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财产

农民财产（共11篇）

农民财产 篇1

1 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现实意义

一般来讲, 居民收入来源可分为工资性收入 (比如工资) , 经营性收入 (比如商业买卖行为收入) 、转移性收入 (比如养老金) 和财产性收入。通常, 工资性收入可以维持日常生计, 转移性收入可以降低未来养老风险, 经营性收入可以较大幅度提高生活水准, 而财产性收入则是不断开发个人财富的源泉。党的十七大报告中, 在《物权法》通过的同时, 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第一次将收入和财产联系起来。

历来, 我国政策提法均是针对提高我国居民动态财产——年收入, 而忽略了居民的静态财产。但是, 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的绝大部分是居民的静态财产。提高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提高居民的财产, 这是比提高收入水平更高的目标。因为, 只有收入的节余, 才可能形成财产, 从而形成财产性收入。

(2) 为进一步完善和改革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打下基础。

过去, 我国一直将劳动视为创造社会财富的唯一方式, 从而忽视甚至打击了资金、技术、管理等非劳动因素对社会财富的影响, 财产性收入和“不劳而获”和“剥削”划上了等号, 这显然是不科学的极端的做法。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表明居民家庭通过已经拥有的财产而不是通过直接的劳动就可以获得收入。比如存款利息、房屋租金、股票和基金投资收益和房产收入等。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还体现了平等保护物权、鼓励多种要素参与分配, 从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2 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特点

(1) 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绝对数过于低下, 这显示提高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任务艰巨而复杂。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最大的一年2006年也只有100.5元, 这距离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差距很大。

(2) 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绝对数虽低, 可是增长稳定, 增幅有波动。从表中可以看出, 从1997年到2006年, 我国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 从1997年的23.61元增长到2006年的100.5元, 十年间增加了76.89元, 增长了3.26倍。但是中间增长幅度出现波动, 增长幅度较小的年份是1999年和2001年, 分别增长了1.18元和1.95元。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是2003年, 增长了15.07元。

(3) 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例较小, 但是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当年纯收入的比重较小。都在3%以下, 比重最大的一年2006年也只有2.8%.可以看出, 财产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当中并不占有主要的地位。可是这并不表明, 财产性收入不重要, 相反, 根据国际经验, 财产性收入一般占居民当年纯收入当中的30%左右。在美国, 国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是40%, 有90%以上的美国人拥有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而在我国, 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仅在2%左右, 有约1.3亿户、只占全国总人口10%的中国人拥有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可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 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将持续保持不断增加的趋势。

(4) 增长速度大于纯收入增长速度。从表中可以看出, 1997至2006年间, 我国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大于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2006年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率为12.05%, 而纯收入增长率只有10.2%。这反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的增长的贡献变大, 说明农民财产性收入正在成为提高我国农民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来源。

3 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和策略

(1) 加快农村经济发展, 增加农民财产收入。目前, 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纯收入的占比极其低下, 同时也意味着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增加财产性收入, 首先要有财产。只有加快经济发展, 老百姓才可能获得更多的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 才可能把更多的收入转化成财富, 才可能增加财产性收入。

(2) 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 保障农民的合法财产。虽然近年来, 我国在基础性的立法取得较大的进步。如2004年3月, 全国人大通过了将宪法十三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宪法修正案。2007年10月, 《物权法》正式施行。但是, 《物权法》的司法解释还没有出台。新宪法条案也存在瑕疵, 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很可能因为“恶法”而被剥夺。但是, 随着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有关财产权的法律应尽快完善。

(3) 增强农民的投资理念。不可否认, 总体而言, 农民文化素质较低,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通过投资来获得财产性收入。因此, 为了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 急需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增强农民的投资和理财理念, 加大理财的教育力度, 采取灵活多样, 丰富多彩的形式对各种投资致富的典型事迹进行宣传, 使农民对现代投资理财有信心, 从而对风险和收益有更深刻的认识。

(4) 增加农民基于土地的财产性收入, 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和产权制度。按照现有的制度, 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农民仅有不完整的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 而土地占有权和处分权都归属集体所有。目前, 非均衡的农村土地制度已经进入了不可持续的地步。农村大面积的抛荒耕地就是其明显的表现。不完善的土地制度还导致了政府的制度性寻租行为。改革现有的土地制度可谓势在必行, 鼓励农民通过土地投资入股或者通过土地换取城市居民的身份。

(5) 增加农民基于房屋的财产性收入, 培育和规范农村房产租赁和买卖市场。住房是最主要的有形非生产性资产, 但由于宅基地所有权虚置、有关法律存在空白、基层政府法制观念淡薄等问题的存在, 使农民房屋产权虚化, 城镇居民不能到农村地区买卖房屋, 导致房产租赁和买卖市场的落后, 农民的闲置住房不能为农民带来财产性收入。因此, 为增加农民来自房屋的财产性收入, 应该坚决贯彻落实《物权法》, 以及出台一系列保护农民房屋产权的法律法规, 建立房屋租赁市场的指导制度, 加快房屋租赁市场的市场化, 允许房屋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租赁、抵押, 为房屋所有者提供多种渠道的财产性收入。

(6) 增加农民基于资金的财产性收入, 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市场, 建立健全的农村投资体系。我国的农村金融业已初步形成以农村信用社为基础、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农村金融体系。但是, 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对农业经济的支持明显不足, 资本市场落后及投资体系不发达, 交易手段落后, 现代化的有价证券交易系统还不能延伸到农村乡镇。农民基于资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银行存款的利息, 而银行存款的利息几乎是各种投资手段收益率最低的一种。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这就是意味着要拓宽农村的投资渠道, 为农民的财产进入资本市场以及其衍生市场创造条件, 积极开发出适合农民的金融产品, 如降低股票的每笔最小成交数, 降低基金的每笔开户数, 政府通过多种优惠条件鼓励证券公司将营业部开到农村乡镇, 开展农村的保险市场, 黄金市场以及收藏品市场的推广以及适合农民的国债品种。

4 结语

增加农民收入一直是党和政府非常关注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 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高极易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 因为富人的财产多, 所以导致其财产性收入也相应非常高, 而穷人的财产少, 则其财产性收入少。目前, 我国基于财产的基尼系数远远大于收入的基尼系数。让更多的农民拥有财产性收入, 可以降低社会的贫富差距, 增加中等收入人群的数量, 缩小财产性收入的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还可以降低基尼系数, 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摘要：财产性收入是公民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通过思考提出财产性收入的意义, 同时通过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特点的思考, 认为我国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偏低, 区域之间差距大, 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偏少, 以此提出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多种方法。

关键词：财产性收入,财产,分配制度

参考文献

[1]陈静萍, 曹洪滔.论创造条件让农民拥有财产性收入[J].北方经济, 2008, (4) .

[2]杨文静.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的国际比较及借鉴[J].农场经济管理, 2006, (1) .

[3]骆祚炎.农村居民家庭财产及其财富效应的实证检验[J].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7, (6) .

[4]李莉.当前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 2007, (23) .

农民财产 篇2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45号)和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银发〔〕78号)相关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是指在不改变宅基地所有权性质的前提下，以农民住房所有权及所占宅基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由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人)向符合条件的农民住房所有人(借款人)发放的、在约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贷款。

本细则所称抵押人是指农民住房所有权人。本细则所称抵押权人是指提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

第三条 本细则遵循“依法合规、自主自愿、风险可控”的原则，稳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

第二章 转让交易

第四条 农民住房财产权转让交易要在保证农户基本住房权利前提下进行。

第五条 按照国家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部署，积极探索建立宅基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机制。

第六条 县、乡两级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为农民住房转让交易提供法律咨询、信息发布、融资担保、交易公证等服务平台。

第七条 由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对转让交易取得的农民住房财产权进行权属确认。

第三章 评估与抵押

第八条 抵押评估。各县(市、区)应建立专业的评估服务机构，评估方式可采取专业评估机构评估、贷款人自评估或者双方协商等方式，公平、公正、客观地确定房屋所有权及宅基地使用权价值。

第九条 抵押登记。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抵押登记，由抵押双方当事人按规定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及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登记手续，经不动产登记机构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动产登记证明》由抵押权人领取保管。

第十条 农民住房财产权设立抵押的，需将宅基地使用权与住房所有权一并抵押。各试点县(市、区)政府组织做好集体建设用地基准价制定、价值评估等工作。

第四章 贷款要素

第十一条 贷款对象。农民住房产权抵押贷款对象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农民。借款人以农民住房所有权及所占宅基地使用权作抵押申请贷款的，贷款条件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银发〔2016〕78号)规定。

第十二条 贷款用途。应当优先用于农业生产经营等贷款人认可的合法用途。

第十三条 贷款额度。贷款额度按借款人农业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合理确定，最高不超过农民住房财产权评估价值。

第十四条 贷款期限。应根据借款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周期、信用状况和贷款用途等因素合理确定。

第十五条 贷款利率。参考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结合借款人的实际情况合理自主确定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的利率。

第十六条 对符合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条件的，各试点银行要按相关规定的条件和时限，完成受理申请、抵押评估和调查上报工作，贷款审批后，做好合同签订和贷款发放工作。

第五章 风险缓释

第十七条 各试点县(市、区)政府设立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风险补偿基金。风险补偿基金按照贷款本金损失比例对金融机构进行风险补偿。各县(市、区)政府出台风险补偿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规范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第十八条 鼓励保险公司创新农民住房保险产品，支持保险公司扩大农房保险覆盖面，实施保费优惠机制。加强涉农信贷与保险合作，鼓励借款人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引导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借款人积极参加保险。

第十九条 金融机构可探索推行直接办理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对额度较大的贷款，可以探索“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政策性担保公司担保”模式。

第二十条 建立专项奖励机制，每年由试点县(市、区)财政按照金融机构发放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净新增额进行考核并实施奖励。

第六章 抵押物处置

第二十一条 各试点县(市、区)建立农民住房财产权(含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的`抵押物处置机制，农民住房抵押物处置应与商品住房制定差别化规定。

第二十二条 因借款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需要实现抵押权时，抵押权人在保障农民基本居住权的前提下，按照合同约定与抵押人协商以抵押房屋的使用权归抵押权人所有，鼓励通过贷款重组、租赁等方式取得的收入逐步偿还贷款本息，直至偿还贷款本息为止。也可由农村房屋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收购或由房屋所在经济组织成员购置等多种方式处置抵押物;协商不成的，抵押当事人可根据合同约定，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三条 处置抵押物时，抵押人所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

