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地方政府

中央—地方政府（精选12篇）

中央—地方政府 篇1

一、引言

在中国行政体系中, 地方政府数目众多, 且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加合作、竞争大于合作的博弈关系。地方政府的这种数量和行为特征, 为评价和比较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效率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事实上, 在中国传统体制条件下, 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是间接的、潜意识的和低层次的, 但随着市场体制的不断建立, 经济资源的地区流动不断增强, 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就有了直接、显性和全面化的特质, 其中, 加强本地区公共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往往就成为各地方吸引外部资源并提高本地区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二、中央政府介入前地方政府之间的投资博弈模型

博弈分析的前提假设有:

1.各地方政府在区域性产业结构和投资调整过程中的决策信息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说, 作为投资主体的地方政府对其投资于某产业的预期成本与预期收益的信息是充分的, 而对其他地方政府投资的预期成本与预期收益的信息是不充分的。

2.选择A和B分别代表两个地方政府, 欲投资建设的两个项目分别属于经济效益较低的基础产业和经济效益较高的非基础产业。

3. 受到地方财政投资资金的有限性约束, A和B两个地方政府各自只能进行某一种产业投资, 且相应的产品生成在两地之间基本是无差异的。

4.由于A、B两地的资源、生产技术、投资成本等方面的差异, A地方政府在基础产业方面更有相对优势, 而B地方政府在非基础产业更有相对优势。

5.短期内非基础产业比基础产业更有利于地方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所以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投资营利性行业。

在上述基本假设条件下, A、B两个地方政府的投资博弈可用标准博弈形式表示如下, 表格内的数字分别表示局中人在不同博弈策略组合下可能的投资收益。

显然, 上述地方政府投资博弈模型不存在“优超策略均衡”, 却存在两个“纳什均衡”, 分别为策略组合 (非基础产业, 基础产业) 和 (基础产业, 非基础产业) 。由于局中人的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 每个地方政府对其他局中人的行为策略和支付函数并不完全了解, 但可以测算相应的概率分布值。设A地方政府以α 的概率选择非基础产业, 以1-α 的概率选择基础产业投资;B政府以 β 的概率选择非基础产业, 以1-β 的概率选择基础产业投资。于是, A地方政府的预期收益函数为:

满足地方政府A的投资期望收益最大, 即Max EA (α, β) 的一级最优条件为:

同理, 地方政府B的投资期望收益函数可表示为:

满足地方政府B的投资期望收益最大, 即Max EB (α, β) 的一级最优条件为:

基于算出的概率参数 α 和 β 值, 地方政府投资期望最大值为:

基于上述分析, 代表全国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最大期望收益值为:

依据α和β不同值混合策略的概率分布, 即, 可计算出两个地方政府选择四种不同投资策略组合的概率分别为:

P (非基础产业, 非基础产业) =P{地方政府A选择非基础产业投资}*P{地方政府B选择非基础产业投资}=1014*1517=51.90%

P (非基础产业, 基础产业) =P{地方政府A选择非基础产业投资}*P{地方政府B选择基础产业投资}=1014*217=6.92%

P (基础产业, 基础产业) =P{地方政府A选择基础产业投资}*P{地方政府B选择基础产业投资}=414*217=2.77%

P (基础产业, 非基础产业) =P{地方政府A选择基础产业投资}*P{地方政府B选择非基础产业投资}=414*1517=20.76%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 非重复投资率为:p两地非重复投资=p (非基础产业, 基础产业) +p (基础产业, 非基础产业) =27.68%

显然, 上述分析说明:在各地方政府追求本辖区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 各地方政府在非基础等营利性产业进行重复建设的概率最大。这解释了地区间政府行为推动的重复投资和产业结构同质化问题的背后原因, 也解释了各地方政府较为普遍存在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历史“欠债”问题。

三、中央政府介入后的地方政府之间投资博弈模型

中央政府通过对高盈利的非基础产业投资征税 (税额t) , 与此同时, 对地方基础产业投资予以补贴 (补贴额为s) , 以改变地方政府的收益矩阵, 从而纠正和解决地区间的重复性投资建设问题。假设征税额t等于补贴额s (即对营利性产业投资征收的税收完全的用于补贴基础性产业投资) 。在此情况下, 可以证明:当t为一定取值时, 就会使得地区间低水平重复性投资率有所减低。设想中央政府通过税收和补贴政策来致力于解决地区间重复投资率过高的问题, 且征收额t等于补贴额s, 中央政府介入后的地方政府之间投资博弈收益矩阵则为:

假设A地方政府仍以α的概率选择非基础产业, 以1-α的概率选择基础产业投资;B政府以β的概率选择非基础产业, 以1-β的概率选择基础产业投资, 则地方政府A和地方政府B的投资期望收益函数分别为:

代表全国总利益的中央政府最大期望收益值为:

在地方政府A和地方政府B都追求地区经济最大化的情况下, 于是求解中央政府预期收益极限问题就可转化为:

目标函数:Max E中 央 政 府 (α, β) =21α+19β-31αβ-2t (α+β) +2t+9

约束条件:

0≤α≤1, 0≤β≤1

通过拉格朗日乘数求Max E中央政府极值, 于是有:α=35.30%, β=66.33%, t=2.19, 将上述计算结果带入中央政府期望收益函数, 则有:

上述结果表明, 在一定的税收和补贴政策作用下, 两个地方政府的预期收益之和不仅没有减低, 反而比中央政府实行调控政策之前的预期收益之和有所增加。在上例中, 两地预期投资收益总和较之前增加了2.17%。再考虑宏观调控政策之下两地重复投资率的变化情况, 于是有:

在中央政府实行收益补偿政策下, 地方政府A和地方政府B之间的重复投资率为:p* 两地重复投资=p* (非基础产业, 非基础产业) +p* (基础产业, 基础产业) =35.30%*65.33%+64.70%*34.67%=45.49%<54.67%

四、结论

可见, 由于没有总体的利益协调机制和完善的法律法规约束, 地方政府为实现本地区利益最大化往往会舍弃地方间分工协作而产生的整体效益最优。但如前分析, 在中央政府的税收和补贴政策的纠正作用下, 不仅中央预期投资收益不会减少, 而且地方政府A和地方政府B之间的重复投资率也会有原来的较高水平 (即54.67%) 降至较低水平 (即45.49%) , 重复投资的降低幅度高达16.79%。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地区产业结构同质化等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迎伟.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2)

[2]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8)

[3]胡荣涛.产业结构与地区利益分析[M].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1 (7)

[4]钟成勋.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研究[M].1993

[5]李小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模型[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2003 (3)

中央—地方政府 篇2

2014年3月5日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受国务院委托，3月5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查《关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摘要如下：

一、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2013年，财政工作与财政改革发展有序推进，预算执行总体良好。

（一）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情况。

为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国务院明确了经济运行合理区间，强调只要增速不滑出底线、就业保持基本稳定，就不采取短期刺激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强力干预，而是稳定市场预期，适度预调微调，同时简政放权，推进改革，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改革红利。一是坚持不扩大财政赤字，把赤字占GDP的比重控制在2.1%。二是实施促进企业发展的财税优惠政策。三是清理财政存量资金。四是促进优化投资结构。五是抓好各项政策措施的检查落实。

（二）落实全国人大预算决议情况。

按照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有关决议，以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意见，研究完善体制机制，努力做好财政工作。

1．完善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的财税政策。把短期调控与长期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一是大力支持科技创新。二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三是加强节能减排。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四是支持外贸转型升级。

2．注重民生投入的使用绩效。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在确保财政可持续的基础上，落实好各项民生政策，开展重点民生支出评估，着力建立政府、企业、个人、社会协调配合的机制，树立起个人努力、各方面合理承担责任、勤劳致富的民生理念。

3．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一是加强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细化部门预算编制，进一步压缩代编预算规模，严格控制预算执行中调整事项。二是加快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部门范围和资金规模进一步扩大。三是强化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基本摸清了地方政府性债务底数，对债务高风险地区进行了风险提示，促进加强债务管理和风险防控。四是深入推进预决算公开。中央财政和中央部门预决算公开内容进一步细化，中央部门预决算分别集中公开。

4．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坚持顶层设计与分步实施相结合的原则，在研究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思路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

5．厉行勤俭节约。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按5％比例压减中央本级一般性支出，腾出的资金转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留待以后经预算安排使用。

（三）2013年预算收支情况。

1．公共财政预算。

2013年全年财政收入比年初预算略有超收。全国财政收入129142.9亿元，比2012年(下同)增长10.1%。加上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000亿元，地方财政调入资金149.74亿元，使用的收入总量为130292.64亿元。全国财政支出139744.26亿元，增长10.9%。加上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164.38亿元，以及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1384亿元，支出总量为142292.64亿元。全国财政收支总量相抵，差额12000亿元。

中央财政收入60173.77亿元，为预算的100.2%，增长7.1%。加上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000亿元，使用的收入总量为61173.77亿元。中央财政支出68509.39亿元，完成预算的98.5%，增长6.8%（其中，中央本级支出20471.75亿元，增长9.1%，完成预算的101.3%，主要是执行中压减补助地方的零散项目，将部分原列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基建投资、用车辆购置税安排的支出，调整用于增加铁路投资等，相应增列中央本级支出）。加上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164.38亿元，支出总量为69673.77亿元。收支总量相抵，中央财政赤字8500亿元，与预算持平。2013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86750.46亿元，控制在预算限额91208.35亿元以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1483.08亿元。

地方本级收入68969.13亿元，增长12.9%。加上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48037.64亿元，地方财政调入资金149.74亿元，地方财政收入总量为117156.51亿元。地方财政支出119272.51亿元，增长11.3%，加上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1384亿元，支出总量为120656.51亿元。收支总量相抵，差额3500亿元。

2013年中央预算收支执行具体情况如下：

（1）主要收入项目执行情况。国内增值税20527.92亿元，为预算的98%。国内消费税8230.27亿元，为预算的96.3%。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4003.34亿元，为预算的88.2%，下降了5.4%；关税2630.29亿元，为预算的88.6%，下降了5.5%，进口税收未完成预算，主要是进口增长低于预期以及高税率商品进口减少、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企业所得税14443.1亿元，为预算的110.1%，主要是企业利润增幅高于预期，以及清缴以前税款等一次性因素。个人所得税3918.84亿元，为预算的102.7%。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10514.89亿元，为预算的94.6%。非税收入3540.05亿元，为预算的128.5%。

2013年中央财政收入比预算超收113.77亿元。主要是车辆购置税超收，按照专款专用的规定相应增加公路建设支出。

（2）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农林水事务支出6005.4亿元，完成预算的96.9%，增长0.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571.75亿元，完成预算的100.3%，增长14.2%。医疗卫生支出2588.12亿元，完成预算的99.4%，增长26.4%。教育支出3883.91亿元，完成预算的94%，增长2.7%。科学技术支出2460.59亿元，完成预算的97.3%，增长7.4%。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531.55亿元，完成预算的98.3%，增长7.5%。住房保障支出2320.94亿元，完成预算的104.1%，下降10.8%。节能环保支出1803.9亿元，完成预算的85.8%，下降9.7%。

交通运输支出4138.5亿元，完成预算的104.1%，增长4.2%。粮油物资储备事务支出1266.38亿元，完成预算的102.4%，增长27.9%。国防支出7201.97亿元，完成预算的100%，增长10.7%。公共安全支出1934.34亿元，完成预算的95.3%，增长2.9%。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381.54亿元，完成预算的102.3%，增长3.9%。

（3）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执行情况。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48037.64亿元，完成预算的98.3%，增长5.9%。

2．政府性基金预算。

2013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52238.61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50116.46亿元。

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4231.7亿元，为预算的116.9%，增长27.5%。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4259.47亿元，完成预算的96.8%，增长27%。

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48006.91亿元，增长40.3%，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1249.52亿元。加上中央政府性基金对地方转移支付1498.61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为49505.52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47355.6亿元，增长38.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40600.45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大于支的部分结转下年使用。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13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651.36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支出1513.6亿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13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34515.56亿元，为预算的105.1%，其中，保险费收入25938.81亿元，财政补贴收入7371.5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28616.75亿元，为预算的102.5%。本年收支结余5898.81亿元，年末滚存结余43441.85亿元。

