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房屋财产权（共3篇）
农民房屋财产权 篇1
土地问题，尤其是农村土地问题，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土地制度变革之根本宗旨在于维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毛泽东过去曾多次说过：“我们马克思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了；这两个字忘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1]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也指出“要让农民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但是，如何才能让农民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呢？笔者认为，其关键在于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保障，本文之论述主要围绕此展开。
一、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属性及功能
农民土地财产权是农民对农村土地所拥有的各种权利类型（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总和，也有学者称其为地权。[2]
土地的属性决定了土地所具有的功能。具体表现为土地的财产属性决定了土地具有经济的功能；而土地的资源属性则决定了土地具有环境、生态、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功能。对于农村土地而言，其最重要功能一是财产功能，二是生产资料功能，三是社会保障功能。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以及小农经济背景之下，农村土地的财产功能受到极大的限制，其功能主要体现在生产资料功能以及社会保障功能。农村土地的这一特性直接对建立于其上的农民土地财产权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二）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属性与功能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土地财产权与作为其客体的土地是不同的，二者的区别是由土地财产权的结构因素决定的。[3]土地财产权不仅包括作为其主体的人的因素以及作为其客体的物（土地）的因素，还包括主体对客体评价的价值因素。土地财产权客体因素的特殊性（土地的特殊属性与功能）决定了土地财产权区别于一般的财产权，其负载了更多的信息，承担了更多的功能。
而对于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而言，其属性与功能与作为其客体的农村土地的属性与功能是一致的。但是，农民土地财产权不仅其客体因素具有特殊性，主体因素以及价值因素也与一般的财产权具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而言，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主体为农民，农民作为一种身份，常常被视为弱势群体的代表。事实上，传统的中国社会以及现在的社会现实均表明，农民仍旧是弱势群体，容易受到歧视，受到制度性的歧视，[4]从农村土地的五次变革中可以看出，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实质上是土地承包格局的变化和土地收益分配格局的变化。至于变革之缘由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一定差异。笔者认为，前四次变革更多是政治推动的结果，而第五次变革则更多是农民自主尝试的结果；前四次变革考虑得更多的是国家利益或者说公共利益，而第五次变革则强调的是个人利益的满足，这些差异直接决定了农民对土地财产权的享有。“任何土改，都不过是国家权力介入农村土地产权的政治进程，这个政治进程是暴力的革命抑或是和平的改良，不过是不同资源和环境下的历史选择。”[5]
2. 变革中的农民土地财产权
从权利的视角来看，农村土地的五次变革反映在农民土地财产权上则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关系的变革。对于所有权而言，其发展趋势为“农有”到“公有”，农民很难通过所有权享受到土地的利益，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更多地体现在农村土地使用权上；而对于使用权而言，前四次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农村土地更多是“公用”，[6]农民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了更多的土地收益，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农民开始分享到土地的资本化收益，即“农转非”后所获取的土地资本化收益，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的财产功能日益受到重视。但是，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随后的改革进程中，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开始萎缩，一方面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身的缺陷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家政策或法律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限制所致。前者最主要的缺陷在于承包经营权的性质不明。尽管新颁布的《物权法》明确了其物权属性，但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没有给予其充分的物权待遇，其强调的是行政上的管制，而非对私权享有的保障。对于后者，主要表现在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乡镇企业的私有化改制和政府征地制度，开发区制度的设立以及农业服务于工业的政策指引，农民分享土地资本化的收益的权能很大一部分被剥夺了，土地财产权的财产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但是其收益主体却并不是农民，而是房地产商或者政府，对于农民而言，其土地财产权更多的是一种负担而非权利。“21世纪上半叶，保护中国农民权益的首要任务应定位于实行具有法治意义的、包含公平正义价值的具体权利立法,依法有效地保障农民之经济社会权利。”[7]
