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活动（共12篇）
税收活动 篇1
一、存货发出计价方法
纳税人采取的存货计价方式不同,会对企业所得税产生较大影响。这里的存货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销售或者耗用而储存的各种资产,如商品、产成品、半成品、在产品以及各类材料、燃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等。存货是资产负债表中的重要项目,也是利润表中用来确定主营业务成本的一项重要内容。
由上述公式可知,期末存货的大小,恰好与销货成本高低呈反向变化。换言之,本期期末存货的多计,必然会降低本期销货成本,增大本期收益。此外,本期期末存货的多计,又会增加下期期初存货成本,从而使下期的销货成本提高,降低下一期的收益。因而能否正确地确定存货的价值与能否正确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存货计价对企业的收益和应纳税所得额均有直接影响,《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存货计价方法又有多种,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对企业利润和应纳税额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而企业在选择存货计价方法时,应选择税负最轻的一种方法。
对企业来说,其可选用的存货计价方法主要有:先进先出法、个别认定法、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等不同方法。在价格平稳或者价格波动不大时,存货计价方法对成本的影响不显著。但当价格水平处于不断波动时,存货计价方法对成本的影响就较为显著。
由于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对企业纳税的影响是不同的,这既是财务管理的重要步骤,也是税收筹划的重要内容。一般采取何种方法为佳,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1)当物价有上涨趋势时,采用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计算出的期末存货价值最低,销售成本最高,可将利润递延至次年,以延缓纳税时间;当物价呈下降趋势时,则采用先进先出法计算出的存货价值最低,同样可达到延缓纳税的目的。
(2)当企业处于所得税的免税期,企业获得的利润越多,其得到的免税额就越多,这样,企业就可以通过选择先进先出法计算期末存货价值,以减少当期成本、费用的摊入,扩大当期利润;相反,当企业处于征税期或高税负期,企业就可以选择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将当期的摊入成本尽量扩大,以达到减少当期利润降低应纳所得税额。
(3)存货计价方法作为企业内部核算的具体方法,可以通过利用市场价格水平变动来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由于商品的市场价格总是处于变动状态之中,政府对商品市场价格的控制也总是有一定的限度,这就为企业利用价格变动获得税收利益创造了条件。
二、固定资产折旧方式的税收筹划
折旧作为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税收挡板”的作用。按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常用的折旧方法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年数总和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运用不同的折旧方法计算出的折旧额在量上是不相等的,因而分摊到各期生产成本中的固定资产成本也不同,这会影响到企业的利润和所得税额。
企业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时,一般只能选用平均年限法或工作量法。对于加速折旧法的采用,税法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第九十八条规定:企业可以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的固定资产包括:(1)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2)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
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的,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本条例第六十条规定折旧年限的60%;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可以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
一般情况下,在企业创办初期且享有减免税优惠待遇时,企业可以通过延长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将计提的折旧递延到减免税期满后计入成本,从而获得节税的好处。而对处于正常生产经营期且未享有税收优惠待遇的企业来说,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往往可以加速固定资产成本的回收,使企业后期成本费用前移,前期利润后移,从而获得延期纳税的好处。
在物价持续上涨时期,企业如果采用加速折旧方法,既可以缩短回收期,又可以使折旧速度加快,有利于前期的折旧成本取得更多的税收抵税额,从而取得延缓纳税的好处,相对增加企业的投资收益。
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只是相对改变了折旧计提的时间。在实施该方法的前几年,所得税的数额相对减少,可以达到节税的目的,但实施后期的所得税会逐渐增加。总体而言,总税负是不变的。但采用加速折旧法,可以使企业加速对设备的更新,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增强企业发展的后劲。
常用的加速折旧法有两种:
1. 双倍余额递减法
双倍余额递减法是在不考虑固定资产残值的情况下,根据每一期期初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和双倍直线法折旧额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一种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这种方法没有考虑固定资产的残值收入,因此不能使固定资产的账面折余价值降低到它的预计残值收入以下,即实行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应当在其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到期的最后两年,将固定资产净值扣除预计净残值后的余额平均摊销。
[案例分析]:A企业一固定资产的原价为10000元,预计使用年限为5年,预计净残值200元,按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折旧,每年的折旧额为:
双倍余额年折旧率=2/5×100%=40%
从第四年起改按平均年限法(直线法)计提折旧。
第四、第五年的年折旧额=(10000-4000-2400-1440-200)/2=980(元)
2. 年数总和法
年数总和法也称为合计年限法,是将固定资产的原值减去净残值后的净额和以一个逐年递减的分数计算每年的折旧额,这个分数的分子代表固定资产尚可使用的年数,分母代表使用年数的逐年数字总和。计算公式为:
仍以前例来说明,若采用年数总和法计算,各年的折旧额如表1。
由表1可以看出,年数总和法所计算的折旧费随着年数的增加而逐渐递减,这样可以保持固定资产使用成本的均衡性和防止固定资产因无损耗而遭受的损失。
三、销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税收筹划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70号)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起,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以下简称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应区分不同情形征收增值税:(1)销售自己使用过的2009年1月1日以后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2)2008年12月31日以前未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2008年12月3日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4%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3)2008年12月3日以前已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在本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4%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在本地区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以后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
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这里所称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是指纳税人根据财务会计制度已经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除固定资产以外的其他物品,应当按照适用的税率征收增值税。
[案例分析]甲企业出售一台使用过的设备,原价为234000元(含增值税),购入时间为2009年2月,假定2012年2月出售(该设备恰好使用3年),折旧年限为10年,采用直线法折旧,不考虑残值。若2012年的售价为210600元(含增值税),该设备适用17%的增值税税率。
由于设备购入时间为2009年2月,则购入的增值税已计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故在2012年2月出售时会计处理如下:
(2)收到价款时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该设备购入时间为2008年11月5日,则固定资产的原值为234000元(购入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计入设备成本),设备出售之日为2011年11月5日之后,按照不含税销售额与4%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相关增值税计算及会计处理如下:
(1)固定资产清理时
四、设备租赁的税收筹划
企业在生产管理中,经常会遇到设备租赁业务。如何进行设备租赁的税收筹划呢?税法规定,租赁公司从事的经营租赁业务,应按“服务业——租赁业”缴纳营业税;如果涉及融资租赁业务,则要根据不同情况确定应缴纳的流转税税种。《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融资租赁业务征收流转税问题的补充通知》(国税函[2000]909号)规定:经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批准的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与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内资企业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同样对待,按营业税“金融保险业”税目中的“融资租赁”项目计缴营业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融资租赁业务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0]514号)规定:除经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单位外,其他单位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转让给承租方,征收增值税,不征收营业税,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未转让给承租方,征收营业税,不征收增值税。所以,未经批准的企业在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时,可以根据是否转让所有权来制定方案,选择综合收益最大的方案。
[案例分析]:融源股份公司为商品流通企业,兼营融资租赁业务(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按黄河公司的要求购入一条生产线,价格为1638万元(含增值税238万元),支付境内运输费和安装调试费40万元、国内借款利息30万元,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
方案一:双方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明确融资租赁价款为2400万元,租赁期为8年,黄河公司每年年初支付租金300万元,合同期满付清租金后,该生产线自动转让给黄河公司,转让价款为20万元(残值)。
方案二:双方签订经营租赁合同,约定租期为8年,租金总额2040万元,黄河公司每年年初支付租金255万元,租赁期满,融源公司收回设备。收回设备的可变现净值为400万元。
融源股份公司与黄河公司之间的租赁业务,可以选择不同的租赁形式,下面对两个方案的纳税情况分析如下:
方案一:租赁期满后,设备的所有权转让,应缴纳增值税,不缴营业税,如果融源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那么该设备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
征收增值税的融资租赁业务实质上只是一种购销业务,应按购销合同征收万分之三的印花税。
融源公司获利额=2420÷(1+17%)-1400-40-30-113.6-11.36=473.42(万元)
方案二:融源公司应缴纳营业税,不缴纳增值税。
通过比较可知,融源公司选择经营租缴纳营业税能够减轻税负。
《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规定,企业在对租赁进行分类时,应当全面考虑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所有权是否转移给承租人、承租人是否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租赁期占租赁资产尚可使用年限的比例等因素。同时依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考察与租赁资产所有权有关的风险和报酬是否转移,来具体区分融资租赁与经营租赁。如果不想被认定为融资租赁,则在租赁合同中不要涉及资产所有权的转移和廉价购买权问题,以及避免租赁期超过租赁资产有效使用年限的75%,这样就可以避免被认定为融资租赁。
五、委托加工与自行加工的税收筹划
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与自行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的计税依据不同。委托加工时,受托方(个体工商户除外)代收代缴税款,计税依据为同类产品销售价格或组成计税价格;自行加工时,计税依据为产品销售价格。在通常情况下,委托方收回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后,要以高于成本的价格售出,要求盈利。不论委托加工费大于或小于自行加工成本,只要收回的应税消费品的计税价格低于收回后的直接出售价格,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税负就会低于自行加工的税负。
作为价内税的消费税,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消费税可以作为扣除项目税前列支,因此,消费税会影响企业所得税,进而影响企业的税后利润。而作为价外税的增值税,则不会因增值税税负差异而造成企业税后利润差异。
由于应税消费品加工方式有委托加工和自行加工两种方式,使纳税人选择不同的加工方式,会产生不同的税收负担。纳税人可以进行比较合理选择加工方式进行税收筹划。
[案例分析]:A卷烟厂委托B厂将一批价值100万元的烟叶加工成烟丝,协议约定加工费75万元;加工的烟丝运回A厂后继续加工成甲类卷烟,加工成本、分摊费用共计95万元,该批卷烟售出价格(不含税)800万元,出售数量为0.4万大箱。烟丝消费税税率为30%,卷烟的消费税税率为56%,(增值税暂不考虑)。
(1)委托加工的消费品收回后,继续加工成另一种应税消费品。
A厂支付加工费同时,向受托方支付其代收代缴消费税:
代收代缴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75×(7%+3%)=7.5(万元)
A厂销售卷烟后,应缴纳消费税:800×56%+150×0.4×150-75=433(万元)
应缴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433×(7%+3%)=43.3(万元)
A厂税后利润:(800-100-75-95-433-43.3-7.5)×(1-25%)=34.65(万元)
(2)委托加工的消费品收回后,委托方不再继续加工,而是直接对外销售。
A厂委托B厂将烟叶加工成甲类卷烟,烟叶成本不变,支付加工费为170万元;A厂收回后直接对外销售,售价仍为800万元。
A厂支付受托方代收代扣消费税金:
支付代收代扣城建税及教育附加=403.64×(7%+3%)=40.36(万元)
A厂销售时不用再缴纳消费税,因此其税后利润的计算为:
分析比较:在被加工材料成本相同、最终售价相同的情况下,后者显然比前者对企业有利得多,税后利润多29.85万元(64.5-34.65)。而在一般情况下,后者支付的加工费要比前者支付的加工费(向委托方支付的加工费加自己发生的加工费之和)少。对受托方来说,不论哪种情况,代收代缴的消费税都与其盈利无关,只有收取的加工费与其盈利有关。
税收活动 篇2
本次宣传开展了税收知识有奖竞答、咨询辅导、发放宣传资料等，紧密结合当前深化税收改革、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信用体系建设、二手房税收征收知识以及一些群众普遍关注的税收热点、难点问题，全方位地宣传纳税服务内容、便民办税举措，吸引了广大群众和纳税人的广泛参与，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获得感。活动当天共发放税收宣传资料18类共5400余份，观众抢答税收知识有奖竞答题30余题，税收咨询辅导278人次。与此同时，在两个办税大厅也结合两厅的工作实际和特点，开展了有针对性的纳税服务日宣传活动。
★ 综治宣传月活动简报
