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效应（共9篇）
税收效应 篇1
摘要：本文综述了企业年金税收优惠制度实施现状, 分析了该制度实施对政府税收损失、社会成员的再分配公平性缺失以及经济发展等正负外部影响, 并对如何矫正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负外部性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企业年金,税收优惠,外部效应,负外部性治理
一、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实施现状
企业年金制度由补充养老保险发展而来。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和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目标替代率, 在世界银行第二支柱理论的影响下, 我国从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国家提倡、鼓励企业实行补充养老保险”, 以后,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这一概念开始为人们所认识。1995年, 原劳动部出台了《劳动部关于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 (劳部发[1995]464号) , 并规定:“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所需资金, 主要由企业负担, 也可以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企业供款, 可以在企业工资储备金中列支, 可以将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中超过职工平均工资300%以上的部分, 由社保机构返还企业作为补充养老保险供款。”由此而知, 对于企业年金有重要推动作用的税收政策则很少提及。2000年12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 (国发[2000]42号) , 明确将补充养老保险名称规范为企业年金, 以区别保险;并规定: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 可从成本中列支;2004年4月,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规定: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十二分之一。《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的出台构建了我国当前企业年金的基本框架, 标志着我国开始全面推行企业年金制度。为了推动改革和社会保险制度体系建设的完善和发展,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谨慎性地逐步出台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需要明确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3]45号文件) 第五款规定, 企业为全体雇员按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比例或标准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 可以在税前扣除。2008年《财政部关于企业新旧财务制度衔接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指出:补充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总额在工资总额的4%以内的部分, 从成本 (费用) 中列支。该通知再次明确了企业缴费的税收优惠比例, 但对职工个人缴费仍没有规定税收优惠。2009年6月,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27号) 规定, 将企业支付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的扣除标准提高到职工工资总额的5%。2009年12月,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694号) 规定, 企业缴费部分是个人因任职或受雇而取得的所得, 不与正常工资、薪金合并, 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单独计税, 并由企业在缴费时代扣代缴。至此, 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制度得到全面完善和发展。
二、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的外部性效应分析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有两个目标:一是直接目标, 即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 应对人口老龄化, 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目标替代率。二是间接目标, 即促进年金发展, 增加储蓄, 完善资本市场。由此, 企业年金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对未来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和财政收入、劳动力流动、国民储蓄、消费、企业竞争力、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深远影响, 这些影响就是外部效应, 其中, 既有正效应, 又有负效应。本文着重分析其负的外部效应。
1、财政收入损失
实施税收优惠政策, 最直接的影响是财政收入减少。为了分析的简便, 我们把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以前状态假设为没有企业年金保险。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后, 企业把原本以直接薪金方式发放给职工的工资改为以养老金方式发放, 通过税惠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来揭示这项公共政策的负外部性。
情形一:在税惠政策实施前的财政收入状况:假设企业打算给职工增加工资P元 (P元是税后的工资) , 并假设职工原工资水平已经超过计税工资。另外假设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 个人所得税税率平均为10%, 对于工资P元, 政府的税收收入为:
企业所得税:P/ (1-25%) ×25%=0.33P
个人所得税:P×10%=0.1P
税收总额:0.33P+0.1P=0.43P
情形二:现在假设政府免征缴费阶段的企业所得税, 鼓励企业发展企业年金保险。在避税动机下, 企业决定将原来以直接薪金方式发放给职工P元改为以养老金方式发放 (注: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税为5%, 城建税是7%, 教育费附加是3%) 。这时, 政府的税收收入为:
企业所得税:[P/ (1-25%) -P]×25%=0.083P
保险公司营业税:P×5%=0.05P
教育费附加与城建税:0.05P× (7%+3%) =0.005P
当期个人所得税:P×10%=0.1P
当期税收总额:0.083P+0.05P+0.005P+0.1P=0.238P
当期税收损失:0.43P-0.238P=0.192P
以上分析说明, 对企业年金保险缴费阶段免征企业所得税会导致税收大量减少, 税收减少达到企业年金保险保费增加额的19.2%.
情形三:如果再免征缴费阶段的个人所得税, 则:
当期税收总额:0.083P+0.05P+0.005P=0.138P
当期税收损失:0.43P-0.138P=0.292P
此时, 税收减少达到企业年金保险保费增加额的29.2%。
通过上述三种情形分析, 其结果表明:当对企业实行税惠政策时可引起国家税收收入减少, 减少的部分是作为企业年金发放资金的24.2%。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再免征个人所得税, 税收收入的减少额就为企业年金发放资金的34.2%。接下来P值的估算, 根据2001年至2005年13.4%的平均工资增长率, 以2005年工资总额19980.8亿元为基础, 假设企业缴费部分不超过工资总额的4%, 且其增长率低于工资增长率, 则无上限情况下, P的值即企业年金增长了2677.4万元, 在上限为4%的时候则为799.2万元。因此, 当期税收收入在企业缴费免税时的减少额为647.9万元 (无免税上限) 或193.4万元 (免税额度为4%) , 在企业和个人所得都免税时减少额为760.4万元 (无免税上限) 或227万元 (免税额度为4%) 。这些损失的税收占当期财政收入的2.05%和2.4%。
实际上, 税收优惠还有间接增税效应:一是提高储蓄率, 加速资本积累, 从而提高产出, 增加税收收入。二是免税降低劳动力成本, 使企业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增加产出, 从而增加税收收入。可见, 对养老金缴费阶段的税收优惠, 对促进企业年金发展, 是成本很低的政策, 同时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现实中的可行性。
2、企业年金制度公平性缺失
从结构上看, 企业年金的公平性存在严重的缺陷。第一, 目前企业年金的覆盖面还相当小, 难以发挥养老保障的第二支柱作用。截至2007年底, 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20107万人, 而同期企业年金缴费职工人数约为1000万人, 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还不到5%。由于选择性的制度安排, 一些纳税人 (优势人群) 的收入具备条件享受税收优惠, 一部人 (劣势人群) 不具备而排斥在制度之外, 这会导致对一部分人减税, 也对另一部人加税, 从而在税收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引起税收负担结构性变化。第二, 对于养老保障来讲, 企业年金更多地扮演的是“锦上添花”的角色, 而不是“雪中送炭”。目前建立年金计划的企业大都是优势性行业和企业, 甚至垄断行业和企业, 如电力、电信、移动、铁路、石油、金融等行业。富裕企业的员工, 本来在职收入就高, 再加上建立企业年金计划, 退休时还可以额外得到一笔养老金收入, 已经客观上扩大了行业间、企业间、职工间收入差距。由于高收入人群本身适用的边际税率很高, 如果企业年金享有非常优惠的税收政策, 则相当于国家给予高收入人群的税收补贴最多。相反, 低收入人群本身适用的边际税率很低, 甚至无需纳税, 国家给予的税收补贴也就最少, 甚至没有。第三, 在同一个企业, 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造成劳资关系事实上的不对等, 从而使得企业年金计划的普惠性缺乏制度上的支持, 而选择性企业年金制度导致了新的分配不公。这种新的分配不公,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资源配置的优势越来越将连续地向处于自然和社会地位有利的一方集中, 如果没有特别的制度性强制干预, 必然带来两种后果:一是福利 (效率) 分配的两极分化, 而两极分化带来经济领域之外的外部不经济是不言自明的;二是福利在强势人群中的边际效益递减, 造成社会净福利效用的损失, 进而产生宏观经济系统层面上的内部不经济。
三、“帕累托改进”理论下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负外部性治理措施
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最优”是一种最有效率的状态, “帕累托改进”则是一种有效率的改进。我国企业年金制度的改革完善需要在“帕累托改进”理论的指引下, 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突破。
1、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的正外部效应尽量达到完全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状态
针对上述税收损失问题, 从长远来看, 一个国家制定企业年金政策的出发点不是计较单方面的得失, 而是综合权衡政策的效果如何。支持企业年金发展固然会造成国家财政的损失, 但是, 国家财政损失的部分就是雇员未来养老金增加的部分。这部分财政损失并不是社会福利的真正损失, 而是财政对企业年金的隐性转移支付, 并最终转化为雇员退休待遇的增加。因此,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的税收损失是我国在一个机会不均等的改革中, 想寻求改革,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达到完全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 也是政府所付的必要的改革成本。然而, 关键是目前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的隐性转移的受益是谁, 即看这种制度普适性如何, 是否有利于企业年金普遍化, 让社会成员都能得到公共政策带来经济成果的分享。在公平性前提下, 建立强制型的企业年金制度, 使其真成为养老保险的第二支柱, 将会减少负的外部效应, 增加正的外部效应。“帕累托改进”将为企业年金税收优惠制度增加正的外部效应提供了可能。“帕累托最优”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福利的情况下, 就不可能增加另外一方的福利状态。据此, 有人认为, 改革过程无法避免有些人蒙受损失, 而不是只有人受益没有人受损。“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的福利时, 通过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方法, 以提高另一方的福利, 达到和谐共嬴。因此,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要在“帕累托改进”理念的指导下,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即政府在资源配置上主要通过提供普惠式企业年金政策, 努力缩小再分配的收入差距, 将尽量达到完全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状态, 并通过”帕累托改革”, 无限达到“帕累托最优”。
2、改善企业年金制度的公平性, 实现由选择型制度向普惠式制度变迁
针对企业年金公平缺失问题, 国家应从制度层面去克服自愿性企业年金带来的覆盖面狭窄, 解决收入差距矛盾, 避免与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金脱节等问题, 出台强制性的建立与参与促使几乎所有的劳动者都能享受到企业年金制度, 从而避免企业年金制度成为富人的盛宴。实现普惠式企业年金制度的主要措施:一是设立最高缴费额或者最高缴费占工资的比例, 对企业年金计划的覆盖率和参加人数作出要求, 以保证适用范围的普惠性, 限制雇主将某些雇员排除在制度计划之外, 从而真正实现“无歧视”的制度安排。二是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有所制约。要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分化问题, 只有靠政府的公共政策对垄断行业加以限制。加强对垄断行业分配活动的调控, 特别是要加强对工资福利过高、增长过快行业的职工收入的调控。三是建立利益和参与机会补偿机制。为达到完全意义的“帕累托改进”, 必需建立和完善公正的利益补偿机制。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 并对企业年金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者予以某种形式的合理补偿, 要建立合理的进入机制, 给予他们公平的参与机会。
参考文献
[1]邓大松:中国企业年金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2]朱铭来、陈佳:中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比较与选择[J].当代财经, 2007 (4) .
