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财产性收入（通用10篇）
农民财产性收入 篇1
1 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现实意义
一般来讲, 居民收入来源可分为工资性收入 (比如工资) , 经营性收入 (比如商业买卖行为收入) 、转移性收入 (比如养老金) 和财产性收入。通常, 工资性收入可以维持日常生计, 转移性收入可以降低未来养老风险, 经营性收入可以较大幅度提高生活水准, 而财产性收入则是不断开发个人财富的源泉。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在《物权法》通过的同时, 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第一次将收入和财产联系起来。
历来, 我国政策提法均是针对提高我国居民动态财产——年收入, 而忽略了居民的静态财产。但是, 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的绝大部分是居民的静态财产。提高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提高居民的财产, 这是比提高收入水平更高的目标。因为, 只有收入的节余, 才可能形成财产, 从而形成财产性收入。
(2) 为进一步完善和改革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打下基础。
过去, 我国一直将劳动视为创造社会财富的唯一方式, 从而忽视甚至打击了资金、技术、管理等非劳动因素对社会财富的影响, 财产性收入和“不劳而获”和“剥削”划上了等号, 这显然是不科学的极端的做法。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表明居民家庭通过已经拥有的财产而不是通过直接的劳动就可以获得收入。比如存款利息、房屋租金、股票和基金投资收益和房产收入等。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还体现了平等保护物权、鼓励多种要素参与分配, 从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2 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特点
(1) 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绝对数过于低下, 这显示提高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任务艰巨而复杂。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最大的一年2006年也只有100.5元, 这距离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差距很大。
(2) 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绝对数虽低, 可是增长稳定, 增幅有波动。从表中可以看出, 从1997年到2006年, 我国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 从1997年的23.61元增长到2006年的100.5元, 十年间增加了76.89元, 增长了3.26倍。但是中间增长幅度出现波动, 增长幅度较小的年份是1999年和2001年, 分别增长了1.18元和1.95元。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是2003年, 增长了15.07元。
(3) 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例较小, 但是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当年纯收入的比重较小。都在3%以下, 比重最大的一年2006年也只有2.8%.可以看出, 财产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当中并不占有主要的地位。可是这并不表明, 财产性收入不重要, 相反, 根据国际经验, 财产性收入一般占居民当年纯收入当中的30%左右。在美国, 国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是40%, 有90%以上的美国人拥有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而在我国, 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仅在2%左右, 有约1.3亿户、只占全国总人口10%的中国人拥有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可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 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将持续保持不断增加的趋势。
(4) 增长速度大于纯收入增长速度。从表中可以看出, 1997至2006年间, 我国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大于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2006年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率为12.05%, 而纯收入增长率只有10.2%。这反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的增长的贡献变大, 说明农民财产性收入正在成为提高我国农民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来源。
3 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和策略
(1)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增加农民财产收入。目前, 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纯收入的占比极其低下, 同时也意味着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增加财产性收入, 首先要有财产。只有加快经济发展, 老百姓才可能获得更多的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 才可能把更多的收入转化成财富, 才可能增加财产性收入。
(2) 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 保障农民的合法财产。虽然近年来, 我国在基础性的立法取得较大的进步。如2004年3月, 全国人大通过了将宪法十三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宪法修正案。2007年10月, 《物权法》正式施行。但是, 《物权法》的司法解释还没有出台。新宪法条案也存在瑕疵, 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很可能因为“恶法”而被剥夺。但是, 随着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有关财产权的法律应尽快完善。
(3) 增强农民的投资理念。不可否认, 总体而言, 农民文化素质较低,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通过投资来获得财产性收入。因此, 为了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 急需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增强农民的投资和理财理念, 加大理财的教育力度, 采取灵活多样, 丰富多彩的形式对各种投资致富的典型事迹进行宣传, 使农民对现代投资理财有信心, 从而对风险和收益有更深刻的认识。
(4) 增加农民基于土地的财产性收入, 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和产权制度。按照现有的制度, 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农民仅有不完整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 而土地占有权和处分权都归属集体所有。目前, 非均衡的农村土地制度已经进入了不可持续的地步。农村大面积的抛荒耕地就是其明显的表现。不完善的土地制度还导致了政府的制度性寻租行为。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可谓势在必行, 鼓励农民通过土地投资入股或者通过土地换取城市居民的身份。
(5) 增加农民基于房屋的财产性收入, 培育和规范农村房产租赁和买卖市场。住房是最主要的有形非生产性资产, 但由于宅基地所有权虚置、有关法律存在空白、基层政府法制观念淡薄等问题的存在, 使农民房屋产权虚化, 城镇居民不能到农村地区买卖房屋, 导致房产租赁和买卖市场的落后, 农民的闲置住房不能为农民带来财产性收入。因此, 为增加农民来自房屋的财产性收入, 应该坚决贯彻落实《物权法》, 以及出台一系列保护农民房屋产权的法律法规, 建立房屋租赁市场的指导制度, 加快房屋租赁市场的市场化, 允许房屋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租赁、抵押, 为房屋所有者提供多种渠道的财产性收入。
(6) 增加农民基于资金的财产性收入, 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市场, 建立健全的农村投资体系。我国的农村金融业已初步形成以农村信用社为基础、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农村金融体系。但是, 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对农业经济的支持明显不足, 资本市场落后及投资体系不发达, 交易手段落后, 现代化的有价证券交易系统还不能延伸到农村乡镇。农民基于资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银行存款的利息, 而银行存款的利息几乎是各种投资手段收益率最低的一种。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这就是意味着要拓宽农村的投资渠道, 为农民的财产进入资本市场以及其衍生市场创造条件, 积极开发出适合农民的金融产品, 如降低股票的每笔最小成交数, 降低基金的每笔开户数, 政府通过多种优惠条件鼓励证券公司将营业部开到农村乡镇, 开展农村的保险市场, 黄金市场以及收藏品市场的推广以及适合农民的国债品种。
4 结语
增加农民收入一直是党和政府非常关注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 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高极易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 因为富人的财产多, 所以导致其财产性收入也相应非常高, 而穷人的财产少, 则其财产性收入少。目前, 我国基于财产的基尼系数远远大于收入的基尼系数。让更多的农民拥有财产性收入, 可以降低社会的贫富差距, 增加中等收入人群的数量, 缩小财产性收入的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还可以降低基尼系数, 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摘要：财产性收入是公民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通过思考提出财产性收入的意义, 同时通过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特点的思考, 认为我国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偏低, 区域之间差距大, 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偏少, 以此提出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多种方法。
关键词：财产性收入,财产,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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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财产性收入 篇2
关键词：“三农”；农民；财产性收入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432（2014）-04-03-1
所谓的财产性收入就是指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收入。即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和不动产（如房屋、车辆、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可以说，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相对较小。因此针对农民财产性收入较低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些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方法。
本文总结出六大点，分别为：推进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想方设法提高农民的收入；因地制宜地加速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的集体资产收益；增加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流转的新方式，鼓励农民入股，增加土地收益；开拓农村房地产市场，盘活农民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增加农民房屋主产收益；转变农民的投资理念，增强农民的理财能力；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有安全感，引导农民投资创业，以钱生钱。
1 推进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想方设法提高农民的收入
应该加大对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如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的扶持力度，选好农村致富的领头人，以此来带动农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农民收入增加了，才会有投资意识，才有理财意识，农民手中的资金多了，才有能力来实现财产收入。农民只有先解决了自身温饱问题，才谈得上投资理财。因此要推进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促进其主动投资理财。
2 因地制宜地加速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的集体资产收益
