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精选11篇）

中央苏区 篇1

永丰县位于江西省中部, 吉安市东北面。土地革命时期, 这里是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东翼, 继而成为中央苏区西北门户和三年游击战争初期重要区域之一。在中央苏区历史上, 永丰党组织和永丰人民作出过重要贡献, 留下了灿烂光辉的一页。

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永丰县党组织蓬勃发展

1926年4月成立了以聂作汗为组长的中共永丰小组, 后发展成永丰支部、永丰区委。1930年2月成立中共永丰县委, 到1933年8月, 中共永丰县委辖良村、南坑、君埠、龙冈、沙溪、上固、潭头、藤田、邱坊、石马、中村、北坑、上溪、八都 (瑶田) 、古县、七都、鹿冈等17个区委和中共永丰县城市工作委员会。1933年8月, 成立中共永丰中心县委, 并在瑶岭以南建立中共龙冈县委, 瑶岭以北由中共永丰中心县委直接管理。中共永丰中心县委管辖藤田、上溪、中村、石马、北坑、邱坊、八都 (瑶田) 、古县、七都、鹿冈等10个区委, 同时还管辖公略、万 (安) 泰 (和) 、龙冈、新干、峡江 (河东) 等5个县委。中共龙冈县委管辖龙冈、君埠、沙溪、上固、潭头和良村、南坑、枫边 (现均属兴国县) 等8个区委。1934年10月, 中共永丰中心县委与中共龙冈县委合并, 成立中共永 (丰) 龙 (冈) 县委。从1930年3月至1933年8月3年半时间里, 召开了3届党员代表大会, 区委一级组织由3个增加到18个, 党员数目由50人发展到5740人。土地革命时期, 永丰党的组织主要开展扩红、游击战争、土地分配、职工运动、反帝拥苏工作、苏维埃工作、肃反工作、党的工作等。

二、苏维埃政权得到迅速壮大

永丰原属东固革命根据地之一, 全境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时间长达58个月之久。1930年3月底, 成立永丰县苏维埃政府, 归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管辖, 属于赣西南苏区, 即中央苏区前身。1932年, 中央苏区将永丰全县划为良村、南坑、北坑、龙冈、沙溪、石马、潭头、藤田8个区苏维埃和八都 (瑶田) 革命委员会、七都革命委员会、城市工作委员会, 分辖87个乡苏维埃。

龙冈富家车毛主席旧居

至1933年, 县苏维埃为全盛时期。辖有龙冈、君埠、良村、南坑、沙溪、漳头、上固、藤田、邱坊、石马、上溪、中村、北坑、八都 (瑶田) 、古县、七都、鹿冈17区141乡。全县红区总比例为百分之百, 即境内绝大部分地区均属中央苏区巩固的西北部大门, 只有少数地方属中央苏区西北前沿的重要拉锯游击阵地。

1933年8月, 境内以瑶岭为界, 分为永丰、龙冈两县。分县后, 永丰县苏维埃辖藤田等10个区苏维埃、71个乡苏维埃。时县内罗坊乡也是苏区, 与吉水县白沙、吉安县东固等同为公略县所辖。

1934年10月, 永丰、龙冈两县苏区合并为永龙县苏维埃政府。12月, 因红军北上, 苏区被国民党政府占领, 县、区、乡苏维埃被迫解体。

三、永丰县境内武装斗争轰轰烈烈

1927年12月, 吴江、袁振亚找回工人纠察队部分人员, 吸收部分立场坚定的贫苦农民, 成立50人组成的永丰工农革命军 (后发展成为永吉游击队、第七纵队、红二团) , 并于当年农历除夕攻打了永丰县城;此后, 各地纷纷建立农民游击队, 例如:藤田区吴立仁、吴鲁观领导的40人、4只枪的田心游击队;沙溪区李怀远、李春生领导200多人的北岸游击队和农民赤卫军。1928年上半年, 游击队组织了芹溪暴动、藤田暴动、石马暴动和沙溪暴动, 打土豪、分田地, 攻打国民党各地党部和靖卫团。1930年中共永丰县委成立后, 组建了永丰县游击队, 后改编为永丰独立营, 1931年下半年扩编为永丰独立团。独立团不仅是地方的保卫部队, 还成为红军的力量, 在扩红中, 常常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被编入红军正规部队。据1932年县委统计, 当时全县地方武装有一个独立团215人、160支枪, 一个游击队224人、158支枪, 一个模范团335人、254支枪, 一个保卫队35人、30支枪。全县赤少队发展到14421人。永丰的武装斗争, 不仅有力地支援了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战斗, 而且有力地保卫了永丰苏区的发展。

四、土地革命热火朝天

“打土豪、分田地”, 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和深入, 土地革命也随之而来。根据“二七会议”提出的土地问题“一要分、二要快”的精神, 1930年春与10月, 永丰开展了两次热火朝天的分田运动, 出现了“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的动人景象。各地纷纷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和地主阶级的土地, 实行以乡为单位, 把全乡土地山林合起来算, 分上中下三等按产量折合为担数, 然后以原耕为基础, 实行抽多补少, 抽肥补瘦, 按全乡人口平均分配土地。1932年5月, 全县共分配66万担, 每人平均分田最多8担, 一般6担, 至少4担。土地革命的深入, 农村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阶级关系剧烈变动, 农民翻身做了主人, 大大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 据1933年9月第30期《省委通讯》报道, 当年秋收同比增长了三分之一。

五、永丰是中央苏区西北六县的中心

1930年10月中央苏区初始阶段时, 其范围仅包括赣西南苏维埃区域, 永丰县就是其中之一个县。随后在赣南闽西地区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时, 永丰县亦是其中之一;1933年春, 中央苏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根据地疆域已发展到全盛时期。1933年8月, 在藤田成立中共永丰中心县委, 管辖永丰、公略、万泰、龙冈、新干和峡江 (河东) 6个县委。可见, 永丰是6县的中心。而这6个县当时处于中央苏区西北部, 由此可见, 永丰是中央苏区西北六县的中心。

六、永丰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一是积极参军。永丰各地曾出现了许多“妻送郎、父送子”参军的感人事迹。潭头乡妇女主任蓝清华, 首先说服自己的丈夫参军, 然后再去说服别人。结果在她那个村子掀起一个参军热潮, 一次就送去120人。永丰扩红曾荣获中央和省委“模范县”称号, 沙溪区曾被评为“优待红军家属模范区”。1931年初, 沙溪区在张华的带领下, 参加红军的人一次就去了一个连。据现有可靠资料不完全记载, 从1932年5月至1934年1月, 永丰扩红近1万人, 这还不包括1930、1931、1934年的扩红数。二是勇于参战。在各项反“围剿”中, 永丰人民响应党的号召, 坚壁清野, 给敌人制造困难, 组织赤卫队、侦察队和儿童团, 站岗放哨, 刺探敌情, 筹措粮款, 支援前线, 为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纷纷侦察敌情, 担任警戒, 运送弹药, 跟红军一道进行战斗和打扫战场。沙溪、龙冈、君埠等地群众, 组织担架队、运输队、交通队、洗衣队、慰劳队上前线为红军指战员服务。附近群众还给战场上的红军送饭添水。仅君埠的小别这个人数不多的小山村, 为支援第一次反“围剿”, 就贡献了100多担谷子。三是永丰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全县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就有3806人, 还有许多未能留下姓名就牺牲的人。永丰为革命牺牲的烈士1万多人, 为此建国后在龙冈、君埠分别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塔和纪念亭。[1]据团中央《青年实话》1931年冬第5期报道, 永丰仅在国民党第三次“围剿”中, 就遭受了如下重大损失:杀人316人损失肉猪3905头捉人503人损失稻谷108210担打伤后病死359人损失棉被6024床逃难19107人损失衣物24666件烧房子9610间损失铁锅4150口损失耕牛3726头荒废农田1160亩

城功张辉瓒师部旧址

同时该刊后来还报道了永丰苏区群众咒骂国民党反动当局所犯滔天罪行的歌谣:

“公元一九三一年, 四月白匪到藤田, 残酷真可怜。看见秧田放干水, 看见芋田放水进, 薯种拔干净。看见猪牛杀个完, 见到东西抢个尽, 遇见女人就奸淫, 不知淫死多少人。工农一致团结起, 打倒土豪分田地, 青年参加红军去, 坚决消灭白匪军。”

还有“白匪军, 真残酷;挖尽缸里米, 担光楼上谷;卷走被窝, 拿尽衣服;打烂饭锅, 六畜遭捕;杀人无数, 儿啼娘哭;拆毁桥梁, 烧尽房屋;一扫而光, 不留草木。”这就是永丰人民为革命献身的真实写照。

中央苏区 篇2

赣南是中央苏区的所在地，也是苏区精神的发源地。成为苏区精神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不仅是历史赋予赣南的重大责任，更是时代赋予赣南的神圣使命。无私奉献，是苏区精神的重要内容。当年，赣南苏区为革命奉献巨大，赣州市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0.82万人，占全国革命烈士总数的7.5%。

中央苏区时期，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异常艰难困苦的时期。四面白色恐怖，内部一穷二白；反“围剿”的战火持续不断，反经济封锁的斗争你死我活。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中央苏区的革命事业就会寸步难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赣南苏区人民群众爆发出从未有过的革命热情，为了消灭敌人，为了巩固和发展红色政权，苏区群众倾其所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留下了很多生动的故事。

苏区人民心甘情愿支持革命

1936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想起了在中央苏区的艰苦斗争，他满怀深情地说：苏区人民太好了，我们欠苏区人民太多了（《共和国之魂》第149页）。

苏区时期，赣南参加红军的有33万人，直接参加支前作战的约60万人，参加长征的有5万余人，占中央红军参加长征总人数的65%。长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3名赣南籍烈士倒下。赣南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10.82万人，占江西全省革命烈士总数的43.8%，占全国革命烈士总数的7.5%。另外，红军长征后，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被国民党杀害的赣南苏区干部群众达5万余人，烧毁房屋6万余间。瑞金在苏区时期24万人中，有11.3万人参加革命，5万余人为革命捐躯。当年瑞金全县购买公债77.3万元，支援谷子25万担，捐献战争费用22万元。从这些数字来讲，都说明了我们赣南老区为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和牺牲。

