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执行

财产执行（通用11篇）

财产执行 篇1

2013 年开始实施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 试行) 》将刑罚执行监督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赋予了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刑罚执行监督的职责, 特别是对财产刑执行监督作出了明确规定。刑罚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的重要方面, 此项职责由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负责而财产刑执行监督是刑诉法修改后赋予检察机关的新增职责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财产刑执行监督相关机制研究以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一、财产刑的概念和特征

财产刑是指以剥夺犯罪行为人的财产为内容的刑罚方法, 它是各国刑罚体系中重要的刑种之一。从字面意义理解, 财产刑包含两个基本因素: 财产和刑罚, 因此推导出财产刑的三个本质特征: 财严刑首先是一种刑罚方法, 它具有刑罚所共有的本质属性和外部特征。这是财产刑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财产刑作为一种刑罚方法, 只能对犯罪人适用。刑罚与犯罪是彼此对应的一对范畴, 没有犯罪也就没有刑罚, 正如刑法学家哈特所言:“将利罚限于罪犯是构成刑罚之正当目的任何原理 ( 报疲或者功利) 的无条件的结果。”任何人其行为只要没有触犯刑律构成犯罪, 便不能对其科以刑罚措施。当然也包括不能适用财产利。二是财产: 刑作为一种刑罚方法, 只有法院有权适用。根据现代宪政理论。司法独立是国家文明、民主、进步的重要内容和标志。自由刑和生命刑都是以人身权利为基础的, 一旦被剥夺, 那么在一定时期内的自由甚至生命就不复存在, 所以这两种刑罚在适用时是相互排斥的, 二者难以相容。相比之下, 财产刑以剥夺财产权益为内容, 财产权独立于人身权, 因而具有附加适用的可能三是财产刑以剥夺财产为内容。财产刑中财产的可分割性以可计量性为基础。例如, 在罚金刑中, 以数额的大小决定刑罚的轻重, 而在没收财产刑中, 可以采取部分没收或全部没收的方式适应轻重不同的情况。这种可计量性使得裁判中法官可以根据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和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程度, 对可被计量的财产进行量化分割, 达到准确适用刑罚、实现罪刑均衡的目的。

在我国刑法中, 罚金刑与没收财产刑均是作为附加刑予以规定的。财产刑的这种可附加性, 可以使对犯罪分子的惩罚更加具有针对性, 充分发挥各个刑种的优势。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 财产刑是刑罚手段, 法定性是其最为重要的特征。财产刑的适用必须严格依照立法的规定。具体而言, 对于《刑法》总则没有规定的财产刑类型, 就不能适用; 在针对某种具体犯罪适用财产刑时, 必须遵照《刑法》分则的规定, 《刑法》分则没有规定的财产刑不能适用。

二、财产执行监督的概念

财产刑执行监督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赋予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新职责、新业务, 星城院积极主动探索开展此项工作, 加强与人民法院沟通协调, 获取财产刑监督信息, 扩宽监督渠道; 同时充分发挥在监狱检察工作中的优势, 在审查减刑、假释案件时注重审查是否履行财产刑, 对自觉履行财产刑的视为具有认罪悔罪表现, 从宽掌握; 对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的, 从严掌握; 对审查中发现的财产刑执行监督线索及时采取监督措施。

我国法律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进行检察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65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 条规定、第19 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定 ( 试行) 》第633 条规定、第658 条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执行的检察监督, 既包括对罚金刑执行的监督, 也包括对执行没收非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活动的监督。

在财产刑执行中, 被执行人的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权一样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美国当代著名法理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指出: “不能认真对待权利就不能认真对待法律。”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法律关系中, 执行机关和监管机关担负着管理、教育、改造职责, 必然依靠强大的国家权力和暴力工具, 借助一定的强制手段, 其具有明显的强势地位, 这虽然有利于保障执行权的实现, 也容易出现滥用执行权, 侵犯被执行人、被监管人合法权益的现象, 也容易给权力寻租带来机会。因此, 加强财产刑执行监督, 有利于防止刑罚执行权的滥用, 杜绝执行过程中不该执行而执行、随意确定执行标的和对象等违法执行问题, 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对执行罚金刑检察的主要内容: ( 一) 罚金是否为判决、裁定生效后执行; ( 二) 在判决规定的期限内是否执行一次或者分期缴纳, 罚金是否按规定上缴国库; ( 三) 对于期满无故不缴纳或者未足额缴纳的, 是否进行强制缴纳工作。 ( 四) 经强制缴纳仍不能全部缴纳的, 是否继续追缴。 ( 五) 对因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罚金确有困难, 符合法定减免条件的, 是否执行减免; ( 六) 发生行政机关对被告人就同一事实已经处以罚款的, 罚金是否折抵扣除行政处罚已执行的部分; ( 七) 其他。

执行没收财产刑检察的主要内容: ( 一) 没收财产是否判决、裁定生效后执行; ( 二) 是否为犯罪违法所得或涉案财物; ( 三) 是否按规定及时上缴国库; ( 四) 是否存在执行不当, 有属于返还被害人或被害单位的; ( 五) 执行涉案财物拍卖、变卖的, 是否符合规定; ( 六) 其他。

三、财产执行监督的方法与策略

( 一) 提高对财产刑执行工作的重视

由于传统刑罚观念中重自由刑轻财产刑, 司法实践中, 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作出罚金、没收财产的执行情况不到位, 也不规范, 特别是对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生效裁判, 受传统“打了不罚, 罚了不打”思想的束缚, 执行效果不理想。为此, 检法两院要以检察机关新增的财产刑执行监督职能为契机, 提高对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 提高司法裁判的公信力。

( 二) 加强信息沟通和联系

刑事执行监督部门充分利用监内、监外执行人员的信息资源, 通过谈话教育, 了解和掌握服刑人员其财产刑执行情况以及人民法院的执行情况, 加强与人民法院及其他执行机关的协调配合, 梳理出财产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根据梳理出的问题两院共同商讨解决, 建立财产刑执行监督机制, 确保生效裁判得到有效执行。多形式督促罪犯主动履行财产刑。选择可能有履行能力的罪犯, 走访其家庭, 通过释法说理让其接受并认同财产刑必须履行的意识。在假释人员中发放权利义务告知书, 增加有关财产刑执行的义务条款, 重塑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性, 强化服刑人员积极履行法律义务的意识。

( 三) 正确处理监督与配合的关系

检察院监所部门要依法大胆开展监督工作, 发现人民法院有依法应当执行而不执行, 执行不当, 罚没的财物未及时上缴国库等违法情形的, 要促进工作的良好发展的角度依法提出纠正意见。法院执行局要理解和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 树立通过监督推进工作深入开展, 共同提升财产刑执行效果, 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

( 四) 积极与监狱沟通协调

该院在收押、出狱检察时掌握判处财产刑的人数、种类、执行情况、执行机关等详细信息。在罪犯面临减刑、假释时, 督促罪犯主动履行财产刑, 以表明自己“认罪悔罪”的态度, 争取减刑、假释的机会。同时, 开展罪犯自觉履行财产刑即履行刑事裁判所有义务的专题教育, 消除罪犯产生“花钱买刑”的错误认识。当罪犯因羁押在监狱出现履行障碍时, 该院及时与监狱沟通协调, 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为其提供方便。

参考文献

[1]黄忠顺.论司法机关在财产刑执行中的角色分担[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4 (01) .

[2]黄风.论“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罚的废止——以追缴犯罪资产的国际合作为视角[J].法商研究, 2014 (01) .

[3]许文辉, 林琳.财产刑执行监督现状与机制构建——基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的实践[J].中国检察官, 2013 (23) .

[4]尚爱国.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研究[J].人民检察, 2013 (18) .

[5]熊谋林.我国罚金刑司法再认识——基于跨国比较的追踪研究 (1945-2011) [J].清华法学, 2013 (05) .

[6]王春福.我国财产刑执行的完善[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9 (06) .

