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部门

中央部门（精选7篇）

中央部门 篇1

摘要：尚书省左民曹萌芽于两汉尚书省民曹, 形成于西晋, 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户籍主管机关。东晋南朝和北魏初期, 左民曹由左民尚书统领, 北魏后期改由度支尚书统领。西魏改左民郎为民部郎、度支尚书为民部尚书。

关键词：左民,尚书,户籍,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 政权林立又兴亡无常, 中央户籍机构比较复杂, 研究者众说纷纭。或以为有民曹, 或以为有左户、右户, 或以为有户部。其中有讳书的影响[1], 也有年代的误置。以下对此间户籍管理的情况进行简要分析, 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秦汉时期, 丞相和御史大夫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 也是户籍管理机关。其中丞相 (西汉末改称司徒) 是决策机关, 每年听取郡国关于人口、土地、赋税、治安的汇报, 称为“受计”或“主计”, 并奏请皇帝进行奖惩。而御史大夫是监察机关, 负责保存“计簿”, 核查真伪。有的皇帝对丞相不放心, 往往亲自听取汇报。东汉三公为最高长官, 下设有户曹, 专门负责户口管理。魏晋南北朝时期, 三公地位下降, 但名义上仍然是国家最高官员, 下设包括户曹在内的各类办公机构, 但户籍管理工作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尚书台。西汉时, 尚书台已经分曹治事, 《汉官旧仪》卷上说:“尚书郎四人, 匈奴单于、营部二郎主羌夷吏民, 民曹一郎主天下户口垦田功作, 谒者曹一郎主天下见钱贡献委输。”这说明西汉尚书台曾设民曹郎参与户籍工作。东汉时尚书台还设有三公尚书二人, 掌天下岁尽集课, 与司徒府共同接受上计, 还有民曹尚书主缮修、功作、盐池、园苑事。此时三公职权仍在, 尚书虽分曹治事, 但机构尚不发达, 户籍工作主要由司徒府掌管。随着三公权力向尚书台的转移, 三公的户曹名存实亡, 尚书台民曹则逐渐接管了三公户曹的户籍管理工作。

三国时期最重要的变化是尚书台负责接受地方上计, 即所谓“台阁临下, 考功校否”[2]295, “岁终台阁课功校簿”[3]1303, 台内则分曹对上计簿进行接收、审验、保管, 并据以对地方官政绩进行考评。针对户口上计则出现了专门的户籍管理机构, 《宋书》卷三十九《百官上》载:“魏世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五曹尚书。”左民尚书分管民曹、虞部、农部、驾部、水部五曹, 其中民曹应是户籍管理的专职部门。需说明的是“左民尚书”中“左”为左、右之左, 曹魏政权只有“左民”而无“右民”, 这比较奇怪。按惯例, 尚书应与首司或首曹同名, 而左民尚书所统首曹却是民曹, 因此, “左民尚书”应为“民曹尚书”之误。至西晋太康年间则设左民尚书, 其下又有左民曹、右民曹, 此为东晋南朝所沿置, 又为北魏等政权仿效, 对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西晋末年五胡内迁, 造成中原永嘉之乱, 大量人口迁往江南。东晋政府设置侨州郡县以安置北来流民。流民在以其原籍命名的地方行政机构里登记临时户籍, 以白纸书写, 故称白籍。东晋成帝咸康七年 (334) 七月, 下令“实编户, 王公以下皆正土断白籍”[3]183。就是要求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要登记侨置户口, 称白籍。东晋南朝土著人口登记用经特殊处理, 能防虫蛀, 呈黄色的纸, 称黄籍。登记装订的方法是“朱笔隐注, 纸连悉缝”, 用丹砂做原料, 认真工整地手抄写定, 每页纸都装订缝合在一起。黄籍是国家法定的户口册籍, 对各户成员的年龄、身体、婚姻、家族状况, 甚至有无违法都要登记, 一经登记便具有效力, 成为能否做官或服役纳税的法律凭证。东晋南朝最大的问题就是户籍作伪现象比较严重, 很多人登记士族出身或身体疾病以逃避赋役, 查验户籍真伪是左民曹户口管理的重要内容。贾弼之对族谱比较研究, 东晋孝武帝太元 (376—396) 年间, “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 撰定缮写, 藏秘阁及左民曹”[2]907, 作为辨别户籍真伪的依据。需要指出的是, 南朝因循汉代司徒接受计的习惯。《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称:“司徒府领天下州郡名数户口簿籍, 虽无, 常置左右长史、左西曹掾属、主簿、祭酒、令史以下。”这里的户口簿籍只是副本。

