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评价

税收评价（共9篇）

税收评价 篇1

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资源危机和环境恶化，终于使人类进一步认识到，环境问题是一个发展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涉及到人类社会文明的问题。伴随着发展模式的变化，人类的发展观也从传统的增长观，逐步发展到协调发展观，并最终认识到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这种大背景下对经济手段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引起了重视，其中利用税收手段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服务已经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工具。生态税收又称绿色税收、环境税收，是指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各种税收的总称，包括一切对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有作用的税种和税收条款，甚至可以包括各种法定征收的费用，产生于20世纪70时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上真正获得重视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之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尝试将税收应用于生态环境保护，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生态税收体系。

一、生态税收的评价标准

分析生态税收最优性的主要标准之一是经济结果和生态效率，减少有害的环境活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目的就是要找到这样的方式，在环保、环境和经济性能之间取得平衡。

俄罗斯生态学家鲁德果夫斯基对于生态税收的分析，提出了生态税收的评价标准。他提出的对观点即保留了以前开发方法的特点，也引入了一些新的东西，是很重要的定性和评价生态税收的方法。因此，确定了以下的生态税收标准为：效率、平等、管理，符合立法的要求，税收收入的使用，以及考虑这些标准的详细信息。

效率，这个术语是指对社会的概念，包括对环境的影响，生态税收的净影响。从理论上讲，生态税收减少过多的税收负担，通过更好地分配资源，破坏抑制环境的生产工艺。但生态税收对生产活动的影响也可能产生不利于某些行业竞争力的影响。因此，除税收外，在现代化建设投资中，经济和环境目标之间保持平衡是各国的期望。几乎所有的欧盟引进生态税收优惠的和提供税务豁免某些行业，以保持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通常情况下，这些行业，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并在其他生产的性质，包括由税务所得到的利益。但是，许多专家认为，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如污染税———这是一个隐藏的税。鲁德果夫斯基认为，生产成本的增加，生态税收加剧了经济税收的扭曲。事实证明，“隐藏”的税收会导致产品的生产和投资下降的实际收入增加。

平等，是一个民主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政府的措施同样适用于所有公民，不论种族、阶级和其他属性。生态税收的有效性是平等地分享所有与利益相关者的成本和收益的政策。如果征税，所获得的利益经济主体的组织其费用支付比例过高，会导致过度的税收负担。当然，环境政策对人体健康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更好的环境条件的地区，是更昂贵的租金及其他费用。据鲁德果夫斯基的应高度重视支付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税收的定义。间接影响消费者的是最终产品的价格变化，而直接影响包括应税产品的消费。除了确定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进行评估，及税项负债的范围，也就是正式的和现实的税收范围。

鲁德果夫斯基提出，生态税收的效果也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开征税项。当税收是在几个国家在国家层面上，引入生产者将承担更大的消费负担比。在短期内会增加消费者的价格，随后税收负担将落在客户身上，将长期的税收负担转嫁到业主的生产上。

管理，许多生态税收的管理问题决定着污染税的形式和程度，会对在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灵活快速反应。正确识别的具体形式和体积的空气，水、土壤能准确评估以货币形式对环境的破坏。确定污染的程度，这是一个非常难以测量的过程，需要特殊的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此外，需要监测环境的状态是不特定的功能，只有生态税收适用于各种环境管理。

单独的税务系统的维护和保养的成本问题这也适用于生态税。这样的成本是检查其性能较低。如果税收科目越清晰，均匀税项负债越容易。更透明的税收计划，更清楚的税额和征税对象的特征之间的关系具有更大的激励效果。灵活的税收对于经济过程的变化做出灵敏的反应能力。鲁德果夫斯基认为，一个反应迅速的生态税收对该公司的环保政策的变化具有优势。事实上，有效的生态税收应鼓励节约活动，但同时必须灵活应对，以提高治疗的技术和完善的环境损害评估技术。符合环保法例(包括税务)是一个复杂的控制过程。同样，税收对当地水域的废水，可以很容易地由当地环保部门控制，但在全球污染的情况下，许多时候缺乏在国际层面上的协调。税收行政效率的生态系统依赖于完善的污染控制和会计系统，最重要的是，相关环境服务的质量。生态税收的刺激作用，由环境有害影响的高低来决定。付税应增加对环境的影响，相反，纳税人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增加生态税收的经济效应，简化税收征管就是行动组计算的税基，计算应纳税额的控制权支付的状态。

法律执行是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鲁德果夫斯基建议减少法律实施的成本。通常情况下每个生态税收的计算需要考虑许多企业的业务指标。此外，税务机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检查和记录提交的信息。事实证明，合格成本与立法的要求是生态税收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们的目标是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与污染，鼓励保护环境，减少污染，这样就势必会减少生态税收。所以，生态税收不能带来稳定的收入，不能纳入国家的税收预算。生态税收的收入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但是，最重要的是用来弥补由于预算削减征收率的其他税收的损失。它应该被用于生态税收改革。因此，生态税收的有效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评估。他们将是更有效的，例如，改善环境状态，削减开支管理。但生态税收带来的积极影响是明确的，因此，需要保持和改善环境立法，鼓励企业创造更多的先进技术，包括“税”的意思。

二、俄罗斯联邦生态环境影响

俄罗斯通过对本国经济及社会发展的现状及未来走向的预测，以及根据近年来俄罗斯在生态保护领域国际合作及对外交流的扩大和巩固客观分析，提出了生态政策的制定基础应着眼于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俄罗斯资源开采占据着经济中心位置，国民生产总值的25%至30%。与此同时，他们的份额在俄罗斯联邦的综合预算的收入是7～8%。今天评估潜在的现行税制，必须指出的是最高级别的份额从天然资源的收入由税务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不能超过20%。开采自然资源的直接税方面，他们只有百分之几计算。显然俄罗斯需要改革税制。在现代实践中，自然资源税收的开发系统对其转型的主要目标是简化了系统的联邦税和提高自身的水平。在未来几年内，最好是集中精力发展从税收征收单位提取的原料，可以取代现有的消费税，以及去自然资源的特许权使用费。随着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国家制定地区收入再分配的税收制度。对于俄罗斯联邦的不发达地区的自然资源税的建立将需要很大的努力，即只有在此基础上制定自然资源的使用之间的一种折衷联邦政府和联邦实体相结合的州税和联邦税。

联邦预算的真正内涵，为当地的天然资源，获得最大的奖励金额。自然资源在收入方面的预算支付的份额逐渐增加，将有助于提高资金的繁殖和保护自然资源。应该体现在对环境管理的一般立法的基本途径，改革薪酬，还需要制定一套影响使用自然资源的行政和经济措施。此外，从俄罗斯的角度看，生态税收在支付对环境的污染生态税取代现有的环境政策。因此，为了生态税制的发展前景，可以改善这方面的立法，建立为环境付款的支付金额，这将鼓励企业引进清洁生产，还可以创建一个新的环境和经济方向，这将是环境管理和政府机构，以及生态税收的收集，污染的控制者共同努力的方向。环保组织可以直接与专家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努力。值得一提的是，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我们的国家已经采取公平分配，可以更广泛地理解，那就是平等地获得资源，不仅现在这一代人，后代亦如此。此外，如果我们遵循原则、效率的税收制度和税收对资源的消耗，就更能丰富税收收入。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绿化的税收政策是必要的。隔离其方向：逐步增加生态税收在总税收收入的自然资源潜力的份额。征收的税，用于生态资源的使用，从而扩大生态税收的基础。间接引入生态税收的商品和服务，都会使环境的风险增加。友好的生产环境，以及直接和间接补贴环境的危险，以鼓励他们提高技术和过渡“环境轨”的税收优惠政策。基于国外的经验，例如日本，要加快过渡到“绿化税制”应课税活动，使社会环境成本，环境中性的产品和服务征收较低的税费。还计划建立一个体系，向客户收取同等价值的抵押品。欧盟已推出“绿色税”社区能源系统的融资环境的措施。此外，在德国，增加能源成本，减少投资的产业。美国计划逐步转移的税收负担对经济活动的表现，反映了损坏的资源潜力和自然环境，是直接参与的提取和处理的矿物和其他资源(环境排放，消耗和浪费资源的产业和等等)。对于企业来说，对环境有害的活动将被取消政府补贴和奖励。

在俄罗斯，改善生态税收的方法之一是局部更换所得税。引进“能源消费税”的状态可以使国内能源价格接近欧洲的平均水平，并开始建立全国性发展基金。这个消费税的尺寸不得超过流动负债的企业所得税。它的优势在于，公司和其他能源的消费者将能够合法地，无限期地减轻他们的税务费只需通过节约能源，或切换到替代能源供应。应该指出的是，国家应鼓励替代能源和税收优惠过渡的企业。经过抵减最常用的工具之一，以刺激替代能源的发展。在欧盟被广泛使用，其方法的应用使可再生能源的份额越来越大。例如，在15个最发达的国家在欧盟能源消费结构替代固体燃料的15%。俄罗斯生态税收的好处为公司大力推广使用替代燃料，到2020年，将使可再生能源的份额从1%提高到7～8%，使国家的整体能源平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使用替代能源，设备，技术和知识，需要仔细评估和选择。此外，任何改革都需要被认为是有效的，因此，在进行税收优惠政策时必须深思熟虑，因为它会影响结果。

当今，俄罗斯生态政策长期规划的有效性价值评价已经开始关注生态功能的恢复、环境质量与人们健康、寿命以及其他人口指标及环境生物潜力的相互关系的关注，尽管这种评价需要通过长期的繁重的专业研究才能获得，评价环境状况及自然界自净能力的恢复成无疑成为了俄罗斯生态政策长远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是世界各国实现和维护人类整体利益的有效途径之一，是世界各国开始从对抗、自由竞争到互利互信，最终实现人类和谐共赢范式选择。如何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实现自然界自身调节能力的恢复，真正实现一个没有国界的人类生态家园。需要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或许，俄罗斯的生态政治或多或少的能够给我们这些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借鉴。

摘要：世界范围内人口增长、资源危机与环境恶化, 使得保护环境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而利用生态税收政策无疑是在新时代提出的保护资源、环境的一项新税种, 怎样合理的去核算以及评估生态税收成为各国关注的问题。因此, 确定了以:效率, 平等, 管理, 符合立法的要求, 税收收入的使用等详细信息的生态税收标准。

关键词：生态税收,评价标准,经济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 刘洪岩.俄罗斯现行生态政策问题研究[J].黑龙江省 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 (5) .

