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性因素（共10篇）
财产性因素 篇1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从1997年的2.6倍扩大到2009年的3.33倍;收入的绝对差同时也在不断扩大,到2009年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已经超过1.2万元(1),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最高水平,而其中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更加明显。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08年初颁布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明确农民家庭财产的法律地位,保障农民对集体财产的收益权,创造条件让更多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这些政策相继出台体现了党中央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也将成为国家的一个长期目标。
国内学者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财产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小,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张车伟等(2004)通过对1993-2000年我国东、中、西部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变化进行考察,发现尽管三大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比重仅分别为4%、3%、3%,但其对农民总收入增长的贡献却分别达到38.93%、70.66%和74.56%。随着财产集中程度的增加和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加快,财产性收入差距将成为影响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唐平,2006)。严先溥(2007)基于对1990-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结构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由2.2倍扩大到3.5倍,而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李实(2005)采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1995-2002年调查数据,对中国居民财产分布的不均等情况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发现我国城乡居民的财产分布差距出现了快速而且明显扩大的趋势。
第二,长期以来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严重受损。据党国英(2005)测算从1952-2002年,农民向社会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51 535亿元;农民相当于被无偿剥夺了价值26万亿的土地财产权,而我国自实行土地征用补偿政策以来,累计支付的土地征用费不超过1 000亿元。土地增值部分收益分配,地方政府大约得60%-70%,村集体得25%-30%,失地农民只得到5%-10%,甚至更少(寥洪乐,2007)。中改院2008农村入户调查证实,农民从土地用途改变的增值中获益甚微:被征地农户中,近70%的农民每亩领到1-2万元补偿款,27.4%的农民领到的土地征用补偿款不足1万元,实际领到补偿款超过2万元的农民仅占2.9%。
第三,现行的土地制度安排制约了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农村土地制度缺陷几乎使农民与土地财产性收入“绝缘”,而农民土地的财产化,恰恰是农民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条件和瓶颈因素(周其仁,2004)。农民财产性收入比例较少因为农民家庭所拥有的财产缺乏合法所有权制度的保障,这使得农民家庭拥有的资源是一种僵化资产,无法转化为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资本(王文灿,2010)。
综上,当前我国的农民财产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小、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受到各种现行制度的制约增长困难。本研究基于武汉市各区的相关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定量的分析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并针对性的提出解决的建议,以期能够推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相关政策的完善,促进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进而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二、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分析
(一)财产性收入的内涵界定
财产性收入是指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作为回报而从中获得的收入。一般是指经营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根据武汉市各区农村的实际状况,本研究主要考察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主要指农民凭借其土地、房屋等直接取得的非生产性收入,主要包括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租金、红利、补偿及增值收益(如土地被征收)等,不包括来自土地的经济收入所产生的间接财产收入。
(二)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分析
武汉市地处我国中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经济发展迅速,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增长也十分明显,财产性收入增长也非常突出,与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相比,呈现以下特点。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全国城乡人均财产性收入比较如表1。
(单位: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武汉市统计年鉴(2001-2010)。
从表1可知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呈现以下特征:首先,财产性收入总体上逐年增加趋势,但占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较小。从2002年以后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略高于全国农民财产性收入平均水平,除2004年、2005年财产性收入有小幅回落之外,整体上呈现增长趋势。其中财产性收入由1997年的10.3元增加到了2009年的201.96元,增长了近20倍,但在人均纯收入的比重2.82%,占比非常小。其次,受到各种制度的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方式较少。随着武汉市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的快速发展,带动了郊区土地和房屋价值的升值,这对于城市郊区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从财产性收入来源来看,主要包含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土地征收补偿收益、房屋出租收益这几种主要的形式。再次,财产性收入也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2002年后武汉市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都有了较快增长,但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431.84元,而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201.96元,二者收入差距比例达到2.14。
三、武汉农民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及定义
在借鉴国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武汉市的实际情况,由于中心城区农村人口及农地十分少,因此,选择了洪山区、东西湖区、汉南区、蔡甸区、江夏区、新洲区、黄陂区这七个区作为研究区域,ID编号分别为1、2、3、4、5、6、7。本研究以各区的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pi)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的代码及含义如表2所示。
(二)数据的获取
本研究的所需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武汉市统计年鉴(1999-2010),湖北省统计局统计数据、各区统计信息网以及武汉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统计的数据,并通过计算获得相应变量的数据。
(三)模型的构建
运用1999-2009年武汉市各区的面板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对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所造成的影响,构建模型(1):
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已在上文中进行了定义,在此不再赘述。其中,i=1,2,…,84;t=1,2,…,11;α0,α1,…,α9为参数,ai为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四)方法检验及结果分析
1. 计量方法检验。
由于混合OLS回归、一阶差分(FD)法、固定效应(FE)以及随机效应(RE)估计法都可以对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因此,本部分的主要目的在于选取最优的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拟合。应用stata11.0计量软件进行分析,BP检验考察使用随机效应还是混合OLS估计,其零假设是对所有的i,αi都为0。由于BP检验(Prob>chi2=0.0046)显著不为0,所以拒绝零假设,表明随机效应模型优于混合OLS估计。豪斯曼检验的基本假设是FE和RE估计量没有实质上的差异。该检验统计量有一个渐近的卡方分布。若零假设被拒绝,则表示随机效应模型不合适,而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可能会更好地拟合模型。由于豪斯曼检验(Prob>chi2=0.0000)显著不为0,所以拒绝零假设,表明固定效应估计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法拟合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了便于比较,本文报告了混合OLS、固定效应(FE)估计量以及随机效应(RE)估计量,在消除自相关、异方差、多重共线性后,得出结果分别为MODEL1、MOD-EL2、MODEL3(见表3)。
2. 回归结果解释。
通过上文的MODEL2的估计结果,R2=0.972,模型的拟合度较好,根据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可以得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模型(2):
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解释变量中非农就业率(na)、人均机械化水平(pm)、人均居住面积(ps)、耕地年均减少率(fs)、农地流转平均价格(fp)这几个因素对于农民财产性收入有显著的影响。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影响最大的是农地年均减少率(fs),其后按由大到小排序分别为非农就业率(na)、人均机械化水平(pm)、人均居住面积(ps)、农地流转平均价格(fp)。估计结果还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个解释变量变动1%引起被解释变量变动的百分比分别为54.877%、50.808%、1.727%、85.536%、0.625%。下面就各解释变量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做深入的分析。
第一,非农就业率对于农民财产性收入影响巨大,随着武汉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郊区的大量农民开始进城进入非农领域就业,其非农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农民把自己的耕地流转出去,在获得土地使用权租金收入同时又可以获得非农就业的收入,这对于农民整体收入的提升都有重要的作用。
注:*p<0.10,**p<0.05,***p<0.01。
第二,就机械化水平而言,近年来武汉市各区农村的机械化水平程度不断提高,大型农机具的投入,这大大提升了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花费较少的人力就可以管理更多的农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农户走出农村外出务工来增加收入,部分农户通过流转取得大量的耕地进行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发展集约高效的现代农业,形成了农民之间互利共惠的局面。
第三,农民收入增加同时不断的修建房屋,农村人均居住面积逐年增加,2009年武汉市农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47.7m2,高于市区人均居住面积30.88m2的水平。由于市区房价的高涨,租金也不断提高,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及刚毕业大学生只能租住在武汉市城中村及近郊工业区附近农村成为出租房集中区域,促使该地区农户的财产性收入大幅增加。
第四,耕地年均减少比率对于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也很大,随着武汉市城市化、工业水平提升,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迫切需要大量的土地,在市区土地开发殆尽的情况下,只有转向近郊各区开发,开发区、工业园区不断建立,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近郊土地的价值,武汉市近郊农村土地被征收,征地补偿标准也逐年提升,失地农户的补偿收入也成为郊区农户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
第五,从农地流转价格来看,农地流转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国家政策禁止到有序规范其流转,农地流转价格也逐年提高,2009年武汉市农地流转的均价达到376元/亩,流转面积也逐年提升。同时武汉市还成立了“武汉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来规范引导农地的流转。农民农地流转的意愿也不断提升,农地流转收入对于增加农户家庭财产性收入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非农就业率、人均机械化水平、人均居住面积、耕地年均减少率、农地流转平均价格对武汉市农民财产性收入有显著性的影响。(2)城市郊区农地流转、土地征收补偿及房屋出租对于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具有重要的意义。
还应该清楚认识到虽然大城市郊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比较快,但占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还十分微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对于农民增收,缩小日益严峻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意义;还需要不断的探索及相关政策和制度的不断完善。针对相关影响因素及现实障碍,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使土地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对农民而言,土地是重要的资源,不仅具有经济还有社会保障功能,创造条件使农民获得更大收入就是要推动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土地的增值保值的作用。首要的是从法律上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具有完整的土地产权,包括土地的经营、抵押、借贷、流转、交易、租赁等权利。这样有利于推动农地的合理高效流转,发展规模化、现代化农业,增加农民的土地流转收益。同时,也要对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的流转进行逐步探索,这对于解决部分地区宅基地空置、一户多宅等问题,增加农户财产性收入提高农村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武汉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的成立以及产权流转相关规定的出台,将对推动武汉市农村土地流转合理有序开展产生极大推动作用。
第二,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征地补偿机制,是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重要保障。按照当前的征地补偿规定,农民在征地过程中没有发言权,不能充分的行使自己的权利,补偿标准普遍较低,农民的权益受到极大的损害。要改变当前这种状况,首先,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赋予农民更多征地谈判时的发言权,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土地增值收入的分配。其次,法律必须缩小并明确公益性用地范围,限制地方政府以公益性用地的目的而盲目征地。再次,建立基于市场价格的征地补偿标准体系。市场机制是最公平的价格形成机制,只有依据公开市场价格确定的补偿标准才能得到各方的认同,避免无必要的损失。最后,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引导和创业支持,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提升非农就业能力,让农民从土地流转中获得相应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也不必成为“三无”公民。
第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排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土地仍然是大部分农民生存的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很高,因此土地流转机制的创新,就需要积极的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建立健全农民养老、医疗、伤残等保障体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除农民因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才能使农民安心放心的流转,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供保障。注释:
参考文献
[1]武汉市统计局.武汉市统计年鉴[M].1999-2010.