二、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2014年，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依然错综复杂。从财政看，收支矛盾十分突出。受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放缓、推进税收制度改革等因素影响，财政收入增长将趋于平缓。同时，支持全面深化改革、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都需要增加投入。根据面临的财政经济形势，2014年财政工作和预算编制，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动相关领域改革，发挥财税体制改革在整体改革中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促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盘活财政存量，用好财政增量，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着力改善民生，严肃财经纪律，从严控制“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推进预算公开透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一）2014年财税改革工作重点。

1．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一是深入推进政府和部门预决算公开。扩大部门预决算公开范围，除涉密部门外，中央和地方所有使用财政拨款的部门均应公开本部门预决算。二是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三是改进预算控制方式。四是建立跨预算平衡机制。五是全面清理规范财税优惠政策，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公平竞争环境。六是建立定位清晰、分工明确的政府预算体系。七是加快建立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

2．推进税收制度改革。一是继续推进营改增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营改增试点，抓紧研究将电信业纳入营改增范围的政策，力争今年4月1日实施。二是实施鼓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发展的个人所得税递延纳税优惠政策。三是实施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四是进一步扩展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五是改革完善消费税制度，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和税率。六是加快房地产税立法进程。七是加快推动环境保护税立法工作。

同时，抓紧研究调整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在转变政府职能、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基础上，合理划分各级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积极协同推进养老、医药卫生、教育、科技、住房等相关领域改革。

（二）2014年财税政策。

1．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2014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扩大财政赤字，保持一定的刺激力度，同时赤字率保持不变，体现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财政平稳运行。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过程中，重点把握好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二是完善有利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三是切实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有效防控财政风险。

2．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推进城镇化。

切实贯彻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继续支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在此基础上，支持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一是支持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二是推进农业走出去，积极利用国外资源。三是支持耕地修复保护。四是推进粮棉收储补贴制度改革。

3．完善医药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

一是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二是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三是健全对低收入群体补助政策。四是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强化政策落实力度，重点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4．推进教育、科技、文化改革发展。

一是区分教育的公共性层次，完善针对不同教育类型的财政支持政策。二是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支持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三是支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三）2014年收支预算。

1．公共财政预算。

中央财政收入64380亿元，比2013年执行数（下同）增长7%。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收入预算从约束性转向预期性，由收入任务数变为收入预计数。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000亿元，合计收入总量预计为6538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74880亿元，增长9.3%（扣除预备费后增长8.6%）。其中，中央本级支出22506亿元，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51874亿元，中央预备费500亿元。收支总量相抵，中央财政赤字预计为9500亿元，比2013年增加1000亿元。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100708.35亿元。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483.08亿元。

地方本级收入75150亿元，增长9%，加上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51874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合计预计为127024亿元。地方财政支出130031亿元，增长9%，加上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993亿元，支出总量为131024亿元。地方财政收支差额4000亿元，比2013年增加500亿元，国务院同意由代理发行或继续试点由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弥补，并列入省级预算管理。需要说明的是，地方财政收支预算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编制，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目前尚在汇总中。报告中地方财政收入预计数和支出安排数均为中央财政代编。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财政收入139530亿元，增长8%。加上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000亿元，可安排的收入总量为140530亿元。全国财政支出153037亿元，增长9.5%，加上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993亿元，支出总量为154030亿元。收支差额13500亿元，比2013年增加1500亿元，赤字率为2.1%左右。

2014年中央预算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农林水支出6487.47亿元，增长8.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152.96亿元，增长9.8%。教育支出4133.55亿元，增长9.1%。科学技术支出2673.9亿元，增长8.9%。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512.29亿元，增长9.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038.05亿元，增长15.1%。住房保障支出2528.69亿元，增长9%。节能环保支出2109.09亿元，增长7.1%。交通运输支出4345.68亿元，增长5.1%。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393.96亿元，增长10.1%。国防支出8082.3亿元，增长12.2%。公共安全支出2050.65亿元，增长6.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245.15亿元，增长2.6%。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605.77亿元，下降20.7%，主要是基本建设支出减少。商业服务业等支出366.69亿元，下降19.1%，主要是家电下乡补贴政策到期后，2014年不再安排补贴资金，相应减少支出。

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51874亿元，增长8%。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27217.87亿元，增长10.9%；专项转移支付19569.22亿元，增长6.1%。

2．政府性基金预算。

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4168.62亿元，下降1.5%。加上上年结转收入806.96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为4975．58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4975.58亿元，增长16.8%。其中，中央本级支出3422.37亿元，增长24%；对地方转移支付1553.21亿元，增长3.6%。

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43140.61亿元，下降10.1%。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6371.31亿元，下降11.8%。加上中央政府性基金对地方转移支付1553.21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为44693.82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44693.82亿元，下降5.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36871.14亿元，下降9.2%。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47309.23亿元，下降9.4%，加上上年结转收入806.96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为48116.19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48116.19亿元，下降4%。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426亿元，增长34.7%。加上上年结转收入152.03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量为1578.03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1578.03亿元，增长61.3%。其中，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184亿元，增长183.1%，占中央企业上缴国有资本收益的13%。

地方国有资本经营收入555.79亿元，地方国有资本经营支出555.79亿元。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981.79亿元，加上上年结转收入152.03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量为2133.82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支出2133.82亿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37666.51亿元，增长9.1%，其中，保险费收入28087.56亿元，财政补贴收入8211.85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32581亿元，增长13.9%。本年收支结余5085.51亿元，年末滚存结余48527.36亿元。

三、认真抓好2014年预算执行

（一）严格依法理财，夯实管理基础。

（二）完善厉行节约长效机制，坚决反对铺张浪费。

中央—地方政府 篇3

“2013年太极股份净利润同比增速大幅高于营业收入增速，主要源于对慧点科技的资产并购以及公司业务结构优化带来的利润增加。通过本次并购，太极股份不仅在软件开发能力和大型解决方案交付能力上能得到明显提升，推动业务结构优化，而且能够快速扩大在大型企业信息化领域的市场份额。”太极股份副董事长、总裁刘淮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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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方政府 篇4

一、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必要性

(一)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存在的问题

分税制改革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程中最为重大的一次变革, 它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分税制在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推动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地增长起到了重要意义。经过二十几年的实践, 分税制体制有以下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是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不相对称。中央集中了全国收入的近60%, 而只承担不到30%的支出职责, 全国有相当多的地方政府不得不靠隐性的债务进行融资, 严重地影响了地方经济发展。其次是收支划分缺乏立法依据, 随意性大, 不利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三是地方政府缺乏主体税种, 没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 同时也没有赋予地方政府的税收立法权力。第四是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存在重大缺陷。我国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基本上是2001年在过渡时期转移支付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 主要是形式过多、过滥, 专项转移支付占比过大等。2013年11月党十八届对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四中全会又提出依法治国, 明确指出要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相适应地财政关系, 要求更加明确地界定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的事权及支出责任, 同时逐步通过法律形式予以确认。这就要求优化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的配置通过支出责任的上移或财政资金权限地下方、合理与优化转移支、让基层政府有更加强有力的财力保障等方式解决我国财税体制中出现的财权事权分布不均、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偏重而财力配置偏低等状况, 从而形成我国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合理科学的治理结构。

(二) “营改增”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提出新要求

“营改增”是我国又一次重大的财税改革, 其意义不仅是减轻税负, 它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促进社会公共服务资源的公平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营改增改革目的是通过发挥增值税的中性税收的作用来缓解以营业税为代表的间接税造成的重复征税的恶性局面。通过这次改革, 营业税将逐渐被增值税所取代, 但由于分税制体制中增值税属于共享税, 而营业税则属于地方税, 所以此项改革必然会对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关系造成影响, 会使得长久以来存在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问题更为突出:财权将进一步向中央靠拢, 使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尤为严重, 央地财政关系将越加扭曲。因此营改增改革使我国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不合理关系更加显化, 从实质上来说促进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 也指明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关系调整的方向。只有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力, 才能让我国央地财政更加科学高效。

二、新时期下调整中央与地方间财政关系的对策

(一) 规范税种划分制度, 推进税费改革进程

第一, 要继续大力推进税费改革。2000年以来的税费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效, 但目前我国政府收入机制仍不合理、不规范, 财政收入非税收入所占比重过大, 因此要继续大力推进税费改革, 将非规范的收费逐步以税收的形式规范化, 整顿预算制度外的一些非规范性收入, 这样既可以使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也有利于我国税种结构的科学性。

第二, 要合理划分税种、平衡政府间财政利益。在实施“营改增”的过程中, 地方财政的税收收入必将大大缩减。为了给地方政府增添财力, 必须重新划分税种。税种划分的合理性直接关乎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划分的合理性。从目前可操作性的角度看, 要加大增值税的地方共享比例, 变75:25为50:50。同时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做法, 把政府有关税种划分的制度都通过宪法来予以规范。

第三, 要科学合理建设地方政府主体税种, 加强地方财政财力。当前地方政府的主体税是营业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 营业税资金是地方政府税收资金35%以上, “营改增”实施后, 只剩城市维护建设税, 尽管仍有几个税种, 但资金规模较小, 不能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责任相适应。所以要培育我国地方政府主体税种、增加地方收入就需要相应提高房产税、资源税、环境税等的税率, 来满足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需求。同时也可以考虑开征新的税种弥补地方财力不足, 而新开征的税种要符合两个特点, 即税基要宽, 税基要广。

(二) 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 明确财权事权

第一, 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事权、支出责任规范化。当前, 中央财政的公共服务责任过小,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责任过大, 使得地方财政无力负担, 所以必须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责任, 而且必须由明确的法律来规范这种划分, 让中央政府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如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支出责任。只有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相适应, 各级财政绩效才会得到明显提高, 分税制制度才能更加完备。

第二, 顺应新形势合理规划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中央保证大部分财权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 同时确保了国家财力集中, 但中央在集中财权的同时, 也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 只有二者平衡, 我国中央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才会更加和谐。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财权严重不足, 中央政府应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 适当把财权分给地方政府。通过合理事权财权划分, 将本该由财政体制解决的问题由财政体制解决, 而不是由转移支付制度解决。

第三, 科学规范财政管理机制, 从而使得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科学分配。财政管理机制职能之一是明确划分各级政府财政资金的支配权, 合理平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集权和分权。管理机构的优化可以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事务更加有序, 更能有较为合理科学的支配和引导, 让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存在的一些不规范、不合理的行为和事项能够得到治理和规范, 从而让政府管理体制更加科学高效。

(三) 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

转移支付制度是分税制体制的配套政策, 其目标就是使得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达到均衡水平。转移支付制度实行十几年以来, 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 总的看来没有完全顺应分税制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调节作用。加强对转移支付制度的管理, 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也有利于充分调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公正化。

1. 合理优化转移支付结构

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及专项转移支付, 目前我国转移支付制度存在问题是专项转移支付所占比重过大。专项转移支付所占比重过大一方面随意性较大、不规范, 另一方面不利于全国公共服务均等化。调整现有的转移支付结构, 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范围、缩小地区间转移支付收入的差距, 使得转移支付在地方政府之间均衡化;同时还应加大对专项转移支付监管力度, 细化专项转移支付的资金, 从而使专项转移支付更加规范化及透明化。

2. 建立健全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律制度体系

转移支付制度缺乏法律制度的规范和约束。我国转移支付法治机制的建立可以参考美国、日本等转移支付体系比较健全的国家, 立法部门应专门针对转移支付来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 并在《预算法》中明确转移支付执行过程中应有的准则和原则, 确定转移支付工作的监管部门以及监管原则, 让转移支付制度有立法的保障、护航。

3. 简化转移支付过程, 建立转移支付部门机构

要使得转移支付更加合理, 提高效率是其重要内容。要通过对转移支付过程中一些环节进行调整, 精简一些不必要的中间机构, 来让转移支付过程更加高效;同时, 按照法律的授权建立专门的管理部门来对转移支付过程进行管理和监督, 这样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转移支付就会更加有条不紊, 更加有据可循。此外转移支付制度应更加公开化和透明化, 充分发挥公众对政府转移支付过程的了解和监督, 让社会大众真正了解政府为民生建设做了哪些举措, 从而有利于公众与政府之间融洽关系的建立。