作为中央苏区主体和核心区域的赣南苏区，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第一，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的预演地；第二，这里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形成地，毛泽东在这一阶段写下的一系列著作，都为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三，这里是人民军队的锤炼地；第四，这里是苏区精神的发源地，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培育了苏区精神；第五，这里是一大批开国元勋的历练地，十大元帅中有九大元帅，十大将中有八位大将，还有众多将军，省部级领导，都在这块红土地上进行了历练。（记者卢舰整理）

编者按

赣州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是当年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80年前，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红军和人民群众，在广阔的赣南、闽西大地，创建了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了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孕育形成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

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历经80年风雨洗礼，苏区精神早已深深地镌刻在赣州广大干部群众心中。今天，让我们跨过历史的长河，一起走进那段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历史及必须代代相传的革命精神中去。

永远的光荣——中央苏区历史简介

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瑞金叶坪）。

中央苏区位于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部，也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维埃区域。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群首脑机关所在地。

“中央苏区历史，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赣南、闽西农民武装暴动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赣粤边、闽西等地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结束，前后历时10年，大致经过奠基开创、初步形成、正式建立、鼎盛发展、最终丧失、三年游击战争等6个阶段。”日前，市委党史办主任张孝忠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瑞金沙洲坝“红井”。

奠基开创阶段

中央苏区是以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为基础创建的。1927年11月至1928年3月，在中共赣西、赣南特委的领导下，赖经邦、李文林、古柏等领导赣西南地区武装起义，开创了东固、桥头等革命根据地。1928年3月和6月，郭滴人、邓子恢、朱积垒、张鼎丞等领导闽西地区武装起义，创建了永定溪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工农武装。赣南、闽西红色割据区域，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基础。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转战赣南、闽西地区，在上述根据地和地方工农武装的配合下，先后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瑞金叶坪）。

初步形成阶段

1930年1月，江西红军四个独立团合编为红军第六军。2月7日，中共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和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共同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统一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赣西、赣南和湘赣边三特委合并为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为书记。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任主席，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邓子恢任主席。4月，闽西地区红军五个独立团合编为红军第十二军。6月，活动在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第四、第六（不久改称第三军）和第十二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8月，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10月，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挥师江西，攻克吉安重镇，建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渡口旧址（于都县城东门渡口）。

正式建立阶段

1931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恩来未到任前，项英、毛泽东先后代理书记。9月，中央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使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苏区扩展到30多个县境，建立了24个县苏维埃政府。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同时，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至此，中央苏区正式形成，并统辖和领导全国苏维埃区域的斗争。

鼎盛发展阶段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率领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随后，红一方面军发展到拥有一、三、五、七、八、九军团，约12.7万余人。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同年二三月间，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不仅巩固了中央苏区，而且打通了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

到1933年秋，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拥有60个行政县，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453万，党员总数约13万人，红军和苏区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中央苏区由此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进行了治国安邦的伟大预演，卓有成效地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开展经济建设，发展文化教育，保障民主权利，改造社会环境，改良群众生活，苏区各项事业长足发展。

红军烈士纪念塔（瑞金叶坪）。

游击战争阶段

从1931年11月开始，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的严重干扰和影响，排斥了毛泽东对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给中央苏区的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危害，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旬，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8.6万余人，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进行突围长征。

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长征后，在中央苏区组建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项英、陈毅等坚持和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各红军游击队负责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抗日谈判，达成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定。随后，各红军游击队奉命下山整训，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大江南北的敌后抗日战场。

加快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 篇3

胡春华深入嘉应新区、梅畲快速干道改建工程、锦绣家居博览中心项目、梅县外国语学校、梅县区电子商务产业园、蕉岭县桂岭新区、上合自然村、长潭水库、塔牌集团公司、新春名优苗木基地、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梅州义乌小商品批发城项目、剑英湖公园等进行调研。并召开调研工作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三大抓手”工作推进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充分肯定梅州市认真贯彻落实粤东西北振兴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一区两带”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关于原中央苏区建设，胡春华强调，加快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是中央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要认识到我们的责任，研究好、利用好中央对扶持苏区、老区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研究中央对原中央苏区、老区支持的有哪些项目的安排，省里和有关部门要研究支持出台革命老区的发展政策，要保护好红色资源。

胡春华强调，梅州要巩固加快发展的良好势头，坚定不移推进“三大抓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学习好运用好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政策，全面梳理、主动对接中央的政策措施和项目安排，加快推动政策项目落地，加强红色资源的保护，确保原中央苏区与省内其他地区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目标。要集中力量建设梅兴华丰产业集聚带，加强产业谋划，抓好产业招商，加快建设一批带动力强的产业项目，进一步打牢梅州的产业基础。

论中央苏区革命教师的贡献 篇4

一、革除旧的教育理念, 创造了新型教育模式

中央苏区是从一小块一小块互相分割的根据地中发展起来的, 因此“造干部, 造学校, 造文化, 造民众运动”就成了苏区领导者扩大巩固苏区革命事业的重要手段。在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同时, 苏区民众解除了几千年来反动统治阶级强加的精神枷锁, 分得了土地和生产物质之后, 政治上、经济上已彻底翻身, 他们对文化的需求空前高涨, 带动着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2]1。学习文化又使苏区民众大幅度提高了政治觉悟, 增加了对革命事业的理解, 更加自觉地投身于苏区的革命斗争与经济建设之中。因此, 苏区政府的“工农及其子女有接受教育的优先权”的教育方针, 带动了苏区民众的学文化热潮。仅以瑞金县云集区第四乡的两个行政村为例, 两村有2760多人口, 是党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革军委所在地, 民众觉悟提高得较快。经过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之后, 民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 到列宁小学、识字班读书的人数剧增。徐特立曾感慨地说:“过去我们中央教育部帮助他们解决桌子、凳子、灯油、书本等困难, 没有人来念书;现在不声不响有这么多人来念革命书了。可见肃清封建势力, 提高群众觉悟是一个根本问题。”

在这场文化教育运动中, 在为工农服务的教育新理念之下, 苏区革命教师自觉地站在了苏区教育事业的最前列, 他们以苏区战略为总目标, 把苏区建设放在首位, 处处体现出教育为苏区革命事业服务的特征。早期的苏区因战争形势不稳定, 一切教育活动也只能是随机的、在与敌人周旋之中开展。于是苏区革命教师创造了流动的教学方式, 在一种半固定的状态下坚持将文化教育送到部队和民众的家门口, 创办了各种业余学校、识字班、部队短训班等, 教师们既可以在田间地头见缝插针地开展群众性的识字教育, 也可以在战争的间隙里, 以随营学校和各种短训班的形式, 对官兵进行文化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常识教育。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通过全体教师的努力, 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逐步实现了包括识字扫盲教育、中小学教育、师范教育、专业技术教育、大学教育等形式, 教育对象包括少年儿童、工农文盲、红军战士和军官。仅以兴国县为例, 全县的13万人口里, 参加识字班的比例占到了20%, 极大地提高了全县民众的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通过这些教育实践, 教师们还建立了一套服务于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需要的教育体制, 以及与这一体制相适应的教学制度, 这对中国教育史是一个巨大贡献。

苏区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中, “按照群众的需要与自愿”开展教学活动。苏区有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的特点, 因时、因地而设立的各种学校, 完全是按照民众就近入学的原则而考虑的。苏区的正规学校是为脱产学习者而设定的, 夜学、半日学校和识字班、问字所等, 是为那些不能脱产学习、没有固定的学习时间者而设定的。总之, 打破常规, 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求学的愿望, 是苏区教育工作者的最大的特征。为此, 教师又成为了学校的建设者, 他们除了要承担教学任务之外, 还要亲自动手, 通过劳动来创建学校的教学设备 (黑板、课桌椅、课本、体育训练器械) 与生活设施, 著名的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等, 就是师生们共同动手创立起来的。

同时, 苏区教师还是学校的教学内容、教材建设、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参与者与创造者, 比如在教材建设方面, 苏区既有中央和省教育部统编的教材, 又有县、区的教师自己编写的教材, 还有各学校根据自己的教学情况自编的乡土教材。这些土教材都是根据苏区的政治斗争形势编写的, 教材中体现着与革命斗争形势相一致的地方性特征, 也有实用的军事、文化、科学、农业技术等内容, 非常受苏区民众的喜爱。

二、配合政府做大量的时事政治宣传工作

中央苏区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地发展起来, 可谓百废待兴, 工作千头万绪。在土地改革、生产建设、拥军扩红、婚姻法宣传、妇女运动等重大的改革中, 教师就成了中央政策的一线宣传者。教师们宣传中央的政策精神有多种途径, 如在村头路口书写标语、自编新型的教材、读书读报、以文艺演出的形式普及中央各种政策精神提高民众的思想觉悟和认知水准。如中央劳动部办的红军家属夜校的教员陈治助, 曾经在夜校里创造了问答晚会的形式, 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用了一张大纸画了一张中国地图, 贴在黑板上, 我就把反日五大纲领简单的作了一个报告。”用这种通俗易懂的方法, 让苏区民众懂得了“我们是中国人”、“蒋介石是卖国贼”的道理, 又把时事教育、识字工作与政治工作统一在了一起。教师们在红色夜校里开展读报活动, 及时地把前方的战况通报给苏区民众, 当时的《红色中华报》曾作过报道:“读报课, 差不多两天就轮流一次, 他们 (指夜校学员) 最喜欢听前方的胜利消息, 和各地的动员情形, 每当谈到红军在前方不断地击溃白匪, 缴获大批自动步枪、机关枪, 和各地妇女节省粮食, 争 (增) 加生产等消息, 他们总要兴奋得跳起来。”