★ 大学保密宣传月活动简报
★ 全民健康体检宣传月活动简报
★ 宣传简报
★ 宣传月活动总结
★ 反邪教宣传教育月活动简报
★ 爱国卫生月活动简报优秀
★ 禁毒宣传简报
★ 保密宣传月活动方案
税收活动 篇3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有关个税改革的消息都会激起一阵沸沸扬扬的热议，随后是权威部门的辟谣。
而这一次，“被辟谣”的消息似乎来得更无凭据。10月2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要进一步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 的作用，逐步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一步减轻中等以下收入者税收负担，发挥收入调节功能，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对于文件中的“高收入者”，该《意见》并没有明确的数字界定。
不过，在多少有些“以讹传讹”的成分后，个税改革要对“年收入12万的高收入人群加税”这一说法开始发酵，不仅引发关注，还有对税改的焦虑。
焦虑的原因，一方面因为事关每个人切身利益的个税改革进程一直被延宕，改革呼声很高，但总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另一方面，个税已经基本沦为“工薪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不仅很难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还加剧了人们对于税收不公现象的诟病。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对于这一轮的个税改革社会期待很高，更不应该像以前一样匆忙出台，而是应该严格通过立法程序，“通过法律给大众合理的期待，避免决策的重大失误，降低执法风险，缓解大众焦虑感。”
为什么个税变成了“工薪税”
中国新闻周刊：个税改革要对“年收入12万的高收入人群加税”这条消息引起了社会关注和争议，随后被相关部门辟谣。“年收入12万以上”的说法实际上来自于2005年“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后增加的“年所得12万元以上”自行纳税申报规定。当时12万元的标准是怎么来的？有没有界定的含义？
刘剑文：2005年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是载入中国史册的，因为在我国立法中从来没搞过立法听证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当时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三家联合举办，通过全国人大官网征集听证成员。当时从全国五六千人挑选出40个代表，代表不同阶层、地区，最后筛选出20人，我很荣幸成为其中代表之一，是参加听证会中唯一的法学教授。
修法中涉及对高收入者的监管力度问题，当时规定了自行申报制度，规定申报有四种人：年收入超过12万元、国内两处有收入、境外有收入、国务院规定的其他等。12万元的标准是从这来的，当时是为了推行自行申报制度，提高纳税意识。可能以那个时候的观念，并基于管理需要，12万元在当时还是很高的收入，于是就把这个作为标准，但是法律没有将“超过12万元”界定为高收入。
2010年，国家税务总局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这个文件不是基于收入，而是基于行业和领域规定了哪些人属于高收入群体，比如进行股权、矿权、房地产交易的，影视明星、部分金融领域的，都不属于工薪阶层，出台这个文件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这些群体的监管力度。
当时不管法律条文还是在学界，都没有将12万元作为高收入群体的标准，但在社会心理中可能会把这个看成是高收入的标准。
从2005年到现在，中国GDP和财政收入翻了好几番，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12万元在很多人看来，只是比工薪阶层稍高一点的标准，尤其是对经济发达地区。因此，如果把12万元作为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标准，很多人会认为又是针对工薪阶层，因此社会的反弹很大。
中国新闻周刊：在很多人心目中，个税已经变成了工薪税，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刘剑文：从个税本身来看不是工薪税，但从实际操作情况来看已经变成了工薪税，这在学界里是有某种意义上的共识。对真正的高收入群体在平台建设、税收征管方面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比如房地产交易时真正的交易额是多少我们不清楚，股权交易信息也没登记，影视明星的真实收入也是如此，税务机关无法真正掌握纳税人信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我国纳税和个人信用保障是割裂开的，而在国外是密切挂钩的，这也是原因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中国对个税采用的是“分类征收”的模式，这种模式有哪些主要的缺陷？
刘剑文：个税征收主要有三种模式，分类、综合、分类和综合相结合。我国目前采用的是分类征收的模式，改革的方向是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征收模式。
分类的好处在于简单清楚，计算方便，但体现不出公平。有的人收入多元，有的人收入单一，比如某个教授有工薪所得，有劳务所得，稿酬，还有其他所得，按照我们现行体制，他每一种所得都要扣除，但有的人收入单一的话，扣除就很少。
举个例子，有三个人，第一个人有两种收入，工薪和劳务所得共4300元，第二个人只有劳务所得1000元，第三个人只有工薪所得3600元。最终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第一个人可能不用缴个税（注：工薪所得起征点3500元、劳务所得起征点800元），而第二个人和第三个人都需要缴税，这是一种不公平。另外，都是勤劳所得，但第二个人扣除800元之外有200元需要缴税，第三人扣除3500元之外只有100元需要缴税，工薪所得起征点一直在提高，但劳务所得起征点一直没动，这二者之间也存在不公平。除了分类体现不出公平，有一些偶然所得只交20%，而工薪所得最高45%，税率之间也有不公平。
而综合模式，比如像企业所得税就是一种综合模式，综合模式看上去更公平，但体现不出所得之间的差异。改革的方向已经确定，要向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混合模式转变。混合模式能更好地集中两种模式的优点，平衡两种模式的缺点。
这一轮改革不会像大家想象的变动那么大
中国新闻周刊：这一轮个税改革会如何推进混合征收模式？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刘剑文：既然搞混合模式，哪些项目继续保留分类，哪些项目纳入综合，这是最难的地方。以我个人理解，混合不可能一步到位，也许有四五项可以纳入综合，但现在第一步不可能纳那么多，可能只有两三项。
这个方面其实可以借鉴1987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办法，当时就是采用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模式，包括个人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个人所得税主要针对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当时规定起征点是800元，而当时国内普通工薪阶层月收入很难达到800元，这就是综合征收模式。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个人收入调节税主要对中国公民征收，采用分类征收模式，对工薪所得、劳务所得、财产转让和财产租赁四类所得分别征税。但1993年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修改，对三类个人所得税进行了合并，统一为分类征收个税。
这一轮改革纳入综合所得的项目不会太多，估计有两三项，初步考虑是工薪所得和劳务所得，除此以外还会不会纳入，需要决策部门根据情况发展进行决策。
但这么做可能会带来一个潜在问题，两项综合以后，有的人以前不交税，但以后要交了。而且两项收入加起来基数高了，税率增加了，会给大众造成一种针对工薪阶层加税的感觉。我的建议是，财产转让、租赁和偶然所得，也可以考虑纳入综合征税的范围。
中国新闻周刊：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改革提了很多年，为什么进展比较慢？
刘剑文：个税改革不是孤立的，和整个税制甚至整个财税体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个人收入水平还不是很高，因此个人所得税还很难像发达国家一样，在整个国家税收中发挥很大作用。人们的法制意识、制度设计也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阶段，因此过去一直在提但没有真正付诸实施。大家已经看准了那个方向，但如何找到桥、找到路，需要逐步实现。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老百姓普遍认为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即社会所说的个税起征点）能少交税，但财政部表示这并非改革方向，可能会造成新的不公平。为什么会造成公众和主管部门之间的认识分歧？
刘剑文：费用扣除标准的问题非常敏感，需要社会理性看待，但往往因为涉及自身利益很难理性。过去的税制改革可以单一推进，但现在不一样，需要总体部署整体推进，需要媒体理性合理引导。这里面涉及预算制度和个人所得税的配合，涉及个人所得税制度和税收征管制度的配合，需要一个完整的框架来理解。如果个税改革和预算制度、财政支出改革联系在一起整体推进，比单独提个税改革会好很多，大家的抵触情绪也会少很多。这轮改革关于扣除标准的问题还不太明朗，取决于整个改革方向，但改动的可能性不太大。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房贷利息抵个税”引起了很多讨论，类似的“专项扣除”会不会是这轮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刘剑文：我们现在基本没有专项扣除，而国外的普遍模式是基本扣除加专项扣除，专项扣除主要考虑一些特殊群体、行业、人群、地区。如果我们要采用基本扣除加专项扣除的方式，那么基本扣除（即免征额）提高的积极性就更没那么高了。
我们一直主张基本扣除加专项扣除，这也是改革的方向。哪些因素纳入专项扣除，是改革需要考虑的问题，但也不会是一步到位的。
目前社会很期待的很多，比如在教育、房贷、医疗等方面进行扣除，但我认为不可能一次纳入那么多，会先选择一两项逐步推进，优先选择争议小的、共识性强的，比如家庭困难的、赡养老人或者抚养子女等。
“房贷利息抵个税”也是很多人的期待，但也有人担心，这样一来会对另一部分人没有买房的人群不公平。我个人认为“房贷利息抵个税”这次纳入专项扣除的可能性不大，但在决策层最后决策的时候是否会纳入，这个很难判断。
但从整体上说，这次改革也不会像大家想象的变动那么大。
政府要学会用法律避免重大决策的失误和风险
中国新闻周刊：这一轮个税改革在根本思路上和过去相比有哪些突破？
刘剑文：还是有很多根本性的不同。第一个突破是，改革的侧重点和焦点不一样，过去的改革主要围绕免征额在调整，而现在回到整个征税模式上。从分类征收模式向混合征收模式转变，在“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间都提到过，包括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都提到过。但过去都没有落实，这次会落实，力度可能不会太大，但至少应该会列入两项，这是跟过去相比很大的突破。
第二个突破在于“基本扣除和专项扣除相结合”，过去基本没有考虑过专项扣除的问题。核心问题还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要更多考虑“不同的人纳税不一样，相同的人纳税应该一样。所得多的人多纳税，所得少的人少纳税，没有所得的人不纳税”，在这个理念上比过去要迈进了很大的一步。
最大的一个区别是，这轮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跟过去不一样，在于2013年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和2015年《立法法》对税收法定原则修改以后，第一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
税收法定原则强调尽量减少政策性措施，强调的是法定。这种法定给整个社会、给所有人一个合理的期待，给所有人有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就意味着，不会今天出现一个“收入超过12万元要加税”的消息，明天就出台实施了。税收法定以后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要走严格的立法程序。
我们社会现在有一种税收的焦虑感，因为随着财富的增加，大家一听说征税都很紧张。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税收焦虑感在不断提高全民的民主意识，推动国家朝着民主政治和民主法治方面发展。
税收法定意味着不能像过去一样，由相关部门靠一种“政策自信”的方式来制定。在今天已经不行了，要回到税收法定的轨道上来处理问题，要更强调科学性、民主性和可操作性。
政府要学会用法律避免重大决策的失误和风险，减少社会动荡，降低执法风险，缓解大众焦虑感。这和全国人大的思路也一样，要增加法律的可操作性，能写入法律的尽量写入法律，能够不要实施条例的尽量不要实施条例，能够减少行政解释的尽量减少。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大量的行政解释代替了实施条例，实施条例代替了法律，那么法制就无法往前推进。
落实税收法性原则关键在于落实二字，税收法定的本意是人民同意。但我们现在要反思的是，税收法定原则是不是停留在了形式上和口头上？通过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才能最终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政府机关和纳税人的和谐共赢。
中国新闻周刊：对高收入群体的征税，这一轮改革中如何能落实和加强？
刘剑文：需要完善当前的征税模式，也要加强执法。但有一个最基本的方面很重要，涉及纳税人的纳税信息搜集和共享。在发达国家，纳税人信息都可以和其他平台互相联网，但我们现在纳税人信息共享的基本平台还没建立起来，特别对于真正的高收入者，缺乏基本信息就很难进行征税和监管，就会出现“有心无力”的问题。
另一个方面涉及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改，这是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这一轮税收征管法的修改，可能有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在自然人的税收征管方面，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征管制度如何适应、如何跟上的问题。比如建立纳税人识别号，今后就是一个号码，自然人的所有信息通过这个号码都能查询出来，和信用挂钩，和借款、生活保障也有关系。
销售活动的税收筹划 篇4
一、混合销售与兼营行为的税收筹划
(一)混合销售
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及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应当缴纳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非增值税应税劳务,不缴纳增值税。
税法对混合销售的几项特殊情况做出规定:从事货物销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销售货物并负责运输的,所售货物的混合销售行为,征收增值税;电信单位(电信局及经电信局批准的其他从事电信业务的单位)自己销售无线寻呼机、移动电话,并为客户提供有关的电信服务的,属于混合销售,征收营业税。对单纯销售无线寻呼机、移动电话,不提供电信服务的,征收增值税。
[案例分析]某电器商场为促销空调,推出为客户免费安装的服务。比如售出一台空调,售价为4000元,商场为消费者开具4000元的发票,同时聘请专业安装公司为客户安装空调,安装费为200元。这样,电器商场应纳增值税销项税额是4000÷(1+17)×17%=581.2元,安装公司应纳营业税是:200×3%=6(元)
在本例中,实际上电器商场多缴了税,因为虽然空调售价为4000元,但是又支付给安装公司200元,实际所得为3800元,应该按照3800元纳税。
如果这个营销过程改成商场开具3800元的发票、安装公司开具200元的发票给消费者,那么电器商场应交纳的增值税销项税为:3800÷(1+17%)×17%=552.14(元),与原来相比省下29元,假如每年空调的销售量是10万台,那么一年就能节省290万元的增值税。
(二)兼营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纳税人兼营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的,应分别核算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和非增值税应税项目的营业额。未分别核算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销售额。
[案例分析]北京富华建材商城主营建筑材料批发和零售的同时,还兼营对外承接安装、装饰劳务。商城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为17%。8月对外发生一笔混合销售业务,销售建筑材料并为客户装修。这批建筑材料的购入价是200万元,商城以220万元的价格销售并代为安装。
纳税人在进行筹划时,主要是对比增值税和营业税税负的高低,然后选择低税负的税种。为了比较增值税和营业税税负的高低,这里设计一个简单的模型:
假设经营收入总额为Y,临界增值率为V0,增值税税率为t1,营业税税率为t2,则:
应纳增值税税额=Y×V0×t1
应纳营业税税额=Y×t2
令:Y×V0×t1=Y×t2
则:V0=t2÷t1。
实际增值率V=增值额÷经营收入总额=(经营收入总额-允许扣除项目金额)÷经营收入总额
当实际的增值率V>V0时,纳税人筹划缴纳营业税比较合算;当实际增值率V
富华建材商城的实际增值率:V=(220-200)÷220×100%=9.09%
临界增值率:V0=3%÷17%×10 0%=17.65%
即V
所以,北京富华建材商城应当设法使建材的销售额占到全部营业额的50%以上,缴纳增值税。
二、营销模式的改变
企业在产品销售过程中,会采取各种各样的促销手段。促销方式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会不同,由此负担的税负也不同,因此企业应根据产品销售策略、长远发展规划、资金实力等经营条件,遵循成本效益原则量入而出,根据国家相关税收政策,设计最佳纳税方案,达到节税的目的。
一些电信公司推出累计话费达到一定额度则免费赠送3G手机的营销活动。消费者在向一电信公司交纳了两年共4800元的电话费后,免费获得了一部3G手机。这种促销方式是否是最佳的呢?
