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常务委员

中央常务委员（共9篇）

中央常务委员 篇1

本刊讯据新华社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出席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第十一次会议时强调, 要认真贯彻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要》精神,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破解难题、改革创新,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推动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刘延东指出, 治理教育乱收费是涉及千家万户和亿万学生切身利益的重要民生工程, 事关教育事业科学健康发展。2010年, 各地区、各部门积极采取加大投入、完善制度等源头治理措施, 不断规范办学行为和收费行为, 治理教育乱收费取得阶段性成果, 受理教育乱收费举报数量较2009年有较大幅度下降。但有些地方的学校工作开展不平衡,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刘延东强调, 要把治理教育乱收费与推进教育行风建设结合起来, 完善信访举报反馈、行风问题督办、校务公开、行风评议等工作机制, 做到坚持原则, 不回避矛盾;实事求是, 不空谈浮夸;深入一线, 不走形式;一心为民, 不以权谋私。要加强对治理教育乱收费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抓好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等有关文件的贯彻落实工作, 着力解决中等职业学校国家补助资金虚报冒领、中小学教辅材料过多过滥、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改制学校等重点难点问题。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完善法律制度, 加强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建设, 严格落实教育收费政策, 继续清理教育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规范招生秩序, 加强师德教育, 坚决查处教育乱收费案件。要加强组织领导和宣传教育, 发挥舆论监督的警示作用, 促进治理工作制度化、科学化, 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中央常务委员 篇2

2、李

达、李大钊

3、周佛海、邓中夏

5、蔡和森、张国焘、6高君宇、李汉俊

7、张太雷、毛泽东

8、王荷波、朱少连

9、谭平山、项 英、10罗章龙、邓

培、11张连光、李汉俊、12徐梅坤、邓中夏

13、瞿秋白、蔡和森、14彭述之、李维汉、15朱锦棠、向警予

16、苏兆征、向忠发17罗亦农、赵世炎

18、陈延年、周恩来

19、刘少奇,任弼时、20恽代英.彭

湃

21、夏

曦,贺

昌、22易礼容,彭述之

23、杨之华,罗

珠、24罗章龙、李涤生

25、顾顺章,杨其珊、26陈乔年,彭公达、27罗登贤,郭

亮、28黄

平、吴雨铭、33陆

沉,刘伯庄、35袁达时,毛科文、36陈潭秋,薛

六、37林育南,庄文恭40、李震瀛、王亚璋、41王

明、秦邦宪

45、张闻天,柯庆施、46邓颖超、卢福坦、温裕成、刘少奇、张闻天、徐锡根、陈

郁、李竹声、康

生、陈

云、王稼祥、朱

德、顾作霖、凯

丰、邓

发、陈昌浩、关向应、罗登贤、王克全、杨福涛、李涤生、张金保、苏兆征、关向应、杨

殷、李

源、余茂怀、王藻文、徐炳根、陆文治、贺

昌、沈先定、许畏

三、韩连会、王克全、徐兰芝、王凤飞、博

古、方志敏、顾作霖、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王

灼、唐宏经、刘坚予、夏文法、史文彬、李子芬、周秀珠、甘卓棠、邓中夏、罗章龙、王仲

一、袁炳辉、林育英、黄

平、王荩仁、夏

曦、沈泽民、曾炳春、黄

甦、杨尚昆、李富春、孔

原、何

畏、李先念、傅

钟、高 岗、饶漱石的党籍）、彭 真、林 彪、邓小平、罗荣桓、张云逸、贺

龙、陈

毅、刘伯承、郑位

三、蔡

畅、邓小平、陆定

一、曾

山、叶剑英、聂荣臻、邓子恢、吴玉章、林

枫、滕代远、张鼎丞、徐特立、谭震林、薄一波、陈绍禹、秦邦宪、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王首道、陈少敏、廖承志、黄克诚、黎

玉、刘子久、刘

晓、谭

政、程子华、刘长胜、粟

裕、王

震、宋任穷、张际春、赵振生、李葆华、王维舟、万

毅、古大存、曾镜冰、马明方、吕正操、罗瑞卿、张宗逊、陈

赓、王从吾、习仲勋、萧劲光、刘澜涛、陶 铸、陈伯达、李富春、李雪峰、谢富治、彭

真、陆定

一、罗瑞卿、黄克诚、刘宁

一、胡乔木、张鼎丞、滕代远、粟

裕、贺

龙、王维舟、邓子恢、李克农、刘

晓、叶季壮、杨秀峰、舒

同、赖若愚、张际春、程子华、陈

郁、刘长胜、伍修权、肖

克、钱

瑛、王从吾、邓

华、马明方、刘亚楼、李葆华、许光达、王

震、曾

山、林

铁、郑位

三、徐海东、肖

华、胡耀邦、赵尔陆、欧阳钦、刘格平、安子文、贾拓夫、黄

敬、李井泉、吴芝圃、吕正操、王树声、曾希圣、陈绍禹、杨献珍、王恩茂、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

飞、杨成武、甘泗淇、章汉夫、潘自力、李大章、许世友、帅孟奇、杨

勇、刘

仁、陈锡联、万

毅、张宗逊、周扬、黄火青、李

涛、陈奇涵、陈漫远、徐子荣、黄欧东、古大存、李志民、刘澜波、苏振华、冯白驹、周保中、吴

德、奎

璧、张德生、区梦觉、范文澜、朱德海、邵式平、张启龙、黄永胜、李坚真、马文瑞、张霖之、张

玺、王世泰、阎红彦、张达志、高克林、廖汉生、洪学智、章

蕴、徐

冰、江渭清、廖鲁言、宋时轮、谭启龙、周桓、钟期光、陈丕显、赵健民、蔡树藩、钱俊瑞、潘复生、蒋南翔、江

华、韩

光、李

昌、王鹤寿、陈正人、江

青、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黄永胜、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丁