财产执行 篇2

对离婚财产如何强制执行

如果由法院判决或调解的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拒绝给付应给对方的财物时，经审查如果原判决或调解正确，可通过当事人所在单位或村组协助对其进行教育，批评其抗拒执行的错误行为，促其自觉执行。经过耐心教育，仍拒不执行时，法院可邀请当事人所在单位或村组派人亲自到当地强制执行，原物尚在将原的交给对方便可;如原物已被变卖、损毁或转移，在照顾当事人生产和生活的条件下，可以考虑折价抵偿，也可以通过当事人所在单位或村组从工资或其他收入中扣除。

财产刑执行监督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财产刑 执行监督 监所检察

一、海淀法院财产刑执行情况的调查分析

（一）海淀法院近三年财产刑的执行情况

海淀法院财产刑执行部门并不统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执行局并不负责对财产刑的执行工作，而是由刑事审判庭负责财产刑的执行工作。2010年至2012年三年间，海淀法院实际立案执行的案件数量为8693件，涉案执行标的近10672.32万元，而这三年的执行率分别为：2.76%、7.02%、7.86%，在财产刑执行方式方面，海淀法院财产刑案件以罪犯自动履行为主，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较少，有很多案件因被告人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结案。

（二）海淀法院财产刑执行情况的综合分析

根据相关司法统计数据显示，海淀法院财产刑执行情况不是十分理想，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在于财产刑执行部门不够统一，刑事审判庭在大多数情况下负责财产刑执行工作，但刑事审判庭由于本身的审判工作量较大而通常对财产刑执行工作不够重视，执行效率与执行力度偏低。第二，被执行人客观履行能力低，由于被执行人大多为来京务工人员，无稳定的收入渠道，多数被执行人已经被判刑罚送往监狱服刑，失去了收入来源，扣留提取收效甚微；同时，犯罪分子的财产情况难以查明，罪犯多在监狱服刑，提供财产线索的主动性非常有限，而被害人与罪犯多素不相识，无法提供有效的财产线索，执行阶段的调查工作面临困难。这些因素直接造成了财产刑实际执行率较低，在近三年间执行率从未超过百分之八。第三，财产刑执行的方式比较被动，罪犯履行财产刑的自觉性直接影响着财产刑执行的难易程度，同时，罪犯的个人财产状况对财产刑执行影响很大。第四，由于被判处财产刑的罪犯户籍所在地多为外地，海淀法院经常需要委托外地法院执行，而在司法实践中的情况常为，海淀法院对外地法院发出委托执行函后只要外地法院收到该委托执行函，海淀法院即对该案作执行完毕处理，但实际情况是外地法院往往执行不力。

二、财产刑执行监督工作存在的问题分析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财产刑包括：罚金刑、没收财产刑以及执行生效判决、裁定中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其中罚金刑是指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适用范围限于现金，执行方式包括指定期限内分期或一次缴纳、强制缴纳、随时追缴、罚金减免等。没收财产刑是指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没收财产的范围是犯罪分子的合法财产，并且必须是其个人所有的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等私人所有财产，一般应当立即执行。而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是指：没收犯罪分子因实施犯罪活动而取得的一切财物以及与犯罪有关的款物、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以及违禁品。

《刑事诉讼法》第26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3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执行刑事判决、裁定的活动实行监督。对刑事判决、裁定执行活动的监督由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负责。”第65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执行罚金刑、没收财产刑以及执行生效判决、裁定中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活动实行监督，发现人民法院有依法应当执行而不执行，执行不当，罚没的财物未及时上缴国库，或者执行活动中其他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由于财产刑在刑罚地位上属于附加刑，财产刑的执行是刑罚执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检察机关对财产刑执行进行监督并不存在任何法理上的障碍，但是在未来的工作中，检察机关在对财产刑执行进行监督时可能遇到一系列问题，主要问题如下：

（一）财产刑执行机构在司法实践中仍不明确

目前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均规定由第一审人民法院负责执行财产刑，但对财产刑具体由法院中的哪一个部门执行未作进一步的明确，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财产刑由第一审人民法院负责裁判执行的机构执行。”因此从法律层面来讲，法院内部负责财产刑执行的机构被明确指定为执行局。但从调研的情况来看，目前仍然有部分法院存在执行局不愿执行财产刑，只能由刑庭负责执行财产刑的问题。实际上，财产刑执行由执行局统一负责是一种比较科学的工作安排，因为由执行局负责执行财产刑有利于实现审执分离，分权制约的要求，避免刑事审判庭既审判又执行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此外执行局是法院内部专门负责执行工作的部门，就执行工作而言，其在物质装备、人员配置以及执行经验等方面比刑庭更具优势。而部分地方的执行局因为财产刑执行难度大，实际执行到位率低等原因不愿进行财产刑执行，并将财产刑执行这项工作推给刑庭完成。这就造成了财产刑执行机构的不明确，在未来人民检察院进行财产刑执行监督时，法院内部容易产生部门间互相进行推诿，工作职责模糊，执行管理随意性大等问题，使财产刑执行监督工作变得难度更大

（二）财产刑执行过程中，检察机关难以获得相关信息，监督难度较大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法院既是财产刑的审判机关，又是执行机关，由于审执合一等多方面原因，法院没有将财产刑的执行活动情况及时反馈给检察机关的义务。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获知财产刑执行情况的相关程序规则，并赋予检察机关对财产刑执行的调查、取证权利，这就使得检察机关无从掌握财产刑执行的相关信息，即使财产刑执行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只要没有他人的检举、举报，检察机关无法主动实施监督。

（三）财产刑执行过程中，检察机关缺乏必要监督手段和监督措施，在进行监督时比较乏力

法律没有规定对被告人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的权力归属，检察机关一般情况下不会主动去调查被告人财产状况，无从获知罪犯的经济状况，也无法判断其履行财产刑的能力。在罪犯借口没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判决或变更判决结果时，检察机关即使想要主动进行监督，也无从着手。又例如：法院相应执行部门如何查明被执行人的个人财产或者其在共同共有、按份共有中的财产，是一项非常繁杂而艰巨的工作，对法院相应执行部门在此过程中是否存在消极应付、不作为的行为，由于检察机关一般无法进行调查取证，因此很难进行有效监督。同时，对于户籍所在地为外地被判处财产刑的罪犯，当地法院往往委托外地法院执行，但对被委托执行的外地法院进行的财产刑执行工作进行监督，究竟应该是由当地的检察机关还是外地的检察机关进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也形成了财产刑执行监督的空白区。此外检察机关发现财产刑执行中存在问题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仅规定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没有赋予检察机关采取更多的法律措施的权力，也没有规定法院不予纠正时的法律后果。对于检察机关发现罪犯在履行财产刑时存在的违法行为，可以采取何种法律措施的问题，法律更是没有规定。

（四）检察机关中监所监察部门进行财产刑执行监督具有一定的现实困难

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3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执行刑事判决、裁定的活动实行监督。对刑事判决、裁定执行活动的监督由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负责。”第65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执行罚金刑、没收财产刑以及执行生效判决、裁定中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活动实行监督，发现人民法院有依法应当执行而不执行，执行不当，罚没的财物未及时上缴国库，或者执行活动中其他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由于财产刑执行属于刑罚执行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规定，财产刑执行监督工作在检察机关内部由监所检察部门负责。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每年人民法院判处的刑事案件中涉及到财产刑执行的案件数量都比较大，而监所检察部门在内部人员配置上长期以来存在着人员数量较少，同时人员的整体年龄偏大的问题。监所检察部门在未来需要以较少的人员配置完成好财产刑执行监督这项全新并且工作量较大的工作，必将遭受到重重现实困难的考验。

三、完善财产刑执行监督的具体方案

（一）规范财产刑执行监督的工作程序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财产刑执行由法院作出判决后自行负责执行，财产刑执行的启动及执行结果都由法院自行掌握。除了与监禁刑并处的财产刑能见到执行通知书副本外，检察机关一般无法接触到关于财产刑执行情况的相关法律文书。因此，应当在法院和检察院之间建立财产刑执行法律文件的移送备案制度，法院在判决后应将包括单处财产刑在内的执行通知书副本连同刑事判决书副本及时交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备案，同时，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在收到刑事判决书后，也应当及时将涉及财产刑的执行内容告知监所检察部门。监所检察部门在收到判决后，启动财产刑执行监督程序，将财产刑执行情况纳入日常监督范围，并根据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建立台帐。对判决确定的财产刑执行方式、执行时间、执行进度进行全程跟踪监督及督促。在财产刑执行完毕后，执行机构应及时将执行结案通知书送达监所检察部门备案，而当执行的过程中发生一些比较重要的情况，比如由于被执行人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有困难，可能需要减免财产刑数额的，也应及时将罪犯本人、亲属或者犯罪单位向法院提交的书面申请、相应证明材料等相关法律文书副本交监所检察部门。监所检察部门还应对法院作出的中止执行裁定和终结执行裁定进行审查，对裁定书及相应可证实确实应中止执行或终结执行的证据存档，并对中止执行的原因消除后，法院是否恢复执行；终结执行后，发现被执行人有隐匿、转移财产情形的，法院是否进行追缴进行监督。而按照现行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罚金的执行时限应当在判决书中判定，同时判决指定的期限应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第二日起最长不超过三个月，而没收财产应在判决生效后立即执行，这两种财产刑都是有执行时限的，因此监所检察部门在未来的财产刑执行监督工作中应根据法院移交的法律文书掌握执行时限，对于超过执行时限未予执行的行为，应提出纠正意见。

