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税收（精选6篇）
民生税收 篇1
今年是全国第20个税收宣传月, “税收·发展·民生”的主题充分体现了“税收促进发展, 发展惠及民生”之意, 凸显了税收、发展、民生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内涵深刻又简单易记。
“税赋不丰, 何以兴国;国家不兴, 焉能富民”, 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税收不仅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 而且在推动经济发展, 促进社会民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0年, 本溪市地方税费收入历史性地突破70亿元, 为本溪市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稳固的财力保障, 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站在“十二五”新的历史起点, 税收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 地税机关有责任也有义务肩负起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光荣使命, 为促进发展、改善民生做出更大的贡献。要实现这一目标, 税收工作的开展须有如下要义。
一、倾力反哺社会, 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税收发展的原动力, 近年来, 在地方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带动下, 地方税收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税务机关应感恩回报, 将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提升财力支撑能力作为基本出发点和核心目标, 倾心反哺社会。
“十二五”期间, 本溪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昂首‘十二五’、建设新本溪”的宏伟目标, 建设沈溪新城、太子河新城, 改造老城区, 着力发展生物医药、钢铁深加工和旅游产业, 改善城市环境, 建设宜居本溪。这一切都对地税部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此, 税务机关应以科学的税收经济观为指导, 自觉将税收工作融入到地方经济发展大局中去。一方面, 加大组织收入工作力度。以组织收入为中心, 积极采取措施, 强化税收征管, 堵塞税收漏洞, 挖掘税源潜力, 不断提高税收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逐步扩大税收收入规模, 提高各级政府的可支配财力, 实现税收收入与经济规模的协调增长。另一方面, 深入研究经济发展趋势, 加强税收分析工作, 提高预测水平, 增强组织收入工作的预见性和调控能力, 及时做好税收政策变动的前瞻测算和执行效应分析, 积极应对经济增长及税收政策变动带来的税收波动。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优势, 围绕本溪经济发展的诸多新课题, 积极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 主动当好参谋助手, 确保地税发展与经济发展协调同步,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雄厚的财力保障, 形成相对和谐的税收外部环境。
二、改善纳税服务, 致力关注改善民生
税收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税收政策在扩大就业、理顺分配关系、完善社会保障等改进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特殊的调节作用。“取”贵在公平、公正, “用”重在合理、有效。为此, 地税机关应立足自身职能, 增强“亲民”意识, 落实“惠民”政策, 施行“利民”举措, 把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一方面, 将税收执法寓于服务之中, 把始于纳税人需求、终于纳税人满意作为地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服务理念融入税收工作全过程, 强化服务意识, 提高服务能力, 提升服务质量。另一方面, 注重强化税收调节, 不折不扣地落实国家关于改善民生的相关税收政策, 将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到位、落实到位、执行到位。
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中小企业发展、循环经济、下岗再就业等方面为纳税人提供政策支持, 最大限度地维护纳税人的正当权益, 从税收上体现国家改善民生的政策导向, 提升广大百姓的幸福指数, 树立地税机关的良好形象。
三、学习中国药都精神, 实现税收工作科学发展
以“坚定信心、坚韧实干、坚持创新、坚持一流”为核心的中国药都精神, 是本溪药都建设过程中逐步发展确立起来的, 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一种信念。坚定信心是态度, 坚韧实干是作风, 坚持创新是方法, 坚持一流是志向, 展现了本溪人“昂首‘十二五’、建设新本溪”的豪迈情怀, 体现的是一种昂扬向上、奋发图强的精神, 是敢作敢为、永不服输的勇气, 是追求卓越、团结拼搏的气魄, 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力量。
在新的发展历程中, 地税机关要实现加快发展、科学发展, 促进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百姓民生, 需要的正是这种精神。因此, 全市地税系统应时刻以药都精神为引领, 努力在真干实干上下功夫, 在开拓创新上有突破。一方面, 要以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理性明晰且与时俱进的管理思路来指导税收工作。充分认识地税部门的职能及定位, 自觉地把地税工作放到更为宽广的大局中来考虑, 立足本溪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放眼地税工作发展未来, 以开放的视野积极跟进形势变化, 思变求进, 着力探寻税收管理规律, 洞察税源挖掘阻力, 叩问科学增收妙计, 切实解决制约税收增收和税收事业跨越发展的“瓶颈”问题, 推动全系统的科学发展。另一方面, 要致力于改革创新。重视对税收工作中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 及时捕捉攸关全局的要素, 谋人所未谋, 为人所未为, 做到革故鼎新。在系统上下统一思想, 将做出特色视为创新的最佳表现, 把上级要求与本溪地税实际有机结合, 不断拓展创新发展的空间, 在谋划上敢为人先、以先求赢, 在成效上独具特色、以新取胜。抓住事关全局的关键, 着力围绕重点工作、难点问题抓创新, 走出新路子、做出新特色、取得新业绩, 用工作成果来体现对税收事业的高度负责。
草木知春已尽绿, 百般红紫斗芳菲。又到了一个税收发展的春天, 随着税收宣传活动的日益深入, 纳税服务的不断优化, 税收工作的科学发展, 我们一定会在全社会营造一个执法文明、服务规范、遵从良好的和谐征纳环境, 为地区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幸福生活做出更大的贡献, 收获更加美好的明天!
