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公示（精选11篇）
官员财产公示 篇1
官员财产公示亟需顶层设计
发信站：爱思想网
● 邓聿文
在人们对反腐的期望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官员财产公开是最能凝聚人心和形成改革共识的举措。
近年来，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虽然在局部地方试点，一些地方的试点尺度还颇大，比如，最近浙江磐安县对新提拔干部财产申报的公示。但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一些曾经被认为是财产公示破冰或地方探索样本的试点地方，像新疆阿勒泰、四川高县、湖南浏阳、浙江慈溪、宁夏银川，如今也因各种因素“人走政息”或“偃旗息鼓”。
根据我们的立法规定，县级及以下的基层政府无立法权，即便基层政府也会制定一些相关文件和规定，但其层级毕竟太低。另外，基层政府的财产申报和公示更多依赖主政者或主推者的意愿，当主政者或主推者因某种原因而改变看法时，财产申报公示极可能半途而废。因而，正如一些关注和研究此一问题的学者所说，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既需要基层探索，也需要顶层设计，上下联手，再加上舆论的呼吁与倒逼，共同推进。
官员财产申报公示方面的顶层设计，既可以是一部专门的财产申报公示法，也可以含在其他法律法规（如政府信息公开法）中。总之，它必须是经过国家或省级立法机构制定出台的，用以规范全国或省级范围的财产申报公示做法。有了这一指导和强制性的法律，地方的财产公示就可以做到有法可依，如果一些地方不公示或者公示不合规范，公众从而也可依法监督，甚至提起诉讼。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为了减少阵痛，使官员财产申报公示能够比较顺利地推出，这一法律应该包含以下几项主要内容：一是收入和财产明细，举凡与官员及家庭成员有关的存款、有价证券、房产及其他不动产、股票等都要纳入申报公示范畴；二是申报公示的环节，一般来说，除了向社会公示外，还要有对于申报内容进行审查的环节，以及对于谎报、瞒报行为进行惩治的环节；三是时间表和路线图，这点对全面推广最重要，只有为全面推广制定一个时间表和行动路线图，才能让人感觉到反腐的可行性和诚意。
我们认为，一开始可从新提拔和任职的官员推行。目前，财产申报公示制的一个症结，是切入点难寻，一些专家为此设计了几个方案，比如从腐败高发的建筑工程等领域的官员开始，又或从新提拔的官员开始。从当前几个推进力度比较大的地方看，都是从新提拔的官员开始。这说明在这方面有一定共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把财产公示与官员提拔捆绑起来，官员为了升迁和政治前途，更愿意接受社会的监督，公开自己的财产。
当然，官员财产公示制若要全面推行，还要靠诸多制度建设和技术条件的完善，但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认识问题，上述制度建设，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是不难解决和完善的。即使一时不能完全解决，也可边做边完善。指望条件全部具备再来出台有关制度，如果不是借口就是懒惰。
至于官员的认识问题，要让其明白，建立这样一项制度，是为了防范今后继续出现大面积的贪污腐败和权钱交易。事实上，此前的调查显示，多数官员是赞成财产公开的。
在人们对反腐的期望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官员财产公开是最能凝聚人心和形成改革共识的举措。我们须勇于走出这一步。其实，我们已经有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只要在这一规定上再向前迈进一步，就能形成突破。
官员财产公示 篇2
一、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突飞猛进, 党的反腐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 我们不得不清醒的认识到,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 我们党反腐败工作任务还任重道远。使得创新工作方式成为反腐倡廉工作发展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 在新形势下, 建立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 是非常必要的。一是财产申报公示也是一种保护官员的重要举措。实行财产申报公示之后, 官员的偶然所得, 比如购买股票、彩票等获得的收入, 都可以通过官员财产申报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有利于提高官员的公信力, 得到公众的信赖。二是如果官员个人财产实行申报公示制度, 定期核查, 对官员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一段时间以来, 手表、香烟、腰带、房产等都成为“人肉搜索”的切入点。没有财产申报公示, 这样的网络监督可能会无限扩大。三是经过多年的反腐倡廉实践, 感觉我们的反腐倡廉工作已步入瓶径阶段, 有必要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 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能解决这种“瓶径”症状。四是财产申报制度一直以来被誉为“阳光法案”, 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是世界各国预防和惩治腐败的重要举措。许多国家和地区或是立法、或是建制,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已是成功的经验。我们国家有许多的地区也在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二、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存在的问题
官员财产申报不仅在国外有成功经验, 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地区也在积极探索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 并进行了试点和实践。比如, 我国的新疆阿勒泰地区率先开展了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工作, 随后也有一些地区, 如浙江慈溪、宁夏银川、广州、江西黎川县、深圳等地都前后进行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试点, 试点工作,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 也积累了一定的宝贵的经验, 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1) 申报主体范围小。中国关于官员财产申报的政策文本是2001年出台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 (试行) 》 (以下简称《规定 (试行) 》) , 按照《规定 (试行) 》的要求, 申报了省部级现职干部以及配偶及子女的财产, 那么省部级以下好多官员虽职位不高但权力很大, 他们如果贪污腐败了就没有被纳入制度内监督, 造成申报主体不全面。
2) 申报内容不全面。从现有开展的官员财产申报来看, 只申报了官员的部分家庭收入, 如工资收入、各类奖金、津贴、补贴等, 而有房产、地产、交通工具、股票、有价证券、遗产、知识产权等收入不在申报之内, 这样就出现申报内容不全, 给规避财产申报留有不小的空间。
3) 信息公开不能落到实处。官员的财产信息公开是大众媒体实施监督的最好方法和渠道, 而有的单位只是公开官员的部分财产, 而且在一定小范围内公开, 不敢充分利用报纸、网络、党务政务网等媒体公开, 搞得遮遮掩掩, 使得大部分公众很不认可, 甚至说他们是“官员做秀”。
4) “官本位”阻碍财产申报。“官本位”在中国根深蒂固, 有些官员认为如果把财产如实的全部申报, 一旦公开出去不仅很多财产说不清楚, 甚至“对不上号”, 更会引起社会的议论, 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就把大家都能算得出的财产申报, 更有的官员相互攀比、瞒报、漏报, 你多一处房产不报, 他多一个店铺不报, 相互都知道, 彼此心照不宣。给官员财产申报工作造成一种走过场、走形式的影响。
5) 财产申报中问责不到位。对于一些官员出现不报、瞒报、漏报、申报不全面的形为没有得到应有的问责, 根据目前的法规, 惩处的办法和力度都不够, 惩治的办法最多是责令申报、给予批评、党纪处分, 没有能对腐败分子产生震慑作用, 从而达到让官员不敢不报和预防腐败的目的。
三、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的对策和建议