我们应引导有条件的乡（镇）、村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增强集体的服务功能。建议政府制定优惠政策，让经济实力较好的村以现有资金、资产、资源等以入股、承包等多种形式与现有发展较好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等进行联合经营，确保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不提倡村里自己盲目上项目。因此因地制宜地加速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就显得十分关键。
3 增加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流转的新方式，鼓励农民入股，增加土地收益
建议政府在提高征用农村土地标准的同时，大胆推行股份合作制经营模式，引导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或流向懂生产会管理的大户，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率，从而增加土地收益。
土地问题是农民朋友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增加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流转的新方式，鼓励农民入股，才能增加土地收益。
4 开拓农村房地产市场，盘活农民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增加农民房屋主产收益
积极开发农村房地产市场，让农民的房子可以自由买卖，同时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开发特色旅游，把农民闲置的房子利用起来，增加农民的房屋主产收益。
5 转变农民投资理念，增强农民的理财能力
要鼓励金融部门深入农村开辟市场，逐渐转变农民的投资理念，增强他们的理财能力，帮助农民学会规避投资理财风险，掌握金融知识，让农民对现代资金收益方式有所了解，保证农民获得一定数量的投资回报。因此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还要想办法转变农民的投资理念，增强农民的理财能力。
6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有安全感，引导农民投资创业，以钱生钱
一是在财政上向农村保障体系大力倾斜，为农村保障体系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二是大力推进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提高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让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无后顾之忧；三是不断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的品种，降低农业生产的风险，从而增加农民在生活中、生产中的安全感，从而避免农民手中的余钱过度集中在储蓄上，让农民放心创业，大胆投资，从而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因此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有安全感，引导农民投资创业，以钱生钱也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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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篇3
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从1997年的2.6倍扩大到2009年的3.33倍;收入的绝对差同时也在不断扩大,到2009年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已经超过1.2万元(1),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最高水平,而其中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更加明显。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08年初颁布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明确农民家庭财产的法律地位,保障农民对集体财产的收益权,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这些政策相继出台体现了党中央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也将成为国家的一个长期目标。
国内学者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财产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小,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张车伟等(2004)通过对1993-2000年我国东、中、西部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变化进行考察,发现尽管三大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比重仅分别为4%、3%、3%,但其对农民总收入增长的贡献却分别达到38.93%、70.66%和74.56%。随着财产集中程度的增加和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加快,财产性收入差距将成为影响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唐平,2006)。严先溥(2007)基于对1990-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结构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由2.2倍扩大到3.5倍,而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李实(2005)采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1995-2002年调查数据,对中国居民财产分布的不均等情况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发现我国城乡居民的财产分布差距出现了快速而且明显扩大的趋势。
第二,长期以来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严重受损。据党国英(2005)测算从1952-2002年,农民向社会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51 535亿元;农民相当于被无偿剥夺了价值26万亿的土地财产权,而我国自实行土地征用补偿政策以来,累计支付的土地征用费不超过1 000亿元。土地增值部分收益分配,地方政府大约得60%-70%,村集体得25%-30%,失地农民只得到5%-10%,甚至更少(寥洪乐,2007)。中改院2008农村入户调查证实,农民从土地用途改变的增值中获益甚微:被征地农户中,近70%的农民每亩领到1-2万元补偿款,27.4%的农民领到的土地征用补偿款不足1万元,实际领到补偿款超过2万元的农民仅占2.9%。
第三,现行的土地制度安排制约了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农村土地制度缺陷几乎使农民与土地财产性收入“绝缘”,而农民土地的财产化,恰恰是农民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条件和瓶颈因素(周其仁,2004)。农民财产性收入比例较少因为农民家庭所拥有的财产缺乏合法所有权制度的保障,这使得农民家庭拥有的资源是一种僵化资产,无法转化为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资本(王文灿,2010)。
综上,当前我国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小、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受到各种现行制度的制约增长困难。本研究基于武汉市各区的相关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定量的分析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并针对性的提出解决的建议,以期能够推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相关政策的完善,促进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进而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二、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分析
(一)财产性收入的内涵界定
财产性收入是指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作为回报而从中获得的收入。一般是指经营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根据武汉市各区农村的实际状况,本研究主要考察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主要指农民凭借其土地、房屋等直接取得的非生产性收入,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租金、红利、补偿及增值收益(如土地被征收)等,不包括来自土地的经济收入所产生的间接财产收入。
(二)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分析
武汉市地处我国中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经济发展迅速,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增长也十分明显,财产性收入增长也非常突出,与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相比,呈现以下特点。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全国城乡人均财产性收入比较如表1。
(单位: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武汉市统计年鉴(2001-2010)。
从表1可知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呈现以下特征:首先,财产性收入总体上逐年增加趋势,但占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较小。从2002年以后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略高于全国农民财产性收入平均水平,除2004年、2005年财产性收入有小幅回落之外,整体上呈现增长趋势。其中财产性收入由1997年的10.3元增加到了2009年的201.96元,增长了近20倍,但在人均纯收入的比重2.82%,占比非常小。其次,受到各种制度的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方式较少。随着武汉市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的快速发展,带动了郊区土地和房屋价值的升值,这对于城市郊区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从财产性收入来源来看,主要包含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土地征收补偿收益、房屋出租收益这几种主要的形式。再次,财产性收入也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2002年后武汉市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都有了较快增长,但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431.84元,而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201.96元,二者收入差距比例达到2.14。
三、武汉农民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及定义
在借鉴国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武汉市的实际情况,由于中心城区农村人口及农地十分少,因此,选择了洪山区、东西湖区、汉南区、蔡甸区、江夏区、新洲区、黄陂区这七个区作为研究区域,ID编号分别为1、2、3、4、5、6、7。本研究以各区的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pi)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的代码及含义如表2所示。
(二)数据的获取
本研究的所需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武汉市统计年鉴(1999-2010),湖北省统计局统计数据、各区统计信息网以及武汉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统计的数据,并通过计算获得相应变量的数据。
(三)模型的构建
运用1999-2009年武汉市各区的面板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对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所造成的影响,构建模型(1):
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已在上文中进行了定义,在此不再赘述。其中,i=1,2,…,84;t=1,2,…,11;α0,α1,…,α9为参数,ai为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四)方法检验及结果分析
1. 计量方法检验。
由于混合OLS回归、一阶差分(FD)法、固定效应(FE)以及随机效应(RE)估计法都可以对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因此,本部分的主要目的在于选取最优的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拟合。应用stata11.0计量软件进行分析,BP检验考察使用随机效应还是混合OLS估计,其零假设是对所有的i,αi都为0。由于BP检验(Prob>chi2=0.0046)显著不为0,所以拒绝零假设,表明随机效应模型优于混合OLS估计。豪斯曼检验的基本假设是FE和RE估计量没有实质上的差异。该检验统计量有一个渐近的卡方分布。若零假设被拒绝,则表示随机效应模型不合适,而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可能会更好地拟合模型。由于豪斯曼检验(Prob>chi2=0.0000)显著不为0,所以拒绝零假设,表明固定效应估计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法拟合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了便于比较,本文报告了混合OLS、固定效应(FE)估计量以及随机效应(RE)估计量,在消除自相关、异方差、多重共线性后,得出结果分别为MODEL1、MOD-EL2、MODEL3(见表3)。
