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效应

社会效应（精选12篇）

社会效应 篇1

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各种不同媒介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广泛兴起, 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日益多样化。新闻竞争也空前激烈, “眼球经济”的论调甚嚣尘上。一些新闻媒体为了争夺读者、提高点击量抑或是抓住读者的眼球, 纷纷使出奇招, 在文章的标题字眼和内容上大做文章, 大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态势。当今社会新闻的社会效应是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指引, 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臂膀。故而, 探究当今社会新闻的社会效应亟须进行。

二、社会新闻的概念阐述

(1) 社会新闻的概念。通常而言, 社会新闻是指媒体对涉及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社会事件、社会问题、社会风貌的报道, 它以社会道德伦理和事实为基础反映社会风尚。与其他类别的新闻相比, 社会新闻以其社会性、广泛性、生动性、趣味性、人情味等特点广受人民群众的喜爱。但是社会新闻也同其他类别的新闻一样, 受众是人民群众。换言之, 社会新闻应当满足以人为本、展示不同形态的人性以及诠释不同人性下人物的原则。 (2) 社会新闻的社会效应含义。概而言之, 社会新闻的社会效应就是这些与社会、民生相关的新闻报道之后带来的整体性影响。一般而言, 社会新闻的社会效应既有积极意义, 可以促进社会正能量的传播。也有相反的低俗新闻给社会造成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下降。但是, 总体而言,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社会新闻的社会效应能够很好地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体现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引导人民大众有一个较为正确的认识。

三、低俗新闻的负面影响

(1) 损害了受众的精神家园, 造成道德困惑。新闻存在的意义是满足社会人群对新鲜事物的认知, 应该具有正确的引导作用, 同时引领社会的舆论导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 新闻媒体的生存和竞争环境也日渐激烈。部分新闻媒体逐渐将利益放在了重要位置上。故而, 一些炒作事件日渐出现, 抑或是出现一些打着满足大众精神需求的幌子, 目标则盯在了销量或点击量上的社会新闻。部分社会新闻甚至谈不上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 更谈不上引导社会正确舆论导向, 甚至为了勾引起人们的好奇心, 刻意将事件夸大、歪曲。 (2) 损害了新闻作为公共媒体的社会公信力。人们对于新近事物或重大事件的认知都是从各种媒介的新闻获取的, 这些新闻的报道角度和评论也先入为主地影响着人们的判断。特别是近些年随着微信、微博等大肆兴起, 新闻发布已经呈现了随意化的趋势。并凭借其操作简单、速度快捷、受众广泛的特点, 成为官大受众获取新闻的重要途径。但是这些新闻的发布不具权威, 有些机构刻意在背后作为事件推手, 以吸引大家眼球来换取经济利益。当公众经常性地被这些新闻蒙蔽真相时, 新闻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已经大打折扣, 公信力也大不如前。 (3) 损害了新闻工作者的形象。当下, 部分新闻媒体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大篇幅刊载广告。甚至在黄金时段和黄金版面都用作广告经营。短期来看, 是获得的经济回报;但从长远看, 却严重损害了新闻媒体的立足根基, 新闻人成了广告人。特别是近些年, 随着一件又一件新闻诈骗案被媒体曝光, 新闻工作者的形象严重受损。以21世纪网新闻敲诈案为代表, 部分媒体以负面新闻报道相威胁, 向企业进行敲诈勒索, 不仅断送了新闻媒体的前途, 更给社会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四、社会新闻应具有的社会效应