教师们配合政治形势编写的各类教材, 因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众容易接受的口语形式, 成为夜学、半日学校和各种业余补习学校的主要教材。这种教材密切配合时事, 观念鲜明, 内容丰富, 很快就在各种夜校中流传开来。如苏区流行的著名的《工农兵三字经》有云:“苏维埃, 代表亲, 回家后, 有田分。这样军, 去当兵, 虽牺牲, 也甘心。”[1]155这本教材用极简洁的语言和传统的三字韵文的形式, 将苏区政府的为工农大众谋福祉的性质及给民众带来的福利讲得明白, 通过这种韵文的形式, 这些政治理念会很快在民众中普及开来, 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政治影响。即使在小学校的考卷里, 也成了教师们普及时事政治的途径, 如1930年上杭县才溪区列宁小学的一次政治测验中, 其考题带有很强的时事政治内容: (一、二题略) “三、为什么要扩大红军?四、开小差的红军, 儿童会怎样对待他?五、儿童团的口号是什么?六、哪些人是剥削、压迫人的?七、敌人的五次“围剿”粉碎了没有?八、反对无理打骂儿童的口号对不对?九、儿童为什么要读书?十、查田运动究竟查什么?”这些考题几乎涵盖了当时苏区的主要政治任务, 能完成这样一份答卷的话, 对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 理解苏区政府的主要精神是大有帮助的。为了配合苏区的战争, 小学的教师们时常对学生们进行时事教育, 让学生了解战争形势, 为战争做出力所能及的一份贡献。如长汀县赤田区的儿童在了解到每个新红军战士入伍要自带一个竹口杯需要之后, 教师们便利用上手工课的时间, 教会学生制作竹口杯155只, 送到县教育部和儿童局, 转赠给前线红军。

苏区革命教师也是新生活理念的倡导者, 他们在学校里自制沙坑、单双杠、秋千、翘翘板等体育设施, 用适合儿童生理与心理的方法开展种种体育游艺活动, 在锻炼身体的同时, 也把强身健体、讲究卫生、追求科学生活的理念灌输到儿童的心中, 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在自然课上, 教师通过组织学生春游的方法, 让学生科学地认识山川、河流、谷地、季节的特点, 让学生掌握大自然的规律, 懂得要科学生产、科学生活的道理。

苏区教师也是进步的科学知识的宣传者, 教师们利用自己手里掌握的文化知识, 在传播知识的同时, 也将新生产技能传授给了苏区的劳动群众。如闽浙赣苏维埃政府创办的省立三八女子职业学校, 仅有教员3人, 学员30余人, 却设置了针织、缝纫、伤病护理等实用性很强的专业。女学员一边读书, 一边学习为红军做军衣、军袜等技术, 毕业时已掌握熟练的被服制作工艺, 再加上高度的政治觉悟, 很快就成为广大苏区妇女支前运动的带头人。

总之, 中央苏区的革命教师在艰苦的条件下, 以密切结合实际和机动灵活的教学方式, 为苏区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也为中国教育事业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摘要：苏区各类学校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遵循苏区政府文化教育总方针的前提下, 革命教师积极投身于艰苦的斗争实践中, 成为粉碎敌人“围剿”、培养革命人才、扩大与巩固根据地的中坚力量。

关键词：中央苏区,革命教师,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国强.中央苏区教育史[M].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和平县与中央苏区 篇5

和平县是兴龙苏区和赣南苏区的重要延伸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中央红军的一些决策涉及到和平、连平，并将和平列为苏区红军的游击区域。

1930年6月10日，中共广东省委致东江特委信——《关于军事路线、策略及地方暴动的布置》中指出：“……四军在由寻邬入蕉岭帮助十二军发动群众完成梅县、五华、兴宁的暴动胜利后，经和平入赣向长江发展”。1932年7月10日，《中共两广工委、团两广工委反抗国民党四次“围剿”苏区红军宣言》中提到：“红军占了三南、南康、信丰、仁化、赣州、南雄，铁桶似的包围了大庾，正在进取和平、连平……”。1932年7月19日，杨善南在东江各地留潮普惠苏区的党员活动分子大会上的报告中也说，“中央红军最近更向广东边界发动，已攻下南雄、和平、连平……”。以上文献资料相互印证，和平县在第四次反“围剿”已经被划入中央苏区红军的活动范围。

1933年8月2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主席项英、副主席彭德怀、王稼祥签署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密令（密字第一号）》说得更清楚：“乙、粤赣军区直属的基干兵团是第二十二师，其作战分区规定如次：一、信丰、于都、西江划为粤赣军区第一作战分区，以第六团为基干兵团，指挥机关设新破小溪地区，其指挥要旨如次：A、……，B、……，C、信康间和信南地带挺进游击并远殖游击队，造成其为游击区域，并向虔南、和平派出远殖游击队”。由此可见，和平县是兴龙苏区和赣南苏区的重要延伸。

和平县人民对支援中央苏区革命的贡献

在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实行长期、严密的经济封锁，给根据地的经济生活造成严重困难。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证苏区物资供应，苏区开展了对外（白区）贸易。党和苏维埃政府奖励商贩输出与输入各种必要的商品，出口产品如谷米、豆子、茶油、烟叶等，进口货物如食盐、洋油、火柴、棉花、布匹、药品、手电筒、印刷材料、电池等，均减半税收，从而调动了苏区和国统区商贩的积极性。

和平县有不少商贩投身其中，大批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和平县境内运往赣南，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赣南苏区物资紧缺的局面。“商人在惠州、老隆等处操作，远销江西定南地方年约300万斤以上的食盐。除大埔、梅县人外，近数年来本地（和平）人业此者，亦日见其多”。“惠州、广州等地的盐、鱼、百货、转口洋货等大量流入，赣南地区的米、面、土特产品等也流入本县，战地交换，或转口外销，于是和平成了南北交通要道和货物集散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平县运盐有两条主要通道：其一是从合水大阁上岸运至江西定南；其二是从龙川县贝岭至和平县长塘小河圩（今名秀和），再经下车街到江西定南县。据《龙川县政府训令》记述：“有等奸商从间道偷运食盐、电器等物送入匪区贩售，每日必有百数担其通过路线，一路由小河（和平县长塘镇）出大塘埔、芹菜、丹岭、韩坊、小坌……”。和平县长塘镇小河与龙川县第三集圩贝岭一河之隔，是通往赣南苏区的重要运盐通道。

据不完全统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平县人民为中央赣南苏区挑运食盐10万余担，有力地缓解了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时任粤赣边军政委员会主席罗屏汉高度评价赣南苏区、兴龙苏区人民对中央苏区的贡献：“敌人对苏区经济封锁政策最近更为严密，一点东西不准进来，可是寻南群众对苏区急需品，特别食盐，大批的运进来接济苏区”。罗屏汉同志所说的“寻南群众”，毫无疑问包括和平县（含连平县）在内的群众。

中央红军在苏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后，号召穷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得到了劳苦大众的拥护，革命队伍迅速壮大，但由于缺少武器弹药，经常到各地收购枪支弹药。其间，与赣南苏区毗邻的和平人民利用经商、从事各种生产活动的便利，经常为红军购买枪支。据《林镜秋纪念文集》记载，解放战争时期任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第六团团长、解放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办公室主任的林镜秋同志，1929年，他16岁，上江西谋生，偶遇红军，后来他与堂兄林其文、林亚培等受命外出为红军购买枪械。受红军的影响，后来林镜秋参加了革命，并成为一名部队指挥员。林镜秋及其堂兄为红军购买枪支的史实，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出赣南、闽西，开辟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得到和平人民热烈响应。经游击队的宣传发动，和平县彭寨青年毛国华、肖亚焕、肖文添、黄亚正（黄文英）、黄光、罗亚荣、陈利（陈辉）、叶青等8人先后参加了革命活动，成为身份隐蔽的交通情报员。他们主要的任务是为红军传递文件和收集情报，为红军采购粮食、菜、油、盐和其它日常用品，散发张贴标语及传单，为部队寻找隐蔽在山旮旯的石岩山洞；或搭建避风躲雨的简易茅舍。他们个个机智勇敢，对敌斗争坚决，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后在红军游击队的影响下，均参加了红军，后编入赣南游击队。杨尚奎在他的回忆录《红色粤赣边》选入《红旗飘飘》丛书第二集）中多处提到肖文添、毛国华等人机智勇敢、积极工作的情况。且多次受到陈毅和杨尚奎等领导的赞誉。其中毛国华、肖亚焕、肖文添及黄文英（黄亚正）还先后被吸收为共产党党员。毛国华等8位青年农民在江西参加了红军之后，都为祖国争自由谋解放作出了贡献，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从目前考证的文献资料和史实可以证明，和平县与中央苏区革命有着密切联系，和赣南苏区一样属于中央苏区的大后方。和平县人民对支援中央苏区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和平县是兴龙苏区和赣南苏区的重要延伸。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已明确将和平县纳入《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的范围。这不仅仅是对和平县的政策扶持，更是对和平县人民支援中央苏区革命所作贡献的认同和肯定。

中央苏区 篇6

一、推行扶贫增收的财政政策

众所周知, 中央苏区地处赣南、闽西等中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十一五时期, 国家加大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力度, 财税政策的实效性也在更大层面上得以系统地体现。扶贫创收政策的落实先要从扶贫专门性资金的设立抓起, 针对原中央苏区的发展现状, 建议在原有扶贫资金的前提下进一步设置专项经费, 并切实解决好当地开发与支援贫困的问题, 促使尚未摆脱贫穷状态的地区尽早实现全面小康。

加大财政补贴的力度, 勉励当地企业就地选用职员, 国家各级财政机构应设置专门的财政补贴经费, 妥善安置当地农民工以及城镇失业下岗人员, 依照聘用这类人员的时间长短、提高补贴。与此同时, 由于广大农民工可能暴露的专业素养低下、技能滞后的问题, 政府也要具体到企业落实相关培训经费, 经由一系列的有效措施降低企业的劳务开支, 切实调动企业雇佣农民工的主动性, 通过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 整体推进脱贫步伐。

当地政府可积极鼓励、引导自主创业, 激活实体经济。原中央苏区有为数不少的外出劳务人员, 这也势必给自身积累了宝贵的人脉与专业技能, 并已获得自主创业的优势条件。基于此, 政府便要建立专项创业基金, 积极鼓励有创业动机与意念的人员自主创业, 并给予十分丰厚的创业补助, 对其缩小征税的范围, 在头五年内实行免税政策, 以便于发挥当地创业人员的聪明智慧, 借助于自主创业振兴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扶持特色优势产业的财政政策

