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官员（通用12篇）
问题官员 篇1
一、问题官员复出现象概述
对于问题官员及其复出, 没有明确概念, 本文做出如下界定。问题官员主要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自身确实犯错误的官员, 包括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而被制裁和因自身工作失误被问责的官员。第二种是自身没有直接错误, 但因制度设计而被问责的官员。譬如, 出现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时, 一些主管官员, 虽不是直接责任人, 但因负领导责任而被问责。问题官员复出是指被问责的官员, 在免职或降职后, 重新任职的状况。笔者主要关注的是问题官员在没有公开、合理程序的情况下, 未征求社会、民众意见悄然复出的现象。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广大网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政治、监督政府行为。在广大公众的助推下, “问责风暴”掀起, 各级官员被问责的情况越来越多。然而, 就在广大民众拍手称快时, 很多被问责官员很快重新复出, 或官复原职, 或异地任职, 有的甚至提拔重用, 令人愕然。问题官员复出之所以引起争议, 不在于该不该复出, 而在于一些地方对问题官员复出采取的不当做法。从媒体曝光的案例看, 复出官员大多是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悄然复出的, 公众仅能看到复出结果。而有关部门对此或是默不做声, 或是以符合有关规定等说词模糊解释, 但究竟是哪些规定, 规定内容是什么并如何遵循的没有明确说明。因此, 打着有关规定的旗号, 问题官员的复出往往如魔术般神奇[1]。高调问责, 低调复出, 复出过快, 程序不透明, 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和民意支持, 这样的复出难以服众。
二、问题官员复出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 传统行政文化的弊端
首先, 传统文化中的人治思想导致“人情风”现象严重, 搞人情交易和裙带关系, 混淆公私, 官官相护。问题官员往往是由上级官员提拔和推荐的, 未经法定程序, 而是通过官场关系复出的。其次, 传统行政文化的封闭性和排他性, 导致问题官员复出过程中政府缺少与社会的沟通, 问题官员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悄然复出, 政府透明度低, 社会成员参政议政渠道不畅, 无法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督。再次, 受传统行政文化影响, 行政工作中形式主义比较严重, 各种制度多注重于形式, 缺少详细严密的内容, 导致实践中容易出现漏斗。如《公务员法》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在官员任免等规定上缺乏具体规范, 为不合理的悄然复出提供了可乘之机。最后, 很多官员官本位思想严重, 权力运行以“官”的利益为出发点, 维护官员队伍利益, 乐于帮助问题官员随意复出。
(二) 制度层面的缺陷
1. 用人制度存在缺陷
首先, 用人制度不完善, 程序不明确。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第十六条规定, 受调离岗位处理的, 一年内不得提拔;引咎辞职和受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 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 两年内不得提拔;受到降职处理的, 两年内不得提拔;同时受到纪律处分的, 按照影响期长执行。虽规定官员复出期限, 但对什么情况下可以复出, 通过何种程序复出没有确切规定, 弹性和随意性过大。其次, 存在用人专制现象。某些地方领导独揽用人大权, 不经正规程序任用官员, 导致未经过合法程序复出情况出现。以山西省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复出为例, 该县县委组织部部长郭景旭认为“不用王是浪费人才”, 于是王振俊很快复出。问题官员在这种领导的肯定下迅速复出, 说明官员个人权力凌驾于法律和公民利益之上。
2. 行政问责制度不够完善
首先, 问责主体单一。现有问责主体主要是主管单位, 人大代表、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和公民问责力量过低。这种状况下, 某些部门为了团体利益, 易在问责中降低处罚, 这为官员复出留下后路。其次, 问责方式不够明确严厉。目前行政问责方式有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免职, 但各适用于何种情况不够明确。即使最严厉的辞职和免职, 也仅规定一年内不得担任与原职务相当职务, 不够严厉, 导致问责制威慑力不足。再次, 责任划分不明确。官员一般具有党员、行政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多重身份, 不同的法律身份承担不同责任, 当责任重叠时, 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时, 往往造成官员承担责任时避重就轻, 难以承担应有的责任, 也为官员的复出埋下伏笔。最后, 缺乏官员复出的详细规定。该不该复出?多长时间什么条件复出?什么程序复出?这些问题都缺乏详细规定, 导致问题官员复出缺乏约束。
3. 监督制度不完善
首先, 监督制度内容与现实脱节, 失去了操作性和有效性。如监督法中虽明确规定人大、人民群众拥有监督权, 但事实上他们的权力却得不到有效保障, 难以贯彻落实。其次, 对问题官员复出前后的一系列问题缺乏监督体系, 更没有配套的实施细则, 致使原则性的、粗线条的规定多, 量化的、具体的规定少。再次, 对监督制度的实行缺乏有效的检查机制, 使一些监督制度难以落到实处。最后, 也是最重要一点, 目前的监管都是自身内部监管, 专门的监管部门执行力, 不强异体监督力弱。
三、解决问题官员复出现象的对策
(一) 行政文化的调试
第一, 落实行政法治思想。法律及其运行和遵守应是稳定和连续, 通过良好的立法、执法和守法, 提高行政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能力, 将法治思想转化为人们的内在理念, 用人人平等的法治文化替代人治文化。通过行政政府的实现, 保证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各个环节都要依法进行, 减少人为干扰。第二, 加强行政公开文化建设, 避免官员复出的暗箱操作。首先, 完善政府公开的法律制度建设。虽然2008年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但其中许多规定比较笼统。只有进一步细化, 并完善相关制度建设,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进程, 才能更好地接受各方面监督, 避免被问责官员悄然复出现象出现。其次, 要增强公众参政的热情与能力, 通过群体性力量整合, 促进政府政务公开, 加强对官员复出监督。最后, 要增强大众传播媒介获取政府信息的能力, 并保证其独立性, 加强新闻媒介对官员复出的报道和监督。第三, 贯彻实事求是思想。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优化领导体制, 改变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现象。完善工作机制, 以长远政绩考评为升迁依据。建立完善具体的规章制度, 确保工作的有章可循。第四, 树立公民本位的行政理念。问题官员频繁悄然复出, 践踏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不符合公民本位的行政理念。地方政府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抛弃“政府本位”观念, 树立“公民本位”理念, 把公民需求放在首要位置, 以实现公众利益为目标, 确保公众意志在政治生活中得以体现并发挥主导作用。在问题官员复出上, 要充分了解征求公众意见, 以公民评价为决定问题官员能否复出、如何复出的主要标准。
(二) 问题官员复出制度和程序上的完善
1. 完善用人制度、规范用人之责
首先, 细化用人规定。减少用人制度中含糊其辞的内容, 对官员任用条件、时间要求、程序要求、公式要求等详细规定, 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同时进一步落实全程记实、有关事项报告、任职备案等配套措施, 尽可能全程记录官员任用的情况, 严格报告制度, 加强实地审核, 强化监督检查。其次, 从官员选拔、考核、问责、问责后复出的过程中要建立清晰程序, 有用人权的官员只能按程序办事, 减少其自由随意和专断。再次, 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明确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具体责任, 对违规用人、用人专制的官员要严惩不贷, 杜绝出了问题无人负责、无法追究的情况发生。最后, 建立完善的官员复出制度。在官员处分上, 严格照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执行, 为是否允许复出及怎样复出奠定基础。通过建立健全跟踪考评机制, 对问题官员去职后的表现进行记录。实绩突出者, 在符合一定标准的情况下, 可以恢复职务或转任其他岗位。复出程序要公开、透明, 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介公布, 让公众知晓复出理由、拟复出职位等情况, 征求公众的意见, 并将民众意见作为最终决定的主要依据。
2.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首先, 界定问责内容和程序, 推进行政问责法制化。对官员问责的事由、内容和依据, 要以规范的列举形式予以表达, 以法律予以公布, 将问责进一步具体化、公开化, 杜绝问责中的主观随意和不彻底。要不断修正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信访举报制度, 完善信息公开法、舆论监督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建构起廉价高效的问责保障机制。完善问责程序, 形成包括问责主体、标准、程序、范围和问责救济在内的, 全面并切合实际的问责法律制度体系, 引导行政问责从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 以防止出现逃避、减轻责任情况, 导致短期内迅速复出。同时, 加大问责力度, 强化问责效果。目前对问责官员的处罚力度总体上是较轻的, 如上文提到的“被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免职的官员在一年内不得担任与原职位相当的职位”, 一年的问责期限很难产生惩戒效果, 应适当延长问责期限;对错误较严重、民愤较大、影响恶劣的官员, 应规定不得重新任用, 才能起到威慑作用。其次, 加强异体问责力度。应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代表、司法机关特别是新闻媒体、公民及社会团体的问责作用;明确异体问责的范围、程序、方式和保证效力措施, 根据问责事项, 明确规定谁问、问谁、答复时限、处理过程等问题, 确保异体问责作用的发挥。这样, 不仅有利于保证官员处分的合理化, 也为官员能否复出提供合理依据。
3. 完善官员复出的监督机制
首先, 健全监督制度、提高配套性, 细化规定, 增强可执行性。其次, 整合各监督力量, 加强立法的保护, 真正实现人大、民众、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再次, 进一步加强监督制度的内容和现实的关联, 及时更新监督制度的内容, 使其更加贴合实际, 增强其操作性和有效性。最后, 最重要的是监督应该是贯穿始终的, 从问责初到问责后直至复出的整个过程都应有明确的监督机制, 完善相关监督条例, 成为一个体系。
摘要：随着“问责风暴”的掀起, 越来越多的官员因各种原因被问责, 但很多被问责官员却在短时间内悄然复出, 既没公示也未听取群众意见, 引起社会普遍质疑, 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这与我国行政文化、行政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密不可分。必须通过调试行政文化, 完善用人制度、问责制度和监督机制, 解决问题官员复出中存在的弊病。
关键词：问题官员,复出,问责
参考文献
[1]邓清波.问题官员复出果真“符合规定”[N].工人日报, 2009-05-15 (11) .