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 是一项面广量大、种类繁多的系统工程, 需要各级党组织全力以赴, 同时也需要相关部门通力合作, 密切配合, 积极参与监督, 同时还要不断地探索和研究新对策, 笔者认为, 具体应有以下几点:
(一) 高层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
财产申报工作涉及的面广量大, 要想顺利推进这项工作, 高层领导干部必须率先垂范, 积极主动申报公开自己的财产,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这样自上而下, 上行下效, 才能取得财产申报公示工作的良好效果。
(二) 财产申报要有制度做保障
笔者认为, 官员财产公示关系到官员的切身利益, 也必须要有一定的制度来制约, 对官员财产申报要制定处理和惩戒的措施和办法。对于不申报、不及时申报、瞒报、漏报的干部要在相关制度中规定给予惩戒, 同时, 对一些官员在财产申报公示中表现好的也要有一定的激励机制, 营造官员廉洁从政的良好氛围。
(三) 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
官员财产申报工作必须齐抓共管, 相互配合, 如需要组织部门、人事部门、财务部门、纪检监察机关, 更要有房地产部门、金融机构、车辆管理部门等密切配合, 互通信息, 并制定相应的方案和步骤, 有条不紊的做好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工作, 并达到应有的效果。
(四) 财产申报中问责到位
世界发达国家成功反腐实践证明, 财产公示制就如一把利刃, 专门指向腐败分子。因此, 对官员在财产申报中的违规行为规定严厉的处罚措施, 必须对哪些拒不申报、谎报, 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 要按刑律制裁, 要让利刃直刺腐败者要害。
(五) 监督渠道要拓宽
加强财产申报制, 每个单位的党委要负总责, 纪检监察部门也要认真履行组织协调和监督职责, 要把监督关口前移, 做好事前监督和防范。另外, 我们不仅要重视党内监督, 还应当重视党外监督, 重视群众监督, 在党委的领导下, 大力开展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活动, 努力拓宽监督渠道, 要将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结合起来, 确保财产申报工作顺利有效的推进。
参考文献
[1]中国外资.关于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几点思考, 2011.
[2]人民网专访:财产申报, 公示是很好的反腐武器.
[3]中国机构编制网: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进展与分析.
官员财产公示阻力源 篇3
官员的严重贪污受贿腐败行为已经成为拉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利用手中权力捞黑钱已经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一个渠道。官员权力掘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员财产收入隐蔽、不透明、不公开，社会无法监督和制约。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一个重要原因。
没有完备有效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已经成为推高房价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房价居高不下，住房成为财富财产的一个重要象征，也成为行贿受贿的一个重要渠道。同时，在投机投资性需求和房企捂盘不售推高房价的同时，官员个人名下拥有大量房产是推高房价的真正幕后凶手。官员受贿大量房产不但成为囤积不售、推高房价的因素，而且正在成为房地产调控的巨大阻力。这些官员拼命阻止楼市调控，拼命阻止房价下降，因为直接威胁到其手持房产的价值。同时，正在推进全国房产信息联网工程之所以阻力巨大，就是因为官员担心自己在全国各地的受贿房产联网后曝光。这也是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遭受罕见阻力的原因之一。
可以说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不仅是防止官员腐败的制度保障，而且事关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甚至是关系我国房地产调控和房价回归真实价位的关键因素。因此，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已经是民心所向，迫在眉睫。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立后，社会各界寄予厚望，其中呼吁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呼声更加高涨了。值得欣喜的是，在11月30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的反腐败座谈会上，王岐山要求尽快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成为座谈会的焦点。王岐山书记指出，要清醒的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研究并实施制度创新，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众专家纷纷发言建议，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并且纷纷要求，房产价值高，官员率先实行房产公开，很容易查实其购房款是否来自合法收入，也是发现腐败的最明显线索。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反腐败工作“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最具体体现和最有效措施。从具体来看，有必要率先从官员及其家属拥有房产公开开始，从具体步骤来说，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想一步到位确实很难，可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谁想从政，谁先公布。各级领导干部在新提拔前，申报个人财产并核查公示公开，作为提升的前提；对现任的领导干部采取“自报”的方式，规定一定时期、一定额度、一定事项，主动自报并进行备案的，可减轻处理或不处理，甚至既往不咎；但有病不自报，一旦查出必须给予严肃处理。
总之，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宜早不宜迟，越早推行越好。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论官员财产公示与反腐败改 篇4
内容摘要：在当今社会，腐败问题几乎成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财产申报制度是预防腐败的最有力的措施，本文就官员财产公示的渊源和现状，财产公示与反腐败，“阳光法案” 等等措施，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
关键词： 腐败 财产申报 财产公示
作者： 杨海燕,宁夏石嘴山市委党校。
在当今社会，腐败问题几乎成为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财产申报制度是预防腐败的最有力的措施。因此，国内外的许多专家学者发表了大量的著作、论文研究财产申报制度，其目的是确保国家公职人员廉洁奉公，防止非法获取财产。
一、官员财产公示的渊源和现状
早在封建社会就出现了财产申报制度的雏形。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就记载：“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但这只是由于个别统治者出色的管理能力所决定的，并没有形成体系。而我国在建国初期由于国民经济水平比较低，官、民一样。因此，不具备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的条件，也根本不需要建立财产申报制度。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成贫困差距逐渐加大。此时，财产申报制度建立的经济、政治条件都已经成熟，所以，从1995年到2010年这15年间，我国一共出台了三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政策性文件。但是, 在这些规定中财产公示制度始终缺位。2009年初,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浙江省慈溪市两地率先对部分基层领导干部的家庭财产 1