南齐太祖萧道成感到户籍弄虚作假、逃避赋役现象严重, 说:“黄籍, 民之大纪, 国之治端。自顷氓俗巧伪, 为日已久, 至乃窃注爵位, 盗易年月, 增损三状, 贸袭万端, 或户存而文书已绝, 或人在而反托死叛, 停私而云隶役, 身强而称六疾, 编户齐家少不如此。”他命令骁骑将军虞玩之与傅坚意对户籍进行检查。虞玩之称, 地方官员贪污受贿, 户籍检查不认真, 有错误的户籍退回去也不纠正。主张应以元嘉二十七年 (450) 籍为正, 让各县重新审定, “必令明洗, 然后上州, 永以为正。若有虚昧, 州县同咎”。萧道成赞同这个意见, 设立专门机构对户籍进行检查改定, 并定出完成的纠错、退回指标, 结果“货赂因缘, 籍注虽正, 犹强推却, 以充程限”, 造成冤假错案。后来齐武帝萧赜又规定凡户籍认定作伪者都要戍边十年, 百姓怨声载道。导致他不得下诏停止检籍, 戍边者又回到家乡, 户籍检查不了了之。南齐宗室萧子良曾上疏称:“自宋道无章, 王风陵替, 窃官假号, 骈门连室。今左民所检, 动以万数, 渐渍之来, 非复始适, 一朝洗正, 理致沸腾。”[2]695说的就是这件事, 左民曹是主持这次户籍检查的机关。

南朝梁陈时期, 左民曹仍是户籍检定和保存的重要机关。梁武帝时, 因为南徐州、江州、郢州户籍资料拖延上报达到两年以上及百姓为逃避赋役伪造成户籍身份, 尚书令沈约要求左民曹加强对家谱、户籍的审查。他谈到户籍档案的保管情况, 说:“晋咸和 (326—334) 初, 苏峻作乱, 版籍焚烧, 此后起咸和三年以至于宋并皆翔实, 朱笔隐注, 纸连悉缝, 而尚书上省库籍。唯有宋元嘉 (424—453) 中以来, 以为宜检之日即事所须故也。晋代旧籍并在下省左人曹 (‘人’为‘民’讳写[1]) , 谓之晋籍, 有东西二库。既不系寻检, 主者不复经怀, 狗牵鼠啮, 雨湿沾烂, 解散于地, 又无扄縢。”[4]58-61其中提到的“晋代旧籍并在下省”需要解释一下。东晋南朝的宫省分布情况是这样的:

(东晋) 尚书八座各自有省。合称尚书上省。八座每旦议政于朝堂, 谓之旦朝。事殷则有旦哺二次。尚书上省有门名“祟礼门”。沿西晋旧名。上省之东跨路有阁道通下省, 或名尚书下舍, 为省官住所, 兼有档案库分曹贮存下, 省门名“建礼”, 则源自东汉。官员携家属常住宫内, 有门生, 随从, 又有令史等吏员, 人数甚多, 在宫内形成了大片官署兼居住区, 这种制度非常特殊, 至陈亡乃绝。[5]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 南梁户籍保存分为两个地方, 宋文帝元嘉以来的户籍档案因为经常用到, 放在尚书上省即办公的地方;东晋时期的户籍档案因年代久远, 很少用到, 放在尚书下省, 左民曹的东西两个库房里。上省、下省户籍管理都存在问题和漏洞, 上省在检查、改写户籍时, 通常是令史等基层人员单独出入档案室, 非常容易对户籍“私写私换”, 弄虚作假, 沈约向梁武帝建议加强管理, “若入库检籍之时, 直郎、直都应共监视, 写籍皆于郎、都目前, 并加掌置, 私写私换可以永绝”。直郎指当值的左民郎, 直都指当值的都省官员, 即尚书令、仆射、丞等人。下省户籍旧档, 官府不加重视, 保存状况非常不好, “狗牵鼠啮, 雨湿沾烂, 解散于地”, 胡乱堆放在地上, 连起码的装箱上锁也没有做到。沈约建议加强这些旧档案的保管和利用, 选拔熟悉经史和士族家谱的人任左民郎、左民尚书专共校勘。“所贵卑姓杂谱以晋籍及宋永初 (武帝刘裕年号, 420—422) 、景平 (少帝刘义符年号423—424) 籍在下省者对共雠校。若谱注通籍有卑杂则条其巧谬, 下在所科罚。”[4]58-61梁武帝听从沈约建议, 让御史中丞王僧孺整理士族谱籍, 放在左民曹作为参考, 并加派令史从事户籍检定, 从而加强了户籍管理。其后遭侯景之变, 南方陷入长期战乱, 此间梁元帝曾命左民尚书周弘正校对从战火中抢救出来的秘书图籍, 可能就包括户籍资料。从侯景之乱到梁陈更替, 人口大量伤亡逃离, 南陈政权稳定后, 陈文帝才要求于天嘉二年 (560) “不问侨旧悉令著籍, 同土断之例”[6]49—51, 进行户口重新登记, 任命沈君理为左民尚书, 加强管理。陈宣帝太建二年 (570) 又下令加强户口检查, “其籍有巧隐, 并王公百司辄受民为程荫, 解还本属, 开恩听首”[6]79。发现户籍作假或贵族官员隐瞒户口, 都要退回改正。

三

北魏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最初没有户籍制度, 实行宗主督护制, “所以民多隐冒, 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7]1180。北魏在完成北方统一过程中迅速汉化, 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 (399) 就仿照西晋设尚书省, 天下“岁尽举课上台”。其中设有左民尚书、左民郎应负责户籍工作, 除左民部门外, 其他部门也参与户口管理工作。文成帝 (452—465) 时, 薛野猪“迁给事中, 典民籍事, 校计户口, 号为称职”[7]995。北魏孝文帝时期, 进一步推行官制改革, 取消了左民尚书, 其户籍工作改由度支尚书、左民曹负责。在加强官制建设的同时, 北魏开始对户籍加强建设和管理, 建立三长作为基层户籍管理机关, 并派遣定户籍大使到各地巡视, 加强户籍督导工作。