（二）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现状分析
1. 静态的权利冲突现状
静态的权利冲突其本质是在现行体制之下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可以分为外部冲突与内部冲突。
外部冲突指的是农民或者农民集体与国家或者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在权利上具体表现为国家地权与农民地权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是由国家实行“土地一级市场的国家垄断制度”引起的，即农村土地只有通过征收转化为国有土地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其直接结果便是农村土地的市场价值及增值被国家合法剥夺了，农民只获得微薄的补偿，其土地财产权的收益权能无形中被限制或者剥夺了。尽管现实中农民采取了各种方式尽量地实现其土地财产权（如小产权房现象），但由于与国家法律与政策相抵触，此种收益具有很大的风险，农民土地财产权依旧很难发挥其财产功能。
内部冲突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个体与集体的权利冲突，二是农民成员之间的权利冲突。首先，农民个体与集体的冲突体现在农民个人的成员权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与集体所有权的冲突：农民个体成员权与集体所有权的冲突体现在对如何保护作为一种身份权的个人成员权缺乏充分的法理基础以及法律支持，例如农民个人在集体中享有什么权利，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享有什么样的决定权，法律对此并没有相关的规定；农民个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集体所有权的冲突表现在以集体的名义进行土地调整时经常会损害农民个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土地征收补偿是以补偿个人为基础还是以补偿集体为基础，农民个人处分土地与集体利益也存在很大的矛盾。其次，农民成员之间的权利冲突一是体现在农民身份随着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改革具有不确定性，对于以此身份为前提而享有的土地财产权因此也缺乏一定的稳定性。此外，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家庭承包和家庭成员个人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多，这主要是以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和近现代民法所确立的个人本位制的矛盾。具体表现在农民个人拥有的地权在分家析产、继承、权利转让等过程中，农户家庭内部出现的问题，最典型的是出嫁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8]
2. 动态的权利变动现状
动态的权利变动现状主要是指因农村土地的流转引起的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变动。这主要可以从流转的主体、客体以及流转的规模三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对于流转的主体，可能的权利主体为农民、农户以及集体。农民与农户主要为农地使用权的主体，其存在的问题在于其具有身份属性，而此种身份属性，如以上所论述，会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改革变得不确定，因此会影响到其权利的享有；而对于“集体”而言，其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模糊的，现实情况是村民小组、党支部、以至村干部都有可能成为实际的权利主体，这就容易造成权利纠纷。其次，现行法律框架下，可以自由流转的农村土地基本上不存在，只有四荒土地允许以较多的形式进行流转，其他土地则设置了较多的限制或者根本就禁止其流转。此外，对于流转的规模而言，由于各地之间土地集中程度不一致，许多地方土地的流转是分散的，难以适应现代化农业规模化的要求。因此，受户籍制度和土地承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以及法律规定的限制，土地的财产权职能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土地流转并不充分。
三、农民土地财产权保障体系构建
对农民土地财产权属性与功能以及其历史与现状进行考察与分析，其根本目的在于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保障。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保障，首先必须确立保障的宗旨以及原则，其作用在于确保保障具有更强的目的性与针对性；其次，在抽象的宗旨与原则的指导下对农民财产权进行具体的保障。
（一）保障体系构建的宗旨与原则
1. 保障体系构建之宗旨
笔者认为，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之根本目的在于让农民能够自主充分地分享到最大化的土地收益。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要能够让农民分享到土地的收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二是指农民能够自主地分享到土地收益。所强调的农民的自主选择权，即应该立足国情，充分尊重农民的实践和选择权，赋予农民更多的话语权，切实保障其利益；三是农民能够充分分享到最大化的土地收益。这里所强调的“充分”与“最大化”，本质上是应该发挥土地的最大价值，这就需要国家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建立一个相应的配套制度，确保农民享有完全的土地财产权。