进行公示试点, 这些实践被认为具有破冰意义。2010年规定了一项新的举措，虽然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 但仍然缺少具有关键意义的公示环节。
目前，在我国之所以还没有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干部阶层自身不支持，主要分为内、外两个原因：一是从内因上看，是领导干部自身民主意识薄弱，缺乏对公权的认识。财产申报制度主要是针对腐败行为防范的，而我国几千年来倡导“德治”统治，提倡官员提高自身的修养，不需要旁人监管，这样在我国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官本位”的思想，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是人民群众给予的，应该对群众负责，受其监督。二是从外因上看，利益的驱使导致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遭到反对。财产申报制度公布的是领导干部的财产，因此，它建立的最大阻力不是人民群众，而是干部本身。官员们害怕公开自己的财产，导致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遭到反对。
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我国现阶段尚难以推行的原因分析
第一，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难以准确核实官员的家庭财产。财产申报制度的目的不在于申报，而在于最终认定申报情况与实际状况是否吻合。这就需要能够准确掌握官员的个人财产状况，而只有当社会信用体系严密到可以无缝对接并且系统通畅才能达到这一要求。但是，我国目前连严格意义上的金融账户实名制尚未实现，全民信用体系更是无从谈起，庞大、复杂而又存在漏洞的金融体系难以准确核实个人的金融资产，成为制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实施效果的一个具体而又巨大的障碍。在不能准确核实官员家庭财产的情况下，腐败分子可以轻而易举地逃避财产申报而不被发觉，而且，官员财产申报的真实
性也难以保证。
第二，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金融账户实名制实行不彻底。健全金融监管机制，是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有力保障。但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制建设还不完善，还不能有效防止利用金融监管机制存在的漏洞进行的腐败活动。尽管电子货币化在我国发展很快，但现金流通量不是在减少，反而在增加。由于现金交易量太大，且基本不留痕迹，因此，为官员收受贿赂和隐匿非法所得提供了便利。由于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使得财产申报难以推行，即使推行也很难起到监督的作用。这是财产申报制度在我国现阶段难以推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技术上的一大障碍。作为反腐败的一个重要制度手段，采用“存款实名制”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准确掌握官员的金融资产状况，从而防止、发现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尽管现在已实行了金融账户实名制，但并不彻底，也不完善，存在很多漏洞。除了银行外，还有证券交易、信托、典当、拍卖等机构，离真正意义上的金融账户实名制还有很大的距离。
第三，对官员腐败所得财产的转移缺乏有效的拦截机制。由于社会信用体系和金融监管机制的不健全，近年来，贪官在海外设立账户，秘密通过各种渠道将腐败所得财产转移海外，为一旦东窗事发逃亡国外事先铺平道路，已经成为我国腐败官员暴露后的常见问题。这些腐败官员可以将在国内的财产用来应付申报，而将转移到海外的巨额财产隐匿不报，且不被发觉。此外，由于收受的贿赂一般为现金和贵重财物，腐败官员往往将其转移到亲朋好友处隐藏而难以察觉，躲避财产申报。不能切断腐败官员财产转移的途径，就不能实现如实全额申
报。官员如果可以轻松地将贪污受贿索贿所获得的财产转移，再完善的财产申报制度也只能成为形式。
第四，官员个人财产与家庭其他成员的财产关系难分清。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划分官员与其亲属的财产关系。在我国，父母给成年子女结婚、买房、买车，认为天经地义,父母与成年子女的财产关系并不分明。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实施中，只有能明确官员个人收入与家庭其他成员收入，才能判断官员实际财产与其应有合法收入是否吻合，而这在实践中操作难度较大。由于我国监管机制还不够严密，一般情况下对个人经营、投资活动收益很难准确计算，如果官员仅申报个人合法收入，而将贪污受贿所得都作为其他家庭成员合法经营活动收入，要查证其是否属实较为困难。尤其当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其家庭成员的经营活动提供便利而获得收入时，这种腐败收入由于披上了合法经营的外衣，更具有隐蔽性，更加难以认定为腐败所得。而现实中，利用权力为亲属谋取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常见的腐败现象。
三、官员财产公示的路径分析
世界反腐败经验表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预防和惩治腐败的“阳光法案”和终端利器，同时，它也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基本机制。回顾我们的反腐败历程，制度建设一直强调并不断完善，但一些能够预防和抑制官员腐败的制度，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还未有实质性的立法层面的突破，而域外经验与我国的现实表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预防和抑制腐败方面的作用持久、有效且具有根本性，比查处几个案件、抓几个腐败分子、搞几次运动意义要
大。正如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所说：“预防犯罪比惩罚更文明，这乃是一切优秀立法的主要目的。”
基于以上判断，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的路径已经逐渐清晰。一是先党内后党外逐步推行。先建立党内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试行一段时间，充分发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而制定国家的官员财产公开法律是现实而可行的办法。二是公开财产的范围逐渐扩大。先进行部分财产公开，然后进行全部财产公开。借鉴阿勒泰模式，进行公开申报和秘密申报，是目前情况下比较可行的方法。官员个人的财产可以先行公开，家庭成员的财产状况进行秘密申报。这样既可以减少风险，减少推行的阻力，也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三是公开的主体范围逐渐扩大。先进行重要官员财产公开，然后再逐步推行到全部官
官员财产公开的阻力在哪里 篇5
2011-02-26 08:28:31 《新京报》2月25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昨日发布《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1）》。法学所法治国情调研组去年以公众和公职人员为对象，就公职人员财产监督进行了调研。调查对象涉及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多个省市，调研组共向公职人员发放问卷1300份，向公众发放问卷1350份，分别收回有效问卷1137份、1138份。
公职人员问卷的被调查者中，行政级别为省部级的有14人、地厅及司局级23人、县处级226人、科级471人、科级以下379人。其本人所在单位级别为省部级的有248人，地厅及司局级208人、县处级301人、科级329人。
被调查公众中，高达81.4%的人认为公职人员应当公开其财产状况，从学历和就业状况来看，从小学学历到博士学历者、从学生到离退休者，均普遍认同公开公职人员的财产。
不仅普通公众对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已达成共识，即便是被调查的公职人员，亦普遍认可财产公开。
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公职人员中，有70%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当公开公职人员的财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亦有21.1%的人认为不应当公开。