[2]张车伟,王德文.农民收入问题性质的根本变———分地区对农民收入结构和增长变化的考察[J].中国农村观察,2004(1).
[3]唐平.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及影响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6(5).
[4]严先溥.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虽小潜力巨大[J].中国金融,2007(24).
[5]李实,魏众,丁赛.中国居民财产分布不均等及其原因的经验分析[J].经济研究,2005(6).
[6]党国英.土地制度对农民的剥夺[J].中国改革,2005(7).
[7]寥洪乐.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稳定与完善[J].管理世界,2007(11).
[8]周其仁.农地产权与征地制度———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重大选择[J].经济学(季刊),2004(1).
[9]王文烂.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制度障碍及其化解[J].技术经济,2010(12).
[10]高志仁.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城乡差距[J].经济科学,2008(4).
[11]杨建军,姜军松.基于社会和谐的农地产权配置制度改革探究[J].商业研究,2011(7).
财产性因素 篇2
我，，趁现在头脑清楚、思维清晰，能够正常理解并清楚表达我本人的意愿，自愿订立遗嘱内容如下：
一、坐落于X市路弄号X室房屋于何时购买，产权登记在我的名下。待我去世后，上述属于我所有的房屋产权由继承。
（如果是分给两人以上的，可以表述为：“待我去世后，上述属于我所有的房屋产权由和共同继承；如须确认继承份额表述为：在我去世后，上述属于我所有的房屋产权由继承百分之几、继承百分之几。）
二、除前述所列财产之外的属于我个人所有的其他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均由继承。（如须指定多个继承人继承，表述同一）
三、如果前述遗嘱受益人先于我去世，则本应由继承的这部分财产我指定由继承。（选择性条款，根据个人要求选择适用）
四、因本遗嘱所取得的财产归X个人所有，不作为与其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选择性条款，根据个人要求选择适用）
上述内容均为我的真实意思表示。
立遗嘱人（本人签名）：
立遗嘱人本人指印（右手X指）：
财产性因素 篇3
关键词：重庆市财产保险；需求；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一、引言
自1997年直辖以来重庆市经济发展迅猛，与此同时财产保险市场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然而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重庆市的财产保险市场仍存在着较大的滞后性。从近5年的数据来看，重庆市的财产保险市场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都明显低于全国财产保险市场平均水平，其中财产保险深度在2011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6.73%，而保险密度更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0%。因此，对重庆市的财产保险市场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影响其财产保险需求的因素，对于加快重庆财产保险市场发展和重庆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综述
（一）国外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对于保险需求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SzPiro和Outrevilie认为教育程度越高，其对风险的厌恶程度越低，因为一个人认知能力提高后可以更好的评估风险、承受风险，大多学者认为可以将一个地区内完成初等教育的人口的比例作为风险厌恶程度的替代变量，从而来表示人们的风险意识。Outreville利用1983年55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对财产保险的需求进行研究表明，收入与金融发展程度与财产保险需求呈正相关关系，而价格与财产险需求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Eshoetal采用44个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1984-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财产保险需求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收入、财产所有权保护、损失概率与财产保险需求显著正相关。
（二）国内综述
国内学者研究较晚，可归结为两方面：一是单一因素研究。殷延辉通过对我国财产保险市场出现低增长局面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通货紧缩会使消费者和大企业的支付和偿付出现困难，企业和消费者的保险需求也会发生显著的变化。林宝清、洪锡熙、吴江鸣研究表明我国财产保险需求的收入弹性系数值有大于1的倾向，其稳定性较强，并且可信度较高。肖文和谢文武研究中发现保费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GDP的增长对保险业的超常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二是多重影响因素研究。黄泽勇使用1997-2006年的保险市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均GDP对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影响显著。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和市场结构改善对促进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增长的作用不明显，但保险补偿功能的实现与财产保险保费收入呈正相关关系。严敏选取2007年东部地区财产保险市场的截面数据对我国财产保险市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保险意识、前期赔付支出和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财产保险需求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而且前期赔付支出对财产保险需求影响最大。夏益国运用1985-2005年的相关数据对非寿险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显示： 消费者的保险意识、风险水平和经济增长对非寿险需求的影响显著，但是非寿险市场的供给因素和非寿险价格对非寿险需求的影响并不明显。
三、影响财产保险需求因素的选择
根据目前国内外学者实证研究的成果来看，影响财产需求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经济赔偿、固定资产投资、收入水平、产品价格、市场竞争等；社会因素主要包括：人们的风险意识、人口结构、法律和政策变化等。
（一）人均可支配收入（Income）
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和生活水平变化的最为重要的指标。它是人们实际上可以使用和控制的经济资源。在西方经济学的消费理论中，它对居民消费水平起决定性作用，同时由需求理论可知居民或者企业的消费都要受到可支配收入的预算线的制约。
（二）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Investment）
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和第三方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越高则该地区实体资产量越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该地区裸露的风险资产越多，出于风险因素的考虑，财产保险的需求也就越大，预期两者成正相关关系。
（三）市场竞争（competition）
市场竞争的程度是由市场结构决定的，而市场结构是由市场买卖双方的相对数量和力量决定的。财产保险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使财产保险产品的价格降低，对财产保险的需求也会增大。因而，本文中用财产保险机构数的数量来量化财产保险市场的竞争水平，并预期财产保险机构数与其需求呈正相关关系。
（四）保险赔付额（Claim）
一是当财产保险赔付额较高时，它会增强人们对于财产保险保障的预期，从而增大对财产保险的需求；二是财产保险大多是短期的，其定价方式较为灵活，财产保险公司属于营利性组织，其趋利性会驱使在调高财产保险产品的价格，从而导致财产保险的需求减小。
（五）教育水平（Education）
某一地区的教育水平越高，人们防范风险的意识较强，则对财产保险的需求越大。
四、模型的建立和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Income）、固定资产投资水平（Investment）、市场競争（Competition）、保险赔付额（Claim）、教育水平（Education）5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并与大多数研究一样以财产保险保费收入表示财产保险需求为被解释变量。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发现，多元对数线性需求函数模型比单方程多元线性需求函数模型回归效果更好，且对数线性模型更能反应自变量的微弱变化对因变量的影响。本文数据来由1997-2011年《重庆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重庆市统计公报》、《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年及中国保监会统计数据收集整理计算得到。模型设定如下：
lnprenmium=β0+β1lnEducatian+β2lnInvestment+β3lnCampetitian+β4lnIncome+β5lnClaim+μ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估计结果
运用OLS原理对财产保险需求进回归分析，经过运行Eviews6.0得出以下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回归结果看出，原R2值为0.998792，调整后的R2值为0.997929，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度较高，F检验的零系数概率接近为0说明回归方程的系数总体显著。F统计量为1157.3远大于临界值，5个解释变量系数的T统计量绝对值都大于临界值2，且x1、x3的回归系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x2、x4、x5的回归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实证结果显示：教育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保险赔付额与财产保险需要呈正方向的关系，与预期相同；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财产保险需要呈反方向的关系，与预期不同。
（二）实证结果检验
1.多重共线性检验。由表可知判定系数 R2值较高，而所有5个参数的显著性t检验都比较显著，这表明该回归模型的多重共线性程度很低，模型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
2.异方差检验。本文采用White检验来对建立的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不考虑变量的交叉项，构建辅助回归模型为：
e2=α0+β1lnEducatian+α2lnInvestment+α3lnCampetitian+α4lnIncome+α5lnClaim+α6（lnEducatian）2+α7（lnInvestment）2+α8（lnCampetitian）2+α9（lnIncome）2+α10（lnClaim）2+ξ
对辅助回归模型进行OLS估计，得到White检验的统计量Obs*R-squared值的为6.55远小于χ20.05（10）＝18.37，因此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3.自相关检验。本文采用LM检验法（亦称BG检验）来对模型残差序列进行二阶自相关检验， LM统计量Obs*R-squared的伴随概率为0.0204，小于χ20.05（2）＝0.1，故认为该模型中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从以上的检验结果来看，模型通过各项检验，因此可以确定最终的模型为：
lnPrenmium＝-0.749593+0.48lnEducatian-0.51lnInvestment-1.39lnCampetitian+1.84lnIncome+0.47lnClaim
六、结论及启示
（一）教育经费支出与重庆财产保险需求呈正相关关系
当重庆市教育经费增加1%其财产保险保费收入增加0.48%，表明教育经费支出与财产保险需求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重庆市应该继续增加都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加大初高等教育普及的力度，保险监管部门和各保险公司应该注重保险的宣传，提升人们的保险意识。
（二）重庆固定资产投资与财产保险需求为负相关关系
重庆市固定资产投资与财产保险需求呈较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重庆市的财产保险市场还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针对这一特殊情况，重庆市应该加大财产保险市场发展的力度，努力完善財产保险市场体系，开拓创新财产保险业务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经济市场，努力使固定投资资产的增加成为推动重庆市财产保险市场发展的外在动力。
（三）市场竞争与重庆财产保险需求呈负相关关系
当重庆市保险公司数目增加1%时，实证结果显示财产保险保费收入反而降低1.39%，与预期不符。同时也表明，过度的市场竞争是阻碍重庆市财产保险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各公司在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时应更多注重于财产保险业务的开发，注重提高服务质量，保险监管部门应该制定符合保险市场发展需要的法律规范，规范保险市场主体的行为，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的活动。
（四）人均可支配收入与重庆财产保险需求呈正相关关系
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重庆市财产保险保费收入增加1.84%，是重庆市财产保险保费收入增加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与以往实证结果一致。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重庆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进一步增加，这也意味着重庆市财产保险需求将进一步扩大。政府应该注重良好经济环境的培养和经济建设，为重庆市财产保险市场的发展提供外在和内在的需求支持。
（五）保险赔付额与重庆财产保险需求呈正相关关系
保险赔付额对重庆市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弹性小于1，为0.47%。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保险赔付额增加，人们对于保险公司更加信赖，更多人为了规避风险选择购买保险。因此，保险公司应该更加注重对于风险事故进行经济补偿的职能，加强内部管理，降低其运行成本，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提供服务。
总之，教育经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保险赔付额的增加都能够促进重庆市财产保险市场的发展。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和市场竞争与财产保险市场需求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重庆市应该努力完善其保险市场体系，规范竞争行为，开发新的财产保险业务，满足不同的保险需求，注重内部管理和保险服务质量的提高，实现重庆财产保险市场的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林宝清，洪锡熙，吴江鸣.我国财产险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4（7）.