2. 回归结果解释。
通过上文的MODEL2的估计结果,R2=0.972,模型的拟合度较好,根据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可以得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模型(2):
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中非农就业率(na)、人均机械化水平(pm)、人均居住面积(ps)、耕地年均减少率(fs)、农地流转平均价格(fp)这几个因素对于农民财产性收入有显著的影响。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影响最大的是农地年均减少率(fs),其后按由大到小排序分别为非农就业率(na)、人均机械化水平(pm)、人均居住面积(ps)、农地流转平均价格(fp)。估计结果还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个解释变量变动1%引起被解释变量变动的百分比分别为54.877%、50.808%、1.727%、85.536%、0.625%。下面就各解释变量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做深入的分析。
第一,非农就业率对于农民财产性收入影响巨大,随着武汉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郊区的大量农民开始进城进入非农领域就业,其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农民把自己的耕地流转出去,在获得土地使用权租金收入同时又可以获得非农就业的收入,这对于农民整体收入的提升都有重要的作用。
注:*p<0.10,**p<0.05,***p<0.01。
第二,就机械化水平而言,近年来武汉市各区农村的机械化水平程度不断提高,大型农机具的投入,这大大提升了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花费较少的人力就可以管理更多的农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农户走出农村外出务工来增加收入,部分农户通过流转取得大量的耕地进行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发展集约高效的现代农业,形成了农民之间互利共惠的局面。
第三,农民收入增加同时不断的修建房屋,农村人均居住面积逐年增加,2009年武汉市农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47.7m2,高于市区人均居住面积30.88m2的水平。由于市区房价的高涨,租金也不断提高,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及刚毕业大学生只能租住在武汉市城中村及近郊工业区附近农村成为出租房集中区域,促使该地区农户的财产性收入大幅增加。
第四,耕地年均减少比率对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也很大,随着武汉市城市化、工业水平提升,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迫切需要大量的土地,在市区土地开发殆尽的情况下,只有转向近郊各区开发,开发区、工业园区不断建立,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近郊土地的价值,武汉市近郊农村土地被征收,征地补偿标准也逐年提升,失地农户的补偿收入也成为郊区农户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
第五,从农地流转价格来看,农地流转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国家政策禁止到有序规范其流转,农地流转价格也逐年提高,2009年武汉市农地流转的均价达到376元/亩,流转面积也逐年提升。同时武汉市还成立了“武汉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来规范引导农地的流转。农民农地流转的意愿也不断提升,农地流转收入对于增加农户家庭财产性收入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非农就业率、人均机械化水平、人均居住面积、耕地年均减少率、农地流转平均价格对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有显著性的影响。(2)城市郊区农地流转、土地征收补偿及房屋出租对于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具有重要的意义。
还应该清楚认识到虽然大城市郊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比较快,但占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还十分微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对于农民增收,缩小日益严峻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意义;还需要不断的探索及相关政策和制度的不断完善。针对相关影响因素及现实障碍,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使土地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对农民而言,土地是重要的资源,不仅具有经济还有社会保障功能,创造条件使农民获得更大收入就是要推动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土地的增值保值的作用。首要的是从法律上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具有完整的土地产权,包括土地的经营、抵押、借贷、流转、交易、租赁等权利。这样有利于推动农地的合理高效流转,发展规模化、现代化农业,增加农民的土地流转收益。同时,也要对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的流转进行逐步探索,这对于解决部分地区宅基地空置、一户多宅等问题,增加农户财产性收入提高农村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武汉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的成立以及产权流转相关规定的出台,将对推动武汉市农村土地流转合理有序开展产生极大推动作用。
第二,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征地补偿机制,是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重要保障。按照当前的征地补偿规定,农民在征地过程中没有发言权,不能充分的行使自己的权利,补偿标准普遍较低,农民的权益受到极大的损害。要改变当前这种状况,首先,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赋予农民更多征地谈判时的发言权,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土地增值收入的分配。其次,法律必须缩小并明确公益性用地范围,限制地方政府以公益性用地的目的而盲目征地。再次,建立基于市场价格的征地补偿标准体系。市场机制是最公平的价格形成机制,只有依据公开市场价格确定的补偿标准才能得到各方的认同,避免无必要的损失。最后,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引导和创业支持,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提升非农就业能力,让农民从土地流转中获得相应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也不必成为“三无”公民。
第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排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土地仍然是大部分农民生存的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很高,因此土地流转机制的创新,就需要积极的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建立健全农民养老、医疗、伤残等保障体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除农民因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才能使农民安心放心的流转,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供保障。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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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性收入及其条件 篇4
财产性收入不是直接劳动所得，而是居民家庭通过私人财产获得的增值收益。低收入制约着财产性收入，而在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财产性收入又是公民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
中国已经迈进小康社会的门槛，党的十六大以后，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已见雏形，中国正处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在绝大多数人都已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后，人们劳动所得的富余资金，必然要变为银行存款、有价证券、房屋、车辆、收藏品等动产或不动产。这些财产又必然在投入与产出的过程中实现升值，这就是人民群众最直观的财产性收入。资料显示，当前居民储蓄在15万亿元左右。到今年10月初，沪深两市投资者开户数超过1.2亿户；基金资产净值总计已超过3万亿元，基金投资账户数超过9000万个。全民理财的现象说明，财产性收入对中国人越来越重要。
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提高，为普通百姓的财产性收入提供了基本保障和先决条件。国家创造条件让他们从最根本的方面参与到经济发展当中，成为各项经济活动的主体之一，除了劳动报酬以外，还有机会得到经济事务总成果的分享，无疑是最美好的事情，也是遏制和解决贫富分化的根本途径。但从更具体的方面来说，为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最重要的是加强法治、丰富投资品种和渠道，进而完善财产性收入的市场环境。
中国的普通百姓正处于投资的冲动中，由于相关知识储备不足，很大一部分人对于资本的认识还相当肤浅，他们有风险意识，又缺乏抗风险能力。如果没有一个法治化监管的资本市场，这些人的资本投入很可能不是得到财产性收入，而是将财产输光。
近年来，非法集资现象以民间借贷的方式时有出现，也屡禁不止，上当受骗者多为拥有一定财富积累、急于获取财产性收入而又缺乏专业常识的普通百姓。在股市上，一个“带头大哥”就可将虚拟的信息操纵上亿元资金，那些在资本江湖诡异行走的老手们，自然更具有危险。很明显，个人对资本市场风险的防范一定离不开国家提供的法治环境，而被一个法治化监管的资本市场，也一定是在保护资本的合法流动以及资本投入者资本的安全。
农民财产性收入 篇5
对于中国广大的农民来说, 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机会不多。而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最重要的财产, 土地不仅是农民“养家糊口”的生产要素, 也是提供社会保障的重要载体。因此, 明确农民财产的法律地位, 关键是明确农民土地的法律地位;要想让农民也能够获得财产性收入, 需要创造条件使农民的土地不仅可以保值, 也可以合法的增值, 农民从土地的保值增值中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完善和创新土地制度, 保护农民土地财产的权益, 为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提供制度保障, 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 是当前深化农村改革的关键。
目前, 中国农民家庭通过耕作和打工取得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而2006年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仅为100.50元, 占总收入的比重为2%。财产性收入无论从总量还是比重, 还远未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2006年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比2000年增长了90%, 说明农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具有巨大的空间。农民未能从土地取得合理的财产性收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在于产权主体不清晰, 产权内容不明确, 土地市场化功能未能充分发挥。
有数据显示, 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权益的分配中, 地方政府大约得60%-70%, 村集体组织打约得25%-80%, 失地农民只得到5%-10%, 甚至更少。一项入户调查证实:被征地的农户中, 近70%的农民每亩领到1～2万元补偿款, 27.4%的农民领到的土地征用补偿款不足1万元, 实际领到补偿款超过2万元的农民仅占2.9%。这样的补偿费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 其直接后果就是特殊贫困阶层不断扩大, 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加剧。
要使广大的农民从土地的保值增值中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 中国必须实施更深层次的土地制度的改革。
农民应具有土地产权
赋予农民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产权是保护土地财产和使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基础条件。在工业化、城镇化新阶段, 土地增值的幅度非常大, 却未给农民带来多少实际的利益。究其原因是农民不拥有物权性质、可转让的土地使用权, 而农民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产权是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条件。
