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策略选择（通用10篇）
地方政府策略选择 篇1
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普及, 网络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也改变着我们的政治参与方式。网民可以利用虚拟的互联网工具来表达自己对个人生活、社会现象以及公共政策的态度和意见。虚拟的网络打破了信息传递的时空界限, 网民在网络上表达的意见会迅速地传播并影响现实世界。因此, 地方政府也必须关注网络、充分利用网络的便捷性、时效性, 提高行政效率。地方政府处在中央政府与基层民众的连接部, 在政策实施上起到了上传下达的关键作用。地方政府直接解决基层民众的现实问题, 对于网络民意所反映出的社会问题可以做出及时的修正和处理。网络上传播的言论的真实性和代表性都有待讨论, 在这样复杂的网络环境中, 地方政府需要查取出真实的民意并根据网络民意与政策的关联性作出恰当的回应。针对不同类型的网络民意, 地方政府应选择恰当的回应策略, 以达到最有效的行政效果。
一、地方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意义
(一) 顺应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互联网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条广阔和便捷的信息渠道, 使他们的话语权有了新的保障, 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意见和愿望。我国民众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网络民意在我国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 逐渐成为公民参政议政的一种新方式。网络也就成为政府体察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窗口。政府必须积极应对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更好地把握、吸纳并有效地回应网络民意, 提高行政能力。
(二) 符合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建设服务型政府也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明确要求。政府职能从全能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既顺应社会发展的诉求也符合行政改革的趋势。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以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 重视他们提出的问题, 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予以解决。从服务型政府视角来看, 对民意有效的回应正是政府责任的体现。政府必须能够敏锐地察觉民意并作出恰当的回应。
(三) 适应政策环境的复杂性。
政策环境包含地理资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等因素。当前政府面临的各种政策环境因素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中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 现在到了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 正面临着消费结构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巨大任务。这一时期也是利益分配的关键时期, 社会矛盾凸显。地方政府必须能够适应政策环境的变化, 巧妙处理社会矛盾, 把握关键的发展机遇。
二、地方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策略选择的重要性
地方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回应是一种行政措施, 策略选择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实事求是。政府回应方式的选择本身就代表了政府的一种态度。选择恰当的回应策略能够节省行政成本, 提高行政效率。总体来说, 策略选择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实现政策引导性。
地方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回应具有政府权威性, 能够产生政策影响力。一项政策的实施往往牵涉到众多方面的利益, 不同的网民对于政策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和反应。地方政府需要对不同领域的民众作出针对性的政策解释和指导。地方政府处在政策实施与反馈的第一线, 对网络民意的回应一般都是针对具体问题, 目标明确, 政策引导性很强。
(二) 增进政策接受性。
地方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回应实现了政府与网民的互动, 是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体现。政府与民众分享行政权力是对民意的充分尊重, 与民众互动正是权力运行公开化的一种形式。政府的开放姿态会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进而增强对政策的关注和支持。当能够参与到公共管理活动中时, 民众对政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就会大大提高。
(三) 提高决策有效性。
美国学者林德布罗姆提出的渐进决策模型认为, 政策的制定受限于时间、人力、财力等因素, 不是一次就完成的,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不断修正和补充。政府对网络民意回应之前除了需要调查网络民意的关注点, 还要自查相关政策的实际情况。政府在掌握了必要的信息并作出分析判断之后才能作出回应。回应网络民意的过程实际上又是一种信息交换, 政府对政策实施情况有了直观的感受, 更能切实改进政策弊端, 作出有效决策。
三、地方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策略选择
地方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策略选择依据应该是网络民意的实质。政府首先应该对网络民意进行合理的区分和把握, 在前期要做大量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工作。对网络民意的分析首先要去伪存真, 找到网络民意反映的实质问题, 查明其所关系到的政策领域, 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其涉及政策的轻重缓急并采取不同策略。
(一) 及时主动回应。
由于网络的传播速度非常快, 网络民意对于突发重大事件会特别敏感, 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形成一股民意洪流。维护社会公平、稳定是政府的责任, 地方政府应该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 采取应急管理措施, 恰当地作出引导。在现实中, 我国许多地方形成的传统行政习惯对网络民意并不重视。地方政府的回应也不积极。2008年的瓮安事件震惊中外并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揭示其深层次原因, 正是由于平时地方政府对于民众的诉求不能够及时主动回应, 大量积压的民怨集中爆发酿成了群体性极端事件。政府掌握了大量的信息源, 存在与公众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当出现突发热点事件时, 政府必须要主动回应, 控制事态发展。及时主动回应可以给公众安全感, 引领网络民意的表达方向。如果政府不在第一时间作出有效的回应, 网民借助网络所表达的意见就会混乱, 并且会受到不良信息的干扰。虚假信息更是会误导网络民意, 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如果政府发现网上有不良信息, 就应该及时作出回应, 及时公布全方位的信息。政府及时主动回应可以引导积极的网络民意, 降低网络民意的负面效应。
(二) 分阶段连续回应。
除了及时回应之外, 对于持续发展的事件, 地方政府要及时跟踪, 分阶段作出回应。分阶段回应的策略主要是为了跟踪事态发展, 将一个事件的过程全程公开, 实现全过程公开透明, 减少公众疑虑。自2013年2月以来, 在上海、安徽、江苏等地先后出现不明原因重症肺炎病例, 其中一些确诊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 并有死亡病例。消息传出后, 引发公众密切关注。H7N9禽流感不属于原来法定的传染病, 是一个全新的亚型传染病, 在全球也是首次发现。面对这样一个新的传染病, 政府也不能立刻给出结论性的判断, 只能加强防治并进一步对其进行研究。针对禽流感疫情持续发展的情况, 各地政府实行网络直报制度, 随时报告最新进展, 有效地消除了公众的疑虑。分阶段回应的方式使得这样一个持续发展的公共卫生安全突发事件得到合理的处置。其实, 公众的持续高度关注也要求政府及时给出最权威的信息。不断跟踪发布的信息降低了公众的恐慌, 把损失也降到了最低程度。连续的政府回应也提高了公众的卫生安全意识, 使得公众对于政府采取的安全措施能够自觉配合。
(三) 长期持续回应。
政府对于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一般都有相对成熟的应急预案, 事件得到处理后, 网络民意的关注度也会很快降低。网络民意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政府的日常行政上, 特别是一些影响广泛、政策稳定性强的基本国策。比如说, 计划生育、依法治国、合理利用土地、保护环境等。基本政策原则性强, 受众面广, 关系到每个网民的切身利益。网民对网络上的这类信息关注度很高, 也愿意发表自己的看法, 并且容易引起大多数网民的共鸣。这些政策都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大政方针, 周期一般较长, 在现实中也就会经常遇到很多问题。对于涉及这一类型政策的网络民意要多加了解政策的实施情况, 及时修正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不合理措施, 坚持和发扬合理有效的办法。面对各种环境变化, 政府必须因时而变, 把握基本政策的核心精神, 在新形势下对政策作出符合实际的调整。政府要落实好基本国策就必须进行长期宣传和解答。
(四) 选择性适度回应。
网络民意所表达的问题并不都能够进入政府的决策范围。政府必须界定出网络民意中哪些可以满足参考需要。政府作为国家行政部门, 行使的是公权力, 一般不要去干涉太多个人或商业事务。网络民意涉及方方面面, 政府在对网络民意作出回应时必须注意自己的社会角色, 把握好行政尺度, 不能随便使用政府权威。地方政府并不需要对所有的网络民意都进行回应, 应该根据实际, 有所选择。
另外, 网民通过互联网表达意愿时一般会有言辞激烈甚至夸大捏造的成分。地方政府不能以此为借口在回应网络民意时采取一些简单、粗暴的暴力手段。2009年, 河南灵宝青年王帅曾在网上发帖《河南灵宝农民的抗旱绝招》举报政府违规征地, 引发网民对当地政府的谴责和谩骂。当地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将王帅刑拘8天。后来在舆论持续关注下, 当地政府处理了违法用地问题并查处了有关责任人。在面对网络民意对政府的批评和谴责时, 政府应该查明事实、立即纠错, 采取适度的回应方式, 保持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四、结语
借助网络这个重要的渠道, 政府可以实现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网络民意的回应, 地方政府必须积极主动地采取合适的回应策略, 掌握话语主动权。政府在回应之前最重要的是收集、整合和分析民意, 然后选择合适的时机才能达到最优的行政效果。在收集分析民意方面, 政府除了建设自己的政府网站、政务微博之外, 还可以设立专门的信息服务办公室和网络舆论分析员, 建立定期的网络舆情报告以及一些网络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这都是回应策略实施的前提和基础。
网络传播的便捷性带来巨大的信息量, 政府要想提高自身的行政效率必须采取一定的策略。回应网络民意的策略选择体现的是政府的行政智慧。对民众来说, 政府采取合适的回应策略也是政府责任的一种体现, 是对民意的基本尊重。
摘要：网络的快速发展为网络民意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地方政府需要认真对待网络民意的兴起并给予合适的回应。地方政府选择合适的回应策略有助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政府回应网络民意要依据网络民意所反映的实质问题并采取恰当的措施。选择回应策略的基础是对网络民意复杂性的分析以及政策实施情况的把握。
关键词：网络民意,地方政府,应急处理,策略选择
参考文献
[1].刘力锐.论我国网络民意的特征与政府回应[J].求实, 2009
[2].李庆, 张亚泽.网络民意表达与地方官民沟通机制创新——对广东奥一网络问政平台的案例解读[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1
[3].王锐兰.公共政策新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4].薛恒, 李韦.网络舆情中的政府回应及其引导[J].唯实, 2012
[5].约翰·克莱顿·托马斯著, 孙柏瑛等译.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6].张丽新.当代政府提升回应网络民意能力及对策选择[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1
地方政府策略选择 篇2
【关键词】公共选择; 转型期; 地方政府; 寻租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5-0251-03
1 公共选择寻租理论及其对地方政府寻租问题的适用性
1.1 公共选择寻租理论
寻租问题最早是在经济学家对垄断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的一步步深入研究中被发现的。从最初的哈伯格三角形(1954)到H•莱本斯坦的X-非效率(1966),最后在此启发之下,塔洛克结合自身的丰富阅历发现塔洛克四边形,并提出垄断的社会成本为哈伯格三角形与塔洛克四边形之和(1967),开创寻租理论的公共选择学派分支。
1) 有关租的一般定义
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在早期社会,租专指地租。后来马歇尔根据固定生产要素(除农业土地外)在短期内无法改变配置而产生的类似于地租的收入称为“准地租”,扩大了租的外延。
而后人们发现任何资源在总量上都缺乏弹性,但利用方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收益,因此,最终把租定义为生产要素的实际收益减去机会成本的余额,表示一切要素被最优(或较优)配置而获得的超额利润。
2) 关于寻租内涵的争议
关于“寻租”的确切涵义,在公共选择学派内部至今都无法形成一个统一定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寻租定义是“个人通过政府寻求财富转移的浪费资源的行为”。从定义中可以看出,公共选择寻租理论认为:租金是一种既有的财富,而租金的产生源于政府干预,寻租的目的是为了使既有财富向自己转移,从社会角度看寻租活动的后果是造成资源的浪费。
3) 公共选择学派的寻租理论
