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官员（共12篇）
地方政府官员 篇1
在当代社会,官员腐败已经是大家众所周知的现象之一。腐败现象的产生要结合特定的历史环境进行具体分析,才能进一步得出导致腐败的深层次原因。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各种贪污、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必须坚决打击,彻底清除,进一步消除这种不正之风。
1 政府官员腐败的主要表现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官员获得的权利越来越大,社会的诱惑也越来越多。因为目前社会上还存在着政府职能转变不及时,企业与政府间界限不明确以及权力集中于少数官员手中等比较复杂的问题,因此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目前政府官员腐败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腐败现象渗透的行业呈现多元化特征。与改革开放初期阶段的腐败不同,目前官员的腐败已经渗入了包括经济、法律、工农业等各个行业之中,并且在某些领域尤为严重。一些企业也出于获得自身经济利益的目的而制造并销售假冒伪劣的产品,为了增加利润而不择手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腐败现象不仅侵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也威胁到了公共资产的安全,同时也造成了社会资源和国家财富的严重浪费。
二是腐败主体向高级化和群体化蔓延。从近几年因为贪污腐败而落马的官员来看,呈现出腐败范围广,贪污金额大,牵扯人员多的特点。比较典型的腐败是我们所说的人事腐败,往往一些人为了获得提升的机会会萌生行贿的想法,而上级官员想要获得更多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又会向更高级的官员行贿,以此往复,腐败现象便不断由个别的现象向群体化的方向发展,官员之间相互勾结作案的情况也愈演愈烈。同时不仅是级别较低的官员存在腐败现象,高级别官员的腐败情况现状也令人担忧。
政府官员的所有权力都是人民群众赋予的,但是有些人却用本应该为人民服务的权力拿来为自身谋利益,不但降低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度还使人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在新世纪新时期,官员腐败越来越向年轻化、假廉化、人情化以及节日腐败的方向发展,如不加以控制,安全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会受到威胁。
2 导致官员腐败现象的原因
腐败现象的产生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人贪婪的本性所导致的,没有一定的限制对其进行约束,那么人的私欲就会越来越强烈。花儿的成长需要肥沃的土壤,腐败现象的滋生同样也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庇护,从目前来看,我国政府官员腐败现象的产生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2. 1 经济原因
腐败滋生的条件中,经济的迅速发展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经历了很多坎坷,但是经济的总体发展态势是上升的,财富总和也在不断增加,使腐败现象的出现成为可能。正是由于经济的发展才产生了利益分配的问题,然而人都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只要存在分配就会出现公正与否的质疑。目前,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该制度的优点是增强了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但是也存在着产生分配不公平现象的风险。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国家公职人员的收入水平还处在比较低的阶段,加之分配不公的现象时有出现,使得公职人员往往会对收入差距较大的现状产生不满情绪。这种心理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官员就会拿人民赋予的权力来进行运作,诱发腐败现象。
2.2 文化原因
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一直对中国人民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目前我国官员的腐败现象也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的文化糟粕更是为官员本身的腐败行为埋下了隐患,同时也曝出我国反腐制度的缺陷。
首先,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人情甚于法理,体现在现代社会就是还不完的人情债。孩子上大学,毕业结婚,结完婚生孩子; 同事或朋友升官,乔迁等等,这些都免不了人情的打理,但是有些官员却趁着这样的机会公款吃喝,大摆酒席,铺张浪费,最重要的是可以公开接受他人的赠礼。虽然人情往来会促进人们之间的信任,加强彼此的交流,但是由于我国的反腐制度还不是那么完善,因此这也会成为官员进行腐败交易的平台,使部分官员不仅仅是被动接受腐败现状而是主动进行权力寻租。
其次,对我国民众产生深远影响的儒家思想中有着明哲保身的观点,而且大部分民众缺乏公共哲学意识的,仅仅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暂时不危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对于腐败行为熟视无睹,不能够站出来与其进行斗争,这也是导致我国官员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的重要因素。另外,官员之间潜在的贪污腐败不正之风也会影响到整个工作的氛围,所谓“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久而久之,部分官员就会迷失自我,认为腐败现象也是可以被接受和认可的。
2.3 法律原因
法律制度作为一种外部保障在社会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官员腐败现象的出现和发展,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正是由于法律存在制度上的漏洞,才使得违法犯罪行为能够乘虚而入。长久以来,我国也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廉洁高效,抵制贪污腐败的法律法规,也对违法的政府官员做出了严厉的惩罚,但是各种法律制度的出台都有一定的滞后性,不但执行力度不强,也没有一定的预防措施。另外,我国在反腐方面是有很多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些制度的共同点是都规定了怎样对犯罪的官员进行审理以及判决,都是趋近表面化的内容,而且仅仅局限于怎样进行治理,而不是怎样才能防止官员之间进行钱权交易。同时,由于法律法规数量比较多,可能会出现口径不一致,执行力不强的问题,导致腐败现象的加剧。
2.4 自身原因
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人”,官员也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调查被处分的政府官员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抱有一种“随大溜”的心态,没有强大的内心抵制外部环境的不良影响,我国的政府官员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本应奉公守法、两袖清风的政府官员却迫于利益的诱惑,让“享乐主义”之风盛行,急于追求更高的权力和更多的财富,人民赋予的权力都用来为自己谋求私利。虽然近年来也有不少政府官员落马的先例,但是还有一部分官员抱着侥幸心理,而这样的心理正是导致他们一步步走向堕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3 对策分析
3. 1 加强廉政文化渗透,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文化与其政治经济不同,文化的发展以国家的制度为载体,无时无刻不对人们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影响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因而对于我国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有着巨大的作用。在反腐工作中必须时刻灌输廉洁清正的思想,宣传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同时各官员应当加强文化知识的学习,提高自身素质,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发生的可能性。
发挥文化软实力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权力的创造者,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监督。培养民众的主人翁意识,权利意识以及民主意识,通过网络、新闻以及媒体加大对官员的监督力度,同时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对贪污腐败行为进行举报。若是民众能够充分发挥权利意识和主人翁意识,那么腐败行为的舆论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