参考文献

[1]陈曦.分税制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分析.宜春学院学报, 2010 (02)

[2]王征.论构建共赢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财政部期刊, 2012 (11)

[3]胡贺波.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现状及改革的进一步构想.求索, 2007 (01)

[4]陈硕峰.浅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沿海企业与科技, 2008 (07)

中央—地方政府 篇5

——2011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财政部

各位代表：

受国务院委托，现将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201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顽强拼搏，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有关决议，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保持和谐稳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在此基础上，财政发展改革稳步推进，由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组成的政府预算体系框架基本形成，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开始试编，预算完成情况较好。

（一）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全国财政收入83080.32亿元，比2009年（下同）增长21.3%。加上预算安排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00亿元，使用的收入总量为83180.32亿元。全国财政支出89575.38亿元，增长17.4%。加上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248亿元和地方财政结转下年支出1356.94亿元，支出总量为93180.32亿元。全国财政收支总量相抵，差额100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收入42470.52亿元，完成预算的111.6%，增长18.3%。加上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00亿元，使用的收入总量为42570.52亿元。中央财政支出48322.52亿元，完成预算的103.6%，增长10.3%。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5972.89亿元，增长4.7%；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32349.63亿元，增长13.3%。加上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248亿元，支出总量为50570.52亿元。收支总量相抵，赤字8000亿元，比预算减少500亿元。2010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67526.91亿元，控制在年度预算限额71208.35亿元以内。

地方本级收入40609.8亿元，加上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32349.63亿元，地方财政收入总量72959.43亿元，增长19.3%。地方财政支出73602.49亿元，增长20.6%，加上结转下年支出1356.94亿元，支出总量为74959.43亿元。收支总量相抵，差额2000亿元，经国务院同意由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弥补。

2010年中央财政预算主要执行情况如下： 1．中央财政收入预算执行及超收使用情况

2010年中央财政收入总体增长较快，是经济发展、物价上涨以及2009年财政收入基数相对较低等因素的综合反映。中央财政收入超过预算4410亿元，主要是年初收入预算安排是根据相关经济预期指标测算的，执行中一些指标超过预期较多，导致收入超过预算。2010年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34.7%（其中进口增长38.7%），超过年初8%的增幅预期，进口环节税收比预算超收2865亿元；2010年汽车销售量增长32.4%，消费税和车辆购置税比预算超收1285亿元。这两项超收合计占中央财政超收额的94.1%。其他各项收入与预算基本持平。

中央财政主要收入项目。国内增值税15895.59亿元，完成预算的103.6%，增长14.2%。国内消费税6071.54亿元，完成预算的115.8%，增长27.5%。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0487.46亿元，完成预算的130%，增长35.7%；关税2027.45亿元，完成预算的128.3%，增长36.6%。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7327.31亿元（账务上作冲减收入处理），完成预算的103.6%，增长13%。企业所得税7794.25亿元，完成预算的96.7%，增长2.3%。个人所得税2902.85亿元，完成预算的114.2%，增长22.6%。证券交易印花税527.82亿元，完成预算的102.3%，增长6.6%。车辆购置税1792.03亿元，完成预算的133.9%，增长54%。非税收入1968.01亿元，完成预算的94.8%，下降22.9%。

中央财政超收收入使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有关决议要求，在中央财政超收的4410亿元中，用于增加对地方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650亿元，增加对地方公路养护等经费转移支付242亿元；增加教育支出260亿元，增加科学技术支出56亿元，增加公路建设支出454亿元。其余2748亿元，用于削减中央财政赤字500亿元，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248亿元，留待以后年度预算安排使用。2010年中央财政超收收入安排使用情况，国务院已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报告。

2．中央财政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并经全国人大审议批准，2010年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农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科学技术、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各项重点支出（包括中央本级支出和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1）教育支出2547.34亿元，完成预算的117.9%，增长28.6%。其中，中央本级支出720.96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1826.38亿元。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支出731.8亿元，全国1.3亿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享受免除学杂费和免费教科书政策，中西部地区约1228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获得生活费补助。免除2900多万名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落实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全面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将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纳入国家资助政策体系，提高高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免除440万名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学费，继续实施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政策等，共支出209.09亿元。启动新一轮“985工程”建设，推进“211工程”、高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等，共支出606.63亿元。加大对地方高校改革发展的支持力度，支出200.67亿元。

（2）科学技术支出1728.34亿元，完成预算的105.8%，增长14.3%。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661.3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67.04亿元。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支出302亿元。支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运行等基础研究，支出244.39亿元。加强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开发等应用研究，支出904.13亿元。实施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支出200亿元。推动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促进产学研用有机结合。

（3）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16亿元，完成预算的100.5%。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50.13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165.87亿元。加强乡镇综合文化站、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建设，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改善基层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件。全国向社会免费开放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达到1743家。大遗址、重点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继续加强。强化新闻媒体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4）医疗卫生支出1485.35亿元，完成预算的106.9%，增长16.7%。其中，中央本级支出73.56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1411.79亿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数达到8.35亿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95亿人，财政补助标准达到人均120元，中央财政共补助560亿元。支持未参保的关闭破产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助63亿元。进一步提高城乡医疗救助水平，补助94亿元。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支出225亿元。在60%的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体制机制综合改革。支持向城乡居民免费提供9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施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共补助295.69亿元。启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784.99亿元，完成预算的105.7%，增长14.8%。其中，中央本级支出428.25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3356.74亿元。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覆盖面达到24%，补助资金120亿元。开展做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试点，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基本养老金月人均标准达到1400元，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共补助1561亿元。提高城乡低保补助标准，支出633.01亿元。提高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支出215.62亿元。建立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受灾地区群众的基本生产生活，适当提高因灾农户倒损住房恢复重建中央补助标准，支出137.69亿元。做好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相关工作，补助资金71.75亿元。落实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积极推行以工代赈，鼓励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对返乡农民工等实施特别职业培训计划。加大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力度，扩大扶持范围。（6）住房保障支出1125.73亿元，完成预算的113.4%，增长15%。其中，中央本级支出386.48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739.25亿元。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全国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开工590万套，基本建成370万套，加快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和游牧民定居工程，中央财政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764.86亿元，增长38.9%。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等支出352.16亿元。

（7）农林水事务支出3879.66亿元，完成预算的102.7%，增长10.5%。其中，中央本级支出387.89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3491.77亿元。落实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农作物良种补贴覆盖地域和品种范围进一步扩大，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增加到12大类180个品目，共补贴1074.9亿元。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先进适用农业技术推广应用，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推动优势特色和安全高效农业发展，支出114亿元。农业综合开发支出192亿元，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2411.72万亩，增加粮食综合生产能力311.2万吨。农业林业保险保费补贴支出67.77亿元，累计参保农户达到1.3亿户次。创新财政扶贫开发机制，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补助资金260亿元，覆盖扶贫对象3597万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1352亿元，完成第一轮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三年规划任务，启动第二轮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新增450个县实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等重点工程以及农村电网改造。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范围扩大到27个省份，支出102.67亿元，5.3亿农民受益。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支持的国家级公益林扩大到10.49亿亩，支出75.81亿元。

（8）国土气象等事务支出370.04亿元，完成预算的110%，增长51.4%，主要是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及矿产资源补偿费收入增加较多，按有关规定专项用于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76.39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193.65亿元。支持实施与地质和矿业有关的重大项目，进一步加强基础性调查、矿山环境治理及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等方面。

（9）环境保护支出1443.1亿元，完成预算的102.1%，增长25.3%。其中，中央本级支出69.48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1373.62亿元。推动节能减排，支出851.25亿元。扶持1184个重点节能项目，促进773户企业开展节能技术改造，支持经济欠发达地区1689户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推动532个环境监测站和691个环境监察执法机构开展标准化建设，实施三河三湖及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等重大减排工程，支持城镇污水处理设施配套管网建设8.7万公里。在8个省份约4100个村庄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工作，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扩大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实施范围，推广高效节能空调近3000万台、高效照明产品1.6亿只。公共领域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城市扩大到25个，在6个城市启动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支出106.31亿元。实施金太阳工程，积极推进光伏发电国内规模化应用。促进生物质能源、风电等发展，在26个城市、62个县启动可再生能源建设应用示范。巩固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成果，推进林业重点工程和草原生态建设，支出468.06亿元。

（10）交通运输支出2599.25亿元，完成预算的122.7%，增长19.3%。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489.58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1109.67亿元。推进国省干线等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改造30万公里农村公路，支出1512亿元。对城市公交等部分公益性行业给予油价补贴，支出187.11亿元。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补助地方260亿元。推进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项目建设，支出125亿元。

（11）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827.77亿元，完成预算的118.9%，下降2.8%。其中，中央本级支出488.38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339.39亿元。推进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支出484亿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支出93.43亿元。

（12）粮油物资储备管理事务支出793.24亿元，完成预算的73.6%，下降28.2%，主要是据实结算的粮油利息费用等补贴减少。其中，中央本级支出495.12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298.12亿元。实施粮食直补支出151亿元。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补贴利息费用109亿元。加强粮油以及石油、有色金属等重要物资储备体系建设，支出257.9亿元。

（13）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802.85亿元，完成预算的94.2%，增长29.9%，与预算的差异主要是据实结算的石油、棉花等物资储备费用减少。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40.91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661.94亿元。继续实施家电汽车下乡以及家电、汽车以旧换新政策，补贴403.58亿元。国家储备棉、糖、肉等补贴支出31.93亿元。推进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工程建设，促进商贸流通服务业发展，支出81亿元。

（14）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支出794.34亿元，完成预算的101.8%。其中，中央本级支出37.9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756.44亿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2008-2010年，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支出累计2330.88亿元，加上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安排的支出655.82亿元和结转下年支出46.57亿元，合计3033.27亿元，实现三年中央财政对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投入3000亿元的规划目标。

（15）国防支出5182.27亿元，完成预算的99.8%，增长7.3%。与预算的差异主要是据实结算的退役士兵安置经费低于预计。其中，中央本级支出5176.35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5.92亿元。支持改善军队官兵生活待遇，加强信息化建设，适当增加装备及配套设施，提高军队抢险救灾应急能力等。（16）公共安全支出1475.42亿元，完成预算的106.1%，增长14.6%。其中，中央本级支出875.2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600.22亿元。推进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不断提高保障水平。防灾减灾和灾害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得到加强。

（17）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92.7亿元，完成预算的97.8%，下降8.3%，主要用于保障机关正常运转，以及支持地方落实自主择业军转干部退役金。其中，中央本级支出837.24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155.46亿元。

（18）国债付息支出1512.36亿元，完成预算的98.5%，增长14.5%。

汇总以上各项支出，2010年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计8898.54亿元，增长19.9%。农业水利、交通运输和环境保护等支出也与民生密切相关，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大部分也用于民生支出。2010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8579.7亿元，增长18.3%。其中：支持农业生产支出3427.3亿元，对农民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支出1225.9亿元，促进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支出3350.3亿元，农产品储备费用和利息等支出576.2亿元。需要说明的是，民生和“三农”支出不是单独的预算科目，为了便于审议，将与民生和“三农”相关的支出项目综合反映出来，因而存在一些交叉重复。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0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35781.94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32582.64亿元。

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3175.57亿元，完成预算的124.3%。其中：三峡工程建设基金收入59.16亿元，铁路建设基金收入616.92亿元，港口建设费收入114.44亿元，民航机场管理建设费收入136.41亿元，彩票公益金收入247.73亿元，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收入183.44亿元，中央农网还贷资金收入91.44亿元等。加上2009年结转收入631.34亿元，2010年使用的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3806.91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支出3016.75亿元，完成预算的94%。其中：中央本级支出2284.05亿元，包括三峡工程建设支出69.89亿元，铁路建设支出582亿元，港口建设支出87.15亿元，民航机场管理建设支出46.76亿元，彩票公益金用于社会福利、体育、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支出139.1亿元，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0.45亿元，中央农网还贷资金支出102.87亿元等；对地方转移支付732.7亿元，增加133.4亿元，增长22.3%。中央政府性基金结转下年支出790.16亿元。