[2] 李 峰.俄罗斯环境现状和环境保护政策简述[J].全 球科技经济瞭望, 2001 (5) .

[3] 熊 挺.我国生态税收体系探讨[D].南京林业大学, 2007.

[4] 范 纯.俄罗斯环境政策评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 究, 2010 (6) .

[5] ЕрофеевБ.В.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е права России [M].2003, ст 584.

[6] ИгнатьеваИ . А .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езакогода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ипроблемыегоразвития [M]., 2001 . ст . 253 .

税收评价 篇2

——**州地税局副局长X一行深入基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调研报告

近年来，**州地税局认真落实税收执法责任制工作，充分利用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理论，着力解决税收执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将创新和深化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作为切入点，以不断提高税收执法水平，整体推进州直地税系统税收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税收执法责任制框架初步形成并已取得实效

（一）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的目的和意义

税收执法责任制是新时期推行依法治税工作的主要内容。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有利于促进税务机关内部税收征收管理规范化、法制化，有利于保证各项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得以正确贯彻实施。它也是我国税收管理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税部门如何服从服务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和推进地税收入可持续快速增长，最关键的就是要以岗责体系建设为根本抓手，来破解地税事业科学发展中的难题，并且把加强岗责体系建设作为地税系统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工作方针，作为促进、保证和检验地税收入可持续快速增长的重大举措和载体，作为做好税收各项工作的总纲。

（二）税收执法责任制涵盖的基本内容

税收执法责任制的基本内容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即岗位职责，明白“做什么”；工作规程，明白“怎么做”；评议考核，清楚“做得怎么样”；过错追究，解决“做得不好怎么办”。其中，考核评议是执法责任制的主要内容，岗位职责是基础，工作规程是关键，过错追究是保障。这四个部分是相互衔接、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共同形成了以法律法规赋予税务机关的职责与权力为依据，以严密科学的岗位责任体系为基础，以量化细致的工作规程为基点，以评议考核为手段，以过错责任追究为保障，以信息化手段为依托的税收执法行为监督制约机制。

（三）改革创新深入推进、成效凸显

**州地税局始终把创新作为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坚持创新方法，凸显依法治税的中心地位，认真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依法促收履责意识进一步增强，初步形成了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基本框架。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和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关于深入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工作的实施意见，本着在税收执法上要中规中矩，在机制创新上要不拘一格的要求，2003年6月，州局制定了《**州地税系统税收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及相应的考核办法，考核内容涉及基层局征收、管理、稽查等各个方面。2006年5月，经过认真调研，根据县市地税局税收执法现状，确定了州直地税系统42个执法岗位，签订岗位确认书，明确职责和工作规程，并以执法人员岗位公示牌的形式向纳税人公示，真正让执法人员明白了“做什么”和“怎么做”，通过执法检查和评议考核，清楚了执法人员“做得怎么样”，通过严格的过错追究，解决了执法人员“做得不好怎么办”的问题。

为强化基层局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真正将执法责任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减少执法随意性、盲目性，州局又制定实施了兼职税收法制员制度，在县（市）地税局具有执法主体资格的基层税务所（稽查局、分局）均设立一名兼职法制员。对基层执法人员做出的每一项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核定税款、减免税审批、停歇业、延期申报、延期缴纳税款审批等），由兼职法制员进行严格的审核把关，一事一审，使执法监督检查工作关口前移，从源头抓起，严把第一道执法防线。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基层局现已初步建立了以科学的岗责为基础，以明晰的工作规程为重点，以严密的考核评议办法为手段，以严格的过错追究为保障的覆盖税收执法各岗位、贯穿税收执法工作全过程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形成了执法有依据、操作有规范、权力有制约、过程有监控、责任有追究的执法格局。

（四）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工作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税收执法责任制的全面推行，保证了每位税收执法人员对在税收执法过程中应该做什么、按照什么方式做、以及出现税收执法过错应当承担什么责任都已心中有数，促使了税收执法人员时时、处处尽心做好每一项执法工作，有效地解决了税收管理中淡化责任、疏于管理的问题，滥用权力、随意执法的现象也大为减少。

税收执法责任制促使税收执法人员必须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处理执法事项，促进了执法行为的规范和执法水平的提升。从近几年税收执法检查和考核结果看，州直地税系统税收执法的随意性得到了有效控制，执法行为的过错量呈逐年递减趋势。据统计，2005年州直地税系统共追究278人次，其中告诫15人次，责令书面检查38人次，通报批评19人次，处罚123人次，处罚金额58415元；2006年追究117人次，其中告诫12人次，责令书面检查21人次，通报批评11人次，处罚98人，处罚金额21343元；2007年追究87人次，其中告诫9人次，责令书面检查21人次，通报批评15人次，处罚43人次，处罚金额12390元。

二、税收执法责任制工作还需完善和提高

虽然**州直地税系统在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工作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通过这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实地调研活动，仍然发现税收执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一）基层局落实税收执法责任制工作参差不齐

一是对工作规程学习培训没有跟上，分解、细化不够，造成部分执法人员不清楚自己岗位的工作规程，工作上仍然存在按照习惯的、想当然的、不规范的方法去操作。

二是在执法评议考核上，基层局虽然做到了内部考核与外部评议相结合，但在考核的方法上还存在着没有从每个岗位考核入手的现象。

（二）税收执法要求与税收法制环境存在着差距

1、税收执法中人为因素使执法过错时有发生。表现在一是少数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税务机关正常的依法行政活动；二是部门考核机制不合理，税收收入任务完成与否、征管质量指标考核是否达标、排名是否靠前等因素，导致了税务机关变通执法。

2、税收执法要求与税务人员业务素质存在着差距。

（1）部分税收执法人员认为依法治税、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特别是落实税收执法责任过错追究、搞评议考核完全是自己人给自己人“下套子”、上“紧箍咒”，制定的各项税收执法规程把基层税务人员的手脚完全捆死了。

（2）部分税收执法人员业务素质低和法律意识淡薄，执法过程中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税收执法缺乏刚性。具体表现为该履行的职责不履行，该报批的事项不报批，不按法定程序办事，重实体轻程序，使用文书不规范，适用法律法规不准确，甚至滥用职权或徇私枉法；或者碍于说情，削弱执法力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原本很严肃的执法行为如同儿戏，执法失去应有的威慑力。

（3）在税收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宣传上，存在不深不实的问题。

（4）税收执法责任制考核追究工作由于基层局主要依靠手工进行，考核工作存在着人情、面子问题，追究方法也过于单一和表面化。一方面从历年的税务日常管理和税务稽查工作情况看，纳税人的税收违法行为普遍存在，这固然与纳税人的法律意识不强有关，但与税务干部对纳税人的纳税辅导不到位也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从历年执法检查情况看税务执法人员执法不到位、随意执法现象也普遍存在，特别是对诸如：“应收而未收”、“应处罚而不处罚”“应移送案件而未移送”等违法现象，由于过错责任的主客观原因难以彻底追查清楚，因此责任追究难以实施。

（三）责任追究难以到位

1、经济惩戒标准难统一。

由于基层局工作条件、工作人数、工作任务等均有所不同，考核系数大小也不一样，税收执法责任制考核只是整个税收工作考核中的一个部分，部分统一难，整体统一就更难。

2、执法过错责任难发现。

当前，地税税收执法监督领域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尚不能实现对税收执法的完全监控。同时，内部各执法环节间的工作衔接有时不够紧密，信息传递不及时，导致一些过错行为不能及时发现。

3、执法考核重追究轻激励。

执法责任制的考核与目标（绩效）管理考核、公务员年终考核等缺乏有机结合，也没有明确的激励机制，特别是目前经费相对固定的情况下，更是缺乏奖励经费的来源。

三、创新和深化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的意见

（一）进一步端正对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的认识

1、继续提高对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今后税收执法工作的重心必须是以执法人员为基础，坚持依法治税，公平税负，提高服务，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按照“管用、统一、革新”的指导思想，结合上级和新形势下的要求，不断完善各项制度，特别在横向税收执法岗责体系建设上，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并把深入推进机制创新、促进税收执法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作为长期坚持的税收执法工作指导方针。