第二十四条 处置抵押物所得价款，抵押权人可优先受偿，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借款人继续清偿。

第二十五条 对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的抵押物处置，受让人原则上应限制在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范围内。

第二十六条 对于以农民住房财产权为他人贷款提供担保的，参照本细则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细则由市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指导小组负责解释。

先行先试，保障农民财产权益 篇3

集体成员身份“应确尽确”

外嫁女、入赘男“不能多头占有、不能两头落空”

确定集体成员身份，是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的基础，是保障集体成员财产权利的依据。

黑龙江方正县、安徽天长市、贵州湄潭县等20个试点县市区出台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指导意见，要求在起点公平基础上，通过民主协商确定成员身份确认的时点、标准和程序，成员公示得到认可后，建立健全成员登记备案机制，确保成员身份应确尽确。

福建闽侯县明确规定，本村妇女出嫁到其他村，在嫁入地已经取得集体收益分配权，确权基准日前将本人户口迁回的，不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嫁入地尚未取得集体收益分配权即离婚，基准日前将本人户口迁回的，经成员代表大会同意，可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村常年外出经商务工人员，基准日前户口尚未迁往设区的市的，应保留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基准日前全家户口迁入设区的市、转为城镇居民的，不确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北京大兴区对本次试点前已确认的成员进行三榜公示，按照外嫁女、入赘男“不能多头占有、不能两头落空”的原则，重点对有争议或有遗漏的人员身份确认标准进行完善，交由成员代表大会民主决定，将成员名册在区经管站备案，并上传至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信息化平台。

四川成都温江区坚持尊重农民意愿，把选择权交给农民，具体时点由各村组农民在“吵”的过程中协商确定，政府不作硬性规定，成员登记建档后实行固化管理，其身份不随人口自然增长和自由迁徙而调整。

目前，在29个试点县市区中，已有16个县市区全面开展成员身份确认，13个县市区在试点村开展；21个县市区在确认成员后实行固化管理。各地的试点证明，由地方制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指导意见是切实可行的，成员身份确认的各种特殊情形和难点问题通过群众民主协商是可以解决的。

摸清集体家底，厘清债权债务

重点清查未承包到户的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

集体资产，是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的物权对象。对集体资产进行清产核资，是保障集体成员充分享有物权的财产依据。

河北承德双滦区、内蒙古阿荣旗等13个试点县市区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重点对未承包到户的资源性资产以及经营性资产进行清查核实，摸清村组两级集体资产的存量、分布和结构状况，理清债权债务关系，其余的试点县市区针对试点村进行了清产核资。

江苏苏州吴中区全面部署清查集体资产，甪直镇甫南村耗时2个月完成此项工作，委托专业测绘机构绘制资产资源分布图和宗地图，制作资产登记卡165张，核实村级经营性资产6700万元、资源性资产1837亩，全部分类登记造册，纳入区级集体资产信息管理平台，实现集体资产信息化、图像化。

湖南资兴市对于村改居等资产量较大、收益分红较多的村，在群众的要求下聘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对于资产量不大的村，由乡镇干部、村干部、村民代表、老党员、老干部组成资产评估工作小组评估，清产核资结果报市、乡、村三级审核，公示7天后提交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审议，最后交全体成员签字认可。

也有一些试点县市区认为，改革是为更好保障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和对集体资产股份的权利，不是处置集体资产，因此没有对资产价值进行评估。基层反映，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的关键是农民群众认可，通过清产核资，集体家底更清晰了，群众心里更明白了，发展集体经济劲头更足了。

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人、确权到户

扶贫股敬老股涌现，农民“分股合心、联股联心”

集体资产股权量化，为发展农民股份合作提供了保障，使农民享有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得到物化。

一年多来，试点县市区在全面清产核资、确认成员身份的基础上，将集体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人、确权到户，股权设置以成员股为主，大多不设集体股。

成都温江区规定，量化资产以清产核资结果为依据，经成员大会民主讨论，决定具体的量化方式，不设集体股。重庆梁平县的33个试点村将经营性资产以及可转化经营的非经营性资产纳入折股量化范围，并按成员人数分配股权，实行每人一股，集体不占有股权。黑龙江方正县对有一定积累的城中村、城郊村，将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成员，全县暂时保留集体股，待村集体经济壮大、债务偿还后，再将集体股转为成员股，部分村结合精准扶贫工作，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在成员股中设置扶贫股和敬老股。对山区、半山区等集体资源较多的村，发展土地股份合作，对1998年二轮延包时应分而未分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实行确权确股不确地，从严掌握土地确股的范围。

云南大理市银桥镇阳波村还采取“一亩一股”模式，由620户农户、8个村民小组分别以1126亩承包土地和75亩机动地入股，组建了土地股份合作社。

论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保障 篇4

一、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属性及功能

农民土地财产权是农民对农村土地所拥有的各种权利类型（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总和，也有学者称其为地权。[2]

土地的属性决定了土地所具有的功能。具体表现为土地的财产属性决定了土地具有经济的功能；而土地的资源属性则决定了土地具有环境、生态、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功能。对于农村土地而言，其最重要功能一是财产功能，二是生产资料功能，三是社会保障功能。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以及小农经济背景之下，农村土地的财产功能受到极大的限制，其功能主要体现在生产资料功能以及社会保障功能。农村土地的这一特性直接对建立于其上的农民土地财产权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二）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属性与功能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土地财产权与作为其客体的土地是不同的，二者的区别是由土地财产权的结构因素决定的。[3]土地财产权不仅包括作为其主体的人的因素以及作为其客体的物（土地）的因素，还包括主体对客体评价的价值因素。土地财产权客体因素的特殊性（土地的特殊属性与功能）决定了土地财产权区别于一般的财产权，其负载了更多的信息，承担了更多的功能。

而对于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而言，其属性与功能与作为其客体的农村土地的属性与功能是一致的。但是，农民土地财产权不仅其客体因素具有特殊性，主体因素以及价值因素也与一般的财产权具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而言，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主体为农民，农民作为一种身份，常常被视为弱势群体的代表。事实上，传统的中国社会以及现在的社会现实均表明，农民仍旧是弱势群体，容易受到歧视，受到制度性的歧视，[4]从农村土地的五次变革中可以看出，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实质上是土地承包格局的变化和土地收益分配格局的变化。至于变革之缘由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一定差异。笔者认为，前四次变革更多是政治推动的结果，而第五次变革则更多是农民自主尝试的结果；前四次变革考虑得更多的是国家利益或者说公共利益，而第五次变革则强调的是个人利益的满足，这些差异直接决定了农民对土地财产权的享有。“任何土改，都不过是国家权力介入农村土地产权的政治进程，这个政治进程是暴力的革命抑或是和平的改良，不过是不同资源和环境下的历史选择。”[5]

2. 变革中的农民土地财产权

从权利的视角来看，农村土地的五次变革反映在农民土地财产权上则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关系的变革。对于所有权而言，其发展趋势为“农有”到“公有”，农民很难通过所有权享受到土地的利益，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更多地体现在农村土地使用权上；而对于使用权而言，前四次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农村土地更多是“公用”，[6]农民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了更多的土地收益，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农民开始分享到土地的资本化收益，即“农转非”后所获取的土地资本化收益，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的财产功能日益受到重视。但是，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随后的改革进程中，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开始萎缩，一方面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身的缺陷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家政策或法律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限制所致。前者最主要的缺陷在于承包经营权的性质不明。尽管新颁布的《物权法》明确了其物权属性，但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没有给予其充分的物权待遇，其强调的是行政上的管制，而非对私权享有的保障。对于后者，主要表现在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乡镇企业的私有化改制和政府征地制度，开发区制度的设立以及农业服务于工业的政策指引，农民分享土地资本化的收益的权能很大一部分被剥夺了，土地财产权的财产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但是其收益主体却并不是农民，而是房地产商或者政府，对于农民而言，其土地财产权更多的是一种负担而非权利。“21世纪上半叶，保护中国农民权益的首要任务应定位于实行具有法治意义的、包含公平正义价值的具体权利立法,依法有效地保障农民之经济社会权利。”[7]

（二）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现状分析

1. 静态的权利冲突现状

静态的权利冲突其本质是在现行体制之下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可以分为外部冲突与内部冲突。

外部冲突指的是农民或者农民集体与国家或者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在权利上具体表现为国家地权与农民地权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是由国家实行“土地一级市场的国家垄断制度”引起的，即农村土地只有通过征收转化为国有土地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其直接结果便是农村土地的市场价值及增值被国家合法剥夺了，农民只获得微薄的补偿，其土地财产权的收益权能无形中被限制或者剥夺了。尽管现实中农民采取了各种方式尽量地实现其土地财产权（如小产权房现象），但由于与国家法律与政策相抵触，此种收益具有很大的风险，农民土地财产权依旧很难发挥其财产功能。

内部冲突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个体与集体的权利冲突，二是农民成员之间的权利冲突。首先，农民个体与集体的冲突体现在农民个人的成员权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与集体所有权的冲突：农民个体成员权与集体所有权的冲突体现在对如何保护作为一种身份权的个人成员权缺乏充分的法理基础以及法律支持，例如农民个人在集体中享有什么权利，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享有什么样的决定权，法律对此并没有相关的规定；农民个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与集体所有权的冲突表现在以集体的名义进行土地调整时经常会损害农民个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土地征收补偿是以补偿个人为基础还是以补偿集体为基础，农民个人处分土地与集体利益也存在很大的矛盾。其次，农民成员之间的权利冲突一是体现在农民身份随着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改革具有不确定性，对于以此身份为前提而享有的土地财产权因此也缺乏一定的稳定性。此外，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家庭承包和家庭成员个人之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多，这主要是以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和近现代民法所确立的个人本位制的矛盾。具体表现在农民个人拥有的地权在分家析产、继承、权利转让等过程中，农户家庭内部出现的问题，最典型的是出嫁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8]