毋庸置疑, 中央苏区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本区虽暂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但完全可依靠得天独厚的文化、历史资源, 大力发展旅游业, 打造区域化旅游新品牌, 刺激当地扶贫开发与经济的发展。具体而言, 当地要在每年几个黄金周和“七一”、十一国庆节等重大节日到来时, 搞好当地旅游工程的建设, 设置红色旅游开发的专项基金, 形成党委牵头领导、政府组织开展、各部门落实到位的有序联动机制, 采取以点带面的办法, 依靠当地的革命家故居、纪念馆以及文化遗址等, 以井冈山、南昌和瑞金等城市为主轴, 实施精品旅游战略, 依照线路开发和整合的基本需要开展基金的赞助。

大力开发具有得天独厚优势的农产品产业, 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在扶持、开发农产业深加工领域要依靠政府及农业机构的财税政策。设置农产品创新资金, 对积极改进和完善技术工艺的企业或个人予以雄厚的资金奖励与资助。同时, 依靠优越的财税政策, 推进中央苏区各区域完成优势农产品的聚集, 形成产业与品牌之间的互动, 以便于促使产业走向技术化和精准化的轨道, 推进深加工基地的建设规模, 创造更可观的经济收益。

中央苏区的稀有金属资源十分丰富, 尤其是稀土、铀矿和钨矿等尤为丰沛, 必须依托于矿产资源的强大优势, 加强财税政策的配套, 将稀有金属产业做大做强。经由财政资金的开销, 加强技术升级的改造, 全方位提高各类矿产项目的勘探与研发进度, 保持中央苏区的技术先行先试, 确保稀有金属冶炼及深加工等行业的持续、协调发展。

三、构建生态文明的财税政策

赣南、闽西等地是华南、华中地区的关键性生态基地, 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对于振兴中央苏区的经济有着重大意义。有鉴于此, 要从退耕还林方面依照赣南等振兴发展的现实状况出发, 搞好产业扶持与承接、落实生态补偿制度, 促进节能减排、提升绿色竞争实力。

当地财政部门应瞄准“粮食价格的变动规律”, 依据粮食补偿机制和原则的基本要求, 在粮食价格上涨时, 部门应给予农民必要的资金补助, 并经由上涨的价格获取财政贴补的差价, 提升种粮大户的经济收益和积极性, 确保耕地数量保持稳定的态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要贯彻“生态补偿机制”, 推行相应的财税政策, 遵循中央苏区的生态特征与发展现状, 合理、科学地划分受益范围, 让先获益的区域缴纳生态税, 再经由当地财政部门的统一转接, 把这部分税收用于赣南等生态补偿农户, 推进生态环境的恢复与保护。

四、结语

综上所述, 赣南、闽西等原中央苏区要振兴经济, 在发展中后来居上, 就要全面依靠政府改进和优化财税政策, 大力发展各类优势产业, 以尽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目标。

参考文献

[1]刘金生.关于以瑞金为中心中央苏区连片开发的思考[J].老区建设.2011 (19)

[2]李兴文, 张效忠.振兴甘肃革命老区的财税政策建议[J].中国财政.2011 (19)

舆论监督与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 篇7

坚持正确导向, 服务于反腐败运动大局

尽管中央苏区政府建立后厉行节约清廉, 但腐败现象仍未绝迹。 (2) 当时存在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以权谋私、贪污浪费、生活腐化等腐败现象, 直接影响到苏维埃政府的威信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为了维护党和政府的威信, 确保新生的红色政权的生存和发展, 从1932年1月开始, 中央苏区逐步展开了中共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反腐斗争。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红色中华》, 在这场斗争中, 自始至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旗帜鲜明, 紧密服务于中央的部署和安排, 坚持群众路线, 大造反对腐败的舆论氛围, 坚持及时报道党的政策和反腐斗争成果, 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在反腐倡廉中的鼓动和监督作用。

一是积极发动群众。逐期翻看这一时期的《红色中华》, 如同翻看这场斗争的大事记、政策汇编与解读, 以及反腐策略与经验。比如, 1932年3月2日, 该报发表了项英撰写的《反对浪费, 严惩贪污》的文章, 指出正当红军在前方进行革命战争的紧张时刻, 后方“最重要的就是节俭经济来供给红军, 帮助红军去进行革命战争”, “这个时候, 谁要是浪费一文钱, 都是罪恶, 若是随意浪费, 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 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 简直是反革命”。文章号召“反对各级政府浪费政府的钱, 驱逐各级政府中的贪污分子出苏维埃”, 很好地发动了群众。

二是大力营造氛围。《红色中华》先后以社论、评论、消息、通讯、杂文、漫画等形式, 号召苏区广大人民反对贪污浪费, 倡导切实可行的节省运动, 提出了“节省每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 “每月节省三十万来帮助革命战争”等深入人心的宣传口号。在第131期发表了《本报号召全苏区革命群众实践六项节省规约》, 即每天节省一个铜板, 不进馆子不吃小食, 节省办公费用百分之三十, 普遍建立节省箱, 每伙食单位建一个菜园, 残酷地开展向一切浪费的官僚主义者的斗争。同时, 《红色中华》还经常表扬先进、鞭策后进, 使节省运动在中央苏区迅速蔚然成风。如1934年1月4日, 发布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工农检察部出台的《怎样检举贪污浪费》。3月13日, 《红色中华》发出了“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倡议, 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响应。

三是突出监督主题。《红色中华》在版次编排和版面使用上突出反腐倡廉主题, 或安排头版头条, 或动用多个版面发表重要文章。如第168期共有10个版, 其中7个版涉及反腐内容, 由项英撰写的《于都检举的情形和经过》的重头文章则发了6个版。《红色中华》还特别注意走群众路线, 发挥舆论媒介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耳目特点, 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 广闻博采, 尤其是注意由小见大, “注意查察, 有一点小的表现就要跟着去查, 常常能从小的事件查出大的问题来, 瑞金的大贪污案就是从他们灯油浪费一件小事着手查出来的” (3) 。可以说, 中央苏区这次反腐斗争能取得显著成效, 和《红色中华》的参与、宣传、鼓动和推动密不可分。

激浊扬清, 推进廉政文化建设

教育是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红色中华》用各种形式坚持不懈地在中央苏区党员干部中开展廉洁从政教育,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增强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概括地说, 主要表现为:

一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为了用先进的理论、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全党, 《红色中华》除了经常刊发中央领导人的言论外, 还刊发了大量有深度、有高度的社论、评论、杂文, 引导苏区各级党组织普遍注意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 号召大家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树立为人类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思想。《红色中华》潜移默化的舆论引导配合着党的其他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使多数党员干部澄清了认识, 提高了觉悟, 克服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增强了拒腐防变的自觉性。

二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作风教育。为了加强对党员干部的作风教育, 促使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红色中华》开办了《红报》、《黑报》、《反贪污浪费》、《铁锤》、《铁棍》、《铁锥》、《铁帚》等栏目。其中, 《红报》等专栏专门刊登苏维埃工作人员廉洁奉公、积极工作的先进事迹;《黑报》等专栏专门批评那些消极怠工、立场不坚定的工作人员;《反贪污浪费》专栏专门披露贪污浪费事件, 报道对有关人员的处理结果, 这些措施对于伸张正义, 抑制邪气, 起到了很好的教育引导作用。

三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纪律教育、法制教育。为使纪律教育、法制教育常态化、持久化, 《红色中华》自创刊就高度注重发布党和政府的文告、训令、指示、文件, 对于法令的宣传教育十分突出, 并形成显著的特色。1932年上半年, 刊登了如《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的14号训令等大量文件, 揭示了腐败行为的表现、危害, 阐明了反腐败的意义, 表达了中央政府反腐败的决心。12月5日, 发布了“关于检举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消极分子问题”的训令, 详细规定了各级工农检察部组织临时检举委员会的有关事项, 明确了领导关系, 确定了编制人数等。 (4) 1933年12月15日, 颁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反腐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为了帮助党员干部学法、知法、守法, 《红色中华》还开辟了《法令的解释》等专栏, 就相关问题回答读者的来信。此外, 《红色中华》还坚持用大量篇幅刊登各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以及判决结果, 使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了法制意识。

四是搭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舆论平台。《红色中华》创刊后, 一直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 而且主张批评不讲情面, 公开指名道姓。同时, 也拿出版面供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做自我批评。如《红色中华》第101期登载红军某医院欧阳义的自我批评, 文中欧阳义公开检讨了自己“自私自利”, “贪污 (重领) 抚恤金十五元, 从慰问品中私取毛衣一件、牛乳两小瓶”等行为。倘若批评与事实有出入, 《红色中华》允许当事人辩解, 并予以澄清事实。如第134期刊登群众来信, 揭发少共中央巡视员郑茂德在雩都巡视工作时偷骡子卖钱, “回来就与那些少共中央局的某些同志大吃馆子”, 后经调查此事“完全不是事实”, 于是《红色中华》第135期专门刊发了“重要更正”。

有的放矢, 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功能

为配合和推动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工作, 《红色中华》先后用多种形式报道、剖析了一系列典型案例, 不仅教育了犯错误者, 批判和打击了歪风邪气, 更教育和警示了全党。比如, 中央苏区政府的大礼堂等“六大工程”建设过程中发现的左祥云贪污案 (涉及此案的还有总务厅长赵宝成、管理处长徐毅、事务股长管永才、运输司务长刘兆山等4人) , 被称为“于都事件”的于都县苏区领导干部严重的集体腐败案, 谢开松贪污案, 钟圣谅、钟铁青贪污腐败案, 吴泽元腐败案等大案要案, 《红色中华》不仅及时报道了其案情和处理结果, 有的还配发了中央苏区领导人撰写的评论, 使中央苏区广大党员干部都受到了教育, 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 同时也彰显了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 增强了法纪的严肃性和威慑力。在及时报道反腐斗争中发生的大案要案的同时, 《红色中华》还通过发布公告等形式, 定期公布反腐成果, 并用杂文、漫画等体裁揭露形形色色的贪污腐化行为。