（二）加强与控告申诉部门的工作协作，丰富财产刑执行监督线索

监所检察部门在进行财产刑执行监督时应加强与检察机关内部控告申诉部门的工作协作。检察机关控告申诉部门对于发现案件的线索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财产刑执行监督工作中，监所检察部门应通过与控告申诉部门的工作协作发现审判机关以及执行机构在财产刑执行时的违法以及其他不当的行为。同时，监所检察部门在日常工作中也应使被执行人及相关权利人了解在财产刑执行方面的控告申诉权利，当被执行人或相关权利人发现财产刑执行中存在违法行为就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控告申诉部门在接受申诉后应及时通知监所检察部门，监所检察部门若发现执行机关存在违法行为，就可以展开调查从而进行财产刑执行监督工作。同时，当其他人员检举、举报罪犯在履行财产刑时存在违法行为的，如罪犯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扣押、冻结财产情节严重的行为的，监所检察部门在接受申诉并调查核实后应当向法院提出建议，要求法院采取必要的措施使罪犯正确履行财产刑判决。

（三）丰富财产刑执行监督的方式和手段

浅析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 篇4

与其他大多以保障债权人利益、实现生效判决为目的的民事执行制度不同, 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立足于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从字面意上看, “豁”具有舍弃、付出代价的意思, “免”则取去掉、除掉之意, 豁免即免除。民事执行财产豁免, 即在民事强制执行过程中, 基于保护被执行人基本权利而设置的, 规定被执行人特定财产免予强制执行的制度, 申请执行人债权的实现因法定事由被暂时阻却, 被执行人的特定财产和收入被准予免于执行。 (1)

纵观世界各国立法, 对执行财产豁免制度有不同的表达:美国称“免除财产” (Exempt Property) , 英国法律规定为“不能扣押的财产”, 在日本, 执行豁免财产被称为“不能执行的财产”。虽然称谓各异, 但其本质上都包含通过让度申请执行人利益以保障被执行人基本权利的意义, 概括面言, 均包括以下内涵:一是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前提;二是遵循特定的目的, 即当被执行人最基本的生存受到威胁时保护其基本权利;三是存在于执行过程之中, 与执行程序开始、终结时间相一致;四是对执行财产有所限制, 满足被执行人基本生活所需的财产和收入是不能被划定为强制执行的范围;五是执行豁免中的财产应当属于被执行人所有, 并经过法官自由裁量而最终确定。 (2)

准确理解民事执行财产豁免的内涵, 还须区分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和债务减免。民事执行财产豁免是民事强制执行的前提, 不存在民事执行豁免范围内的财产才可作为强制执行的对象, 民事执行财产豁免的客体独立于强制执行客体之外, 两者共同构成了被执行人的全部财产。因此, 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完全不同于债务减免, 它并不包含于执行客体中, 不会导致债务减少或危及债权人的债权总额。

二、民事执行财产豁免的价值

(一) 赋予民事强制执行人权理念

民事强制执行制度设立之初是从债权实现角度出发, 主要体现强制性。伴随现代法治的进步与发展, 对物的限制执行逐渐替代了对物的完全执行, 人权价值不断与法治精神相契合, 以人为本不仅表现为法治口号, 更体现在立法实践中。任何规范的制定都不允许以剥夺基本人权为代价, 即便对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债务人亦是如此。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正顺应了法律理念从价值偏向走向利益平衡的趋势, 为刚性的强制执行制度注入了柔性的人性的理念, 是对处于权利保障边缘的债务人人权的尊重。

(二) 保障社会秩序持续有序

法院判决通过确立双方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恢复处于不安状态的社会关系, 这仅是暂时恢复社会有序的状态, 对于秩序的长久稳定还需要强制执行的支持。债务人不履行义务导致债权人利益受损, 而运用强制执行措施促使义务履行, 正是秩序作为一种价值追求的体现。倘若执行片面强调债权人利益而将债务人的基本权利置之不理, 反而会孳生和引发更大的无序。因此, 民事强制执行应当包含适当的财产豁免, 以平衡强制执行过度带来的负面效果, 抑制法律的片面和专横, 达到对秩序的长远追求。

(三) 利于增强民事主体的风险防范意识

执行的完成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二是法院依法积极采取执行措施, 实现债权。法院的执行是有条件的执行, 对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与无履行能力而履行不能应该区别对待, 当被执行人不具备履行能力这一条件时, 只能中止执行。任何民事主体, 都应当对可能发生的诉讼和执行存有忧患意识, 理智认识风险, 减少对法院职能的盲目夸大和依赖。民事执行豁免制度正是为民事主体敲响了警钟, 使其增强防患于未燃的风险意识。

三、我国现行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分析

(一) 我国关于民事执行豁免制度的立法现状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和244条 (3) 明确规定了民事执行财产豁免, 相关司法解释以及行政法规、政策性文件,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具体案件的答复中也有所涵盖。归纳起来, 我国在立法中仅涉及到民事执行豁免财产部分的内容, 包括对自然人财产的民事执行豁免和法人财产的民事执行豁免。

1. 对自然人的民事执行财产豁免

对自然人的执行豁免财产可大致总结为以下几类:

(1) 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以及生活必需品, 包括必需的衣服、家具、炊具、餐具;在一定期间内所需的食物、燃料等必需品;完成义务教育所必需的物品;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用于身体缺陷所必需的辅助工具、医疗物品等。

(2) 具有专属性和特定精神内容的财产, 包括被执行人所得的勋章及其他荣誉表彰的物品以及未公开的发明或者未发表的著作。

(3) 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

2. 对法人的民事执行财产豁免

我国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执行财产豁免规定的内容较为散乱, 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类:

(1) 为保护第三人合法利益而适用的民事执行财产豁免, 包括:征用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 住房公积金、职工建房集资款,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社会保险基金及社会基本保障资金, 股民保证金, 以及企业工会经费。

(2) 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需要而设立的, 包括: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备付金和营业场所、运输工具等, 军费和国防科研试制费, 基于国防保障之需理应豁免, 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国家机关行使管理职能不可缺少的财物和预算内行政经费, 学校、医院、供水、供电、供暖、铁路、交通、广播传媒等为完成公益事业正在使用的或不可缺少的设施或财产, 但清偿以该物担保的债权时除外, 粮棉油收购专项资金, 用证开证保证金、证券经营机构清算账户资金、证券期货交易保证金、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二) 我国现行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的不足

1. 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尚未形成体系化规范

1991年施行的《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民事执行豁免原则, 直至200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 (以下简称《查封规定》) 以及《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 》等才对执行财产豁免制度有所细化, 其中, 有关民事执行财产豁免的规定也不乏散见于其他一些行政法规、政策性文件和最高院针对具体案件的答复中。我国至今仍未出台独立的“强制执行法”, 更没有对执行豁免相关制度的系统规定, 现行民事执行豁免立法相对散乱, 并且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的相关规定仍不够明确, 并表现出凌乱、模糊, 给实际操作带来诸多不便。

2. 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尚未形成明确的主体范围

《民事诉讼法》仅对自然人规定了民事执行财产豁免, 其后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个案如何执行的请示或报告作出的批复或答复中, 扩大了民事执行财产豁免的主体, 使得该主体从自然人扩展到法人和其他组织, 然而, 民事执行豁免主体的范围并未因此明确:一方面, 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外延并不清晰;另一方面, 当被执行人是法人或是其他组织时, 执行期间若发生债权债务主体变更事由如何确定民事执行财产豁免主体并无定论。

3. 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客体范围难以界定

民事执行财产豁免中的客体范围是该制度的核心, 也是最重要的内容。然而, 我国现行立法仅保守规定执行豁免的临界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基本生活所需, 如此原则性的规定造成了豁免客体的范围难以界定, 给执行机构在贯彻实行执行财产豁免制度规定时制造了阻力。

4. 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缺乏程序保障

我国现行立法欠缺对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的程序规定, 造成被执行人在寻求行使权利途径时无章可循, 在权利被侵害时缺少基本的补救措施及救济准则。

四、我国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的立法完善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我国现行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规定过于琐碎单薄, 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和有效性。然而, 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的构建并不是对几个法律条文的简单修改, 而应立足于全方位、多层次地推进, 并最终会落实到制度本身的合理构建上来。 (4)

