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财产（精选5篇）
公民财产 篇1
公民财产权的让渡是指公民财产权向受让主体的移转。根据受让主体的不同, 公民财产权的让渡可以分为向其他个体的让渡和向国家的让渡。前者如通过买卖合同移转财产, 后者如通过税收和征收实现财产权的移转。本文所谓公民财产权的让渡特指公民财产权向国家的移转。
一、社会契约:“让渡”的理论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讲, 可以说凡是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就有‘国家’”[1]。“国家的出现, 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成就”[2]。公民财产权、法律体系等制度安排的存在都假定以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因此, 关于国家理论较为深入的探讨有可能真正实现对公民财产权的解析。而在关于国家起源的诸多理论中, 较有代表性者乃“社会契约论”和“阶级斗争论”。其中“社会契约论”对公民财产权的让渡理论有一定的解释力。
(一) 社会契约论
“社会契约”思想无疑来源于“契约”。“所有它的营养则完全来自法律学的纯理论”[3]。荷兰思想家格老秀斯最早提出国家起源于契约的观念。他认为国家是“一群自由的人为享受权利和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完整的联合体”[4]。英国思想家霍布斯从他的人性观和自然法学说出发提出, 既然自然状态如虎狼之境悲惨可怕, 出于人的理性驱使, 人们要求摆脱它而寻求有组织的和平生活, 就相互订立了一种社会契约, “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从此“按约建立的国家”便产生了[5]。根据霍布斯的理论, 国家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创造的, 君权不是神授的, 而是人民转让的、托付的。英国另一位思想家约翰·洛克也试图以自然法学说阐明国家的起源。他用那种雄辩的语言说:“任何人放弃自然自由并受制于公民社会的种种限制的唯一方法, 是同其他人协议联合组成为一个共同体, 以谋他们彼此间的舒适、安全和和平的生活, 以便安稳地享受他们的财产并且有更大的保障防止共同体以外任何人的侵犯。”“当这些人这样地同意建立一个共同体或政府时, 他们因此就立刻结合起来并组成一个国家”[6]。作为社会契约论的集大成者, 卢梭将国家起源于契约的理论作了最为系统的阐述。在他看来, 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 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 “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7]。霍布斯、卢梭所谓“权利转让”, 其实就是“权利让渡”的另一种表达。
总结古典自然法学家们对于国家起源的观点, 他们一个共同的认识是, 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通过平等协商和相互合意组成国家, 并将其部分权利让渡给国家, 在这一让渡过程中, 权利便转化成为权力。在这份社会契约之中, 人们约定:让渡给国家的权力是用来为国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而在这份让渡给国家的“权力清单”中, 一定包括了国家对公民财产的征收权。
(二) 关于社会契约论的评析
“社会契约论”自其提出, 即招致不断地批评。英国保守主义者伯克就认为, 如果国家是一种社会契约的话, 那么也是各代人之间的一个契约。这一观点实际上否认了社会契约的理性创造国家说, 而趋向于把国家视为一个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 是由特定的环境、条件、性格、气质, 以及人民的道德、民俗和社会习惯所决定的。而另一位著名的英国思想家弗格森则明确指出, “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 它确实是人类行动的结果, 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此后还有历史法学派的批判、功利主义学派的批判, 以及实证主义学派的批判。所有这些学派或人物都从不同角度证明了社会契约论的不能成立[8]。
其实, “国家起源无论是靠契约还是靠武力, 产生一个有活力的政治结构, 都是一个漫长的创新制度组织的过程”[2]。任何一种国家理论都不是对历史的描述和真实再现, 而是一种探求性解说。“它们都以人类的、非历史的、无法证实的状态作为他们的基本假设”[3]。社会契约论只是证明国家发生及其合理性的模式或话语之一。人类历史 (包括婚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自有其本来面目, 不同的学者就不同的领域、甚至在同一学科领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得出的结论都可能有所不同, 应该各有其历史合理性与历史局限性, 需要辩证地看待。
二、公民财产权让渡理论的提出
(一) “让渡”的概念
让渡, 意思就是让出移转。公民财产权向国家的让渡, 从字面上理解, 就是把财产权让出移转给国家。在现代契约社会中, 权利的让渡是社会行动者相互关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公民权利的让渡, 是国家与公民关系成立的现实基础, 从而也是国家公共权力与公民财产权关系成立的现实基础。公民财产权让渡理论是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财产权利观。
(二) 财产权让渡理论与社会契约理论的关联
政府要履行自己的职能, 就不可能不拥有相当的支配权和强制权。但公民的人身和财产绝对不能成为政府权力支配的对象。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 政府才能干涉公民这方面的权利。在任何社会, 都存在上述的“例外情况”, 关键是如何基于法治的观点, 从保护公民权利出发, 审视和把握这种“例外情况”。