民生税收 篇2
徐州市地方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孙长举
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不仅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担负着反哺社会、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的重要使命。今年4月是全国第19个税收宣传月，主题仍然是“税收〃发展〃民生”，表明了国家致力于改善民生的宗旨。这一主题涵盖了税收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阐述了“税收促进发展，发展改善民生”之意，体现了税收工作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时代要求,体现了广大纳税人参与经济建设、共同发展进步的迫切愿望，寓意深刻。经过两年多的宣传，这一主题已深入人心，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接受，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地税部门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保障者，有责任、有义务履行好、落实好税收职能作用。在当前经济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地税部门作用更加凸显，责任更加重大。促进发展，改善民生，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履行税收职能，大力组织收入，为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
税收促进发展改善民生，就要不断提升组织收入能力。解读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只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才有持久的动力，社会进步才有牢固的基础，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为地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这是社会主义税收的本质所在。民生，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根本途径；税收，是推动地方发展改善民生的财力保障。因此，服务经济，关注民生，促进发展，是地税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和广大纳税人的支持配合下，全市地税系统按照“依法治税、信息管税、服务兴税、人才强税”的工作思路，以标杆激励斗志，以创新破解难题，以实干促进发展，充分发挥税收职能，大力推进征管改革，全面加强税源监控，税收规模连创新高，税收质量不断提升，为全市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也为改善民生、服务民众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我市来看，2009年地税系统组织各项收入166.5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00.4亿元。一般预算收入85.8亿元，占全市一般预算收入52.2%，既增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后劲，又为服务民生聚集更多的财力。这些数字既是我市经济加快发展的体现，也是各级地税部门积极作为、努力工作的结果。由此可见，大力
组织税收收入，实现各项税收及时足额入库,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健康持续发展、改善民生质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地税部门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筹集者，必须解放思想，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积极培植税源，强化税收征管，创新管理和服务手段，大力组织收入，不断壮大财力，为徐州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提供强大财力支持。
加强税收管理，落实税收优惠，为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创造最佳的环境条件
税收促进发展改善民生，就要全面落实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有效发挥聚财职能，促进发展成果人民共享，这是地税部门的根本任务。地税部门要把组织收入和促进经济发展有机统一起来，正确处理税收增长与涵养税源、税收执法与组织收入的关系，构建有利于实现税收与经济良性增长的机制，确保组织税收收入有质量、有速度、有规模，有后劲，使经济发展的成果在税收上充分体现出来。
规范税收执法行为，促进税收执法公平、公正，是社会发展对税收工作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税收收入及时、稳定、足额入库的重要手段。各级地税部门要围绕地方经济发展，改进税收管理手段，从根本上减少执法上的缺位、错位、越位现象，进一步
规范税收秩序、规避执法风险，切实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服务谋利益。
税收优惠和减免，既是党和政府亲民、爱民、惠民、助民政策的具体体现，又是促进民生改善的一项重要措施。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这是税收关注民生的重要体现。认真落实税收政策，增强弱势群体的“造血”功能，这是地税部门的社会责任。在认真组织收入的同时，必须落实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最大限度地为他们减轻税收负担。通过及时“输血”，有效发挥弱势群体自我“造血”功能作用，使大家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多年来,地税部门积极主动落实国家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为推动全民创业提供了有效的支持。仅去年就为7249户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各类税费5.67亿元，认定高新技术企业35户、资源综合利用企业75户。失业保险费率降低一个百分点，为企业减负3600万元，为12家外向型企业办理了社会保险补贴，全年补贴5000余万元。
税乃国之基，邦以民为本。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是地税部门肩负的历史使命，我们义不容辞；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最好体现，我们坚定不移；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税部门要把科学、精细、规范管理有机结合，使税收的规模、速度、结构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不断增强地方经济的发展后劲，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
优化纳税服务，融洽征纳关系，为促进发展和改善民生创造公平、公正的税收环境
税收促进发展改善民生，就要不断提升纳税服务水平。纳税服务是实现“聚财为国、执法为民”工作宗旨的集中体现。进一步减轻纳税人负担，可以节约办税时间和成本，这是地税机关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能的必然途径。
地税部门的优质服务也是“生产力”，能为企业壮大、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创造条件，不断增强地方政府改善民生的能力和实力。地税部门与企业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税收服务的效率间接影响着企业发展，税收服务的质量直接影响着征纳和谐。基于这样的认识，全市地税系统始终把服务作为地税部门的法定义务和基本职责,改进服务手段，降低办税成本,减少管理层次，归并审查环节，简化办税程序，推行网上办税，实行“同城通办”，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188项审批事项直接放到办税服务厅当场办结。对重点企业开展主动上门服务，对重点项目实行全程跟踪服务，对重点行业加强政策扶持服务，自主研发“网上勤廉测评预警系统”,创造条件，主动接受纳税人监督，为各类经济主体投资兴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地税部门作为重要的经济职能部门，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必须把加快发展、科学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积极利用税收手段，加大对重点产业扶持，优化税收税源结构。在优化服务促发展中维护好纳税人的根本利益，充分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化解民生之怨，畅通诉求之道，排解民众之难，努力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税收环境，让纳税人在更宽松的环境、更周到的服务中加快发展，为国家提供更多财政收入，为改善民生积累财富奠定基础。
民生税收 篇3