2、增强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的紧迫性和自觉性。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是一项打基础、建平台、利长远的基础性工作，是解决执法制度缺失、执法责任不落实、消除执法失职违法行为的有效举措。充分认识到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的紧迫性，进一步增强落实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的自觉性，在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上不甘落后，勇往直前。

（二）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规划和目标

1、做好税收执法质量评价体系建设试点和推行工作。州局岗责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确定在霍城局进行试点，按照修改后的《税收执法质量评价考核体系》开始运行，对所定的岗、所定的职、所定的责、所定的流程、所定的评议、所定的奖惩，从效果上进行检验。

2、积极探索州地税局本级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税收执法岗责体系建设，难度主要在于综合执法岗责事务纷杂、不便量化，反反复复在所难免。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自觉融入到探索实践中去，尽快闯出路子。实现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从基层局向上级局延伸、上级局与下级局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的联动。

3、统一规范各项考核。结合州党委效能建设的要求，进一步修订完善我局《绩效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将税收执法质量评价与绩效考核融入一体，减少各种考核名目和考核次数，把集中考核、重复考核、多头考核向日常化的联动监督考核转化，真正为基层减压减负。

4、实现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的总目标。到2009年底，基本达到岗位设置合理、责任明确清晰、流程运转顺畅、评价标准统一、制度管人管事、监督考核到位、执法质量效率提高、执法工作绩效明显。

（三）加强对信息化建设的领导，发挥信息化在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中的支撑作用。

一是要加大对执法人员的的信息化培训力度，提高税务人员利用信息化手段的执法水平；二是要想方设法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积极筹措资金，及时更新硬件设备，提高办税效率；三是要通过软件设计在工作流程上对执法程序进行约束，减少和避免随意执法或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发生。

（四）认真做好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保障工作

1、加强领导。要发挥各级党组在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中的领导和组织作用，进一步加强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的力量，加大对基层局的指导力度。提高抓好当前、注重长远的能力，在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上做实干家，在持续发展上当好谋略家。

2、统一协调。各基层局在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中，必须按照区局的要求和州局的统一部署，步调一致，积极行动，不能畏缩不前，以各种理由和借口迟滞拖延。

3、对干部加强遵章守纪、爱岗守责的教育，使每个干部熟知岗位职责，熟知工作程序，熟知质量考核点，做到人人遵章守责、个个照章办事。

4、不断巩固作风整顿成果，把作风整顿与效能建设作为促进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的动力，使地税执法工作达到严谨、科学、规范、高效，保证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不断深化、完善和落实。

5、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的社会基础。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建设，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根本性的系统工程，需举全局之力、需全方位举动、需全员积极参与，因此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性、服务性、启发性作用，引导群众，发动群众，凝聚人心，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全面落实。

6、积极整合人力资源。人员老化和人力不足是各基层局的共性问题，面对现实，要在挖潜素质、整合人力上下功夫。各级领导干部要积极带头，身先士卒，不做甩手掌柜，主动承担具体岗责，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

7、质与量是税收执法岗责评价体系考核的关键，要根据质与量合理分配奖金。按照《关于发放自治区地税系统津贴补贴和岗位目标考核奖励的补充通知》和《**州直地税系统税收工作过错失职责任追究办法》认真执行。

税收评价 篇3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有关个税改革的消息都会激起一阵沸沸扬扬的热议，随后是权威部门的辟谣。

而这一次，“被辟谣”的消息似乎来得更无凭据。10月2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要进一步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 的作用，逐步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一步减轻中等以下收入者税收负担，发挥收入调节功能，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对于文件中的“高收入者”，该《意见》并没有明确的数字界定。

不过，在多少有些“以讹传讹”的成分后，个税改革要对“年收入12万的高收入人群加税”这一说法开始发酵，不仅引发关注，还有对税改的焦虑。

焦虑的原因，一方面因为事关每个人切身利益的个税改革进程一直被延宕，改革呼声很高，但总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另一方面，个税已经基本沦为“工薪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不仅很难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还加剧了人们对于税收不公现象的诟病。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对于这一轮的个税改革社会期待很高，更不应该像以前一样匆忙出台，而是应该严格通过立法程序，“通过法律给大众合理的期待，避免决策的重大失误，降低执法风险，缓解大众焦虑感。”

为什么个税变成了“工薪税”

中国新闻周刊：个税改革要对“年收入12万的高收入人群加税”这条消息引起了社会关注和争议，随后被相关部门辟谣。“年收入12万以上”的说法实际上来自于2005年“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后增加的“年所得12万元以上”自行纳税申报规定。当时12万元的标准是怎么来的？有没有界定的含义？

刘剑文：2005年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是载入中国史册的，因为在我国立法中从来没搞过立法听证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当时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三家联合举办，通过全国人大官网征集听证成员。当时从全国五六千人挑选出40个代表，代表不同阶层、地区，最后筛选出20人，我很荣幸成为其中代表之一，是参加听证会中唯一的法学教授。

修法中涉及对高收入者的监管力度问题，当时规定了自行申报制度，规定申报有四种人：年收入超过12万元、国内两处有收入、境外有收入、国务院规定的其他等。12万元的标准是从这来的，当时是为了推行自行申报制度，提高纳税意识。可能以那个时候的观念，并基于管理需要，12万元在当时还是很高的收入，于是就把这个作为标准，但是法律没有将“超过12万元”界定为高收入。

2010年，国家税务总局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这个文件不是基于收入，而是基于行业和领域规定了哪些人属于高收入群体，比如进行股权、矿权、房地产交易的，影视明星、部分金融领域的，都不属于工薪阶层，出台这个文件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这些群体的监管力度。

当时不管法律条文还是在学界，都没有将12万元作为高收入群体的标准，但在社会心理中可能会把这个看成是高收入的标准。

从2005年到现在，中国GDP和财政收入翻了好几番，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12万元在很多人看来，只是比工薪阶层稍高一点的标准，尤其是对经济发达地区。因此，如果把12万元作为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标准，很多人会认为又是针对工薪阶层，因此社会的反弹很大。

中国新闻周刊：在很多人心目中，个税已经变成了工薪税，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刘剑文：从个税本身来看不是工薪税，但从实际操作情况来看已经变成了工薪税，这在学界里是有某种意义上的共识。对真正的高收入群体在平台建设、税收征管方面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比如房地产交易时真正的交易额是多少我们不清楚，股权交易信息也没登记，影视明星的真实收入也是如此，税务机关无法真正掌握纳税人信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我国纳税和个人信用保障是割裂开的，而在国外是密切挂钩的，这也是原因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中国对个税采用的是“分类征收”的模式，这种模式有哪些主要的缺陷？

刘剑文：个税征收主要有三种模式，分类、综合、分类和综合相结合。我国目前采用的是分类征收的模式，改革的方向是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征收模式。

分类的好处在于简单清楚，计算方便，但体现不出公平。有的人收入多元，有的人收入单一，比如某个教授有工薪所得，有劳务所得，稿酬，还有其他所得，按照我们现行体制，他每一种所得都要扣除，但有的人收入单一的话，扣除就很少。

举个例子，有三个人，第一个人有两种收入，工薪和劳务所得共4300元，第二个人只有劳务所得1000元，第三个人只有工薪所得3600元。最终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第一个人可能不用缴个税（注：工薪所得起征点3500元、劳务所得起征点800元），而第二个人和第三个人都需要缴税，这是一种不公平。另外，都是勤劳所得，但第二个人扣除800元之外有200元需要缴税，第三人扣除3500元之外只有100元需要缴税，工薪所得起征点一直在提高，但劳务所得起征点一直没动，这二者之间也存在不公平。除了分类体现不出公平，有一些偶然所得只交20%，而工薪所得最高45%，税率之间也有不公平。

而综合模式，比如像企业所得税就是一种综合模式，综合模式看上去更公平，但体现不出所得之间的差异。改革的方向已经确定，要向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混合模式转变。混合模式能更好地集中两种模式的优点，平衡两种模式的缺点。

这一轮改革不会像大家想象的变动那么大

中国新闻周刊：这一轮个税改革会如何推进混合征收模式？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刘剑文：既然搞混合模式，哪些项目继续保留分类，哪些项目纳入综合，这是最难的地方。以我个人理解，混合不可能一步到位，也许有四五项可以纳入综合，但现在第一步不可能纳那么多，可能只有两三项。

这个方面其实可以借鉴1987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办法，当时就是采用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模式，包括个人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个人所得税主要针对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当时规定起征点是800元，而当时国内普通工薪阶层月收入很难达到800元，这就是综合征收模式。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个人收入调节税主要对中国公民征收，采用分类征收模式，对工薪所得、劳务所得、财产转让和财产租赁四类所得分别征税。但1993年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修改，对三类个人所得税进行了合并，统一为分类征收个税。