社会契约论, 从“契约”出发, 解释国家的产生, 并进而将国家的权力解释为人民权利的让渡。“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 是保护他们的财产”[6]。在这一理论下, 国家征税的权力、对公民财产征收的权力都可解释为公民权利———主要是财产权利———的让渡。而阶级斗争论, 强调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因而无法容纳“让渡”理念。按照社会契约理论, 国家的征税权、征收权等对公民财产权的剥夺 (一般性限制亦复如此) 可以解释为在社会契约下公民对于自己的财产被剥夺或限制的同意 (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 , 从而可以消除其违法性。而如果按照阶级斗争理论的国家观, 既然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那么, 国家作为暴力工具对于公民财产权的剥夺或限制就根本无需公民自己的同意, 更谈不上所谓“让渡”。因此, 将内涵有“自由、平等和权利”的社会契约论作为理解财产权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可能更有助于公民财产权的保障。
当然, 我们在援引社会契约论解释财产权保障问题时, 亦须记得:“任何有关国家权力来源的论证, 都不是实证的现象描述, 而是一个纯粹的理论诉求, 它表述的是人类控制国家权力的理想和追求。”“它并不是描述一个事实, 而是在塑造一种信仰。正是这种信仰, 使人民得以从旧国家时代的暴力阴影中走出, 使权力得以和文明、进步、人权等先进理念相连接”[9]。“社会契约的国家学说, 主要是对秩序正当化的一种论说方式, 而不是这种秩序的建立方式”[8]。“人类社会是否确系在某一时期通过订立契约而形成的, 那无关紧要。不论历史形成过程如何, 人类社会一形成即具有类似契约的性质”[10]。如果人类不能联结在一起制定法则并服从制定的法则, 人类的幸福倒是真的不可想象。
三、公民财产权让渡的必要性:国家是“必要的恶”
托马斯·霍布斯设想的自然状态是社会契约论者分析国家起源的起点。在这种状态下, 没有法律, 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界限, 任何人都生活在“贫穷的、孤独的、污秽的、粗野的、低于标准的”状态。正是基于对这种无政府状态丛林的恐惧, 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 必须建立被称为国家的共同体, 并赋予其一定的公共权力。或者说, 所有人都会为了自身安全的需要, 将自己的权利让渡给处于上升时期的、承诺提供后续保护的统治者[11]。但是, 国家被赋予的公共权力既可能保护人权, 也可能践踏人权。因此, 人类又必须对自己所授出的公权力予以提防、加以规范和控制。因此, 国家被称作一种“必要的恶”。正是这种“恶”存在的必要性, 决定了财产权让渡的必要性。
根据社会契约理论, 个人为了保障和维护那些在契约中得到公认的权利而建立了政府。但是, “一旦建立起掌握着统治权的政府, 它有可能不愿意把自己的权力局限在当初授权的范围内。政府可能主动承担起重新规定个人权力的角色”[12]。“政府”或政府的代理人, 极有可能采取独立行动修改或改变其拥有的权利, 从而违反先前的约定。可以说, 国家这个“利维坦”在给予人类幸福的同时, 也存在戗害特定公民的危险。国家的最大任务是防止恶, 但也惟有国家才能做出大恶来[13]。因此, 在公权力与私权利关系定位中, 人们必须寻找能够遏制国家公权力异化的途径。这一途径就是权力制约。消除副作用的方法就是用能够取得社会同意的规则处理各种公共事务。所谓社会同意的规则, 在法治国家, 就表现为由代议机关制定的法律。
如前所述, 公民财产权的保护是有成本的。“断定权利有成本也就要承认为了获得或保护权利我们必须放弃一些东西。”“公共政策的决定不应该以假想自由与征税者敌对为基础, 因为如果这两者真的是对立的, 那么我们所有的基本自由都将等候被废除”[14]。也就是说, 公民财产权的保障与其让渡并不是对立的。因为, 公民财产权需要国家 (通过其政府) 来做保护人, 而国家需要公民让渡的财产来维持, 因此, 为了维护公民财产权, 公民财产权不得不向国家进行让渡。具体而言:
(一) 权利之间的冲突需要国家协调和解决
由于资源相对于人的需求的有限性, 权利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过程中, 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强烈追求, 可能会为达到目的而侵犯他人利益, 加上在很多情况下, 权利的边界本身并不清晰, 权利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解决利益冲突的问题是由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法律来完成的。对于私益之间的冲突, 主要由私法来完成;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冲突, 则主要由代表公共利益的公法加以解决。正如耶林所指出的:法律的目的是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 实现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结合, 从而建立起个人与社会的伙伴关系[15]。
在现代化国家中, 国家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唯一正式的制度安排。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自古至今, 因生存资源引起的社会冲突可谓层出不穷。不管是为了最有效地避免冲突发生还是最有效地解决业已发生的冲突, 客观上都需要建立一个对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力的国家。因为, “在一个可以控制的疆域内建立一套暴力组织, 其效率是最高的”[16]。“在任何时候, 能否建立一个对内能够绝对地维持社会秩序, 对外能够抵抗财产掠夺者的强大国家, 都是个体生命获得保障的基础”[17]。
没有救济便没有权利。权利受到损害需要救济, 权利之间的冲突也需要国家协调和解决。如果没有一种来自于私权利又凌驾于私权利之上的公共权力在法律上保证个人权利不受他人侵犯, 个人权利就很难得到实现或者完全实现。“对权利的渴望和对权利保护的渴求, 是人的最基本的伦理要求, 也因为如此, 人们才会自动地让渡一部分权利给国家并形成国家权力”[18]。尽管私力也有解决纠纷的功能, 但在任何有国家的社会里, 基于有效性和成本的考量, 私力救济都难以完全取代公力救济而独自担当权利的保护神, 而只能作为国家公力救济的补充手段。
(二) 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国家代表和维护
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使计划经济体制下接近同质化的利益格局迅速演变为多元化的利益格局,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相互竞争的利益关系。不仅私益之间可能发生冲突, 个人在行使权利、追求个体利益时也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完全漠然。而社会公共利益的最佳代表者非国家莫属。现代社会, 直接民主的巨大成本让人们望而兴叹。民主普选组成权力机关的制度事实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人民不可能统统变成国家权力的直接操作者。“即使从高度抽象的哲学层次上承认建立社会秩序制度之合法性的一致同意的基础, 但是在实践层次上, 一致同意的要求可能看起来不过是一种罗曼蒂克式的乌托邦”[12]。因而, 从某种意义上讲, 代议制是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只有在代议制下, 公民才能从无尽的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以自由地从事“第二职业”, 譬如去经商、进行科学研究、在家欣赏音乐, 等等。