盛、于

桑、马福全、王白旦、王进喜、王宏坤、王秀珍、王秉璋、王国藩、王洪文、王效禹、王淮湘、王超柱、王辉球、王新亭、韦国清、孔石泉、叶

群、龙书金、邝任农、田华贵、申茂功、皮定均、刘

丰、刘

伟、刘子厚、刘兴元、刘均益、刘贤权、刘建勋、刘结挺、刘格平、刘盛田、刘锡昌、江礼银、江拥辉、江燮元、华国锋、任思忠、年继荣、陈

康、陈士榘、陈永贵、陈先瑞、陈奇涵、陈锡联、李

强、李

震、李大章、李天佑、李水清、李四光、李顺达、李素文、李瑞山、吴

涛、吴

德、吴大胜、吴桂贤、吴瑞林、吕玉兰 张才千、张天云、张云逸、张达志、张池明、张体学、张国华、张恒云、张富贵、张福恒、张鼎丞、张翼翔、邱创成、邱国光、杨春甫、杨富珍、杜

平、苏

静、余秋里、周兴、周赤萍、周建人、郑维山、宗希云、冼恒汉、胡继宗、南

萍、饶兴礼、耿

飚、徐景贤、唐岐山、唐忠富、钱之光、郭沫若、袁升平、倪志福、夏邦银、莫显耀、高维嵩、梁兴初、曹里怀、曹轶欧、尉凤英、鹿田计、曾绍山、曾国华、曾思玉、彭绍辉、鲁瑞林、韩先楚、温玉成、董明会、程世清、谢家祥、赖际发、解学恭、谭甫仁、蔡协斌、蔡树梅、滕海清、潘世告、潘复生、魏秉奎、马天水、王

体、王

新、王六生、王光临、王志强、王恩茂、王维国、方

铭、方

毅、邓

华、韦祖珍、尤太忠、文香兰、石少华、冯占武、刘西尧、刘春樵、刘浩天、刘振华、朱光亚、华林森、阮泊生、陈仁麒、陈华堂、陈励耘、陈和发、陈敢峰、李

立、李化民、李书茂、李再含、李守林、李定山、李跃松、吴

忠、吴纯仁、吴金全、吕

和、吕存姐、张日清、张世忠、张令彬、张延成、张江霖、张西挺、张秀川、张泗洲、张英才、张积慧、汪家道、杨俊生、杨焕民、宋双来、岑国荣、罗元发、罗春俤、罗锡康、郑三生、金祖敏、易耀彩、胡 炜、胡良才、姚连蔚、赵

峰、赵兴元、赵启民、耿起昌、徐

驰、聂元梓、唐

亮、钱学森、郭玉峰、郭宏杰、梁锦棠、康

林、康健民、黄文明、黄成连、黄作珍、黄志勇、黄荣海、崔修范、崔海龙、阎仲川、盘美英、隆光前、曾雍雅、彭

冲、彭贵和、鲁大东、韩

英、傅传作、焦林义、舒积成、蒋宝娣、谢家塘、谢望春、蓝亦农、蓝荣玉、谭启龙、裴周玉、樊孝菊、樊德玲、黎

原、丁

盛、丁可则、丁国钰、马

宁 马天水 于 桑 于会泳 于洪亮 王

诤 王必成 王宏坤 王国藩

孔石泉 孔照年 冯

铉

白如冰 田华贵 田维新 皮定均

刘均益 刘贤权

刘建勋 刘盛田 刘湘屏 刘锡昌 江拥辉 江燮元 朱穆之 吕玉兰 安平生

庄则栋 乔冠华 任思忠 年继荣 陈奇涵 陈慕华 杜

平李水清 李任之

李素文 谷

牧 杨

勇 杨春甫 张才千 张平化 张延成 张体学 张宗逊 张恒云 张洪池 张树芝 张维民 张翼翔 宋佩璋 周兴 周宏宝 周丽琴

周纯麟 宗希云 林丽韫

罗青长 罗锡康 段君毅 祝家耀 胡继宗 赵紫阳

耿

飚 钱之光 钱正英 郭玉峰 郭宏杰 夏邦银 唐岐山 唐忠富 倪志福

莫显耀 秦基伟 陶鲁笳 姬鹏飞 鹿田计 曹里怀 崔海龙 梁锦棠

董明会

焦林义 彭绍辉 谢家祥 谢静宜 鲁瑞林 解学恭 蔡

啸 蔡协斌

蔡树海

潘世告 樊德玲

魏秉奎

卜谷香 马

明 马小六 马立新 马金花 王

体 王

谦 王六生 王光临 王百得 王志强 王美季

王景升 王德山 文香兰

叶

飞 石少华 厉日耐 冯占武 冯品德 申茂功 卢忠阳 白栋材 吕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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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孙