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并赋予产权主体相应的权能。据调查, 中国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91%是归村民小组所有, 但这一级组织却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致使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 这是征地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流失的根本原因。
试点推行“国家终极所有, 农民永久使用”的永佃产权制度。国家是土地终极所有者, 各级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土地所有权, 农户享有农村土地使用权、继承权、收益权、流转权, 农民是独立的产权主体。各级政府要尊重农民土地产权主体的地位, 扮演服务者、监管者和仲裁者的角色, 主要任务是土地规划的制定和执行;集体 (乡、镇、村或村小组) 享有对农村部分土地的所有权, 主要扮演农民土地权益维护者的角色;政府和集体不得干预永佃权利的行使, 明确农民土地产权的范围、国家公共利益的边界, 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让农民外出就业举家搬迁的情况下, 允许其所拥有的土地、住宅使用权流转和变现。永佃权人对农地享有的完整权利, 要通过土地登记程序后, 得到国家法律的充分保护。
大力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正是近年来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一个新事务, 是农民获得土地财产性收入实现条件。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将集体土地与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一起折股量化, 明确每个社员的股份, 经营收益按股分红;二是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 组建新的股份合作公司, 对入股土地实行统一规划、开发和经营;三是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价参股, 组建股份有限公司, 村民可以承包农业项目, 也可以为公司打工。广东南海的经验就属于第一种形式。
土地产权可以分解为土地股权、经营权和使用权, 农民拥有土地股权, 集体经济组织掌握土地经营权, 土地租佃者享有土地使用权。土地量化为股权, 均等分给农民, 实现了所有权主体和经营权主体互相换位, 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实现集约和规模经营, 有利于维护农民合法的土地财产权益, 有利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是农民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的实现条件。
完善征地补偿机制
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是获得土地财产性收入的保障条件。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 允许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 这样可以形成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真实市场价格, 赋予农民更多土地价格制定的话语权, 使农民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土地增值收入的分配。目前,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 农民会非常珍视自己的土地财产。法律必须明确公益性用地的范围, 以限制地方政府判断公益性用地的自由裁量权。建立基于市场价格的征地补偿标准体系, 依据公开市场价格确定补偿标准。
建立农村土地信贷覆盖网络
农民财产性收入 篇6
一、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
(一) 人均财产性收入绝对数额低、在纯收入中的比例小
从表1可以看出, 湖南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除2007年外, 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态势, 但是绝对数额仍较低, 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最大的一年2009年也只有81.19元。同时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当年纯收入的比重较小, 都在2%以下, 比重最大的一年2009年也只有1.65%, 而根据国际经验, 财产性收入一般占居民当年纯收入的30%左右, 可见, 财产性收入在湖南农民纯收入中并不占有主要的地位。
(二) 财产性收入对纯收入的贡献率低
根据表1可见, 随着湖南经济的发展, 湖南农民的纯收入在逐年提高, 然而农民财产性收入对纯收入的贡献率却偏低, 都在7%以下, 最大的一年2009年也只有6.1%。要提高农民收入, 就要大幅度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 因为工资与经营性收入受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供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般不会快速、大幅度提高, 而财产性收入比例的提高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产生的作用将更加明显。
(三) 与其他地区相比财产性收入有差距
根据表2可见, 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发达地区如北京相比差距较大, 因此提高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任重道远。
二、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低的原因
(一) 农民自身投资理财意识淡薄、知识缺乏
首先, 湖南农民整体文化素质偏低, 知识水平有限, 从价值观上, 很多农民停留在按劳分配的框架之内, 而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财产性收入归入非劳动收入的范畴, 没有足够的认识和接受程度, 将其等同于“不劳而获”或“剥削”[1]。其次, 由于农民掌握的知识有限, 不具备基本的电脑操作知识, 不会使用现代化的电脑设备, 同时缺乏必要的经济学知识以及理财知识, 不具备对股票、债券等收益率高但风险较大的投资项目进行分析决策的能力, 只能选择银行存款一种方式。
(二)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以城市居民为中心, 农村居民始终处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养老的保障, 再加上子女上学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农村居民。面对这样的状况, 农村居民即使有一定数额的多余款项, 也不愿意进行各种投资理财活动, 而是把有限的资金存入银行, 从而限制了农民的投资选择。
(三) 土地流转制度障碍
与城市居民相比, 农民在获取财产性收入方面唯一具有的优势, 就是土地使用权。但是, 我国农村现行的土地流转制度却成了妨碍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因素。这是因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农民只拥有土地经营权, 集体所有的土地只有经过国家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才能出让、转让。可见, 从法律制度上, 农民个体不完全拥有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 导致土地在流转的过程中, 农民在转让经营权时, 要受到集体所有权的制约, 这种制约往往限制了农民通过转让经营权来获取财产性收入, 从而降低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四) 房屋流转制度障碍
首先农村住房处置由于受现行法律、政策的限制存在很大难度。根据《土地法》规定:“农民宅地基所有权属于集体, 非农民个人所有”。《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地基, 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 再申请宅地基的不予批准。”这一法律规定导致农民即使迁移至城镇定居, 农村的房屋要么不能出售只能闲置, 要么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售。
其次, 农村住房出租很不规范, 经常会出现一些承租纠纷等现象。如出租房屋没有办理工商执照, 房主直接与承租者私下订立口头协议而不签订书面合同, 导致日后出租过程中双方各种纠纷的发生[2]。
(五) 农村金融市场不够发达
1、农村金融建设滞后
一是, 湖南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 电话、电脑、网络等通讯设备还没有普及, 农民缺乏了解与经营投资理产品的媒介。二是农村的金融机构过少, 目前, 在湖南农村, 存款机构相对发达, 主要有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但其它金融机构, 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在农村几乎很少, 特别是县级以下地区基本上就没有。这就导致农民没有较好的投资途径, 农村居民都选择把有限的钱放入银行, 因而导致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几乎只有银行储蓄一种方式。
2、金融机构产品创新不足
从目前农村金融产品体系来看, 农村金融产品与农民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金融产品单一, 目前农村的金融机构主要为农民提供存贷款服务, 其他的理财产品很少甚至没有, 投资渠道窄。二是理财产品没有针对性, 缺乏适合农民收入情况、知识情况、风险承担情况的产品。
三、提高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
(一) 对农民进行培训教育
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就要增强农民投资理财的理念。可以采取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形式如广播、电视讲座、开辟报纸专栏、开办业余性质的投资理财学校等, 向农民宣传投资致富典型事迹, 增强农民投资理财观念。同时还要提供投资理财相关知识的培训, 如电脑使用、风险分析、理财产品分析、投资技术操作等等。在培训方式上, 可以由政府出资培训, 也可以鼓励各种金融机构, 如证券公司或存贷款机构, 在对农民进行宣传的同时进行培训。
(二)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应逐步建立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彻底改变农民以自我保障为主的局面, 增强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农民敢于对风险较大、收益率更高的投资项目进行投资, 以便获得尽可能多的财产性收入。
(三) 加快农村土地流转进程
首先, 应从法律上理顺土地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关系, 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 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避免土地经营权在有偿转让中受到土地所有权的制约。其次, 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资本化, 所谓土地承包权资本化, 指的是农村集体所有、家庭承包使用的土地如何在流动和交易中被货币化, 并以资本形态进入再生产过程, 其收益形式不再单纯表现为租金, 更多表现为红利[2]。如允许农民土地承包权投资入股, 获得红利收入。再次完善农民土地的征用补偿机制, 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 让农民从土地的出让、转让中得到财产性收入。最后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 应当允许农民承包地使用权进行抵押, 以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四) 完善农村住房制度
对农户而言, 住房是最主要的有形非生产性资产。湖南农村地区由于大量人员外出务工, 产生大量的空闲住房, 但是由于农民住房一般无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 很难转让和出租, 造成大量空房闲置。因此应尽快修改、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使农村集体土地上所建私宅能够合法、有序地买卖。同时加强对农村租房市场的管理, 应当允许农民长期出租宅基地使用权[3]。
对于农村住房制度的改革, 可以借鉴苏州和广州的做法, 苏州农民进城, 农民私宅即使没有房产证也可转让、出售。根据苏州市农民宅基地转让相关条例, 各乡镇成立了农民住宅置换中心, 解决了农民住宅因缺少土地证、房产证而不能交易的困难。2004年初, 广州市首次向农民自有土地上建的自有房屋颁发国有房产证, 农民自有房屋办理国有房产证后, 可以向银行抵押贷款、进入市场交易[4]。
(五) 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1、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
由于金融机构承担着各种金融活动, 因此要发展农村金融市场, 就要大力发展农村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建设农村证券市场:一是证券公司在农村设立分支机构, 并派遣工作人员。政府可以考虑提供一些优惠政策, 使这些以盈利为目的的证券公司愿意进入农村, 为农民进行证券投资提供条件和渠道。二是充分发挥目前存款机构的中介作用。通过存款机构代理农民投资理财, 这样既可以方便农民, 存款机构也可以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2、创新农村金融产品
除现有的股票、投资基金、国债等投资理财产品外, 金融机构还应根据农民自身的特点开发一些起点低、便于操作、风险小的专门针对农村居民的投资理财产品。让更多农民通过储蓄、证券、股票、基金、保险等获得股息、利息、分红, 使广大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多元化。
参考文献
[1]张乃文.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及原因探析[J].农业经济, 2010 (4) .