2. 保障体系构建之原则
针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特殊属性与功能，对其保障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平等保护原则；二是国家法与民间法与政策相结合的原则；三是国家管制与村民自治相结合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强调的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中国家经常以政策和立法歧视农民，在土地权利上集体所有权和国家所有权并不处于平等的地位，其最突出的表现为土地征收的公益性泛化，土地征收程序的透明度低以及征地补偿不公正等。尽管《物权法》确立了平等保护的原则，但在现实中却依旧积重难返，因此，坚持贯彻此原则依旧任重道远。原则二也是针对我国现实国情所提出的。对于国家而言，其对农业的治理依靠的是政策而非法律，而相当一部分政策缺乏稳定性与可预见性，如此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保障是相当不利的；对于农民而言，其对农业的经营经常是依据乡规民约，即学者所称的民间法，尽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能排除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农民依据所谓的乡规民约侵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这是应该禁止的。由此可见，不管国家还是农民，法律的作用都被忽视了，其根本后果便是农民土地财产权被侵害。因此，只有在遵守现行法律的前提下，才能够灵活运用政策与民间法治理与经营农业。原则三之所以强调国家管制，这是由农村土地的特殊属性与功能所决定的。但是，管制应该限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应该与村民自治相结合。这里的村民自治，从狭义上理解即是强调农民的主体性，具体表现为让农民自主行使其所享有的土地财产权，国家土地改革与相应的政策立法要充分尊重农民的创造性和意见，不能将其排斥在外。
（二）农民土地财产权保障体系的构建
1.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静态保障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静态保障其目标在于解决如上所述的农民土地财产权静态的权利冲突问题，其关键在于确权。确权问题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确权之依据问题；二是确权之内容问题。对于确权依据，有学者认为，“依据一是国内外现代所有权理论内涵的新发展，即西方‘权利束’概念及我国学者孟勤国教授‘物权二元结构论’的提出，为个人所有权在让位于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得到有效的保护提供了现实理论指引；依据二是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确认有其历史渊源，即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土地资源管理方面都是依靠强制力维护公有土地以及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不仅对土地私有权予以确认，而且还以严格的法律程序予以保护；依据三是经济学从利益角度也专门深入探讨了权利，利益的保障来自于利益主体法律权利的有无以及权利的大小。”[9]对于确权之内容，其关键在于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种类、主体、客体、内容进行梳理与确认：
第一，对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种类，在现行的立法框架之下，主要以农地物权为核心，包括农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农地抵押权等物权，也包括农地承租使用权、借用权等债权。[10]对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种类的完善，在《物权法》颁布后，现阶段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对现行法律确认的农民土地财产权种类依据其性质修改或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以确保农民享有充分的土地财产权。
第二，对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主体，主要包括所有权主体以及使用权主体，具体表现为集体、农民、农户。其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集体的虚位问题，二是农民与农户作为一种身份的不确定性问题。对于此类问题的解决应该认识到其不仅为法律问题，而且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应该综合考虑，一体解决。此外，“确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后,农民应成为土地交易的谈判主体。这样一来农民既可以从土地增值、交易中分享或者直接获取更多的利益,也可以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11]
第三，对于农民土地财产权客体的确认，主要是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言的，在《物权法》将其确立为物权之后，应该强化其物权性质，保障农民对其承包地的支配权，禁止随意地调整承包地，损害农民的利益。