从税收的角度来分析:(1)该公司收取的4800元的电话费要按照3%税率缴纳营业税,税额是144元。(2)该公司赠送给客户的手机按照税法应视同销售,也要交纳3%的营业税,假设市场上同种类型手机的销售价格是2000元,那么该电信公司还应负担60元的营业税(按照税法的规定,电信单位销售无线寻呼机、移动电话,并为客户提供电信服务的,缴纳营业税)。所以该营销方案的纳税总额为:144+60=204(元)。
如果把税收筹划融合在这个营销过程中,改变原来的赠送营销模式为捆绑营销模式,即买手机加两年的电话费共需花费4800元(实际营销模式类似为买手机送话费)。这种营销方式与前一种比较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消费者的支出是相同的,收益也是相同的。对企业的收入来讲也没什么大的变化,因为企业的成本是一样的,销售数量和销售额也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但是企业税负却差别很大,在这种营销方式下,企业需交纳的税收就变成了按照4800元一次性交纳3%的营业税144元,原来的60元税款就可节省下来。如果企业一年的手机销售数量是10万部,那么一年就可省下600万元。这样大笔的收益不需要企业花费大量的操作,只需将营销活动与税收筹划有机地结合起来,或者说将税收筹划融合在营销过程之中。
实际上,还可以改变营销模式,进一步创新,即通过买手机送通话时间的营销模式来操作。由于通话时间是一种电信部门的技术服务量,有着较大的弹性,与商品有着极大的区别,赠送的通话时间不易观察到,这其中就有着更为广阔的筹划空间。
三、促销手段的税收筹划
企业促销的手段可谓多种多样,但大体上可分为折扣销售、销售折扣、销售折让、以旧换新、还本销售、以货易货和赠品销售等几种。虽然这些方式都能达到促销的目的,但是税法对它们的处理却不相同。
(一)折扣销售
对于折扣销售,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一张发票上体现,那么可以以销售额扣除折扣额后的余额作为计税额;如果二者不在一张发票上,那么就不能将折扣额从销售额中扣除。
[案例分析]华美盛服装有限公司是生产内衣的专业企业,其产品主要销往日、韩以及东南亚国家,考虑到外销的产品利润水平较低,近年来着力开拓国内市场。
扩大内销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各地的代理商进行,并对代理商实行业务激励,具体方法是将代理商的销售业绩与商业折扣结合起来。从本年起,公司规定:在以月度结算的条件下,月销售内衣10000件(不含10000件)以下的,月度折扣为2元/件,月销售10000～20000件的月度折扣为3元/件。年销售内衣在150000件以下的,年终折扣为2.5元/件;年销售内衣在150000-250000件的,年终折扣为3元/件等。
该方法在经营实践中收到较好的效果,很快打开国内市场,当年内销实现4亿元。到年底与代理商进行结算时,支付商业折扣2000万元(可以产品的形式或货币的形式),但税负很高,因为给商业折扣,如果不能在同一发票上体现,增值税、所得税及相应的附加税费的征收使企业的税收负担大大加重。怎样才能兼顾二者的关系?对于这种销售行为,该如何设计税收筹划方案呢?
华美盛公司邀请税务顾问为其设计税收筹划方案,税务专家设计了如下三种方案:
方案一:预估折扣率
根据代理商以前几个月或者以往年度的销售情况平均计算确定一个适当的折扣率。当该代理商于本期来公司提货时,会计人员在开具发票过程中就可以按平均数10000件的折扣率计算折扣,然后在一定的期间内再进行结算。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反映代理商的折扣情况,及时结算商业折扣。缺点是对业务不稳定、销售波动比较大的客户的折扣情况比较难以把握。
方案二:以递延方式反映折扣
将月度折扣推迟至下一个月来反映,年度折扣返还推迟到下一个年度来兑现。假如某代理商当年1月销售12000件,其享受的折扣额为2元/件,那么该客户1月应享受的月度折扣为24000元,待该客户2月份来开票时,便将其上月应享受的月度折扣24000元在票面予以反映,客户按减除折扣后的净额付款。如果客户上月应结折扣大于当月开票金额,则可分几次在票面上予以体现。年度折扣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市场网络的管理,如无非常特殊情况,一般推迟到次年的3月份进行结算,其处理方法与月度折扣一样,在其次年3月开票时在票面上反映出来即可。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操作非常简便。如果月份间和年度间销量和折扣标准差异较大,不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当月和本年度实际的经营成果,而且12月和年终折扣在进行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这种方法适用于市场比较成熟、稳定,月份和年度间销量的折扣标准变化不大的企业。
方案三:采取当期结算和递延结算相结合的方法
当期结算和递延结算相结合的办法,即在日常开票时企业可设定一个当期结算折扣的最低标准,比如2元/件,所有的客户都按照这一标准来结算,并在发票上予以体现,客户按减除折扣后的净额付款,月末计算出当月的应结给客户的折扣总额,减去在票面上已经反映了的折扣额即为尚应结付的折扣额,将该差额在下月的票面上予以反映,年度折扣仍然放在下一个年度去。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缓解了客户的资金压力,操作也相对较为简便。缺点是:因部分月度折扣放在下一个月,年度折扣放在下一个年度去了,如果销量起伏太大,便不能真实地反映月度和年度的经营成果。这种方法适用于客户资金有一定压力或有特殊要求的企业。
方案四:月度折扣与付款条件法
将月度折扣与付款条件结合起来,企业主动压低货物的价格,将合同金额降低为折扣额后的金额,相当于给予代理商一定折扣之后的金额。同时在合同中约定,代理商超过合同约定期限付款加收滞纳金(比如25天为合同付款期,超过25天付款加收滞纳金,加收的滞纳金等于折扣额)。这样,企业的收入并没有受到实质影响,并且如果对方在合同期限(25天)之内付款,可以按照折扣后的价款给对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返还代理商的折扣就顺利实现了。如果代理商没有在合同期限(25天)之内付款,企业可向代理商收取滞纳金,并以“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按照总额计算销项增值税,也符合税法的要求。
(二)销售折扣
对于销售折扣,税法规定无论财务怎样处理,都不能将销售折扣从销售额中扣除。
[案例分析]例如甲企业为玩具生产企业(一般纳税人),乙方从甲处购买一批货物并提前5天付款,按甲企业销售规定给乙方货款(含税)117000元2%的销售折扣。
甲企业的会计处理如下:
发货时:
借:应收账款——乙117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1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17000
收款时:
借:银行存款114660
财务费用2340
贷:应收账款——乙117000
假若甲企业采取2%的折扣销售方式,折扣额开在同一发票上,甲的会计处理为:
发货并收款时:
借:银行存款114660
贷:主营业务收入98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16660
两种方式都收到款项为114660元,但缴纳增值税相差340元(17000-16660)。所以,同是促销手段,折扣销售和销售折扣有不同的处理方式,由此产生的税负就不同。
(三)销售折让
对于销售折让,税法规定可以按照折让后的销售额计征增值税。因此,在其它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选择折扣或者折让销售方式的税负最低,因为折扣或者折让部分允许作为税基扣除额。
[案例分析]某大型商场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购货均能取得增值税的专用发票,为促销欲采用三种方案:一是商品七折销售;二是购物满200元赠送价值60元的商品(成本为36元,均为含税价);三是购物满200元,返还60元的现金。假定该商场销售利润率为40%,销售额为200元的商品,其成本为120元,消费者同样购买200元的商品,对于该商场选择哪种方式最为有利呢?
方案一:商品六折销售,价值200元的商品售价140元,应纳增值税为:
140÷(1+17%)×17%-120÷(1+17%)×17%=2.9(元)
税后现金流入=140-120-2.9=17.1(元)
方案二:购物满200元赠送价值60元的商品,
应纳增值税=200÷(1+17%)×17%-120÷(1+17%)×17%=11.6(元)
赠送60元的商品视同销售,应纳增值税为:
60÷(1+17%)×17%-36÷(1+17%)×17%=3.5(元)
合计缴纳增值税:11.6+3.5=15.1(元)
税后现金流入=200-120-36-15.1=28.9(元)
方案三:购物满200元,返还60元的现金。
销售200元的商品
应纳增值税=200÷(1+17%)×17%-120÷(1+17%)×17%=11.6(元)
税后现金流入=200-120-60-11.6=8.4(元)
从纳税角度分析,方案一最优,企业缴纳增值税最少。从税后现金流入的比较来看,方案二最优。那么到底哪个方案好呢?
分析:方案三虽然购物满200元,返还60元,看似打七折,其实不然,因为计税收入为200元,而不是方案一的计税收入为打折后的140元。
为什么方案二最优呢?原因在于方案二非常类似于捆绑销售,相对于方案一而言,多销售了商品。
思考:如果赠送的商品成本很高呢,在上例中,如果成本超过60元,那么方案二就不一定是最优的了。
四、商业捐赠的税收筹划
对于商业捐赠,税法规定对赠送的商品视同销售,一并计算缴纳增值税。
[案例分析]惠丰服装商场以销售国内外名牌服装为主,为了在五一节期间促销,推出了自己的营销政策:凡购买一套某品牌西服便赠送该品牌领带一条,两种产品实际对外销售价格分别是1170元和175.5元(均为含税价格)。该商场的具体操作方法为:对客户出具的发票是填写西服一套,价格为1170元,同时领出领带一条,客户付款1170元,在账务处理上其销售收入为1000元(即1170/(1+17%)),增值税销项税额为170元。对于赠送的领带则按实际进货成本予以结转,进入当期“销售费用”科目核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无偿赠送他人,应视同销售计算缴纳增值税,所以,随西服赠送的领带价值175.5元视同销售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25.5元。此项销售活动每人次最终涉及增值税销项税额195.5元。同时补缴相应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对商场而言,搞赠送本身旨在吸引顾客,提高市场占有率,其结果呢?却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出,降低了企业的效益。根据涉税情况,税务专家为该商场设计了两种税收筹划方案:
方案一:降低销售价格,实行捆绑式销售。降低销售价格,实行捆绑式销售,即将西服和领带价格分别下调,使其销售价格的合计数等于1170元,并将西服和领带一起销售。这样,就能达到促销和节税的目的。
方案二:将赠送货物作为销售折让处理。将促销的主要商品按正常销售来对待,同时把赠送货物按其价值以销售折扣的形式返还给客户。即在普通发票上填写西服一套价格1170元,同时填写领带一条,价格175.5元,同时以折扣的形式将175.5元在发票反映,直接返还给客户,发票上净额为1170元,客户实际付款为1170元,这样便达到促销的目的。此项活动的不含税销售收入为1000元,增值税的销项税额为170元,从而减少了增值税销项税额25.5元。同时也避免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问题。
五、捆绑销售方式
(一)“买一赠一”
企业以“买一赠一”方式组合销售本企业商品的,不属于商业捐赠行为,在增值税处理上赠送的商品不视同销售处理;在企业所得税处理上,企业以买一赠一等方式组合销售本企业商品的,不属于捐赠,应将总的销售金额按各项商品的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分摊确认各项的销售收入。“买一赠一”属于一种促销行为,属于捆绑销售的一种形式,所以,很多企业善于运用“买一赠一”销售方式,既能促进销售,又能合理控制税负。
(二)“加量不加价”
加量不加价是一种有效的促销方式,其操作要点是:在销售商品时,增加每一包装中的商品数量,而销售总价不提高,相当于商品打折销售,但可以起到打折销售不能实现的促销效果。同时,还可以加快存货周转速度,在计征企业所得税时还能增加税前扣除额,降低所得税负担。“加量不加价”促销模式,实际上是通过捆绑销售方式规避了商业赠送行为,从而减轻了税收负担。
[案例分析]南方洗衣粉厂在进行洗衣粉促销时,推出的促销方式是“加量不加价”。从税收筹划角度看,这是一种很好的促销方式,其实质是打折销售,或者也可以看成是商业捐赠的变形。如果南方洗衣粉厂在促销时采取“买500克的洗衣粉送100克”,那企业就要为这免费赠送出的100克洗衣粉缴纳增值税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而采取“加量不加价”的促销模式,相当于600克洗衣粉卖500克的价钱,数量增加,价格不变,南方洗衣粉厂只需按照销售价格缴纳税金就可以了。
六、成套产品销售方式
当产品成套销售时,要特别注意套装产品所适用的税率是否一致。如果成套产品中有应税产品,有免税产品,有税率高的产品,有税率低的产品,最好的办法是把产品分开销售,独立核算独立计税,否则,税务机关征税时从高适用税率。因此,套装产品的销售要规避税率从高征税的陷阱。
[案例分析]信义公司生产粮食白酒与药酒组成的礼品套装进行销售。9月份该厂对外销售700套套装酒,单价100元/套,其中粮食白瓶、药酒各1瓶,均为1斤装(若单独销售,粮食白酒30元/瓶,药酒70元/瓶)。假设此包装属于简易包装,包装费忽略不计,则问该企业对此销售行为应当如何进行税收筹划?