3.2 健全法律法规,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由于目前腐败现象的不断发生,使得我国政府的公信力有所缺失,相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也使得贪污腐败现象有机可乘。因此要想使反腐工作不断深化,反腐建设进一步推进就必须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分散权力,限制高级官员手中的权力范围,规范晋升制度,尽量减少人为因素的决定作用,启用考评制度,使官员的奖惩都能够量化出来。完善政府部门以及高级官员的财产公开制度,及时向媒体公布财政资金的使用状况,减少腐败的发生。
同时还应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使反腐不仅仅是事后行为,在考虑到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使反腐建设走向正规化和程序化,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另外,要加强与群众之间的沟通,对于民众的质疑和问题及时回应,对微博交流等网络沟通形式给予制度上的规范,使政府官员充分了解民意,在民众的监督下减少腐败。
3.3 加强文化知识学习,树立公仆意识
政府官员作为人民的公仆,只有不断丰富自己,提高自身素养,拥有强大的内心信念,才能禁得住权力和金钱的诱惑,才能从根本上真正实现清正廉洁。政务官员必须时刻认识到自己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够真正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为人民谋利益,当个人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顾全大局,以集体利益为重。同时,政府官员还应以最基本的做人的道德来要求自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摒弃贪污腐败的不正之风,做人民群众拥护爱戴的好官员。
反腐工作目前是我国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也在我国各种重大会议上反复强调反腐倡廉工作要进行到底,常抓不懈,不但要长期抓,还要经常抓,对腐败行为进行严厉惩罚,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由此可见,我国的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廉洁政府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地方政府官员 篇2
地方官员和平积习严重
除了军港、军用机场以及相应军事活动等与经济建设的矛盾外，困扰军事设施保护工作的主要有三大问题：核心要害军事设施安全环境恶化；军用无线电设施面临“失聪”“致盲”危险；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设施安全环境堪忧。
据介绍，解放军的重要指挥工程、导弹阵地、舰艇基地等核心要害军事设施，直接关系国家战略指挥稳定、战略力量安全和战略威慑有效，但其周边安全环境却在日趋恶化。在北京某重要军事禁区，每当组织重大军事活动时，周边不明人员增多，还多次发现外国人抵近禁区的情况。
我军的雷达、技侦、通信、导航等军用无线电设施，对电磁环境有着严格要求。随着军地用频和建设矛盾日益突出，有些地方在军用电磁环境保护范围内建设无线电台站和高大建筑，降低了军用装备的使用效能，直接影响部队完成战备训练任务。
同样是在北京，某通信枢纽天线场区陆续建起数十家企业、果园、菜园和大量出租房，这些违章建筑将天线场分割侵占，天线设施遭破坏受损达40余次，使用效能大大降低，安全保密隐患极大。
解放军在广西北海的一个雷达站，控测方向被越来越多的高层建筑遮蔽，探测距离由400公里缩短至100余公里，使用效能丧失约60%。
上海的一个地空导弹雷达，因商务楼、高压线路遮挡，预警跟踪距离由100公里缩短为20公里，导弹阵地作战使用效能基本丧失。
重要国防军工单位也存在类似问题，安全防护空间越来越小。特别是一些涉及国家核心秘密的战略武器研制单位，周边高层建筑、涉外项目大量增加，间谍窃密活动猖獗。
总参有关部门分析认为，产生上述问题，主要原因之一是和平积习严重。部分地方官员习惯于“和平建设”，认为仗打不起来，军事设施浪费资源、阻碍发展，安排建设项目不考虑军事设施保护需要，对保护工作不重视、不作为。也有个别军事设施管理单位“打仗”意识不够强，保护措施不力。
我国已经建立起军事设施保护军地共管机制和一系列工作制度，但相关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缺少刚性规范，其执行力相对疲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领导的主观意志。
马翼飞局长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矛盾不可避免，需要按照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原则，加强军地协调。但是，确保军事设施安全关乎国家利益，不能侵犯。
美军军事基地：一年开放一天参观
（美军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军曾经一度在全球拥有超过5000个军事基地，在冷战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以及驻在国人民的反对，美军事基地的数量大大减少。据新华社2014年报道，美军目前的军事基地数目大约有800个左右，分布于本土和全球各大重要军事战略要地。
美国本土的军事基地地理坐标都是对外公开的，并且大部分美军基地都有每年一天的“对外开放日”，一些不太重要的军事设施甚至可以随便出入。不过，即便是对外开放，也只是在基地内部军事人员的允许范围内参观，在空军基地欣赏飞机的起降则需要在远离跑道3英里（大约4.8公里）的距离才可以。
在互联网上，可以查阅美军基地的资料更多，你甚至可以查到哪条军舰上今天来了几个新兵以及他们的身份。一份罗列了美国海军全部现役军舰的简况的宣传单，会在各种民用游艇上发放。
“911”之后，军事基地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重要目标，美军也逐步加强了对军事基地的管控，甚至连基地内部的“擦枪走火”也会进行严格的闭门调查。2014年8月25日，一名持枪女兵在李堡军事基地指挥部办公室朝自己开枪自杀身亡，就造成该军事基地短暂关闭，随后进行了大批的安保人员调整。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
本期军事猜猜看：提示一：她年轻貌美，对艺术很着迷；提示二：曾长期居住在美国；提示三：凭借个人特殊魅力令一位名人魂牵梦萦；提示四：功成身退后被迫隐居；提示五：E=MC2猜猜这是谁，答案下期揭晓。
上期军事猜猜看：提示一：年轻时当过童工，也被日军抓为劳工；提示二：29岁才加入八路军；提示三：曾一人威逼400敌人投降；提示四：创造多次深入匪巢以少胜多的范例；提示五：在追击郑三炮时逝世；提示六，跟近期热映电影有关。
“空降”官员与地方行政 篇3
中央候补委员、市长曹淑敏
位于河南西部的三门峡，是1957年伴随着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的兴建而崛起的一座新兴城市，也是沿黄城市中距黄河最近的一座城市。
这里自然资源丰富，工业也发达。可这些年，这里的经济遇到难题，官场亦不平静。7月16日，河南省纪委发布消息，经河南省委批准，三门峡市委书记赵海燕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而在2015年7月，赵海燕前任、时任三门峡市委书记的杨树平亦因严重违纪接受调查。
连续两任市委书记落马，下一任市委书记的人选，于是变得敏感和重要起来。8月24日，答案出来了，打破地方官场调任惯例，刘南昌来了。
和刘南昌不同，比他早一天离开北京的曹淑敏“空降”鹰潭，则有着另一种原因。
曹淑敏，女，中央候补委员，现任中国信通院院长，教授级高工，长期从事移动通信领域研究并担任国家重点项目负责人，先后多次获邮电部/信息产业部科技进步奖。
能当中委或中候补的，基本都是省部级领导。有些十八大后提任省长的官员都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而正局级干部曹淑敏却位列其中。她也成为中央委员会中唯一一位地级市长，使得江西的中央委员会成员达到三位，另两位分别是省委书记鹿心社（中委）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赵爱明（中候补）。
曹淑敏当选中候补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她是我国科研战线的领军人物，具有特殊的代表性。她的工作与每一个中国人息息相关：先是力促中国提案成为全球3G主流标准，后是出任国家4G和5G项目推进组组长。大家可能都没想到，当我们方便快捷使用手机上网的背后，是这样一位女将在夜以继日地操盘攻关。
2009年3月，河南省打出第一个3G视频电话。这个电话就是打给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曹淑敏，向这位3G标准提出者报喜。曹淑敏还在电话中说，“TD—SCDMA网络在人口大省河南开通，大长了中国人的民族志气。”
早在1997年，邮电部负责3G的同志被调到国际电信联盟工作。有过3G调研考察经历的曹淑敏被临时顶上。她上任后，大刀阔斧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大型活动，包括公开征集“3G标准”。在她的努力下，TD-SCDMA成为我国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并最终获得国际认可。曹淑敏自己也说，这是她做的最漂亮的一件事情。