在不同行政级别的认同者中，省部级和司局级公职人员比例最高，超过80%认为应当公开财产，而科级以下的认可度最低，只有64.4%的人认可。
调研组分析，级别较高的被调查者对此的认同度更高些，可能与近年来在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推行报告相关事项的制度使得众多公职人员特别是较高级别的公职人员逐步接受了对其财产实行监督的做法有关系。
几乎每年“两会”期间，有关官员财产公开的话题都会被热炒一阵，过后又悄无声息，没有形成相关的法律共识。去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曾对外回应这个话题，“至于今后是否会上升为法律，这方面我们正在进行研究。”
此前，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也透露说，中央对何时推出官员财产公开的态度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赵振铣认为，在反腐倡廉、社会监督等制度还没建成的情况下，盲目推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不仅难以达到初衷，而且将会对其结果难以处理、造成混乱。（《新京报》2010年3月10日）这些年，无论民间还是学界，要求出台官员公开财产的呼声一直很高。2008年“两会”期间，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对于反腐倡廉工作，90.1%的人认为有必要实行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制度。2009年“两会”前夕，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化学工业部原部长秦仲达等50多名离休高官和学者等，还在呼吁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然而，这样官民同声的呼喊，始终得不到权威的回应。究竟是一股什么力量在制约阻碍官员财产公开？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被称为“阳光法案”，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被证实为行之有效而且已经日趋成熟。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中共执政也有60多年了，官员财产公开的时机为何还不成熟？早在《公务员法》（草案）审议之际，有识之士纷纷建言，《公务员法》（草案）应规定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以利于实现该法促进廉政的立法目的。但让人大失所望的是，《公务员法》最终只字未提官员财产公开。
早在1987年11月17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就指出：“ 一些国家规定公务员应当申报财产收入，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建立申报财产制度问题，需在其他有关法律中研究解决。”一晃20多年过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仍然还在研究中。这期间，大大小小的官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在人们的沉默中，官员拥有的财富早己呈爆炸性的在增长！
官员财产公示 篇6
2009年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网友在线交流表示，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败重大举措，政府正在积极准备这项工作。
在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与委员发出了建立健全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吁。
2009年9月份召开的中纪委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在认真贯彻落实好《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这直接关系政权的巩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报告个人经济和财产，包括收入、住房、投资，以及配偶子女从业等重大事项的规定，并自觉接受纪检部门的监督。
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呼之欲出。
二、财产申报制度
(一)财产申报概述
财产申报制度，是对官员有关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公布的制度，是科学反腐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建立起有效的财产申报机制，将国家公职人员的家庭财产置于人民群众和国家法律制度的监督之下，使其非法所得无处藏身，就会使腐败分子难以为所欲为，从而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二)财产申报的现状
关于财产申报，在我国已提了近15年，但目前试点地区的官员财产申报大多集中于科级以上干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路走来，可谓是速度相当缓慢。从1995年规定“温柔”地诞生，现在普遍沿用的还是这一套最基本做法。近几年，在“两会”代表委员的持续呼声、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之下，各地开始尝试破冰，试图突破现状，但仍旧陷在公开不彻底的争议之中。
(三)财产申报的障碍
家庭财产申报制的实施必然面临三大难题：一是鉴于中国目前没有公开、统一、标准的公民信用保障系统，个人资信难以查实，反腐败工作缺乏坚强的技术支撑；二是腐败分子为了逃避财产申报和资金核查，必然会将大量腐败资金和非法收入转移到他人名下，或馈赠亲朋好友，逃避法律的制裁；三是腐败分子在国内无法藏身，必然想方设法外逃，势必给国家财富造成巨大损失，破坏法律的实施，损害社会的公正，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三、完善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
鉴于目前建立我国制定财产申报法的条件还不具备最基本的条件(如尚未实行全民信用卡制度)，在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申报法出台之前，京佳教育认为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制度资源，通过增加环节来完善现有的干部收入申报规定。
第一、申报对象可以逐步扩大到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就国家工作人员来讲，除了对他们进行任职、离任时的审计外，还应要求他们在任职前、任期间、离任时对自己和家庭的财产进行如实申报，其申报范围可依具体申报对象的工作性质及其重要程度作不同的规定，其具体操作除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外，可逐步交由银行执行或监督。
第二、加大对申报结果的监督和公开程度。增加二个环节：一是审核环节，即审查核对环节，通过检查核实申报内容；二是公示环节，申报结果的公示范围可以视条件的成熟程度而逐步扩大，可以先做到同级公示，即在班子内或同级干部中公开，由人大产生的干部的收入申报在人大中公示；这里不应有“秘密申报”部分，也即不应有暗箱操作部分；
关于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思考 篇7
所谓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笔者认为是指规定官员依照法定期限和方式向有关机关申报法定范围内财产并接受有关机关检查和公众监督的法律制度。
1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必要性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国际上被称为“阳光法案”, 是制止经济犯罪的一种手段, 是从源头遏制腐败的利器, 具有巨大的震慑作用, 已成为许多国家反腐败的撒手锏。因此, 在我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十分必要、意义重大。