历史是由无数的合力在相互冲突中形成的 (恩格斯) , 在可支配收入既定的情况下, 公共支出与私人支出此消彼涨的特性注定了政府解决问题可能是以增加解决其他问题难度为代价的。一种观点认为, 政府增加了税收就可以为改善民生的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扶贫等增加更多的投入, 因为我国民生改善状况滞后于经济发展, 税收需要超经济增长以便加快改善民生的步伐。自由主义推崇轻税政策, 认为轻税可为效率最高的人提供充分可支配的资源, 能够迅速增加整个社会财富并惠及低收入人群。但随后出现的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尖锐化, 使政府不得不增加公共投入, 构建社会保障的安全网, 弥合市场的缺欠。集体利益至上的社会主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强调政府税收调节和再分配, 容易使公共支出的低效率在配置资源中发挥主导作用, 造成整个社会效率损失。
改善民生主要应该依靠政府还是市场?政府可以改善投资和就业的环境和条件, 市场可直接提供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从总体上看各属于不同的领域, 增税会提高政府改善民生的能力, 但可能动摇市场改善民生的基础, 合理的税负可以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促成改善民生的帕累托最优。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为个人最大限度创富提供机会的同时, 也强调先富人们的社会责任, 包括依法纳税、诚信经营、扶贫帮困等。主张政府应保持足够的税收规模以应付各种问题。如果没有约束, 财富快速增长的过程也是各种矛盾聚集的过程, 会不断地为公共开支扩大找出新的理由。如果任凭公共聚财速度长期成倍于财富的增长速度, 并乐在其中, 体制的惯性容易使政府配置资源的低效率不断侵蚀市场的领地, 社会依赖财政给钱的部门、项目、人员会越来越多, 维持公共支出项目繁荣的无底洞, 会将社会拖入“滞胀”的境地。一些地区或部门会将主要精力用在对财政资金的争夺上, 甚至不惜通过非正当的手段。
在运用凯恩斯的政策时, 国家干预主义的泛滥和无节制的深入, 导致政府集中配置的资源越多就意味着市场受到的限制越多, 新的就业岗位和更高水平的需求的增加会变得无比困难。中国是在政府主导下由计划走向市场的, 在潜意识里, 许多人会不自觉的倾向国家干预, 如果政府的管理过多的话, 则计划经济下的那一套将披上新的外衣再次重新出现。
二、我国税费高低及对民生的影响
1. 税收连续的高速增长使民生问题复杂化。
在马斯洛的理论中, 自我实现是人类的最高需求。毋庸置疑, 解决民生最有效的办法是给人以稳定的工作岗位, 提供覆盖全社会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障。就我国目前国情而言, 不可能提供高水平的社会保障, 所以, 鼓励个人自主创业和增加就业岗位尤显重要。但我国这方面并不理想。我国苛刻的工商税收门槛, 不合理的管理政策和过高的税收负担, 导致我国大批的劳动就业群体难以进入合法的企业部门, 导致我国的中小企业难以大量地产生和发展。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 其经营环境日渐恶劣透过统计数据便可反映出来。以2004年的经济普查数据为例, 我国第二产业每19.6元的资产可产出1元的利润, 资产年回报率是5.1%;而第三产业要67.96元的资产才换到一元利润 (主要是将金融部门统计在内) , 资产年回报率是1.5%。在主营业务/利润总额比方面, 第二产业是每发生17.84元主营业务可得税前利润1元, 经营效益率是5.6%, 而第三产业要每经营20.44元主营业务才获税前利润1元, 经营效益率是4.9%。在企业资产收入比率 (资产÷主营业务收入×100%) 方面, 第二产业是每1.1元资产能产生一元的主营业务收入, 资产利用率是90.9%;第三产业是每3.33元资产才产生一元的主营业务, 资产利用率是30%, 资产利用率相差2.03倍。大学毕业生没有人愿意到第三产业就业或自主创业, 更没有人像上个世纪90年代那样从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下海。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2006年11月6日) 公务员考试竞争异常激烈, 以至于几十人、上百人竞争一个岗位。一方面说明我国民生问题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求职者对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的逃避。小企业和个体经济对应骋者越来越没有吸引力, 除工资与公务员的差距较大外, 更有工作累, 就业不稳定, 福利差等不利因素。注册一家小公司,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财务会计一套手续都要购置, 税收等一套手续都要一应俱全, 还有国地税两部门管理上的繁文缛节, 不管有无收入, 都要与各个相关的部门打交道。除税收之外材料能源涨价, 新《劳动法》的实施, 更严厉的环保政策, 更严格的安全标准, 日益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等也正挤压着中小企业、个体经济的生存空间。难怪经济连年高增长, 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工资长期不涨。资料显示, 我国个体经济已明显萎缩, 吸纳就业的能力在下降, 国家工商总局曾发布一组数据: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 2004年时, 下降为2350万户, 减少了770万户, 平均每年减少128万户。到2005年, 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 6年间净“缩水”810万户。按一个个体户平均安排两个劳动力计算, 减少了1600多万个就业机会。另据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 估计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身上收取的各种收费和罚款, 规模大约在3000亿元左右。如果按照两万元容纳一个劳动力就业来计算, 至少有15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 中小企业和个体户、自由职业者步履维艰。
2.“宽打窄收”的名义高税负已经演变成了“宽打宽收”的实际高税负。
1994年, 我国在设计现行税制时, 充分考虑到当时税收实际征收率不高 (约50%) 的因素, 制定了“宽打窄收”即名义税负高和实际税负低的税制。由于名义税负过高, 如果人人都照章纳税, 税负将非常高。经过了十几年的“优化服务, 强化征管, 提高税收信息化水平”, 我国当前的税收流失率已大大降低。其中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近十年来我国GDP翻了一翻, 税收却翻了两翻。1994年我国税收收入仅5125亿元, 2007年达到49442亿元, 其中具有人头税性质的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因大幅上调税率2007年税收收入较上年几乎翻倍的增长。按全国两亿股民计算印花税让每个股民平均付出1000元, 股指涨而复跌, 其间政府应当是最大的赢家。
3. 大多数国家都推行着减税方案突显了我国的高税负。
税负高与低还需要横向动态比较。自上个世纪未以来, 多数国家的税制改革突现减税理念:一是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 并且是公布连续几年的中期性持续降税计划。如加拿大的企业所得税由2001年的28%逐年降至2004年的21%;德国2001-2005年则把企业所得税税率从40%降至25%.其目的在于扩大企业的盈利空间, 减少或避免企业的亏损, 缓解企业的经营困难, 减弱失业率上升的压力;而持续几年的中期性减税则是为企业提供一个乐观的投资和经营预期, 起到刺激投资的作用。二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的实际税负。各国的做法大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直接降低边际税率;其二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额和免征额, 缩小税基。如美国国会2001年5月通过了布什的减税方案, 宣布在未来10年内将减税1.35万亿美元, 全面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 并简化税率级次。三是对企业投资给予税收优惠。如美国允许设备的投资实行加速折旧, 并简化折旧的计算程序;马来西亚出台了包括投资鼓励、出口服务以及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等多项税收优惠政策。
令人欣喜的是, 我们已经看到政府在行动, 2006年和2008年分两次调高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免税额, 从每月800元调整为现在的2000元;2008年1月1日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由33%降为25%;消费型增值税正扩大试点区域, 很快就要在全国推广。这些措施使我们看到了税收支持民生改善的希望。
三、结论与建议
改革要理顺各种利益的纠葛, 当然不能急于求成, 用税收政策来鼓励创造财富应该不为过。通过前面的分析, 本文的结论是中国税费负担应该不会低于30%, 而非一般认为的20%, 对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就业已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政府应逐步采取以下改革措施:
1. 改革税费支持民生。