(1) 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如何做活社会新闻, 实现社会新闻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 引导大众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每个新闻工作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社会新闻者在挖掘“新”和“奇”的新闻事件的时候, 要坚持以真实的态度, 用正确的思想, 以主流的真、善、美去感化和教育读者观众。同时, 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和角度, 去评价新闻报道中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爱情, 弘扬这些情感之中蕴含的同情、温情、柔情。新闻媒体和从业者要高度重视社会新闻所产生的社会效应, 让这些效应更好地服务于精神文明建设, 促进受众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 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2) 效益与导向共存。铁肩担道义, 笔下流真情。社会新闻从业者既要能直面社会上的悲剧与奇闻趣谈, 更要透过这些事物本身去发掘所涉事件中人物所体现出的人性光辉, 媒体和新闻应该是带着温度的。大河网曾提出“新闻的温度是媒体的责任, 是新闻人的关怀”。虽然种种原因造成了当今社会记者早已失去了“无冕之王”的光环, 但作为新闻工作者, 要具备拨开云雾见青天的辨识度, 不被社会乱象迷住双眼。媒体的价值不在于广告的投放量, 而是在于对假丑恶的揭露有多少, 挖掘出的真善美有多少。决定媒体的高度和效益的是看对于社会舆论的导向作用有多大。 (3) 趣味、知识、科学三统一。社会新闻之所以受众广泛, 除了喜闻乐见的报道之外, 也有很大一部分传递给受众以知识和信息。这就要求从业者不仅要具备新闻记者的眼光, 也要善于学习。社会新闻中经常会报道一些奇闻趣事, 有的是人为事件, 有些是自然现象, 这时就要求新闻媒体站在严谨科学的角度, 给大家解释其中的原因。

例如, 在报道某起交通事故时, 却发现该地方会经常性地发生交通事故, 那么就要求新闻记者从该地区的气候条件和道路设计等多方面去查找出事故频发的原因, 并给大家以警示。在这样的新闻报道中, 既可以抓住大家眼球, 如“为何这里被称作死亡路段”, 又可以在新闻中给出大家以科学的解释, 并且在最后的警示中, 还可以体现出媒体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关怀。

五、结束语

当今社会是一个新闻充斥的时代, 人们在对新闻抱有极大希望和兴趣的同时, 也会对新闻做出自己理性的思考和判断。新闻媒体只有从自身做起, 坚决抵制低俗虚假新闻, 做城市和人们社会生活的观察者和话题引导者, 并从理性思考的角度出发, 扮演好监督者的角色, 才能助推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华峰.社会需要有温度的新闻[N].河南日报, 2014-11-20.

[2]李春红.社会新闻不能忽视的社会责任[J].中国地市报人, 2011 (08) .

社会效应 篇2

儒墨义利观的社会效应

儒家重义轻利，墨家义利并重，二者都强调“义”，其中包含有许多合理因素。这种义利观，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积极的社会影响，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作 者：杨达荣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系，广西桂林 541001刊 名：江西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JIANGXI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4)分类号：B222关键词：儒家 墨家 义利观 社会效应

社会心理现象权威效应 篇3

试验中这位“化学家”煞有其事拿出了一个装有蒸馏水的瓶子，说这是他新发现的一种化学物质，且有些气味。请在座的学生如果闻到气味时就举手，结果多数学生都举起了手，表示闻到气味。对于本来没有气味的蒸馏水，为什么多数学生都认为有气味而举手呢？

这是因为有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权威效应”。所谓“权威效应”，就是指说话的人如果地位高，有威信，受人敬重，则所说的话容易引起别人重视，并相信其正确性，即“人微言轻、人贵言重”。“权威效应”的普遍存在，首先是由于人们有“安全心理”，即人们总认为权威人物往往是正确的楷模，服从他们会使自己具备安全感，增加不会出错的“保险系数”；其次是由于人们有“赞许心理”，即人们总认为权威人物的要求往往和社会规范相一致，按照权威人物的要求去做，会得到各方面的赞许和奖励。

在现实生活中，利用“权威效应”的例子很多：做广告时请权威人物赞誉某种产品，在辩论说理时引用权威人物的话作为论据等等。

在人际交往中，利用“权威效应”，还能够达到引导或改变对方的态度和行为的目的。

浅析金钱效应与市场社会 篇4

关键词：金钱效应,市场经济,市场社会

经济的高速发展让我们对市场形成了一种信念, 也就是市场能自动地定义社会价值。实际上是我们的市场思维进入了本不该进入的社会生活, 也就是市场经济主导着我们的社会生活, 并且渐渐地形成一个市场社会。在市场社会里, 一切东西都会明码标价作为商品被出售。我以为, 我们必须将支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形成市场社会加分开。要知道市场经济只是一个工具, 一个用来组织商品和服务生产活动的工具。而市场社会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代表着金钱效应和市场思维将充斥在生活的每个层面。这些层面本应由其他价值观, 非市场的价值观来合理引导。例如医疗、教育、家庭观念、政治生活和公民人际交往等。