[2]赵华伟.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与解决途径[J].改革与战略, 2010, 26 (9) .
[3]肖红华, 刘吉良.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9 (2) .
农民财产性收入 篇7
一、推进农村确权赋权改革的意义
(一)推进农村确权赋权,是平等保护农民财产权利的必然选择
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城乡居民财产权利保护的二元体制是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的突出表现之一。市民在城市依法享有的不动产等财产具有完整的物权,可以在市场上流转、抵押和担保;农民在农村的承包土地、宅基地和住房、农村集体资产等不少赖以生存的核心财产却缺乏享有其产权的法律凭证,与传统户籍关系高度捆绑,不仅流转受限,且不能抵押、担保。目前的农民财产权利实现状态,在一定意义上是“财产拥有了农民”———农民一旦迁离农村,承包地等相应财产就可能丧失,而不是“农民拥有财产”———农民对财产缺乏完整物权权能。农民财产权利的不足,削弱了农民对财产的占有、支配与收益能力,妨碍了农民财产进入社会财产增值体系、信用体系、流动体系,制约了农民与城市居民在经济权利上的平等享有。推进农村确权赋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藏富于民、还富于民,是一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农民群众福祉的民生工程,必须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去做这项工作,不断强化农民财产权利保障,着力夯实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的物质基础,为农民创业创新、发展致富创造条件。
(二)推进农村确权赋权,是推进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内在要求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清晰的产权界定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条件。如果一项资源要素的产权不清晰、不健全,市场交易就无从谈起,结果往往是陷入“公共地悲剧”陷阱而过度开发利用,或陷入“公说公有、婆说婆有”纷争状态而难以有效开发利用,很难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和配置效率最优化。当前,由于农民财产产权关系不清,农村承包地的过度利用和闲置抛荒交织出现、农村宅基地和住房“一户多宅”和人去楼空、地闲叠加等问题突显,农村集体资产更是因产权不明或不固定,淡化了成员的主人翁意识,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也无法被普遍认可,出现了重分配、轻积累及分配不公的现象;由此而引发的产权纠纷、分配不公矛盾也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出现,既有对农民确权不到位的原因,也有赋权不充分的因素。因此,抓实抓好推进农村确权赋权工作,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核心的内在要求,是促进农村土地资源和集体资产市场化配置的基本条件。
(三)推进农村确权赋权,是加快城市化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党和政府实施新型城市(镇)化战略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据统计,全国城镇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达53.7%,但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为35.7%,相差20个百分点;浙江省城镇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64%,但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则只有32%左右,相差30多个百分点。虽然这是因浙江作为流动人口的净流入且主要流入城市的省,拉高了城镇常住人口数量,但全省农业人口非农转移进入城镇创业就业与户籍转移不同步、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是不争的事实。转移进城农民不迁户口,既与原来严格控制、目前已日渐宽松的户籍管制政策有关,更与城市户籍的“含金量”不断降低、相对于农业户籍的优势发生逆转有关,因为传统农村财产和福利的享有配置体制依附和捆绑于农业户口。因此,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固然需要加快推进城市公共服务均等覆盖常住人口来拉动,但同时也迫切需要通过确权赋权让农业转移人口享有物权化的、长期充分而有保障的农村财产权利来推动,建立健全农民经济权利长久化、社会权利属地化的管理制度,“一拉一推”缺一不可,从而让农民出得了农村、进得了城镇,更高质量、更快速度地推进“人”的城镇化。
(四)推进农村确权赋权,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客观要求
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跃进过程中,农业从业人员占比的下降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是两个同步对应的普遍经验和规律。首先,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必须创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而这客观上就必然要求通过农村土地确权赋权来满足。通过确权赋权,不仅可以让非农转移的农民放心地将承包的土地流转出去,而且也依法保护了土地流入农民和主体的经营权,使其专心从事农业。其次,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必须在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创新农业经营方式,探索和推进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因此,对推进资金资源资产等要素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的组合配置提出了新要求,通过确权赋权,有利于为要素组合方式创新铺好路、开好道,从而推进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融合发展、一体发展。再次,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必须把促进农民持续普遍较快增收作为核心目标。通过确权赋权,有利于让土地等财产流出或入股农民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让经营主体获得更多创业经营收入,让雇工农民获得工资性报酬,从而实现利益相关者各方的持续普遍较快增收。
二、推进农村确权赋权改革存在的问题
尽管浙江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总体上看进展还是初步的,赋予农民充分而有保障的集体财产权利上还有明显不足和很大空间。
一是确权登记尚未覆盖到位。无论是承包经营权,还是宅基地使用权和住房所有权,登记制度虽已基本建立形成,但登记颁证均没有实现全覆盖,存在“有物无证”或“有权无证”的现象,个别村还未落实二轮承包工作。在农村集体资产确股上,目前完成率还不到1/3。
二是赋权强能尚未根本突破。“三权”权能不全,离完整的物权权能还有较大差距。承包地主要限于占有、使用、收益和经营权流转,经营权的抵押、担保权能尚未在全面赋予,入股也仅限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承包经营权未赋予如同宅基地一样的长期使用权,缺乏抵押、担保及有偿转让退出权。宅基地使用权和住房所有权的抵押、担保、转让试点尚未取得成熟经验,在权能的广度和深度上还有较大局限性。集体资产股权,大多还停留在股份占有、收益分配凭证上,虽明确可以继承、流转,但一些地方的股权实行动态管理,难以流转和继承;质押、担保在面上也未取得突破。
三是流转交易市场尚未普遍建立。缘于“三权”权能的不完整,“三权”权能的价值难以有效显现,加上公开交易平台建设的不足,流转交易市场难以有效形成。
四是制度体系尚未有机统一。土地、住房等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未形成。需要高度重视这些不足和问题,进一步认识深化农村“三权”改革在健全和完善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中的重要意义,增强推进农村确权赋权改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推进确权赋权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措施