健 孙玉国 刘西尧 刘光涛 刘春樵 刘振华 向仲华 朱光亚

朱克家 阮泊生 吴

忠 吴从树 吴玉德 吴向必 吴金全 杨

贵 杨大易

杨坡兰

杨俊生 杨富珍

陈玉宝 陈代富 陈和发 陈佳忠 陈佩珍 李化民

李守林 李定山 李祖根 李跃松 张令彬 张怀连 张世忠 张江霖 张英才 张林池 张国权 张泗洲 张积慧 宋双来 宋庆友 宋时轮 陆金龙 汪家道

王湘君

佘积德 郑三生 林李明 胡

炜 胡良才 胡金娣 赵

峰 赵兴元

赵辛初 姚连蔚 姚依林 徐

驰 唐

亮 唐克碧 唐闻生 铁

瑛 钱学森

高淑兰 诸惠芬 郭耀卿 康

林 康健民 黄文明 黄成连 黄作珍 黄知真

黄炳秀 黄荣海 隆光前 崔修范 彭

冲 彭贵和 鲁大东 蒋宝娣 谢家塘

谢振华 谢望春 廖志高 裴周玉 黎

父子三人同当中央委员 篇3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7年４月末在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召开的。大会选举的29名中央委员中，有3名是同一家人，这就是陈独秀与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陈乔年当选中央委员时只有25岁，陈延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时，也不到29岁。

按现在的思维方式，通常人们会猜想，他们这么年轻，在党内升迁却如此之快，肯定和总书记父亲的影响有关。可党的“五大”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之际召开的。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主持下，批判、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虽仍被选为总书记，但对他的批评还是非常严厉的，领导地位岌岌可危。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下，他的两个儿子不但未受影响，还双双入选党的领导核心，应该说非同寻常。其实，绝大多数“五大”代表都认为，他们的当选是实至名归的。大革命期间，我祖父曾先后在广州和武汉从事党的工作，和延年、乔年兄弟时相过从。“文革”期间，祖父被迫闲居在家，曾两次和我谈到他们的往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这两位年轻共产党人的形象，从此深扎在我心中，几十年时光都未能冲淡。

陈延年和陈乔年都生于安徽省安庆市。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上海后，也把他们接到上海求学，二人双双考取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前身）。但陈独秀不让他俩回家过平稳、依赖的生活，要求两兄弟勤工俭学，学会独立、劳动、吃苦。兄弟俩几乎形影不离，感情非常好，白天一起读书打工，夜间就借宿于《新青年》发行所的地板上。有时在回来路上，突遇狂风暴雨而无处避雨，哥哥延年就把弟弟搂在怀里为他遮风挡雨。兄弟俩常常就着咸菜吃大饼，喝自来水，生活十分清苦。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实在看不下去，几次要求接他们回家住，却被陈独秀一口拒绝。高君曼为此曾向友人哭诉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我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可我不仅是他们的继母，还是亲姨母，他们就如同我自己的孩子。可我怎么说都没用。”陈独秀得知后不为所动，还斥道：“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

艰苦的环境，炼就了兄弟二人自强、倔强的个性。疼爱他们的祖母从皖抵沪来看他们时，见两人如此艰苦，当时便流下泪来。可当祖母提出要给予补助照顾时，两兄弟却异口同声，表示要自食其力，决不依靠任何接济。在政治上，他们也独立做出选择。尽管父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但对两兄弟吸引力最大的，却是从欧洲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陈独秀希望他们去苏联留学，但他们认为法国才是无政府主义的故乡，便自主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陈独秀看兄弟俩很坚决，也想让他们自己闯一闯，便没有阻拦。

延年和乔年到达法国后，在赵世炎、周恩来的帮助和教育下，终于明白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对他们的人生道路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一位叫阮爱国的越南籍法共党员。阮爱国对兄弟俩孜孜以求探索救国真理的精神特别欣赏，便介绍他们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这位阮爱国，就是后来成为越南共产党创始人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国父”的胡志明。中共旅法支部成立后，陈延年和陈乔年又都在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并按照党的指示，转道去莫斯科留学——这正是父亲当初为他们设计的道路。消息传回国内，陈独秀表面上没说什么，内心却对兄弟俩的转变极为欣慰。

大革命进入高潮后，陈延年奉召回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便从社会主义青年团驻粤特派员、广州区委秘书，升至中共广州区委（又称中共粤区委员会）书记。当时的广东是大革命的中心，广州区委管辖广东、广西、香港等地的党组织，所属党员占到当时全国党员的35%。而区军委书记周恩来，当时还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陈延年在党内职务的跃升，应该说和乃父没什么关系，完全是因为他受到党内同志的真诚拥戴。法、苏的学习经历，使他成为当时党内不多的有较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领导者；而早年深入社会和艰苦生活的锻炼，对他的成长益处也很大。我祖父第一次见他时，就对他的办公室兼宿舍惊讶不已：一张旧条桌用来办公和放文件，一个堆满书报的衣架，一把已渍得发黑的旧藤椅，一张铺着草席和补了一大块粗布的蓝被单的木板床，除此之外便空空如也。尽管当时党的机关都比较简陋，但作为全党举足轻重的一个大区委员会书记的办公室，也未免简陋得过分了。而陈延年本人的朴素衣着和他黝黑的皮肤、粗大的手脚，与其说是党的重要领导人，不如说更像一个干重体力劳动的工人。人们也常见他去广州最便宜的“三厘馆”同工人一起吃饭，甚至和黄包车夫一起拉车，边拉车边了解他们的困难和对国民革命的看法。这与那些热衷于到广东政府当官、经常在酒桌上应酬的共产党员，如“三二”事件的受害者、当时的海军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等人，形成极大反差。