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32606.37亿元，完成预算的201.9%。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9109.94亿元，完成预算的213.2%，主要是土地供应增加、地价总体水平上升以及收入管理加强等因素所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610.87亿元。彩票公益金收入243.64亿元。地方教育附加收入242.82亿元。加上中央政府性基金对地方转移支付732.7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为33339.07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30298.59亿元，完成预算的175%。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26975.79亿元，包括征地拆迁补偿等成本性支出13395.6亿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补助农民等支出2248.27亿元、廉租住房保障支出463.62亿元、破产或改制企业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安置职工支出3336.63亿元、按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有关规定用于城市建设的支出7531.67亿元。彩票公益金支出288.19亿元，用于社会福利、体育、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支出479.68亿元。地方教育附加支出177.41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大于支出部分结转下年使用。

（三）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10年收取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558.7亿元，完成预算的132.7%。超过预算主要是将国有股减持收入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加上2009年结转收入18.9亿元，使用的收入总量为577.6亿元。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563.43亿元，其中：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支出148.54亿元，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支出9.32亿元，国有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支出179.5亿元，中央企业改革脱困补助支出121.96亿元，重大科技创新支出32亿元，重大节能减排支出30亿元，境外投资支出22.41亿元，社会保障等支出4.7亿元，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10亿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产业发展资金支出5亿元。

以上有关预算执行的具体情况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全国预算执行情况2011年全国预算（草案）》。

（四）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情况 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进一步巩固经济向好势头。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对城乡低保对象、企业退休人员和优抚对象等群体的补助水平，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继续实施家电汽车下乡以及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等鼓励消费的一系列政策。

安排使用好政府公共投资，优化投资结构。通过统筹使用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等，中央政府公共投资支出10710亿元，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及农村民生工程、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保障性安居工程、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等方面。继续代理发行2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券，优先用于公益性项目续建和收尾。

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引导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巩固增值税转型改革以及成品油税费改革成果。对部分小型微利企业实施所得税优惠政策。对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按7.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继续执行各项税费减免政策，严格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

（五）财税改革进展情况

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归并和清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完善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办法，健全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规模逐步扩大。建立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增强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保障能力。27个省份970个县实行了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2.86万个乡镇实行了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健全公共财政预算，全面编制中央和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继续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试点范围，启动试编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资源税改革相继在新疆和西部地区试点。统一了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制度。积极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政策全面落实。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政策加快实施。

（六）落实全国人大预算决议有关情况

按照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有关决议，以及十一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着力保障重点支出，完善预算编制，严格预算执行，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深入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预算法、注册会计师法修订和车船税立法工作取得重要进展。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减少代编预算规模，预算年初到位率有所提高。积极开展重大项目预算评审，增强项目支出预算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提前通知中央转移支付预计数额，地方预算编制的完整性明显增强。提高预算执行的均衡性和效率，12月份全国财政支出占全年支出的比重，从2009年的26.3%下降到2010年的20.1%。制定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具体实施方案，完善相关政策，组织清理核实融资平台公司债务。预算编制、执行、决算和监督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机制不断健全。“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不断深入。组织开展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理和检查，促进管理机制的创新和完善。预算公开全面推进，对外公开的中央财政预算表格从2009年的4张增加到2010年的12张，支出预算表细化到了款级科目。74个中央预算部门公开了部门预算。地方预算公开取得新的进展。加强支出标准体系建设等财政管理基础工作。不断规范乡镇财政管理，监管力度逐步增强。顺利完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对2009年中央决算询问的应询工作，年中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预算执行情况，并根据审议意见落实相关改进措施，有关情况国务院已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目的审批管理。2010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回顾过去的五年，财政发展改革呈现新的面貌。财政收支规模不断扩大，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十一五”时期，全国公共财政总收入30.3万亿元，年均增长21.3%；全国公共财政总支出31.9万亿元，年均增长21.4%。国家财政用于民生方面的投入大幅增加，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显著提高，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明显加快。“十一五”时期全国公共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文化方面的支出达到4.45万亿元、1.49万亿元、3.33万亿元和5600亿元，分别比“十五”时期增长1.6倍、2.6倍、1.3倍和1.4倍。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累计近3万亿元。

财税政策不断完善，财政宏观调控进一步加强。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先后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协调配合，健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体系，有效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并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财税改革不断深化，公共财政体系进一步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初步建立，政府预算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农业税全面取消，增值税转型改革全面实施，内外资企业税制全面统一，消费税制度继续完善，成品油税费改革顺利推进，资源税改革启动试点，地方税改革稳步推进。

财政管理不断加强，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依法理 财深入推进，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体系不断健全，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得到加强，预算公开工作加快推进，财政监督机制不断完善，财务会计制度进一步健全，较好保障了财政职能作用的发挥。

上述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国务院统揽全局、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各地区、各部门密切配合、扎实工作的结果，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运行和管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是：一些县乡基层财政仍比较困难，基本财力保障力度还需加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尚需完善，推进地区、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务相当艰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政策还不够健全，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增强；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不容忽视；土地出让收支管理亟待加强；财政管理仍比较薄弱，支出进度还不够均衡，资金使用效益尚需提高。我们将高度重视这些问题，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二、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一）当前我国财政形势

2011年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仍然极其复杂。世界经济将继续缓慢复苏，但复苏的基础不牢。我国经济向好趋势没有改变，但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不少。从财政看，收支矛盾依然比较突出。收入方面，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为财政收入增长奠定了基础，同时，由于2010年收入基数较高，加上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的态势难以持续，车市逐步降温，以及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调整增值税和营业税征收范围、继续对部分小型微利企业实施所得税优惠政策等，也会减少一些收入。2011年财政收入增幅将比上年有所回落。支出方面，完成公共投资在建项目，加强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推进教育、医药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改革，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应对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助力度等，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支出压力很大。

（二）财政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总体要求 根据中央决策部署，结合面临的经济财政形势，2011年财政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深化财税制度改革，推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节能环保以及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发展。坚持依法理 财和统筹兼顾、增收节支的方针，加强财政科学管理，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2011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财政补助规模，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收入，增强其消费能力。完善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努力扩大就业，支持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落实义务教育学校、公共卫生和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等政策。完善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等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政策。

二是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中央基建投资主要用于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新疆、西藏及四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自主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优先保证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资金需求，有序启动“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建设。同时，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三是调整完善税收政策，促进企业发展和引导居民消费。继续改革和完善税制，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经济和收入分配的作用，促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展增值税改革试点，完善消费税制度，分步实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推进资源税改革。继续对部分小型微利企业实施所得税优惠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实施有利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增加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四是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加“三农”、欠发达地区、社会事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等重点支出，促进民生改善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让群众得到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大力支持玉树、舟曲灾后恢复重建。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降低行政成本。

五是大力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兼并重组和技术改造。鼓励并扩大关键零部件及先进设备进口，引进先进技术。大力支持节能减排，加快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增加中央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财税政策。

2011年要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础上，集中财力办几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大事：一是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教育资金使用效率；二是大力支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医疗服务和保障水平；三是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投入力度，推进公共租赁房、廉租房建设和农村危房及各类棚户区改造；四是支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并将试点地区城镇无收入居民纳入保障范围；五是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农田水利建设、中小河流治理、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灾害防治等，切实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六是支持节能减排和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三）2011年公共财政预算安排情况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11年经济发展预期指标、经济社会政策和财政预算编制的总体要求，2011年公共财政预算主要指标拟安排如下：中央财政收入45860亿元，比2010年执行数（下同）增长8%。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500亿元。合计收入总量为4736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总量54360亿元，增长12.5%。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7050亿元，增长6.7%；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37310亿元，增长15.3%。中央财政收支总量相抵，赤字7000亿元，比2010年预算数减少1500亿元。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77708.35亿元。

根据地方预算初步安排情况，中央财政代编的地方本级收入43860亿元，增长8%，加上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3731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合计81170亿元，地方财政支出83170亿元，收支相抵，差额2000亿元，国务院同意由财政部代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弥补，并列入省级预算管理。地方财政收支安排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为准。

汇总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安排，全国财政收入89720亿元，增长8%，加上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500亿元，可安排的收入总量为91220亿元；全国财政支出100220亿元，增长11.9%。全国财政收支差额9000亿元，占GDP的比重由2010年的2.5%下降到2%左右。这样安排，既考虑了巩固和发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促进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2010年底余额为2368.13亿元，2011年预算调入使用1500亿元，剩余868.13亿元。

1．中央财政主要收入项目安排情况

国内增值税17570亿元，增长10.5%。国内消费税6500亿元，增长7.1%。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1220亿元，增长7%。关税2170亿元，增长7%。企业所得税8380亿元，增长7.5%。个人所得税3120亿元，增长7.5%。证券交易印花税550亿元，增长4.2%。出口退税8005亿元，增长9.2%，相应冲减财政收入。车辆购置税1927亿元，增长7.5%。非税收入2080亿元，增长5.7%。

2．中央财政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情况

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优先保障加强“三农”、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深化改革等方面的支出。中央财政主要支出项目（包括中央本级支出和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拟安排如下：

（1）教育支出2963.57亿元，增长16.3%。其中，中央本级支出786.45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2177.12亿元。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安排补助30亿元。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提高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生均基准定额，继续实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政策，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共安排921.24亿元。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等，安排资金165.14亿元。落实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学费政策，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安排资金134亿元。健全普通高中、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安排补助经费271亿元。实施“985工程”、“211工程”等，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开展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安排资金717.25亿元。支持提高地方高校生均拨款水平，推动地方高校发展改革，安排资金200亿元。促进特殊教育、民族地区教育发展

（2）科学技术支出1944.13亿元，增长12.5%。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901.59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42.54亿元。加快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安排435亿元，增长44%。增加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投入，推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基础科研机构科研能力建设，安排基础研究资金257.19亿元。重点支持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开发，安排应用研究资金990.63亿元。扩大重大科研装备自主研制试点范围。加大对区域创新能力建设的引导支持，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3）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74.43亿元，增长18.5%。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88.4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186.03亿元。优先支持涉及农村和基层群众切身利益的文化建设项目。保障博物馆、纪念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加大国家重点文物和大遗址保护力度。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产业发展。加强新闻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4）医疗卫生支出1727.58亿元，增长16.3%。其中，中央本级支出63.56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1664.02亿元。加上2009年安排的1273.21亿元和2010年安排的1485.35亿元，完成中央财政支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三年新增投入计划。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率提高到90%以上，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财政补助标准由人均120元提高到200元，中央财政安排760亿元，增长35.7%。支持在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将城乡居民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由15元提高到25元，继续支持实施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安排346亿元。推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加大城乡医疗救助力度，安排80亿元。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414.34亿元，增长16.6%。其中，中央本级支出484.79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3929.55亿元。支持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范围由全国24%的县扩大到40%的县，并将城镇无收入居民纳入养老保险范围，安排补助资金131亿元。对全国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户等8600多万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安排资金104亿元。将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140元左右，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妥善解决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保障问题，安排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796亿元，增长15.1%。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中央财政共安排补助资金749亿元，增长18.3%。调整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安排补助资金257.7亿元，增长19.5%。适当提高孤儿基本生活补助标准，安排36亿元。安排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106.5亿元。继续做好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收尾工作，安排补助资金60亿元。扩大鼓励创业政策的扶持范围，做好就业帮扶、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等。

（6）住房保障支出1292.66亿元，增长14.8%。其中，中央本级支出291.63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1001.03亿元。通过加大各级财政投入、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加快公共租赁房和廉租房建设，推进城市、工矿、林区、垦区、煤矿等棚户区改造，以及农村危房改造和游牧民定居工程，中央财政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1030亿元，增长34.7%。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等支出安排262.66亿元。

（7）农林水事务支出4588.83亿元，增长18.3%。其中，中央本级支出424.19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4164.64亿元。强化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支持中小河流治理、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山洪地质灾害防治，扩大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和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实施范围，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以及农村电网改造等，安排资金1575.4亿元。农资综合补贴安排860亿元，增长20.1%。健全农作物良种补贴制度，提高补贴标准，安排资金220亿元。增加农机购置补贴规模，安排175亿元。推动现代农业建设和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安排资金90亿元。以粮食主产区为重点，加快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加强中低产田改造，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安排农业综合开发资金230亿元，增长19.8%。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安排资金136.6亿元。支持集中连片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实施扶贫攻坚，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安排资金306亿元，增长17.7%。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安排资金94.06亿元。全面实施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安排奖补资金160亿元，增长55.8%。全面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继续实施其他公益性乡村债务清理化解试点。