[3]袁妙或:公平与效率视野下的企业年金制度[N].湖北日报, 2010-06-26.
[4]张志诚: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的两难抉择及政策取向[J].消费导刊, 2008 (14) .
税收效应 篇2
纳税人因国家征税而在商品抉择、劳动投入和储蓄方面作出的反应。税收效应旨在考察税收对纳税人经济活动的影响。这种经济影响一般又可分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税收对纳税人在商品抉择方面的收入效应，表现为国家征税会使纳税人收入下降，从而使其减少商品购买量而居于较低的消费水平。税收对纳税人在商品抉择方面的替代效应，则表现为国家对商品征税，会使被征税的商品价格上涨，造成纳税人减少课税商品购买量，而增加非课税商品或低税商品购买量，即以无税（或低税）商品替代课税（或高税）商品。税收对纳税人在劳动投入方面的收入效应，表现为国家征税会直接压低纳税人的收入，从而促使其减少闲暇而倾向更勤奋地工作，以维持以往的收入或消费水平，即征税会促使劳动投入增加。收入效应的大小，由纳税人的总收入与其缴纳税金之比例即平均税率决定的。税收对纳税人在劳动投入方面的替代效应，则表现为国家征税会降低闲暇相对于劳动的价格，使工作，闲暇或两者的边际收益发生变化，从而引起纳税人以闲暇代替劳动。即征税会造成劳动投入下降。替代效应的大小，在所得税情况下，由其边际税率决定。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反方向运动，在收入效应下，税收对纳税人的劳动投入是一种激励。在具体过程中，则要取决于纳税人对税收收入的需求弹性。若需求弹性小，则征税会增加其劳动投入的愿望，即是一种激励；若需求弹性大，则征税会消弱其劳动投入的愿望，即是一种反激励。税收对纳税人在储蓄方面的影响，亦表现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在边际储蓄倾向不变的情况下，国家对个人所得征税或增税会减少纳税人可支配收入，从而压低其储蓄水平，是税收对纳税人储蓄的收入效应。国家对纳税人的利息所得征税或增税，会减少纳税人利息收入，降低储蓄的吸引力，导致纳税人以目前消费替代将来消费，从而不愿增加储蓄，是税收对纳税人储蓄的替代效应。
税收效应 篇3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一、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矿产资源供给对经济发展形成的约束日益严重，当前资源价格扭曲所导致的配置效率低下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现象，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价格扭曲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主要采取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未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致使资源价格偏低;二是矿产资源成本构成不完整，除开采成本外，资源补偿成本、环境治理成本、生态修复成本、安全生产成本等外部成本未得到合理反映，这直接导致资源被廉价使用，带来企业成本的外部化和社会化。矿产资源价格改革引起了我国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①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建立健全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促进结构调整、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在我国矿产资源保护和污染控制领域，以税收政策为核心的经济调节手段远未发挥有效的积极作用。现行矿产资源税收收入难以弥补因资源开发所引发的各种社会成本，使得矿产资源外部补偿价值无法在现行资源价格中得以体现。与一般商品不同，矿产资源的税收会引致企业复杂的跨期规避行为［1］。因此，从矿产资源跨期开采这一动态角度出发，分析资源税收对企业开采的价格路径影响机理，进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一个重要命题。国外关于不可再生资源价格与税收效应的研究较多。Hotelling研究发现对于不可再生资源而言，开采资源的价格增长率必须等于贴现率;税收降低了期初资源的产量，增加了后期的资源产量，即改变了不可再生资源在开采时间上的分布［2］。Dasgupta等认为，竞争性市场中不可再生资源价格变化越快，消费者对资源的生产和消费速度也就越快。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税收政策影响资源价格的变化速度从而达到控制资源开采速度的目标［3］。在Eirik S.Amundsen等看来，资源开采国的资源开采税收规定没有对国内资源产品消费者产生任何有效的激励作用，同时资源拥有者的税收负担将会影响全球资源财富的分配［4］。Grant M.Cox等通过建立包含资源开采与出口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分析了在政府税收或价格管制背景下，资源价格上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5］。国内部分学者针对税收在资源保护中应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蒋金泉等进行了价格—税收约束机制的理论分析，初步构建了煤炭产量—价格—税收约束机制、税收约束机制、税收激励机制，及煤炭价格—税收财政转移机制［6］。张艺和郁义鸿以Hotelling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可耗竭资源价格路径作为评价基准，分析说明通过合理设定基准价格和税率水平，能保证在不同市场结构中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1］。袁永德等根据矿产资源社会最优开采模型分析发现，我国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政府失灵、行业垄断和外部成本问题，现行资源价格构成体系存在严重缺陷［7］。李国平等基于我国国情和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理论基础，重新设计了覆盖我国矿产资源不同种类的资源税从价计征公式［8］。
综上，已有研究存在两方面的局限:第一，部分文献提出应通过税收手段来弥补资源价格构成中的环境等外部成本，然而对税收与价格之间的内在关系较少进行理论分析。第二，矿产资源价格形成与税收制度规定直接相关，例如采用从价还是从量计征方式、税率的高低设置究竟会对资源价格形成产生何种影响等是重要问题，然而现有研究却较少涉及。本文对我国矿产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进行研究，尤其是对税收在资源价格形成中的作用进行探讨，通过分析矿产资源价格扭曲的根源和机制，研究如何充分发挥税收在资源价格形成中的作用，以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二、矿产资源价值及其构成——资源定价基础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马歇尔价值理论(均衡价格论)从不同角度考察商品价格的决定问题，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重点在于对价值中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作深入分析，而马歇尔则是从供求关系出发说明商品的价值。与一般商品不同的是，矿产资源的价值构成还应从稀缺性和可持续发展两个角度进行分析［9］。其中，稀缺性是指资源作为经济生产过程中的投入要素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从价值补偿的角度来说，可持续发展的矿产资源价值观认为资源价值的补偿不仅包括有形的消耗部分，而且包括生态功能的恢复和重建。因此，矿产资源价值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经济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其中，经济价值又可进一步分为天然价值、代内与代际补偿价值和人工价值;生态价值和环境价值可合并为外部补偿价值［10］。矿产资源的具体价值构成如表1所示。
表1 矿产资源的价值构成
矿产资源的价值属性和成本构成决定了其价格构成及其总体水平。矿产资源的成本构成主要包括以下五部分:一是开采者因开采矿产资源而向资源所有权人(国家)支付的补偿即权利金，或者矿业权人为取得矿业权而向矿产所有者支付的费用，即矿地租金(绝对租金)。我国没有专门的权利金，矿产资源补偿费类似于国外的权利金。现行矿产资源补偿费平均费率为1.18%①1994年测算的补偿费的合理费率标准为10%左右，但由于之前已经开征增值税和资源税加之当时矿产品价格偏低，考虑到矿山企业的承受能力，采用了低费率起步。，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费率水平(国外的权利金费率)，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矿产资源补偿费没有成为有偿开采制度的主体，不能真正反映国家对矿产资源的财产收益。我国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收费标准过低，不利于勘查区块退出机制的形成。因此，在我国矿产资源天然价值并未得到完全补偿。
二是边际直接成本，主要通过采矿企业的矿业权权益来实现。其中，探矿权价值补偿模式为谁投资，谁受益。然而，矿产资源开采具有高风险性和高投入性，勘探过程中发现有价值的矿产概率极低;资源开发主体在勘查期和开发阶段一次性、资本性的投入很大。因此，采矿企业的矿业权权益实现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支持，当前我国的税费制度未能充分考虑矿业活动高风险、资金密集的特点，缺乏有效的税收激励机制［11］。
三是为实现代内与代际补偿价值，应在矿产资源价格中包含代际补偿成本、生态修复成本、资源枯竭后的退出成本以及安全生产成本等。具体来说:(1)由于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特征，开发利用资源往往会影响到后几代人的生活环境。“代内与代际公平、合理补偿”的实质是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而且必须兼顾考虑后代人的需求，使后代人的生存发展不要受到影响。我国现行矿产资源价格体未能体现“代内与代际公平、合理补偿”，造成矿产资源代际补偿成本未得到完全补偿。(2)生态修复成本主要是针对资源开采过后，矿区生态环境如何修复问题。矿山企业在开采过程及开采结束后，必须对地方的生态环境进行维护和修复。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办法，矿产资源价格中也没有完全体现生态修复成本。(3)资源枯竭后的退出成本是指如何保证矿区资源枯竭后，矿区经济和当地居民的后续发展问题。为实现代际公平原则，保障子孙后代在将来资源枯竭后“有饭吃”。因此，在矿产资源价格构成中应体现代内与代际公平原则，通过在资源型地区设立代际补偿基金，对矿区居民进行代内和代际补偿。(4)与一般工业企业相比，矿产资源开采企业的安全和劳动力损耗问题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矿工体力过度耗损和遭受伤残、死亡与患职业病等特殊损伤的几率高［12］。由于我国矿产资源企业在开发过程中的安全投入费用提取不足，导致资源的安全生产成本无法在价格中完全体现①茅于轼等(2008)等研究发现，2000—2006年我国煤矿的安全成本仅维持在价格的3.5%，而同期美国、德国等国家煤炭安全成本占煤炭平均价格的17.5% －21%。。