(三) 人民福利的增长离不开国家的积极推进
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整体规模和形态上, 仍属于“守夜人”式国家。国家与社会严格区分;国家权力长期消极。这种国家模式的假定条件是, 在自由竞争和独立价格的制约之下的, 市场作为一个自足自律的领域无需政府干预也能保证公正与自由。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 “个人自由只能通过限制政府干涉个人行动或结社得到保证。个人自由不需要政府去实施, 而只需要政府克制”[14]。
但是, 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的发展超越了这一模式。垄断组织的出现使竞争并不完全、价格也不独立, 随着社会财富的分化和急剧集中, 至少是一部分人发现所谓的“自由”仅仅是“贫困的自由”。于是, “自由放任”的市场转向“规制市场”, “自由国家”过渡到了“社会国家”[19]。于是, 政府干预主义兴起并一发不可收拾。特别是自二战以后, 许多欧洲国家开始把福利权利当成一项宪法权利来看待, 因此, 政府的积极职能和履行这种职能的权力获得认可。人民要求国家必须积极介入其生活, 因而人民对国家的需求与依赖日益加深。国家在当代的任务, 除必须保护个人之社会安全外, 还需对公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生存照顾。
在社会国家下, 人权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即从“消极主义”的人权观转到“积极主义”的人权观。消极人权观强调自由即强制的禁止, 属于“机械法治主义”;积极的人权观则主张“财产权附有社会义务”, 权利仰赖国家给付, 是一种“能动法治主义”。
面对新的历史时期福利国家等思想的挑战, 新宪政论者敏锐地提出重新评价国家作用的必要性。正如霍姆斯所言:“宪政政体必须不只是限制权力的政体, 它还必须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权力, 制定政策, 提高公民福利”[20]。这就突破了古典宪法理论片面强调控制国家的时代局限性。人民组建政府的目的并非只是在于保卫安全, 提供制度、分配供给、创造环境也是人民组建政府的目的, 也是政府的义务之一。
四、公民财产权让渡的形式与原则
(一) 公民财产权让渡的形式
公民财产权让渡的形式凡有多种:税收、征收、市场交易、行政强制、没收、罚款、收费、罚金等等。其中税收、征收、市场交易是最主要的三种。政府采购就是市场交易的形式。由于公民财产通过政府采购合同向国家的让渡, 与民法上一般的契约交易相似, 没有多少强制性。因此, 本文不予讨论。而税的征收和财产征收则带有色彩浓重的强制性。也就是说, 公民为了享受公民权利必须让渡一部分自己的财产, 并将其转化为支撑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国家征税权或对公民财产的征收权。
(二) 公民财产权让渡的原则
笔者认为, 财产权让渡的原则至少应该包括: (1) 公益让渡原则; (2) 依法让渡原则; (3) 有限让渡原则。公益让渡原则, 是指财产权的让渡必须仅能基于公共利益需要方得为之。这一原则在国家行使税收征收权和财产征收权时均应一体遵循。依法让渡原则, 在税收征收中主要体现为税收法定原则;在财产征收中主要体现为法律保留原则。有限让渡原则, 在税收征收中体现为税收的限度问题;在财产征收中则体现为公法上的比例原则[21]。
总之, 肯定公民财产权的可让渡性并非从根本上否定公民财产权的价值。恰恰相反, 公民财产权让渡理论的提出是为了光大和彰显公民财产权的价值。这一理论的提出, 是强调公民财产权在国家征收权之先, 是公民财产权成就了国家征收权, 而不是相反。因此, 公民财产权对国家只能有限让渡, 也就是不能由国家公权完全剥夺, 只能根据公益需要实施必要的限制。
公民财产 篇2
一、教学目标
了解遗产继承、法定继承、遗嘱继承的含义和不同，了解遗产的内容、法定继承的范围、遗嘱继承的法定条件。培养学生归纳能力、分析能力。
二、教学重难点
遗产的内容、法定继承的范围、遗嘱继承的法定条件。
三、教学过程
复习提问
公民的什么样的财产受法律的保护?
财产所有权的定义是什么?
导入新课
我们每人都有生老病死，不管你生前的财产是多是少;不管你是否愿意，
都有一个死后财产的“处分”问题。这一节课，我们就学习一下与之有关的知识。
二、公民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受法律保护(板书)
1、什么是遗产继承(板书)
请学生看书并回答下列问题：
我国制订遗产继承法的目的是什么?继承人和被继承人指的.是谁?继承权是指什么?遗产继承包括什么?
(同学们一边回答问题，教师一边带领同学们画出书上的正确答案。)
2、遗产继承的方式(板书)
首先，请学生们看书并找出遗产继承方式的正确答案。
(1)法定继承(板书)
请学生们看书并回答下列问题：
①什么是法定继承?
②继承人的范围及继承的顺序是什么?
③遗产分配的原则是什么?
(同学们一边回答，教师一边带领同学们画出书上的正确答案。)
请同学们看书第51页的“议一议”。
(教师总结：张某的一儿一女及他的姐姐均有继承张某遗产的权利。因张某的姐姐和张某一起生活。)
请同学们看书的第51页的“想一想”。
这样做不合法，依据继承法的遗产分配原则，一般情况下，公民李某的遗产，应当由其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均等分配。特殊情况下，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但是，不让出嫁的女儿继承遗产的“习惯”是不合法的。
(2)遗嘱继承(板书)
让同学们看书并回答问题：
①什么是遗嘱继承?
②遗嘱继承必需具备的法定条件是什么?
③遗嘱继承是否继承顺序的限制?
(同学们一边回答，教师一边带领同学们画出书上的正确答案。)
请同学们听案例并结合案例的内容讨论下面的问题：
郑州张方的父亲于197月6日突发脑溢血死亡。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张方发现有一张1994年10月7日在工商银行的定期5年的5万元存款单。因母亲已于前年不幸病故，家中只有他和妹妹俩人。他们商定由张方持存单到银行办理过户和存款手续。但工商银行以他的手续不合法为由，拒绝给他取款，也不办理存单的过户。
请问：银行这样做对吗?张方和妹妹应该怎么办?