(1) 税制改革。增值税方面:虽然目前在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正在进行增值税转型试点, 但显然步伐太慢, 政策也过于谨慎, 应加快在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的步伐。同时降低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 生产、加工修理修配由现行的6%下降为4%, 商业由现在的4%降为2%。个人所得税方面:降低工资薪金所得的边际税率, 减少档次, 实施五档税率, 最高边际税率降为30%;个体工商户、企事业单位承租承包所得最高边际税率降到25%, 实行5%、15%、25%三档税率。 (2) 收费改革。一是取消不合理的收费, 比如工商、质监、城管、交通运输管理、医药食品等这些执法部门的收费都应取消, 这些部门也不应当靠收费罚款来获取收入;二是一些费可以改税, 比如社保这些收费应当改成税, 简化缴纳手续, 减少或合并征缴部门;三是提高信息化水平,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开通网上支付。
2. 税不过头体恤民生。
所谓征过头税是指让纳税上缴比法定义务更多的税收, 通常有三种情况:一是税务机关依靠栽量权和税法解释权对税法作出令企业多交税的解释。二是征税时“避重就轻”, 对易于管理控制的大企业过分稽查, 过多征税;对税源零散, 征税难度大的纳税人疏于管理, 听之任之。三是税收优惠政策执行中打折扣, 缩小优惠范围降低优惠标准。这三种情形的结果都是加重企业的税负, 是以伤害经营者的积极性, 影响企业发展能力为代价的。所以应强化“依法征税”意识, 切实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消除“过头税”。
3. 强化服务改善民生。
(1) 节约纳税人的金钱和时间。政府征税不应使纳税人财富损失太多。一般而言, 纳税的负担包括心理的、时间上的和经济方面的。税收执法人员要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 创新工作方法, 提高服务水平, 为纳税人提供方便, 节约纳税成本。 (2) 降低征税成本。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测算, 1994年税制改革前, 中国税收征收成本率为3.12%, 到1996年达到4.73%, 据估算, 到上世纪末中国的税收成本率约为5%~8%, 而美国同期只有0.58%。所以应提高征管效率, 降低征税成本, 节约纳税人的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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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曙光:个税改革拾芝麻丢西瓜只增加政府收入[J].中国经营报, 200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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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隆亨:个税法修改中的几个理论问题[J].法学杂志, 2006年5月
税收促进发展,发展改善民生 篇4
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使发展成果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上，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这就是税收促进发展，发展为了民生的意义所在。2007年，我市实现一般预算财政收入286.6亿元，安排用于“十大惠民行动”的资金总量达到80.19亿元。今年全市财政预算草案中，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
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既要看总量的扩大，更要看质量的提高。因此，在“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过程中，税务部门既要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积极培植税源，大力组织税收，不断壮大财力，为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服务；又要宽严相济、抑扬有度，全面贯彻好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好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好民政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和促进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等方面的税收政策，大力扶持社会弱势群体，大力支持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加强与社会公众沟通，努力促成管税人依法管税，用税人依法用税，享税人依法协税护税的大好局面；要通过强化税收调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要综合运用财政税收手段，缩小不同区域、不同职业人群的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税收改善民生
税收促进发展，发展为了民生。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各级各部门服务的最终目标。税收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落实政策，惠民助民
税收优惠政策是党和政府亲民、爱民、惠民政策的具体体现。比如去年3月开始实行的企业所得税新法，为企业减轻负担创造了更好的税收环境；再如从今年3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到2000元，这将进一步减轻公民个人负担，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这些政策都充分体现了富民惠民、改善民生的精神实质。为发挥好惠民助民作用，全市税务系统多渠道宣传税收政策，召开座谈会建立平等互信的沟通机制，认真落实政策，帮助企业用好用足各类税收政策。全市税务系统不折不扣落实税收优惠政策，2007年惠及下岗失业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众数万人，税收优惠近亿元。
依法治税，为民护民
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基础和灵魂。税务部门只有正确处理严格执法和优质服务的关系，寓执法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严格执法，在执法中优化服务，不断规范执法行为，强化服务意识，才能为广大纳税人提供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切实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全市税务部门狠抓税收执法责任制推进深入化和执法检查日常化；强化系统内部层级监督，实施税务执法文书事前审查、事后备案管理；扩大外部监督，提高税收执法透明度。
优化服务，便民利民
纳税服务是实现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税务工作宗旨的集中体现。全市税务系统着力提高纳税服务的层次，创新纳税服务的方式，拓展纳税服务的渠道，努力优化纳税服务的质效：建
立完善联系制度，深入开展走访纳税人活动，倾听纳税人意见，了解纳税人需求；实施“多功能、一站式、规范化”服务，提高服务质效；完善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系统，实现税款征收无纸化、解缴入库一体化、收入对账电子化，为纳税人提供安全、高效、便捷的纳税服务；重视纳税人的满意度测评，增设星级评价系统，全面开展“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合理设定纳税申报期，采取错时申报、增设排号呼叫功能、增配窗口资源等措施，切实解决申报拥挤问题；坚持首问责任服务、承诺服务、延时服务、预约服务、提醒服务等，推行纳税人办理涉税事项一次性告知制度；开通办税服务厅残疾人专用绿色通道，增添人性化便民设施，塑造税务部门亲民为民良好形象。
扶贫济困，亲民爱民
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税务系统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当作最终目标，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以扶贫助困为载体，关爱弱势群体、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税收服务民生的第一准则。全市税务系统组织干部职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上门慰问定点帮扶对象和贫困地区的受灾群众、特困群众、贫困残疾人、五保户、低保户等，帮助解决吃、穿、住和过冬保暖等燃眉之急。税务系统还加大对口扶贫力度，在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的同时，帮助他们调整致富思路、转变思维方式。