陈延年不仅深入群众，也表现出很高的政治水平和领导水平。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本欲组织左派力量反击，但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被迫对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而在传达中央指示的广州区委会议上，陈延年对中央代表张国焘表示了自己坚决反对的态度。他说，虽然我和陈独秀是父子关系，但我必须坚持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当蒋介石专横地要求黄埔军校的“跨党分子”（即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登记时，陈延年和周恩来毅然决定，凡身份没有公开的党员一律不予理睬。这才使后来发生广州“四一五”事变、李济深集团屠杀军校共产党员时，和祖父一样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的许多政治教官得以幸免于难。

当时，陈独秀担心陈延年会犯违反党纪的错误，便在党内公文往来之外，专门给他写了一封家书。其中引用“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典故，劝儿子顾全“国共合作”大局。陈延年收到信后沉痛地对我祖父说：“当初在去苏联求学问题上，我们不听老头子的，事实证明我们错了，但这次我想是他错了。” 1927年4月，祖父调到武汉时，陈延年也调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不久他就在区委机关被敌人破获时不幸被捕。陈延年自称是受雇到这里做工的，名叫陈友生。敌人看他身穿短衣，裤腿扎着草绳，也不像“大共产党”，就当作普通嫌疑犯押往龙华监狱。不幸的是，在通过社会关系营救时，被陈延年过去的无政府主义“导师”、当时已是国民党右派的吴稚晖得知。吴在陈抛弃无政府主义加入共产党时，就曾咒骂“陈延年非杀不可”，此时立即写“贺信”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在信中大骂陈延年“恶过乃父百倍”，竭力催促杨虎立即将其进行杀害。7月4日，陈延年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刑场。

与哥哥的面孔黑红、粗手大脚相比，陈乔年则长得像个“奶油小生”，英俊秀气。哥哥南下广东不久，陈乔年也奉命回国，在当时的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领导下，任区委组织部部长。被称为“北李”的李大钊，尽管与“南陈”陈独秀的性格差异很大：一个善于循循善诱，一个喜欢侃侃而谈；一个处事沉稳，一个性格火爆，但二人感情甚笃，相互始终非常尊重。对于陈乔年这个区委领导成员中最年轻的子侄辈，李大钊更是悉心培养和支持他的工作。当时还处于幼年时期的党，缺乏组织建设经验。陈乔年除参与领导了北京历次重大斗争外，还参考俄共的做法，为严密党的组织，加强党员管理做了大量创建性工作。后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他设计的表格，并推广北方区委加强组织建设的经验。他在党的“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后，留在武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代理李维汉主持中组部工作。在八七会议上，陈乔年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幻想。”“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陈乔年调任湖北省委书记。这时的湖北，是有史以来反动统治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所谓“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最早就出自武汉的两个桂系军长胡宗铎和陶钧之口。由于监狱爆满，他们嫌老刑场杀人太慢，又在武汉新设了十多处公开刑场，随便杀人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一次，军法处长呈送一批破获的“共党地下联络站”名单，对于不知内情的厨师、雇工等也拟判5年、8年不等的徒刑。可胡宗铎接过名单，看也不看，就用红笔在名单上划了个大圈，批了8个字：“一律枪毙，以免麻烦。”圈划大了，把呈批单下面的军法官签名也一起圈了进去……当时我祖父任党的济难会书记，在陈乔年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营救被捕同志和安置遇难者家属。陈乔年为了“虎口”夺人，提出要“内外结合”、武装劫狱，但因敌众我寡未能成功。1928年2月，陈乔年在调任江苏后被捕。敌人施尽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并鼓励同志们保持革命气节，被蒋介石下令杀害时年仅26岁。距哥哥就义时间只相隔一年。他们的就义处都是上海龙华塔下的枫林桥畔，这两位党的重要领导人，也是同胞兄弟的鲜血，终于流到了一起。

陈乔年被捕前不久，曾去上海看望已被解职的父亲。苦闷中的陈独秀，见到儿子非常高兴，但话语间对共产国际把失败责任全推到自己身上颇为不满。陈乔年有理有据、又充满感情地说：“爸爸，不说共产国际，你自己对汪精卫过于轻信，对大革命失败是负有责任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党必须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在座同志担心脾气暴躁的陈独秀会跳起来，但他听了儿子的话，竟像小学生一样默然良久。他们也都没有想到，这次长谈竟会是父子间的永诀。

得知乔年遇害，狱中的陈独秀老泪纵横。1937年抗战爆发，他被提前释放出狱。蒋介石知道陈独秀已被中共开除党籍，想利用其社会声望，便派说客动员他“出来为政府做事”。陈独秀断然回绝：“蒋介石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只不过现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不说他就是了。”后来陈独秀辗转流落到四川江津，1942年夏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死前多次拒绝了蒋介石派人送来的津贴和国民党将领的馈赠，表现了“临大节而不辱”的风骨。

其实，陈延年、陈乔年和早年的陈独秀，都是被称为“理想主义者”的第一代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他们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所表现出的心底无私、感人肺腑的亦师、亦友、亦同志、亦上下级、亦父子的关系，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今天，也是非常有教益的。

（作者系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中央常务委员 篇4

杨冬权指出，这个“委员会”是为促进档案征集和保护工作而设立的档案价值鉴定方面的咨询机构，由中央档案馆聘请档案、历史、文博、书画方面以及其他行业的专家学者组成。杨冬权希望“委员会”的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发挥卓越的智囊作用，公正评估，严格保密，依靠专业特长为进一步保护我国珍贵的档案文化遗产作出贡献。

“委员会”的工作职能包括制订档案价值评定的原则和标准；根据国家档案征集和保护工作的需要，对相关档案的价值进行分析和评价，为档案的征集、保护和管理，以及执行相关档案法规提供参考和依据；为档案的征集、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行政决策提供咨询；为征集珍贵档案和国家重点档案提供咨询。