(学生讨论，教师总结。)
银行的做法是正确的。首先，存款人死亡后，即产生继承问题，也就是要根据存款人生前立的遗嘱或依照《继承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将属于被继承人(存款人)的个人财产予以分割。只有依法取得继承该笔存款的人，方有权要求银行办理存款的提取和过户手续。其次，因为取款时，合法的继承人需要有能证明自己合法取款的证明，才能从银行取得该存款的所有权。
张方和妹妹应取得证明自己合法拥有该存款的证明。该证明的产生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公证。存款人死亡后，合法继承人可以向当地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证明书，这时需要遗嘱、继承人的身份证明(身份证和户口本)、存款人的死亡证明等。银行凭公证处办的继承权证明书，办理存款过户或支付手续。二是在对该存款的争议或是在尚未设立公证机关的地方，继承人向当地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就存款人死亡后的继承问题进行审理，做出对该笔款处理的法律文书。
(提问)张方的父亲有遗嘱或没有遗嘱，张方及妹妹继承则分别属于遗产继承的哪一种方式?
巩固新课
公民财产 篇3
公民财产权利，是公民个人和家庭对于依法拥有的财产所享有的各项权利。西方社会公民财产权利的确立和财产权体系的形成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逐步完成的，并最终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产权结构。从转型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伴随着我国公民财产的积累与分化，个人财产权利的意识日益增强，不仅形成了我国现阶段的公民财产权结构，而且引发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产权结构的思考。而在我国公民财产权利逐步确立的同时，我国的社会资本也在迅速增加，那么公民财产权利确立与社会资本之间是否存在纽带关系呢？本文拟对此阐明一己之见。
一、对于社会资本的基本理解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曾指出①：“人类在转变和交易活动中花费时间与精力创造出来的所有资本形式，都是为了发展出可以在未来增加收益的当前工具和资产。当人们从当前消费中抽出资源并将其用于增加未来消费（或生产）可能性时，资本也就形成了。”可见，资本作为经济学的范畴，指的是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资产与资源。②经济学最先分析的资本是与劳动力、土地相对应的物质资本，其后金融资本也成为经济学的分析范畴。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贝克尔（Becker）等人又将人力资本概念引人经济学分析中。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e Bourdieu）倡导的社会资本概念迅速流行开来，③不仅受到多学科的关注，而且引起了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那么，社会资本是否同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一样，也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一类资源呢？
物质资本是人们为生产活动进行投资的产物，而金融资本则有条件地为投资（包括实业投资与金融投资）提供资金。自人类创造出金融资本以来，物质资本的形成已经与金融资本息息相关。“物质资本是在将时间和其他资源用于制造工具，建造工厂、设施和其他物质性资源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们反过来又能用于生产其他产品或增加未来收益。”（奥斯特罗姆，2003）物质资本是人们投资形成的物质性的资产，同时也是必须由人力资本来运用的资本。“人力资本是使用和维护物质资产以生产新产品和创造收益所必需的。”（奥斯特罗姆，2003）由于人总是社会的人，人类生产具有社会性，合作与协同自然成为人类劳动的特点。生产活动中个人对待合作的态度，工作中能否协调一致，也自然成为影响总体工作效果与质量的非常重要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共识、人际关系、社会网络、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等，则是影响合作与协同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有的属于社会结构性质，有的属于认知性质，但其共同点都是人们在社会性相互作用中的产物，是在人际合作性互动中形成并积累起来，并能够产生收入流的一类资源，同样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④这些社会资源均需要投资才能形成和积累，并且同样能够产生投资收益，因而也就具有了资本的基本属性。于是，使用社会资本这样一个基本概念来指称此类社会资源是必要的，社会资本也因此成为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列的一类资本。
然而，认识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在漫长的人类生产合作史中，对于影响合作与协同的上述诸多因素，人们似乎总是习以为常，而并未将其视为一类资本。直到2 0世纪下半叶，当世界银行在扶助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实践中，对于同样的项目在不同地方实施，为什么投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大致相同却结果迥异而倍感困惑，从而组织多学科专家、学者开展研究，由此对于社会资本的认识才揭开帷幕。世界银行资助的专家、学者来自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他们深入项目实施的不同地区进行研究，所揭示的因素虽然各有侧重，但都与人际合作息息相关。如果概括他们的研究成果，结论就是：项目成功实施的地区，存在导致合作顺利开展的一些因素；而项目未能成功实施的地区，所缺乏的正是导致合作顺利开展的因素。世界银行资助的这些研究成果所揭示的与人际合作息息相关的因素，涉及人际关系、社会网络、共享的隐含知识⑤、信任、合作的规范，等等，都是人际交往的产物，它们影响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合作与协同，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一类资源。这类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资源，显然不是经济学此前揭示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所能够涵盖的，是一类人们以前并未进行过理论概括的、同样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资源，也就是一种能够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并列的新的资本。借助业已存在的社会资本概念，人际关系、社会网络、共享的隐含知识、信任、合作的规范等与人际合作息息相关的因素，遂被称为了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虽然具有资本的共性即一般属性，但也存在着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某些个性。如物质资本会因为使用而耗损，而社会资本则相反，不使用反而耗损而使用则会增加。在这点上，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相似。在物质资本的投资上，投资者为了获得经济利益的动机十分明确，而人们投资形成社会资本却不一定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物质资本是有形的，而社会资本是无形的。人力资本存在于人类个体身上，而社会资本则存在于人际交往之中。因此，在研究社会资本时，既要看到它作为资本的共性，又要看到其所具有的特点。同时必须认识到不论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存在哪些不同之处，社会资本同样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并且，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抑或社会资本，“所有资本都是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单独一种资本是不够的”。（奥斯特罗姆，2003）而诺曼·厄普霍夫则进一步指出：在社会资本缺乏时，因为缺乏信任、义务、独创性、合作、可靠性和其他人类能够展示或抑制的特性，其余资源可能有较小的生产能力。⑥可见，社会资本这类人际合作性互动的产物，是通过作用于人力资本并传递到物质资本中，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或缺的生产能力的放大作用。