2.肖文，谢文武.经济增长与政策因素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传导机制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01（3）.
3.黄泽勇.影响我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因素的实证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9（12）.
4.严敏.论我国东部地区财产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J].企业导报，2010（5）.
5.夏益国.我国非寿险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技术经济，2007（3）.
＊本文属“重庆居民养老保险绩效研究”项目，项目编号：cstc2012cx-rkxA0061。
财产性因素 篇4
一、我区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特点分析
(一)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 但总量偏小
随着近年来我区经济快速增长, 资本市场日趋向好, 极大地激发了居民投资理财的热情, 推动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不断增长。从2000年到2009年, 我区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由58.82元增长为363.81元, 年均增速达到22.4% (按现价计算, 下同) , 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9个百分点;农牧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由35.2元增长为137.34元, 年均增速为16.3%, 比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速高6个百分点。但是同全国相比, 2009年我区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为363.81元,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8元, 在全国居第12位, 与排位第1的浙江相比, 低1050元, 比西部省区中的云南和广西分别低680元和130元;农牧民财产性收入为137.34元,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9.8元, 在全国居第14位, 与排位第1的北京相比, 低1131元。在西部省区中比西藏低10.9元。
(二) 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虽呈上升趋势, 但所占比重低
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1.14%提高到2009年的2.3%;农牧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2000年的1.8%持续增加到2009年的2.78%, 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但是, 2000年到2009年, 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最高的年份仅达到2.46%;农牧民财产性收入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 最高的年份仅达到2.96%。
(三) 传统理财方式是城镇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主要途径
从我区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构成来看, 传统的利息收入、房屋出租以及股息与红利收入三分天下的格局依然存在。2005—2008年, 以上三项收入分别占到财产性收入的65.56%、70.46%、66.55%和62.32%。
(四) 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占农牧民财产性收入的主导地位
近年来, 我区相继出台优惠政策, 鼓励各地区进行土地流转, 促进农牧业产业化经营, 带动农牧民增收。2008年农牧民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占到财产性收入的22.5%, 是农牧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部分。
(五)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大
由于城镇居民拥有比农村牧区居民高得多的房产资本、和金融资产, 导致城乡间存量财产的巨大差异, 在投资渠道日益增多的条件下, 巨大的存量财产差异, 必然导致财产性收入的巨大差异。从2000年以来, 我区人均财产性收入在快速增长的同时, 城乡间增长的不均衡性也日益突出。2000年农牧民财产性收入与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二者相差23.62元, 后者是前者的1.67倍, 而到2009年二者相差226.47元, 后者是前者的2.64倍。
(六) 高低收入户财产性收入差距明显
2009年我区城镇住户20%高收入户人均财产性收入达1419.78元, 20%低收入户人均财产性收入81.54元, 两者相差1338.24元。其中:20%低收入户利息收入和股息与红利收入仅分别为0.96元和68.14元, 而同期20%高收入户为216.11元和325.43元;除以上几项单独统计的财产性收入来源以外, 在其他财产性收入方面, 20%低收入户和20%高收入户分别为5.63元和502.93元, 差距更为明显。2009年我区农牧民人均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家庭根本不存在财产性收入, 人均年收入在1000元—1200元之间的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为97.88元, 而人均年收入在6000元以上的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为222.14元, 是前者的2.27倍。可见由于财产性收入是以居民富余的财产为投资基础的, “钱生钱”效应是财产性收入的内在增长机制, 用于财产性投资的资产数量越大, 所获得的利润越多, 目前财产性收入主要集中在高收入人群中,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社会贫富差距。
二、制约我区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造成我区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总量少、比重低、内部差距悬殊的原因既有社会环境的因素, 又有制度的因素, 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存量财产少
财产性收入是一种衍生财富, 没有财产, 就不可能有财产性收入。影响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因素有两个, 一个是存量因素, 即获得更多财产, 另一个是流量因素, 即参与财产性收入的分配, 让“钱生钱”。首先, 存量因素更多涉及初次分配领域。假设居民人均总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相减的余额, 相当于居民的人均存量资产。2009年我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849.19元,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2369.87元, 二者相减余额为3479.32元, 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排第24位,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31元;同期, 我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4937.8元, 农牧民消费性支出为3968.42元, 二者相减余额为969.38元, 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排第18位,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90.34元。存量财产偏小, 使创造财产性收入的基础不够雄厚。其次, 流量因素较多涉及到再分配领域。在投资渠道日益增多的条件下, 巨大的存量财产差异, 必然导致流量的巨大差异。
(二) 投资理念不强, 理财知识技能缺乏
对于拥有一定财产基础的居民而言, 并不是有财产便必然产生收益, 居民的财产必须通过一定的投资理财行为才能有所回报。由于我区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且经济发展起步较晚, 居民的投资意识较发达地区居民而言, 明显滞后。一方面, 部分居民受传统观念和自身对金融市场知识欠缺的影响, 往往选择银行储蓄来获得一定的利息收入, 不愿或者没有能力将自己积累的资金与财富投入到市场中获得收入;另一方面, 还有一部分居民虽然进入市场, 但在理财过程中存在非理性行为, 比如, 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的“牛市”, 吸引了大量居民进入股市, 随着中国股市飞流直下, 导致大部分居民的财产大幅缩水, 更谈不上增加财产性收入。
(三) 金融产品无法满足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需要
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就需要根据居民的不同金融资产需求, 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但是, 当前的金融市场上, 或者是低风险的银行储蓄, 或者是相对风险较高的股票等。对于广大的居民来讲, 更为缺乏的是能够战胜通货膨胀、同时也能够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收益水平的金融产品, 考虑到当前的通胀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 具有5%—15%回报水平的金融产品最适应广泛的投资需求。可是从目前的金融产品来看, 这个环节的金融产品恰恰是最为欠缺的, 因此, 具有稳定回报率的金融产品的不足, 是制约居民提高财产性收入的客观原因。
(四) 农牧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渠道狭窄
目前对广大农村牧区居民来说, 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几乎只有银行储蓄和土地流转等少数几种方式, 并且获得的过程比较困难。首先, 通过征用土地获得补偿以及收取房屋租金的基本上是靠近城市的很少一部分农牧民, 在其他广大的农村牧区, 房屋出租市场和买卖市场几乎还未建立起来, 农牧民即使有房产, 也很难形成现实的收入;其次, 由于现阶段农村牧区土地流转的制度还不够健全, 这使得农牧民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 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三、几点建议
(一)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为居民投资解除后顾之忧
为了让居民放手投资, 就必须健全社会保障, 解除后顾之忧。通过加大对社会保障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 提高群众保障水平。建议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各地区的财政收入增长挂起钩来:财政增长较快, 财政状况较好的地区, 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并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财力较差地区, 自治区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确保落后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先进地区保持相当水平。通过完善社保体系, 使更多的人愿意投资、敢于投资。
(二) 改善投资环境, 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在制度建设方面, 一是要注重保护在资金、信息等方面都处于劣势的中小投资者;二是规范典当行等民间信贷业的发展, 制定民间金融机构管理办法, 切实保障群众财产安全;三是规范房地产市场, 避免由于房价的巨幅涨跌, 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
在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方面, 一是要大力构建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平台, 特别是要积极发展债券市场, 以国有资产公司为主体, 对我区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基础设施和重大科技工程, 通过发行建设债券筹集资金, 为更多群众分享优质资产的收益创造条件;二是进一步鼓励地方商业金融机构推出一些收益稳定、风险较小的投资品种;三是借鉴上海市的经验和做法, 推出“以房养老”的“倒按揭”业务, 即老年居民在退休时将房屋抵押给商业银行, 由银行根据房产的价值向投资者每月发放养老金, 投资者过世后银行将房产的残值作为遗产向继承人清偿, 通过财产性收入解决养老金问题。
(三) 健全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法律和制度保护, 缩小贫富差距
完善法律和制度基础, 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对广大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财产权的保护予以高度重视, 确保财产性收入来源的基础稳固。一是要彻底杜绝“代理人”和公权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过程中, 对群众合法财产权益和财产增值权的侵犯。二是在当前财产分布和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 运用财税政策手段, 使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更加均衡。对低收入者宜免收税费, 对高收入阶层缴纳的个人资产税则有不同程度增加, 通过税收政策调整, 即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体现社会公平, 又可以帮助中低收入民众积累更多的财产性收益。