发展税收事业，促进税收改善民生，服务和谐社会，不仅是税务部门的事，也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和配合。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税务工作的领导，大力支持税务部门依法治税，强化管理，保障税务机关独立行使税收执法权；每一个纳税人都应把诚信纳税作为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立足于自身的长远发展，明礼诚信，依法纳税，树立良好的商业信誉和企业形象；各有关部门要加强与税务部门的协作沟通，密切配合和协助做好税收工作；社会各界要积极做好协税护税工作，协助税务部门及时发现税源、监控税源。形成“政府领导、税务主管、部门配合、司法保障、社会参与”的社会综合治税机制。
民生税收 篇5
目前, 对于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的呼声很高, 纳税人普遍把目光聚焦在提高起征点上, 以期减轻自身的税负。对此, 国家也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 既要满足人民的愿望, 又要考虑国家发展的需要, 同时税法的一再修改对于整个税务行业都会有较大的影响, 也不利于法律的严肃性。那么, 是否存在一个解决方案, 能够同时满足纳税人和国家两方面的看似不能并存的需求呢?笔者试从税收制度、税收征管这两个角度来对此进行分析, 提出改进意见。
一、税收制度
(一) 税收制度的现状
目前, 我国个人所得税使用的是分类所得税制, 在税率设计上过于复杂, 规定了三种适用税率。一是适用于工资、薪金所得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 起征点为2000元, 幅度为5%～45%;二是适用于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个人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 幅度为5%～35%;三是对财产租赁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11种其他所得采用的20%比例税率。此外, 税法还规定了许多减免税项目。总体来说, 我国个人所得税目前的税制结构非常复杂, 税率及档次过多, 在实际执行中, 加重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税和申报的难度。
(二) 目前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
1.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发挥不强
2009年6月18日财政部个人所得税课题研究组发布的报告表明, 我国工薪阶层缴纳的个税达到了个税总收入的50%, 而20%的富人他们上缴的个税却不到个税总收入的10%。在发达国家, 这两者的比例却恰恰相反。以美国为例, 50%的工薪阶层只承担个税的5%, 10%的高收入者却承担了个税的60%。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我国个人所得税基本是由工薪阶层贡献的, 高收入阶层纳税较少, 这虽然和我国收入分配的国情有关, 但也反映出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失灵, 违背了个人所得税设立的初衷。
2.起征点较低, 工薪阶层负担较重
我国个人所得税在确定起征点时一般只考虑个人的日常开支, 忽略了家庭开支, 如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费、高房价、高医疗价格及通货膨胀等诸多因素, 这导致起征点较低, 应纳税所得额增大, 加重了工薪阶层负担。其次, 起征点的调整具有滞后性。我国自80年代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以来, 起征点只在2006和2008年调整了两次, 从800元调整到现在的2000元。而近些年物价上涨飞快, 工资的增长幅度要比它低很多倍, 这使得之前设置的起征点不再适用。再次, 在设计起征点时, 未考虑不同地区经济水平差异, 这使得同一起征点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过低, 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来说又太高, 不能满足公平效率原则。
3.采用分类税率, 设计不尽合理
我国目前采用分类例举的方式对11种个人所得开征个人所得税。在税率设计上, 对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个人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采用累进税率, 而对其他所得采用比例税率。所得的种类不同, 税率就不同, 同一收入的家庭可能就因为收入来源的不同而承担不等的税负。同时, 税率结构复杂、档次过多、计算烦琐, 加重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税和申报的难度。
4.征税范围较窄, 影响国家税收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办法是将征税项目一一列出, 具体包括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共计11种所得, 对于其他所得则不予征税, 征税范围较窄。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 不断有新兴的产业、职业形态出现, 这种例举的方式不能跟上经济形势的变化, 可能会产生遗漏现象, 造成国家税收损失。
(三) 税收制度的改进措施
1.实行以综合税收为主、分类税收为辅的税收制度
由于分类征收过于复杂, 且公民收入的巨大差距往往不是由工资、劳务等劳动收入造成的, 因此在计征税费时, 不再将收入分为11类, 而是将所有收入分为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两大项, 再根据实际情况对每项进行分类以确定起征点。对于工资薪金等劳动收入, 在确定起征点时, 要减少类别, 尽量简化;在累进税率的设计中, 要设置较高的起征点, 扩大各层之间差距, 减少层级, 降低各层的税率, 尽量减少劳动人民的赋税。对于决定贫富差距的非劳动所得, 可进一步细化收入来源项目, 采用分级较多的超额累进税率, 对于极高收入的人群设置较高的税率。这种以综合税收为主, 分类税收为辅的所得税制, 使得纳税人能够真正实现量能负担, 满足公平原则。同时, 这种拉开差距的税收制度使得真正的富人承担更多的税负, 工薪阶层承担较小的比例, 改变了目前的税收结构。此外, 按照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分类, 将所有所得情况都包含了进去, 避免了征收范围不全的情况, 增加了税收收入, 实现了纳税人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2.逐步实现以家庭人均收入为计税依据的税收制度
现行的个人所得税虽然也有一定的调节收入的作用, 但只考虑个人的日常开支, 忽略了家庭开支。例如, 一个6口之家, 只有一个人的工资作为收入来源, 其工资为8000元/月, 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为825元/月, 平均每个人可用的花费上限为1195.83元/月。同样的一个6口之家, 有4个劳动力, 每个人2000元/月的工资, 总收入也为8000元/月, 且不用交个人所得税, 平均每个人可用的花费上限为1333.33元/月。也就是说, 同样总收入和人口的家庭, 由于收入的配比和来源不同, 实际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却是不同的, 这也就造成了一种不公平。实行以家庭人均收入为计税依据的税收制度可以消除这种不公平, 具体来说即在目前所得分类的基础上, 先以源泉预扣的方式对不同类别分别采取不同的税率征税;纳税年度结束后, 由家庭合并申报全年综合的各项所得, 由税务机关核定, 统一按规定的累进税率计算应纳税额, 并对年度已纳税额汇算清缴, 多退少补。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需要联合社区的调查管理、社保的资料等等, 以做到切实有效。当然, 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是艰难而又漫长的, 但向着这个方向走, 可以使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更加合理, 管理更加规范, 从而使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更加科学, 更加人性化, 实现公平高效。
3.设立动态起征点和合理税率
由于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和物价水平不同, 固定的起征点不可能在每个时候都合适;同时, 考虑到我国各地区发展情况不同, 各地区的收入水平不同, 其缴纳的所得税也应该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具体来说, 可采用如下办法: (1) 在全国范围内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同, 规定不同的起征点和税率。如经济发达地区, 由于个人消费水平较高, 可以规定较高的起征点和税率;经济落后地区则相应的设置较低的起征点和税率。 (2) 建立起征点联动机制, 将起征点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CPI指标挂钩, 每年调整一次。
二、税收征管
(一) 税收征管的现状
个人所得税又是所有税种中纳税人数量最多的一个税种, 征管工作量相当大, 必须有一套严密的征管制度来保证。我国目前实行以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征收方法相结合的征收制度, 其申报、审核、扣缴制度等都不健全。由于自行申报制度不健全, 代扣代缴制度又难以落到实处, 再加上目前公民的纳税意识仍不够强烈, 致使国家蒙受了不少税收收入损失。如果能从征管上完全的堵住偷漏税的洞口, 就可以给国家个税税收一笔可观的增量。
