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精选12篇）
税收 篇1
税收可以使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得到有效的增加, 税收是一种手段, 而税收的收入想要得到更大的提升, 必须满足税收的效率、公平原则。通过对税收各项制度原则的协调与改进, 可以完善国家的税收制度, 也可以优化税收的体系。国家征税的目的是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 有效地将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 只有遵循税收财政的各项原则, 才能实现税收效率与税收公平的相互促进与统一。
一、税收效率可以促进税收财政职能的发挥
税收是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 提高税收效率可以增加收集资金的速度。税收财政的目的是为了国家更好的建设, 为所有需要资源与资金的部门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满足其各项需求。税收收入的增长有可能是这个国家的总体经济水平在增长, 只有提高了税收的效率, 才能促使税收收入在国家的各个时期都能得到稳定增长。财政收入提高主要是依靠税收的手段, 税收可以调整国家的经济, 并且使经济可以稳定持续地增长。阻碍我国经济水平提升的原因是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合理, 经济增长的成本投入过大, 而且随着城市的发展, 经济的增长开始受到资源环境的影响, 经济结构出现问题, 使得社会发展越来越慢。我国开始意识到必须采取有效的手段去调节这些日益严重的问题, 其中财政税收政策就可以有效地控制经济下滑以及经济结构不稳定等问题。必须通过有效的手段提高税收的效率, 这样才能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化, 才能促进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 并且为国家的各项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税收效率的提高可以促进税收征管制度的执行, 提高税收的征管效率也是提高财政收入的保证, 提高税收效率符合税收财政的原则。
二、税收财政原则与效率原则的矛盾机理
税收财政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税收效率原则。税收是国家调控经济分配的手段, 税收财政的原则是, 首先缴税是每个公民履行职责的体现, 赋税可以为国家提供经费保障, 满足国家各项经济支出。其次当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能满足国家的需求时, 必须增设企业税收制度, 保证国家各项经济制度的有效实施, 以及国家建设的有效进行。从这两条原则可以看出, 税收是筹集国家的财政收入, 并且当国家的财政收入需求量提高时, 必须通过必要的方法去改进税收制度, 增加税收的资金, 这体现了税收的弹性原则。税收可以随着经济的增长或者财政需要的增长而自动增长。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很多, 比如国家的人口、课税商品的数量, 如果过于看重税收财政的原则, 会对税收效率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一味地按照政府部门的需求提高税收的次数与金额, 会造成政府部门支出金额的浪费, 也会使资源配置得不到有效的利用。税收是政府向民众或个人筹集资金的行为, 是将收入从私人转到公共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 税收的收入每年都在上涨, 但是过度的征税会使企业与民众承受过大的负担, 导致其出现偷税逃税的行为。税收财政原则要求, 当税收的收入不能满足国家各项经济支出时, 国家必须增加税收, 所以虽然国家的税收呈现上涨趋势, 但是民众却承受了过大的负担, 企业与民众工作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长期以往, 国家的整体收益必然下降。所以从长远意义来看, 税收财政的原则并不利于提高税收的效率。
三、税收公平的判断准则
税收的制度必须公正平等, 才能保证税收工作的有效进行, 可以说税收公平是税收财政制度实施的前提。税收不公平必然导致纳税人产生不满情绪, 而且会使纳税人产生逃税漏税的想法, 从而阻碍了国家税收收入的提高。保证税收的公平原则必须做到相同收入、相同纳税能力的人应当交纳同等数量的税额。不同收入、不同纳税能力的公民应当交纳不同数目的税金。平等不单是在收入、支出、税金方面, 还要包括综合效用等方面的平等, 必须保证各个方面都要平等, 才能实现税收的公平性。判断税收公平的原则, 可以从税收分配准则方面衡量, 首先要根据收益负担公平性进行判断, 根据公民对政府做出的贡献以及享受利益的数目去判断其应该缴纳的税额, 做到享受的利益与缴纳的税额成正比。其次根据天赋能力判断公平性, 既纳税人在缴纳完税额后, 所得的收入必须与其天赋能力成正比。最后是依据最小牺牲或最大效用判断公平, 也就是征税后国家的财政收入能得到有效利用, 即判断税收政策是公平的。
四、注重税收财政职能, 兼顾税收效率与公平
税收效率的提高可以促使税收更加公平, 从而促进社会更加安定。税收效率的提高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这样就可以使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 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会大大提升。税收的公平性可以体现这个国家的民主性, 而且符合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 可以使社会的氛围更加和谐。当然, 税收的公平性需要建立在税收效率的基础上, 这样才可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 保证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税收效率想要取得一定的成就, 其工作也必须在税收公平的原则下开展, 只有税收是公平的, 才能使公民自觉自主地缴税, 如果税收缺乏公平性就不可能提高税收的效率。
一是收入分配上, 城乡居民收入和地方间财力差距出现了较大的差距。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表明, 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496, 收入分配上进入了警戒范围, 地区间业已存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二是在财政收入政策上体现了效率优先原则。经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 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收入从1994年的15%上升到了2012年的25%, 但流转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依然过大, 因而我国实质上实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在实现公平分配和稳定经济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在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与发达国家单一所得税主体税制不同, 我国实行的是所得税和流转税为主的双主体税制, 这样的税制结构也决定了我国对效率的优先原则。
三是税收支出上体现出的效率优先。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 无论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还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都进展不大,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下, 我国的各级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到经济建设方面, 而忽略了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的速度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 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 与此同时, 各级财政支出中, 社会公益性投资的比例一直很低。伴随着市场化改革, 从前很多由财政安排的开支如各级企业职工的住房、教育以及医疗等不断进行改革, 而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改革又没有及时跟进, 造成部分群众生活负担加重, 扩大了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
五、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 国家的税收财政政策也必须得到相应的改进, 这样才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只有提高税收的效率, 并且有效地调节税收财政原则与税收效率之间的关系, 保证税收的公平原则, 才能提高国家税收收入的金额。只有同时兼顾税收的效率与公平, 才能使其相互促进, 从而使我国的税收财政制度更加完善。
摘要：税收财政的原则是监管税收的准则, 它可以有效地解决税收服务成本问题, 为了完善税收制度, 必须坚持税收财政的原则, 才能完善与改进税收制度。税收的原则与税收效率之间存在冲突, 坚持税收财政原则的同时, 必须兼顾税收效率与公平, 这样才能提升税收收入。文章作者根据多年经验, 分析了税收效率的作用、税收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关系、税收公平的判断准则及如何兼顾税收效率与公平, 希望可以改善我国税收的制度, 使税收的效率与公平性可以得到更好的提高, 使我国的税收制度可以更加完善。
关键词：税收财政原则,税收效率,税收公平,税收财政职能
参考文献
[1]王宇.论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及税制设计[J].理论导刊, 2004 (11) .
[2]肖加元.论税收效率及其评价内容[J].中国证券期货, 2011 (04) .
税收 篇2
当前，我国正进入法制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依法治税，都离不开法律、法规知识的普及宣传。作为一种“无形征管”的税收宣传，在舆论导向、税政公开、法制教育和震慑犯罪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绵阳市地方税务局建局以来，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统一安排和省局的要求，紧扣主题，注重实效，全方位多形式地开展税收宣传活动，为治理税收环境，加强地方税收征管和组织收入入库，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加强组织领导
税收宣传如同其他税务工作一样，需要有领导的重视和有序的组织工作来保证。多年来，在上级税务机关和当地党政的重视的领导下，层层建立有“一把手”任组长，副职领导任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任成员的税收宣传工作领导小组，由办公室负责牵头组织日常工作和实施，并将税收宣传工作开展的好坏纳入各单位的工作目标进行定性考核。
二、坚持抓“三早”
即早计划、早部署、早行动。结合税收工作的行业特点、中心任务和每年工作开展的外部环境情况，适时安排，早抓落实。每年的3月上中旬，在了解掌握上级意图，明确税收宣传月活动主题的基础上，市地税局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地制定税收宣传方案，就宣传的和内容进行广泛的探讨论证，并通过反复征求意见后，于3月下旬以市局的正式文件部署安排各县（市、区、分）局进行实施。各地在工作上不等不靠的观望，着实运筹，主动出击，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宣传热潮。
三、宣传工作全方位、重实效
首先我们认识到，税收宣传工作不能流于形式。只有恰如其分的表现形式与富有感染力的具体内容相结合，才可能达到税收宣传工作的初衷和目的。在宣传月（4月份）和全年中心工作的集中时间段开展标语宣传、媒体宣传、送书（资料）上门和培训上课、表彰先进等不同形式的宣传活动，既宣传税收法律法规知识，又宣传地税工作的规范管理和工作业绩，让社会公众不断了解相关税收宣传的同时，又进一步增进对地税工作的理解与支持，从而达到综合宣传的目的，营造了宽松税收工作环境。
其次，市局作为税收宣传工作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既要负责作好工作部署安排，又要亲自动手抓好示范，带动全面。市局以直属单位和城区各局为对象，进行先期引导，要求面上做到的工作先在市区开展，以示导向，使之明确目标，突出重点，上下一致，整体推进，避免了“各搞一套，各唱各调”和人力、物力的浪费。
第三，坚持深入持久地宣传。依法治税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系统工作，而税收宣传又是依法治税的一个永恒话题，不可能指望依靠昨天的成就和今天的努力，使税收环境发生根本性和改变，但我们加强税收宣传工作的决心却是决定的。在绵阳地税建局以来的此项工作中，既注重开展好宣传月的每一项活动，又立足长远，抓好常年性的宣传计划和实施，使税收宣传工作真正做到深入持久、坚持不懈。在具体安排上，除集中重点的有声势的活动项目在宣传月开展外，并根据全各个阶段地税工作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有针对性地安排宣传主题和内容，形成了季度宣传有计划，月月宣传有重点，全年内容不重复，紧扣中心促工作的格局。
第四，在突出实效上下功夫。在策划税收宣传的具体形式上，针对地税机构建立时间不长，社会了解不多，主管征收的税种多、税额小、征管难度大等实际问题，选择既有新意、社会又易于接受的活动项目，在不同层次的纳税人和用税人中广泛开展宣传。区别不同的宣传对象，施行以不同的宣传形式，一方面使税收法律法规的基本知识得以普及，另一方面又使地税工作得到各级领导和群众的理解、支持和认同。地税工作的社会地位和影响，随着广泛深入的税收宣传不断提高和扩大。同时根据地部队伍建设和管理需要，坚持抓好对征税人自身的宣传教育，经常性地开展“人该怎么做？法该如何执？权该怎么用”和“文明、优质和规范服务”为内容的宣传，用党和人民的要求以及身边的鲜活事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切实帮助和提高干部职工增强自身素养，使“艰苦奋斗，勇挑重担，团结拼搏，求实开拓”的地税精神得到扬，队伍内部的管理和治税环境大为改善，地税成就得到充分展示。税收宣传通过广大干部职工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使绵阳市地方税收工作的环境大为改观。传统的税务工作的环境大为改观。传统的税务机关过去上门收税已被纳税户自觉申报纳税所代替，一个“以税法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新模式正在形式。到2000年底，全市地税已实现纳税户自觉登记率达91%，申请率达93%，税款入库率97%，与建局之初的1995年比较，传统上的税收工作已发生了质的飞跃。“九五“期间，绵阳地方税务累计入库61.69亿元，年均递增13.5%，保持了与全市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步增长，为绵阳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各方支持，社会配合
