经营纯收入, 而后三类恰好相反。这也反映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快速崛起, 农民外出务工者居多, 它们从集体中获得的工资, 从企业经营中获得的收入多于他们的农业收入。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城市化水平不高, 劳动力流动性差, 其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重较大。
4、第四类和第五类地区的人均纯收
入总量均处于中等水平, 但前者财产性收入比重和转移性收入比重远远大于后者。表明相对两类地区而言, 第五类地区更需要完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
5、将新疆归入中等收入区, 而非西部
低收入区。这一判别结果与一般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分类的结果差异明显。这是因为新疆的家庭经营纯收入为2140.76元, 远远高于其他西部地区, 与第四类的其他七个中等经济水平地区的平均值2248.34元最接近, 而且这七个地区的农民收入都是以家庭经营纯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但是, 新疆的人均纯收入总水平为2482.15元, 远低于该类中的其它七个地区, 应属于低收入区。另外, 第六类中的七个西部低收入区也均以家庭经营纯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又考虑到地域特点, 所以需要对新疆进行调整, 将其归入第六类。
6、广西和安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总量
都比较低, 在2500左右,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0%, 比同类其余七个地区的平均水平低20%。但是由于这两个地区的转移性收入少, 说明它们虽然经济欠发达, 但并没有比其他地区更依赖政府补贴与财政支持。另一方面, 这两个地区的财产性收入比重都很低, 这是山西、河南、重庆、四川、江西、湖南、湖北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所以将这两个地区划入第五类是合理的。
7、第六类中的七个地区, 以及上文已
作调整的新疆, 均属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 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最低的八个地区。工资性收入水平很低, 以家庭经营纯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其转移性收入的平均比重为5.8%, 比全国各地区转移性收入的平均比重高1个百分比。可见这些地区是政府重点扶持的对象。
三、总结
本文通过统计图表法, 聚类分析法, 分别从农民收入总量和结构两个角度进行交叉分析, 得到四组聚类结果。经过对此结果深入细致的剖析, 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分析我国农民收入分配的地区差异性, 可以将全国31个地区分为六类, 分别是:收入水平高, 家庭经营纯收入少的地区;收入水平高, 结构合理化的地区;财政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少的高收入区;以家庭经营纯收入为主的中等收入区;以家庭经营纯收入为主的低收入区;政府扶持性低收入区。
我国农民收入分配依据人均纯收入总量和结构状况分为六个层次。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提出的“四大板块八大经济区”方案有所区别。这表明, 分析农民收入分配的地区差距, 要与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相对比, 才能发现收入分配自身的区域性特点, 从而能针对每个地区制定积极的发展规划。
对我国农民收入分配的地区状况进行分类, 不是仅凭人均纯收入的简单分类。要考虑地区间的结构差异。总量水平相当的地区, 可能在结构上存在很大的差距, 比如北京和上海。属于非同类的地区之间的差距, 也不仅是因为总量不同, 也可能是由于结构的不同, 比如北京和广东、福建、江苏、天津。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虽然在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较小, 但分析其地区间的差异, 是对我国农民收入分配的地区状况进行分类的重要因素。而且增加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调节其在各地区间的分配比例是我们制定发展规划的重点所在。
参考文献
[1]、蔡昉.农村发展与增加农民收入[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6.
[2]、孔泾源.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理论与政策[M].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5.
[3]、张建杰.农民收入结构变动:成因及合理性[M].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5.
[4]、王放.河南省农民收入差异趋势分析[J].河南农业科学, 2007[6].