这一轮改革纳入综合所得的项目不会太多，估计有两三项，初步考虑是工薪所得和劳务所得，除此以外还会不会纳入，需要决策部门根据情况发展进行决策。

但这么做可能会带来一个潜在问题，两项综合以后，有的人以前不交税，但以后要交了。而且两项收入加起来基数高了，税率增加了，会给大众造成一种针对工薪阶层加税的感觉。我的建议是，财产转让、租赁和偶然所得，也可以考虑纳入综合征税的范围。

中国新闻周刊：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改革提了很多年，为什么进展比较慢？

刘剑文：个税改革不是孤立的，和整个税制甚至整个财税体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个人收入水平还不是很高，因此个人所得税还很难像发达国家一样，在整个国家税收中发挥很大作用。人们的法制意识、制度设计也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阶段，因此过去一直在提但没有真正付诸实施。大家已经看准了那个方向，但如何找到桥、找到路，需要逐步实现。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老百姓普遍认为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即社会所说的个税起征点）能少交税，但财政部表示这并非改革方向，可能会造成新的不公平。为什么会造成公众和主管部门之间的认识分歧？

刘剑文：费用扣除标准的问题非常敏感，需要社会理性看待，但往往因为涉及自身利益很难理性。过去的税制改革可以单一推进，但现在不一样，需要总体部署整体推进，需要媒体理性合理引导。这里面涉及预算制度和个人所得税的配合，涉及个人所得税制度和税收征管制度的配合，需要一个完整的框架来理解。如果个税改革和预算制度、财政支出改革联系在一起整体推进，比单独提个税改革会好很多，大家的抵触情绪也会少很多。这轮改革关于扣除标准的问题还不太明朗，取决于整个改革方向，但改动的可能性不太大。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房贷利息抵个税”引起了很多讨论，类似的“专项扣除”会不会是这轮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刘剑文：我们现在基本没有专项扣除，而国外的普遍模式是基本扣除加专项扣除，专项扣除主要考虑一些特殊群体、行业、人群、地区。如果我们要采用基本扣除加专项扣除的方式，那么基本扣除（即免征额）提高的积极性就更没那么高了。

我们一直主张基本扣除加专项扣除，这也是改革的方向。哪些因素纳入专项扣除，是改革需要考虑的问题，但也不会是一步到位的。

目前社会很期待的很多，比如在教育、房贷、医疗等方面进行扣除，但我认为不可能一次纳入那么多，会先选择一两项逐步推进，优先选择争议小的、共识性强的，比如家庭困难的、赡养老人或者抚养子女等。

“房贷利息抵个税”也是很多人的期待，但也有人担心，这样一来会对另一部分人没有买房的人群不公平。我个人认为“房贷利息抵个税”这次纳入专项扣除的可能性不大，但在决策层最后决策的时候是否会纳入，这个很难判断。

但从整体上说，这次改革也不会像大家想象的变动那么大。

政府要学会用法律避免重大决策的失误和风险

中国新闻周刊：这一轮个税改革在根本思路上和过去相比有哪些突破？

刘剑文：还是有很多根本性的不同。第一个突破是，改革的侧重点和焦点不一样，过去的改革主要围绕免征额在调整，而现在回到整个征税模式上。从分类征收模式向混合征收模式转变，在“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间都提到过，包括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都提到过。但过去都没有落实，这次会落实，力度可能不会太大，但至少应该会列入两项，这是跟过去相比很大的突破。

第二个突破在于“基本扣除和专项扣除相结合”，过去基本没有考虑过专项扣除的问题。核心问题还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要更多考虑“不同的人纳税不一样，相同的人纳税应该一样。所得多的人多纳税，所得少的人少纳税，没有所得的人不纳税”，在这个理念上比过去要迈进了很大的一步。

最大的一个区别是，这轮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跟过去不一样，在于2013年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和2015年《立法法》对税收法定原则修改以后，第一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

税收法定原则强调尽量减少政策性措施，强调的是法定。这种法定给整个社会、给所有人一个合理的期待，给所有人有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就意味着，不会今天出现一个“收入超过12万元要加税”的消息，明天就出台实施了。税收法定以后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要走严格的立法程序。

我们社会现在有一种税收的焦虑感，因为随着财富的增加，大家一听说征税都很紧张。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税收焦虑感在不断提高全民的民主意识，推动国家朝着民主政治和民主法治方面发展。

税收法定意味着不能像过去一样，由相关部门靠一种“政策自信”的方式来制定。在今天已经不行了，要回到税收法定的轨道上来处理问题，要更强调科学性、民主性和可操作性。

政府要学会用法律避免重大决策的失误和风险，减少社会动荡，降低执法风险，缓解大众焦虑感。这和全国人大的思路也一样，要增加法律的可操作性，能写入法律的尽量写入法律，能够不要实施条例的尽量不要实施条例，能够减少行政解释的尽量减少。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大量的行政解释代替了实施条例，实施条例代替了法律，那么法制就无法往前推进。

落实税收法性原则关键在于落实二字，税收法定的本意是人民同意。但我们现在要反思的是，税收法定原则是不是停留在了形式上和口头上？通过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才能最终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政府机关和纳税人的和谐共赢。

中国新闻周刊：对高收入群体的征税，这一轮改革中如何能落实和加强？

刘剑文：需要完善当前的征税模式，也要加强执法。但有一个最基本的方面很重要，涉及纳税人的纳税信息搜集和共享。在发达国家，纳税人信息都可以和其他平台互相联网，但我们现在纳税人信息共享的基本平台还没建立起来，特别对于真正的高收入者，缺乏基本信息就很难进行征税和监管，就会出现“有心无力”的问题。

另一个方面涉及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改，这是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这一轮税收征管法的修改，可能有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在自然人的税收征管方面，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征管制度如何适应、如何跟上的问题。比如建立纳税人识别号，今后就是一个号码，自然人的所有信息通过这个号码都能查询出来，和信用挂钩，和借款、生活保障也有关系。

“营改增”对国企税收的影响评价 篇4

这次“营改增”的新增试点的行业营业税大约占原来营业税总体收入的80%, 在全面实施营改增政策后, 涉及政府与企业以及中央与地方等等各个方面的利益调整, 我们要确保在改革之后所有行业的税负达到只减不增, 这也是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我国政府工作报告对于全社会的承诺, 所以只能落实, 绝不能走样。伴随着“营改增”的深入实施, 我国的国企开始关注的问题便是税负的变化会不会影响到税后的利润, 国企的投资是为了获取利益, 倘若“营改增”方案的实施造成了其税负的加重或者其利润下降, 那么国企就需要考虑怎样才能保证其税后利润不受到“营改增”的负面影响。

二、“营改增”对于我国国企税收的影响

1.“营改增”对于国企生产业务方面的影响

我国的国企所需要缴纳的增值税的税率不论是在“营改增”改革以前还是在“营改增”改革之后一般都会按照一定的税率进行缴纳, 其税率并没有产生变化, 可是其进项抵扣项目的增加, 使得其增值税的税负会有下降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营改增”改革之后, 税负的接受方所支付的劳务费可以依据规定的税率进行计算能够抵扣进项的增值税, 但是随着可抵扣的进项增值税的提高, 其所缴纳的增值税的总额就会减少, 并最终出现国企税负降低的现象。

2.“营改增”对于国企物流业务方面的影响

在“营改增”改革之前, 因为其隶属于社会服务行业, 所以需要缴纳全额的营业税, “营改增”改革之后, 作为一个物流辅助型服务, 它的适用增值税税率会提高, 所以, 相对而言, 国企物流业务的比较税率会有所增长, 另一方面, “营改增”的根本原因在于为了避免重复性的征税, 同时, 营业税税率虽然偏低, 但是它却是在按照营业各的全额进行征税, 因此, “营改增”之后, 国企物流业务的税率虽然有所提高, 但是其增值税是根据国企在经营过程之中所实现的增值额进行征收的。总之, 缴纳税额的多少还需要具体看国企的实际情况。

3.“营改增”对于国企管理方面的影响

表面上来看, “营改增”方案的执行可以使得包括个体户在内的小规模的企业降低其税负, 因为在“营改增”实施之前, 我国服务业的营业税是不参加抵扣税环节的, 可是“营改增”之后, 这种状况就发生了改变。国企的财务审核制度伴随着“营改增”的实施发生了变化, 在采取营业税收的制度核算时, 我们只需要根据收支的差额以及税率就能够得出, 同时包含成本在内的收入一定要入账, “营改增”中, 采取了抵扣政策, 它的执行必须国企财务人员利用渡口政策, 来为国企实现最大程度化的经济方面的效益。

另外, “营改增”还使得发票制度发生了变化。倘若使用营业税收的制度, 那么作为国企仅需要出示税务的发票即可, 而增值税是把进项与销项分开来说的, 所以需要注意对其加以区别。增值税的实施在发票制度方面要做的首先就是把一般的纳税企业与小规模化的企业进行区分, 专用发票与普通发票之间也要进行区分。因为两个发票类型有着不同的限制额度, 因此在其的使用方面必须要严格加以区分, 不然会给国企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4.“营改增”对于国企税收的整体影响