同曹淑敏的发展路径相似，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的一批专家型人才近两年陆续获得重用。比如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出任军委科技委副主任、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所长万立骏出任中科大校长、总参第56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陈左宁出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等等，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科技人才的重视与培养。
“京官起于州县”与“央地互动交流”
放眼全国，空降早已成为我国干部任用的一个重要渠道。
比如在去年一年里，有媒体统计，中央至少17人空降地方，至少涉及12个省份。从“下派”地点看，湖南至少“空降”3人，廣西、青海、吉林至少“空降”2人。从年龄看，“空降”的17人，绝大多数是“60后”，其中不乏1967年出生的干部。从出处看，显示出“集中性”，比如中央纪委系统4人，中组部2人，公安部2人，卫计委2人，工信部2人。
选人用人问题是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空降干部是选人用人的一个途径，背后反映出的是不同诉求。
2010年，中组部组织了66名中央司局级干部到地方任职，与以往的“挂职”不同，“任职”干部的档案、工资关系都全部调走，成为实实在在的地方干部。此后中组部在2011年、2012年又组织了两批厅官“空降”。
这属于央地干部交流，能够增加他们的基层工作经验，锻炼成长。但十八大后另一种空降则备受瞩目，这就是反腐需要。这类空降中，最闻名的当属两年前王儒林空降山西，担任省委书记。
当然，还有一类空降是出于地方发展需要，向一些地方输送专业人才。曹淑敏空降鹰潭市应属此类。信息产业，是江西崛起的一个重要领域，工信部与江西省的互动非常密切，双方曾签署过战略框架合作协议。在曹淑敏赴赣之前，工信部副部长毛伟明空降江西出任常务副省长。
而最后一种空降类型，追溯起来历史更悠久。上世纪50年代后的“三线建设”，大批具有特殊知识背景的重要知识型干部被派往边缘之地支援建设，及至西部大开发，又有一些“对口”官员到西部交流任职，“市场化”的干部任职也在改革风潮中不断涌现，东部地区的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验丰富的干部流动到中西部地区进行跨省交流。同时，由于地区的特殊，也出现一些独特的情形，比如援藏援疆干部。
从这个意义上说，空降干部算得上是我党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法宝，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的惯例性政治现象。
地方治理的经验对于治国理政能力的培养和锻炼甚为重要。在古代，诸多京官起于县郡，原因也是如此。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处于转型期，“中央官员有更宽阔的视野，站位也比较高，对主要大政方针把握得比较准确，所以，让中央官员到地方任职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则认为“央地互动交流”能直接促进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交流任职，“这既是加强地方治理、促进地方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干部人才培养的长远需求，也是促进央地交流、优化政治环境、预防集体腐败的有利选择。”
宋朝地方官员考核制度探究 篇4
一、宋朝地方官员考核制度的建立背景以及必要性
宋朝地方官员考核制度的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对其地方官员进行科学的管理而建立起来的一项有效的制度措施, 比如选官制度、考课制度、官阶制度等一些列具有针对性的考核制度。宋朝地方官员考核制度的建立是在对其以前朝代考核制度的总结分析基础之上, 结合宋朝的具体情况而逐步得到改进完善起来的一个对其本朝官员进行考核的制度。
宋朝地方官员制度的建立成为了中央统治政权对其地方政权以及民间情况进行详细了解以及评价地方官员从政政绩好坏的一项有效的制度措施, 同时也是本朝官员升职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宋朝的中央统治政权将其本朝包括中央官员以及地方官员在内的所有级别的官员全部纳入了这项考核制度之中,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得各个官员对其自己负责的职务更好的发挥自身的才能对其进行很好的管理。宋朝官员考核制度的建立还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对其不同级别的官员制定了相应的考核制度, 以此来更好的对其各个级别的官员的从政业绩进行很好的掌握。
二、宋朝地方官员考核制度的特点
宋朝考核制度的建立是在总结以前历史朝代官员考核制度经验的基础之上, 结合本朝实际的情况特点出发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一项考核制度。因此宋朝地方官员考核制度有一定的历史特点:第一, 从考核对象来看, 宋朝的官员考核制度主要是针对地方的官员的执政业绩以及地方官员的升迁进行考核, 主要的考核重点侧重于对其本朝地方官员的考核;第二, 从考核的内容方面来看, 在对其所有官员进行全面统一考核的基础之上, 中央还根据各个地方的实际特点以及在不同的年代面对的发展任务的不同, 对其地方官员的考核存在着适时适地的显著特点, 总体来说就是考核内容方面在稳重求变;第三, 从考核的方面来看, 考核制度规定除了对其地方官员进行详细全面的考核之外, 还针对某一项具体的地方官员的业务进行专门的考核, 比如说对某县税收的考核, 这种专项的考核制度在考核制度之中是被普遍认可而得到广泛采用的一项制度措施;第四, 从考核的量化方面来看, 对其地方官员的考核在量化方面是非常注重的一方面, 比如地方官员对其地方的商税等征收数量的多少, 经常采用的是定额制度以及与上期征收数量的多少进行对比的形式对其地方官员的执政业绩进行有效考核, 最终根据官员对其税收征收数量的多少对其地方官员进行相应的奖惩, 主要的奖惩形式主要从经济方面以及行政方面对其地方官员进行一定程度的奖惩。
三、宋朝地方官员考核制度的具体分析介绍
上述两节对其宋朝地方官员考核制度的历史背景采取考核的必要性以及考核制度的特点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阐述。本节将对其地方官员考核制度中的几项具体的具有代表性的考核制度进行分析介绍, 以此来让读者对其宋朝地方官员考核制度有更深入的了解。
1、州县官员的考核制度
州县官员是极具代表性的地方官员, 因此很有必要介绍一下针对州县官员的执政业绩所制定的考核制度。宋朝对其州县的官员尤其对其县令以及知州的考核制度方面制定的更加严密细致, 对其县令以及知州的执政业绩的好坏也有着清晰的奖惩制度。州县官员的考核制度在其宋朝对其所有官员的考核制度之中占据着尤为重要的显著地位, 因此宋朝对其州县官员的考核内容及其的丰富。比如在宋徽宗时期宋徽宗制定的一些考核制度是因其宋徽宗具有的个人爱好而建立的, 尤其注重对其州县官员在自身执政业绩方面的奖惩, 以及采取有效的政策让其地方官员对其中央制定的政策积极的响应贯彻执行。但是在某些考核制度方面因因为没有做到位而使其地方官员做了一些阻碍本朝经济发展的事情。
2、监当官的考核制度
宋朝监当官的考核制度也是宋朝地方官员考核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朝在其监当官方面进行考核主要是通过采取定额的方式实行有效的考核的。如果监当官的业绩超出定额则有一定的奖励, 比如经常所说的迁官就是一项很重要的奖励措施;如果监当官的业绩没有达到所规定的定额的要求范围之内, 那么就要收到相应程度的惩罚。如果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监当官没有完成任务那么将不会对其进行相应的惩罚。监当官在进行惩罚的同时还会对其监当官进行负责的州县长吏, 但是后来为了使得考核制度更加的人性化, 在考核制度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改进与完善。
结语
综上所述, 本文对其宋朝地方官员考核制度的历史背景以及建立考核制度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介绍, 然后对其宋朝地方官员考核制度的具体特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 最后通过州县官员的考核制度以及监当官的考核制度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制度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介绍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宋朝地方官员考核制度。本文对其宋朝地方官员考核制度所做的分析介绍希望能对广大研究宋朝文化的同行们起到借鉴参考作用。
参考文献
[1]杨方旭:《宋代官员考核内容与方法研究》, 《兰台世界》, 2011 (22) 。
[2]徐小梅:《宋朝江西地方官员与士人的救灾活动》,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5) 。
[3]郑志强:《浅议宋代税收监督》, 《江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4) 。
政府官员职位级别从上至下 篇5
（一）国务院总理：一级；
（二）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二至三级；
（三）部级正职，省级正职：三至四级；
（四）部级副职，省级副职：四至五级；