下一步，“委员会”将设立国家档案价值评定委员会专家库，专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推荐，经“委员会”讨论后评选产生。另外，中央档案馆还将着手制订有关管理规定，进一步健全组织机构和充实专家库；进一步对“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工作范畴和工作程序，以及“委员会”的权利义务加以明确；进一步对档案价值评定的原则、标准等内容进行引导和规范。

中央常务委员 篇5

刘淇同志，同志们：

在两会刚刚闭幕的时候，国务院批复同意《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今天北京市委市政府在这里召开大会，动员和部署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工作，我觉得具有重要的意义。再次，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中关村建设发展的各部门、各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问候。也向获得表彰的高新技术企业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

刚才，听了几位代表的发言，确实很受鼓舞，很受启发。下面我谈几点意见。

第一，要充分认识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把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胡锦涛同志强调要建设创新型国家。30年来，我国科技事业蓬勃发展，建设成一批重大科技工程项目，造就出一批杰出的科学家。特别是以1988年起动中关村科技园区为标志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力的推动了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迅速壮大，走出了一条科技含量高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新路。十几年来，国家高新区快速发展，主要的经济指标实现了年均40%以上的增长。据初步统计，2008年54个国家高新区实现工业增长值1.27万亿，占全国的10.2%，出口创汇1957亿美元，占全国的14%。所以实践证明，国家高新区是中国科技事业跨越式发展的载体，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伟大创造。

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对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正在向世界强国迈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同志，都有非常深刻的感受。特别是以2008年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志，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一个重要的标志，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大事、哪事、急事，喜事，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从容的应对难事，急事，成功的举办了大事、喜事。因此，可以说现在我们中国确实是一个标志，这次“两会”成为世界的聚焦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议会开会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关注。所以无论是在去年在纽约的20个应对金融危机的峰会，还是前不久召开的达沃斯论坛，中国都成为注目的中心。所以我想推进我们国家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历史进程，必须紧紧的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因为强大的科技实力是一个国家昌盛的标志。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近代我们落后了，其中最重要的是科技落后。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技术

是现代化的发动机，是中国由大国走向强国，不可替代的支撑和动力。核心的技术是买不来的，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这是唯一的抉择。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大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总书记的报告，一个是核心，一个是关键，而且是党的代表大会第一次把科技放在整个经济发展的第一的。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大会，以及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重要讲话都深刻阐述了科技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把科技植于优先发展的战略目标。过去我们讲教育优先，但是这次把科技优先也作为国家的一个战略。充分体现了中央对科技工作的角度重视和殷切希望，对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意义。为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本届政府努力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科学技术要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重点抓了五方面的工作。

一，深入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的纲要。全面启动重大专项实施。我们16个重大专项已经全面启动了。加快重点任务工作进度。二，应用科技力量抗击汶川大地震，特大地震的严重自然灾害，在整个震情的情况，唐家村的堰塞湖像这些方面，包括寻找一些失落的，还有整个在灾后重建方面，都是发挥了科技界的作用。包括支撑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载人航天的重大工程，发挥了科技的作用。奥运会的科技的参与1200多项的科技项目。三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研究部署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四，推进地方加快产业优化升级，启动省级高新技术的升级工作，进一步发挥高新区在区域增长中的引领作用。五，发挥国务院部级的协调作用，促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这些工作对推进科技事业蓬勃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在继续蔓延加剧，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受此影响，我国的经济正处于本世纪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无论是在去年的中央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两会”都做了这样的结论。在中央政治局关于今年工作的要点中，特别强调了要渡难关，所以我这么多年，真的讲要共克时艰，共度难关。为了应对这种形势，中央出来了一揽子的方案，把科技作为五大措施之一。中央之所以如此重视，科技在应对金融危机的作用，是基于历史的经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近百年来，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事实，凡是能够成功的应对重大经济危机的国家，共同之处在于，极为重视科技对未来发展的作用，都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可以说，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带来科学技术的新突破，都会孕育新的产业发展，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催生新一轮的经济繁荣。

目前，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强调通过实施科技重大专项，突破产业关键技术，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动员科技力量，服务企业等措施来推动我国经济，尽快的走上创新驱动，协调持续发展的轨道。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利于推进新竞争优势，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利于真正把科技植根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一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对中关村发展的亲切关怀和殷切的希望。可以说，这个决策是应对金融危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实践，也是依靠自主创新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探索。

二，中关村20年建设成就，为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中央、国务院之所以选择中关村作为我国第一家创新示范区，是因为中关村经过20年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具备了坚实的基础。20年前，温家宝总理牵头组织调研，促成了国务院批准建立中关村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20年来，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主要领导同志多次视察中关村，对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国家高新区提出重要指示和明确的要求。特别是去年年底，温家宝总理视察中关村的时候，希望中关村真正建设成为自主创新的示范区。现在，国务院把我国第一个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探索和任务正式交给了中关村，重要的原因就在于，20年中关村人拼搏、奋斗，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创造了奇迹，使得中关村拥有科教资源丰富，创新活力和潜力大，创业环境宽松，高素质人才齐聚等突出优势。

20年来，作为国内科技智力资源的密集区和首个国家高新区，中关村不断激发和释放各类创新要素的活力。在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以及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圆满的完成了中央所赋予的使命和任务，取得了重要突破。我想有五点。一，重大技术创新成果持续涌现。新技术、新产品、新标准层出不群，像刚才发言的芯片，中文搜索引擎技术等标准都是出自中关村。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绩显著，有利的促进了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去年中关村高新技术的增长知达到1786亿元，占北京市的17%。三，体制机制不断创新，在全国率先开展企业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企业信用，知识产权，股权激励，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改制试点，初步形成一种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四是高素质人才快速形成。五，国际化发展迈出坚实的步伐，成为我国高科技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