全面实施营改增政策是结构性改革与财税体制改革进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举措, 有着一举多得的国家政策效应。一方面是可以大幅度地减轻我国企业的税负。面对世界国际经济复苏乏力以及我国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下, 积极的财政政策一定要更大发力, 今年扩大的财政赤字主要体现在全面实施营改增政策给我国企业的减税上, 将比“营改增”改革之前减轻我国企业税负约5000多亿元, 是近几年来我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减税。并且这次还把不动产纳入了抵扣的范围, 这也会大大地带动我国企业扩大有效投资。同时通过“放水养鱼”来增强其发展的强大动力与后劲。另一方面是可以发挥对于我国社会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大的“助推器”的效果与作用。另外, 还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社会市场环境。

“营改增”方案的执行对于国企来说有着两个方面的好处, 首先, 它可以避免重复性的收税现象, 从而实现国企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其次“营改增”的基础是国企的增值额, 倘若国企没有额外的经济增值, 那就不用向国家进行税金的缴纳, 这就使得国企在数量方面降低了税收缴纳额度。根据我国税收的惯例, 国企的营业税税率以及增值税率对于国企来说会使得其缴纳的税额发生改变。

全面实施营改增政策后, 有助于降低我国企业的创新成本, 不断促进设备的更新, 从而打造众创、众包以及众扶、众筹的平台, 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 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以及万众创新拓展更加广阔的空间, 能够为我国的民营经济与小微企业营造出更为宽松的发展空间, 还可以有力地带动我国的社会就业问题, 特别是1000多万的高校以及中职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从而大大地加快我国新旧动能的接续转换, 最终促进我国经济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 并迈向中高端水平。

“营改增”税收模式的实施实际上符合了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需求, 它不仅有利于国企对于其经济结构方面的优化, 有助于升级其产业链, 同时它还对社会以及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因为“营改增”的税收制度的实施使得社会服务行业更加精细化分工, 因此在无形之中使得他们的服务能力与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为我国社会的发展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 让利益的分配格局更加趋向规范化与合理化。另外, “营改增”税收模式的执行使得税收的优惠项目得到了优化, 这些对于那些社会上的特殊行业以及特殊人群来说, 减轻了他们的税负额度, 这种“营改增”的税收制度对于国企的税收有着良好的调节作用, 总而言之, “营改增”为我国的社会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对于“营改增”税收模式的建设性意见

“营改增”税收制度可以有效地解决重复性征税的问题, 从而减轻纳税企业以及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它还有助于转变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 不断调整社会经济结构, 从而大大地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同时建立起科学合理化的财税管理机制与体系。但是, 我们再实施“营改增”税收制度时, 要切实的解决对其顺利推行方面的问题, 这些都要在不损害企业以及个人和地方利益的前提之下进行。所以, 我国在进一步深化“营改增”税收模式的同时, 要不断协调中央和地方两者在利益方面的分配关系, 这将极大地有利于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 同时, 还要进一步地去扩大增值税方面的征收范围, 根据不同行业的不同特点, 来规定其营业税范围或者增值税范围, 而且对于增值税分成, 中央与地方已经有了既定的分配比例, 要在这个前提基础之下, 并且中央还要充分考虑对地方财政方面压力的减轻, 去适当的增加转移支付或者税收分成。另外, 地方政府也要不断调整政策, 以此来降低“营改增”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总结

“营改增”税收制度的实施对于我国国企的税收来说是把双刃剑, 在为其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 也为其带来了挑战。所以, 国企要充分利用“营改增”的优势去大力发展自身经济, 推动企业经济效益的不断增长, 另外, 还要“营改增”税收模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断通过调整企业自身的经营模式与制度来适应其发展, 同时, 国家以及地方政府部门也要制定相应优惠政策去促进国企的健康发展, 从而加快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唐海舟.“营改增”对合肥税收经济的影响研究[D].安徽大学, 2013.

[2]刘泽坤.营改增对电信业的影响[D].西南财经大学, 2014.

[3]王远伟.利益集团影响税收政策过程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4.

[4]李向阳, 纪爽.“营改增”对海上服务项目经济评价影响研究[J].会计之友, 2015 (21) :112-116.

税收评价 篇5

行政机关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对于公共部门的高效运行有赖于各意义重大, 税收分割是国家财政分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政府事权的履行及职能的承担联系密切。财政分权与地域分权和政府决策分权不同, 地域分权主要是鼓励城市以外地区的经济发展, 大量补助和税收手段用于降低经营成本, 实施较高的税收, 提高城市的服务成本。

财政分权方法的实施, 能够使得公众获得满意的政府社会服务, 这就要求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需要加强, 以独立地进行决策。鉴于此, 本文将首先分析财政职能, 总结财政职能适当归属与税收分割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 本文对税收分割的限制性因素进行了探讨, 对我国分税制改革的演进路径进行了总结与评价。

二、财政税收的职能问题分析

马斯格雷夫将财政职能分为三部分, 即宏观经济稳定、进行收入再分配和资源的配置, 三职能的划分使得各级政府之间的税收分割需要经过适当分配。

首先, 从稳定宏观经济稳定的职能来看, 这一职能主要表现为保障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 也往往是由中央政府承担的职能。这是因为, 非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能对宏观经济施以重大影响, 往往面临失败。同时, 非中央政府的借款能力有限, 如果为了刺激需求而进行扩张性财政政策, 财政赤字就会出现, 这又会加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从税收看, 公司所得税和累进个人所得税的经济稳定效应较强, 这两种税收应该划归中央管理。相对而言, 非中央政府更依赖于对宏观经济条件不敏感的税收来源, 涵盖了一般销售税、消费税和财产税。

其次, 从收入再分配职能看, 税收能够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非中央政府执行收入再分配职能往往面临失败, 也会打乱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比如, 累进个人所得税倾向于向家庭征收重税, 一些地区存在流失和高收入者逃避的问题, 累进税收变为实质的累退税收。而在支出方面, 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会吸引穷人, 其积极性就会受影响。而公司所得税属于减少收入差别的税收工具, 地方政府使用则不能达到既定的收入分配目标, 而会导致地域上的不当配置, 这两种税收应由中央政府使用。

再次, 从资源配置来看, 财政税收职能要求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公共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要使自身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与受益区域居民的消费偏好一致。即通过投票进行公共选择, 使得受益范围为地方的由地方提供, 区域性的公共产品由国家提供。而考虑到公共支出收具有非排他性, 与受益财政的要求严格一致, 税收的缴纳应尽可能地反映公共服务的成本和收益。因此, 有限规模经济特征的产品和服务可由地方政府提供。

三、税收分割及管理上的限制性因素

税收分割可能导致强烈的政治反应, 税收划分给地方政府也存在不易管理的问题。而且, 片面理解税收分割会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纵向收入的失衡。从概念上看, 税收分割的限制性因素一是税收转嫁问题, 即商品流通过程中纳税人将税负转嫁到商品消费者或生产者身上。税负可能转嫁的税收要由中央政府征收, 否则地方政府主导的税收转嫁是不公平的, 往往会牺牲非居民利益。二是经济行为在不同区域中的错误定位问题。某些税收由中央征收是可以接受的, 地方征收则较为不当, 比如, 国际贸易和国内市场的某些税收。

从管理上的限制性因素看, 几个重要的税种比如个人所得税, 通常由地方政府课征税比较方便, 并为公共服务项目提供资金。但对大多数家庭而言, 其享受的公共服务是在生活地而非工作地, 地方征收方式难以满足不同辖区的需要。就一般销售税而言, 比如增值税, 其是否适合地方征收存在争论。当前, 增值税与零售税的双重征收面临着跨地区的贸易征税问题。对小规模纳税人而言, 同时运行这两种税收系统会有着更大的困难。

四、从财政分权角度评价我国目前的税收分割

1994以来, 我国实行了税制改革, 增值税成为中央地方分享税, 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和财产税划则归了地方政府。从结构来看, 这一分税制应该是比较成功的。一方面, 税收收入基础更为合理, 另一方面, 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对比趋于合理, 也增强了中央与地方的征税积极性, 减少了地方政府同中央之间的谈判协商。不过, 从财政分权的观点来看, 分税制改革没有增大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以下进行简短的评价。

一是增值税。税制改革后, 增值税成为共享税。以前, 增值税由地方政府征收管理, 存在地方保护措施, 破坏了国家统一的政策目标。中央统一征收避免了中央财政收入的流失, 也降低了税收成本, 提高了征管效率。不过, 地方保护的产业政策仍然存在, 特殊税收优惠仍然存在。

二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划归地方政府, 符合税收最佳原则。地方政府管理个人所得税会提高征收效率, 但从宏观角度讲, 我国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划分并不合适。从长远来看, 有两种所得税制可供选择。一是保持现有模式, 采取超额累进级次。二是实行税基由中央确定、具体征收由中央政府负责的模式, 以满足了地方税的效率标准。

三是企业所得税。目前企业所得税是省级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 企业所得税划归地方存在的问题是税基周期性的不稳定, 极易受到产业政策变化的影响。且从长远看, 地方企业所得税与地方产业政策密切相关, 这与地方政府稳定的收入来源原则不相一致。

摘要：行政机关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对于公共部门的高效运行有赖于各意义重大, 税收分割是国家财政分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政府事权的履行及职能的承担联系密切。本文首先分析了财政职能, 总结了财政职能适当归属与税收分割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 本文接着分析了税收分割的限制性因素, 评价了我国分税制改革的演进路径。

关键词：财政分权,税收分割,分税制改革

参考文献

[1]张菡.新时期我国中小企业纳税筹划之探讨[J].商场现代化, 2005 (01) .

