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公共事业（共12篇）
地方政府公共事业 篇1
一、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进行的公共服务购买涵盖了很多方面,比较多主要集中在公共管理类和社区服务方面,比如很多地方政府会购买社会保障方面服务,包括养老服务、就业方面服务等等,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运用领域的扩大,会使得公众过多受益,不断满足社会对公共服务的要求。然而,应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我国还属起步时期,以往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仍然发挥很大作用,因而当前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1、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存在问题
1)某些地方政府缺乏公共服务意识
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片面追求自己的个人发展,强调个人意识,公共服务意识不强,从而造成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有一些注重形式,走流程。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地方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时专业性不强。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所带给民众的意义认识不清。
2)公共服务效率低成本高
现代公共管理所追求的是低投入高产出,而我国目前的公共服务供给却呈现低产出高投入的情况。政府不同程度存在机构冗员、政府间职责不明晰、工作人员消极怠工等问题;政府运行成本过高,部分政府官员存在公款消费现象,政府存在公共财产闲置等情况;政府因为决策失误也会造成提供公共服务成本增加。
3)提供的公共服务种类不够数量不足
目前,我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能满足实际的公共服务需求,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不能满足大众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公众在医疗卫生和养老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保障;市场提供的主体服务不够,没有相对合理公平的市场秩序,有时会出现公众投诉申告无门的现象;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不足。
4)公共责任缺失导致腐败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部分职能转移给了市场,而政府还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目前模式使得政府权利和责任分离,随着公共服务由社会组织提供,政府不再承担相应的操作流程,这都给了政府推卸责任的借口。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都提倡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但是政府责任却不能由市场承担,政府还是应该承担起相应的公共责任,对人民负责。
2、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存在问题的原因解析
1)政府对自身定位不明晰
新公共服务认为政府应该“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主要应该出来好政府与政府、政府和各社会组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当前我们很多地方政府对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不明晰,政府干预垄断现象时有发生,没有理顺政府间、政企、政社关系,从而影响社会组织对于提供公共服务,不利于政府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2)公共服务购买边界不清
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量不足,与西方国家相比较,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购买存在边界模糊的情况。以往公共服务都是由政府提供,因此公众普遍认为公共服务的供给都应由政府负责。但目前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公众因为传统观念,会对此抱有怀疑态度。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政府部门让渡权利,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致使一些公共行政人员积极性不高。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生产者不应该是同一个主体,公共服务提供或安排与服务的生产之间的区别日益重要。
3)公共服务购买程序不够规范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任然是起步阶段,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关于购买公共服务意见、实施等办法,往往会带有行政特色。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往往是因为熟人的关系,或者干脆就是内部化的操作。政府作为购买方对所购买的公共服务的标准和产品并没有合理的价格。
4)法律制度不完善
目前,虽然有《政府采购法》,但其只对供应商的资质有规定,但对于非营利组织的问题却忽视了。因为公共服务具有非营利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应该由非营利组织提供,而现行的法律对于非营利组织的资质却没有相应规定。政府的行为应该均由法律许可,政府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向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这一系列行动本应该有法律制度作保障。但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却不能满足,各地方政府在实践中更多地只能依靠一些规范性文件。
5)监督机制不完善
地方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虽然签订了合同,但在具体的实施中,政府对于同步的监督和评价很难做到。目前我们的制度,很多部门都有监督权,而这些部门很多都是主管部门,他们又可能与社会组织有各种利益关系,政府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
二、完善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对策建议
1、转变观念,构建服务型政府
公众对于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政府部门为公众提供更高标准的公共服务,这就需要政府转变以往单一提供公共服务的观念,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去。政府也从以往的供给者转变为购买者、监督者,这就要求政府明确自身定位和职能。
构建服务型政府,需要强调政府部门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思想,由权力本位转变为责任本位。服务型政府不仅仅关心公共服务的供给,更加应该重视规划如何供给公共服务来满足公众的需求。只有转变观念,树立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才能更好地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从而提高政府效率,使公众满意。
2、完善公共服务市场体制建设
1)引入激励和竞争机制
以往只有政府一家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完全垄断和控制权力,不利于供给有效和令公众满意的公共服务,只有引进激励和竞争机制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激励和竞争机制能够为供给公共服务注入新鲜血液,迫使新加入的供给方,以公众需求和满意为指向,通过各种方法提供高效率的公共服务,而为公众提供全面的公共服务。
2)鼓励多元化主体参与
市场化的公共服务提供,需要政府“掌舵”,不能像以往只靠政府一方提供公共服务,权力和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完善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必须鼓励更多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参与进来,多元化的供给者能够形成竞争机制,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改变了过去那种由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现象,许多社会组织成为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主体。这些社会组织基本都具有志愿性、民间性、组织性、非政治性等特征。[1]虽然我国很多社会组织都能承担有效供给公共服务的重任,但政府也必须做好本职工作,提供好的环境,并且加强供给过程的评价和监督。
3、加强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1)规范公共服务购买流程
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公正公平,规范的购买流程能够提高供给率。可以将购买流程建立如下:根据公众需求确定购买项目、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确定供给方、监督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最后对效果进行评估总结。
2)完善公共服务评价监督制度
公共服务的供给需要有效的评价监督机制,通过建立政府内部监督机制,遏制腐败,秉承公平公正态度行驶政府职能;外部监督为内部监督的补充,可以包括专家监督、公众媒体监督等,确保公共服务真正能使公众满意。
4、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体系
当前,我国政府通过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虽然地方上有一些条例和法规,但仍然缺乏普遍的约束性。所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推进购买公共服务的进程中,应该健全相关的制度建设。首先,对于已有的《政府采购法》进行修订,把地方政府向各种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相关信息补充进去,比如要确定购买的范围、社会组织需要的资质等。
政府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来满足公众需求,这样不仅能简化政府职能部门机构,更能提高效率,虽然在进行过程中还是会遇到各种问题,但我们坚信通过大家不断的努力在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路上会越走越顺。
摘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通过契约等形式,向各种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这种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新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本文主要分析了当前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现状、剖析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而提出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建议
关键词：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公共服务
参考文献
[1]王名.中国的非政府公共部门.中国行政管理,2001,(5):20—27
[2]珍妮特·登哈特,罗伯特·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7一130
[3]王洁.政府购买服务-现代政府公共职能的延伸.中国政府采购,2011,(4):19
[4]陈昌盛,蔡欧洲.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地区综合评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9
地方政府公共事业 篇2
所谓非政府组织，就是依靠社会权力，以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为组织目标的非官方的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显然，社会自多管理层中的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的非营利的社会中介组织，就是非政府组织。
在当代，仅从公共事业管理的角度看，非政府组织作为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的合理性，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非政府组织是微观的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能的主要承担者，也就是公共事业管理的必然主体。公共事业作为涉及公众基本生活质量和公共利益的事务，本身就是产生于社会，这些事务的解决或公众需求的满足，也最终必然通过为公众提高服务，落实到社会，这在现代社会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在现实中，面对广大公众的丰富多样的需求，不仅诸多的具体服务，如社区服务等等应该交由非政府组织向公众提供，而且在许多公共领域或对许多社会公共事务，如艺术院团、出版物、影视节目及各类体育活动等，如果根据政策法规与行业标准，交由社会中介组织办理，实现行业自律，管理效果往往要好于政府组织。因此，在现代社会，公共事业管理的最终实现离不开非政府组织。
第二，非政府组织作为公共事业管理主体，能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从政府社会管理的角度看，政府管理公共事业一个基本目的，就是提高关系公众基本生活质量的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但在现代社会，由于政府往往受到各种势力的制约，以及政府庞大的科层机构所带来的的对新的社会需求和发展机会反应不够灵敏，以及提供公共服务成本过高等不足，因而在现实中，许多国家不得不进行了公共物品的供给向民间转移的改革，诸多过去由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物品，变成了由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提供。
第三，非政府组织作为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能较好地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求。因为，在公共事业的范畴内，主要分为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两大方面，因此，从整个社会管理的角度看，非政府组织作为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正能使社会自己组织起来，生产一定社区内的公众所需要的产品或提供所要求的服务，及时回应社会多元化的需求，从而缓解社会不同群体对政府不同要求的压力，使政府可以专心于提供纯公共物品。这种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有机配合，为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和保障。