四是开采成本，即组成矿产资源价格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货币形态，是资源采掘、开发以及运输中的各项成本。矿业企业在开采过程中，随着开拓矿量的减少及开采对象的耗竭，矿山需要不断地向外扩展或深部延展，包括露天矿的扩帮剥离和井下的开拓延伸，以开辟新的作业场所，弥补耗竭的储量，保证矿山正常生产。因此，矿产资源勘探过程中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以期发现具有经济价值的矿床，保障矿产资源的持续供给，地质勘查劳动消耗是矿产资源经济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是矿产资源的外部环境成本。矿产资源在开采、加工、运输以及燃烧过程中，排出废水、废气、废渣对生态环境及人体自身的健康产生副作用，带来大量的环境外部成本。然而，由于我国至今未开征独立型环境税并且缺乏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这直接导致矿产资源外部补偿价值无法在现行资源价格中得以体现。由于现行矿产资源税费制度调节作用弱化，当前矿产资源的粗放开采造成资源的回采率偏低，许多开采难度稍大的资源遭到废弃;同时，资源性产品的开发利用又反过来导致了资源的紧缺需求，粗放的开采方式不仅污染了矿区周围的生态环境而且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形成恶性循环。
三、税收在矿产资源价格形成中的作用机理
本文借鉴 Sinn、Neher和 Hung and Quyen的研究［13－15］，在标准的动态霍特林分析框架下，研究税收在矿产资源价格形成中的作用机理。假定企业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以现有的技术条件进行开采，矿产资源初始储量为S0，单位开采成本为固定变量c。p=f(q)表示每一时期矿产资源的市场需求函数②假定f(q)≥0，f'(q)＜0并且limf(q)=∞，以保证矿产资源在有限时期内并不会枯竭，但会逐渐降低。，其中p表示矿产资源的净价格;q为在价格水平为时p的市场需求量;e－ρt为贴现系数，其中ρ=ln(1+r)，r为市场利息率。在不对矿产资源征税时，企业在t期的利润函数为:π =ptqt－cqt，则追求未来利润现值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为:
图1 矿产资源的最优开采路径
在图1第一象限中，矿产资源的净价格随着时间t按照利率水平上升，对矿产资源征税之后，净价格曲线由“初始净价格曲线”移至“新净价格曲线”;第二象限为资源的需求曲线，在价格达到P0的时候，矿产资源需求量为0;第三象限为资源的最优开采路径，三角形OAD和三角形OBC的面积代表资源的总储量。由图1可知，对矿产资源征税使得最优价格路径变得平缓，对于矿产资源有延迟开采的激励，即耗竭日期延后。因此，资源开采的跨时期转移(由当期转移到下一期)将会降低环境损失进而增加社会福利。
在前面分析过程中，我们一直假定政府对矿产资源征税是一种从量税，然而对资源征税究竟是采取从价税还是从量税的社会福利效应更大?这是接下来要解释的理论问题。
上式(2)表示q数量矿产资源被消耗时的社会福利水平。为求得从量税率θ时的竞争性均衡结果，设定如下的最大化问题:
通过构建Hamiltonian函数，可得满足矿产资源最佳开采路径t的变量q，符合式(3)一阶条件:
“我带你们走的正是最好走的路,起码在这一带是这样。这里本没路,拖拉机一过,路就出现了。”说完,便又扛起行李往前走。
式(4)中，λ为矿产资源的影子价格。用qt(θ，λ)代替q带入式(4)可以得出式(5):
由于qt(θ，λ)代表在时期t的最佳开采速率，因此可得最佳开采计划qt(θ，λ)满足如下的资源储量约束:
pt(θ，λ(θ))=f(qt(θ，λ))表示满足式(2)和(3)中最大化条件的资源价格方程(t≥0)。现在方程(6)可以写作以下形式:
式(7)可以按照霍特林法则(Hotelling rule)变为如下形式:
现在假定对矿产资源征收从价税，按照资源价格的ω百分比征税。pt表示征收从价税后ω实现竞争性均衡时的矿产资源价格(t≥0)。此时满足如下条件式:
式(9)可进一步变换为:
式(7)和(10)同为描述每一时期实现竞争性均衡的矿产资源价格，可推导出下式: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
1.在同一竞争性均衡条件下，矿产资源从价税所产生的税收收入比从量税高。
在时期政府征收从量税时，矿产资源税收收入为 θqt(θ，λ(θ));同时期征收从价税 ω 时，税收收入为:
由于pt(θ，λ(θ))＞ θ+c，故式(12)必然成立，矿产资源从价税收入必然高于从量税。
2.通过征收一种销售税的方式提高资源税收收入水平时，稳定的从价税比从量税更有效，这是因为从价计征所取得的社会福利水平更高。
由于要考察资源从量税的扭曲效应，用式(13)表示征收从量税率θ后实现竞争性均衡时的社会福利现值:
结合式(7)和(8)，对式(13)进行变换可得:
由式(14)可知，随着矿产资源从量税税率的提高，社会福利现值会降低。从结论1可知，从价税ω=θ/(c+θ)比从量税在每一时期均产生更多的税收收入，所以，同时期从价税征收的税收收入现值高于从量税收入，如式(14)所示。
同等水平的社会福利净值可以由更低的从价税率取得①假定从价税率越低对宏观经济扭曲效应越小。，以ω′＜θ/(c+θ)为例加以说明。令ω′=θ′/(c+ θ′)，则 θ′＜ θ。此时，征收 ω′税率的从价税与征收θ′从量税可获得相同的竞争性均衡结果。所以，征收水平θ的从量税所取得税收收入净值比ω′从价税收入低。这主要是因为ω′水平从价税与θ水平从量税产生了相同的竞争性均衡结果，但是由于随着矿产资源从量税税率的提高，社会福利现值会降低(W′(θ)＜0)，导致水平θ从量税的社会福利净值小于θ′从量税。
在比较静态分析中，从量税与从价税产生相同的税收收入水平。然而，在霍特林动态均衡分析中发现，在一个相同的均衡路径中，稳定的从价税比从量税产生更多的税收收入;同时，通过征收一种销售税的方式提高资源税收收入水平时，稳定的从价税比从量税更有效。之所以产生不同的分析结论，是由于在传统的霍特林模型中矿产资源开采，通常被看做一个开采直至枯竭的过程。然而现实情况是，由于矿产资源税收会影响到企业开采进程的不断调整，运用比较动态分析更为合理。
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建立了各具特色、行之有效的矿产资源定价机制，总体上遵循市场调节为主，国家宏观调控为辅的原则。我国主要矿产资源，例如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价格基本上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未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加之资源产权制度安排和产权运行机制存在缺陷，由此导致矿产资源价格的严重扭曲②此外，我国矿产资源行业的垄断经营进一步扭曲了资源价格，使全社会利益受损。。当前以资源税为主体的资源税费体制存在制度性缺陷，进一步弱化了政府在矿产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导致资源价格不能充分反映资源开发和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成本，低于应有的价格水平。在我国针对矿产资源的资源税应达到增加原始资源开采成本，促进企业厉行节约、合理开采的目的。但是，资源税采用从量定额计征方式，使资源税不能随资源产品价格的变动而提升(或降低)，以销售量为计税依据也不尽合理(未结合资源产量、储量与回采率等)。这也限制了资源税通过税负转嫁调控资源品价格这一机制的合理发挥。
2010年6月1日起，新疆资源税改革试点正式启动，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税实行从价定率征收，税率均为5%。2010年12月1日起，资源税改革新政在西部12省区市实施;2011年11月1日起，根据修改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等三个行政性法规③2011年9月30日，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路上石油资源条例》的决定对外公布，修改后的三大条例自2011年11月1日起施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税实行从价定率征收方案推广至全国，并提高了焦煤和稀土等稀缺资源的定额税率④焦煤资源税税率为每吨8～20元，稀土矿每吨为0.4～60元。。油气资源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会大大增加资源富集区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例如新疆油气资源税收入于2011年1－5月达到21.09亿元，同比增长 596.04%⑤数据来源: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 －10/02/c_122115567.htm。;这也验证了前面的理论分析，即在同一竞争性均衡条件下，矿产资源从价税所产生的税收收入比从量税高;另一方面矿产资源计征方式改革，强化了税价连动机制，有助于发挥税收杠杆调节资源供给配置的作用，提升地方政府用于生态补偿和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水平。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矿产资源价格过低，主要是因为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已经严重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仅没有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天然价值、不可再生价值未能得到完全补偿)，而且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生态价值和环境价值未得到完全补偿)等外部成本也未包含在价格中。根据标准的动态霍特林模型，对税收与资源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研究发现对矿产资源征收从价税不仅能够提高税收收入水平，而且能够增加社会福利，这为我国资源税计征方式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改革我国矿产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税收政策建议如下:
(1)在矿产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中，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并辅之以国家宏观调控，建立一套能够准确反映国内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市场价格体系，以及能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的矿产资源价格形成机制。(2)完善矿产资源的价格构成，彻底还原资源性产品价格中包括外部成本在内的全部成本。建立科学的矿产资源成本核算体系，并通过开征独立型环境税和实施矿区恢复保证金制度等来消除资源负外部性。(3)深化矿产资源税费制度改革。建议取消矿产资源补偿费，设立矿山资源超额利润税和耗竭补贴，直接由国家从价征收;全面实行矿业权有偿取得，建立公平统一的矿业权市场并提高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标准;将资源税改革新政分产品范围逐步扩大，统筹设计和调整采矿企业税费、基金、税后利润及价格政策，避免矿业企业负担过重，优化矿业行业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税负。(4)加强对生态环境的补偿和修复。一方面实行土地复垦计划，保证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另一方面可通过实行环境损失评估制度、勘探或开采听证制度以及补偿制度等，保证矿区居民在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参与权和监督权。
［1］ 张艺，郁义鸿.市场结构、意外利润税与可耗竭资源的最优开采［J］.产业经济研究，2009(1):47－53.