为什么要担心市场思维和价值影响着生活的各个层面呢?为什么要担心变成市场社会?原因之一就是不平等。如果钱只能让人拥有更多的物质满足, 比如买更多的珠宝和享受舒适的假期, 那不平等就表现得不那么重要。但是, 当金钱越来越多地支配美好的生活要素——优质的医疗服务和教育, 甚至是人际交往或者选举中的影响力, 那不平等就会很明显。因此, 市场价值一旦波及生活的价值层面, 只会使不平等更加明显, 从而导致社会和公民矛盾更加尖锐。另一个原因也令人担忧, 有些社会产品或社会规范, 一旦被市场思维和价值介入, 那些社会规范的意义可能会因此而改变, 那些我们值得关心的社会道德和社会伦理也有可能随之改变。一个运用市场机制而备受争议的例子——金钱奖励机制。许多学校都在思考如何提高孩子阅读能力, 尤其是那些没有雄厚家庭背景的孩子, 怎样激励他们表现良好, 积极向上。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建议, 只要孩子成绩好, 考试成绩高或阅读书籍, 学校就给予金钱奖励。读一本书给两美元奖励, 有人支持这种做法, 有人反对用金钱来鼓励学生积极向上, 他们认为这样会驱逐学生学习知识渴望真理的内在需求, 一旦停止给钱就会停止阅读。然而, 最后的结果表明, 给予金钱奖励学生读的书越来越多, 但越来越薄。可能一开始孩子阅读的动机不纯, 只是想获得金钱的鼓励, 但随着阅读量的增加, 孩子最终喜欢上了阅读。这个案例指出, 一些经济学家经常忽视市场交易对交易的商品或服务的影响或污染, 认为市场的交易不可能改变不了商品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假设只有在指物质产品的时候可能成立, 比如, 你卖我一个电视剧或者你把电视剧作为礼物送给我, 对我而言, 他们的价值和功用是一样的, 这种情况下商品的交易不会影响到商品的价值或服务的意义。一旦市场机制被引入非物质产品的领域, 比如政治选举和社会价值管理以及公民的生活观念, 金钱奖励可能会让忽视我们本应该关注的非市场的价值和态度。

对于中国而言, 从传统上说金钱并不是很重要。在计划经济时代, 钱对于人们就像纸片一样, 因为一切的买卖都是凭票购买, 即使我们自己有钱, 也不能交换流通, 但改革开放几十年, 我们已经让太多的市场思维进入和取代了我们的道德。这种程度甚至超过了欧洲国家很多。我的老家, 一个比较封闭的乡村, 想要举办一场春节晚会, 当村委组织的时候, 村民的反应是你支付给我多少报酬。而由积极的村民自发组织的时候, 村民不仅乐于免费参与, 还乐于出钱。虽然最后结果是好的, 但这种市场思维的渗透, 不仅值得我们反思。在这种思维下, 我们自以为得到了好处, 其实失去了更多。我并不是说市场经济不好, 只是市场思维的扩大速度超过的社会物质发展水平。

用金钱衡量一切事情并不是一件好事, 当金钱能够买到的东西越多, 社会的不公平就会越来越多, 人们的不满情绪就会越多。在不平等激增的情况下, 把生活各个层面市场化导致富裕的人和资源有限的人日益分道扬镳, 这对民主是不利的, 也不是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原因是民主虽然不必完全平等, 但必要的是公民能充分享有共同生活, 起码要把不同背景的人能摆在一起, 碰撞在一起。因为共同利益, 人们才会协商、沟通, 才能学会协商和容忍差异。

所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我们已经达到了基本物质的满足, 我们就必须关注社会价值的发展, 不能过多地将市场思维导入我们的公民生活。看不见的手是人的私欲, 由它为准的发展是最有效率和创造力的, 但是同样, 由它发展出来的社会必然是冷漠的。市场机制运用市场技巧, 市场思维方式和市场解决方案的技巧处理市场领域内外的事情越来越多, 我们必须用坚强的社会共识为市场建立一扇门, 有些东西, 是不能进入市场交易的, 还是有一些东西, 是值得珍惜的, 因为它的价值是无法用市场机制去估算的。市场思维如果过多的介入传统的道德思维, 是很危险的。所以, 在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中, 更有关注社会道德和社会价值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桑德尔.公正[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2.