问题官员 篇2
2009年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网友在线交流表示，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败重大举措，政府正在积极准备这项工作。
在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与委员发出了建立健全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吁。
2009年9月份召开的中纪委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在认真贯彻落实好《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这直接关系政权的巩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报告个人经济和财产，包括收入、住房、投资，以及配偶子女从业等重大事项的规定，并自觉接受纪检部门的监督。
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呼之欲出。
二、财产申报制度
(一)财产申报概述
财产申报制度，是对官员有关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公布的制度，是科学反腐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建立起有效的财产申报机制，将国家公职人员的家庭财产置于人民群众和国家法律制度的监督之下，使其非法所得无处藏身，就会使腐败分子难以为所欲为，从而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二)财产申报的现状
关于财产申报，在我国已提了近15年，但目前试点地区的官员财产申报大多集中于科级以上干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路走来，可谓是速度相当缓慢。从1995年规定“温柔”地诞生，现在普遍沿用的还是这一套最基本做法。近几年，在“两会”代表委员的持续呼声、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之下，各地开始尝试破冰，试图突破现状，但仍旧陷在公开不彻底的争议之中。
(三)财产申报的障碍
家庭财产申报制的实施必然面临三大难题：一是鉴于中国目前没有公开、统一、标准的公民信用保障系统，个人资信难以查实，反腐败工作缺乏坚强的技术支撑；二是腐败分子为了逃避财产申报和资金核查，必然会将大量腐败资金和非法收入转移到他人名下，或馈赠亲朋好友，逃避法律的制裁；三是腐败分子在国内无法藏身，必然想方设法外逃，势必给国家财富造成巨大损失，破坏法律的实施，损害社会的公正，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三、完善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
鉴于目前建立我国制定财产申报法的条件还不具备最基本的条件(如尚未实行全民信用卡制度)，在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申报法出台之前，京佳教育认为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制度资源，通过增加环节来完善现有的干部收入申报规定。
第一、申报对象可以逐步扩大到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就国家工作人员来讲，除了对他们进行任职、离任时的审计外，还应要求他们在任职前、任期间、离任时对自己和家庭的财产进行如实申报，其申报范围可依具体申报对象的工作性质及其重要程度作不同的规定，其具体操作除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外，可逐步交由银行执行或监督。
第二、加大对申报结果的监督和公开程度。增加二个环节：一是审核环节，即审查核对环节，通过检查核实申报内容；二是公示环节，申报结果的公示范围可以视条件的成熟程度而逐步扩大，可以先做到同级公示，即在班子内或同级干部中公开，由人大产生的干部的收入申报在人大中公示；这里不应有“秘密申报”部分，也即不应有暗箱操作部分；
信访问题：访民、官员与政府 篇3
周志兴： 我原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信访局在我们单位对面，同事中很多人的家属就是信访局的。看着好像很边缘的部门，没想到现在权力这么大。请马教授先谈谈信访设立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信访变成了上访？
马怀德：信访制度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设计的初衷是党和政府听取老百姓意见、了解社情民意。信访确实也发挥了这个作用，总要有老百姓说话的地方，要有对政府提意见的场所或者渠道。但是，信访条例实施近20年来发生了一定的变异，由信访变成了上访，由一种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变成了解决矛盾纠纷的渠道，特别是解决涉诉涉法争议的一个渠道。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变化？我认为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中国老百姓遇有冤情、遇有难事的时候还是相信上级，相信党和政府，尤其相信中央，有一种朴素的“青天意识”、清官意识，所以愿意把这些矛盾纠纷递交到最高层，由所谓的“青天大老爷”加以解决。尤其是涉及一些政策性问题时，可能当地法院或者有关部门很难解决，老百姓就更愿意通过上访解决问题。所以上访主要原因是公众有这种需求，有这种愿望，也有这种心理依赖。
另外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党委、政府。作为国家公权力主体，也愿意通过这种方式体现党和政府对人民疾苦的关心、体现解决问题的效率和态度。所以一有上访，就用各种方式加以解决，这就形成了一个所谓循环。如果有人总上访，但党委、政府置之不理的话，我估计时间长了他也不会再访了。恰恰就是因为党委、政府曾经积极地解决了一些上访问题，才使得上访数量越来越多，最多达到一年1300多万件（次），规模超过了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
第三，与我们的司法渠道、法律救济渠道不畅通有关系。本来一旦发生法律方面的争议纠纷，都应该由复议、仲裁、诉讼这些途径加以解决，但是我们的司法途径和仲裁复议机构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使得一些矛盾纠纷硬被擠到了信访这个渠道上。当然还有一部分信访案件即我们说的涉诉涉法信访，就是法院处理完了他还不服，但他又不相信上级法院，也不相信最高法院，他回过头去找党委、政府，找信访机构解决。这种情况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信访总量的百分之六七十。
上述几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形成了今天的信访状况。
1950年代设计这个制度的时候，大部分确实是“信访”——写信的方式，那时国务院信访局、人大信访局接到的都是信件。这十几年来，信访变成了上访，为什么？他不写信了，或者写信的同时还要亲自来到信访机关，递交相关材料，甚至长期驻扎在北京或省城。所以说上访实际上是信访的发展，信访是语言的表达，上访就变成了实际行动了，但涉诉涉访人最终目的都是希望把矛盾、争议、纠纷在他们信赖的机构里解决掉。
地方政府的压力
马怀德：现在的信访发展状况，我想无论官方还是民众，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第一，大规模的信访必然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尤其是所谓的信访变成上访、走访、越级上访、缠访闹访之后，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了。
另外一个弊端，信访量大了之后，侵犯人权的现象也日益增多，主要表现在个别地方政府。有的地方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为了达到所谓的维稳目的，会采取一些不当措施。我接触过的某些地方政府曾直言不讳地讲，我们就是采取一些你们法律人看来肯定是不合法的措施。我到广西，广西人说他们当地还搞了钓鱼执法、公权碰瓷儿，到敏感时期，有几个人老喊着要到北京上访，基层政府就请这些人吃饭，而且还要喝酒，喝多了之后，开摩托车回家，刚开出去两百米，警察就拦着了，以醉驾为名刑事拘留一个月。
总之，上级要求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你别让他来北京，而下级又缺乏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为什么一个正常人，因为上访被拘留、被劳教一段时间之后，会变成倾向于偏执或者说看着不太正常了呢？因为这个过程是一种新的侵害。我在学校，几乎每星期都会接到很多封这种来信，甚至有人会找上门来，希望我们递交信件。我翻看那些材料，发现多数都是认识上的问题，本来法院可能判得没问题，但是上访人已经偏执了，觉得法院肯定有问题，肯定是司法不公——都成了这种心态。
还有一个弊端是地方政府压力太大。地方党委、政府确实把信访、维稳这个事看成一个很大的事。我们说发展是第一要务，但维稳变成第一责任——上级只有要求，只有指标，下级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采取各种各样“创新方式”实现维稳目的。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压力很大，很多信访局的同志也不愿意干这个活，我看有些地方把要提拔的干部先弄到信访局去锻炼一段时间，去接接访，所谓接地气，实际上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好干的。尤其在敏感时期，大批信访局的同志跑到北京来，在办事处就干一件事——截访。所以我想，无论维稳成本还是维稳压力，近十年来可能都创了新高。维稳成本高、压力大成了政府的一个负担，本来这个事情不是党委、政府应该干的，而是司法机关或者仲裁复议机关解决的问题，但现在没有办法，只能走这条路。为什么会形成今天的状态，它背后的社会原因是什么，经济原因是什么，文化传统和观念方面的影响是什么，值得我们继续探讨研究。
基层“发烧式”的工作方式会加剧上访
周志兴：赵树凯老师可能不是那么专注于信访，但能否从宏观上给大家分析一下你所了解的情况？
赵树凯：我是长期做农村研究的，我从农村问题的角度谈谈看法。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到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秘书处，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信访工作。那时没有专门的信访办，秘书处里有我们值班秘书兼做信访工作，每天大概会有十封八封信咨询政策问题，或者说土地承包不合理等，我们会印好转办单把信件转出去，这就看我们自己的选择，愿意转到县里也行，转到省里也行，不像现在有严格的程序规定。那时很少有来访，都是信，一个月可能会遇到几个来访的，我们就下去，跟他聊聊，告诉他这个事你找农业部去，或者那个事你找法院去。那时没有现在所说的缠访闹访，也很少有集体上访。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上访，一部分是和大包干刚刚开始有关，因为大包干土地分配中有些问题，另外大量的是与平反冤假错案等“文革”中的问题有关，没有很激烈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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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多起来是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民税费负担问题和计划生育问题，这两个对农民来讲是主要的问题。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到2004年前后，信访总量涨得非常快，到了2003、2004年，上访已经成为非常突出的问题。1990年代后期之前，地方干部的考核里没有上访，有计划生育、招商引资、税费。到了后期因为上访增加了，折腾得上级政府不得安宁了，最开始是从有的市县开始抓，在年末考核时一票否决里面加上一个上访。2005年出了一个新的信访条例，把信访责任做了调整，由归口管理变成了属地管理。一旦开始属地管理，跨地区上访就出了很多问题，所以2005年给信访部门扩编，一开始信访部门的职责就是接待、登记、转办，后来需要督查、催办，增加了一些权力。
2005年以后，关键问题是结构恶化了，走访情况多起来，走访的人里又有非正常上访——他不到信访部门去，而是到重要地区、敏感地带去，还有就是集体访、缠访、闹访、越级访、重复访增加，而且这部分很难压下去。其实，真正对地方党委、政府构成压力的也不是信访的总量，而是信访当中特别难办的案件数量。可能今年乡镇出了200次上访，但都是普通上访，对书记、镇长压力不大，难办的上访有一件两件，便搞得他没法安心工作。
从农村工作看，为什么出现那么多农民上访，我觉得和政府的运行方式、工作机制有关，比如搞农业产业化，搞连片种植，把农民的地集中起来弄大棚，后来东西卖不出去，农民亏了，这就出现了上访。还有是招商引资，强迫农民上什么项目。就像马教授讲的，某些地方政府法治水平低，它的命令、政策，有时像发烧一样一阵一阵的，打破了常规。
另外，上访还和政府的另一种体制特点有关——政府内部是高度集权，上级集权。比如乡镇里通常会有一个信访办之类的机构，但是上访人不找信访办，而是找书记，有时候连镇长都不找。乡镇书记搞不定的问题，就找县委书记。其实对农民来说，上访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开始觉得到信访办反映反映就行了，这中间发现多次反映不顶用，他们就会有想法，想办法直接找主要领导人，找了某某书记以后，一下子就办了，这给农民造成一个影响——有事就找“一把手”。
所以我认为，真想把问题化解在地方和基层，恐怕还需要政府之间进行权力调整。
如何解开截访这个“扣”
周志兴：我认为刚才你们两位说的都很有道理。中国这些问题是错综复杂的，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某一方面，而且我认为信访工作还是要随着制度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前进慢慢解决。信访这一摊子事里截访的问题最多。前段时间披露出来的安元鼎公司，建了黑监狱把上访的人抓起来，就是此类问题中的一种。截访在我们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国家里，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今后有没有解决的可能性？
马怀德：为什么截访？要解开这个扣，还得从产生截访的原因分析。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有考核指标。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有维稳的信访考核指标，只要有考核，就涉及政绩和执政水平、形象、能力等问题。我到辽宁、天津，当地官员告訴我，省里或者市里原来是信访大户，一直排前几位，后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围追堵截，最后降下来了，现在信访量已经排到倒数第几了——官员把这个考核作为政绩看待。从这个角度讲，要想解决截访问题，首先要调整考核的指标、方式和标准。