2. 动态的权利变动现状

动态的权利变动现状主要是指因农村土地的流转引起的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变动。这主要可以从流转的主体、客体以及流转的规模三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对于流转的主体，可能的权利主体为农民、农户以及集体。农民与农户主要为农地使用权的主体，其存在的问题在于其具有身份属性，而此种身份属性，如以上所论述，会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改革变得不确定，因此会影响到其权利的享有；而对于“集体”而言，其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模糊的，现实情况是村民小组、党支部、以至村干部都有可能成为实际的权利主体，这就容易造成权利纠纷。其次，现行法律框架下，可以自由流转的农村土地基本上不存在，只有四荒土地允许以较多的形式进行流转，其他土地则设置了较多的限制或者根本就禁止其流转。此外，对于流转的规模而言，由于各地之间土地集中程度不一致，许多地方土地的流转是分散的，难以适应现代化农业规模化的要求。因此，受户籍制度和土地承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以及法律规定的限制，土地的财产权职能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土地流转并不充分。

三、农民土地财产权保障体系构建

对农民土地财产权属性与功能以及其历史与现状进行考察与分析，其根本目的在于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保障。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保障，首先必须确立保障的宗旨以及原则，其作用在于确保保障具有更强的目的性与针对性；其次，在抽象的宗旨与原则的指导下对农民财产权进行具体的保障。

（一）保障体系构建的宗旨与原则

1. 保障体系构建之宗旨

笔者认为，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之根本目的在于让农民能够自主充分地分享到最大化的土地收益。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要能够让农民分享到土地的收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二是指农民能够自主地分享到土地收益。所强调的农民的自主选择权，即应该立足国情，充分尊重农民的实践和选择权，赋予农民更多的话语权，切实保障其利益；三是农民能够充分分享到最大化的土地收益。这里所强调的“充分”与“最大化”，本质上是应该发挥土地的最大价值，这就需要国家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建立一个相应的配套制度，确保农民享有完全的土地财产权。

2. 保障体系构建之原则

针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特殊属性与功能，对其保障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平等保护原则；二是国家法与民间法与政策相结合的原则；三是国家管制与村民自治相结合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强调的是在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中国家经常以政策和立法歧视农民，在土地权利上集体所有权和国家所有权并不处于平等的地位，其最突出的表现为土地征收的公益性泛化，土地征收程序的透明度低以及征地补偿不公正等。尽管《物权法》确立了平等保护的原则，但在现实中却依旧积重难返，因此，坚持贯彻此原则依旧任重道远。原则二也是针对我国现实国情所提出的。对于国家而言，其对农业的治理依靠的是政策而非法律，而相当一部分政策缺乏稳定性与可预见性，如此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保障是相当不利的；对于农民而言，其对农业的经营经常是依据乡规民约，即学者所称的民间法，尽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能排除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农民依据所谓的乡规民约侵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这是应该禁止的。由此可见，不管国家还是农民，法律的作用都被忽视了，其根本后果便是农民土地财产权被侵害。因此，只有在遵守现行法律的前提下，才能够灵活运用政策与民间法治理与经营农业。原则三之所以强调国家管制，这是由农村土地的特殊属性与功能所决定的。但是，管制应该限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应该与村民自治相结合。这里的村民自治，从狭义上理解即是强调农民的主体性，具体表现为让农民自主行使其所享有的土地财产权，国家土地改革与相应的政策立法要充分尊重农民的创造性和意见，不能将其排斥在外。

（二）农民土地财产权保障体系的构建

1.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静态保障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静态保障其目标在于解决如上所述的农民土地财产权静态的权利冲突问题，其关键在于确权。确权问题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是确权之依据问题；二是确权之内容问题。对于确权依据，有学者认为，“依据一是国内外现代所有权理论内涵的新发展，即西方‘权利束’概念及我国学者孟勤国教授‘物权二元结构论’的提出，为个人所有权在让位于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得到有效的保护提供了现实理论指引；依据二是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确认有其历史渊源，即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土地资源管理方面都是依靠强制力维护公有土地以及自耕农的土地所有权。不仅对土地私有权予以确认，而且还以严格的法律程序予以保护；依据三是经济学从利益角度也专门深入探讨了权利，利益的保障来自于利益主体法律权利的有无以及权利的大小。”[9]对于确权之内容，其关键在于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种类、主体、客体、内容进行梳理与确认：

第一，对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种类，在现行的立法框架之下，主要以农地物权为核心，包括农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农地抵押权等物权，也包括农地承租使用权、借用权等债权。[10]对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种类的完善，在《物权法》颁布后，现阶段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对现行法律确认的农民土地财产权种类依据其性质修改或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以确保农民享有充分的土地财产权。

第二，对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主体，主要包括所有权主体以及使用权主体，具体表现为集体、农民、农户。其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集体的虚位问题，二是农民与农户作为一种身份的不确定性问题。对于此类问题的解决应该认识到其不仅为法律问题，而且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应该综合考虑，一体解决。此外，“确立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后,农民应成为土地交易的谈判主体。这样一来农民既可以从土地增值、交易中分享或者直接获取更多的利益,也可以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11]

第三，对于农民土地财产权客体的确认，主要是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言的，在《物权法》将其确立为物权之后，应该强化其物权性质，保障农民对其承包地的支配权，禁止随意地调整承包地，损害农民的利益。

第四，对于农民土地财产权内容的确认与保障，关键在于解决农民对其土地享有的权利以及承担的义务的协调问题。正如以上论述所示，土地所具有的资源属性决定了其权利主体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国家对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也必须进行相应的限制。但现实表明，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由于国家政策或立法的管制，其权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甚至被合法地剥夺。具体表现在农民土地财产权处分权能以及收益权能的缺失，其直接后果便是农民大量抛荒耕地，取而代之的则是小产权房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等违反法律与政策的权利行使情形不断产生。“法律若不被信仰，便形同虚设”，[12]对于农地立法而言，其体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国家的管制不应该改变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私权属性。其解决之道，从经济学的视角而言，国家基于农地的正外部性（公共利益）对其用途进行管制应该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否则，对于此种外部性所产生的成本（农民由于土地用途管制而丧失的可得利益）应该给予一定的补偿，如此才能保障农民享有完全的土地财产权。

2. 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动态保障

首先，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动态保障关键在于构建合理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土地流转有利于土地财产功能的发挥，有利于农民在市场机制之下获取更多的土地资本化收益。但在现行的制度体制之下，农村土地的流转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其关键在于对农村土地流转所获取的土地资本化收益进行合理分配。此种利益分配格局主要涉及到政府、中介组织、集体、农户、房地产商。相对于政府、中介组织、房地产商，农村集体以及农户处于弱势的一方，在利益分配时，弱势一方的利益必定会遭到侵害，因此，此种分配格局的改变关键在于增强弱势一方的实力。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国家应该对以政府为代表的强势一方的权利（力）进行限制与约束，另一方面应该保障农民自由结社的权利，即应该完善作为农民利益代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从经济学的视角而言，由于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一直没有第三方的保护，所以土地的流转过程也就只是国家和农户之间的博弈。在此背景之下，面对拥有巨大暴力潜能的国家，农民不可能以一己之力与国家抗衡。但是，国家的干预仍旧是无孔不入，这体现在传统上便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在此思想的主导下，国家就能以一纸命令达到国有化的目的，而不用采取诸如赎买等有偿的方式。或许正如周其仁教授所言，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从一开始就注入了国家之意志，当国家意志改变时，农民的土地权利就要改变，此时的土地权利更像是由国家施舍的而非当然享有的。因此，建立与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从法律视角而言，应该对其主体地位及享有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的规定，以便充分发挥其作用。

此外，对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保障还应该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这主要包括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基础性制度和其他制度。前者主要指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登记与确认制度、地价评估制度、地价公开制度、土地规划和编制制度、土地金融制度等；后者主要指农地农用权保护和管理制度、土地“农转非”管理制度、非农用地交易和开发管理制度。[13]

摘要：土地的财产属性和资源属性,决定了土地财产权不仅具有财产(经济)功能,还具有环境、生态、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功能。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主体因素、客体因素以及价值因素的特殊性决定了农民土地财产权具有区别于一般财产权的特殊属性与功能。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在过去受到极大的限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土地财产权的财产功能开始受到重视,但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保障,关键在于静态的确权保障以及动态的权利变动保障。

农民财产 篇5

关键词：“三农”；农民；财产性收入

中图分类号： F3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432（2014）-04-03-1

所谓的财产性收入就是指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收入。即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和不动产（如房屋、车辆、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可以说，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相对较小。因此针对农民财产性收入较低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些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方法。

本文总结出六大点，分别为：推进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想方设法提高农民的收入；因地制宜地加速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的集体资产收益；增加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流转的新方式，鼓励农民入股，增加土地收益；开拓农村房地产市场，盘活农民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增加农民房屋主产收益；转变农民的投资理念，增强农民的理财能力；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有安全感，引导农民投资创业，以钱生钱。

1 推进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想方设法提高农民的收入

应该加大对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如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的扶持力度，选好农村致富的领头人，以此来带动农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农民收入增加了，才会有投资意识，才有理财意识，农民手中的资金多了，才有能力来实现财产收入。农民只有先解决了自身温饱问题，才谈得上投资理财。因此要推进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促进其主动投资理财。

2 因地制宜地加速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的集体资产收益

我们应引导有条件的乡（镇）、村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增强集体的服务功能。建议政府制定优惠政策，让经济实力较好的村以现有资金、资产、资源等以入股、承包等多种形式与现有发展较好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等进行联合经营，确保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不提倡村里自己盲目上项目。因此因地制宜地加速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就显得十分关键。

3 增加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流转的新方式，鼓励农民入股，增加土地收益

建议政府在提高征用农村土地标准的同时，大胆推行股份合作制经营模式，引导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或流向懂生产会管理的大户，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率，从而增加土地收益。

土地问题是农民朋友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增加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流转的新方式，鼓励农民入股，才能增加土地收益。

4 开拓农村房地产市场，盘活农民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增加农民房屋主产收益

积极开发农村房地产市场，让农民的房子可以自由买卖，同时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开发特色旅游，把农民闲置的房子利用起来，增加农民的房屋主产收益。

5 转变农民投资理念，增强农民的理财能力

要鼓励金融部门深入农村开辟市场，逐渐转变农民的投资理念，增强他们的理财能力，帮助农民学会规避投资理财风险，掌握金融知识，让农民对现代资金收益方式有所了解，保证农民获得一定数量的投资回报。因此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还要想办法转变农民的投资理念，增强农民的理财能力。

6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有安全感，引导农民投资创业，以钱生钱

一是在财政上向农村保障体系大力倾斜，为农村保障体系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二是大力推进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提高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让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无后顾之忧；三是不断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的品种，降低农业生产的风险，从而增加农民在生活中、生产中的安全感，从而避免农民手中的余钱过度集中在储蓄上，让农民放心创业，大胆投资，从而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因此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有安全感，引导农民投资创业，以钱生钱也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1] 张立先，郑庆昌.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益视角下的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探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3）.