(一) 明确的民事执行财产豁免主体

民事执行财产豁免主体也称为民事执行豁免权人, 包括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的家属。

1. 被执行人

被执行人原则上为生效法律文书上所记载的债务人, 但是, 当执行依据确定之后仍可能出现债权债务主体变更的情况, 这就需要被执行人的权利义务继受人来承担此债务, 同时也获得了被执行人所有的执行财产豁免申请权。被执行人的继受人主要包括遗产继承人、名称变更后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法人或其他组织分立、合并后变更新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等, 只要属于被执行人继受人的范围, 均可能因继受被执行人权利义务而成为被执行人。

2. 被执行人所扶养家属

此处的被执行人是针对自然人而言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没有“所抚养的家属”。婚姻法涉及的抚养关系包含两类:一类是法定的必然的扶养关系, 即配偶、父母、子女之间;另一类是以扶养人有扶养条件或先扶养事实为条件的扶养关系, 如兄弟姐妹、祖父母与孙子女之间。 (5) 前者理所当然应作为执行豁免权人, 后者应以被扶养人的生活能力为前提, 不具有当然性。

(二) 清晰的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客体

民事执行财产豁免的客体是该制度的核心, 关乎民事执行财产豁免的成立和发展。对其标准的设置必须以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为基础。一方面, 应避免标准过宽而导致法律权威减损、债权人债权落空;另一方面, 应避免标准过于狭窄而无法保护债务人的基本权利, 从而与该制度的设立初衷相违背;同时, 制定的标准还应尽量做到具体化, 与执行地的经济发展和生活风俗相适应。

1. 生活必需费用、生活必需品量化标准

通常情况下, 生活必需费用标准可按照以下原则和程序来界定:若当地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应以当地标准确定;如当地仅城市居民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而欠缺对农村地区的相关规定时, 可以从我国城乡居民差距以及经济发展现状出发, 参照城市居民标准对失地农民实行;同时, 应注意以“当地”和“当时”的实际情况为限。

生活必需品必须严格限定在一般水平之下。依《查封规定》第7条规定:对于超过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房屋和生活用品,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 在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最低生活标准所必需的居住房屋和普通生活必需品后, 予以执行。如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较为奢侈, 所用物品具有较高财富意义的, 不应视为生活必须品, 通地对这些非生活必需物品变现, 将所得一部分用于支持生活必要, 其余用于清偿债务。

2. 生产必需费用或必需品

法人的生与死通过破产法来规范, 我们无需赘述, 但是其他组织, 如合伙、个体户等, 通常以生产、加工设备来谋生, 这些都是与其生存权紧密相连的财物, 符合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设立的初衷。因此, 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客体的范围对于这类主体应扩大到生产必需费用或必需品, 以保障强制执行的社会效果。

3. 有关公序良俗的财物

我国现行民事执行财产豁免立法仅着眼于物质利益的保护, 而缺少对精神利益的保护。虽然被执行人所得的勋章及其他荣誉表彰等物品也被纳入豁免客体范围内, (6) 但保护仍不到位。在我国当前的一般风俗下, 如祭祀、礼拜、信仰所用基本物件, 祖传或婚姻纪念品等均具有较重要的精神价值, 但于民事执行立法上尚未得到明确保护。我国民事执行财产豁免的客体范围应不仅限于保护被执行人的物质权利、还应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

4. 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的界定

《查封规定》第6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 人民法院可以查封, 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但对住房是否为生活所必需的标准未作规定。笔者认为:当被执行人拥有两处及两处以上房产时, 法院应当认定其超出生活所需;当被执行人有且仅有一处住房且不存在其他可供执行财产时, 法院应当考虑是否超过生活所需, 其判定方法是, 结合当地建设部门公布的上年度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的60%和当地实际经济状况为参考标准。其中, “不超过当地人均住房面积60%”的标准应针对城镇最低收入家庭, “住宅”的标准应符合《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 (7)

(三) 具体的民事执行财产豁免申请程序

为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 避免权利滥用, 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应依申请作出, 其申请程序应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步骤:首先, 被执行人在强制执行措施影响到其基本生活生存状况时, 应向法院提出执行财产豁免申请, 说明豁免范围, 提交“财务状况声明”, 被执行人提出申请的时间限于执行程序开始后至执行程序终结前;其次, 法院应对被执行人的现实状况进行调查, 并作出是否准予豁免的决定和准予豁免的范围;再次, 对符合豁免条件的, 法院需向债权人送达“提交豁免请求通知书”, 并附债务人提交的申请书以及“财务状况声明”副本。 (8)

(四) 明确的民事执行财产豁免救济程序

“没有救济的权利非真正之权利”, 为防止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被滥用或未得到保障, 应赋予该制度以救济途径。执行措施侵犯本属于豁免范围的财产或执行措施扩大豁免财产的范围而侵害债权人利益时, 均属于执行行为不当, 应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异议”的规定 (9) 作为救济程序, 被执行人或申请执行人均可依该条款提出异议申请, 法院依法律规定的执行财产豁免客体范围进行审查, 依审查结果作出驳回裁定或撤销、更正裁定。

(五) 引入法官释明义务作为保障

“释明义务”或“释明权”是法官在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项职责, 是使原不明了者变为明了, 让当事人将自己不完备的陈述、声明、证据补充完备。 (10) 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在我国甚少被当事人知晓, 因此必须强调法院在强制执行程序中对执行财产豁免事由的释明义务, 在执行中对可能发生豁免事由时进行告知。当然, 释明并不是对被执行人的偏袒, 而是法院站在中立角度告知当事人应当享有之权利, 避免执行行为与法律相违背。释明义务在执行程序中的合理适用还有赖于法院执行人员普及执行豁免意识、提高业务素质, 从而为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的广泛、合理运用扫清障碍。

摘要：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是基于保护被执行人基本权利设置的一项执行措施, 它在人权价值不断与法治精神相契合的背景下产生, 是对处于权利保障边缘的债务人人权的尊重。我国目前虽对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进行一定的规范, 但因未能形成完备、系统的体系而缺乏可操作性, 完善的民事执行财产豁免制度应包括明确的主体、清晰的客体、具体的申请程序、适当的救济程序, 并引入法官的释明义务作为保障, 以形成一套完整的规范体系。

关键词：民事执行财产豁免,民事强制执行,执行异议

参考文献

[1]倪正茂.比较法学探析[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

[2]黄松有.强制执行法起草与论证 (第二册) [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

[3]丁巧仁.执行改革理论与实务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7.

[4]江必新.民事强制执行操作规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0.

[5]严军兴, 管晓峰.中外民事强制执行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财产刑刑事附带民事执行调研 篇5

按照省高院要求，2月份，我院开展了对全市法院财产刑和刑事附带民事执行工作的调研，现将调研情况归纳如下。

一、基本情况

1、罚金刑适用较多，执行到位率较低。通过统计全市

法院2008年以来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财产刑和刑事附带民事财产执行的案件数、执行数，发现人民法院在适用财产刑时较多适用罚金刑。如桃江县法院在 4年中，财产刑中罚金和没收财产的案件数分别为975件、8件，罚金刑占到了95%以上；中院和其他各基层法院罚金刑也在90%以上。而财产刑案件的执结率却相对较低，中院2010年执兑率仅为6.6%。

2、判决前预付的较多，判决后执行的较少。从我们调

查的情况来看，大多数法院能够执行到位的财产刑也是判决前预付的较多。但是在判决生效后，绝大部分罪犯已被投入监狱劳动改造，刑满释放后一般都外出谋生，法院对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状况不了解，犯罪分子或其亲属主动自愿缴纳的情况则很少，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到位的也很少。以桃江法院为例，2011年，桃江法院罚金刑中，共判处280件340万元，判前预缴数为250件220万元，而判后自动履行的仅为1件1万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事人判前主动缴纳是目前比较通行的一种做法，并且在基层人民法院已逐渐成为财产刑执行的主要方式。

3、调解结案率相对提高。我们发现在基层法院受理的刑事附带民事执行案件类型主要集中在抢劫、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犯罪上，民事赔偿到位与否，得到受害人谅解与否，可能对量刑会有一定影响，因此，大部分当事人愿意接受调解。以南县法院为例，2010、2011年刑事附带民事执行中全部以调解方式结案。

二、存在的问题

1、观念问题。一是不能“既赔人又赔钱”的观念，使犯罪人及其家属产生强烈的对抗情绪。二是司法机关长期以来“重主刑轻附加刑”的观念，使财产刑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2、片面追求结案率使大量财产刑案件未能进入执行程