（8）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支出454.89亿元，增长22.9%，增幅较高主要是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及矿产资源补偿费收入预计增加较多，按有关规定专项用于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67.48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287.41亿元。加强矿产资源勘查、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以及矿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支持开展海域使用监管和保护等工作。

（9）节能环保支出1591.85亿元，增长10.3%。其中，中央本级支出74.37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1517.48亿元。加强重点节能工程建设，促进清洁生产、节能技术改造、节能产业发展，继续支持淘汰落后产能，推进建筑节能，进一步加大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实施力度，扩大对购买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的补贴范围，加强重金属污染治理以及重点地区、重点流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安排节能减排资金945亿元。支持实施金太阳工程，加强生物质能源综合利用，推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鼓励企业生产循环化、物资再制造和利用，安排122亿元。推动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二期工程，安排资金140.84亿元，增长1.2倍。支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安排327亿元。鼓励重要能源、资源、原材料进口，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促进重点领域低碳技术研究推广，支持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10）交通运输支出2866.91亿元，增长10.3%。其中，中央本级支出400.24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2466.67亿元。推进农村公路、国省干线等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安排1966.4亿元。继续对城市公交、农村客运等部分公益性行业给予油价补贴，安排296.47亿元。支持地方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安排补助资金260亿元。

（11）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744.86亿元，下降10%，主要是相关基建支出减少。其中，中央本级支出410.88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333.98亿元。推进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安排资金381亿元。安排专项资金35亿元，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研发和示范等工作。促进各类中小企业发展，安排专项资金103.44亿元。

（12）粮油物资储备事务支出1130.5亿元，增长23.9%。其中，中央本级支出796.28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334.22亿元。取消粮食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地方配套，增加中央财政补助规模，安排粮食风险基金293亿元。支持稳步提高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增加粮油、石油、有色金属等重要物资储备，安排703.87亿元。

（13）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706.14亿元，增长3.3%。其中，中央本级支出24.66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681.48亿元。完善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政策，安排补贴资金426亿元。继续推进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工程建设，促进商贸流通服务业发展，安排资金94亿元。

（14）国防支出5835.91亿元，增长12.6%。其中，中央本级支出5829.56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6.35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改善军队官兵生活待遇。

（15）公共安全支出1617.32亿元，增长9.6%。其中，中央本级支出1024.53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592.79亿元。继续推进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提高基层政法机关装备水平和办案能力。

（16）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118.84亿元，增长4.3%。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对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等三项经费支出按不超过2009年压缩后的规模安排。其中，中央本级支出876.85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241.99亿元。

（17）国债付息支出1839.84亿元，增长21.7%。

汇总以上各项支出，2011年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文化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10509.92亿元，增长18.1%。农业水利、交通运输和环境保护等支出也与民生密切相关，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大部分也将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支出合计将占中央财政支出的2/3左右。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安排合计9884.5亿元，增长15.2%。其中：支持农业生产支出3938.7亿元，对农民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支出1406亿元，促进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支出3963.6亿元，农产品储备费用和利息等支出576.2亿元。中央基建投资安排合计3826亿元。3．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安排情况

进一步优化转移支付结构，2011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37310亿元，增长15.3%。其中：税收返还5067.99亿元，增长1.4%；一般性转移支付17336.77亿元，增长18.5%；专项转移支付14905.24亿元，增长17.1%。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均衡性转移支付安排6609.11亿元，增长21.2%。其中：安排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775亿元，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安排资金300亿元，提高三江源等生态功能区的财政保障能力。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安排370亿元，支持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继续实施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制度，安排资金135亿元。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安排581亿元。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2011年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826.27亿元，下降11%。其中：铁路建设基金收入648亿元，港口建设费收入123.93亿元，民航机场管理建设费收入147.32亿元，彩票公益金收入261.5亿元，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收入198.11亿元，中央农网还贷资金收入96.01亿元等。加上上年结转收入790.16亿元，可安排的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为3616.43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3616.43亿元，增长19.9%。其中：中央本级支出2384.93亿元，增长4.4%，包括铁路建设支出682.92亿元，港口建设支出101.71亿元，民航机场管理建设支出87.77亿元，彩票公益金用于社会福利、体育、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支出244.02亿元，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0.47亿元，中央农网还贷资金支出105.95亿元等；对地方转移支付1231.5亿元，增长68.1%。

中央财政代编的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22995.47亿元，下降29.5%，主要是预计土地相关政府性基金收入减少。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9753.41亿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446.67亿元，彩票公益金收入261.5亿元，地方教育附加收入274.13亿元。加上中央政府性基金对地方转移支付1231.5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为24226.97亿元。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24226.97亿元，下降20%。其中：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征地拆迁补偿成本性支出、城市建设等支出20339.57亿元；彩票公益金用于社会福利、体育、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支出351.4亿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446.67亿元；地方教育附加安排的支出274.13亿元。

汇总中央和地方政府性基金收支，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25821.74亿元，下降27.8%，加上上年结转收入790.16亿元，可安排的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量为26611.9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26611.9亿元，下降18.3%。

（五）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 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在原有基础上，新增教育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所属企业，农业部、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直属企业，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以及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并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844.39亿元，增长51.1%。加上上年结转收入14.17亿元，可安排的预算支出858.56亿元。主要用于：国有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支出495.5亿元，中央企业改革脱困补助支出30.5亿元，重大科技创新支出35亿元，重大节能减排支出35亿元，境外投资支出30亿元，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建设支出10亿元，兼并重组支出80亿元，新兴产业等发展支出45亿元，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支出50亿元，社会保障等支出5亿元，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40亿元。随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不断完善，今后将逐步增加对社保等民生方面的投入。同时，积极推进地方加快试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救与不救?中央还是地方? 篇6

温总理的温州考察，节后汇金增持四大行，到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金融财政支持措施，其实都密切呼应，是对中国最大的不确定因素的系列应对。汇金的增持，一般被市场理解为政府对股市的支持，但究其实质，应该是发出一定会稳定中国金融体系的信号。否则，不会一方面官方媒体高调展示其入市行动，一方面又有官方媒体强调这“不是简单地救市”。

整体来看，财政对小型微型企业的支持力度较好落实，实际效果也更为显著，金融措施在目前资金面异常紧张的情况下落实的难度非常大，加上会议强调“按市场原则进行，减少行政干预”，故效果会大打折扣，小型微型企业的生存状况难有大的改变。于是，很多人士对调控政策的松动开始有所预期。

小型微型企业的现在与紧缩政策有无关联？应该还是有，但主要是政策一张一弛的转换太过迅速，力度太大，以至于受到种种诱惑、过惯了好日子的企业或个人投资者都不免会适应不了。大寒大暑，有几个能抗住？紧缩下，生产、经营都不好过，更别说一些企业已经习惯性地投入到了炒作资产、放高利贷赚快钱的运动中去了。换句话说，不只是收得紧，更是形势变化太快。

金融支持的态度尚且如此，专门为此放松货币政策更不太可能。这次调控，显然也想淘汰一批落后企业，一些小型微型企业可能也首当其冲。政府对温州现状的重视可能主要是担心对社会稳定及金融体系的冲击。

OK，不为小型微型企业放松调控，那9月份CPI的同比增幅已经开始回落，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放松调控呢？拜托，9月份CPI环比还是上升的，同时，在政府开始上调公用事业品价格的背景下，通胀的压力并未有减缓。即便从目前情况看，食品价格的上升势头也是有增无减。所以，如果高利贷的断裂情况加剧，政策可能会有所应对，但通胀这块大石头始终未去。

在宏观调控中，不单要关注企业的生存状况，还应该注意调控中受损的地方利益的诉求。房地产的调控带来土地出让金收入的下降，这令到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加大了地方对房地产调控的抵触。佛山市松动限购政策、但又在12小时后被叫停一事，便是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冲突的体现。地方利益最终被迫服务于大局，但地方的诉求不能就此被忽视，否则，阳奉阴违之事还会频频发生，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格局扭曲下去对社会稳定发展也不利。

中央—地方政府 篇7

目前全国多个城市相继出台了房地产行业救市方案, 与此同时, 北京、上海、深圳、南京等房价偏高的一线城市, 地方政府都明确表态:救市不会为高房价托市, 而是要稳定市场、促进消费, 使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上海市市长韩正说:今年上海住房消费以居住为主, 以普通商品房为主。

韩正说:“我们也不希望房地产大起大落, 在上海GDP的贡献中间, 今年不会有提高, 应该是平稳的。”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 商品房的销售量呈现萎缩, 然而商品房的销售价格变动不大, 与普通消费者的收入相比依然偏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强调:只有以合理价格进行销售才能释放需求。

中央—地方政府 篇8

生态环境资源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 哈丁在以“公共地的悲剧”为题的著名论文中证明, 如果一种资源没有排他性的所有权, 就会导致对这种资源的过度使用。由于生态环境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且所有权不具有排他性, 所以生态环境的过度使用现象严重。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生态环境的治理意味着投入大量的资源与人力, 并且环境治理的效果具有滞后性, 所以政府的投入回报在短期内很难得以显现, 甚至有时还会给政府带来暂时性的利益损失。在生态治理过程中, 面临着高成本、低收益的问题, 导致其缺乏执行相关政策的积极性, 地方政府往往不愿意投资到生态治理, 而是等待中央政府治理环境污染。

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政策实施的博弈方面的研究, 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林洪和杨科研究了完全信息静态下中央与地方在普查经费投入上的博弈问题[1]。张慧、张锦高和陈彪运用演化博弈论研究了地质灾害防治投入上中央与地方的政策博弈, 认为地方政府滥用专项资金的机会成本、中央政府的投入与收益等都会影响地质灾害防治的效果[2]。左峰应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分析了在宏观调控领域中央与地方的博弈, 认为这种博弈既有积极的方面, 也有消极因素[3]。邓志强和罗新星建立了中央与地方环境收益的净收益函数, 用此函数来分析二者之间的政策博弈, 认为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协调中央与地方在环境治理中的关系。[4]洪璐、彭川宇通过构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城市环境治理中的总收益函数, 得出二者总收益函数的不同是导致双方政策行为差异的原因, 并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和实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问责制可以提高地方政府在城市环境治理工作中的积极性[5]。

然而, 上述文献多数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基础上研究中央与地方在环境治理中的关系。本文在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引入了不完全信息博弈, 从而得出中央与地方政府实施环境治理政策行为的贝叶斯纳什均衡解, 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模型与分析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面对环境治理负外部性的博弈过程中, 作为博弈主体所遵循的都是“最优策略”, 即不论对手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每个博弈者所选择的都是他自己唯一最佳的策略, 但是这种理性的抉择常常导致不理想的结果[6]。

1.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1) 模型的建立

在博弈模型中, 根据博弈理论确定博弈的几个要素:局中人:即博弈的局中人—中央政府A和地方政府B。行动空间:博弈双方都知道对手和自己可能的策略选择, 以及各种策略下双方的收益情况。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有两个策略选择:努力实施环境治理和不努力实施环境治理;

支付函数:博弈的支付可以进行评价。假设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努力实施环境治理, 他们所得到的社会收益分别为R1、R2。如果地方政府努力进行环境治理而中央政府并不大力支持, 则地方政府只能得到一个较小的社会收益r1 (r1

(2) 模型的假定

(1) 参与博弈的地方政府都是理性的行为主体, 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 (2) 双方选择的策略为环境污染地区的治理或者是不治理;=。 (3) 双方在采取行动时不仅要考虑自身行动对己方收益的影响, 还要考虑对方行动可能对己方收益的影响。 (4) 因为治理环境的成本较大且时间较长, 所以从短期来看, 不进行环境治理所得到的收益大于双方不共同努力治理时努力的一方所得到的收益, 即πi-Ri>ri。 (5)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共同努力治理环境所得到的收益Ri (包括对中央税收、地方就业、周边地区的发展等方面) 要大于不努力一方所得到的收益πi+ri, 即Ri>πi+ri。