在多年来的税收宣传工作中，始终把争取党政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社会各界的密切配合作为开展活动的有力支撑。坚持搞税收宣传“不耍独角龙，不唱独角戏”。坚持从财政上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不少党政主要领导亲自过问工作，亲自参加重要和大型的税收宣传活动，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新闻媒体主动介入，自始至终配合各项活动的开展，采访报道了各个阶段的重要信息和工作动态，及时有力地渲染了气氛，扩大了宣传声势，保证了税收宣传的立体效果。在近两年的活动中，许多企业和个体纳税人选准4月份宣传月的大好时机，主动出资打出税收宣传大幅标语和公益广告，既义务宣传税收法规，又宣传自己的产品。一些中小学和职业中专校主动与税务机关联系，邀请税务人员到校给学生讲解辅导税收知识，为在校学生和走向社会的专业人才上了人生的重要的一课。
五、善于回顾和总结工作
新税收体制下税收筹划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税收体制改革；单位税收筹划；问题；对策
税收问题一直是国家十分关注的焦点，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经济发展模式下，税收政策也是国家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如何实现良好的税收筹划，如何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是企业发展过程中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从现有的税制理念指导下要实现税收筹划的科学化，就要对现有税收筹划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实施相应的对策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税制环境下实现税收筹划的良性发展，促进税收贡献力度，实现企业的利益优化。
一、 税收筹划概述
税收体制在不断地发展中，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都避免不了在发展过程中实现最基本的利益最大化原则，税收筹划应运而生，税收筹划主要体现在充分研究并掌握国家税收基本法律的前提下，按照国家税收的基本导向，研究其发展的税收利益最大化，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指引下规划自己的生产、经营、销售以及投资和理财活动，这样的系列活动就是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一种有效的税收筹划。税收筹划必须符合国家基本法律规定，应该在税收政策的导向下进行，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
通过税收筹划概念的分析，可以知道，税收筹划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实现税收筹划有助于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有效的分析和选择，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如果企业能够有效的进行税收筹划，将有利于在遵守税法的前提下增加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并有延期纳税的好处，在此基础上能够使单位充分利用资金进行企业投资，增加生产经营决策成本，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科学合理的实现筹划有助于帮助单位减少税务方面的处罚，做到用最小的利益获取最大的收益的目的。其次，实现企业税收筹划，也有利于增加国家立法方面的有效性，充分发挥税收在市场经济中的巨大作用，增加国民经济收入。税收筹划是税收体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实现税收筹划，能够有利于国家税收政策法律法规的有效落实，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此基础上能间接促进税收代理行业的发展，带动一个行业的发展势必会为国家的税收带来更大的利益。综合以上内容，实现良好的税收筹划，无论是对企业的发展还是对国家政策的落实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税收筹划存在的问题
首先，对税收筹划的基本策略理解不当。
通过上文可知，税收筹划是指企业通过合法途径实现税收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对税收筹划的理解存在一定的误区，很多企业认为这样的税收筹划是为了避税或者逃税，并没有从理念上了解税收筹划的本质，曲解了其中的主要问题，对于法律随规定的纳税方式也存在一定的理解上的误区，这必然会导致在后期的税收纳税或者规划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法律问题，甚至出现违法犯罪现象的出现，那么正确理解税收筹划应该作为一个企业纳税的重点问题。
其次，税收代理以及税收环境不完善。
我们的很多事务所都从事税务代理，但是规模较小，达不到一定规划层面的基本要求，并且人才严重短缺，文化素质和业务技能都比较低，也就对税收基本政策和法律规定本身并没有充分理解，就更谈不上税收筹划，所以，税收代理环境有待于完善，市场供应有待于补充。在税收环境方面，我们国家的税收政策虽然已实施了很长时间，但是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仍然没有良好的税收环境进行税收管理，导致企业或者个人在纳税过程中有逃税、偷税现象的出现，这样就难免会践踏整个纳税环境，因此，纳税环境的优劣也影响着税收筹划的正常运行。
最后，企业纳税筹划目标不明确。
我国现有不少企业在税收筹划时只考虑到单个企业的利益或者部分企业的利益，没有从集团公司整体或者企业的所有方面，对税收筹划进行合理的分析。从企业设立的从属机构来看，企业的从属机构主要包括子公司、分公司和办事处。这三种形式的从属机构在设立手续、核算、纳税形式以及税收优惠等方面是不同的。子公司是独立法人，虽设立手续复杂，需独立核算和单独缴纳所得税，但可以享受当地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分公司和办事处则设立手续简单，不需要独立核算，也不需要独立缴纳所得税，由总公司汇总缴纳，税收优惠政策也由总公司享受，这些分公司和办事处基本上不考虑税收筹划和如何争取税收优惠政策。
三、 税收筹划基本对策
首先，企业应重视税收筹划。关于重视税收筹划问题主要集中在企业纳税意识的增强，还表现在对企业内部单位的相互纳税平衡问题进行衡量，实现企业科学纳税，并采用较科学的税收筹划方式进行筹划，实现企业纳税利益的最大化，充分运用各种纳税措施，实现企业资本运行效应最大化，作为管理层或者会计主管部门应该高度重视税收筹划问题，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加强税收探索，实现税收筹划的最终目标。我们知道，任何行动都是在理念上执行，只有在理念上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行动方才能在具体的行为中进行明确的动作，也就是说在发展税收筹划的过程中企业要首先树立科学的筹划意识，在理念上对其进行接受和理解，这是实现税收筹划的基本和关键。
其次，科学运行税收筹划的基本方式与方法。我国国家税务总局在2011年第40号公告中明确规定：“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中采取直接收款的方式销售货物，已将货物移送对方并暂估销售收入入账，但即未取得销售款或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也未开具销售发票的，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取得销售款或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也就是说，在纳税时间上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可以看出在税收筹划过程中，主要可以用以下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提前入账法。以案例进行说明，某企业原本准备进口一批1000万货物，这些货物主要供应于一个市场需求，但是由于企业的资金融通不畅，形成了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提前将货物移送并投入市场，并及时入账。另一种则是推迟购进该批货物，这两种基本的纳税体制会产生一定的差别，在第一种情况下，可以提前入账，根据有关规定，就可以少缴纳一定的税款，而第二种方法则不会形成这种税收利益。第二种筹划方法是延期收入法，根据不同时期的规定，可以考虑到一定的时间规定不同的纳税比例和措施，将具体的案例情况进行说明和分析，如100万的货款，如果第40号公告前则是有11万的纳税金额，而新规出台后则可能会有减少的现象，就有可能是8万的纳税额，这要及时对所纳税款政策变化进行跟进理解，也就是说在理念上一定要加紧力度，认识到税收筹划的重要性。
最后，强化税收管理政策的落实。税收政策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现阶段的偷税、逃税问题较严重，则需集中整治此现象，就必然要对税收机制进行充分的保障，加强税收管理，实现依法征税，健全税收法律体系，同时将税收规划纳入税法管理范围，充分研究税法体系完善措施，实现税收筹划科学进行，避免法律漏洞出现，减少国家税收支出比例，为国家的税收收入和企业的正常运行提供法律保障。这样就更加净化了税收环境，为税收改革铺平了道路。税收管理要实现多层次上的探索，即要对政策层次上进行有效的管理措施探索，更应该在税制改革的具体内容上进行规范，最终达到税收筹划目的。
四、 结束语
税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税收在企业内部的重要内涵应当得到企业的认可并在具体纳税过程中进行切实的落实，税收筹划问题是企业纳税的一个重大问题，要充分研究其中的具体筹划方法，实现税收的科学发展，最终实现企业的良好运行，为国家税收增加贡献一份力量。（作者单位：赤峰白音华物流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税收筹划[M]；唐腾翔，唐向；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
[2]税收筹划[M]；王兆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3]如何做税收筹划[M]；张彤，张继友，孙梅；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
改革税收模式降低税收负担 篇4
应当将主要的收入项目包括工资、薪金所得、生产经营及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具有经常性和连续性的收入合并在一起, 实行综合所得税制。而以股息、红利所得和偶然所得为代表的特殊收入及特许权使用费、财产转让所得等不能经常和连续取得的所得, 从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中分离出来。股息、红利、偶然所得等仍实行分类所得税制, 在实现环节征税, 仍可实行代扣代缴制。特许权使用费、财产转让所得可作为财产税的组成部分, 在其相关权属转移合同签署的同时, 进行纳税。这样做, 即不减少我国的总体税收收入, 又能简化征缴程序, 提高征收效率, 提高监管效果, 对纳税人来说, 降低了自行申报的复杂性, 个税自行申报将更加简便易行。
二、逐步推广个税自行申报制度
目前, 我国个税主要采用源泉扣缴法。当纳税人取得应税收入, 由收入的发放者作为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 然后集中向税务部门缴纳, 这样将个税税源控制责任由税务部门转移给扣缴义务人, 导致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收入信息无法全面掌握, 使个人所得税税源的监控处于无序状态。同时, 在源泉扣缴方法下人们获得的是税后收入, 主要关心自己最终拿到多少钱, 倒淡化了自己被扣缴了多少税、将来这些税款怎么使用, 这就降低了纳税人的权利意识, 自行申报则拉近了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直接联系, 有利于培养人们的纳税意识, 以及更好地行使和维护纳税人权利。
各项应税所得重新界定后, 纳税人自行申报时只需将个人取得的上述五种收入进行加总, 进行费用的扣除, 再选择相应的税率即可算出个人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股息、红利、偶然所得, 在实现环节征税, 实行代扣代缴制, 保证了国库的收入, 避免了税款的流失。而特许权使用费、财产转让所得在权属转移合同签署的同时, 即合同双方取得相应的权力的同时缴纳税款, 即强化了当事人的法律意识、保障了当事人的权力, 又实现了税款的征收, 实现了税收的高效率。对于税务机关来说, 减少了个税应税项目, 减少了征收管理的范围, 降低了工作的强度, 就可以拿出更多的精力用到监管的其它方面, 可以提高税收工作的效率, 得到更好的效果。
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杆, 发挥其有效作用的前提是掌握纳税人, 尤其是高收入个人的收入情况, 即有效地实施税源监控。理论上讲规定个税自行申报, 有助于培养纳税意识;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推进个人所得税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为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混合税制过渡创造条件。但现阶段立刻全面推广个税自行申报制度, 缺乏可操作性。应率先在国家公务员中推行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制度, 然后在大型企业、上市和控股公司以及垄断型行业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中推广, 当老百姓的平均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后, 税收制度可以向全民“自行申报”扩大。
三、逐步过渡到以家庭为纳税单位
家庭总收入比个人收入更能全面反映纳税能力, 可以实现相同收入的家庭相同的个人所得税负担, 更好的实现收入、税负的横向公平。在一些发达国家, 个税的申报是根据纳税人的不同身份适用不同的费用扣除额。纳税人可以选择以个人身份还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个税申报的。我国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家庭观念非常重, 对家庭行为的调节成为调节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基本点, 因而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完全可以集中到对家庭收入的调节上。选择以家庭为单位申报纳税, 允许将家庭部分支出如孩子的教育支出、家庭总人口的医疗支出、保险及养老支出纳入扣除范围, 以鼓励夫妻合并申报。但是以家庭为纳税单位要克服两个难点:一是会削弱或扭曲目前广泛实行的代扣代缴制度, 二是税务机关还暂时做不到对纳税人的家庭信息进行逐一核实。尽管如此改革会增加征管的难度, 但税制的这种改革方向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
四、调整生活费用扣除额, 降低税率
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并不是指个人取得的全部收入, 原则上应当是对净所得征税。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根据纳税人所得的情况分别实行定额、定率和会计核算三种扣除办法, 其中对工资、薪金所得涉及的个人必要生活费用, 采取“定额扣除”的办法。我们认为扣除项目的设计应对家庭的必要生活费用进行测算, 建立物价、消费联动调整机制, 每年根据物价上涨水平和社会生活变化情况调整生活费用扣除额, 同时, 将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等支出和纳税人未成年子女、老人及无生活能力且无救济补助的需赡养亲属的支出纳入到扣除范围内, 以真实反映纳税人的负担能力。