(二) 目前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
1.征管制度尚不健全
我国目前实行的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征管方法, 在保证源泉课税和税款的及时上缴入库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其申报、审核、扣缴制度等都不健全, 征管手段落后, 难以实现预期效果。受目前征管体制的局限, 税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缺乏实质性的配合措施 (比如税银联网、国地税联网等) , 信息不能实现共享, 形成了外部信息来源不畅, 税务部门无法准确判断税源组织征管, 出现了大量的漏洞。此外, 过多的税收减免项目, 以及对偷漏税行为的处罚不够, 更是从客观上刺激了纳税人偷逃个税的动机。以上种种致使大量国家税收流失, 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2.征管环境欠佳
尽管现在大部分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已经了解或主动了解税法, 但却仍主观存在隐瞒收入, 故意偷逃税的意识。加上长期以来, 我国纳税义务人基本上是企业的法人, 很少涉及到个人 (自然人) , 而我国又实行低工资制度, 依法纳税意识在公民 (自然人) 的头脑里是淡薄的, 及至形成税收与公民无关的印象。此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许多个人已经步入高收入阶层。由于我国现金管理不严, 储蓄存款实名制度又没有很好的落实, 这部分人的收入无帐可查, 使得我国个人所得透明度低, 难以监管。
(三) 税收征管的改进措施
1.建立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号制度
我国目前实行了纳税编号制度, 但只在纳税人办理纳税事宜的时候有效, 在办理其他一些事项 (如银行存款, 领取失业救济金) 时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另外, 虽然税务机关、银行等机构都拥有自己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但相互之间没有联网, 税务机关通过纳税编号对纳税人的了解有限。针对这一问题, 我国应建立全民个人所得税税号制度, 每个纳税人都有一个且唯一一个不能轻易更改的税号, 这个税号里要详细记录每个纳税人的资料, 并与纳税人签定的工作协议、银行存款及享受的国家福利等能反映纳税人收入情况的数据相连。这样, 税务机关可以对纳税人的实际收入和纳税情况进行有效监管, 确保国家的税收。当然, 国家应同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障纳税人的信息不外泄。
2.实行预扣制度
个人所得税预扣制度, 具体来说, 就是在每月初, 扣缴义务人根据纳税人上一年的纳税情况预先扣缴本月的税额, 在年末时, 计算出纳税人实际的个人所得税额, 与预扣税额相比多退少补。我国税法规定, 当纳税人逃税或拒不缴纳税款时, 扣缴义务人有义务向税务机关报告, 并由税务机关追缴纳税人的应纳税款。但如果扣缴义务人不向税务机关报告, 税务机关将很难查获纳税人的逃税行为, 造成税收流失。实行个人所得税预扣制度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既减少了税收的流失, 又为税务机关节约了征管成本。同时, 预扣税款也可以更改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的风险选择偏好, 提高他们的纳税遵从度。
3.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通过借鉴国外偷逃税重罚的成功经验, 进一步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 加大税收违法的处罚力度。同时加强税务机关队伍自身建设, 成立专门的税务督察机构, 对税务人员执法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 以减少税务执法过程中徇私舞弊行为, 树立税务人员的良好形象, 提高征税效率。最后, 要加大税法的宣传、辅导和培训力度, 严厉打击偷漏税行为, 尽快提高全体公民依法纳税意识, 为依法治税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综上所述, 个人所得税是我国的重要税种之一, 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 使之真正起到既调节个人收入分配, 又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个人所得税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体税种。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 个人所得税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突出, 各界都对此报以强烈的关注。然而在个人所得税的发展和实施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使其不能同时满足民生和税收的需求。本文从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两个角度分析探讨, 从现状中发现问题并提出完善的建议。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民生,税收,税收制度,税收征管
参考文献
[1]刘华应, 諲阳尧.澳大利亚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制度简介.税务研究, 2010, (1) .
[2]石坚.个人所得税制模式转换的配套条件研究.财政与税务, 2009, (6) .
民生税收 篇6
关键词：税收分权,财政透明度,民生性支出,动态面板模型
“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通过政府间财力与事权的划分逐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税制度,但也加剧了地方财政竞争和赤字竞赛。在官员“末端淘汰”的“贤能体制”约束下,各级地方政府更加偏好于追加能够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生产性支出,重生产、轻服务,重城镇、轻农村的财政投入结构既削弱了财政用于调整经济结构、改善收入差距、优化公共服务配给的基本职能,也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对立;虽然持续的分权改革有效地改善了地方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升了政府治理效率,但也催生了央地财力倒挂形成的地方债务风险高企、预算外资金快速膨胀造成的财政腐败累积、土地财政扩围背景下的高房价等问题,财政透明度不足与缺乏省以下的分权制度设计是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原因。
由于分税体制引致中央政府对财力的控制和二次分配具有绝对话语权,财政预算的透明化、民主化尚未彻底实现。持续分权逻辑下的财政透明化有助于政府职能转型,能够在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同时推进财政支出效率的提升和结构优化,促使财政资金更好地为民生服务。中央已明确建立全口径预算、实行预算公开、提升财政透明度是“十三五”时期财政制度改革的重点任务。借助国内财政透明度研究团队的最近成果,本文试图从理论框架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对税收分权视角下的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民生性支出的因果关系做出诠释。
一、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民生性支出
西方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学说认为分权化的治理机制和税权的地方化有利于加强地方政府为实现属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集体行动,有利于改善辖区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地方官员的晋升预期(单新萍和卢洪友,2011),从而催生了时空并存的财政支出竞争行为。但是,这些效应大多体现了纳税人权力的参与式预算和极高的财政透明度,以及对属地官员执政绩效起决定性作用的“蒂伯特竞争”原则。如果不考虑这些内生的制度条件,很难想象分权有助于达成抑制官员腐败、缩减政府规模和促进地方民生性支出的政治愿景。既然仅仅考虑分权的政治事实,不考虑政府的财政透明度和预算民主化水平,就很难理解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意愿,那么认真厘清分权背景下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支出行为的逻辑传导关系便是当务之急。
(一)税收分权与有效提升地方民生性支出
由于公共物品需求偏好多样性的客观存在,理论上不难理解税收分权和多级财政运行的合理性。实行多级财政和税收分权的初衷仅仅是为了让地方或基层政府获得足以提供辖区公共服务的可支配财力,并未过多关注财力的二次划分或支出方向问题,不能简单认为分权对于地方财力的提升就有利于提升属地的民生性支出水平。相较于分权而言,地方公共支出的方向和偏好似乎更加受到地方官员履职意愿晋升预期的影响,将民生性支出视为一种政府行为,其与中央政府的政治激励关联更加紧密(张蕊和朱建军,2016)。在财政联邦主义框架下,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来自辖区的税源最大化及“用手投票”的属地选民,其财政预算和财政支出偏向必须要与纳税人和选民的个人偏好相一致,提高投资于个人层面的医疗、教育、卫生和治安环保等民生性支出就成为逻辑必然。