根据假设, 我们可以得到如表l所示的双方博弈矩阵l。

(3) 模型的分析

根据划线法, 我们得到两个纯战略纳什均衡: (努力治理, 努力治理) , (不努力治理, 不努力治理) 。同时, 根据奇数定理, 我们还可以得到第三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设地方政府实施环境治理的概率为p, 不治理的概率为q;同理设中央政府努力实施环境治理的概率为m。现若给定地方政府努力实施环境治理的概率p。

于是, 我们得到第三个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中央政府以m的概率努力实施环境治理, 地方政府以P的概率努力实施环境治理。

该模型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1) 该博弈模型告诉我们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没有努力治理环境时多会选择等待, 从而在短期内可以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因为中央政府并没有重视环境的治理, 资金和机器设备均要地方政府自己掏腰包。在环境治理方面投入的高成本还会导致地方经济发展速度放缓, 而环境的改善并不能在官员政绩考评中发挥多大作用, 所以这些因素都会让地方领导难以下定决心对环境进行治理和改善。该模型很好地解释了目前在我国地方区域存在的以牺牲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粗犷放型经济发展模式。

(2) 该模型同时告诉我们, 中央政府之所以选择不努力治理环境是因为中央政府有预期利润存在π2+r2或者π2-R3。中央政府强调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在地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中央政府为了消除贫困、充分就业, 只能将有限的财政拨款用到经济发展中, 通常忽略了环境的治理。中央政府在短期发展目标中若包括对地方环境进行治理, 必须要以牺牲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或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为代价。

(3) 该模型也说明了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的不一致, 中央政府往往考虑包括环境污染等指标在内的综合指标, 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在发展初期选择了走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由此看来, 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更愿意牺牲环境来换得经济利益。所以即使中央政府努力进行了环境治理, 因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控制“私人信息”, 效果也并不明显, 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R1, R2) 。

(4) 在地方政府为理性经济人的条件下, 如果中央政府先行进行环境治理, 则地方政府最好的选择是也努力实施环境治理, 这说明在现实生活中中央政府具有绝对领导地位。在环境治理方面如若中央政府给予足够的重视, 环境的改善和保护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以上的模型中阐述了如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完全了解对方收益的情况。但在实际生活中,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能并不能完全掌握对方的收益信息, 所以下面我们引入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首先假定如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选择努力实施环境治理, 则地方政府所得到的收益为R1+θ1, 而如果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不努力实施环境治理, 则中央政府所得到的收益为π2-R3+θ2。于是博弈矩阵表1变为表2的形式。

给定地方政府的战略, 中央政府努力实施环境治理与不努力实施环境治理的期望收益分别为。令

同理可得。两式进行联立, 可以分别解得θ1*和θ2*。可以得到贝叶斯纳什均衡:对于地方政府, 若θ1>θ1*, 选择努力实施环境治理, 否则选择不努力实施环境治理。对于中央政府, 若θ2>θ2*, 选择努力实施环境治理, 否则选择不努力实施境治理。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们应完善环境治理方面的政策制度, 上级政府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引导, 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应避免地方政府的决策者一味盲日地发展地方经济而忽视区域生态环境的保护。例如可全面引入“绿色GDP”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把环保指标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中, 从而规范各级领导干部和政府的行为, 建立新的政绩考核指标来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双赢。

此外还应建立科学的奖惩机制。若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治理生态环境, 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奖惩机制。首先应以法律的形式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加以规范和引导, 杜绝滥用自然资源的工程, 每一个上马的工程应通过规范的环境影响评价, 达标后才可获得批准。对于在治理生态环境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奖励力度, 而不应只看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因为环境的改善而变慢。要对各层干部领导进行培训, 使其意识到中央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同时应加强环境治理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 减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从而有利于打造诚信政府, 提升政府部门的形象和声誉[4]。

最后应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划分。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事务管理范围和相应拥有的权力, 使中央合理集权与地方合理分权相结合, 形成动态平衡[7]。当前, 在生态治理领域内, 还存在着事权划分缺乏明确法律规范、中央政府在财权上集中过多的问题, 所以我国应明确界定和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划分, 避免无效率浪费资源的事情发生。

参考文献

[1]林洪, 杨科.普查经费投入的博弈分析[J].统计研究, 2007, 24 (8) :13-16.

[2]张慧, 张锦高, 陈彪.地质灾害防治投入中的中央与地方博弈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07, (7) :4547.

[3]左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领域的博弈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7, (7) :5-9.

[4]邓志强, 罗新星.环境管理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分析[J].管理现代化, 2007, (5) :19-21.

[5]刘洋, 万玉秋.跨区域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分析[J].环境保护科学, 2010, (1) :34-36.

[6]洪璐, 彭川宇.城市环境治理投入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 2009, 16 (1) :70-74.

正确统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篇9

把握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内涵及精神实质

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就是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权限和职责, 做到事权与财权相匹配、权力与责任相一致, 既维护中央的统一领导, 又更好地发挥地方积极性。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统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 就是建立合理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制度。我国是单一制国家, 中央集权是一个既定的前提, 中央必须利用控制手段约束地方的离心倾向。但是,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地方政府职权逐步扩大, 地方政府开始具有明确的经济利益和行为目标, 中央与地方关系不再是单纯的行政隶属关系, 权力关系已由行政性分权向经济性分权转变, 地方政府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权力主体和利益主体, 中央必须承认地方意志、地方利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各有所长, 各有所短, 没有中央集权的地方分权, 就会造成“诸候分割”局面, 而没有地方分权的中央集权, 就会走向僵化的“大一统”状态。建国以来, 我国对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了多次调整和改革, 都未能使它走向合理化、规范化。如何统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建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体制, 是当前以至未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建构的根本任务和目标。

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是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紧迫要求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实行层级制管理的国家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迫切的任务。

第一, 统筹中央与地方关系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国后, 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经历了多次反复的“收放”权调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转向放权让利。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实行分税制, 这使中央与地方关系改革由放权让利走向制度化。目前, 中央与地方关系尽管得到很大改善, 但仍具有明显的缺陷: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职能交叉、责权不明, 有时会造成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冲突;地方政府角色错位, 地方主义一度泛滥, 中央与地方关系一度失衡;地方经济差距拉大, 矛盾突出, 使中央与地方关系更加复杂化。因此, 统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最终目的, 就是按十七大要求, 理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冲突, 齐心协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这一目标, 其关键是加强中央统筹能力, 尤其是要提高中央宏观调控能力, 重点是提升中央财力。中央只有拥有强大统筹能力, 克服地方主义, 全国政令统一, 令行禁止, 才能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才能走出有别于西文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 才能领导全国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二, 统筹中央与地方关系有利于中央调控地方政府行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开始加剧。由于政绩考察的激励, 当前的地方政府已演变成为追求经济增长的“利益集团”。为了获得稳定增长的政绩, 一些地方以追求GDP增长为核心, 采取各种手段刺激经济增长, 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土政策”, 有的不惜利用“土地批租”、“干预银行信贷”等方法、手段, 造成大量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 影响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 甚至一些基层政府, 对中央政策置若罔闻, 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这样做的后果是一方面增加了中央宏观调控的难度与成本, 另一方面违背了经济社会实现科学发展要求。因此, 提高中央调控全局的能力, 提高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令的自觉性, 使宏观调控更富效率, 对促进维持科学发展显得十分重要而迫切。

第三, 统筹中央与地方关系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作为具有一定权利义务的行政主体, 在国家生活中有着中央政府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因此,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 既有强有力的权威的中央政府, 又有充满活力的高效的地方政府。要增强地方活力, 首先要通过建立必须的分权制度, 通过制度安排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 实行必要的地方分权。地方依法拥有自主权, 是调动地方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前提和保障。要增强地方活力, 同时必须承认地方利益。无视地方利益, 不仅使地方失去活力, 而且会导致地方无视中央利益的行为。按照十七大报告“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要求, 要让地方拥有发展地方经济的主动权。只有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公共服务职责、经济发展职责、才能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正确统筹广东与中央的关系

在体制转型期, 统筹广东与中央关系的目标是:在坚决维护中央政府权威基础上, 建立中央合理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相结合的体制, 形成集分结合、职权明确、科学规范的新型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要处理好中央与广东的关系, 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要坚决维护中央权威, 自觉服从中央领导。地方政府要要树立中央的权威意识, 增加政治观念、大局观点, 进行自我调适, 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精神, 自觉维护中央威信, 做到地方服从中央, 自觉执行中央政令, 实现全国一盘棋。同时, 建立交流反馈制度, 建立地方政府参与中央政府政策制定及其调整、完善的合作与反馈机制, 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决策意图与职能有机地统一起来, 做到上通下达, 步调一致。例如, 欧盟现有300多个区域政府和40000多个地方政府, 这些区域政府和地方政府不仅在欧盟总部有其派生的协调机构, 而且彼此之间有着广泛的横向联系和合作, 组成各种类型的区域间组织, 如区际规划委员会、大都市区合作委员会等等, 这些组织非常有利于欧盟政府间的合作与协调。

二要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 实现权责一致。目前, 在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力的划分中, 中央居于绝对的核心地位, 在集权的架构中通过中央政府直接领导和中央部门领导地方工作部门进行双重垂直领导, 所以在事权关系上地方基本处于弱势地位。中外经验和事实证明, 中央与地方权力的科学划分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前提和基础。通过调研论证, 明确中央与地方的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 坚持权利、责任对称统一, 权责在有一个合理的边界和比例, 既不能使中央承担无限责任, 而地方不负责任, 也不能让中央享有无限权利, 而地方毫无权利, 防止因职责不明造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冲突。

三要建立大部门体制, 形成新的部门协作机制。党的十七报告指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 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按照这一要求, 切实转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 加快建设服务政府、效率政府, 在中央建立起大部门体制, 形成新的协作机制。省市有的机构不一定上下对设。对未对应设置的机构, 应根据职能相近的原则实行归属管理, 明确隶属关系、主要职责, 防止出现上下断层、工作脱节的现象。

四要及时化解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纠纷, 机制中央与地方化解矛盾的机制。一些中央部门缺乏义务责任, 倾向于不加约束自己的行为, 从而损及地方权利。因而, 在宏观调控中, 国家调控政策要顾及大多数地方利益, 对利益受损的地方要统筹兼顾。在中央与地方共有权务管理的公共事务领域, 中央和地方必须建立化解矛盾纠纷的机制, 分工合作, 协商式解决问题和冲突。

五要尽快出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 实现依法统筹。以往中央与地方每次关系的调整, 都是中央采取的一种权宜措施, 带有明显的主观随意性, 容易造成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混乱。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 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都通过宪法和有关法律明文规定。因此, 要尽快出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 规定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界限, 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各自享有哪些权力以及中央与地方共同享有哪些权力。

参考文献

[1].欧阳日辉:宏观调控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机制, 《渤海大学 (哲学社会科学) 学报》, 2007年第4期;

[2].王玉明: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论纲, 《南京社会科学》, 1998年11期;

浅论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 篇10

一、事权的内涵

首先, 事权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淮南子·兵略训》中, 里面讲究战略布局, 也就是指军事指挥上的种种妥善处置。另外一种含义就是指职权、权力。宋朝诗人梅尧臣的诗中提到“事权轻”就是这个含义。

事权指处理事务的权利。然而跟随时代的变化, 我们现今讨论的事权则主要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权力。所谓事权, 概括地说就是各级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和事务中应负担的使命和职责的权利。

有的学者认为, 事权是指政府的职责或职能,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即政府的支出责任。还有学者认为事权是处理事情的权利, 包括国家事权、政府事权和财政事权三个部分。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把事权等同于支出责任或者是把事权局限于处理事情的权利, 而没有对其范围给予界定。有的学者认为事权是行事之责, 即哪些事务应该由哪一级政府负责[3]。这一定义区分的事权和事责, 但还是有些模糊不清。还有的学者提到国家公共权力的纵向配置就是事权划分, 不仅包括国务院及对应的地方行政序列这一狭义政府间的职责划分, 还涉及党务、法务、防务等广义公共服务部门, 是“大政府”的概念, 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这种定义因涵盖了广泛的权利, 具有很大的包含性和合理性。

二、事权划分的理论和原则

(一) 事权划分的理论

关于事权划分的理论, 包罗万象, 有市场经济理论、公共需要理论、制度变迁与体制创新理论等十几种。而委托代理理论、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博弈理论则是普遍被认为是较为重要的三个理论。