（五）司级正职，厅级正职，巡视员：五至七级；
（六）司级副职，厅级副职，助理巡视员：六至八级；
（七）处级正职，县级正职，调研员：七至十级；
（八）处级副职，县级副职，助理调研员：八至十一级；
（九）科级正职，乡级正职，主任科员：九至十二级；
（十）科级副职，乡级副职，副主任科员：九至十三级；
（十一）科员：九至十四级；
（十二）办事员：十至十五级。
政府官员腐败原因的多维思考 篇6
【关 键 词】官员腐败 原因 权力 交易
在现代社会,官员腐败已经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种现象。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腐败就像米虫一样,正在蛀食着国家的粮仓。腐败交易有很多种,本文将其大概分为权权,权钱,权色三种。
权权交易,顾名思义就是权力交换权力。权力是官员手中唯一可以获利的资本,也同样是其最大的追求。钱,作为一种交易手段,可以是直接的货币,也可以是间接的经济获利。例如,“帮助”领导子女出国深造等等。色,即女色,是在获得金钱之后挥霍的一种手段,因为不管是嫖娼还是包养情妇,都需要支付一笔不小的费用,而这笔费用对与很多官员来说既是交易的目的也是交易的手段。权权交易简单来讲就是买官卖官,以权换权。权力不光有金钱和女色这两个简单的附加品,其本身就可以用做交易。权力交易可以说是其他两种交易形式的根本。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交易之间同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交易的循环过程可以很直接的呈现三种交易之间的联系:有钱的提供金钱和女色换取权力和更多的金钱;有权的提供权力来换取金钱和女色;有姿色的以色相换取权力,进而再换取金钱和更大的权力,循环不断,交易链就不断。权力、金钱、女色,其实都是人的私欲,腐败的滋生,其最根本原因也就是人类私欲不断膨胀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限制而导致的。除去人性的贪婪本质不谈,从我国现实来看,导致官员腐败问题滋生的原因主要来自经济,社会,历史传统和官员自身等公共方面。
经济因素主要在于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使腐败滋生具备条件。自建国初期以来,中国经济走上正轨,社会财富在不断积累,为官员腐败提供了可能。这不是在否定我国经济的发展,而是从客观的角度说明经济的长足发展为腐败产生提供了充分条件。有了可以瓜分的利益,才会产生去瓜分的人。
笔者试图用一些数据来说明经济因素对官员腐败的影响。根据中国统计局网上发布的数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在1980-1990的十年间,国民总收入由3645.2亿元增长为18718.3亿元,增加了近三倍。90年代初一度出现宏观经济趋热,国民生产总值由18718.3激增为98000.5亿元。国民生产总值2000年开始至2007年,由98000.5亿元增长为251483.2亿元,经济的发展态势良好,基本保持在稳定增长状态。另外,“由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高官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研究》,以副部级以上高官的腐败案件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过去二十多年(1978——2002年)中查处案件特点和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其中有两个调查结果是: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受到司法惩处的高官数量和严重程度都大幅度增加;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成为腐败的高发期。在发案年份可以统计的54个样本中,有43件的开始作案时间在1988-1995年之间,成为腐败的多发期[1]。”统计局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与以上调查结果对比即可看出,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同时是官员腐败案件高峰期。
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是为腐败提供了可能发生的充分条件,来自社会方面的因素就是腐败滋生蔓延的温床。我国古代社会讲求功名利禄,自古读书人就以榜上提名为毕生追求,放在当今社会就是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的实现无疑就是为官从政。好待遇高福利只是表面的利,手中的权力才是真正的利。在现在的社会里要办事,人们第一反应已经不是如何凭借自身的努力去争取,而变成了寻找“关系”和“后门”。按照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的“权力寻租”理论,官员手里的权力正掌握着大量的寻租对象。经济学讲供求,那么现在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走后门的需求,自然会带动官员手中权力的供应。
导致官员腐败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法制。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腐败分子有机可乘,有空可钻,同时法律制裁带来的腐败成本太低。
首先,我们国家在遏制腐败方面的立法有很多,但是大多限于治理层面。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大多数条文都是在腐败产生之后应该如何对案件进行取证,审理,判决;很少涉及如何限制官员进行权力交易。与此同时,社会各界都在期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却迟迟未出台。当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条例,规定,办法,但是这些文件的法律效力有限,执行效果更加受限。
另外,法律给腐败分子的惩罚过轻,腐败成本太低,导致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以上文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为例,该法第六章第四十四条规定:“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部门给予通报批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里不关注具体行为是什么,单看具体的法律责任。条文中提到两个处罚---通报批评和行政处分,通报批评不再赘述,这里主要分析行政处分。“根据《公务员法》和《处分条例》,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其中,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这四种处分的,不得晋升工资档次。受撤职处分的,按规定还要降低级别。受开除处分的,不得再录用为公务员。公务员受开除以外处分的,受处分期间,有悔改表现,并且没有再发生违纪行为的,处分期满以后,由处分决定机关解除处分,解除处分以后晋升工资档次、级别和职务,不再受原处分影响。”这是人保部部长尹蔚民在答记者问时做的介绍。行政处分对官员自身的影响轻重程度显而易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不可否认,这样的惩罚在全世界范围看都是比较重的,但是更应该看到的是受贿数额的确认是很难的,可行性的降低就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法律的惩罚力度。从理论角度来看,如果我国刑法放弃数额决定惩罚的做法,只将罪行定性,并直接实行最严重的惩罚,那么政府官员的腐败成本就大大增加,应该可以较好的遏制腐败的滋生。
官员的腐败究其根源还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因素。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是中央集权国家,这一传统沿袭至今。在统一的封建社会中,君主掌握一切生杀大全;在分裂时期,各个诸侯国为争统治权流血无数。没权的人想掌权,有权的人想拥用更大的权,对权力的追逐可以使兄弟离间,亲朋反目。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很多为官者放弃做人的原则,踏上腐败这条不归路。
这里的分析并不是说所有的中国官员都会腐败,在腐败分子个人身上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所“特有”的心理。官员在走向腐败时的心理是贪婪。打个招呼,说一句话就可以有不菲的收入,要抵制这样的诱惑,现在社会中自问能做到的人还在少数。如此,金钱女色的诱惑就使权力变成了自由买卖的商品。然后变为侥幸心理。收一次也是收,收十次也是收;这次没被发现,下次也不会;比我收的多的人多的是;别人能收我也能收。真正开始大胆的腐败之后,官员的心理开始变得理智。只收熟人的;10个人来送只收1个的,但一个就捞足。种种的心理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促使部分官员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不当或非法获利。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我国社会舆论和公众监督的严重缺位,正是这个原因,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在我国,来自舆论和公众的监督还很欠缺,权力在有监督的环境中不一定完全受制,但在缺乏监督的环境中,权力就必然自由不受约束。