世界银行所资助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大多与发展问题有关。在1998年世界银行的2 4篇社会资本系列工作论文中，除了Paldam等人的文献评述（Martin Paldam和Gert Tinggaard Svendsen，1998）以外，无一例外都是以经验研究为基础，关注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此后，关于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迅速扩展到各个领域，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治理、村庄公共项目管理到世界银行的小额信贷项目，直至劳动者就业、企业创建、产业集群，甚至转型国家的民主政治等，社会资本的研究出现了如Fine（2001）所说的遍地开花的“手工作坊”式的兴旺景象。世界银行的迪帕·纳拉扬（Deepa Narayan）和兰特·普里切凯特（Lant Pritchett）将这一研究社会资本的特点，总结为“以主题为导向的社会资本的功能定义的”分析，并且认为这可能导致“永远也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⑦不过有幸的是，对于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已经受到重视，对社会资本类型的整合也正在进行。克瑞奇纳和厄普赫夫（2004）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和认知型两种，也有研究者在此基础上加进了关系型社会资本。⑧而安妮鲁德·克里希娜（Anirudh Krishna）则将社会资本分成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两种类型。⑨本文将基于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划分，分别探讨公民财产权利与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纽带关系。
二、公民财产权利与结构型社会资本的关系
结构型社会资本涵盖人际关系与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中属于社会结构性质、而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相区别的社会资本类型。相对于认知型社会资本，关系与网络因系客观存在，比较容易辨识。虽然迄今社会资本研究中的大量文献均是对关系与网络的研究，但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将公民财产权利与关系、网络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以揭示公民财产权利与结构型社会资本的纽带关系，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就结构型社会资本所包括的关系与网络的关系论，网络即社会关系网，是主体所建构的所有人际关系的网络，而关系则是社会网络上的节点。因此，建构关系成为建构网络的基础，而关系与网络的建构同公民财产权利之间存在着纽带关系。
迄今的研究，无论是思想实验还是历史考察，都揭示了产权之所以形成，与稀缺性以及随之产生的人们之间对资源的争夺不无关系。对于那些能够给人效用的资源与物品，在产权形成之前，由于是无主物，谁都想占有与夺取，因此而争斗不断。对稀缺资源与物品的争夺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于是在争夺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确立一定产权规则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无论产权规则是最初的“谁先占归谁”规则，还是社会大分工后形成的“谁劳动归谁”规则，从历史上看，由于形成了一定的产权规则，人们之间的争夺开始受到产权规则的一定约束。但直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形成，个人方得以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正式的财产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界定和保护始得以制度化。
对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界定和保护，大大减少了人们之间由于财产权利的不明晰而产生的利益矛盾，自然也有利于人们之间关系的改善。在财产归属清楚的前提下，只要人们彼此尊重他人财产权利，相互之间遵从财产制度的规范、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经济交往，各自的经济利益也就能够得到保障。即便是由于不确定性而产生某些问题，通过彼此之间的协商也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双方的经济纠纷还能够诉诸法律以求得公正的解决。于是，基于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利进行经济交往，无论是交易还是合作，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相对清晰。
在财产权利得到制度保障的条件下，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迅速突破特殊信任所划定的狭小圈子，交往半径普遍拓展。在这一过程中，从社会资本意义看的人际关系，即人们社会网络上的节点，较之以往也获得迅速增加。因为随着交往半径的扩展，人们在同更多交往对象的交往中，基于对交往对象的熟悉与了解，而筛选出可以作为社会资本意义的“关系”所建立的对象，以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这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也易于得到印证。现实的经济关系是在经济交往中所形成的关系，无论交往对象是不是自己建构的关系网中的成员，哪怕是一次性的经济交易，也同自己形成了特定的经济关系，但这显然并非社会资本意义上的关系。然而正是在经济交往实践中，通过主体的筛选，那些“志同道合”的交往对象或将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而那些非同类者则最终会“道不同不相为谋”。
可见，由于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确立，在公民财产权利得到制度界定与保护的前提下，大大推动了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使得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得以突破特殊信任的藩篱。而迅速扩大了的交往半径，使得个人的交往对象普遍增加，最终通过个人筛选，个人社会网络上的节点也会增多，个人的社会网络也因此而得以扩大。
三、公民财产权利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关系
认知型社会资本包括共享的隐含知识、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等，是人际交往中所形成的，与人们的认知息息相关的社会资本类型。共享的隐含知识、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等认知类成果，之所以成为社会资本的一类，系由于它们都关乎人们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合作项目的成功实施及其效率，因而客观上也是影响人们合作成效的社会资本。
公民财产权利的形成与确立，在推动个人交往扩展，从而促进个人社会网络上的节点增多和社会网络相应扩展的同时，也会导致认知型社会资本的积累。下面我们即以共享的隐含知识、信誉、信任、合作的规范为例，揭示公民财产权利与认知型社会资本之间的纽带关系。
随着公民财产权制度的建立，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利得到制度的保障。基于正式制度对产权的界定与保护，人们之间会迅速形成法定的财产权利的观念与意识。这种与制度息息相关的、依法获得的财产权利的观念，既会形成强烈的“我的财产权利依法不容侵害”的意识，也会产生“他人的财产权利依法得到保护，如果侵害别人的财产权利会受到法律惩处”的意识。在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引导下，人们之间能够逐步形成彼此尊重财产权利的行为方式。而彼此尊重财产权利的行为方式，显然又有利于人们之间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经济生活中的和谐交往，从而有利于个人结构型社会资本即关系与网络的增多与扩展，当然这已经涉及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这里不予展开。