第四，非政府组织作为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是当代社会包括公共事业在内的整个公共管理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必然要求。所谓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和市场化：一是明确政府的核心职能就是公共政策和相当法律的制定，将政府原有的执行性和服务性的职能分离出去，相应的，改变政府直接办公共服务机构的做法，参照经济领域中“政企分离”的做法，重构政府与下属服务机关的关系，扩大服务机构的经营自主权；二是将公共服务尽可能交由社会组织，以扩大公共服务的总供给量，满足人们的需求；三是将能够进行经营性投资、开展市场竞争的领域，如煤气、供电、铁路、电讯、城市交通等，通过相关法律并建立“使用者付费”制度，交给私营部门经营。概言之，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就是发挥社会力量在公共服务和管理中的作用，社会事业社会办。
地方政府公共事业 篇3
萨尔茨堡，音乐天才莫扎特的出生地，一座被称为“音乐之城”的欧洲北方城市。
这个已经和上海结为“友好城市”的地方，今年再度与环境、气候极为相似的中国北方城市黑龙江省缔结良缘。该州州长嘉比·伯格斯泰勒和黑龙江省省长王宪魁在3月18日签订“友好省州关系议定书”，两地期望在农业、旅游、文化、艺术等方面深入合作和交流。
这是中国地方政府与国外地方政府建立的第1872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
39年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推动下，天津市与日本神户市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次年结为了友好城市，从此开启了中国地方政府“民间外交”的舞台。此后，各大城市逐渐活跃在对外交往的舞台上。到2012年3月25日，我国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台湾省及港、澳特别行政区）和391个城市与五大洲130 个国家的422个省（州、县、大区、道等）和1307个城市建立了1872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
地方政府在“友城交往潮”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地方政府“公共外交”的尺度究竟有多大？如果友好城市“不友好”，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如何让友城交流保持活力与生命力？这些，都成为了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官员所必须思考和面对的新课题。
“友城”的烦恼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应该如何与另外一个国外城市正确地结交友好城市关系？外交部外事管理司司长林松添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建友城和找对象一样，找到了对象以后就要共建一个美好的家庭。”
“找对象”也会有烦恼。这个“烦恼”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就被南京遇到了。20日，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在与到访的南京市代表团会谈时，发表了“南京大屠杀很可能不存在”、“牺牲的人只是正常战争死亡”等歪曲历史史实的言论，引发社会各界强烈抗议。21日凌晨，南京市代表团“驳斥”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不容抹杀。这番言论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对南京人民的不尊重。”当日晚间，南京代表团发布“说明”称，“日本媒体选择性地报道了河村的言论，没有全面客观地报道我市代表团的回应。”随后，南京市宣布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的官方交往。
事情发生之后，“名古屋市长几次称不收回否认南京大屠杀言论”的消息似乎并没有引起网友们太多的关注，更多的人开始追问，“南京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刘志伟有没有在会见时当面提出抗议？”“在对方言论出格后还与对方交换了礼物”的做法是否正确？其中一种猜测认为，代表团领导觉得不能把“友好城市”的光环毁在手中。南京与名古屋早在1978年便结为友好城市，在南京市代表团出访之前，肯定不会想到，走动了34年的“老亲戚”，怎么会突然发难。
“据我了解，在对外交往方面，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工作者说，“外交学院有一些这方面的课程，但是对主政官员的培训大概很少，而现在各个城市的市委书记、市长，以及其他主要领导，又都非常重视对外交往工作，他们在外面的一言一行都非常重要，所以有必要对他们进行统一的培训，让他们明确在新时期面临的新任务，因为他们‘双重身份’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一方面，他们要体现出国家的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也代表着一个地区的形象。”
资深外交家、前驻法大使、前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曾给武汉的部分官员做过对外交往方面的培训，他既给大家讲，又让大家练，还让大家上来做评论——上台“表演”的人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官员们套话较多、不会举例子、不懂如何打动人。“这样是没有思考、没有竞争力的。”吴建民告诉《小康》记者，“要抓住兴奋点来说。如果没有特色也不行。官员要明确出去是干什么的，要明确怎么做能促进友好。”
遇到分歧怎么办？吴建民说，“在对外交往中，遇到分歧要把道理讲清楚。对外交往必须要讲道理，不是凶，不是拍桌子瞪眼睛。你的道理要站得住脚。”
早在几年前，“中美市长比富”的事情也曾引起过人们的注意，在央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节目中，出场的是中国威海市市长和美国来得蒙得市市长。在中美两位市长互相邀请对方访问自己城市的环节上， 来得蒙得市市长先是高兴地接受了威海市市长的邀请，然后“吝啬”地表示她没有访华的费用，并解释她虽然身为一市之长，但办公费用来自于市民的纳税钱，每一笔开支必须要对市民负责，访华的费用不在她的办公费用之列，所以要在获得企业的赞助之后，才能安排访华的行程。而威海市市长在高兴地接受了来得蒙得市市长的访美邀请之后，没有表示任何对旅行费用的顾虑，还“慷慨”地表示自己将支付来得蒙得市市长访华的一切费用。威海市与来得蒙得市并非“友城”，所以舆论普遍认为，“既然没有共同语言，为何非要攀上人家谈恋爱？”
友好城市应该如何建设？林松添的观点是，友城建设要立足两点：第一，促进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第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只有找到城市间的共同点和互补的地方，才能促进双方交流合作和发展。”
全国两会期间，《小康》记者在采访西部一个旅游城市的市长时，问到其对“地方政府的对外交往”工作的看法时，他表示自己从未接受过这方面的培训，但他认为，“城市应该在国家的大外交背景下，做些服务于大外交的工作。”
“我们建立友好城市或者友好省、友好省州、友好省县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地方的外事，它有几个重要的方针。一是要为国家的总体外交服务，所以叫‘以地方促中央’，如果两个国家的各省、省州或者省县之间关系比较好的话，对于两个国家关系的顺利发展也会起到积极作用。”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前会长陈昊苏说，“另外，各地方也要通过外事这样一种工作渠道来发展自己，和国外的省、州、市建立友好联系。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不可能关起门来搞自己的建设，如果发展广泛的经济、文化合作，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得到利益，推动我们自己的发展，这两者是不可偏废的。”
陈昊苏认为，地方政府在对外交往中一定要看到大局，尤其是对两国关系和两国地方政府之间合作会产生不利影响的原则问题，更应该重视，另外要掌握互利互惠的原则，“为什么要发展友好关系？当然是要谋利益了，要对我们的地方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所以要谋利益，当然，这种利益是要和别人分享的，不可能一切利益都是归我们的。”
省委书记和省长们的新选择
2011年春节之后，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前往华盛顿，出席了美国全国州长协会冬季年会。这是美国州长年会历史上第一次有外国地方领导人参加并且发表演讲。
作为中国省市的唯一代表，周强与美国州长们的“互动”，在当地掀起了一股中国风、湖南风。周强在冬季年会上发表演讲时，首先回顾了湖南省同美国的友好交往历史，指出湖南是同美国交往较早的省份之一。周强还告诉与会的美国各州州长和企业家，中国有很多发展很快的省份，而湖南就是中国发展快速、充满活力的省份之一。他说，不久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的国情咨文中4次提及中国，其中两次都与湖南相关，一是世界上最快的“天河一号”计算机在长沙制造；二是中国高铁核心的机车设计和电控系统是由株洲的“中国南车时代”设计制造。
周强之后还会见了华盛顿州、特拉华州、北卡罗来纳州、犹他州、内布拉斯加州、蒙塔那州和佐治亚州的州长，各位州长都表示希望扩大与中国，特别是与湖南省的关系。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各个省市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参与外交事务的机会，周强的这次出访，被中国舆论评价为“是地方党委、政府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地方外事工作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一次成功、有效的尝试”。美国国务院负责全球政府间事务的特别代表雷塔·乔·刘易斯也发表文章《美国州长与中国省级领导人进入交往的新时代》，称：随着美中两国继续增强政府间的关系，两国都日益意识到加强地方层级的合作将进一步增强双边关系并为两国都带来裨益。美中两国正在采取步骤，帮助美中两国的地方领导人扩展相互间的关系，从而拓展和加深双边关系。
越来越多的中国地方政府开始与美国各州积极“互动”，去年10月，以“促进中美地方经济与民生发展”为主题的中美省州长对话在北京举行，除了周强之外，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北京市市长郭金龙、辽宁省省长陈政高、安徽省省长王三运、时任江西省代省长鹿心社、山东省省长姜大明和时任云南省代省长李纪恒也都参与其中，与美国的6位州长和总督开展了积极的“对话”。
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介绍，受中央政府委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友好城市和友好省的建立长期做工作，从1979年湖北省和俄亥俄州建立了第一对中美的友好省州关系，到2011年2月，中美之间已经有了201对友好城市和省州关系。去年，在两国领导人推动下，更是启动了中美省州长对话交流机制，在这样的规模下，中国地方政府和美国地方政府的交流进一步加强。
今年2月17日，正在美国访问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洛杉矶共同会见了出席中美省州长见面会的两国省州长。习近平指出，“中美地方合作大有希望、大有可为。”而这一次，去和美国州长们“互动”的是：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河北省长张庆伟、福建省长苏树林、贵州省长赵克志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
全国两会期间，李小林在接受《小康》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对外交往，省委书记和省长们也对此项工作非常有兴趣，都积极参与，现在，中美省州长对话交流机制已经形成，目前正在研讨在国际和国内全方位展开地方城市交流，因为今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所以马上将启动中日省长知事间的交流平台，希望中国的省长和日本的知事在这一平台中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和对话。”
在“项目”支撑下培养感情
2011年5月，成都友城交流30年来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地域最广的盛会“2011成都国际友城周”召开，来自全球18个国家、25个友城的180余人齐聚成都，共叙友城之情，共谋友城之路。
由成都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办的《成都外事》专门出版了“2011成都国际友城周特刊”，其中记载了成都与一个个城市缔结友城后的喜悦、洽谈项目后的激动、接受“荣誉”后的骄傲……“从1981年握手法国蒙彼利埃市、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市，到2011年拥抱比利时弗拉芒·布拉邦省、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三十载风雨，从欧洲到亚洲、北美洲，再回到欧洲，成都与15个城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与32个城市缔结友好合作关系。”
成都市的友城交流经验何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冯佐库认为，成都的友城交流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活力和生命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许多具体项目的支撑，这种独具特色的友城交往模式值得在全国范围推广。
成都在与友城的交往中，在很多方面都建立起了深入的合作，例如，成都与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在制鞋业、教育界、农业、食品业等领域的长期深入有效的交往，以及成都与奥地利林茨市在中医药领域的重点探索等等，在“项目”的支撑下，友好关系的建立和感情的加深水到渠成。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对于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重要意义深有体会，“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不一样了，越来越紧密了，外交的内涵也更广了，不光是中央政府层面的工作，还有地方的、民间的，多方面的工作要做。”吴思科建议，要建立起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机制，地方政府应该多和外交部等外事工作相关部门沟通，加强对外交往，“要有宽广的胸怀，不仅要体现中国的经济、贸易、文化，展现大国风范，还要谦虚谨慎、善于学习，看到人家好的东西，尤其是隐藏在背后的核心的、智慧的东西。”
黑龙江省在与芬兰拉毕省于2008年缔结了友城关系后，就引入了“为人们带来欢乐，为未来带来希望”的“圣诞理念”，与拉毕省合作共同打造了“漠河圣诞老人村”旅游项目，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黑龙江省的著名风景区，来到这里，就仿佛穿越时空进入了一个充满梦幻和异国情调的多彩世界。