调整生活费用扣除额应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工资调整情况及物价指数变化情况, 建立联动机制。目前对生活费用扣除额是否应该采取一刀切的问题, 学术界存在争议。实事求是来讲, 中国各省市发展不平衡, 各地区的基本生活费用存在较大差异, 应当允许各地区确定不同的生活费用扣除额, 不应该搞一刀切。但问题是一旦允许各地区生活费用扣除额进行上下浮动, 各地区往往就会不受任何制约, 往往会超过浮动的范围, 使地方财政收入受到影响, 反而加大贫困和富裕地区的差距。2002年以前个人所得税是地方税种, 那时法律上允许存在搞一些地方差异。2002年后个人所得税是共享税种, 为了保证税政、税权的统一性, 也为了尽可能使纳税人的税负比较公平, 统一的生活费用扣除额是相对正确的做法。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将家庭负担的医疗、教育、住房、保险、养老等重要支出, 以家庭人口数量为系数, 进行一定比例的扣除, 减少因此出现的不公平程度。
税收 篇5
税收返还是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先征后返（退）、即征即退等办法向企业返还的税款，属于以税收优惠形式给予的一种政府补助。增值税出口退税不属于政府补助。除税收返还外，税收优惠还包括直接减征、免征、增加计税抵扣额、抵免部分税额等形式。这类税收优惠并未直接向企业无偿提供资产，不作为会计准则规范的政府补助。
《新企业会计准则——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规定“营业外收入”科目核算企业发生的各项营业外收入，主要包括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非货币资产交换利得、债务重组利得、政府补助、盘盈利得、捐赠利得等。确认的政府补助利得，借“银行存款”、“递延收益”等科目，贷“营业外收入”。
在税务处理上，企业的补贴收入包括在收入总额中，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应作为应纳税所得额的组成部分，计算缴纳所得税。企业按照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有关文件规定，实际收到具有专门用途的先征后返（退）、即征即退等办法向企业返还的所得税税款，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应计入取得当期的利润总额，暂不计入取得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其他没有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有关文件明确规定免税的税收返还，除企业取得的出口退税（增值税进项）外，一般都应作为应税收入征收企业所得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减免及返还的流转税并入企业利润征收所得税的通知》（财税（1944）74号）规定，对企业减免或返还的流转税（含即征即退、先征后退），除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有指定用途的项目以外，都应并入企业利润，照章征收企业所得税。对直接减免和即征即退的，应并入企业当年利润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先征税后返还和先征后退的，应并入企业实际收到退税或返还税款的企业利润征收企业所得税。
对增值税进项税额不作为应税收入，是因为根据相关税收法规规定，对增值税出口货物实行零税率，即对出口环节的增值部分免征增值税，同时退还出口货物前面环节所征的进项税额。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出口货物前面环节所含的进项税额是抵扣项目，体现为企业垫付资金的性质，增值税出口退税实质上是政府归还企业事先垫付的资金，会计处理上不属于政府补助，税务处理上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税收 篇6
关键词：税收政策；节能环保
一、日本汽车税收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买入新车时要向地方政府缴纳车辆购置税，税率为购车价格的5%，而对于微型车来说优惠为3%，同时还要向国家缴纳车价的5%作为消费税。在日本，几乎所有商品，包括服务（酒店住宿等），都要缴纳消费税，税率统一为5%，这与欧洲征收的附加价值税相似。
第二，从买下汽车那年起，就要开始向国家缴纳车辆重量税，向地方政府缴纳汽车税。汽车重量税，顾名思义，就是根据汽车重量征收的税种，征收的目的是道路的建设和维修。车辆越重，对路面的伤害就越大，因此要缴纳的税就越多。对于乘用车而言，0.5吨重的车每年要缴纳6300日元的重量税，1.45吨重的车需缴纳1.89万日元，1.53吨重的车就要交2.52万日元。在日本，根据车种不同，每1-3年要到国土交通省接受车辆检查，重量税就是在那时缴纳的。汽车税是汽车拥有者每年缴纳的税金，税额根据车辆的用途和发动机排量而定。企业营业用车的税率较低，而个人拥有的家庭用车税率较高。排量1.5升的家用车每年应缴税额为3.45万日元（约2760元人民币）。
第三，在购买油料时也要缴税，这部分已经包含在加油时所支付的金额里了。每升汽油包含48.6日元挥发油税、5.2日元地方道路税，约占汽油价格的40%，因为是包含在汽油价格里的，所以大家没感觉到缴税。国家在征收这部分税后，会将地方道路税返还给地方政府。每升柴油要收32.1日元的柴油税，由地方政府全额征收。每千克LPG要收17.5日元石油瓦斯税，由国家征收。不同燃料税额不同，税金征收主体不同，这是日本汽车燃料税制的一大特点。
第四，2009年4月1日起，日本为了推广新能源汽车和环保型汽车对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车、清洁柴油车、天然气车及获得认定的低排放且燃油消耗量低的车辆实施优惠税率。日本政府将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车、清洁柴油车、天然气车定义为“新一代汽车”，而且于2009年6月开始对这些类型的汽车在一些税目上进行大幅度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消费者在购买节能环保汽车享受上述优惠的同时，还可以进行汽车以旧换新，一般情况下还可以获得10万日元的补贴，而这笔高达3000亿日元的费用都将由日本政府买单。
第五，2013年，日本政府对汽车重量税进行了改革，提出对环境污染严重且车龄超13年的旧车增加数百日元的税额，对低油耗低排放的车辆实施第一年免费、第二年降低50%等减税措施。
目前，日本政府对汽车税收制度改革的基本设想是，简化及减轻复杂且繁重的汽车相关税收，即根据“简化、减免、环保”的宗旨，将现行的9种税目的税收体系简化为购置、保有和行驶阶段各为一种税目的税收体系。
日本政府设计的汽車消费方面的税收制度，有效地控制了汽车总量和新增汽车数量，也有效地引导着车主使用车辆的消费模式。环保型汽车的税收优惠政策直接告诉消费者，能源使用效率越高，缴税越少；能源使用效率越低，则缴税越多。
二、日本的汽车税收政策值得借鉴的有以下几点
（一）税负结构方面。日本的汽车税收有多达9个税种构成，涵盖了汽车的购买阶段、保有阶段和行驶阶段。显然，日本的汽车税收不仅复杂而且繁重，纳税人只要拥有车辆，即使不行驶，亦需缴纳高额税金，以此鼓励人们选择更加节能环保的交通出行方式，也充分体现道路交通公平受益、低碳环保的理念。
（二）税额设计方面。日本汽车税收中最大比重是燃油税，其税率为120%，接近总税负的50%，体现了“谁用路谁负担、多用路多负担”的合理原则，并促使了厂家研制节能汽车，推广经济型轿车的使用。
（三）征收标准方面。日本针对不同排量、不同的吨位、不同车型的车分别制定不同的征收标准，鼓励购买小排量汽车，限制大排量汽车。鼓励公共交通出行，减少私家车的使用。同时，对高油耗、大排量、污染严重的汽车征收惩罚性的高税收。
（四）税收优惠方面。采取各种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汽车生产企业研发生产更加节能、排放更达标的新型汽车，引导消费者购买和使用这类低油耗的节能环保型汽车。
三、优化我国汽车税收政策的几点建议
（一）减少费，增加税。因为费用的收取缺乏规范性，具有随意性大、各地征收的标准和数额不同等缺点，而税收则不同，税收具有强制性、固定性和规范性的特点，一般情况下，不会造成乱收费的情况，不会出现偷逃应交税款的情况，消费者交纳的费用公开、透明。所以，车辆中的“费”改“税”后，便于管理，也让缴费的科学性、公开性深入人心。不论从征管还是交纳都是进步。以高速公路收费为例：在经济发达地区，如果能够实现乘用车高速公路的费改税，则既能够提高高速公路的使用率，降低油耗，同时也能解决部分路段、部分时段高速公路因收费带来的拥堵问题。
（二）调整购置环节与使用环节税收的比例。与日本相反，在我国，购置环节的税收远高于使用环节的税收。也就是，买车难，用车易。使用环节税收抵，造成的结果是：一旦一个家庭买了车，使用费用相比购买较为低廉，在和公共交通作比较时，只要费用悬殊不要太大，都会选择使用自己的车辆，而放弃选择公共交通。这样，大量的私家车使用，造成堵车，交通压力变大，对公共设施的要求也变大。以北京为例：北京人交通选择次序为：小轿车、地铁、地面公交。北京市私人小汽车年平均行驶里程1.5万公里，是东京的2倍多，5公里以下出行占私人小汽车出行总量的40%以上，私人小汽车使用存在明显的过度使用现象。由于路网的建设速度赶不上汽车消费速度，所以道路拥堵是北京交通的特色。因此，我国应该降低购置环节税收，增加使用环节的税收。
（三）酌情取消或者降低车辆购置税。当前我国的车辆购置税税率为10%，2009年3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中规定自2009年1月20日至12月31日，对1.6升及以下小排量乘用车减按5%征收车辆购置税。2009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决议，将减征1.6升及以下小排量乘用车车辆购置税的政策延长至2010年底，减按7.5%征收。这些政策的出台固然是利好消息，但毕竟是一项临时政策而非税收法规。笔者认为，当前我国车辆购置税的税率过高，征收的对象范围过宽，几乎囊括所有类型的汽车。日本的汽车购置税只对私家车征收，在2018年以前执行如下暂定税率：对私家车按购置价格的5%征收；对营运车和微型车按购置价格的3%征收；对售价低于5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3.7万元）的微型车免征购置税。从促进汽车的销售和汽车产业发展的角度而言，我国应当借鉴日本的做法，取消作为生产资料并进人生产和运输领域的商用车购置税，仅对作为消费资料使用的私家车和公务用车征收购置税，且购置税的税率应在5%左右为宜，对采用清洁能源的汽车可考虑免征购置税。汽车税制改革的原则之一应当是尽量减少车辆购置阶段和保有阶段的税赋，适度加大车辆使用阶段的税赋。遵循这一原则将能够满足低碳经济的要求，同时，又有利于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况且依照我国当前的经济实力，因税率降低和征税范围的缩小导致车辆购置税收入的降低对国家的财政收入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总之，我国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环境污染、能源紧缺和交通堵塞等因素的严重制约，转变汽车产业的发展模式，改变消费者的汽车消费理念，保护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我国汽车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提升汽车行业绿色制造水平，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要求；是提升我国汽车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需要。汽车税收政策的优化，将势在必行。（作者单位：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项目编号：PPZY2015C231
参考文献：
[1]张星.我国汽车税收政策思考与建议[J].财会月刊，2015，（8）
探讨税收原则研究个税税收激励 篇7
如果仅仅笼统的为中国现阶段的个人所得税定性, 客观的讲, 我们只能说不好, 不理想。个人所得税能够消除贫富差别, 而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在这方面表现不佳, 因为它没有达到这个税种设计的目的。人们总是不愿看到, 富人家小狗的消费, 远远高于穷人家小孩的消费。人们总是在想办法消除这种不公平, 实现人类生存权益的结果公平, 累进的所得税就有这方面的作用和目的。并且北欧的瑞典等国家, 从贫穷到富裕, 也确实达到了一定程度共同富裕的效果。
中外所得税确实有差别。观察澳大利亚的个人所得税与工薪税, 他们的工薪收入免税额很高, 各州工薪税免税起点不同, 从每年60万～80万澳元不等, 超过部分才交6%左右的税收;他们的所得税是年终净所得, 也是累进税制, 要扣除一定消费, 包括旅游、汽车、服装等。因此, 你发现澳大利亚人是既鼓励收入也鼓励消费, 如果你不消费, 年终汇算, 你就要付出一笔价格不菲的税款。他们通过这种方式, 限制富人积累财富, 消除贫富差距, 确立穷人再次公平获得财富的机会。而我们国家的所得税, 没有考虑净所得, 没有扣除国民不同的生活成本。这样, 两个收入一样, 负担不一样, 实际上纳税能力也不一样的人, 有可能交纳了同样多的税;两个最终所得一样, 即纳税能力一样的人, 可能由于起始收入不一样的原因, 有可能交了不一样的税;这样的税收有悖税收的纵向与横向公平原则。我们的所得税仅仅是限制了收入, 进而也限制了消费, 也影响了效率, 更有悖效率原则。这就是我们需要对中国个人所得税需要探讨, 需要改革的原因。
税收公平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话题。如果税收不公平, 尤其是对企业的税收不公平, 对企业不公平的稽查、不公平的处罚, 那么企业家损失的就并不仅仅是利益, 他们失去更大的是信心, 他们将会不得已放弃自己热爱的行业。近几年来, 中国每年上万家中小企业倒闭, 很多企业家移民, 或盈利后放弃实业转向资本市场。企业家的这些取舍, 实事求是地说与我们的税收问题也有一定关系。我们税收不公平, 稽查不公平, 有差别的对待相同的企业和个人, 会给我们的企业家带来更多的不安全感。更严重的连锁效应是:企业萎缩, 社会就业压力更大, 失业人数更多等等。
二、关于中国税收原则的话题
(一) 关于税收总量原则的疑问
既然讨论税收, 我们还要对中国的税收文化、税收原则做一些探讨。遗憾的是作者对中国公认的, 税收原则中的总量原则, 是一头雾水。因为这个问题老想不通, 所以只有在梦中向圣贤请教。我好像梦见萨缪尔森教授在讲课, 我举手发言说:我们中国人认为, 你们西方的民主是假民主, 脱离产权谈民主, 就是枉谈;我们国家人民信奉公有制为主体, 我们的人民也认为坚持公有制, 就能够实现共同富裕。那么, 对于一个公有制的国家, 公有制企业的利润、税收都是属于国家的, 都是一样的, 我们国家根据建设情况, 需要多少税收, 我们就可以取多少!在我们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 我们是不是不需要, 或者说可以淡化, 你们说的税收这个市场经济的杠杆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定一个税收的总量呢?先生怎么看待?萨先生回答说:这位同学, 我们现在讲的是凯恩斯主义, 你说的公有制, 应该去请教马克思先生。我说:可是先生, 我们现在也搞市场经济了……后来, 梦醒了, 只是迷迷糊湖记得先生讲的是“效率”和“公平”。翻看马国强、张馨教授的税收四原则, 这两条好像也有;马国强教授的另外一条是关于税收成本, 要求征收模式要节约、简便;张馨教授的理论也差不多, 其中一条讲的是税收行政原则。他们的另外一条就是“总量原则”。
张馨教授在几年前, 都已经讲过, 税收原则是一个体系, 计划经济是财政原则为主, 市场经济是效率原则为主, 不同的阶段重点不一样。在张教授看来,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 财政原则应该排在最后。作者观察, 张教授还是没有把这一条去掉, 还是照顾了一些人的看法, 还是谦虚地加进了“总量适度”, 但是张教授认为绝对不能把它作为重点。这一点也是作者赞同的, 但是多少年过去了, 总量原则却仍然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 这就是作者大惑不解的原因。
根据我的理解, 总量原则, 就是上级可以下达一个税收任务, 税率还是原来的税率, 结构还是原来的结构, 然后层层落实, 最终完成任务。这感觉没有什么问题, 好像我们国家也就是这样。但我总感觉有问题, 如果税收任务不重的话, 是不是该收的税, 也可以不收;如果任务重的话, 是不是可以收过头税?这样会不会造成纳税人实体权利受到侵犯呢?