［2］ Hotelling H.The economics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39(2):75 －137.
［3］ Dasgupta P，Heal G M.Economic theory and exhaustible resourc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4］ Amundsen E S，Schob R.Environmental taxes on exhaustible resources［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9，15:311 –329.
［5］ Cox G M，Harvie C.Resource price turbulence and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for a resource exporter［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2009(1):5－50.
［6］ 蒋金泉，陈维健，任一鑫.生态煤炭产业的价格—税收约束机制研究［J］.中国矿业，2005(8):33－36.
［7］ 袁永德，冯根福.我国能矿资源价格改革的经济学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1):101－104.
［8］ 李国平，张海莹.煤炭资源开采中的外部成本与应缴税费比较［J］.经济学家，2011(1):63－69.
［9］ 路卓铭.以建立资源价格补偿机制推进我国资源价格改革［J］.经济体制改革，2007(3):10－15.
［10］ 黄恒学，牛洪艳.资源管理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120－137.
［11］ 施文泼，贾康.中国矿产资源税费制度的整体配套改革:国际比较视野［J］.改革，2011(1):5－20.
［12］ 茅于轼，盛洪，杨富强.煤炭的真实成本［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32－160.
［13］ Sinn H W.Taxation，growth，and resource extraction:A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82，19:357–386.
［14］ Neher P A.Economics of mining taxation［M］//Berg V D.Handbook on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North Holland，Amsterdam，1999.
税收优惠对吸引FDI的效应分析 篇4
(一)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Dunning (1973、1981) 首先提出了一个较为完善和综合的解释外国直接投资的理论, 通常称为“折衷理论”, 根据该理论,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同时具备三个优势: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该理论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分析。Bond在东道国政府和外商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条件下, 建立了一个税收优惠作为政府信号发出的理论模型, 他们分析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可视为东道国政府发出的一种信号, 表明本国的经济发展潜力, 以区别于其他国家, 从而达到有效吸引外资的目的。对于工资水平对FDI的影响, Yeon (1992) 在研究新兴工业化国家资本流向时得出了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都为获取廉价劳动力的结论, Coughlin等对1981-1983年美国50个州外商直接投资状况进行了研究, 发现人均收入、交通设施等与外资呈现正相关关系, 高工资、高税收则呈负相关关系。
(二) 相应变量假设
我国自1979年起, 随着《中外合资企业法》的出台, 首先在东南沿海建立了经济特区, 实行外资税收优惠政策, 并逐步扩展到整个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 外商对我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存在较强的信息不对称, 对到中国投资普遍存在信心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政府提供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可以起到很强的信号作用, 因而对FDI可以起到较大的激励作用。随着改革的深入, 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 对于税收政策我们提出假设1: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促进FDI的引进。而对于收入水平, 这既是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的一个标准, 同时又是一个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体现, 而根据上文的文献综述,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种效应是呈相反关系的, 所以我们的设想是:外资更倾向于非劳动力密集型的直接对外投资, 在一定范围内, 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并不明显。
二、计量回归检验以及相关解释
(一) 数据来源以及变量描述
1、数据的选择
本文选择13个省市作为分析样本, 其中包括:3个最先开放省市 (广东、福建、海南) 、6个沿海开放省市 (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山东省、天津、辽宁省) 和4个内陆省市 (湖南、湖北、四川、陕西) , 利用上述省市1986-2007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各期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变量描述
(1) 因变量的描述。本文主要研究税收优惠政策对FDI的影响, 因此各地FDI的规模是本文的因变量。考虑到地区的经济规模会影响到外商投资的绝对金额, 因此, 我们用各地区每年吸引的实际外商投资金额除以该地区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得到外商的地区投资倾向。 (2) 解释变量的描述。税收优惠 (Tax Preference, TP) 程度的测量一直是一个很难以量化的指标, 本文设计了一个税收优惠指数来反映一个地区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程度, 即税收优惠指数与享受税收优惠的程度成正比。为了反映税收优惠政策的阶段性和层次性, 本文按照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时间和优惠程度来确定各个城市不同时期的税收优惠指数。我们以1992年作为分界点, 1992年以前, 经济特区的税收优惠指数为2, 沿海港口城市的税收优惠指数为1, 内陆省会城市为0。1991年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 考虑到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作用的滞后效应, 从政策调整的下一年, 即1992年起, 经济特区和沿海港口城市的虚拟变量值增加1。1992年进一步开放了内陆省会城市, 因此, 1992年起内陆省会城市的税收优惠指数从0增加到1。2001年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 给予西部地区更优惠的税收待遇, 因此, 2002年起西部省会城市的税收优惠指数增加到2。
通过对文献的回顾我们发现, FDI的区位选择总是受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在这里, 我们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和劳动力成本四个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同时由于FDI大量流入我国与我国低廉的劳动成本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模型中我们只选取工资作为代表变量, 来替代四者综合因素的影响, 即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来衡量劳动力成本。
(二) 模型的建构
回归模型如下:为了使FDI和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更接近线性, 我们对取值为绝对值的变量取对数, 由于某些省市在某些年度的税收优惠指数为零, 无法取对数, 因此我们采取对优惠指数统一加1来处理。然后对各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模型基本设定如下:
下面我们将采用面板回归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处理, 以观察在考虑不同界面效应下的回归关系。这里我们仍以全部数据作为样本, 观察税收优惠对FDI流入的促进作用。通过HAUSMAN检验, 我们发现在该样本中, 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 所以以下回归结果都是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的结果如下所示:
方程1:
方程2:
方程1是对1986-1991年各变量对FDI影响的估计。其结果表明, 税收优惠对FDI的影响在统计上非常显著, 但回归系数 (1.183) 小于总体样本回归得到的系数值 (1.34) 。可以认为这是我国的投资环境尚不完善等因素造成的。劳动力素质低下、基础设施不完善等不利外部条件阻碍了FDI的大量流入。所以在1986-1991年, 即使政府给予很高的税收优惠, 也无法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同时考虑到1989年、1990年我国的政治环境很不稳定, 为避免投资风险, 外商也不会在这时对我国贸然投资。方程2是对1992-2006年各变量对FDI影响的估计。税收优惠对FDI的影响更加明显。回归系数 (1.37) 远大于1992年以前的系数 (1.18) 。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逐渐加快, 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的质量都大大改善, 为FDI的流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我国经济20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 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也不断促进中FDI的涌入。这时, 政府的税收优惠就会被这些外部因素放大, 使FDI对税收优惠的弹性较1992年以前更大。
观察上述两个个方程, 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即工资一直与FDI保持着正相关关系。同时我国的工资总体水平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很低, 具有很大的优势, 因此工资一定程度的涨幅对企业成本并没有实质影响, 工资水平的高低更多地是反映了企业的劳动力质量。而对比1992年前后劳动力成本对于FDI量的影响, 我们发现, 劳动力成本的系数明显降低。这说明随着我国劳动力质量总体水平的提高, 以及工资水平大幅上升所导致的我国劳动力成本相对优势的逐渐丧失, 同时随着内地和中西部地区的逐渐开放, 外资也大量流入低工资水平的地区, 使得工资对FDI的正的影响逐渐减弱。同时, 工资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也和整体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 而根据集聚效应理论, 同类厂商集聚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大量国际厂商的投资集聚本身就是一个吸引FDI的重要原因。同时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在税收优惠政策实行的同时, 其他相关的政策措施的出台放大了税收政策的效应。所以, 开放程度以及整体国民经济状况的向好等其他因素对FDI的吸引作用大于其带来的相应人力成本上升的损失。而针对假设二, 我们将上述13省份分成各个区域, 优先开放省市、沿海省份、内陆省份, 并将各个省份中的数据求简单平均值, 并得出以下回归结果 (见表3、表4) :
由以上结果不难看出, lntpa即税收优惠政策的效用为经济特区 (4.13) 〉沿海地区 (1.96) 〉内陆地区 (0.82) , 而且内陆地区的相应变量还没有通过5%置信区间的显著性检验, 可以看出, 内陆地区由于其所处区位问题, 对于FDI的吸引力不强, 最终导致了外商投资者对内陆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冷淡, 同时, 由于内陆的发展迟于沿海, 可以预见在聚集效应理论下, 其对外商的吸引显然小于已有相应外资的沿海省份。同时, 人均工资此时出现沿海经济特区对其敏感程度要远小于其他两个区域, 这很可能是经济特区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比较高, 所以其作用已趋于弱化, 相反, 劳动力成本可能影响并没有减弱, 这就直接导致了其相关系数的减小, 而内陆和沿海地区则反映出对工资水平的反应相对更为敏感。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一,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税收优惠政策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动力。除此之外, 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等因素也对外资的流入有显著的影响。