[2] 周林彬，于凤瑞.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财产权制度研究：一个法经济学的思路[J].甘肃社会科学，2011，（04）.

[3] 李海，王宝玉，刘睿.新形势下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选择[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03）.

[4] 牛晓奇.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 困境及增收建议——基于安阳县100户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2008，（09）.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财产制度刍议 篇6

1.1 合作社的财产来源及其分配。

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四条的规定, 合作社的财产来源有: (1) 成员出资; (2) 公积金; (3) 国家财政直接补助; (4) 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其中成员的出资额和量化为该成员的公积金份额记入合作社为成员设立的帐户 (第三十六条) 。在分配时, 可分配盈余的大部分 (不低于60%) 按交易额返还给成员, 剩余部分按照帐户记载, 以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 以及本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平均量化到成员的份额, 按比例分配给本社成员 (第三十七条) 。

关于成员出资和公积金, 考虑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的弱势地位, 为鼓励农民入社,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立法者采取“先促进, 后规范”的立法思路, 对成员出资的数量和形式没有作强制规定, 而是赋予合作社用章程或者决议的方式在这方面的自治权。对公积金的提取也没有法定要求, 赋予农民专业合作社选择权和自治空间。

以上规定, 结合“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开放性原则以及成员退社时合作社应退还记载在该成员账户内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的相关规定, 随着成员的加入和退出,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本和资产的运营与维持将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变动之中, 且其总量处于较低水平。

1.2 合作社财产的权属及其性质。

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显然, 《宪法》是把合作经济归于“集体所有制经济”的, 但是由于人民公社模式的集体经济组织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农村的实际, 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人们对“集体所有”心有余悸, 讳莫如深。出于种种考虑,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于上述财产的归属问题没有明确说明。从第四条的规定来看, 合作社作为法人, 对上述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 没有收益权, 并不享有所有权的全部权能, 这一规定实际上并没有明确合作社法人财产所有权。而从成员帐户内容的规定以及成员退社时合作社应退还其出资和公积金份额的规定来看, 该法事实上承认成员个人财产潜在的独立性, 但是这种潜在的独立性是否可以理解为个人财产所有权呢?还是应当理解为合作社成员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立法上的不明确导致了理解上的差异, 也为学术上的探讨留下了空间。

2 学界关于合作社财产权制度的争论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之前, 不少学者对合作社及其财产权制度进行研究, 各有见解, 意见并不统一;而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合作社财产权制度缺乏明确规定, 又引发了学界对该法有些规定的理解问题。本文把学界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财产权制度的争论归结为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既然合作社为法人, 则法人的相关制度在法律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 都应适用于合作社。即法人拥有其财产所有权, 合作社也应拥有其财产所有权。还有学者则从法人财产权的角度出发, 认为合作社作为法人应当享有法人财产权。合作社的法人财产权作为权利的组合, 包括所有权、定限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及财产性利益, 因此, 包括成员出资、公积金等在内的所有以合作社的法人面目获得的财产, 在未分配给社员之前, 都应该归合作社法人所有。

第二种观点从分析合作社的财产结构入手, 认为合作社的财产所有权是一种复合产权, 即股金属于社员个人所有, 公积金属于合作社集体所有且不可分割。合作社的财产权利结构是个人所有权基础上的二元财产权利结构。

第三种观点认为, 社员是合作社的所有者, 合作社的财产按比例属于各个成员所有, 社员所有权的总和应是合作社财产的总和。有学者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也是做此种解读。可以说这种观点实际上把合作社财产作为共有财产, 全体成员对此财产按照份额享有所有权, 即按份共有。

第四种观点认为, 各种形式的地区性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合作经济组织享有集体所有权, 而集体所有权是一种特殊的共同共有。这一观点得到诸多学者的认同。

法人财产应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其出资人是我们讨论和理解合作社法人财产制度的关键, 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复杂的, 既要考虑合作社是劳动者的联合, 要淡化资本的作用, 维护大多数农民社员的个人财产权益, 又要考虑合作社法人的市场主体性质, 维护交易对象的安全和交易秩序的稳定。第一种观点虽然关注和强调合作社法人财产的独立性, 但是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是我国传统的法人制度, 而我国的法人制度关于法人本质、法人成立条件和法人分类的认识本身就值得商榷, 同时法人财产权这一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其本身的争议也削弱了这种观点的说服力。其余三种观点在解释合作社法人财产独立程度上都有突破。第二种观点虽然既注意到了成员个人财产利益的保护和公积金作为合作社集体财产的不可分割性, 很好地协调了个人、合作社与市场三者的关系, 有其可取之处, 但是不能解释股金在投入合作社后如何实现其所有权仍归属于个人, 而且在合作社内部如何实现这种个人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呢。在按份共有说和共同共有说二者之间, 本文同意共同共有说的结论, 并在下文进行论证。

3 经济法视角下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财产权性质及相关财产制度完善

合作社不仅是法人, 还是市场主体。作为具有法人地位的市场主体, 合作社要受到民法和经济法的调节和规范。从民法角度而言, 赋予合作社法人地位, 侧重于解决农民组织体平等参与市场交易的资格问题;从经济法角度来说, 合作社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市场主体, 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要接受市场的检验, 符合市场的要求, 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反映在财产上, 就要要求其财产制度能够满足其经济活动的需要, 能够保证市场交易的安全。3.1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财产的独立性及其财产权性质。从经济法的视角来看, 我们认为合作社法人财产权的性质应当是共同共有, 因为从功能论的角度来说, 成员的共同共有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成员处分他在帐户上记载的财产, 从而保障了合作社有统一支配的独立的财产, 便于合作社对外经营、交往和承担责任;同时, 共同共有人的潜在份额通过设置成员账户, 又可以保证成员退社时 (即相当于解除与其他成员的合作关系时) 能够取回其财产。从形式上看, 合作社成员对他所拥有的财产数额已经记入了个人帐户, 那么这些财产在产权关系上就应属于成员个人, 但是为了合作社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 对其成员处分他们在合作社中的财产必须给予限制, 所以只有当成员要求退社时, 才可以将其帐户中记载的金额取回。和按份共有在分割财产方面的随意性相比, 共同共有更强调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的维持, 并通过维持成员的合作关系, 使合作社的财产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中, 有利于提高合作社作为市场主体的信用, 也有利于交易的安全和维护交易秩序。

从理论上来说, 把合作社法人财产权的性质理解为共同共有并不违背法人独立财产制度。法谚云:无财产, 无人格。财产对于团体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规定了法人成立的一般条件, 其中包括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法人人格构成要素之一的必要财产, 是否等同于独立财产呢?更进一步说, 所谓的“独立财产”是相对于法人社员的其他财产而言还是等同于归属意义上的所有权呢?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 法人财产制度是指法人拥有独立财产的制度, 即法人独立财产制。法人的独立财产是法人拥有的、独立于其创设人或成员的财产。法人独立财产制的核心内容是法人对其财产的财产权性质, 尽管法人财产权以企业法人最具有典型意义, 但在具体解释法人独立财产制的内涵时, 由于法人类型的不同, 法人对其财产的权属性质是不相同的。因此我们理解后认为, 法人独立财产是法人人格的构成要素之一, 而此处所谓的“独立财产”是相对于法人成员的其他财产而言的, 不是法人对其享有归属意义上的所有权。

3.2 合作社法人相关财产制度的完善。

在明确合作社法人财产属成员共同共有的基础上, 从提高合作社作为市场主体的信用以及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考虑, 本文认为合作社的相关财产制度需要完善。

3.2.1 关于合作社公积金提取比例的要求。

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该法对合作社公积金提取没有法定要求, 而是赋予农民专业合作社选择权和自治空间。但参加合作社的人一般是经济实力非常薄弱的劳动者, 能够投入到合作社的资金有限, 再加上合作社对入股的限制和“资本分配有限”对资本的抑制, 使合作社的资本构成和发展规模都处于较低水平, 而且“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原则也对合作社的资金稳定性造成一定的威胁。因此从盈余中提取公积金成为合作社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提供支持。为此有的国家还制定了相关法律条文, 构成了合作社公积金提取的比例依据, 如《意大利合作社法》第八条规定:“不管公积金资本数额达到多少, 当年纯盈利的至少五分之一应存入公积金。”而我国的合作社公积金提取不仅没有法定最低要求, 而且公积金可以量化记入成员账户作为分配依据, 成员退社时还可以取走相应份额的公积金, 如此规定很可能会出现一些合作社根本不提取公积金, 而是对盈余“分光吃净”, 成为空壳合作社。因此应考虑对合作社的公积金提取规定一个最低比例 (如5%) , 引导合作社的发展壮大。

3.2.2 对于合作社的最低资本金还是要做一定的限制为好, 这

主要是考虑保障交易双方的交易安全, 也是为了促进合作社自身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

[2]王保树主编《中国商法年刊——合伙与合作社法律制度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

[3]沈净、王丽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特殊财产制度》, 载《河北学刊》2007年第3期。

[4]陈彦晶:《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产权》, 载《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 2007年第3期。

[5]应瑞瑶、何军:《中国农业合作社立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载《农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7期。

农民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篇7

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从1997年的2.6倍扩大到2009年的3.33倍;收入的绝对差同时也在不断扩大,到2009年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已经超过1.2万元(1),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最高水平,而其中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更加明显。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08年初颁布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明确农民家庭财产的法律地位,保障农民对集体财产的收益权,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这些政策相继出台体现了党中央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也将成为国家的一个长期目标。

国内学者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财产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小,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张车伟等(2004)通过对1993-2000年我国东、中、西部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变化进行考察,发现尽管三大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比重仅分别为4%、3%、3%,但其对农民总收入增长的贡献却分别达到38.93%、70.66%和74.56%。随着财产集中程度的增加和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加快,财产性收入差距将成为影响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唐平,2006)。严先溥(2007)基于对1990-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结构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由2.2倍扩大到3.5倍,而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李实(2005)采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1995-2002年调查数据,对中国居民财产分布的不均等情况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发现我国城乡居民的财产分布差距出现了快速而且明显扩大的趋势。