在友城建设的过程中，一个地区的整体形象也在不断提升。“对于外国人来说，大多只能通过一个或几个地区、城市来认识中国，甚至会将自己对中国某个地方的知识、经验或印象当做中国的形象。” 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在著作《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中写道，“地区对于国家整体形象的传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肩负着公共外交的重要责任。”
地方政府要扛起公共外交重任，掌握好“尺度”，显得格外重要。
（感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对本次采访提供的大力支持）
（图说）
体验伦敦 文化、旅游、体育的交流在“友城”中最为常见， 图为2006年，北京与伦敦结为“友好城市”，“体验伦敦”大型风情展在京揭幕，时任伦敦市长肯·利文斯（中）与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右）、伦敦奥组委主席塞巴斯汀珂伊合影留念。
中美交流 2011年2月26日,中美在华盛顿签署具体协议，启动中美省州长论坛。图为时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李小林、湖南省委书记周强与美国全国州长协会主席、华盛顿州州长克里斯·格雷瓜尔分别代表中美双方在《关于建立中美省州长论坛的协议书》上签字。
地方政府公共事业 篇4
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管理的合理与否, 直接影响着地方的经济效率和区域发展水平。有效的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管理有利于通过地方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管理的不当, 则可能影响资源配置效率, 阻碍经济的发展, 甚至影响国家的进步。我国对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管理的研究,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在现实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需要改善的问题。因此, 地方公共支出管理是一个十分值得我们重视, 而且要必须重视的领域。
公共支出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控制总量支出、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效益三个方面。第一, 控制总量支出。在任何国家或任何时期, 公共支出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控制支出总量水平, 缓解财政压力和矛盾, 为国家财政运行的良性循环和长期可持续性发展创造条件。第二, 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 即调整和优化公共支出的内部比例关系。这一比例关系合理与否, 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国家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 也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能否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作用。第三, 提高公共支出效益。效益是现代经济活动的核心, 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益则成为公共支出的最终目标, 也是衡量政府财政工作的重要标准。
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弥补市场空缺和为市场创造良好的外部硬件环境两个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市场投资行为, 直接介入市场, 组织经济活动。即地方政府一方面利用自己的财政盈余直接进行投资, 另一方面凭借自己的权威、信誉和关系, 为企业找贷款和从外部引进资金。另外, 公共产品和基础产业部门, 多数属于市场失灵的部门, 市场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调节。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 一是保证对中央投资的公共产品予以配合, 提供有关条件;二是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地方的公共政策, 努力提供地方的公共产品。
一、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 管理不善引起的地方公共支出结构不合理
地方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支出的比重较大, 用于民生的支出比重偏少。地方公共支出的部分专项资金结构仍不尽合理, 在农业、教育等领域, 一些县市比较依靠中央、省的财政投入, 形成了中央、省级财政资金增长快、本级资金增长慢甚至下降的局面。对直接关系农民生产的小型农田水利为主的“末级渠系”建设不足, 导致有水灌不到田头, 加大了投入力度的大型水利设施的作用受到限制;教育支出方面, 人员经费投入加大, 但公用经费投入不足, 农村中小学教学设备亟待改善, 教育技术装备落后, 办学资源紧缺。
(二) 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层次低
迄今为止, 我国还没有出台规范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法律法规, 对地方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法律约束力不足。各个绩效评价办法要求的不尽相同, 造成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开展绩效评价工作中无法可依, 工作开展不普遍、不规范。实施主体上, 由地方财政部门对政府公共支出综合绩效进行评价, 造成了财政部门自己监督自己的逻辑错误。在开展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实践中, 多数只是开展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四个层次中某一个或两个层次的绩效评价。现有的评价指标缺乏效益性。地方政府部门在开展公共支出绩效评价中采用的绩效评价方法也缺乏创新性, 绩效评价对实践的指导性不足, 对评价的结果运用不到位。
(三) 现行地方转移支付制度仍存在不足
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依据的主要是政府规章, 没有单行法律。对于转移支付一直实行的是:一般性转移支付中, 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补助按“基数法”确定, 未从根本上触动地方利益, 使中央宏观调控乏力;专项补助中有相当大部分的补助被用于救灾等特殊政策目标, 其在宏观调控方面发挥的作用甚小。调控力度与均等化功能不足, 补助拨款的单位缺乏统一、严密的制度;资金分配的标准、依据不够科学具体, 造成专款的分配过程不透明;资金零星分散, 转移支付数量占财政收入总量的比例一直很少。
(四) 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监管制度不够完善
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着忽视公共支出监督管理, 导致财政监管思想松懈。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监督途径受阻, 导致公共支出管理混乱的状况进一步恶化。按照权力监督摸式构建监督体系, 监督作用单一, 集中于是否有越权或以权谋私等行为, 忽视了监督的消除信息不对称等作用。公共支出缺乏透明度, 社会公众的偏好反映、舆情表达不强, 政府的支出行为也往往得不到事前监督, 事实上也没有探索出一套合理的事前监督机制来实施监督。
二、优化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对策
(一) 进一步调整完善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
科学界定地方政府公共支出范围, 财政逐步退出具有竞争性生产建设领域, 凡是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 政府要放手交给市场。对于很多地方经济建设性支出 (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 超过最优支出范围的现象, 应适当降低其支出比例, 使其与产出弹性相适应;调整经济建设支出的内部结构, 重点强化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大对农业、科教文卫事业所需求方向的支出。进一步压缩行政管理支出, 提高地方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 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制度的法律、法规体系, 对绩效评价的范围、操作程序、实施主体、指标设置、评价结果应用等做出具体规定。地方政府在开展部门、单位和公共支出项目的绩效评价上, 形成以部门和单位自身为主的评价模式, 由各部门和单位每年向人大和政府提交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由财政部门对各单位开展绩效评价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围绕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 设计地方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复合性指标和单一性指标;在评价方法上, 根据项目的性质进行有效选择, 要注重运用非公式化的绩效评价方法来进行绩效评价;健全地方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标准, 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
(三) 规范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制度
秉承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 从法律上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财权范围, 并根据各级政府的事权, 合理确定地方税收规模, 同时, 也要为中央进行转移支付以实现宏观调控目的保留必要的财力。实现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法制化, 比如以追求公平优先, 同时兼顾效率为指导思想,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政府转移支付法》, 并明确法律责任, 使其具有相应的权威性、震慑性、强制性。在转移支付结构安排上突出强调一般性转移支付, 主要解决地方财力的总量不足, 辅之以专项补助以兼顾效率。根据我国地方政府财力紧张现象, 将现有单一纵向转移模式, 改为以纵向为主、同时建立健全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采取“纵主横辅”的模式, 可以有效缓解地方政府收入有限性, 促进财力横向平衡之间的矛盾, 可减轻地方财政的压力, 使地方财政侧重于解决横向不平衡问题。
(四) 建立完善的地方公共支出监管机制
地方政府应建立公共支出效益评价体系, 并加强对地方公共支出监管, 对各单位支出情况要进行定期检查, 随时跟踪监督支出执行及效益情况;引进科学的方法增加财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 精简财政资金拨付的中间环节, 减少资金流失。积极发挥各级人大的监督、检查作用, 进一步充分发挥公民的监督作用, 保障公民对财政事务信息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强化社会审计监督作用, 发挥内部审计、会计的职能作用, 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
摘要：当前,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管理不善引起的地方公共支出结构不合理, 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层次低, 现行地方转移支付制度仍存在不足, 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监管制度不够完善等方面。我国应进一步调整完善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 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评价制度建设, 规范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制度, 建立完善的地方公共支出监管机制, 从而优化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管理, 提高地方的经济效率和区域发展水平。
关键词：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公共支出管理,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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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公共事业 篇5
一、讲责任，恪尽职守，敢于负责
责任和作风是孪生兄弟。责任心强，作风就好。讲责任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古语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是说从政就像农民种地一样，无论刮风下雨，阴天阳时，都要日思夜想，无不上心。
第一，讲责任就要讲大局。顾全大局是一名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也是领导干部的职责所在。我们对待党的事业、对待本职工作，就要像农民做农功，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守土有责，尽心尽力种好自己那份“责任田”。古人讲：不谋一域者,不足谋一城;不谋一世者,不足谋一时。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不能只顾个人的利益、小单位的利益，不能只图一时之荣、一时之快，而要想一想是否对大局有利，是否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好处，要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来进行，做到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利益，单位利益服务全局利益。
其次，讲责任要体现在关注民生上。群众利益无小事。维护群众利益是领导干部的重大责任。把落实民生工程作为我们出决策、干工作的“指挥棒”，作为考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标尺”，认认真真、切切实实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做实事。
第三，讲责任就要有位有为。权力和责任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体，有权必有责，权大责任就大。不仅要享受权力带来的职位、业绩和荣誉，更要愿意承担、勇于承担权力带来的责任、辛劳、过失、非议和嫉妒，努力有位更要为。不能“只做和尚不撞钟”，无所作为，也不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