(四) 创新体制政策, 推动农村牧区土地流转
使农牧民从土地的使用或转让中获益, 是增加其财产性收入的一个主要切入点。建议:一是自治区尽快制定全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具体意见, 以指导规范全区土地流转工作;二是制定土地流转特别是规模流转、长期流转的扶持政策, 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适度规模经营试点实施方案;三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牧区土地流转服务机构, 负责农村牧区土地流转的宣传、指导以及流转信息发布工作;四是出台土地流转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吸引各类资金投向流转土地的经营;五是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 在坚持农牧区基本经营制度前提下,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积极探索以土地使用权入股, 以土地产出物价格为基准, 取得分红、收取租金收入等流转形式;六是鼓励各盟市拿出一部分补贴资金, 开展以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的试点工作。通过以上多种途径推动农村牧区土地流转, 使土地成为农牧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
(五)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房屋租赁市场, 保持房屋出租收益
财产性因素 篇5
【教材版本】
张玉森，陈伟清.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基础会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张玉森.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配套教学用书——基础会计教学参考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张玉森.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配套教学用书——基础会计习题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配套多媒体课件——基础会计.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教学目标】
1．掌握“未达账项”的概念和种类；
2．掌握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编制；
3．掌握银行存款日记账和银行对账单的核对方法；
4．理解“银行余额调节表”的作用；
5．理解各种财产物资清查方法的区别；
6．了解财产清查需做的准备工作。
【教学重点、难点】
参见配套教学用书《基础会计教学参考书》第92页
教学重点：“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编制；
教学难点：银行存款日记账和银行对账单逐笔核对，确认未达账项。
【教学媒体及教学方法】
1.教学媒体：配套多媒体课件《基础会计》第七章第二节。
2.教学方法：讲解和练习结合。本节课的知识点主要涉及到财产清查的实践内容，因此本节课应注意讲解与练习结合进行，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在讲述理论的同时结合教材例题和配套习题中相关实例，引导学生通过实例来理解清查方法，并应注意深入浅出的讲解和设计练习题的顺序，化难为易。
【课时安排】
2课时（90分钟）。
【教学过程】
[复习][5分钟]财产盘存制度有哪两种，二者区别是什么？
一、[导入] [5分钟]永续盘存制和实地盘存制在登账方法、清查目的及适用范围等诸方面存在不同，其中在清查目的上，前者主要为了证实账实是否相符，而后者主要是为了倒挤当期减少数，无论出于哪种目的，我们都需进行财产清查，以确定其实有数。因此在企业必须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财产清查，具体如何进行清查工作，就是我们本节课要学习的内容——财产清查方法。
二、[新授][75分钟]
使用配套光盘——第七章第二节，学生看演示：
财产清查工作有两大部分组成——准备工作和具体清查工作 财产清查的准备工作
（一）财产清查的组织准备工作
制订财产清查的具体实施计划，确定清查的对象、范围、时间和方法步骤，确定参加清查人员的分工、职责。
（二）财产清查的业务准备工作
1．财产清查之前，会计人员将发生的经济业务在账簿中全部登记完毕，结 出余额，并做到账证相符、账账相符，以保证账面资料的真实可靠。
1． 财产物资使用和保管部门、人员应对截止清查日期止的所有经济业务，办理好凭证手续并登入相应的账、卡中，并结出余额，并做好实物的整理和标识工作。
3．对银行存款、银行借款、往来款项，在清查之前，应及时与对方联系，取得对方的有关账单或发出对账单。
4．清查小组准备好清查所需的各种计量器具和登记清查结果的表册。财产清查的方法
各种财产物资的清查方法有不同，所以做分别介绍。
（一）财产物资实物的清查1．清查范围：各种存货和固定资产 2．清查方法：实地盘点和技术测算法
（1）实地盘点：是通过逐一清点或用计量器具具体衡量出实物的实际结存 数量。
教师讲解，学生听讲：
这种方法计量准确、直观，适用于大多数财产物资的清查
（2）技术测算盘点：是通过量方、计尺等方法，结合有关数据、测算出财产物资实物的实际结存数量。
教师讲解，学生听讲：
这种方法计量的结果不是十分准确，允许有一定的误差，适用于在大量、分散、成堆、笨重的难以逐一清点的财产物资的清查。
2． 清查时的注意事项
（1）在实地盘点时，必须要有实物保管人员在场，并参与盘点；（2）盘点后，应及时地将盘点结果记入有关表册。包括“盘存单”——记
录财产物资盘点结果的书面证明，是反映财产物资实有数额原始凭证；“账存实存对比表”——用于调整有关账簿记录的原始单据。
（2）对于委外加工或出租的财产物资，可通过发函等方式进行核查。使用配套光盘——第七章第二节，学生看演示：
（二）货币资金的清查 清查范围：现金、银行存款等 1． 现金的清查
（1）清查的方法：实地盘点
（2）清查的规程：清点库存现金，确定其实存额；然后将其与“现金日记账”的账面结存数额进行核对。
（3）清查时的注意事项：
A． 清点库存现金时，出纳人员必须在场，以明确责任； B． 清点后，将清查结果填入“库存现金盘点表”；
C． 清查时应注意违反现金管理制度的一些行为，如将一切收据、借据抵充现 金；库存现金超过规定的限额；坐支现金等现象。
2．银行存款的清查
（1）方法：银行存款的清查是通过与单位银行核对账目记录的方法进行的。（2）清查规程：清查之前将本单位所发生的经济业务过入“银行存款日记账”，再对账面记录进行检查复核，确定账簿记录完整、准确，然后将银行转来的“对账单”与“银行存款日记账”账面记录进行逐笔核对。
（3）核对结果：一般情况下，会出现双方余额不相等的情况，应首先考虑是否存在“未达账项”的问题。
（4）未达账项的概念
未达账项是指企业与银行由于核算时间不同而形成的一方已入账，另一方尚未入账的会计事项。
（5）未达账项的类型
未达账项包括以下四种情况：
A．企业收到或已送存银行的款项，企业已入账，但银行尚未入账； B．企业开出各种付款凭证，企业已入账，但银行尚未入账； C．银行代企业收进的款项，银行已入账，但企业尚未入账； D． 银行代企业支付的款项，银行已入账，但企业尚未入账。结合配套《习题集》P129习题一，引导学生练习未达账项的确认 使用配套光盘——第七章第二节，学生看演示：
（6）未达账项的调节——“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编制原理 [ 课堂练习]见配套《习题集》P129习题一
[通过练习掌握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基本原理][引伸]见教材P149例1
使用配套光盘——第七章第二节，学生看演示：
第一步：引导学生学习“银行存款日记账”与对账单的进行逐笔核对；
教师暂停课件演示，引导学生做教材P149例1中“银行存款日记账”和“银行对账单”的核对练习
第二步：确认“末达账项”（一定注意是哪一方的末达账项）； 使用配套光盘——第七章第二节，学生看演示： 第三步：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教师暂停课件演示，引导学生完成教材P149例1中“银行存款余额表”的编制练习教师提出问题，师生共同分析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编制能起到哪些作用？ 教师总结、归纳（7）“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作用
A．调整后的存款余额相等，一般可说明双方账面记录无误；
B．调整后的存款余额不等，说明双方账面记录有差错，需进一步核对账目；C．调整后的存款余额表明企业可以支用的银行存款实有数额；
E调整记录不能作为单位调整账面记录的依据，只有收到有关凭证后，才能据以作账务处 理。
使用配套光盘——第七章第二节，学生看演示：
（三）往来款项的清查
1．清查范围：应收、应付款项；预收、预付款项等。
2．清查规程：清查之前，首先检查本单位各种往来款项账簿上的记录是否登记完毕，是否准确无误，然后编制往来款项的“对账单”，转送对方单位或个人，收到回函后，与本单位账面记录核对。2． 清查时的注意事项
（1）核对后，如果确系记录有误，应按规定手续进行更正；
（2）如果有未达账项，应进行调整，待收到正式凭证后，再作账簿调整；（3）对于有争议的或回收无望的款项，应及时采取措施，尽可能地减少坏账损失。
三、[小结][3分钟]
本节课学习了财产清查的准备工作和各种财产物资清查的方法；通过学习对财产清查具体清查方法有一个较明确的认识。本节课应重点掌握财产清查关于银行存款清查的方法，尤其是“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编制方法。
四、[作业] [2分钟]使用配套《习题集》P130——习题二
【板书设计】
财产清查的准备工作、财产清查的方法
组织准备
财产清查的准备工作
财产清查的方法
实地盘点
技术测算法
现金的清查方法：实地盘点 货币资金的清查方法银行存款的清查：核对账目记录
往来款项的清查：发函对账
未达账项的概念 未达账项的类型
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基本原理
银行存款日记账余额银行对账单余额 加：银行已记增加，加：企业已记增加，企业未记增加银行未记增加 减：银行已记减少，减：企业已记减少
企业未记减少银行未记减少
调整后的银行存款余额
教案制作人：段素敏
财产性因素 篇6
关键词：财产保险,宏观因素,分析
一、经济发展水平
纵观世界的主体经济, 以及我们我们国家的财产保险的发展, 从历史来看, 财产保险收费情况与保险密度受经济发展的水平直接影响, 保险做支付的费用与我们国内生产总值有着一定的联系, 而且保险的行业发展也脱离不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为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 应对风险的一种机制, 保险是最好的选择, 因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人们的各类经济活动也变得活跃起来。不仅从交通上面可以看出, 乃至于娱乐, 工程上面都能够看的到, 从中可以得出风险, 绝对量在不断增加, 人们对财产的保险产生了更大的需求, 对于一个区域经济发展衡量的变量来讲, 常规上应选择区域生产总值作参考, 然而, 只用去生产总值做衡量也是片面的,
首先, 政府的公共服务不能单纯依靠区域生产总值来反映, 政府的福利的提供量以及道路教育和医疗等, 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 都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这些都能够反映出一个区域的生活和福利水平。其次, 一个地区的财富富存量具体有多少, 不能单单只靠区域生产总值来反映, 区域生产总值之是能够反映出年度内区域的经济总量, 不能够对该地区的财富存量作出反应, 所以, 单纯依靠, 这样的流量值是不能够准确地衡量出财富存量增长量。最后, 区域生产总值只能是作为一个货币量体现和存在, 它是不能反映出非货币交易性经济发展, 也不能代表人民生活水平真正地获得提高, 例如, 劳务活动就是属于非经济性的, 劳务活动在市场化和货币化相对较低的贫困地区是能够代表经济发展, 针对发展阶段, 互不相同的地区, 经济生产总值还是偏向于经济发达的地区, 这是无可厚非的, 区域生产总值仅是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综合量, 对影响财产保险不能做出精确反应,
尽管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区域生产总量反映, 但仍存在不足, 我们在探讨影响财产保险发展的因素时, 不能只单看区域生产总值, 要正确去看待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等相关条件和因素,
二、居民收入水平
生理和安全, 归属, 尊重, 乃至自我实现, 这都是马斯洛理论的主要内容, 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循序渐进的排列, 人只有通过在自我实现需求情况之下, 才能够进行自我超越的需求, 但仍有很多人把自我超越的需求合并在自我实现的需求当中, 据马斯洛的理论, 保险业应该是在居民满足了生理之后的需求范畴之内, 应把保险归属于安全的需求, 我们大家都知道, 食物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求, 在人们生活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时候, 人们的消费中会把食物当做主要的支出部分, 随着人们的收入不断增加, 在食物满足的条件之下, 人们会把消费的重心转移到其他方面, 有需求欲望才会有购买的欲望, 需求当中有效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有效需求更多的是指消费者愿意购买此产品, 并且愿意购买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 从某些意义上来讲, 保险应属于一种商品存在, 尽管保险有它的特殊性, 但保险的需求也是无处不在, 毕竟居民对风险控制和风险的承受能力有限, 所以说, 财产保险属于一种商品, 保险的需求与居民收入是有直接联系的, 居民如果所支配的收入提高了, 那么他们也将花费在耐用品上面, 比如汽车, 电脑上面, 也有很多一部分人为了保证生活的安定, 他们也愿意购买保险来分散自己的财产风险, 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区域的经济水平发展能够使人民购买保险的意愿加强, 因此在反映经济发展水平时, 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三、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过多的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居民食品消费额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 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越少, 那么他对购买实物的消费就会越大, 伴随着家庭收入不断增加, 在消费支出中购买食物的比例也会减少, 如果把此理论拿到一个区域乃至国家上来讲, 就是说一个国家越贫穷, 他的国民用购买食物支出比重就会越大, 而国家越富强, 他的国民在消费结构上就会降低购买食物的比重, 所以恩格尔定律, 更是给人们以经验性的定律, 也是对马斯洛理论的成功验证, 这些都给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上面做出了详细的分析与独到的见解, 所以恩格尔系数作为分析财产保险宏观因素是有一定的影响和优势的,