东魏、北齐官制仍沿袭北魏传统。北齐尚书省置度支尚书统左民等六曹, 左民掌天下计账、户籍等事。齐武成帝对户籍管理发明了一种新办法。他曾专门刻印章一钮, 腹下隐起篆书为“督摄万机”四字。“此印常在内, 唯以印籍缝。用则左户 (‘户’为‘民’之讳写[1]) 郎中、度支尚书奏取, 印讫输内。”[8]239所谓“籍缝”应当是计账册、户籍册各页缝合处, 在此加盖印章是为防止掉换档案, 这种办法沿用至今。不过, 北齐政权的户籍管理制度并不健全, “吏道因而成奸, 豪党兼并, 户口益多隐漏”[8]676。北齐之亡也与政令不休、户籍混乱有关。

西魏、北周非常重视户籍管理。苏绰为权臣宇文泰的大行台左丞, 参典机密, “制文案程式, 朱出墨入, 及计账、户籍之法”。大统十年, 他被任命为度支尚书, 制定“六条诏书”, “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 非通六条及计账者, 不得居官”[9]382。后来, 西魏将度支尚书改为民部尚书, 左民郎改为民部郎。有些学者将民部尚书之设定于北魏[10], 这是不正确的。有以下史料可证:西魏文帝大统三年 (537) , 李彦“转太傅长史、仪曹郎中、左民郎中。十二年 (546) , 省三十六曹为十二部, 改授民部郎中”[9]665。西魏大统十二年改革以后仍以六尚书分统十二部。史载, 柳庆在魏废帝 (552—554) 初, 曾为民部尚书[9]372。唐瑾先为民部尚书, 后来转吏部尚书, “时六尚书皆一时之秀”[9]564。北周将民部尚书改为民部中大夫, 设“民部中大夫二人, 掌承司徒教, 以籍账之法, 赞计人民之众寡”[4]636。隋取代北周后, 又恢复了民部尚书的称谓。这一制度为唐代继承, 贞观二十三年 (649) , 唐太宗李世民去世, 其子高宗李治即位, 为避“世”、“民”之讳, 下令将民部尚书改为户部尚书, 从此户部成为户籍主管机关, 一直延续到清末。

参考文献

[1]焦培民.略论唐人修史讳书及其不良影响[J].兰台世界, 2010 (3) .

[2]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 1959.

[3]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4.

[4]杜佑.通典[M].中华书局, 1988.

[5]郭湖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宫室制度沿革[J].东南文化, 1990 (1) .

[6]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2.

[7]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4.

[8]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3.

[9]令狐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1.

[10]张文强.魏晋北朝考课制度述略[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8 (5) .

中央部门 篇2

中央部门职能介绍：林业局

距离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还有2个月的时间，为了帮助众考生突出重围成就梦想，中公教育专家特别整理了各大中央部门的只能介绍，帮助的广大考生在事业单位考试中取得佳绩。

林业局是国家和省、市、县等各级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担负着各自所辖区域内的林业生态规划建设、林业产业指导与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病虫害防治和森林资源保护等重任。

职能：

一、研究拟定森林生态环境建设、森林资源保护和国土绿化的方针、政策，组织起草有关的法律法规并监督实施。

二、拟定国家林业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管理中央级林业资金;监督全国林业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三、组织开展植树造林和封山育林工作;组织、指导以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和防沙、治沙工作;组织、协调防治荒漠化方面的国际公约的履约工作;指导国有林场(苗圃)、森林公园及基层林业工作机构的建设和管理。

四、组织、指导森林资源(含经济林、薪炭林、热带林作物、红树林及其他特种用途林)的管理;管理国务院确定的重点林区的国有森林资源并向其派驻森林资源监督机构;组织全国森林资源调查、动态监测和统计;审核并监督森林资源的使用;组织编制森林采伐限额，经国务院批准后，监督执行;监督林木、竹林的凭证采伐与运输;组织、指导林地、林权管理并对依法应由国务院批准的林地征用、占用进行初审。

五、组织、指导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拟定及调整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植物名录，报国务院批准后发布;指导森林、陆生野生动物、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组织、协调全国湿地保护和有关国际公约的履约工作;负责濒危物种进出口和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珍稀野生植物及其产品出口的审批和有关国际公约的履约工作。

六、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全国森林防火工作;指导全国森林公安工作;组织、指导全国森林病虫鼠害的防治、检疫、森林植物新品种保护和森林外来有害生物防治工作;领导武装森林警察部队并负责其业务工作。

七、研究提出林业发展的经济调节意见;监督国有林业资产;审批重点林业建设项目。

八、指导各类商品林(包括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药用林、竹林、特种用途林)和风景林的培育;指导全国木材行业管理工作。

九、组织指导林业科技、教育和外事工作;指导全国林业队伍的建设。

十、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信息来源临沂公务员考试网：linyi.offcn.com

(九)负责公路、水路国际合作与外事工作, 开展与港澳台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中央部门 篇3