(一)全面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赋权
1. 推进确权发证。
围绕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坚持“扫尾”与“提升”并举,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全面发放到户和登记簿全面建立健全。以二轮土地承包工作为基础,清理核实农村土地承包档案资料,全面摸清应开展未开展二轮承包、应发未发权证、应建未建登记簿情况,并将具体情况明细到村到户。以推进权证全面发放到户为重点,对由于各种原因未开展二轮承包的村社进行扫尾,要以确权确地为主、确权确股为辅,依法做好“补课”工作;对已开展二轮承包但未颁发权证的村社,要在核实的基础上依法颁证到户;对权证留在村组以上组织保管、未发放到户的,也要在核实后发到承包农户手中。以加强登记管理为核心,以二轮承包“扫尾”应发未发的权证颁发为主要对象,按照登记要素齐全、登记内容准确、登记程序规范的要求,依法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切实做到承包合同、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记载的事项相一致。
2. 推进稳制活权。
围绕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在推进承包地确权发证、稳定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切实保障土地经营权流转权能,积极引导和推进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健全和完善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鼓励采用稻谷等实物计价、货币结算相结合等方式确定流转价格,力求客观实际地动态反映流转土地价值;引导和鼓励采用委托流转、股份合作等方式整畈整组整村推进土地流转,进一步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效实现形式,实行“保底租金+利润分红”的分配机制,让农民更好地共享农业现代化成果;健全土地流转服务体系,规范和提高流转的合同签订率和鉴证率,总结和推广流转后土地经营权颁证制度、流转风险保障金制度和土地流出农户社会保障制度。强化对流入方土地经营权的保护和流出方收益权的保障,切实增强促进流转的推力和拉力;加强对土地流转主体、面积、价格、用途的监测,对符合方向和要求的给予政策支持,对违法违规行为予以及时纠正,切实防止损害农民权益、防止改变土地用途、防止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3. 推进赋权强能。
围绕落实赋予农民对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的要求,切实增强土地经营权贷款融资功能。目前有些地区已经探索出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成功经验,这就需要完善抵押贷款办法,巩固成果、扩大覆盖面。有关部门要尽快制定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具体办法。
(二)全面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造
以推进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造为核心,着力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赋予农民充分而有保障的农村集体资产股权。
1. 抓好确权确股。
在对村经济合作社全面清产核资的基础上,科学界定集体资产财产权益的享有成员,将资产折股量化到人,建立健全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相应治理制度,从而将村经济合作社改造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具体需要把握四个方面的工作环节与要点:一是把握折股量化的资产范围。一般以能带来经济利益的、可货币计量的经营性净资产为限,以此名义代表集体总资产股本额,实行“确权确股确股值”。对经营性净资产较少或没有的经济薄弱村,可暂不明确量化资产的货币计量额,只明确股份份额总数,即只“确权确股不确股值”。二是把握折股量化的股种设置和享受对象。一般设立人口股和农龄股,不设集体股,但根据需要可增设现金募集股等股种。除人口股外,其他股种原则上没有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在内的投票决策权,只享有分红权。与股种设置相对应,依法依规界定各种股种的配置对象,按照依法能享全享、可享尽享的“广覆盖”原则,推进有差别的普惠式改革,以有效化解相应矛盾纠纷和历史遗留问题,合理保障农嫁女、农转非、戤社户(自理口粮户)、蓝印户口、小城镇改革户籍迁移等弱势群体、特殊群体的股份权益。三是把握股权管理的基本要求。对量化到人的股份实行静态管理,生不增、死不减、可继承,以适应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和人口迁移流动的需要,为推进农民经济权利长久化和社会权利属地化管理夯实基础。四是把握确权确股的工作原则。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发扬民主,做到于法有据、于理有措,法律法规政策有明确规定的,按规定办;法律法规政策没有规定的,按照复杂问题民主化、民主问题程序化的要求,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民主讨论、民主决策办事。
2. 抓好赋权强能。
在确权确股的基础上,有序赋予股权继承、流转(有偿退出)、抵押担保等权能。对继承权,要全面赋予静态管理的股权;对流转权,允许在股份经济合作社内部流转,并根据所在社区城市化发展进程,逐步向社内外全面流转放开,推进有偿退出机制的建立健全,但不得退股提现;对抵押担保权,各地要积极开展试点,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股权质(抵)押担保贷款的做法与经验,适时制定合理的股权抵押担保办法。
3. 抓好管理发展。
坚持把确股赋权作为股份合作制改造的第一步,积极推进改革深化和集体经济发展。股份经济合作社要建立健全以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并积极探索实施职务配股制、经营班子年薪制、风险抵押金制、外聘职业经理人和独立董事制,不断推进股份经济合作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引导股份经济合作社采取渐进式的项目制、公司化改革,鼓励农民(股东)、相关市场主体与股份经济合作社探索发展股份合作经济或混合所有制经济。
(三)全面推进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住房所有权确权登记
以落实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和农村住房财产权保障为方向,加快推进农村宅基地和住房的确权赋权。通过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情况的调查摸底,分类制定落实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相关政策,处理宅基地历史遗留疑难问题,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探索建立农村宅基地跨社置换、有偿退出、有偿使用机制。
(四)加快构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
以确权赋权为基础,同步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在流转交易平台建设上,要依托县、乡两级现有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服务中心或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坚持整合改造与拓展提升相并举,加快建设县、乡两级联通一体的农村产权交流服务中心。在流转交易内容设置上,要积极开展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住房财产权、集体经济股权等流转交易试点,逐步将依法可交易的农村土地(包括耕地和林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住房财产权、集体经济股权和其他依法可交易的农村产权等纳入统一流转交易平台,形成有场所、有评估、有服务、有登记、有监管、有制度的流转交易格局,确保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参考文献
[1]程渭山.浙江省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实践与探索[J].新农村,2015,(2).
[2]王金宝.推进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激发农村内在发展活力[J].农村工作通讯,2014,(2).