对于信义公司来说,存在两种经营方式,与此相对应,也存在两种方案进行会计核算。
方案一:采取“先包装后销售”的方式。根据“将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组成成套消费品销售的则应按最高税率征税”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药酒不仅要按20%的高税率从价计税,而且还要按0.5元/斤的定额税率从量计税。这样,该企业应纳消费税税额为:100×700×20%+700×1×2×0.5=14700(元)
方案二:采取“先销售后包装”的方式。即先将上述粮食白酒和药酒分品种销售给零售商,在此销售环节粮食白酒和药酒分别开具发票,在账务处理环节对不同的产品分别核算销售收入,然后再由零售商包装成套装消费品后对外销售。在这种情况下,药酒仅只需要按10%的比例税率从价计税,而且不必按0.5元/斤的定额税率从量计税。这样,企业应纳消费税税额为:30×700×20%+70×700×10%+700×1×0.5=9450(元)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方案二比方案一节税14700-9450=5250(元)
七、代理销售方式
代理销售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收取手续费的方式,即受托方根据所代销的商品数量向委托方收取手续费,这对受托方来说是一种劳务收入,需要缴纳营业税;二是视同买断,即委托方不采用支付手续费的方式委托代销商品,而是通过制定较低的协议价格鼓励受托方。而受托方再对外销售的价格由受托方自行决定,与委托方无关。如果委托方为了统一市场价格,执意要受托方按一定的价格销售,那么双方可以调整协议价格以达到共同满意的结果。这种情况受托方无须缴纳营业税,但委托方、受托方之间的流通环节应视为正常销售行为,缴纳增值税。两种代销方式对委托双方的税务处理及总体税负水平是不相同的,合理选择代销方式可以达到合法节税的目的。
[案例分析]利群商贸公司用收取手续费的方式为中华制衣公司代销品牌服装,销售单价为1000元/件,每销售1件收取手续费200元。6月利群公司共销售服装100件,收取手续费20000元。则双方的涉税处理如下:
利群公司应缴纳营业税=20000×5%=1000(元)
利群公司应缴纳城建税及附加=1000×(7%+3%)=100(元)
利群公司应纳增值税由于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相等,实际负担增值税额为零。
假定中华公司的进项税额为7000元,则中华公司承担的增值税税负=1000×100×17%-7000=10000(元)
中华公司应缴纳城建税及附加=10000×(7%+3%)=1000(元)
两个公司承担的流转税之和=1000+100+10000+1000=12100(元)
如果利群公司按视同买断方式为中华公司代销品牌服装,中华公司按800元/件售给利群公司,利群公司再按1000元/件对外销售。6月利群公司共销售服装100件。则双方的涉税处理如下:
利群公司应缴纳增值税=100×1000×17%-100×800×17%=3400(元)
利群公司应缴纳城建税及附加=3400×(7%+3%)=340(元)
假定中华公司的进项税额仍为7000元,则:
中华公司承担的增值税税负=100×800×17%-7000=6600(元)
中华公司应缴纳城建税及附加=6600×(7%+3%)=660(元)
中华公司承担的总税负=6600+660=7260(元)
中华公司的税后收益=100×800-(6600+660)=72740(元)
两个公司承担的流转税之和=3400+340+6600+660=11000(元)
比较上述两种方式,视同买断方式下,利群公司节省了营业税1000元,但多缴纳了增值税3400元,取得的收益减少了2640(3400+340-1000-100)元;中华公司少缴纳增值税3400元,但多取得收益3740元。委托双方流转税的总体税负水平,视同买断方式比收取手续费方式少纳1100元。
因此,在代理销售业务中,委托双方应争取采取视同买断方式。而采用这种方式代销时,受托方需多缴纳一部分增值税,委托方则可少缴纳等额的增值税,因此,受托方可以要求委托方在协议价格上做出一定的让步,以使受托方多缴纳的增值税额在协议价格制订时就得到补偿,最终使委托双方的具体税负水平趋于合理。现假定在协议价格为w时,受托方多缴纳的增值税及其附加税金能够通过议价让步而得到补偿,则下列方程式成立:
(100×1000×17%-100×w×17%)×(1+7%+3%)=100×(800-w)
解得:w=754(元)
即中华公司应按754元/件的协议价格销售给利群公司,利群公司再按1000元/件的价格对外销售,这样利群公司销售100件服装取得的收益为100×(1000-754)×(1-17%)-100×(1000-754)×(1-17%)×(7%+3%)=18376(元),比收取手续费方式增加收益1624(20000-18376)元。
对于中华公司,其所负担的税额计算如下:
中华公司承担的增值税税负=100×754×17%-7000=5818(元)
中华公司应缴纳城建税及附加=5818×(7%+3%)=581.8(元)
中华公司承担的总税负=5818+581.8=6399.8(元),其负担的税负总额降低了860.2(7260-6399.8)元。
八、销售结算方式
与采购时的付款方式相对应,在销售时企业也可通过收款方式的选择进行税收筹划。从本质上看,委托代销、分期收款销售与直接收款销售结算方式并无太大区别,它们最终都表现为货物所有权的转移和货款的收取,只是结算的方式不同而已。但从税收角度来看,不同的结算方式,将导致应税收入的确认时间不同,纳税人缴纳税款的时间也不同。由于税金缴纳均为现金形式,企业如果能够在取得现金后进行税金支出显然是最好的选择,这也可以减少财务风险。
[案例分析]美华公司以生产化妆品为主,以一个月为一个纳税期限。预计5月28日销售化妆品10000盒给永安商场,不含税单价为每盒100元,单位销售成本为40元。预计销售费用为50000元。增值税税率为17%,消费税税率为30%,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7%,教育费附加率为3%.假设美华公司与永安商场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所有购销业务均开具或收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在选择销售结算方式时,美华公司有以下几种方案。
方案一:直接收款销售结算。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不论货物是否发出,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均为收到销售款或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
在5月28日,无论是否发出货物,美华公司都应该确认收入,计算缴纳增值税、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此方案优点是可以在销售货物的同时及时收到货款,能够保证企业在取得现金后再支出税金。
方案二:分期收款销售结算。
若预计5月28日无法及时取得货款,可以采取分期收款销售结算方式。假设将上述货款平均分成4个月收取,每个月收取250000元,合同约定分别在6、7、8、9月10日收取货款。销售费用50000元在6月份发生。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规定:“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无书面合同的或者书面合同没有约定收款日期的,为货物发出的当天。
购销双方签订书面合同约定收款日期为6月20日。则5月28日发出货物时,无需确认缴纳税款。在6月20日才确认收入缴纳税金。
此方案虽然不能减少税款总额,也没有增加税后净收益总额,但可以延迟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减轻企业流动资金压力。
方案三:委托代销结算。
若美华公司于5月28日,将化妆品委托永安商场代销,合同约定永安商场以单价100元销售,每销售一盒化妆品可提取4元作为手续费(商场在交付销售清单时开具普通发票给美华公司)。美华公司5月份的销售费用则减少为10000元。美华公司于7月20日收到永安商场的代销清单,上列已销售数量为8000盒,不含税价款为800000元。永安商场扣除手续费后,将余款通过银行支付给美华公司。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规定:“委托其他纳税人代销货物,为收到代销单位的代销清单或者收到全部或者部分货款的当天;未收到代销清单及货款的,为发出代销货物满180天的当天。”
5月28日,由于尚未收到销售清单,所以无需确认该笔业务收入,也不需要计算缴纳相关税金,但5月份发生的销售费用10000元,可以在计算5月份的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7月20日,美华公司收到永安商场的代销清单时,确认收入计算缴纳税金。
根据上述筹划案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若预期在商品发出时,可以直接收到货款,则选择直接收款方式较好;若商品紧俏,则选择预收货款销售方式更好,可以提前获得一笔流动资金又无需纳税。
(2)若预期在发出商品时无法及时收到货款,如果采取直接收款方式,则会出现现金净流出,表现为企业账面利润不断增加的同时,流动资金却严重不足,企业为了维持生产可以向银行贷款解决资金问题,但又需要承担银行利息,加上尚未收到的货款还存在坏账风险,所以,财务风险大大增加。此时宜选择分期收款或赊销结算方式,一方面可以减轻销售方的财务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购买方的付款压力。
(3)自营销售与委托代销相比,委托代销可以减少销售费用总额,还可以推迟收入实现时间。但同时可能使纳税人对受托方产生依赖性,一旦受托方出现问题,可能给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很大危害。
九、销售返利的税收筹划
企业为了促销,往往对销售其产品超过一定额度的代理商或商业企业以实物等形式返还利润,这种销售返利已经成为一种日趋活跃的促销手段。根据国税发[1997]167号文规定:从1997年1月1日起,凡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无论是否有平销行为(生产企业以商业企业经销价或高于商业企业经销价的价格将货物销售给商业企业,商业企业再以进货成本或低于进货成本的价格进行销售,生产企业则以返还利润等方式弥补商业企业的进销差价损失),因购买货物而从销售方取得的各种形式的返还资金,均应依所购货物的增值税税率计算应冲减的进项税金,并从取得返还资金当期的进项税金中予以冲减。
如何进行销售返利的税收筹划呢?对于这一问题,可以设计如下多种筹划方案:
方案一:销售返利递延滚动到下一期间
把本期该返利的部分递延到下一期间,以销售折扣或销售折让的形式体现出来,这样可以合理抵减销售收入。这一办法适用于业务量大且交易稳定的代理商或商家。
方案二:销售返利以不同产品包装的方法处理
销售返利无法返还或不易直接返还时,可采用不同的产品包装,以加量不加价的方法解决。这也适用于交易稳定的代理商或商家。譬如,西部地区有一家制药厂,他们对批发商和零售商采取不同的药品包装,对于批发商销售政策优惠,给予较多的返利,而对于零售商销售优惠就相对少一些。改制药厂就采用不同的包装形式,对于批发商的产品采用加量不加价的方法给予较多的优惠,而返利部分就已经蕴含在产品包装里了。
方案三:销售返利通过债务重组的形式解决
由于生产企业与代理商之间存在着较多的代理关系,双方也就存在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其实,销售返利完全可以通过债务重组的形式解决。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规定,债务重组必须是在债务人面临财务困难,债权人对债务人有让步的情况下的一种债权债务重组行为。当债务人(代理商或商家)以低于债务账面价值的现金清偿债权人(生产企业)债务,销售返利部分就顺利实现了。
当然,现在还有许多企业通过固定资产、存货、福利品等实物形式实现销售返利,还有一些企业通过代为支付费用等形式返利,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违法的,在实务操作过程中应予以注意。
十、预估折扣率的筹划
山泉矿泉水公司是一家生产销售天然矿泉水的生产商,该公司为了鼓励代理商,给予优惠折扣政策如下:年销售矿泉水在100万瓶以下的,每瓶享受0.2元的折扣;年销售矿泉水在100万～500万瓶的,每瓶享受0.22元的折扣;年销售矿泉水在500万瓶以上的,每瓶享受0.25元的折扣。但是,在代理期间,由于山泉矿泉水公司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每家代理商到年底究竟能销售多少瓶矿泉水,也就不能确定每家代理商应享受的折扣率。
通常的做法是等到年底结算或第二年的年初,一次性地结算应给代理商的折扣总金额,单独开具红字发票,但这种折扣在计税时不允许冲减销售收入,山泉矿泉水公司每年多纳了部分税款。那么,有没有办法减少这样的损失呢?