(1)塔洛克的寻租理论。如前文所述,是塔洛克(1967)最先发现垄断租金的存在,之后他(1971)又进一步提出仅存在财富转移的可能性就会鼓励人们积极采取寻租和避租行为。1980年,他在原先完全耗租模式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租金消散的另外两种模型。后来,他(1988)进一步认识到寻租成本不只是浪费资源本身,而是这些资源的机会成本。而在他的另两篇论文中,他还补充了另外一种可能的寻租成本。从塔洛克的寻租研究中可以发现,寻租的成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不断被扩展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时至今日,仍未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计算寻租成本的方法。
(2)布坎南的寻租理论。布坎南关于寻租的理论首先和制度联系起来,他指明寻租和寻利同样是追求报酬极大化的活动只是由于所处制度的不同才会对社会造成外部经济和不经济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而与人的道德因素无直接关系。因此他认为政府干预才是寻租的根源所在,并分析了存在政府干预情况下寻租的三个层次,从寻求政府干预的寻租,再转向官员对政府肥缺的寻租进而转向对政府干预形成的公共收入的寻租。
1.2 公共选择寻租理论对研究地方政府寻租问题的适用性
1) 公共选择寻租理论直面地方政府寻租问题
寻租理论的诞生为更好地解释客观世界提供了一种工具。第一,它把人们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活动从从单纯的生产领域拓展到了非生产领域,加深了人类对自身行为的认识。第二,它把人们的视野从追求新增价值的竞争拓展到追逐既得利益的竞争,丰富了市场竞争的理论。第三,它关注寻租过程的资源浪费,引出资源在生产领域与非生产领域的配置效率问题。第四,它对护租、避租等活动的分析,极大地丰富了公共选择理论。第五,它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内生变量,突破了政府原先的“道德人”假设,认为政府官员同样是按成本-收益原则行事,同样存在追逐私利的寻租行为,从而为公共选择理论提出“政府失灵”提供依据。可以说,寻租理论提供了重新审视政府的新视野。
相对于国际贸易学派寻租理论,公共选择寻租理论更侧重于“分析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 揭示租与寻租行为产生的条件、社会危害以及克制措施等”,随着分权导致的地方政府寻租越来越普遍,运用公共选择寻租理论分析这一问题是较合适的选择。
2) 公共选择寻租理论分析转型期地方政府寻租问题的不足
然而,作为一门尚未形成真正体系的学科, 寻租的内涵并未统一,寻租成本的计算也无规范一致的方法,更值得商榷的是,若在该理论基础上构建政府理论,则不可避免会无视政府正义性的存在。另外,西方的寻租理论是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上发展起来的,它对于解释我国制度变迁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寻租问题存在局限性。
2 转型期地方政府寻租表现及原因分析
2.1 转型时期的基本特征
自改革开放,中国内部社会及她与外部世界间并存的一系列不平衡则成为了转型的基本动力,具体表现为效率和公平两个基本问题引导下的制度变迁。而实现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化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同时进一步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并保持与国际社会的平衡,即转轨加新兴成为新阶段转型的新特点。
2.2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寻租活动
公共选择的寻租理论将政府因素置于生产函数之中,认为政府干预创造租金。而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的创租则尤其与权力结构变迁密切相关。中央政府的分权,使地方政府无论在追求新增价值还是既有财富分配上都积极争夺主动权,使地方政府成为寻租主体之一。其领域主要分布在金融、土地、自然垄断、行政权力、公共资金等行业或部门。其寻租行为主要表现为(1)向上讨租。主要是讨要中央政府的政策租金。(2)向下创租。主要是在中央政府的授权和分权下展开,是中央政府创租的进一步政策落实,同时也是地方政府自身的制度加工与创新。
2.3 转型期地方政府寻租的原因分析
1) 租金的客观存在
既定的制度限定了在一个社会中追求财富的机会,而这些机会通过经济或政治的交换来实现。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市场和国家的互补性认识更趋于一致,即政府和市场并不存在这种非此即彼的极端关系。而只要国家存在,公共性存在,租金就必然存在。在微观个体经济主体地位确立的情况下,只要有租金存在,必然会有寻租行为。
从公共选择角度看,在強制性制度变迁的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的寻租根源在于中央政府放松管制释放原来完全管制下的存量租金,而同时地方政府却加大地方干预,既争夺存量租金,又积极拓宽增量租金,而这种由微观主体公共博弈下形成的“试错”性质的渐进式改革,使制度缺陷无法避免,从而进一步引发地方政府的寻租。
2) 租金产权不明晰
寻租是对既有财富的争夺,但它一般不会发生在私人领域。寻租现象之所以无法杜绝的原因之一在于租金的产权不明晰,导致人们在预期效用为正的前提下愿意用额外的资源通过政府来争夺租金的归属权。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分别具有的外部性使租金必然存在,也就必然导致产权不明晰。必然具有的公共性产权,需要依靠政府来界定,地方政府寻租的过程实质也是一次界定产权的具体过程。
3) 寻租的官员个人成本低廉
政府权力结构确立的基础是个体对政府权力规模效应的追求,这种追求形成了政府权力的社会效用函数。然而,寻租活动的社会成本收益和官员个体寻租成本收益高度不一致,存在政府权力的个体效用函数。官员凭借权力获得个人收益的预期明朗,另外,监管成本的存在造成寻租的个人成本相对低廉,因而促使官员做出于己有利于社会相对无益的寻租选择。地方政府的寻租活动实质是地方政府及官员在公共权力上的“搭便车”行为。另外,在公共责任上负担相对较小,而相比其他寻租主体在公共权力上又具备优势,使地方政府更易于开展寻租活动。
3 转型期地方政府寻租的效应分析
3.1转型期地方政府寻租的负效应
1) 社会福利损失
根据塔洛克的研究,寻租的社会福利损失主要包括寻租者在竞租避租活动中投入资源的机会成本、因政府干预而形成的垄断引起的非效率损失,以及垄断本身的净福利损失。虽然寻租活动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使社会福利损失难以确切计量,但已有公共学派学者证明风险偏好与租金耗散之间的关系,即高风险偏好的寻租者在竞租过程中更倾向于使租金过度消耗,而地方政府官员与当地微观利益主体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地方官员本身的逐利性加大了这种超耗租的可能性。因为作为代理人的政治企业家在经济责任“软约束”及政治晋升压力等因素激励下往往具有较高的风险偏好,更愿意采取冒险的竞租创租策略。因此,在中央政府不作限制时,可以预见在普遍委托代理制度下的现代社会,地方政府间及地方政府内部的恶性竞租避租将对社会福利的造成巨大损失。
2) 腐败和降低政府公信
腐败的本质是以权谋私,而公共选择寻租理论重点讨论以权谋租过程中的福利损失问题,进而从经济学角度说明寻租的危害。因此腐败和寻租之间不能直接划上等号但是现阶段政府的寻租性腐败(亦称经济腐败)却是我国腐败现象中最主要和危害最大的现象。地方政府的很多寻租行为本身就是腐败。
地方政府寻租造成政策朝令夕改,使公众无法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和政策认同,降低地方政府公信力。在这种不良示范效应下,会严重恶化人们的道德水准,产生人与人之間的信任危机,从而进一步增加社会的交易成本并殃及中央政府权威,可能因此导致中央政府设定的制度变迁目标延迟实现。
3) 贫富差距
政府的宏观调控作为对市场机制的补充机制,旨在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而地方政府寻租异化和扭曲公共权力,使权为私用,不仅无法体现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还直接影响到市场作用的发挥,导致收入的初次和再次分配机制都遭到破坏,从而进一步拉大全社会收入差距。可见,地方政府的寻租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改变的是整个社会的生产函数,进而改变财富在社会中的分配格局。
3.2 转型期地方政府寻租可能出现的正效应
1) 外生力量推动下的效率
西方寻租理论因忽略制度因素而一味强调寻租的负效应。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性国家,由于历史、经济条件和自然禀赋的不同,产权安排并非效率、发展战略存有偏差,使这些国家失去了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中央政府为实现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目标,进行“善意创租”,通过实施各种优惠政策,利用租金这个经济杠杆,人为引导资源配置。而地方政府通过讨租竞租,将租金转化成了经济的实际绩效。这种创租和竞租的善意配合,形成对经济的人为干预,用外生力量推动了产权结构的改变,纠正原先歪曲化的市场。通过局部地区“市场化”,带动整体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合理的局部利益得以维护
阿罗不可能定理已经证明,无论用何种社会选择方法来集结个体偏好都无法得出理性的社会偏好,因此,因此,“以社会整体利益的一致性来代替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是不现实的”。一个规范的社会,不仅是追求整体利益的社会,也应该是一个保护合理局部利益的社会,微观个体能有效表达自我偏好和自我利益的社会,而寻租从另一个角度看,不仅是一种利益分配途径,还是一种利益表达渠道。基层通过向上自由地表达偏好,纠正原先因过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而被忽视和挤压的地方局部利益。另外,地方个体在竞租过程中,将原先的租从享租者那里消散或解禁释放,既减少了矫正扭曲政策的阻力,也进一步保证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两者共同促进制度向更具效率的方向发展,但前提是必须能克服中央放权下的地方垄断。
4 地方政府寻租的治理与平衡
4.1 制度创新
改革发展到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的大量寻租活动表明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干部道德败坏问题,其真正的根源在于制度变迁和制度缺陷,因此要从源头上根治地方政府寻租必须进行制度创新。
1) 制度创新的理想模型
以制度创新来抑制寻租是寻租研究学者针对转型期寻租问题所提出的一个主要的反寻租制度模型。具体来讲,就是建立这样的一个制度,使经济人不能为、不敢为、不必为、不愿为。不能为就是完善制度,弥补和修正制度缺陷,缩减寻租空间。不敢为是加大寻租者的寻租成本,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加大惩罚力度。不必为就是保证分配机制的公正,不必寻租。不愿为就是加强思想建设,塑造个人正确的价值观和偏好体系。
2) 制度创新的可行性分析
制度创新为根治地方政府寻租指明了方向,但只有当治理寻租的预期净收益为正时,中央政府(或上级地方政府)才会采取相应的制度创新。而现有的基本制度框架决定了寻租和反寻租的边际均衡点,从而确定了在均衡时的寻租规模大小。因此治理寻租的制度创新要受到成本—收益原则的约束和现实的基本制度框架的约束。
4.2 产权改革
因为租金产权不明晰为寻租活动创造了契机,因此治理寻租的制度创新首先应该从产权改革着手,使寻租活动不能为,也不必为。公有产权制度虽然一定程度规避了私有产权的外部性及由此产生的寻租问题,但无法规避公有产权自身产生的外部性,即非效率耗散租金和租金实质上由少数人代多数人掌控的问题。产权改革的目标是寻求到一种有效的产权结构,并明晰产权边界,使公私产权能互为补足,从而促进财富的创造和对财富的合理分配。
4.3 法律和社会道德约束
抑制地方政府寻租必须在法律上对其行为加以威慑和制裁,加大寻租官员(或部门集团)的个体成本,从而改变其个体效用函数,降低其寻租动机。同时,应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规范地方行政权力的管理和运行机制,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和约束,降低地方政府获取寻租收益的预期,使寻租不敢为,更不能为。
道德规则虽然在特定制度下不直接约束官员的具体选择,但它改变的是官员对偏好的偏好,进而改变官员个体的效用函数。因此,应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的教育传播及普及,使地方官员对寻租不愿为。
4.4 依靠中央政府由上而下规制寻租
按照西方寻租学派的观点,限制寻租就要限制政府。然而我国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和路径选择决定治理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寻租,必须依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进行平衡利益和统一调控,并自上而下进行行政体制改革。
虽然中央政府的“善意创租”政策在出台时间上总有先后,难以平衡,但却可以在惠及面上做到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平衡。在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后,地方政府寻租的正负效应越来越此消彼长,因此,中央政府应该弱化“善意创租”,用统一标准替代特殊政策,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寻租与行政体制改革滞后不无关系。因此,治理寻租中央政府必须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强化官员责任,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力求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4.5 依靠公共选择由下而上规避寻租
在我国治理寻租的制度创新中,能很清晰地看到以由上至下为主的脉络走向,而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却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方向选择。
公共选择学派主张用市场的力量来减少寻租等政府失灵现象。他们认为除经济市场以为还另外存在一个政治市场,每个人被赋予平等的政治产权,在一定规则下,通过竞争和交换形成不同的政治产权结构,形成社会选择,最终影响个人利益的分配。凭借类似于经济市场的竞争机制和等价交换原则,充分满足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对个人偏好的表达。
公共选择加强基础信息的收集和反馈,使信息传递趋于对称,加强了委托代理制的有效性,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合理合法性,进而减少地方政府寻租。但是实行公共选择,也必须付出相应成本,个人参与政治活动及整个活动组织过程均会增加交易成本,而没有全体一致的社会选择意味着总存在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利益的剥夺。从另一角度看,公共选择本质上仍是一种特殊的寻租行为,和其他寻租区别就在于在既定规则下,每个个人的寻租活动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做到了相对公平。因此,“尽管存在多数人暴政的风险,民主投票常常是趋向更加有效率的制度选择的方式”,且更适合在基层小集团中实施。
参考文献:
[1]丹尼斯•C•缪勒著.公共选择理论(第二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道格拉斯•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就.台湾: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94年.