农民收入差异 篇6
由性别歧视所导致的工资差异问题一直是劳动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存在使得性别工资差异较小。在改革开放之后,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行与进一步完善, 由性别歧视所导致的工资差异越来越大, 对此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 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性别工资差异的成因, 如人力资本角度 (Gustafsson&Li, 2000;邓峰等, 2012) 、市场歧视角度 (李实、杨秀娜, 2010) 、市场分割与补偿角度 (王美艳, 2005;彭竞, 2011) 等。而农民工群体作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基层, 也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 性别工资差异更为明显。
目前关于性别工资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工人之间, 而关于农民工内部性别工资差异的研究相对较少, 已有研究表明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较大 (杨鹏、张广胜, 2012) , 并且发现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并不明显 (郇红艳、孙道, 2008) , 而性别歧视才是造成农民工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 (李实、杨秀娜, 2010) , 尤其是女性农民工受到更为严重的性别歧视。
当前对工资差异的研究主要采用了均值分解方法与分布分解方法, 如姚先国、赖普清 (2004) , 王美艳 (2005) , 陈文府 (2011) 等。本文利用2014年上海外来农民工就业与收入的调查数据, 采用Brown分解方法, 分析了行业隔离情况下, 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异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4年上海外来农民工就业与收入的调查。共调查1250人, 在剔除遗漏个人基本信息的样本后, 得到农民工有效样本1175个, 其中男性农民工752个, 女性农民工423个。表1给出了有关农民工收入的相关变量名与统计结果。
表1描述了个人特征基本情况, 可以看出女性月平均工资明显低于男性, 仅为男性的77.95%。考虑到女性需承担更多的家庭任务和照顾子女的任务, 因此本文选取小时工资对数作为工资方程的被解释变量, 以便更准确的测度二者的工资差异。二者的周工作时间与受教育年限相差不大, 男性的平均周工作时间比女性多1.51小时, 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男性高0.22年。男性的平均年龄比女性高3.63年, 男性的平均总工作年数比女性高3.45年。
与女性相比, 男性接受培训的比例比女性高2%, 而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比女性低5%。男性健康状况好的比例比女性高8%, 健康状况一般的比例比女性低6%, 健康状况差的比例比女性低2%。此外, 男性参与工会的比例比女性高3%, 男性已婚的比例比女性高6%。
表2为农民工行业分布的工资情况, 问卷中涉及的八个行业分别为: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零售业、科教文卫、农业、其他行业。从表2可以看到除农业外, 其它行业的月平均工资均超过3000元, 这是由于该调查数据是上海市外来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数据, 而上海市作为我国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 拥有比其他城市更高的平均工资。本文按平均小时工资高低顺序排列, 将其划分为高中低三个行业:行业一包括科教文卫、制造业和其他行业, 行业二包括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 行业三包括住宿餐饮业和农业。
表3为划分行业后农民工分布与小时工资。从表3看, 在各个行业女性平均工资均低于男性。女性主要集中在行业二、行业三内, 男性主要集中在行业二、行业一内;在行业二内, 男性有超过一半的比例, 比女性高10%;在行业三内, 女性有近三分之一的比例, 比男性高14%。由上可知, 行业一、行业二并不存在明显的行业隔离, 行业三可能存在一定的行业隔离。
3 方法介绍与实证分析
3.1 Brown分解
Brown分解最初由Randall S.Brown在1980年提出, 旨在研究男性和女性就业行业或职业、部门分布不同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该方法同时考虑了男性与女性的工资决定机制与行业、职业或部门的选择机制, 属于均值分解的范畴。Brown分解如下:
将上式进一步分解:
把式 (2) 、式 (3) 带入式 (1) , 可得
Brown分解将男女总平均工资分为四大部分, 其中式 (4) 右边第一部分为行业内工资差异可解释的部分, 第二部分为行业内工资差异不可解释的部分, 第三部分为行业间工资差异可解释的部分, 第四部分为行业间工资差异不可解释的部分, 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归结为歧视。
3.2 行业获得估计
其中, Xj为一组影响行业获得的变量。
本文行业获得概率模型设定如下:
选取的自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 (edu) 、年龄 (age) 、年龄平方项 (age2) 、接受培训 (train) 虚拟变量 (未接受培训为参照组) 、从事目前工作的时间 (currentwork) 、从业状况 (career) 虚拟变量 (非正式工为参照组) 、已婚 (marriage) 虚拟变量 (未婚为参照组) 、工作环境 (workenvi) 虚拟变量 (存在污染为参照组) , 以及单位性质 (xingzhi) 虚拟变量 (私营为参照组) 。