我们常常听到政府部门讲, 一要吃饭, 二要建设。我们知道这个吃饭, 就是要养活政府部门的人, 这个建设, 就是政府部门的人要做事, 甚至要干预市场。我也常怀疑, 现在既然搞市场经济了, 为什么还要走计划经济的路呢?
再者, 总量就是一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一个“合适”的总量, 是根据上一年得来的吗?如果是这样, 那么我也有些例子否定它。一例:某省政府工作报告, 总结问题时提到, 省政府有的部门计划落后于预算。什么道理呢?说白了, 也就是政府花钱指标已经有了, 然而部门还没有计划怎么化钱。因此, 说明政府每年需要多少钱也是个不可知的数。二例:某省将农业项目款挪用, 盖办公大楼。
钱很多, 但不知道怎么花。部门每年花掉这些钱, 也成了任务。每年我们的财政部门也会很公平的把钱分到各个部门, 我们的税务部门也会勤勤恳恳的去组织税收。年复一年。
(二) “财政储备原则”是否更合适
我总是怀疑, 我们财政资金的效率。因此, 也就怀疑了这个“总量”。本小子说话不像教授那么含蓄, 建议将“总量适度原则”改为“财政储备”, 放弃“总量”。不管是“适度”也好, “足额稳定”也好, 它总是有个指标, 执行起来就有个当年或一定时期要完成的概念。财政收入不是当年必须花掉的, 我们的项目执行单位, 如果把未安排的项目资金, 以及还没有找到合适项目的资金先储备起来, 也不必随便安排个项目, 把资金掏出来, 提心吊胆地存到小金库里, 那样我们的纪检部门也是不同意的。甚至, 当年政府节省下的财政资金, 我们也可以储备下来, 不必也拨到部门里。我这里虽然改了几个字, 我也希望, 既然我们搞市场经济了, 政府也不要像搞计划经济那样去干预市场。但我并不反对国家去搞国民经济计划, 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有计划的。税收储备的目的, 一方面是服务于纳税人, 另一方面就是用于国民经济的计划发展。
如果说, “量入为出”是一种勤俭持家, 那么“收多少花多少”就是一种浪费, 这两种说法只是文字表达不一样, 实际上都有相同的意思。当然, 作者的意思是:该收多少是多少, 不应该有“总量”和税收任务;该花多少是多少, 也不一定要全部花完。有了“储备”就可以在各年份之间调整。
三、税收任务导致的负效应
(一) 正常免税渠道也被堵塞
税收问题导致全国最大的民办科普园, 青少年心中的科普圣地, 广州南沙科普园关门了, 网上议论很多。有人认为, 是它自己也涉及纳税的问题, 它们不能像其他的公益事业单位, 经营可以免税, 纳税是它很大的支出。也有人认为, 很多单位想向南沙科普园捐款, 但都有顾忌, 怕惹麻烦, 企业不敢露富。企业露富了, 可能要被查补所得税!谁还敢给捐款呢?
企业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 不论网民讲的是否属实, 但企业自行捐款, 没有得到许可, 是应该交税的, 这倒是实情。企业免税捐款, 需要税务部门层层审批, 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也许, 税务部门任务太重了, 或者有其他的原因, 把免税看的很重。想捐款, 就要被审批, 否则就要交税!这种错误的方式, 谁应该反思呢?像南沙科普园这样的公益项目, 捐赠者到底能不能顺利“抵减”所得税呢?经营者能不能免税呢?在日本, 不但投资公益事业可以减免税收, 就是自己投资失败, 也可以减免个人的所得税, 免税是纳税人法律规定的权益。而我们国家免税就不是那么容易。
国家有一定的减税政策, 但执行时却很困难。企业怕惹麻烦, 是因为我们缺乏税收救济, 一但捐款不被认可, 企业被处罚, 它们就很难找到申诉的地方。
(二) 为税收任务而稽查
每当税务部门税收任务重时, 到企业去稽查, 就成了税务局每个工作人员的头等任务, 每个部门都会被安排一定的指标任务, 常常是税务局的全部工作人员都上阵。找那些有能力纳税、效益好的单位去稽查, 这样才有可能完成任务。稽查人员总能找到被查企业的一些毛病, 这些问题可能其他的企业都有, 但隔墙扔砖头, 砸住你算你倒霉!移居加拿大的A君在网上透露他的一个经历, 税务局去他公司稽查时, 说他漏税150万, 封了他的账户, 停了他的发票, 如果企业回收资金链条一断, 他就要面临倒闭。无奈下, 他向税务部门妥协, 他主动补交10万, 税务部门也声明, 让他认可, 税务部门没有到他公司去稽查过, 税务部门也不再继续查他的案子, 是他主动补交的税。A君说的话, 可能是个无法考证的例子, 但税务局为完成任务, 逼企业纳税的情况, 在一些不发达地区确实是有报道的。相对来说, 有的税务局的做法还算公平些, 给所有的企业按规模大小摊派任务。总之, 有一部分不守规矩的税务局 (个别的) 为完成税收任务, 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方法, 这好像也是实际情况。
四、税收任务真的能取消吗
虽然作者认为应取消税收任务, 但客观讲, 短期内这样做是很困难的, 好像也不实际。原因是我们现有的工作模式、人员结构、工作方法的问题。
至少有两个理由认为不能取消税收任务。其一, 税务局每年安排任务, 如税收稽查任务, 确实征收上来了不少税款, 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是有效率的;其二, 如果不安排任务, 税务局工作的同志们没有压力, 怎么考核大家的工作?大家对纳税人是否纳税采取无所谓的态度, 纳税人又不主动交纳税款, 国家的税收不是受到损失了吗?
以上两种说法, 虽有一定道理, 但细想起来都不牵涉“任务”。其一, 不安排带任务的稽查, 并不是不去稽查, 稽查反而要加强, 稽查是税务部门的主要工作, 更要开展全面的、现代化的稽查方法, 找到漏税的税源, 而不是去企业逼税;再者说, 认为传统的稽查方式, 到企业账簿里去找毛病的方式是有效的, 这个结论还需要综合评估, 如果采用杀鸡取蛋、竭泽而渔的方式, 就是对税源的破坏, 是对生产力的破坏, 是得不偿失的。其二, 对税务工作考核, 工作方式变了, 考核方式也就变了, 该征的税不征, 就是失职, 不该征的税去征就是违法, 这也应成为考核方式;由此看来, 有无任务都应受到监督, 这也没有问题, 工作考核也一样可以不涉及税收任务。
但是, 在作者看来, 取消税收任务是早晚的事。当前阶段, 控制税收过快增长、加快制度建设、减少财政浪费、提高财政储备是应该由决策部门给予紧急考虑的事情。
五、诚实申报个人收入的激励措施
(一) 中国人缺乏纳税意识吗
有人认为, 中国人纳税意识淡薄, 有很多东西在中国不一定行得通。个人所得税诚实申报在美国可以, 在中国就不行。这个观点不正确, 但也有一定原因。作者认为, 造成现在这个问题的原因, 不在于国民素质, 而在于我们的管理, 没有好的管理, 势必会造成今天的局面。一个弄虚作假的人, 可以不交税, 少交税, 而不受任何惩罚;而如实纳税的人, 只有补交税的份, 却没有少交或退税的份。谁还能如实申报呢?日本采用蓝色申报制度, 就是鼓励国民建立个人账册, 鼓励如实申报纳税, 说明他们的国民对纳税也不是主动愿意, 说明他们的纳税意识也不强。日本对如实申报者奖励, 对达不到要求的能够严格监管。而我们则做不到这一点。
确立纳税激励与惩罚的健康规则, 是我们真正应该去实施的, 我们不应该一味地埋怨国人的纳税意识。
(二) 合法的收入应受到保护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样给我们讲课:当一个商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 无意中, 他丰富了我们的社会产品, 实现了我们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因此, 我们理解了, 午夜二三点钟, 我们刚从火车站出来, 我们为什么还能找到出租车。这些夜班的“的哥”们, 绝对不是在“学雷锋”, 他们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 而不小心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带来了这种“服务”商品。
进而, 我们这样认为, 一切社会上许可的自利工作, 都能带来社会效益最大化。科学家、艺术家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工作, 实现个人自身的价值, 也为我们社会带来了文明和进步。国家公务人员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 实现自己进步或升职, 税务稽查员辛苦工作取得报酬, 也能带来我们社会的工作效率, 社会的进步。这也形成了我们能够消费的各种“商品”。
因此, 一个繁荣的、商品丰富的市场经济就诞生了。这些合法的产品:出租车、专利、图书、艺术、政府的交通等等, 都应该受到保护。
(三) 限制非法的、影响公共利益的行为
当然, 前面提到的能无意中给我们社会带来更好效益的行为, 都是法律许可的劳动。另外, 还有一些商品, 生产时能带来环境污染, 损害公众利益, 对这样的商品, 我们会采取收取环境税的惩罚性税收来解决, 或用限制方式, 调节其生产。但是, 还有一种非法的收益方式, 极大地危害我们社会, 如:贩毒、偷盗、抢劫、制假贩假、贪污行贿, 这些就不是法律所许可的, 对这样的收入就不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作者认为, 我们要对这些不明来源的非法收入, 也就是“黑色”收入, 课以重税, 并进行限制, 这也是人们道德所期望的。
(四) “退税”是鼓励国民诚实申报收入的方法
如果我们这样考虑一种方案, 美国式的“先征后退”方式, 对合法申报的收入, 利用其申报的消费支出部分, 给予适当的减免税收照顾, 其消费的产品可以适当退税, 抵减个人所得税。这样那些不诚实申报收入的“富人”, 购买产品时因不能退税就会多交税, 包括那些从来就不想进行收入申报的“黑色”收入, 消费时也会多交税, 从而能够达到对未申报收入征税目的。基于这样的考虑, 如果我们能够更广泛的利用消费退税, 对于申报不同收入的人, 对不同的消费品实施不同的退税, 进而影响富人的生活, 让不如实申报的人们, 生活成本更高一些, 就会促进他们如实申报收入。如果他们还是不如实申报纳税, 他们出行住星级宾馆, 乘坐飞机或高铁就要付出较高的税收, 有时, 他们也可能根本就买不到他们需要的奢侈品, 甚至在查实他们隐瞒收入时, 还要给予重罚。
像这样利用税收激励或惩罚的方式, 实现税收管理的方法, 一定会很多。作者在论述增值税征收模式的文章中, 也有过类似的思路。非常高兴的是: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 进行纳税激励申报, 结合个人消费银行账户管理, 是很容易实现这一切的。现代的计算机软件设计, 能够使这一切, 变的非常简单、便捷。
基于以上考虑, 在中国鼓励纳税人遵从、实现收入诚实申报是完全有可能的。
六、当前中国交纳个税的主要渠道被怀疑, 网民不满意国企、央企
当前, 中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一个重要群体, 是国企、央企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些行业主要是电力、通讯、石油、金融、证券等。
但从网络舆情看, 网民对国企、央企的贡献, 并不买账。2010年8月份, 国资委对社会公告中, 有句话称:国企的税负是私企的5倍。这句话的本意是想证明国企在纳税方面的诚信, 但是网民却不买账, 他们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网民们认为国企税负高是强占了国家优势资源;行业不一样税负没法比;国企利用垄断性质“抢国民钱”。网民大呼中国移动设置漫游费“抢钱了, 快管一管”。北京大学一位教授与国资委的一位官员, 也都阐述了对国企利润的看法, 发表了各自观点, 也引起网络热议。网络显示, 网民对这句话的争论, 已经超过了这句话本身, 透露着网民对国企的不满, 透露着网民对垄断的不满。
国企和垄断当然不是本文讨论的要点, 我们说的是:中国的个税, 仅仅依靠原来的国企、央企部分员工的渠道, 显然是不够的。个税的税基应该更为广泛, 应该涵盖全部国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 所有国民之间纳税的横向公平。否则, 就不是整个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只是对某些行业, 某些群体进行惩罚性征税的制度。就不能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当然, 扩大税基是应该想办法, 要以科学的态度去实现。
七、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分类综合征收模式
前面第五部分, 我们讨论了国民消费退税问题, 实际已经涉及到个人所得税综合征收问题。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社科院高培勇教授认为, 中国个税改革, 就是要走分类综合模式。希望所有项目的收入在加总求和的基础上, 一并计税。高教授谈到, 分类综合模式, 中国从2003年一路走下来, 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 始终在研究层面徘徊。其原因是与我们税收机关的现实征管机制有关, 我们现实的征管模式, 还停留于“间接”征收、“截流”管理的水平。
作者认为, 在中国个人所得税征收的11个项目中, 偶然所得与其他所得二项, 就是要求国民将全部收入进行申报, 但是这两项收入税务部门却没法“截流”, 只能靠国民自主申报。由于中国个税申报缺乏监督机制, 税务部门无法调查国民全部收入情况, 甚至对国民没有全部申报收入也不能追究, 也不去采取督促、提醒、处罚等措施, 因此, 也就没有人愿意主动去申报。这种模式放在任何国家都会是一样的结果, 并非中国人才这样。对于自主申报这种方式, 我们只能采取像前面提到的退税等激励措施, 才能鼓励国民将偶然所得、其他所得如实申报。即便是这样, 也要对那些不如实申报的给予处罚, 两面努力才能达到应有效果。
只有在收入总计的基础上, 减去必要的扣除, 计算出来的, 才是个人所得税的实际应税额。那些必要的扣除应包括养老金、医疗金、教育费、赡养费、住房基金等等。如果分类征收是税收入库, 那么综合征收主要就是退税、是汇算, 退税还包括我们前面讨论的消费退税。这就是作者讨论的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主要思路, 也是中国分类综合模式的具体方法。
结合美国、日本等国的个人所得税免税、退税经验, 利用现代的计算机网络申报技术, 逐渐完善税务代理机制, 在中国全面实现个人所得税综合汇算是完全可行的。现阶段对个人所得税的重点税源, 以及国家管理人员开始实行综合申报, 也是迫切的。因为, 它可以实现同一层次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公平, 及国家反腐目标。对于相同收入的人群, 有的人需要房屋分期付款, 有的人需要赡养较多的家庭人口, 如果扣除了这些因素, 他们的纳税能力就是不一样的。对于高薪的工薪白领阶层, 让他们早日实现退税服务, 早日实现综合纳税申报, 就可以实现他们白领之间的纳税公平, 也可以保护中国的人才结构。
八、纳税管理比较与纳税人权利保护
以上我们谈了中国个税发展的美好愿景, 好像中国国民也建立了整个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以及良好的税务征管、稽查系统。但是我们知道, 这样的系统建立, 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于我们与国外税务管理工作的差距, 以及纳税人权利保护方面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再做一比较。