对于这一问题,可以通过采取预估折扣率的办法解决,具体操作方案如下:每年年初,山泉矿泉水公司按最低折扣率或根据上年每家经销代理商的实际销量初步确定一个折扣率,在每次销售时预扣一个折扣率和折扣额来确定销售收入,即在代理期间每一份销售发票上都预扣一个折扣率和折扣额,这样企业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将折扣额扣除后的收入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而抵减税收支出。等到年底结算或次年年初每家代理商的销售数量和销售折扣率确定后,只要稍作一些调整即可。
税收宣传月活动总结 篇5
我局按照市局对税收宣传月的统一部署，紧紧围绕“税收与未来”的宣传月主题，周密计划，精心组织，抓住重点、热点，拓宽税法宣传渠道，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宣传形式，大力开展税法宣传，取得了显著的宣传效果和社会效应。
一、加强组织领导，多方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
市局宣传月会议召开后，我局立即行动，及时召开了党组会，学习文件，领会精神，研究部署工作，并及时向县委、县政府作了汇报，取得了他们的大力支持。为了加强该活动的组织领导，我们成立了一把手亲自挂帅的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活动方案，成立了税收宣传月活动办公室，由一名副局长具体负责，配备精干力量，负责联系、后勤、编发材料等工作。召开了中层股室长会议，对工作及时进行了安排部署，并提出了“行动快，措施实，内容新，范围广，效果好”的明确要求和目标。另外，我们还积极争取县人大、政协、司法、妇联等部门的支持，与县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开办了税收宣传专栏，为广泛深入地开展税收宣传活动奠定了基础。
二、精心组织税法宣传活动，大力实施税收宣传精品工程
1、利用县乡大集的有利时机，在县城、乡镇等繁华地段、街道悬挂税收宣传横幅标语，张贴税收宣传画;在县城人口集中的商业街、汽车站等公共场所播放了税法知识录音，宣传税收法律、法规、政策及社会服务承诺的内容;在我局门口南侧设置了过街宣传桥;16个征收单位也相应在服务厅和集贸市场设立
宣传站和咨询台，长期接受纳税人咨询。
2、与县电视台联合设立了《地税巡礼》栏目，推出了系列报道，集中宣传了我县地税系统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3、开展了“税法伴您安全行”活动，印制了精美的粘贴画，宣传车船使用税定额调整知识，并提醒驾驶员安全行驶，由交管部门将宣传画发放到全县机动车驾驶员手中，既为驾驶员送去平安祝福，又宣传了税法知识。
4、与华泰集团联合开展了“学企业经验，创地税文化”系列活动，听取了全国劳动模范李建华同志的事迹报告，组织参观企业文化建设，并与企业开展了联谊活动。
5、实施了“税收绿色通道”工程。在每个征收大厅建立了集纳税人税法咨询、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缴纳、发票领购等多环节快捷、准确办理的绿色通道，使纳税人在办理涉税事项时一路绿灯，畅通无阻，并享受到了热情周
到的服务。
6、开设“地税夜校”。鉴于学习专业知识和更新知识的现实需求，我们在县委党校设立了地税夜校主校，各征收单位各自设立了分校，利用夜晚时间，有计划地学习了税收专业、法律、微机和“三大规定”等知识，提高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综合素质。
7、积极组织税务人员、纳税人及社会各界参加了“齐鲁杯”地税知识竞赛，我县共有258名人员参加了答题活动，广泛地普及了税收知识。
8、开展了“税法宣传进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活动。以党政领导为重点展开宣传攻势，不仅为县五大班子成员赠送了《领导干部税收知识读本》，还在县委党校为县、乡领导班子举办了三期税法知识讲座，使各级领导知税法、懂税法、守税法，促进了全县执法环境的优化。
三、坚持税法宣传三结合，税收宣传成绩斐然
在税收宣传月活动中，我局坚持税
法宣传三结合，即税法宣传与组织收入相结合，与汇缴检查相结合，与日常征管相结合，做到边收税边宣传，边检查边宣传，边办税边宣传，同时积极向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介报送宣传稿件，今年宣传月期间，我局共有6件稿件被国家级新闻单位采用，有4件稿件被市级新闻单位采用，分别有2篇信息被省局采用，有4篇信息被市局采用，有7篇信息被县府采用，全方位、多层次宣传我局的工作成绩，扩大了地税知名度和影响力。
总之，我局的税收宣传活动，在安排上突出了一个“早”字，形式上讲求了一个“新”字，效果上抓住了一个“实”字，范围上做到了一个“广”字，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让各级党政领导、社会各界更加了解了地税工作，使广大纳税人进一步增强了学法、守法和依法纳税的自觉性，让广大地税干部职工特别是一线征管人员受到了一次税法宣传教育，增强了依法治税的意识，确保了各
税收活动 篇6
关键词：税收法定原则；法律保留；程序法定；责任承担
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6）03-0028-04
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先后出台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这些税收优惠政策虽然对地方的经济增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和税收管理的不断规范，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不规范的税收优惠政策逐步暴露出各种问题，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这些不规范的税收优惠政策违反了税收法定原则。为解决出现的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18条对实现税收体制、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化进行了明确部署。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治理，最根本的就是要严格依据税收法定原则，因为该原则中内含了税收优惠政策制定主体法定、制定与实施程序法定、责任机制的明确等要求，而这些也正是当下不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之所在。
一、税收法定原则下的税收优惠政策
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这条规定可以看作是税收法定原则在宪法中的体现。具体到税收优惠政策，由于它是税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因而同样需要遵循税收法定原则。通过对该原则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在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上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税收法定原则下的税收优惠要遵循法律保留。《立法法》第8条第八项规定了“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第9条规定了授权立法及其除外事项；第10条则明确了在授权立法时，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被授予的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所授予的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条对此亦进行了规定。分析上述法律规定可知，第8条与第9条的内容体现了法律保留原则，第10条体现了禁止转授权的法理，《宪法》、《立法法》以及《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表明，有关税收的事项是我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专属权力，涉及税收的事项尚未由最高权力机关制定法律的，可以授权国务院先行制定行政法规加以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之外，其他任何主体不得再通过任何形式创制有关税收的内容。未经授权而由地方自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其他各种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公民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法律依据。
其次政府税收优惠要恪守程序法定。根据程序法定，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包含以下的要义：一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程序要具有合法性。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时应当符合民主、公正的基本要求，要广泛吸纳包括利益相关方在内的广大纳税人参与立法过程，保证税收优惠的立法符合基本的程序要求；二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程序要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在税收优惠政策符合法律法规的情况下，税收行政机关要严格依照权限、时限等法定程序履行职责，从计算、减免到监督检查等都要有严格明确的程序作为保障，只要法律法规规定了税收优惠政策的，税收行政机关就要严格按程序实施；法律没有规定税收优惠政策的，税收行政机关不得超越权限、超越期限实施税收优惠。
最后是税收法定原则下的政府税收优惠要体现责任承担。“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时，必须严格按照《宪法》、《立法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规定的权限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律法规，严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财税部门之外的其他主体越权制定税收优惠，否则将会导致所制定的税收优惠规范性文件由于违法而无效；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遵循法定程序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不得滥用行政裁量权力给予不合格主体以税收优惠，不得越权实施减免税，也不得超越税收优惠的法定时效实施税收优惠，对违反实体及程序规范的，要承担法律责任。
二、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法治化的缺失
（一）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主体混乱，税收优惠“政出多门”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收回了地方制定税收的权力，由中央统一行使税收立法权，包括地方税在内的所有税收事项均由中央集中行使。1996年国家又取消了地方制定税收减免的权力，规定今后除国务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之外，其他各级地方政府、财政税务机关都不得行使减免税收的权力。[1]但是这样的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遵循，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实际制定主体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地方财税部门都制定了数量庞大的涉及税收优惠的政策文件。2013年6月，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2012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重点指出：“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较多，影响税收政策的统一性和公平性。至2012年底，已批准并正在执行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有16种，涉及各主要税种；还有70多个地区以改革实验示范区等名义申请区域性税收优惠等待审批。”[2]这些税收优惠政策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为了实现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而逐步形成，由于制定主体的混乱，导致相互之间缺乏明显的协调与配合，有些优惠措施甚至存在矛盾冲突。“政出多门”导致的后果则是适用上的困难。
（二）政府制定与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裁量性较大，缺乏明确的程序规制
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该严格遵循税收法定原则，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制以保证税收优惠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尽管税收优惠政策更多的体现出授益行政的色彩，但由于这项制度已经突破了税负公平，是对特定群体与产业的特殊照顾，因而需要借助于正式的程序对其他没有获得税收优惠政策的产业与群体加以解释说明，让这些群体在正式的程序中加深对税收优惠政策的理解。但现实情况却是，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往往是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一纸文件的形式单方面所做出，很难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的过程中看到地方政府召集相关的利益方进行听证，更勿论在制定过程中相关的利益主体能够对税收优惠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此外，税收优惠政策的“朝令夕改”也导致此类政策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当国家的政策导向发生变化时，政府就会根据自己对国家政策的理解而直接变动已经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不能严格遵循规范性文件制定的程序要求，导致对同一主体和产业，由于国家政策的频繁变动而难以稳定地享受到优惠待遇。
（三）对违反税收法律规范的优惠政策，缺乏相应的法律责任承担机制
法治国家要求保障纳税人及社会公众的财产权益，因而对于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要注重法律责任承担机制的构建。虽然《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条及第84条规定了法律责任承担机制①，但却过于原则，难以有效制止越权制定与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等行为。即便国家税务总局于2008年发布了《关于坚持依法治税严格减免税管理的通知》[3]，但是此后不久就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一些地方政府打着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刺激地方经济发展的旗号，又擅自出台了减免税收、缓缴税收和豁免欠税等政策，以帮助本地区走出经济下行的困境。对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又于2009年联合发布了《关于坚决制止越权减免税加强依法治税工作的通知》。[4]正是由于责任承担机制的原则化和模糊化，导致这些文件在实际执行中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效，地方政府和部门仍然在越权出台违反税收法律规范的优惠政策；在实施税收优惠的过程中政府违反法律法规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三、基于税收法定原则推进税收优惠
政策的法治化治理
（一）明确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主体以贯彻法律保留原则
为实现税收优惠政策的法治化治理，中央在《决定》中明确提出了“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对于法律法规的理解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区别就在于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属于这里的“法规”范畴。严格贯彻法律保留原则，此处的“法律法规”应做狭义层面的理解，即税收优惠政策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所规定；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可以对法律、行政法规制定的税收优惠如何适用进行解释，但不能对制定出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实质性变更，且必须接受法律、行政法规的合法性审查，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主体都不得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对此，财政部部长也明确指出：“今后原则上不再出台新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5]这就在国家顶层设计上明确了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主体只能是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
（二）强化制定并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程序规制
要实现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法治化治理，还离不开程序的规制。“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其一切布置都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裁量。”[6]税收优惠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民主科学性要求社会公众能够参与到制定过程之中，凡是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税收优惠政策影响的主体，都有权利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法律保留原则要求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权力应该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国务院行使，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时，应该建立公众参与税收优惠立法的程序机制：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动议阶段，应当广泛吸收纳税人参与其中，特别是那些权益可能会受到影响的产业、群体，更应当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审议阶段，可以适当借鉴听证会的形式，由制定机关阐述该税收优惠政策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再由那些没有获得税收优惠待遇的产业与群体等以询问，通过这样的审议形式，将纳税人的利益真正反映到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中。[7]规范和建构税收优惠政策的立项、审核、通过、修正等程序性机制，让纳税人真正参与其中，“既要包括税收优惠的受惠主体，又包括利益受损主体，这样才能使受到税收优惠影响的主体有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到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并对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8]，确保制定出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得到包括纳税人在内的社会公众的理解与支持。
（三）健全税收优惠政策的责任承担机制
健全税收优惠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责任承担机制，是实现税收优惠法治化的重要保障。对此可以从两个层面着手：就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而言，按照税收法定原则以及法律保留原则的要求，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可以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国务院财政税收部门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下可以予以细化解释，但无权对法律法规进行实质性变更；除此之外的其他主体也无权对上位法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任意增添或删减。如果地方政府及职能部门越权行使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权，就会导致所制定出的规范性文件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而被本级人大、上级行政机关等认定为无效；或者所制定出的税收优惠政策显失公正，不符合比例原则、裁量基准等评估要求，难以实现社会的实质性公平，那么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将会被撤销，同时相关行政机关及部门还要承担政治与法律责任。就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而言，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虽然拥有一定的税收裁量权力，但是对于认定哪些主体享有税收优惠照顾时的此种裁量权力必须要严格限定在法定幅度和范围内，要严格按照裁量基准的要求实施税收优惠。当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滥用此种裁量权力，不公平地对待纳税人、实施的行为不符合裁量基准的要求时，纳税人可以起诉，要求政府及其部门承担行政责任。针对那些缺乏合法性与合理性、违反税收法定原则的税收优惠政策，要通过建立责任承担机制，以权责匹配来制约税收优惠政策的非法治化行为。
注释：
①《税收征管法》第3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第84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做出税收的开征、停征或者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以及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的，除依照本法规定撤销其擅自做出的决定外，补征应征未征税款，退还不应征收而征收的税款，并由上级机关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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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坚持依法治税严格减免税管理的通知[EB/OL].[2016-04-13].http：//www.ctaxnews.com.cn/
www/detail/ntdetail.jsp？DOCID=10263.