《通知》要求，各地要将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规划纳入城市、镇总体规划，全国社会养老床位数应该达到每千名老年人35～40张。《通知》表示，应使符合标准的日间照料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等服务设施覆盖所有城市社区，90%以上的乡镇和60%以上的农村社区建立包括养老服务在内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和站点。

为强化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审查和建设监管，《通知》强调，在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和审查过程中，城乡规划编制单位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严格贯彻落实《意见》所提出的人均用地不低于0.1平方米的标准，依据规划要求，确定养老服务设施布局和建设标准，分区分级规划设置养老服务设施。

为做好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情况监督检查，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全面检查。监督检查报告于当年11月底报送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据悉，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情况监督检查主要内容包括：新建城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情况、新建居住（小）区养老服务设施实际配套情况、工程建设标准执行情况等。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国土资源部、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部门，将对各地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情况适时进行专项督查。

为严格执行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标准，《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标准宣贯培训，从2014年起，将有关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标准培训纳入执业注册师继续教育培训要求，使从业人员全面掌握、正确执行标准规定，提高从业人员技术能力。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城市、镇总体规划实施评估中，应加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情况评估，对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滞后或总量不足的，应在城市、镇总体规划修编、修改时予以完善。

中央部门 篇4

关键词：中央行政部门,非税收入,电子支付体系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中央行政部门非税收入仍然存在管理不够规范、运行效率低下等问题。非税收入电子支付体系建设是近年来创新非税收入管理模式的重要成果之一，它改变了传统的支付结算方式，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从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一、当前中央行政部门非税收入征管中存在的问题

非税收入属于预算外收入。它涉及面广、项目多、征收方式复杂，是财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非税收入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是：

1. 在非税收入管理中，代收银行是财政部通过政府采购招标方式确定的，银行代收手续费由财政安排资金拨付给代收银行总行，但真正执行代收职能的是总行下属的各级支行或分行，下级行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所得利益有限，这难免会影响执收点银行的积极性和服务质量。

2. 执收单位的工作量并未因银行代收而有所减少。理论上，缴款单位应将盖好印鉴的缴款通知书送交代收银行，然后返回执收单位办理业务，在实际工作中，这种方法基本是行不通的，银行代收大多是形式上的代收，多数银行只是于每日结算前到执收单位拿取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转账支票和现金，银行并未派员入住执收单位进行收款，执收单位不仅要开具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还要分类进行汇缴、开支票、收现金等工作，这也是非税收入汇缴工作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

3. 中央行政部门作为非税收入执收单位，其执收点分布极为分散，有发达地区的，也有边远穷地区的，任何一家中标代收银行都不能完全满足代收要求。因此，中央行政部门进行非税收入管理必须是直缴与汇缴两种方式并行。

4. 现行缴款方式并不能完全杜绝执收单位占压、挪用、转移、隐瞒资金等违纪行为，因银行代收行为的不彻底、执收单位的消极收费，造成了当前非税收入长期不结账、坏账、滞收等现象。

二、建立非税收入电子支付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

1. 当前电子支付技术满足非税收入支付的需要。

电子支付是指单位、个人直接或授权他人通过电子终端发出支付指令，实现货币支付与资金转移。电子支付在我国的发展始于网上银行业务，以网上支付、电话支付、第三方支付服务等多种形式出现。与传统支付方式相比，具有以下优势： (1) 电子支付是采用先进的技术通过数字流转来完成信息传输和款项支付。 (2) 电子支付采用Internet、Extranet等先进的通信手段使其基于一个开放的系统平台之中，方便执收单位、缴款单位和财政部门进行相关数据传输。 (3) 电子支付具有方便、快捷、高效、经济的优势。用户只要拥有一台联网的PC机，便可足不出户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整个支付过程。 (4) 电子支付采用多重的安全保护措施，如CFCA数字证书安全体系、SSL通讯加密、多重防火墙保护等技术，来确保客户身份认证和数据传输及密码的安全，使电子支付用户不用再为安全问题担心。

2. 非税收入电子支付体系建立的服务环境已经具备。

近年来，各行的电子银行业务均得到加强，电子支付的市场基础和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电子支付的营销方式正逐步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化，其服务功能不断得到增强。一方面，各行在电子银行业务方面开发了各具特色的服务功能，如兴业银行的“在线兴业”、工商银行推出的“金融@家”等;另一方面，电子支付的客户群体日益壮大。各行利用多层次、全方位营销和主动上门推介等方式，吸引了一批实力雄厚的黄金客户，并稳定了传统业务长期形成的客户群体，为银行电子支付业务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银行通过推行规范化管理，为电子支付从立项到产品上线运行全过程拟订规范化操作流程，保证了电子银行的安全和畅通。

3. 非税收入电子支付的法律环境已经得到进一步完善。

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包括《支付结算管理办法》、《大额支付系统业务处理办法》、《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电子签名法》、《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电子支付指引》等法律法规，并将第三方支付平台等非银行机构纳入清算体系统一管理。在政策和法律的监管下，电子支付已经越来越规范，电子支付发展所需的法律环境已经形成。