有了依法取得和保护的财产权利，个人将形成稳定的预期并获得依法增加财产的激励，产生投资性使用财产的动机并在约束条件下进行投资决策。而随着依法获得并得到保护的财产的增加，人们将愈益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动机，着眼于长期利益进行考虑与决策，从而能够经受短期利益的诱惑。这也就是中国先贤所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精义所在。自我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就是主体信誉的积累与确立。信誉作为可信任的声誉，其建立无疑能够减少人们交往中了解与筛选交往对象的进入成本。而对于信誉主体而言，良好的信誉无疑又是其值得倍加珍惜的无形资产，会为其带来更多的经济交易与合作的机会即商机。正是基于这一认知，笔者明确将信誉归入社会资本中予以论述。⑩
信誉在人际交往中产生，但信誉一定有其主体，是主体在人际交往中信守承诺的行为为其带来的声誉；而信任则一定是双方的事，总是“谁信任谁”或“谁被谁信任”。有信誉者容易被信任，但信任又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往往因为信仰、亲情、友情和恋情等而产生信任关系。这表明信誉与信任之间绝不是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
就信任与公民财产权利的关系论，显然我们也不能得出信任与财产的多少有关的结论。因为大量的事实说明，穷人之间的信任往往比富人之间的信任更可靠。但我们也不能够认为信任与公民财产权利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信任与公民财产权利之间客观上是存在一定的纽带关系的，这在经济生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众所周知，在经济生活中，人们无论进行交易还是合作，都需要了解对方的经济状况，对于那些企图空手套白狼的人，了解对方真实财务状况的人们一定会退避三舍，而绝不会与其发生交易或合作关系。正是因为经济活动中任何对于对方的盲目信任都将导致自己的财产权利受到侵害，资产遭受侵蚀，所以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对于“皮包公司”才会抱有高度的警惕，而绝不会给予盲目信任。而国家之所以制定关于工商注册的有关法律规定，也就是要从制度上防范“皮包公司”的危害。
如果说“皮包公司”不具有普遍性，那么我们再举经济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一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公民财产权利与信任之间存在的纽带关系。在借贷关系中，借出款项一方为防止贷款损失，而要求贷款者提供资产抵押或要求第三方予以担保；货物或服务交易中，交易者要求钱货两讫；再如金融资产交易中的保证金制度设计等，无一不是经济活动中公民财产权利与信任之间纽带关系的反映。
合作至少涉及两方关系，也可能是多方之间的合作。合作的规范是人们在相互合作中，规范彼此行为以维系合作关系的共同认知与行为规则。人类生产合作已有漫长的历史，但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的生产合作大多以换工、互助或简单协作等形式存在。虽然共同遵守合作规范是合作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但在公民财产权利获得制度确认与保护以前，由于合作形式初级，合作的规范也相对简单。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经济领域的合作愈益复杂，无论是何具体合作事项都会涉及资源或资产。合作各方需要就合作事项投入相互约定的某些资源或资产，既可能是商定的出资额，也可能是有人出资而其他人出技术、土地或设备等。但无论是资金、技术、土地，还是厂房、设备，无疑都是合作者拥有产权的财产。如果商议合作的任何一方，对于所约定投入合作事项的资源或者资产没有财产权，合作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所以，市场经济中合作的前提是合作各方均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对于约定投入的资源或资产享有无可争辩的权利。在这一前提下才可能产生合作意愿、建立合作关系。合作规范是在合作关系建立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作前提既然是公民财产权利的明晰，没有公民财产制度的确立，公民财产权利不能依法界定和得到法律的保护，合作将难以开展，遑论合作规范的形成！
注释：
①奥斯特罗姆的论文《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概念》原载于世界银行1999年出版的《社会资本》，由曹荣湘选编入《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一书。
②迄今学术界已公认的资本有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除目前引起热烈讨论的社会资本概念外，也有人提出自然资本、文化资本、制度资本等概念。
③布尔迪厄于1980年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了《社会资本随笔》，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④参见程民选：《论社会资本的性质与类型》，《学术月刊》，2007.10。
⑤隐含知识，Joseph E.Stiglitz称之为 tacit knowledge，Alfred Schutz称之为stock knowledge，是指成年社会成员用以处理其日常生活的已经潜移默化的知识，包括价值观、信仰、社会—文化概念等。
⑥⑦⑨参看帕萨·达斯古普特等编《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第355页，第91-121页。
⑧对社会资本的研究视角是另外一个问题。Gatzweiler和Franz（2005）从学科领域出发，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观点；特纳（2005）将社会资本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予以思考；Murray（2005）将研究社会资本的视角总结为网络方法、理性选择方法、公民参与方法；Woolcock和Narayan（2000）则认为政治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鲜明的视角：社区视角、网络视角、制度视角和协同视角。
⑩参见程民选：《信誉：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财经科学》，2005年第2期。
[1]程民选，刘益.论市场经济对信用秩序的要求[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0，（2）．
[2]C.格鲁特尔特.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公民财产 篇4
关键词：全面依法治国,公民,私有财产,法律
对公民物质财富进行法律上的保护和有效规范即公民私有财产法律保护是我国长期以来难啃的“硬骨头”, 基于我国的社会现实, 笔者认为应从法规体系和执法司法层面形成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合力。
一、完善公民私有财产法律保护体系
完善私有财产法律保护法律体系, 并非哪一个法律部门的任务。在我国, 应建立一个上至宪法、下至各部门法, 既有民法、又有刑法的多部门全方位的法律保护体系。
( 一) 完善宪法维护公民私有财产的法律权威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 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1]。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 无论是公法保护还是私法保护, 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 要想达到权威和不可侵犯的保护效果, 必须从宪法中找来源。其所以如此, 是因为宪法是权利保障书。西方国家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规定的应然结构可分为三重: 不可侵犯条款 ( 或保障条款) , 制约条款 ( 或限制条款) 和征用补偿条款 ( 损失补偿条款) [2]。
( 二) 完善民法评判公民私有财产的纠纷归属