最后，讲责任要敢于迎难而上。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利益冲突、群体事件极易频发。在推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为此，我们必须做到责任面前不推诿、是非面前不让步、困难面前不退却，拿出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勇气和气概以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和毅力，勇敢地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咬紧牙关，不怕非议，百折不挠，勇往直前，满怀信心地夺取胜利。否则，将无法向党和人民做出交待。
二、树正气，正风正已，维护和谐
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风气是作风的直接体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软环境。只有风气正，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得以顺利开展，我们的事业之船才能一帆风顺，顺利到达彼岸。
第一，班子要树正气。树正气关键是要班子带头、领导带头。作为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尤其是班长，要做到带头讲“官德”、带头讲团结、带头讲民主、带头讲原则、带头讲廉洁等“五个带头”，实现风清气正干事，心情舒畅工作。
第二，机关要树正气。少数机关同志胸无大志，吃苦吃亏的事不愿干，没好处的事不愿干，得罪人的事不愿干。还有的正经活没干多少，但比起福利、待遇来，眼睛瞪得比谁都大，自己不干活还对人家干活的人评头论足。因此，要把多吃点苦、多干点事、多攒点本事作为机关正气树起来，形成比学习、比工作、比贡献、比宽容、比和谐的良好机关环境。
第三，基层要树正气。基层干部直接面对群众，更能代表党和政府的形象，更要带头树正气。各级干部要把工作的重心下移，切实把工作做细做实，维护好、保护好集体的利益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三、干事业，强化能力，精谋善断
事业心不仅是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工作姿态和思想境界，更是各级干部为党的事业奋斗的思想基础和必备的基本政治素质。因此，每位干部必须攻坚克难，自加压力、自强不息、自主创新、自我超越，要想干事、敢干事、善干事。
第一，必须想干事。干事是一个人成长进步的前提。“实践出真知”，一个人只有通过干事，才能增长才干，增长智慧；一个干部只有多干事、干成事，才能为群众所认可，为工作所需要，才能在更宽广的舞台上展现自己。每位党员干部都要增强紧迫感，增强机遇意识，以敢破敢立的胆识和魄力，时不我待，干事创业。
第二，必须敢干事。要把精力放在创新发展上，把功夫下在狠抓落实上，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工作中不要墨守成规，敢于面对矛盾，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做到一个时期一个重点，一个阶段一个目标，把县十届党代会描绘的宏伟蓝图落实成一个个具体的工作中去。
第三，必须善干事。面对困难需要勇气，战胜困难更需能力。当前我县正处加快发展黄金机遇期，每位党员干部都要增强使命感，增强创新意识，切实提高干事业的本领。首先是要有干事的原则，要善谋全局，善于权衡利弊、分清轻重缓急，多干群众急需的事，群众受益的事，夯实基础的事，着眼长远的事，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其次是要有干事的艺术，要不断提高引领改革和发展的能力，把对策想在前，工作做在先；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依靠集体智慧，精谋善断，做好工作；要善于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做到干一件事成一件事。
四、比贡献，真抓实干，狠抓落实
比贡献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加强作风建设的终极目标，更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和党员干部德才素质的综合反映，同时，也是我们使用评价干部的重要依据。
首先，比贡献，坚持正确的政绩观是前提。我们所做的贡献，要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要把追求人民群众长远利益作为正确的政绩观，牢固树立以力度考验干部能力、以速度考验干部素质、以效果考评干部政绩、以贡献决定干部使用、以实绩论英雄的用人观，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对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要有明确的区分，褒奖那些埋头苦干、善抓落实的干部，教育和调整那些只尚空话、一事无成的干部，问责和惩处那些因弄虚作假、失职渎职造成重大损失和严重后果的干部，努力营造崇尚实干、恪尽职守、创先争优、勇于奉献的工作氛围。
地方政府公共事业 篇6
关键词：公共物品供给；供给模式；合作理念
一、公共物品及供给模式的理论概述
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可划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纯公共物品即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物品，如国防。准公共物品又可以细分为两类即俱乐部产品和公共资源。
传统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包括三类，即政府主导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市场主导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非政府组织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在这三类基本供给模式上，学者又提出许多新的供给模式，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主要包括以下三类：第一，双主体参与供给论，包含公共物品市场化供给的新公共物品管理模式、公共物品供给PPP模式、政府与第三部门功能互补供给模式。第二，三元主体合作供给论，该理论提出的三元主体是指政府、市场、志愿部门，三者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即三元主体合作供给论。第三，多元主体互动供给论，主张政府应创造一个平台，联合所有的参与者共同互动、协同解决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形成多元主体互动的新局面。
二、我国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公共物品供给渠道单一。改革开放后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但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仍然沿袭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和人们对公共物品需求量的增大及需求多样化，单一的政府供给渠道越发显得力不从心，使得公共物品供给处于极度短缺的境地。
第二，公共物品供给效率低下。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质量低下，无法满足人们不断增加的公共物品需求，妨碍生活质量的提高，资金的短缺造成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第三，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性缺陷。主要表现为公共物品供给相关立法还不健全；产权结构不明晰，产权制度存在缺陷；民间资本投融资体制不健全，未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制；公民需求偏好表达机制不完善，公共物品定价机制不合理。
第四，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中缺乏合作理念。改革开放以来，公共物品供给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自主权，但传统的供给机制仍然色彩浓厚，政府垄断依旧存在，市场与非政府组织进入仍然存在诸多困难，基于合作理念的供给机制改革较难完全推行。
三、我国地方政府基于合作理念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创新设想
（一）政府与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合作模式分析
政府是重要的公共物品供给主体，为更好地提供公共物品，需要完善政府间合作，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
第一，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模式。中央政府应把握全局，注重宏观调控，适当下放经济与政治权力，完善分税制与转移支付制度，保证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相一致。地方政府秉承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依据具体问题具体地制定应对策略。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做到职能分工明确，根据公共物品类型、特点的不同确定具体的供给主体级别。
第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模式。其中可分为同级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与跨行政层级的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同级政府间的合作主要指相邻省份之间，创造省级政府间的合作机制与平台，形成区域发展合力。跨行政层级的地方政府合作主要表现为各城市政府之间的合作模式。
（二）政府与企业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合作模式分析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论的并存，为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模式提供了可能，让企业这样的私营部门参与到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利用企业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特点，提高生产的效率，同时节约供给成本。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具体方式实现，一种是由企业提供公共物品，保证一定的独立性，而消费者向企业支付费用；另一种是企业这类私营部门作为生产者或作为合作者与政府共同提供公共物品，付费方是政府或者具体的消费者。在该模式中，市场力量的培育也是关键，要注重培养有能力、有责任的企业。政府与企业进行合作要分清各自的职责与功能所在，政府要在宏观上把握全局，合理的支持和引导企业的健康发展。
（三）政府与第三部门及公民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合作模式分析
第三部门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够切实地反映人民对于公共物品的偏好与需求，间接地保障了公民的参与权，同时获得广泛的社会承认与支持。
我国第三部门与政府合作参与公共物品供给具有良好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首先社会对于公共物品需求的不断扩大，公民意识的不断觉醒强化了其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需求，宽松的政治、经济与法律环境都加速了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其次第三部门积极开展的各项活动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使人们开始逐步认识到其重要性与作用。
在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的道路上也存在着诸多的障碍，为使合作模式更加完善和发挥更大的作用，应注重三点，第一，政府对第三部门的发展进行全方位的支持。第二，第三部门要注重自身的完善，使公共物品供给的职能得到切实履行。第三，政府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保证合作模式的有效运行。
（四）积极实践，推动公共物品供给合作模式的制度化建设
社会生活中，无规矩不成方圆。因此，要加强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合作模式的制度化建设，以保证其稳定的发展，并转入制度化的运行状态。
第一，我国实行依法治国，法律是社会生活有序的根本保障，因此要逐步完善法制建设。一方面要不断修改已有的法律法规，使之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新情况，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完整性，出台新的法律法规，保障公共物品的有序供给有法可依。
第二，完善合作模式中各主体的相互监督制度。我国公共物品供给的合作模式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管理制度还存在不少缺陷，因此在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同时还要加强相互监督的制度建设，使合作模式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
第三，注重政府自身的制度建设。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目标，改变传统的依靠行政手段控制经济的方式，从根本上调整政府职能所在，建立与当前社会转型期相适应的政府模式。政府应明确定位，使自己成为消费者的保护者，保证在合作模式下公共物品的高质量与合理定价。
第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社会信用意识和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关系到投融资的有效性和效率，因此，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成为公共物品供给合作模式改革的重要环节。（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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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公共事业 篇7
(一) 西藏地方政府公共传播能力建设的需求分析
1. 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需求。西藏地方政府公共传播创新是我国政府公共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公共关系改革的基本定位。所谓的服务型政府, 是指在 “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 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 通过法定程序, 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1]西藏地方政府的发展理念也应如此。西藏地方政府可以借助于各级地方传播媒体, 加强同公众的联系, 在此过程中实现公共传播的及时沟通。使得西藏地方政府在进行公共信息交流活动时, 公众能够更好地参与其中, 并且通过及时的反馈机制来改善自身的服务。由此可见, 加强信息双向交流, 是完善地方政府服务、塑造西藏地方政府形象的应然选择。