第二,长期以来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严重受损。据党国英(2005)测算从1952-2002年,农民向社会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51 535亿元;农民相当于被无偿剥夺了价值26万亿的土地财产权,而我国自实行土地征用补偿政策以来,累计支付的土地征用费不超过1 000亿元。土地增值部分收益分配,地方政府大约得60%-70%,村集体得25%-30%,失地农民只得到5%-10%,甚至更少(寥洪乐,2007)。中改院2008农村入户调查证实,农民从土地用途改变的增值中获益甚微:被征地农户中,近70%的农民每亩领到1-2万元补偿款,27.4%的农民领到的土地征用补偿款不足1万元,实际领到补偿款超过2万元的农民仅占2.9%。

第三,现行的土地制度安排制约了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农村土地制度缺陷几乎使农民与土地财产性收入“绝缘”,而农民土地的财产化,恰恰是农民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条件和瓶颈因素(周其仁,2004)。农民财产性收入比例较少因为农民家庭所拥有的财产缺乏合法所有权制度的保障,这使得农民家庭拥有的资源是一种僵化资产,无法转化为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资本(王文灿,2010)。

综上,当前我国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小、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受到各种现行制度的制约增长困难。本研究基于武汉市各区的相关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定量的分析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并针对性的提出解决的建议,以期能够推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相关政策的完善,促进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进而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二、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分析

(一)财产性收入的内涵界定

财产性收入是指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作为回报而从中获得的收入。一般是指经营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根据武汉市各区农村的实际状况,本研究主要考察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主要指农民凭借其土地、房屋等直接取得的非生产性收入,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租金、红利、补偿及增值收益(如土地被征收)等,不包括来自土地的经济收入所产生的间接财产收入。

(二)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分析

武汉市地处我国中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经济发展迅速,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增长也十分明显,财产性收入增长也非常突出,与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相比,呈现以下特点。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全国城乡人均财产性收入比较如表1。

(单位: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武汉市统计年鉴(2001-2010)。

从表1可知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呈现以下特征:首先,财产性收入总体上逐年增加趋势,但占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较小。从2002年以后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略高于全国农民财产性收入平均水平,除2004年、2005年财产性收入有小幅回落之外,整体上呈现增长趋势。其中财产性收入由1997年的10.3元增加到了2009年的201.96元,增长了近20倍,但在人均纯收入的比重2.82%,占比非常小。其次,受到各种制度的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方式较少。随着武汉市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的快速发展,带动了郊区土地和房屋价值的升值,这对于城市郊区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从财产性收入来源来看,主要包含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土地征收补偿收益、房屋出租收益这几种主要的形式。再次,财产性收入也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2002年后武汉市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都有了较快增长,但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431.84元,而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201.96元,二者收入差距比例达到2.14。

三、武汉农民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及定义

在借鉴国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武汉市的实际情况,由于中心城区农村人口及农地十分少,因此,选择了洪山区、东西湖区、汉南区、蔡甸区、江夏区、新洲区、黄陂区这七个区作为研究区域,ID编号分别为1、2、3、4、5、6、7。本研究以各区的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pi)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的代码及含义如表2所示。

(二)数据的获取

本研究的所需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武汉市统计年鉴(1999-2010),湖北省统计局统计数据、各区统计信息网以及武汉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统计的数据,并通过计算获得相应变量的数据。

(三)模型的构建

运用1999-2009年武汉市各区的面板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对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所造成的影响,构建模型(1):

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已在上文中进行了定义,在此不再赘述。其中,i=1,2,…,84;t=1,2,…,11;α0,α1,…,α9为参数,ai为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四)方法检验及结果分析

1. 计量方法检验。

由于混合OLS回归、一阶差分(FD)法、固定效应(FE)以及随机效应(RE)估计法都可以对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因此,本部分的主要目的在于选取最优的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拟合。应用stata11.0计量软件进行分析,BP检验考察使用随机效应还是混合OLS估计,其零假设是对所有的i,αi都为0。由于BP检验(Prob>chi2=0.0046)显著不为0,所以拒绝零假设,表明随机效应模型优于混合OLS估计。豪斯曼检验的基本假设是FE和RE估计量没有实质上的差异。该检验统计量有一个渐近的卡方分布。若零假设被拒绝,则表示随机效应模型不合适,而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可能会更好地拟合模型。由于豪斯曼检验(Prob>chi2=0.0000)显著不为0,所以拒绝零假设,表明固定效应估计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法拟合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了便于比较,本文报告了混合OLS、固定效应(FE)估计量以及随机效应(RE)估计量,在消除自相关、异方差、多重共线性后,得出结果分别为MODEL1、MOD-EL2、MODEL3(见表3)。

2. 回归结果解释。

通过上文的MODEL2的估计结果,R2=0.972,模型的拟合度较好,根据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可以得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模型(2):

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中非农就业率(na)、人均机械化水平(pm)、人均居住面积(ps)、耕地年均减少率(fs)、农地流转平均价格(fp)这几个因素对于农民财产性收入有显著的影响。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影响最大的是农地年均减少率(fs),其后按由大到小排序分别为非农就业率(na)、人均机械化水平(pm)、人均居住面积(ps)、农地流转平均价格(fp)。估计结果还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个解释变量变动1%引起被解释变量变动的百分比分别为54.877%、50.808%、1.727%、85.536%、0.625%。下面就各解释变量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做深入的分析。

第一,非农就业率对于农民财产性收入影响巨大,随着武汉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郊区的大量农民开始进城进入非农领域就业,其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农民把自己的耕地流转出去,在获得土地使用权租金收入同时又可以获得非农就业的收入,这对于农民整体收入的提升都有重要的作用。

注:*p<0.10,**p<0.05,***p<0.01。

第二,就机械化水平而言,近年来武汉市各区农村的机械化水平程度不断提高,大型农机具的投入,这大大提升了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花费较少的人力就可以管理更多的农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农户走出农村外出务工来增加收入,部分农户通过流转取得大量的耕地进行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发展集约高效的现代农业,形成了农民之间互利共惠的局面。

第三,农民收入增加同时不断的修建房屋,农村人均居住面积逐年增加,2009年武汉市农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47.7m2,高于市区人均居住面积30.88m2的水平。由于市区房价的高涨,租金也不断提高,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及刚毕业大学生只能租住在武汉市城中村及近郊工业区附近农村成为出租房集中区域,促使该地区农户的财产性收入大幅增加。

第四,耕地年均减少比率对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也很大,随着武汉市城市化、工业水平提升,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迫切需要大量的土地,在市区土地开发殆尽的情况下,只有转向近郊各区开发,开发区、工业园区不断建立,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近郊土地的价值,武汉市近郊农村土地被征收,征地补偿标准也逐年提升,失地农户的补偿收入也成为郊区农户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

第五,从农地流转价格来看,农地流转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国家政策禁止到有序规范其流转,农地流转价格也逐年提高,2009年武汉市农地流转的均价达到376元/亩,流转面积也逐年提升。同时武汉市还成立了“武汉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来规范引导农地的流转。农民农地流转的意愿也不断提升,农地流转收入对于增加农户家庭财产性收入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非农就业率、人均机械化水平、人均居住面积、耕地年均减少率、农地流转平均价格对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有显著性的影响。(2)城市郊区农地流转、土地征收补偿及房屋出租对于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具有重要的意义。

还应该清楚认识到虽然大城市郊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比较快,但占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还十分微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对于农民增收,缩小日益严峻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意义;还需要不断的探索及相关政策和制度的不断完善。针对相关影响因素及现实障碍,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使土地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对农民而言,土地是重要的资源,不仅具有经济还有社会保障功能,创造条件使农民获得更大收入就是要推动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土地的增值保值的作用。首要的是从法律上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具有完整的土地产权,包括土地的经营、抵押、借贷、流转、交易、租赁等权利。这样有利于推动农地的合理高效流转,发展规模化、现代化农业,增加农民的土地流转收益。同时,也要对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的流转进行逐步探索,这对于解决部分地区宅基地空置、一户多宅等问题,增加农户财产性收入提高农村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武汉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的成立以及产权流转相关规定的出台,将对推动武汉市农村土地流转合理有序开展产生极大推动作用。

第二,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征地补偿机制,是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重要保障。按照当前的征地补偿规定,农民在征地过程中没有发言权,不能充分的行使自己的权利,补偿标准普遍较低,农民的权益受到极大的损害。要改变当前这种状况,首先,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赋予农民更多征地谈判时的发言权,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土地增值收入的分配。其次,法律必须缩小并明确公益性用地范围,限制地方政府以公益性用地的目的而盲目征地。再次,建立基于市场价格的征地补偿标准体系。市场机制是最公平的价格形成机制,只有依据公开市场价格确定的补偿标准才能得到各方的认同,避免无必要的损失。最后,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引导和创业支持,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提升非农就业能力,让农民从土地流转中获得相应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也不必成为“三无”公民。

第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排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土地仍然是大部分农民生存的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很高,因此土地流转机制的创新,就需要积极的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建立健全农民养老、医疗、伤残等保障体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除农民因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才能使农民安心放心的流转,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供保障。注释:

参考文献

[1]武汉市统计局.武汉市统计年鉴[M].1999-2010.

[2]张车伟,王德文.农民收入问题性质的根本变———分地区对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变化的考察[J].中国农村观察,2004(1).

[3]唐平.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及影响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6(5).

[4]严先溥.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虽小潜力巨大[J].中国金融,2007(24).

[5]李实,魏众,丁赛.中国居民财产分布不均等及其原因的经验分析[J].经济研究,2005(6).

[6]党国英.土地制度对农民的剥夺[J].中国改革,2005(7).

[7]寥洪乐.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稳定与完善[J].管理世界,2007(11).

[8]周其仁.农地产权与征地制度———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重大选择[J].经济学(季刊),2004(1).

[9]王文烂.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制度障碍及其化解[J].技术经济,2010(12).

[10]高志仁.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城乡差距[J].经济科学,2008(4).