参考文献:
[1]杨黎源.现代政府官员腐败根源探微[J].学习论坛,2002,(12).
[2]胡国成.政党官员腐败心理剖析[J].决策和信息,2008,(1).
[3]卢现祥.转型时期导致政府官员腐败的因素分析[J].理论月刊,2006,(2).
[4]《中国官员腐败现象面面观》发布时间:2009-6-10 12:12:35來源:力扬网http://www.lyang.cn/readnews.asp?newsid=1801&bigclassid=85&smallclassid=329
清代地方官员的档案人才观 篇7
一、背景
清代地方行政的一大特点是:衙门虽各自不同, 俱各延有幕宾, 形成了不亚于正式官僚队伍的庞大群体。幕友非官非吏, 独立于国家行政体系之外, 但它对于地方行政乃至整个国家的运行都很重要。这有其政治原因和环境要素。
1. 清代地方官员普遍缺乏行政能力与素质。
当时地方官主要来源是科举, 读书人埋头于儒家经典、八股文, 培养出来的官员, 绝大多数缺乏治国济民、办理政务、送往迎来能力。清代学者邵晋涵曾对地方官审案情形做过描述:“州县之长, 盛服坐堂皇, 吏抱文书伍伯环立, 哆口叱呵, 问以律则懵然莫能知, 悯然以为不足知。”[2]153。
2. 回避制度严密。
清代地区回避制度更加严密, 不允许官员在原籍或与原籍接壤地区任职。康熙四十二年 (1703) 规定:“选补官员所得之缺, 在五百里以内, 均行回避。”乾隆九年 (1744) , 又重申:“现任各官, 有任所与原籍乡僻销路在五百里以内者, 均令呈明该督抚酌量改掉回避。”大部分地方官是初入仕途, 不谙吏事, 又异地为官, 不了解任职地的风俗民情, 更增加了治理难度, 就很有必要延聘幕友, 以作顾问。
3. 地方官需要以幕友来监督吏胥, 防止书吏之害。
清代吏胥队伍庞大, 而地位、待遇低下, 大多唯利是图, 敲诈勒索, 为害甚烈。州县衙门书吏皆为当地人, 与地方事务关系密切, 往往假公济私, 流弊无穷, 一般官员往往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因此, 官员就需要有内行的心腹来约束吏胥。汪辉祖指出:“衙门必有六房书吏, 刑名掌在刑书, 钱谷掌在户书。非无谙习之人, 而唯幕友是倚者。幕友之为道, 所以佐官而检吏也。谚云‘清官难逃滑吏手’, 盖官统群吏, 而群吏各以其精力, 相与乘官之隙, 官之为事甚繁, 势不能一一而察之, 唯幕友则各有专司, 可以察吏之弊。”[3]339有了幕友的辅助, 主官对于书吏的指挥监督便有效多了。
二、标准
1. 具备专业的幕学知识———文理兼通, 熟谙吏治。
专业的幕学知识不是一般读书人所具备的。读书人识得字, 会做文章, 只是基本条件。《佐治药言》说, “习幕一途, 与读书为近, 故从事者众焉。”因此, 许多书生, 开始学幕, 在当时又叫做“读律”、“学名法”、“习法家言”、“学刑名”、“学申韩之术”等。确切地说, 即学做刑名和钱谷幕友。这两种幕友, 必须是熟通法律和司法事务以及衙门惯例的专家, 需要经过专门的拜师学习方能学成。
从师学幕, 大致分为两个步骤或阶段:首先是读律, 尔后是学办案。这所谓“律”, 主要指《大清律例》。包括“文例”和“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等部分。律例条文错综复杂。在这些律例条文中, 不仅包含着犯法或违制的界限, 而且包含着处理违犯事件的方法;不仅包含着司法的依据, 而且包含着处理公务的规定。它可以说是进入官场从业的入门必读书。因此无论是学刑名还是习钱谷, 都必须熟悉这些律例。其次是通过抄案、看文和学造各种簿册, 以熟练钱谷公务。
学习“刑名”和“钱谷”, 除读律和学写各种官文书二者相同之外, 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学习批阅呈词, 然后是试核房科拟稿, 再次是起草通常文件, 进而拟办上行文件, 最后才是办理命盗案件勘词。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学幕虽然有章可循, 但需要一定的资质和努力, 经过数年的刻苦钻研, 方能出师。大抵天分高而为学勤者, 三年可望有成, 否则即须延长岁月。故“千人学幕, 成者不遇百人, 入幕者不过数十人”, 学幕的过程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经过长期专门的幕学学习和训练, 出师后的幕友具有了专业的幕学知识, 具备特定的文化素养, 可谓是文理兼通, 熟谙吏治, 这为辅佐主官奠定了扎实的才干基础。
2. 良好的幕道———品端字醇, 人厚忠恕。
清代地方官员延请幕友, 不仅要求具有专业的幕学知识, 还非常注重幕道。清代名幕汪辉祖指出:“宾利主之脩, 主利宾之才, 其初本以利交。第主宾相得, 未有不以道义亲者。”官幕之间的道义都是一个“信”字。“信”乃幕业之本。还指出:“信而后谏, 惟友亦然……故欲行吾志者, 不可不立品。”因此要具有以下品行:
一要尽心尽言。《佐治药言》第一条就是“尽心”。汪辉祖在这一条中说:“幕友岁脩所入, 实分官之俸禄。食人之食, 而谋之不忠, 天岂有以福之?故佐治要以尽心为本。”认真执行幕友应承担的职责, 做好每一桩东家交办的公事。只要是衙门里的公事, 都应该替主人注意。《入幕须知·赘言十则》中称:“幕友既称佐治, 则惟主人私事不必与闻, 其他凡属在官之事, 以及官声之所系, 皆宜关心。例如门丁之有无舞弊, 书差之有无蒙混, 押犯之有无淹滥, 都应随时精神贯注, 留心稽查。”尽言, 就是要求畅所欲言, 不时指出幕主处理事务时的错误, 帮助主人渡过难关。《佐治药言》中称:“官为政一方, 百里之内, 惟己为大。”“其至亲骨肉未必尽明事理, 而从仆胥吏类皆颐指气指, 无论利害关系, 若辈不能进言, 即有效忠者, 或能言之, 而人威言轻, 必不能劝其倾听。甚目逢彼之怒, 谴责随之。惟幕友居宾师之分, 其事之委折既了然于心, 复礼与相抗, 能辩论明确, 自有导源回澜之力。”幕友旁观者清, 能够提出忠告, 完善处理公事。
二要立品洁身。幕友要做到尽心尽言, 不合则去, 首先要求幕友能够“立品”, 并且能洁身自好。所谓立品, 就是指要自己看得起自己, 既不要妄自菲薄, 也不要自高自大。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特例“立品”一条, “自视不可过高, 高则意气用事;亦不可自视过卑, 卑则休戚无关”。幕友要把自己摆在主人朋友的位置上, 时刻考虑到与主人一起为国家效力治民, 不能自认为是个受雇人。“卖文度日, 以才佐人, 并非快意事, 但决不能有寒气相, 使主人菲薄”。尤其不能唯利是图, 见钱眼开。否则遇有不和, 势必不得洁身而去。
洁身自好首先要厉行节俭, 齐家戒奢。要事以积蓄才对, 告诫家人勤俭持家。幕友单身处馆, 报酬也较丰厚, 家人不能体会其挣钱之不易, 往往大手大脚。这样一来, “得馆仅足以济, 失馆必至于亏”, 应了一句谚语, 叫做“搁笔穷”。所以幕友要洁身自好, 还应“范家”, 才可以立足稳固, 可进可退。[4]43其次, 幕友必须事出公心, 不受贿赂。
3. 国内名流、名幕———一技之长, 经验丰富。
清代地方官员延请幕友的人才观是专业的幕学知识和良好的幕道, 帮助处理各项公务, 成为智囊和代办。除此之外, 地方官员也会延聘一些名幕、国内名流。
在清代幕业中, 所谓“名幕”, 大抵指督、抚二司幕府的刑钱师爷和奏折师爷。此类多为具有一技之长的文人学士, 他们或精通水利, 或纵横文苑, 或善于“制器”。为应付不测, 点缀门厅, 光大政绩, 各级行政官员多聘用此类文人学士入幕。就某一时期来说, 即使所有的督、抚二司幕的刑钱师爷和奏折师爷皆为“名幕”, 其数量也相当有限, 娄春藩就是其中一位。
娄春藩是清末光宣年间的著名“绍兴师爷”。光绪十五年 (1889) , 他受直隶总督李鸿章之聘, 始入直隶督幕。历佐王文韶、荣禄、袁世凯、端方等, 一生备受礼遇。任李鸿章师爷时, 凡折奏、刑钱、河工、盐务等重要公务, 均非娄不办, 足见其权位之高。《清史稿·娄春藩传》说他在八国联军围攻津埠, “日夜炮声震天地, 弹下如雨”的险恶环境中, “勿为动, 仅以何永盛所统练兵千余名, 与敌军相峙”, 并“屡获大胜”, 英勇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大局进犯。同时, 他“力主早日停战, 以促成和局”, 希冀尽早结束战争, 维持和平安宁的局面, 以巩固清廷统治。[5]
三、影响
纵观有清一代地方官与幕友, 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清代名幕张廷骧在为《幕学举要》一书所作序言中说:“官与幕相表里, 有能治之官, 尤赖有知识之幕, 而后可措施无失, 相与有成。”幕友为主人尽心尽力, 尤其是要替主人考虑, 辅佐主人获得良好官声。官员获得循良清廉的名声, 也就是替自己作了招牌, 以后不愁失馆赋闲, 可谓“官声日著, 幕名亦显”。儒家早就有“君子成人之美”传统, 幕友作为佐治儒士, 对这一传统必须身体力行。而官对幕友不摄之以威, 而结之以恩, 迁以好官, 调以美缺。
总之, 清代地方官员的这种延聘品学兼优之人的档案人才观, 在帮助处理地方政务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是地方政治乃至整个国家平稳运行的有力保障, 有利于主官的仕途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衍梅.绿雪堂遗集·卷一七[M].
[2]鲍永军.绍兴师爷汪辉祖研究[M].人民出版社, 2006.
[3]史仲文.中国全史·档案史[M].人民出版社, 1994.
[4]郭建.绍兴师爷[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浅谈原西藏地方官员藏族服饰 篇8
一千三百多年前,在吐蕃王朝的祖孙三法王时期,出现了国王和王后、大臣等等级次序分明的服饰。后来萨迦派执政时期,八思巴创制了包括适合于十三科制的官帽、官服等服饰礼制。帕竹王朝和藏巴王朝时期,依据古代服饰,相继出现了盛世于世的珠宝服饰和王子装束等不失古风的珍贵服饰,并由各种史书记载下来。如下是概括总结的服饰特点。
(1)僧官旅行服饰
土黄色团花锻袍,外套同样花色的对襟马甲,头戴无顶饰的旅行帽。穿饰有蓝色条纹的土黄色尖头皮靴。
(2)僧管司伦服饰
司伦是在当年达赖喇嘛离开拉萨时指定的临时最高执政官,有僧俗之别。僧官司伦的服饰与其他高级僧管服饰相同,紫红披单内的黄色缎袍是节日期间的穿戴。
(3)基巧堪布服饰