例如，为配合财政部非税收入收缴改革，规范检验检疫非税收入管理，提高通关速度，方便缴款人缴费，2006年国家质检总局在财政部的指导下，与中信银行等相关部门进行协作研究，提出并建立了信息大集中模式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及电子支付平台。该平台通过与财政部的收入收缴业务平台和代理银行的电子支付平台相联通，为用户提供两种灵活的电子直缴收费模式，即由检验检疫机构财务人员直接进行网上划账和由企业直接上网缴纳检验检疫费用两种模式。非税收入资金通过支付平台，直接由企业账户划入中央财政专户，实现了当日支付当日到账。

质检总局非税收入电子支付平台的支付必须符合以下四个特性条件： (1) 企业存款银行必须支持本电子在线支付指令，并能将款项在当天清算时划入检验检疫财政收入专户; (2) 企业银行账户必须存有足够支付的银行存款; (3) 企业、银行和检验检疫机构必须签订三方许可协议，约定操作行为和法律责任; (4) 企业必须是在检验检疫机构进行注册登记的企业。

三、推进中央行政部门非税收入电子支付体系建立

1. 统一规范，开发非税收入电子支付管理平台。

由于各执收银行业务系统的不同，以及中央行政部门各单位之间业务特征的区别，财政部门有必要建立统一的规范，如建立统一的技术规范、统一的基础平台、统一的数据库模式、统一的标准代码、统一的数据接口和统一的身份验证等，实现财政部门和代收银行间非税收入收缴和支付信息联网，保证非税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为此，国家应持续加大对金融网络基础设施的投入，将电子化网点和营业网点电子化覆盖率逐步提高。提升网络安全技术，普及CA认证，以增大支付网络安全系数，使电子客户真正了解所受到的安全保护，从而打消对电子支付技术方面的顾虑。

2. 统一管理，分步实施，积极推动与第三方安全机构的支付合作。

电子支付业务的需求为传统银行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代收银行应将传统营销渠道和网络营销渠道相结合，走“多渠道并存”的道路。因银行代收网点的限制，代收银行和执收机构应积极推动与第三方安全机构的合作，借助于与第三方的技术和服务合作，促进客户建立网络信用，这样可以使电子支付获得更大发展。在推行电子支付业务时，中央行政部门应加强统一管理，系统运行平稳后，应对信息化平台、网络条件、业务操作模式和代理银行设施等基础条件成熟的执收单位先行实施，逐步实现信息大集中模式。

3. 加强风险防范，健全非税收入电子支付监督检查机制。

根据电子支付的发展特点，要以战略的眼光从整体上把握电子支付的发展方向，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对电子支付的安全、交易规则进行规范，加强风险防范。同时，要建立健全非税收入及电子支付的监督检查机制，充分发挥财政、审计、社会中介组织等机构对非税收入的监督作用，在做好非税收入日常检查的基础上，强化对非税收入的直接征收、就地监缴和专项检查工作，对政府非税收入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依法及时进行处理。

参考文献

[1].傅道忠.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现状与前瞻.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11

完善中央部门预算审计公告的思考 篇5

一、影响中央部门预算审计公告效应的成因分析

我们以2004年至2009年审计署发布的“部门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为基础，对我国中央部门预算审计公告的质量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部门预算审计公告实施的6年间，中央部门预算审计质量有一定提高，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然而分析发现，存在的如下问题制约了审计公告效应进一步有效发挥。

（一）中央部门预算审计公告的范国有限

2003-2008年度被审计的部门数分别为55、38、48、56、53、55，以“部门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方式披露的部门数分别为9、32、42、49、49、54。如表1：

由表1可知，虽然公告的部门数在逐年增加，但部门预算审计中仍存在着“审”而不“告”的问题，这说明目前我国的部门预算审计公告仍是有保留的公告，审计公告的主体和范围还有待进一步拓宽；其次，就在2002年，我国中央部门预算的试点部门数就已经超过了90，且以后各年度纳入到中央部门预算试点范围的部门数是逐年增加的，这说明部门预算审计公告所披露的部门数相对于执行部门预算的部门总数而言，其比重依然较低。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公告披露的部门数在逐年增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审计署对审计公告工作的重视程度在提高。

（二）部门预算审计公告的内容不完整

部门预算审计公告是审计机关将部门预算审计结果通过大众媒体向社会公开，利用社会舆论监督工具促使审计查出的问题得到纠正和落实的一项措施。我们依据中央部门预算审计公告的内容对其结构进行了剖析，公告由四个部分组成：基本情况，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以及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具体内容见表2：

在考察2004-2009年六年间部门预算审计公告的实施效果后，发现其主要内容存在以下问题：

1.部门预算审计公告中的“基本情况”部分，缺少部门本年度预算收支总额信息，使得社会公众不能从整体上了解该部门年度预算收支情况；其次，对部门职能的相关情况未做披露，不便于公众理解财政资金用在何处、为社会带来多少效益，弱化了社会监督的动力；最后，对“部门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评述千篇一律，对资金的财务审计和绩效审计缺乏实质性判定。

2.“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部分，违规事项注重于被审计部门的收支活动和会计资料是否真实、正确、合法和有效的财务审计，忽视预算资金安排是否恰当、是否合适以及资金使用是否有效益的绩效审计；违规金额采用绝对数指标，没有赋予相应的百分数，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数据的信息含量，致使公众“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利于公告的透明性和可读性。