二是有一个具体的问责问题。为什么地方政府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截访？有的是地方政府做错了，就怕你告状把案子翻过来后它被追责。真正截访起劲的，往往是制造了冤案或者制造错误政策、实施违法政策行为的机构和官员。这说明执法、政策和决策的公权力行使存在不规范的地方，如果这个问题逐步得到规范，冤案少了，错案少了，问题少了，老百姓自然就不会去上访了，也就不存在截访问题了。不能倒过来：一方面冤案、错案不减少，另一方面还要压着不让说话不让上访，这恐怕也不行。要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主张规范公权力，政策要公正，决策要科学、民主、规范，执法要规范。刚才赵老师说的那种运动式的执法和运动式的政策出台，拍脑袋出政策，很容易给下一任或者下下任留下太多的麻烦和问题。
现在处理信访问题有几种方式：一种是大接访，最高法院副院长还带案下访——带着案子到村里、乡里，亲自调解。这些方式我觉得是在强化信访这个制度，包括截访，也起到了强化作用。越截就越多，压力就越大，上访的群众越要上访，为什么？觉得地方政府害怕了，以后就有希望解决了。
信访不能取消，但也不能“做大做强”
马怀德：我曾经提过一个建议：领导减少批示就能减少信访量。为什么？你批得越多，老百姓觉得解决的效果就越好。我把这称之为不受时间、证据、程序、形式、步骤等一切因素限制的，一步到位直通车式的解决问题办法。乡里和县里的，只要找到大领导一批，这个事就可以了，甚至法院判决已经定下来的事，大领导一批就给推翻了。你想它的示范效应有多大？可能一千个上访人里有一个人的问题解决了，对另外999个人就会有很强的示范作用。所以要解决截访问题还是要领导少批，应该把它引导到法治的轨道上去，比如现在中央采取的措施就是所有涉诉涉法信访，信访机关都不受理。该去检察院的去检察院，该去法院的去法院，该去公安局的去公安局。
要改革整个信访制度，就要从改变考核指标、领导的观念意识以及畅通法律救济渠道等多个方面去解决。现在的政策说不受理越级上访了，所有的涉诉涉法信访都剥离了，这也有点简单化，老百姓不满总要有出气口，总要有减压阀，总要有一些渠道。
赵树凯：现在由于截访的事情很多，老百姓很关注，上面确实也很重视，所以从2013年开始出台一些办法，包括你刚才说的下访。最近又开始取消排名，改为点对点通报，或者是单独约谈，而不是排名大通报。包括把信访和涉法涉诉的分开，不越级受理等。现在刚刚开始，还看不出究竟对下面有什么显著或长远的效果。如果没有一整套的制度改变，单单越级不受理，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大量信访活动就跑到信访渠道之外，催生更多的抗议甚至群体性事件，这个问题还需要观察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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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怀德：我再谈四点看法：
第一，我们的信访制度现在实际上替代了发达国家的一些请愿、抗议等行动。在发达国家，这些行为作为一种表达诉求的方式，是合法的，允许的，正常的。但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有点敏感。我们常说“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但在这个问题上还不太自信，觉得有人在那儿堵车堵路，在那儿静坐、喊口号、打标语，就是了不得的大事。如何习惯于让老百姓通过正常渠道表达意见？我们的干部仍然需要学习、探索。一个民主的、现代化的国家，畅通意见表达渠道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司法确实要降低诉讼门槛。我接触过的很多涉诉涉法的信访案件，都是起源于法院不受理，尤其是行政诉讼案件，告政府的案子，法院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第三，应该解决所谓的社会救助问题。虽然国务院搞了一个救助暂行条例，但是面不够广。前段时间有些失独家庭上访，他们年轻时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只生一个，结果孩子没了，现在养老成了问题，要求政府给予补助。但政府说这个跟我没关系，计划生育政策是国策，那么多人都受影响，你失独了，不能都找政府要求赔偿补偿。有些地方搞了所谓的一个月一百多块钱的救助……如果法律渠道解决不了此类问题，为什么不从国家政策角度去考虑，调整不合理的政策？
最后，要弱化信访功能。当然我不主张马上撤销信访机构，但我反对把它“做大做强”，应该让它回归最初设置时的本意上。我知道北欧、澳大利亚、新西兰有一种议会监察专员督办制度，跟我们的信访有点像，老百姓有什么事可以投诉，监察专员每年向议会做一次报告，可以指出各个机构存在哪些问题，但它不具体解决纠纷，只是反映民意；日本有一个叫苦情室的处理制度，也类似；在香港、台湾地区有投诉制度。但都不像我们做得这么大，这么规模化，它只是在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方面起非常小的补充作用。
建言：人大代表能否发挥相应作用？
赵树凯：我也很赞成这个意见，信访机构不能取消，但也不能做大做强。在别的体制架构没有大变的情况下，取消它可能容易激化矛盾。我在做农民上访问题研究中发现，有些上访不是这个事情本身大，而是在信访过程中成为大问题的，所以信访过程本身也在制造信访事件和信访矛盾。另外，上访者从乡里到北京，这一趟下来，很长见识，这些人就成为一定时间里的意见领袖，可能成为对付乡镇政府的领头人、代理人。因此某种程度上，信访过程往往能够培养出一批跟政府较量的力量。
因为在县乡两层，包括在区县乡这一层里，人大代表是有选区的，市以上人大代表是没有选区的，你不知道你是谁的代表。1998和1999年，我曾集中研究农民的信访现象，并在2000年写过一个研究报告，提了一个建议：能不能在基层上访中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你有事找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代表你去找政府。
周志兴：这是国外的通行做法。
马怀德：对选民负责。
赵树凯：对，这个过程里老百姓找政府就不那么费劲了，另外对人大代表也是个锻炼，你时间长了不给我办事，我就不選你了。
这个建议送上去，一共2000字，后来没什么反响。但我始终认为信访和人大制度的改革应该挂起钩来，起码人大代表能反应基层情况。
周志兴：这样一来，人大代表的构成又成问题了——我们现在的人大代表很多是官员。
赵树凯：这有可能对人大代表制度的改革是一个促进。全国人大有一个精神说不能搞个案监督，只能整体宏观监督政府工作报告，不能针对某个案子来监督——这样一来，就无法把人大代表的履职工作和处理农民上访联系起来了。
信访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一定要找一种机制，能够让访民和政府沟通起来，这也符合我们政治改革的方向。老百姓要当家作主，他有诉求要表达，人大不就是一个表达诉求的场所吗？这个事情一旦突破了，人大代表的结构可能会调整，代表素质也可能进一步提高了。
马怀德：信访和人大的对接有利有弊，有利就是刚才赵老师讲的，一个是改变人大代表的结构，另外就是让老百姓有相对比较权威的统一的渠道，能够减轻信访的压力或减轻非法定渠道的压力。但是它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个前提是人大要和党委、政府一样有足够的权威和权力，访民才能信赖你，才会通过人大代表反映想法。但现在权力结构高度集中，老百姓也是理性的，谁能解决我的矛盾纠纷，我就找谁。解决这个问题也要像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一样，有一个向社会分权、向下放权的过程。不分权，权力高度集中，结果把矛盾也集中起来了，引火烧身。
如果权力都下放了，各个市、县、乡、镇都能解决了，自然不会集中到中央去解决。所以我觉得，分权从长远看还是必要的。现在经济领域叫简政放权，实际上社会管理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也应该简政放权，也有一个怎么下放权力、分散权力的过程。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人大代表制度的完善。人大代表要树立权威，必须要有真选举，要有真民主。为什么全国人大否定了人大的个案监督，因为很多企业家都是全国人大代表，他们监督法院，怎么监督呢？把自己的案子、亲戚朋友的案子拿出来监督，就说法院这个案子判错了，我是以人大代表的身份监督你。如果搞个案监督，往往会变成人大代表个人利益的表达及个人矛盾的处理。
化解今天的信访困境和难题，可以有多条道路，比如说改革考核制度，权力下放，权力分散，司法改革等。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司法要搞省以下的人财物统管，要分类管理司法人员，搞职业保障，搞司法公开、机制改革，这也是一条思路。从现在看，我觉得司法改革本身就有很大的难度，真要搞省以下的人财物统管，没有五年八年搞不出来。所以不能等到改完了再来处理信访，要同步进行，多种改革可能产生的综合效应就是逐步弱化、淡化信访，让解决矛盾纠纷的渠道更加多元，更加畅通。当然，群体性事件、极端的暴力事件、非正常上访恐怕短期内解决不了。
周志兴：让人大代表普遍接受群众上访的做法，可能不太可行。但能不能让几个有这方面能力的人大代表专门从事和信访有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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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根据我的观察，这条道路应该说更可行。这些年，地方人大代表里这类代表的数量是在增长的。
周志兴：其实有一些热心人，他们愿意做。
赵树凯：自然地有这种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大代表愿意做这个事。
周志兴：我认为我们应该慢慢放开，慢慢把真正的选举的量扩大，从10%到20%，到30%，这么走下去才可以。
赵树凯：还有一个社会组织的问题，如果社会组织得到良好的发育，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组织和代表，有组织化的表达形式，那么，对上访可能也是一个缓解。分散的上访或者分散的冲突抵抗变成有组织的，去跟政府表达和谈判，这实际上对政府是有好处的。政府可以通过与这些组织或者代表的沟通协商，来整体性地解决问题。如果不允许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和代表，在很多重要情况下，政府甚至要沟通谈判都找不到人。
马怀德：这里就要判断这些组织有没有政治诉求。我了解到的绝大多数组织都是志愿者和行业协会，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想法。现在我总觉得从政策上讲有点担心他们有什么诉求，怕原来是分散的，一旦组织化以后危险程度就提高了。
赵树凯：一般来讲，上访者一开始都有具体的利益诉求，具体的利益诉求达不到时就容易政治化。在农村特别明显的例子是征地补偿，干部老解决不了，最后访民认为这个干部太坏，要求罢免他，要查他的腐败，慢慢组织起来变成反腐败了。诉求的性质就这样不断升级。
我从农村状况来观察，政府的进步也好，体制的改进也好，包括人大代表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好，其根本还是取决于百姓的能力和进步。有些地方农民特别老实，政府和干部怎么说怎么听，这个地方的民主就不行。如果出现比较强的农民，懂法，政府就变得越来越规矩。
要教育访民，更应教育官员，但正途还是改革
周志兴：我在想要不要对访民也做一点教育呢，现在有的访民确实素质很低，这也会给上访这种本身就有问题的渠道造成很多新问题。
马怀德：我觉得这是两方面。我接触的一些访民，多年上访，多次上访，缠访、闹访，甚至很偏执，对这些人我觉得恐怕已经不能用教育的方式解决问题了。尤其已经偏执了的访民，基本上没有办法改变他的一些错误的观念意识。
我觉得关键不是教育访民，而是教育我们的一些官员，教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为很多上访问题之所以产生，都跟公权力行使不规范有关，都与滥用公权力或者随意选择性执法、暴力执法或者违法出台政策，违法实施决策有关。教育公务人员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去执法是当务之急。在源头上减少信访事件，就得让权力规范运行，削弱权力。发达国家政府的权力很小，议员们是求着老百姓，现在我们是反过来的，老百姓求政府解决问题。
李克强总理曾讲过，市场主体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为；对于政府而言，凡是法律没授权的都不可为，确实要有这种意识。一些乡、镇、县为什么总是发生基层冲突？就是因为书记、县长或者乡镇一把手爱“拍脑袋”决策，随意下命令，随意引进项目、出台项目，既不顾民意，也不管科学论证、风险评估，也不一定搞集体讨论决策，留下很多后患。所以，老百姓的素质需要提高，但是更重要的是官员，规范他们的行为，增强他们的法治意识。
周志兴：可不可以这么说：官员也不只是教育问题，因为现行体制就给了他这样一种权力，单单教育可能没用。
赵树凯：对，教育之外，最终还是如何改革的问题。
马怀德：所以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关进之前，先要把权力削一削、打一打、磨一磨，这样才能把权力关进去，关得住。
赵树凯：给访民一个机制，让他们自我教育，相互學习，比政府教育他们要好。
周志兴：通过今天的访谈，我觉得：第一，信访在现阶段还是必要的，还不能完全排斥它；第二，还要对它做一些改造，这个改造可能是多角度的，比如关于社会组织的建立，关于人民代表的作用，关于领导在里面起的作用等。这就像中国的改革一样，整台机器，每个轮子与整体密不可分，你想某一个地方冒进，可能性不大，但是又不能放弃、失望，还是要想办法一点一点来调整、推动、改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官员报道的问题与策略 篇4
作为一张工人报刊, 它也是必须经过市场检阅的报纸。我们的劳动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是百姓, 也会关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为此, 在守住“本色”、打造“特色”之余, 丰富工人报刊的“花色”品种就成了我们一直不懈追求的目标。
多年来, 我们从服务、娱乐、教育引导等方面先后开设了许多令读者留有深刻印象的版面, 其中健康版、生活帮、城市笔记、国学就是其中较为成功的例子。
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日益提高, 百姓开始越来越注重养生和保健。从6年前我们就适时抓住了这一时机, 利用我们的周末《北方新闻》, 专门开了四块版的《健康》专刊, 设有健康信息、养生保健、女性健康、求医问药等专版。示整顿领导干部作风的决心, 在一段时间内, 官员报道将成为媒体的工作重心, 那么当前媒体研究官员报道的方式就显得尤为必要。
1 官员报道的现状
1.1 官员报道“两极化”
目前, 大部分的官员报道走两个极端, 一是“高大全”的先进典型官员, 另一种是“魔鬼”式的贪腐堕落官员。尴尬的是有些官员“不争气”, 前一天还是毫无缺点的正面典型, 转过天来就被“双规”甚至落得狼狈下台, 两相对比, 记者的报道受到质疑, 甚至使报纸的公信力受损。实际上, 采写人物专访或者人物通讯是一个时间周期相对较长的事情, 远远赶不上消息的时效性, 正是因为这样的时间差, 才容易造成这样
针对日常的保健和生活中的常见病及如何治疗等进行专门报道。通过几年的运行, 专刊已经初具规模, 拥有大批的读者群。每年我们到地方开发行会时, 基层表扬最多的就是健康版, 说大家特别愿意看。这个专刊良好的阅读效应也为报社带来了经济效益, 达到了创收的目的。