我们埋怨中国税务系统人才缺乏, 是因为我们了解美国联邦税务局就是一个庞大的人才库, 他们的税务局拥有律师、工程师、计算机专家、经济学家、资产评估师以及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各种专业人才。比较中国税务部门的专业人才, 实在让人汗颜。
我们埋怨中国的税收法律救济, 是因为日本、德国、美国等等国家都有纳税人伸张自己权益的便捷渠道。德国还设有专门处理税务纠纷的税务法院, 同时对税务机关也有一定的监督作用。日本也设立了国税法院。我们却做不到, 我们采取的还是行政复议制, 我们只有很少的法律, 剩下的许多还仅仅是条例, 法律救济差距也非常明显。
面对我们的征管现状, 专管员是“一员到户, 各税统管”, 对专管员的廉洁监督就很难实现;我们的稽查还仅仅是为了收入任务完成而进行, 从选案、查案、处理等过程中, 稽查工作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就很难避免;由于缺乏外界监督, 我们的税务机关自身的各种舞弊行为也不能得到有效制约。我们迫切希望完善中国的各种税收制度, 迫切希望学习国外先进的税收管理理念, 使中国早日实现税收现代化等等。
九、中国税收改革及其他政府工作中的人大监督问题
税收执法权是国家赋予税务机关的权力, 如果权力失去制约, 就有可能产生腐败。不但税收执法权是这样, 任何的权力也都一样。对于这个问题, 作者借此机会, 谈一些粗浅看法。中国在各种权力监督方面, 除了上级部门监督, 还可能在同级的检察院等部门设立一定的专业机构监督, 另一个就是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 而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监督则是中国人民民主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怎样对政府部门实施有效的监督, 当然需要人民代表大会。作者认为, 中国人大代表对政府部门的批评和质疑案, 不应直接将人大代表的批评、建议交政府部门办理。而应有人大常委会下设的各专门委员会受代表委托后, 在充分整理材料,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先将该批评建议提请人大常委会, 由人大常委会表决形成议案或批评建议, 再由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向政府质疑。对于批评建议要求政府做出解释说明后, 报告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若不满意, 可以进入下一轮质疑;而对于议案则应由人大常委会对政府的答复作出集体表决。
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人大代表的批评和建议, 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并没有介入。人大常委会的各专门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人大代表的专门办事机构, 这也是中国有很多人士呼吁设“人大代表工作室”, 而最终否决的原因, 我们不能设二个“工作室”。虽然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只是个办事机构, 但它的级别却于政府下设机构相当, 因此, 其组织作用明显高于人大代表个人, 由其代理向政府质疑, 效果也会更好。若让人大代表以个人名义向政府一个部门对抗, 则显然实力有差别, 代表的建议就不可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代表的建议常常由司 (局) 长、处长、科长、股长们做出答复, 答复的结果很可能是:建议很好, 目前条件不成熟, 正在逐渐完善。
在中国怎样实现民主政治呢?那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各级党委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建设和领导, 发挥人大常委会在对政府民主监督中的重要作用。政府和人大就像我们前进的两条腿, 缺一不可。党通过自己执政党的权力, 通过自己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多数票的优势, 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各级政府进行组建, 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同时党支持人大常委会依法开展监督工作, 支持人大常委会依法罢免政府组成人员及各部门负责人, 实现人大与政府之间各自分工责任。中国目前的人大监督并不十分理想。许多地方的人大调研工作, 调查某一部门工作时, 常常让这个部门去安排调研计划, 并且部门的领导也一直作陪, 这样的调研就可能走过场, 失去了找到问题的机会。另外, 许多地方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对自己任命、监督的干部也常常不了解情况, 作为“人大代表工作室”的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也未向他们提供任何决策信息。这些都说明中国的人大监督工作迫切需要提高加强, 需要各级党委特别注重, 尤其要发挥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作用。
如果中国的税务改革计划能列入全国人大 (下转65页) (上接33页) 的议案, 形成决议,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下设的相关专门委员会, 长期督促国务院及各级人大、政府开展工作, 加上全国各级人大代表的大力支持, 那么, 中国的税收改革的实现就有了条件, 中国早日实现税收现代化就有了希望。
山穷水复疑无路, 柳岸花明又一村。只要我们发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取得中国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各项税收改革的成功。作者相信, 中国财政、税收的明天, 一定会更美好。
参考文献
[1]马国强.中国税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2]张馨.税收公共化:税收原则体系的转型[J].涉外税务, 2004, (6) .
[3]高培勇.改革十字路口上的个人所得税[N].中国财经报, 2010-04-13.
基于税收契约的税收筹划特征分析 篇8
从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契约与税收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税收筹划作为由社会多方契约关系制约的、多方契约力量之合力推动的一种经济行为,也与契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契约
税收的本质是一种契约关系。从现代税收的逻辑发展来看,税收原则是税收征纳过程中为简化判断而对其工作环境所作的基本约定,税收政策是政府和纳税人之间通过博弈达成的均衡契约,纳税报告①则可看作是税收信息供求各方博弈均衡的格式化契约。正是基于税收与契约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渊源及现代税收所内涵的契约属性,我们认为,把税收的本质确定为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是恰当的。
1.税收是一种公共契约。
从契约视角观察税收,税收的本质是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存在的一种契约关系。纳税人向国家提供确定的税收,并向国家交换无差别地享受公共产权的资格。国家利用其对政治资源的独家垄断,通过支配收取的税收,提供契约标明的回报,如国家安全、基础设施等。
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在论述赋税原则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取得收入的比例,缴纳税收,维持政府。”[2]接下来,他还有一段精辟的话:“一个大国的各个人须缴纳政府费用,正如一个大地产的公共租地者须按照各自在该地产上所受益的比例,提供它的管理费一样”[3]。由此可知,亚当·斯密关于赋税论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也包含着交换思想。因此,国家征税和纳税人缴税完全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相互交换。这种权利、义务交换的载体便是税收。所以,国家与纳税人之间也以税收为纽带构成一种特殊的交换关系,这种交换本身便具有公共契约的性质。
因此,政府和纳税人之间需要达成一种契约,这一契约通过法定形式固定下来,就构成税收征纳之间就宽泛或具体意义上产权的分隔达成的书面契约。宽泛意义的契约,是税收程序法,如税收征管法等;具体意义的契约,是单项税法,如增值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等[4]。因此,存在于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契约是政府强加给纳税人的一种不可推卸的契约,具有法定性特征,政府也成为不请自来的一个“法定契约方”,笔者倾向于把这种天然存在的税收契约称为“法定税收契约”。
税收既然作为契约出现,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纽带可以引入一种与契约高度相关的概念——债,对此,我们可以说税收是一种公法之债,它将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定性为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相对债务的关系。并将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上升为法律上保护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税收契约关系的履行中,超出作为这种产权契约的税法规定的额度和范围的征收就是掠夺,而纳税人也不应该因其向政府付费而提出某些过分的要求。但是,纳税人在一定时期既定的税收制度下有进行合法意义上的税收筹划的权利,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Scholes)对此评价说:“为实现各种社会目标而设计的任何税收制度都不可避免地会刺激社会个体进行税收筹划活动。任何既追求财产再分配、又资助特定经济活动的税收制度,都会导致边际税率在不同契约方之间,特定契约方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活动中产生大幅变动。”[5]
一旦契约订立,总免不了违约或侵权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制定相关的条款予以限制,这在税法中体现为税收处罚。在税收征管法中,这样的条款极为分明。除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还有关于核定征收、税款追征、滞纳金、纳税担保、税收保全等一系列的条款维持征纳契约的履行并随时提供救济。另一方面,对于政府或其税务当局对纳税人可能造成的侵犯,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政府获取税务当局要承诺执法不当下的赔偿责任,如税收保全不当下的税收赔偿,以及超征税款的加息归还;规范税收征管操作,并对越轨行为给与相应处分,这体现在税收征管法对于税务人员徇私舞弊行为给与禁止性和惩罚性条款中。
2.税收是公共契约的前提假设。
将税收视为公共契约存在几个前提假设:
第一,国家和纳税人的地位平等,即不存在强权操纵。
第二,税收是中性的,体现一种正义精神。
第三,纳税人的产权明晰而确定,由税法所约定的税收额是清晰而确定的。
第四,国家和纳税人各自拥有独立的利益,在法律上予以承认并保护。
第五,法律充分考虑了征纳双方的利益,且其确定的税率是适当的。
在上述五项前提假设中,笔者认为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地位平等是最重要的,这体现了契约精神,贯穿于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的各个层面上。
税收倡导的正义精神也是税收成为公共契约的重要前提。正义是政治文明与法律制度的最高理想和共遵价值理念,是判断一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标准,“正义的许多原则——各得其所,黄金规则,绝对命令,公平原则,宽容要求,以及其他等等,被认为超越了一切历史经验。”[6]税收契约关系必须遵从正义理念,正义精神是税法的核心价值和最高境界。法国《人权宣言》第20条规定:一切公民均有权监督税收的用途和了解其状况。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还规定了纳税人诉讼制度来保障纳税人仅依契约纳税以及获得应得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权利。而且,美国、台湾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也不再把先行缴纳税款作为纳税人申请救济的前置程序。这些在一定意义上都体现了税收的正义精神。
(二)利益相关者交易中的税收契约
契约是市场中交易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所确立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交易时所约定的基本内容,构成了契约的基础。交易活动的实质是交易当事人之间对财产权利所作出的契约安排,其目的是实现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分析,企业与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客户、职工等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博弈竞争与合作关系是靠契约来维持的,这种契约其实是一种纯粹的市场契约。
交易中所涉及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税收契约作为企业契约集合中的一个子契约,是在经济交易中形成、维护并履行的,其本质是税收影响各利益相关者收益分配与资源配置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交易中的税收契约明显区别于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法定税收契约”,如果我们给交易中的税收契约一个准确概念,可以表述如下:交易中的税收契约是利益相关者在经济交易中所形成的有关财产权利流转的有关税收方面的协议或约定。笔者倾向于把交易中的税收契约称为“相关者交易税收契约”。
“相关者交易税收契约”被引入企业契约中,有利于解决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有助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维护适当的经济关系。从税收筹划角度分析,合理签订并履行“相关者交易税收契约”,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主动地按所订立契约的相关约定统一安排纳税事宜,实现税收筹划的战略目标。