首先, 恩格尔定律是在马斯洛需求定律之下, 因为第一需求是人的生理需求, 生理需求只是包括简单的衣食住行而已, 但在某些方面, 可以说只是实物需求, 此种特点非常明显。其次, 恩格尔系数对于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的居民消费水平来说, 恩格尔系数越小, 她们所在食物消费的支出水平上就会越低, 同样代表着居民的消费水平, 在其他的生活用品上就会越多, 支出也会越来越多, 另外, 一定的生活水平和经济的发展状况都能够通过恩格尔系数准确地反映出来, 常规意义上讲, 收入的不断增加, 居民针对于食物的质量以及食物的结构, 上面都有了一定的提高, 就是说提高后生理需求还是提高的第一需求, 而从贫困与富裕之间的关系来说, 恩格尔系数与居民的收入水平并不是线性的关系, 它更应该是一个被弯的曲线, 也就是说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 恩格尔系数在一定的水平上就会降低, 例如, 富裕的人, 对面对食物消费不会增加, 而他的收入增加更多用于他的娱乐, 奢侈品, 消费上面。最后, 在地区间消费结构横向比较上, 我们也可以采用恩格尔系数进行分析, 把一个地区居民生活贫富之间程度的指标用跟恩格尔, 系数分析, 能够排除物价水平所给我们所带来的干扰, 所以我们在考察财产保险需求的考量时, 脱离不开马斯洛需求定律来分析, 可以直接应用马斯洛需求定律加以说明保险需求的重要程度,
四、总结
在财产保险发展的过程当中, 离不开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 也离不开居民收入水平的条件, 同时恩格尔系数也能够给我们很好的指引。只有把三点同时纳入到考虑的范围之内, 才可更好的让报财产保险发展迅速。
参考文献
[1]黄泽勇.影响我国财产保险保费收入因素的实证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9 (12) .
[2]胡宏兵.国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1999~2007[J].山东经济.2007 (06) .
财产性因素 篇7
中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经营以来,保险业30年的发展保持了年均约30%的增长速度,保费收入由1980年的4.6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4 528亿元,总资产从1980年的2.2亿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50 481亿元,保险公司数量从1980年的1家增加到了2010年的140余家,保险业成为同期中国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但在此期间保险业的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身保险业务从1980年的空白,到1996年首次超过了财产保险业务的比重;财产保险业务的比重从1980年不断下降,到2010年比重已降为26.8%。中国财产保险业务的比重及其保险密度与深度,与美、欧等发达国家以及同层次的发展中国家相比都存在着相当的差距。这种产、寿险发展不平衡的态势以及其背后的原因引发了保险学术界的思考。
从目前国内的研究文献来看,对于保险需求的研究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整体保险业需求问题的研究。如林宝清[1](1992)通过对国际上66个国家横向和22个国家纵向比较研究,发现保险需求收入弹性与GNP无显著相关关系,同时还揭示了在保险业起步初期,保险费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规律,保险产值占GNP比重不断上升的规律。何孝允[2](1992)论述了影响保险需求的三大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保险费率和政府行为。粟芳[3](2004)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收入差距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收入水平与保险需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所以收入差距通过影响收入水平进而影响着保险需求。谢云[4](2010)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经济增长对保险需求具有促进作用,而通货膨胀和利率对保险需求产生负面的影响,并且在不同的保费收入水平下,这种影响是存在差异的。
另一个方面是对寿险业需求的研究。卓志[5](2001)结合中国经济、社会、人文以及人寿保险的实际情况,通过多元回归发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正成为影响中国人寿保险消费的显著因素,中国较高的少年儿童赡养率及正在增加的老年赡养率也使中国寿险业受益,中国社会保险将逐渐以商业人寿保险作为重要的补充并将同时得到发展,中国人口较低的教育水平可能会阻碍寿险的发展,预期通货膨胀显示了对寿险的负面的但不十分显著的影响。梁来存[6](2007)从影响寿险需求的因素GDP、收入、储蓄、户均人口、物价指数、文化程度、城市化、利率、金融深化度、股票筹资、抚恤和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产品创新、对外开放度、市场模式等着手,运用岭回归法、因子分析法对中国1985—2006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中国寿险需求的主要影响因子是寿险意识、经济增长、政府政策和产品创新。朱铭来和房予铮[7](2008)利用中国1997—2005年各省市的面板数据和全国1999—2007年各月的序列数据,发现中国个人寿险需求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投资动机和养老保障的储蓄动机,而寻求死亡保障的动机不足;其他金融资产收益率变动的影响以替代效应为主,而通货膨胀对寿险业务的正面作用也很显著。
第三个方面是对关于财产保险(或非寿险)需求的研究。夏才生[8](2000)对影响非寿险需求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规范分析:认为影响非寿险需求的主要因素是风险意识、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科技因素、保险价格水平、法律环境、经济体制、保险供给质量及服务水平、强制保险等。赵桂芹[9](2006)利用1997—2003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影响非寿险需求的经济因素、消费意识因素、损失可能性、市场竞争和价格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在以地区生产总值为控制变量下,第二产业总值、建筑业总产值、货运量及进出口贸易总值对非寿险费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第三产业和外商投资总额对非寿险费收入的影响尽管为正,但不显著,教育经费支出(风险意识的指标)对于非寿险有着显著的影响。钱珍[10](2006)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对经济发展水平、通货膨胀、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对非寿险需求影响进行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对于非寿险需求有显著的影响,但通货膨胀、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对于非寿险影响并不显著。夏益国[11](2007)运用1985—200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经济增长、消费者的保险意识、风险水平对非寿险需求有显著的影响。
二、变量选择
本文的研究在变量的选择上作了较大调整,力求所选变量能够很好地反映财产保险的市场结构。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与其他相关研究一样,仍选择财产险的保险费收入PI(Premium income)作为财产保险需求的衡量指标,解释变量则初步选择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社会固定资产投资FAI(Fixed Asset Investment)、民用汽车拥有量NC(Number of Car)、货物运输量NCT(Number of Cargo Traffic)、可保风险的损失RL(Risk of Loss)、平均工资收入RI(Residents Income)六个变量。
国内生产总值代表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是一个具有广泛性影响的变量。财产保险的作用是对由风险所造成的财富损失进行经济补偿,而这些用于补偿的货币和物资必然来源于满足人们当前消费的剩余。因此,财产保险的有效需求取决于社会产品的剩余程度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国内生产总值是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另外,针对个人性的财产保险业务,消费者购买保险的支出直接来自其收入,收入大小对消费者购买保险的能力和意愿有较大影响。由于个人性财产保险需求主要来自城镇居民,因此,本文引入了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收入作为一个变量。
财产保险中,企业财产保险和建筑安装工程保险是两个重要的险种。企业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是企业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建筑安装工程保险的保险标的是在建工程。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包括基本建设投资和设备、工具等投资两大部分,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建设中可以形成对建筑安装工程保险的需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后主要转化为企业的固定资产,可以形成对企业财产保险的需求。因此,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变量可以很好地反映企业财产保险和建筑安装工程保险的需求。财产保险中,汽车保险占有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因此本文引入了民用汽车拥有量作为一个解释变量。此外,引入全国货物运输量的变量,来反映货运险、进出口信用险等在财产保险市场中的影响。
随着经济、科技等不断进步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威胁和越来越大的风险损失。财产保险的业务对象是企、事业单位等团体,消费者的保险意识更多来自于其对风险的感知,即财产由于风险而造成损失的刺激。因此,本文选择可保风险的损失作为反映保险意识的变量,该变量由自然灾害损失、火灾损失和交通事故损失三个数据合成,这样既可以全面反映财产保险的承保风险,又能够全面反映整个社会可保风险的损失状况。
三、模型确定与回归分析
(一)数据说明
本文变量的数据均为1980—2009年,共30年。保费和赔款的数据来自于《中国保险年鉴》,由于1996年以前保险业是混业经营,所以剔除了该期人身保险的保费和用于人身保险的给付;GDP、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工资水平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民用汽车拥有量和货运量数据来自于中经专网,由于财产保险一般不承保三轮和低速货车,也不承保采用管道运输的货物,所以在数据中剔除了这些成分;风险损失中的自然灾害损失数据来自于《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和《民政统计年鉴》,火灾损失和交通事故损失数据来自于《中国重大灾因分析报告》。
为了排除价格变动的影响,本文对所有以货币为单位的数据通过定基指数(1978年=100)平减至2009年。具体而言,GDP用GDP指数平减;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指数从1991年才设立,所以用与其相近的商品销售价格指数进行平减,保费、赔款和风险损失采用同样的指数进行平减;人均工资设立较晚,用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结果见表1。
(二)初步回归分析
本文以保费收入为被解释变量,以其他六个变量为解释变量,初步构建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ε为干扰项。由于被解释变量间的共线性很高,本文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得到实证结果(采用Eviews6.1软件),具体实证过程和结果见表2。
由回归结果可知,可决系数(R-sq)为0.995 6,模型整体上拟合得很好,但是所有解释变量中只有一个显著;而且变量NC的系数还出现了负值,这与经济意义相悖。因此可以认为解释变量之间的确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的问题,下文通过逐步回归找出最为关键的解释变量,对模型进行修改。
(三)逐步回归
首先,将各个解释变量分别对被解释变量PI进行一元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变量NC的可决系数和t值最大、最显著,因此以NC为基础逐个加入其他变量,进行逐步回归。