[2]贾康.财政本质与财政调控[M].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3]王登梅.浅谈中小企业的税收筹划[J].内蒙古煤炭经济, 2009 (03) .

[4]杨之刚.公共财政学: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税收评价 篇6

由于唐初的税制给国家带来这么多的经济问题, 杨炎便上书请作两税法, 唐德宗最后也采纳了杨炎的意见, 首开中国税改费的先河。

1.1两税法的主要思想及其评价

1.1.1 两税法的主要思想

两税法归并了税种, 把混乱繁杂的税种归并为地税和户税两种。集中了纳税时间, 一年分为夏秋两次纳税, 费全部改为正税, 一同并入两税。其具体类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其租、庸、杂徭悉省, 而丁额不费”, 就是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税, 简化为地税和户税两个税种:地税按纳税人的田亩征收, 缴纳米粟;户税按资源多少划分等级, 以货币征收, 分夏秋两次缴纳。

(2) “户无主客, 以现居为薄”, 就是以户为征税单位, 不分主户 (本地土著户) 、客户 (外来户) , 一律以现在居住地方为准登入户籍纳税。即“居人之税”。

(3) “户无主客, 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 以贫富为差”, 即放弃按丁征税的办法, 改为按照资产和田亩征税, 即根据资产定出户等, 确定应纳户税税额, 根据田亩多少, 征收地税。

(4) “凡百役之费, 一钱之敛, 先度其数而赋于人, 量出制入”, 要求唐朝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 定出全国总税额, 分配各地征税。这成为我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

1.1.2 两税法的进步意义

两税法的进步意义着重体现在两大方面:第一由于规定了贵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税, 扩大了纳税面, 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第二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役制度, 而“唯以资产为宗, 不以丁身为本”, 这种纳税方式是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的, 较之于“租庸调制”更合理, 更进步。

两税法对封建生产关系的调整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给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带来很大冲击。

首先, 两税法的颁布意味着“租庸调制”的废除, 因此与“租庸调制”为依托的均田制——政府直接控制全国土地的、法理上的“土地国有制”, 实际上也正式宣告废除了。这就表明唐朝政府从法律上正式承认了两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经不能照旧并存下去的现实。

其次两税法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身丁为本”, 直接控制农民的人身征取赋税、特别是征取力役, 而着重按财产多少征税, 实际上废除了力役;而且实行“户无主客, 以见居为簿”的原则, 不再区分土户与客户, 全都按资产多少分等交纳两税。

1.1.3 两税法的局限

两税法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以货币计量税收, 虽然可以简便征收, 但是货币的币值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 货币的变动又会影响税收负担的高低, 尤其是在货币升值的情况下, 会加大税收负担, 从而可能会引起人们的不满, 不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二是, 单以资产作为课税的依据, 不够合理。因为资产的多少并不容易测量, 而且很可能发生隐匿资产的行为, 不利于保证财政收入, 资产的价值高低也不一定和资产的数量成正比, 就可能出现负担不均匀的后果。

3两税法与现代税收思想的联系

3.1两税法中体现的现代税收思想

两税法虽然是唐代的税收思想, 但是它也是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为目的的。其中也可以看到不少现代税收思想的影子。

首先, 两税法规定的:不分主户 (本地土著户) 、客户 (外来户) , 一律以现在居住地方为准登入户籍纳税。不分贵贱和身份, 每个人都要履行纳税义务, 这体现了税收当中的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现代税收思想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在两税法中人们已经有了要公平纳税的理念, 只是还没有明确提出而已。

其次, 两税法规定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税, 简化为地税和户税两个税种, 地税按纳税人的田亩征收, 缴纳米粟;户税按资源多少划分等级, 以货币征收, 分夏秋两次缴纳。这样简化了税种, 也简化了缴税的程序, 节约了纳税成本。

第三, 两税法的量出为入原则, 规定中央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 定出全国总税额, 分配各地征税。中国古代财政制度, 一向遵循量入为出原则, 在清代以前, 我国始终没有产生预算制度。预算制度本质上是量出为入的。杨炎主张“凡百役之费, 一钱之敛, 先度其数而赋于人, 量出以制入”。这就开创了我国预算制度的先河。现在的要把国家先划分事权和财权, 再制定收入计划, 也是以这一思想为源头的。

第四, 两税法将租庸调和其他的杂税、杂费统一为两个税种, 首开了中国费改税的先河。可以作为以后税制改革的借鉴。

4结语

两税法不仅是唐朝税制的一次大变动, 更是一次税制思想的创新。它首次提出“量出为入”的原则, 是国家制定预算的源头, 并开创了费改税的先河, 为以后的税改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1]付志宇.中国税收思想发展概论[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2, (9) .

[2]杨智杰.谈杨炎的税收思想[J].财会月刊, 2007, (9) .

河北省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评价 篇7

(一) 优惠覆盖面扩大

小微企业被称为经济新常态下稳增长不可忽视的生力军, 是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家庭作坊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统称。为鼓励小微企业发展壮大, 河北省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2015 年第一季度河北省符合条件小微企业277294 户, 其中盈利户数73848 户, 盈利面26.63%, 享受所得税优惠有73812户, 享受其他优惠36户, 一季度共计减免税额11477.23 万元。同时, 河北省还有4202 户企业预计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 申报享受税收优惠1761.13万元。

(二) 技术创新能力升级

近年日益新兴的产业比如快递行业、电商、微商等, 都是小微企业的先锋典范。这些行业的特点是大多聚集在第三产业特别是适应网络时代及信息化的发展, 就业人员年轻化, 大多是80 后甚至是90 后。2014 年河北省电子商务平台超2000个, 网商40 余万户, 在全国排名第8 位, 电子商务交易额实现10833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约44.17%, 河北淘宝村数量猛增, 全国排名第四位, 这些无疑是税收优惠政策落实的结果。

(三) 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小微企业已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 是解决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就业问题的主要方式。同样的资金投入, 小型微型企业可吸纳就业人员平均比大中型企业多4 倍至5 倍。近日, 河北省出台了《关于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指导小型微型企业开展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和岗前培训, 落实好职业培训补贴、税收优惠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税收优惠政策的相继出台, 小微企业必然成为促进河北省充分就业、收入公平的重要动力。

二、现存问题

(一) 政策缺乏针对性

2014 年10 月, 发布的河北省首份小微企业发展状况“白皮书”, 显示小微企业最头疼的仍是融资问题。河北省现有税收政策缺乏针对性, 甚至存在政策空白区, 门槛过高, 造成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及沟通的障碍, 企业无法正常运转, 因此需要政府更多税收优惠政策的颁布, 给予银行等机构信心, 从而拓宽小微企业的可融资方式。

(二) 税费负担重

2010 年出台了低于3 万元纳税所得减半征收, 2012 年至2015年, 低于6万元减半征收, 2014 年又临时将其提高到了10万元, 该项规定相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3500 元的规定还有很大的差距。小微企业发展缺乏灵活性, 难以满足企业不同发展模式的需求。在征费领域, 小微企业征费项目过多, 费用过高, 无疑给小微企业的发展加重负担。

(三) 相关制度不健全

小微企业制度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信用制度、法律制度及准入行政审批制度等。这都带来了税务系统漏洞的风险, 加大了小微企业风险评估和经营管理的难度;相关法律体制较少并不健全, 甚至有很多空白;另外小微企业税务系统在资格审查和行政审批制度方面过于繁琐, 降低了我省税务机关的运作效率, 限制了小微企业长远发展。

(四) 服务不到位

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经营情况和财务核算状况了解不足, 税务人员更侧重于信息化管理, 对企业上报的信息及资料进行审核, 并不能完全了解中小企业的实际需求, 从而相关优惠政策不能及时有效地向小微企业传递。另外, 目前信息化基础薄弱、信息化层次不均、资金短缺和管理不规范等都成为制约河北省小微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三、相关政策建议

(一) 建立规范统一的政策框架

我省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应以公平竞争、公平税负为基本要求, 从引导企业创立设定、资本积累、利用盈利再投资、鼓励技术创新、吸引人才等角度, 对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全面清理, 尤其是各地为招商引资而出台的有违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地方规范性文件, 保证各地税负公平, 避免地区差异。确保我省小微企业的税收政策体系完整, 更有针对性和合理性。

(二) 调整税费政策

加大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 表现在:一是在“营改增”改革背景下, 考虑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 提高增值税起征点, 并调低商业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二是进一步降低优惠税率, 对应纳税所得额实行分档处理;三是提高现行营业额3 万元的免征额, 扩大起征点适用范围;四是着力打造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相适应的小微企业发展环境。实现到2017年底成为全国小微企业收费项目最少的省份之一。

(三) 深化税务制度改革

精简审批环节, 优化审批流程, 明确审批权限, 公开审批过程。一是推广网上办税服务厅, 扩大网上审批范围;二是行政审批政务公开, 实现阳光操作;三是构建依托产权交易中心的双层资本市场, 降低准入门槛, 建立信用档案、信用担保、第三方信用中介机构, 为中小企业电子商务活动提供认证服务, 创建小微企业良好的税务信用环境。

(四) 优化服务水平

河北省积极强化公共服务, 目前聚集带动服务机构587个, 半年服务小微企业29827家, 完善省级服务平台和39个窗口平台网络服务功能。在此基础上, 应不断丰富服务热线、网络媒体、平面媒体等平台;其后续跟踪管理, 加快推进税务代理服务;对小微企业加强税收记账指导, 鼓励第三方组织提供免费的咨询、会计核算、纳税申报、税收争讼处理等服务。强化税务服务事前监督、事中控制、事后检查, 主动服务, 真正让所有小微企业了解、认识税收优惠政策的福利。

参考文献

[1]陈冬萍.完善和落实我国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J].2015.