本文将行业三作为这个模型的参照组, 三类行业的划分与前文相同。若自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 则表明相对于参照组来说, 此变量对进入该行业的相对概率有正向影响;若自变量系数为负, 则此变量对进入该行业的相对概率有负向影响。从表4可以看出, 与进入行业三相比, 培训对男性进入行业一、行业二有显著地负向影响。与进入行业三相比, 从事目前工作时间较长的女性更容易进入行业二。与进入行业三相比, 男性正式工与女性正式工更容易进入行业一, 已婚对男性进入行业一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已婚对女性进入行业一也存在显著地负向影响。与进入行业三相比, 工作环境无污染对女性进入行业一有负向的影响, 这可能与制造业的工作环境存在污染有关。如进入行业三相比, 处于非私营单位的女性更容易进入行业一与行业二。此外, 受教育年限、年龄、年龄平方对男性和女性进入行业一、行业二的影响均不显著。
3.3 行业分布估计
本文利用男性Multionmial logit模型参数, 估计了女性的行业分布情况。同时, 利用女性Multionmial logit模型参数, 估计了男性的行业分布。
3.4 工资方程估计
本文将工资方程设定为:
其中, ln (income) 为小时工资的自然对数, edu、age、age2、train、currentwork、career、marriage、workenvi、xingzhi与上文行业获得方程的变量一致;healthg为健康状况虚拟变量 (健康状况差为参照组) , worktime为本地工作年限。
分性别的工资方程估计结果见表6, 从中可以看出, 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会提高农民工的收入, 男性与女性的教育回报率相差不大。年龄对男性的收入影响不显著, 对处于行业一的女性的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正式工对男性的收入有显著地正向影响, 对女性的影响不显著。已婚对处于行业三的女性工资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处于行业一、行业二工作环境无污染的农民工工资收入显著高于工作环境存在污染的情形。处于行业三非私营单位的女性的工资收入显著高于处于私营单位的情形。行业一、行业二健康状况好的男性, 工资收入显著高于健康状况差的情形;行业二、行业三健康状况好的女性, 工资收入显著高于健康状况差的情形。此外, 本地工作年限的增加会提高处于行业一的女性的工资收入水平。
3.5 工资差异分解
获得工资方程之后, 需要统计男女在各类行业所有自变量的均值, 用以进行工资差异分解, 结果如表7。
从表7可以看到, 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主要由行业内差异造成, 占比高达72.64%, 而行业间的差异为27.36%;在行业内的差异中, 可以用个人特征解释的部分仅为11.47%, 由歧视造成的差异所占比例为88.53%;在行业间的差异中, 可以用个人特征解释的部分仅为16.78%, 歧视仍然是造成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 所占比例为83.22%。由此可见, 女性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Brown分解对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加以分解, 发现农民工内部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工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行业内部, 同工不同酬可以解释的部分高达88.53%, 行业隔离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只有27.36%;从行业内和行业间的差异分别来看, 在行业内部, 个人特征所能解释的部分仅占11.47%, 所起的作用很低, 而歧视等不可解释因素占比高达88.53%;在行业间, 由歧视等不可解释因素所导致的工资差异占比高达83.22%, 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可见, 女性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 减少对女性农民工的性别歧视对促进社会公平、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追求性别平等是社会不断文明进步和经济不断深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较大的性别工资差异会降低女性农民工的工作积极性, 进而降低其工作效率, 严重影响社会发展的公平和可持续性。因此, 本文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 更新现有落后的性别观念, 构建男女平等的性别文化, 促进两性和谐、实现共同发展;第二, 政府应加强劳动力市场的法律规范, 建立相应的“反雇佣性别歧视法”, 禁止用人单位在招聘和职位晋升等方面的性别歧视, 保障女性农民工的就业权益;第三, 合理引导农民工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对就业岗位做出最优的选择, 避免因男女禀赋的不同而导致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的产生;第四, 提升女性农民工的就业地位, 消除社会中的性别歧视, 为女性农民工正常的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的环境。
参考文献
[1]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性别工资差异[J].经济研究, 2005 (12) :41-43.
[2]黄志岭.农村迁移劳动力性别工资差异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 2010 (8) :47-49.
[3]郭继强, 陆利丽.工资差异均值分解的一种新改进经济学[J].经济学, 2009 (4) :1257-1259.
[4]郭继强、姜俪、陆利丽.工资差异分解方法述评[J].经济学, 2011 (2) :374-376.
[5]姚先国, 黄志岭.职业分割及其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2002年中国城镇调查队数据[J].重庆大学学报, 2008 (2) :53-57.
[6]葛玉好.部门选择对工资性别差距的影响[J].经济学, 2007 (2) :608-613.
[7]章莉, 李实.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收入的户籍歧视[J].管理世界, 2014 (11) :35-40.
[8]谢嗣胜, 姚先国.农民工工资歧视的计量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06 (4) :50-53.