民法, 又称市民社会法。民法的使命就是保护私权, 保障公民私权利不受国家公权力损害。我国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法治建设实践告诉我们: 计划经济时代忽略市场运行规律、过度强调单一公有制的做法不利于公民私有财产的增长; 只有在开放市场、允许自由竞争的条件下, 才能形成真正的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机制。“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相信法律、自觉运用法律”“法律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3]。
( 三) 完善刑法惩戒公民私有财产的违法行为
刑法保护受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 包括国家、集体和个人合法的财产、人身利益。刑法在实现公民私有财产保护的方法上不同于其他法律, 是从经济制裁、人身强制等方式与侵害公民私有财产权的犯罪行为作斗争。制裁的严厉性是其他法律所没有的。
二、落实人性执法、公正司法法律保护
国家机关是保障公民私有财产的强有力政治组织, 政府为主导的执法保护、法院为主导的司法保护, 对公民私有财产的管理和纠纷解决更是有直接影响。
( 一) 落实“为人民服务”的执法观念保护公民私有财产
执法保护是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法律执行环节, 执法保护层面也是社会争议激烈、分歧最多的现实层面。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4]。不可否认, 现在某些政府官员和城管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 并没有按照“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切实履行职责。正如长期以来见诸报端的事件: 强拆强征。征地拆迁过程中, 当未能与公民达成一致赔偿意见时, 政府部门往往粗暴地将公民合法权利置之不理, 一味地只为完成行政任务。此种价值观下, 血腥执法导致的公民自杀、犯罪、报复社会的案件呈上升趋势。
( 二) 落实“公平正义”的司法原则保护公民私有财产
司法保护是保障公民私有财产的最后一道屏障。对于公民而言, 司法公正不是空泛的名词概念, 而是切切实实“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正”。犯错的公民应得到惩罚、无错的公民应得到补偿。可是, 取证困难、诉讼时间长等复杂繁琐的司法程序使得起诉公民难以负担起巨大的金钱和时间成本, 宁愿选择忍气吞声、私下私了而不愿意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更多地, 司法机关应该简化上诉和取证程序、建立快捷方便的解决渠道, 让更多受损害的公民愿意并且能够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财产纠纷。
经历近三十年的实践发展表明, 以法律的方式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是我国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财产权是与公民人身权同等重要的一项权利, 通过颁布实施法律法规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对我国公民个人、对社会发展、对法学研究都有重要意义。虽然我国确立和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时间较晚, 但是步伐稳进、效果明显。未来可以预见, 对于公民财产法律保护这个领域, 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会取得更大突破。
参考文献
[1]赵宝华.“公民财产所有权”及其法律保护[J].经济师, 2004 (7) .
[2]刘剑文, 杨汉平主编.私有财产法律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12.
[3]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 141.
公民财产 篇5
一、财产权与经济自由的概念和含义
(一) 财产权的宪法概念
其财产权, 是指以财产利益为内容, 直接体现财产利益的民事权利。财产权是可以以金钱计算价值的, 一般具有可让与性, 受到侵害时需以财产方式予以救济。财产权既包括物权、债权、继承权, 也包括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实质是基于财产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1) 。财产权既具有自由权的性质, 也属于经济权利之最重要内容:一方面, 财产权是确保相当的生活水准的权利的基础, 另一方面, 财产又是独立和自由的基础。
根据相关的规定, 一切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 不管是物权、债权、还是著作权, 都将受到法律的保障:
第一, 人民有权力自由使用、收益或处分其有财产, 并排除他人的干涉。
第二, 国家征收或征用公民私人财产需为了公益利益, 并且给予合理补偿。
第三, 如果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违法侵犯公民财产权的, 应负赔偿责任。
第四, 私人在没有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 不得侵犯他人财产权, 否则应负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
(二) 经济活动自由的含义与保障
作为自由权之一的经济自由通常包括居住和迁移的自由、移居国外和选择国籍的自由、职业选择的自由以及财产等内容。不仅意味着经济人的偏好自由、价值自由、使用自已的资源自由, 而且包括自由交易自由定价等。较广义的经济自由权包括职业选择自由、契约自由、经济体结成协会的自由、竞争自由及兼职自由等。宪法确认的经济活动自由产生两种效果:
A、要求政府控制自己的行为, 不能对生产者 (包括劳动者) 、消费者以及他们间的交易实施任何强制或变相的强制。
B、政府必须保护公民的经济自由免受社会势力的强制。
二、保障财产权与经济自由的重要性
A、保障财产权与发展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一致的。在中国既存的话语里, 把私有制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表述, 意味着承认其合法性与持久性 (2) 。在市场商品经济的条件下, 如果不保障私人财产权, 经济就不可能出现繁荣。财产权没有保障, 就等于不承认个人利益, 那么对个人追求个人自身利益最大化所获得的利益因为没有保障也就等于没有利益。这样, 个人就不愿意辛苦地利用自己的有限资源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没有了求富的欲望, 社会经济也就不可能出现繁荣。
B、财产权是公民生命权、自由权的基础和保障 (3) , 保障公民财产权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从财产权与其他基本权利的关系来看, 财产权是保障生命权、自由权的基础权利。财产权与生命权、自由权一同, 构成公民最基本的三项权利。私人财产权意味着私人在社会合法范围内自治的正当性, 也意味着私人有权控制在私人领域内属于个人的物品, 意味着个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劳动成果来维持个人的生存, 意味着个人不必强迫于为他人提供生活必需品。没有财产权的生存权, 只意味着做奴隶的权利, 因为人对物的依赖必然转化为对控制该物的人的依赖。没有财产权作为保障基础的其他权利和自由, 只是空泛的权利和自由, 个人的生存将失去动力和条件。所以, 在宪法里明确个人财产权是对我国公民生存发展的重大关键问题。
C、财产权有助于实现个人人格的自我发展和进步, 是促使个人进取和实现社会公益的巨大力量, 财产权是一种正当的权利。财产权受平等保护是近代现代制度文明的重要标志。财产权是道德与善行的催化剂, 是野蛮与文明的分水岭, 是人类文明的推进器和标志。如果财产权没有保障, 那么人民的生产创造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极大的打击, 不愿意努力勤奋进取, 有钱人也会因为朝不保夕的财产而肆意挥霍, 人民也不愿意通过正当手段来获得财富, 社会就会陷入盗窃、抢劫、强权、人治的斗争中, 文明将不复存在。哪里没有财产权, 哪里强权就压倒正义, 哪里野蛮就压倒文明。
既然财产权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价值, 财产权自然应当由宪法加以确认并宪法的保障。
三、西方大陆法系国家保障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有关规定