《红色中华》在发挥舆论监督职能时, 经常一针见血地指出症结所在, 并一追到底, 引导相关部门正视问题、克服错误, 使舆论监督真正成为权力组织改正错误的武器。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立初期, 不少机构都较严重地存在各自为政、自由散漫的现象。为了加强中央领导, 维护政令畅通, 《红色中华》于1932年2月10日有针对性地发表柏台《反对忽视上级命令和敷衍塞责的恶习》的文章, 指出:“就政权的隶属上说, 下级政府应绝对服从上级政府。”24日, 发表项英撰写的《实行工作检查》的社论, 再次批评这种不良现象, 指出:“在将近三个月以来, 各地对于中央政府一切训令、通令、决议等的执行, 那是非常令人不满。”3月2日, 《红色中华》又特意转载中央人民委员会命令, 严厉指责:“有许多地方政府, 没有照着法令切实执行, 或者是执行得极不充分, 甚至有忽视执行上级命令和法令的疏忽懈怠的严重现象。这对目前革命斗争的领导极有妨碍, 是苏维埃政权之下所绝对不允许的事情。”这组文章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声势, 推动了工作的改进。

正面引导, 丰富舆论监督的内涵

在新闻宣传工作中, “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 既是相互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 同时又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因此, 那种认为“只有负面、批评稿件才是舆论监督”的观点是片面的, 更进一步说, 并不是只有揭露负面、暴露问题的稿件才有助于廉政建设。正面文章做得好, 可能更有利于整个社会形成崇尚廉洁、自律的风尚。在这方面, 《红色中华》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为指导宣传, 中共中央局常委、宣传部长兼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张闻天曾经专门撰写《关于我们的报纸》一文指出, 苏维埃的报刊不仅要无情揭发苏区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 还必须从正面大量宣传和表扬先进典型、先进模范, 要介绍他们具有的生动事迹, 树立学习的榜样。 (5) 《红色中华》不仅坚持正面报道、找准典型, 重点报道了一批先进县区乡, 号召各地向之学习, 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对党员干部的朴实作风、高尚情操和优良品质等进行报道。如报道称, “中央机关分了田的同志, 自带伙食来。首先由胡海同志打头报名写信回家送一月伙食, 跟着有以下诸同志报告:王金龙半月, 张义贤半月, 李日帐半月, 朱福连半月, 朱良仁半月, 郭舜全五天。其余到会的已分田的同志, 因时间关系, 决定向节省委员会随时报名”。全总执行局决定“家在苏区的工作人员带伙食办公”。本籍工作人员“自带伙食的节约运动, 现已在各地普遍开展”。通过弘扬这些先进典型, 苏区干部处处起模范作用, 苏区通过树立榜样, 提高了党员干部及民众的自我道德约束水平, 形成了优良的工作作风, 为苏区廉政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

批评消极, 引导积极, 《红色中华》用新闻报道为中央苏区的反腐廉政建设做了两方面的推动, 使得苏区干部群众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艰苦奋斗, 廉洁奉公”潜移默化地成为党员干部个人道德的内在因素, 自觉推动了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 也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怎样利用新闻媒体, 尤其是利用党报推进廉政建设留下了丰富的思考与探索空间。

参考文献

[1]《发刊词》, 《红色中华》, 1931年12月11日。

[2]朱钦胜:《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版。

[3]《红色中华》, 1934年1月4日。

[4]《红色中华》, 1932年4月6日。

毛泽东与中央苏区图书出版物 篇8

一、编辑小册子, 有组织地分配看书

1929年1月, 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 开辟中央苏区。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 红四军的党内和军内也逐渐产生了一些“毛病”, 即滋长了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主义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为纠正已产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 为了“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 毛泽东深入官兵中进行社情、民情、军情调查研究, 于1929年12月, 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即古田会议) 作出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内教育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等决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 要算是教育问题”, 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部队。为在红军中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毛泽东在决议中规范了教育的内容和教育方法, 提出“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 有组织地分配看书”[1]。可见毛泽东非常注重用革命书籍来教育广大红军官兵。

古田会议后, 红四军前委抓紧了部队政治思想建设, 并按照议决中规定的政治教育内容与方式, 以目前政治形势、斗争策略、红军任务、红军工作、三大纪律建设的理由及革命名词等为主要内容编印了政治讲义, 人手一册, 按步骤进行教育训练。对于新兵及俘虏兵, 则另编教材, 以目前社会的阶级矛盾、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红军与白军的区别等为内容, 对其进行教育, 注重于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文化教育方面, 在每个纵队内设立青年士兵学校, 以革命故事、社会进化故事、地理知识、革命歌曲和图报等编制课本。为在全军贯彻古田会议精神, 红四军政治部还编印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书供部队学习。红军教科书, 大大活跃了部队的政治文化生活, 从而提高了红军指战员的文化政治素质, 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关于编辑图书的决议, 虽然是针对红军作出的, 但其经验与范式已被推广到地方, 促进了地方图书文化事业蓬勃发展。1930年3月25日, 闽西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文化问题决议案》, 提出“废除国民党党化课本, 另由闽西文化委员会编制新课本, ……闽西政府应开设书店, 采办各种革命书籍。”[2]同年8月, 闽西苏维埃政府就目前文化工作总计划, 作出了“编印各种社会丛书:如马克思主义浅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进化学、教育学, ……关于社会科学的书籍要多多地印刷, 分送各区乡苏区文委会。社会教育的小册子:富有鼓动性并且浅白而趣味的小册子要尽量的发行。”[2]1930年10月7日, 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 谈到苏区图书文化建设, “发行了各种革命的教本。《工农兵读本》、《劳动读本》等, 不久由特委审查给苏维埃文化部翻印了统一的《工农课本》, 但各县自编的仍有, 都是一些革命的名词理论等材料。”[2]革命书籍已成为我党我军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 是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好形式、好方法。

二、要为革命多出书, 出好书

1929年3月初, 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从赣南首次入闽。3月14日, 红军解放了闽西重镇长汀。为了向人民群众昭示中国工农红军性质、宗旨和任务, 当晚毛泽东在听取了长汀“毛铭新印刷所”共产党员毛钟铭的汇报后说:“印刷所有共产党员, 印刷设备有石印又有铅印, 条件很好, 应该为革命发挥作用。我们有很多宣传品正需要大量印刷。”[2]在毛泽东的指导下, 毛铭新印刷所为红军印制了《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告商人知识分子书》、《告绿林兄弟书》、《十大政纲》等宣传布告和《中共六大决议案》小册子, 配合红军政治宣传工作的开展。红四军在长汀休整期间, 毛泽东组织红军官兵学习了党的六大决议, 以增强部队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 激发革命斗志。3月20日, 毛泽东在长汀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谈到部队贯彻落实党的六大决议, 其中写道:“六次大会的决议案非常正确, 我们欢跃地接受。前已油印五百余本散发井冈山以来沿途的党部, 现又石印一千本, 为闽西赣南扩大组织之用。”[1]这封信, 可以说, 是目前毛泽东关于苏区图书的第一件极珍贵的历史文献。

1931年11月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为适应苏区各项建设的需要, 革命出版业急需发展。1931年底, 由苏维埃中央政府管辖的中央出版局在瑞金成立, 其主要职责是管理、检查、审批苏区报刊和书籍的出版发行。在苏区, 从中央到地方, 从部队到学校, 都建有了自己的出版机构, 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出版体制。中央出版局的成立, 为苏区图书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苏区第一家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 是以“毛铭新印刷所”为基础, 于1931年春在长汀创办的。书局始终牢记毛泽东的教导, 将革命利益放在首位, 出版的图书有政治理论读物、红军建设书籍、党和苏维埃政府有关方针政策方面的书籍以及文化教育与文学艺术书籍等。1932年4月, 毛泽东再次来到长汀, 在详细观看了闽西列宁书局出版的图书样品后, 赞扬闽西列宁书局是苏区出版业的老大哥, 勉励书局“要为革命多出书, 出好书”[2]。书局自成立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离开苏区, 先后为革命出版了300多种书籍, 近数十万册, 为苏区图书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逆境中读马列著作

1929年11月, 毛泽东给中央写信说:“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 需赶紧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 (《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 寄来外, 另请购书一批。……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 务请勿以事小弃置。”[1]在艰苦的战争年代, 毛泽东特别注意搜集马列书籍。而在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封锁的革命根据地, 要读马列书籍是十分困难的。1932年4月, 毛泽东率领红军攻占了当时福建第二大城市漳州。在漳州, 他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就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 其中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著作。这些书带到苏区后, 毛泽东不但自己读, 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读。据彭德怀回忆:“一九三三年秋天, 接到毛主席寄给我一本《两种策略》, 上面用铅笔写着 (大意) :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 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 他又寄给一本《“左”派幼稚病》, 他又在书面上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 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3]

由于左倾错误路线, 1931年11月的苏区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 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正确斗争策略说成“富农路线”、“狭隘的经验论”和“右倾机会主义”, 排斥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并在宁都会议后, 撤销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迫使他离开红军, 回后方做政府工作。此后两年内, 毛泽东的处境更加艰难。可他不消沉, 不懈怠, 在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积极努力为党工作时, 还做了许多调查研究, 写出了《乡苏维埃怎样工作》、《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光辉著作。并利用这段时间读了许多书, 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得到进一步的增长。多年以后, 毛泽东曾感慨地回忆说:“一九三二年 (秋) 开始, 我没有工作, 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 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 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 差不多整天看, 读了这本, 又看那本, 有时还交替着看, 扎扎实实下功夫, 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 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3]毛泽东由于是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研读马列原著的, 所以他能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并加以应用。

在艰苦卓绝的苏区革命斗争中, 毛泽东就注意到了苏区图书文化的建立, 成为这种图书文化的开拓者。而正是这种苏区图书文化为提高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 铸造苏区军民宏大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马列主义信念和不屈的斗争精神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M].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3.