(1) 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新旧体制转轨时期, 法律、政策等容易出现盲点、滋生腐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可以有效制止这种现象发生, 促进市场竞争公平、公开、公正, 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2) 它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能够增强官员财产情况透明度, 将其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以衡量其是否执政为公、执政为民, 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政权、议政权和监督权, 对公权进行有效的制约, 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3) 它可以有效预防腐败现象发生。
我国在惩治腐败方面措施有余, 预警机制不足。财产申报制度正是一项行之有效的预防机制, 可以填补这项不足, 遏制利益冲突, 预防腐败, 制约权力“寻租”行为, 减少犯罪机会和犯罪心理。
(4) 它是提高我党执政水平的保证。
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利于推动阳光政治的深入开展, 优化党员领导干部队伍, 使我党永葆纯洁性、先进性, 提高我党执政水平, 增强政府公信力。
2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困境分析
(1) 官员自身的抵触。
官员作为公民理应享有法律规定的隐私权, 但官员并非“一般的公民”, 而是手中握有公权的“特殊公民”, 隐私权的范围是受到公共利益限制的, 官员所承担的财产公开之义务, 来自其作为公职人员的内在伦理要求。通过申报和公开财产, 容易发现那些公开财产情况与其奢华生活状态明显不符的“问题官员”。
(2) 行政成本过高。
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必定要成立财产申报制度监管机构, 由专人从事申报受理、核实、处理监督举报等工作, 因此有人担心财产申报制度执行起来会耗费人力、物力、财力, 导致成本过高。其实就现有草案而言, 财产申报是分层次、分区域完成及公布的, 各个省市只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申报和公布, 对于具体的单位工作量是有限的。并且新增加的岗位将促进大学生和失业人员就业, 利于社会稳定。因此, 增加的行政成本与腐败所带来的弊端相比, 简直微不足道。
(3) 现存五大技术难题。
据《瞭望》新闻周刊称, 官员财产公示目前存在五大难题:金融实名制覆盖不了现金交易;身份信息不够准确;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完备;境外资产、珠宝、古董等财产的底数, 现有技术与配套制度更不能轻易摸清;信用意识缺失, 等等。然而“技术手段”的成熟永远都是相对的, 打击钱权交易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达到“疏而不漏”的理想状态。
基于上述分析, 不难看出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具备深厚的民意基础, 尚未实施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官员阶层。以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而言, 尽管它符合全社会的根本利益, 但由于触及了一些官员的既得利益, 产生巨大的制约, 因此, 如果不排除来自官员阶层的阻力, 那么这项制度就可能长期束之高阁。
3 国外成功经验借鉴
官员财产申报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 是世界大部分国家成功实行多年的一项制度。
(1) 政府态度强硬。
在实施官员财产申报的过程中, 政府的核心领导集团具有极其强硬、决不含糊妥协的廉政态度是成功的保证。新加坡是典型的廉政国家, 即使政府核心领导集团人员涉案, 也一视同仁, 绝不姑息。
(2) 法律保障。
官员财产申报是举世公认的反腐利器, 世界许多国家出台了相关法律, 确保行之有效。
(3) 申报内容全面。
第一, 美国、韩国、加拿大等国申报主体范围, 不仅限于公职人员, 还连带包括了直系亲属以及部分及直系联姻亲属。第二, 申报课题范围全面、项目详细。第三, 申报种类规定。一般可分为初任申报、日常申报、离职申报三种, 各国对不同类型有不同时间要求。第四, 有专门申报主管机构。大多数国家设有专门申报受理机构, 可以确保其权威性和公正性。
(4) 重视监督。
财产申报制度的核心就是公开, 接受大众监督。韩国和法国, 官员财产申报情况都是面向全社会公开, 为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官员隐私权又可以保障公民知情权, 所有公民可以发查阅申报材料, 接受全社会监督。只有公开透明的方式, 才能实现对官员的社会监督, 发挥反腐利器作用。
4 我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路径选择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推行不能因为存在困难就不作为, 应寻求适合我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的路径, 减小推行阻力。
(1) 明确法律地位。
在我国1995年、2001年曾先后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和《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 (试行) 》, 这两个文件性质上属于政策性红头文件, 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立法, 缺乏刚性, 实践证明效果并不理想, 作用有限。因此我国需尽快颁布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相关法律, 确保这项制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2) 接受公众监督。
有效的监督是防腐剂,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只要官员进行财产申报, 根本不必担心官员逃脱人民群众的监督。另外, 可以设立短信、互联网等举报平台, 加强公众参与力度。
(3) 加强相关配套制度建设。
尤其要加强官员道德规范建设, 以道德来约束自身的行为。加强全社会荣辱观和优良传统文化教育, 形成积极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 只有清廉的官员才能获得社会认可, 获得自我实现的满足感。在加强社会监督和党性制约的基础上, 注重官员道德建设, 使官员认识到“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4) 自上而下, 循序渐进。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早期具有预警作用, 后期具有纠偏惩处作用。推行这项制度是为了从根源上遏制腐败, 维护社会公平, 它是制度变革, 一场平缓的改革, 而不是剧烈的革命。因此, 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过程。切忌一刀切而导致上下一同作假, 使改革流于形式。
(5) 由点及面, 高校先行。
在全国高校系统试行财产申报制度, 不失为推行财产申报制度的强大的动力引擎。全国几乎所有的中等以上城市都有高校, 这更有利于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党委加强指导, 有利于各地各部门学习借鉴。
(6) 抓住重点和难点。
第一, 财产申报的核心是公开, 内容和程序都要公开, 实行阳光政策。第二, 针对“老子大官儿 (女) 大款”的现象, 申报主体范围必须包括本人家庭成员及另立家庭的子女及其配偶的财产。第三, 成立专门监管机构, 在我国可以将目前国务院领导下的监察部升格为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最高廉政监察院。第四, 除定期申报外, 要设立上任前和离职后财产申报。第五, 处罚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党内处分和刑事处罚。第六, 财产申报客体要全面, 不能忽视古董、字画等“雅贿”现象。
总之,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成为考验我党执政能力的风向标。实行官员财产申报举步维艰, 但却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应及早推行, 才能及早受益。
参考文献
[1]黄静.终端反腐——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刍议[J].政治文明, 2007 (1) .
[2]朱中原.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年难产[J].中国改革, 2007 (12) .
[3]曹贵宝, 刘宏勋, 刘书增.加美韩新等国家和地区财产申报制度及经验的借鉴与启示[J].邯郸学院学报, 2008 (6) .