[2]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1.

社会保障政策减贫效应的思考分析 篇5

——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为例

摘 要：基于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显著提高和农村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中国政府在21世纪初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试点，从而推动农村的减贫进程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本文通过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动因、目标、实行绩效等的总结性研究，探寻其与农村扶贫或减贫两对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关联处与关联方式。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保障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减贫效应 政策评估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背景

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通过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动因、目标、绩效等的总结性研究，探寻其与农村扶贫或减贫两对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关联处与关联方式。这一问题意识的形成主要基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以及农村贫困问题和扶贫工作在21世纪初以来的显著性变化。

在中国，政策作为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与速度起到至关重要的最为关键的影响变量，其对农村社会和广大农民群体的影响不容忽视。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的最大也是最主要的追求就是解决温饱问题，增产及增收是农村政策的主要目标。针对相对贫困日益突出的新情况，政府部门通过政策调整进行了回应。2008年，国家作出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和重点提高农村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决定，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在深层意义上，这项政策调整实质上意味着贫困政策关注点的显著变化，即从关注区域到关注群体，并对生存性贫困人口与发展性贫困人口实行不同的政策。《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对这两类群体分别提出“重点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对没有劳动力或劳动能力丧失的贫困人口实行社会救助”的差异性政策。从政策演变的角度看，这项政策变动是有战略调整意味的，即“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主要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转向对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低收入人口全面提供扶持和帮助。扶贫工作实际上形成了开发式扶贫与救济式扶贫两轮驱动的新格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及劳动力乡城流动,农村传统养老保障功能明显弱化。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乡村人口比例达到50.32%,2016—2040年将是人口老龄化急剧加速的时期,农村地区人口总抚养和老年抚养比将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晚年基本生活将受到严重威胁。为实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2009年6月24日，国务院第70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并决定成立以张德江副总理为组长的国务院新农保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从2009年起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的试点。《指导意见》中提到，“新农保是实现广大农村居民老有所养、促进家庭和谐、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惠民政策”。那么，现行的新农保政策究竟有没有减贫效应？若有，体现在何处？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

二、文献综述

中国扶贫领导小组和世界银行90年代进行的“中国贫困研究”项目，主要考察项目，主要考察贫困变化的趋势和扶贫计划的效果。这一项目是上述两面机构90年代初一个很有影响的贫困研究计划的继续(世界银行，1992)。这个新报告发布的同时，中国政府正在重新评估它的减贫计划，而且刚刚宣布将在中国最贫困的西部地区性实施大开发战略。主报告的政策建议强调了加大内陆省份特别是高原和山区扶贫力度的必要性。中国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高原和山区，诸铄利因素(偏远的地理位置、恶劣的环境和薄弱的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和文化因素)综合作用使那里的减贫工作非常困难。内陆省份的反贫困应置于优先地位，这是政府实现扶贫总体目标，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重要条件。这篇补充报告肯定了地区性措施的必要性，同时更强调减贫中应予以考虑的其他问题。它突出了扶贫目标区域以外贫困人口的问题。他们中既有农村人口，也有城镇人口。本报告还强调了贫困的多元性，集中讨论了人类贫困问题(例如卫生和教育状况、性别差别和民族差别等问题)。人类贫困在当前的扶贫观念和政策中缺乏应有的地位，在以收入和消费为标准的贫困指标中也得不到反映。