第四，对于农民土地财产权内容的确认与保障，关键在于解决农民对其土地享有的权利以及承担的义务的协调问题。正如以上论述所示，土地所具有的资源属性决定了其权利主体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国家对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也必须进行相应的限制。但现实表明，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由于国家政策或立法的管制，其权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甚至被合法地剥夺。具体表现在农民土地财产权处分权能以及收益权能的缺失，其直接后果便是农民大量抛荒耕地，取而代之的则是小产权房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等违反法律与政策的权利行使情形不断产生。“法律若不被信仰，便形同虚设”，[12]对于农地立法而言，其体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国家的管制不应该改变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私权属性。其解决之道，从经济学的视角而言，国家基于农地的正外部性（公共利益）对其用途进行管制应该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否则，对于此种外部性所产生的成本（农民由于土地用途管制而丧失的可得利益）应该给予一定的补偿，如此才能保障农民享有完全的土地财产权。
2.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动态保障
首先，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动态保障关键在于构建合理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土地流转有利于土地财产功能的发挥，有利于农民在市场机制之下获取更多的土地资本化收益。但在现行的制度体制之下，农村土地的流转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其关键在于对农村土地流转所获取的土地资本化收益进行合理分配。此种利益分配格局主要涉及到政府、中介组织、集体、农户、房地产商。相对于政府、中介组织、房地产商，农村集体以及农户处于弱势的一方，在利益分配时，弱势一方的利益必定会遭到侵害，因此，此种分配格局的改变关键在于增强弱势一方的实力。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国家应该对以政府为代表的强势一方的权利（力）进行限制与约束，另一方面应该保障农民自由结社的权利，即应该完善作为农民利益代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从经济学的视角而言，由于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一直没有第三方的保护，所以土地的流转过程也就只是国家和农户之间的博弈。在此背景之下，面对拥有巨大暴力潜能的国家，农民不可能以一己之力与国家抗衡。但是，国家的干预仍旧是无孔不入，这体现在传统上便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在此思想的主导下，国家就能以一纸命令达到国有化的目的，而不用采取诸如赎买等有偿的方式。或许正如周其仁教授所言，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从一开始就注入了国家之意志，当国家意志改变时，农民的土地权利就要改变，此时的土地权利更像是由国家施舍的而非当然享有的。因此，建立与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从法律视角而言，应该对其主体地位及享有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的规定，以便充分发挥其作用。
此外，对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保障还应该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这主要包括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基础性制度和其他制度。前者主要指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登记与确认制度、地价评估制度、地价公开制度、土地规划和编制制度、土地金融制度等；后者主要指农地农用权保护和管理制度、土地“农转非”管理制度、非农用地交易和开发管理制度。[13]
摘要：土地的财产属性和资源属性,决定了土地财产权不仅具有财产(经济)功能,还具有环境、生态、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功能。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主体因素、客体因素以及价值因素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民土地财产权具有区别于一般财产权的特殊属性与功能。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在过去受到极大的限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土地财产权的财产功能开始受到重视,但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保障,关键在于静态的确权保障以及动态的权利变动保障。
关键词：农村土地,农民土地财产权,权利保障
农民房屋财产权 篇2
我家兄弟二人。我哥哥于1979年考进大学，毕业后进入省城一家大型国企，任工程师。而我一直在农村老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居住在父母所有的5间房屋内。1988年，母亲因病去世；1990年初，父亲也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丧生。父亲死亡后，我一家三口一直居住在父母所有的5间房屋内。1992年，我把这5间房屋登记在我的名下。2010年6月，这5间房屋因修建公路被动迁，根据相关规定，我得到了36万元的动迁补偿款。我拿到这笔钱后，专门到省城的哥哥家，向他说明情况并给即将要结婚的侄子送上2万元贺礼。当时，我哥哥也没有对这36万元发表任何意见。但前不久，哥哥对我说，他认为这36万元是兄弟二人共同所有的5间房屋款的转化，理应当由兄弟二人平分，但鉴于我一直在老家照顾父母，他只要16万元，其余20万元归我。而我认为，我哥哥以前从未就这5间房屋的归属问题发表意见，我早就认为这房屋已经是属于我一人继承了，我不同意哥哥和我分这36万元。请问：我哥哥所说的5间房屋是共同所有的说法成立吗?他要求和我分这36万元有法律依据吗?