[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坚决制止越权减免税加强依法治税工作的通知[EB/OL].[2016-05-13].http：//www.
chinatax.gov.cn/n1586/n1593/n1685/n1686/c137179/content.html.
[5]中国新闻网.中国财政部长：原则上不再出台新区域税收优惠政策[EB/OL].[2016-04-27].http：//finance.
chinanews.com/cj/2013/11-21/55307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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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施正文.税收程序价值导论[J].财税法论丛，2003（2）：203.
Governance on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under the Guidance of Statutory Taxation Principle
GE Wei
（Law Sc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should follow statutory taxation policy. If there is no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State Council should first set out administrative law under 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n the fiscal and taxation department of the State Council should interpret the administrative law in details. T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the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the governments should follow certain legal procedures strictly and undertake their respective legal liabilities. They should conduct legal governance on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such as legal reservation， statutory procedure， liability bearing， etc. In this way they can realize the leg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preferential tax policy.
浅析企业筹资活动中税收筹划 篇7
1 企业筹资税收筹划的动因和条件分析
1.1 企业筹资税收筹划的动因分析
企业经营的目标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 税收筹划作为一项企业经营活动, 同样以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为降低筹资成本, 企业需要将向税收筹划方向转移。税收筹划作为企业理财的一项重要内容, 合理的税收筹划有利于规范企业的运行, 保证企业筹资活动健康有序进行, 实现资金的良性循环。
1.2 企业筹资税收筹划的条件分析
企业筹资活动的税收筹划源自于筹资方式的多样性, 不仅表现在资金来源方面, 更重要的是资金筹集成本的差异。筹资方式的多样性, 以及筹资成本的差异化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提供了广泛空间。另外, 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 减轻企业融资压力, 国家和部分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为企业在筹资税收筹划中提供了方向和操作条件。
2 企业筹资活动中税收筹划的具体内容
2.1 企业权益筹资的税收筹划
一是, 我们在对企业留存收益的筹资进行筹划。在目前我国税法的规定之中, 除去机会成本的因素以外, 企业留存收益的资金成本还是很低。但是在税负角度上来讲, 企业留存收益是企业税后的利润的一部分, 所以企业留存收益的税收标准一般较高。面对这样的问题, 企业在留存收益过大的时候, 资金成本会很大, 企业的节税的手段和效果还不是那么合理。企业留存收益属企业股东所有, 我国税收法律规定, 企业税收后利润要提取相应比例的公积金和公益金, 其余利润要通过股东大会的决议才能确定分配标准, 其中股东分红和股利需要缴纳一定的个人所得税。所以要从股东的角度出发, 同时顾全企业的长远发展, 企业扩大生产规模需要资金的时刻要经由股东大会的决定提取相应的盈余公积金, 这样就满足了企业资本的需要。如企业把留存收益再次投入资本市场后, 等于把股东的资本进行再次投资, 这样既满足了企业权益筹资的需要, 又提高了股东的收益率, 这么做的结果是一举两得。
二是, 我们对企业的股票的筹资进行筹划。按照我国税法的规定, 股息的税务征收工作是针对税后利润的。那么企业发行股票所支付的股息就不能享受相应的股息所得税的收益, 所以就加重了企业的税负, 企业权益资本筹资的税收筹划空间就变得微乎其微了。但是根据税法规定, 外商企业允许在一定的期限内分期缴纳出资, 所以企业就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时间段来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工作。
2.2 企业负债筹资的税收筹划
一是, 企业间拆借筹资的税收筹划。企业为了筹资便利的需要在关联方企业中产生借贷, 在企业主要管理层要建立相应的财务中枢来控制和操作企业关联方拆借业务。这样使对外部企业的整体筹资有信用和风险的保障, 对内的话可以调节企业的资金和债务。这样一来财务服务功能的强化可以节省相应的费用, 同时财务枢纽给企业带来的税务效益和资金管理也不容小觑。
二是, 企业银行借贷款的税收筹划。在当今我国经济环境之下, 银行借贷款是企业筹集资金的有效途径, 企业通过技术改良和支柱产业规划等工作可以向银行的地方政府筹集相应的预算经费, 但借贷款的规模要视企业抵押和信用评级来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 国家政策贷款和普通贷款的申请和利用就需要银行借贷款的税收筹划工作来进行相应的税收筹划工作。根据我国税法规定, 企业向金融机构的借贷利息的支出按照实际产生额进行收税, 向非金融机构的借贷款不高于金融机构同类和同期的利率计算金融以内的数额进行相应的扣除,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企业的财务功能, 加快企业借贷规模, 加强企业的税收筹划工作。同时, 企业还可以与银行协议利率和贷款期限。这样一来的本息付款的形式就可以加快企业银行借贷款的税收筹划工作。
2.3 企业资本结构选择的税收筹划
企业税收筹划工作的开展应该以所有者权益的提高作为标准, 所以企业的资本税后的资本结构选择将是企业税收筹划的核心和着眼点。在目前的法律条件下, 企业税收筹划应该确立企业相应的负债规模和比例, 同时进一步强化企业负债筹资的合理结构。在企业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企业要根据各种不同的资本结构情况在多种方案中选择最优的税收筹划工作, 同时在利用企业负债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中, 我们要注意相关的国家规定, 以规避相关的法律风险。
一是, 企业资本性的利息支出不应在税前扣除。企业资本性的利息支出是在企业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范围内发生的借贷款行为利息, 企业开办期间的若干部分支出被包括在内。我国税法明确规定资本性利息支出不纳入费用一次性从应缴税款中扣除。
二是, 企业利息的税前扣除标准的规定。在我国相关的税法中明确规定企业在生产经营期间与金融机构借贷款的利息支出要按照实际发生的结构计算, 而且非金融机构的借款支出按照不高于金融机构同类期贷款利率计算数额以内的部分进行扣除, 超过部分不先行扣除。同时在面对外商和外资企业的税法中也规定企业生产经营的合理借款在税务部门审核后进行列支。合理的借款利息是按照不高于一般商业贷款的利率进行。
3 企业筹资中税收筹划中应注意的问题
税收筹划作为企业寻求筹资成本和收益平衡的合理选择,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负担, 但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企业在筹资税收筹划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3.1 企业筹资税收筹划中的风险规避
企业在筹资中实施税收筹划合理节税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但这种风险是可以防范和控制的。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或聘请专门的税收筹划机构和人员进行筹划, 以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
税收筹划风险主要包括筹资结构不当引发财务风险和市场、社会信誉等因素造成的市场风险。筹资结构不当引发的财务风险在于过度负债筹资, 造成企业为定期支付利息而导致现金流不畅, 同时由于财务杠杆的作用, 可能会使负债筹资的负效应加剧, 甚至引起资金链断裂。市场风险主要来源于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利率、通货膨胀率等因素影响。
3.2 企业筹资税收筹划要符合市场与企业发展的要求
在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环境下, 筹资与税收筹划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必须将税收筹划与企业经营相结合, 从企业经营全局考虑, 将筹资税收筹划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更加注重全局和长远利益, 税收筹划必须与企业未来发展战略需求相一致。不能为了眼前的短期利益放弃长期利益, 一味地为了节税而节税。因此必须注重企业筹资决策的整体性和战略性, 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对筹资的影响, 以减轻税负与增加企业整体价值。最后, 企业筹资税收筹划还需要综合考虑通货膨胀和资金时间价值的影响, 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的市场运行情况, 资金时间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具体筹资方式的影响。要寻求最佳均衡点, 不能一味追求降低税收负担而搞过高的负债经营。
总而言之, 企业的税收筹划工作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工作, 在不同的企业资本结构条件下将会有不同的筹划标准和方案。这要根据企业的行业特点和资本、运营情况进行考量。选择相应的资本结构将对企业的税收筹划工作是一种帮助和补充。
摘要：筹资决策的纳税筹划有利于企业进行最佳筹资组合, 合理安排财务结构, 规避财务风险。本文对企业筹资税收筹划进行了动因和条件分析, 还阐述了税收筹划的具体内容和应注意的问题。
企业筹资活动的税收筹划研究 篇8
关键词：税收筹划,筹资方式,筹资成本
企业筹资, 是指企业根据其生产经营、对外投资以及调整资本结构等需要, 通过一定的渠道, 采取适当的方式, 获取所需资金的一种行为。任何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都必须具备一定数量的资金, 用于购置原料、支付各种费用、进行研发活动、扩大经营规模等。因此, 筹资管理是企业财务管理中一项最基本的内容。企业筹集资金可以采取多种方式, 从纳税角度看, 不同的筹资方式对应不同的筹资渠道, 企业最终所承担的税负也不相同, 取得的税后收益也有差别, 这便为企业在筹资决策中运用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
1 债务资本筹集过程中的税收筹划研究
(1) 银行借款的税收筹划。向银行借款的成本主要是利息。银行借款利息可以税前扣除, 具有抵税作用, 如果企业能够与银行达成某种协议, 由银行提高借款利率, 使企业计入成本的利息费用提高, 可以降低企业的税负。银行也可以某种形式将获得的高额利润返还给企业或为企业提供更便利的贷款, 达到节税的目的。在银行和企业之间有一定的关联关系的前提下, 双方是可以通过利润的平均分摊减轻税收负担的。由于大多数银行和企业之间没有关联关系, 因此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的税收筹划操作空间并不大。但是, 考虑到税收因素, 企业可以选择不同的还本付息方式来减轻税负负担。方法是可以借助计算不同还本付息方案的应纳所得税总额作为主要选择标准, 应纳所得税总额最小的方案应该优先考虑, 同时要将不同还本付息方案下现金流出量的流出时间和数额作为辅助判断标准。如果现金流出量集中在还款期限后期, 则可以因为现金流出时间滞后而享受到相当于一笔无息贷款的好处。如果现金流出量较低, 则可以使企业有更多的资金自己支配。
(2) 企业通过发行债券筹资, 可以为公司筹集大笔资金, 而债券持有人只能得到固定的利息, 而债券的利息根据税法的规定, 可以在税前列支, 公司可以获得所得税收益。公司债券的付息方式有定期还本付息和分期付息两种方式, 当公司选择定期付息时, 公司则在债券有效期内享受债券所得税收益, 还不必付息。因此, 在还本付息的方式上公司可以考虑选择定期付息。至于债券发行的折溢价的摊销方法, 目前新会计准则规定一律采取实际利率法, 因此税收筹划的空间不大。
(3) 企业间拆借资金, 在利息计算及资金回收方面与银行贷款相比, 有较大弹性和回旋余地, 从而便于企业间实现某种默契和税收上的互利。因此这种筹资方式为众多企业所青睐。此种方式, 对于设有财务中心的集团企业来说, 税收利益尤为明显, 因为集团的财务中心能起到银行的作用, 可以利用集团资源和信誉的优势以整体对外筹资, 再利用集团内部各企业在税种、税率及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的差异, 实行逐层分贷, 调节集团资金结构和债务比例, 既能解决财务难题, 又为集团整体争取到了税收利益, 如果有条件, 应尽量将财务中心设在税收协定网络发达的地区, 这样可享受借贷款免征或少征预提税和营业税的好处。
(4) 借款费用的税收筹划。借款费用是指企业因借款而发生的利息、折价或溢价的摊销和辅助费用以及因外币借款而发生的汇兑差额。在企业生产经营期间, 凡是与固定资产购建有关的借款费用, 在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应予以资本化, 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而之后予以费用化, 计入当期费用。计入固定资产成本的借款费用, 须通过计提折旧的方式分期冲减以后各期应税收益, 而费用化的借款费用一次性抵减当期应税收益, 从财务管理的角度看, 由此可以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因此, 企业应在借款费用一定的情况下, 尽可能加大计入费用化的份额, 获得相对的节税收益, 即企业应尽可能缩短固定资产的购建期间。