农村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研究 篇8

1 推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的重要意义

1.1 开启新型城镇化进程

随着农村农民住宅财产权抵押贷款的全面推开, 也就意味着农村宅基地这一块农村沉睡已久的资本, 逐渐被激活。在过去的很多年里, 农村的发展与城镇的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一直以来都是城里人可以将自己名下的住房抵押贷款, 而农村农民住房往往没有具有流通抵押贷款的市场。近年来, 国家经济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因为大量农民选择进城, 很多土地被闲置。一方面城乡建设需要用地, 另一方面农村土地大量闲置, 推行农房抵押贷款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城乡土地一体化进程。

1.2 有效盘活农村资源, 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创新

农村农民住宅财产权抵押贷款的全面推开, 有效地将农村隐形财产与市场金融工具有效结合, 有效盘活农村资源, 将市场金融工具引入农村, 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创新, 能够进一步缓解农村信贷资金供给矛盾, 加快完善城乡金融服务体系。

1.3 保障农民基本利益, 为农民提供更多有利的条件

《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暂行办法》的出台与59个县域试点的推开, 对于广大农民来说, 无疑是好处多多。中央也算是给广大农民送了一个大红包, 在示范经济的条件下, 一个群体能否发挥其最大的潜力, 由温饱变成富裕, 最关键的还是其手中的土地。如果能将农民手中的土地与金融市场相结合, 农民成为拥有资产的人。他们可以将自己手中的资产进行抵押、变现从而获取利益, 这无疑为农民的生活与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 农村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实施存在的障碍

2.1 农村住房抵押流转受让人不明确

《农村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暂行办法》第12条因借款人不履行到期债务, 或者按借贷双方约定的情形需要依法行使抵押权的, 贷款人应当结合试点地区实际情况, 配合试点地区政府在保障农民基本居住权的前提下, 通过贷款重组、按序清偿、房产变卖或拍卖等多种方式处置抵押物, 抵押物处置收益应由贷款人优先受偿。变卖或拍卖抵押的农民住房, 受让人范围原则上应限制在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范围内。而目前按照《土地管理法》第62、63条的规定, 农村农民个人住房仅限于在村集体内流转, 严格遵循一户一宅的原则。农村地区一般都会依据人口与需求来分配宅基地, 如果流转对象只限于本集体, 就不存在需求, 也就是说抵押的房屋流转不出去。

2.2 尚未建立成熟的评估价值体系

对于城镇居民房屋抵押贷款, 目前市场上已有比较成熟的评估体系。但是对于农村房屋, 目前已经发放的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业务中, 作为抵押物的农房价值是由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办公室协调农委、房管局、国土资源局等部门共同评估、认定的。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都未出台统一的农房价格评估方法和标准, 相关部门大多根据重置成新价和宅基地的区位价格, 主观确认农房的抵押价值, 评估的公信力显然不足。试点之初, 可以对个案特事特办、先行先试, 如要全面推广, 类似行政机关主导的评估模式显然不具备充足的权威性和公允性, 也是不可持续的, 而银行机构也认为上述非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评估作业模式已构成本系统内试点业务难以落地、推广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2.3 风险保障体系不完善导致银行顾虑较多

在农村文化、农民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下, 农民住房抵押后, 即使还不起贷款而被银行起诉, 农民住房也难以有人接手, 进而影响了金融机构放贷的积极性。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尚处于试点阶段, 虽然有相关保障政策, 但可行性依然很低。一是虽然产权交易平台已经建立, 但流转机制尚不完善, 相关的制度和政策还未跟进, 一旦贷款出现违约风险, 作为抵押物的农房的处置流转仍缺乏操作依据。二是农房涉及农村居民生活问题, 农民对宅基地和住宅的依赖性极强, 农房处置的操作难度较大。

3 有效实施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政策的建议

3.1 尽快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制度

农民住房财产权 (含宅基地使用权) 抵押贷款中所涉及的抵押物处理相关政策, 应当与商品房进行抵押贷款存在相当大的差别。笔者认为, 虽然目前原则上必须遵循以法律规定为准, 但也可以同时参展其他类型住房的处理模式, 如集体土地的企业性住房, 同样可以通过政府部门征收后采取招拍挂的方式进行流转, 在此可以把流转对象范围扩大, 有本集体范围扩大到本乡镇所有经济组织, 或者本县级政府范围内的经济组织, 在完善现有法律法规的同时, 还应该采取相应灵活的办法来进行流转。

3.2 建立完善的产权价值评估机制

当前的农村农民住宅性用房没有形成统一的流转市场, 也没有统一的价格标准。作为试点阶段的权宜之计, 一方面, 可从现有的专业评估公司中挑选部分作业质量和专业水准高的单位开展专项评估试点, 结合区域准入“名单制”管理, 即定期进行评估公司评级质量考评, 动态调整评估公司名录, 努力实现农房估值更加科学、高效;另一方面, 银行机构要主动深入村民小组等一线, 通过邻居证实、现场访谈、村委会证明和专业人士评估等结合的方式, 总结、提炼具有地区特色的农村住房价值内部评估体系, 并通过建立数据库、参照农户信用评级等工作, 不断调整、修正评估方法, 力争使内部评级被更多农户所接受[1]。

3.3 建立完善的风险补偿机制和良好的信用担保环境

从农村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控制的角度出发, 农房抵押贷款风险可控, 增强了金融机构开展业务的意愿。有条件的地区, 政府可以通过采取一定的财产补助和适当贴息的多种方式, 把政府职能的权利和市场商业行为相结合, 有效地促进农村住房抵押贷款健康稳定地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

农民财产 篇9

一、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

(一) 人均财产性收入绝对数额低、在纯收入中的比例小

从表1可以看出, 湖南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除2007年外, 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态势, 但是绝对数额仍较低, 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最大的一年2009年也只有81.19元。同时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当年纯收入的比重较小, 都在2%以下, 比重最大的一年2009年也只有1.65%, 而根据国际经验, 财产性收入一般占居民当年纯收入的30%左右, 可见, 财产性收入在湖南农民纯收入中并不占有主要的地位。

(二) 财产性收入对纯收入的贡献率低

根据表1可见, 随着湖南经济的发展, 湖南农民的纯收入在逐年提高, 然而农民财产性收入对纯收入的贡献率却偏低, 都在7%以下, 最大的一年2009年也只有6.1%。要提高农民收入, 就要大幅度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 因为工资与经营性收入受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供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般不会快速、大幅度提高, 而财产性收入比例的提高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产生的作用将更加明显。

(三) 与其他地区相比财产性收入有差距

根据表2可见, 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发达地区如北京相比差距较大, 因此提高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任重道远。

二、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低的原因

(一) 农民自身投资理财意识淡薄、知识缺乏

首先, 湖南农民整体文化素质偏低, 知识水平有限, 从价值观上, 很多农民停留在按劳分配的框架之内, 而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财产性收入归入非劳动收入的范畴, 没有足够的认识和接受程度, 将其等同于“不劳而获”或“剥削”[1]。其次, 由于农民掌握的知识有限, 不具备基本的电脑操作知识, 不会使用现代化的电脑设备, 同时缺乏必要的经济学知识以及理财知识, 不具备对股票、债券等收益率高但风险较大的投资项目进行分析决策的能力, 只能选择银行存款一种方式。

(二)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以城市居民为中心, 农村居民始终处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养老的保障, 再加上子女上学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农村居民。面对这样的状况, 农村居民即使有一定数额的多余款项, 也不愿意进行各种投资理财活动, 而是把有限的资金存入银行, 从而限制了农民的投资选择。

(三) 土地流转制度障碍

与城市居民相比, 农民在获取财产性收入方面唯一具有的优势, 就是土地使用权。但是, 我国农村现行的土地流转制度却成了妨碍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因素。这是因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 农民只拥有土地经营权, 集体所有的土地只有经过国家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才能出让、转让。可见, 从法律制度上, 农民个体不完全拥有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 导致土地在流转的过程中, 农民在转让经营权时, 要受到集体所有权的制约, 这种制约往往限制了农民通过转让经营权来获取财产性收入, 从而降低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四) 房屋流转制度障碍

首先农村住房处置由于受现行法律、政策的限制存在很大难度。根据《土地法》规定:“农民宅地基所有权属于集体, 非农民个人所有”。《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地基, 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 再申请宅地基的不予批准。”这一法律规定导致农民即使迁移至城镇定居, 农村的房屋要么不能出售只能闲置, 要么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售。

其次, 农村住房出租很不规范, 经常会出现一些承租纠纷等现象。如出租房屋没有办理工商执照, 房主直接与承租者私下订立口头协议而不签订书面合同, 导致日后出租过程中双方各种纠纷的发生[2]。

(五) 农村金融市场不够发达

1、农村金融建设滞后

一是, 湖南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 电话、电脑、网络等通讯设备还没有普及, 农民缺乏了解与经营投资理产品的媒介。二是农村的金融机构过少, 目前, 在湖南农村, 存款机构相对发达, 主要有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但其它金融机构, 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在农村几乎很少, 特别是县级以下地区基本上就没有。这就导致农民没有较好的投资途径, 农村居民都选择把有限的钱放入银行, 因而导致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几乎只有银行储蓄一种方式。

2、金融机构产品创新不足

从目前农村金融产品体系来看, 农村金融产品与农民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金融产品单一, 目前农村的金融机构主要为农民提供存贷款服务, 其他的理财产品很少甚至没有, 投资渠道窄。二是理财产品没有针对性, 缺乏适合农民收入情况、知识情况、风险承担情况的产品。

三、提高湖南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

(一) 对农民进行培训教育

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就要增强农民投资理财的理念。可以采取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形式如广播、电视讲座、开辟报纸专栏、开办业余性质的投资理财学校等, 向农民宣传投资致富典型事迹, 增强农民投资理财观念。同时还要提供投资理财相关知识的培训, 如电脑使用、风险分析、理财产品分析、投资技术操作等等。在培训方式上, 可以由政府出资培训, 也可以鼓励各种金融机构, 如证券公司或存贷款机构, 在对农民进行宣传的同时进行培训。

(二)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应逐步建立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彻底改变农民以自我保障为主的局面, 增强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农民敢于对风险较大、收益率更高的投资项目进行投资, 以便获得尽可能多的财产性收入。

(三) 加快农村土地流转进程

首先, 应从法律上理顺土地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的关系, 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 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避免土地经营权在有偿转让中受到土地所有权的制约。其次, 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资本化, 所谓土地承包权资本化, 指的是农村集体所有、家庭承包使用的土地如何在流动和交易中被货币化, 并以资本形态进入再生产过程, 其收益形式不再单纯表现为租金, 更多表现为红利[2]。如允许农民土地承包权投资入股, 获得红利收入。再次完善农民土地的征用补偿机制, 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 让农民从土地的出让、转让中得到财产性收入。最后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 应当允许农民承包地使用权进行抵押, 以提高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四) 完善农村住房制度