第二, 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我国以往实施的区域型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FDI、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但是这种自西向东的梯度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了地区发展的差距, 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目前我国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倾斜,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规模必然会有所增长。
摘要：文章主要以1986-2006年的我国13个省、直辖市的税收优惠与职工平均工资以及FDI相关数据进行区域对比以及整体随时间变化趋势的计量分析, 力求论证相应变量对经济开放区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及作用, 同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职工平均工资,劳动力成本,税收优惠,FDI
参考文献
[1]、姚文宽.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与FDI关系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 2006.
[2]、崔光磊.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J].当代石油石化, 2006 (9) .
[3]、刘丙运, 刘榆琳.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 2006 (4) .
[4]、吕晓英, 吕胜利.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甘肃社会科学, 2003 (6) .
税收效应 篇5
一、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税收激励政策实施
在改革开放初期, 政策的逐步放开吸引了大量来自港澳台的中小企业投资。这种投资是试探性的投资, 因为政策未完全明朗, 多数投资者处于谨慎的决策阶段。如果说我们实行的税收优惠对FDI产生了影响, 那么, 从我国利用外资的过程来看, 对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 也使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尤其是1991年, 我国开始颁布实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取消了利润汇出我国的所得税, 税收优惠政策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在1991-1993年间, 外资进入的幅度就大幅度增加。项目数在1990年仅有7273个, 而在随后的三年中增加了10.5倍, 达到83437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由34.87亿美元增长到275.15亿美元, 增幅达90%。由此可见, 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对外商直接投资起到了积极作用。1994年, 我国政府统一了内外有别的流转税制, 取消了流转税方面的优惠规定。这段时期的外资规模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项目数一下子就下降到1994年的47549个, 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也下降到826.80亿美元。可见, 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与外商直接投资确实是有直接关联的。
我们可以通过FDI的相关统计数据可得出:外资集中的产业与税收优惠政策倾斜的产业是密切相关的。
二、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负面效应
1、税收优惠带来的成本负担。
首要成本是税收的损失, 并侵蚀着税基:我国规定外资企业可享受基本税率15%及“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优惠政策, 直接导致税收的减少;次要成本则是“挤出投资”。自2001年以来, 财政部税政司所得税处开发了一套企业所得税微观模拟模型, 利用分层抽样调查法, 选取全国35个省市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对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税负总水平和结构差异进行模拟测算, 调查指标涉及企业会计理论的核算、所得税纳税调整、汇算清缴及减免税等各个方面。根据调查结果经计算得到, 我国2000年、2001年、2002年涉外税收优惠成本的估计值分别为687.61、993.48、925.04亿元。
2、过度的税收激励措施不利于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
我国现行税制导致内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差别, 并主要体现在所得税制的安排上。一是所得税率上的实际差异, 根据全国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资料测算, 内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25%左右, 外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15%左右。二是税基计算上存在差异, 内、外资企业在坏账处理、利息支出、业务招待费、职工工资以及捐赠支出等方面的规定都有较大的不同, 同时, 在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净残值及折旧方法等资产的处理项目上规定均不相同, 这些都造成了税基的差异。内外资企业在税收待遇上的显著差异造成了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 致使资源配置成本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3、普惠制的外资税收激励政策不利于结构调整。
我国给予外国直接投资“普惠制”的税收政策, 不利于发挥税收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作用。同时, 按“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一般地区”设计从低到高的梯级税率, 使得本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更具有投资区位优势, 而经济发展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则处于更不利的位置。
4、繁杂的激励政策加大了征管成本, 降低征管效率。
过多的优惠已使税制复杂化和缺乏透明度, 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腐败的一个诱因。内外有别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了税制的复杂性, 加大了税收征管与稽查的难度, 造成了很多管理上的漏洞。
三、两难选择下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税收激励的改进
1、转变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战略, 变直接优惠为间接优惠。
税收政策虽然是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砝码, 当一国企业向外国进行直接投资时, 其对东道国选择的决定因素有:政治和经济稳定;无行政障碍;完备的物质、商业、法律基础设施;通讯便利;熟练劳动力等。外资进入我国市场主要看重的是我国的市场潜力。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提供给他们一个优良的市场环境, 其中包括政治、法律等软环境, 也包括信息、通讯等硬环境。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后, 市场经济逐步完善, 各种法律制度逐渐齐备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在吸引外资的手段上进行调整, 使吸引外资由直接激励转向间接优惠, 由量的转变转向质的飞跃。
2、税收激励目标定位于外资结构性调整, 从增加FDI总量转变为提高FDI质量。
税收激励博弈意味着税收收入的损失, 在税收损失约束下, 我国应以最少的税收收入代价换取最高质量的外国投资。应借鉴新加坡等国经验, 制定针对大型跨国公司的税收激励政策。以优化FDI来源结构和主体结构, 促进高新技术向我国的转移。
3、在实施税收激励的同时, 要寻求与周边国家的税收合作。
通过签署双边税收协定, 限制地区内的有害国际税收竞争。比如, 税收协调已成为欧盟的主要目标之一。作为资本和公司在国家、区域间流动性增大的结果之一, 利用税收激励来吸引FDI的诱惑将必然增大, 这也是大型经济区域之间税收趋同化的结果。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税收合作, 维护本国和发展中国家利益, 实现全球共赢。
参考文献
[1]、孙俊:中国FDI地点选择的因素分析, 《经济学》, 2002年第1卷第3期
[2]、左大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非效率性, 《经济研究》, 2003年第5期
[3]、梁琦: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与产业集聚, 《世界经济》, 2003年第9期
试析税收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 篇6
一、非线性效应理论
凯恩斯主义认为, 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之下, 政府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投资与消费, 增加生产, 但是若是在经济繁荣时期, 便会使用经济紧缩的政策来控制物价的上涨。然而税收的非线性效应则不同, 主要是指在争锋的税收政策中, 不仅仅存在凯恩斯主义, 同时也存在相应的非凯恩效应。也就是说, 在特殊的条件下, 政府的减税措施将会对经济变量产生紧缩效果与影响, 同时一些增税的措施将会给经济变量带来扩张或者是发生效应。在一定的时期内, 税收政策存在非线性效应, 在此阶段, 政府必须实行顺应周期的税收政策。
二、税收对经济增长非线性效应的模型设定
在经济增长的研究活动中, 主要是利用区域转移模型及马尔科夫模型进行经济行为的分析, 这种模型能够在不同的区域内选取不同的参数值, 并且能够在信息给定的前提下有效确定一个区域之中的概率, 从而有效转移模型来适当描述持续性的变量动态变化过程。相关的研究学者在区域转移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提出了区域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这是一种典型的非线性模型, 并且能够与传统的模型相互结合, 之所以能够构建模型, 主要是因为能够根据变量的改变, 并且能够在不同的阶段进行转移。利用相应的矩阵来描述区域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为
式中, y为观测的时间顺序, v (S) 为相关的常数, q为滞后的阶数, 并且其中的数值主要根据信息的准则来确定, A (S) 及Aq (S) 为变量的系数矩阵。在这个模型中, 其常数项及系数项的矩阵都是保持不变的, 这样能够使两者的取值随区制状态S的变化而发生相关的变化, 使得相应的模型出现非线性的特征, 并且yt-1及yt-n在q个滞后变量也不会根据经济形势转变到相关的y1, 从而发挥不同的影响效应。在相关的区域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中, 参数的数值主要取决于状态向量S, 同时也代表着不同的状态, 状态向量能够有效地控制转移机制。假设不同的区制状态S之间的转换主要是遵循着一阶马尔科夫, 那么前t时期的状态概率主要取决于相关的t-1时期, 而与其他的时期没有关系。
区域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主要是利用状态的转换概率来刻画下一时期的状态, 在经济处于i状态时, 那么在下一个时期将会发生相应的转换, 状态会转化为j的概率值, 但若是t-1时刻经济状态为i, 则t时刻区制状态j中的转换概率为Pij=P (St=j/St-1=i) , 那么。这表示无论在t-1时刻中经济处于任何状态, t时刻所有区制状态发生的概率总和都是1, 并且∨i, j∈{1, 2, 3, ……, m}, 0≤Pij≤1。其中若是相关的S∈{1, m}服从一个m区制的马尔科夫过程, 其中转换的矩阵P可以表示为
在这个矩阵中, 每一行的各个概率之和均为1, 并且其对角线上的概率值为Pii, 并且意味着下一个状态的概率与本区制相同。在很多时候, 对于模型的需要, 主要是用区域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中的q阶滞后形式表示, 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的形式为
简单地说, 若是在相应的k维的q阶滞后向量自回归模型中, 其中的随机误差u遵从独立同分布, 即u~N (0, Σ) 。因此, 可以将其表示成以上模型中的调整形式, 并且这也意味着时间序列受到区制状态变化的影响。其中, u= (Ik-Σqj=1Aj) -1v代表着被解释变量y的k×1维均值。并且由于相关的被解释变量的均值会随着相关的区制状态不断地转移而发生变化, 同时在每一个区制状态下的变量均值皆是不同的, 而在进行相关的区制转移时, 将会随之转移到一个新值, 并且能够根据这一点划分出不同的区制状态。
三、相关的政策建议