分别加入GDP、RI变量后不仅均使修正后的可决系数值下降,而且t检验均为显著负值;而且从实际看,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工资收入是两个影响很广泛的变量,对现实当中的很多变量都会存在关联,故而先剔除这两个变量。加入变量FAI后修正可决系数值改进最大,且加入后各变量系数的t检验显著。因此,保留变量FAI,再加入其他变量继续进行逐步回归,结果见表4。
在变量NC,FAI的基础上,分别加入变量NCT、RL后,发现加入NCT后对修正后可决系数值的改善比加入RL后的效果好;而且加入NCT后各个参数的t检验都比较显著,加入RL后其他两个变量t检验显著,但是RL自身系数的t检验却不显著。因此,保留变量NCT。这样,在变量NC、FAI、NCT的基础上加入变量RL进行回归,结果是修正后可决系数值没有改善,RL系数的t检验不但不显著而且使得FAI系数的显著性降低,结果见表5。因此,模型中不保留RL。最终模型的解释变量包括FAI(社会固定资产投资)、NC(民用汽车拥有量)和货物运输量(NCT),最终回归结果呈现在表6,模型残差的相关检验呈现在表7。
表6的回归结果表明,每增加1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引致约0.005 5亿元的财产保险需求;每增加1万辆汽车存量可以拉动财产保险需求约0.22亿元;每增加1万吨的货物运输量可以创造约0.000 2亿元的财产保险需求。
由表7可知,干扰项通过了相关检验,最终模型的实证结果是合理可信的。具体而言,第一,B-G LM检验不能拒绝干扰性无序列相关的原假设;DW统计量为1.622 6,大于2.5%水平下的DW的上端临界值1.54,故认为干扰项不存在序列相关。第二,ADF检验和PP检验均拒绝了干扰项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故认为模型不存在“伪回归”(即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第三,White检验没有发现干扰项存在异方差,故模型无需对异方差特别处理。最后,最终模型的赤池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分别为11.049 9和11.236 6,都小于原始模型的AIC=11.120 1,SC=11.447 0,故最终模型更好。
注:B-G LM(布罗施—戈弗雷拉格朗日乘子)检验统计量为Chi_sq(2),DW(德宾—沃森)检验临界值随后查表得到;扩展的迪基—富勒(ADF)检验和PP(菲利浦斯—皮雷)检验选择有截距、有斜率的检验形式(其他检验形式结论不变);怀特(White)检统计量为Chi_sq(9)。
四、实证结果分析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汽车拥有量、货物运输量均对财产保险需求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而经济增长、人均收入、风险损失对财产保险需求则没有显著的影响。通过与已有的研究结果比较,本文得出以下一些结论和启示。
(一)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宏观的、整体影响很大的变量,它本身对社会发展和经济活动中的绝大部分变量都会产生影响。本文在研究中对所有以货币为单位的变量都进行了价格平减,所采用的数据均为变量的实际值而不是名义值,所以本文的结论与已有的部分研究不同,但却与曹乾和何建敏[12](2006)的结论相符,即以实际值进行检验,经济增长和保费增长不存在因果关系。这也与现实情况吻合,中国自1980年恢复保险业之后,不论是财产保险还是人身保险的增长速度都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且二者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
(二)人均收入
很多关于人身保险需求的实证研究中引入了人均收入这个变量,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人均收入对人身保险需求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然而,本文的研究结果却表明人均收入对财产保险的需求影响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人身保险是一种主要针对个人的业务,而财产保险主要针对的是企业、机构、团体等。财产保险中针对个人的家庭财产保险、短期人身意外保险等险种所占的市场比重很低,所以,人均收入对财产保险影响不显著符合一直以来的财险市场结构状况。同时,这也表明中国财产保险针对家庭和个人的产品设计、市场开发等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三)风险损失
关于风险损失对财产保险需求的影响,夏益国(2007)的研究认为其推动作用显著,而赵桂芹(2006)的研究未发现显著性。这种分歧原因可能在于对风险损失的数据选取上,夏文中风险损失的数据只包括火灾和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而财产保险的可保风险,既包括除地震以外的几乎所有自然灾害风险,又包括火灾、爆炸、交通事故等意外风险。中国每年风险损失的绝大部分都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火灾和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占比不到5%,所以,引入的风险损失变量应当包括主要可保风险的损失数据。面对中国每年的巨额财产风险损失,却不能推动财产保险的需求似乎是一个悖论,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保险产品创新的不足。中国每年巨额的风险损失(除地震),主要是发生在农业领域,而农业保险在很长一段时间发展得并不理想,不论是保费收入还是市场比重都微不足道,而其他行业面临的一些新的风险保险公司又不能承保;此外,专门针对地震风险的政策性保险体系又迟迟没有建立。所以,有效供给的不足使得中国巨额的风险损失并没能转化为对财产保险的需求。
(四)固定资产投资、汽车拥有量、货运量
财产性因素 篇8
一、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
1、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
(1)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显著, 但总量较低。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已由2003年的13%增加到2009年的27.5%, 但总体发展水平还远低于发达国家, 如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占的比重近年来一直处于36.5%~38%之间。
(2) 生产性服务业初显现代服务经济的特点, 但内部结构不合理。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虽已呈现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趋势, 但是整体结构仍表现为以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为主, 技术含量高和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比重偏低。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2.3%,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约为1.1%, 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5.8%, 明显高于知识密集型行业。
(3) 我国对生产性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仍较低。2009年生产性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只占总投资额的12%, 远远低于房地产投资比重23%, 说明大量资金都投向具有投机性的房地产业。
2、制约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深层次因素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主要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存在问题, 潜在需求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 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总体上规模小、水平低, 又难以满足生产者的需要, 引发需求和供给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1) 工业生产方式落后造成生产性服务有效需求不足。工业发展方式的落后使得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无法形成有效需求。从内资企业来说, 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 并且大多数企业仍采用的是传统生产模式, 外包服务不多, 整个生产流程基本由企业内部完成, 与产品制造相关的金融、市场销售、人力资源、外购信息技术等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重偏小, 这样既造成企业技术进步、产品开发和产业升级的速度较为缓慢, 同时又抑制了对外部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从外资企业来说, 一般外资企业本国生产性服务较为发达, 大多生产性服务由跨国公司或地区性总部负责, 对本地金融信贷服务、研发或技术服务需求少, 未形成稳定的有效需求。落后的工业生产方式使得潜在需求无法转化为有效需求, 没有需求又造成生产服务企业发育不良、服务成本高, 生产性服务业处于一种不良循环状态, 因此, 改变生产方式、鼓励外包服务、增加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是首要解决的问题。
(2) 体制性障碍造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缺乏活力。我国长期存在政企合一、政府垄断经营等体制问题, 尤其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 普遍存在市场准入门槛高、管制过多、投资主体单一等问题, 这必然导致市场化程度低, 造成市场竞争的不规范, 从而弱化了竞争机制配置生产性服务业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低市场化程度还抑制和削弱了工业企业外包生产性服务的内在动力。健全的制度环境是保障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活力的基础。我国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的政策和法规不够健全, 也缺乏配套的行业规范, 一些行业的政策执行缺少透明度, 造成生产性服务业处于无序发展状态, 如中介组织。由体制障碍带来问题的严重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活力。
(3) 城市化水平低使得生产性服务业无法形成有效集聚。城市化水平是制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又一关键因素。由于服务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受到需求的制约, 必须以空间和时间上的密集需求为前提。只有当对服务产品的需求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 供给才会产生。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 而且有利于形成集聚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 导致生产性服务业无法形成有效集聚, 资源分布相对分散、业态种类较少, 弱化了对生产性服务的中间需求, 也使得制造业链条上的技术研发、人员培训、经营管理、会计服务、法律咨询、信息服务等关键环节得不到相关支撑服务体系的协作与配合, 造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一定的矛盾。总之, 城市化水平低阻碍了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形成, 制约了生产性服务总量的增长。
(4) 人才缺乏和技术水平落后造成生产性服务业低水平供给。生产性服务业属于信息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需要有发达的信息技术和高素质人才作为支撑。人才与技术主要是从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角度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是生产性服务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服务技术设备和手段落后、专业服务技能差、服务业专业人才缺乏致使生产性服务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 只能在低端服务上盲目进行重复性投资和恶性竞争, 更不能为其他产业提供产业结构升级的服务。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迅速转换, 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急剧增加, 更需要高水平生产性服务, 技术落后和人才匮乏使高水平生产服务供给成为空谈。