[2]江西省文化厅.福建省文化厅.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M].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4.

中央苏区 篇9

目前对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名城、地名、考古等方面[1~3];主要是基于模糊位置来研究其空间结构[4]。不能确定其绝对位置对研究结果的精确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红色革命遗址是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赣南是中央苏区红色革命活动的主要分布地区, 保留了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红色革命遗址。赣南中央苏区红色革命遗址的分类体系比较复杂, 按文物保护级别可以分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 按主要地物或活动分为建筑遗址、战斗遗址、纪念地、纪念碑和塔、烈士墓等。本文在获得空间位置后, 利用GIS等软件采用数理方法来分析红色革命遗址的空间结构类型与特征。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根据国家有关文物单位公布的名单, 截止2012年底, 赣南共有国家级红色文物单位60处, 省级红色文物单位18处, 市级红色文物单位58处[5]。本文选取这136处红色文物保护单位作为研究样本点, 其遗址的空间位置以主要的地物或活动的空间位置来定位。行政区划数据来源于中国基础地理数据库, 比例尺为1:400万。

1.2 研究方法

对于136处红色革命遗址, 将遗址上的主要地物或活动所在地址输入Google Map来查找地址对应的经纬度, 利用GIS软件将经纬度转换成点要素, 并进行投影转换, 再将点要素叠加到赣南行政区划图上。

利用Arc GIS软件, 测算各红色革命遗址与最邻近遗址之间的欧式距离。根据欧式距离, 通过计算最邻近指数来分析遗址的空间分布类型;利用数理方法中的地理集中指数、基尼系数、不平衡指数对遗址的空间结构特征进行分析。

2 红色革命遗址的空间结构

2.1 空间结构类型

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类型有均匀、随机和凝聚三种, 使用最邻近点指数来测度。最邻近距离是表示点状要素在地理空间中相互邻近程度的地理指标。计算每个点与其最邻近点之间的距离ri, 取这些距离的平均值, 即为最邻近距离。理论最邻近距离的公式, 其中A为区域面积, n为点数。最邻近点指数R定义为实际最邻近距离与理论最近邻距离之比:。当R=1时, , 点状要素空间结构类型为随机型;当R>1时, ;点状要素空间结构类型为均匀型;当R<1时, , 点状要素空间结构类型为凝聚型。

根据公式, 计算出136处红色革命遗址理想随机分布的最邻近距离RE=8.51km。各样本点与其最邻近样本之间的欧式距离ri (i=0~135) , 求取平均最邻近距离:, 故而, , 最邻近点指数R<1, 即红色革命遗址空间结构类型为凝聚型。

2.2 空间结构特征

赣南中央苏区红色革命遗址分布于赣南各县市, 各县市在中央苏区的发展过程中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的不同, 各县市的红色革命遗址存在空间结构特征上的差异, 可以用空间分布的集中程度和均衡程度来表示。空间分布的集中程度可以用地理集中指数和基尼系数来分析, 而空间分布的均衡程度则用不平衡指数来分析。

本文以赣南中央苏区的行政区划、发展过程和影响范围等为依据, 将赣南中央苏区划分为5个地理分区, 分别是:中心区 (瑞金) 、发展区 (宁都、于都、兴国和石城) 、边缘区 (会昌、寻乌和安远) 、游击区 (信丰、大余、崇义和上犹) 和影响区 (赣州、南康、赣县和"三南"地区) 。对赣南中央苏区进行地理分区, 能从更深的层面揭示红色革命遗址的空间结构特征。

(1) 空间分布集中程度

地理集中指数可以衡量红色革命遗址在各县市中的空间分布集中程度。其公式为: (G∈ (0, 100) ) , 式中为第i个县市的遗址数量, T为遗址总数, n为县市总数。G值越大, 遗址分布越集中;反之越分散。

通过计算, 得到红色革命遗址的实际地理集中指数G=61.58, 倘若136处红色革命遗址平均分布于各县市, 即每个县市的遗址平均数为136/18=7.56, 则此时的平均地理集中指数G=23.76。实际地理集中指数大于平均地理集中指数, 表明从各县市的尺度来看, 红色革命遗址的分布较为集中。

基尼系数是地理学中研究离散区域空间分布的重要方法, 用于不同研究对象区域分布差异的对比, 进而找出其地域分布变化规律。本文用其度量红色革命遗址在赣南5大地理分区中的空间集中程度。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 式中, Pi为第i个区域内的红色革命遗址数在遗址总数的比重, N为区域数量, Gini越大表明集中程度越高, 但均匀度越低。

经计算, 基尼系数Gini=0.78, Gini值较大, 表明红色革命遗址在5大地理分区中集中程度较高, 主要集中在中心区、发展区、边缘区, 但在各分区内分布的均匀度较低。

(2) 空间分布均衡程度

不平衡指数反映了研究对象在不同区域内的均衡程度。本文用其度量红色革命遗址在赣南各县市中的分布均衡状况。

不平衡指数采用洛伦兹曲线计算均衡指数的公式:, (S∈ (0, 1) ) , 式中, n为县市数量, n=18;Yi为各县市红色革命遗址数量占赣南的比重从大到小排序后, 第i位的累计百分比。S越大, 遗址在各县市中分布越不均衡, 反之, 越均衡。

经计算, 不平衡指数S=0.72, S较大, 表明红色革命遗址在赣南各县市中分布不均衡, 五大地理分区中的中心区和发展区的县市拥有的红色革命遗址数量就达到了总数的半数以上。

3 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赣南中央苏区红色革命遗址的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 最邻近点指数<1;

(2) 赣南中央苏区红色革命遗址在赣南18个县市区中的分布较为集中, 地理集中指数

G=61.58;

(3) 将赣南中央苏区划分为5个地理分区, 基尼系数Gini=0.78, 表明红色革命遗址在5大地理分区中呈集中分布, 且分布的均匀度较低。

(4) 赣南中央苏区红色革命遗址空间分布不均衡, 县市区际差异较大, 赣南半数以上的红色革命遗址集中在瑞金、宁都、于都等县市。

参考文献

[1]吴必虎.中国历史文化村镇空间结构与经济相关性研究[J].经济地理, 2012, 32 (07) :6-11.

[2]王彬.广东地名语言文化空间结构及景观特征分析[J].人文地理, 2012, (01) :39-44.

[3]夏慧君.基于GIS的榆林市历史文化遗址空间分布特征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0, 7 (01) :293-295.

[4]王法辉.广西壮语地名分布与演化的GIS分析[J].地理研究, 2013, 32 (03) :487-496.

中央苏区群众工作的基本经验 篇10

中央苏区群众工作的基本经验

● 曹春荣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中央苏区的伟大斗争中，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经验。其基本的有：把握群众情绪，从群众的切实需要出发；关心群众生活，热心为群众排扰解难；推广群众经验，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维护群众利益，把实现、保障群众利益放在优先地位。

中央苏区；群众工作；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历来把群众工作当作重要工作之一。苏区时期，在创建和保卫中央苏区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中，我们党把群众工作做得蓬蓬勃勃、扎扎实实，结出了累累硕果，留下了许多典范和经验。这是一笔极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深入发掘、认真总结。本文谨就中央苏区带普遍性、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亦即基本的群众工作经验作番探究，藉以抛砖引玉。

一、把握群众情绪，从群众的切实需要着眼，这是群众工作的出发点

苏区时期之初，中国共产党成立不过八九年，在中央苏区各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时间更短，大多只有三四年，甚而一两年。当地群众很少有人知道共产党为何物，甚至受了反动宣传，认为共产党是红鼻子、绿眼睛的杀人魔王，“共产共妻”的猪狗。中国共产党要在这些地方领导人民群众起来革命，首先就要做好宣传、动员、教育群众的工作，取得群众的了解和信任。一方面使群众认识党，了解党的性质、纲领、任务、路线、政策和策略，知道党是干什么的，为谁干及怎样干的；另一方面也使群众认识自己，知道自己为什么终日辛劳而不得温饱，找到解放自己、求得翻身的路径。显然，这是一项十分繁重且艰巨的群众工作，光靠贴标语、喊口号、磨嘴皮子是不行的。因为这些地方的人民群众差不多“一穷二白”：大多数人家无地或只有少量土地，不得不靠租佃和借高利贷维持生活，日子十分窘迫；大多数人属于文盲或半文盲。及时了解群众在想什么、有什么要求、党应给予怎样的帮助，就成了党联系群众，完成宣传、动员、教育、组织群众任务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准确把握群众情绪，从群众的迫切需要着眼，就成了党的群众工作的出发点。

当时苏区群众最想要的，是有几块属于自己的田地。所以党领导的红军每到一地，就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并且工农政权甫建立，就着手进行土地、人口等基本情况的调查摸底，分田机构的组建，以及分田事务的筹备。接着，一个“快”字，一个“平”字，把打土豪、分田地的任务迅速完成了，贫苦工农欢天喜地，逢人便说“共产党真正好”，“跟共产党走错不了”。从此，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如扩红支前、发行公债、借谷筹款、办学兴教等，都得到人民群众的充分理解与真心拥护，顺利完成了任务。

时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的陈云，在《斗争》杂志第18期上发表的署名文章《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中叙述了一个反面事例。文章说，有个巡视员在某区召集了该区农业工人工会支部长联席会议。巡视员在会上作报告，提出七项工作要各支部去做，然后要大家讨论，但发言的很少。有工人发言说：第一，“我们粮食很困难，现在没有饭吃”；第二，“照中央政府规定，工人可以免缴土地税，但是我们这里区政府还是要我们缴土地税，这件事情请上级想想办法”。可是，巡视员似乎没有听见工人的心里话，没有要大家讨论如何解决这两个工人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结果各支部长空空洞洞地“讨论”了巡视员的报告，会议就结束了。显然，巡视员的召会目的没有达到，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从工人最乐意的工作做起，不能激起工人对会议的兴趣，对各项任务的积极性；反而会“使工人对于工会领导发生不满意，影响到这个支部的健全与巩固”。为此，陈云郑重指出，工会工作“要从工人最高兴的工作做起”，“应该事前了解工人当时的要求去提出工人所迫切的要解决的问题”。他还以通俗的比喻解说了这个道理，他说：“好比锁着的两扇大门，我们要进屋子去，一定要个钥匙来开那把铁锁。这个钥匙是什么呢？就是拿住工人愿意做的那个工作做起。因为只有从工人愿意做，他感觉需要做的工作做起，才能把他推动起来。”[1]