首先要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 对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进行重新的认识。政府受到凯恩斯理论的影响, 经常会通过减税来刺激增长, 通过增税阻碍经济增长。减税措施能够促进经济走出低迷, 但是适当地提高宏观税负水平也能够在税收发挥凯恩斯效应的紧缩时期, 有效地实现经济的宏观调控, 促进经济的增长。我们必须要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 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认识税收政策, 正确处理好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正确地认识非线性效应, 制定正确的措施来进行适当的调整, 这样能够实现税收政策预期调整。要充分考虑到税收的非线性效应, 以此来制定科学合理的税收政策。
四、结语
在我国, 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 经济的增长能够有效促进税收的增长。税收在我国的宏观经济的过程中存在非线性效应, 在进行宏观调控调控的时, 一定要充分考虑到非线性效应, 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刘皇, 田贵贤, 郑继承.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 2011 (04) .
[2]彭志文, 郭路.财政支出结构、最优税率区间与经济增长[J].财政研究, 2011 (04) .
[3]王宝顺.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基于VAR模型的跨国研究[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2011 (01) .
[4]孟丽静.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J].中国证券期货, 2011 (01) .
税收效应 篇7
关键词：金融危机,税收政策调整,经济效应
1 金融危机下税收政策背景分析
2007年, 在总体形势仍呈现出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下, 宏观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趋势也进一步加剧, 而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问题则相继暴露。所以在2007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政府强调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防治物价由结构性上涨演化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但随着金融危机全球性的不断蔓延, 国外消费需求减少, 我国外贸出口大幅下滑。据海关总署统计, 2009年1至2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667.7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27.2%。作为“出口拉动型”经济, 我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突变, 政府审时度势, 积极大幅调整宏观政策, 提出“四万亿”一揽子计划, 出台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 央行在百日内五次降息等等。这一系列举措表明, 政府正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为了应对复杂的经济形势, 税收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 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大幅度提高商品出口退税力度, 连续出台大量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大力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等方面。具体的税收政策调整是以2008年4月24日起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3‰调整为1‰为起点, 先后主要发布关于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税收优惠政策、证券交易印花税单边征收、调整汽车消费税政策、免征存款利息税。2009年1月1日全国推行增值税转型和实施新成品油消费税政策、修订增值税条例并配套修订消费税条例和营业税条例、大范围提高商品出口退税率、调整烟产品消费税政策、实施白酒消费税最低计税价格核定管理等等。这些税收政策的调整, 释放出了“拉内需、保增长”的强烈信号。
2 税收政策调整产生的经济效应分析
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 主要包括自动稳定功能和相机抉择所产生的效应。自动稳定的税收政策, 是指这种政策本身具有内在的调节功能, 能够根据经济波动情况, 无需借助外力而自动地发挥稳定作用 。而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是指税收政策依据不同经济情况和调节措施特点, 机动地选择不同的税收措施。所以, 税收政策调整是一种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在金融危机背景下, 我国政府采取了以增值税转型和出口退税为主的税收政策调整。下面将以此为起点, 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 阐述税收政策调整所产生的经济效应。
2.1 增值税转型产生的经济效应
增值税是以商品 (含应税劳务) 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价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 。依据实行增值税的各个国家允许抵扣已纳税款的抵扣项目范围大小, 增值税分为生产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三种类型。我国从2009年1月1日起进行增值税转型。所谓增值税转型, 是指将我国现行的增值税类型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消费型增值税, 可以准许一次性全部抵扣当期购进的用于生产应税产品的固定资产所负税款。其经济效应, 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2.1.1 总量效应
增值税转型, 作为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种调整国民经济的相机抉择税收政策。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发挥作用的呢?我们先从总量上入手, 通过图1的关系来加以阐述:
从①中我们可以看出, 增值税转型, 企业可以抵扣用于生产应税产品的固定资产所负税款, 减轻企业税负, 增加企业利润, 并且降低了投资成本, 特别是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 促进企业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 从而总体上使得社会总投资增加。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 投资作为生产要素重要组成部分, 投资的增加, 使得社会资本存量上升, 资本存量的上升又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从②中我们可以看出, 增值税转型, 有利于企业对其设备的更新改造, 有利于技术进步。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 只有技术进步才能促使经济的持续增长, 所以, 增值税转型, 诱导技术进步, 从而间接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③是因为在短期来看, 增值税转型, 最直接的负面影响是财政收入的急剧减少。④是因为税收具有自动稳定功能, 随着经济增长, 作为财政收入的税收也会同步增加。
总之, 增值税转型在短期内可能会导致财政收入下降, 政府赤字增加, 经济增长不够显著。但从长远来看, 随着投资增加、技术进步, 经济总量将显著增长, 财政收入会同步增加。
2.1.2 结构效应
首先, 在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下, 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税额不能抵扣, 致使企业既要承担过多的固定资产投资压力, 又要过多缴纳税款,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 不利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实行增值税转型之后, 企业可以抵扣固定资产投资所含税额, 减少了税收负担, 也有利于企业改进技术、采用新设备, 从而促进整个社会产业改造, 优化产业结构。其次, 增值税转型使得社会投资更多投向资本密集型产业, 而这些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高, 所需劳动力可能会减少, 造成社会就业压力大。但从另一方面看, 随着投资、外贸出口的扩大以及技术进步, 生产规模也会扩大, 提供的就业岗位也会增多。
2.2 出口退税产生的效应
出口退税制度,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已报关离境的出口货物, 有税务机关根据本国税法规定, 将其在出口前生产和流通各环节已经缴纳的国内增值税或消费税等间接税款退还给出口企业的一项税收制度 。出口退税的经济效应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2.2.1 总量效应
为了应对我国外贸出口急速下滑态势, 政府大幅度提高了产品出口退税率, 扩大出口退税的商品范围。那么这种出口退税政策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发挥作用的呢?我们先从总量入手, 通过图1的关系来加以阐述:国家决定增加财政支出, 来提高出口产品退税率, 直接的效应是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的出口成本, 企业可以在定价上获得更多的空间, 以相对的价格优势, 来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以此来刺激国外对出口产品的需求。由于国外净需求量的提高, 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以“贸易乘数”倍数增加, 而国内生产总值 (GDP) 又使得财政收入同步增加, 这样又可以促使政府有更多财力来进一步提高出口产品退税率,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形成良性循环。
2.2.2 结构效应
由于对不同出口产品实行不同的出口退税率, 所以出口退税, 会对这些出口产品的相关产业造成一定影响。国家对扶持产业给予高的退税率, 增加企业的税后利润;而对那些资源消耗大、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出口产品给予低的退税率。这样, 就可以利用出口退税率来引导社会投资方向, 鼓励资本流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业。有利于实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优化产业结构, 促使我国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另一方面, 由于区域内产业结构的差异, 出口退税, 实质上更多趋向于产业结构层次高的区域, 而层次低的区域得到实惠较少, 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背离了我国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
3 税收政策调整的意义分析
3.1 加快走出金融危机阴霾的速度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 以增值税转型、大幅度提高商品出口退税率为主的税收政策调整, 通过其税收政策调整的经济总量效应发挥作用, 与扩大政府支出、鼓励消费一并, 成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 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 对当前我国经济的企稳回升做出积极贡献, 加快我国走出金融危机阴霾的速度。
3.2 完善税制, 提供公平的税收环境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 通过大幅度税收政策调整, 加快了完善我国税制的步伐, 着力创建公平的税收环境。特别是增值税的转型, 避免了重复征税, 同时也完善了各个环节抵扣链条的完整性, 使企业获得了公平竞争的外部条件。另外, 由于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保证一定的财政收入, 对当前我国经济的企稳回升起到关键作用。所以, 加强税收征管将是今后税收政策调整的一个重点, 这不仅有利于当前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 为社会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
3.3 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税收政策调整, 通过其经济的结构效应, 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 引导社会资本更多流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业, 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并且有利于充分挖掘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为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2]魏巍贤.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J].统计研究, 1997, (5) .