官员财产公示制势在必行 篇8
来自新华社报道说，日前，新疆阿勒泰地区纪委、监察局及预防腐败办公室联合出台了《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规定(试行)》，要求“与领导干部职权密切相关的收入都将通过阿勒泰廉政网及当地主流媒体及时全面公开，接受社会有效监督。”(新华社2008年6月10日电)各级党政官员无论是公务员的法律身份，还是国家权力的性质及其廉洁性，都决定了他们应当承担依法公开个人财产的义务。
近年来，伴随着公众权利意识的张扬，要求公务员财产公示的呼声此起彼伏——从坊间到两会，从普通公民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无不期待着有这样一部法律法规出台，让公务员把自己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展示在阳光下，接受纳税人监督。而一些官员的消费能力明显与收入水平脱节，更引发了公众对官员腐败的无限遐想。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提出15件建议，其中就包括一个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该改为财产公示制度”的建议。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等，也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中央领导人提出建议，呼吁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
财产申报制度是有关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这一制度起源于230多年前的瑞典，随后在该国一直延续下来，并被世界许多国家所借鉴，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机制，被称为阳光法案、终端反腐法案等。去年9月13日，在国家预防腐败局揭牌仪式上，监察部副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曾表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在抓紧研究中，将在适当的时候建立。
实际上，中国早在1994年就已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项目。可能因为这一申报制度涉及官员隐私权而尚未完成立法程序。
官员作为公民。当然享有法律规定的隐私权。但是，官员并非是一般的公民，因为其手中握有公权。任何人一旦掌握公共权力，拿着纳税人提供的薪金、俸禄，也就有公开财产的义务，就必须将自己的隐私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早在1988年，全国人大就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但至今中国的财产申报制度仍然没有露面。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成为许多国家从源头遏制腐败的利器，也是许多国家杜绝和惩治公职人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一种常用手段。1883年，英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治法》；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政府行为道德法》，明确规定包括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武装部队官员在内，均需申报财产。同时，财产申报还必须包括其配偶或受扶养子女的财产状况，并按规定程序提交财产状况的书面报告。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泰国、新加坡、韩国、俄罗斯等都不约而同地实施财产申报制度。正是由于财产申报制度可以将监督触角延伸到官员的个人私域，且对有潜在腐败动机的官员有强烈的心理抑制作用，在国外有烈日法案、终端反腐之称。
确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其本意并非侵犯官员个人隐私权，而是将官员权力运行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作为一种正常的监督机制，更容易发现那些公开收入情况与奢华生活状态明显不符的“问题官员”。在国外，将官员一切财产纳入申报范围，只要发现其财产与官员正常收入之间存在差距，官员就必须作出解释与说明。如不能提供合法所得的证据，即便没有证据证明是非法所得也会被认定为灰色收入而治罪。这既能使腐败官员难以逃脱法律制裁，也能对其他官员产生巨大威慑作用。阻止意欲腐败者不敢妄为。可见。财产申报制度正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反腐败比较通用的、强有力的武器。
目前中国推行财产申报制，不仅有国外大量的成熟经验可供借鉴，而且国内也有相应的实践积累。1995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7年，出台《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2001年，颁布了《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这些规章制度都为推行财产申报制度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令人遗憾的是，2005年颁布施行的公务员法却未能明确规定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现实情况是，民意基础已经日臻成熟，人们对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意义和作用已有充分的认识，出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成为众望所归。
反腐知名学者邵道生曾指出：中国改革中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当社会迫切需要的某项改革遇到“领导层”(当然不是指所有的领导人)的“想不通”或“积极性不高”时，那么，这项改革就不一定能改革得起来，因为它涉及到“领导层的利益”。就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来说，它肯定是符合全社会根本利益的，但假如个别“领导层”中的人，态度有点暧昧，就势必会束之高阁。“新世纪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做过的一次专项调查表明：93％的调查对象认为实行财产申报制的阻力主要来自于领导层。
官员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和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国外成熟的经验证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建立阳光政府、防止贪污受贿、遏制社会腐败的一种有效监督形式，是反腐倡廉的根本的制度保障。在法定的财产申报情况下，官员即使想以权谋私也难做到蛇吞象，被认定非法的财产的存在必然把他的腐败行为暴露无遗。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可以促进中国反腐倡廉大业出现质的飞跃。没有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预防腐败是很难取得实效的。
官员财产公示 篇9
“四大亮点”阻击腐败
收入申报扩大为财产申报对象不只看级别
《人民日报》9月17日刊登独家报道透露，2009年1月1日，新疆阿勒泰地区将在全国率先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9月16日，新疆阿勒泰地区廉政网开通，设置了“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倒计时”栏目。
有关专家称,阿勒泰公布的23条《规定》虽然不长，但处处创新，有四大亮点。亮点之一：将过去通行的党政官员“收入申报”扩大为“财产申报”。
财产申报的范围除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从事咨询、讲学、写作、审稿、书画等“收入”是必须申报的内容之外，《规定》指出：申报人的父母、配偶、子女接受各种名义赠与的现金、礼金、有价证券、各类支付凭证，包括接受的食、宿、行、乐方面的馈赠、款待和各种补偿、好处等，都必须列入申报范围。
这几乎涵盖了目前党政官员所有可能获得财产或收入的全部领域。
亮点之二：申报对象，不再只看行政级别，而是看其是否有权。
按照《规定》，需要申报财产的官员，除全地区各机构的县(处)级干部外，地区法院、检察院、公安侦查员，工商、税务、财政（政府采购中心）、交通、水利、城建、国土资源、民政、环境保护、劳动和社会保障、扶贫办、旅游管理等部门中具有执法资格、管理公共财物的科级干部也要申报。
有专家认为，这是廉政建设的又一重大贡献———因为从腐败案件看，有些官员级别不高，由于掌握实权，容易滋生腐败。
亮点之三：《规定》规定，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种类分为“初任申报、申报和离任申报”三类。其中，离任申报的时限被延续到退休后三年期满为止。这为防止事后受贿等行为的发生筑起了—道“防火墙”。
官员财产公示 篇10
[理论背景]
财产申报制度是一种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要求特定人群对其财产和收入情况进行如实申报的制度。这一被称为“阳光法案”的制度起源于1883年英国的《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从财产申报制度产生之日起，它对反腐倡廉，树立政府和公务人员的良好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政策背景]
（1）2010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报告个人经济和财产，包括收入、住房、投资，以及配偶子女从业等重大事项的规定，并自觉接受纪检部门的监督。”
（2）201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规定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的领导干部、大中型国企领导每年须上报个人财产及婚姻变化、配偶子女移民状况等。此次新规定，在申报内容上首次提及有价证券、股票、基金等经济投资情况，房产投资情况一年一报；删除了“组织对报告保密”条款，领导干部虚报瞒报可免职。
【标准表述】
[意义]
《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出台，是国家用以监督、规范公务人员的行为、保障公务人员正确行使权利、预防和制止以权谋私等行为的一种重要措施，意味着申报内容将成为办案过程中的重要证据，说明了在我国反腐体系中领导干部申报环节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惩治腐败的力度和决心，也反映出了抓干部队伍建设、塑造清正廉洁形象的举措之实，对不合格的官员有很强的震慑作用。