《城市笔记》也是我们开办多年的一个版面。这个版面主要是为提高报纸的娱乐性, 版内集结了笑话、谐趣网文、小小说、大话西游等多个小板块, 让职工在空闲时能开怀一笑。《生活帮》是我们近两年为强化报纸的服务功能而增加的版面, 主要是介绍生活中的常识和小窍门。像如何购置财产险、快速切土豆丝、正式场合怎么着装等。最近我们还专门增加了午后茶苑专栏, 介的问题, 但是报道终究夸大先进典型把他们写成了神而掩盖了他们的缺陷, 才闹了笑话甚至引发严重后果。对于落马官员, 媒体则大肆搜寻他们的罪证, 这个问题在最近对王立军的报道上显得尤为突出, 今天写他有十几个摄影师, 明天又写他有几十个秘书, 一味罗列罪证不如深挖问题官员的思想问题更能发人深省, 妖魔化的报道只会让受众觉得媒体在打“死老虎”。
1.2 主流媒体失声, 新兴媒体边缘突破
网络反腐、微博反腐已经成为近年来常态, 这些新兴媒体的边缘突破使人们仍然相信媒体舆论监督的力度, 由于新媒体的穷追不舍, 也使得大部分被曝光的问题难以不了了之, 最终多数获
绍中国的茶文化, 做到内容雅俗共赏。《国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精粹的体现。为了让广大读者都能领会其中的深刻意味, 我们在选取稿件上还是注重其通俗性和大众化, 文章尽量短小精悍。每期设有固定的成语故事, 禅画禅语, 古为今用, 追根溯源等专栏, 让读者能够博古通今。此外, 旅游天下、科学探索、读书、新闻特稿等版面也满足了不同爱好者的阅读需要, 版面真正做到了“花色”品种丰富, 琳琅满目。
信息时代的到来, 让如今的报业竞争更加残酷。工人报刊要想突围就必须坚守“本色”, 打造“特色”, 丰富“花色”, 更多地关注劳动者的需求, 对准劳动者的心灵, 努力办出一张贴近职工工作、学习、生活的好报纸。
(吉林工人报社, 长春130022) 得了不错的结果。相较之下, 传统媒体受到的制约更大, 因此显得固步自封, 很难突破。这样就形成了传统媒体以正面报道为主、新兴媒体曝光问题的格局, 这一格局在实际中也引发了问题, 主流媒体鲜有深入人心的正面报道, 而新兴媒体的负面报道又夺人眼球, 这样就使主流媒体的失声变现为正面官员的失声。这种一边倒的舆论环境使官民之间的信任进一步流失, 甚至激化民众的“仇官”心理。
1.3 基层官员平民化, 上层官员符号化
对于基层官员的塑造近年来有一种平民化倾向, 这可能是在“三贴近”号召下的一种改革, 基层管的家长里短、兴趣爱好被突出放大, 以显示他们与平民并无本质区别, 但过分描画生活细节, 又抹杀了官员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对于上层官员的报道, 记者也十分谨慎, 有句话叫“见名见言易, 有血有肉难”。高层官员见诸报端, 最常见的就是会议报道和人事变动, 近年来的会议报到最时兴数数, 数响起了多少次掌声, 数提到某词几次, 人事变动更是难逃“消息”加“履历”的窠臼, 显得十分抽象。“因为这个缘故, 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官员形象, 并不能呈现在公众面前, 公众通过媒体所见到的仅仅是一个被抽象化了的官员符号”1。为此, 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十八大”时胡温在会后相视一笑的照片引起公众的兴趣, 这种一改平日严肃表情的图片成了真正的新闻, 被网民饶有兴致的的转载了好几天, 恐怕作者也未曾预料到会引起这样轰动的效果。
2 官员报道存在问题的原因
目前官员报道中存在的问题不是单一的, 而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链, 这个问题链又首尾相接, 形成了一个恶性“死循环”。面对话筒, 官员讳莫如深;面对官员, 记者不敢跳出规定动作发问;面对报道, 受众不信。在记者面前, 官员显得十分谨慎, 照本宣科比擅自发挥更加安全, 可以避免记者断章取义的风险, 有通告作为凭据, 避免躺着也中枪的危险。经历了这几年与记者的斗智斗勇, 官员面对记者难免有防备心, 惧怕“枪打出头鸟”的心理, 使他们怕上报纸, 这使他们只谈工作不谈个人, 关键性的问题也不愿轻易表明立场, 免得媒体曲解, 引来麻烦。“新闻无禁区, 报道有纪律”, 在这样的紧箍咒下, 主流媒体更加不敢轻举妄动, “谁都想有突破, 但谁都不想这种突破先从自己身上开始”,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座蕴含矿藏的‘新闻宝库’被深埋进采访样本中, 成为不敢踏进一步的‘禁区’甚至‘雷区’”2。另外, 一些记者觉得到现场也只是听一些预先写好的官话、套话, 就直接刊登通稿, 刊登的通稿也不允许修改, 造成众多报纸长的一个样。受众面对正面报道, 总是嗤之以鼻, 觉得是新闻媒体大唱赞歌, 对于负面报道却趋之若鹜, 这不但是媒体公信力下降的表现, 更深刻的反映出当前官民矛盾的深刻。即便官员想要表现出贴近群众的朴实一面, 媒体也积极予以报道, 然而公众确认为他们是在利用媒体“作秀”, 那么传播效果也就大打折扣, 很难达到预期目的。
3 改进官员报道意义及方法
正是因为官员报道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我们才应该抓住现下中央新领导层将整顿干部作风的时机, 改革一成不变的官员报道。做好官员报道, 能够修复官民之间断裂的关系, 重新建构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有利于社会的长久稳定和长期发展。更进一步说, 媒体的塑造与解读, 能够使民众更加了解社会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读懂政策, 使民众更加关注政治生活, 真正使官员报道与读者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 做对读者有用的新闻。
3.1 有法为依, 网络反腐事半功倍
实名制的官员面对亿万匿名网友的监督不得不格外谨慎, 这极大地提高了舆论监督的威慑力, 然而匿名举报中的不实信息也确实伤害到一些官员与公民的合法权益。目前, 我国一些涉及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还比较零散, 相关立法滞后、法律位阶不高, 难以形成严密的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网。因此, 立法保障网络信息安全, 就能明确反贪腐取证过程中涉及通过网络获取个人信息的明确的法律界限, 有了法律依据, 网络反腐将获得合法的身份地位, 有利于舆论监督进一步有序展开。同时, 这样既能最大限度的保障媒体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也保障国家工作人员的核心隐私, 避免因网络的匿名性而引起的恶意中伤, 民众对媒体、对官员的信任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逐渐回升。
3.2 记者明确自身职责
记者应该时刻谨记自己的职责, 新闻现场才能有新闻。生动的会议报道在现场, 官员的专访和通讯, 更要面对面的交流, 不能只从通讯员手中接过稿件, 稍加修改就直接发表。南方都市报在吕日周即将告别长治时, 进行了长达17天的采访, 与他面对面交谈、到他的办公室现场、深入长治各地、到达会议现场、到达告别现场, 最终推出六个版的特别报道, 引起巨大反响, 深入现场是好的新闻报道的前提。如记者能够明确自己工作的职责, 甘当官员与民众之间的桥梁, 多了解民众所需、理解官员所想, 这样写出的报道必定能加深官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解开官民之间的许多误会。
3.3 官员首先是人, 然后是官
做好官员报道, 最重要的是要明确官员首先是人, 然后才是官。每个官员都是他的一言一行构建出来的实实在在的人, 有理想、敢作为的官员也不在少数, 关键是看新闻媒体怎样呈现, 用怎样的呈现技巧使他们的形象深入人心。自上而下的推动可以使官员报道大刀阔斧的改革, 但在目前依靠边缘突破的现实情况下, 我们记者应该寻求方法逐个击破, 从做好每一个人物开始。尽可能捕捉官员富有人性、富有个性的侧面, 记录他们鲜活的语言, 是做好官员报道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雍坚.“悬在真空中”的官员报道[M].青年记者.2012年11月 (下) :11.
问题官员 篇5
近年来，随着反腐倡廉渠道的多元化和反腐力度的增加，由于领导干部贪腐问题引发的问责事件甚嚣媒体，席卷全国。从山西表哥杨达才被爆有多块名表到房叔蔡彬被网友爆出22套房，再到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被发现在25个银行账户中有1900澳元的存款，有超过9公斤的金条和25只罕见的钻石，非法所得超1.5亿元等等„„面对当今反腐形势的严峻挑战，总书记深刻指出，不光领导干部个人需要练就“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过硬内功，“把权力关进牢笼”的制度环境尤其不可或缺。特别是当前热议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提出将领导干部的私有财产曝晒在阳光之下，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评判，既保障了公众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公共需求，又体现践行群众路线的务实作风，下喜上欣，不啻为肃贪治腐的一剂良方，可资探研借鉴。同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进行了重点部署，完善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制度，有利于不断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局面；同时，财产公开还有利于让领导干部形成接受制度管理、敬畏制度管理的心态，这种心态久而久之会逐渐演变为廉政文化。依靠制度建设去营造反腐倡廉的软环境，才能在干部队伍中积蓄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一、现有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存在的问题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国际上较多地用于预防腐败的“阳光法案”，对腐败行为有很强的威慑作用，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目前中国的财产申报制度还处于尝试阶段，存在诸多缺陷，难以大面积铺开。
1.制度内容不完善
首先表现在申报范围不具体。《财产申报法》规定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申报个人收入，而科级以下领导干部却没有相应的立法要求。如因为严重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而受到惩处的孙锋、李丙春和郝鹏俊三人，恰恰都是科级领导干部。既然没有要求申报，他们当然不会主动申报。这就给防腐监管工作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漏洞。除此之外，文件只要求领导干部申报个人收入，而没有涉及其亲属子女的收入。如果有人想隐匿个人财产，只要转到家属子女名下，就可以游弋在监管之外，轻松规避申报。其次是申报结果不公开。如一些地方申报的数量很模糊，哪些官员申报多少财产，比如报告自己有多少房产、存款以及其它收入等，从来都未对公众公示。不仅基层的人不知道，身边的同事都不知道，而且这样还可以哄骗上级部门和直接领导。而受理申报的几个人往往又无法彻底掌握实际情况。于是，虚报实报一个样，报少报多一个样、报和不报一个样，领导干部隐匿的私人财产依然未能透过财产申报的“向阳窗”接受公众的“日光浴”。第三是申报信息不完备，缺乏相关的配套措施与制度安排。现行的收入申报制度明显缺乏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纪检监察部门在这方面的相关工作由于没有可以依赖的法律、法规，由此就很难保障对领导干部收入的检查、核实工作。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总的来讲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现金往来是经济活动中最主要的支付方式和结算方式，使得对收入的监控力度明显不够，致使违纪、违法官员可以利用种种方式来规避纪检监察部门对收入申报的检查、核实工作。
2.制度的连续性缺陷
目前领导干部的财产报告还是一个总结性的报告，缺乏阶段性的考察。第一，领导干部上任时没有要求财产申报，就不能掌握其已有的财产状况。有的干部可能在上任之前就聚集很多财产，并且很多财产本身来历不明，就带病提拔了这些官员。有些领导干部在上任前通过个人努力积攒了可观的财富，有的人的财产里面还包含了遗产继承等方面的财产，如果是合法收入和继承部分应当依法保护。第二，没有严格实行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和财产报告制度。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究竟聚集了多少财产不清楚，就无法确定他们在任职期间的廉洁状况，也无法评判其廉政与否。
3.组织审查与监督制度缺陷
目前对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缺乏组织审查和监督。《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要求副处级以上及其相关领导向其所管辖的组织人事部门报告。这只是对领导干部财产状况的掌握，对其财产的实际状况、来源情况等不做深究。第一，只报告。组织只要求领导干部必须真实报告，不过问报告的情况是否真实，只要填了报告就是。第二，没有明确哪一个机构对其审查和复核。这样官员为了表明自己清廉往往少报财产。譬如，某位“房叔”被查处之后，纪检部门核实其拥有21套房产，而他在财产报告中却只有2套房产。第三，不公开。这使得群众这个重要的监督主体无法核对和监督官员所拥有的财产。结果，“官员在纸上填完了，组织部门密封起来，就锁到柜子里去了”。
4.领导干部抵触和消极被动的心理
由于官本位观念作祟，对仇富心理、个人隐私权的误解以及对财产公开风险的担忧，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认识财产申报的必要性，因此不愿意如实申报。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领导干部97%对领导干部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认为：“肯定有的领导干部愿意，有的不愿意，有的还想最好是不要监督。”在今年的“两会”期间，一位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反问道：“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这一言论是部分领导干部对财产申报存在抵触心理的真实反映，它将领导干部财产申报问题再次推上社会舆论的高峰。即使在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的一些西方国家，财产申报也并没有得到官员的普遍欢迎和自觉遵守，因为这项制度对于官员们来说体现的主要是义务，而非权利。任何制度的设置都是社会利益的调控，其中难免有利益获得者，也有利益受损者。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财产申报对领导干部来说并非是利益的获得，这从多数领导干部对财产申报保持沉默中也可以看出。不积极的态度也从另一侧面折射出领导干部更具有普遍性的复杂心态。
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复杂性
财产申报制度涉及到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和子女的财产、资产、婚姻、跨国（境）活动等多方面的情况，也涉及到对他们的隐私等方面的公开与保护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实施起来难度较大。