在众多发展中国家或实行财政体制“单一制”的国家,趋于强化的税收分权不能得出提升地方民生性支出肯定性的结论。尽管分税制后不断扩张的税收分权促进了中国地方政府施政的积极性,但增长从民生性支出比重和总量来看却极为缓慢,形成了理论界所谓的“中国式民生支出之谜”(曾明,2012)。相较于基础设施、生产性补贴和国有企业投资等生产性支出而言,由于用于教育、医疗、文化、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民生性(消耗性)支出,对短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微弱,并且具备明显的跨期效应(段龙龙和甘长来,2013),在中国式“逐底竞争”的官员升迁机制和“增长型”考核政治秩序的双重约束下,很难想象地方官员会主动追加不能带来快速政绩收益和税源扩充的民生性支出规模。如果从税收分权的增长绩效观来看,对于中国的相应分析结论往往是积极且显著的,但这种绩效大多呈现的是生产性支出过度扩张所带来的投资潮涌效应(林毅夫等,2010),相对于民生性支出带来的收入效应和分配调节效应而言,它既有对私人投资明显挤出的负面性,又有造成投资过热加剧产能过剩的结构性风险。因此,中国式分权之所以不能有效提升地方政府的民生性支出水平,从根源上来看是由特殊的官员激励方式决定的。
(二)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民生性支出扩张
财政透明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财政支出的结构、方向及效率,特别是在税收分权逻辑下,财政信息公开的水平和尺度直接决定了属地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央地间财政关系运行的稳定性(Mike和Sham,2015)。IMF于2007年提出了适应于国际标准的财政透明度测量标准,认为高水平的财政透明度必须拥有披露及时、高质量的财政年度报告,便于公众理解、可信的财政预算,以及稳定可监控的财政风险特征。税收分权对地方民生性支出水平的持续改善需要追加特定的官员激励或约束机制,而这一国际通行的约束机制就是财政透明度。改善一国的财政透明度水平,要求该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致力于实施更加分权化的治理模式,且在财政资金的使用和配置方面自觉接受纳税人和全社会的监督,财政政策及公共预算方案的制定更加依赖于公民参与和集体决策(James,2006)。正如Taryn(2007)等人所指出的,清晰明确高质量的财政信息披露对改善政府的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是大有裨益的。从财政表现来看,财政透明度的提高降低了制定财政政策的盲目性,有助于降低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约束财政风险。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极大地约束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扭曲,降低了官员腐败和政治寻租空间,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保障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稳定,提高税收制度和转移支付制度的有效性,通过强化地区政府间财力和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而促进经济长期增长(Elif,2012)。
既然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在促进财政支出效率层面有极大优势,以划分财力、分解事权和多层次供给为核心的财政分权是促进地方民生性支出得以不断追加的制度基础,高度的集权体制无法拥有地方偏好辨识的信息优势。财政透明度的水平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财政预算信息的公开质量、深度及公民对公共预算决策的卷入尺度,越高的财政透明度水平越能体现纳税人对公共财政支出方位和支出规模的集体意愿,强化属地公民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赤字风险的干预与管控(肖鹏等,2015)。相较于与纳税人个体福利无直接关联的生产性支出而言,理性公民对民生性支出的结构与规模更加敏感和关注,会优先号召地方政府开展以“民生性支出”竞争为特征的政绩竞赛,以提高辖区教育医疗、文化治安、科技与环境质量(胡志勇,2015)。政府财政信息公开范围、深度、预算信息的完备性仍有待提升。在持续深化的压力式分权改革和服务性政府转型的导向下,2014年中国的民生性财政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已达到了54.5%,比2000年提高了约10%,不断提升的财政透明度和民生性支出比重已能证明政府职能调整和财政支出功能优化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中国整体的财政透明度提升已经达到了促进地方民生性支出的效果。
二、研究设计与模型设定
本文选定中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①2008年到2014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在设定模型之前,先对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含义和计算方法逐个进行说明。
(一)变量的选择及界定
1. 被解释变量———地方民生性支出比重(PLE)的测量。
从财政支出的用途上来看,民生性支出是与生产建设性支出相对应的不具备补偿性质的财政支出类别,从财政预算核算层面上来看主要包括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科教卫文支出和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支出等几类(闫宇光和寇明风,2011)。尽管民生性支出不能直接促进当期投资和消费,但却因明显的社会福利效应和收入再分配效应优化了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本文的研究指标就是通过上述几项财政支出细目加总而来,通过分类计算各地区的民生性支出规模与全国财政预算支出规模的比值,得到所需的地方民生性支出比重指标。
2. 核心解释变量———税收分权(TD)与财政透明度(FT)的测量。
对于税收分权的界定,较为主流的测量标准包括税收份额法和税收努力测量法,前者关注税收的央地法定划分,后者强调地方税务机关实际可支配的税收实力(彭艳芳,2014)。关于税收份额的法定划分基准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式税收分权体制,因为普遍忽略了我国实施体制上解和税收返还的二次分配政策,必须对传统测量指标进行改进。改进的具体做法是参考中央每年公布的财政统计资料,分类汇总各省上解和税收返还的总体规模,用各地区实际可支配的税收份额代替预算中公布的名义税收份额。此外,本文还选择了体现地方税收努力水平的税收财政自给率来代表中国的税收分权,两种指标的具体计算如下:
针对财政透明度的测量,国际上通行方法是借助IMF发布的成员国财政透明指南(ROSCs)或国际预算学会公布的预算公开指数(OBI),不论哪种标准都是采用严格的打分制进行测量。但是,这两种方法存在的局限性在于发布年度的非连续性和国别限制,都不能用于中国财政透明度的研究。相较于国际机构编制的财政透明度指标而言,上海财经大学于2008年开始建立的《中国省际财政透明度评估排名》恰好填补了这一缺失,其连续发布且逐步优化建立的中国财政透明度评级系统,既借鉴了国际通行的测量标准又更加符合中国自身国情,应用于本文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具体的计算方法可参考课题组出版的相应专著,这里不再赘述。
3. 其他控制变量的界定。
本文选择了一系列影响地方民生性支出变动的控制变量,如人口城镇化率(UR)、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URI)、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UC)、人均GDP和人口总规模(POP)等。之所以选择这些变量,是因为它们在文献中均与地方民生性支出的规模和结构调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更加重要的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型、加大民生性支出力度的目的,恰恰就是要提升以人口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质量,通过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一体化进程来缩小城乡差距。因此,上述变量刚好是评价地方政府民生性支出效率的经济与社会指标。
(二)模型设定与初步检验
瓦格纳定律表明财政支出“蝇纸效应”的普遍存在性,借鉴包含滞后变量的动态效应模型更加符合民生性支出的现实规律。在动态面板模型(DPD)的参数估计中,因参数的有效性和稳健性等技术问题,选择系统广义距估计(DIFF-GMM)更有优势,本文设定的动态面板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其中PLEi t-δ为地方民生性支出比重指标的滞后项,TDit*FTit为税收分权和财政透明度的交叉效应项,加入该项是为了测量财政透明度在分权内生前提下的特异性效果,εit为随机误差项,其性质满足高斯-马尔科夫定律。