(三)税收契约的内涵剖析
1.税收契约是经济契约的一部分,如果研究“法定税收契约”和“相关者交易契约”必须在企业契约的约束下展开,因此极易被忽视。也有人认为,税收契约难以独立存在,只是企业契约或财务契约的一部分,其实这种认识很难透彻领会和把握税收契约对经济的深度影响,这也是造成税收契约受到关注较少,没有形成系统性研究的重要原因。
2.从现有文献观察,一些学者已经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税收筹划及其契约安排问题,譬如财务决策中的税收因素分析,企业逃税与税务监管的辩证与博弈关系。但税收筹划涉及面广,综合性强,从企业与契约方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税收筹划,尤其是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均衡角度研究税收筹划有一定的难度。
二、税收筹划的契约特征分析
(一)税收筹划源于契约关系
企业的实质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包括企业与股东、管理者、债权人、政府、职工、供应商、客户等之间的契约,而且各契约关系人之间又存在着利益冲突。当我们承认“经济人”的逐利本性、契约的不完全性和部分契约是以会计数据作为基础等前提条件时,部分契约关系人(如股东或管理者)便有动机和机会进行某些操纵,以减轻自身负担并进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只要企业税负契约中使用会计数据作为决定税负大小的重要指标,则在税负契约执行过程中,投资者与经营者就会产生对会计数据及相关行为进行管理控制的动机,以谋取其自身的利益。纳税人掌握着公司真实的会计信息,理性的纳税人自然具有强烈的利用现有的信息不对称性和契约的不完备性进行税收筹划以减轻税负的动机。可以说,如果没有契约关系的存在,税收筹划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二)税收筹划存在多重契约方
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要考虑多重契约方,即在进行税收筹划时不仅要考虑纳税人与税务当局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纳税人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上面我们探讨了税务当局和纳税人之间的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和交易中的税收契约关系,所以纳税人开展税收筹划所涉及到的契约方包括税务当局和利益相关者两类不同的契约方。
纳税人针对两类不同的契约方,应采取不同的契约模式和税务对策。研究税收筹划时引入契约方,可以将税收筹划看作是纳税人的最优纳税设计行为,也可以称之为“税收筹划方案设计行为”。换言之,这里引入多个契约方,意在说明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必将涉及税务当局与利益相关者。这里引入“契约理论”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采用契约观点,旨在说明税收筹划的契约方影响着税收筹划的决策行为。迈伦·斯科尔斯曾对契约观点作如下评论:“契约具体说明在不同的环境下,契约各方作出决策和收取现金流的权利。”[7]接下来,他在全球税收筹划的三方面特征中阐述了“在税收筹划中必须考虑所有契约方”的观点。
(三)税收筹划受到法定税收契约关系的制约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税制框架内通过投资、经营、理财等活动的谋划、安排以降低风险和减轻税负的税收规划行为。税收筹划之所以出现,源于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因为政府作为企业契约的参与者,在向企业提供公共物品的同时,也“强制”与企业签订了税收契约,即颁布所制定的税法,并规定应缴纳的税金。考虑到契约成本因素,政府并不与每一个纳税人进行单独谈判协调,而是单向强制规定。所谓税法其实就是政府与纳税人签订的通用税收契约。在这种契约关系下,税款征纳是由税收的强制性来保障的。政府征税是出于保证财政收入以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纳税人纳税则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纳税人总有寻求节税的动机。如果税收不具强制性,而是像慈善活动一样靠企业自愿捐赠,那么,税收筹划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所以,只要存在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就一定会存在税收筹划。税收筹划实际上是纳税人对税收环境的一种适应性反应。但税收筹划必须在税制框架内开展,这是法定税收契约关系对税收筹划的一种强制性约定。
(四)契约的特性决定了税收筹划存在的必然性
契约天生具有不完全性,这是契约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尽管完全竞争市场构成完全契约的充分条件,但在现实中,由于社会和未来事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契约各方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成本的存在,制定一份包罗万象、完美无缺的完全契约几乎是不可能的。同理,政府制定的税收政策也是不可能成为完全契约的,肯定存在不完善之处,甚至是大的漏洞或缺陷。而且大多数国家的税收制度都规定,企业的纳税活动应以会计所得为基础,进行适当调整后确定应纳税金。这样一来,管理者就有可能根据企业自身状况进行税收筹划,以节约税金支出。同时,纳税人对税法可以选择性利用、甚至“滥用”,对税收规则的运用拥有相当的自主权和控制权,这也部分解释了税收筹划能够存在的缘由。
(五)税收筹划可以利用契约关系降低交易费用
对于企业的交易活动,税收筹划的作用在于安排交易或创造交易,降低隐含在交易中的税收负担。因此,税收筹划担负着实现税后收益最大化的重任,即为最大化税后收益而组织的生产要求考虑各契约方目前和未来的税收状况。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旨在对各契约方之间的交易活动进行系统而科学的安排,以降低交易活动中的交易费用和税收负担。所以,从契约角度观察,税收筹划其实就是各契约方利用税收契约关系的变化来实现节税的。当然,税收契约关系的变化过程也是打破原有契约、构建新契约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可能是长期的。
(六)利用契约形式的变化节税
纳税人的经济活动可以通过契约形式约定,不同的契约形式界定不同的业务模式。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安排或调整其契约关系,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主动地安排纳税事宜以期达到节税的目的。举例来说,纳税人购买设备或者租赁设备都可以达到更新设备的目的,但这两种方式对纳税人税负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税法允许对建筑物、设备、机器进行加速折旧来鼓励资本性投资。因此,纳税人购买设备加速折旧可以多抵扣应税收入,从而降低投资成本。如果纳税人租用的设备超过了经济寿命,租赁费就只能按实际发生额进行税前扣除,而租赁费扣除额的现值通常远远小于折旧扣除的现值,这其中就存在税收筹划的空间。即税收将取决于设备的投资方式,而设备的投资方式则完全依赖于纳税人与设备供应商签订的一项安排财产权的契约。
如果纳税人之间存在税率差异,并不一定需要纳税人拥有不同税负的附属经济实体才能进行筹划。面临不同税率,互不相关的纳税人也可以通过订立契约而相互约定,将应税收入从高税率的纳税人那里转移到低税率的纳税人那里。[8]这是纳税人之间的一种税收博弈合作模式。进一步分析,纳税人之间的契约形式稍作调整,极有可能引起税收负担的较大变化。
参考文献
[2]亚当·斯密著,杨敬年译:《国富论》,陕西出版社,2001。
[3]亚当·斯密著,杨敬年译:《国富论》,陕西出版社,2001。
[4]李胜亮:《税收脉络》,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P87。
[5]迈伦·斯科尔斯、马克·沃尔夫森:《税收与企业战略》,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D04,P5。
[6][德]阿图尔·考夫曼等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法律出版社,2002,P53。
[7]迈伦·斯科尔斯、马克·沃尔夫森:《税收与企业战略》,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P3。
税收 篇9
一、企业中加速折旧法的应用
利用不同的折旧方法计算的折旧额是不同的, 分摊到固定资产各期的成本费用也不相等, 因而影响了企业各期的利润水平, 最终对企业的税负产生影响。加速折旧法经常被当作抵减所得税的重要方法之一。
例1:某集团企业的某一设备, 原值750 000 元, 预计使用年限5 年, 预计净残值为原值的1%, 适用所得税税率为25%, 假设不考虑其他纳税调整事项, 企业未扣除折旧的利润额为:第1 年:1 250 000 元;第2 年:1 136 300 元;第3年:1 500 000 元; 第4 年:1 000 000 元; 第5 年:961 500元;合计:5 847 800 元。
1.按照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 该设备年折旧额、税前利润和所得税额如表1 所示。
2.按照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 该设备年折旧额、税前利润和所得税额如表2 所示。
从表1 和表2 可以看出, 不论采用年限平均法还是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 固定资产折旧总额相同, 总体上不可能达到减少企业所得税的作用。但是具体到各个年份来看, 使用加速折旧可以在使用期限内使固定资产成本加快得到补偿, 利用提前摊销后期的成本费用, 将企业前期的会计利润往后期结转。最终使企业前期实现的利润较少, 缴纳税款也较少;后期实现的利润较多, 缴纳税款也较多。 对于纳税人而言, 通过调节所得税缴纳时间, 可达到缓交税款的作用。缓交的税款具有资金的时间价值, 可以为纳税人取得相当可观的资金使用价值。
假如银行的同期年利率为6%, 纳税人仅第一年的税收筹划就可获得收益2 272.5 元[ (237 500-275 375) ×6%]。 将上述不同折旧方法下的应纳所得税额及应纳所得税额现值归纳如下页表3 所示, 可以看出, 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法对企业更为有利, 企业的应交所得税额减少6 818.54 元 (1 083 761.16-1 076 942.62) 。
二、企业慎用加速折旧法的几种情况
在实际工作中, 企业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选定符合税法要求的合理有效的折旧方法, 同时达到为企业节税的目的。通常有几种情况需慎用加速折旧法, 否则会增加企业税负。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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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2、3、4、5 年 的 复 利 现 值 系 数 分 别 是 ：0.9434、0.8900、0.8396、0.7921、0.7473
(一) 税收减免期不宜加速折旧
承上例, 假设第一年、第二年为公司的免税期, 情况如表4 所示。
单位：元
由表4 可知, 加速折旧法比年限平均法增加税负总额45 750 元 (799 750-754 000) 。 在我国实行比例税率的情况下, 固定资产在使用年限内前期多提折旧, 后期少提折旧, 企业处于正常经营状况下, 可以递延缴纳税款。 但是, 在企业税收减免期间, 不仅不能少缴税, 反而会加重企业税负, 因为加速折旧是反向影响企业所得税的。
(二) 5 年补亏期内不宜加速折旧
《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 》和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内、外资企业的亏损弥补期限和办法作出了统一规定, 即企业发生年度亏损, 可以用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弥补, 但最长不得超过5 年。 税法严格限定了企业亏损的补亏期限, 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估计以后年度的获利水平, 使企业获得最大收益, 避免加速折旧给企业带来不利影响。
假如采用加速折旧的某公司, 当年亏损总额为2 000万元, 此后连续5 年的税前收益总额为1 600 万元, 则1 600万元税前收益可全额弥补亏损, 无需纳税。另外400 万元亏损, 须用税后利润弥补。 假设该公司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当年亏损总额1 600 万元, 此后, 连续5 年的税前收益总额是1 600 万元, 则税前收益1 600 万元亏损无需纳税, 可全额用税前收益弥补。 因为折旧方法不同, 同样的收益, 如果利用加速折旧法, 就比采用直线法的税负增加100 万元 (400×25%) 。
(三) 切莫以减税为目的选择加速折旧
企业选择加速折旧应考虑企业整体经营决策, 切莫仅为减轻税负选择这种方法。 如果不考虑财务状况随意选择加速折旧法, 导致企业出现亏损, 可能让投资者对企业的发展失去信心, 使企业错失进一步发展的机遇。有的民营企业通过采用加速折旧等方法, 有意造成企业报表连续亏损, 达到不缴纳所得税的目的。企业一旦需要向银行办理贷款, 银行很可能拒绝贷款。
总之, 企业选用加速折旧法筹划时, 一方面要谋求利益最大化, 另一方面应当防范筹划风险。特别要关注加速折旧法的特点和不足, 认清加速折旧在企业中慎用的几种情况, 最大程度地减少筹划风险。
摘要：利用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来实现抵减所得税税负的作用, 被称为“税收挡板”或“税收抵税”。企业可以通过会计准则和税法对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确定赋予的弹性空间, 合理选择折旧方法, 充分发挥抵税作用, 谋求企业利益最大化。
关键词：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筹划,所得税
参考文献
[1] .程辉.固定资产折旧中的税务筹划[N].中国会计报, 2013-12-6.
[2]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税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3.