僧管无顶戴。基巧堪布(相当于三品)是僧管理的最高职位,专司达赖喇嘛的宗教活动。服饰的主要特征为黄龙织锦锻袍,节日时披金边紫红披单,平时外披紫红披单。
(4)僧管噶伦服饰
噶伦(三品官),大臣,噶厦成员。从清乾隆朝开始,定制为四人,一僧三俗。
一般情况下,僧管噶伦为首席噶伦。僧管噶伦的夏服与基巧堪布服装相同。冬服在紫红披单内,穿镶皮边的团花黄锻袍,节日期间披金边紫红披单。
(5)仲译钦莫服饰
仲译钦莫,僧管,四品。又可称作堪仲,译仓(秘书处)主管。有一大堪仲(主席,通称大喇嘛)和三小堪仲。仲译钦莫服装与其他僧管服装相同,镶金边的袈裟是节日穿着,平时无金边。腰间垂挂一篮穗金质吉祥结(藏语“巴扎”),斜插一支笔筒(因披单遮挡看不到),是仲译钦莫与其他僧管的明显区别。
(6)孜仲服饰
孜仲(五品),负责接待的僧管。服饰区别为惟孜仲的衣袖上镶有一段金黄色织锦缎饰。
(7)堪布服饰
堪布就是主持,是一个寺庙火扎仓的宗教领袖。其服装与一般僧人相同,但腰间悬挂“恰不鲁”。拉萨三大寺堪布的“恰不鲁”用的是红呢子。堪布脚上穿的是牛皮包底的钩鼻鞋。
(8)森噶服饰
森噶,达赖喇嘛的内室守门人,虽说不是什么高官,但在一般官员面前仍有一定的威势。森噶一般选用高个子充任,并在披单内垫有铁架,抬高加宽肩部以显威武。豹皮饰物藏语称“波架”,在达赖喇嘛出行时由森噶担于肩上,平时挂在内室门两旁,是权威的象征。森噶节日时穿镶有红色织锦缎边的僧装,平时着普通僧装。
(9)俗官司伦服饰
俗官司伦的服饰与俗官噶伦的服饰相同,但是官帽高于噶伦的官帽,悬垂的红缨中间缠有一条金箍。
(10)俗官噶伦服饰
当参加每年传召法会的赛马会时,则在冬服外边加镶有皮边的织锦缎披肩,并且在赛马会上的一段短暂的时间内,噶伦们会换上藏青色氆氇袍,以示与民同乐。
(11)知宾服饰
负责接待的官员。这些官员一般不留长发。夏季服饰:内为黄缎团花长袍,外套明黄缎团花对襟长褂,硬盔帽金顶上镶嵌松石珠。冬季服饰:黄缎团花长袍外套明黄缎团花对襟马甲,戴黑绒边帽盔,松石金顶。与清朝官服极为相似。
(12)四品俗官服饰
四品俗官,如孜本:是分管商务稽查、出纳的财政官员。孜本夏服:头顶黄色覆钵式小帽(藏语称“宝多”);耳垂松石长耳坠。冬服与夏服相同,仅在长袍上镶有毛皮边。
四品俗官除孜本外,还有孜恰(管理仓库的官员)、代本(军职,相当于团长)等。
凡四品俗官在觐见达赖喇嘛和办公时均着此服装,代本在不带兵时也可着此服装。
(13)代本服装
藏军代本的服饰均为英式军服。草绿色军服为常服,黄色军服为礼服,两袖及袖口均有绣饰。
(14)米本服饰
米本,五品,是拉萨市政府(朗子辖)的行政官。米本头顶“宝多”;发髻上无“噶乌”。
(15)噶仲服饰
噶仲头顶“宝多”;身穿紫红色团花长袍,腰间悬挂“加支普秀”并插有笔筒和蓝穗装饰的墨水筒,其中黑、红墨水各一;脚上是有白色的条纹图案蓝呢面料官靴。噶仲的发髻上一般不佩戴“噶乌”,但如果是世袭贵族家庭出身的子弟则可以佩戴。
(16)孜恰觉拉服饰
孜恰觉拉,普通五品官,一般由贵族子弟担任。头顶“宝多”;身穿黑氆氇长袍;腰系红绸“加支普秀”;常左肩斜披一条红色绶带。
(17)宗本服饰
宗本,一个地区(宗)的总督,相当于今天的县长,一般为六品。根据宗(县)的大小,也有个别五品的。宗本头戴“宝多”;平时着藏青氆氇呢长袍;发髻上不戴“噶乌”。
(18)王子服
这是一套很有特色的服饰,凡七品以上的官员均可以穿着。噶伦在藏历新年的第一天穿着,其余官员在集会时均可以穿,是贵族身份的一种表示。平时穿“杰鲁切”的人,发髻上不戴“噶乌”。只有世袭贵族出身的官员才能带“噶乌”。白色小帽藏语称“阿共姆”。
(19)噶巴服饰
噶巴是噶厦派到噶伦府的侍卫官,七品。
“宝多”在头顶,是黄颜色的;发髻上不戴就“噶乌”;着藏青色氆氇长袍,与宗本的平时服饰相似。当噶伦出行时,噶巴为噶伦领路,他的特点是手中经常握有一根长鞭。
(20)亚索服饰
亚索是藏语“元帅”的意思,每年传召法会赛马会上的执行官,由四品管及实习贵族出身以上的官员轮流担任。亚索的服饰十分华丽,头戴红呢面、镶有水獭皮宽边的官帽,红珊瑚金顶;身穿织锦缎长袍,肩披华贵的披肩,腰系金黄色闪光缎腰带,左边佩挂腰刀和弓,右边佩箭囊。去掉腰刀和弓箭,亦即噶伦在赛马会上的服饰,但是露在长袍外的内衣长袖,噶伦的为白色,亚索的则是用象征天、云、火、土、水的蓝、白、红、黄、绿五色绸布拼制。
(21)贵族妇女服饰
贵族妇女虽没有官职,但其地位与身份受着官员官职的影响。
达赖喇嘛直系亲属的夫人称“拉江姆古修”;四品管以上年龄偏大的夫人称“江姆古修”;其余官员夫人称“江穷古修”。
贵妇夏季丝绸上衣,无袖长袍。穿牛皮厚长靴子。清史《西藏志》中记载:“稍富裕,则戴珍珠帽,以木作胎,如纬笠式,而厚朱红漆里,以金镶松石为顶,周围满戴珍珠于胎上,价有值千金者。”指的就是这种珍珠小帽。
垂发前的两个大二坠藏语叫“艾果”,以金镶嵌松石制成;颈上项链多以珍珠、松石、九眼石串成,胸前佩戴“噶乌”,两肩垂挂着用珍珠、松石等串连而成的饰品。
(22)仆人服饰
在旧西藏的官制中对仆人的使用也是有严格规定,因此把仆人的服饰也列入这里。噶伦出行时,仆人定制为六人,其中嘎巴一人、准尼一人、仆人四人。
准尼:是除噶厦指定给噶伦的噶巴外,噶伦自己选定的亲信佣人。头戴饰有红穗的圆帽(藏语称“索厦”),辫子上端坠有“噶乌”;身穿黑色氆氇长袍,腰系红绸“加支普秀”;肩上背着文件包(藏语称“当波”)。
噶伦的其他仆人穿黑色氆氇长袍,腰间系有“加支普秀”,发辫上挂有“噶乌”。其他官员的仆人,辫子上不得挂“噶乌”和“加支普秀”。
2 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服饰的等级差异
就等级差异而言,藏区贵族的藏袍与普通藏民的藏袍在结构上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其差异主要表现在质地和花纹上。藏区贵族的藏服质地精细、花纹讲究,如蟒锻袍,都用精致印度面料或内地汉人的丝绸面料,色泽是由黄、红、蓝、绿、白、紫等作基调,上面有龙、水、鱼、云等纹样。藏语称之为“间希”纹。此袍常是四品以上的藏区官员朝见达赖时所穿,或者在重大节日里举行礼仪时穿用。
官衔的大小能从其服饰的质地高低、花纹讲究上看出级别来。从质地花纹上看:蟒锻袍为上,此袍用黄颜色、红颜色、蓝颜色、绿颜色、白颜色、紫颜色等色作基调,上面绣有龙、水、鱼、云、山纹样。
四品以上的官员在朝见赞普、达赖和法王时或重大节日举行礼仪时才可以穿。“寸炸白玛加嘉袍”和“寸扎花儿白玛袍”是四品以上官员逢年过节时穿的官服。另外还有团花锦缎袍、“曲巾”袍等,都是拉萨,日喀则等城市高级官员和贵族们的高级藏袍。贵妇人,小姐的藏袍主要有两种,“曲巴普美”(无袖袍)和“曲巴普越”(有袖袍),均用各种各样的花缎制成。
贵妇人的头饰没有法制上的等级划分,担有习惯上的区别。如前后藏世袭贵族夫人头戴的“母弟卜柱”(珍珠卜柱),这样的发饰一般贵妇人是不能戴的。一般贵妇人(包括大商人的夫人)只能戴“曲鲁巴珠”(珊瑚巴珠)。“阿龙”(大耳坠)、“卡乌”(胸佩佛盒)以及珍贵的项链,一般妇女都可以戴,只不过因财力状况在质地上有差异而已。
3 对藏族服饰的影响及发展变化
如今已经是二十一世纪,藏族服饰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新的时尚。
一是服饰多样化。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交流的增多,人们生活的改善,藏族人的服装式样越来越多样化。这一点在城市居民和公务人员中比较明显。他们会穿藏装的,但是他们也会穿汉装、西装和牛仔服。但拉萨的妇女,包括职业妇女,像如今的全职太太,都很注重藏装,藏族男子在重要场合会穿华贵的藏装。他们的审美依然喜欢,这也体现了民族特性和文化特性,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服饰的精神沿袭至今。
二是服饰的简洁化。这一点在拉萨地区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藏装虽然气派、美观,但是穿起来比较麻烦,现在有人把藏袍做成两截的,上衣下裙,腰间紧掐,照样保持了藏装的特色。特别是一些青年妇女,穿着这样的服装,显得简洁、流畅、明快,衬托出她们苗条的身材和婀娜的体态。
三是服饰的表演化。随着民族文化的弘扬,藏民族服饰越来越被看重,希望了解、学习、研究的人也日益增多。藏区各地纷纷成立服装表演团体。不少团体还到北京、上海和国外表演。如现在在西藏表演的《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星空为幕,山川为景,气势恢宏,震撼心灵,藏文化经典史诗巨作《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像是亲眼目睹了那种壮阔。过去藏族牧区有一个传统,有了钱购买金银宝石装饰妻女,妻女身上的装饰就是全家财富的金库。旧时强盗多,遇到险情将妻女扶上快马逃奔,即保存了财富,又保护了家人。现在,各个藏区的条件比较富裕人家,仍然保持着购买珠宝装饰的做法。
4 结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改善,自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倡导弘扬传统文化的大方向下,藏装服饰定会时代传承和发展下去。民族文化的弘扬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强有力的体现。本人相信,未来的民族传承之路将会越走越宽,越走越通畅。
摘要：藏族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又勇敢的少数民族。在其发展中,除了与该历史时期的生产力状况、物质文明状况相适应外,还与当时的政治状况相适应。因此,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官员的服饰就不仅是在制式与功用上有其特点,并且在政治与等级上也具有标志性的特点。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至今,充分体现出这个少数民族的服饰魅力。
关键词：藏族,官员,服饰
参考文献
[1]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
[2]周莹.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卷: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
[3]李杨.美术界:藏族服饰的探索与研究,2011.