3.“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部分，主要是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出审计处理决定，但对问题的成因、责任归属没做披露，削弱了部门预算审计公告的可读性、严肃性和威慑力；整改建议比较笼统，操作性不强，难以约束和指导被审计部门的整改工作。

4.“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部分，侧重公告已经整改完毕的事项，但对已披露而尚未整改的问题及其成因却轻描淡写，此外，对相关责任主体的处理情况缺乏披露。由此，社会公众不能及时了解问题的整改情况，加大了权力部门暗箱操作的机会，降低了部门预算审计公告的社会经济效益。

（三）中央部门预算审计公告及时性较差、公告载体较单一

1.中央部门预算审计公告及时性较差。我们将2003-2008年六年间“部门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时间和审计结果公告时间进行了对比，如表3：

由上表可以看出，六年间“部门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时间和审计结果公告时间相差都在半年左右。这样，无论是全国人大、政府部门还是社会公众，都无法及时地获取所需的信息，不利于对各政府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等进行及时监督。

2.中央部门预算审计公告载体较单一。审计公告的载体和渠道是影响部门预算审计公告效果的重要因素。在我国，根据《审计机关公布审计结果准则》第四条规定：审计机关可以通过下列形式公布审计结果：(1)广播、电视；(2)报纸、杂志等出版物；(3)互联网；(4)新闻发布会；(5)公报、公告；(6)其他形式。虽然从法律规定上看，部门预算审计公告的形式多样，但在实际工作中根据笔者的了解，目前比较常见的还是互联网、报纸、杂志，较少借助于广播、电视节目专栏和政府审计公报，致使我国审计公告缺乏一定的“民间性”，弱化了社会监督力度。

（四）中央部门预算审计公告缺乏相应的信息反馈机制

由于部门预算审计结果公告采用的是大众传播方式，因此反馈信息形成的渠道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我国只有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却还没有相应的信息反馈机制，这使得审计机关在审计结果公告以后，难以及时准确获知公告所带来的效应以及公众对审计公告的理解和看法，致使很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和完善措施可能因此反馈不到审计机关或各部门预算单位的手中，这将不利于我国部门预算审计公告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二、改进中央部门预算审计公告的对策

（一）拓宽中央部门预算审计结果的公告范围

“只有阳光，才能除去病毒”。部门预算审计结果公告范围狭窄势必影响审计公告的透明性，对此，审计机关要逐步加大审计的广度，而不只是抽查少数部门，或是对所审计部门中的一部分进行披露，要逐步做到“以公告为原则，以不公告为例外”。只有对越来越多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和披露，才能使社会公众更大范围的了解部门预算执行情况，更好地加强社会监督力度。

（二）完善中央部门预算审计公告的内容

1.中央部门预算审计公告中的“基本情况”部分中，应简要介绍被审计部门的经济性质、管理体制、财政财务收支等情况，便于公众了解和熟悉被审计部门的基本情况；而部门预算审计结果的评价可分为财务审计和绩效审计两个层次，并采用公众容易理解的结论性指标衡量被审计部门的资金使用情况：对部门预算财务审计结果的评定可借鉴民间审计的做法，即分为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否定意见和无法发表意见四种情况；对部门预算绩效审计结果的综合评价，可划分为优秀、较好、一般、较差和糟糕五个级别。

2.“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部分，建议将部门绩效审计的结果与部门财务审计结果分别加以披露，在部门预算审计公告中另起一段，从格式上凸显绩效审计的重要性：对于部门预算绩效审计结果公告的数据应重视绝对数、关注相对数、甚至可以用图表来表示，多角度反映总体情况和发展趋势，使得社会公众不仅知道违规事项的发生与否，而且可以详细了解违规事项的严重程度，提高审计公告的透明性和可读性。

3.“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部分，应对违规事项追本溯源，披露问题的成因，找出存在的漏洞，为整改工作指明切入点和方向；其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公告责任主体归属问题，提高审计公告的威慑力，促使被审计部门及相关机构在此压力之下更快地改正问题和处理问题；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应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以利于被审计部门改善工作，并为国家各个职能及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4.“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是审计公告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审计公告应将部门预算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责任人的责任和处理、尚未整改和处理的原因及责任、准备采取的主要整改措施等情况公布于众，建立长效机制，实现人民对政府的监督，部门间的横向监督，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增强部门预算审计的社会效益。

（三）提高中央部门预算审计公告的及时性和公告载体的多样性

部门预算审计公告的及时性和公告载体的多样性是影响公告质量的重要因素。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1.一个健康有序的社会，所有的公共事务都应当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运转。审计工作报告也不例外，应逐步向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将查处的问题分批分期、及时地向社会进行公告，而不仅仅是产生一个短暂的社会“审计风暴”的效应，在年度的某个时点集中统一对外披露。

2.在公告载体的选择上，审计机关可以通过公报、广播、电视、报纸、新闻发布会等来发布审计公告。对于影响面重大、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审计结果，必须让绝大多数公众容易获得，所以应该同时采用以下形式公布审计结果：审计机关通过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公告；通过广播和电视公告：在主要的报纸和杂志上刊登审计结果；在政府与审计机关网站的“审计结果公告”上发布；对于信息传播较闭塞的地方，可以通过发放部门预算审计公告小手册，以及审计人员的口头陈述这种简单直接的方法加以宣传，而不应仅限于覆盖面有限的现代化传媒手段。