第一，现阶段的财产公开制度难以实现。主要是一些领导干部的财产数额问题。中国的一些官员成为巨富，其财富中很多来历不明。一旦全部公开，贫富差距更加显现，会引起民众的愤怒，危及社会和谐稳定。领导者也心知肚明，在某些试点地区搞两套申报表，一份是公开申报表，明确规定相关部门对申报对象的材料和数据严格保密。对于任意泄露扩散申报材料内容的责任人，将视情节给予不同方式的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因此，在这4年时间里，领导干部财产公示一直处于试点阶段，很难公开推行。在某种程度上，财产申报成为“盲人的眼睛，聋子的耳朵”。
第二，领导干部财产所涉及的领域和人物关系复杂。现有的财产报告《规定》中，要求对领导干部、配偶及子女的财产、有价证劵、经营和投资、婚姻、移居国（境）外等14个方面的情况进行报告，但是，没有把领导干部的所有财产和情况涵盖进去。（1）字画和文物。一些字画和文物的价值是很大的，从几万到数千万元不等。从查处的官员的案例看，很多人都收藏有名贵的字画和文物等，其中很多是受贿所得。（2）贵重物品，如金银首饰、兰花、象牙，还有宠物等。在一个廉政教育基地，展示了一个贪官收受的一对精美的象牙，这对高品位的象牙估价以10万元计。（3）官员的各种关系复杂。从查处的官员看，官员的妻子、子女、情妇、国籍、投资等各种关系比较复杂，难以厘清并处罚。
第三，贪腐官员的阻力和社会的抗力。领导干部财产报告制度虽然试点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头绪，也没有上升到制度化的层面，来自官员阶层的阻力和社会的抗力都很大。（1）官员的阻力。一些官员对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一是他们的财产确实数额巨大，难以说明来源；二是涉及到官员、配偶及其子女的财产和隐私等方面的情况也使得官员反对公开财产。（2）
社会的抗力。在仇官的时代，对于一些官员的信任度、亲近度和好感度都较低。从查处的官员看，绝大部分都与贪污受贿、情色、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有关联，这引起社会对官员持一定程度的反感。如果公开了官员的财产，又是巨额的财产，势必引发社会的抗力。
三、推行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公示制度的探索和设想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指出：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俞正声同志在答记者问时也明确提到，要逐步实行财产公开公示制度。在制度上建立一套完备的、便于群众监督的办法，才是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最有效的途径。本文在研究探索的基础上拟对推行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公示制度提出一些探索性建议和设想。
（一）高层垂范和新任新政，把握制度创新的突破口
一方面，党政领导高层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引导正确舆论导向，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建议我国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广泛利用网络、媒体、杂志等平台定时定期制度化公示私有财产，积极接受媒体、公众和机构的监督和问政，在财产公开公示方面积极树立示范带动作用，引推制度改革。如中央领导人带头进行财产公示。另一方面，拟从新提拔官员和新录用公务员逐步推行官员财产公开。建议从新提拔领导干部和新录用公务员做起，把公布家庭财产及子女财产情况作为提拔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的条件之一，作为新录用公务员的必备条件之一。新提拔的领导干部和新录用的公务员，按期对家庭财产、子女工作及财产情况进行公示，树立楷模，为全面实现领导干部家庭财产公示铺开了顺利的道路，最终推动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全面开花结果。此外，树立公信，转变认识即“财产公开是监督也是保护”。当前我国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一些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财产相对较多，他们害怕财产申报公示之后将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譬如，关于财产来源不明的揣测，关于家族收入的批评以及子女就业的讨论等。但是官员个人财产实行申报公示制度，定期核查，对官员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一段时间以来，手表、香烟、腰带、房产等都成为“人肉搜索”的切入点。没有财产申报公示，这样的网络监督可能会无限扩大。财产申报公示也是一种保护公务员的重要举措。实行财产申报公示之后，官员的偶然所得，比如购买股票、彩票等获得的收入，都可以通过公务员财产申报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有利于提高执政者的公信力，得到公众的信赖，巩固执政基础。
（二）房产核查与金融审计，树牢制度监管的虎门关
建议中央纪检部门、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和房地产管理部门联合建立财产审计署，实行垂直管理模式，承担领导干部的私有财产审查核算职能。一方面，近段时间网络频频曝出某某官员拥有几处、十几处房产的消息，有的经过职能部门调查得到了证实，如果“房叔”的房产与其正常收入不相称，也就露出了腐败的马脚。这些足以说明，房产信息是官员财产信息的核心信息之一，将官员房产公开作为官员财产公开的一个重点关口，从技术手段和实际操作都是可行的，建议积极推行。另一方面，金融实名制、遗产税等金融配套审计工作必须加大监管力度，着力健全完善。在建立一套公民信用保障系统的基础上，要求每一个公民在任何一家金融机构开设任何账户时都必须使用实名和身份证号，所有的金融交易也必须使用实名制并将资金用途等信息记录在案，大额调用资金受到正确监管。为了规避贪官将财产赠予他人，还必须制定与金融实名制相应的配套制度，如遗产税和赠与税制度、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反腐败国际合作制度等，杜绝法律漏洞把好财经制度的虎门关。同时，实行“点面结合”，对领导干部形成心理震慑。财产公开分为审核、公示、惩治三个环节，在公示环节应通过点面结合的方式对腐败分子形成心理震慑。首先可在同级干部当中进行内部公开，利用同级干部相互竞争、相互监督的作用，其次才是在更大范围上的公开，形成立体化的监督网络。比如，在新加坡等地，公民持有效证件就可在官员财产公开的网络上查询信息。
（三）伦理引导与法制规范，培育制度发育的新合力
财产公开是通过倒逼方式促使官员清正廉洁，要与伦理引导、法制规范和其他纪检监察手段共同运用、协同作战，形成反腐新合力。一方面，作为人民公仆，向人民报告或公开个人财产状况，这是现代官员的基本职业道德，要加强正面教育，强化思想引导，通过宣传教育引导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素质，自觉、自愿、自豪地申报私有财产公开公示，向组织和公众坦诚交底。另一方面，有关“官员财产公示”的法律，欧美等许多发达国家几十年前都已经先后立法。同为亚洲国家，日本、韩国早已立法，越南也已于2007年从立法部门开始实行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以“立法”来解决当前官员财产申报中的问题也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我国现行关于财产申报的规定，在性质上都属于政策性文件，而非法律规范性文件。这就影响了公众对该制度的知晓程度和监督程度，也缺乏相应的法律权威性。党和国家应该痛下决心，果断出击，尽快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进入立法程序，早日出台一部中国版本的防腐倡廉的《官员财产申报法》阳光透明法案。同时，各级官员的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应由纪检监察部门的专门机构来主管，增强行纪检政监察部门的垂直领导和在人事、财政等方面的独立性。申报主管机关应加强对申报项目的审查。要确定纪检监察部门在银行进行个人存款查询的权利与职责，必要时可以与同样负有法律监督职责和预防职务犯罪职责的各级人民检察院共同进行，以解决纪检监察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银行不提供存款个人情况及相关资料的问题。
（四）公众参与与网络监督，夯实制度支撑的强根基
发挥新媒体如网络、微博、论坛等强大的社会舆论动力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毛主席说人民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样，领导干部的财产公开公示的终究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公共权力来源于民，用之于民。这也是在网络盛行的当下，网络作为公众参与的监督平台在反腐工作中往往发挥主阵地、主心骨、主力军作用的一个方面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在众多公民参与的形式中，最有效的是网络公民监督，网络监督具有成本低、速度快、效率高、操作强的优势，比如某个官员孩子在国外学习，每年的学费多少，官员的工资多少，把学费和工资进行比对，不合理的收入就会被迅速曝光，腐败因此立马现形，以网络公民参与倒逼官员财产公开是当前最为有效的措施。因此，我们建议要引导好、运用好、发挥好群众参与和网络监督的积极作用，充分积极探索公民监督的新形式，在宪法和法律规范的合理制度框架内公开有序地开展公众参与和网络监督工作，为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三清”环境夯实制度支撑的强大根基。
（五）推行财产申报问责制，健全制度执行的新机制
专制制度下官员权力的配置问题 篇6
关键词：官僚社会；权力分配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120-02
古代官员权力配置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相权的配置，二是地方权力的配置。”“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是专制体制在权力配置上的必然结果。
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秦朝开创大一统的专制王朝。秦朝虽然很短就灭亡了，但是秦朝开创的制度深刻地影响到以后中国历代王朝。毛主席也认为中国千年的政体就是“秦政”。
法家思想是为权力而服务的，力图把权力制度化、法律化，使得权利的运行有正常的轨道。专制制度下的分权关系到两个方面：一是中央政权皇帝和丞相权力的分配，另一方面就是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权力分配。
秦朝以前的夏商周时代是上古的部落、分封时代，落后的生产力使得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很松散的，地方部落有很大的自治权，地方部落名义上承认天子为天下共主，地方政权偶尔给天子朝贡表示服从。上古时代的社会治理方式还没有摆脱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关系，直到西周分封的时候还是分封宗室、功臣。此时天下比较太平，中央和地方以及皇室和相权的竞争没有那么激烈。
历史不会总是像一趟死水那样平静，大风大浪总会到来。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社会快速进步，在春秋战国生存竞争的压力下，中央与地方竞争及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随着国家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以前作为贵族家臣的家宰演变为具有公室性质的宰相。传统依靠血缘关系的分封制度不能维持国家的治理，受到中央政权直接统辖的郡县模式出现了。
宰相在治理国家之中是起到辅佐天子统领百官的地位，因而行政权力相当大。权力大了就会滋生野心，有了野心就敢废除天子取而代之。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央政权皇帝（大王）与相权的斗争都还是存在的。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代表着在王权和相权的斗争中王权处于下风。著名的田忌赛马就讲述田忌赢了齐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室衰弱，田忌不忌惮齐王的势力。三家分晋的结局是把晋国瓜分殆尽，重新建立韩赵魏三个国家。自此，皇权和相权怎么配置相伴后来的历代王朝。汉朝的丞相制度是单一首长制，这种制度造成丞相权力太大，皇权和相权的摩擦大，汉武帝时候架空相权，一个人独揽大权。东汉的时候光武帝为了限制丞相的权力也采取类似措施。尽管有类似的限制措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两种权力的竞争总之存在，有的野心家往往利用丞相的权力架空皇权，挟天子以号令整个官僚系统，曹魏取代东汉地位和司马氏取代曹魏都是凭借了相权的威力。
历经五胡乱华和南北朝的并立，中国又迎来了历史上的大一统，这个时候也是创立的新的制度大放异彩的时代。隋朝创立三省六部制度，该制度在隋朝灭亡后由唐朝继承。三省六部的长官都是宰相，宰相的权力分割了，皇帝的权力得到加强。到了唐玄宗时期，唐朝政府放弃了这种宰相委员会体制，宰相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朝的灭亡。唐朝灭亡后的五代十国是个军人作威福的时代，在制度上没有多大建设。
宋朝是在五代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鉴于五代的教训，宋朝统治者大兴文治，确定了重文轻武的策略，但是在重用文职官员的时候还注意限制宰相的权力，使文官们互相牵制，使得皇权稳固，所以，终宋一世始终没有相权达到改换门庭的地步，皇室对相权的控制相当到位。元朝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他们在制度上没有多大独创，都是照搬中原王朝以前的治理模式，但是元朝也没完全照搬，元朝丞相的权力很大，而且丞相往往是储君担任，是未来国家的实习天子。
明清是个没有丞相的时期，除了明朝初年胡惟庸担任最后一人丞相请以外。朱元璋为了巩固权利废除了千年之久的丞相制度，代之以皇帝的个人顾问，六部直接属于皇帝管辖。在以后的行政实践过程中，皇帝的顾问团就变成一个永久的内阁制度，其实内阁行使的还是丞相的权力，这个稳定而有效的内阁对延续明朝生命起了重要作用，内阁首辅权力比较大，但是还没有严重威胁皇权。清朝时侯的皇权专制达到顶峰，清朝初期入关沿用明朝旧制，传统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也起到作用。到了雍正当政的时候，为了对西北用兵，同时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另外设立军机处，军国大事全由皇帝一个人决断，军机大臣只是点头和记录、传达皇帝谕旨，皇权专制达到最高峰，相权彻底没有空间了，皇帝就是彻彻底底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有关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始终存在的现象。夏商周的王朝更替可以看成是大一统社会出现以前的中央和地方博弈的结果。上古时代社会还没有完全发展，传统的部落结构还是起着支配作用，直到西周代替商朝以后，周王朝才开始大规模的分封制，但是这种分封还是没有摆脱血缘的影响，只是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宗室武装殖民。此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中央王国与分封诸侯王国的关系，各个诸侯国完全自治，拥有独立的武装，这与夏商时代中央和地方只是主导部落与附属部落的关系不同，与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形成的官僚体制完全不同。