对农户而言, 住房是最主要的有形非生产性资产。湖南农村地区由于大量人员外出务工, 产生大量的空闲住房, 但是由于农民住房一般无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 很难转让和出租, 造成大量空房闲置。因此应尽快修改、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使农村集体土地上所建私宅能够合法、有序地买卖。同时加强对农村租房市场的管理, 应当允许农民长期出租宅基地使用权[3]。

对于农村住房制度的改革, 可以借鉴苏州和广州的做法, 苏州农民进城, 农民私宅即使没有房产证也可转让、出售。根据苏州市农民宅基地转让相关条例, 各乡镇成立了农民住宅置换中心, 解决了农民住宅因缺少土地证、房产证而不能交易的困难。2004年初, 广州市首次向农民自有土地上建的自有房屋颁发国有房产证, 农民自有房屋办理国有房产证后, 可以向银行抵押贷款、进入市场交易[4]。

(五) 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1、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

由于金融机构承担着各种金融活动, 因此要发展农村金融市场, 就要大力发展农村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建设农村证券市场:一是证券公司在农村设立分支机构, 并派遣工作人员。政府可以考虑提供一些优惠政策, 使这些以盈利为目的的证券公司愿意进入农村, 为农民进行证券投资提供条件和渠道。二是充分发挥目前存款机构的中介作用。通过存款机构代理农民投资理财, 这样既可以方便农民, 存款机构也可以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2、创新农村金融产品

除现有的股票、投资基金、国债等投资理财产品外, 金融机构还应根据农民自身的特点开发一些起点低、便于操作、风险小的专门针对农村居民的投资理财产品。让更多农民通过储蓄、证券、股票、基金、保险等获得股息、利息、分红, 使广大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多元化。

参考文献

[1]张乃文.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及原因探析[J].农业经济, 2010 (4) .

[2]赵华伟.我国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与解决途径[J].改革与战略, 2010, 26 (9) .

[3]肖红华, 刘吉良.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9 (2) .

农民财产 篇10

[摘要] 近年来，城镇化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同时推动土地市价急剧上涨，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的经济价值也越来越明显。通过进一步研究在政府征地、承包地流转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等土地财产权益实现途径中所存在的制度问题，发现征地补偿金不足、承包地流转不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受限等严重限制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经过现状分析并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找到如何保障和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途径。

[关键词] 土地财产权利；农民财产性收入；征地；承包地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DOI] 10.13939/j.cnki.zgsc.2015.08.

1 农村土地产权限制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现状

农民收入构成除了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之外，还包括农民财产性收入。目前农民财产性收入微乎其微，仅占农民收入的5%左右。因为农民收入的总体水平比较低，用于家庭的生活消费、就医教育及生产性开支以外就很少剩余，能够用于投资的资产十分有限，而另一方面，农民拥有大量的土地、山林等不动产资源，还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等各项财产权利。在当前，土地已经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稀缺资源，而且土地市价仍在不断攀升，那么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将会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但是，由于我国现有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设计上存在很多缺陷，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而这也严重影响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持续增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 征地补偿金不及土地市场价值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在我国实际征地过程中，政府垄断土地供应市场，获取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而农民只能根据“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最高不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的补偿标准，收到有限的补偿金。土地是农民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是留在农村务农的广大农户维持家庭生计的主要支撑，当被征地农民失去土地后，得到的少量补偿金不足以支付农民土地价值的全部补偿。据调查，被征地农户户均征地2.59亩每户共获得征地补偿费7.15万元，人均征地补偿费1.49万元。而以东部沿海地区人均消费支出5789.45元/年，户均消费支出2.3万元/年计算，所得的征地补偿款勉强维持农民不到4年的基本生活开支，更谈不上维持被征地农户的长期生活开支。

1.2 承包地流转收益过少

目前，由于很多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向城镇转移，也就引发了农地出现抛荒撂荒现象，土地粗放经营问题严重。由于非农就业稳定性不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范性不够，稳定性不强，规模化程度不高，农户对于流转承包地还有诸多顾虑。调查发现，农户对流转土地的安全性不够信任，害怕流转出去的土地不能要回。因此，农户一般选择亲朋好友及本村大户等可信任的流转对象，这样无疑限制了土地流转。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尚未建立。许多农户为了能随时要回土地自行耕种，流转土地时往往只是通过口头协议象征性收取流转租金，这样租金金额一般较小甚至是无偿流转。相比于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农业企业承租土地一般能够支付较高的流转租金，高的可达每年800～1000元/亩。但由于企业生产经营用地规模较大、流转期限较长，很多流转地使用期限在10年以上，这样就使得许多农户出于对保护承包地的财产权益的考虑，不会将承包地主动承包给企业。

1.3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受到较多限制

近年来工业化、城镇化正在农村快速发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也在因为发展的需要使得身价倍增。但是由于我国多年来对于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多重限制，农民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的财产权益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一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受到严格限制。受到法律许可的用地情况，仅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兴办企业，或者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举办企业。使用权流转也被限定在所兴办或共同举办的企业之间，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而导致的土地使用权转移，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所要使用土地必须依法申请国有土地。依照目前的法律规定，国家征地已经成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转为城镇建设用地唯一法定渠道，农民集体所有的农村建设用地，既不可以在符合国家土地规划与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自行开发，同时也无法自由进入土地资本市场进行使用权流转，这将严重影响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实现，也严重限制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二是国家法律对农民宅基地流转提出严格限制。农民的宅基地是我国农民重要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组成部分。我国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农村居民每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而且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房。宅基地流转只被允许在村集体内部成员之间进行流转，这种局限性，必然导致宅基地的经济价值严重缩水，这对于买卖双方来说不仅造成不便，也都是严重的损失。当前来看，如果农户将宅基地出售给集体以外农民或是城镇居民，就算能获得较高的经济利益，但却得不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2 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2.1 明确界定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增强农民产权意识

明晰土地产权是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基础，是农民获得财产权益的前提。没有明确的产权界限，农村产权制度不完善，农民也不能安心，农民的土地产权交易也受到严重限制，很多人必定会趁机攫取稀缺的土地资源和获益机会损失的还是广大农民的利益。为此，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完善，就显得格外迫不及待。确权的关键一步，就是要加快推进以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使农民看到实实在在的权利。为农民颁发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宅基地使用权证书，将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部分处分权明确赋予给农民，防止以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为名强征农民土地的行为再次发生，使农民更好地维护自身财产权利，实现土地财产权益最大化。

2.2 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土地补偿收入

农村征地现象越来愈多，因为征地引发的事故也已愈演愈烈。政府应该规范征地过程，减少强制征地范围，并给农民合理的征地补偿金。征地用途分为公益性和经营性用地，应该逐步淡化政府对经营性征地项目的行政推动，大幅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我们应适度借鉴国外市价补偿的做法，加之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将征地补偿以农业产值为依据逐步转变为以土地市场价值为依据，不管是公益性项目建设征地还是经营性项目征地，都要按土地市场价格予以补偿，进一步改进征地补偿方式。征地之余，我们也要为被征地农民预留发展用地，防止农民失地后产生生计问题。积极引导村集体和农民以股份合作的方式参与到项目开发和服务配套中来，为被征地农民获得更多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再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问题。在征地足额补偿的同时，地方政府应该多为当地农民考虑，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拿出适当比例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将失地农民纳入当地社会保障范畴，统筹考虑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养老、教育、医疗等农民备受关注问题，让他们享有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解除他们失地后的顾虑。

2.3 放开经营性用地的开发经营，让农民获得更多增值收益

市场化运作有利于逐步推行经营性建设用地项目，用地单位与农民集体直接对话协商，可以允许农民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通过出让、转让、出租和入股等方式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对于经营性用地的使用，既可以直接将集体建设用地出租给企业，也可以根据土地利用规划，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厂房公寓等进行出租，更有一种方式是通过土地折价入股的方式与其他单位或个人进行共同开发建设，逐步实现农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让农民享受更多合法收益。在国外，很多农民以土地作为资本直接参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尤其是城镇规划区外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当地农民可以按规划要求，利用村集体内部整治剩余的建设用地，自行开发建设乡村旅游和休闲娱乐项目，更好地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在合理开发农村土地资源中稳步增加财产性收入。

2.4 扩大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范围

承包地、宅基地是农民重要的土地财产，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权利，排他性、可分割性和可转让性是土地权利的明显特征。土地资本化和市场化，有利于实现农民的土地权利。农民贷款难一直是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难题，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从理论上说，具备融资条件。进一步开展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有利于解除农民缺乏有效担保物而导致融资难的困境，更有利于推动土地从保障属性向资产属性转化，更好地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经济价值。为此，可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适当选择农业特色优势明显，土地规模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特别是对已进城落户的农民尝试开展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这样农民既可以多一份收入，也可以为市场发展增加更多可用资源的选择。

参考文献：

[1]邵战林，朱道林，杨俊孝.完善我国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若干建议[J].农业经济，2011（7）：25-26.

[2]郭宁，刘钊.加快土地制度改革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J].新疆农垦经济，2010（5）：7.

[3]覃建芹.基于土地制度改革的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收研究[J].管理案例，2011（1）：47.

[4]张合林.实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是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根本途径[J].城市发展研究，2008（5）：72.