会计收入与应税收入差异探讨 篇7
1会计收入与应税收入产生差异的原因分析
会计收入与应税收入产生差异, 首先是由于会计和税法的目标不同, 并且由此导致的二者在确认收入的原则上不同, 从而形成了会计收人与应税收入的不同, 分析这些原因是正确认识两者差异的基础。
1.1会计与税法的目标不同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会计的目标是如实地反映和监督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 并及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故会计对各项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要求真实、可靠、准确。而税收的目标是为了规范税收分配秩序、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实现和调节经济活动, 并且税收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一项费用, 与企业的收益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故税法对各税制要素的规定力求严肃性高、操作性强。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 会计和税收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导致二者在收入费用确认遵循的原则等方面产生差异。
1.2会计和税法在收入确认上遵循的原则不同
会计和税法的目标不同, 导致会计和税法在收入确认上遵循的原则亦不同, 具体表现有:
(1) 会计强调谨慎性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以及权责发生制原则。谨慎性原则要求企业在会计核算时, 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 不应高估资产或收益、低估负债或费用, 对可能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应当合理预计。在这一原则下, 企业新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可以计提八项减值准备, 企业应当将损失很可能发生的或有事项确认为负债, 而这些都是与税前扣除的确定性原则相违背的。同时,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权责发生制原则要求会计核算要重视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 对收入及成本费用的确认很大程度依靠会计人员主观估计。
(2) 税法突出强调确定性原则、历史成本原则和收付实现制。为防止企业利用减值准备和预计负债等人为调节利润、达到延期纳税甚至避税目的, 税法强调法定确定性原则, 要求各构成要素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 税收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只能以法律规定为依据, 没有法律依据, 任何主体均不得征税或减免税, 对涉税事项的确认必须按税收制度的规定执行, 不能估计。同时为了保证税收收入的及时足额征缴入库, 税法遵循支付能力原则。因此, 税法对收入的确认侧重于经济业务社会价值的实现, 成本费用税前扣除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而不能依靠估计得出。
2会计收入与应税收入确认方面的差异
2.1关于收入概念的差异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包括销售商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三类, 但是它不包括利得。利得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 如政府补助等。税法第6条规定, 收入是指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收入不但包括会计准则中日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经营业务收入、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还包括归于利得的营业外收入, 具体可分为销售货物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转让财产收入、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接受捐款收入以及其他收入九类。新所得税法第5、7、26条还将收入分为应税收入、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
以上可以看出.税法中收入的含义要宽于会计收入, 会计收入属于狭义的收入, 而应税收入属于广义的收入。
2.2关于收入确认条件的差异
企业会计准则对收入的确认强调以下基本原则: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的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同时, 对销售商品收入的确认还强调: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 也没有对己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而企业所得税法则规定:企业应当在发出商品、提供劳务, 同时收讫价款或取得索取价款凭证时, 确认营业收入。
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解释, 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人企业, 是指销售商品价款收回的可能性超过50%。由于企业所得税相关法规无此规定, 可见会计准则对收入实现的确认注重商品所有权转移的“实质条件”, 而税法侧重于货款的结算和发票的开具等“形式条件”。相比较而言, 企业会计准则对商品销售收入的确认比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得更为严格。
2.3关于视同销售行为收入确认的差异
视同销售行为包括将自产、委托加工的产品用于在建工程、非生产性机构、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等和将非货币性资产用于投资、分配、捐赠、抵债等方面共两大类。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除一般的商品销售确认收入外, 企业将自产或者外购的商品用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包括用于对外投资) 、抵偿债务、职工福利、分配股利时, 需要确认收入。但是将自行开发产品转作自用或出租时, 由于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不确认收入。税法实施条例则规定, 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 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
由上可知, 会计上确认为收入的视同销售行为, 税法也确认为应税收入。但是当商品用于无偿赠送时, 会计上不确认收入, 税法确认收入;当商品转作自用或用于出租时, 会计上和税法均不确认收入。
3会计收入与应税收入差异的协调
由于会计和税法的目标和确认原则存在差异, 因此会计收入与应税收入之间存在差异是正常的。但是, 若两者的差异过大, 一方面会加大企业核算的难度, 损害企业利益;另一方面, 又会增大税收征管成本, 不能税款的足额征缴。故有必要对两者进行协调, 协调时需注意以下方面:
首先, 协调要遵循成本效益原则。在政策设计与制定中, 只要不对税收政策执行和征管产生很大的妨碍, 就应尽可能将税收制度与会计制度相协调一致;对不能消除或能消除但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差异部分, 通过在会计制度中明确税收的会计理由, 充分反映相关会计信息。
其次, 要加强会计和税收的法规制订和日常管理部门之间的合作。由于会计和税收分属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两个不同的主管部门, 虽然总的来说, 两个部门都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 但是部门之间的具体职责和管理目标不同。故两个部门应该主动进行沟通协调, 相互合作。比如, 在对税收征管妨碍不大的情况下, 税法可以在细节上适当地缩小与新会计准则的差异。又如, 目前企业计算应纳所得税是在不改变原来会计账务处理的情况下, 通过纳税调整项目加减得出, 若两个部门联合起来, 规定今后纳税调整的过程应反映到会计核算中, 将有利于社会各界对企业的财务行为进行监督。
最后, 在收入的确认上要尽可能地减少对权责发生制的背离。由于权责发生制能真实、公允地反映特定会计期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因此广泛被企业会计核算所采用。企业所得税法基于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和纳税人纳税能力的考虑, 对某些项目收入和费用的确认采用了收付实现制。笔者认为, 应尽可能减少这些项目, 对企业按权责发生制原则不确认收入的, 那怕已收到现金, 也不能确认为应税收入。如预收客户款, 应允许税前扣除。当然, 这样做的前提是要通过其他一些规定来确保企业不能人为调减收入。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3]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G].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2007.