二、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相关对策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必须重视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和供给, 通过需求引导供给, 供给创造需求, 达到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 如何促进有效需求和高水平供给, 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建立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营造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一是应加大垄断性生产性服务行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力度, 放宽市场准入条件, 分离行政管理职能, 进行规范的公司体制改造, 加快实行企业化经营, 逐步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健康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二是应积极培育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市场。政府应根据市场规律促进生产者服务业的需求增长, 通过政府规制引导培育扶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可以要求一些生产性服务功能由专业化的独立公司来完成, 同时通过引入竞争, 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生产性服务领域, 增加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三是应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加快制度环境建设。生产性服务业个性化、特色化、智能化和知识密集化的特征, 使其更需要制度和规范化发展环境。要逐步健全一整套利于机制运行的政策法规支持体系, 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财政资金引导, 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有计划的培育和扶持。四是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 行业协会能通过统一的行业规范和标准, 发挥行业自律作用, 切实维护和保障行业内企业的合法权益, 政府要引导生产性服务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行业协会, 强化政府、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之间的沟通联系以及服务业各行业间的协调配合。
2、建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融合机制
制造业企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主体, 而制造业企业又通过生产性服务提高了生产力和竞争力, 因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有机融合、互动发展是国内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也是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制造业企业应改变生产模式、转变经营理念, 在产业链上促使制造业与服务业间的融合, 逐步将发展重点集中于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和品牌运作, 突出核心竞争力, 还应鼓励有条件的制造业企业向服务业延伸, 这包括前期的研发、设计, 中期的管理、融资和后期的物流、销售等服务, 同时可以将一些非核心的生产性服务环节剥离出来, 将企业自身不擅长的业务交给专业公司, 以此来降低企业成本并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生产性服务企业则应通过整合, 不断提高服务供给能力, 满足生产企业的服务需求, 鼓励规模大、信誉高、服务质量好的企业, 实施跨地区、跨行业的兼并重组,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壮大。
3、加快城市化建设,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城市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密切相关, 城市经济活动多样化, 生产性服务就更专业化, 城市空间越大, 生产性服务的外部化就越发容易。城市规模的建设能产生产业集聚效应, 形成支撑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 进而扩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需求。应按照集聚发展、强化辐射的要求, 考虑城市资源、交通、居住、环境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 科学合理地划分生产性服务业不同的功能区域, 并且给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以政策扶持, 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在区域间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体系和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 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性集聚式发展。
4、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和生产性服务技术创新体系
生产性服务业对信息技术和人才素质的要求很高, 而我国技术水平落后, 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 但具备高技术、高素质的劳动力稀缺, 这无疑是生产性服务业跨越发展的薄弱环节。要改变现状, 一方面应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引进机制, 创造性地完善人才的引进和开发利用, 通过改善人才的开发利用环境、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完善股权、期权激励等措施, 面向国内外吸引人才, 促进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人才的空间集聚, 发挥其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关键作用, 并且要切实加大生产性服务业人才开发力度, 提高教育普及程度和专门技能的培训水平, 造就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研发设计、管理人才, 培训一批适应市场需求的技能型、实用型人才;另一方面要逐步建立生产性服务业科技创新体系, 以企业为主体, 实施重点科技工程, 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要建设服务业技术创新体系, 应增加科技创新技术投入和创新源头建设, 提高技术创新服务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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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吉昌: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分工的深化[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5 (2) .
财产性因素 篇9
F1=0.097 ZGDP+0.095ZPGDP+0.044ZMFDI+0.091ZSGDP+0.083ZROAG+0.067ZHRM+0.106ZRL+0.099ZWAGE+0.092ZRI+0.098ZIL+0.039ZDM+0.014ZCITY-0.098ZOPEN+0.088ZGID
F2=-0.0 7 4 Z G D P-0.0 5 8 Z P G D P+0.2 2 1 Z M F D I-0.026ZSGDP+0.017ZROAG+0.104ZHRM-0.157ZRL-0.088ZWAGE-0.033ZRI-0.079ZIL+0.253ZDM+0.309ZCITY+0.591ZOPEN-0.023ZGID
其中, ZGDP, ZPGDP, …ZGID为原始变量标准化后的数据。以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与所有变量个数比例作为权重计算主成分综合模型:
F=0.8287143 F1+0.113283F2
可以看出, 主成分F1的权重系数远远大于F2, 可见, 第一主成分F1对我国服务业利用FDI的影响更大。然而F1包含多个变量的信息, 且载荷均较大, 因此, 本文结合多元回归法, 对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利用FDI的主要因素做进一步的分析。首先应用主成分筛选变量法, 即对特征值近似为0的主成分, 其权重系数较大的特征向量所对应的变量剔除掉, 然后再次进行主成分分析和剔除, 重复这一过程直至特征值不是很小为止, 最终得到因子的最佳组合。据此方法, 本文最终保留了DM、CITY、OPEN、HRM、GID、ROAG等六个自变量, 并与因变量PSFDI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回归模型经多次改进后, 最终结果如表2。
此时R2=0.925, 调整R2=0.906, 均大于90%, 即模型几乎解释了总变异的全部。DW=2.074, 可初步认为残差序列不存在一阶的自相关性。除CITY之外, 模型线性关系成立的F检验显著性值Sig均小于0.01, 说明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较好。系数表里的VIF统计量也都小于10, 说明共线性基本消除。
三、结论
根据上面的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 PSFDI与DM有明显的反向依存关系。造成这种扭曲的负相关关系, 除了统计口径变化造成的分析误差外, 本文认为更重要的是由于随着沈阳市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 逐渐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某种程度挤占了原本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份额。
其次, PSFDI与HRM、CITY、ROAG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其中ROAG占的比重最大。城市人口数量的提升意味着巨大的市场需求, 而人力资本数量的丰富及质量的提高进一步减低了外资的人力成本。完善而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是吸引外商投资的关键性因素, 它可以使城市各社会经济单位更好地分工协作加强联系, 迅速传导着人流、物流和信息流, 把各社会经济要素紧密地聚合在一起, 大大增强外资的工作效率, 提高有关部门的经济效益。同时基础设施的建设扩大了需求, 增加了就业, 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再次, PSFDI与GID、OPEN有较低程度的负相关关系。虽然行政干预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外资、发展经济, 但是有时却会造成外商的担忧, 导致外资的流失。当经济发展程度较低、进出口额较小时, 主要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 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外资利用其技术优势大量涌入;当经济水平提高、进出口额提高、进出口结构改善后, 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技术差距缩小甚至有所反超时, 外资流入相对减少。
最后, PSFDI与GDP、PGDP、MFDI、SGDP、RL、WAGE、RI、IL关系不明显。
摘要：本文在对生产性服务业合理分类和影响因素有效选取的基础之上, 利用统计数据, 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对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利用FDI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FDI,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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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霞.服务业利用FDI影响因素探讨——河南例证, 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2008.4
财产性因素 篇10
生产性服务业涉及其他产业的多个环节,具有专业内容性复杂、创造创意性较高、产业融合度强及辐射带动力显著等鲜明特点,生产性服务业早已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在我国产业转型及经济结构调整中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升,是区域经济发展及城市发展战略转型的不竭推动力,生产性服务业逐步演变为产业发展的支柱及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集群已经成为区域产业发展及空间经济结构调整的常态化趋势,也是产业空间优化升级及城市区域布局完善的直接反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对区域的产业空间布局的重构及区域产业结构重组、居住空间的转变及区域人员的流动、交通网络规划布局的优化及交通枢纽 ( 设施) 空间走向的变动、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及场地空间格局的变更等方面对区域空间的演变和地理格局的演进持续作用; 另外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生产与消费的同步性与交互性、生产性服务业生产与服务的非标准化与可变性、区域化人才资源与人力资本的集聚、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组织架构的调整及业务流程的再造、制造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专业服务外置化的发展等内在规律不断驱动集聚效应对于区域产业空加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重构区域空间的进程和步伐。
1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驱动因素
1. 1 生产性服务业生产与消费( 交易) 的同步性与交互性