农民财产性收入 篇8
财产性收入指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 作为回报而从中获得的收入。也就是指, 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参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收入;是家庭拥有的动产 (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收藏品等) 和不动产 (如房屋) 所获得的收入, 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 等等。
财产性收入是农民纯收入的组成部分之一。农民纯收入指农村住户当年从各个来源得到的总收入扣除所发生的家庭经营费用、税费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赠送亲友后的收入总和。纯收入主要用于再生产投入和当年生活消费支出, 也可用于储蓄和各种非义务性支出。“农民人均纯收入”反映的是一个地区或一个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从来源看, 纯收入包括四个方面: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其中, 工资性收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占比日益增大。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少、收入低, 必然成为农民进一步增收的瓶颈。
一、农民财产性收入权重日升是城乡一体化的显著特征
城乡一体化使农民财产性收入权重日升, 是工业化、城镇化浪潮叠加效应的显现。
1、收入来源的变化。
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这四个收入来源,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权重有着不同的变化。以音西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前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民收入权重中居主导地位;在90年代中期以前, 因为紧邻城区, 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工业化浪潮使原有的家庭经营土地转变为工业用地, 农民也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工人, 家庭经营收入逐渐让位为工资性收入;而这以后的城镇化浪潮使农业用地逐渐变更为城市商住用地, 一方面使农民变为服务人员, 进一步巩固了工资性收入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农户家庭经营的土地越来越少以至于趋向归零, 家庭经营收入终将归零, 收入来源从四个变为三个, 自然每一个的权重都相应增加。
2、财产性收入的变化。
财产性收入不是直接劳动所得, 而是农民家庭通过集体和私人财产获得的增值收益。在多数人看来, “财产性收入”针对的是拥有个人资产较多的城镇居民, 他们可通过购买国债、股票、基金等投资活动获得财产性收入, 这种理解并不全面:首先, 财产性收入不等同于高风险投资 (如炒股等) ;其次,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除了银行存款利息外, 来源也可以因地制宜, 可以很丰富。从理论上讲, 只要拥有一定量的财产, 它就可以成为农民获得经济利益的手段。
对于我国农民来说, 虽然大多数还属于低收入群体, 但是他们还是拥有一定量的财产, 这些财产包括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房屋产权、现金结余和村民共有的村级集体资产等。因此,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一般包括土地被征用、土地经营使用权经流转后而得到的相应补偿;民房的出租、出售和拆迁而取得的相应收益;以及资金通过储蓄、民间借贷及购买股票、证券、债券等而取得的相应资金收益。以音西为例, 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财产性收入来源依位次为: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补偿、房屋出售、民房出租、民间借贷、储蓄、购买股票、证券、债券等。客观地说, 城乡一体化使音西农民的个人资产已超过大多数城镇居民个人资产, 尤其是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补偿、房屋出售常常使人一夜暴富, 因此在一些年份财产性收入甚至超过工资性收入成为最重要收入来源, 但幻想就此成为新常态,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而当城乡一体化后, 土地征用、拆迁补偿结束, 农民财产性收入必定锐减。
当城乡一体化后, 土地该征用的征用、该拆迁的拆迁、该补偿的补偿到位, 一如今天的音西村, 那么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就只剩下:房屋出售、民房出租、民间借贷、储蓄、购买股票、证券、债券等。而有多少农民有多余的房屋可供出售?即使有, 也是卖一座没一座、卖一间没一间;又有多少农民能炒股、炒期货、炒黄金?唯一现实的选择只有民房出租、民间借贷、储蓄。如今的音西村农民最现实的财产性收入来源就是民房出租, 约60%的农民把他们空闲的新房子、老房子隔间出租, 房租收入成了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 城乡一体化后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仍然无法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甚至只能是农民收入日渐式微的补充。
二、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瓶颈
为什么城乡一体化使农民财产性收入权重日升;而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后农民财产性收入日渐式微呢?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因素很多:
首先, 要从体制机制上找原因。目前农村产权制度很不完善, 产权主体不明确, 农民对自己的财产不拥有完整的产权, 农村产权市场的缺失,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比如, 农民和市民所享有的财产权利不平等:城镇居民购买的房屋具有完整产权, 可以抵押、担保、买卖, 农民自己在宅基地上合法建造的房屋却不具有完整财产权, 不能抵押、担保, 也不能出售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企业获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用于抵押、担保等活动, 农民拥有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用于抵押、担保等活动。农民对农村集体资产拥有所有权, 但这些权利在经济上又缺乏有效的实现形式。这种财产权利的不平等, 严重制约农户财富的培育、积累、扩大, 制约农户财产进入社会财产增值体系、信用体系、流动体系, 制约农民同城镇居民在经济权利上的平等, 也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
其次, 没有统一的长远计划是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又一瓶颈。房屋拆迁、土地征用这些农民财产性收入从单个农户来说当然无法长远计议, 因为根本不知要拆谁的屋、征谁的地, 但作为村集体来说本应该有长远打算的。
房屋拆迁、土地征用必然有先有后, 音西村以前的做法是拆谁的补谁, 没有涉及征迁的就没有补偿, 短期来看似乎很有道理, 但长期来看问题就出来了:其一, 征迁早的, 补偿标准低, 征迁晚的补偿标准高, 而且差距很大;那么, 先动迁的人当然有意见:凭什么先动我的?这样的结果是鼓励人们当“钉子户”, 尽量拖延时间, 因此造成征迁工作越来越难;其二, 作为集体所有财产来说, 征迁早的, 理应在征迁后重新得以分配, 这时未动迁的又有意见了:因为他们原有的部分土地又要分给别人了, 而他又没有获得征迁补偿。实际上很多地方根本就无法做到重新分配承包土地, 而这又是对被征迁农民的剥夺;其三, 政策标准随意性大, 由于没有长期打算, 造成了谁当村干部谁说了算, 一任有一任的政策, 更加剧了征迁的矛盾。
再次, 政府与民争利是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杀手。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乏力的根源之一, 是政府与民争利, 在征迁上自有了“百分之十的留用地”政策后, 地方政府借口帮助集体消化这“百分之十的留用地” (因为集体无法进入土地一级市场) , 以征地相同或略高的价格将“百分之十的留用地”收储或同时卖给开发商, 这样地方政府一转手每亩数百万的就收入囊中, 村干部也觉得这样省事, 所以“官”、“管”一拍即合, 根本置“留用地”政策初衷于不顾, 断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又一条财路。而这也是村集体给农民的转移性收入无法提高的一大原因。
最后, 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问题至今无人引导、放任自流, 是农民财产性收入无法规范化、正常增长的推手。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增加财产性收入似乎是农民自己的事, 那么农民投资还是谨慎点好。道理似乎是很有道理, 但是客观上一些农民突然间一夜暴富, 却因缺乏引导而误入歧途, 这样的例子已不鲜见, 无不突显出政府引导缺位的恶果。
三、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路径探索
首先, 完善农村产权制度,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推动农民财产权利在经济上有效充分实现, 就可以有效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使财产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的增长点, 从而有效拉动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此, 必须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 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 使农民依法获得集体资产股份分红收益;充实农民土地使用权权能,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 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使农民依法获得土地股权投资收益;鼓励承包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 使农民依法获得土地流转收益;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 使农民依法获得宅基地和房产转让收益;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合理提高个人收益, 使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推动财产真正成为农民发展和致富的重要手段。
其次, 村集体应该要有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长远打算。正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村集体组织应该汲取音西村的教训, 制定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长远计划。诚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这些农民财产性收入从单个农户来说是无法预见的, 但村级组织是可以预见的, 应当统筹全村, 将土地征用、房屋拆迁都作为全村的而不是某一户的, 当某户土地被征用、房屋被拆迁, 除该户获得补偿外, 全村其他村民也相应获得补偿, 而后该户重新获得承包地和宅基地, 这样既避免了先后补偿标准不一的矛盾, 也避免被征地农民成为失地农民, 生活无依的不平等。
再次, 切断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路子。三中全会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 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既是对过去地方政府在“百分之十的留用地”上争利的当头棒喝, 也是在告诫地方政府不要再与民争利了。而村级组织也可以发挥“百分之十的留用地”作用, 将“百分之十的留用地”作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一条长远路径。如在“百分之十的留用地”上建设商业性服务设施, 如店铺、员工宿舍等对外租赁收取租金, 变成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长远计划。
此外, 应切实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引导。对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而一夜暴富的农民尤其应该注意引导, 政府有义务在农村进行投资理财教育, 提升群众的理财观和理财水平, 使普通群众成为懂投资、懂理财的行家里手, 使他们逐步从存款保值向投资生财转变, 引导他们不但通过储蓄、债券、股票、基金、保险、不动产投资等金融产品的投资获得股息、利息、分红, 而且通过其他投资兴办第三产业或者从事其他行业来使自己的财产增值。在当前万人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 政府要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坚持以人为本, 创新机制、体制, 充分调动群众的创业热情, 充分激发群众的创业欲望, 引导群众树立“人人当老板、人人争创大业”的思想, 敢闯、敢拼、敢干, 努力形成全民创业的浓厚氛围, 为推动经济增长、加快财富积累创造良好条件。
摘要：城乡一体化使农民财产性收入权重日升, 一些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仍然无法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甚至只能是农民收入日渐式微的补充, 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关键词：农民财产性收入,制约因素,提高途径
参考文献
[1]黄永兴.农民纯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4.7.