（四）构建中央部门预算审计结果公告信息反馈机制

中央部门 篇6

随着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部门的发展，中央秘书工作和秘书部门也随之设立与发展。理清其组织发展演变过程，便于总结历史经验，继承优良传统，加强中央秘书工作部门的自身建设，提高秘书工作的效能。

[关键词]

中共中央;秘书工作部门;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9-0033-03

四、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秘书工作部门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机关驻于陕甘宁边区延安，环境较为稳定安全。中央秘书工作和秘书部门也进一步得到充实和健全。

（一）中共中央秘书处的逐步健全及工作规则规定的制定。随着全国各地大批爱国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中央机关各部门吸收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党员干部参加工作，逐步健全了各部委内部科室等机构。1937年12月25日，党中央制定了《政治局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书记处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1938年11月6日颁布的《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规定：“区委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之下，得分下列各部办事：……秘书处——管理文书、庶务、会计等事。在秘书处及各部之下，得视事务之繁简，分为各科办事，设科长科员若干人。各级党委的各工作部门，对于下级党委的各该部门，均得指导其工作，但关于各种重要问题的指示，应经由各该党委员会行使之。”[1]这是党中央又一次明文正式决定设立“中央秘书处”，并规定其主要工作。中共中央秘书处除原有的文书科、会计科、机要科、材料科、收发室外，陆续增设了交通科、电讯科、速记室、总务科等。中央秘书处的职能进一步拓宽、加强，主要是：负责制订机关工作制度。如1939年6月19日中央秘书处印发了《中央直属机关暂行工作规则》，规定了行政制度、办公会客制度、工作制度、会议制度等;负责全党全国性的电讯指导业务;奉命转发中央及各地文件材料;负责文件电报区分与管理;设立印刷厂、负责印刷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各种文件材料等。

（二）抗战前期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依现有文献史料看，李富春于1937年8月至1939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较为可信。其一，党的七大、八大“代表名录”均称李富春“1937年春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未讲截止时间。但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李富春任秘书长，而王首道仅是秘书，似亦说明六中全会以前中央秘书长是李富春，而不会是王首道。

其二，李富春当时多次参加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会议。经查《张闻天年谱》上卷引会议原始记录所列人名排列，1937年至1938年9月，李富春先后17次参加了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排名多在中央常委、书记之后，参加者之前。如1938年2月20日中央常委会议“记录”所列人名为“康生、洛甫、凯丰、富春，参加者：仿吾、罗迈、邵式平、申力生”。11月30日六中全会后第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所列为“毛、洛、康、陈（云）、祥（王稼祥）、李（富春）参加”。12月5日中央常委会议“记录”所列为“毛、洛、陈、康、祥、李”，李显然指李富春。

其三，王若飞1940年1月13日至1941年9月28日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要根据是七大“代表名录”王若飞“同年（指1940年）春至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此前他曾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军委参谋长（1941年1月27日免职，有军委命令）。另据《张闻天年谱》上卷称，1941年“3月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若飞亦列席。张闻天提议“《政治简讯》今后由中央秘书处若飞、乔木负责起草，每周一次”，表明当时王若飞确实主持中央秘书处工作。另1941年9月王若飞曾起草《秘书长日常管理的业务》共八项任务，亦可证明他1941年9月前确曾担任过中央秘书长。[3]

以上李富春、王若飞担任的中央秘书长，事实上主要是主管中央秘书处、行政处（均有处长）等工作，不同于中央秘书处处长，但也不同于五大、六大后由蔡和森、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和随后任弼时担任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他们均列席过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会议，但本身并非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成员。

（三）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的设立及其组织。随着全国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抗日军队的空前大发展，党中央机关的日常事务性技术工作日益增加，中央书记处政治和组织日常工作加重，中央秘书处组织已难以承担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七大筹备工作，决定“大会以任弼时为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王首道、陶铸为秘书处正副处长”。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任弼时关于改革中央机构的报告，会议决定在中央秘书处下成立中央行政管理局，统一中央机关和直属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会议还决定：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议程，由中央秘书长负责提出”。9月8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以王首道、邓洁为中央秘书处的正副处长”。[4]从以上中央政治局决定可以看出，由任弼时担任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与由李富春、王若飞担任的中央秘书处秘书长，职权明显不同，排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位的任弼时是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成员，负责安排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议程。其作用与五大后蔡和森，六大后周恩来、李立三，八七会议后李维汉所任中央秘书长相同。

1941年9月15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中央秘书处为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机关，中央书记处的业务工作，由任弼时提出方案，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执行”。9月26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通过任弼时提出的《中央书记处的任务和组织条例》，规定了中央书记处五项职责，其“业务工作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执行”。9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正式通知：组织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负责书记处的日常工作”。[5]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简称中央办公厅，此后是与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等相同的部级工作机关。第一位主任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兼任，此后中央秘书处隶属于中央办公厅。据9月王若飞起草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的组织机构》规定，在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之下辖有中央秘书处、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特别会计科、交通科和中央直属党委。在中央秘书处之下辖有机要处、总务科、中央保卫委员会、杨家岭总支委。