1.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由三个基础要件, 首先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沟通不是一一对应, 其次是委托人和代理人基于已经存在的规则或者双方的意愿的而维持着一种相对比较正规的合约关系, 而这种良好的关系对于双方的权利、义务、任务或权限有着较为明确的要求, 双方在各自的行为规则中运行, 促成委托代理关系的良好运行。再次, 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利益博弈, 委托人要求代理人忠实地履行职责以便获得最大利益, 代理人也会利用自身的优势尽可能地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消减成本以同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理论放到中国实际来看, 中央与地方是两个独立的主体, 中央是委托人, 拥有大权, 但是不能触及到地方基层。

2. 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各级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决定了中央和地方在提供公共产品时的效率和合理性, 即不同层级的政府提供不同层次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层次的分级有很多种, 占主流的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把公共产品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和全国公共产品, 换句话说就是划分全国事务和地方事务。另外一种是把公共产品分为全国公共产品、准全国公共产品和区域公共产品。这两种分类都为中央和地方事权合理的划分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3. 博弈理论

这个理论指出中央与地方是两个独立的主体, 这两个主体有着各自的利益, 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分歧。该理论认为, 中央为了自己的利益, 会寻求全国利益最大化, 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损害地方的利益, 同样, 地方为了自己的利益, 会在自己的区域内寻求地区利益最大化, 这就不可避免的损害中央的利益, 地方保护主义就是表现之一。在这两种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如何寻求平衡点, 既实现了地方的利益, 又不损害中央的利益, 这就是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寻求的就平衡点。

(二) 事权划分的原则

关于事权划分的原则, 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有的学者提出外部性原则、信息处理的复杂性和激励相容要求。有的学者提出事权法定原则、因地制宜原则、分工合作原则和财力事权匹配原则。还有的学者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原则、责权对称原则和规范化、法治化原则。这几种观点基本上都指明了事权划分在实践中的要求, 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 中央和地方平衡性原则

分析日本地方合理划分事权的原则就是地方能管理的尽量由地方管理。地方公共团体可能不能办理的事务才由中央政府来处理, 从中我们可以联想到我国在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过程中应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如果地方政府能处理的相对应的事权, 我们应该下放权利给地方, 相对应的地方不能处理的事权则仍然需要由中央政府处理, 中央事权在涉及到全国性事务、关系到人民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应牢牢握紧, 不可放权于地方。

2. 事权与具体情况相适应原则

由于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不尽相同, 相对应的所拥有的事权应该与实际情况相匹配, 包括公共事务的层次要求、受益的公众范围、政府提供服务的实际情况和实际已经拥有的资源等等来合理划分事权。有的学者指出事权要与提供者的级别、客观现实与职能、客观现实与职责、事权和职能、客观的现实与相应的政府所享有的事权都应当是相对应的。这个观点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但是片面强调事权与责任的相匹配, 却没有考虑到个地方实际情况, 具体事项的可影响范围来划分事权。

3. 法治化原则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部署是举国上下的大事, 而推动事权法治化就是其具体体现, 这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学者提出, 政府事权的法治化, 就是要求通过建立科学规范的事权法律体制, 合理界定不同层级政府, 行政部门之间处理社会事务的权力, 使得政府职能的形式和责任追究有法可依, 确保行政权力始终在法制的轨道内运行。这就为事权的划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即事权划分遵从法治化原则要求事权划分更加规范、公开、透明, 应确保事权持相对的稳定性, 使事权得到法律的约束。

三、存在的问题

(一) “割不断, 理还乱”, 政府事权法律规范的缺失

下级政府的人事安排完全由上级政府拍板, 财政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受限制于上级政府。关于事权划分, 法律仅仅做了原则性划分, 不尽清晰、未尽合理, 并且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我国在实行分税财政体制改革以后, 规定了一些中央与地方政府相应拥有的事权, 但是却十分模糊, 也不够具体合理, 在以后的发展中中央政府却下方了很大一部分公共服务的事权, 使得地方政府所拥有的事权严超载。

(二) 政府事权实际划分不清晰, 职责同构、事权错配

中央的事权基本上是可以明晰的, 而地方政府的事权则十分不清晰, 事权划分的不清晰直接导致事权混乱, 上级与下级政府事权错位, 同一事权由两级政府甚至是三级政府拥有, 多种事权由一级政府拥有, 政府事权缺位, 政府部门相互推诿, 这都是事权实际划分不清晰造成的。此外, 中央与地方的可支配性收入与事权不成比例, 地方政府承担着较多的事权, 却没有资金的支撑, 而中央却是管着大钱, 花小钱, 这也是制约地方政府事权运行的一方面原因。

(三) 事权划分争议协调机制不健全

事权划分存在着种种不合理、不完善的方面, 然而除了法律先行, 对事权进行明确的规定之外, 在地方政府之间产生事权划分不合理的争议之时, 是否能有一个解决纠纷的机制, 也是事权划分的重要救济途径。各级政府由于事权划分不合理而相互推脱的情况十分常见, 是否应在政府内设置一个专门关于事权划分争议协调办公室, 在升下级、同级对事权划分的合理性有争议时, 由该部门,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结合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水平, 来解决争议不失为一种方法。

四、解决的方法

(一) 明确中央与地方事权的范围, 事权理应法定化、规范化, 地方事权统一

有的学者提出可以通过宪法改革方案、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的方案、制定财政基本法方案这三种方案来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 并建议通过宪法明确规定事权归属, 辅之其他法律规定。我们认为制定政府的事权清单, 不但要规定各级政府的积极事权, 也要规定各级政府的消极事权, 推进政府事权科学立法, 合理、具体划分政府间事权。完善《预算法》, 制定专门的中央、地方事权划分法律, 详细规定各级政府的事权, 只有科学合理地具体划分事权才能明晰事权, 使得中央和地方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二) 处理好政府事权和市场规律的关系, 处理好上下级政府的关系, 政府职能部门内部关系

涉及到经济方面的事权, 如铁路公路、公共基础设施等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 政府不应太多干涉, 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要让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一起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政府事权的合理化。此外, 由于中央和各级政府部门职能同构现象十分严重, 事权的划分就不能十分明晰, 只有防止政府部门同构、政府官员冗杂, 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职能内部关系, 才能为事权的合理划分提供基础和前提。

(三) 完善与政府事权相应的配套制度, 完善地方政府收入体制

在有法可依的条件下, 各级政府的事权得到清晰和合理的划分, 但是, 法律对事权的规定不可能是完全的, 在事权划分引起争议时寻求解决和救济途径也是事权法治化的表现之一。此外, 各级政府的事权与其财权联系密切, 事权的合理划分要求事权与财权相一致。近些年来看, 各级政府由于受到财政的限制, 使得事权得到了不相关因素的干扰, 由于各级法院的财政经费都是各级政府来分配, 因此, 政府的事权也是不可能完全独立的, 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事权清晰、法定的贯彻执行, 还需要独立的财政体制, 完善政府事权的相关配套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五、结语

由于事权划分的复杂性, 牵涉到社会和地方各个方面, 我们要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事权的划分, 充分考虑影响事权的相关因素, 尤其是财政收入和支持方面的相关性。此外, 还要结合地方实际情况, 根据具体条件来划分事权。用法律来规范事权是最有效最清晰的方式, 科学合理制定事权相关的法律是重中之重, 要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精神依据事权划分的原则外不断完善相关法律。

参考文献

[1]张震华.关于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几点思考[J].海南人大, 2008 (7) .

[2]谭建立.论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几点思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0.6.

中央政府五年大考 篇11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报告，本届政府过去5年的工作，对今年工作提出建议，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3月5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主会场，面向“两会”代表和委员，对中央政府5年工作作出总结。此时，将本届政府选出的十届全国人大已经成为“过去时”，对这个新报告作出审议并表决的，是2987名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长达40页的报告中，温家宝用了16页的篇幅来回顾总结过去5年的工作。综观报告全文，诸如“农业税”“自主创新”“股权分置”“振兴东北”等5年来的热点词汇交替出现，清晰地勾勒出新增财政收入的流向。

钱多了，怎么花？

在2008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出现的第一个热点词汇是“财政收入”。

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65.5%，年均增长10.6%，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同一时期比GDP增长更快的，是财政收入。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5.13万亿元，增长了1.71倍。

“过去财政总是紧张，政府对如何节省更有经验；如今钱多了，怎么花？这已经成为一个新课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一位司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温家宝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给出了答案：集中财力办关系民生和制度性建设方面的事。

此时，“农业税”成为第二个热点词汇。

回顾过往5年，最大的好评来自“三农”，农业税在2006年的全部取消，成为可以载入史册的重大历史事件。温家宝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5年累计1.6万亿元。这笔巨款，由于中央政府“把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作为首要任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分得近3000亿元，新增节水灌溉面积1亿亩、新增沼气用户1650万户、新增改建农村公路130万公里，解决了近1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问题。

农业之后的热点词汇是“自主创新”。温家宝说：5年中央财政用于科技的投入达到3406亿元，全社会研究和实验发展经费，从2002年的1288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3664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07%提高到1.49%。自主创新推动的产业升级正在转入高速发展的轨道。

另一个被全国民众耳熟能详的热点词汇是“民生”。在单独谈过了“三农”问题和“自主创新”之后，总理从教育、卫生、就业、社保、文体等多个方面阐述了中央政府在过去5年内的作为。

温家宝说，全国财政用于教育支出5年累计2.43万亿元，比前5年增长1.26倍。这一增幅，和“三农”支出增幅一样，远远超出了同期GDP增幅。这5年内，农村义务教育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两免一补”惠及1.5亿学生和780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2007年开始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施的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更是好评如潮。温家宝宣布：我们在实现教育公平上迈出了重大步伐。

卫生方面的最热点词汇则是4年前的“非典”。这个词汇和“低温雨雪冰冻”一起，在政府工作报告出现的位置甚至在GDP和财政收入之前。5年来，全国财政用于医疗卫生的支出累计6294亿元，比前5年增长1.27倍，重点在于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非典之后，国家对公共卫生投入的力度之强，简直是以几何倍数增长”。中国农业大学公共卫生学者赵德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08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对“两会”代表委员宣布：2005年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3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是了不起的成就。

对于民生，“社保”也在最近5年成为普及性的词汇。全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5年累计1.95万亿元，比前5年增长1.41倍。其中，始于2005年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断完善，已扩大到全国86%的县，“参合”农民达到7.3亿元。到今年年底，“新农合”就将完成覆盖。

在区域发展方面，“西部大开发”这一词汇方兴未艾之时，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已然让人耳熟能详，“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加快推进，这些重大举措，促进了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其中，仅西部大开发一个方面，中央财政5年内就支持重点建设投资2800多亿元。财政富余之后，“转移支付”也成为热门词汇，过去5年，中央政府明显加大了转移支付的力度。温家宝说，从2003年到2007年，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累计4.25万亿元，87%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

机制解困

“钱多了，也需要花得有效率。”武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保真说。

使新增财政收入变得有效率的重要方式是机制创新。在这方面，宏观调控成为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首要强调的机制。温家宝说：“我们围绕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注重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多次及时调整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些宏观调控措施取得明显成效，经济连续5年保持平稳快速发展，没有出现大起大落”。

“现在的宏观调控模式，我们称之为‘微撞模式，可以起到防微杜渐的效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另外，“‘又好又快这一热点词汇的提出，也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机制建设的第二个热点词汇是“股权分置”，过去两年资本市场的火爆，使得这一改革深入人心。温家宝在报告中说：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长期困扰证券市场发展的制度性问题。在那之前一年，汇金公司还曾对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注资450亿美元，帮助这两家国有商业化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明显提高，银行业发生了重大变化”。

经济方面的第3个热点词汇是“节能减排”。“十一五规划”的施行，将节能减排正式推上国家政策层面。此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曾经提到：节能减排是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理念的重大举措。温家宝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表述：2007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3.27%，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近年来首次出现双下降，比上年分别下降3.14%和4.66%，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重要转变。