在春秋时代开始出现郡县制，战国大规模的武装兼并催生了大规模的郡县制的推行，商鞅在秦国推行大规模的郡县制改革，使得郡县制更加制度化、规模化。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天下为郡县。相比较西周的分封制度而言，郡县制的管理比分封制度更加有效，能够整合资源，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尤其是人事和财政方面的控制，从而避免东周以后“天子失国，政在方伯”的糟糕局面。
秦朝很快就被农民起义推翻，汉朝建立后实行郡国并行制，即中央王朝是大汉天子的，地方有郡县制和封建王国。封建王国在开始几十年实力小，和中央相处比较安静。后来，地方藩王实力大增，酿成了历史上的“七国之乱”，地方藩王对中央王朝的彻底威胁直到汉武帝推行“推恩令”之后才彻底消除，自此之后两汉地方都实行的是郡县制，由于中央和地方权力配置比较好，所以汉朝国运足有四百年。尽管封建王国势力剪除了，但是汉武帝还是将全国划为十三个区让监察刺史监督，但是到了东汉末期东汉面临内部社会管理忧患，在刘焉的倡议下，此时被合法化成为正式的凌驾于郡县之上的行政区划，自此之后刺史管辖的土地、人口太大，对中央形成挑战。东汉末期就是三国之乱，中央王朝完全崩溃，地方势力做大，但是刺史、郡、县的地方管理制度还是延续着。西晋的统一很短促，接着就是接近三百年的南北朝对立，中央和地方制度没有改变。
隋唐的大一统再次开创中国的新局面。隋朝初年为了革除以前的弊端，为了消除中央管理地方层级太多就消除了郡这一级，从此中央和地方只有州和县两级。隋朝灭亡之后，唐朝继承了隋朝制度。但是周数量多，地盘小，管理不变，后来改为道，还有军事性质的关、军、监，少数民族地区设立都护府。唐朝中后期，地方藩镇做大，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最终发生“安史之乱”，名义上中央政权存在，但是控制地方藩镇的军事领导实行军事管制，中央缺乏军事力量来收回失地，这样耗着直到唐朝灭亡。
宋太祖黄袍加身之后，用武力平定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唐末割据政权。宋太祖从唐末吸到教训，从此重用文臣治国。在地方政权上继承唐朝的传统，基本上实行州和县的体制，此外同时在地方设置路，路是直辖于中央并高于府、州、军、监的一级监察区。为了制约地方长官的权力，在地方设置了通判一职，有效制约了地方长官的权力。
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治理广大的领土元朝采用从金朝的行省制度，随着蒙古先后灭掉西夏、金国、宋朝，行省制度在全国推行，这种制度就是今天省的前身。
明朝北伐元朝势力之后地方制度上继承元朝制度，但是朱元璋还是分封自己的儿子在边疆建国，后来藩国势力太大，靖难之役由此爆发。但是此后藩国基本上被削除，这只是历史的一个小插曲。朱元璋觉得地方行省长官权力太大，在这里进行了分权，将军事、行政、民政分开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后来一省的大权被巡抚掌握，此乃后话。
清朝入关后继承明朝地方体制，同时在北方设立五个将军辖区管理北方大本营和游牧民族，又在科布多设立参赞大臣辖区和西藏办事大臣及达赖喇嘛辖区、西宁办事大臣辖区、青海玉树四十族等负责广大的西南地区，这与清朝所采取的少数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
总之，国家和社会的治理离不开权力的支配，国家和社会有秩序地管理就需要合理的分配和组织权力。中国自从秦汉大一统以来就是实行官僚制度，这种制度比传统的封建制度更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有野心和抱负的人向管理阶层流通。在官僚体制的内部还必须有一定合理的权力分配，如果权力统一过度则一盘死水，反之则会滋生变乱。国家的治理之中中央是皇权和相权相互分配，但是几千年的实践表明皇权是逐渐加强，相权逐步削弱，直到最后丞相制度被废除。从中央和地方分权来看，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是对中央和地方分分合合的写照，几千年来中央集权的力度不断加大，地方的自主权完全被中央政府剥夺，使得地方的发展受到集权制度的严重制约，但是如果中央控制力度不强，地方容易产生离心力，很容易脱离中央。我以为，出现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是受制于我们的经济传统和政治实践，概括起来就是受制于我们的具体国情。
参考文献；
问题官员 篇7
国务院参事仇保兴认为, 空城问题的出现有很多自然的原因, 但主要是这些因素和政府要做大城市的政策目标发生了错位, 源于官员的政绩冲动。在这种情况下, 控制地方政府官员, 对其加强监督, 控制其凭空做大的政策目标, 让地方政府官员更加切合实际, 是正确的选择。因此, 国家要推出地方任职官员终身责任追究制, 采取全生命周期的监督, 不管官员到什么地方当官, 也不管未来是不是在任。如果对地方官员形成制度上的约束, 空城问题就会得到有效的控制。
国外如何考核官员 篇8
在日本, “论资排辈”是选拔官员最看重的指标之一。一位谙熟日本政坛规则的人士直言:“自己多年来从未听说过‘官员政绩考核’一词。”他告诉记者, “高官”多由选民的选票说话, 对他们而言, 选票多少即是政绩考核的最佳证据。而当上级选拔下属时, 除资历外, 家庭出身、人际关系也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这一点在西方官员任用中颇为普遍。不过, 具体的公务员绩效评估制度则严肃得多。
以美国为例, 考核指标体系往往强调客观公正, 非以评估者主观意愿随意确定。在评估个人绩效时, 更注重部门的整体任务完成情况。美国各部门在做出培训、奖励、提升、留用、重新委派工作、开除等人事决定时, 必须以评估结果为依据。只有在给予公务员以合理的时间和机会改进工作表现以后, 方可免职或降职。其中的评价体系还包括一些具有创新和实际衡量意义的指标, 如判断力、首创精神、放权、人员配置等, 这也是美国官员政绩考核的特色。
“住房难”令部长下马
在亚洲金融危机后, 新加坡曾一度出现大量组屋空置多年卖不出去的情况, 令建屋局蒙受不少损失。因此政府推出“预购组屋”政策, 基本杜绝了政府组屋出现“供大于求”的可能。
然而这几年, 随着新加坡房地产价格大涨, 政府组屋也受到波及。很多第一次申购政府组屋者, 尤其是等房结婚的年轻夫妇们, 总是迟迟无法申请到心仪的组屋;即便好不容易申请到, 也还需要等上几年才能拿到房子。这是由于政府目前采用的是一套“预购组屋”的政策。
不能满足现实需求的“预购组屋”政策惹来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令负责建屋局的国家发展部部长马宝山民望大跌, 以至于大选后未获入阁, 丢掉了他担任多年的部长职务。
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 他坦承组屋价格上涨过快令他付出“政治代价”。显而易见, 这里的“政治”核心是以民意为归依, 为大多数新加坡人谋福利, 而不是单纯追求部门绩效或某些经济指标上的进步。
招商引资比不上环境保护
德国某一小城市市长一心想为城市招商引资, 扩大就业率, 提高自己的政绩。他大肆招投标, 开发房地产和酒店业, 侵占了原来位于城市中心的一片森林, 遭到了市民的强烈反对。但该市长一意孤行, 将自己的执政思路执行到底。虽然该城市的经济状况好转, 就业率稳步提高, 但市民还是不认可该市长及其班子的执政思路, 在下一次的选举中直接用选票让其“下课”。
软硬兼施破除“铁饭碗”
韩国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步发展并确立, 包括政府业务评价制度、政府职务成果契约制度、政府责任运营机关制度和政府成果管理制度等, 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业务评价制度。
早在1962年, 韩国就引入陆军基本运营计划制度, 政府设下各个部门建立以预算为前提的基本运营计划, 并由国务总理室负责最终的审查和分析。在“硬指标”和“软指标”的双重作用下, 对得分低的公务员, 韩国政府会对他们集中教育和培训, 如果业绩评价得分在返回岗位后仍然得不到改善, 政府就将毫不留情地辞退他们。京畿道人事部负责人表示, 虽然这种针对无能公务员的退出制度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但是政府会以“没有铁饭碗”为宗旨, 在今后持续地加强和改善这一制度。最近, 韩国国家情报院也积极加强对政府职员进行办公评价, 时间由一年一次改为一年两次。在2011年5月份进行的五级公务员评价中, 为了能够确保公正性和客观性, 韩国西归浦市决定将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结合起来, 由市民和相关专家组成八人业绩管理所委员会, 分别从代表性、具体性、测定可能性、合理性等四个方面对公务员进行评价。
官员为何选择辞职 篇9
38岁的周慧, 此前的仕途顺风顺水。22岁从镇党政办秘书起步, 经过县政府办秘书、综合科副科长。县司法局副局长、乡长等岗位的历练后, 33岁即担任温州市龙湾区副区长, 成为该市最年轻的副县级干部之一。
周慧的辞职令很多人不理解, 包括他的家人。他的一位长辈将他的辞职形容为“晴天霹雳”“大家庭的巨大损失”。
不理解和反对, 似乎早在周慧的意料之中。他在辞职感言中对自己的举动解释说:“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去选择自己的生活, 就像我明白我想要的是自由的、能够自我掌控的生活。”
辞职, 让周慧在官场显得有些另类, 但他却并不孤单。
这两年, 官员辞职的新闻频繁见诸报端。仅广州一地, 自2013年以来就有至少6名处级以上干部辞职下海。
除此之外, 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辞职官员还有国家质检总局原新闻发言人陈照同, 杭州市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副主任南胜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原副局长黄力群等明星官员, 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在近期辞去公职, 选择下海。
事实上, 见诸报端的辞职官员只是这个特殊群体中的一小部分。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 仅国务院某部委去年上半年辞职的公务员就多达20余人, 其中大多数为副处级以上官员。这一数字超过了该部委前年全年辞职人数的总和。
尽管对于当前中国是否迎来新一波官员下海潮舆论界仍存在分歧,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辞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官员的选择。
中断的仕途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通过采访梳理后发现, 这批体制出去者在行政级别、地域和去向上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以副处级、处级官员居多, 大多在35岁左右;主要来自发达地区, 如广东、浙江和北京等地;绝大部分的去向都是商界, 具体行业则是五花八门, 既有汽车、房地产、酿酒等实体经济, 也有金融业、互联网等虚拟经济, 但多数都与之前从政时主管的业务有关。
比如, 有报道称, 近几年从广州市城建系统辞职的8名官员, 除1人跳槽到建筑行业外, 其余7人全部选择到房地产企业落脚, 业务联系非常明显。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辞职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辞职是一个很私人化的话题, 在每一位辞职官员背后, 或许都有他不愿为人所知的原因, 比如仕途、收入、志向, 甚至对子女的培养, 很难笼统地归咎于某项政策。
尽管如此, 舆论仍认为, 当下环境客观上降低了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明显加大反腐力度, 使得官员不好当;转变工作作风,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公务员灰色收入拿不到或减少, 并且容易受到公众质疑;中央加大查处裸官的力度。这种大环境的改变, 一定程度上与官员辞职有关。”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说。
他认为, 所有迹象表明, 国家正在加大对公务员队伍的治理力度, 所以会出现“大浪淘沙”的现象。而部分公务员, 尤其是在一定领导职位上的官员也会权衡自身在政界发展的前景。
2014年8月, 深圳市大鹏新区原党工委书记刘燕辞职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44岁的刘燕, 曾创造了多个深圳官场上的“奇迹”:32岁任团市委副书记, 成为深圳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之一;36岁被任命为南山区委常委、纪委书记, 成为南山区最年轻的区委常委;38岁当选深圳团市委书记, 成为深圳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 也是深圳首个70后正局级女干部。
当地媒体报道称, 刘燕辞职的理由是“个人和家庭的原因”。但据新华社记者调查, 刘燕辞职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她是一名裸官。她告诉新华社记者, 她丈夫上世纪80年代末留学移民, 1998年回国, 他们于同年底结婚。也就是说, 婚前, 刘燕的丈夫已经是外籍人士。
仕途受阻, 历来就是中国官员辞去公职的主要原因之一。
吴敏一被称为温州下海高官第一人, 于2003年5月辞职。他曾坦诚地告诉媒体, 他辞官和当时温州市换届中未能当上市长有直接关系。
“对于从政的人来说, 更高的职务意味着更大的发挥平台和更广阔的发挥空间。但能不能做市长不是我能决定的, 这里有很多我不能控制的决定因素。当得知没有这种可能性时, 我就选择人生新的目标, 决定去商界尝试一下。”他说。
在温州期间, 吴敏一一手打造数码温州、信用温州, 并大力推动温州信用体系的建立和政府改革。如今, 数码温州已成为“新温州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 而吴敏一也被称为该工程的总设计师。
一位不愿具名的辞职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在县处级岗位辞职,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往上升难度太大”“你熬一辈子, 最后最多到副厅, 还不如趁年轻, 出去闯一闯”。
有数据显示, 能够升至处级的中国公务员有60万, 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 至少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
就辞职原因而言, 廖曜中无疑是这个群体中一个另类。
曾任湖南衡阳市司法局副局长的他, 2011年10月与时任司法局局长在“进干部”入选上产生分歧, 继而在党委会上“互殴”, 并最终导致他结束了25年的公职生涯, 在2013年12月辞职。
事隔多年后, 廖曜中谈起此事仍难掩内心的激动。他告诉记者, “当时我觉得很窝囊。我为什么要做一个窝囊的人?人生几何?总是这么窝囊、委屈地活着, 有什么意义?他压了我这么多年, 我是个男人, 必须站出来, 冲冠一怒!”