序。从调研情况看，大量财产刑案件在判决后并未进入执行程序，法院既不对犯罪人的财产进行查找，也不对犯罪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有部分法院则采用变通的做法，建立财产刑执行备案制度，对所有判处财产刑的案件进行备案登记，若查实犯罪人有财产可供执行，则立案执行；若未能发现犯罪人有可供执行财产，则有关案件将不进入执行程序。

3、财产刑执行与否对自由刑的减免未能产生影响，使

罪犯及其家属丧失自动履行的动力。目前，财产刑是否得到全部执行，并未作为犯罪人是否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考量因素。财产刑的履行对于犯罪人及其家属而言只是意味着单纯的义务和财产的损失，完全不能带来任何可以预期的得益，这极大地挫伤了犯罪人及其家属履行财产刑的积极性。在被判处自由刑后，犯罪人及其家属不但极少配合法院主动

履行财产刑，而且往往千方百计地转移、隐匿财产，极大增加了法院执行的难度。据调研材料反映，判处自由刑后自动履行财产刑的案件占判处财产刑案件的比例远远低于判处自由刑前自动履行保证金以充抵财产刑的比例。

4、罪犯自身的经济条件致财产刑案件执行难。通过适用财产刑的案件的统计分析，发现对被告人适用财产刑和刑事附带民事执行的案件以抢劫、盗窃、故意伤害案居多，分析这些犯罪分子产生的犯罪原因，发现这些人要么因生活没有着落而实施犯罪，要么是好欲恶劳，为了贪图享受而实施负责，犯罪所得或被低价销赃、或被挥霍，到被缉拿归案时已所剩无几。因此，犯罪分子有主观上不想、不愿履行的因素，也有因自身的经济条件而不能履行的客观情况，这些都限制了人民法院对财产刑的有效执行。

三、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我院建议：

1、从立法上完善财产刑制度，并加强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沟通、协调机制。财产刑能不能执行，如何执行，直接载体是司法机关，尤其是人民法院。只有司法机关从认识上重视财产刑的执行，在侦查、起诉、审判等环节加强沟通协调，互相配合，才能使财产刑得以顺利地执行。

2、加大调解工作力度。法院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时应重视调解，努力促成当事人达成赔偿协议。此外，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阶段针对被害人提出的附带民事赔偿请求也应当进行有效调解，促成双方达成赔偿协议。

3、建立财产调查制度。针对被执行人转移财产以及难以查明财产的情况，首先，近期目标比较可行的做法就是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之间建立良好的衔接，如果当事人提出民事赔偿请求，则相关部门及时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避免当事人转移财产，这样就能减轻执行中的困难。其次，长远的目标就是建立个人信用数据库，把公民的信息都纳入到这个数据库中，这样有利于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及其转移情况，极大地减轻执行中的压力。

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路径探析 篇6

关键词：财产刑；执行监督；检察机关

财产刑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在刑罚执行监督中的重要内容，根据新刑诉法第256条、刑诉规则第65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执行罚金、没收财产刑以及执行生效判决、裁定中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活动实行监督，发现人民法院有依法应当执行而不执行，执行不当，罚没的财物不及时上缴国库，或者执行活动中有其他违法情况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当前财产刑执行监督工作主要由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负责，但在实际工作由于缺乏具体的监督操作程序，财产刑执行监督形同虚设。本文试图通过对财产刑执行监督相关机制研究以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一、财产刑监督的概念和法律依据

财产刑系以剥夺被告人部分或者全部财产为内容的罚总称，包括判处被告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罚金刑以及判处部分或者全部没收被告人个人财产的没收刑两大类，基于财产刑在抑制贪利型犯罪，剥夺被执行人再犯能力，替代短期自由刑填补公共利益损失等方面具有独特功能，我国现行刑法有200多个罪名设置财产刑，过半的刑法条文涉及财产刑适用问题。检察机关首先应当明确财产刑执行监督的监督对象，人民检察院对财产刑执行监督的重点应当是人民法院在执行罚金刑、没收财产刑以及执行生效判决、裁定中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活动，出现应当执行而不执行，执行不当，罚没的财产未及时上交国库，或者执行活动中其他违法情形，依法提出纠正意见。财产刑中财产的可分割性以可计量性为基础。例如，在罚金刑中，以数额的大小决定刑罚的轻重，而在没收财产刑中，可以采取部分没收或全部没收的方式适应轻重不同的情况。这种可计量性使得裁判中法官可以根据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和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程度，对可被计量的财产进行量化分割，达到准确适用刑罚、实现罪刑均衡的目的。

在我国刑法中，罚金刑与没收财产刑均是作为附加刑予以规定的。财产刑的这种可附加性，可以使对犯罪分子的惩罚更加具有针对性，充分发挥各个刑种的优势。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财产刑是刑罚手段，法定性是其最为重要的特征。财产刑的适用必须严格依照立法的规定。具体而言，对于《刑法》总则没有规定的财产刑类型，就不能适用；在针对某种具体犯罪适用财产刑时，必须遵照《刑法》分则的规定，《刑法》分则没有规定的财产刑不能适用。

我国法律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进行检察监督。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是指检察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对人民法院执行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6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1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有违法情况时，应当通知执行机关予以纠正。”《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定（试行）》第63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执行刑事判决、裁定的活动实行监督。对刑事判决、裁定执行活动的监督由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负责”。第65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执行罚金刑、没收财产刑以及执行生效判决、裁定中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活动实行监督，发现人民法院有依法应当执行而不执行，执行不当，罚没的财物未及时上缴国库，或者执行活动中其他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检察机关对法院执行的检察监督，既包括对罚金刑执行的监督，也包括对执行没收非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活动的监督。

二、检察机关对财产刑的应对不足

检察机关缺乏成熟的财产刑执行监督经验。《规则》第六百三十三条明确将刑事裁判执行监督权统一赋予了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当然也包括财产刑执行监督。正是由于长期以来财产刑执行监督工作基本上是检察监督的空白点，监所检察部门基本上没有开展过这一工作，因此实践中也缺乏成熟的监督经验。监所检察部门如何正确理解和履行好这一新的监督职能，就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财产刑执行缺乏统一规范，监督无可适从。财产刑执行监督权的基础是财产刑执行制度，只有当执行具有统一、规范的运行机制的时候，监督权的运行才有准确切入点。而目前关于财产刑执行，除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外，并没有制定统一的执行制度，各地法院在财产刑执行过程中对于执行的启动、时限、财产认定等问题的做法不一，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做法，财产刑执行监督缺乏依据。检察监督缺乏刚性手段。目前，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主要是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没有刚性的监督手段，监督效果不好。联系机制缺位。主要表现在法律文书送达不畅和缺乏工作联系制度，检察机关的监督既无法律文书又无可操作性强的工作制度。

三、财产执行监督的方法与策略

1.提高对财产刑执行工作的重视

由于传统刑罚观念中重自由刑轻财产刑，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作出罚金、没收财产的执行情况不到位，也不规范，特别是对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生效裁判，受传统“打了不罚，罚了不打”思想的束缚，执行效果不理想。为此，检法两院要以检察机关新增的财产刑执行监督职能为契机，提高对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提高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应整合原有监所检察部门，增加人员配置，成立新的统一的刑事执行检察监督部门来负责整个刑事执行的监督业务，从而也有利于财产刑执行监督及其他新业务的开展。当前，全国已有多地检察机关在机构设置上进行了相应调整。

2.法院和检察院之间建立财产刑执行法律文件的移送备案机制

法院在判决后应将包括单处财产刑在内的执行通知书副本连同刑事判决书副本及时交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备案。监所检察部门在收到判决后，启动财产刑执行监督程序，将财产刑执行情况纳入日常监督范围，并根据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建立台帐。台账应反映被判财产刑犯罪人基本情况、罪名、财产刑金额、缴纳方式、执行日期。对判决确定的财产刑执行方式、执行时间、执行进度进行全程跟踪监督及督促。在财产刑执行完毕后，执行机构应及时将执行结案通知书送达监所检察部门备案，而当执行的过程中发生一些比较重要的情况，比如可能需要减免财产刑数额的，也应及时将相关法律文书副本交监所检察部门。实践中有因被执行人亲属患重病，家里经济困难无法承担医药费的情况，检察院调查核实后，依法向法院提出对其免除财产刑的建议，法院最终采纳建议，并裁定终结执行。

3.将犯罪嫌疑人财产状况列为案件侦查内容，把履行能力确定为罚金刑的判罚依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必要赋予侦查机关调查犯罪嫌疑人财产状况的权力和义务。因为刑法规定，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除考量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犯罪情节外，还应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由于判断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必须以对其财产状况的调查情况为基础，而人民法院在审判中并不具备该调查职能，也不可能开展全面调查，审判实践中因被告人财产状况不明，决定罚金刑数额时很少考虑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对于判处没收财产的，由于法律未将被告人个人财产状况明确规定为判罚依据，在审判阶段未进行财产状况审查，对犯罪分子财产状况亦未在判决书中进行锁定，给执行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参考文献：

[1]李存国，任海新，徐思，陈治军.财产刑执行实证研究[J].人民检察，2014（07）.