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拥有财产 篇9
按照国家统计局专家的解释，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車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确实，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热和理财市场的繁荣，公民财产性收入的快速提升，无疑是一个大趋势。执政党对公民财产性收入的明确支持态度，不仅让公众吃了一颗定心丸，也，必将促进资本市场的进一步理性发展。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一全新提法的重要价值，有专业人士已经做了详细阐释，笔者无意在此班门弄斧，而只是想重复一个基本的常识：先有财产，然后才有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必须以稳定的公民财产以及明确的私人财产权作为前提，显然，财产性收入至少需要两块基石：财产基石和法律基石。
毋庸置疑，《宪法》关于私人财产权的多次修改、《物权法》的通过以及资本市场有关法律的不断完善，为十七大报告中的这一提法提供了法律基石。但在另一方面，这一块法律基石仍有待不断完善，比如资本市场的恶意操纵行为对中小股民财富的掠夺，比如“政策市”的纠正，等等。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对社会弱势群体财产权的保护。比如农民的土地，比如小贩的三轮车，比如小摊贩的摊位和工具，比如农民工的工资。尽管与富人的财产相比，这些在社会财富总量中所占比例几乎不值一提，但这却是很大一部分公民的谋生之本，是他们维持基本生存和生命尊严不可或缺的财产。它们不应该被强征、被没收或者被拖欠，权力必须改变在其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法律的空缺必须尽快补漏。
简单的道理是，一旦穷人连维持基本生存的活命财产都丧失了，那么无论政府怎样创造条件，他们也不可能拥有财产性收入，因此，更大力度地保护穷人财产以及他们在任何地方靠劳动吃饭的机会，是最应该被创造的条件之一。
在财产基石方面，我们必须正视的是一个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的现实。而财产性收入是一种衍生财富，没有财产就不可能有财产性收入，于是就可能产生一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从而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因此，在对待财产性收入时，应该有不同的政策安排：对那些更有可能为穷人获得的数量有限的财产性收入宜于免收一切税费，比如居民储蓄利息，而对那些更有可能为富人获得的数量庞大乃至惊人的财产性收入宜于根据暴利程度的不同采取累进税率，比如炒房收入。
农民财产性收入 篇10
关键词：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人均总收入
0 引言
居民人均总收入由财产性收入、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部分组成。也即财产性收入是当年居民人均总收入的组成部分之一,财产性收入增加,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一般会直接体现在居民人均总收入的增加。
财产性收入是指金融资产或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作为回报而从中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利用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或让渡财产使用权或财产营运所获得的收入。财产性收入的形成必定建立在已经拥有的财产之上,当存量财富以金融资产形式存在时,取得的红利、利息和资本得利等收入,就是财产性收入;当向他人让渡自己拥有的非生产性资产使用权时,取得的租金、专利收入等,也属于财产性收入。
我国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为21033.42元,比前一年增长11.54%,是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的近14倍,这20年来年均增长率为14.05%;就2010年来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最高,达35738.51元,东部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与中西部差距较大,中西部普遍较低,其中甘肃省只有14307.28元。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为520.33元,较前一年增长20.49%,是1990年的33倍,这20年来年均增长率为19.17%,增长倍数与增长率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但与它同向增长;就2010年来说,东部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普遍较高,其中浙江省达到1470.13元,中西部相对较低,甘肃省和青海省只有70多元。
居民财产性收入占人均总收入的比重,可以反映一个国家人民的富裕程度。美国这一比重长期高达40%左右,而我国2010年仅为2.47%。从各地的情况看,较好的也不到5%。居民人均总收入与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有其他诸多影响因素,但它们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互相倚重就尤为重要。本文就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1 一般的财产性收入与人均总收入因果关系研判
居民人均总收入与财产性收入是否存在互相促进的关系?或者说财产性收入的多少是否影响人均总收入?反之,居民人均总收入的增加,又是否会影响以后的财产性收入?表面上看,这两者一定存在某种关系,下面笔者用实际数据来论证两者的关系。笔者收集了中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和总收入的27个数据,并用格兰杰因果关系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一般性的分析(1)(见表一至表四)。
(1)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7—2011年),其中1986年中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数据缺失,在本文中它通过1985年和1987年中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平均值估测得出;2011年数据从中国统计网中查到。
由表一至表四可以看出,除了表一中滞后长度为2时,不能很好地说明财产性收入和人均总收入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外,表二至表五(滞后长度为3、4、5)都较好地说明了它们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这就实证了居民人均总收入与财产性收入互相促进的关系。
2 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对其人均总收入的影响
由于笔者只收集到1998—2011年的14个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数据,因此,下面通过灰色关联度来分析。
笔者从《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1年)中,选取2004—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总收入、财产性收入、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指标的36个数据。其中,以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为参考序列x0(k)={x0(1)、x0(2)、x0(3)、x0(4)、x0(5)、x0(6)},其他均为比较序列。其中x1(k)为财产性收入,x2(k)为工薪收入,x3(k)为经营净收入,x4(k)为转移性收入(其中k=1,2,…,6)。选2004年各收入值作为标准值1,其余各年的收入值与相对应的2004年收入值作比值,把表五的数据进行初值化,即xi(k)演变为yi(k)(其中i=0、1、2、3、4;k=1,2,…,6)。再一一求差序列△i(k)=|y0(k)-yi(k)|(其中k=1,2,…,6),取分辨系数θ=0.5,根据公式计算关联系数:
最后,根据公式(其中i=1、2、3、4)算出关联度R1=0.693、R2=0.936、R3=0.751、R4=0.921,分别表示财产性收入、工薪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江西城镇居民增加人均总收入的灰色关联度。由上面可知R2>R4>R3>R1,这说明与工薪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相比较,财产性收入与人均总收入增加的灰色关联度最小,即相比较而言,财产性收入目前阶段对增加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影响不大。
3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
由于笔者收集到的数据有限,用回归模型分析可能会失真,因此本文只作简单的数据统计分析。恩格尔系数是指食物支出金额在消费性总支出金额中所占的比例,其计算公式为: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金额/消费性总支出金额×100%。
表五是根据2005—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推算出的相关数据。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1年)
从表五可以看出,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较高,达70%以上。不过总体来说,这一比例呈下降趋势,这从侧面反映了可用于创造财产性收入的资金在增多。一般来说,居民消费结构达到理想状态后会趋于稳定,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也会收敛到某一理想值。届时,居民收入的增加对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推动力一定会更大。但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还不够合理,恩格尔系数还比较高,虽说它整体呈下降趋势,但时有反复。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财产性收入和人均总收入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但是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和人均总收入互相促进作用还相当有限。这从财产性收入与人均总收入增加的灰色关联度只有0.693和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高达70%以上可以知道。为了努力增加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使它和人均总收入步入良性和快速的互相促进阶段,有必要做好下面几项工作:一是努力增加居民的财产存量。只有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才能增加居民的人均总收入和可支配收入,才能增加居民财富的存量,从而促进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二是不断规范财产租赁市场和资本市场,使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渠道多元化。
参考文献
[1]王志平.中美居民财产性收入比较及启示[J].上海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8(04):7-13.
[2]李时华,张军莲,郑必清.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1):8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