二、关心群众生活，热心为群众排忧解难，这是群众工作的切入点

苏区时期打仗是常事，动员、组织群众参加和支持革命战争是各级党组织与苏维埃政府最重要的群众工作。然而，如果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单单动员群众进行战争，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吗？当然不能。群众是活生生的人，他要吃饭、穿衣，要娶妻生子，病了要医，老了要养，孩子大了要读书，房子破了要修缮。还有分到田要耕种，可是牛又没，肥料又缺，劳动力也不够。这些与革命战争大局比起来微不足道的“家常事”，对于具体的一家一户来说，却都不是小事。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到群众生活的安危、好坏，影响到群众体质体力的强弱；而且决定着群众对党和苏维埃的情感取向、乃至政治立场，当然也就影响到群众对革命战争的拥护与否。

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十分注意做好群众生活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从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入手，帮助群众克服生活困难，使群众能安心过日子，热心参加苏维埃的各项工作。兴国县长冈乡一户贫苦农民家的房子被大火烧掉了一间半，乡政府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重建。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马上捐米救济他们。1933年夏荒时节，乡政府还从二百多里外的公略县办了米救济群众。乡政府对群众的关心体贴，换来了群众对乡里各项工作的全力支持。在扩大红军运动中，全乡百分之八十的青壮年当红军去了。推销公债时，全乡一千五百人，实销了五千四百块钱公债。其他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长冈乡因而成为中央苏区有名的模范乡。

福建上杭县才溪乡的大多数青壮年男子也都出外当红军、做工作了，许多人家种田缺劳力。乡政府为此组织了劳动合作社与耕田队，帮助红军家属和群众进行劳动互助。一村中，劳动力有余之家，帮助不足之家。一乡中，劳动力有余的村，帮助不足的村。党团员又做“礼拜六”，即每逢星期六，党团员们自动去帮助红军家属和有困难的群众，义务耕种田地。劳动力问题解决了，全乡的生产搞得红红火火，不仅农作物产量大增（1933年比上年增产两成），而且新开了许多荒田荒山。生产搞好了，生活改善了，群众参加红军更踊跃了，全乡青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及文化教育等工作，都取得了良好成绩。

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亲自到上述两乡以及瑞金武阳区、石水乡等地，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各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从关心群众生活入手、做好各项工作的经验，并且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大力宣传。毛泽东强调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2]

三、推广群众经验，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这是群众工作的着力点

群众经验是群众在反复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群众虽无高深知识和理论，但凭直觉、阅历和经验，群众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智慧。对于这些来自群众本身的好办法、好经验，拥有相同实际、共同目标的群众特别容易理解并接受。故此，推广群众经验，让一部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成果，变成广大群众共享的财富，是做好群众工作的着力点。

中央苏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在群众工作中就十分注意发现群众经验，并不断总结提升，然后运用多种渠道（如群众团体、群众大会、报刊宣传、现场演示、办班训练等）加以表彰推广，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在分田工作中，当时通行的做法是派人用绳子、尺子实地丈量土地面积，然后按亩数分配到户。但田有肥瘦之分，土有生熟之别，同样一亩的田，其产量就有较大差别。表面的公平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公平。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曾山，了解到兴国这里分田不论“田亩”，而论“谷担”。所谓论“谷担”分田，就是分田小组到实地估产，这块田能产多少担谷，那块田能产多少担谷，乡里乡亲的大家心里都有数。以实收禾谷担数计量分配土地，既准确又省时省力，体现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有效地避免了上述不合理现象。曾山立即将这一经验在全省推广。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一文中，对这个分田办法也作了充分说明，使之进一步在中央苏区推广开来。

在密切处理基层政权与群众的联系的问题上，兴国长冈乡和上杭才溪乡等的县乡，建立了多种以群众为主体、干群结合的专门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山林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教育委员会、查田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既是乡苏咨询议事机构，也是乡苏推行某项工作的工作队，还是群众向政府反映意见与要求，沟通上下声气的联络站。使苏维埃联接了更广大的群众，各项工作都得以更快更好落实了。这些举措被毛泽东誉为“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3]，成为乡苏工作重要一部分的经验，还被中央政府采纳，纳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组织法》的规定中。

此外，群众所创造的劳动互助组（社）和犁牛合作社，以解决农业生产中缺乏劳动力与耕牛问题；挖老墙土熬硝盐，以克服缺食盐的困难；采用草医草药和民间偏方治病痛，以弥补西医西药严重不足；于田间地头、路旁树下设立识字牌，以随时随地教成年文盲识字；运用民间小调填写新词，以娱乐形式传播革命道理等等，这些群众经验也都很快被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发现并“拿来”，迅速推广出去，为更广大的群众服务。

事实证明，中央苏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积极推广群众经验的做法，不仅密切了党群、政群、干群关系，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使干部们变得更聪明，增长了才干，减少了官僚习气和命令主义。

四、维护群众利益，把实现、保障群众利益放在优先地位，这是群众工作的落脚点

党的性质、纲领和宗旨表明，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外，别无私利。党的群众工作的最终目的便是维护群众利益。这一点，在中央苏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训令、决议、布告等文献中，多有规定和提醒。如《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就强调指出：六十万担借谷与土地税征收要“引导群众铁一般的团结起来，积极拥护中央的号召，自愿借出谷子交纳土地税为着红军。如果抛弃了宣传鼓动，而用摊派的方式借谷，用强迫的办法收土地税，那是完全不对的”[4]。

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就扩大游击队和对付大刀会问题，反复叮嘱江西省南广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和南广县委书记聂照良要关心、维护群众利益。他指出：对付大刀会，除了派游击队武力消灭其身后的靖卫团，打掉其靠山外，还“要武装宣传队，宣传苏维埃的政策和群众得到的好处，与他们的痛苦对照；我们要有武装割禾队、分谷队，要去割这些区域土豪的禾，分这些区域土豪的谷子，散给就地的贫苦群众，而自己绝不带走一点”。他特别强调：“武装宣传队、割禾队、分谷队以及各种各式的游击队到这些地区去，首先要防止‘乱打土豪牵牛捉猪抢东西’的土匪行动的发生，必须以最好的共产党员（要从宁都、兴胜等县调）领导。”[5]

在实际工作中，苏区干部模范带头，以身作则维护群众利益的事迹数不胜数。担任过中共长冈乡支部书记、上社区区委书记的黄源堃，在带领群众斗倒地主时，站在一张方凳上，高声喊着一家家穷苦乡亲的名字，把地主的家财分发给他们领去。他自己的名字则放到最后，结果只分得了剩下的一担烂谷箩。他妻子见状气得顿足哭，他却笑道：“斗倒了地主老财，我们不再受剥削和压迫，这就是最大的翻身果实。共产党的书记应当让老百姓多得到利益。只要是红军的天下，我们什么东西都会有的。”[6]长冈乡、上社区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因而得到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创造了许多第一等的工作。

诚然，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部分政府工作人员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敷衍塞责、不管不顾，强迫命令、捆绑吊打，以及贪污腐化、索拿卡要的现象。对这些侵犯损害群众利益的人和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及苏维埃政府除了明令反对，还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34年春，中央政府派出中央政府副主席兼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项英，率工作团前往于都查处该县县苏主席熊仙璧、县苏军事部长刘仕祥等人严重违纪违法的案情。经公开审理，分别给各个案犯处以监禁至枪决的刑罚。这起“于都事件”的发现和查处，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掀起了中央苏区反腐倡廉斗争的新高潮。人民群众从中看到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维护群众利益的坚定立场，增进了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信任与拥护。

[1]陈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8-139.

[3]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00.

[4]红色中华[J].第219期（1934-7-22）.

[5]周恩来书信选集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80-82.

[6]创造第一等的工作[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110.

D231

A

1009-928X（2012）01-0014-03

作者系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办公室原副主任

中央苏区成人教育的政治性论析 篇11

关键词：中央苏区,成人教育,政治性

中央苏区时期 (1929-1934年) ,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 物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战争环境异常艰险。但党在中央革命根据这块红土地上开展的成人教育, 却轰轰烈烈, 浓墨重彩, 成效卓著。这时期的成人教育对象十分广泛, 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各个阶层, 既有红军官兵、苏维埃各级政府的干部, 也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还有国民党的投诚官兵、普通的工农群众, 甚至被抓的国民党俘虏。这一时期的成人教育不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富有创造性、针对性、实效性, 而且还具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 那就是强烈的政治性。

一、教育目标的政治性

1929年1月,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由井冈山向赣南、闽西挺进, 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成为全国13块革命根据地中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一块, 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在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过程中, 蒋介石先后进行了五次反革命“围剿”, “围剿”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增多, 规模一次比一次大, 时间一次比一次长, 战事一次比一次残酷。因此, 用武装斗争的手段打碎敌人的“围剿”, 不断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 是当时中央苏区的头等大事和中心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 除了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要正确, 还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支战斗力强、富有牺牲精神、能忠实“执行党的政治任务”、为群众谋利益的部队;一支具有较高政治素养和文化知识水平、具有超强组织能力和宣传号召能力、作风优良、一心为民的干部队伍;一群支持革命、拥护革命、积极投身革命的群众队伍。