[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G].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2007.
农民收入差异 篇8
关键词:农民收入变化特征,纯收入,农民增收,新疆农民
新疆地处祖国西部边陲, 是一个多民族聚积的地区。2009年末全区总人口2158.63万人, 其中, 乡村人口1298.42万人, 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0.15%。自改革开放以来, 新疆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 生活水平显著改善, 温饱问题彻底解决, 新农村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119元增加到2010年的4642.67元, 增加了38倍, 平均每年增加141元。本文将在对新疆农民增收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探讨提高新疆农民收入的路径。
一、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农民收入增长的历程
第一阶段:1978—1993年。该时期新疆农民收入处于稳步较快增长阶段,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19元增加到778元, 增加了658元, 增长6.5倍, 年平均增长13.3%。
第二阶段:1994—1997年。这期间, 新疆农民收入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778元增加到1505元, 增加了727元, 增长近两倍, 年平均增长18.0%。
第三阶段:1998—2000年。这几年间, 新疆农民收入增速明显减慢, 1999年首次出现负增长, 增长速度比上年下降8.0%。总体来看处于徘徊不前、增收困难阶段。
第四阶段:2001—2010年。进入21世纪, 新疆农民收入又进入了恢复性稳步增长阶段。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4000元, 达到4642.67元, 比2000年增加3024.59元, 增长1.87倍。但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5919.01元, 新疆当年在全国的排名为第24位。
二、新疆农民收入变化主要特征
总体上看, 改革开放以来, 新疆农民收入变化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一) 农民收入的主要渠道来自家庭经营收入
统计数据表明:1985年新疆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343元, 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87.0%, 2010年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3649.98元, 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8.61%, 比1985年增长9.64倍, 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下降了8.39个百分点, 而2010年全国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为2832.80元, 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仅为47.8%。可以看出, 农村经济在适应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 新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跟不上全国, 逐渐拉大了收入差距。
(二) 家庭经营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第一产业收入, 增收渠道单一
统计数据表明:1985年新疆农民人均第一产业纯收入319元, 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93.1%, 2010年农民人均第一产业纯收入为3311.77元, 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90.73%, 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重只下降了2.37个百分点。而同期全国农民人均第一产业纯收入为2331.01元, 占家庭经营纯收入比重为82.29%。
(三) 农民继续增收难度加大, 工资性收入增长缓慢, 二、三产业收入比重低
统计数据表明:1985年新疆农民工资性收入40元, 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0.0%, 2010年新疆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556.26元, 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1.45%, 比1985年增长12.9倍, 所占比重提高了1.45个百分点, 而同期全国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则由1985年的72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2431.05元, 增长了32.8倍。1985年新疆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是全国的54.9%, 2010年新疆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只有全国的22.88%。2010年新疆农民第二、三产业收入为338.21元, 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28%, 比1985年提高了1.28百分点, 但只有全国水平的56.2%。同期全国农民第二、三产业收入为601.79元, 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0.17%。
(四) 农民收入呈增长趋势, 但与全国的差距及城乡差距均在扩大
首先, 与全国的差距在扩大。数据表明, 改革开放以来, 新疆农民收入一直低于全国水平, 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009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17元, 2010年为5919.09元, 而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2009年为3883.1元, 2010年为4642.67元, 其差额分别为1270.07元和1276.42元。其次, 城乡差距在扩大。2010年新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5421.59元, 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当年扩大到3.32:1, 超过了改革初期1978年的2.68:l。
(五) 农民现金收入增长对收入的增长贡献远远超过了实物收入
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促进了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 商品率的提高又促进了农民收入中现金收入比重的逐步加大。统计资料表明:1990年新疆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58.3%, 2010年现金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为85.36%, 2010年比1990年提高了27.06个百分点。2010年全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7088.76元, 新疆为7517.22元, 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六) 劳动力文化程度高低与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