但就是因为他这“冲冠一怒”, 官场上的朋友开始疏远地, 甚至躲着他走。互殴事件过去后几个月, 组织部想调他到衡阳贸促会, 廖曜中不愿意, 结果领导告诉他:“人家不想与你为伍, 你这种性格, 人家谁敢要你?”
廖曜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事实上, 让他下决心辞职的, 是看不惯当地官场上那一套, “我感觉人活着要有尊严, 我为什么要按官场中的生活模式来活?”
钱的事儿
除了仕途, 收入始终是辞职官员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去年6月, 北京基层法官张伟晒出了辞职前的最后一张工资条:实发收入5555.8元。虽然在媒体采访中他一再强调, 辞官“真不是钱的事儿”, 但薪酬低促使很多人离开体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012年7月, 四川泸州古蔺县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辞职时, 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要辞去副镇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的感言信, 吐槽工作压力大、收入低, 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 工作6年了还靠父母接济养家糊口。
如今当律师的赵光华, 收入是以前的五六倍。他告诉媒体, 辞职后, 近2万元的月收入, 除去房车按揭和生活必需开支外, 还能剩5000多元, “再不像以前那么拮据, 也不用父母接济了。”
公务员和国企高管之间的工资水平到底如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2010年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而国企高管的薪水是最低工资的98倍。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文书介绍, 公务员薪酬在全部19个行业中的排名, 2008年为第8位, 2009年为第9位, 2010年为第11位, 2011年已下降到第12位。
高文书认为, 目前我国公务员工资仅仅是与社会平均工资基本持平而已。从变化趋势看, 近年来公务员工资是相对下降的。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 在北京从国家部委辞职的官员, 进入企业后, 收入基本上都可以翻上五六倍。一位刚辞职去外企的正科级官员告诉记者, 他现在的年薪是30万, 比他原来的领导还要多得多。
体制内外
一位刚离开国家某部委不久的辞职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对于辞职, 他们需要权衡的因素很多, 包括个人的前途、家庭、收入、社会地位、别人的评价……
“有时候真的很纠结。”他说。
这位辞职官员说, 在整个过程中, 最让他们不舍的还是体制内的身份。“一旦脱掉这身衣服, 你很可能会发现, 你什么也不是。”他告诉记者, 辞职后他感觉最大的变化是“以前是别人求你办事, 现在是你求别人办事”。这种身份的转变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能适应的。
辞职是一个隐秘的话题, 在官场更是如此。
浙江省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在辞职感言中有过这样的感慨:“辞职只不过是换工作, 换地点。但如果这个职位是个官位, 而且是个有点分量的官位, 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如果辞官的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前景还被看好的话, 情况就更引人测目了。我想, 这就是中国式辞官。”
一旦辞去公职, 跳出体制, 除了获得丰厚的报酬外, 这些辞职官员认为, 最大的享受就是没有了之前官场上的束缚和压力。
赵光华辞职前曾分管镇上的交通。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 以前当副镇长晚上睡觉的时候, 要是外面下起了大雨, 他总是担心会不会有地方滑坡, 翻来覆去睡不着。“但现在晚上就算雨再大, 我也能睡个安稳觉。”
曾担任北京市昌平区委书记、区长的关成华, 2011年辞职后, 重返大学校园。如今, 人在哈佛大学的他给自己的生活定了三大任务:读书、观察和思考。
关成华婉拒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不过, 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他辞职后的生活:“少了电话;没了应酬, 终于能够尽享自由思考的宁静;远离喧闹, 脱身诱惑, 可以随时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拥有充分的时间来慢慢咀嚼和细细体味很多知识和道理, 对于性格上本属慢热型的我来说更是个恩赐。”
破除“官本位”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 体制内的人才曾多次集中“溢出”流向市场, 并形成一次次官员下海的浪潮。
在首次下海潮中, 一些职务较低的官员们成为了中国官场第一批“下海”者, 而且大多是“半下海”。所谓“半下海”, 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洗牌: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 于是有些官员平级调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文当领导。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 官员下海掀起第二次浪潮。这一拨人比1980年代中期的下海官员, 无论在学历、经验。官位上, 都高出不少。与前两次不同的是, 这批“下海”的官员大多身居要职, 而且去向基本都是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方控股的上市公司;“下海”的方式也不再是过去的停薪留职, 而是辞职或提前退休。
代表人物包括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林佩云, 江苏东台市原市长王小平、海虹口区原区长程光、琼海市副市长王进等。他们中大部分人辞职后都步入企业高管行列, 也有一部分人自己创业。
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唐志军一直在关注官员辞职现象。他撰文称,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 在改革开放35年的历程中, 官员“下海”现象往往与市场作用的强化联系紧密。
他写道:“上世纪80年代,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大量计划体制下的官员纷纷下海经商, 出现第一轮官员‘下海’潮;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视察南方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民营企业政治地位提高为新一轮官员下海创造条件;此外, 上世纪90年代末,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与人员精简力度空前, 再次诱发了第三轮官员下海现象的出现。”
唐志军认为,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某种程度上, 不是市场化了, 不是放权分权了, 而是官僚化和政府对资源、对社会的进一步控制。
“所以, 我们看到, 过去十多年中国出现了公务员考试热、人们对体制内身份的无限向往和权力腐败。”他说。
“有些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不但没有淡化反而越来越增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也表示, “这些年来政府通过权力获取资源的能力在增强, 一方面, 在政府工作可以获得优厚的待遇和社会资源, 另一方面, 现在市场上获取成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唐志军认为, 这两年官员辞职现象增多, 与十八大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有密切的联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并强调破除“官本位”观念,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这些如能切实落实, 都将有利于人员的双向流动。”唐志军说, 而官员“下海”潮也有助于催生一批优秀的企业家, 支持更多的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为实体经济注入活力。
而在这个过程中, 改变的还有辞职官员本人。
古时官员怎么“下去” 篇10
干部“能上能下”在古代是一种常态,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名臣能吏都有因各种原因被降职的记载, 也有谪、逐、贬、罢、黜多种说法, 但最具文化内涵的, 还算是“左迁”。如大家熟知的白居易左迁九江司马时所作的《琵琶行》, 李白则在好友王昌龄“左迁”龙标时, 写下“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风直到夜郎西”。韩愈更是在“左迁”潮州的路上直抒胸臆:“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道出了自己的满腹委屈、愤慨和悲伤。
左迁的理由各异, 一般分为政治斗争、 行政失误和触犯法律三类, 个中滋味, 颇值得后来者体会, 但常被人关注的是前者, 后两类则在很多时候都会被直接问罪。
断崖式降级:古代为官常态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 在封建王朝里, 如果心理素质不高, 千万不要做官, 除了不能违法, 更不可触犯天颜 (皇帝) , 轻则个人问罪, 重则全家连坐, 像断崖式降级这种处罚已经算轻的了, 可谓家常便饭。 自屈原、贾谊开始, 这些被降级的官员, 被称为谪官。
作为中国文人从政的标志性人物, 苏东坡忽上忽下的宦海生涯, 极具标本意义。 他的频频左迁, 很大原因是陷入了王安石变法的新旧两党之间的党争。 苏东坡为官41 年, 官职一度从兵部尚书、 礼部尚书这样的二品 (副国级) 降为从七品的黄州等团练副使 (副县级) 、八品的儋州别驾 (副科级) , 但每次仍然泰然处之。 苏东坡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投机去选择站队, 所以既不能容于新党, 又不能见谅于旧党, 甚至主动要求降级外调。
赵宋朝祖训有不杀文官之言, 故党争中失败的官员多以被贬官作为惩罚, 并且官位越高, 声望越著, 贬得就越偏远。 宋代谪贬到海南的高官就有27 人, 除了兵部尚书卢多逊和司徒丁谓, 还有4 个宰相级别的名臣李纲、胡铨、赵鼎、李光。
除了党争, 得罪皇帝和皇帝身边人也容易被贬。 杨仪是诸葛亮幕僚, 但在刘备征东吴之时, 就因为与尚书令 (相当于刘备的大秘书) 刘巴不和, 直接被贬到弘农当县长去了。 当然, 即使是诸葛亮这样的“ 贤相”, 在失街亭后能够自贬三级, 也并非完全如人们所想的那样赏罚分明。 李严和诸葛亮同为刘禅的顾命大臣, 却一直受到排挤, 被边缘化。 在蜀汉北伐时, 李严因督运粮草不力, 直接被贬为庶民。
唐朝的姚崇被称为 “救时宰相”, 他的几起几落常常被拿来作为官员“能上能下”的标本, 这也是古代官员被贬的几种原因。 早在武则天执政时就成为宰相, 但却被贬去地方当了刺史, 原因是得罪了皇帝身边红人张易之;唐睿宗时被再次起用为相, 没多久又被贬为申州刺史, 这次是他参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间的政治斗争, 可谓站队失势;最后, 唐玄宗李隆基第三次起用姚崇为宰相, 这也成就了开元盛世, 但最后却因为儿子的腐败, 再次被降级为开府仪同三司这样的非领导职务, 晚节不保, 让人唏嘘。
谪官生存模式:此心安处是吾乡
由于贬官往往要被迁往荒远穷僻之地, 形同流放。 从“庙堂之高”贬往“江湖之远”, 是士大夫群体被惩罚的主要方式, 也是他们的政治人生由顺而逆的典型情状, 虽然贬官原因不同, 必有一种失志的悲痛、苦闷, 所以发发牢骚也是常有的事。
屈原在长达十余年的贬谪生涯中, 哀怨、忧伤、被弃、愤懑几乎成了他的终身伴侣。 贾谊谪居长沙后, 更是频频“伤悼”自己或会“寿不得长”。 苏东坡门下弟子张耒被贬黄州, 看似“泰然”接受, 但却无意透露出寒夜青灯如同僧人般的枯寂、孤独, 他自称是“谪官成吏隐, 古寺度高秋”。
名气更大的韩愈, 似乎脾气也更大, 他大半生仕宦蹉跎, 50 岁才因参与平淮而擢升刑部侍郎, 这可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功劳。 但仅两年后, 韩愈看到唐宪宗热衷信佛, 便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 劝谏信佛, 称其于国无益, 结果触怒了唐宪宗, 被下令处死。 经裴度等人说情, 才被贬为潮州刺史。 即使如此, 做过监察御史的老韩依然坚持自己正确, “本为圣朝除弊政”, 却招来一场弥天大祸, 不过自己仍旧“肯将衰朽惜残年”。
因孤忠而获罪的锥心之恨, 因丧女 (十二岁的幼女惨死贬途) 的切肤之痛, 交织在一起, 即是韩愈当时之心情。 不过生活总得继续, 韩愈发完牢骚还得继续上路。 到了潮州, 他治水, 让恶溪变清流;除恶, 写下千古名篇《祭鳄鱼文》, 立志“好收吾骨瘴江边”;兴学, 将自己在潮期间俸禄全部投入办学。 到后世, 老百姓把这里的山水纷纷改了韩姓。 士大夫从政的终极意义, 没有在长安城的金銮殿上完成, 竟是在左迁的地方实现了。