2. 西藏社会经济发展与公民主动参与的外在需求。西藏自民主改革50年以来, 社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 西藏的社会也逐步进入了转型期, 固然成就不可否认, 但背后的矛盾也逐步凸显。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分配差距在拉大, 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和谐现象, 西藏地方政府直接是公众的面对者, 代表着地方全体公众最基本的利益协调, 如何实现利益的均衡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个大的背景下, 笔者认为, 对西藏地方政府公共传播能力所提出的需求主要是:及时向公众解释政府改革的趋向, 更好地表达利益主体的声音, 促进对话和交流。同时增加公民利益的表达渠道, 提高公众对政策参与的积极性, 政府同公众形成良好的互动。西藏媒介生态的丰富使得西藏公民意识逐步崛起, 公民获得了同政府对话的可能, 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参与权, 主动参与意识凸显成为西藏地方政府公共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推力。
3. 西藏对外传播发展的潜在需求。西藏地方的历史、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发展, 已然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性组成部分。西藏的任何文化符号, 都塑造着中国的国家形象。 西藏地方的巨大特殊性, 构成了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一根巨大脊柱。它的任何变化, 都会引起外界对中国形象描绘的角度和色彩的调整。[2]西藏对外传播成为地域特色和国家形象相融合的产物。而西藏地方政府又最直观的参与者, 西藏地方政府成为西藏对外传播发展的资料库。基本的素材、知识的提供, 决定了西藏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的重要功用, 西藏地方政府公共传播能力的建设, 成为西藏对外传播能力的组成部分, 西藏地方政府公共传播渠道的顺畅, 成为西藏对外传播的前沿“观察哨”。
(二) 西藏地方政府公共传播能力建设的趋势分析
1. 由“宣传型”—“传播型”转变。在西藏地方政府的公共活动中, 新闻宣传依然是最主要的方式, 主要依靠于地方主流新闻媒体对政府的方针、政策等进行传播。近年来, 西藏地方政府也逐步转变公共关系处理理念, 由宣传走向传播, 西藏地方政府也在中立性、常态化的传播道路建设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不断提升政府的服务性, 来优化政府的公共传播效率。
2.地方政府非权力行政方式逐渐得到认可和推行, 政府公共传播成为重要行政力量。所谓非权力行政 (non-authority form ofadministrative way) 是指行政机关实施的不具有强制命令性质的非权力作用性的行政活动方式, 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契约等主要形式。[3]可以预见, 西藏地方政府非权力行政方式将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和运用。例如, 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乃琼镇住宅拆迁的过程中, 强行拆迁、野蛮拆迁等典型的权力性行政方式几乎没有发生。随着以人为本观念的落实, 西藏各地纷纷出台禁止野蛮拆迁的禁令,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拆迁的难度。西藏地方政府通过耐心细致的解释和沟通来与拆迁户进行协商, 有效地减少了社会摩擦。西藏地方政府在解决具化的矛盾过程中应尽可能少地运用权力行政方式, 多运用非权力的行政方式。非权力的行政方式成为地方公共传播能力建设的有效手段。
3. 西藏地方政府引进形象塑造的运作模式, 提升政府公信力。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 西藏地方政府也充分注重自身形象的维护, 比如在《援藏报道二十年》系列报道中, 政府把硬新闻进行了软处理, 凸显了更多的人情味儿。选择受众更喜欢的方式进行信息的传播,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4. 媒介技术的发展日益影响着西藏地方政府的公共传播。当前时期, 政府网上政务、电子政务逐步成为政府进行公共传播的重要手段, 西藏地方政府也不例外。各级政府纷纷建立自己的政务网站, 及时同公众交流互动, 拓宽了地方政府进行公共传播的渠道, 提高了信息的传播效率, 双向互动的模式也让西藏公众参与政府公共传播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克服了传统媒介与民众沟通成本过高的问题, 取得了更好的传播效果。与此同时, 西藏地方政府的公共传播重要性凸显, 舆论引导的难度增大, 这些都是伴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
二、西藏地方政府公共传播能力路径建设
(一) 西藏地方政府公共传播能力建设依托于西藏本土文化
一个地区的文化形成是社会成员经年累月的思想积淀, 是稳定的思想共同体, 这种文化包含了一个民族的民族心理、 风情民俗、道德观念等。西藏地方政府作为这些最基础元素的直面者, 在进行公共传播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地区文化发展规律, 同地区文化相适应。具体的操作过程是指, 第一, 在制定相关政策以及落实过程中, 必须充分考虑地方文化特点, 这样易于公众接受。第二, 通过促进民族文化的改革和发展求得民族群众对政府行为的认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公共传播理应成为传播西藏文化特色的先行者, 在带有文化关怀下的西藏地方政府公共传播, 其内容和形式必然是公众喜闻乐见的。
(二) 西藏地方政府公共传播应倾向于对外交流
周德仓教授曾系统地论述了西藏地方媒体在西藏对外传播中的角色认定, 西藏地方传媒在西藏对外传播中应该采取积极的传播姿态。鉴于西藏对外传播的特殊性, 西藏地方媒体应该在国家对外传播战略的主导下, 以积极的姿态, 对西藏形象的建构做出规划。[4]西藏地方媒体又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发声者, 因此, 西藏地方政府在践行公共传播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地方媒体的传播力, 扩大对外交流, 扩大西藏公众的交往半径, 使得他们更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
(三) 西藏地方政府公共传播需坚持跨越发展
西藏地方政府公共传播走跨越发展是其不然的选择,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跨”。众所周知, 西藏整个地区政府公共关系传播意识较差, 起点较低。但这一点也成就了西藏地方政府实现公共传播跨越发展的契机。某种程度而言, 西藏地方政府在公共传播关系建设过程中可直接借鉴其他先进发达地区的经验, 需要注意的是, 在借鉴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当地公共传播建设实际。例如, 其他省份已经建立起了相对成熟的危机管理体制, 西藏完全可以借鉴其成功之处, 以提高政府公共传播能力。
(四) 西藏地方政府公共传播能力建设需打“特色牌”
西藏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 西藏地区几千年来口传身授的民族民间活态文化传统正面临着急剧的流变和消失。民族地区政府应当自觉、自主地去保护、传承、发展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5]比如《格萨尔王》说唱艺术已然成为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此过程中, 西藏地方政府的作用功不可没。所以西藏地方政府公共传播建设又一重要路径便是发挥民族文化遗产的特色, 推广特色文化、将“特色”融入西藏地方政府公共传播体系建设是切实可行的路子。
三、结语
西藏地方政府公共能力建设路径的多样化探析有利于维持稳定的“供给—消费”社会结构, 为西藏地区和谐社会提供政府信息的互动平台, 有利于调节“政府—公民”的社会关系, 获得地区公众的支持, 有效地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还可以有效降低建设和谐西藏的“成本”, 有利于建立完善的危机应对机制。总之, 西藏地方公共传播关系的建设是西藏政治发展的一大重要举措, 离不开对政府信息的共享。所以, 继续对西藏地方政府公共传播能力建设途径进行多样化探究并有效实践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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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公共事业 篇8
一、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是新时期推进地方政府发展的必然要求
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步伐的不断加快, 公众的公共需求的总量不断增加, 如何公平、高效的满足公众日益增加的公共需求, 提供高质量、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以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公共需求偏好, 已经成为目前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的工作目标之一。
(一) 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是提升地方政府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不断推进, 世界各国政府及相关公共部门为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化竞争, 正不断转变和完善自身职能, 通过各种途径努力提升自身的能力素质和绩效水平, 以应对政治、经济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通过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建立稳定和谐的可持续性社会发展模式已经成为目前地方政府提升自身综合竞争力的主要着力点。
(二) 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是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实践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在制定和落实本地区发展规划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统筹兼顾, 坚持经济建设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等领域全面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科学发展观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加强自身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实现社会公平, 协调和维护均衡的社会利益结构, 使社会整体得到和谐稳定的发展。
(三) 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是加快推进地方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现实需要。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建设服务型政府”, “健全政府职责体系,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是目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任务之一。为实现这一工作任务, 需要各级地方政府积极转变自身职能, 不断提高自身公共服务的能力水平, 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城乡各级公共服务体系, 最终实现建设具有高效化、透明化、民主化、法治化和责任化特征的地方建设服务型政府体系的工作目标。
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领域存在的问题
经过长期改革实践的探索和努力, 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能力建设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直接推动了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整体发展, 但仍然存在着总体水平不高, 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总量不足, 相关配套制度建设相对滞后, 尤其是城乡间和各地区间公共服务能力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等问题,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层面的。 首先转型期地方政府的片面发展观直接导致对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重视力度不足。公共事业发展滞后, 相关配套制度供给欠缺, 直接造成了目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水平整体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的现状。长期以来各级政府部门单纯追求 GDP 增长的片面发展模式又是往往以经济结构失衡, 公共财政投入总量不足, 公共服务水平落后为代价的。地方政府这种长期对于公共服务领域财政投入不足, 导致公共服务体系缺失、结构失衡, 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总量和质量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此外我国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一方面提高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 缓解了中央财政的困难, 但也在某种层面上造成地方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现象。地方政府尤其是县市一级政府, 因为其自身所处行政层级的特点, 需要直接面对和解决社会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供需矛盾。由于财权的上移, 一方面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承担了更多的公共服务责任, 而相关的财政支出又严重的依赖上级政府部门的财政支持, 便无法实现高效、及时的回应群众的利益诉求, 不仅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发展, 同时也降低了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实际效果。
三、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
如上所述,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领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要实现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总体目标, 加快地方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们认为应当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 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创新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基本路径。