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对于建立惩防体系，加强廉政建设，完善监督机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权威观点]
我们说要实行政务公开，也要对官员的财产收入实行公开。这件事情要做得真实而不走过场，就必须建立制度和制定法律，并且长期地保持下去，使它收到真正的效果。
——温家宝
[对策措施]
当前，官员财产申报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但从建立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际需要来看，必须抓紧构建相关的法律体系，完善配套措施，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积累经验，为全面推行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一，要构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法律体系。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能否“水到渠成”，关键在于立法。只有通过立法，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立起来，才能做到“名正言顺”，从根本上消除抵触情绪，推进财产申报制度的顺利实行。从全国范围来看，官员财产申报的立法工作不宜久拖，需要国家尽快出台相关法律制度来推动。应通过全国人大立法，逐步建立健全规范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以解决现行相关规定定位不明、效力不高的问题。
第二，要规范官员财产申报行为。规范官员财产申报行为，防止各地自行其是，或避重就轻，甚至走过场，是保证财产申报制度能够得到切实执行的重要环节。规范官员财产申报行为包括规范申报主体、申报内容、申报时间、公开内容及明确申报主管机关等方面。第三，要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所需要的配套措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还需要采取一些配套措施，比如完善金融账户实名制、建立科学的财产评估制度、实行金融电子化、强化责任追究等，从而为保证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
【一句话点评】
官员财产公示 篇11
一、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概念和历史渊源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指的是国家公务人员对其个人及其相关人员的财产和收入情况按照法律规定，向有关国家机关如实申报，并在一定期限内按照法定方式将申报内容进行公开，接受公众监督的制度。财产公示作为一项重要的监督机制，通过法定方式，要求国家公务人员公开本人及其相关人员的财产和收入情况，在保证公众得以充分地行使监督权的同时，也使得贪污腐败行为无所遁形，此举不但节省了社会成本，同时也加强了对官员的监督力度，又可以保证官员的廉洁性，是一项非常有效的反腐机制。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也被联合国作为有效的预防贪污腐败的机制向各成员国进行推荐，在世界范围内被认为是“阳光法案”。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最早起源于瑞典。早在1776年，瑞典公民就可以查阅所有官员的财产、收入和纳税状况，以实现对于官员是否廉洁的有效监督。而真正把财产公示制度上升到法律和制度层面的国家则是英国，1883年英国制定的《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是世界首部有关财产公示制度的法律，此法案也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对遏制腐败行为、预防公务员腐败产生了积极的效果，防止了由于腐败而造成的权力滥用，保证了国家公务人员队伍的廉洁，得到了社会公众的认可。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为遏制国家公务人员腐败现象的蔓延，制定了有关官员行为规范的《政府行为道德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公务人员必须按照法定要求报告本人及其配偶和受抚养子女的财产状况，并遵循法定方式进行公开，对遏制当时美国的腐败蔓延现象起到了良好效果。从世界范围内看，不但英国、美国、法国及中国香港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实行了官员财产公示机制，阿尔巴尼亚等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也建立起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可见官员财产公示已经是大势所趋，代表着世界范围内廉政建设的共识和发展方向。
二、公众对于官员财产公示的认识误区和原因
就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等地的官员财产公示试点情况观察，我国普通民众的对于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建设还存在一些认识误区，这些认识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建立也产生了不小的阻滞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首先，财产公示制度的建立需要在社会范围内建立良性的廉洁文化。事实上，在一些社会人群眼中，腐败被视为“正常”的行为。而社会大部分人对于腐败的态度具有鲜明的两面性，既对于腐败行为深恶痛绝，又对于腐败获利羡慕有加，趋之若鹜，只恨自己不能腐败，这种情况直接导致对于他人的腐败行为嗤之以鼻，对于自己的腐败行为百般辩解。同时，一些传统的、糟粕的腐败文化也呈现回潮、惯性的趋势，受到这种文化影响的社会人群对于财产公示制度就会产生抵触、敌视的情绪，这对于财产公示制度的建立是十分不利的。
其次，由于当前我国官员腐败呈现出腐败情节、涉案金额、腐败官员层级日益严重的趋势，而在传统的反腐措施和手段已经无法有效遏制腐败行径的环境下，公众往往把希望寄托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上，这种迫切的需求就很容易转化为急功近利的错误判断，忽视了财产公示制度的主要作用是预防腐败而非惩治腐败，并且期望依靠这一制度对公务员队伍进行疾风骤雨、雷霆出击的彻底清理，以达到惩治腐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的。显而易见，如果实行这样简单、粗暴的措施，很容易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一方面，大量腐败官员的曝光，会引起普通民众对于我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怀疑和不满，产生信任危机，造成社会动荡；另一方面，预期被查处的腐败官员也有可能采取集体，性抵触行动，引发政治动荡。比如20世纪70年代香港廉政公署查处香港警界时，就出现大量警察围攻联署乃至香港政府的事件。从一定程度上看，正是由于对财产公示的理解偏差，在无法准确预估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实施后果之前，贸然实施该制度就存在着很大的政治风险。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强调惩处而不重视预防的行为在短期内或许可以收获非常显著的效果，但是从长远看，依然会落入“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循环怪圈中。对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作为一项反腐机制，其着力点应该放在预防腐败而非惩治腐败上，并且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采用“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方式推动该机制的建立。
再次，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公民的参与，通过将官员的财产置于公众的监督下，方便每一个公民监督官员的财产，进而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基于这样的考虑，就要求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国家事务，行使自己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近年来，我国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识不断提高，参与范围逐渐扩大，然而不难发现，其参与的范围多局限于与公民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方面，而比如廉政建设关平社会公共利益的方面则无人问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搭便车心态的普遍存在。美国经济学家奥尔逊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出了搭便车理论，即指某种事物产生了“外部性”，而“外部性”则是某行为个体的活动会使得他人或社会收益，而受益者则不用付出代价。正如奥尔森说的那样：“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官员的腐败行为无疑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极大损害，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这也就导致公众在参与廉政建设普遍存在“搭便车”心理，即每个人都希望他人去参与，而自己坐享其成，又或者秉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对于腐败现象安之若素，从未想过去揭露和举报，这也就导致了哈丁的公用地悲剧，印证了“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的断言。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于公民反映的腐败问题回应度不足。公民参与政府廉政建设需要有关部门的回应，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激励参与的积极性，然而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关注点多集中在经济等能够增加政绩的领域，而对廉政建设关注很少，此消彼长，我国公众对于廉政建设的政治冷漠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公民监督在现实中困难重重，周期极长，代价也极大。河北省保定市蠡县人郭光允举报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此案举报者郭光允在1994年举报石家庄市建设委员会原主任李山林的腐败行为，将材料以书信方式递交程维高。次年，又以匿名信的方式向中纪委、河北省检察院进行举报，遭到程维高通过河北省各级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等持续打击报复，使得郭光允的身体、精神、名誉等，均受到严重的影响。至今，河北省政府也没有对其进行相关的赔偿。直到2D03年程维高的行为才被中纪委做出处理，却未对其做出任何刑事犯罪认定。在我国当前的反腐案件中，郭光允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虽然体现了公民的监督作用，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生理、精神、名誉等方面的代价，尤其是举报人郭光允在举报期间受到的各种看似合法、实际上是公权沦为私权的迫害，在无形当中为其他公民在行使监督权利时，树立了一个“反面典型”，让公民在监督公务人员的廉政行为方面望而却步。