(一) 法国《人权与民权宣言》第17条规定:
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示必须时, 且在公平而预先补偿的条件下, 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 (4)
(二) 1946年《日本国宪法》第22条规定:
在不违反公共福利的范围内, 任何人有居住、迁移以及选择职业的自由。不得限制任何人移居国外或脱离国籍的自由。第29条规定不得侵犯财产权。财产权的内容应适应于公共福利, 由法律规定之。私有财产在正当补偿下方可。 (5)
(三) 1947年《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16条规定:
除非根据保健和安全方面的理由法律可按一般程序某些限制外, 公民均可在国内任何地区自由迁移和居住。不得以政治理由规定任何限制。每个公民, 除非附有法律义务, 均可自由离开与返回共和国土。第23条规定:不根据法律, 不得征收任何个人税和财产税。第42条规定:财产为公有或私有。经济财产属国家、团体、个人。私有财产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但为了保证私人财产能履行其社会职能并使其能人人均能享有, 法律规定获得和享有私有财产的办法和范围。为了公共利益, 私有财产可以在法定场合被有偿征收。依法继承和依遗嘱继承的规则和范围以及国家在遗产方面的权利, 皆由法律规定之。 (6)
(四) 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1条规定:
所有德国人在联邦领土内均享有迁移之自由。第14条:一、财产权及继承权应予以保障, 其内容与限制由法律限定之。二、财产权负有义务。财产权之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福利。三、财产之征收, 必须为公共福利始得为之。其执行, 必须根据法律始得为之, 此项法律应规定补偿之性质与范围。补偿之决定应公平衡量公共利益与关系人利益。补偿金额如有争执, 得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 (7)
(五) 1987年《大韩民国宪法》第14条规定:
全体国民有居住、迁移自由。第15条规定:全体国民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第23条规定:a、全体国民财产权应予以保障。其财产内容范围由法律规定。b、行使财产权时应尽力照顾公共福利。c、因公需要, 对财产权需征收、使用或限制及由此付的补偿, 均由法律规定, 并应支付正当的补偿。 (8)
(六) 《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移和居住。
四、我国现行宪法的不完善方面
A、宪法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第33条虽然笼统地提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但没有任何其他关于经济自由的规定。
B、宪法第13条中, 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不过, 没有关于财产权的补充条款的详细规定, 且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还不够完善, 征用补偿在没有详细的规定下的实际运用中有许多困难。根据《国家赔偿法》, 国家只赔偿直接损失, 不赔偿间接损失, 且有关征收补偿的标准很低, 因此, 包括《国家赔偿法》在内的保障公民财产权的法律还有待完善。
C、我国现行宪法没有居住与迁移自由、移居国外和选择国籍的自由以及职业选择自由等相关规定, 然而, 香港和澳门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明确规定了迁移自由, 这是对大陆公民的不公正。
D、在宪法中没有明确财产权与所有制的关系。
E、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部分没有“财产权”的相关规定。
F、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相比, 在司法程序上可能出现错误。在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国家, 不论财产是否是非法的, 个人、组织、国家都不得侵犯, 一切非法财产的处罚都要在司法判决后才能够执行。而如果只保护合法财产, 但没有对非法财产的限时保护, 就会出现以非法财产为名的肆意侵犯, 结果在之后经过司法检查发现此“非法财产”为合法财产, 这样就会造成公民合法财产的无辜侵犯现象。可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财产保护的司法程序上更加成熟, 不会出现错误侵犯行为。
五、具体条款的修改意见
A、在宪法第13条后作为第14条, 规定:a、凡是以公共权益为目的的财富都属于公共财产, 其具体范围另行明确规定:此外的权益, 皆可成为私有财产的保障对象。 (人民财产所有权之行使, 在不妨碍公共利益植范围内, 受法律保障 (9) ) 。b、政府对公有财产需严格依法进行保护, 并不得违反, 这样就可以保障公民的财产不会被未经过司法程序而以非法财产为由而侵犯。
B、在宪法13条中增加内容, 规定:国家可以依照法律对私有财产予以征用或征收, 但是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a、国家征用或征收私有财产时, 需依照征收或征用实施前已有法律确定的标准进行适当补偿:如果之前没有相关法律补偿标准, 需要按照同期市场价格进行完全补偿。 (人民之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 但因公益上之必要, 得以相当价格征收之 (10) ) 。b、国家征用或征收的私有财产如果是生活必需品, 应当给予被征收者能继续保持其原有正常生活水平的完全的补偿。其具体标准法律另行规定。c、如果被征用或征收的私有财产在完成其特殊目的后能够恢复原状, 可以由该财产所有者依照物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选择是否收回, 但收回行为不影响其获得相应补偿的权利。
这是对目前宪法中欠缺的补偿条款的修补, 并且能够做到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相同情况相同处理, 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最终能够比较充分地实现人类利益最大化。
六、结语
完善社会主义宪法的财产权保障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但这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先进的社会要有先进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 而只有建立完善的私人财产的保障, 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人权法治”。宪政事业, 宪法的修正不会停止。
摘要：对个人财产权的保障促进了西方国家宪法体系和宪政制度的完善。在当代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完善过程中, 对个人财产权的保障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自由与财产权的保障二者密不可分, 共同推动中国现有经济体制的发展。但是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如今, 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部分则没有“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相关规定, 这是极不利于现行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 所以修宪是必要的。
关键词：财产权,经济自由,保障,修改宪法
注释
11郑贤君主编.宪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98.
22 季卫东.宪政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230.
33 夏泽祥主编.宪法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1:121.
44 法国<人权与民权宣言>.
551946年<日本国宪法>.
661947年<意大利共和国宪法>.
77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881987年<大韩民国宪法>.
99 张知本.宪法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4: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