[3]布坎南等著.宪政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地方政府策略选择 篇3
(一) 地方政府直接招商
政府直接招商引资是从80年代盛行至今的传统招商模式, 指以地方政府为主而出面组织招商引资活动, 把各级党政主要领导的精力集中到招商引资上来。地方政府直接招商行为模式的主体是地方政府, 通过下达指标、制定任务、给付经费的行政办法, 促使下级政府及各相关部门搞运动式的招商引资, 形成全民式招商。但与此同时, 企业对招商引资态度冷漠, 不感兴趣。该招商模式由于能动用地方政府的全部资源, 包括政府财政资源、人力资源、时间资源、信息资源、政策资源等, 因而能在短期内取得较好的效应。这种行为模式适用于企业发展程度低、市场机制不完全的经济发展的初期。
(二) 地方政府主导招商
地方政府主导型招商引资是指在招商引资过程中, 政府通过运用各种优惠政策来介入招商活动, 即以行政资源换取经济资源的运作模式。该模式中, 地方政府以区域规划、项目推介、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职责, 全面介入招商引资活动领域, 从招商项目的选择、项目资金的流动到土地的供给、能源的供应、产品的销售等, 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地方主导招商引资行为模式的主角是地方政府, 他们能在地方获得较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 并且逐渐成为相对独立于中央政府的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随着地方政府经济和财政权力的增加、经济自主空间的扩展, 以及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责任加重, 形成了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本地经济发展、主导本地招商引资的动力机制。
二、传统的招商引资形势产生的弊病
(一) 地方政府直接招商引资的弊端
政府直接招商引资曝露出很多弊病:在经济方面, 从根本上讲, 政府招商引资活动也是一种经济活动, 一项活动在可以由政府也可以由市场来做的前提下, 只有当政府的效率高于市场效率时, 政府活动才具有合理性。但当代理论经济学业已证明, 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其主要优势在于促进公平而非实现效率, 政府充当市场主体, 造成招商引资的效率低下。在政治方面:公共权力是寻租和腐败的直接源头。政府干预经济会诱发权力寻租, 政府招商引资则进一步增大了权力寻租的机会。
(二) 地方政府主导型招商引资的弊端
政府主导型招商引资主要表现在插手具体的经济事务, 越俎代庖地直接与企业谈项目、拉投资, 而没有认识到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起引导作用和提供公共服务以及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许多地方对职能部门定指标、压任务, 规定限期引进多少资余和项目。不仅对经济部门压任务, 而且对司法部门、教育部门也有任务;不仅县 (区) 以上党政机关压任务, 乡乡村村都有任务。政府部门只讲政绩, 而不顾招商引资的质量问题, 为了争项目, 不惜出怪招、使险招, 互挖墙脚。短期行为泛滥等等弊病暴漏无疑。
三、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策略选择
(一) 确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一个有限性和有效性辩证统一的政府。有限政府是指政府与市场之间在法治前提下应保持距离, 有效政府是指在有限政府的基础上, 政府活动符合成本———收益原则, 使政府绩效处于最佳状态。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要求政府退出不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 更要求确立适合国情和发展阶段的政府职能。虽然我国早在2001年加入WTO, 但是经济仍处于转轨阶段的中国来说, 要发展本国经济不仅要约束政府权力, 更要提高政府提供服务的质量, 并且要实行法治, 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 为政府扩大经济职能提供合法性基础。招商引资属于经济活动, 由政府直接从事有违有限政府的原则, 因此政府要退出招商引资第一线, 积极发挥中介组织和企业的力量。但是改善投资环境, 提供完善的法律法规, 为外商提供国民待遇仍然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若从这个意义上讲, 招商引资活动离不开政府。
(二) 由干预微观经济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地方政府要把经济工作的重点从直接抓项目、办企业、举办招商活动转到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建立市场秩序, 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上来, 使政府从微观的经济活动中退出来, 转向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首先是提供法制服务, 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保证社会稳定、治安良好;其次是提供政策服务, 及时发现和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制定科学公正的公共秩序;再次是提供市场服务, 规范市场秩序, 健全监管体系, 同时积极培育诸如人才、劳务、资金等要素市场, 使各类市场依法、高效、健康运转;最后提供信息服务, 及时发布经济社会的有关信息。通过政府有效的服务, 为当地提供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基础设施和人才资源等, 那么资本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涌入, 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 促进地方招商引资工作的发展。
(三) 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科学的政绩考核
地方政府极力推动招商引资这一经济现象的背后, 折射出的是一种只重视经济数量增长的传统发展观和政绩观, 也就是现在越来越为人们所谓的“GDP崇拜症”。许多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 说明传统的发展观和政绩观仍是考察政府执政水平的决定因素。早在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就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直指传统发展观忽视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人民长远福祉的弊病。从传统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的过渡, 需要各级地方政府进行一场深刻而持久的职能改革运动。有了科学发展观, 才能有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精神, 才不会盲目冲动、头脑发热, 才能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 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抓工作;有了正确的政绩观, 才能以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 扎扎实实抓当前、谋长远, 一点一滴做好基础工作, 从而防止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局部不顾整体、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的情况出现。要以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统领招商引资工作, 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原则, 利用外资项目一定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防止发生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浪费资源的现象, 防止各种短期行为, 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标准有利于政府职能的准确定位, 也有利于转变招商引资方式与重点, 把招商引资的政府职能定位于服务与宏观调控上。例如, 美国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中把对投资者的服务作为一项重要指标。政府部门服务企业的“政绩”考核, 以这个部门在处理企业要求时所牵涉到的政府部门的服务效率的档案记存和企业的满意度为重要依据。因此中央政府首先要改革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标准, 其次西部地区政府也应重新设定政绩考核标准, 把政府的服务水平、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本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等纳入到政绩考核中, 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四) 由制定优惠政策转向投资环境的建设
创造和谐、稳定的人文环境。地方政府在加快地方基础设施硬件建设的同时, 还应结合公民道德建设, 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地方居民的整体素质, 教育和引导群众懂法守法, 诚实守信, 友善团结, 极大地优化地方软、硬环境, 在为客商创造一个创业宽松、居住舒适环境的同时, 为地方招商引资打下良好的基础, 吸引客商投资。营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建立和完善市场监管机制, 规范市场秩序, 防止恶性竞争;加大对恶性降价、制假造假、不按时履行合同、拖欠贷款等问题的整治力度;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垄断, 切实保护知识产权, 维护投资各方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不断规范和完善信息、技术等要素市场, 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摘要：长期以来, 我国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一直处在主角的地位。我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传统形式包括地方政府直接招商和地方政府主导招商, 这种传统的招商引资形式曝露出很多弊病。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 应确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由干预微观经济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科学的政绩考核, 由制定优惠政策转向投资环境的建设。为地方招商引资打下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招商引资,政府职能,服务型政府
参考文献
[1]邱相君, 崔敏.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1)
[2]黎鸿飞.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研究[J].经济述评, 2009 (12)
地方政府策略选择 篇4
[摘 要]以青岛市为例，从地方政府制度选择视角对高端产业发展推进经济转型的机制机理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先进制造业是高端产业的主体，高端产业发展受税收、公共品供给和政策环境等制度选择变量的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应当鼓励自主创新，引领高端产业自主发展；创新体制机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积极吸引产业要素聚集，降低高端产业发展成本；促进高端产业集聚，大力推动经济转型。
[关键词]高端产业；经济转型；制度选择；地方政府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2-0066-05
产业发展走向高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产业发展规律，是产业优化升级、优势再造的要求、表现、方向和内容。如何发展高端产业，如何系统化运作和推进高端产业发展，既需要进行学理分析和理论梳理，也需要对实证案例进行总结提升。通过此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为地方政府的制度选择提供依据和参考。
一、高端产业发展推进经济转型的理论研究
（一）高端产业的理论内涵
高端产业是产生于中国语境下的概念，虽然从2006年开始便屡屡见诸新闻、政府文件和学术研究论文，但是在经典经济学理论中并没有直接论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开展了37期关于“先进工业”的研究，在这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布鲁金斯学会认为高端产业（先进工业）必须是：企业人均研发支出超过450美元，这大于或等于全产业标准的80%；获得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位的员工数必须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或者在本产业中的份额高达21%[1]。按照这个标准，美国高端产业部门涵盖了50个行业（见表1），其中包括37个制造业部门（如汽车制造、航空航天等）、3个能源行业部门（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等）和12个高科技服务业部门（如计算机软件和系统设计、健康应用等）。布鲁金斯学会认为，这些产业最能够支持创新、包容和可持续增长。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我们发现，制造业部门占到了高端产业行业总数的74%，如果加上能源行业和工程建筑业，传统的第二产业部门占到全美高端产业总数的82%。
2008年，科技部联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其中第三章第十条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定义：一是核心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二是拥有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三是研发科技人员不低于职工总数的10%；四是企业近3年的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低于3%，其中，境内研发费用不低于60%；五是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比不低于60%。经过认真梳理比较，我们发现这个定义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关于“先进工业”的定义呈“约等于”关系，所以，本研究采用科技部门发布的高新科技产业增长率作为衡量本地区高端产业发展速度的定量研究指标。
（二）发展高端产业与经济转型升级关系分析
发展高端产业与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以转方式、调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转型指一种经济运行状态转向另一种经济运行状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更新支柱产业，促进国民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换。发展高端产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能够解决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发展方式粗放、产业低端、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高端产业代表着全球产业发展的大趋势和当前我国产业“转方式、调结构”的主攻方向。发展高端产业能够大幅度提升经济发展水平，辐射带动地方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高端产业聚集区，将从产业空间配置和产业链分工等方面提升产业层次和竞争力，助推经济转型升级。从产业发展视角看，经济转型升级就需要培育和发展引领经济转型升级的高端产业体系。正如麦肯锡公司所认为的那样，“高端产业为其他领域提供发展机遇，也引导了后衰退时代的就业复苏。高端产业的未来竞争力和增长是大范围共享繁荣的前提。”
结合我国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条件和青岛高端产业发展的实际，本研究认为，先进制造业为青岛高端产业的主体部分。青岛的先进制造业主要包括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业、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业、轮胎制造业（子午线轮胎）、汽车整车制造业、电视机制造业、铁路机车车辆及动车组制造业、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船用配套设备制造、电线电缆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等等。除此之外，高端产业还包括处在产业链关键地位，产业价值网络控制力的高端环节，创新创业集群，具有核心技术能力、知名品牌和独特经营技能的总部等。
二、地方政府促进高端产业发展的制度选择研究
亚当·斯密关于政府政策、经济要素流动和产业发展的研究是政府制度设计研究的起源。萨缪尔森、查尔斯·蒂布特、Baldwin、张晏等分别从公共品供给、税收和补贴等方面对政府制度设计的效应机制做了细致研究[2-5]。这些研究的对象都是完全市场竞争环境下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制度设计，如何促进我国高端产业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青岛市是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开放城市，处在南北经济的连接点上，具有发展高端产业的基础条件。2015年青岛市人均GDP约为1.56万美元（人均GDP1万美元在经济学上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临界点）。随着青岛市的多项经济社会指标逐步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水平，综合研判，青岛市经济发展阶段保守估计是处于工业化后期，乐观估计可定位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过渡期[6]。目前，国内外经济结构正处于深刻调整时期，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全面提速，创新驱动与产业转型正在蓬勃发展。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决定了青岛市在高端产业发展方向、经济转型升级机制等方面会呈现出比较好的代表性。以青岛市高端产业发展作为研究样本，可以较好地为我国地方政府通过发展高端产业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进行制度选择提供借鉴。基于上述考量，本文对2009—2014年青岛市高端产业发展的有关数据和地方政府制度设计变量进行了数据采集和实证分析，并在此实证基础上提出促进高端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构建分析模型
产业经济学理论在完全市场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将产业发展与产业布局现象归结为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差异。从我国经济产业发展实践来看，产业发展并不完全是企业行为，产业经济转型升级的本质也不能完全理解为市场的自发行为。地方政府有意识地推进高端产业发展、促进本地区经济转型升级，除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外，地方政府的制度设计，如税收、公共品供给以及政策环境优化等也会直接影响到高端产业发展与经济转型升级。本文对地方政府制度设计对高端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进行了考量。根据产业经济学理论，选择地方政府的制度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构建模型（1）：
industryt=β0+β1taxt+β2publict+β3policy t+β4+Xt+εt
其中，β0、β1、β2、β3和β4为待估参数，industry为高端产业发展速度，tax为税收变量，public为公共品供给，policy为政策环境优化变量，Xt为控制变量，εt为误差项，t代表年份。
（二）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在参考张辽[7]和刘修岩[8]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运用青岛市高端产业增长率作为高端产业发展的量化指标。在参考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关于高端企业定义的基础上，对照科技部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条件，本研究选择了青岛市科技局统计的高新科技产业增长率[9]来定量分析本地区高端产业的发展速度。
2.核心解释变量
（1）税收变量（tax），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税收减免措施来鼓励本地高端产业发展和外地高端产业进入。笔者选择青岛市的国税和地税总和占本地区GDP的比重作为分析区域内企业税收负担的定量指标。
（2）政府公共品供给变量（public），公共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能够为本地高端产业发展提供完善的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对加速高端产业发展和经济转型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本研究选取青岛市的交通、能源、通讯等基本建设支出占市级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作为衡量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的量化指标。
（3）政策环境优化变量（policy），非国有经济的比重是衡量该地区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非国有经济的比重高意味着政策环境的扭曲程度较低[10]。笔者选取青岛市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比重作为政策环境优化变量的衡量指标。
3.控制变量
本研究选择的控制变量包括劳动力成本、市场开放程度和地区产业集聚效应。其中劳动力成本用青岛市全社会平均工资与全国平均工资的比重来度量；市场开放程度用青岛市进出口总值占本地区GDP 的比重来度量；地区产业集聚水平用青岛市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度量。
（三）实证研究
以青岛市高端产业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税收负担、政府公共品供给、政策环境优化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分别加入劳动力成本、市场开放程度和产业集聚水平等三个控制变量。
模型（2）到（5）显示，随着三个控制变量的分别加入，解释变量的非标准化和标准化回归系数也出现了变化（见表2）。模型（2）显示，地方政府制度选择对高端产业发展具有较显著影响。在不考虑其他的因素条件下，税收负担下降1%，本地区高端产业发展的速度将提高0.861%。同样，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制度优化提高1%，本地区高端产业发展的速度将提高4.38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公共品供给对本地区高端产业发展的影响是-0.147%，影响并不显著。需要指出的是，制度优化的影响显著，这表明各地方政府在培育高端产业发展过程中需要注重本地区的制度环境建设。
为了考查劳动力成本因素对地区高端产业发展的影响，笔者在模型（3）中加入了劳动力工资水平作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工资成本提高1%，本地区高端产业发展的速度将提高0.0118%，影响并不显著。模型（4）中引入市场开放程度控制变量，市场开放程度提高1%，本地区高端产业的发展速度将下降 0.139。从模型（4）到模型（5）可以看出，在分别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无论是政府制度选择相关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还是整个模型的 F 统计量和R2检验均有大幅提高，表明高端产业发展明显受到地方政府制度设计的影响，也可以说高端企业争取地方政府政策支持的动机比较强烈。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由于本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形成了特定形态的产业集聚特征，规模报酬递增规律的存在使得产业集聚效应和地区差异得到自我强化。因此需要考虑初始产业集聚程度对高端产业发展的影响。本文在模型（5）中导入产业集聚效应变量。研究表明，产业集聚水平对高端产业发展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作用，产业集聚水平提高1%，本地区高端产业发展的速度将提高14.681%。产业集聚水平越高，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形成的配套产业也就越完善，高端产业发展就能够获得规模效益，并提升创新能力。也正因为如此，集聚效益明显的地区更容易承接高端产业转移。
（四）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表明，区域高端产业发展受到地方政府制度选择的显著影响。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高端产业十分重视追求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的征税增加会对本地区高端产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在定量分析中，本研究将青岛市市级财政在交通、能源、通讯的支出占本级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作为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的定量指标。但令人费解的是，此类公共品供给的增加并不利于本地区高端产业发展。经笔者进一步调研认为，该现象可能与调查年度内，交通、能源、通讯等项支出占青岛市市级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相对较低，对高端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较低有关。这可以在模型（2）—（5）中得到验证，政府公共品供给变量回归系数显著性相对较低。定量研究清晰地表明，政策环境优化是影响本地区高端产业发展的最重要的政府制度选择变量。地方政府在积极发展高端产业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需要高度关注本地区的政策等软环境建设。
三、地方政府发展高端产业推进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
高端产业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既符合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现代高端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我国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倒逼、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战略选择。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特别是一些发达城市积累了经济转型升级走向高端的能量，具备率先实现经济战略性转型的基本条件[10]。地方政府应从下述几方面制定政策，大力发展高端产业，推进本地区经济转型。
（一）鼓励自主创新，引领高端产业自主发展
发达城市发展高端产业，建设高端产业集聚区，有助于抢占产业创新制高点，站在高端谋发展；有助于优化产业发展空间，增强城市承载力；有助于形成区域经济增长极，助力全国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地方政府应当制定有力政策支持高端产业以自主创新引领自主发展，支持高端产业从内部资源整合、体制机制创新、文化环境优化入手，通过技术、机制、管理等创新，走向高端。其中，技术创新是高端产业自主创新的重要一环，地方政府应大力支持和引导高端产业强化技术创新。首先，找准制约产业走向高端的关键因素，以实施重大科技专项为契机，筛选出一批能有效促进产业升级、技术改造和节能减排的重要技术，加快推进技术产业化应用，着力解决核心装备、关键材料、重要零部件等关键环节缺失问题。其次，推进产业标准化战略，促进自主标准迈向全球，增加在国际标准方面的影响力。再次，重视将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努力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构建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互融合的模式。
（二）创新体制机制，降低市场准入
尽管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高端产业的定义中指出，高端产业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占有率（高辐射、高带动）等特征，事实上，在我国，高端产业仍然存在产业低端、产业附加值和层次不高的问题。近年来，青岛市高端战略实施成绩十分显著，根据笔者计算，2013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平均利润率是6.46%，比2010（5.46%）年提高了1%。其中，2013年轻工制造业是6.7%，装备制造业是7.1%，超过10%的只有仪器仪表制造业（10.2%），医药制造业（12.0%），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12%）等，而这些产业在青岛市高端产业中并不占主流。说明青岛高端产业发展的任务仍十分艰巨。这就需要地方政府积极创新体制机制，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和审批程序，积极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有效降低市场准入的政策性门槛，为高端产业发展提供更为宽松的市场环境。特别是要通过鼓励民营高端产业，专注于核心业务和核心竞争力构建，从“微笑曲线”的底端向两端演进，以业务模式转型创新推进转型升级，拉动本地区经济转型升级。
（三）吸引产业要素聚集，降低高端产业发展成本
产业要素的集聚可以有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地方政府应当充分利用国家的现有政策和本地区实际，规划发展一批高端产业聚集区，吸引国内外人才、技术、重要资源、管理、项目等高端要素向这些区域集聚。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一要依据高端产业发展和集聚的规律与基本特征，采取有力措施，营造有利的投资和居住环境，降低高端企业的运营成本，推动和促进高端产业发展。二要着力改善园区环境，促进园区功能升级，努力培育产业聚集能力，积极承接国际高端产业转移，带动配套产业发展。三要运用财政和税收政策，引导高端企业研发技术，扩大规模，推动产业快速升级。四要围绕主导产业链招商引资，发展配套产业，促进高端产业集聚。五要引导创新要素和资源向高端企业集聚，支持企业加快成为技术研发和产业转化的行为主体。
（四）促进高端产业聚集，推动经济转型
地方政府应当采取有力措施，促进高端产业向本地区聚集，这对发展高端产业推进经济转型尤为重要。一是要采取措施促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改造，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地方政府要推动本地区传统型企业引入新的产业理念，引导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提升产品质量，推广清洁生产、安全生产、节能降耗，推动产业从低端走向高端。二是鼓励高端并购，聚集高端要素，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搜寻具有某种资源和知识的企业作为并购参考。基于提高本地区核心竞争力的考量，并购应当关注研发机构和专业的科技型企业。三是通过异地搬迁改造推动优化升级。地方政府可以和企业合作，通过制度、技术创新，把搬迁改造与结构调整相结合，获得土地级差地租收益，破解老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难题。通过老城区企业搬迁重建，推进产业资源向高端产业集中，推进产业向产业集群集中，打造产业发展新高地，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发展高端产业、建设高端产业聚集区是我国顺势而为促进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是我国高端引领抢先机、破困境、壮实力的战略选择。沿海发达城市应抢抓机遇，充分发挥优势，积极发展高端产业、建设高端产业聚集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走向高端。
[参考文献]
Brookings Institution.Americas advanced industries：what they are， where they are， and why they matter[EB/OL].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reports2/2015/02/03-advanced-industries#/M10420.