五、党的七大后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办公厅

（一）党的七大及其后的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办公厅。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共七大，预备会议选出大会主席团，选出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副秘书长李富春。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任弼时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李富春为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6]中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第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其职权相当于党的八大后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之下的“中央总书记”、副总书记。9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李富春调任冀热辽中央局书记。1946年11月2日中央书记处决定，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但饶并未到职。

（二）撤出延安后的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一分为三。1947年3月党中央撤出延安后，中央办公厅携带大批档案资料撤至陕北。3月29日党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边区;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后方委员会暂留晋西北。中央办公厅将全部人员分组三个支队：第一支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编入中央纵队（昆仑支队）为第一大队，大队长龙飞虎，机要处处长李质忠，行政处处长邓洁，警卫处处长汪东兴。第二支队随刘少奇、朱德等经晋西北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工委秘书长安子文，下设办公处，处长伍云甫，秘书科科长刘火。另有机要科、通讯科、材料科、行政科、卫生科等。第三支队随叶剑英等转移至晋西北山西省临县三交镇。中央后方委员会秘书长杨尚昆，下设办公室，主任赖祖烈，交通科科长王凯。[7]

（三）重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办公厅。1948年5月上旬，分成三部分行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及中央与军委机关，先后会合于河北平山县。5月15日中共中央与中央工委合并，撤销中央后委。中共中央决定杨尚昆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此后陆续任命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副秘书长杨尚昆，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秘书胡乔木，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处长伍云甫，副处长叶子龙、汪东兴、赖祖烈，特别会计科科长赖祖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兼，秘书处处长曾三。[8]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各部门从平山西柏坡迁入北平。由于任弼时日益病重，中共中央秘书长工作实际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师哲来承担。中央办公厅下辖：秘书处处长曾三，警卫处处长汪东兴，机要秘书室主任叶子龙，香山行政处处长伍云甫，特别会计室主任赖祖烈，新市区建设办事处处长范离，防空委员会（驻香山）主任伍云甫兼，副主任范离兼。[9]

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办公厅

（一）党的八大前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办公厅主任。1949年10月以后，中央书记处成员和中央办公厅已迁住于北京故宫西侧的中南海院内，此后再无变动。中央秘书长仍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兼，副秘书长仍是杨尚昆。1950年10月25日任弼时因病逝世，此后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并未再决定中央秘书长人选，中央秘书长工作实际上继续由周恩来负责。1952年7月中共中央提出，“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为此，中央拟于明年初调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若干同志来中央工作，并拟逐步缩小各中央局和各大区政府的机构与职权”。同时刘少奇在《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意见》中提出，“特别加强中央办公厅的机构，帮助中央处理大量的文电和材料”。[10]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林枫、刘澜涛、谭震林、宋任穷、马明方、杨尚昆、胡乔木、李雪峰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仍由杨尚昆兼中央办公厅主任。

（二）党的八大将中央秘书长改为中央总书记。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修订的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且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与七大党章不同，八大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了中央书记处。与七大后中央书记处即是中央常委会不同，八大后的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即它并非一级决策机构，而是执行日常工作的机构。在设有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之下，新设立了中央总书记，实际上是做原来中央秘书长的工作，是中央常委会成员。八届一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杨尚昆被选为候补书记，仍兼中央办公厅主任。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设中央秘书长。1965年11月10日，汪东兴继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篡夺了党中央部分权力，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各部门多被改组或削减职权，独有中央办公厅职权被扩大，仍由汪东兴任主任。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修改党章取消中央总书记和中央书记处，规定“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汪东兴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办公厅主任。1973年5月召开的党的十大，汪东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继续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1977年8月召开党的十一大，汪东兴任大会秘书长，修改党章，删去了“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一段，并未规定设立何种工作机构。汪东兴被选为中央副主席，仍然主管中央办公厅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共中央秘书长，由新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耀邦担任，副秘书长为胡乔木、姚依林。由姚依林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在中央主席、副主席之下，实际上做的是党的八大后中央总书记的工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六——一九三八）[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713-714.

[2][3]张闻天年谱（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593-598.647.

[4][5]任弼时年谱[M].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394-406.407-409.

[6][7][9]中共秘书工作简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258-259.318.329.

[8]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502.

[10]刘少奇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00.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教授

中央部门 篇7

与会代表围绕如何保证教育满意度测评结果的真实可靠可信、如何合理使用教育满意度测评结果, 以及对做好教育满意度测评工作应注意的问题等畅所欲言, 一致认为, “开展教育满意度测评”是教育部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精神的重要举措, 也是教育系统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最好回应, 弄清什么是人民满意的教育, 人民对教育工作满意什么、不满意什么, 如何根据人民群众的呼声改进教育工作, 是各级政府和各级各类学校做好工作的重要前提。

与会代表就如何将测评工作做实做好, 提出具体建议:第一, 要保证测评结果的真实可信, 测评结果的真实可信取决于样本的抽取的代表性、调查指标和问卷设计的科学性、调查方式的多元化、测评工作组织实施的规范性;第二, 要合理使用教育满意度测评结果, 测评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政府和学校改进工作, 测评结果应该为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落实情况提供有据可依、有数可查的具有针对性的咨询建议;第三, 教育满意度测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要做实做好, 要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