[2]陈志伟.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以浙江省S县法院财产刑执行现状为视角[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3（10）.

[3]李秀娟.我国财产刑执行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国商界（下半月），2010（10）.

[4]黄永谦.顺位亦或错位——法院能否享有财产刑执行权[J].法制与社会，2008（08）.

[5]徐丽丽.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路径探析[J].法制与社会，2016（17）.

[6]赵留相.财产刑执行监督的实践与探索——以广西桂林市检察院为例[J].法制博览，2016（08）.

财产执行 篇7

一、各地法院现行做法

(一) 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在债权人利益和配偶利益面前, 《婚姻法解释二》中第24条价值取向明显偏向了保护债权人利益, 仅仅将两个严格的例外条件设为视为个人债务的情况, 而实践中债务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配偶利益的案例屡见不鲜, 如果严格遵循第二十四条司法解释所传达的立法精神, 那么非举债方的利益会受到不公平的损害。为了平衡价值天平, 各地亦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调和。浙江高院在《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负债的, 应认定为个人债务, 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 出借人能够证明负债所得的财产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的; (二) 夫妻另一方事后对债务予以追认的。对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负债的, 出借人可以援引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 要求夫妻共同承担债务清偿责任。援引表见代理规则要求夫妻共同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的出借人, 应对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承担证明责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该规范意见》一定程度上矫正了第24条倾斜的价值取向, 债权人负有表见代理的举证责任, 一定程度上存在败诉风险。

(二) 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

司法实践中, 基于各种原因, 当事人通常仅起诉夫妻举债一方, 生效裁判也只是确定由举债一方承担清偿责任。在日常经济生活中, 债权人往往并不清楚被执行人该笔债务的用途, 因此在其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会申请法院将其配偶追加为共同被执行人。相关法律法规并未提到能否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人。对此各地法院存在不同做法。北京法院明确不得裁定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 债权人可由其他程序解决, 因为不得追加, 因此执行机构也不能直接对债务性质进行判断;上海法院则设置了一定的条件, 执行机构在对债务性质进行判断后只有在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方可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浙江法院则认为执行机构有权判断执行依据确定的债务是否是属于共同债务, 但无需追加程序便可直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或者配偶一方名下财产。

二、从“执行难”问题推动立法完善

(一) 确立夫妻共同债务共同签字制度

《婚姻法》相关规定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保证双方的公正, 然而社会的发展让该类案件日趋复杂化, 比如出现债权人同债务人恶意串通意欲取得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倘若夫妻共同债权债务关系的确定能够成为要式法律行为, 使得债务性质更容易确定。

债权人对借贷关系掌握着主动权, 这也使得探索夫妻共同财产签字制度的起点可以从债权人开始, 即法律可赋予债权人要求债务方提供婚姻状况的权利并将配偶共同签字或有符合条件的授权作为将债务性质定性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充分条件, 若债务方无配偶或有意欺瞒则应特别注明双方约定性质为个人债务。如果债权人没有行使这种法律权利, 则仍适用目前《<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进行推定。而这种做法对于债权人和债务人而言都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夫妻共同签字制度的确立可以大大节省许多案件的办案成本, 而债权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本着审慎原则会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这一权利。

(二) 完善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相关救济程序

追加被执行人配偶的法理渊源在于夫妻对于共同债务的连带责任, 然而目前的制度困境是民事诉讼的辩论主义要求当事人要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辩论权利方能作出实体判决。而被追加的配偶并未公平地参加庭审并行使相关法定权利, 做出追加的裁定书中也未写明复议权和上诉权, 这使得被追加方的合法权益有可能得到损害。

因此, 如果在立案或者审判阶段法官充分释明后债权人明确放弃追加权利的, 执行阶段便不得启动追加程序。其次, 执行阶段的追加始终需要立法来加以确认, 如果能够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来确定追加被执行人的条件、范围和程序, 那么各地执行追加的标准就能够得到统一。最后, 应当从立法上保障被追加配偶的司法救济权利。保障复议权利是在追加裁定错误的情况下的补救, 因为追加裁定使被追加的被执行人未经质证辩论便承担原法律文书的义务, 这种裁定应当得到上级法院监督。

摘要：执行司法实践中, 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存在着诸多隐蔽且难以界定的问题, 各地法院不同的做法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激烈的讨论,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执行夫妻共同财产现状, 指出相关立法应当完善之处。

关键词：执行难,夫妻共同财产,立法完善

参考文献

[1]戴妮.论我国夫妻共同财产认定[J].法制博览, 2016, 2 (上) :238.

浅析财产刑执行中检察监督的完善 篇8

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对刑罚执行的监督是其应当履行的重要职责之一, 《人民检察刑事诉讼规则》中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执行刑事判决、裁定的活动实行监督, 保障刑事判决、裁定的正确执行”, “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对判处罚金、没收财产的罪犯没有依法予以执行、或者执行不当、或者罚没的财产未及时上缴国库的, 应当及时通知纠正。”司法实践中,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 并没有对生效的判决、裁定中确定的财产刑的执行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当前随着财产刑适用的增多, 财产刑执行难、执行监督不到位的问题, 逐渐引起理论界与司法实务部门的重视, 也迫切要求检察机关加强对财产刑执行的检察监督。

二、当前财产刑执行中检察监督存在的问题

(一) 财产刑执行中检察监督的重视不够

长期以来, 由于受传统的重自由刑、生命刑, 轻财产刑的刑罚观念影响, 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监督方面主要集中在对自由刑和生命刑的执行监督上, 而对于其它方面的刑罚执行监督如财产刑执行监督的重视不够、认识不足, 导致了财产刑执行监督在整个检察监督体系中, 长期处于被忽视和埋没的地位。

(二) 财产刑执行中检察监督的法律规定尚不完备

《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 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虽然规定了一般性要求, 但刑诉法的这一规定还远远不够, 对于有关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更好地便于操作, 还需要有关立法或司法解释作出更为科学合理的规定来加以明确和细化。

(三) 财产刑执行中检察监督的措施和手段有限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体制的限制, 人民法院作为财产刑的审判主体和执行主体, 在财产刑的判处和执行上具有较大的主动权和随意性, 而现行法律法规既没有规定检察机关获知法院在财产刑执行情况的相关程序, 也没有赋予其相应的调查取证权, 因此, 检察机关对法院在财产刑执行活动情况和被告人的经济状况、履行能力的信息都没有掌握, 无法介入也不会主动介入, 财产刑执行与执行中法律监督相脱节, 在财产刑执行中的监督缺乏措施和手段。

三、财产刑执行中检察监督的对策及方法

在对财产刑执行进行监督的过程中, 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发挥检察监督职能, 积极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督方法和途径, 加强对财产刑执行的法律监督。

(一) 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高度重视财产刑执行的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刑罚执行监督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监督职责, 加强对财产刑执行的法律监督, 应成为检察机关强化监督工作的重要环节, 也是检察机关践行“强化法律监督, 维护公平正义”这一主题的重要体现。

(二) 要主动加强与法院的沟通联系, 保障财产刑执行的信息畅通

基于目前法律法规的局限性, 检察机关获取财产刑执行信息与加强检察监督工作严重不对称, 当前, 检察机关应以修改后刑诉法为契机, 主动与该法院加强协商沟通, 共同探索建立健全相关协作机制, 努力做到“在监督中配合、在配合中监督”, 促使财产刑执行工作规范进行, 促进财产刑执行监督有效开展。

(三) 要积极探索完善财产刑监督的配套制度建设

一是建立财产刑执行法律文书移交备案制度。判决后法院应将关于财产刑的执行通知文书副本连同判决书副本, 以及执行完结后的执结通知书及时交检察机关备案, 执行过程中如发生执行变更, 应将相关文书材料及时交检察机关备案。二是建立财产刑执行变更裁定制度。从程序上赋予执行法律关系中各方主体相应的权利, 如, 规定出现可能影响原财产刑执行的情形时, 被执行人有权提请执行变更, 启动变更裁定程序, 检察机关也可以监督者的身份主动介入, 从而启动变更裁定程序。三是完善控告申诉处理机制。被执行人认为审判机关及其执行机构违反法律规定侵犯其合法权益时, 可向检察机关控告申诉, 检察机关应开展调查处理, 对涉及违法违纪行为的, 应按照规定及时转交有关机关和部门处理, 并及时答复控告申诉人;其他人员检举、举报罪犯在履行财产刑时存在违法行为的, 检察机关应向法院提出建议, 要求法院采取必要的措施, 确保财产刑的正确执行。

四、结束语

检察机关通过加强对财产刑执行的检察监督, 能够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财产刑执行工作, 促进审判机关财产刑执行工作的透明化、规范化, 这对于保障刑事裁判的正确执行, 增强司法机关公信力,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意义。

摘要：长期以来, 在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中, 就如何加强对财产刑执行的法律监督的研究和探索不够深入, 财产刑执行监督在很多地方成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盲区, 财产刑执行难、监督不到位也影响了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本文就当前财产刑执行中检察监督存在的一些问题, 并阐述了如何加强财产刑执行的检察监督提出对策和方法, 以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

参考文献

[1]张雪妲.财产刑执行监督不应成为监督盲区[N].检察日报, 2004-3-15.第三版.