历史上如韩愈这样的谪官很多, 都未因远离庙堂而颓废, 而是在经历了最初的痛苦、 不适应之后, 做到了旷达自适, 有益于世, 为官有为, 正如苏东坡所言“此心安处是吾乡”。
于是呈现出这样一种模式:除了少数的陶渊明等人, 这一群体都怀有这样一种心思, 宁愿做一个存在巨大政治风险的官都不愿回老家种地。
在古代, 讲求的是“学成文武艺, 货与帝王家”, 总还是等着被朝廷记起的那一天, 这里面交织着他们人生的大欢乐和大悲哀。 如朝廷闻奏韩愈在潮州的政绩, 也开始慢慢复用, 后来回朝相继出任了吏部侍郎、御史大夫等职, 被委以人事和监察方面的重任。 欧阳修也说过:“况介等此者虽为谪官, 幸蒙陛下宽恩, 各得为郡, 未至失所。 ”
有盼头, 这也成就了古代不少名臣的仕途轨迹———在担任了中央领导职务后, 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领导岗位, 改到地方基层任职 (甚至不再任职) 。 而他无怨无悔, 始终兢兢业业地工作, 后来再次担任了中央领导人。 但此后又一次被降职, 却仍丹心不改, 直到又回到国家领导岗位……
张居正难题:通则不痛
自古以来, 中国就是一个官本位社会, 对官位的不舍和放不下也是一种传统的心结, 因为在封建时代, 我们缺乏一个公认的、权威的、透明的干部任免体系, 要不就是皇帝说了算, 或者是若干种力量之间博弈、协调、平衡后的结果。
按理说, 因行政失误被降级, 应该是主流, 历朝历代也有相关规定。 如宋朝官员如果有政绩低下、越职言事、徇私舞弊、泄露机密、荐举非人、执法不公等情形, 都可能被降级使用, 但这类比起党争贬官的人数却微乎其微, 根本原因在于确定官员是否存在行政失误的裁量权在上级, 弹性空间很大。
为此,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 制定了百官考核之法, 共分为考满与考察两种, 二者相辅相成, 均由吏部与都察院共同负责, 亦以八法衡量。 处罚分为致仕、降调、闲住、为民四等。 明初, 考课制度得以较认真严格地进行。 但明中叶以后, 考课制度逐渐流于形式, 百弊丛生, 导致机构逐渐臃肿, 到万历皇帝时期, 已积重难返, 此时张居正开了一副舒筋活血打通经络的药方, 这就是考成法, 此法对当时明朝官员能上不能下的情况有了一些改变。
考成法类似现在企业里面的绩效考核, 比如一个知府, 一年开始把当年要做的所有事写好, 自己留一本, 张居正那里留一本。 到了年底都察院、六科和内阁进行层层核对, 如果没有完成, 知府就会被贬为县令。 如果还完不成县令的核定任务, 还继续贬官, 直到贬为庶民为止。
在万历年间, 不断有官员受到扣工资、降级、强迫退休、开除公职等处分。 考成法推行后, 六部向六科负责, 即行政部门向监察部门负责, 而六科又向内阁负责, 这一下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完全驾驭了行政和监察两大系统, 无宰相之名, 行宰相之实。
考成法能有用, 关键在于能“逗硬”, 有的时候执行起来不近人情, 譬如, 万历九年的时候, 光在中央裁减的官员就达到了419 人, 而在地方上裁减的官员则达到了902 人。 在张居正主政的10 年间, 因为执行考成法而被裁撤的官员竟然占到了官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企业家和官员交往过密会出问题 篇11
环球人物杂志：徐明是“明星富豪”，过去说官员和国企老总有“带病提拔”的问题，现在民营企业家也出现“带病做明星”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
王荣利：徐明接受调查不足为奇。目前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基本上都是第一代企业家，他们无法从父辈那里继承任何企业经营管理的规范，又大多成长于“文革”时期，身上带有“草莽英雄”的色彩，有胆识、有魄力，但普遍缺少法律观念。与法律相比，他们更注重是否有“关系”或“背景”，依靠“关系”一夜暴富的现象的确存在。所以近年来企业家出事形成一种惯性，一批高官落马，就必然拉下一批明星企业家。
刘小玄：这是目前制度不健全造成的。企业家的职能之一是赚钱，赚钱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靠能力和创新实现；但如果制度不健全，政府的权力很大，社会上存在腐败之风，那么民营企业家为企业的自身利益不可避免地会走上攀附政府、跟政府建立更密切关系的道路。这在历史上早有先例——商人为了盈利就得攀附权贵。
环球人物杂志：企业家和政府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
刘小玄：企业家和政府交往过密一定会出问题，要把握一个度才能保持平衡，这个“度”就是违法的事一定不能做。在不违法的情况下，企业家和政府保持一定关系是完全可以的，特别是带有公益性质的关系，企业为政府做公益的、社会责任方面的事，这对企业形象是加分的，又不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环球人物杂志：从徐明被调查一事中，民营企业家应该吸取什么教训？
刘小玄：民营企业家应该有战略眼光，从长远的发展考虑，靠创新和核心的竞争力，才能在市场上站得住，才能保持可续性的发展，不能只图眼前利益。
王荣利：民营企业家应该自省。企业做大做强后，一定要考虑法律因素，要对法律有清晰的认识，对近年来反腐败的形势有清晰的认识。积累财富不能铤而走险，平稳发展最重要，平稳首要就是要守法。我认为企业家也要有“三讲”，讲经济、讲政治、讲法律，这样才能减少出问题的风险。
环球人物杂志：徐明被调查给政府留下了哪些教训？
刘小玄：对于政府来说，要经得住各种各样的诱惑，不能见利忘义，忘记自己的公共职能。政府行使的是人民赋予的公权力，不能拿公权力谋取私利。
王荣利：要理清政府和企业家的关系。政府应该是规则的制定者，是吹哨人。但现在我们的政府仍然“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每一届领导上任都把招商引资当作重头戏，并动用自身职能为企业扫平道路。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可行的，现在已不能这样做。政府要退出市场行为，做规则的制定者、市场的监督者和对违法乱纪予以制裁的裁判者。
环球人物杂志：对民营企业家，政府是否要加强监管？国企老总有国资委监管，民营企业家的问题，哪个部门负责监管？
刘小玄：政府直接管企业管得越多，就越会有行贿行为。市场才是最好的监管。然而，在中国目前的不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干预经济太多，导致市场自身难以发挥作用。可以考虑的做法是，成立一个超脱于利益集团之上，通过法律仲裁、市场竞争的仲裁、专利保护、产权保护等一套规范的制度，对所有企业进行公正裁决。这样的机构在西方比较常见，一般叫反垄断委员会或公平竞争委员会。英国就有这样一个委员会，其他国家都有类似委员会存在。
官员道歉之“道” 篇12
案例
新年伊始, 又有官员出面道歉了, 但这次情况有些特殊:安徽旌德县检察院的一名公务员因给自己孩子办理助学贷款, 在自身条件符合的情况下手续被卡在教育局一个章上迟迟办不下来, 该公务员在多次交涉未果后怒将县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告上法庭。在媒体的介入下, 事件最终圆满解决, 教育厅相关官员当面道歉并承诺协调助学金问题, 当事公务员接受道歉并表示不再申诉。
【分析】
事件的中心看起来是“钱”, 即国家助学贷款的审批下放问题, 但足以引起新闻效应的, 却在于“歉”:是什么促使省厅专人至县协调事件并当面向当事人致歉?假如当事人不是一个具有公职的法律工作者, 假如当事人不那么较真, 假如当事人的较真没有得到媒体的关注, 这个“歉”还会来得那么容易吗?没有“歉”, “钱”的问题又能否解决呢?
官员道歉左右皆“难”
官员道歉在现代治理实践中似乎陷入了一种颇为尴尬的“两难”境地:一方面, “官员不道歉, 百姓有意见”;另一方面, 当各地政府及其官员忙着为各种大小事件道歉之时, 其效果却往往不如人意甚至适得其反。
当冰雪灾害后国家气象局长提出“春运混乱为什么要气象局道歉?”这要说明白:为什么要气象局道歉?街道办事处明确表示“政府不能给居民道歉”之时, 社会舆论及公众几乎一边倒地对其进行口诛笔伐, 对于公权力“傲慢”“冷漠”“令人心寒”等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官员应当学会道歉”等建议也频繁出现。“道歉越努力, 公众越生气”的状况常发, 并引起社会舆论以致国家权威报刊也提出“有效纠错机制比政府官员道歉更重要”等针对官员道歉的批评与反思。
两难困境下官员道歉的确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不道歉被骂冷漠, 道歉又说作秀, 以至于有官员在道歉被批之后委屈倾诉:“我们都道歉了, 究竟想要怎么样?”但为何还是有诸多官员道歉的实践能够载入史册并为人称颂呢?原因在于, 此道歉与彼道歉还是有区别的, 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把握住官员道歉的“道”。在政府日趋民主、规范的今天, 政府“若犯错, 必道歉”已经成为一种常识, 而真正的关键在于先要搞清楚:何为官员道歉之“道”?
官员道歉源自政府的公共性, 是一种基于合法授权的政府行为, 从而彰显出这一道歉的审慎及权威;但今天的官员道歉显然也不能等同于古代帝王的“罪己诏”, 从而不能以“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方式过份彰显道歉伦理政治属性。总之, 官员道歉不能“一歉了之”。
首先, 官员道歉承担的是一种责任响应及承诺行为。官员道歉不同于政府问责, 官员道歉是通过道歉明确政府在何处以及何种程度造成了责任的缺失, 并在向受害者表达歉疚的同时, 公开承诺通过纠偏、赔偿、处分等措施达至责任补缺及追究;这些承诺为政府问责拉开了序幕, 但其本身只是一种表态。
其次, 官员道歉是一种有限的责任响应行为。哈耶克曾指出, “要使责任有效, 责任就必须是明确且有限度的”, 要使官员道歉有效地响应政府责任, 不能指望仅仅通过道歉, 就能使得治理行为达到正义回归、矛盾化解以及政府创新的目标。
再次, 官员道歉是一种责任政治属性内的道歉。这主要有两个标准:第一, 官员道歉是在法理制度规范下的治理行为, 从而不能依赖个人道德标准来规范及评价官员道歉;官员道歉是政府治理过程中政治责任的体现, 从而不能仅停留在政府组织内部权责关系的层面予以审视。
要言之, 官员道歉之“道”, 在于政府官员就现实或历史中的伤害事实, 向受伤害者以及相关公众做出明确、公开且规范的歉疚表示, 这一歉疚表示需要明确表现政府对于所做伤害行为的否定性认识, 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不利后果并公开接受社会公众对此的检验。
在“耳光不打赔礼人”“道歉总比不道歉好、早道歉总比晚道歉好”等善良传统的影响下, 国人对官员道歉似乎长期都抱一种乐见其成乃至感激的态度。以至于一度“道歉”被简化为“歉”:在政府犯错并造成伤害时, 只要政府及官员流露出某种懊悔、自责, 人们便激动万分, 姿态的意义完全覆盖住了责任的内涵, 以至于道歉成为某种让百姓感动的时尚。
广西某地政府官员就防空警报误响事件作出道歉之后, 就被当地官方报纸盛赞为“……市民在虚惊之后, 不仅品尝到了‘官员道歉’这一新鲜事物的滋味, 更体会到了政府‘为民着想、服务于民’的真诚”。其结果, 往往是官员道歉泛滥背后的姿态化与功利化。因此, 官员道歉的真谛, 不仅要关注“歉”, 同样重要的是关注并监督官员道歉是否落实其真实内涵和意义的“道”以及监督官员道歉行为过程的“道”。在此看来, 对于安徽教育部门所做道歉的追问, 不仅不是对政府躬身道歉的刁难, 反而是社会公众认同官员道歉并积极参与道歉进程促使其突破“两难”困境的良好示范。
官员应如何道歉?
首先, 要摆正心态。一是要避免“圣人心态”, 官员道歉是一种责任响应, 而其中责任的主要内涵是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犯错在先而形成的因果责任, 道德责任可以有但不是基础的更不是全部, 切忌“未道歉先感动”, 从而拔高自身的道德位置;二是要避免“罪人心态”, 官员道歉是一种有限责任的响应, 同时也是一种公共治理行为的具体体现, 其实施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政府的承受能力、对其他社会公众的公平以及公共治理的延续性, 而不能“不顾一切”。
其次, 要规范行为。官员道歉不是一个行为而是一个行为序列, 其包括承认过错及责任、解释犯错原因、表达歉疚与自责以及承诺赔偿改进等系列具体行为。除却内涵多样外, 每一个行为的具体表现也是异常丰富的, 例如歉疚的表达方式, 就有口头、书面之分, 以及当面道歉、邮件道歉、登报道歉、电视道歉等更多的实现形式。
为了避免行为的恣意和专断, 制度规范是有效的方式, 对此自上世纪后期开始, 就有国家尝试通过法制化的途径来约束及规范官员道歉, 其中就包括澳大利亚设置的道歉日以及相关专门的委员会来反思其历史上对于土著民族的伤害;也有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萨斯喀温省分别于2006、2007年先后通过了有关道歉的专门立法。而在我国, 自2003年开始, 也有政府将官员道歉纳入有关行政规范中, 例如深圳市2007年颁布的《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
再次, 要加强沟通。道歉作为一种人际交往行为, 其本身就具有参与、协商的特性。而就官员道歉而言, 除去其作为一般道歉行为的类本质特征决定了其引入协商的可行性外, 官员道歉的公共性、公益性特征, 也使其行为过程需要更为审慎及频密的沟通与交流。对此, 周亚超教授曾指出, 道歉是“一种公职人员体面纠错的规矩”。那么如何平衡受害者的伤害以及道歉者的“体面”, 就自然需要道歉双方进行理性的沟通与互动来实现, 从而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道歉的时间、方式、赔偿的内容和形式等达成共识。
最后, 要保障权益。虽说现实中“责令道歉”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 但并不等于社会公众在官员道歉过程中就处于被动等待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