[3]汤贡亮, 李成威.出口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J].税务研究, 2002, (12) .
[4]计金标.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税收政策调整分析[J].会计师, 2008, (12) .
[5]陈百甫.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与税制改革[J].税务研究, 2008, (7) .
税收效应 篇8
一、税收政策的价格效应
通常, 三个方面的税基变化会对捐赠产生影响:1、收入;2、不动产继承;3、资本所得。
(1) 收入税优惠。私人捐赠者可以获得两类收入税方面的优惠, 即减税和税收抵扣, 减税降低了应纳税的收入总额, 税收抵扣则减少了应缴税额。比如, 在美国, 如果纳税者做纳税申报, 他们则可以以慈善捐款扣除应纳税收入。实际上, 应纳税收入的减少, 也同样通过与收入成比例的边际税率的降低而获得优惠。
美国的收入边际税率从10%-35%不等, 对应纳税收入实现累积递增征税。美国公民的收入如果大于33.6万美元以上, 则按照最高等级的征税比例35%征税。如果某人征税比例在35%区间, 那么他每捐赠100美元, 就能抵扣35美元的税额, 捐赠者的实际捐赠成本为65美元。
(2) 房产税优惠。有些对房产继承课以重税的国家, 在鼓励捐赠方面也有遗产税豁免和抵免政策, 即对房产税的优惠是参照继承者对捐赠的贡献, 在美国当前的法律框架内, 捐赠对遗产继承是完全抵扣的。
伴随有收入税的优惠, 房产税政策通过对遗赠的边际税率降低而起到激励作用。在2004纳税年度, 美国联邦的遗产税适用于超过15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继承, 其中最高的边际税率为48%。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 的测算表明, 在2004年, 遗产税优惠政策促使更多的富人进行捐赠, 税收的激励效果大大超过他们原本意愿的捐赠额。由于遗产税是通过私人捐赠而达到少纳税的目的, 美国2001版遗产税在2010年前被逐步废除期间, 可能导致私人捐赠减少约6-11%, 个人遗赠减少约16-28%。Bakija and Gale 2003研究表明, 没有执行遗产税优惠, 确实会导致捐赠的减少。
(3) 资本所得税优惠。资本所得税的免税政策也同样能刺激捐赠。在美国, 股票捐赠实际上可能是“最便宜”的捐赠途径, 因为捐赠者会受惠于收入税优惠和资本所得税优惠。
根据美国国税局 (IRS,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的报告, 在2003年, 捐赠给慈善机构的证券并没有受益于任何资本所得税政策, 捐赠者和慈善机构在股票售后都没有政策优惠。有效的措施是, 提供双重激励, 通过避免资本所得税和允许所得税前扣除, 可以激励私人股票捐赠。资本所得通过捐赠从所得额中进行扣除, 该项资本收益并不记入应纳税所得额。因此, 资本所得越高, 所征税率越高, 证券的捐赠越多, 所征税额就会越低。
比如, 政策的效果就是, 捐赠价值100美元的股票, 超过捐赠100美元的现金或者出售股票后的同等金额所带来的税收优惠。在2004年, 美国出售个人资产所得收益的最高税率是15%。
二、税收优惠的收入效应
政府的税收政策也可以通过增加收入效应激励私人捐赠。简单的说, 当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 (T a x-G D P Ratio) 越低, 私人和公司越有更多的税后收入投入捐赠。然而, 从这个角度来看, 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可能对慈善捐赠带来相反的效果。即高边际税率通过价格效应增加对捐赠的刺激, 而平均税率通过收入效应降低捐赠的刺激, 也就是通常说的口袋里的钱少了。
综观全文, 那些富裕国家通过在增加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方面的政策运作, 来增加私人慈善的规模, 几乎每个富裕国家增加私人慈善规模的诀窍就在于此。尽管我国私人捐赠的热情也不低, 但较之上述国家中私人捐赠的经常性行为, 也可称之为政策实施多年产生的捐赠惯性举动相比, 我国不仅在税制设计和实施方面还需进一步探索, 而且在慈善资金运作方面构建一个透明的环境也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Adelman, C., J.Norris, and J.Weicher (2005) .America’s Total Economic Engagement with the Developing World:Rethinking the Uses and Nature of Foreign Aid.New York:Hudson Institute.
[2]、Bakija, J.and W.Gale (2003) .“Effects of Estate Tax Reform on Charitable Giving, ”Tax policy issues and options, Washington, DC:Urban-Brookings Tax Policy Center.
税收效应 篇9
一、税收筹划的基本含义
税收筹划又称税务筹划、纳税筹划。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很早就开始了税收筹划的研究, 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 英国、美国就对该领域进行研究并在税收实践中加以广泛地运用。国际上对于税收筹划的概念不尽一致, 概括地讲,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依据所涉及的税境和现行税法, 遵循国际惯例, 在遵守税法、尊重税法的前提下, 对企业的涉税事项进行的旨在减轻税负、实现企业经营战略目标和财务目标的谋划、对策和安排。
二、税收筹划的必要性分析
西方经济学中有两个著名的规律“需求规律”和“供给规律”。“需求规律”的内容是:消费者的需求量与商品价格之间呈反方向变动。“供给规律”的内容是:生产者的供给量与商品价格之间呈正方向变动 (需要注意的是, 两个规律中, 商品价格都是自变量, 分别影响着供需情况) 。分别画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如下:
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是该市场上供求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当供求力量达到一种平衡时, 价格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此时, 所决定的市场价格就是均衡价格, 供求相等的数量就是均衡数量。
政府征税会使商品价格上扬, 但并非所有的税赋都由消费者承担。消费者承担由税收造成的均衡价格上升的部分, 而生产者则承担了另外的部分。分析如下:
根据需求规律, 当商品价格上扬, 消费者的需求量将会减少, 以博弈的思维分析, 若此时生产者仍维持甚至的生产规模, 那么就会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 造成存货积压的现象, 于是生产者开始减少供给量, 供给曲线向左移动, 直到与需求曲线达到新的平衡。
由于生产者也需要承担税收, 税收是其支出中的一部分, 是其直接经济利益的一种损失, 因此, 作为理性的经济人, 生产者产生了减轻税负的要求, 税收筹划成为必要的手段。
三、税收筹划微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
税收筹划作为企业理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通过经济学的有关理论来说明其经济效应。
(一) 仅就企业分析企业进行与不进行税收筹划的区别
建立一个简化的市场模型, 假设前提条件: (1) 市场上只有两家生产企业A和B; (2) 社会总需求始终保持不变。
由于市场上只有两家生产企业, 所以社会总供给量Q等于A的供给量和B的供给量之和, 即Q=QA+QB;
当两家企业均未开展税收筹划之前, 在供需平衡的条件下总需求曲线D与总供给曲线S, 交于E点, 此时均衡价格为P, 均衡产量为Q, 且Q=QA+QB, 同时, 总供给曲线满足S=SA+SB
假设A企业开展税收筹划, 税负减轻, 则其成本下降, 则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A企业供给量增加, 供给曲线向右移, 由SA变成S'A。相应的, S'=S'A+SB。此时, 新的总供给线S'与总需求线D交于新的平衡点E', 此时新的均衡价格为P', 新的均衡产量为Q', 其中A企业的供给量为Q'A, B企业的供给量为Q'B, 且Q'=Q'A+Q'B。
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保持平衡的情况下, 由于A企业进行了税收筹划, 其税负减轻, 进而成本下降, 使得其自身均衡供给量得以增加 (Q'A-QA) 个单位, 而社会均衡总供给量也得以增加 (Q'-Q) 个单位。由于市场上只有A、B两家企业, B企业的均衡供给量反而下降了, 下降的量为 (QB-Q'B) 个单位 (Q'B在图中位于QB的左边, 表示下降) 。为什么会下降呢?原因在于A企业供给量增加后, 带来了社会总供给量的增加, 当供大于求时, 市场价格会下降, 由P下降到P', 而市场价格的下降, 会使得B企业觉得这块市场利润空间变小, 于是减少供给量。
从以上分析得出结论:在企业竞争中, 某企业通过有效的税收筹划, 不仅减轻了自身的税负, 使其少缴税, 并且还显著地降低了企业的总成本, 提高了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力, 不仅自身销量得到扩大, 而且还从对手手中夺得了部分市场份额 (前段理论分析中B企业下降的 (QB-Q'B) 个单位得供给量实质是被A企业夺得) 。所以虽然社会总供给量增加会带来市场价格下降的反应, 但是A企业在市场中更具价格优势, 收益没有下降反而是上升的。一旦对手承受不了市场的低价而倒闭, 那A企业就可以独占市场。