实践证明，公民参与政府廉政建设，要求公民具备一定的参与能力，正如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所说的那样：“民主的能力，与拥有关于政治问题和政治过程的有效信息，与运用这些信息分析问题并且提出影响决策看法的能力，有密切关系。”但是由于我国公民参与知识和能力的不足，往往造成相关的非理性参与，从而影响了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政府廉政建设的效能。而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政府对于公民参与廉政文化建设的教育不够重视。教育是提升公民参与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教育使得个人实现自我完善并学习相关的参与知识和能力，最终提高其参与的积极性和效率。地方政府对于公民参与廉政建设相关技能和知识教育的缺失，是造成当前公民参与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民生问题亟待解决，生活压力大，公众无暇参与地方政府廉政建设。我国正处于社会大转型期，“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问题亟待解决，加之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使得公民的生存压力极大，根本无暇顾及廉政建设。而政治参与的疏离感、冷漠感与日俱增，又进一步影响了公民参与能力的提升。
最后，国家公务人员基于隐私权对财产公示制度的抵触心理。调查显示，在阿勒泰地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其他一些地、州、市公务员中，反对者占七成，无所谓者占二成，坚决支持者仅占一成。此外，根据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调查，持反对“官员财产申报”意见的官员高达97‰国家公务人员的隐私权较之公众有其两重性。第一，公务员作为公民，其隐私权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第二，公务员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其隐私权需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诚如恩格斯所说：“个人隐私应受法律的保护，但个人隐私与重要的公共利益即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隐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它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国家公务人员的权力来源是社会公众，当其行使权力时，其个人信息便不再归属于“私人领域”，因而也就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正如孟德斯鸠说的那样：“一切掌握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如果不把国家公务人员的隐私权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那么隐私权就会不可避免地成为权力滥用与腐败的挡箭牌，民主宪政也就只是一句口号。当前，不论是官员还是公众对于隐私权的理解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偏差。一些官员认为，自己也是公民，也应该享有同其他公民一样的隐私权，公开官员的财产就侵犯了官员的隐私权，某官员那句轰动一时的名言“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的财产？”其实就反映了这种思想。同时，很多官员也对财产公示后，自己的合法财产的安全产生担忧，担心为他人所利用，甚至因为秉公执法而遭到报复、损失。社会公众对官员的隐私权理解有偏差，认为官员的隐私权应该完全公开，做到一清二白。这些认识的误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财产公示制度的建立。
三、官员财产公示“零投诉”的解决对策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是社会对官员的监督机制安排，但在现实生活语境中却要依靠官员本身去立法建设，设定规则监督自身。在这一过程中，官员既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规则的执行者和监督对象，这在实际操作上是非常困难的。笔者认为，要彻底打破官员财产公示“零投诉”的现实困境，可以尝试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一）借鉴国外申报审核经验，以国家法规形式确立财产公示制度
当前，国外对于国家公务人员财产的申报和审核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有关部门担负受理与审核双重职能，既受理材料也负责对材料的审核，这也是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模式。另一种则将受理材料和审核材料的职能相分离，受理职能由国家机关的内部各部门负责，而审核职能则交与公职人员道德委员会等专业部门，比如韩国。在建立相关财产公示制度的同时，也要保证审核人员和审核过程的公正，即在审核人员方面，要求参与审核者必须是与被审核者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利益和隶属关系的第三方；在审核过程方面，则要求全程公开以保证公众监督的顺利进行。
目前我国的官员财产监督机制还只停留在财产申报的阶段，并且财产申报制度也没有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肯定，因而并不具备普遍适用的权威性、强制力，无法保障在有效执行该制度的同时，提供相应的渠道供公众行使监督权，导致了公众对于廉政建设的政治冷漠与疏离。只有尽快推动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才能使得公务员财产监督制度可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并且按照法定要求完善现有的申报、审核、公示程序，以便公众行使自己的监督权、知情权等权利。
（二）创造条件，畅通渠道，完善公共参与机制安排
财产公示的地方试点“零异议”的尴尬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对于举报人的保护差强人意，潜在的举报人担心由于自身的举报行为而受到相关官员的打击迫害进而放弃举报行为。虽然在法律上我国有相关的规定，但是并不全面，《刑法》第254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举报人进行报复迫害应承担刑事责任，但却忽视了对一些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的监督，造成公众对自身和家庭的担忧而不愿行使监督权，使得财产公示制度流于形式。
官员财产公示始终是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凡是“两会”涉及官员财产公示的提案，往往都会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并引发深入讨论。而财产公示制度的不完善，则严重限制着公众在财产公示过程中行使监督权利。对此，国家应不断创造条件，拓宽渠道，以便社会公众行使监督权，如通过信访举报、向人大代表反映问题，或者通过新闻媒体举报官员腐败问题，再或者通过民主监督、举行听证会、网上评议政府等方式。
（三）建立沟通机制，提高公民参与意识，强化追责
学者约瑟夫·熊彼得认为：“民主方法是为了达成政治决定而做出的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不难发现，建立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机制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制度要求之一。政府与公众沟通有两个层面：一是按照民主原则，通过制度方式让民众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到决策当中，使得公共政策体现民众的意愿；二是通过相对独立、权威的第三方，对有关决策展开公开讨论和独立评估。新形势下，政府要转变传统的公共治理方式，在保持对传统新闻媒体投入的同时，积极利用新媒体与公众沟通对话，建立有效的政民沟通机制。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需要社会公众的参与，只有动员起社会公众的参与积极性，才能使得公开不实信息的腐败官员无所遁形，发挥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当前我国的公民文化仍然尚未发展成熟，公民权利意识相对淡薄。针对这样的情况，首先，我们必须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建设，提升公众公民意识，培育健康、廉洁的公民文化，积极引导鼓励公民参与监督，行使自己的权利。其次，在地方试点的过程中，很多试点地方没有对提供虚假信息、申报不实者的处罚细则，即使有也并未按照其执行，“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层出不穷，民众也对这样的面子工程嗤之以鼻。所以，只有对提供虚假信息，并查实具有贪污腐败行为的官员追究其责任，从重处理，才能达到以做效尤，从源头上遏制腐败、预防腐败的目的。
综上所述，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试点虽然遭遇到了“零投诉”的尴尬，但是在试点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为下一步全面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并且在培育我国公民文化、消除政治冷漠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