读者：孙××
孙××同志：
婚前按揭房屋产权该归谁 篇3
2003年初，王刚在一次派对上结识了25岁的李丽，经过几次约会，王刚向李丽求婚，李丽虽同意，但前提是我刚得买个房子，随后两人逛遍各处搂盘，最后决定购买一处总价款为30万元的房屋，首付为9万元，剩会舒款10年还清，当时王刚手里有只有7万元积蓄，希望李丽出资2万元。李丽则提出这2万元算借给王刚，但要以李丽的名义购房，房产证也要办到李丽名下，直至王刚归还李丽2万元后，李丽再把产权无条件过户给王刚。随后李丽又根据上述内容起草了一份借款合同要王刚签，王刚心中不快，但为了能顺利娶到李丽，还是选择了签字。
两人于2003年6月办理了购房、贷款手续。随后正式登记步入婚姻殿堂。婚后一年多，沉浸于天伦之乐的双方便把借款的事情淡忘了，怎奈李丽天生喜欢交际，时间一长便厌倦了这种相夫教子的平淡生活，开始不理家务，经常半夜回家，王刚屡次劝说无效，致使矛盾日益激化，无奈之下，王刚向李丽提出离婚并要求把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李丽断然拒绝。当时房价飞涨，该房屋已经升值到50万元左右，2006年5月20日，王刚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离婚：(2)要求将房屋由李丽名下过户到王刚名下；(3)女儿由男方抚养，女方每月负担抚养费1000元至女儿18周岁。
庭审中，王刚诉称，产权证虽登记在李丽名下，但首付款是自己的婚前个人财产，李丽出资的2万元属于王刚向李丽的借款，现王刚同意归还李丽2万元，李丽应将产权过户给王刚。该房屋应属自己的个人婚前财产。
李丽辩称：产权证上登记的是自己的名字，根据《物权法》等法律规定，该房屋所有权人应为李丽。王刚的出资部分应视为借款，李丽愿意返还。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房屋为不动产，所有权应当以登记内容为准，产权证上登记的即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本案中诉争的房屋系婚前购买，且房屋产权证上登记的权利人是李丽，因此该房屋权利人应认定为李丽；关于子女及抚养费问题，二人没有争议，法院予以支持。
王刚思来想去，找到了二人结婚前的借款合同。经过详细咨询，王刚委托律师提起了第二场诉讼。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两人出资购房前，双方曾签订借款合同并约定当王刚归还2万元购房款后，李丽将房屋所有权无条件变更在王刚名下，本合同签订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判决双方当事人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王刚偿还李丽2万元以后，李丽将房屋产权无条件过户到王刚名下。
律师解析：借款合同是关键
这次诉讼涉及到的核心法律问题是婚前个人出资按揭购房，婚后共同还款并在婚后取得房屋产权证书而引发的房屋产权归属，这种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性。因为一旦发生离婚诉讼，夫或妻一方往往提出因房产证是在婚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且参与共同还贷，因此房屋应做为共同财产分割。
本案中，交纳首付款、办理按揭都是以李丽名义来办理，最重要的是房屋产权证是登记在李丽名下。依据《物权法》相关规定，不动产物权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所有权应当以登记的内容为准，产权证上登记的权利人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第一次诉讼原审法院的判决没有问题。
第二次诉讼中，王刚找到了婚前签订的借款合同，使法院查明了该房屋的首付款来源和双方的约定，法律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夫妻婚前一方按揭购房的法律关系中，购房者独立承担与房屋销售商及银行所定合同的权利和义务，用个人财产购买房产并办理按揭贷款，其房屋产权当然属于婚前个人一方所有。婚后夫妻共同偿还银行贷款，以及婚后取得房产证书并不能改变房屋所有权性质。离婚时，这样的房产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一般认定为一方个人财产。至于共同还款部分，可视为婚后夫妻以共有财产偿还了一方的个人债务，另一方仅负有返还义务。至于房屋增值，应该由房屋所有权人单独享有。当然，如果房屋贬值，也是由房屋所有权人自行承担损失。
王刚个人出资及借款支付了首付款，却将产权人登记在李丽名下，对外向公众公示的状态为该房屋产权人为李丽，可以说，王刚承担的风险是相当大的。如果没有借款合同作为证据，法院无法支持王刚的请求，王刚的损失将无法避免。
律师提醒：结婚前后要签署协议
如果对个人或夫妻共同按揭的房产做出事前书面约定，即使婚后或离婚时某一方意图侵吞，终究会因签署了协议而受到限制，确保受害方减少不必要的财产损失。而且该协议双方签订后即生效，并不是必须办理公证手续。
如果没有协议，法院在审理按揭房屋的归属时，主要考虑当事人办理按揭手续和取得房产证的时间、产权证的书中记载的权利人姓名和按揭房屋的首付款资金来源、资金性质等因素确定。
(1)婚前办理按揭手续，以个人出资，并以个人名义签订房屋预售合同，婚后获得产权证并以夫妻共同财产还贷的，并不影响房屋所有权的归属，仍然属于个人财产。
(2)婚前产权证登记在一方名下，但是另一方有证据证明婚前购房是双方出资的，在离婚分割财产时，该房屋产权仍为登记人个人财产，未还房贷部分，属产权人债务。但首付款中和已归还的贷款中属于另一方的出资部分，应当予以返还。
(3)婚前产权证登记在一方名下，但是另一方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所购房屋为共同所有，无论是哪方出资，都应认定为夫妻双方共同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