[4]西藏藏族服饰,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1.
地方政府官员 篇9
一、从政学者在国民政府中的分布概况
学者从政,放下教鞭,走出书斋,搭上了一个走进现实社会、实现理想抱负的快车道;同时亦把自己置身于腐蚀性极强的官场大熔炉中,成为统治者的一个工具、一颗棋子、一件政治装饰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从政浪潮中,行政院可谓大牌学者云集。早于1935年,蒋介石力邀地质学家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其后历史学家蒋廷黻从清华大学历史系调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而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景超也被任命为行政院秘书。有众多的学者包括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的陈之迈、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张纯明、国立中央大学行政法教授端木恺等人都曾在行政院供职。而在行政院的各个部门中又以下面两个机构的学者居多:
其一为翁文灏担任部长,经济学家何廉担任常务次长、农本局总经理的经济部。经济部汇集了当时比较多的知识界名流。社会学家吴景超时任经济部秘书,由华洋义赈会的创始人之一章元善担任农本局的合作指导室主任,南开大学会计学教授廖芸皋担任会计处处长。而与马寅初、刘大钧、何廉齐名的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也和农本局也保持着密切联系,并负责训练农本局在大学毕业生中选拔出的派往各地的高级人员。由于翁文灏的关系,高平叔也于1942年秋调到经济部从事利用外资研究。在翁文灏与何廉的努力下,经济部成为了当时从政文人最集中的部门之一。
其二是文人云集的民国教育部。教育部与文人学者的关系不言而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为蔡元培的学生、后长期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1931年,蒋辞职后,朱家骅继任教育部长。1938年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任教育部政务次长。1944,朱经农亦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杭立武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并于1949年任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著名校长梅贻琦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职务,并于1948年底平津形势危急之际担任了几天的教育部长。这些学者都是颇具影响力的高校领袖,门生故吏无数,他们的加盟无疑让教育部更是成为了文人的聚集地。
另外,成为经济学者又一聚集地的是抗战时期特别设立的中央设计局。鼓吹计划经济和国营经济的陈伯庄曾一度任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1944年1月起经济学家何廉担任该局的副秘书长,1944年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邱昌渭也担任了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的职务。虽然在该局供职的学者的名望可能不及上述机构中的学者,但在中央设计局中供职的学者的数量却不少。曾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研究员的张希哲回忆说,政治组、经济组、财政金融组及调查室(后扩充为调查处)的工作人员,以书生型的人占多数。“在设计局的办公室里,不论是办公或开会,随时都可以听到书生论政的论调。”[1]39-41
而分散在其他部门与机构中的耳熟能详的著名学者还包括张伯苓、傅斯年、罗家伦等名者大家。除上述所举之外,沈仲瑞、左舜生、李万居、姚宝猷、俞叔平、马星野、陈裕光、黄天鹏等一批学人教授也相继从政。由此,这些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力的从政学者更多的从议政论政的幕后走上了参政执政的前台,给民国政坛带来了一缕难得的清新。其确切数字虽难以统计,但透过这许多有影响力的学者的从政行为,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二、民国学者从政的动因分析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傅斯年一语道出了民国知识分子中最受欢迎的三种参政模式——办报议政、组党参政或是入阁执政。前者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胡适及其周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把《努力》《新月》《独立评论》《新经济》等报刊媒体作为平台议论时政,用报纸监督政府,引导舆论,留下不少抨击专制、腐败和推进民主、法治的精彩文章,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舆论的作用是有限的。而组党参政在当时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也只能是一个空想。对于那些以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担负起救亡御侮的时代使命为人生要义的文人学者来说,从政治国似乎成为了实现人生价值取向最为有效的方法与途径,这也许就是形成这股从政浪潮的一个主要动因。但并非所有的从政学者都是出于自己的政治兴趣,归结起来,当时学者从政的动因大致有以下几个:
其一、胸怀远大的政治抱负与救世情怀
如上所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人抱负与“学而优则仕”的浓厚情结之间的结合有时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动量,民国的学者中有不少人在从政之初对国民政府与蒋介石抱有寄望,因此他们的从政也多出了几分理想的色彩。胡适曾以“在山作得许多声”诗句劝说他人辞官治学,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家已经危在旦夕,文人的救世情怀使得一向提倡对政治保持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的胡适也不得不抛弃“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承诺,以“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己任,出而应世。
其二、恩情并济,不易托辞
以宋明道学修身的蒋介石深谙“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之道,常能抓住文人“士为知己者死”的命脉做文章,或登门邀请,或请人说项,软磨硬泡。而这些受恩于人的学者从政后又常会拉拢共事过的旧友故人加入,人情难拂自不用说,从而在各个部门形成了学者从政的小团体。如翁文灝的出仕就颇为典型,翁本不欲从政,曾被委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却坚辞未就。但在1934年,翁于考察石油途中遇上严重车祸以致昏迷,后因蒋介石的全力抢救才渡过危险。为了还这份人情债,他从此正式踏上仕途,从行政院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直到1948年被蒋介石推上行政院长的宝座,最终因金圆券改革的失败而引咎下台。
其三、出于实用主义的考量
这里说的实用主义涉及到人们对现实条件与利益的考虑。一般认为民国前期教师的工资较高而又稳定,高校教师的待遇较为优厚。抗战后,由于通货膨胀的强烈冲击,工资制度不能保障高校教师生活的安定,大学教师的工资水平不仅低于战前,且“较同时期其他行业所受冲击最重,高校教师的生活水平降至社会的最下层。”[2]当然不是每个学者都愿意一辈子作一个清贫的教书匠,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从政为官不失为一条改变现状的捷径。官位优势的诱惑很有可能会对他们决定产生着现实或潜在的影响。
三、学者派官员的“仕途”
与职业官僚相比,书生从政自有一种不为私意、不畏强势、忤时抗俗的淑世精神。对于出世的选择,他们常引用丁文江的一句“出山要比在山清”来自我安慰与评价,但真是“在山清”抑或“出山清”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命题了。学术界有人认为这些现代知识分子的从政是“误人仕途”,也有人认为工作出色的朱经农就是一个比较成功地范例。而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的朱经农,去世之前,他在日记里却是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来总结自己从政二十年的得失:
……浮沉二十余年,至今思之,实为重大牺牲。倘以二十余年光阴从事学术事业研究,埋头著述,则今日成就决不止此。从政二十余年,所做建设工作,均被战争摧毁。至今回思,一场空梦。今年老力衰,虽欲从事著述,精力不逮,奈何?[3]
在这一污浊横流、党同伐异的权力场,“清者自清”的何廉始终拒绝加入国民党,一直以“局外人”的身份为政府工作,却终究因受到孔祥熙等人的排斥与责难而丢了农本局的工作。在民国内部派系倾轧、山头林立的党政机关中,学者派官员的日子并不好过。派系斗争的失利可以说是必然的,因为只有那些职业官僚们才是这一领域真正的“专家”。而在日常的政府工作中,“缓慢而无效率的官僚政治”也被认为制约着才干的发挥。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谈到了生平第一次目睹的中政会的议事过程:“我听了一阵,简直搞不清楚与会人员对行政院通过的政策究竟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尽管我对此一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衷心尊重,但对这种徒具形式的议事程序也不禁好笑”[4]187亲历者的表态无疑反映出了最高决策机关的低效。高层如此,底下又能如何呢?在这样的行政环境中,要想做一个称职的官员实须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这些努力与心血却不免随着一场战争的失败,一个政府的垮台而付之东流。
参考文献
[1]张希哲.记抗战时期中央设计局的人与事[J].传记文学, 1975,27(4).
[2]姜良芹.抗战时期高校教师工资制度及生活状况初探[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
[3]智效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4.
[4]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3.187.
[5]戴光中.书生本色——翁文灏传[M].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4,3.