(一) 转变地方发展理念, 建立适合地方发展的标准化公共服务体系, 夯实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基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 各级地方政府首先应当逐步确立“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原则, 将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 推进本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目标上来。在这一过程中要求地方政府逐步建立起适合本地区发展实际情况的标准化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和完善标准化公共服务体系, 一方面有利于各级地方政府科学、合理地分配有限的公共资源, 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效率;另一方面, 标准化体系的建立也有利于对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质量和效果进行准确的绩效评估。
(二) 推进公共财政制度改革, 合理配置公共财政资源, 提高地方政府综合服务能力。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必须以公共财政的有效支持为基础。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通过分税制改革等方式逐步推进公共财政体制领域的改革发展。相关领域的改革不仅提高了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 增强了政府的财政实力, 同时也极大的促进了公共服务事业的快速发展。但同时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基础的差异, 公共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很难满足地方公共服务事业发展需要, 而税收返还势必导致地区间差距进一步拉大, 所以必须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增加公共财政对地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 同时通过实行激励型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 促进地方财政对公共事业的投入。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要保证公共财政资源向公共服务领域倾斜配置, 同时也要保证加大对财政资金合理使用的监督和管理, 避免出现挪用资金和贪污腐败等现象的出现。
(三) 完善地方政府间合作体制, 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效率。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突破现有的行政区划界限, 发挥地方优势, 在国内各地区形成具有带动力强, 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不断加强区域合作发展, 推进区域行政一体化进程, 不仅可以促进区域内经济总体实力的快速提高, 更重要的是可以打破原有的行政区经济体制模式, 为新时期地方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的有效实现提供新的途径。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追求发展速度的同时, 首先要找到自身的发展优势, 以明确相应的合作伙伴, 通过良性合作来实现本地区的快速发展。其次, 还要根据地方政府自身特点, 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法规, 引导区域内发展资源的合理流动, 从而避免盲目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浪费, 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过程中的资源利用效率。综上所述, 我国目前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催生出了对于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现实需求。而伴随着新时期各领域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和深入, 各级地方政府必须以树立科学发展理念为引导, 增强公共服务意识, 通过完善自身公共服务网络体系, 切实发挥各级地方政府自身的特质和比较优势, 最终提高自身公共服务能力水平, 确保本地区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进而保证我国新时期和谐社会建设总体目标的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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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公共事业 篇9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断提高,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提出了我国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 强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方面对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又提出了新要求。眼下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党中央更加明确要求各级政府认真做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为此, 我们专门对浙江省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 亲身感受老百姓对浙江省地方政府这几年基本公共文化体育服务满意度状况。
二、调查情况
本次调查采用网络问卷的方式, 到目前我们一共收到答卷9825份, 受访者男女比率相等, 26-30岁的占35.1%, 16-25岁的占32.2%, 31-40岁的为24.84%, 看来年轻人对公共文化服务比较关注。在受访者中, 大专文化程度的占46.1%, 高中文化占27.6%, 本科占21.6%。从此项分析, 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对文化的需求比较迫切。另外, 在受访者中, 城市人口占了总调查人员的68.9%, 公司职员占了总调查人员的53%。看来农村群体还不那么注重文化方面的需求。从经济收入的情况看, 受访者中, 人均月收入2千-3千元的占了39.9%, 3千元到5千元的为33.78%。从这一意义上讲, 浙江省大部分人员还是能够承受目前文化服务方面的消费的, 2012年全省的人均月工资为3340元。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活动建设不能满足群众需求。
浙江省各地方政府近年来虽然加大了对公共文化体育活动设施建设力度, 但还是无法满足基层群众对公共文化活动建设的需求。在对群众光顾博物馆 (含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 、图书馆、文化广场 (含文化公园) 、档案馆及社区阅览室 (农家书屋、基层文化站) 等场馆调查中, 光顾1-4次的选项所占比率最高, 说明普通百姓每年光顾文化场馆的次数很少。对上述公共文化场馆的满意度调查中, 认为上述五种场馆建设“一般” (五个选项:很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很满意) 的比率分别为:61.28%、54.23%、53.01%、67.08%、62.69%, 很满意、很不满意和比较不满意都只占百分之几。
在对“你希望当地政府着重加强哪类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的调查中, 有65.19%的受访者选择了文化广场和文化公园, 51.96%的受访者选择博物馆、美术馆和科技馆, 49.9%选择图书馆, 46.46%选择影剧院, 25.65%的受访者选择了基层的社区阅览室、农家书屋、基层文化站、文化活动室, 22.92%的受访者选择网络上的免费文化资源和文献, 19.9%的人选择流动性的文化服务设施、如流动图书车、流动放映车。
从上述两个选项中发现, 人们对公共文化活动建设非常关注。由于政府对公共文化活动场馆建设的普遍滞后, 尤其在场馆的数量上、基层场馆设施的严重不足, 以及设施设备的管理跟不上、维护不到位、更新脱节, 在体制、机制上存在着不顾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等, 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活动的需求, 需要进一步解决的。
(二) 群众参与公共文化活动次数少, 满意率低。
在对人们参与公共文化活动满意度调查中, 发觉群众参与的次数少、满意度低。这次问卷调查的公共文化活动分为五种:免费文化艺术演出、文化艺术展览、大型文化艺术展览、文化艺术免费培训、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提交的答卷中, 我们发现全年一次都没有参加的竟分别占35.1%、36.9%、35%、43.4%、45.1%, 每年参加了1-4次这类活动的人员占了将近一半左右, 分别是54.05%、52.56%、53.1%、45.83%、44.77%。对于上述五项活动的满意度, 大部分受访者均表示“一般”, 在五个选项 (很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很满意) 中的比率分别为65.19%、65.02%、64.69%、65.92%、66.66%。比较满意的比率分别为:19.92%、20.45%、21.35%、19.13%、18.28%。对五项活动表示很不满意和比较不满意均占了百分之十几。
现在许多活动纯粹是为了讨好上级领导而举办, 根本没有群众基础, 群众也不需要。一些活动形式过大, 只能在大城市举办, 不适应放在下面或小的地方进行, 开幕式时看看人头济济, 其实参与的都是各政府部门的领导们, 但前来参加的真正的基层老百姓却寥寥无几。
(三) 公共文化活动宣传力度小, 形式单一。
被问到“阻碍你参加免费的公共文化活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时, 81.24%的受访者的回答是:“工作、学习繁忙, 没有时间精力”, 而嫌“宣传做的不够, 对活动缺乏了解”的受访者占了43.64%“距离太远或交通不便”的占32.4%, 觉得“人气不足、太冷清”的占10.47%, 感觉“设施不够舒适或人性化”的占10.26%。免费的公共文化活动在举办期间宣传力度的缺乏和宣传形式的单一化, 是活动人气不足的原因。另外, 许多企业部门的工作加班加点, 也严重制约了广大员工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空间和时间。
四、几点建议
(一) 切实加强公共文化场馆的建设。
公共文化活动的场馆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又繁重的任务, 随着群众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 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 政府要适应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必须不断地对公共文化活动场馆的建设、改造, 对设施的改善、维护和更新, 即场馆硬件、软件始终保持能够满足群众基本需求的状态。
1. 以社会效益为最大追求目标, 体现公益性。
公益性, 主要是指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是免费的或优惠的。之所以强调公益性, 是因为文化权益是人民的基本权益之一。强调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中就包括基本文化权益;强调要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 其中就包括文化需求;强调要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其中就包括精神文化成果。公益性的要求, 决定了各级政府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以公共财政为支撑, 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 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 以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 建立和健全相关的机制、体制, 积极引导公共文化活动场馆以社会效益为最大的追求目标。
2. 以基层建设重点, 体现便利性。
便利性就是要做到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必须有公共文化活动场所, 让人民群众就近、随时、快捷、方便地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现便利性, 关键是加强城乡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构建覆盖广泛的文化服务网络。应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基层文化服务网络。眼下, 农村文化活动场馆和文化活动严重缺乏, 农民参与活动只能到城市里等, 所以只有加强基层尤其是农村的文化场馆建设, 要把文化活动的举办地放到基层去, 放到农村去, 才能体现公共文化活动的便利性。文化活动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目前, 正在建设的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农家书屋建设都是政府提高群众公共文化活动便利性的重要举措。
3. 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 体现均等性。
均等性就是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城市农村、不分富裕和贫穷, 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目前, 我国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方面还存在不平衡、不均等的现象, 主要体现为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别。当前, 尤其要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 消除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异。
(二) 要让更多的人去参与文化活动。
这里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解决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参与。调查显示, 大部分企业职员因为工作、学习等原因而没有时间去参加各类文化活动。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 也是所在企业单位的损失, 更是丧失了大家增长文化知识、提升自身修养的机会, 这对提高中华民族文化水平和文明素养不利。要解决企业员工有时间去参与活动, 首先, 主办者通过政府部门, 组织广大企业积极参与, 企业要组织好队伍, 以单位的名誉参与, 这样可以增强参与者的责任心和荣誉感, 他们也会用心去参加。其次, 企业可以在活动举办时段放假让全体员工参与活动。最后, 鼓励企业单位要把塑造企业形象的品牌文化作为自己的主打产品来抓, 通过企业自己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来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 以达到为创造更好的效益、为员工增长知识提升素养的目的。