税收 篇10
环境税收兼具有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的二元功能。环境税收立法需要充分考虑到环境税收的这种二元功能,并在立法中予以具体体现。然而,从 《征求意见稿》 的具体内容来看,其制度设计并未兼顾和充分考虑到环境税收的这种二元功能,也未能较好处理其二元功能的平衡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对我国当前环境税收立法中的税收二元功能之平衡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以期对我国当前环境税收立法的完善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我国环境税收立法现状与背景分析
本部分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 一) 我国环境税收立法的主要动因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到国民健康的重要社会问题。环境税收立法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此外,根据庇古的 “双重红利” 理论,环境税收不仅对环境的优化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整个税制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环境税收的这种“双重红利”功效对政策的制定者具有相当的吸引力,环境税收立法进程也大大加快。
由此可见,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经济形势的新要求成为我国当前环境税收立法的主要动力。
( 二) 指导我国环境税收立法纲领性文件
2011 年3 月全国人大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优化能源结构,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环境税费制度”, “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选择防治任务繁重、技术标准成熟的税目开征环境保护税,逐步扩大征收范围”。
2013 年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2014 年10 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2015 年10 月29 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这些纲领性文件为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环境税收立法指明了方向。
( 三) 环境税收立法的理论研究与试点工作
目前学界对于环境税收立法的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从当前学界理论研究的相关成果来看,有学者对环境税收制度建构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取向进行了研究; 有学者从经济分析和制度选择的角度对环境税的开征问题进行了研究; 有学者对环境税开征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证; 有学者对于环境税收立法的模式选择和时机选择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 有学者对环境税收立法基本原则进行了研究; 有学者从激励原理的角度对环境税进行了立法设计。
从地方环境税收立法实践的角度来看,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也相继开展环境税征收试点工作,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和地方实践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前我国环境税收立法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四) 相关立法对环境税收立法的促进
新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 也进一步推动了环境税收立法进程。2014 年4 月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了 《环境保护法》,该法第21 条规定: “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价格、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和支持环境保护技术装备、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服务等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第22条规定: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污染物排放符合法定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污染物排放的,人民政府应当依法采取财政、税收、价格、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予以鼓励和支持。”第43 条第2 款规定: “依照法律规定征收环境保护税的,不再征收排污费。”
这些相关规定,从环境保护的角度、以法律的形式对环境保护与环境税收之间的相关衔接等问题做出了原则性规定,为环境税收立法预留了空间,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促进我国当前环境税收的立法进程。
( 五) 财税体制改革与环境税收立法
当前正在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也为环境税收立法的推进提供了良好的契机。2013 年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2014 年6 月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方案。该方案明确指出: “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促进结构优化的职能作用。”
这表明,经历了1994 年财税体制改革之后20 年,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序幕正在拉开。环境税收体制作为财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之一,也必将在今后的改革中通过立法的方式予以完善,这为当前的环境税收立法的推进提供了有利的时机。由此可见,随着我国 《环境保护法》修改的完成和财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环境税收立法已经进入到实质性构建的关键阶段。
二、环境税收立法与环境税收的二元功能定位
本部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 一) 环境税收功能定位与环境税收立法
环境税收的目标与功能定位问题是我国当前环境税收立法的重要问题。这是因为,环境税收目标与功能的准确定位不仅直接关系到开征环境税收的依据,同时也将对环境税收的征收环节产生重要的影响。唯有对环境税收立法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才有可能制定出一部科学的法律,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环境税收的功能定位问题是环境税收立法的主线和灵魂,决定着环境税收立法的科学性及其可操作性。由此可见,环境税收的功能定位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环境税收立法中应当对环境税收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
( 二) 环境税收兼具有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二元功能
从税法理论来看,依据课税目标定位的不同,可以把税收分为财政税和调控税。凡侧重于以取得财政收入为目的而征收的税,为财政税;凡侧重于以实现经济和社会政策、加强宏观调控为目的而征收的税,为调控税。一般认为,税收都是兼具有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的目的,很难把某一税种简单归入到财政税还是宏观税。环境税收作为我国未来税收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当然也不例外,应该兼具有财政收入与宏观调控目标和功能。环境税收的财政收入功能主要体现在通过对环境税收的征收,增加政府相应的财政收入,从而为治理环境污染问题提供相应的资金。环境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体现在,通过环境税收增加相关企业的成本,从而调控企业的行为,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 三) 理想与现实: 环境税收立法中的环境税收二元功能
环境税收兼具有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的二元功能,这一点在学界是没有太多争议的。但是在环境税收立法中,环境税收到底是以宏观调控目标为主,还是以财政收入目标为主,学界则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从理想的角度来看,环境税收似乎应该以宏观调控为主要目标,对污染环境行为及生产使用引起污染产品进行课税,从而达到调控人们行为的目标。但是从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尤其是从环境问题的地域性和治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来看,非常有必要考虑到财政收入的目标。因此,环境税收立法在环境税收的具体设计方面应当兼顾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两大目标,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找相应的平衡。
为了能够在环境税税收立法的财政收入与宏观调控功能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很有必要对环境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与财政收入功能分别进行分析。此亦为下文的主要内容。
三、环境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分析
宏观调控是研究环境税的重要视角。宏观调控目标或功能应当成为我国当前环境税收立法中予以重点明确的目标定位。
( 一) 环境税收宏观调控功能的国际经验
从国际经验来看,环境税的调控功能受到世界各国普遍重视。一些国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来调控人们对环境的污染行为和对环境污染产品服务的生产与使用行为,起到了较为明显的积极效应。这些国家通过税收方式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宏观调控的经验很有必要在我国当前的环境税收立法中予以借鉴。
( 二) 环境税收宏观调控功能的国内理论
在国内学界,虽然法学界对于环境税收法律制度等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时间不是很长,但是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就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从生态经济综合平衡和国民经济政策调节的角度,提出了环境税的调节机理,并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环境税的宏观调节功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这表明,在当前国内理论界,环境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也是普遍受到重视的。因此,在当前的环境税收立法中,不仅不能忽视环境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还有必要通过相应的具体制度予以体现。
( 三) 环境法学视角下的环境税收宏观调控功能
从环境法学的角度来看,环境税收制度的首要目的是要通过国家公权的介入,对环境资源这一公共产品进行 “国家定价”,将环境的成本纳入市场交换价格。因此,宏观调控应当是环境税的首要目标或者说至少是其重要目标之一,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同。也正是从这种角度来看,我国当前环境税收立法进程中,有关部门把环境税收命名为 “环境保护税”,并以此为依据起草了 《环境保护税法( 征求意见稿) 》。事实上,从 《征求意见稿》中的具体条文来看,环境保护这一宏观调控功能也确实得到了重点强调。例如, 《征求意见稿》第1条开明宗义指出: “为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社会节能减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定本法。”
( 四) 环境税收宏观调控功能的双重效应
环境税收的这种宏观调控目标具有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效应。从经济效应的角度来看,环境税收的这种宏观调控使得资源的配置实现最优化状态; 从社会效应的角度来看,环境税收的这种宏观调控还体现在,通过环境税收政策的实施达到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社会的环境质量效果。环境税收宏观调控功能的这种经济与社会双重效应,也使得宏观调控功能成为我国当前环境税收立法中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
( 五) 其他相关问题分析
当然,以上分析是从国外经验和理论探讨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环境税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还受到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因而,如何通过科学的环境税收立法促进环境税收的宏观调控目标的充分实现,也是我国当前环境税收立法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这就要求环境税在具体税收要素的设计方面必须遵循税收合法、税收合理和税收绩效三原则。
由此可见,环境税收宏观调控目标或功能的实现需要其他相关税收具体制度予以密切配合。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环境税的宏观调控目标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被异化成财政收入的手段,也是应当警惕的问题,如何在环境税收的立法中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予以规范,同样也是当前环境税收立法中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四、环境税收的财政收入功能分析
本部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 一) 环境税收立法应当兼顾地方财政收入
在当前的环境税收立法中,财政收入也应当成为环境税收的重要目标之一。尽管长期受到诟病,环境税收实际上还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财政收入功能。尽管有人认为,环境税不应当以财政收入为其目标,并列举了主要理由,认为将会导致环境税收的资源枯竭,不是增加财政税收的最佳方法,会对环境税收制度的广泛适用带来阻碍效果,而且,环境税收的资金不一定会真正用到环境改善方面,但环境税在事实上具有财政收入的功能。
( 二) 环境税收财政收入功能的国际经验
从环境税收入在各国总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来看,2001 年,OECD的20 个成员国的环境税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平均比例达到了约7% ,而且这个比例还在逐年上升。由此可见,环境税收在事实上承担相应的财政收入功能,这是世界环境税收实践的普遍经验。考虑到环境税的征收在事实上能够增加我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该收入在理论上是应当用来改善我国的环境问题,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立法中通过具体制度予以保障也就合情合理了。
( 三) 环境税收财政收入功能的现实需求
环境税收能为我国环境治理提供较为稳定的资金来源,所有具有财政收入的功能。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虽然在省一级相关部门资金和财力相对雄厚,但在基层部门,环境保护治理资金十分紧张。而环境保护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基层部门的积极作为。因此,环境税的征收,有助于缓解资金紧张状况。从这种意义上看,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不可小觑。当然,环境税的这种财政收入功能和其他税种的财政收入功能有着明显的区别。环境税属于特定目的税,环境税收的资金应当专款专用。
( 四) 环境税收财政收入的归属问题
与环境税收的财政收入功能紧密相连的环境税收资金的归属问题也应当在当前的环境税收立法中予以明确。既然环境税收具有财政收入的功能,因而在当前的环境税收立法中,对于财政收入资金的归属问题也有必要明确。
总体上看,环境税收财政收入资金归属应定位于中央和地方共享。一方面,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往往会由地域性问题转化为跨区域性问题,环境税收应当提取一部分归中央统筹治理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另一方面,大多数环境问题需要由地方政府来解决,而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治理环境财力相对薄弱,有必要赋予地方部分征税自主权和资金使用权,但必须严格管理,明确限定范围以确保资金用到环境治理上。
因此,在资金归属上,环境税应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中央的环境税财政收入集中财力治理跨地区、跨流域的污染,地方的环境税收入可以用于治理区域性的污染。
五、环境税收二元功能在立法中的平衡
本部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 一) 环境税收二元功能在立法中进行平衡的必要性
前文分别分析了环境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与财政收入功能,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由上述分析可见,环境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和财政收入功能都十分重要。然而,以上环境税收的宏观调控与财政税收功能之间并非完全一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因此,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对环境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和财政收入功能进行协调与平衡就显得尤为必要。