20年来，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的出口从一千万美元增长到230多亿美元，占北京市的40.5%，占全国高新区的11.9%。20年的实践，中关村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一些很好的经验。一，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在每个重要时期和发展阶段都做出重要决策，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二，充分发挥科教、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促进产学结合，推动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三，坚持解放思想、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方式。四，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发展环境，加速形成政府、企业、金融结构、中介组织联合推动自主创新的局面。五，构建鲜明的人文环境，形成了一种勇于变革，敢为人先的创新创业的文化，培育和弘扬了自主创新，民族品牌，产业的创新精神，这些经验确实弥足珍贵，今后应该继承和发展，而且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正是由于中关村20年建设的成就，可以说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打下了一个十分坚实的基础。党中央、国务院选择中关村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正是看到了中关村的有利条件，这是慎重考虑后做出的战略决策。我想，这将极大的增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决心，增强依靠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

三，要齐心协力要建设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中关村的崇高使命。作为新时期的一项创新实践，和高新区二次创业的重大探索，中关村建设示范区，一定要置身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格局中，置身于建设走中国特色，自主建设的大战略中，置身于科技发展和应对金融危机的大形势下。具体地讲，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突出引领示范，聚集优秀创新人才，培养产业的领军任务，大力研发和转化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做强做大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品牌，全面提升自主创新和辐射带动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所以大家要看到三个关健词，一个是国家级、自主创新，三是示范区，在你们这里的成功经验，将来我们要在全国推广。党中央国务院期待着你们。因此，希望中关村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明确自身的发展定位，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进一步的极具科教资源，智力资源、文化资源，打造世界一流的创新高地。进一步优化体制机制，加快政策的先行先试，可落实到位，要完善共建共享的公共平台，进一步探索驱动发展的实现路径，真正的为全国的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示范。

具体来讲我想要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积极应对金融危机。这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更是建设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当务之急，一定要看到危中之机，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很多高新技术企业，仍然是逆势而动，呈现出较快的增长态势，充分显示出自主创新企业的生命力更加旺盛。中关村要发挥自身的科技优势，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创造合力。大家恐怕注意到了，我们这个批复里面第一条，关于开展股权基地试点，科技部首先要把这项工作，政策的协调和落实。因为在所有的试点中，人是最宝贵的因素，不可替代。科技事业的发展，它的根本还在于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所以要通过完善相关的政策，使科技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充分的激发起来。要积极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和科技创新成果的推广力度。要用科技支持重点产业振兴，国务院做出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要围绕产业的核心技术，进行重点攻关，把优势资源投入到能够尽早形成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的领域。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来提升民生科技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等领域的服务水平，为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惠民生、促改革做出切实的贡献。

二，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必须坚持自主创新，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着力培育战略性的产业，提升发展质量和内涵。要在原始创新上，有所作为。注重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三句话都是不可分割的。要通过完善产业配套服务设施，特别是要加强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服务体系，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技术转移与交易体系建设，提高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能力和辐射能力。充分发挥科技园区的资源优势来培育具有较强的引领和辐射，支撑与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要把叫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作为重点，自主产业潜力大，技术水平领先的高端产业来促进产业升级。同时要密切跟踪国际高新技术的进步。

三，要完善体制机制。认真落实国务院批复确定的各项政策，以更大的力度来推进改革创新，营造更好的体制机制环境。在这里，特别要进一步鼓励企业投身国家产业振兴的规划，参与承担国家科技计划，所通过政府采购，股权激励措施，把支持企业克服眼前困难同示范区建设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大创新的力量。我最近看货币战争的作用，有一个观点，说是美国是金融创新过度，而中国是金融创新不足，我觉得这个讲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进一步加大金融创新。建立比较完善的投融资的体制。要进一步整合创新资源，推进以产学延用为基础的协同创新，来实现资源共享。要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营造良

好的法制环境，市场环境，文化环境。要加大引进人才的力度，落实高端人才的引进、政策，依托在中关村实施的国家科研项目，加快培养科技领军人才。

四，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通过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探索高新区，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经验，因此希望中关村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与其他国家高新区一起，努力成为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成为带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强大引擎，成为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服务平台，成为抢占世界高技术产业制高点的前沿阵地。

五，加强领导，形成合力。支持中关村科技园建设，来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北京市有关方面要按国务院的精神，群策群力来做工作。科技部要加强指导，加大资源力度。北京市要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领导，积极推进，抓紧研究制订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和实施方案。中关村科技园区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最大程度的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成为一个主体，利用好政策优势，实现园区又好又快的发展，真正在自主创新方面为全国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做出示范。

中央常务委员 篇6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习近平，1969至1975年，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知青

插队期间，李克强一年到头大都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劳动。刻苦自学从合肥带来的书籍，夜幕降临之后还往往挑灯夜读。同时，他还尝试着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实践，带领农民科学种田，推广水稻良种，深得农民的拥护和公社党委的赏识。革命加拼命精神，着实锻炼了李克强的筋骨，磨砺了他的意志。

——李克强，1974年至1976年，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知青

“张德江是七队集体户的户长，他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在知青中很有威望。”老会计邢锡国说，生产队里的什么活儿张德江都干，铲地、割庄稼、上山冬采，赶车拉烧柴，放爬犁，有些当地小青年都没有他这种吃苦的劲头。