二是文化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更适合群众的口味, 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去参与。政府部门和主办单位要改革活动的形式和内容, 多举办一些具有群众基础、当地浓郁民俗风味和特色的老百姓自己的活动, 文化活动还要照顾基层群众的参与, 要多举办些费用少、效果好、群众参与方便的活动, 要让更多的老百姓尽量多的享受文化活动所带来的乐趣。
(三) 要加大宣传力度, 采用多种宣传形式动员更广泛的群众参与。
首先, 营造活动氛围。围绕“活动最吸引人的内容”这个重点, 及时宣传文化活动的步骤、安排, 通过舆论引导提高全社会关注度, 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其次, 利用多种宣传形式。既不摒弃原有的广播、版报等宣传方式, 又要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体, 采取新闻发布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还可以通过小型的文艺活动、送电影下乡等形式进行宣传。加大在举办活动前夕宣传力度, 把举办地点、活动特色、活动时间以及其他一些群众感兴趣的内容清清楚楚地告诉老百姓。
公共选择与县级政府公共财政治理 篇10
中国财政体制在向“公共性”[1]而向农村地区的公共性回归则集中反映为农村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迅速增长。任何制度安排的效率决定于它对付经济人机会主义行为的优劣, 同时又会由于社会环境中现存辅助性制度的影响而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2]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状况, 从制度层面而言, 不仅需要推动公共财政向农村的覆盖, 增加农村投入, 而且需要有效限制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局限性, 避免“政府失灵”。也就是说, 在加大对农村公共投入的过程中, 如果不能有效制约政府部门的机会主义行为, 那么农村公共服务供应主体将本能地朝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调整, 这种调整必然对制度设计之初所预计的公共利益目标产生影响。因此, 考察农村公共投入的效果和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 对于完善农村公共财政制度安排, 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分析的框架和数据信息说明
地方政府为农村公共服务提供生产、付费或监管的职责, 必须得到财政支撑, 做到“有钱花”。但是, 政府的局限性导致偏离公共利益目标的机会主义行为, 政府也会“乱花钱”。如果能提供一种规则对地方政府局限性形成制衡, 那么就能使得政府“有钱花, 而且不乱花”, 这个关系如图1所示。
具体地说,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是一种投入产出行为, 当局限性失去制约时, 机会主义行为将导致公共服务偏离公共利益目标, 损耗公共资源, 减少服务数量;当局限性得到制衡时, 公共服务更高效, 实现的公共利益数量更大。我们将以实现更高的投入产出为目标而展开对农村公共服务的现状和问题的分析。分析时所采用的数据信息来自我们对甘肃省J县和安徽省C县18个政府涉农公共服务部门的调研活动, [3]在中国政府层级间自上而下的授权架构体系中, 县级政府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权力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权。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范围涉及除外交等少数职能以外的几乎全部领域, 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就业、住房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商金融农林水利等内容。
中央政府在分税制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对地方的财力控制。在这种控制结构里, 中央掌握大量的财政盈余收入, 地方承担大量公共服务职责, 辅之以从中央补助一部分财政收入给地方。从财政自给能力判断, 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严重缺乏, 形成对中央财力的依赖。图2是调研两县2006年至2010年与中央的财力关系, 其中涉及到两个指标:一个是县级财政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 [4]用中央对县级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补助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表示;另一个是地方收入的上缴率, 用中央收入占县级收入的比重表示, 其中:县级收入指年度一般预算收入、基金收入和预算外收入总和, 中央收入是县级收入中上缴中央的部分。有研究指出了财力控制对保证地方政府“对上负责”有效性。[4][5]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意味着地方政府是农村公服务责任的承担者, 具体到文中而言, 县级政府是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主体。
中央对地方政府还实施政治控制。中央各部门通过实施专项项目及其资金稽查、逐级签定责任状、开展县级横向评比等措施, 以及完善财政资金的合规性和绩效性使用, 避免财政关系的混乱局面等, 对县级政府机构的公共服务实施管理, 推动落实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责任。
2.县级公共服务资金来源与预算分配
从调研的两县来看, 县级政府财政掌管县本级财力、上级补助财力、“乡财县管”[6]等途径可以施加影响。
另一类是县级部门申请中央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项目申报指南是申报单位确定申报内容的依据, 申报指南下达之前, 县级部门无法预备申报内容;申报指南下达到县级部门后, 通常只有3～4天时间准备项目资料, 无法做到项目内容与受益公众的需求相一致, 而公众也没有有效途径对这类项目的确定施加影响。
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表达方式有投票机制、税收机制、公民主动接触、退出、忠诚、冷漠和疏远、反判等。[7]两县各部门了解公众需求偏好的方式, 仅仅能反映愿意主动接触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与乡镇干部、本部门有关人员的一小部分群体的需求偏好, 对于选择退出、理性妥胁和适应等方式表达的需求, 或以电话、访问、信函、网络等方式表达的需求, 不能反映为部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形成了农村居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的接触抑制状态。农民理性忽视[8]参与公共服务决策, 主动接触表达需求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行为不普遍。各部门是在对大多数居民需求不了解的情况下做出公共服务供给决策的。在农村居民需求差异化变动背景下, 公众参与不足会使得农村公共服务普遍与需求不匹配。
四、农村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
1.农村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
(1) 农村公共服务结构性失衡。
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依然非常突出。[9]从调研两县来看, 结构性失衡问题还有新的表现, 具体表现为:重投入轻产出, 重建设轻维护, 重外延轻内涵。
甘肃省J县自2006年开始实施的中央补助清洁能源项目, 能源部门向上申报建设计划数量连年增加, 建成后的使用率却很低, 据J县能源管理机构称只有60%左右投入使用。据了解, 受当地自然条件影响, 现有的技术条件只能保证每年使用4～5个月, 项目实际能发挥的价值极低。但是, J县“十二五”规划仍然要求进一步争取中央资金建设该项目。J县饮水安全工程供水项目建设完工以后, 与之相配套的水质监测、水源的管护项目却跟不上, 饮水安全仍然没有保障。此外, J县在上游地段开垦农业灌区, 造成下游耕地盐碱化的次生问题, 也未能在新建项目时开展综合治理。
而在安徽C县, 修建的农村道路因为不能与其他道路连接形成公路网, 建成后多年不能投入使用, 成为了摆设的“白象工程”。农村客运也因为政策瓶颈制约而得不到发展, 影响了农村公路项目综合效益。
J县和C县的农村公路项目、小型农村水利项目, 建成后普遍严重缺乏管护资金, 缩短了项目使用寿命, 降低了项目效益, 一些水库项目过早地成为病险水库, 给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威胁。
(2) 公共服务机构[10]的冗员问题。
两县政府各部门普遍存在人员严重超编问题, 冗员充斥。在J县水务部门, 由于人员超编严重, 人员工资只能按标准的60%左右发放。而C县水务部门只有200个工作岗位, 却因为有500多位员工, 只能实行员工隔天轮岗制度。另一方面, 两县政府各部门却普遍职业技术能力不足, 老业务得不到改进升级, 新业务无法开展。虽然各部门紧缺技术能力, 但各部门的培训、学习制度并不完善, 提高人员技能动力不足, 员工培训流于形式等现象十分突出。有研究指出, 公共资金更多的用于养人而不是提供服务, 有利于建立本地的政治支持网络, [5]看来是有依据的。
(3) 资金“整合”问题。
农村公共服务项目通常具有区域不集中、项目小数量多的特点, 县级政府因此斥之为“撒胡椒面工程”。县级政府乐衷于整合农村公共项目资金集中建设大型项目。C县成立了县委书记、县长挂帅, 各职能部门一把手为成员的资金整合领导小组, 制定了专项资金整合实施办法, 围绕重点工程、重点领域, 实施农村公共服务项目资金的集中投入。J县政府各部门也通过“整合”将资金投向容易见成效的项目。如此看来, 两县政府不是以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 发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 而是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 偏离了资金的公益性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需要, 把兴趣放在了投资经济性公共物品, [11]以利于彰显政绩。
(4) 多数人受益的项目反而不受重视。
两县政府各部门表现出一种对多数人受益的项目反而不够重视的“理性选择”。各部门在信息发布和收集方面, 往往采用既有渠道向乡镇或村干部传达文件, 吸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交的议案, 或者通知直接与部门发生接触的群体;项目实施依赖乡镇、村干部的单一渠道;项目审计监督信息发布范围局限于特定群体。这些都在客观上偏离了公共服务全覆盖的要求, 强化服务于利益集团、强势群体的既得利益, 忽视了相对弱势群体的利益。比如, 安徽C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信息, 只有平时与该部门有密切联系的对象才有机会知晓;C县和J县的产业奖补政策, 驱动公共资金流向强势群体, 加剧乡村内部贫富分化。
(5) 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行政垄断[12]。
县级各部门在公共服务项目的申报、建设、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行政垄断行为。在项目申报阶段, 项目的评审程序和规则不公开;财政局拨付项目资金主观随意性强, 与其他部门的信息共享不强;项目建设、管护队伍的确定规则不明确;项目施工建设过程中, 对施工主体的干预随意性强。在C县, 农村道路项目施工队伍被要求使用指定企业的水泥、钢材等主要建材;道路竣工后指定养护队实施养护;J县饮用水安全工程指定水管站收费管理, 等等。
2.对农村公共服务产出数量和居民效用的影响
我们通过表2分析县级政府部门存在的问题会对农村公共服务造成的影响。表2第1列是县级政府部门机会主义行为的表现形式, 这些内容已经作为县级政府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在前文中进行了详细讨论。县级政府部门机会主义行为对公共服务数量或质量将产生影响, 第2列是用生产理论直观判断出的结果。居民在消费中获得农村公共服务的效用满足, 机会主义行为对居民农村公共服务效用产生影响, 第3列是用效用理论直观判断的结果。机会主义行为政府部门理性偏离公益责任, 政府部门全面履行服务责任即可消除机会主义影响, 这项判断结果在第4列。消除机会主义影响会带来公共服务产出增加、居民效用提高, 这两项判断结果分别在第5列和第6列。
把第2列和第3列结果分别累加, 得到一种处于低效率的公共服务状态:服务数量低, 居民效用低。这种状态与政府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居民需求没有满足形成对应, 此时公众需求表达不充分, 处于需求抑制或理性忽视状态。将第5列和第6列结果分别累加, 得到另一种高效率状态:服务数量多, 居民效用高。公共服务的高效率状态等价于供需一致的状态, 这时政府全面落实了责任, 居民需求得到实现。
进一步而言, 当政府表现出机会主义行为, 不主动根据居民需求做出供给决策时, 公众主动接触政府表达需求须支付额外成本, 结果会导致降低公众的总效用。而当居民处于理性忽视, 不主动表达需求时, 地方政府全面履行责任了解公众需求, 意味着向更广的范围发布项目信息、主动改进农村公共服务状况或者接受供给中存在问题的反馈, 这时也须支付额外成本, 政府出于理性也将不愿意。
根据以上分析, 可以把公众需求表达界定为两种状态:积极参与、理性忽视;把政府部门界定为:履行责任和机会主义两种状态。我们把公众和政府的四种选择组成一个2行2列的矩阵, 并完全按照上文对效率分析结果的逻辑顺序直观地赋值, 得到表3。低效率状态对应矩阵的 (2, 2) , 得到改进后的高效率状态对应 (4, 4) 。进一步根据矩阵进行分析, 当政府部门处于机会主义状态时, 公众有主动参与和理性忽视两种选择, 由于主动参与必须支付额外成本, 降低总效用, 公众会做出理性忽视选择, 这时处于低效率状态 (2, 2) 。当公众处于理性忽视状态时, 政府部门也有履行责任和机会主义两种选择, 履行责任意味着政府主动去发现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并消除这些问题, 做到服务供给与需求匹配, 必须支付额外负担, 甚至要对制度实行改革或触动利益集团既得利益, 政府部门也会做出机会主义选择, 尽可能地节省提供公共服务的交易成本, 甚至尽可能地扩充利益集团既得利益, 结果也将处于低效率状态 (2, 2) 。公共服务高效率的状态是 (4, 4) , 这种状态下公众主动参与需求表达, 政府部门充分履行责任, 然而在特定环境下选择的结果是农村公共服务处于低效率 (2, 2) 状态的囚徒困境。
五、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的基本路径:政策制衡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地方政府可能在促进农村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但也并不必然主动行事。为了改善农村公共服务, 中央政府既要做出资人又要做调解人, 在增加农村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 还应当协调地方政府和公众选择的囚徒困境, 制衡双方做出可获得高效率农村公共服务的选择。在现有的制度集合中新增一项制度安排, 通过制度的制衡来消除在选择中出现表3中 (1, 3) 或 (3, 1) 的结果, 使双方选择只能在 (4, 4) 和 (2, 2) 间进行, 选择的结果就将是公共服务的高效率。我们在调研中获取了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通过上级政府新增一项制度安排, 形成了公众对农村公共服务需求主动参与的集体行动, 制衡了做出公众需求与县级政府服务供给相一致的选择, 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效率。我们将这个案例作为对本文分析结论的佐证, 也作为改进农村公共服务的一项治理对策。