“一定性质的教育总是被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 又给予一定政治、经济以伟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 正确地处理了革命需要教育, 教育为革命与苏维埃政权建设服务的关系。由于大兵压境, 中央苏区时期的教育除了要发挥知识技能的传播功能, 还要发挥政治宣传、政治动员、政治号召、政治组织的社会功能, 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下, 教育也就演变成了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 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服务, 为苏维埃政权建设和苏区的经济建设服务。成人是社会建设中的主力军, 是人民军队壮大的源泉, 是党的依靠和力量所在, 因而唤起各类成人群体支援革命、投入革命、为革命贡献自己力量乃至生命便成为中央苏区教育的最主要目标。1933年4月中央人民教育委员会第一号训令明确指出, “苏区当前文化教育的任务, 就是要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 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 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与文化水平, 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 以深入思想斗争, 使能更有力地动员起来, 加入战争, 深入阶级斗争, 和参加苏维埃的各方面的建设”[1]。同年7月, 教育部发布了《文化教育工作在查田运动中的任务》的训令, 指出“在目前一切给与战争, 一切服从战争利益这一国内战争环境中, 苏区文化教育不应该是和平建设事业, 恰恰相反, 文化教育应该成为战争动员中一个不可少的力量, 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 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一切战争动员工作, 是目前文化教育建设的战斗任务”[1]。

从总体上说, 中央苏区时期不同教育对象的教育目标都是围绕这一总任务开展的, 但又各有侧重。如对干部教育而言, 既要解决数量不足问题, 又要解决干部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不高、组织观念不强、能力偏低等问题;对红军官兵的教育而言, 既要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树立艰苦奋斗的精神, 又要提高他们的组织观念、纪律观念、群众观念;对工农教育而言, 既要提高他们的知识文化水平, 肃清他们身上的愚昧思想, 又要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动员他们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来。

二、教育主体的政治性

教育的政治性不仅体现在教育为哪个阶级服务, 而且还体现在哪些人获得的教育机会多, 哪些人获得的教育机会少, 哪些人没权获得教育机会;哪些人在教育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 哪些人在教育体系中处于次要地位;哪些人必须抓紧培养, 哪些人可以放在后面培养。在根据地的教育体系中, 不同的教育对象所受到的重视程度是不同, 所处的地位也是不同的。而其受重视程度和地位的高低又是由教育对象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决定的。从当时中央苏区的实际来看, 首要任务是培养一支政治坚定、组织能力强、有一定文化知识干部队伍。通过干部的以身示范、组织号召, 把苏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得更好, 以取得老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其次是要取得群众对革命的支持, “唤起工农千百万”, 以更好地完成繁重的扩红、支前任务;再次才是培养革命的新生代。因此, 在根据地教育体系中, “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 干部教育重于普通群众教育”, 群众教育重于党、团员教育。这种错落有致、主次分明的教育体系, 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 是苏区教育服务和服从根据地中心工作的需要, 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

受“左”倾思想的影响, 中央苏区时期对旧知识分子普遍持排斥打击的态度, 力求教育主体的纯洁性。苏区时期的教育制度, 对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阶级成分有严格规定。首先是严格禁止旧知识分子进入苏区各级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工作 (但可以从事自然科学和知识文化的教学) ;其次是严格禁止“厂主、地主、富农子弟”进入学校就读。针对这一现象, 毛泽东曾在“二苏大”上强调, “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 为了发展文化教育, 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 这也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可忽视的一点”[3]。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当时党内对旧知识分子过“左”的一些做法, 解除了许多旧知识分子的思想疙瘩, 使得他们能够放下心来, 投身到苏区的教育及其他工作中来。但就整体而言, 中央苏区的成人教育对旧知识分子是持排斥态度的。瞿秋白1934年写的《阶级战争中的教育——论教育系统的检举运动》一文, 着重强调:苏维埃的教育是阶级教育, 必须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 必须肃清教育机关里的“坏蛋和阶级异己分子”。对旧知识分子虽然可以利用, 但只限于单纯的学术工作 (自然科学之类) , “却决不容许暗藏的阶级异己分子来混进教育机关和学校, 因此要检举那些在教育政策上表示消极、故意曲解、一贯怠工的分子——即使他们不是地主富农, 也是他们的走狗”[4]。1930年, 龙岩县苏维埃政府要求各区的教育主管部门, 对在各校做小学教员的富农子弟, 要进行严密的考察, 关注他们的言行举止, 如“有封建思想和反动行为, 要无情地予以撤职”。

三、教育内容的政治性

传授什么样的知识给教育对象, 树立他们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教育政治性的重要表现。中央苏区时期, 毛泽东从实际出发, 抵制了来自“左”倾错误的干扰, 旗帜鲜明地提出“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群众”。对苏区成人实施共产主义精神教育, 就是向他们“灌输”共产主义思想, 宣传党的宗旨、红军纲领、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政府的反动面目, 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 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政治教育重于文化知识教育, 是中央苏区成人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为此, 苏区的成人教育把军事教育、时事教育、政策教育、马列主义教育同识字教育、文化教育、技能教育结合起来, 融为一体, 使政治教育渗透到成人的战斗、工作、生产、生活、学习、娱乐的每一个方面。据统计, “在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为突击扫盲所颁布的三级生字表中, 兼顾了政治与生活实用原则, 第一级生词共27句, 均为日常生活和劳动用语;第二级生词30句, 计有政治词汇19句;第三级生词29句, 政治词汇达14句, 在总数86句的生词中, 政治宣传词语有33句, 占总词汇比重约为40%”[5]。

为突出成人教育内容的政治性, 尽管当时纸张紧缺, 印刷技术落后, 但党仍然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重新编印了不同的教材 (旧教材严禁使用, 坚决废除) 。如结合红军战士实际编写了《红色战士读本》, 结合广大群众实际编写了《工农兵三字经》、《成人课本》、《群众课本》、《平民课本》;结合党政干部实际编印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三个国际》、《列宁主义》;结合青年团员实际, 编写了《战争与青年》、《反帝运动与青年》、《苏维埃与青年》、《共产青年团》。这些课本联系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的实际, 以文化知识教育为载体, 以批判国民党反动本质、揭露阶级剥削、歌颂共产党和红军、表扬支前拥军和争取翻身解放为主要内容。

苏区成人教育除了强化政治理论教育、阶级立场教育、时事政策教育、路线方针教育, 还针对广大群众因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受封建思想影响较深, 无知愚昧、迷信思想盛行的实际出发, 有的放矢地对开展科普知识教育, 以更新传统的价值观念, 改变落后的社会陋俗, 唤起广大群众反封建、反宗教、反迷信的自觉性, 激发他们翻身当家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激情。有歌谣唱道“工农妇女上夜校, 读书识字开心窍;封建礼教全打倒, 三从四德都不要”。

四、教育形式的政治性

内容决定形式, 形式服务内容。在缺乏基本办学条件的情况下, 苏区的成人教育除需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精神外, 还需要突破在安定的环境下, 以课堂教学为主的传统教育模式, 创新出与战争年代相符、与教育目标相符、与教学对象相符、与教学内容相符的有针对性有实效性新的教育形式。

中央苏区时期, 党因地因时因人探索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教育形式, 这些教育形式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苏区的成人教育形式, 除传统的学校教育外 (如红军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列宁师范学校等) , 还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工农俱乐部、农民夜校、列宁室等教育形式和组织。这些教学形式一般利用晚上、雨天、农闲开展活动, 较好地解决了学习与工作的矛盾。同时还实行分类教育, 即按教育对象的年龄、职业、性别、政治面貌来组织实施。例如,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要面对党员和苏区干部, 以理论教育为主文化知识教育为辅;工农俱乐部、农民夜校主要面对广大工农群众, 既是文化教育的场所, 也是进行形势、任务和政策宣传的主要场所。除此之外, 中央苏区还把识字班、演讲、戏剧、红色报刊、红色歌谣作为成人教育的重要形式。这些教育形式虽然也有文化和技能传播的功能, 但更主要的是政治动员、政治宣传、政治号召的功能。它们大多数是以控拆黑暗社会、讴歌革命战争、讴歌党和红军为政治内容为主。这些生动活泼而又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 易被群众接受, 对文化程度较低甚至不识字的群众来说, 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正是这种“灌输”加“渗透”的教育形式, 才使苏区的群众得以彻底“赤化”。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成功后, 曾组织视察团前往中央苏区考察, 视察团在考察报告中提到“‘匪化’过的地方, 一般民众的谈吐, 多半带些赤色的意味:他们竟都知道什么‘敌军’, 什么叫做‘土劣’, 什么叫做‘列宁主义’, 赤匪的《国际歌》是人人会唱的”。“‘匪化’过的地方, 人心是完全变了, ‘赤匪’的毒菌, 深深地侵入了民众的血液”[6]。

教育的职能是多方面的。笔者在强调苏区成人教育具有强烈政治性特点的同时, 并不否认其文化传播功能。中央苏区的成人教育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苏区群众、苏维埃干部、红军官兵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 为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作出了巨大贡献, 而且在文化知识传播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在有些县里, 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 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 [7]

教育虽然不从属于政治, 但在阶级社会里, 任何教育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需要, 折射出统治阶级的意志, 从而打上时代的烙印。中央苏区时期的成人教育, 以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为目标, 把教育的政治功能放在第一位, 从而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 这是由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决定的。对这一点, 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时代背景和眼光去审视去苛求, 去指责苏区教育具有“泛政治化倾向、功利化和非人本化倾向”。纵观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不管是国统区的教育, 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教育;不管是基础教育还是成人教育;不管是民众教育还是党派内的精英骨干教育, 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环境的变化及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 成人教育目标也逐渐由以政治教育为主、文化技术教育为辅转变为以技术教育为主、政治教育为辅, 成人教育回归到了常态。教育目标的变化, 体现了教育与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 体现了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理论品质和优良作风。

受功利主义的影响, 当前我国的成人教育过多地强调职业技能教育, 忽视淡化了政治教育, 影响了广大群众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了解, 淡化了广大群众对共同奋斗目标的认识;影响了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和社会公德的重塑;也影响了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参与能力的提高。中央苏区成人教育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 新时期的成人教育应结合党情、国情、世情的变化, 在强调专业技能教育的同时, 还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成人教育的重要内容, 发挥成人教育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2]苏区教育资料选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6, 12.

[3]老解放区教育资料 (一) [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12.

[4]陈桂生.瞿秋白的苏区教育活动[J].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2005: (4) .

[5]周正怀.苏区社会教育的特点及评价[J].党史文苑:理论版, 2005, (1) .

[6]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6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396-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