农民财产 篇11

一、推进农村确权赋权改革的意义

(一)推进农村确权赋权,是平等保护农民财产权利的必然选择

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城乡居民财产权利保护的二元体制是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的突出表现之一。市民在城市依法享有的不动产等财产具有完整的物权,可以在市场上流转、抵押和担保;农民在农村的承包土地、宅基地和住房、农村集体资产等不少赖以生存的核心财产却缺乏享有其产权的法律凭证,与传统户籍关系高度捆绑,不仅流转受限,且不能抵押、担保。目前的农民财产权利实现状态,在一定意义上是“财产拥有了农民”———农民一旦迁离农村,承包地等相应财产就可能丧失,而不是“农民拥有财产”———农民对财产缺乏完整物权权能。农民财产权利的不足,削弱了农民对财产的占有、支配与收益能力,妨碍了农民财产进入社会财产增值体系、信用体系、流动体系,制约了农民与城市居民在经济权利上的平等享有。推进农村确权赋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藏富于民、还富于民,是一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农民群众福祉的民生工程,必须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去做这项工作,不断强化农民财产权利保障,着力夯实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的物质基础,为农民创业创新、发展致富创造条件。

(二)推进农村确权赋权,是推进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内在要求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清晰的产权界定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条件。如果一项资源要素的产权不清晰、不健全,市场交易就无从谈起,结果往往是陷入“公共地悲剧”陷阱而过度开发利用,或陷入“公说公有、婆说婆有”纷争状态而难以有效开发利用,很难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和配置效率最优化。当前,由于农民财产产权关系不清,农村承包地的过度利用和闲置抛荒交织出现、农村宅基地和住房“一户多宅”和人去楼空、地闲叠加等问题突显,农村集体资产更是因产权不明或不固定,淡化了成员的主人翁意识,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也无法被普遍认可,出现了重分配、轻积累及分配不公的现象;由此而引发的产权纠纷、分配不公矛盾也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出现,既有对农民确权不到位的原因,也有赋权不充分的因素。因此,抓实抓好推进农村确权赋权工作,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核心的内在要求,是促进农村土地资源和集体资产市场化配置的基本条件。

(三)推进农村确权赋权,是加快城市化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党和政府实施新型城市(镇)化战略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据统计,全国城镇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达53.7%,但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为35.7%,相差20个百分点;浙江省城镇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64%,但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则只有32%左右,相差30多个百分点。虽然这是因浙江作为流动人口的净流入且主要流入城市的省,拉高了城镇常住人口数量,但全省农业人口非农转移进入城镇创业就业与户籍转移不同步、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是不争的事实。转移进城农民不迁户口,既与原来严格控制、目前已日渐宽松的户籍管制政策有关,更与城市户籍的“含金量”不断降低、相对于农业户籍的优势发生逆转有关,因为传统农村财产和福利的享有配置体制依附和捆绑于农业户口。因此,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固然需要加快推进城市公共服务均等覆盖常住人口来拉动,但同时也迫切需要通过确权赋权让农业转移人口享有物权化的、长期充分而有保障的农村财产权利来推动,建立健全农民经济权利长久化、社会权利属地化的管理制度,“一拉一推”缺一不可,从而让农民出得了农村、进得了城镇,更高质量、更快速度地推进“人”的城镇化。

(四)推进农村确权赋权,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客观要求

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跃进过程中,农业从业人员占比的下降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是两个同步对应的普遍经验和规律。首先,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必须创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而这客观上就必然要求通过农村土地确权赋权来满足。通过确权赋权,不仅可以让非农转移的农民放心地将承包的土地流转出去,而且也依法保护了土地流入农民和主体的经营权,使其专心从事农业。其次,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必须在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创新农业经营方式,探索和推进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因此,对推进资金资源资产等要素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的组合配置提出了新要求,通过确权赋权,有利于为要素组合方式创新铺好路、开好道,从而推进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融合发展、一体发展。再次,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必须把促进农民持续普遍较快增收作为核心目标。通过确权赋权,有利于让土地等财产流出或入股农民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让经营主体获得更多创业经营收入,让雇工农民获得工资性报酬,从而实现利益相关者各方的持续普遍较快增收。

二、推进农村确权赋权改革存在的问题

尽管浙江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总体上看进展还是初步的,赋予农民充分而有保障的集体财产权利上还有明显不足和很大空间。

一是确权登记尚未覆盖到位。无论是承包经营权,还是宅基地使用权和住房所有权,登记制度虽已基本建立形成,但登记颁证均没有实现全覆盖,存在“有物无证”或“有权无证”的现象,个别村还未落实二轮承包工作。在农村集体资产确股上,目前完成率还不到1/3。

二是赋权强能尚未根本突破。“三权”权能不全,离完整的物权权能还有较大差距。承包地主要限于占有、使用、收益和经营权流转,经营权的抵押、担保权能尚未在全面赋予,入股也仅限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承包经营权未赋予如同宅基地一样的长期使用权,缺乏抵押、担保及有偿转让退出权。宅基地使用权和住房所有权的抵押、担保、转让试点尚未取得成熟经验,在权能的广度和深度上还有较大局限性。集体资产股权,大多还停留在股份占有、收益分配凭证上,虽明确可以继承、流转,但一些地方的股权实行动态管理,难以流转和继承;质押、担保在面上也未取得突破。

三是流转交易市场尚未普遍建立。缘于“三权”权能的不完整,“三权”权能的价值难以有效显现,加上公开交易平台建设的不足,流转交易市场难以有效形成。

四是制度体系尚未有机统一。土地、住房等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未形成。需要高度重视这些不足和问题,进一步认识深化农村“三权”改革在健全和完善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中的重要意义,增强推进农村确权赋权改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推进确权赋权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措施

(一)全面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赋权

1. 推进确权发证。

围绕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坚持“扫尾”与“提升”并举,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全面发放到户和登记簿全面建立健全。以二轮土地承包工作为基础,清理核实农村土地承包档案资料,全面摸清应开展未开展二轮承包、应发未发权证、应建未建登记簿情况,并将具体情况明细到村到户。以推进权证全面发放到户为重点,对由于各种原因未开展二轮承包的村社进行扫尾,要以确权确地为主、确权确股为辅,依法做好“补课”工作;对已开展二轮承包但未颁发权证的村社,要在核实的基础上依法颁证到户;对权证留在村组以上组织保管、未发放到户的,也要在核实后发到承包农户手中。以加强登记管理为核心,以二轮承包“扫尾”应发未发的权证颁发为主要对象,按照登记要素齐全、登记内容准确、登记程序规范的要求,依法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切实做到承包合同、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记载的事项相一致。

2. 推进稳制活权。

围绕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在推进承包地确权发证、稳定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切实保障土地经营权流转权能,积极引导和推进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健全和完善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鼓励采用稻谷等实物计价、货币结算相结合等方式确定流转价格,力求客观实际地动态反映流转土地价值;引导和鼓励采用委托流转、股份合作等方式整畈整组整村推进土地流转,进一步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效实现形式,实行“保底租金+利润分红”的分配机制,让农民更好地共享农业现代化成果;健全土地流转服务体系,规范和提高流转的合同签订率和鉴证率,总结和推广流转后土地经营权颁证制度、流转风险保障金制度和土地流出农户社会保障制度。强化对流入方土地经营权的保护和流出方收益权的保障,切实增强促进流转的推力和拉力;加强对土地流转主体、面积、价格、用途的监测,对符合方向和要求的给予政策支持,对违法违规行为予以及时纠正,切实防止损害农民权益、防止改变土地用途、防止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3. 推进赋权强能。

围绕落实赋予农民对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的要求,切实增强土地经营权贷款融资功能。目前有些地区已经探索出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成功经验,这就需要完善抵押贷款办法,巩固成果、扩大覆盖面。有关部门要尽快制定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具体办法。

(二)全面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造

以推进村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造为核心,着力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赋予农民充分而有保障的农村集体资产股权。

1. 抓好确权确股。

在对村经济合作社全面清产核资的基础上,科学界定集体资产财产权益的享有成员,将资产折股量化到人,建立健全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相应治理制度,从而将村经济合作社改造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具体需要把握四个方面的工作环节与要点:一是把握折股量化的资产范围。一般以能带来经济利益的、可货币计量的经营性净资产为限,以此名义代表集体总资产股本额,实行“确权确股确股值”。对经营性净资产较少或没有的经济薄弱村,可暂不明确量化资产的货币计量额,只明确股份份额总数,即只“确权确股不确股值”。二是把握折股量化的股种设置和享受对象。一般设立人口股和农龄股,不设集体股,但根据需要可增设现金募集股等股种。除人口股外,其他股种原则上没有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在内的投票决策权,只享有分红权。与股种设置相对应,依法依规界定各种股种的配置对象,按照依法能享全享、可享尽享的“广覆盖”原则,推进有差别的普惠式改革,以有效化解相应矛盾纠纷和历史遗留问题,合理保障农嫁女、农转非、戤社户(自理口粮户)、蓝印户口、小城镇改革户籍迁移等弱势群体、特殊群体的股份权益。三是把握股权管理的基本要求。对量化到人的股份实行静态管理,生不增、死不减、可继承,以适应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和人口迁移流动的需要,为推进农民经济权利长久化和社会权利属地化管理夯实基础。四是把握确权确股的工作原则。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发扬民主,做到于法有据、于理有措,法律法规政策有明确规定的,按规定办;法律法规政策没有规定的,按照复杂问题民主化、民主问题程序化的要求,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民主讨论、民主决策办事。

2. 抓好赋权强能。

在确权确股的基础上,有序赋予股权继承、流转(有偿退出)、抵押担保等权能。对继承权,要全面赋予静态管理的股权;对流转权,允许在股份经济合作社内部流转,并根据所在社区城市化发展进程,逐步向社内外全面流转放开,推进有偿退出机制的建立健全,但不得退股提现;对抵押担保权,各地要积极开展试点,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股权质(抵)押担保贷款的做法与经验,适时制定合理的股权抵押担保办法。

3. 抓好管理发展。

坚持把确股赋权作为股份合作制改造的第一步,积极推进改革深化和集体经济发展。股份经济合作社要建立健全以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责任制,并积极探索实施职务配股制、经营班子年薪制、风险抵押金制、外聘职业经理人和独立董事制,不断推进股份经济合作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引导股份经济合作社采取渐进式的项目制、公司化改革,鼓励农民(股东)、相关市场主体与股份经济合作社探索发展股份合作经济或混合所有制经济。

(三)全面推进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住房所有权确权登记

以落实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和农村住房财产权保障为方向,加快推进农村宅基地和住房的确权赋权。通过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情况的调查摸底,分类制定落实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相关政策,处理宅基地历史遗留疑难问题,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探索建立农村宅基地跨社置换、有偿退出、有偿使用机制。

(四)加快构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

以确权赋权为基础,同步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在流转交易平台建设上,要依托县、乡两级现有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服务中心或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坚持整合改造与拓展提升相并举,加快建设县、乡两级联通一体的农村产权交流服务中心。在流转交易内容设置上,要积极开展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住房财产权、集体经济股权等流转交易试点,逐步将依法可交易的农村土地(包括耕地和林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住房财产权、集体经济股权和其他依法可交易的农村产权等纳入统一流转交易平台,形成有场所、有评估、有服务、有登记、有监管、有制度的流转交易格局,确保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参考文献

[1]程渭山.浙江省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实践与探索[J].新农村,2015,(2).

[2]王金宝.推进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激发农村内在发展活力[J].农村工作通讯,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