Samuelson P. The transfer problem and transport costs[J]. Economic Journal，1954（64）：264-89.
Tiebout C M.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1956（65）：416-424.
Baldwin R E，Krugman P. Agglomeration，integration and tax harmonization[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4（48）：1-23.
张晏，龚六堂. 地区差距、要素流动与财政分权[J].经济研究，2004（7）：59-69.
马秀贞.青岛经济发展阶段研判及创新发展路径分析[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2（6）：18-23.
张辽，宋尚恒.政府竞争、要素流动与产业转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14（3）：21-28.
刘修岩，张学良.集聚经济与企业区位选择—基于中国地级区域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10（11）：83-92.
青岛市科技局.青岛市科学技术发展报告2008-2014[R/OL].http：//www.qdstc.gov.cn/nv.aspx？id=38706.
张俊妮，陈玉宇. 产业集聚、所有制结构与外商投资企业的区位选择[J].经济学季刊，2006（4）：1091-1108.
马秀贞.以高端产业发展引领中国“转方式、调结构”[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3（5）：126.
地方政府策略选择 篇5
关键词：建筑安全,监管,博弈分析,策略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同时也是一个事故多发的行业, 其安全问题长期困扰着建筑行业的稳定与发展, 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各级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安全生产问题, 政府监管部门也采取了不少的对策和措施,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用于安全管理。但是, 受建筑产品自身危险特质和建筑业存在诸多问题的双重影响, 建筑施工中的伤亡事故和职业危害仍相当严重。在此背景下, 运用博弈论相关原理分析政府主管机构与承包商、监理工程师等建设主体就建筑工程实体形成过程中的各自行为, 探询建筑安全事故产生的原因, 为监督机构更好的进行安全监管提供策略选择。
1 博弈系统主体间利益关系
建筑安全生产监管博弈系统是一个包括政府部门、建设单位、监理、勘测设计单位、承包商等多个安全责任主体的复杂系统, 各主体间的利益联系和行为活动均会对建筑工程安全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在政府监管机构与承包商之间, 政府监管机构是受政府部门授权对实施施工安全生产的行业进行监督管理, 其目的是在保证建设工程安全的前提下, 实现自身监督的利益和效用最大化。而承包商并不一定完全为政府监管机构的利益服务, 甚至为了牟取私利而不管监管机构的利益, 产生这种利益偏离与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两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承包商比监管机构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 承包商最清楚自己主观努力程度及从事工程施工中各项资源要素投入和转化过程。换句话说, 承包商拥有不被监管机构所了解的, 要获知也必须付出相当成本的私人信息[1]。同样这种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一致存在于政府监管机构与监理主体之间、监管机构与勘测设计单位之间, 更复杂地存在于三个甚至三个以上主体之间。
2 博弈模型构建与分析
2.1 博弈模型假设
为简化计算, 仅以承包商、监理工程师和政府监管部门为利益主体进行分析, 据此建立起来的博弈模型如图1所示。
假设1:该博弈模型中博弈参与者 (承包商、政府监管部门、监理工程师) 都是理性的, 三者的目标都是在各自既定的约束下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 (支付最大化或者赢得最大化) 。
假设2:政府监管部门 (包括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会有两种行动可以选择, 即监管或不监管;承包商的行动可以选择安全施工或不安全施工;监理工程师也有两种选择, 即违规或不违规。
假设3:假设博弈模型中参与者的信息是不完全的。
假设4:安全监督机构中的监督人员中没有不道德行为, 没有接受承包商贿赂等违法违规行为, 这可通过建立激励与监督机制使监督人员具有高度责任感, 从而能自觉维护国家的利益。
2.2 政府监管机构与承包商间博弈分析
注:θ1—政府监管部门对承包商实施监管的概率;P1—监管机构发现承包商违规施工的概率;r1—承包商违规施工的概率;Q1—若监管部门不监管而舆论监管的概率;A1—承包商违规施工被监管机构发现时对其做出的罚款;C1—监管成本;E1—承包商违规施工时获得的额外收益;B1—承包商违规施工而监管机构未实施监管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D1—政府因发现并惩治违规使得市场更加规范而获得的社会效益;F1—政府因第三方举报违规使得市场更加规范而获得的社会效益;G1—由于违规未被发现而导致的市场更不规范而造成的社会损失。
根据表1、2支付矩阵, 分别算出监管部门与承包商的期望收益函数, 其中监管部门的期望收益函数π1为:
π1=θ1{P1[γ1 (D1+A1-C1) ]+ (1-P1) [γ1 (-C1-G1) + (1-γ1) (-C1) ]}+ (1-θ1) {Q1[γ1 (F1-B1) ]+ (1-Q1) [γ1·0+ (1-γ1) ·0]}
=θ1{P1[γ1D1+γ1A1-γ1C1]+ (1-P1) (-γ1G1-C1}+ (1-θ1) Q1γ1 (F1-B1) (1)
承包商的期望收益函数π2为:
π2=r1{θ1[P1 (E1-A1) + (1-P1) E1] (1-θ1) [Q1[E1-A1) ]+ (1-Q1) E1]}+ (1-r1) {θ1[ (1·0]+ (1-θ1) [ (1·0]}
=r1{θ1[E1-P1A1]+ (1-θ1) [E1-Q1A1]} (2)
对式 (1) 监管机构的效用函数求微分, 可以得到监管机构的一阶条件为:
对式 (2) 承包商的效用函数求微分, 可以得到承包商的一阶条件为:
undefined
解式 (3) 和 (4) 可以得监管机构的临界监管概率θ1*以及承包商临界违规施工概率r1*, 分别为:
综合上述各式的推理过程可以得到, 承包商以r1*的概率选择违规施工, 监管机构以θ1*的概率进行监管。分析 (5) 、 (6) 式可得到以下结论:
(1) 从式 (5) 中可以看出:r1*是C1的增函数, 因此政府监管部门进行安全检查的成本C1越高, 即监管部门为查证承包商是否存在违规施工行为所花费的成本越大时, 承包商采取安全措施的概率就越小, 建筑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就增大。其次, 当P1、A1和D1增大, r1*随之减小。也就是说, 由于监管查证概率的提高、对承包商违规施工行为罚款的增加, 承包商因震慑作用就越积极采取安全措施, 同时政府因惩治违规而获得的社会效益增大, 提升了监管机构进行安全监管的积极性, 也降低承包商违规施工的概率。第三, 增大Q1, 亦即积极鼓励新闻媒体与社会大众举报违规施工的行为, 可以降低承包商违规施工的概率[2]。
(2) 从 (6) 式可以看出:承包商违规施工的获益E1越大, 监管部门监管的概率也就越大;同时监管机构对承包商违规施工查证概率P1的增加, 以及承包商违规施工被监管部门发现时对其做出的罚款A1增大, 使得承包商不敢轻易违规施工, 政府监管机构检查的必要性就越小, 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就会下降。
2.3 政府监管机构与监理工程师间博弈分析
注:θ2—监管部门对监理工程师实施监管的概率;Q2—若监管部门不监管而舆论监管的概率;P2—监管机构发现监理工程师违规监理的概率;r2—监理工程师违规监理的概率;A2—监理工程师违规监理被监管部门发现时对其做出的罚款;C2—监管成本;B2—监理工程师违规监理而监管机构未实施监管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E2—监理工程师违规监理获得的额外收益;D2—政府因发现并惩治违规使得市场更加规范而获得的社会效益;F2—政府因第三方举报违规使得市场更加规范而获得的社会效益;G2—由于违规未被发现而导致的市场更不规范而造成的社会损失
结合表3、4博弈矩阵可以分别得出监管机构和监理工程师两者的期望收益函数, 并求微分, 可以解得监理工程师的临界违规监理概率r2*以及监管部门的临界监管概率θ2*分别为:
综上可知, 监理工程师以r2*的概率选择违规, 监管机构以θ2*的概率进行监管。分析 (7) 、 (8) 式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由式 (7) 可得:r2*是C2的增函数, 因此政府监管部门进行安全检查的成本C2越高, 即监管部门为查证监理工程师是否存在违规监理行为所花费的成本越高时, 监管的积极性就会下降, 监理工程师违规监理的概率增大, 建筑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增加。其次, 当P2、A2和D2增大, r2*将会减小。也就是说, 由于监管查证概率的提高及对监理工程师违规行为罚款额度的增加, 监理工程师因震慑作用就越积极采取认真监理, 同时政府因惩治违规而获得的社会效益D2增大, 鼓励了监管机构进行安全监管的积极性, 也可降低违规监理的概率。第三, 增大Q2, 亦即积极鼓励新闻媒体与社会大众举报违规监理的行为, 可以降低违规监理的概率[2]。第四, 由于顾及到社会负面B2及F2的影响, 所以以人民群众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监管部门自然也会加大惩处力度, 从而使监理工程师违规监理的概率显著降低。
(2) 由式 (8) 可得:监理工程师违规监理的获益值E2越大, 监管机构监管的概率也就越大;同时, 如果监管机构查证违规监理行为的可能性P2越大, 以及监理工程师违规监理被监管机构发现时对其做出的罚款A2越大时, 监理工程师违规监理的概率下降, 监管部门的监管概率变小。
3 完善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措施
基于博弈论原理分析, 本文提出完善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措施如下几个方面:
(1) 健全建筑安全生产法规标准, 加大执法力度。
在以上构建的博弈模型中, 变量的取值及变化从根本上取决于现行的相关法规标准是否完善, 因为就博弈而言, 法规标准本质上就是对博弈参与者的行为具有决定性约束功能的博弈规则。在某种意义上, 正是由于现行的某些相关法规制度尚存在着种种缺陷或约束力不强, 才导致了多个利益主体博弈的情形出现。要从根本上解决建筑安全监管问题, 则必须建立更为完善的建筑职业安全健康法规标准体系, 完善博弈规则, 以通过法规标准来使各利益主体形成有效的博弈均衡解。第一, 提高承包商、监理等建设主体的违法成本, 增强法律的威慑力。第二, 政府监管部门加大经济处罚力度, 大幅度提高违规施工的经济成本[3], 降低生产者违规作业的期望收益, 减小生产者无视安全、违规操作的动机。
(2) 加强监管机构建设, 降低监管成本。
为防止监管主体与客体“共谋”行为的发生, 必须建立监管机构的内部监督约束机制和外部监督约束机制, 规范监管机构的工作, 严格监管程序, 最大程度上减小“监管失灵”的可能性[4]。加强监管机构内部运行控制, 降低监管机构运行产生的直接成本, 主要包括制度的制定成本、监管机构的运行成本和工程项目接受监管的成本[5], 保证监管机构的高效运作。
(3) 优化监管队伍素质, 提高监管能力。
博弈模型建立的前提是假设政府监管机构的管理人员立场坚定、素质过硬且不存在腐败等行为, 但现实往往是管理人员的违规行为屡禁不止, 直接影响处罚的力度和效果[6]。因此, 政府监管部门在充实监管队伍数量的同时, 发挥监理工程师在建筑安全监管中的作用, 加大对监理工程师违规行为的惩罚A2, 减少监理工程师的临界违规概率。应及时对管理人员进行严格培训, 提高管理队伍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技能, 并建立相关的监督激励机制。这样, 管理人员的情况就基本能够满足博弈模型假设4的要求。
(4) 丰富监管方式, 提高监管效率。
在博弈模型中政府监管部门的检查监督是基于随机检查, 这样容易增加监管成本。根据目前监管机构的现状和监督队伍配置的实际情况, 将建筑施工划分为重点地区、重点环节和重点企业三个方向进行专项监管, 以有限的力量对付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对象, 有效避免随机监督造成的监督成本的增加, 提高监管效率。积极鼓励新闻舆论和公众参与监督建筑安全, 设立专项基金, 利用经济杠杆, 鼓励新闻舆论和公众对承包商、监理等建设主体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投诉和举报, 实行多主体监督, 降低建筑安全事故的发生。
(5) 依靠科技手段, 突出监管的实效性。
在前面的博弈分析中, 承包商、监理工程师显然比政府监管者更了解建筑安全生产的实际情况, 这种信息不对称很可能导致监管成本的浪费, 进而降低监管效率。完善监管手段, 建立建筑安全监管信息化系统, 逐步实现与施工单位安全生产许可证、施工现场安全备案、事故报告等计算机管理的信息对接, 通过现代化工具提高安全生产数据信息的采集、交换、统计和分析能力, 从而使监管工作做到有的放矢。
参考文献
[1]郭汉丁.建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督管理[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
[2]周美荣.我国上市公司会计造假的成因分析及治理对策研究[D].上海:上海海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3]尚春明, 方东平.中国建筑职业安全健康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4]肖兴志, 孙燕.中国建筑安全规制的博弈分析[J].产业经济评论, 2009 (8) :43-56
[5]蔚力兵, 丁代平.煤矿生产安全监管的博弈模型研究[J].煤炭经济研究, 2006 (5) :36-38
[6]霍忠义, 李宏伟, 韩东方.博弈理论在道路运输行政处罚中的应用[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10) :120-124
[7]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8]方东平, 黄吉欣, 张剑.建筑安全监督与管理——国内外的实践与进展[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4
地方政府策略选择 篇6
保障性住房是与商品性住房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 一般由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赁住房构成。
1. 保障性住房的双重属性