(5) 租赁活动中的税收筹划。租赁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从企业纳税筹划的角度看, 租赁也是企业用以减轻税负的重要方法。对承租人来说, 经营租赁可获取双重好处:一是可以避免因长期拥有设备而承担负担和风险;二是可以在经营活动中以支付租金的方式冲减企业的利润, 减少税基, 从而减少应纳税额。企业也可以通过融资租赁迅速获得所需资产, 这样做相当于获得了一笔分期付款的贷款。而且从税收的角度看, 第一, 租入的固定资产可以计提折旧, 折旧计入成本费用, 从而减少利润, 降低税负, 资产也将比用加速成本法在更短的寿命期内折旧完。第二, 支付的租金利息也可按规定在所得税前扣除, 减少了纳税基数, 降低税负。相比之下, 融资租赁的税收抵免作用更为明显。如承租方和出租方同属于一个利益集团, 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还可以直接把资产在不同利润水平和税收待遇的企业间转移, 并在规定范围内收取尽可能低或者高的租金, 目的在于使整个集团享受最低的税收待遇, 实现集团整体税负最轻。虽然融资租赁的避税效果更好, 但是至于具体的租赁方式是采用融资租赁还是经营租赁, 企业还是要根据投资期限、利率水平等因素再结合税收利益及自身特点, 从现金流量、贷币时间价值、资金成本、风险价值等方面着手, 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 做出最有利于企业的选择。
2 权益资本筹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研究
企业自我积累是指企业在实现自己税后利润的前提下, 将获得的利润逐年进行投资, 在企业自我积累筹资方式中, 资金的使用者和所有者合二为一, 因此税收难以分摊和抵消, 难以进行纳税筹划。而且, 将企业自我积累资金投入生产经营之后, 税负全部需要由企业自负。这种筹资方式积累速度比较慢, 不适应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大, 经过征税的利润再投资获利仍要征税, 即存在着双重征税问题。因此, 无论从避税效果还是企业承担的税负来看, 此种筹资方式都不是最佳选择。
当公司决定采用发行普通股筹集资金时, 从节税的角度考虑首先要确定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 因为注册资本的大小与税负有很大关系, 如果确定的注册资本较小, 而所需资金较多时, 公司可通过筹集部分债务资本来解决所需资金。虽然注册资本的大小对债务资本的筹集会有一定的影响, 但公司可以通过改进管理方法提高公司投资收益率来增加投资者信心, 以便筹集到足够的债务资本, 这样负债的利息作为税前扣除的项目, 就可享受所得税收益。
3 混合筹资的税收筹划
企业通过负债筹资, 借款利息和债券利息是在税前发生的, 可以作为财务费用在税前冲抵利润, 从而减少应纳税所得额, 降低税负。若通过发行普通股方式筹资, 股利要从税后利润中支付, 不象债务资金利息那样作为费用从税前支付, 因此不具有抵税作用, 这相对增加了税收负担。但是负债过高会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 因此企业不可避免要筹集一部分权益性资本, 这时可以考虑选择可转换债券的筹资方式, 可转换债券因使投资者有双向选择权而易于筹集到所需资金, 又有利于稳定股票价格, 减少对每股收益的稀释, 与普通债券相比除了同样具有利息抵税作用外, 其较低的利率降低了筹资成本, 在转换为普通股时, 无需另外支付筹资费用。利用可转换债券筹资, 既可享受税收利益又能使资本结构达到理想水平, 这种间接的股权筹资方式, 不失为一些企业的一种理想选择。
4 小结
在对企业筹资活动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中, 必须综合考虑采取该方案是否能给企业带来正收益。只有当筹划方案带来的当期收益大于当期费用支出时, 或是虽然该筹划方案带来的当期收益小于当期支出, 但是该方案符合企业的长远利益时, 该项税收筹划方案才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李大明.税收筹划[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
[2]盖地.企业税务筹划理论与实务[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税收活动 篇9
一、电子商务交易是否征税
对于电子商务交易是否征税的问题, 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看法, 但主张征税和反对征税都有各自的理由。一方面是主张征税。“公平论”者认为, 电子商务只是改变了贸易方式, 对其给予任何税收形式的优惠, 都是对传统行业的不公平;持“收入论”者认为, 电子商务交易额已经很可观, 中国目前每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 不征税会造成财政收入损失。另一方面是反对征税。“扶持论”者认为, 当前电子商务依然处于起步阶段, 应该多保护, 多扶持, 因而现阶段并不适合征税。持此观点的人, 将国家扶持电子商务发展政策理解为要对“电子商务交易”免税, 这是认识误区。事实上, 国家是要扶持电子商务本身的发展, 通常做法是对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电商平台建设等给予减免税照顾, 对网络运营商实施税收优惠。持“成本论”者认为, 现有的税收征管方式较落后, 征税成本高, 得不偿失。
二、应该对哪类电子商务交易征税
目前针对电子商务交易是否征税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 其中分类研究有可取之处。在主张征税的大趋势下, 基于何种视角或思路进行研究, 是非常关键的问题。目前, 许多研究者基于B2B、B2C、C2C等不同交易模式进行研究, 比如近年来关于C2C电子商务如何征税的研究就明显增加。因为这些交易模式会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变化, 如近年来出现了O2O、P2P、F2C、G2B、G2C (后两者也可归于电子政务) 以及APP、微信 (博) 营销等许多新的运行模式, 今后还会不断涌现。以此为着眼点, 将会使相应的研究工作以及依此建立的税收制度, 永远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且, 税收的本质是对社会财富课税, 社会财富的存在形态才是税收制度建设的基础。农业社会的财富是农业生产要素——人和土地, 因此农业社会有人丁税、田亩税;工业时代的财富是工业生产要素——原材料、能源、设备等, 交易中统称为商品, 因此有商品课税;知识时代的财富是知识, 我们就要逐步形成对知识产品的课税。计算机软件等数字产品是典型的知识产品。数字产品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交易, 被称为在线电子商务 (或直接电子商务等) , 其合同订立、款项支付、交易标的之交付均在网上完成, 与此相对应的是离线电子商务。基于征税对象不同的有形电子商务和无形电子商务分类, 更有利于电子商务征税问题的研究。其中对无形电子商务交易 (数字产品交易) 如何征税恰恰是国内外研究者共同面临的难点。
在电子商务交易征税的研究中, 根据研究对象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把电子商务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如何对电子商务进行征税。二是把广义的电子商务交易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各种利用电子手段进行商务活动的征税问题, 包括互联网、局域网、数据交换等各种形式。三是针对互联网电子商务活动, 但是通常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笼统地谈征税对策。四是针对互联网电子商务活动, 但是分类研究征税对策。如对B2B、B2C、C2C等对象如何征税。
三、应采用现行税制还是应创建新的税制
在适用税制选择上有两大派别:一是适用现行税制, 二是创建新的电子商务税制。前者主张适用现行税制。这是一种主流观点, 认为对现行税制进行微调, 扩大相应税种 (如增值税和营业税) 的征税对象范围, 把电子商务交易涵盖进来, 就可以满足电子商务征税的要求。后者主张创建新的电子商务税制, 即抛开现行税制, 设计一种适合电子商务交易征税的新税制。例如开征一个新的税种叫电子商务交易税。两种观点无论在理论上, 还是在实践层面, 都存有争议或不完善, 而前者的问题似乎更为严重一些。第一种观点主张适用现行税制 (即处于工业时代的中国现行税制) , 显然将知识产品、电子商务认定为工业时代的产物。认为电子商务只是改变了交易方式, 与传统贸易没有本质区别, 这是对课税对象和电子商务的时代的认知错误, 试图用工业时代的税制去对知识时代产品课税, 发生了时代错位。因此, 导致了税种选择、常设机构、管辖权等等各种理论纷争和实践难题, 带来了电子商务税收的各种不确定性。我们认为, 数字产品、电子商务属于知识时代, 知识产品具有不磨损性、可复制性、无形性、传播快捷性等物理特征, 以及非排他性、外部性、边际报酬递增性等经济学特征, 已经显示出其与工业时代有形产品的本质差异 (广大电子商务人可以进一步去论证) , 对信息化时代的知识产品征税, 理应创建知识产品的新税制, 这是符合逻辑的。
四、应征收什么税种的税为最佳
首先是适用现行税制观点下的税种选择。在适用现行税制的前提下, 对有形物的交易进行征税, 并不存在更多的难点。B2B、B2C的交易模式下, 基于现行税制和征管手段可以实现征税要求。像淘宝网这样的C2C交易平台, 也不是完全没有征税能力, 问题可能在于决策层“想不想征税”。而对于数字产品交易, 仍存在征税难点, B2C、C2C等交易模式下征税更是难上加难。适用现行税制的观点, 不是建立在区分有形电子商务和无形电子商务基础上的。当面对无形电子商务时, 对于数字产品选择适用什么税种, 表现出不知所措。形成了征收增值税、征收营业税和有选择地征收增值税或营业税等多种选择。其一, 征收增值税。认定数字产品为商品, 由于现行税制中对商品交易和特种劳务是征收增值税, 因此认为应该征收增值税。其二, 征收营业税。将数字产品认定为服务或特许权转让, 在现行税制中适用征收营业税。其三, 有选择地征收增值税或营业税。基于对网络数字产品下载或存储的不同, 区别为商品或服务, 相应地征收增值税或营业税, 实践中操作性很差。由于对网上交易数字产品定性上的纷争引出的不同结果, 随着营改增的推进, 适用税种的纷争会趋于平息, 而对于数字产品定性的争论还将存在。其次是创建新税制的观点下的税种选择。创建新税制的观点, 是在正确区分有形电子商务和无形电子商务基础上的, 理应要针对无形电子商务的数字产品进行征税, 因此务必创建一个新税种。其一, 比特税、托宾税是否还可以适用?其二, 是设计一个新税种还是几个新税种?其三, 如果只开征一个新税种, 其属性是间接税、直接税还是综合性税?我们认为, 基于征收效率的考虑, 开征一种综合性的税种比较好, 名称可以叫做“电子商务交易税”, 但不要叫“电商税”, 容易理解成对电子商务本身征税。
五、税制的其他要素如何确定
在适用现行税制的前提下, 不存在税制要素的确定问题, 按照现行增值税或营业税条例执行即可。当然, 现行税制也要作适当修订, 如扩大征税对象范围, 将数字产品涵盖进来。在创建新税制的观点下, 则面临税制要素更多的选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纳税人确定的影响。比如征收电子商务交易税, 那么卖方是纳税人, 还是买方为纳税人。这一选择会产生链锁反应。一是涉及征税主体及管辖权。涉及买卖哪一方的主管税务部门征税, 谁来行使管辖权, 还是否存在出口退税等问题。二是涉及税收利益。买方还是卖方纳税决定了纳税地点, 从国家之间利益来看, 买方纳税有利于输入为主的发展中国家, 否则反之。三是买方纳税与卖方纳税, 哪种情况更有利于税务当局控制税源。其次是税率的影响。比例税率还是累进税率, 一档税率还是多档税率, 需要从征税效率去考虑。最后是计税方式的影响。价内税还是价外税, 这要考虑纳税人的确定、征管的便利以及与传统税制的衔接。
六、在税源控制方面是控制信息流还是资金流
税收征管是税制实现的基础, 如今税收征管对税制的约束越来越大, 以至于在税制设计阶段就要充分考虑征管因素。一是适用现行税制的观点面临的征管困境。现行税制对有形物征税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体系, 税制与征管基本是适应的, 尽管还存在税收流失。而现行税制对无形电子商务交易征税时, 是完全不适合的。现行税制强调控制信息流, 强调税务登记等。而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膨胀、形式多变, 使税务机关面对无数网站、海量信息, 难以掌控;网络的虚拟性使传统的税务登记制度面临失效, 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管理制度链条断裂, 数字产品的无形性加剧了征纳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税务当局试图掌握纳税人更多的信息却无法突破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等等。事实上, 税务部门无法完整、准确地控制信息流。二是创建新税制的观点面临的征管选择。新税制的配套征管措施也面临着许多的选择。控制信息流还是控制资金流, 在信息爆炸的知识时代, 控制信息流对于新旧税制都是极大的挑战, 而随着第三方支付的扩张和完善, 控制资金流的可能性相对增加。广大电子商务建设者也可以就此进行探索, 进一步规范资金流程, 这对国家税收将是极大的支持。同时, 纳税人申报还是源泉扣缴, 这与买方纳税还是卖方纳税、控制信息流还是资金流都有密切联系, 需要统筹考虑。我们认为, 征收新税种、比例税率、买方纳税、价外税、控制资金流、银行或第三方自动化扣缴, 应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思路, 其中也存在新旧税制的衔接以及国际税收问题。
七、国际税收规则的改变对我电子商务税制的启示
首先是电子商务所引发的国际税收规则改变已成为事实。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外汇管制和关税壁垒的减少, 产品和服务向数字产品和服务型经济的转移, 使得建立在传统企业运营模式基础上的国际征税规则发生动摇, 即现有的征税权判定规则难以对高移动税基征税, 国际税收征税规则面临重构。2014年, OECD颁布阶段性7项成果, 在其第一项成果《关于数字经济面临的税收挑战的报告》中, 除了接受渥太华税收框架原则外, 还格外强调了公平性原则, 并指出公平性原则除了传统意义上, 应包含的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外, 这里所说的公平性还应当包括国家公平。理论上, 国与国之间的公平是指对各国产生的所得及损失进行划分, 确保各国能够公平分享跨境交易产生的税收收入。在数字经济模式下, 一国制定税收政策所依赖的税收指导原则已经不是一国事务, 税基的高度流动性决定了各国必须积极参与到全球性税收规则的制定中去, 而这样的原则一旦形成, 势必影响到各国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的调整。其次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国际税收难题。我国税务管理认为, BEPS行动计划能否取得预期成果依赖于三个层次的规则协调。第一是对各国国内税收立法的建议;第二是修订所得税领域的国际规则;第三是形成多边法律工具, 进行多边税收协调。然而, 即使在协调一致的情况下, 国际税收仍然面临着操作层面的难题, 比如海关被网关替代, 类似的交易中间环节消失, 无法征税或扣税;服务器作为税法上的“常设机构”, 在世界范围内“飘忽不定”, 使一些跨国交易无法征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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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活动 篇10
关键词：税收,筹划,企业,投资
0前言