据新疆农村住户调查资料, 2007年, 按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分组, 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户人均纯收入2432元, 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户为2765元, 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户为3654元, 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户为3698元, 分别比1985年增长了5.7倍、5.8倍、7.3倍和6.0倍。同时, 随着整个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的提高, 高文化程度的户数在农户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2010年, 农村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占4.1%, 比1985年增加了3.6个百分点;高中文化程度占7.5%, 比1985年增加了0.7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占49.5%, 比1985年增加了30.5个百分点;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38.8%, 比1985年下降了35个百分点。不难看出, 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收入越高。
(七) 国家出台一系列的政策保障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近年来, 国家逐步取消农业税, 使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同时国家还实行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地膜补贴、农机补贴等一系列的稳农、惠农补贴政策, 极大地调动了新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三、增加新疆农民收入的路径分析
(一) 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 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2007年, 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为70.9198万人, 占农村总就业人员的16.68%, 而转移到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主要以从事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餐饮服务业等行业为主。可见, 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过程。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不仅能促进农民增收, 也是农村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途径。应该加快新疆当地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和壮大, 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长效机制, 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此外, 发展二、三产业必须以新疆当地资源为基础, 立足于农副产品的深加工, 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 提高农产品的增值能力。不断提高来自二、三产业收入比重, 使其成为新疆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二) 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 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市场化程度
通过举办和参加各类展销会、农展会和农技110、农民信箱等信息平台, 加强产销对接、市场流通、市场空间拓展, 积极构建农产品现代营销体系, 加快农产品商贸流通, 促进新疆农民增收。
(三)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特色培训和对口培训
如前所述, 新疆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不高, 2010年农民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比重高达88.3%。显然, 受教育年限短、技能水平偏低是导致新疆农民转移就业难、工资低的主导性因素, 要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水平, 就必须加大对新疆农民的培训力度。应该采取多种措施, 完善多层次的技能培训体系, 丰富培训内容, 把职业技能培训和非技能综合素质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切实提高新疆农民转移就业能力和融入现代文明的能力。除此之外, 要不断创新培训方式, 大力发展订单式培训, 把农村劳动力培训与促进就业有机结合起来, 提高新疆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通过培训, 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成为新疆农民增收致富的中坚力量。
(四) 控制农资价格过快上涨, 继续加大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和支持力度
政府应严格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 坚决把过高的化肥、种子、农用柴油等农资和农业用电、机械作业价格降下来, 减少农民的负担。继续稳定、完善、强化对农业和农民直接补政策, 加大粮食直补、良种补贴、以及大中型农机具的补贴力度。使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综上所述, 正确认识新疆农民收入变化的主要特征, 努力探索增加新疆农民收入的路径, 对确保新疆农民增收, 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改革开放三十年新疆城乡人民生活[》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
[2]黄明风.对新疆农民增收问题的思考[J].统计与咨询, 2007, (06) .
[3]韩永贵.改革开放30年新疆农民收入变化及对策建议[J].新疆财经, 2009, (06) .
[4]历年:新疆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农民收入差异 篇9
关键词:汇算清缴,会计与税收差异,差异调整
1 企业所得税的汇算清缴
企业所得税的汇算清缴, 是在纳税年度终了后规定时期内, 依据会计准则和税务规定, 计算全年应补缴、应退还税额, 填写纳税申报表, 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年度纳税申报, 结清全年企业所得税税款的行为。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企业的会计核算为基础, 以税收法规为依据。在实际工作中, 为方便计算, 企业一般是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按税法规定进行纳税调整, 调整计算出应税所得额, 然后据以计算应纳企业所得税。