保障性住房具有私人属性和公共属性的双重特质。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商品的典型特征, 从公共商品定义来看, 保障房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 具备私人属性:排他性表现在只有符合申请条件的中低收入家庭才可以享受到保障性住房的福利, 排除了其他群体消费保障性住房的可能;竞争性表现在现实中保障房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消费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于此同时, 保障房也具有公共属性:保障房是政府基于福利经济学理论对社会财富进行的再分配。保障房中无论是低于市场价格的经济适用房还是采取实物补贴和货币补贴提供的廉租房, 其实质均是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实现社会收入的再分配, 对于缩小贫富差距, 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保障房供给的政府失灵
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表明, 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并不能确保兼顾效率和公平。保障房供给中面临政府失灵的现象:首先, 政府同样存在“经济人”行为, 政府官员在进行决策时往往会参杂个人利益, 并非总能从追求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 存在“寻租”的可能, 这将导致政府在保障房的供给中偏离最初的目标, 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其次, 政府和居民之间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的现象普遍存在, 政府对居民实际情况的甄别存在障碍, 不能做到将保障福利给予真正需要的人;最后, 公众偏好表达上存在障碍, 因为不论是直接投票还是代议制, 要想将不同社会成员提出的具有各自偏好的方案加总成集体决策结果总是存在着各种困难。
3. 保障房供给的市场失灵
较之政府供给,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的效率上具有天然的优势, 但由于信息不对称, 垄断以及外部性等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 保障房供给同样存在市场失灵。首先, 消费者和生产者所了解的市场信息是不完全的, 只能在有限信息的条件下作出决策, 从而导致买卖双方的决策偏离市场均衡;其次, 保障房具有垄断性, 生产者享有定价权, 使最终的均衡价格高于市场均衡价格, 均衡产量低于市场均衡产量, 造成社会福利损失;最后, 保障房具有外部性, 会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
二、我国保障房建设执行情况
1. 1998—2008年, 保障房政策执行缓慢
尽管1999年建设部第70号令颁布了《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 但是我国廉租房建设起步较晚, 由于近几年房价上涨过快, 廉租房才越来越成为各项政策的焦点。根据建设部2006年城镇廉租住房制度建设报告显示, 截止到2006年底, 全国仍有145个 (4个地级市、141个县级市) 城市未建立廉租房制度, 累计解决了26.8万住房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 仅占所有困难家庭户数的6.7%。此外经济适用房作为我国住房改革的产物, 在我国从福利分房走向货币购房的过程中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目前经济适用房供应在占整个住房市场比例的现实情况与预期依然相去甚远。2000年经济适用房投资占住宅投资的比重约11%, 此后该比例逐年下降, 到2009年已经不足4%。
2. 2008年至今:多项政策全方位支持保障房建设
2008年以后, 保障房建设规模迅速增加, 保障房建设的落实情况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观, 图1为2008—2011年间保障房建设情况, 可以看到, 近几年保障房建设一直呈现超额完成计划的局面。
资料来源:2011年中国房地产政策报告, 其中2011年数据截止到2011年10月底。
为切实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任务, 中央出台了资金、土地等相关政策来支持保障房建设。一方面, 在资金的募集上, 通过财政、金融等多渠道融通资金。另一方面, 为确保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 国土资源部《2011年全国住房用地供应计划公告》要求各地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实行计划单列, 确保2011年全国1000套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由此可见, 相对2008年前保障房建设的“无人问津”, 目前保障房建设形势有了较大的改观。
三、保障房建设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
为了重点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两方博弈, 建立保障房建设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两方博弈模型。两方博弈有其内在的特点, 首先, 博弈方之间并不总是相互对抗的, 有时候也会出现两博弈方利益方向一致的情况;其次, 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并不能保证利益也一定较多;最后, 个人追求最大化自身利益行为, 往往不能导致实现社会的最大化利益, 也常常不能真正实现个人自身的最大利益。
1. 模型的假设
假定l:地方政府更多地是从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出发, 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而中央政府则要从全局观点考虑, 从整体范围上提高社会福利。
假定2:由于地方政府更加了解本地区的情况, 而中央政府获得信息的成本相对较高,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引发道德风险, 为此, 中央政府可以制定激励或者奖惩制度来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
假定3: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风险中性者, 各级政府的官员成分复杂, 他们对风险的态度不尽相同。
假定4:出于简化模型的思路, 对各种收益和成本均采用固定值, 即不考虑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2. 模型建立及求解
变量解释:
U1: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房政策时, 中央政府的效用;
U2:地方政府不执行保障房政策时, 中央政府效用; (U1>U2)
V1:地方执行保障房政策时, 地方政府的效用;
V2:地方政府不执行保障房政策时, 地方政府效用;
C1:地方政府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成本;
C2:不建保障房时地方政府的成本; (V1
C3: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房政策进行监督的成本;
F:当中央政府发现地方政府未执行保障房政策时对地方政府的处罚;
W: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建设保障房的行为给予奖励;
P: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房政策的概率;
Q:中央政府进行监督的概率;
S1:混合策略下, 中央政府的效用;
S2:混合策略下, 地方政府的效用。
由此, 则双方的效用矩阵如表1:
根据混合策略下的效用和概率可以求出:
当时, 该博弈达到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解得为该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
3. 模型结果的分析
纳什均衡策略下, 中央政府的纳什均衡解为以的概率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当地方政府能够从不建保障房中获得更多利益时 (即Q*分子越大) , 中央政府就应该增加对对方政府的监管;地方政府以P*的概率执行保障房政策, 当中央政府监督成本 (C3) 越小, 对违规的惩罚力度 (F) 越大时, 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房政策的概率越高。
从以上的博弈分析中可以看出,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不存在绝对的最优策略, 双方策略的选择与对方的行为紧密相关, 最终的策略选择依赖两者间的动态博弈。中央政府进行监督的概率Q*与地方政府选择不执行保障房政策时获得的差额效用正相关, 而地方政府对这两种策略的抉择又受制于中央政府进行监管的概率, 博弈的双方间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具有紧密联系。
四、完善我国保障房建设的路径选择
1. 完善我国住房保障法律体系
虽然在住房改革的过程中, 我国政府颁布了多项政策文件来支持保障房制度的实施, 但这些政策文件都未达到法律的高度, 相关部门难免会有所怠慢。美国住房保障制度的成功之处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律体系的完善。美国联邦政府先后通过了《住房法》、《城市重建法》、《联邦住宅法》、《住房与城市发展法》、《住房与社区开发法》等, 对住房保障的贷款、保险、房租补贴等多方面都作了较系统的规定。社会法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为我国住房保障立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出台具有中国特色的住房保障法律制度, 发挥法律的强制性、权威性和领导性, 为我国的住房保障政策的实施护航。
2. 贯彻落实财权和事权的对等原则
目前, 我国分税制的内在机理是一种权力主导型的分税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享有绝对的权威, 从税收归属和税收返还等角度限制了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1994年分税制后,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例陡降, 此后一直低于50%, 但财政支出比例却未呈现大幅下降, 反而在2000年以后呈持续上涨的趋势。这导致中央政府的政策执行超出地方政府的财力, 地方政府无能无力, 只能采取消极态度。2008年前, 我国保障房建设缓慢,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央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到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等, 对于保障房政策的实施没有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 在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情况下, 保障房建设的工程只能被搁置。近几年来中央不论是从政策上还是从行动上, 都加大了对保障房的投入, 这不仅有利于激发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房政策的热情, 同时对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投入保障房建设起到了拉动效用, 改善了保障房建设被冷落的困境。因此, 改善民生的政策意图要遵循财权事权对等原则。在保障购建设中, 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中央政府应当通过横向和纵向的转移支付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 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
3. 建立有效的监管约束机制
根据博弈模型的结论, 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下, 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房政策的概率P*=F-C3/W+F, 有效的监管约束应当尽量使P*趋近1。这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降低监管成本C3和增加惩罚力度F,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高效监管要依赖制度的优化。首先, 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交流平台的优势, 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声音, 而不能一味地依赖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其次, 完善居民退出机制, 减少“以足投票”的成本, 即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情况自由的选择社区。目前我国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 流动成本较高, 居民的诉求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反馈, 为此, 中央政府应当打破户籍制度带来的流动障碍, 减少流动成本, 实现公共商品供给的民主化;再次, 对于违规的地方政府, 中央应当给予严厉的惩罚措施, 决不能采取放任的态度;最后, 要规范土地管理制度, 实行土地管理部门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体制, 使土地管理部门执法行为摆脱同级政府的干预, 增加地方政府违规的难度。
4. 优化我国现行的政绩考核体制
地方政府之所以对保障房建设抱有机会主义的态度, 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的简单化、模糊和片面。现行的政绩考核体制主要关注GDP增长速度、税收收入、招商引资等被量化的经济指标, 而对于许多“以人为本”民生工程却未纳入考核体系内。如果将类似保障房建设的民生工程考核融入政府的绩效评价中, 那么地方政府执行保障房政策的效用就会增加, 地方政府就会更倾心于保障房建设。从一定程度上来看, 我国现行政绩考核体制的缺陷助长了地方政府的投机取巧和短视行为, 应当从根本上予以转变。更加科学的政绩考评体系应当做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并重, 寻求社会和谐稳定下的经济增长。应当将住房、医疗、环境保护、就业等民生方面的社会效益纳入到考评指标, 力求使考评范围更加多元化。将能否改善民生, 提高地区社会福利水平也作为评判地方政府作为的指标, 以此激励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向改善民生倾斜。
参考文献
[1].牛凤瑞, 李景国.尚教蔚等.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张宗斌, 汤安中.权力主导型分税制的内在缺陷及完善思路.现代经济探讨, 2006 (6) .
[3].夏永祥, 王常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及其治理.当代经济科学, 2006 (2) .
[4].郝国彩, 袁小霞.关于住房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的思考.财政研究, 2010 (12) .