( 二) 在对立统一中平衡环境税收的二元功能
从总体上来看,宏观调控和财政收入二者之间并不矛盾,环境税收在通过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同时,也能够通过取得相应的财政收入来补偿治理环境的支出、为环境保护项目筹集资金、提高环境保护计划实施的可行性。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财政收入的增加也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宏观调控能力。因此,环境税的这种财政收入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二者之间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完全可以协调统一在现有的环境税收立法之中的。
( 三) 在理论和现实中寻找环境税收二元功能的平衡点
“绿色税收”利益链 篇11
然而，税收制度的调整是对原有利益分配格局的一次重新“洗牌”，如何理顺利益链条，理性认识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平衡国家、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利益环节，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讨。
为此，《新理财》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首都经贸大学教授丁芸、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副所长靳东升、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
开启“绿色税收”先河
《新理财》：回看成品油税费改革实施的三年，现阶段我们应如何认识和评价这次改革？
胡鞍钢：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成品油税费改革实现了从交通税费多头征收管理到成品油消费税单一征收管理的统一；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实现了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养护费用多头管理多头支出到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专款专用的统一。成品油税费改革有效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各级政府和普通百姓的交通税费征管和道路使用难题，在道路基础设施的融资、建设与养护环节上建立起了可持续的良性循环机制，实现了从扭曲税收到中性税收的转变。
成品油税费改革在取消公路养路费等六项收费和逐步有序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的同时，大幅度地提高了成品油消费税税额标准，充分体现了“多用油多负担、少用油少负担”的公平原则，使燃油使用者的边际成本保持衡定，对成品油消费行为提供了稳定的激励，促进使用者主动节约能源，实现了从负向激励到正向激励的转变。可以说，成品油税费改革实现了资源类产品，特别是汽油和柴油从封闭的国内机制到开放的国际价格机制的转变，有效地解决了汽油和柴油定价上的价格扭曲现象，有利于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我的基本判断是，经过三年的实际运行，已充分证明，成品油税费改革是最成功的绿色体制创新，是最有效的绿色调控手段，取得了最显著的绿色改革成效，开辟了最典型的绿色改革路径。
进一步深化分税制
《新理财》：成品油税费改革中取消了公路养路费等六项收费和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而新增成品油消费税单位税额则纳入中央财政，这可以说是对中央和地方财力的一次调整，在资金属性、资金用途、地方预算程序、地方事权不变的前提下，中央将新增税额通过转移支付拨付给地方，这对地方政府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胡鞍钢：改革前，交通税费收入是以地方专项收入形式存在的，种类繁杂，在征管和使用上既不统一，也不透明，存在明显的“马太效应”，不利于在各地区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不利于中西部欠发达省份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养护。
成品油税费改革，可以说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2002年所得税分享机制改革后，中央对中央与地方间财政关系做出的又一次重大调整。从中国目前的交通产业发展态势看，成品油消费税将会成为中央财政又一稳定增长的收入来源。通过观察以往的财税改革经验，中央财政集中财力后，用于调节地方财政收入差异的政策空间扩大，有利于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成品油税费改革后新增收入交通资金属性不变、资金用途不变、地方预算程序不变、地方事权不变的原则，在保证负担改革成本的前提下，中央财政将有更大的余力促进全国交通的均衡发展。
丁芸：从表面来看，成品油税费改革后，中央似乎多了对资金重新分配的权力。然而，改革增加的消费税、增值税虽然列在中央，但中央也不用于安排本级支出，全部由中央财政通过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分配给地方。
转移支付的资金分配方式包括替代性返还和增长性补助：替代性返还是替代地方原有“六费”收入基数给予的返还；增长性补助是扣除替代性返还后的增量资金按照各地成品油消耗量、公路规费和水路规费的比重、影响公路养护和建设以及航道养护的客观因素分配。这些因素基本与影响历年养路费等收入增长的因素协调一致，能够保证地方收入不会因为养路费等六费取消而受到影响，从而更好平衡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且，资金的分配规范透明，可以确保地方所需的资金落实到位。
林伯强：在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关键的问题是新增税收列在中央财政，究竟这笔资金能否专款专用，目前仍不明确。而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由于目前制度不够完善，并没有做到公开透明，因此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的利益博弈我们是看不到的。
理性看待税负转嫁
《新理财》：成品油税费改革会造成消费者和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这种税收负担转嫁应该如何合理对待？其中应如何避免增加中小企业的压力？财政又应如何完善补贴机制？
靳东升：从理论上讲，成品油消费税的征收目的是为了节约燃油，减少排放，理顺价税费关系。因此，成品油消费税的征收环节很重要。在国外，有的国家在生产环节征收，有的国家在批发环节征收，有些国家在最终消费环节征收。由于征税环节的不同，影响税收实际作用的发挥效果不同。
尽管我国目前选择生产环节征收成品油消费税，但是长期发展趋势，应该考虑条件成熟时改为最终消费环节征收成品油消费税，使消费者直接感受到税收负担，更好地实现抑制消费，节约燃油，减少排放的目的。
目前，为了不增加消费者负担，我国的成品油消费税改革坚持了费改税，保持原有负担水平不变，税负仅占零售价格的20%左右。相比西方国家，目前税收在油价中的比例较低，征收力度不足，难以充分发挥税收促进减排，抑制消费，优化结构的积极调控作用。成品油消费税税收调控的发挥水平有待进一步加强，加大税收力度，提高税收调控的能力。成品油消费税不是保证税收收入的税种，因此，最佳状态应该是负相关，随着成品油消费税税收力度加大，税收收入不是增加，而是减少，最终达到抑制消费，节约燃油的目的。
丁芸：我国燃油税改革采用的是定量计征方法，从而对成品油价格没有直接影响。并且在现行成品油价格水平上，国家已经对种粮农民、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给予了补贴。我国也进一步完善这一补贴机制：首先，对当年成品油价格变动引起的农民种粮增支，继续纳入农资综合直补政策统筹考虑。种粮农民综合直补只增不减。其次，对渔业、林业、城市公交、农村道路客运补贴比例按现行政策执行，补贴标准随成品油价格的增减而增减。再次，对出租车在运价调整前，因油价上涨增加的成本，继续由中央财政给予临时补贴。此外，对低收入困难群体，各地应综合考虑成品油、液化气等调价和市场物价变动因素，继续做好城乡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林伯强：可以说，成本向下游企业和消费者转移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成品油税费改革，还是资源税，都最终将由消费者承担，必须清楚认识这个事实。
以成品油为例，目前国家有成品油定价机制，不是完全市场化定价，因此对于中石油、中石化两家企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也就是在国家增加税收后，两家企业会首先承担这部分纳税责任，可能暂时不会马上提高成品油价格，但最终还是要由消费者承担。我认为这样的趋势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多用资源多交税”的原则。
至于国家目前的补贴机制，我认为还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大方向是要兼顾有效和公平两个原则。
温和推进“绿色税收”
《新理财》：从成品油税费改革来看，“绿色税收”是将来改革的方向，从资源税扩围，环境税开征等等来看，都是这个方面，但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这些困难体现在哪些方面，又将如何解决？应如何平衡利益链条中的各个环节？
林伯强：无论是成品油税费改革还是资源税，都切合了“绿色税收”的概念，其目的一方面为了提高消费者对于低碳生活和节能环保的理念，另一方面也促进企业的节能减排。
针对第一方面，要清楚地认识到税收的增加必然会最终由消费者承担，多占用资源必然要多缴税。但在认清这个方向的同时，国家政策的出台仍需要特别谨慎，例如将煤炭纳入资源税范畴，必然导致煤价上涨，而“市场煤”与“计划电”之间的矛盾仍未解决，在煤炭行业急于上马资源税必将引起“电荒”；同时如果通过煤炭资源税倒逼电价，那么大范围的电价上涨又会增加通胀压力，激化社会矛盾。所以我认为现阶段任何政策调整，都必须要更加温和。
另一方面，针对企业，我认为即使“绿色税收”会增加中小企业运行成本，但绝不能因此而放松或是跳过。正是要通过税收杠杆促进中小企业完成节能减排，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国家如果要扶持中小企业，可以通过降低贷款门槛或给予新能源补贴等方式完成。
税收 篇12
关键词：税收成本,控制措施,税收效率
我国经济形势的繁荣发展是有目共睹的,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促进税收收入的增加。但是税收成本的攀升会加大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影响税收系统的长远稳定发展。因此,必须从原因入手分析如何降低税收成本,结合实际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有针对性地提高税收效率,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1 税收成本的含义及概况
1.1 税收成本的概念
税收成本主要是指政府在征收税款的过程中,所耗费的总资源,如财力资源、人力资源、时间资源等。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耗费,都是一项需要管理的内容。税收成本的高低有一个固定的衡量标准,即税收成本率或者说是税收纯收益率。这一标准能够衡量税收成本占税收收入的比例,税收成本越高则代表着国家税收部门花费较多的资源用于征税,而税收成本低则说明国家管理税收行为的效率比较高,占用的资源比较少。因此,降低税收成本是税收工作中一个重要的目标,也是促进税收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税收成本相对较高。这主要是基于一些可以量化计算的税收成本在总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来看的,一些发达国家税收征收成本率基本可以维持在1%左右,而我国当前这一比率的数字还处于5%到8%之间,某些局部地区的税收成本率可能会有不同的变化,高的可达10%左右,而低的则在4%左右。即使是最低的税收征收率,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由此可以得出基本结论:我国当前的税收成本还比较高,不利于整个税收体系效率的提高。
一般来说,政府的税收成本主要是征税成本、纳税成本以及社会成本。而具体的征税成本又主要包括了立法成本、执法成本和司法成本。这三个步骤都是征税的必要环节,是保证征税活动顺利开展的力量支撑。纳税成本则主要指纳税人在缴税过程中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等,甚至细微到填写纳税单的纸张也是一种成本。社会成本更多的是无形的耗费,税收政策必然会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甚至对社会大众日常的生活质量产生影响。虽然这部分的耗费往往难以计量,但是也必须要考虑到税收成本中去[1]。
1.2 税收成本高的原因
国家税收成本高有很多原因,而且很多都是受到一个国家经济政治体制的必然影响,想要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创新面临非常多的困难。从税收成本高的原因入手进行分析,能够帮助税收相关部门更好地认识到当前工作中的不足,从而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以改进,提高整体的税收效率。
第一,缺乏税收成本观念。税收是国家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税收单位在工作的时候只是将其作为一件必须进行的政治工作来进行,而没有考虑到国家也需要为税收行为付出相应的成本。缺乏成本观念就会导致税收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随意浪费资源,一味追求超额完成任务,获得相应的工作奖励,而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税收成本。比如,一些税收单位大量购进很多先进的计算机设备,但是却疏于机器管理和人才培养,导致昂贵的设备常常处于闲置的状态。再比如,一些税收单位在修建办公大楼、服务大厅等必要建筑时一味追求豪华,而不懂得遵守经济节约的原则。
第二,缺乏成本控制制度。税收成本的控制单靠思想理念还远远不够,必须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指导实际税收工作的进行,才能真实地降低税收的成本,提高税收工作的效率。一些宏观的税法制度过于笼统,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而一些小的细则又比较随意和片面,存在较多的漏洞,难以保障税法制度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另外,大小税法存在着一些重叠复杂的地方,税收优惠政策等计算方法复杂,实施起来容易出现错误。这些都无形间加大了税收成本[2]。
第三,缺乏健全的征税体系。我国国土广阔,产业种类丰富,在税收问题上存在着税源分散的特点,管理起来比较麻烦。这就需要一个健全的征税体系,能够将全国各地的税收情况连成一个大的网络,通过信息共享、协同服务等手段来控制税收成本。但是目前还缺乏这样一个完善的征税体系,难以解决税源分散的问题。同时,在征税方法上也比较落后,税收部门自身机构设置不合理,传统的税收方法耗时耗力。比如,征税以政府主动上门收税为主,在此过程中政府起着监督打击的作用,这样纳税者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不仅容易出现偷税、漏税的行为,更会大大降低税收的效率。税收部门按照层级分为国家级和地方级,但是不同层级机构甚至同级机构之间的设置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这种机构设置方式的不同无疑增加了彼此之间加强合作的难度,使得各税收单位只顾自身利益,而不能从大局出发考虑税收成本。而各机构之间的差异性和不合作,也就意味着很多重复资源的耗费,必然会增加税收成本。
2 降低税收成本的措施
2.1 加强法制建设
在税收工作的开展中,立法、执法、司法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从法制建设的角度控制税收成本主要是指从宏观层面把控税收体系的发展方向。通过法律规定,可以对税收机构、企业集团的收税行为和纳税行为进行监督管理,一方面,监督纳税机构按照既定的法律法规来执行收税,不能滥用职权、牟取私利,将总的收税成本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纳税人如企业、公司、个体户等受到法律条款的约束,养成自觉纳税的好习惯,积极配合征税部门的工作,提高税收效率。当然,也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工作本身的成本入手,设计合理的法制工作流程,将这些工作的成本也控制下来。这就要求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力量,分担部分监督义务,并且在立法等工作中减少冗杂重叠的任务,提高立法、执法工作的效率,从而达到控制成本的目的。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物价的不断增长,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税收成本也在快速增长。因此,必须通过法制建设把控住整个税收成本的总局面[3]。
2.2 加强机构管理
征税机构和纳税机构是在税收体系中产生成本的主要来源,因此必须对这两个部分进行强化管理,采取措施控制成本。对于政府征税部门来说,如上文所述要加强法制建设,同时也要进行制度管理,明确征税人员的职责,对征税人员进行思想品德教育,防止贪污腐败、收受贿赂等现象的发生。建立起相应的奖惩制度来调动税收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但是制度不应该只是基于分配政治任务,而应该结合实际的税收情况,设计出一套最适合、最经济的税收体系制度。而对于企业集团等纳税机构来说,必须不断提高对纳税的思想认识,养成自觉纳税的好习惯。比如到一定时间就自觉申报缴税清单,而不是非要等到政府税收部门上门来催;通过培养优秀合格的会计人员等及时掌握应缴税收的情况,积极配合税收部门的工作。也就是说,不管是收税的还是纳税的,都应该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并且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和高效的配合,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善的税收体系,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从而提高税收效率。
3 结论
综上所述,税收问题是国民经济的核心之一。运转良好的税收系统不仅能够保证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正常进行,也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因此,在税收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采取措施降低税收成本,从而获得更大的净税收收入,是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通过上文所述的途径,能够切实降低税收成本,从而提高税收效率,节约资源。
参考文献
[1]姜铭.中国税收征管效率研究[D].秦皇岛:燕山大学,2012.
[2]李风光.降低税收成本问题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