2 会计准则与税收收入的确认条件差异与调整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CAS 14) 指出, 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才能予以确认:第一, 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第二, 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 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第三,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第四, 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第五, 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但按照我国税法的规定, 对这些业务要按照视同收入的形式缴纳税金, 于是视同销售业务在我国的企业中随之产生, 而且这类业务在企业的业务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我国税法也对销售收入做了一些规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8]875号) 第一条规定, 企业销售收入的确认, 必须遵循权责发生制原则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企业销售商品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应确认收入的实现:第一, 商品销售合同已经签订, 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相关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第二, 企业对已售出的商品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 也没有实施有效控制;第三, 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第四, 已发生或将发生的销售方的成本能够可靠地核算。二者的区别是不需要第四个条件:“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以下举例说明确认条件的差异。
[例1]2011年5月19日, A企业销售一批商品给B企业, 商品已经发出, 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1张, 发票上注明的价款、税款分别为1 000 000元、170 000元;商品成本800 000元, 已向银行办妥托收手续。2011年12月31日, B企业因为债务问题, 银行账户被冻结, 无法兑现货款。2012年4月12日, B企业账户解冻, 如数支付货款。2011年A企业无法收到货款, 因此, A企业会计上就不能确认该笔销售的收入。A企业2011年12月31日会计处理:
(1) 2011年末, 为保证会计计税收入与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一致, 当期纳税时还应进行企业所得税的纳税调整, 在纳税年度终了后规定时期内, 计算全年应缴税额, 填写纳税申报表, 分别对收入、成本进行纳税调增, A企业所得税处理见表1 (所得税附表三) 。
单位:元
(2) 2012年, A企业得知近期收到货款, 应确认收入。
同时结转商品成本:
2012年末, 不能再重复计算会计收入与成本, 应与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相一致, 当期纳税时对收入、成本进行纳税调减, A企业所得税处理见表2 (所得税附表三) 。
单位:元
上述说明, 税法对销售收入确认的基本原则为在收讫销售款或取得销售额凭证的当天确认, 侧重于发票的开具和货款的结算等“形式”条件;而新会计准则对收入实现的确认注重商品所有权转移的“实质”条件。如售后回租业务, 按照会计的收入确认标准, 售后回租实质上是一项融资行为, 但在税法中不承认这种融资, 而视为销售商品与购入两项经济业务。当企业已经具备了税法规定的收入确认条件时, 就产生了纳税义务, 不管会计上是否确认收入, 都要同时计算缴纳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 这是税法确认收入的基本原则。
3 商品销售收入计量模式差异与调整
新会计准则在计量收入时可以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规定“收入应按其已收或应收对价的公允价值来计量”。如收入的名义金额与其公允价值 (通常为现值-折现值) 差额较小, 可按名义金额计量;如收入的名义金额与其公允价值 (通常为现值) 差额较大, 应按公允价值计量。但税法对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 采取按合同约定的日期、金额计量, 但是税法是不允许采用公允价值模式的, 税法遵循确定性原则, 以尽可能地防止人为调节计税依据。
从会计准则角度看, 该类赊销业务销售收入确认的时间为合同签订日。销售收入的金额为合同签订日商品的不含税公允价值, 该金额小于不含税分期实际收款总额, 二者的差额作为未实现融资收益入账, 分期冲减财务费用。
因为税收法规和会计准则规定的不同, 产生了所得税收入差异, 即利润总额和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异。这里的差异是暂时性差异, 对于暂时性差异, 应按所得税会计准则处理。以下举例说明。
[例2]B公司2008年12月31日出售M大型设备多套, 合同约定采用分期收款方式, 从2009年到2013年的5年中, 每年末收款200万元, 合计收款1 000万元, 制造成本500万元。如果, 购货方在收到设备后一次付款, 则只需付800万元。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 (为简便起见, 暂时不考虑增值税, 在计算确定未实现融资收益时无需考虑增值税因素, 是因为增值税是价外税, 其本身与损益无关, 而未实现融资收益在摊销时应当计入摊销期的损益) 。
应收金额的公允价值为800万元, 可以计算求得年金为200万元, 期数5年, 现值为800万元的折现率为7.93% (用财务管理的插值法计算折现率, 计算过程略) 。B公司2009-2013年分期收款情况见表3。
单位:万元
会计准则规定, 企业采用递延的方式分期收款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 在符合收入确认条件时, 企业应当按照含税的应收合同或协议价款确认长期应收款, 按照不含税的应收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认营业收入, 按照不含税的应收合同或协议价款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未实现融资收益。在合同或协议期间内, 未实现融资收益摊销计算, 应当按照不含税的长期应收款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的金额进行摊销, 作为财务费用的抵减处理。
(1) 2008年12月31日, 会计确认收入时的会计处理为:
以上会计处理中, 财务会计“长期应收款”账面余额为1 000万元, 这部分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相等, 不产生暂时性差异。