[2]邱景辉.关于罚金刑执行若干问题的思考[N].检察日报, 2003-7-18.第三版.

财产执行 篇9

一、建立财产刑执行检察人员能力提升和保障机制

一是保障人才投入。目前, 监所检察部门工作任务繁重, 人手短缺, 面对新增财产刑执行监督业务经验不足, 各基层人民检察院应当增加政法编制, 配齐配强负责财产刑执行监督的刑事执行检察队伍力量, 以适应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工作的需要。二是转变执法理念。加强对刑事执行检察人员思想教育, 强化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工作的严肃性, 推进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三是提高人员素质。做好财产刑执行监督业务学习培训, 干警要加强财产刑执行检察相关法律法规学习, 熟知业务知识, 上级职能部门可组织系统内培训会、交流会, 聘请专业人员讲、经验单位讲, 通过学习培训, 不断增强财产刑执行检察能力和水平, 尽快投入到财产刑执行监督工作中, 切实履行财产刑执行监督职责。四是深入开展调研, 积极探索实践。由于财产刑执行本身存在诸多困境, 加之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是一项新的职责, 无捷径可循, 无经验可就, 工作开展存在一定困难, 这就需要检察人员不断深入调研、探索, 由易入难、循序渐进, 要从检察的方式方法入手, 从建立检察监督机制着手, 以文书检察、现场检察、动态跟踪检察为抓手, 完善检察监督规程, 最终确保财产刑执行监督制度化、常态化。

二、建立协调信息共享机制

一是建立公检法司协作一体化。公检法司各部门应高度重视刑事裁判财产刑执行工作, 把此项工作纳入整个司法工作体系中, 建立形成相互协助、互相支持、各负其责的工作制度, 通过定期不定期召开联席会制度, 保持财产刑执行的工作联络的常态化。 (1) 此外, 检法两机关要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就财产刑执行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进行研讨, 整体推进财产刑执行深入依法开展;二是建立法律文书抄送备案机制。法院执行部门应将包括判决生效后并处或单处财产刑在内的执行通知书、判决书副本;执行过程中采取财产刑执行强制措施;法院财产刑执行数额、数量、种类和存放地点、缴纳等情况的清单;减免执行裁定以及执行完毕等法律文书应在规定的时间内送达检察机关备案, 确保检察机关第一时间获取财产刑执行相关信息, 为财产刑执行监督提供前提条件。三是建立执行信息共享机制。法院和检察机关应分别根据生效判决、裁定, 建立自己的财产刑执行信息库, 将财产刑的缴纳方式、缴纳时间、缴纳数额、执行过程中的减、免、缓等情况同时输入, 并定期核对和沟通, 实现信息共享。另外, 财产刑的执行中往往要涉及到与税务、银行、房产等部门的沟通配合。在未来的发展中, 财产刑的执行应当主要通过网络完成, 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应当运用网络对执行机关的执行活动及具体的执行情况进行动态监督。

三、建立行之有效检察机制

一要建立台账, 做到底清数明。要对法院的判决及时做好登记, 区分涉财判决类别, 掌握涉财判决的案件、人数、涉财数额等信息, 同时对已执行、未执行等案件逐一登记, 全面了解基本情况, 做到情况明、数据准, 为做到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打下基础。二要个案跟踪, 做到同步监督。对财产刑执行案件的检察要抓住四个环节, 即财产刑立案环节, 查财产刑执行应当立案是否立案;财产刑执行环节, 查应当执行而未执行、未执行理由是否成立、执行程序是否依法依规、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财产保全等强制执行措施以及裁定减免涉财数额等活动是否合法;罪犯服刑环节, 针对未执行或未全部执行财产刑的罪犯, 监狱、看守所、监外执行罪犯服刑地的检察机关职能部门, 通过建立台账, 审查调查, 动态监督, 一旦发现有可执行的财产, 应及时建议并督促法院予以执行;款物处理环节, 对查封、扣押、冻结、财产保全物品的价格评估、委托拍卖活动是否合法、所得款物是否及时上缴国库进行监督。三要突出重点, 做到精准切入。在财产刑执行检察工作中, 应当把握重点, 分清主次, 集中检察资源, 精准切入。采取案件梳理, 选择可执行的案件为监督重点;犯罪类型梳理, 选准职务犯罪、金融犯罪、侵财类犯罪等案件作为监督重点;执行环节梳理, 对应当执行而未执行、执行中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财产刑未执行且以服刑罪犯减刑假释、当事人提出控告申诉等作为检察重点;检察方法梳理, 可根据案件执行部门执行情况、执行节点, 采取不同的检察方式, 如现场检察、动态跟踪、文书书面材料审查、座谈等方式进行。四要发现问题, 做到依法纠正。检察机关要建立健全财产刑执行监督处罚机制, 可以比照对自由刑的监督方式, 根据需要采用检察建议、纠正违法等必要手段予以监督。对人民法院财产刑执行过程中存在轻微违法依法提出口头纠正违法, 对存在有应当依法执行而不执行, 执行不当, 罚没的财物未及时上缴国库, 或者执行活动中其他严重违法情形依法提出书面纠正违法, 对在财产刑执行过程中存在执法不规范等问题依法提出检察建议, 促其整改, 以保障财产刑执行依法规范有序进行。

四、建立宣传控告申诉受理调查机制

一是加大宣传, 做好教育。一要做好社会宣传, 充分利用控申、预防宣传平台在群众中开展广泛宣传活动, 宣传财产刑方面法律知识, 尤其是财产刑执行中权利义务, 教育群众知法律、敬畏法律, 知权利维护权益。二要做好服刑人员及其家属宣传, 特别是加大对被判处财产刑的服刑人员及其近亲属的政策教育和法制宣传力度, 从认罪服判角度增强其自觉履行和真诚悔改意识, 积极引导在押服刑人员、社会服刑人员积极履行财产刑。三是受理控告申诉, 拓展案件来源。在做好对群众宣传教育的同时, 积极做好有关财产刑执行违法违规控告申诉受理工作, 以当事人控告申诉启动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 在做好受理登记审查的基础上, 对法院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是否存在违法行为、是否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进行调查, 以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实现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

五、进一步完善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法律法规体系

虽然财产刑执行监督在我国《刑事诉讼法》、《诉讼规则 (试行) 》等法律法规中均有涉及, 但规定的相关内容过于原则, 不够具体和详实, 对实际工作缺乏指导性, 可操作性不强。因此, 应当尽快制定一部专门针对刑罚执行的《刑罚执行法》, 或者由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财产刑执行制定专门的刑事财产刑执行监督实施细则, 将刑罚执行的有关规定集中化、具体化, 对散见于各种相关法律中的监督条文进行协调、细化, 使之具有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并明确在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或检察建议后, 有关单位未依法作出整改落实所承担的不利后果。

注释

财产执行 篇10

财产申报制度的法律责任是指申报义务人在执行程序中因违反相关申报义务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法院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情况的, 首先需发出财产申报通知, 其中必须注明报告财产的期间、范围, 以及拒绝或虚假报告的责任。被执行人作为申报主体, 要如实申报, 拒绝申报、瞒报、虚假申报都会受到法律相应的制裁。

债务人财务信息的收集是我国“执行难”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收集措施主要是针对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和人民法院三方主体, 即申请执行人提供线索、被执行人申报和法院依职权查询, 我国的相关立法也是如此。为了使查找被执行人财产的理论研究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应用并能解决实际问题, 我国在新《民事诉讼法》中增设了“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 但由于法律规定的相关责任较轻, 使得违法成本很小, 实践中达不到立法的预期效果。