[2]赵春宇, 郑兴东.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实践与创新[J].2015.

[3]《中国小微企业发展报告2014》

税收评价 篇8

一、税收宣传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效果评价机制现状

目前, 在税收宣传实践中, 还存在许多不足, 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有以下三点:

(一) 宣传针对性不强

宣传之前缺乏对纳税人需求的深入调查, 进行分类、分层次宣传。宣传的时候也缺少纳税人比较关心和关注内容的宣传与指导, 缺乏针对性, 一般标语性、口号性内容偏多, 而群众非常关心的综合性政策等内容较少;强调税收无偿性强制性、要求绝对遵从等方面内容较多, 而宣传税收必要性、公益性, 凸显纳税人权益等方面的内容较少。在税收宣传结束后, 也极少对纳税人进行回访和效果评估, 为下一步的宣传工作作准备。

(二) 宣传效益不佳

税收宣传工作中常常注重声势, 流于表面形式, 内容缺乏针对性, 形式单一, 不能吸引宣传对象, 导致往往事倍功半。在税收宣传活动中, 有的地方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举办了许多宣传活动, 在宣传形式上搞得轰轰烈烈, 声势浩大, 而真正贴近实际、贴近纳税人生活的却很少, 还没充分利用好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渗透力不强, 税收宣传效果差强人意。此外, 税宣工作“打一枪放一炮”或是“岁岁年年事相同”, 缺乏循序渐进的系统性规划, 为了宣传而宣传, 缺乏全局层面的整体性推动, 税收宣传创新亦不足。

(三) 宣传长效性不足

由于税收宣传月的要求, 税务部门主要依托“税收宣传月”集中在4月份开展税收宣传活动。一方面是税务机关动用大笔的资金、大量的人员大张旗鼓的进行税法宣传;另一方面是场面冷清、无人问津, 专项性活动与日常性工作并未真正紧密结合。据了解, 国税部门尤其是基层国税部门宣传活动80%以上集中在“税收宣传月”, 在注重提高“税收宣传月”工作效果的同时忽视了日常宣传, 导致税收宣传工作割裂, 工作效果大打折扣。

这些问题的出现和长期得不到解决, 关键还是缺乏有效的效果评价机制对税收宣传实践进行指导。税收宣传活动丰富多样, 但这些活动能否起到实实在在的宣传效果? 如何对各色各样的税收宣传方法进行评价? 税务部门宣传活动取得的效果体现在哪里? 由于缺乏评价指标限制, 这些问题也就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而且, 工作中, 宣传也往往流于形式, 税收宣传职能在税收实际工作中被边缘化。具体表现在:一是体系空白化, 当前税收宣传工作效果评价体系基本空白, 职能部门、评价流程、工作机制等效果评价体制基本缺位, 成为构建“大税宣传”格局的薄弱环节甚至盲点。二是指标笼统化, 税收宣传工作往往以“宣传及时率”“宣传到位率”等笼统粗略的几项指标列入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中, 难以真正在税收宣传工作中发挥激励引导、督促推进的积极作用。三是评价形式化, 由于机制缺位、指标笼统等, 当前税收宣传工作效果评价既无科学导向可循, 又无具体指标可查, 更无评价方法可依, 陷入无从评价的困局。

鉴于税收宣传中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探讨建立适合当前形势的税收宣传效果评价机制, 促使效果评价共组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 成为税收宣传工作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二、平衡计分卡理论在税收宣传工作中的运用

平衡计分卡是1992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和卡普兰教授与复兴集团总裁诺顿创立的, 《哈佛商业评论》把平衡计分卡称为最具影响力的战略管理工具。其核心思想就是从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四个角度, 将组织的战略落实为可操作的衡量指标和目标值的一种新型效果管理体系, 在欧洲、美国等地区与国家广泛流行, 并在加强企业战略管理、增强执行力、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平衡计分卡理论提出加强效果评价要围绕战略目标, 突出四个层面, 即财务层面, 指各项工作的部署与落实能对改善盈利状况作出贡献, 衡量指标如经济增加值、资金利用率等;客户层面, 要确定组织将适应竞争的市场与客户, 衡量指标如客户满意度、客户盈利率等;内部经营层面, 要确认组织擅长的关键的内部流程, 以吸引和留住客户, 衡量指标如岗责适配率、制度覆盖率等;学习与成长层面, 主要要求组织必须进行对未来的投资, 以实现科学、长期的发展如员工技能与培训、员工满意度等。

平衡计分卡理论对税收宣传效果评价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 税收宣传工作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凸显, 形式与载体进一步丰富, 但其功能与成效仍然不够明显, 工作方法与机制仍有待完善, 动力与活力仍显不足。效果评价以明确岗责为特点, 通过加强工作评估、责任追究等提高工作水平, 确保预期目标的实现, 是激发工作合力、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有力手段与重要途径。借鉴平衡计分卡理论, 一是平衡计分卡理论是一个应用于企业中并获得成功的效果评价方法, 在税收宣传工作中运用,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作用。二是平衡计分卡的顾客导向符合税收宣传工作贴近纳税人, 以纳税人满意为目标的核心价值理念。三是通过完善效果评价体系, 有助于提高税收宣传工作的全面发展和人员素质, 形成特色的税务文化品牌。

考虑到政府公共部门与企业私有组织、税收宣传非盈利与企业盈利行为之间不同等等因素, 结合税收宣传工作实际, 可以初步构建起税收宣传效果评价“平衡计分卡”框架, 从税收宣传经费、纳税人、内部价值与科学可持续发展四大维度, 实现税务机关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价、税收宣传短期目标与长远规划、税宣经费利用与纳税人遵从度提升、纳税意识增强与干部职工能力提升等方面的高度统一。按照定性与 定量相结合的原则, 结合关键指标和工作实际设计出税收宣传工作指标体系:一是财务方面, 主要为考核税务组织的定量指标, 包括税收宣传工作成本、经费使用水平, 可用经费使用及时率、资金利用到位率、资金结余率等指标。二是客户方面, 集中表现为纳税人满意度, 主要指纳税人对税收政策法规的认知度与对税收宣传本身的满意度, 涵盖纳税人满意与参与两大方面, 包括纳税人意见采纳率、纳税人投诉处理率、纳税人咨询答复及其及时率、税收政策发放覆盖率与及时率、税收事项告知覆盖率与及时率等。 三是内部运营方面, 主要指税收宣传工作规范性, 考核税务组织和个人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指标包括内部工作流程的流畅程度与工作制度的完备程度, 可用制度完备率、修订及时率、计划及时率、计划执行率、工作按时办结率、活动按期开展率、职能部门是否完备、职责分工是否到位等等。四是学习与成长方面, 主要指提升科学发展能力的水平, 可用干部职工培训覆盖率、教育奖励率、资格证书持有人比率、学习评价达标率、文化建设经费支出比率、争先创优成果比增率等等。

三、平衡计分卡理论对加强税收宣传工作的指导意义

平衡计分卡是从税收宣传工作这一整体出发, 把握效果评价工作要点并通过指标体系来细化分解, 增强了效果评价的针对性、效益性与长效性, 进而发挥效果评价对税收宣传的督促、推动等积极作用。在实践中, 一般可以从平衡计分卡四个维度入手来开展税收宣传工作。

(一) 以“财务”为核心, 大力提高税收宣传经费利用率

财务是平衡计分卡理论的核心问题。结合税务机关公共服务性而非商业机构、税收宣传工作公益性而不是盈利项目等特点, 税收宣传在财务层面应以提高税收宣传专项经费使用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为着重点, 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 用在重点活动的开展与关键环节的完善上, 以少经费办大事, 以多经费办好事。

(二) 以“客户”为重点, 大力提高纳税人满意度

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涵要求, 结合打造“服务型政府”“企业型政府”等要求, 包括税务部门在内的公共部门大力推进“管理企业化”、“服务客户化”等工作, 逐步实现从“管理型”向“服务型”、重效率向注重服务质量与对象满意度转变。从这个角度看, 纳税人就是“客户”, 税务部门就是服务组织。要以纳税人满意度为重要目标与衡量标准, 认真倾听纳税人诉求, 不断增强纳税人参与, 切实推进征纳双方互动与交流。

(三) 以“内部运营”为着力点, 大力提高 内部 工 作 质 量 和 效率

内部运营层面内容体现在税务部门税收宣传的工作实际中主要指税收宣传工作机制的构建、工作流程的梳理等方面。要把税收宣传工作作为当前专项、重点工作之一抓紧抓 好, 结合本单位税收宣传人力资源、可用载体等工作实际, 进一步明确工作责任、主体、内容与目标等, 健全税宣工作监督、部门联动等制度, 完善方案制定、执行落实、督促检查等工作流程, 大力提高单位内部工作质量效率。

(四) 以“学习与成长”为着眼点, 大力提高 税 收 宣 传 工 作 水平

从学习与成长层面来看, 税宣工作不能局限于制定一个方案、组织一项活动、编发一期刊物等事务, 而要立足长远, 通过加强队伍能力培训、打造文化精品、创新利用纳税人力量等不断激发内生动力整合外部活力, 形成税收宣传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的长足保障, 以源源不断的动力资源推动工作水平稳步提升。

参考文献

[1]周荣.浅析新形势下的税收宣传工作[J].理论导报, 2012 (9) .