安徽C县早期的库区移民村庄公共项目是由政府部门包办的, 村民根据自己的需求自选自建项目的行为是被排除在制度集合之外的, 村民的参与受到抑制。政府部门长期积累下来公共服务的不足造成了移民与政府间矛盾尖锐、关系紧张的后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上级政府部门在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实施时新增了融入村民参与的“资金跟着项目走, 项目跟着需求走”制度安排, 村民可以根据集体的共同意愿, 自主决定建设项目内容后向县政府相关部门申报资金。这项政策的出台改变了公众表达需求的收益预期, 于是村民成立了负责调查需求偏好、确定项目内容、申请项目资金、组织施工和维护的项目理事会。自从理事会参与公共服务项目以后, 弥补了政府部门公共服务的不足, 村庄基础设施得以完善, 道路网络畅通、环境整治成效显著, 农民安居乐业, 消除了多年积累的干群矛盾。
摘要：中国财政向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迅速增长, 但是,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县级政府提供农村公共服务时存在诸多问题。文章作者在对调研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后认为, 农村公共服务的囚徒困境是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据此, 文中提出了在增加农村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 增加新的制度选项实施制衡的财政治理思路, 并以调研中收集的一个案例验证了这个思路的治理效果。
关键词：公共选择,公共财政,囚徒困境,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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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公共事业 篇11
关键词：公共事业；政府；主体职责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各个方面的发展也都非常迅速，法律制度也越来越完善，对于我国政府来讲，其职能和定位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因此在当前新市场环境中，政府必須要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把公共事业管理中的职责充分发挥出来，为管理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推动我国各项事业的更好发展。
一、政府对公共事业目标的责任者职责及发挥
公共事业具有多元化特点，致使管理目标也具备同样的优势，为了更好提高公共事业的管理效率，政府必须要坚守为人民负责的态度，发挥出目标责任者的职责，保证各个方面的公共事业都能顺利开展，保障人民利益。政府必须要加强对公共事业组织的管理工作，对于各种不同的公共事业来讲，政府同事业之间的联系不同，但无论是什么形式，起到有效管理作用是政府必须要体现出的价值。由于公共事业主体的多元化，造成公共事业组织会出现把盈利作为目标的现象，这样做一方面会影响人们的利益，另一方面还违反了公平属性，为了使公共事业更好的把人民利益作为基础，政府必须要起到组织管理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阶段，很多非政府组织目标就是如何获取更多的利益，这成为了当前政府一项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
要想更好落实“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的理念，政府在进行公共事业管理过程中必须要坚持党与公众的参与，具体原因分为如下两点：其一，党是公共事业的领导主体。在学术界中，党组织是不包括在公共管理主体中的，但是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能够看出，我国属于多党合作制，党通过法律制度实现了对国家的管理，是最具有权利管理公共事业的主体，因此必须要真正落实党的管理方针，落实战略部署，更快更好的实现和谐社会构建目标。其二，公共事业的参与者就是公众，因此公共事业的管理也必须要存在公众参与，我国施行的是民主制度，各项决策制定都是由公众进行讨论来决定的，因此只有在公共事业管理中积极融入公众参与，由公众来对公共事业管理进行监督，才能使管理更好的满足公众需求，更好的满足人民利益，使社会更加和谐、稳定的发展下去。
二、政府对公共事业改革的组织者职责及发挥
现如今公共事业的范围越来越大，过去包办公共事业的行为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时代发展，所以政府必须要发挥出公共事业改革的组织者作用，具体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其一，政府要大力培养新兴公共事业。目前我国的新兴公共事业都是由非政府组织进行管理，已经成为了管理的主体，在公共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愈发重要，但是整体来看，非政府组织还不够完善，还需要政府的支持与培养。因此政府必须要加强对公共事业的培养力度，给予非政府组织更高待遇，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完善公共事业的管理效率。其二，政府要加强对事业单位的改革力度。事业单位作为政府的延伸，改革工作势在必行，由于事业单位所涉及到的方面有很多，所以改革工作必须要在政府管理下进行，以此更好的满足公共需求。从提供物品的方面来看，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主要在于提供公共物品，从管理方面来看，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主要对微观公共事业进行看管，总之，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必须要在政府监督下进行。
三、政府对公共事业的管理者职责及发挥
公共事业的类型包括很多种，从国际公共事业到社区公共事业，也就是说，公共事业能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考虑，所谓宏观就是国际和国家的公共事业，微观则是地区和社区的公共事业。由于公共事业的管理范围不同，则管理的主体也不同，具有多元化特点，在这种状态下，政府必须要体现出管理者的职责。公共事业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实现社会公共需要，由于个体选择直接影响着集体选择，对于公共物品的分配也有着极大影响，对于不同公共事务需要不同等级的权利来进行管理，政府具备最高公共权力，所以政府必须要在公共事业管理中体现出自身职责。
政府不仅要管理宏观公共事业，同时也是微观公共事业管理的主体。目前虽然非政府组织成为了微观公共事业的管理主体，但是政府的主要管理主体并没有发生改变。为了更好的加强对公共事业的管理力度，政府要大力兴办公共事业单位，把股东所能够行使的权利充分发挥出来，加强对公共事业的管理力度，实行行政监督同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管理，总之，政府必须要承担起对微观事业的管理，一方面是落实政府职责根本，另一方面也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保障。
四、总结
地方政府公共事业 篇12
一、影响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的因素
在进行分配的过程中为避免出现分配不均、财政支出效率低的情况, 政府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 如地区差异、人口因素、市场化程度等等, 现在我们将对影响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因素进行讨论和分析。
(一) 地区差异
在我国, 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使得我国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思想, 经过几年的努力, 差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是整体的格局还是东部发展较西部要快。这种格局也使得政府公共财产的支出效率存在着差异。以政府公共财政在东西部农业的支出效率为例, 1997-2006年间, 东部地区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每增加1%, 就会带动其他产业产值提高0.32%左右, 西部地区为0.26%左右, 可以看出东部地区财政的支出效率要比西部要高。
(二) 人口因素
这里的人口因素主要考虑的是人口密度和人口年龄结构两个方面。首先人口密度是指单位面积上的人口数, 人数越多, 密度越大。当人口密度大的时候, 当地的服务网络就会越发达, 覆盖率也就越高, 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也就越显著, 支出效率越高;相反, 人口密度小则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低。另一个因素是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年龄结构是指不同年龄阶段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若一个地区, 幼儿及老年人口占的比例大, 那么就说明这个地区的劳动力比例少, 公共财政所承担的负担大, 不利于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
(三) 政府的财政赤字
政府财政赤字是指财政收入小于财政支出所形成的中间差额, 因会计在审核时使用红字处理, 所以称为财政赤字。财政赤字是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的一种表现[2]。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过大时, 就会制约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 从而降低公共财政支出效率。
(四) 政府的财政收入情况
地方政府自身的收入情况也将影响到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但与人们想象的不同, 高政府财政收入并没有带动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高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得政府部门节约意识下降, 对财政支出缺乏精打细算, 反而使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下降。
(五) 市场化程度
市场化程度是指市场在经济调节中所起作用的大小, 一个地区的市场程度高能在很大程度上为该地区带来利润最大化, 也能降低政府配置资源的高昂成本[2]。这也影响了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效率。市场程度越高, 政府财政支出的外部环境就越好, 有利于政府合理配置资源并改善公共服务质量, 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也就越高。
(六) 政府的规模
政府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也成反比, 这是因为政府规模大, 体系庞杂, 行政成本不断增加, 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 使得政府用于公共服务的资金相对减少, 从而降低公共财政支出的效率。
(七) 私人投资
私人投资作为市场中另一投资体, 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 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也有一定的影响。私人投资与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率是成正比的, 伴随着私人投资的加入, 政府应用到公共服务的负担就会减小, 从而提高政府公共财政的支出率。
(八) 公共财政政策
公共财政政策指的是政府根据当地收入、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制定的财政政策。公共财政政策有助于公共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 并逐步缩小中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差距。但是这种差距的缩小带来的可能是西部地区效率提高、东部地区效率下降的结果。
二、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的措施
针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低且呈现不均匀的现状, 我们从转变政府职能和公共财政政策改革两个方面来探讨如何更好地提高公共财政支出效率这个问题。
(一) 转变政府职能
提高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加快政府服务职能的建设, 解决好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这就要求政府转变职能, 将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向民生方向倾斜, 不断的优化支出结构;要对政府机构和规模进行瘦身, 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支出和浪费, 将公共支出真正应用到公共服务上来, 让更多人享受到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所带来的福利, 而不只是少数人的福利;上级政府要做好审核工作, 真正做到公共财政支出的透明化和阳光化, 使每一笔公共财政支出都能落到实处, 从而提高公共财政支出的效率[3]。
(二) 不断进行公共财政政策改革
针对出现的东西部财政支出效率不均衡的现状, 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公共财政政策。对于东部地区来说, 要适当的控制财政的支出规模, 从单纯的政策支出向优化支出结构、精细化方向转变。西部地区要继续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 同时还要不断提高对财政投入的管理和使用。
结束语:
近些年来, 随着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 财政支出效率却并未出现明显的增加。原因主要是地区差异、人口因素、市场化水平、政府规模、政府财政政策及私人投资等等。通过影响因素的分析, 提出了提高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的措施, 一方面要加快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 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地进行公共财政政策的调整, 只有多方位、多层次地进行改革, 才能真正促进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
摘要：提到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 这个概念离我们普通民众好像非常遥远, 其实不然, 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就体现在我们身边。我们所接受的义务教育、医疗救治及使用的通讯基础设施, 都是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所带来的福利。随着近些年来政府公共财政支付的增加, 支出效率的提高却不明显, 因此, 研究影响公共财政支出效率的因素显得十分有必要, 并通过分析提出改善公共支出效率的措施。
关键词：公共财政支出,市场化程度,政府职能转变
参考文献
[1]丛树海, 周炜, 于宁.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财贸经济.2010 (07)
[2]贾康, 刘微.注重民生、优化结构、创新制度、促进发展——中国公共财政的转型之路[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