为了保障参数估计的可靠性,需要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其中财政透明度指数(FT)、人均GDP和人口规模指标量纲较大,需先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处理过后统一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原水平上各变量序列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因篇幅限制,这里只列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对于单位根检验的具体过程和结果不再单独列出。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具体的参数估计层面,本文依次使用了两类建立的税收分权指标纳入回归模型。对于动态面板模型而言,应当确定的是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结构,这里可由Arellano和Bond(2011)提出的AR检验实现。此外,DPD模型中较难克服的是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助Sargan检验予以推断,Sargan检验的卡方值越接近于1,说明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处理的越好。需要强调的是系统广义距估计(SYS-GMM)模型有一阶段和两阶段两类估计方法,前者的参数具有无偏性,但往往稳健性较差,而后者尽管保持了参数的稳健性但其有效性和无偏性却难以保证,具体的选择要根据回归结果相机抉择。
我们根据模型(3)将相应经济数据输入STA-TA12.0软件,其实证估计结果表2中展示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8年至2014年的税收分权、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民生性支出的单向因果关系。根据实证结果不难发现:第一,民生性支出的“粘蝇纸效应”十分明显,当期的民生性支出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前期的“制度惯性”约束。第二,以强化政府信息公开力度为导向的财政透明化改革对提升地方政府民生性支出行为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它通过公民参与和政策建言而有效地改善了辖区以民生性支出提升为目标的公共服务质量。第三,单纯以税权下放或地方征税机构努力为测量标准的两类税收分权指标,与民生性支出比重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性,说明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的提升和税收自给率的变动并不能有效形成扩张属地民生性支出的行为激励。但是,如果考虑财政透明度提升的制度约束,财政透明度与税收分权交互项表现出的负相关性却呈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间接地证明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矫正中国式财政支出结构扭曲的良性效应。
此外,表2还报告了其他控制变量与民生性支出的关联性,总体上看与理论预期基本符合,如持续的经济增长有利于优化以民生性支出扩张为特征的财政支出结构,城镇化主要推动的是生产性支出的膨胀,城乡收入不平等加剧了居民对政府干预财富分配的期待,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的提升增加了财政养老基金的运行和补助规模,人口规模增加了政府实施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改革的支出口径。尽管上述的结论已经能够部分解释中国的民生性支出之谜,但是从地区差异来看仍有诸多谜题没有解开,为此需要借助分区域数据进行进一步挖掘。
从我国东中西部财政透明度走势来看,三大区域已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分化特征,不同地区的税收分权程度和财政透明度对辖区的民生性支出影响机制也存在一定分异。表3呈现了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实证估计结果,并使用了分地区静态面板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同时,为了尽可能保障各变量参数估计的稳健性,又在模型修正技术上借鉴了计量经济学界最新提出的Robust回归方法。实证结果表明税收分权和财政透明度在分地区民生性支出的影响逻辑上存在区域差异,甚至在一些关键变量的相关性上出现了逆转性结论。
注:***表示假设检验在置信水平为99%时统计显著,**表示置信水平95%时统计显著,*表示置信水平90%时统计显著,Sargan test中的括号表示卡方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值,PLE(-1)表示PLE的滞后1期变量。
从财政透明度的估计结果来看,东部地区因开放较早、市场化发育水平高,政府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在对民生性支出比重扩张的正面贡献率上要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虽然西部地区整体落后,但借助中央服务型政府转型改革,大胆推行简政放权试验,整体电子政务和信息公开建设力度得到了空前发展,甚至在财政透明度最新一年的评估得分上有超过中部地区的趋势,因而从其对民生性支出比重的影响贡献率来看,已经有超中赶东的势头。
从两类税收分权的估计结果来看,体现地方实际税收份额的分权指标在地区间出现了明显的逆转性变化,中部地区的税收份额分权与东西部乃至全国样本的符号明显相反,其与地方民生性支出结构的改善呈现出正向关系。尽管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符号仍然相同,但其分权呈现的助长生产性的特征强于东部地区。此外,以体现地方税收财政自给率指标的分权指标,在中部地区并未与地方民生性支出比重产生显著的统计学关系。
注:***表示假设检验在置信水平为99%时统计显著,**表示置信水平95%时统计显著,*表示置信水平90%时统计显著,()表示稳健性估计的Z统计量。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构建适应于中国式财政体制的两类税收分权和财政透明度指标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2008年以来我国东中西部的税收分权、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民生性支出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概括如下以下几点:
第一,以经济管理权下放、自由裁量权下沉和税收返还为基础的税收分权制度,没有改变地方政府重视生产性支出的行为偏好。不论是从地方实际获取的税收可支配份额层面,还是从反映地方征税机构努力的税收自给率来看,建立在“增长式”考核和“晋升锦标赛”式官员选拔制度框架下的税收分权,无法实现改善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提升民生支出绩效的政策后果。
第二,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有促进地方民生性支出扩张的作用,一旦将财政透明度的改善内生于逐步强化的税收分权框架下,有预算透明和信息公开约束的税收分权对民生性支出的扶助力度明显增强。
第三,从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观点来看,人均收入的提升、城乡不平等条件的恶化、养老保险覆盖面的提升,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和人口规模的变动,都会对民生性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产生显著影响。从因果关系的符号来看,除了收入不平等与民生性支出之间呈现负向关联以外,其他发展指标都与民生性支出扩张存在显著的积极关系,也证明了民生性支出“粘蝇纸”效应的存在性。
既然上述的结论基本明确了中国式税收分权、财政透明度和地方民生性支出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调整改革部分制约地方民生性支出扩围的制度安排便是当务之急,建议在如下方面进行相应政策调整:
第一,在继续实施全口径预算和税收法定等现代财政制度改革的同时,要继续推行财政信息公开的跨区域跨部门变革。目前,一般公共预算、国有企业信息、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的透明程度较高,但部门预算及相关信息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的透明度相对较低,特别是政府负债信息未见公开,全国整体的财政透明度水平难以起到规制地方支出生产性偏向的有效约束作用。只有构建涵盖所有公共预算的整体披露制度,通过贯彻“新预算法”事前控制、过程评估与事后反馈的制度,才能建设动态调控的财政支出结构。
第二,在“营改增”全面实施和地方政府发债融资规模的限制下,地方政府的可支配税收财力具有短期内收窄的压力,在平衡地区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两难问题上,地方政府无法将有限财力优先用于实现当期经济增长的民生性支出领域。因此,必须构建“营业税”取消后新的地方税种和财力的代偿制度;同时,弱化干部考核GDP权重,增加属地公共服务和民生性支出满意度指标,矫正地方官员增长型财政竞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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