二、我国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责任现状

我国近年来逐渐重视“被执行人财产能力”这一现实问题, 以达到维护债权人利益,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我国为此还出台了很多较详细的有关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 主要体现在以下条文中:

( 一) 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 试行) 》第28 条第1 款。

( 二) 2007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7 条。

( 三) 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1 条、第32条、第33 条、第34 条。

( 四) 2009 年的《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集中清理执行积案结案标准的通知》。

( 五) 《民事诉讼法》在2012 年和2015 年进行了两次修改, 分别为2012 年的第241 条、2015 年的第551 条, 但这两次修改都没有解决财产申报制度法律责任较轻的问题。

现实社会中, 由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 贫富差距加大, 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 进而社会诚信和道德逐渐出现危机。从皮包公司、传销等非法获取利益手段的介入, 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债务人利用转移、隐藏等非法手段使得自己“合法”地逃避债务已经屡见不鲜。在经过法院判决或裁定的文书, 也常得不到有效执行, 不仅伤害了债权人的切身利益, 更是对法律神圣和法院权威的挑战。为避免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债权人却得不到权利的有效维护, 对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责任完善至关重要。

三、对我国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的责任思考

我国目前有关“拒报”、“瞒报”、“虚假申报”的惩罚性措施依然较轻且缺乏威慑力。新《民事诉讼法》第104 条修正了旧《民事诉讼法》第104 的规定: 对个人罚款数额, 从“人民币一千元以下”提高到“人民币一万元以下”; 对单位罚款数额, 从“人民币一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提高到“人民币一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申报义务人“拒报”、“瞒报”、“虚假申报”财产行为的处罚强度在新《民诉法》中确实加大了, 增加了被执行人的违法成本, 但此次有关罚款数额的修订对实际问题的解决作用不大。因为这种最高额罚款的立法仅仅对被执行标的小的案件有威慑和预防作用; 倘若标的额大 ( 以千万、亿计) , 那么30 万的违法成本对于财产申报义务人只是九牛一毛, 反而因违法而获得较大利益, 这是不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

四、对我国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责任的完善

建议我国立法将处罚数额“最高额”的规定修改为“与执行标的相联系”的数额, 因为目前的“最高额”处罚措施对公平正义的维护是不恰当的。比如, 债务人需要履行一万元的执行款, 却因违反相关申报义务被罚款30 万元; 而有的债务人肩负一个亿元的执行款, 因违反申报义务被罚款30 万元; 两者相比之下, 法院的处罚行为和数额都是合法的, 但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是明显不合适的, 即法院实施的是合法而不合理的处罚。如果立法把罚款数额同申请执行标的相联系, 即按比例罚款的处罚形式, 这样就解决了法院处罚不公正的问题, 而且对被执行人也能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建议: 将“罚款数额占申请执行标的30% 或是更高”代替现在的最高额度罚款。实践中, 因为低于30% 往往不会伤害到被执行人的根本利益, 而高于30% 使申报义务人在进行利益衡量和违法成本计算时慎重选择自己的行为。

参考文献

[1]杨春华.“被执行人财产报告制度研究”[J].环球法律评论, 2008 (3) .

[2]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的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7.

财产执行 篇11

关键词：财产调查权；民事执行；地位

民事执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直都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内容，这不仅是由于执行的对象个人存在不确定性，执行的财产对象也存在着来源上的不确定性，也包括了在执行过程中不一定能够获得协助执行人的帮助，执行的财产对象难以进行实际动用。我国在2007年对于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一次修改，其中对于民事执行工作进行了重点解决，然而在最近几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相关讨论话题来看，我国的民事执行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开展障碍，这些案件的主要难题是执行的财产对象难以调查，本文将从财产调查权的角度着重分析其在民事执行中的具体地位和关系。

一、申报财产在民事执行中存在困难

1998年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该规定中的第28条提出了三种财产调查的执行方式，首先是申请人提供财产线索，申请人如实申报和法院依法调查。由于被执行人本身对于财产信息最为了解，因此如实申报是最有效率的执行方式，不仅能够帮助执行者了解财产信息，而且也能够降低执行成本。因此在2008年《民事诉訟法》的修订版第217条重新规定了被执行人在没有执行应尽义务的情况下，应当在收到执行通知后报告前一年的财产情况。如果拒绝或者报告虚假信息，法院可以根据情节对被执行人或者代理人、负责人处以罚款或拘留。后来在2008年11月对上述规定的解释中，又细化了被执行人的申报内容、程序与义务。然而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主动如实申报财产的非常少，拒绝申报的现象非常普遍。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被执行人没有如何申报财产，则法院可以对其进行罚款或者拘留，然而实际上这两种方式并不能够产生有效的约束力。由于司法罚款方式对被执行人影响非常有限，因此被执行人实际执行罚款的数量也非常少。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被执行人位置往往不确定，无法对齐进行抓捕拘留，另一方面是对于一些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的案件，被执行人宁愿为了逃避债务被拘留，也不会申报自身财产。

二、财产调查权在民事执行中具有封闭性

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个人财产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包括土地、房屋、汽车、股份、证券等等，理论上来说，被执行人非生活所必需的财产都可以是被执行财产，所以执行财产的对象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2008年《执行解释》的第32条明确规定了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的范围，然而被执行人也具备了了解自身被执行财产的义务，因此完全可以视为执行财产的范围。

既然执行的财产对象种类非常丰富，那么法院在进行民事执行的时候该如何使用财产调查权也成为了问题，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近几年来，国内的不少地方法院都开始建立执行局的部门，虽然执行局是从执行庭改造而来，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仍然发现，执行的案件也实行法官承办制，然而被执行人的财产调查工作并不如人们所想象，实际均为法官个人进行财产的调查。

三、财产调查中申请执行人参与度低

在《执行规定》中，前文提到了三种对被执行人进行财产调查的方式，在这三种方式之中，我国的立法对于调查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的行为，我国也在不断进行立法完善。但是在申请执行人提供线索这一项，却尚未形成完备的立法支撑。申请执行人对于提供执行财产线索的行为并无相关有效的渠道，在一些地方法院甚至法官自身也对提供线索的方式不够了解。有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是法院对于被执行人的财产调查并没有获得有用的信息，随后会对被执行人通知提供财产线索的机会，并规定了期限，一些被执行人自身并不清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提供财产线索，甚至执行法官对此也不清楚，最后往往会以只要不违法即可得方式来敷衍被执行人。总的来说，当前的立法仅仅规定了被执行人应当积极参与财产调查的执行过程，但是在申报和参与的细节上尚未形成有效的途径。也就是说，被执行人对于参与方式的不了解直接导致了财产调查在执行中无法顺利深入开展。

实际上，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为了鼓励申请执行人参与调查，曾经在总结了地方案例的基础上统一申请执行人的代理律师来参与对执行财产的调查。然而执行法官对这样的行为并不支持，其中的原因是申请执行人的代理律师在持有调查令的过程中进行调查难以控制，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申请执行人不能有效参与调查也与不完备的执行调查令有关。

另外，申请执行人由于自身调查能力的不足和较高的成本限制了自身的财产调查行为，于是会不断地逃避调查，而作为执行单位的法院在全力调查执行财产的同时，申请执行人却对此手足无措，既不能够改变前者的境地，又无法参与后者的调查。

四、总结

总的来说，财产调查权是我国法院对被执行人具备的一种强制执行的权利，但是在实际的民事执行过程中，这样的财产调查权往往并没有被真正实施，受制于申请执行人的参与度较低、调查执行财产具有封闭性还有被执行人并不愿意如实申报财产等愿意，执行单位的财产调查权往往并不能够在民事执行中发挥良好的作用，只有不断地推进我国的相关司法改革，我国的民事执行工作才能够更加科学、快速和有效。

参考文献：

[1]廖中洪，李峰.民事执行调查程序基本理论分析[J].天津：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2-26.

[2]叶蓁.论民事强制执行中的财产调查权[J].北京：环球法律评论，2011，33（1）：48-59.

[3]杜迎风.浅析民事执行财产调查难现象的主要表现——基于对海南省某基层法院的个案分析[J].南宁：法治与经济（下旬刊），2013（4）：74-75.

[4]黄松有.当前强制执行法律制度中亟待修改完善的几个问题[J].重庆：现代法学，2007，29（2）：105-111.

[5]朱品雯.论申请执行人财产调查权[J].太原：法制博览，2013（12）：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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