从税法角度,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 以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 按照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和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的确认时间均为按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当天, 通常情况下企业也应在当天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会计未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 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的金额, 税款为增值税的销项税额。
按税法规定800万元要在未来收款时作为应税收入纳税, 所以不具有抵税利益, 计税基础为零。税法认为企业确认收入时产生暂时性差异800万元, 2008年12月31日, 所得税会计处理为:
会计确认当期主营业务收入800万元, 主营业务成本500万元, 实现销售利润300万元。但税法对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 采取按合同约定的日期计量收入, 当期税收上只确认收入200万元 (1 000/5) , 成本100万元 (500/5) , 实现销售利润100万元。当期纳税时应调减销售利润200万元。会计确认财务费用63万元, 应纳税调减处理63万元, 两项合计调减263万元。
第一年所得税纳税处理, 见表4。
单位:元
(2) 2009年末收款时的会计处理为:
此时, 长期应收款的账面余额为663万元, 这部分不产生暂时性差异。暂时性差异从800万元减少为663万元, 当期减少的金额为137万元 (800-663) , 所得税会计处理为:
第二年所得税纳税处理, 会计冲减财务费用53万元, 应纳税调增处理, 当期税收上确认收入200万元 (1 000/5) , 成本100万元 (500/5) , 应确认销售利润100万元。两项合计当期纳税应调增销售利润47万元。第二年所得税纳税处理见表5。
单位:元
(3) 以后各年末收款时的会计处理为:
第五年末会计处理为:
4 视同销售会计和税法处理规定的差异与协调
视同销售的含义是指在会计上不作为销售核算, 而在税收上作为销售, 确认收入计缴税金的商品或劳务的转移行为。视同销售的差异比较普遍, 视同销售是会计制度和现行税法之间存在的特殊现象, 视同销售在企业会计准则中并无相关规定,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企业在年度汇算清缴期间需要纳税调整。
4.1 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的处理
企业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 按照会计准则和税法的规定, 并非销售业务。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本身消耗的原材料、支付的加工费中, 已有一部分“进项税额”从“销项税额”中扣除。另外, 如果这些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直接耗用外购的包含有增值税的货物, 则计入这些非增值税项目的材料成本中包含有增值税, 为了使各非增值税项目成本便于比较, 非增值税应税项目领用自产或委托加工货物应按税法规定视同销售货物计算应交增值税。在移送货物时, 按自产或委托加工货物的成本及其所用货物的计税价格乘以适用税率计算的应纳增值税之和, 借记“其他业务成本”、“在建工程”等科目, 按自产或委托加工货物的成本, 贷记“产成品”、“原材料”、“低值易耗品”等科目, 按应纳税额, 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科目。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 如果购进时明确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 则相关进项税额不能抵扣, 因此也不属于增值税纳税范围, 更谈不上视同销售业务了。由于资产权属未发生改变, 因此, 所得税法及会计准则都不将其作为视同销售处理, 即会计上无需进行收入确认, 所得税汇算清缴时也无需进行纳税调整。
4.2 企业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个人消费的处理
按会计准则的规定, 企业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 由于不能同时满足5个收入确认条件, 因此, 不能确认收入。根据税法的规定, 由于未改变产品的所有权属, 因此, 所得税上也不能视同销售;而用于个人消费的, 会计上要确认收入, 所得税上要视同销售处理。而按新《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 上述用于集体福利、个人消费的货物应按视同销售处理。按所用货物的售价或组成计税价格与货物售价或组成计税价格乘以适用税率计算的应纳增值税之和, 借记“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应付职目, 按应纳增值税, 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科目。
4.3 捐赠的会计处理及税法差异与协调
对于捐赠, 由于其不能同时满足收入确认的5个条件, 因此在会计上不确认收入;由于投资权属发生变化, 因此, 税法规定应按视同销售处理。而由于捐赠类似赠送, 因此增值税法规定按视同销售处理。
[例3]2012年, 某企业将自产产品1 000件 (成本单价100元, 单位售价150元) 通过减灾委员会向地震灾区捐赠。企业当年度不包括以上捐赠业务的利润总额为50万元, 企业所得税税率25%, 增值税税率17%, 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
对外捐赠时的账务处理:借:营业外支出12.55万元;贷:库存商品10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2.55万元。对此, 要对所得税收入进行调整, 而不涉及会计收入的调整。本年利润=50-12.55=37.45 (万元) , 税法允许在税前扣除的捐赠支出=37.45×12%=4.494 (万元) , 纳税调增额=12.55-4.494=8.056 (万元) , 企业当年应纳企业所得税= (37.45+8.056) ×25%=11.376 5 (万元) 。
5 协调的建议
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应当在相关制度出台前征询对方意见, 从而避免因为忽视对方规定而导致不必要的差异。
(1) 对于视同销售的处理, 首先按流转税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然后按所得税法的规定进行处理。这里需要注意区分权属及按会计准则的规定处理, 符合CAS 14的确认条件时, 则会计处理上需要做收入确认处理。
(2) 企业所得税的视同销售计量标准按国税函[2008]828号文件规定执行, 企业将资产移送他人的情形, 因资产所有权属已发生改变而不属于内部处置资产, 应按视同销售确认收入, 收入确认标准为:属于企业自制的资产, 应按企业同类资产同期对外销售价格确定销售收入;属于外购的资产, 可按购入时的价格确定销售收入。
(3) 会计准则在对收入确认、计量的规定中未曾提到视同销售收入, 这里可以采用按市价和所得税确认标准来计量, 因为会计收入的确定既影响广告费、业务招待费的计税基数, 同时也影响所得税的最终计税基数。如果税法上确认收入的标准低于会计上确认收入的标准, 则应先按会计上的标准确认, 然后再进行以所得税标准为基准的纳税调减处理。但是反向操作是不可以的, 即先按税法规定的标准进行计量, 而后再调增会计收入, 这样会影响广告费等计税基数, 最终影响企业所得税的计量。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S].2006.
【农民收入差异】推荐阅读:
农民收入问题05-31
农民收入构成08-12
农民收入影响因素08-29
农民人均收入07-12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08-14
农民收入消费现状分析06-20
论如何提高农民收入06-01
农民收入问题增加研究08-21
增加农民收入的新途径07-08
优化产业结构 增加农民收入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