在法治方面的热点词汇，则是2004年提出的“法治政府”。以《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为标志，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等理念逐渐深入人心。2004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行政许可法》，废止了绝大多数行政审批权。温家宝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这样总结：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步，依法行政扎实推进，保障人民权益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加强。

纵观“平民总理”的5年，机制改革尚有多处：重庆农民熊德明曾经当面通过总理讨薪引发了政府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包括两税合一在内的财税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连续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锁定“三农”，为增强农业基础和农民增收持续发力；自主创新战略的提出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保障等。

中央—地方政府 篇12

1 我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与香港特区政府门户网站的比较

1.1 网站定位

网站定位是指关于网站对服务对象和内容的定义, 从总体情况来看, 中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定位比较模糊。中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由新华社负责运行维护、内容发布更新和技术建设及保障, 各地区、各部门共同进行内容保障, 新华社在新闻报道上的优势集中反映在了中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的设计上, 可以说, 中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很大程度上被设计成了新华社的新闻发布平台, 主要用于政府形象的宣传。而相应的, 政府门户网站应该体现的公共服务功能却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换句话说中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体现得更多的是政府领导的意志, 其最主要服务对象不是公众而是政府的领导。

相比而言, 我国香港特区政府门户网站则力求以网站服务用户, 将政府工作与用户需求相结合。其首页中心位置是政府网站服务的分类信息。香港特区政府网站以子网站模式整合了香港特区政府各部门网上资源, 网站根据浏览者所选择的服务类别自动引导浏览者进入相应的部门子网站。目前通过香港特区政府网站, 所有的政府账单可以在线缴费、1500多个表格可以在线下载、400多项服务可以在线申报, 80%以上的政府采购投标项目通过网上进行, 90%以上适合网上提供的公共服务已经可以通过网站获取。对于香港居民、企业以及来港人士来说, 香港特区政府门户网站是他们获取必要信息和服务的最便捷的渠道。

相比较而言, 中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对于“门户”两个字的认识和对电子政务的认识都存在一定偏差, 构建了政府网站并不等同于实现了电子政务, 只有定位于公众的需求, 为公众和企业提供了完善的网上服务的政府门户网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了电子政务。网站定位不科学, 将会直接影响到电子政务的深入应用, 直接影响到政府信息资源的开发和使用。

1.2 资源整合与分类

评价政府门户网站优劣的关键问题在于所提供的服务是否满足用户需求。目前, 我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所提供的服务只是局限在有限的政府服务上, 我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在设计其自身的服务时, 还是仅仅站在政府自身的角度上, 其着眼点是政府可以提供什么, 而非用户需要什么, 因此我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最大的缺陷在于网站在提供服务时还是以部门服务为主, 并没有涉及我国网上大量的社会服务资源, 对具体政府部门信息资源的整合也十分有限, 这就限制了用户信息资源的获取量, 也削弱了政府门户网站的服务质量。

香港特区政府网站在与政府部门以及社会资源的兼容性上优势明显, 从广度上看, 其合法的集合了特区政府的司局各部门以及社会其他服务机构的所备存的数据及业务程序。由于其整合的资源覆盖范围广, 用户通过香港特区门户可获得“一站式”的服务, 即用户根据需求点击相类目, 网站会引导用户链接到提供所需服务的政府或者社会机构网站的相应页面。同样在医疗领域, 针对不同的服务内容, 特区政府网站不仅提供到卫生署相应服务页面的链接, 也提供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等社会机构的链接。

另一方面, 我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资源整合不足, 客观上也是导致网站的分类不合理的原因之一。我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在网站首页右栏的主题服务中根据服务对象分为公民、企业和外国人三类, 这与香港特区政府门户网站则针对“本港居民”、“商务及贸易”、“非本港居民”和“青少年”四类人群而设置服务内容基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 香港特区政府门户网站整合了政府以及社会资源, 服务种类繁多, 因此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加方便的获取服务, 针对不同具体服务项目划分了大类和子类, 对于“本港居民”, “就业”大类下就设有“求职”、“招聘”、“青年就业”、“再培训”、“注册及执照申请”等多个子类, 用户搜寻服务时, 首先判断自身所需要的服务类型, 由政府门户网站引导用户进入相应部门网站或是社会机构网站的相关页面。而我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由于缺乏对政府部门资源的整合, 针对三类人群主题服务中所提供的服务项目依旧十分有限, 其大类下基本没有设置相应服务子类。

因而, 用户搜寻更细致具体的服务时, 依旧需要使用部门服务, 但用户必须首先自行判断所需服务是由哪个部门提供的, 如果用户缺乏必要的知识, 则可能需要依次造访所有可能的部门, 造成服务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不高。

1.3 页面布局

对比而言, 我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栏目设计复杂, 频道和栏目名称含义较为模糊。首页内容琳琅满目, 两三个页面也难以呈现出全部内容。在首页最醒目的位置充斥着大量政府新闻, 其“主题服务”和“部门服务”这两项应重点强调的栏目只是集中在页面右方的狭窄区域里。这与香港特区政府门户网站的栏目设置与页面布局存在明显的差别。

香港特区政府门户网站首页非常简洁, 栏目设置的非常有条理, 在这些简洁的首页后面却整合了大量的服务内容, 在首页的中心位置便是网站服务内容的分类汇总, 用户使用网站寻找内容非常方便。与中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相比, 香港特区政府门户网站的新闻只在页面的右栏中显示两三条, 并提供链接到“香港特区政府新闻网”, 新闻并不占用政府门户网站首页宝贵的资源。

1.4 政务公开与民意处理

在政府信息的提供方式上, 主要有主动提供和用户索取两种渠道。

首先, 在主动提供上, 我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提供“国家机构”、“政府机构”、“法律法规”、“人事任免”栏目, 因此, 在基本的政务信息领域我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公开程度相对较高。而对于深入政府内部、敏感性较强的核政策制定信息以及办事类信息, 如财政投资、决策公开及政府采购等公开程度相对较低。

另一方面,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公开资料守则》, 公众有权利对规定范围内的非禁止内容向在相关部门的子网站内提交申请, 索取其所需的而网站没有公开的信息, 包括账目信息和财务报表等, 政府各部门有义务依据守则中的操作规范, 满足公众符合要求的索取申请。如今我国中央政府的很多部门网站也都提供了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渠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相信届时我国中国政府的政务公开水平还将进一步提升。

在民意搜集与处理上, 香港特区政府网站的“新闻”栏目与“香港特区政府新闻网”直接链接, 而“新闻网”不仅是一个新闻发布平台, 还是公众参与政务的渠道。其设置了“大众心声”栏目, 政府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当前政府工作中诸如仲裁法改革、地区发展方案、流动电视服务等与公众生活密切联系关的内容, 公众可以以直接留言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而相应的, 我国政府门户网站的右下角设有“网上调查”, 该栏目主要刊登正在征求意见的行政立法草案, 并提供到国家法制办公室的链接, 公众可以通过法制办公室网站的《行政立法草案意见征集管理信息系统》对正在征求意见的法案提出意见和建议, 其他很多政府部门网站也设立了相应的意见征集栏目。

2 关于我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建设的建议

2.1 科学定位, 树立“以用户为中心”的意识

结合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和创建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我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在建设时, 应该以提高用户使用率, 提升用户满意度为主要目标。而科学定位则是保证用户满意度的基础, 我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应该调整网站定位, 树立以用户为中心的意识。

而要做到以用户为中心, 首先应该正确理解政府门户网站的作用, 宣传政府是政府门户网站的作用之一, 但绝不是最主要的作用。而政府门户网站的最大价值在于实现电子政务, 电子政务的价值又体现对社会公众的服务水平上;第二, 应建立门户网站的需求机制, 进行有效的市场调研, 对网站用户的需求做出分析, 分析的重点应放在用户偏好以及使用习惯上, 可以针对不同用户群进行有针对性的需求分析, 从而积极思考使政府门户网站深入人心的方式;最后, 建立必要的反馈机制, 收集用户在政府门户网站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广泛听取用户的意见和建议, 主动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网站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努力使网站更符合用户的使用习惯。

只有定位于用户需求, 才可以促进有效提升用户的服务满意度, 使政府门户网站的服务广泛地被社会认同和接受。

2.2 整合资源, 有效分类, 提高网站实用性

“以用户为中心”的思想首先就体现在网站的分类是否符合用户的使用习惯, 是否能够方便用户的使用上。而科学有效的分类的基础是政府各个部门的信息资源包括社会机构的信息资源的高度整合。

整合政府与社会信息资源, 就是依托政府各个部门和社会机构所提过的信息服务, 在政府门户网站平台上, 提供到各个信息服务页面的入口, 使用户无需进入其他政府和社会机构的网站, 就可以在政府门户网站上获得“一站式”的服务。而这种整合首先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的全面配合, 要明确相关部门信息共享的内容、方式和责任, 在很大程度上, 政府门户只是提供一个到相应服务页面的链接, 对于相关服务信息系统的维护工作依旧由其他政府部门或社会团体承担。

同时, 需要根据不同事务处理过程, 对政府及社会服务的各个业务流程进行梳理, 特别是对跨多个职能部门边界的业务进行流程重组, 按照用户的思维习惯将相关的服务进行集成与分类, 即利用政府门户网站的统一平台, 将分散在各级政府部门网站下的信息资源和业务程序综合到协调一致的主题分类目录下。要针对不同群体的需要按主题分类, 该主题分类目录的设计应体现人性化。用户通过在主题服务栏目中, 通过选择服务的大类, 即可获得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集成的政府或社会服务项目, 用户再依靠选择大类下的更细致的服务小类的方式, 获得更为具体的服务项目列表, 从而链接到提供其所需服务的页面, 完成与政府各部门间的事务处理。而这一过程不需要用户考虑所办事项究竟经过了那些政府部门, 从而淡化部门服务的概念, 减少用户搜索服务的时间, 使政府门户真正成为用户快速获取社会及政府服务的纽带。

2.3 改善网站布局, 突出服务功能

网站版面设计要首先符合用户使用偏好, 分类指向应尽量明确, 将网站的主题服务导航置于首页上最醒目的位置, 提高网站的可用性和实用性, 从而提升用户的操作体验;第二, 页面设计应该简洁清晰, 这一点是分类指向明确的必要前提。同时, 这也是网站设计人性化的具体体现。简洁的页面不仅可避免造成用户的视觉疲劳, 提高网页的打开速度, 而且, 用户搜寻信息时不用来回滚屏, 这就提高了用户搜寻信息的效率。对于我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来说, 应该尽量减少网页上特别是首页上不必要的信息, 缩短页面长度;第三, 网站首页的应以主题分类为主体, 从而引导用户更快速的通过政府门户获取服务, 而政府新闻则应以网站子栏目的方式出现, 在网站首页上, 可以显示头条新闻的链接, 但新闻不可大量充斥在网站首页上, 这是由于用户进入政府门户网站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政府服务, 而非获取新闻。

2.4 利用政府门户网站, 推进政务公开

目前, 我国政务公开水平已有了很大提升。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我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应该严格依据此条例对政务进行公开, 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公开应要以主动公开方式为主、依申请公开方式为辅的公开方式, 也就是对于应当让公众知晓或参与的事项, 要及时地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暂时不宜公开或不能公开的, 要在网站上做出说明, 并报主管部门备案。公开事项如变更、撤销或终止, 要及时在网站上公布并做出说明, 并且依据条例, 向公众提供索取未公开的政府资料的渠道, 促进政务公开工作良性健康的发展。

同时, 继续加强对民意的搜集和处理工作。在政府的各个部门广泛建立类似于法制办公室所使用的“意见征集信息系统”, 为用户提供在线提交对相关政府政策与决策的意见和建议的渠道, 或者建立类似于论坛的讨论区, 欢迎公众对相关决策情况和执行过程进行讨论, 并且通过网络平台及时发布政府对公众意见的采纳情况。

摘要：目前, 我国中央政府电子政府门户网站建设在不同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与其他成熟的电子政府门户网站比如与我国香港特区政府门户网站相比, 在定位的准确性, 内容的全面性, 以及服务的集成度等方面, 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通过中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与香港特区政府门户网站的对比, 对中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存在的问题, 提出几点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政府门户网站,网站建设,网站管理

参考文献

[1]孙国锋.我国政府门户网站问题分析与发展建议[J].信息化建设, 2005,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