——张德江，1968年至1970年，吉林省汪清县罗子沟公社太平大队知青

“后来我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

论中共首次设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篇7

一、中央监察委员会产生的国内国际背景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有着一定的国内国际背景。从国内方面看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 因为人数太少, 十分重视党员的发展工作, 讲求数量。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的组织, 加强党的建设, 要求必须扩大党员的数量。到1926年7月, 中共党员发展到18526人。随着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 中共党员发展更快。至1927年4月底中共五大开会前, 党员人数已达到57967人, 又比10个月前增加一倍多。到了大革命时期, 随着党的组织规模的空前扩大, 党员人数的迅速增多, 以及政治角色由一个单纯的在野党到“半公开的半政府党”的转换, 贪污腐化等不良现象开始在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出现。针对党员质量问题, 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发出了《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中央扩大会议通告。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布的第一个反贪污腐化的文件。通告主要是针对当时少数党员中的“贪官污吏化”倾向发出的, 指出:“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 许多投机腐败分子, 均会跑到革命的队伍中来, 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 必定会使他的党陷入腐化, 不但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 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 和这些不良倾向作斗争, 才能巩固我们的营垒, 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1]这个通告不仅深刻分析了贪污腐化分子的危害因素, 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斗争立场和方针。为此, 迫切要求成立党的监察机构, 用严明的党纪维护党的集中与统一。

从国际因素背景看, 中共处于幼年时期, 组织上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而后者在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的特定条件下, 对于中共党内监督组织的诞生, 实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显示, 从确定召开中共五大, 到何时何地召开、参加人数、议事日程, 再到大会纲领的起草、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原则的确定等等, 无一不是贯彻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五大的政治纲领, 遵循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这个决议为中国革命指出了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在组织建设上, 贯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中共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提出, 为完成“领导无产阶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并建立这些阶级的民主独裁制政权”的政治任务, 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不仅应该变成群众的党, 而且应该变成布尔塞维克的党”。[2]为此, 规定了党的建设5项任务:努力扩大党员的数量;建立党的基础与支部;党中央坚毅地实行集体领导;加强对党外组织包括国民党的指导;注重党外劳动群众的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明确提出10项:增加党员数量;巩固支部;培养骨干;巩固和改进党的机关;国民党工作;工会工作;农民工作;军队工作;工农青年工作;国际联络。除了国际联络一项未在《组织问题议决案》中直接反映以外, 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决议的第一至第四项, 反映在《组织问题议决案》的第一至第三项中, 其第五至第九项, 《组织问题议决案》写成第四、第五项。两者从根本上保持了一致。

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创立及其制度安排

中共五大把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及的新高度, 突出地研究并部署了党的自身建设问题, 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 实现了建党以来最有力的一次党建创新。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创立及其制度安排, 正是这次党建创新的重要内容。

1927年5月9日, 中共五大在选举产生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同时, 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中央监察委员7人和候补中央监察委员3人组成。他们分别是:中央监察委员王荷波、许白昊、张佐臣、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中央监察委员杨培生、萧石月、阮啸仙。监察委员会的职权、组织及其运行规则, 是在中共五大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大会以后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中确定下来的。1927年6月1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 其中就党内监督组织建设, 第一次设立了“监察委员会”专章, 具体规定是:第六十一条:为巩固党的一致及威权起见, 在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第六十二条:中央及省监察委员, 不得以中央委员及省委员兼任。第六十三条:中央及省监察委员得参加中央及省委员会议, 但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遇必要时, 得参加相当的党部之各种会议。第六十四条:中央及省委员会, 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 必须得中央及省委员会之同意, 方能生效与执行。遇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意见不一致时, 则移交至中央或省监察委员会与中央或省委员会联席会议, 如联席会议再不能解决时, 则移交省及全国代表大会或移交于高级监察委员会解决之。

可见, 中国共产党创立监察委员会, 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党的一致和强化党的权威, 而这也应该理解为就是监察委员会的基本职能。它说明经过建党以来的实践, 党已认识到加强自身建设, 必须建立独立机构以专司监督之责;监察委员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向党的代表大会负责, 不以党的其他委员兼任, 这种选举而不委派, 专任而不兼职的规定, 目的正是为了保障监察委员会的权威性和独立性;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必须经过同级党的委员会同意才能生效, 但党的委员会不能取消同级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这表明在制度设计中注意到了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党的委员会应具备一定程度的相互制衡。省监察委员会与省委会的意见不一致, 其救济办法有两个:一是移交全省代表大会, 二是移交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的意见不一致时, 则须移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做出这种规定, 是既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又要在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威之下, 实行一定程度的党内分权。这种制度安排, 对于发扬和保护党内民主, 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 它又具有相当强的超前性, 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 并无条件使之得以顺利实施。

三、关于对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评价

对于中共党内监督组织建设来说, 1927年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创立, 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开端。但是, 形势的急剧转变, 使中共党内监督组织建设未能得到持续发展。中共五大召开时, 国民革命已经处于紧急时期, 革命的危机并没有因为五大确立与国民党继续合作的方针而得到缓解, 相反地, 武汉国民党中央却加速了蜕变的进程。八七会议召开, 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新方针, 政治局势、党的任务随之发生根本变化, 党的活动环境也相应地由公开转入了秘密。在这个短暂的期间, 中央监察委员会不仅来不及建立自己的组织体系和运行规则, 甚至来不及开展任何真正独立的工作。除了王荷波、杨匏安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出席了八七会议以外, 我们至今尚未发现中央监察委员会活动的文献。八七会议上, 王荷波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会后到北方局主持工作。其他中央监察委员、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亦先后分赴各地, 担任不同的工作。人员有出没有进, 这就意味着监察委员专任的规定未予执行。