[2]姜敏.税收宣传工作的症与解[J].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3 (1) .

[3]崔清泉.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研究[J].全国商情 (经济理论研究) , 2007 (13) .

[4]鲍思博.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研究[J].边疆经济与文化, 2010 (9) .

税收评价 篇9

一、评价目标的设定

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综合评价目标的设定，必须根据税收优惠政策制定的精神和目的来制定，本文认为评价目标通常应包括：

1. 税收优惠政策执行宏观效果评价。

宏观效果就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而言，是否体现了经济增长、科技创新、拉动就业等要求，优惠政策的执行效果与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否相符等。

2. 小微企业整体中观评价。

主要包括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是否提高小微企业整体盈利面，减少亏损面，降低其税收负担，促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二、评价原则

1. 系统性。

构建任何评价指标体系，都是繁杂的系统工程，税收优惠政策的评价指标体系也不例外，选择的评价指标，要能够如实的反映优惠政策的效果和效率。这些指标应具有清晰的层次，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2. 适用性。

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应适用于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的评价，具有普遍性意义。

3. 可操作性。

税收优惠政策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以定量指标为主，定性指标为辅，数据的选择尽可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国税局统计数据、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发展年报和统计年鉴等国家权威性报告文件。

三、评价主体、对象和范围

1. 评价主体。

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评价主体就是各项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部门。

2. 评价对象。

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评价对象就是小微企业执行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3. 评价范围。

评价范围就是小微企业整体。

四、评价标准

因为评价税收优惠政策需要根据评价指标的变化进行，而评价指标的选取又由评价标准决定，所以必须先确定评价标准。评价标准反映了评价者评价某项政策的角度，不同的政策，评价的标准也不一样。评价任何政策，首先都要参照一定的标准，因为评价标准能够反映政策的价值。根据评价目标，本文认为税收优惠政策评价包含三个标准——经济标准、效率标准和效果标准。

1. 经济标准。

经济标准反映了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支出是否经济，就投入角度而言，是指在适当考虑执行效果的前提下，评价税收优惠政策是否经济。

2. 效率标准。

税收优惠政策评价的效率标准包括两个二级标准：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经济效率从投入产出角度来反映优惠政策效率的高低。作为一种行政手段，除了经济效率，政策的行政效率也要考虑，考查内容包括：执行的力度如何，是否顺利实施税收政策，和其他政策相比有没有产生矛盾等。

3. 效果标准。

效果标准反映的内容，就是税收优惠政策对目标变量之间的效果大小。根据税收优惠政策评价的主要目标，又可以将税收优惠政策评价的效果标准分为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就业服务、优惠力度四类二级标准。

五、评价的影响因素

1. 经济影响因素。

经济标准评价的是税收优惠政策是否经济，主要受到减免税因素的影响，而综合税收优惠率代表的是小微企业实际享受到的各种税收优惠额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能较好反映减免税投入是否经济，所以选用其作为经济标准的评价指标。

2. 效率影响因素。

(1)经济效率，减免税投入主要是指小微企业享受的各种税收优惠额，产出主要是小微企业的净利润，所以选用投入产出比作为经济效率的评价指标；(2)行政效率，主要反映的是小微企业对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的积极性和接受情况，因此选用政策执行度和接受度作为行政效率的评价指标。

3. 效果影响因素。

(1)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国家GDP的总量中小微企业贡献的GDP数量，以及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两方面，所以选用GDP贡献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这两个评价指标。(2)科技创新，是指小微企业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来创业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体现为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而高新技术企业是新知识密集、新技术密集的经济实体，最能代表小微企业创新的需求，能体现税收优惠政策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的激励作用，所以用科技进步贡献率和高新技术企业占比作为评价指标；(3)就业服务，主要体现在总的就业人口中小微企业提供了多少就业岗位，扶持的就业上岗人数，而高校毕业生又是最主要就业群体，因此选用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和就业贡献率这两个评价指标代表就业服务；(4)优惠力度，主要受税收负担、盈利和亏损三方面的影响，税收负担减轻，盈利的小微企业户数增加，亏损的小微企业户数减少，说明税收优惠政策能提高小微企业的利润，因此选用小微企业财务状况和税收负担中的盈利面、亏损面、综合税负作为评价指标。

六、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设计了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评价指标体系（见下图），具体指标计算公式见表1。

七、计算指标权重

利用层次分析法做综合评价，需进行以下几个步骤：

1. 构建递阶层次结构。

通过对指标体系分析，建立一个由目标层（综合评价体系）、准则层（评价的一级指标）、指标层（评价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组成的递阶层次模型（如表2所示）。

2. 构建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比较判断矩阵是针对上一层某因素而言，通过比较下层元素对于上层元素的相对重要性而建立的判断矩阵。按层次分析法的要求，判断矩阵是两两比较下层元素对于上层元素的相对重要性，并把比较的结果用一个数值矩阵表示出来。

本文采用萨蒂提出的1～9标度法构建两两判断矩阵，各级标度的含义如表3所示。经过相关领域专家依据

其工作及实践经验的判断决策，得到各层指标的判断矩阵，如表4～表11所示。其中，表4是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表5、表6是二阶指标的判断矩阵；表7～表11是三级指标的判断矩阵。

3. 层次单排序和一致性检验。

通过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及其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得出层次单排序，获得准则层对于目标层的重要性数据序列，从而获得最优决策。

(1）计算一级指标权重。由公式：

对矩阵各列元素求平均，得到：

由公式：

对上述结果归一化，得到一级指标的权重系数的计算结果如下所示：3

可得：W1=0.065 8;W2=0.217 2;W3=0.717 1

(2）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λmax。计算公式为：

由此，可以计算一级指标的最大特征值：

(3）计算一致性指标CI和一致性比率CR。过程如下：

当n=2时，二阶正互反矩阵总是一致的，所以不用进行一致性检验。当n大于2时，用CR表示矩阵的一致性，CR=CI/RI。RI取值如表12所示。

当n=3时，计算得到：

由RI=0.58可得：

因此，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与一致性检验符合要求。

同样的，对其他指标的判断矩阵分别做分析，得到层次单排序和一致性检验如下所示。

一级指标的层次单排序和ω一致性检验为：

二级指标：

B的层次单排序和ω1一致性检验为

C的层次单排序和ω2一致性检验为

三级指标：

B2的层次单排序和ω3一致性检验为

C1的层次单排序和ω4一致性检验为

C2的层次单排序和ω5一致性检验为

C3的层次单排序和ω6一致性检验为

C4的层次单排序和ω7一致性检验为

由上述结果的CR<0.1，可以认为上面均通过一致性检验。

4. 层次总排序。

利用同一层次所有因素单排序的结果，可以计算出就上一层次而言，本层次所有因素重要性的权值，这就是层次总排序。本次的实例的结果如表13所示。

由表13可知，效果标准中就业服务的权重最大，达到0.3，其次是科技创新和优惠力度，权重达到0.28，最后就是经济增长，权重约为0.13。从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和就业服务三方面来看，就业贡献率、科技进步贡献率和高新技术企业占比权重都比较高，说明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对就业贡献较大，小微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比较多，提高了就业率；优惠政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也很大，减免税使小微企业税负降低，增加科技创新投入，拉动高新技术企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带动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从小微企业自身来看，盈利面和亏损面的得分比较高，说明税收优惠政策能使小微企业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改变小微企业处于微利经营的状况，增加小微企业的盈利户数；但是综合税负的得分比较低，说明税收优惠政策的优惠力度还不够，小微企业的税负依然比较高。

八、税收优惠政策综合评价

1. 计算各指标分值和综合得分。

各指标标准值的选取可以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国税局统计数据、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发展年报和统计年鉴等国家权威性报告文件。分别计算各项指标的得分，其中，定性指标采取专家打分法，如表14、表15；定量指标依据实际值与标准值的对比来计算，计算公式见表16。

用权重和单项指标分值计算税收优惠政策综合得分公式如下：

2. 综合得分评价以及评价解析。

具体见表17、表18。

摘要：本文从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三个方面构建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评价指标权重,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综合评分法划分政策执行效果等级,从而达到评价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具体执行效果的目的,为完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小微企业,优惠政策,层次分析法,评价指标

参考文献

彭国富,张玲芝.再就业税收政策有效性评价理论研究[J].统计研究,2007(24).

楼海鹏.区域经济政策评价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7.

杨琴.我国合同能源管理财税政策实施的完善思考[J].会计之友,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