地方政府策略选择 篇7
关键词：继续教育,中小学教师,西部地方高校,策略选择
当前, 西部地方高校在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服务中, 既有严峻的挑战, 又有良好的机遇。一方面,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重心已由学历补偿教育转变学历提升和岗位培训, 标志着学历达标任务基本完成, 地方高校在中小学教师职后学历教育中的招生人数必然大幅度减少, 服务功能的结构性调整在所难免。另一方面, 教师职业的本质特征和功能受到高度关注, 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目标已准确锁定专业化发展方向, 更强调从教育教学过程实践出发全面提高教师的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 而地方高校面向所在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办学, 体验和观照中小学教学实践更为直接与便捷, 素有密切联系中小学教学实践的优良传统, 当地不少中小学校本身就是地方高校师范类专业的教育实习基地, 这就构成了地方高校为广大一线教师提供专业化发展服务的客观基础。地方高校适应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新趋势、新特点、新要求, 调整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服务的策略, 建构中小学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教育体系, 形成满足地方基础教育和教师职业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机制, 是其强化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服务功能的可行选择。
一、主动适应, 强化链接, 完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共同体建设
1. 瞄准政府导向, 实现同频思维。
政府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需要, 代表了基础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把握政府需要导向, 是地方高校适应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节奏和需求的前提。国家于1993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于1995年颁布了《教师资格条例》, 将教师继续教育纳入法制化程序和法制化轨道, 对大规模教师学历进修行动助力巨大, 地方高校在这一社会行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99年教育部颁布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 明确规定“参加继续教育是中小学教师的权利和义务”, 教师在职培训学习已形成制度。进入新世纪后, 中小学先后全面推行新课程改革, 同时展开了大规模教师培训工作。2010年国家又实施新一轮中小学教师“国家培训计划”, 启动中小学教师示范性培训项目和中西部农村骨干教师培训项目。政府行为是自上而下的统一行动, 国家每一教育改革战略实施, 每一教师培训项目启动, 各级地方政府必出台相应实施方案和配套措施, 地方高校只有与之同频思维, 主动适应, 方可获准承担中小学教师培训任务。一是根据教育改革或教师培训项目内涵、要求, 有针对性地策划培训课题, 编制培训菜单, 列示支撑条件和实证材料, 提交给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及相关学校以供选择 (相当于投标竞标) , 争取进入地方教师培训计划实施主体序列。二是与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共同论证、研究、制定项目策划方案, 编制国家和省级培训计划项目申报材料, 扩大当地中小学教师培训获得国家和省级项目支持的力度。
2. 强化咨询服务, 促进思维同一。
建构共同体的实现, 关键在于地方高校、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中小学校等三维关系的合意度。强化咨询服务, 可以使三维关系各方形成同向思维, 达成共识, 增强合意性。一是教师继续教育已成为教育研究领域的重点和热点, 中小学教师专业化教育理论研究和实验不断深化, 取得了许多重大研究成果, 为中小学教师职后教育创新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同时世界各国和我国各地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小学教师职后教育创新探索, 创造了不少好的做法和先进经验, 对提高教师继续教育的组织效率和培训质量, 推进教师全面专业化发展, 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地方高校主动积极向地方政府教育专管部门及中小学校反馈教师继续教育研究的成果和先进的经验, 并结合自己的综合与探索, 提出定向性的意见和建议, 使之在策划、组织、管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工作中有更多借鉴和参照, 起到全面优化的作用。二是强化对中小学教学实践和教师专业化发展需求的调查与研究, 弄清不同区域、不同学校、不同学科教学和教师职后学习存在的问题, 作出深入具体的客观描述, 并进行综合研究, 特别是派遣专家学者驻校近距离观照中小学教学的过程和细节, 提出切合实际的专业化发展方案, 为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及中小学校分类灵活制订教师培训计划、进行培训管理和评价提供第一手资料, 强化教师教学能力培养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3. 共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基地, 形成联合行动的长效机制。
教师教育是永恒的事业, 不能没有基地。基地是共同体的平台, 机制是链接的保障。首先, 教师培训基地建设要以地方高校为依托, 与当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及中小学校、市县教师培训管理机构充分协商和论证, 签订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合作协议、培训基地共建协议, 明确各方的权利和责任, 细化各自的工作内容, 形成共同参与、共同管理、一体化运作、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机制, 改变传统培训中“供求”双方工作分离的问题, 从而焊紧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共同体的链条。其次, 建章立制, 规范基地建设和教师培训管理程序, 制定包括领导机制 (如“地方高校与地方教育局及中小学校联席会议制度等”) 、培训组织 (如“培训项目计划管理办法”、“培训项目申报管理办理办法”等) 、培训教学管理 (如“培训教学模块论证与审批办法”、“培训教师聘用办法”、“培训教材及讲义审查办法”等) 、学员管理 (如“学员纪律管理制度”、“学分管理办法”、“培训成绩考评办法”等) 在内的制度, 形成完善的管理体系, 增强教师继续教育共同体的运行效率。最后, 制定培训教学督导与质量评价措施, 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纳入当地政府教育督导室和地方高校教学督导室的职责序列, 强化培训教学质量监控力度, 提高教师培训教学的效果。
二、理顺关系, 调整机制, 建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服务支撑系统
1. 整合教学院系办学功能, 强化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智能支持。
现代教师职后教育是综合的多元的, 而地方高校继续教育教学培训能力和资源调整能力又十分有限, 很难适应教师职后教育专业化的需要, 将教学院系纳入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管理系统或者说是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纳入教学院系教育教学管理系统, 完善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服务的智能体系, 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一是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纳入教学院系目标考核和教师岗位目标考核系列, 实行同工同酬, 鼓励教师积极参与中小学教师职后教育工作, 建立中小学教师培训师资遴选培养制度, 制定培训教师岗位职责标准, 通过定向资质管理来保持“培训者”角色的稳定性, 使其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向培训专业化方向发展。二是强化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研究, 结合师范类专业教材教法研究, 组建科研团队, 下达科研任务, 划拨科研经费, 从当地中小学教学实际出发选题立项, 实行目标管理, 建立配套科研机制, 为建构与优化中小学教师职后教育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就科研方向的选择而言, 地方高校应坚持地方性实践性的特色, 以教育教学实践过程、细节和教学能力培养为重点, 以实证研究为切入点, 合理规划, 真正实现科学研究与培训教学的有机融合与互动。
2. 探索教师教育一体化模式, 建构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的联动机制。
教师教育分为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 职前培养即师范教育, 职后培训即继续教育。师范教育在校学生是教师职业的“后备部队”, 教育教学实习是他们必需的职业训练课, 实行“顶岗实习—置换培训”, 发挥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的交互作用, 既可强化师范生教育教学实习的效果, 又可有效解决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工学矛盾的问题。一是要探索教师教育一体化的培养模式, 按照教师职业专业化要求改革课程体系, 调整教学计划, 强化职业素质、教育教学实践技术和能力训练, 使其通过学校教育缩小与职业教师在教育教学执行力方面的差距, 基本适应中小学教育教学岗位能力要求。这是顶岗后教育教学质量保障的前提。二是建立顶岗实习师范生考核选拔制度, 制定考核选拔标准, 合格者顶岗, 不合格者不顶岗。可将师范生教育实习分为两个阶段, 时间上不作明确规定, 以中小学校和被置换教师评价基本合格为准。第一阶段为适应期与考察期, 实习生承担部分教育教学任务, 在被置换教师指导下开展实习, 锻炼教育教学的执行力, 接受全面考验和考察。第二阶段为顶岗实习期, 在经过中小学校和被置换教师联合进行严格综合考核评价, 被批准接替被置换教师的工作, 独立实施教育教学。这样做, 接收顶岗实习的学校放心, 被置换的教师参加集中培训学习也安心。三是统筹协调, 合理安排置换培训的时机和时间, 既要避开中小学教学改革的关键时段, 也要把握好顶岗实习与置换培训的时间差, 在不影响中小学校整体工作安排和保证实习生教育教学执行力扎实训练的前提下, 适时组织中小学教师集中培训。四是制定顶岗实习管理制度, 地方高校与接收实习学校共同协调, 加强对顶岗实习的过程管理、控制和指导, 形成顶岗实习后教育教学质量的保障机制。
3. 加强培训后服务体系建设, 延展对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服务功能。
限于人力物力财力, 也受价值观念影响, 一般的教师继续教育培训多数采取“项目终结式”体制, 培训后服务停留在培训信息登录、学分转换、档案建立、证书颁发的形式性层面上。地方高校应当将培训后服务延伸到受训教师对培训内容进行内化、应用的层面上, 因为这样才能够强化培训的效果, 拓展培训对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作用。一是建设中小学教师培训后服务网站, 为培训受体提供互动对话平台, 就培训内容在实践中应用遇到的具体问题进行咨询, 与专家教授进行研讨, 促进培训成果向教育教学实践的有效转化, 促进培训学习转化为教育教学执行力。二是建立师范教育教学案例资讯平台, 由专家教授对案例进行分析评说, 提出参照建议, 指出应注意事项, 给教师创造培训后自主学习的条件, 使之把继续教育学习“继续”下去, 保持学习的连贯性、连续性和发展性。三是建立培训受体教学实践诊断反思服务机制, 由培训受体自己写出教学实践总结与反思报告, 由专家学者评析并给出建设性“处方”。必要时专家学者可以选择个案深入学校直接观照培训的教育教学实施环节和细节, 与培训受体共同进行现场“会诊”, 并进行录像上传网站, 供其他培训受体参照和借鉴。
三、回归教师职业本真, 调整培训内容体系内部的比重与侧重, 改善培训模式和方法
1. 以执教能力为核心, 强化培训内容的实践应用特征。
关于教师的职业功能, 朱慕菊在其主编的《走进新课堂———与课程实施者对话》中概括为“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者”、“学生人生的引路人”、“教育教学的研究者”和“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等四个主要的方面。按照教师职业功能的内涵, 一名合格的教师需要具备良好的素质结构、学科知识技能结构、实施教育教学的能力结构, 最终都落脚在教育教学执行力上。地方高校应当按照教师职业功能的根本要求, 结合自身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系统中的竞争力实际, 以实践为切入点, 调整培训内容体系内部的比重和侧重, 从而增强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和接受性。一是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 从当地中小学教师的构成、学习环境、教育教学实践, 以及学生实际出发, 客观地分类确定培训课题和内容模块, 重点放在学习转化能力, 任教学科新技术能力、教育科研能力、本土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和有效实施教学与反思等六个方面。培训内容要有层级性区分, 城市教师与农村教师不同, 新教师与老教师不同, 高职称教师与低职称教师不同, 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的教师和师范类毕业的教师不同。二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淡化理论培训, 侧重理论与技术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如何应用的内容, 例如:实施新课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创新理念与经验积淀的关系, 如何激活不同层次学生的自主学习活动, 课程教学运用多媒体辅助技术如何保障师生应有的心灵沟通, 教学具体环节细节中如何让进行三维目标的整合, 如何把握尊重教材与超越教材之间的度, 等等, 都不是仅靠理论的阐释可以解决的, 而必须与中小学教学的具体情景实现有机的结合。三是注重本土培训内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包括当地不同层次学校或教师提高执教能力需求的各种意见、教师教案和教学反思报告、示范课展示资料、学生学习信息、教学案例等, 使培训内容突出从教学实践中来到教学实践中去的显著特色。
2. 改善培训模式和方法, 把教师培训变成教师执教能力“养成”的平台。
教师执教能力是练出来的, 培训就是“实训”, 需要的是引领和促进, 培训者应当改善培训模式和方法, 训练和锻炼培训受体养成与提升执教能力的能力。一是要树立成人学习的观念, 制定培训模式和方法改革办法, 提出培训受体参与性、互动性教学活动的比例要求, 建立培训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评价体系, 明确培训者引导培训受体能动学习和训练教学细节一招一式“技法”的责任, 调动培训受体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把培训教学活动变成培训受体的“集体舞”。二是不能生搬硬套流行的模式, 而要从实际出发进行改善和创新。采用案例教学模式, 要坚持示范案例与问题案例相结合, 调动教师们的感性经验和理性经验, 展开充分的讨论, 特别是要引导他们进行跨学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采用微格教学模式, 要对培训受体进行深入研究, 把教师分成不同的类型群体, 与现场展示结合起来, 根据不同类型群教师的实际安排代表“借班”上课, 在感受教学现场情景的基础上, 再利用录像资料进行小组讨论和自我评价与反思。采用科研带动式培训模式则需要建立立体化科研层级系统, 一级带一级。地方高校以课题项目为纽带, 将县市教师培训机构及教师科研骨干纳入项目研究序列, 分期分批进行培训, 使之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生成和提升科研能力。县市教师培训机构及教师科研骨干又以科研项目为纽带, 带动其余教师开展教育教学实践研究, 而地方高校则要加强指导, 完善科研培训的网络体系, 促进中小学教师科学研究能力的整体提升。
四、结束语
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市场体系中, 地方高校处于“中间状态”, 培训资源与中省高端培训机构没有可比性, 体制方面又与市县教师培训机构不能相提并论, 强化与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服务对象各方的链接, 完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共同体建设, 调整内部管理已形成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服务保障机制, 发挥密切联系中小学教学实践的优势, 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培训教育思路, 突出地方性、实践性、养成性特色, 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扎实促进中小学教师教学执行力的养成和提升, 地方高校服务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功能强化才能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1]管培俊.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的历程与展望[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2010, (1) .
[2]党亭军.继续教育背景下教师培训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继续教育研究, 2010, (3) .
[3]高军.顶岗实习—置换培训:中小学教师在职培训的模式创新[J].继续教育, 2010, (4) .