[6]查尔斯?R?里利,张新.蒋廷黻.局内的局外人[J].档案与史学,1999,(03).
地方政府官员 篇10
200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意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以租赁的形式取得对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的土地使用权。澳门大学由此成为中国第一所设在内地的“境外”大学。由于新 校区内实施澳门法治,这块教学区显得“遗世而独立”。2013年11月,横琴新区发展决策委员会和发展咨询委员会(简称咨委会)召开第一次“三位一体”会议,推举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担任咨委会第一届主任委员,并确定了咨委会成员组成。2013年12月18日早上,牛敬代表横琴管委会与中交集团洽谈项目。洽谈参与方多了一个特殊机构——横琴廉政办。横琴廉政办从项目的立项、审批、招标时就开始跟踪、参与。横琴廉政办被媒 体誉为中国首个廉政办公室。横琴新区官员称,该区像30年前的珠海和深圳那样进行翻天覆地、彻底颠覆式的改革,已不太可能。现在每个改革举措都需要进行大胆设想、深入研究和谨慎实践,最后试验成功,才能推广开来。
事实上,逐利的淘金者们不太关心粤港澳如何合作、两种制度如何融合这些国家战略层面的问题,他们最关心的还是自己钱袋里的东西。而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谋利,也本该是制度创新的原始动力。
(新闻来源 : 21世纪网)
各抒己见:
某专家:以前我们说“一国两制”井水不犯河水,但现在是井水河水都要搅和到一起。横琴现在的探索,是在寻求两种制度中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在横琴这里不应再强调“一国两制”,而应该讲求合二为一。制度只是一种工具,不是为了制度的创新而创新,是为了社会的繁荣发展而变。哪些领域要开放?开放的程度如何?政府如何放权?这些难题的解答应该更多地从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实际需求入手,更多地倾听人们的利益诉求,为社会的繁荣发展提供最为便利的条件。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香港澳门地区的法治社会发展更为完善,法制化程度较高,内地法律应该更多地向港澳法律学习。这些难题或许就能迎刃而解,横琴的发展才能“前景可期”。
地方审计官员的怕与不怕 篇11
刘健说，“现在一发不出工资，我们就非常紧张。我们经常教育子女要好好学习，以后坚决不能干审计，我们这一代人，一生都贡献给了审计事业，现在想起来有点凄凉。”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襄阳采访时，听到最多的便是基层审计官员的苦水。
难以做到“八不准”
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审计官员说他有“两怕”：一怕子女上大学缴不起学费；二怕生病没钱报销，更怕家属生病，家属病了彻底没办法了。
“我是刚人的医疗保险，在没有实现全区医疗保险之前，局里曾组织大家入了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这位官员说话的时候满脸无奈。
“过去条件好的时候外出审计，有不通车的地方，可以打车，现在都坐公共汽车，现在局里每年给每个科室500块钱差旅费，多的自己拿，很多人都买自行车。”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李金华审计长规定审计人员的“八不准”在一些地方很难做到。刘健坦言，在地方，实现了两三个“不准”就不错了。实现“八不准”需要有雄厚的财力做后盾。
杨永新对地方审计也表示出担心，“本科生都留不住了，审计队伍的后备力量面临青黄不接。”
“国家审计署只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事项，对基层队伍只提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基层苦到什么程度难到什么程度，他们并不一定十分清楚。”杨说。
“在目前的体制下，基层审计机关要忠于地方政府，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做好了。”刘健言谈之间表示出对李金华的期望。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襄樊市谷城县审计局长朱绍强新近辞职，离岗创业。
审计部门领导的苦衷
刘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审计局刚成立那会儿，确实是‘一是一，二是二’，意气风发，敢碰硬，敢说敢做。中央和地方者陨重视，人们对审计都有一种敬畏心理。”
刘健回忆说，1987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地方审计机关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慢慢不行了。
法律规定，地方审汁厅、局是国家审计机关的中层和基层组织，实行双重领导制，即在本级行政首长和上一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审计工作。
然而，地方审计机构的经费来源受制于地方财政，这也导致对财政审计的力度大打折扣。
“当时制订的这条法规，现在看来有很大缺陷，一个区一级的审计机关为区政府服务，那还是可能的。但从大的方面来说，维护国家利益、监督地方财政财务收支是不切合实际的。”刘健说，“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之下，他让你来监督他，发现他的隐私并公布于众，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说法。”
当地审计机关一位官员谈到，地方审计局长很难向李金华那样工作，因为，这样的干法，很难干长，十有八九被穿小鞋。
《人民日报》2004年3月曾报道了山西晋城市审计局原局长杨林林到《人民日报》上访。这位模范审计局长“因为一次正常的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得罪了人”遭遇落选。
“审了也处理不了，还不如不审，审了讨人嫌。”刘健坦言，“襄樊比较复杂，我们这里前任局长出事，作为从事监督的审计机关，怎么能不清楚呢，还有原来地方主要领导的问题，我们都很清楚，我们能跟谁说?明知道有问题，他不让你看，看了你也不敢说，交待你不要做。”
一项统计表明，多年来，国家审计署特派办所查出的单位违纪金额都高于地方审计机关所查出的单位违纪金额，最低也是27倍以上，最高则达113倍。这个数字一方面也印证了刘健的说法。
“现在被监督的比监督者还厉害，他们后边有人。”刘健说，“被审计单位蛮横没有事，审计人员要是稍有些差错，弄得局长都很被动。”
呼唤垂直管理
“襄阳自从出了‘卫军事件’以后，襄阳审计的名声就不好了，一落千丈。”汪庆萍说，“卫军在位的时候，花了巨大的财力人力物力做形象工程，结果获得了省级文明单位的称号，出事以后，一切都没有了。”
当地一位审计官员回忆，襄阳区一到行风评议时，领导就紧张。如果不做工作的话，绝对过不了关。如果不过关，直接负责人就会下岗。
局长杨永新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坦言，“对我们的社会评价是居中偏下，这是审计事业的特点限制的，无情审计是没法儿做到的，把亲情友情全割舍掉，往往是公众满意部门不满意。”
李金华说，党中央、国务院对审计工作最大的支持就是不干预，而《瞭望东方周刊》从釆访中了解到，这一点在地方是很难实现的。
去年，大连审计局的一份内部报告《地方审计机关在依法审计中有关问题的思考》透露了当前地方审计机构尴尬的窘境：普遍存在独立性缺失、强制措施弱化、经费严重不足和人员严重短缺等问题。
“人都是有尊严的，如果有人严重伤害了审计尊严的话，我们也是敢顶到底的。”刘健肯定地说，“每过一两年，我们都会做一两件这样的事，当然前提是我们的主要领导人要支持。”
地方政府官员 篇12
温家宝总理说, 农村建设应保持农村的特点, 有利于农民生产生活, 保持田园风光和良好生态环境。不能把城镇的居民小区照搬到农村去, 赶农民上楼。这个话很对。
在农民上楼这个问题上地方官员应该守住的几个底线。
第一, 一定要注意, 专业农户不适合集中居住, 尤其不适合把他们安排到大的社区住楼房。不要拆了社会主义的旧农村, 再出来一些原始社会的破窝棚。在有的地方已经看到, 农民为方便, 在地头上搭建窝棚。农业要现代化, 必须要有一大批专业农户, 因此必须有一大批农户分散居住。世界发达农业国家皆是如此。最终专业农户不会太多, 占不到现在农户的1/4, 不必担心他们的农舍占很多土地。
第二, 有很多农户现在还不能决定是否要做专业农户, 地方官员们就等等吧, 等个十年八年也不要紧。先考虑那些已经脱离农业的农村人口, 这部分人多的是。
第三, 就是脱离农业的这部分人口, 也不要一刀切地让他们住在什么“集中安置区”。他们在哪里工作, 就让他们住哪里。大城市的户籍政策这几年就会调整, 那里的农民工逐步会落户的。对于脱离农业的人口, 各地搞的五六千人的“小区”还是没有吸引力, 最终不是他们的久留之地。大规模搞这个东西就是浪费。不搞则已, 搞就搞得大一些。每个县挑选几个镇, 将其发展为数万人的小城市。有能力就快一些, 没有能力就慢一些。千万不要在新住所还没有落成时, 就拆农民的房子。
对任何人, 拆旧房搬家都是大事。不给人家钱, 房子拆了, 宅基地换了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 还说人家“自愿”, 谁相信?中国这么大, 农民这么多, 一年拆上10%的农舍, 是多大的规模啊!一旦出个问题, 怎么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