目前, 我国税收筹划从理论到实践均处于起步阶段, 主要表现为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 如:对税收筹划涵义的界定, 系统研究方法的形成, 借鉴国际税收筹划研究的成果等;税收筹划的市场化程度较低, 还没有形成健康良性的运行机制, 税务代理业仍处于初级阶段, 远远没有达到税收筹划市场化的阶段。严格说来, 我国的税收筹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走向市场, 税收筹划发展、完善还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本文主要讨论了企业投资活动中所涉及的税收筹划思路与方法。这些思路与方法对企业其他经营活动中的税收筹划问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1 企业投资方式选择的税收筹划
1.1 出资方式选择的税收筹划
企业投资活动中有多种出资方式, 主要有机器设备出资、房屋建筑出资、土地使用权出资、知识产权出资、专有技术出资以及最直接的货币资金出资等。企业投资活动中选择的出资方式不同, 其所对应的税收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因此便有了出资方式的税收筹划。那么企业在投资活动中选择出资方式时, 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考虑到自身的实际情况与特点, 从而做出合理的选择, 最大限度地降低纳税成本。
1.2 投资国债的税收策划
就企业在投资活动中所承担的风险而言, 投资国债对于每一个企业来说是风险最小的选择之一, 从税收筹划的角度来讲, 投资国债的利息收入是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 这项优惠的税收政策也可以给投资企业带来税收筹划的空间。
2 企业投资地点、投资产业的税收筹划
2.1 企业投资地点的税收筹划
企业单位在进行投资活动时能否正确选择投资地点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在整个投资活动中的投资成本与效益。在实际的投资活动中, 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一般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内容, 即投资环境的优劣以及投资效益的好坏。
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对外开放以及帮助促进贫困地区发展, 我国对于不同地区制定了不同的税收政策, 这就为投资活动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税收筹划的机遇, 下面分别说明几个典型投资地点的情况。
(1) 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我国在改革开放早期为了促进我国东南部地区快速发展而设立的一些具有特殊政策的经济区域, 主要有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以及海南5个经济特区, 外资企业在此区域投资可以享受相对优惠的税收政策。
(2) 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 参照经济特区对外经济活动的某些特殊政策而在国内划定一定区域新建的外向型、以科技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区域。投资者在此兴办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到与经济特区类似的税收优惠。
(3)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国家为促进高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 加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在本国划出一定区域, 专供发展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企业使用的经济区域。这里的企业可以享受许多项国家特许的优惠政策。
(4) 保税区。保税区不仅对外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 而且部分内资企业也可以享受到优惠待遇。
(5) 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许多优惠政策与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相似。
(6) 老、少、边、穷地区。老、少、边、穷地区向来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对象, 在开发西部地区的政策背景下, 这些地区会有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出台。
上述六大区域都具有税收优惠政策, 都可以成为企业投资地点选择的考虑对象。
2.2 技改项目中购买国产设备的节税效应
我国税法规定从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 用银行贷款或企业自筹资金购进技改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额的40%, 可以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如果当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不足抵免, 未予抵免的投资额可用以后年度企业比设备购置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延续抵免, 但抵免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如果企业设备购置前一年发生亏损, 其投资抵免年限内实现的利润先用于弥补亏损, 弥补后实现的企业所得税可用于抵免国产设备投资额, 因此, 企业在技改项目投资时可以适当运用购买国产设备的节税效应进行税收筹划。
2.3 处置固定资产的税收策划
由于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 固定资产闲置的现象时有发生。不同的固定资产处置方式下税负是不同的, 这就为企业在处置固定资产的决策过程中开展税收筹划提供了条件。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纳税人销售旧货无论其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或小规模纳税人, 也无论其是否为批准认定的旧货试点单位, 一律按4%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 不得抵扣进项税额;此外我国营业税法规定纳税人有偿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应按5%缴纳营业税;以不动产投资入股, 参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行为, 不征营业税。
民企税收存在歧视 篇11
民企税负偏重
目前，对中小企业的税负是重是轻，看法不一，但如果从多方面综合考察，比较而言，中小企业的税负普遍偏重，安体富认为具体表现在增值税的税率偏高。现行增值税制把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类。中小企业大都划为小规模纳税人，其征收率偏高，工业企业为6％，商业企业为4％，这一税负远远高于一般纳税人。以商业企业为例，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定为4％，而一般纳税人的税负通常都不超过2％，据调查，甘肃为2.1％，黑龙江为1.1％，广东为1.2％，广西为1.7％，北京为1.3％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也偏高。目前，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是33％，另外规定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和3万元以下的，分别按27％和18％的优惠税率征收。虽然这两档优惠税率不是针对中小企业制定的，但多数中小企业适用这两档低税率。尽管如此，这一优惠税率仍然过高。因为外资企业和国内大型企业优惠待遇多，而中小企业优惠少。外资企业实际税负为12％左右，内资企业实际税负为25％左右，其中，中小企业的实际税负则相对较高；由于中小企业税前扣除项目少和经济效益低，根据量能负担的原则，更显得中小企业税收负担重。对民企存过多政策歧视和限制
在现行的税收征管制度中存在着一些妨碍中小企业发展的规定。
安体富认为：税收征管法规定，纳税人不设置帐簿或帐目混乱或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税务机关有权采用“核定征收”的办法。但有些基层税务机关往往对中小企业不管是否设置帐簿，不管财务核算是否健全，都采用“核定征收”，扩大了“核定征收”的范围；同时《企业所得税核定管理办法》制定的“应税所得率”，工业、商业为7％～20％，建筑安装为10％～20％，这明显偏高，不符合中小企业利润率低的实际，有的甚至不管有无利润，一律按核定的征收率征收所得税，加重了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影响到他们的发展
安体富曾经提出过，我国在现行企业所得税方面存在税收优惠政策过少、费用列支过严、折旧年限规定过死等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规定。近日安又重提这一问题，他说：国内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过少，而针对外企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了诸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对生产性的外商投资企业从获利年度起实行“两免三减办”的优惠，即前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后三年减半征收。而内资企业只对设在经国务院批准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特定地区的企业规定可享受15％、24％的优惠税率，绝大部分中小企业享受不到这一优惠。
费用列支过严。外资企业对工资支出、利息支出、广告费支出、公益救济性捐赠等许多支出项目，基本上都可以在税前按实列支，而内资企业不能享受这一优惠。如工资支出，内资企业实行计税工资（人月均800元），这严重脱离实际工资水平，尤其对沿海和经济发达省市及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不利，加重了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另外，有些经批准实行工效挂钩的大型企业还可以享受一些优惠。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都享受不到这些优惠，造成税收负担更显不公。
折旧年限规定过死。外资企业可以实行加速折旧，内资企业则规定过死，特别是许多中小企业机器设备负荷运转，磨损很快，需要更新，由于费用列支不予照顾，加重了税收负担，优惠手段单一不利于刺激投资。
由于我国有关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规定仅仅局限于税收减免和优惠税率两种方式，与发达国家的加速折旧、税收抵免、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优惠手段相比，显得政策手段非常单一。安体富认为，这将对中小企业发展带来许多不利。
税收活动 篇12
一、企业筹资的税收筹划
企业筹资的税收筹划工作的进行, 要考虑筹资方案的不同对税负的影响。企业筹资有多种方式, 它们的税负存在着差异。除了资本金, 企业资金来源主要是通过负债实现的。资本和企业长期负债会构成企业的资本结构, 资本结构是否合理, 对企业成本和风险的控制有重大影响, 同时也决定着企业的税收以及整体收益。科学的负债筹资所带来的效益体现在税收的节省以及后续的资本收益。税收的减少是通过负债利息记人财务费用报减应税所得额来实现的。当利息支付以及所得税的总收益高于企业负债的总成本时, 提高负债率, 就越能降低税收。
首先, 当采用租赁这种筹资方式时, 进行合理的纳税筹划有利于降低企业税负的负担。租赁中的主要关系是出租者和承租者, 出租者通过出资来减少管理以及使用中所需要的花费, 同时还能获取相应的租金;承租者能够减少由于长期占用而需要承担的资金以及风险, 另外, 承租者支付的资金来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税负负担。一般来说, 是按照租金收入中的百分之五来纳税的, 租赁这种方式产生的节省税务的效应, 既可以通过利于集团实现, 也可以通过专门的租赁公司来实现。其次, 企业应该对筹资利息进行纳税筹划。目前我国的财务制度中明确规定, 企业在筹资中产生的利息支出, 只要是发生在筹建期内的, 就应该将其纳入企业的开办费用中, 并按五年以上的期限来进行摊销。如果是发生在生产期的, 则将其纳入企业财务费用中。如果是和企业构建过程中的固定及无形资产相关的, 如果还没有展开竣工的决算, 就应该将其纳入企业的构建资产中。最后, 企业在筹资时还应注意:可以在企业所得税之前将筹集债务资本的费用以及利息扣除, 如果是权益资本则不能。所以企业应对债务资本所占比例加以考虑;纳税人在开展企业筹资的税收筹划时, 应考虑企业资本结构, 降低风险;筹集权益资本时, 企业应对留存的收益加以利用, 以降低财务上的负担。
二、企业投资的税收筹划
企业投资是指在投入各种资产来获得收益的企业行为。企业投资中应对未来的收益进行预测, 也应考虑税收问题, 因此, 企业投资进行税收筹划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 根据企业投资的方式来展开税收筹划。企业的投资方式一般有直接以及间接投资两种方式。前者是直接将资金归入生产经营的资产中来获得利润, 后者是将资金纳入股票等各种金融性资产, 来获得相应的利息。投资资产可以是固定的, 也可以是无形的。税前扣除的项目可以采用固定资产折折旧费以及无形资产摊销费, 有利于降低所得税的税基。采用这两种资产进行投资时, 如果产权发生变动, 应该对资产进行评估。评估有利于增加设备的价值, 将税基缩小, 来实现节税的企业目标。企业可依据资产评估提高设备价值, 通过多列折旧费和无形资产摊销费, 缩小被投资企业所得税税基, 达到节税的目的。
其次, 按照企业投资的期限来展开税收筹划。一般来说, 企业会选择分期的方式进行投资, 企业在投资期限中, 应选择分期投资方式, 而不应选择一次性投资方式。企业在生产、经营期间, 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 根据税法规定, 负债的利息费用作为期间费用, 可以在税前扣除, 这样, 负债利息就有抵税的作用;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不高于按照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 准予扣除。这样就可以缩小所得税税基, 达到节税的目的。
最后, 还可以根据企业投资的项目来展开税收筹划。如果企业投资的项目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划是相符的, 那么国家在税收上会给予优惠的待遇, 因此, 企业的投资者在对投资项目进行选择的时候, 应该首先对国家有关投资税收的政策进行连接, 然后优化税收的筹划工作, 最大程度降低企业的负担。同时, 在选择投资的项目时, 企业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尤其需要选择国家有明确给予优惠的项目, 提高企业的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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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秀莲.当前税收筹划中应正确认识的几个问题[J].税务与经济, 2007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