在其他产业的空间价值链的环节上,普遍存在产品一方生产,异地销售消费 ( 交易) 的产业布局。生产企业与加工企业在生产布局与销售流程上具有较大的区位决策度与消费衡量权,由此产生的产品生产与实物消费存在异地性与时差性是其他产业的重要特征。而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生产、商品流转、过程交易及实物消费是相伴完成,生产与消费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与相随性,产业生产向消费服务流转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粘合性统一性,实物产品供应方向服务消费需求方转移过程同时也是销售完成的过程 ( 见图1) 。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和时间上较大制约产业生产与消费流程,很大程度上要求生产服务、销售消费在地域上与时间上的一致性,生产性服务业的生产价值链与消费需求链同步实施才能保证产业活动的顺利完成,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只有在生产空间布局和产品服务方式、商品交易流程中科学决策和统筹布局,其服务效率、效果、效益才能逐步显现。
1. 2 生产性服务业生产与服务的非标准化与可变性
生产性服务业产品和服务的对象涉及面比较宽泛和复杂,既包含生产价值链各个链条上的纵向加工与服务企业 ( 制造业及配套行业) ,亦包括服务衍生的上游、中游及下游横向辐射企业( 金融服务及信息服务行业) 。不同的消费群体和需求个体对于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的质量、服务、类型、方式及价格等因素提出个性化的要求,专业化、集约化的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加速投放的同时,也强化同其他产业集聚的高度融合,进一步加大生产性服务业产出 ( 服务) 的可逆性与变幻度。工农业生产与供给过程中,机械化运营和刚性化规制促使其产品具有标准化与规范性的特点,而生产性服务业产品 ( 服务)的日益人性化与智能型,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在服务体系中推进优化配置,这些综合因素的叠加反应促使标准化的服务与生产难以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生产与服务的非标准化与可变性意味着提供服务的各类企业加强与需求方的沟通与联系,企业在区位决策和空间定位上易于选择交通便利、信息通畅与信息集聚的区域。为了更好的适应市场需求和国际竞争,企业在采取各类技术层面措施提升组织效能的同时,服务生产的非标准化问题也导致企业制定宏观战略发展愿景和微观产品市场定位时着力于本土化与区域化策略,通过全方位的区位决策和空间定位实现服务和生产的个性化集聚效应,从而降低各类成本,提升服务能级。
1. 3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组织架构的调整及业务流程的再造
生产性服务业辐射工农业、金融信息及科技服务等诸多产业,分布于农业服务、制造机械服务、金融商务服务、建筑科技服务、信息物流服务、批发租赁服务等各个环节,具有影响导向性强、创造活力性足、系统专业性强、区域协同度高、产业融合系数大等显著特点。服务企业的空间布局和组织架构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与扩散至关重要,服务企业区位选择和功能区布置是集聚效应的直接动因。规模较大的综合性跨国服务企业在辐射影响力、市场占有度及抵御竞争性方面有着先天性的优势,其组织方式、经营模式、运作架构调整的风险系数较低,可以根据环境市场和政策法规的变化而及时调整。近几年规模较大的综合性跨国服务企业为了更好的应对电子商务、研发升级、产业链调整及流程再造的全球化趋势,多角度迎合知识资本、技术创新、人力资源巨变的现实需要,通过跨国重组、兼并业务、业务转型、设立分部等组织机构调整方式推动核心功能区 ( 金融业务、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战略咨询) 的重构与集结,在业务内容加强集聚的同时加速推动空间集聚的进程,实现服务业实质性空间聚集和地域化链接网络 ( 见图2) 。而中小型服务企业主要依托本地市场和区域资源进行业务扩展,在区域集聚产业范围内,中小型服务企业可以充分利用集聚区内的相关资源与区位优势,与其他服务企业共享信息资源、电子网络及便利通道,形成协同创新的服务体系,进一步推动集聚区的企业联合效应和集聚效能。
1. 4制造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专业服务外置化的发展
随着制造业的纵深发展和能耗的加剧,制造企业基于战略管理和效能效益的权衡,会把非主流功能业务和服务内容从营运区域剥离出去,形成专业服务外置化的趋势。制造企业通过这种外置化的方式获取源源不断的专业化服务,专业化服务不断深化和提升的同时,制造企业高附加值和产业竞争优势的积聚越发依托诸如金融物流、商务营销、技术开发、保养维修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强力支撑。生产性服务业在推进制造业发展空间和水平的同时,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制造企业完成从“制造”到“创造” 的历史飞跃,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全新的利润增长点。外置化的专业服务企业随着制造业的战略抉择和区位决策的变化而移动,特别是规模较大的跨国类制造企业在全球化扩张和区域化整合的过程中,商务咨询、物流采购、金融营销及技术研发等生产性服务模块也随制造企业的扩张而进行空间的集聚和转移,以制造企业选址为中心进行周边的服务设点和区位布控。服务外置过程中会有等级化分工和分工精细化的过程,一些涉及顶层设计、高端创意、宏观策划和战略决策的服务内容趋向制造企业的核心圈层,处于分工等级的高端环节,为了发挥制造企业的总部效应和资源集群效益,这类服务机构被安置于城市核心区位和企业集团中心,更有助于形成协调创新与联动发展效用;而较低端的生产服务功能在分工以后则多安排在外围区域和边缘地段,处于精细化分工的低端环节和微观层次,处于城际之间或者不同功能区的交接位置,以利于发挥其服务内容标准化和服务方式多样化。
1. 5 区域化人才资源与人力资本的集聚
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品设计、策划、生产及服务流程的完善都需要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全程参与,特别是市场营销、商务咨询、金融财会及科技信息方面的服务领域对于人才资源的要求配置程度较高。近几年生产性服务业生产交易中呈现人力资本要素集聚化的趋势,特别是高端生产及服务链强调创造性、创新性、技术性、专业化,人才资源及人力资本的优化配置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日益突出。人力资本及知识资本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举足轻重,人才资源等关键要素的获取、集中、流动对其空间定位及区位规划影响颇深,人才资源分布大中城市的现有格局是导致生产性服务业集群集聚固定区域的重要动因。大中城市的竞争优势及先决条件 ( 教育、医疗、交通、政策、文化等) 对于人才的吸引度较高,这为建筑工程服务、商务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科技服务、教育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重要的服务领域提供充足稳固的人力资源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大城市及特定区域。
2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重构区域空间的作用途径与机理
综合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的驱动因素和绩效因子来衡量测评,生产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和集群效果对于产业空间布局甚至城市基础规划产生深远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进的产业空间布局、区域经济结构规制及城市功能区位的调整是空间重构的重要内容,也是未来城市产业规划转型和行业结构调整的一大动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对产业空间布局、就业空间分布、居住空间分布、交通设施空间走向和土地空间利用等的影响,从而对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产生持续的作用,其作用遵循一定的作用路径和机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重构区域空间的形式、内容和趋势正在迅速推进,基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视角下区域空间重构的发展态势和演进路线是区域综合整治效能及区域经济优化协调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区域化产业升级、城市功能区定位及市场化推动的多发联动博弈的过程 ( 图3) 。
2. 1 产业空间布局的重构及区域产业结构重组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具体的日常运行、产业融合、需求性集聚及纵向发展进程中必然依附于实体区域和空间地理上,进一步实现产业空间布局的差异化和产业结构的变通性,所以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规模、产业机构分布及相关空间布局的演进和延续密切相关( 图4) 。
2. 1. 1 双重集聚导致的空间分化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机构调整和业务重组过程中经常性出现动态化的空间布局分异,生产性服务业系统中的传统形态 ( 生产加工制造业服务) 与新兴业态 ( 金融咨询管理等) 在长期博弈中不仅仅是业务的重组和分工的细化,而是由此产生的巨大的区域空间分离和产业布局调整。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在固有空间格局的框架内由于功能互补和产业互需等因素产生双重集聚格局,这种双重集聚受到企业决策、成本压力、生产重组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形成“挤出效应”和“互补效应”: 1部分核心业务和相关产业由于互补性强而相互依存,共同发展。2诸如制造和生产等传统业务受到地租、政策、环境的影响而转向外围发展,向城市郊县转移; 而企业的决策咨询、战略规划、创意管理、人事营销等部门不断优化配置,转向城市核心功能区集聚和发展。这种集聚双重效应在推动企业资源空间流动和产业布局分化调整的基础上,更直接导致产业空间布局的重构和企业地理区域的转移。
2. 1. 2 极化空间结构带来的空间经济梯度的形成
双重集聚导致的空间分化效应带来的产业结构的重组,也促使各类功能集聚区和业务功能区的不断分化。随着生产性服务业主流业务集聚区的不断扩展和延伸,逐渐形成强大的富有竞争力的功能性整合体,具有核心业务集中、功能项目广泛、涉及领域齐全、创造创新性强等集群优势,对于城市原有功能区和产业园形成“排斥效应”和“推移作用”,促使原有功能区产生区位转移和功能外溢。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在极化效应的推动下不断成长和发展,渐渐演进为新的城市核心功能区和创意区,原有城市功能区不断向外围空间转移和业务转型,极化空间结构日益形成和发展。换言之,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和集群导致的城市区域内功能区化的转变,也带来经济结构变化和产业模式的变革,加剧区域内和空间范围的经济发展不均衡,在城市区域空间内产生不同等级和不同层次的经济结构,空间经济梯度格局应运而生。
2. 2 居住空间的转变及区域人员的流动
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形成的中心城区功能化集群和服务业向心集中导致原有城市核心区居住环境产生变化,生产性服务企业由于利润最大化的驱使,进行区位选择和地理定位时,中心城区和核心地段成为其业务拓宽的首选之地,促使部分居住地向外迁移和转变,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带来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产业布局的调整同时导致居住空间的转变,从而把中心城市居住密度降低,城市郊县及近郊区人口居住度逐年升高。另外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细化和空间经济结构变化也导致就业类型和就业模式的变革,促使生产制造从业群体向生产性服务业群体转移,就业分布和就业结构也在空间位置上进行了再次内部调整。区域内人员由于考虑到就业便捷、生活方便、福利薪资等因素,也会在就业选择上优先选择生产性服务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在就业空间上的向心性 ( 中心城区) 和居住空间上外移性 ( 城市近郊区) ,促使城市功能区、居民生活区、居住地、产业集聚区在空间上形成结构性变化 ( 图5) 。
2. 3交 通 网 络 规 划 布 局 的 优 化 及 交 通 枢 纽( 设施) 空间走向的变动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和集群导致的“挤出效应”和“排斥效应”,对于其他产业、功能区及居住地产生直接推移效用,集聚的影响和作用彰显在这些实体经济 ( 人群) 的地理空间和区域布局上,从而对于交通网络规划布局的优化及交通枢纽 ( 设施) 空间走向的变动也产生实质性影响( 图6) : ( 1)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产业实体空间布局的分离及居住就业模式的改变在人群居住地和工作地之间形成分化格局,就业地 ( 核心城区及中央商务区) 及居住地 ( 城郊及城市核心外围) 在地理空间上产业必然的分离。这种必然的分离形成的人群往返状态和日常交通运输模式随着集聚的不断深化而日益改变,综合衡量交通运输人群的变量及通勤剧增的现实需求,交通网络建设规划布局在系统科学测定和内部升级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和完善,城市交通网络结构( 城市内容及城市外围) 进一步扩展升级,城市核心区域和城郊空间联系愈加密切。 ( 2)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功能区、制造业加工集聚及就业居住地的转变也促使企业在价值链视角下综合考量企业运转成本、人员通勤成本、产品高效运输及业务区划定位等现实问题而采取措施,这些对于交通 ( 通讯) 设施及城市枢纽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促使城市核心区位的公共交通资源 ( 轻轨、公交、出租车线路) 及城市宏观层面的交通格局 ( 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及城际公交) 不断成型和完善,交通枢纽 ( 设施)空间走向的密度和规模也在不断的改变和优化,交通网络规划布局的优化及交通枢纽 ( 设施)空间走向的变动加强城市内部之间及城市之间的深化联系,由此产生的层级化的功能区、合作加工区、经济区、经济圈、经济带能串联经济实体区域带也加速形成。
2. 4 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及场地空间格局的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