[4]朱慕菊.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地方政府策略选择 篇8
1 实物期权的IT投资管理
Black、Scholes和Merton[1,2]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一个标准金融期权定价模型,Myers[3]创造性地将其运用于实物资产和其他非金融投资,并提出实物期权的概念;Dixit和Pindyc[4]所著的《不确定环境下的投资》对不确定性环境下进行投资决策的实物期权方法做出了精辟的阐述。实物期权是相对于金融期权而言,如果一项投资赋予投资者在未来进一步选择的权利,那么这项投资就含有实物期权,体现了进一步选择的管理“柔性”。
先前的一些IS研究已经认识到不确定性环境中的IT投资具有某些类似期权的特征[5,6],Amram和Kulatilaka等人[7]讨论了实物期权理论与IT投资计划的联系;Benaroch与Kauffman[8]和Taudes与Feurstein[9]等人曾将实物期权理论用于IT投资计划的案例研究。一些研究者将实物期权理论应用于IT投资评价与风险管理上,例如,Benaroch[10]运用实物期权分析(The Real Options Analysis, ROA)的观点分析IT投资的风险管理,他认为ROA将管理“柔性”等同于实物期权,即嵌入在投资中的实物期权允许管理者在出现不确定性时,运用合理的干预有利地改变投资特性(时机、规模、范围等)。Miller和(Choi) [11]等人应用实物期权的分析框架评价IT基础设施投资,Fichman[12]从实物期权的角度分析了创新性IT平台投资,并分析决定期权价值的因素。许多研究者将实物期权的方法用于IT投资管理,强调要充分运用实物期权管理“柔性”的思想,来应对IT投资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
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应用实物期权进行IT投资风险管理需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10]:
步骤1:定义投资与不确定性因素。定义投资的目标与要求,确定初始的IT方案,明确投资的前提条件(经济、技术、组织等),识别在这些前提条件下的不确定性因素。
步骤2:识别影子期权。基于所识别的不确定性因素,经过重复迭代的过程,确定能够嵌入IT投资的影子期权。
步骤3:设计不同投资组合。应用已确定的影子期权,构造不同的投资组合,权衡相关风险(一种投资组合在降低一种风险的同时可能增加另一种风险),剔除不可行的投资组合。
步骤4:评价期权与投资组合。对可行的投资组合进行评价,找出最有价值的投资组合。
政府对ASP提供商的资助实际是政府对ASP行业的一种IT投资行为,上述四个步骤可以构成政府采取不同资助策略应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分析基础,即,分析不确定性的风险因素,确定如何应对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的管理柔性(实物期权),由此设计不同的资助策略以及评价最优的策略组合。
2 不确定风险因素
在对ASP提供商的资助过程中,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
2.1 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涉及技术与商务环境,技术因素主要是指公共技术基础设施能否满足ASP应用服务的要求,如带宽、响应时间、网络安全等。商务因素主要是指客户能否认同ASP这种新型的商务模式,客户已有的信息化投资能否得到保护,提供商能否获得客户信任,以及客户是否担心应用与数据的安全性等问题。这些风险因素是ASP市场发展的主要障碍。
2.2 提供商因素
首先,政府的资助政策目标可能与受资助的提供商的利益目标不相容,这种不一致可能导致提供商的机会主义行为。例如,如果政府对ASP资助的目的是希望通过ASP平台帮助中小企业实现信息化,那些主要为大企业或企业集团提供服务的提供商就难于实现这样的政策目标,即使它们接受了政府资助,对中小企业的服务也难尽心尽力。其次,提供商的能力(包括资金实力、技术能力以及市场推广能力等)存在不确定性。许多提供商想方设法获取政府资助是因为自身的资金短缺。成功运作一个ASP平台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应主要来源于提供商本身,而不是政府,否则极有可能会因为资金缺乏导致失败。同时,ASP提供商应该有足够的技术能力与经验,包括整合其他提供商的技术能力与经验。另外,提供商需要有很强的市场推广能力,基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ASP平台运营的合理利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通过ASP模式促进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政策目标。再次,提供商的商业信用存在风险。在ASP的商业模式中,客户的应用和数据由提供商集中管理,提供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嵌入客户的组织边界,提供商的任何问题都有可能严重影响客户的生产运作,因此客户对提供商的信用要求是苛刻的。客户对提供商的信任包括能力、正直及友善方面的信任,得不到客户信任的提供商难以赢得客户和市场。
2.3 竞争因素
国内从事ASP服务的企业呈快速增长的趋势,特别是一些有实力的独立软件提供商也开始大量提供基于ASP模式的IT应用服务,加剧了ASP市场的激励竞争。在激励竞争中,原有政府资助的提供商可能会因为没有足够的竞争力,从而难以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在这种需要依靠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实现盈利的ASP商务模式中,会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正反馈效应,失去竞争力的提供商很容易被逐出市场。因此,政府应该及时考虑停止资助丧失竞争力的提供商,或引导与有竞争力的提供商建立战略联盟,以确保政府资助政策目标的实现。
一般情况下,政府的资助是不可撤回的,在存在如此众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的环境中,实施这种不可撤回的资助存在很大风险。为了实现既定的资助政策目标,政府应该有足够管理“柔性”,在环境、提供商以及竞争等方面出现新情况时及时调整资助策略,这也是实物期权“柔性”思想的核心所在。
3 策略选择与风险管理
基于实物期权的管理思想,政府可以根据ASP市场的现实情况,考虑采用以下的各种策略与策略组合。
延迟策略:这是一种“learning-by-waiting”的策略,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还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推迟若干时间再实施政府资助。例如,如果ASP模式的市场基础太差,或者还没有符合资助要求(有一定资质与能力)的提供商,则需要进一步对市场和提供商进行考察与评估之后再做决定。
阶段策略:这是一种“learning-by-doing”的策略,它将资助分成一系列阶段,中途可以暂时中止、然后再重新开始,甚至完全放弃,是一种主动性的风险探索,它能够将风险转移到整个资助的早期阶段,减少因资助失败所导致的损失,例如,分阶段考核提供商的绩效,再决定是否进行下一阶段的资助。同时,这种策略也有利于控制提供商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如果提供商想继续获得政府资助,它们必须很好地完成现阶段的工作任务。
探索策略:与阶段策略相似,这也是一种“learning-by-doing”的主动性风险探索策略,探索型资助策略需要事先制定一个完整的资助计划,在这个计划的指引下,先选择一个先导型或原型化的小规模项目进行试点,在获得相应的知识和经验之后,完善原有计划,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推广。
调整规模:根据提供商的ASP平台和市场状况及时调整资助规模,高效率地实现政府资助的策略目标。如果提供商的ASP平台已经走向正轨,有一定的客户基础,已实现盈亏平衡,就应该考虑减少资助。如果提供商具有良好商业信用,ASP平台的成长性较好,但仍缺少足够的客户安装基础,正处于平台能否成功的关键时刻,则应该考虑扩大资助,特别是对市场开发的资助,以使ASP平台迅速跨越关键数量点,获得正反馈效应,平台就能迅速壮大,这有利于迅速培育ASP市场。
放弃策略:如果由于环境、提供商和竞争等方面的原因,资助效果不好,政府资助的政策目标已经无法实现,就应该放弃资助,减少损失。如果ASP模式已经得到很好的运用和推广,政府的政策目标已基本实现,也应该停止资助。
转换策略:根据具体的风险情况,及时切换受资助的提供商或具体的ASP平台项目。当提供商方面出现不可控制的风险时,包括不再具备相应的技术与市场能力,或存在严重的道德危险(机会主义行为),偏离政府战略目标并无法纠正,就应该及时调整受资助的对象。另外,有些ASP项目已不适合在现时市场上推广,也应及时调整,例如,如果ERP应用项目在现阶段难于得到推广,就应该将其原有的资助资金转换到资助其他项目,如移动办公系统、销售管理等应用服务项目,或改为直接对采用ASP模式的客户提供资助。
政府资助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是多方面和变化的,策略选择不是孤立的,需要考虑应用不同的策略组合。因此,在管理政府资助的过程中,要基于实物期权的思想和系统性思维,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保留足够的选择“柔性”,建立完整的策略选择与风险管理框架(如图1所示)。
3.1 定义资助,识别不确定性因素
确定政府资助的内容及所要实现的政策目标,明确经济、技术以及行业等先决条件,识别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采用分阶段资助策略时,应建立各阶段里程碑,实施评审制度,考察经济、技术及行业的变化,重新评价和识别风险因素。
3.2 针对不确定因素,制定相应的策略
根据所识别出的不确定性因素,选择那些可能用于防范特定风险因素的资助策略(如表1所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策略的选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该根据具体的项目以及实施资助过程中的各种新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3.3 生成策略组合,应对多种不确定因素
资助过程中的风险是多方面的,需要有不同策略的组合才能进行有效管理。策略组合的方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应尽可能地选择最优组合。
3.4 评价资助策略组合,找出最优组合
不同策略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执行某种策略可能会引入某些新的不确定性因素,例如扩大资助可能会诱发提供商的机会主义动机,转换资助可能会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等。某种策略组合在控制某些不确定性因素方面是最优,但对另一些不确定因素则不然,甚至会加重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所以,需要根据目标要求,对策略组合进行评估,找出最优的策略组合。同时,需要对资助过程实施监测与控制,以获取对风险因素的进一步认识,控制风险、调整决策。评价策略组合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评价组合期权的价值问题,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分析策略选择与风险管理过程,以下用一个示例加以说明。
在市场对ASP模式的认可度和需求尚不清楚的情况下,除了先行进行市场调查之外,可以应用探索策略,先行以小额资金资助一些容易被市场认可的、相对容易标准化的ASP应用服务项目,例如移动办公系统、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等。如果市场需求和资助效果好于预期,可以进一步扩大资助范围与资助规模,否则,应该暂缓实施政府资助(延迟策略)。
分阶段策略是一种经常采用的资助策略。第一期资助可以了解提供商是否存在机会主义行为以及是否有足够的技术能力与经验(A1、A3),如果提供商的行为与政府政策目标不相一致,也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和经验,应该放弃资助或转换资助对象;第二期资助进一步考察市场情况(M1),提供商的资金实力(A2)、营销能力(A4)、信用风险(A5)和竞争能力(C1),再决定是否继续下一阶段的资助,以此类推(如图2所示)。例如,如果其他情况基本良好,只是提供商缺乏营销推广能力时,可以考虑改变资助方式,直接向采用ASP模式的客户提供资助。另外,政策目标基本实现后应停止资助,确信已经无法实现政策目标时,应停止资助或切换资助对象。
4 结束语
许多情况下,政府对ASP提供商的资助是希望通过ASP平台的服务,加快中小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步伐,但这种资助政策是有风险的,能否有效地控制风险是政策目标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风险控制的有效策略之一是保留足够的管理柔性,政府可以延迟实施资助,通过“wait-and-see”的策略进一步了解市场和提供商的不确定因素;或者先进行小规模的资助试点,通过“learning-by-doing”的策略,进一步评估不确定性,了解资助的实际效果;但不管怎样,政府应该制定详细的资助计划,分阶段实施,根据实际出现的新情况,及时调整策略。
除此之外,为衡量资助政策的有效性,对资助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是有必要的,也是比较困难的。传统的评价方法是成本—收益法,即,比较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但是,对一些无形的收益与成本是难于量化和评价的,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参考文献
[1]BLACK F,MSCHOLES.The Pricing of Options and Corpo-rate Liabilities[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3,81(3):637-659.
[2]MERTON R C.Theory of Rational Option Pricing[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1973,4(1): 141-183.
[3]MYERS S.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Borrowing[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7,5(2): 147-176.
[4]DIXIT A K,R S PINDYCK.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5]CLEMONS E.K.Evaluation of Strategic Invest ment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J].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1991,34(1):24.
[6]KUMAR R L.Anote on project risk and option values of in-vest ments ininformationtechnologies[J].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1996,13(1):187-193.
[7]AMRAM M, N KULATILAKA, J C HENDERSON.Taking an option on it[J]. CIO, 1999,12(17): 46.
[8]BENAROCH M,R J KAUFFMAN.Justifying electronic banking network expansion using real options analysis[J]. MIS Quarterly, 2000,24(2): 197-225.
[9]TAUDES A,MFEURSTEI N,A MILD.Options analysis of software platformdecisions:Acase study[J].MIS Quarter-ly,2000,24(2):227-243.
[10]BENAROCH M.Manag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vest-ment Risk:A Real Options Perspective[M].Forthcomingin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2002:1-23.
[11]MILLER L,S H CHOI,C S PARK.Using An Options Ap-proach To Evaluate Kore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J].The Engineering Economist,2004,49(3):199-219.