现以数学的方式进行验证说明:
由于生产者的供给量与商品价格之间呈正方向变动, 而生产者的供给量与商品价格之间呈正方向变动, 故知道供给曲线系斜率为正数的斜线, 需求曲线系斜率为负数的斜线。现假设供给曲线的函数式为S=70P+26, 需求曲线的函数式为D=-50P+122, 当供需平衡时, S=D.。而S=SA+SB, 进而设SA=40P+10, SB=30P+16。
假设A、B企业均未开展税收筹划:
由S=D, 即70P+26=-50P+122, 解得P=0.8
假设A开展税收筹划, B企业未开展税收筹划:
A开展税收筹划, 其成本降低, 供给量增加,
假设S'A=45P+20, 则S'=S'A+SB= (45P+20) + (30P+16) =75P+36
由S'=D (假设社会总需求保持不变, 现仅考虑社会总供给变化带来的反应) , 则75P+36=-50P+122, 解得P=0.688
由以上数学计算, 我们可以验证刚才的结论, A企业通过有效的税收筹划确实可以产生三个反应: (1) 市场价格下降 (由0.8下降为0.688) ; (2) A企业的市场份额扩大 (由42扩大到50.96) ; (3) B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 (由40下降为36.64) 。
以上的分析以及数学验证都是建立在市场上只有两家企业, 当一家企业通过税收筹划获利而对手企业却没有反应的假设前提。事实上, 这是不可能。正是由于开展税收筹划可以带来收益, 未开展税收筹划会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作为理性的经济人, 无论是A还是B, 均不会对对手的行为无动于衷, 均会进行税收筹划, 以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
(二) 综合分析税收筹划对企业和消费者的影响
政府征税使得商品价格上扬, 消费者的需求量减少, 需求曲线向左移 (如图7) 。由图中可以看到,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此时生产者的实际价格是下降的。也就是说, 税收的征收, 使得消费者面临上升为P的消费市场价格, 而生产者面临下降为PS的生产市场价格。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因税收而发生了损失, 即消费者和生产者一起负担了税收。这时消费者要损失的消费者剩余面积为PP0E0A, 生产者要损失的生产者剩余面积为PP0E0A, 社会总体 (供求双方) 的损失面积为PPSDA。
如果生产者进行税收筹划, 转嫁给消费者的税负也会有所减轻, 也即此时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P'会低于生产者没有进行税收筹划时的价格P, 当然, 不可避免地会高于政府没有征税时的价格P0, 也即存在以下关系式P0
现以数学的方式进行验证说明:
仍以前面假设的供给曲线函数式为S=70P+26, 需求曲线函数式为D=-50P+122为例, 当供需平衡时, S=D。而S=SA+SB, 进而设SA=40P+10, SB=30P+16。当社会总供给发生变动时, 社会总需求也会变化 (此处是综合考虑, 供给量的变化一定会带来需求量的变化) 。
(1) 假设A、B企业均未开展税收筹划:
由S=D, 即70P+26=-50P+122, 解得P=0.8
假设A开展税收筹划, B企业未开展税收筹划:
此时A企业成本降低,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其个别的供给曲线向右平移, 假设变为S'A=40P+24, 则S'=70P+40
假定价格下降为P'=0.5, 则S'A=40P+24=40*0.5+24=44
(注意:价格的单位为金额单位, 供给量和需求量的单位均为数量单位)
比较后知道, A企业收益增加 (S'A-SA=44-42=2) , B企业发生损失 (S'B-SB=31-40=-9) , 消费者获益 (0.8*82-0.5*75=65.6-37.5)
从以上分析得出结论:在理性决策的支配下, 企业有能力就自然会选择税收筹划的行为, 不仅企业本身的效用最大化, 而且整个系统都会因此而增加效用。
四、税收筹划微观经济效应的现实体现
(一) 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税务能力和纳税意识
税收筹划与偷税、漏税等有严格的区别, 前者是在不违反税收法律的前提下进行, 而后者却是违法行为。税收筹划工作稍有不慎, 就容易变成偷漏税。税收筹划的成功开展, 建立在纳税人对现行税法的正确把握、熟悉、能够准确把握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的基础之上。由此, 筹划过程可以促使纳税人主动学习、研究税收法律和税收政策, 一方面可以提高纳税自查的能力, 在汇算清缴之前进行全面的检查、过滤, 消除隐患, 避免税务风险;另一方面掌握纳税技巧, 提高税收筹划的设计能力。相应地, 在学习、研究与实践的过程中, 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法制观念必然得到提升。
(二) 有利于企业提高会计管理水平
税收筹划主要是谋划企业的资金流程, 它是以财务会计核算为条件的。财务会计是税收筹划的前提和依据, 税收筹划化的资料均来自于财务会计, 然后根据国家现行税收法令进行调整、计算或用税务会计的方法重新计算。比如, 在企业所得税的处理上, 是以财务会计信息“会计利润”为基础, 再按照税法规定进行调整, 计算出税务信息“应纳税所得额”, 然后乘以适用的所得税税率进而求出应纳所得税额。由此可以看出, 为了进行税收筹划, 必须配备高素质的财会人员、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规范财会核算过程、出具真实可靠的财会信息资料。创造这一系列条件的过程, 有利于企业会计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三) 有利于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市场经济下, 税收筹划成为企业经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涉及企业活动的各个方面, 并且贯穿于企业各项经济活动的始终, 对企业经济活动的最重要因素———现金流量, 构成“刚性约束”。因此, 企业在作决策时毫无疑问会将税收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 通过对创立、筹资、投资、经营、分配等事项进行适当安排和筹划, 用足、用活、用好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 合理地、最大限度地减轻企业税收负担, 减少企业现金净流出, 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由此可见, 企业开展税收筹划, 可促使企业精打细算, 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增加预测、决策能力, 提高经济效益和经营管理水平。
(四) 有利于企业收获税收利益
企业进行税务筹划, 通常首先会去考虑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等税收因素来设计筹划方案选择低税负方案。通过对企业各项活动的统筹安排, 充分考虑税收因素来设计筹划方案, 然后在多种方案中选择税负低的方案, 直接减少了企业现金支出这就是税收直接利益;其次, 企业还可以利用纳税期限以及延期纳税的政策进行筹划, 在税法允许期限内, 尽量延迟税款缴纳的时间。这样操作, 既没有违反税法规定, 同时利用货币时间价值, 相当于无偿地占用了财务部门一笔资金, 并且没有财务风险, 这就是税收相对利益。可见税收筹划无论是直接降低实际税负还是延缓纳税时间, 都会形成对应付税额现金流出量的有效控制, 使企业当期可支配总资金增加, 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和实现企业的财务目标。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 企业最终获得的税收利益并不等于其少缴的税款, 而是还要扣除筹划成本。即税收利益=少缴税款-税收筹划成本。所谓的税收筹划成本是指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 首先会发生一系列的相关费用;其次可能要对某些经济事项进行调整, 这样就可能会放弃一些潜在的经济利益或造成潜在的经济损失 (机会成本) 。因此, 税务筹划也应当遵循成本效益原则, 尤其更应关注机会成本。
五、结束语
由以上分析可以知道, 纳税人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产生了规避纳税义务的愿望。对于纳税人来说, 税收无论怎样公平、正当、合理, 都是他的直接经济利益的一种损失, 都是政府对纳税人劳动成果的一种社会占有。税收筹划是税法战争中征纳双方的博弈, 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进步。作为市场经济的特有现象, 税收筹划将与市场经济相伴相生。税收筹划逐渐演变成为一种高智商的经济技巧和经济艺术, 税收筹划并非允许企业做不诚信的纳税人, 而是要求企业做智慧的诚信纳税人。
摘要：文章以西方经济学供求关系为研究视角对税收筹划的微观经济效应展开研究和探讨, 并辅以数学验证, 具体阐述了税收筹划的微观经济效益。
关键词：税收筹划,供给,需求
参考文献
[1].西方经济学.广西大学校本教材
[2].叶子荣, 张秀敏.企业税收筹划理论与实务.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3].盖地.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4].葛家澍等.企业有效避税定式.企业管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