鉴于此, 中共中央于1927年12月31日发出《中央通告第二十六号——关于监察委员会的问题》。通告说:“五次大会后因为国民党在各地背叛革命, 我们整个的党转入地底秘密工作的地位, 监察委员会似已成为不必要的组织, 同时各地党部因为种种关系有监察委员会组织者极少, 中央监察委员会则因为委员散在各地, 加以正主席王荷波同志及委员张佐成、萧石月与杨培森等同志之被难, 副主席杨匏安同志之被处罚, 至今未能行使职权。最近临时中央政治局重新提出讨论, 决议监察委员会之存废问题须在第六次全国大会解决。”[3]这样, 在1928年6月至7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就取消了监察委员会, 代之以职权范围较小的中央审查委员会。到1927年12月31日, 中共中央更进一步在第26号通告中提出, 监察委员会的存废问题将留待中共六大解决。

尽管中共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当时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但是它的成立在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方面, 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中央监察委员会机构的设立, 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纪律检查机构设置的先河, 为后来形成一套以两委 (即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基本平行、互相制约, 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比较独立完整地行使监督权力为主要内容的监督模式打下了基础。中共五大确立的党内监督模式很快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而发生了深刻变化。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撤销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一机构, 代之以中央审查委员会, 其地位和职权大为下降。尽管审查委员会仅履行监察委员会的部分权力, 毕竟使党内监督模式传承下来。六大后的中央纪律检查机构又几易其名, 由审查委员会改回到监察委员会, 由监察委员会到中央党务委员会。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通过的新党章不仅有“监察委员会”一章, 而且将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方式由本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修改为“中央监察委员会, 由中央全体会议选举之。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 由各该地方党委全体会议选举, 并由上级组织批准之”。新党章还进一步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职权。从五大开始已经在实践中形成的党委会通过专门监督机构行使党内监督权的机制到七大正式固定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11月, 经中央决定, 由朱德等11人组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成员有朱德、王从吾、安子文等, 以朱德为书记, 王从吾、安子文任副书记。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选举产生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八大对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职权做出了进一步规定。中共十一大重新恢复被九大、十大取消的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此后这一机构都没有变动, 并得到高度重视, 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在选举中央委员会的同时选举产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纪律检查机构规模逐步扩大, 从中央到地方人员配备完整, 纪检工作扎实而广泛地开展起来。中共十二大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任期、选举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 都做出了具体规定。党的十六大党章中把监察委员会改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 强调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在中国共产党权力机构中的地位, 明确规定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

综上所述,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设立, 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保证了党的纯洁性和党员队伍健康发展, 提高了党的声望和战斗力, 促进了党的优良作风的发扬, 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自身建设, 对于党内监督这一组织建设也颇为关注。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首次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 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组织建设的开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有着国内、国际两方面因素, 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科学的监督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由于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转入低潮, 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未能发挥监督效果。但是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其机构设置、制度建设, 对后来的中央和各地纪检机构的工作,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共五大,党内监督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第8卷 (上) , 第99-100页.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3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年版, 第66页.

中央常务委员 篇8

2008年,美国制药研究生产企业协会(PhRMA)日本分会认为需要讨论一个合适的药品定价体系,特别是市场扩张管理办法,以便在Chuikyo、保险机构及行业间达成长期解决方案,PhRMA日本分会主张,对话机制应得到企业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

2009年2月,日本卫生劳动福利部(MHLW)提出一项新规定:某个药品在没有任何新适应证的情况下,若产品市场的扩张比预期的要明显得多,应降低其NHI药价。而目前实行的是当产品因适应证及配方等原因改变用途进行变更,产品销售额超过150亿日元(1.59亿美元)且比最早的预期高出2倍的情况下,产品价格将降低。

MHLW称新规定扩大了药价降低的药品数量,会使制药行业面临的形势更严峻。药品生产企业对重新计算法表示反对,声称新规定将打击新药开发的热情。因为一旦新药销售良好,就要降低药价。

Daiichi Sankyo公司的一位专家委员会成员也对新规定表示反对,认为在没有任何前提的情况下,仅根据销量增加进行计算的降低药价规定,打击了日本开发新药的热情,将严重影响日本制药行业发展。MHLW也建议根据现有规定,对超过150亿日元的销售扩张进行回顾审查。

除市场扩张规定外,Chuikyo计划在即将召开的专家委员会上对日本制药生产商联合会提出的在专利有效期内保持新药价格稳定的建议,以及2010财政年度NHI药价改革中NHI的修订频度进行讨论。

中央常务委员 篇9

张德江在致辞中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工作，积极倡导优先投资人力资源开发，积极倡导实现包容性增长，大力支持并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在推动亚太地区实现包容性增长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张德江强调，人力资源开发是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合作领域。为落实本次部长级会议的成果，中国政府将进一步采取措施，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要积极实施充分就业的发展战略，继续实施有利于扩大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要大力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立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全方位开发人力资源，不断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加快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步伐，健全多渠道筹资机制，积极稳妥地开展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努力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要通过多边、双边渠道，积极与各成员加强联系，切实深化职业技能开发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各成员间的经验交流和信息共享，推动亚太地区人力资源开发。

张德江指出，本次部长级会议确定了今后一段时间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领域合作的方向和重点，希望各成员携手合作，共同完成。他相信，本次部长级会议将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人力资源开发取得更大发展提供新的契机，为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