试论政府审计资源整合的路径选择 篇9
关键词 政府审计审计资源整合
新中国审计制度自建立以来在推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审计法规、审计体制、审计经费等诸多环境因素的限制，政府审计资源整合与利用的力度和深度还远远不能满足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审计目标的需要，由于相关制约要素鲜明的政治性和路径依赖特性，因此变革它的成本会高昂到足以阻止变革本身，在短期内改善审计体制以迅速提高政府审计经费、扩展审计职能、优化资源配置的想法和期盼是不现实的，这样政府审计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凸现。因此政府审计特别是地方审计机构在现阶段环境下，需要针对审计对象的变化选择有效的资源整合途径，科学地整合审计资源。
一、树立“大财政”审计观
走以绩效审计为中心，财务审计与绩效审计同时并存、共同发展之路。传统的财政审计是对政府部门年度预算的执行及其确认、计量、报告等进行审查。2007年新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对财政审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在政府收支分类方案中，财政资金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一，将一般预算收入、基金预算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人和预算外收入等都纳入政府收入分类体系。第二，按支出功能分类，涵盖预算内外等所有政府支出，改变过去按部门分类以及预算外资金长期游离政府预算体系之外的状况，使预算更细化和透明。第三，按支出经济分类，反映政府支出的经济性质和具体用途，即政府的钱究竟是怎么花出去的。因此，在财政审计范围上，横向应向原体制外运行的财政资金拓展，纵向应沿着财政资金走向拓展到预算执行的各部门。以一、二、三级预算单位的财政收支为审计重点，抓住预算批复、资金转拨、资金管理使用和收入征收管理四个环节，审查资金安排、分配是否合理、规范，主管部门是否按预算管理级次和用款进度拨款，资金使用是否有效率，有无虚报项目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等，在合规性审计基础上向绩效审计延伸。
二、围绕审计目标和审计重点合理调配审计人力资源
首先打破业务处室界限，实行审计项目负责制度和相应的激励制度；其次，在条件成熟的一些地方，可以通过修订地方性审计法规和条例，对本行政区审计机关的职责权限、领导关系、隶属关系和报告关系等进行改善以适应本地区政治经济环境发展的需要，努力谋求在本省市范围内，对下属各级政府审计资源进行重组，上下联动，协调配合，把符合具体审计项目需求的人员集中起来优化配置以有效实现审计目标。由于地方政府审计人员数量相对庞大，机械模仿建行等大型企业内部审计的管理模式，将审计人员集中在省局和省会办公的模式不一定适合政府审计，但其设法改善基层审计人员的隶属关系，提高审计独立性的改革思路值得学习。
三、政府审计机构外部资源整合
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是我国审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审计目标的真实性、合法性要求上，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是高度契合的，并且国家审计具有法律授权及多项行政强制手段，社会审计具有项目管理和业务技能的优势，内部审计了解行业、本单位经营动作规程，因此在国家审计项目实施中，依托国家审计机关的行政权威，通过优选整合社会审计、内部审计资源，充分利用其技术优势，从而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大大降低审计成本，只要组织协调得当，资源的互补性将带来可观的整合效益。
四、注重成果转化促进资源共享
政府审计项目的管理者应注重信息和技术资源的整合，将审计结果和审计经验及时进行总结和提炼，实现信息化和系统化，以便审计人员充分地予以借鉴、分析和利用，同时促进政府审计与其它经济监督管理机构的资源共享。这需要分三个步骤实现：首先，健全政府审计内部各地区、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沟通，加强信息反馈，互相促进；其次，主动与税务、物价、工商、监察、银行等部门加强沟通，实现监督工作的有机结合，利用电子政务平台或其它授权网站实现资源共享；第三，正确划分信息沟通的权利和义务，资源共享有利于避免对被监督单位的多头审查，节约检查成本，提高监督效率，但受网络信息的时效性和风险性的限制，容易产生检查风险并难以界定责任，因此，科学界定提供、使用和维护信息的权利和责任才能更好地提高工作质量。
五、提高外联项目的预算管理并促进规范指导
政府审计机关在负责审计计划制定和外联审计项目的预算管理时，应积累经验、提供充分的证据显示需要外联审计项目中需要聘请的专家、社会审计机构人员和被审计单位内部审计人员的数量、费用定额等详细的预算数据，以获取政府的经费支持。同时，在指导和监督社会审计机构等按照既定目的和方案实施审计项目时，应加强规范指导，如在独立性约束、审计抽样、审计取证、审计工作底稿管理、审计信息保密、职业判断等方面的质量控制和规范指导等，避免整合资源的风险，提高整合资源的效益。
参考文献：
[1] 陕西省审计学会西北大学课题组“审计机关审计资源整合研究”《现代审计与经济》2007(4).
[2] 刘淑炎“关于审计资源整合的实务性探讨”中国审计报，2006（l2）.
[3] 张小秋“对国家审计与社会审计内部审计资源整合的探讨”《陕西审计》2005(5) .
[4] 尹平“审计资源约束下的内涵发展”《中国审计》2004(1).
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的路径选择 篇10
因为是从地方政府作为切入点, 所以地方如何发展对区域的发展至关重要, 笔者假设:各地方政府都迫切希望区域间能够共同发展, 同时他们还会主动的加入区域发展的合作中。笔者基于这样积极的假设是因为: (1) 地方政府的领导人都是理性的。 (2) 经济活动具有扩张性, 地方的经济总会不断扩张到其它区域, 迫使地方寻求合作。 (3) 长江三角区域经济板块和珠三角区域经济板块的巨大成功起到强烈的示范作用, 使各地方政府看到区域发展的远大前景。因此基于这几点, 笔者认为, 地方政府会融入区域发展之中, 根据区域的发展选择适合本地区发展的道路。
区域的发展包括经济方面的发展、政治的发展、社会人文的发展, 以及生态自然的发展等, 但是在本文中, 主要是以经济的视角出发, 所以, 本文的区域发展主要是指区域的经济发展。区域经济板块的形成具有客观性 (地理环境相连、共同区域利益) , 又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 (各种政治历史的作用) , 但是无论如何, 区域经济板块总是以既定的事实而存在, 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各种社会要素、经济要素、人文要素总是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 如果我们忽略这些联系, 甚至刻意的去切断这些联系, 必然会影响到整个区域板块的协调发展。区域要良性发展, 就需要培育出优越的区域发展环境, 那如何才是优越的区域发展环境呢?笔者以为这几条标准是必不可少的: (1) 区域间的市场公平、开放、自由; (2) 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协调性, 人与自然相处和谐; (3) 区域间的分工合作明确, 资源配置良好。根据这几点, 结合区域发展的经典经济理论, 笔者拟定出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应努力达成的三项任务: (1) 构建公平、开放、良性竞争的大环境; (2) 确定好并培育增长极; (3) 利用优势成本, 做好地域分工和合作。
一、任务一:构建公平、开放、良性竞争的环境
第一个任务, 营造一个公平、开放、良性竞争的环境, 这里的公平、开放、竞争不只是指各地的企业而言, 同样也是要求各地方政府要做到相互间的公平、开放、竞争。公平、开放、竞争这是任何市场经济的天然规则, 任何处于市场中的主体都必须按照这个规则活动。政府做为市场中的一个主体, 有其特殊性, 尤其是我国政府, 相对于其他市场主体而言, 拥有着不对等的权利, 这些特殊性, 有的是我国政治体制原因而必须的, 有的则是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产物。因为我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 而在计划经济中, 政府是全部社会经济的掌控者, 不仅参与经济的运行, 而且可以制定经济运行的规则, 相对于其他的主体, 政府更具有强势的地位。虽然我国现在已经转入了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由于政治转型的相对滞后, 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很难转变这种社会支配者的地位, 而且也拥有各种可以影响市场经济公平运行的特殊权利。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个体普遍存在的自利性, 某些地方政府就有可能运用这些特殊的权利, 从既得的眼前利益出发, 首先满足本地的利益需求, 破坏了市场的开放、公平, 从长远角度来说反而损害了地方的长远发展潜力, 并且容易引起地方割剧, 造成区域间的恶意竞争, 最终严重影响了区域的整体发展。因此, 公平、开放、竞争更是针对政府而言, 尤其是公平, 这是政府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地方政府在对区域发展路径选择中必须遵循这三个基本点, 这是整个区域协同发展的基本前提, 失去这三个基本点作为基石, 区域这个共同的平台就等于失去了支撑点, 区域间必然四分五裂, 区域共同发展更无从谈起。
二、任务二:确定地方增长极
第二个任务, 确定地方的增长极, 控制好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这个任务确定的主要依据是增长极理论和扩散效应理论。增长极就是具有推动性的经济单位, 或是具有空间集聚特点的推动性单位的集合体。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实施平衡发展不过是一种理想, 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平衡发展的, 经济发展通常从一个或数个“发展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 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 推动空间经济极化发展。优先发展某些特定地区的目的是, 通过对生产要素的集中使用, 有利于集聚经济效益产生。集聚与集中能够带来生产要素的节约, 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佩鲁指出, 增长极的形成至少需要三个条件: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 规模经济效益和适当的周围环境。以此为参考, 为了促进增长极的形成, 政府可以通过影响人力资源、教育系统、金融资本、基础设施等几个要素出发, 促进增长极条件的形成,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措施达成:
1. 发展教育与专业培训, 通过政府财政在这方面的倾斜, 为
增长极地区储备更多的人才, 形成人力资本上的优势, 保持增长极具有持续的发展能力。地方政府要提升增长极的产业水平, 强化教育和培训机构是最有远见、也是最具有可行性的手段。尤其是为了保持产业竞争优势, 地方政府应当围绕产业需求大力发展专业性培训, 并通过制定政策鼓励产业自行发展专业教育训练, 同时地方政府应当实施人才战略, 制定吸引专业能人的政策。
2. 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 地方政府在高校科研机构研
究发展上进行大量投资, 无论是采取直接拨款或者通过政府基金, 还是以合约方式进行研究计划, 对提升经济竞争力会有很大帮助;通过政策激励具有创新成果的人才或企业, 注重专利技术的保护。
3. 增长极要形成规模经济, 必然需要大量的资源, 而金融资
本作为最稀缺性的资源更是必不可少的, 要形成大量的金融资本, 优良的金融环境是关键, 而优良的金融环境又是吸引优秀企业家的一个重要条件, 因此如何发挥好地方政府在金融服务方面的职能, 对增长极的形成至关重要。冯涛教授认为:地区财政分权程度越大, 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越大, 财政收支的压力越大, 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信贷干预越强, 越不利于地方的金融发展。为了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在国企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其他一系列宏观经济改革同步完善的同时, 应明晰政府的权责, 减少其强制性功能, 增加其服务性功能, 减少对资源分配的影响, 协调促进金融制度改革, 使金融机构回归金融功能, 在商业化经营的条件下, 融入市场竞争, 以社会效率为目标, 发挥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
4. 加强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科学合理性。
在基础设施相应短缺的情况下,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会有良好的经济回报或明显改善经济发展环境, 创造出适合培植增长极的环境。范前进认为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规模的大小对于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多, 相对来说该国家或地区的工资率就高, 中间品 (指代某种产业的专业产品) 的价格就低。同时, 公共基础设施规模的大小会影响专业化分工程度和产品的生产规模。因此, 地方政府选择适当的基础设施投入对当地规模经济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三、任务三:发挥优势成本, 注重地域分工, 区域整体发展
如果说第二个任务的出发点是地方政府更多的出于自利性的考虑, 那么第三个任务则是出于地方政府的理性, 假设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有足够的理性, 能够预期区域的整体发展给本地区带来的利益, 各地方在区域内的合作发展更有利于本地区的长远发展。这个任务简要概括起来就是发挥优势成本, 注重地域分工, 区域整体发展。
合理的地域分工协作可以使各地区合理的利用各种资源最大限度的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和节约社会劳动。斯密的绝对成本说认为, 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绝对有利的、适于某种特定产品生产的条件, 如果每个国家都按照“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 然后彼此进行交换, 这将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增加社会财富, 这对各国都有利。
然而“大而全、小而全”和不合理的重复建设是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反映在区域上就是地区分工受阻, 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虽然出于理性, 各地方政府会有合作的愿望, 但是这种理性是有限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 地方政府更多地会出于自利性的考虑, 只希望有利于本地区的商品和要素进出而不顾及其他地区的利益, 设置流通上的障碍, 采取许多地方保护措施, 人为地阻隔市场, 降低了要素的流动性和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在理论上, 由于一个行政区的地方政府无权过问和干预其他行政区的事务, 因此, 一切以本行政区为核心、着眼于本行政区的利益行为, 自然被该行政区的地方政府视为合乎逻辑的理性行为。但由于这种理性行为是有限的, 并不总能与各地区的共同利益和国家宏观经济目标达成一致, 因而造成你保护我也保护的典型的“囚徒困境”, 减少各方的实际所得。为了打破这种“囚徒困境”的局面, 增强地方政府的理性, 使区域能够更协调的发展, 笔者以为地方政府应通过创新组织, 改变政策、制定规则等方式, 改变地方政府的“囚徒困境”。
1. 各地方政府共同建立高层次的对话平台。
“囚徒困境”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囚徒必须是隔离的, 他们都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也不知道对方的下一步行动。如果各地方政府能够在一个平台上多进行沟通交流, 共享信息, 必然能做出更理性的行动选择。
2. 建立跨行政区的专项管理机构。
该机构需要各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联合组建, 其基本职能可以包括:提出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的建议并报请中央与立法机构审批;与地方政府合作协调不同地区利益主体间关系并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统一管理专门的区域基金 (需要设立) 或约束有关部门的区域资源的使用方向;组织研究重大区域问题:审查和监督区域政府间自主达成的区域合作规则的执行情况等等。这是地方政府打破“囚徒困境”的组织保证。
3. 建立区域内各地方政府共同遵守的规则。
内容可包括:区域生产力布局原则和区域产业发展准则;开放共同市场, 促进人才交流规则;建立协调的基础设施网络, 统一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统一整治和保护环境;建立协调与管理制度, 在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方面加强行政协调, 联手构建统一的制度架构和实施细则, 以此协调各地区的政策行为;在招商引资、土地批租、外贸出口、人才流动、技术开发、信息共享等方面, 营造无特别差异的政策环境。待时机成熟再将这个公约上升为区域发展与管理法, 实现区域制度架构的融合。这是地方政府打破“囚徒困境”, 在区域中合理分工, 共同发展的制度保证。
摘要：区域经济是一种互动性的开放式经济, 其发展要有赖于区域内的互补与协作。但是, 由于我国体制上的原因, 以及行政区划的存在, 地方各自为政, 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而要打破这种局面, 需要各地方政府通力协作, 以区域发展的长远目光来制定地方的发展方略。
关键词：区域发展,地方政府,增长极,分工
参考文献
[1]冯涛宋艳伟路燕:《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区域金融发展》[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年9月第27卷第5期 (总85期) [1]冯涛宋艳伟路燕:《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区域金融发展》[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年9月第27卷第5期 (总85期)
[2]范前进孙培源唐元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影响的一般均衡分析》[J].世界经济, 2004年第5期[2]范前进孙培源唐元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影响的一般均衡分析》[J].世界经济, 2004年第5期
[3]殷凤:《区际经济关系中的政府干预与协调》[J].云南社会科学, 2002年第2期[3]殷凤:《区际经济关系中的政府干预与协调》[J].云南社会科学, 2002年第2期
[4] (美) E·S·萨瓦斯:《民营化和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4] (美) E·S·萨瓦斯:《民营化和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