国内学界基于农民的视角，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施状况进行实证研究，以2009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为界，分为2个阶段。2009年新农保实施前，学者对部分地区自行实施的“旧农保”进行了调研分析，研究成果聚焦在“农民参与意愿”和“农民满意度”2个方面。在知网以“农村养老保险”“参与意愿”“满意度”等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发现9篇相关的实证文献。最早的相关研究始于2002年。2009年新农保实施以来，相关研究成果日益增加，从知网搜索相关论文，发现2009年有147篇，2010年有318篇，2011年有196篇，典型的实证文献3年共有60余篇。2009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多类似于调研报告，主要是介绍各地新农保实施的作法，从中观的层面，基于政策本身的视角，分析新农保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般性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就新农保政策的减贫效应问题进行研讨，从研究过程中发现新农保政策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例如：

（1）“新农保政策不会因为农民缴费而使其生活变得贫困，我们不应低估农民的缴费能力。”近日，由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报告2012》针对“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减贫效应”做出的专项研究中，通过构建倍差法计量模型对广西壮族自治区43个县域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新农保政策具有显著的增收、减贫效应。该研究指出，从理论上分析，对处于缴费阶段（16—59岁）的农民来说，新农保不具有减贫效应，或者可能存在负的减贫效应；而对于领取阶段（60岁以上）的农民来说，新农保具有正的减贫效应。但通过基于样本数据所建的计量模型分析显示，新农保增收效果大于预期。此外，调研发现，新农保政策不会因为农民缴费而致使其生活变得贫困，即对于处于缴费阶段的农民来说，新农保不会产生负的减贫效应。课题组认为，这不仅与农民的缴费能力有关，也与国家制定政策时已经充分考虑到缴费困难群体，规定“对于农村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由地方政府为其代缴全部或部分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有一定关系。但课题组同时指出，由于样本选取地——广西的新农保覆盖面还不大，其对广西整体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还没有体现出来。而课题组根据对湖北省团风县、宜都市和仙桃市的调研数据发现，新农保对农村老年居民而言产生了一定的增收效应，但由于农村老年居民领取的养老金水平偏低，其减贫效应还十分有限；对农户家庭而言，新农保的增收效应不明显。鉴于新农保目前的增收效应有限，课题组建议进一步提高新农保的养老金待遇水平，加强新农保对贫困人群的倾斜力度。首先，加大财政补助力度，提高基础养老金的待遇水平。第二，应考虑经济增长、地方财政能力增强及物价水平上涨等原因，适时提高地方政府缴费补贴标准。第三，加大“长缴多补”的力度，鼓励长期缴费。第四，拓展投资领域，提高新农保个人账户基金的收益率。第五，尽快实现新农保由“制度全覆盖”向“人群全覆盖”迈进，加大对缴费困难群体的倾斜力度。据悉，《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报告2012》是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首批建设项目“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报告”的重要研究成果，由来自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暨南大学、军事经济学院等部门和高校的众多专家与学者共同攻关完成。报告在开展大量而广泛的社会调研的基础上，运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主任、党委书记王玉君肯定了报告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2)以河北省任丘市为调研区域的一个关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据实地走访了解到，早在1991年，任丘市就启动了旧农保试点工作。2008年到2009年两年间，任丘依靠自身财力，成为河北省首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18个试点县（市）之一，开展了新农保制度的探索。根据调研得知任丘市于2009年12月底出台了《任丘市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原《任丘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同时废止、截至2010年6月底，全市实际缴费人数达到24万人，共收缴保险费1.35亿元，为60周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养老金5620元，参保率达85.1%，参保缴费率达80.2%。此研究发现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1）调研主体对新农保政策了解程度低，参保积极性不高。（2）调研主体了解新农保政策的渠道单一。（3）“养儿防老”思想根深蒂固，限制新农保政策的推广。（4）新农保政策试行办法表述不清晰。（5）基础养老金标准与个人账户养老金待遇偏低。（6）养老保险关系无法实现异地转移接续。（7）基础养老金发放存在缺陷。（8）旧农保对农民的心理影响较大。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调研组提出了相应的可行性对策：

1、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相关政府部门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宣传新农保政策，使新农保这项重大惠农政策真正的深入人心，让农民感受到该政策将为其带来的实惠，提高他们的参与积极性。

2、增加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加大补助力度，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国家应该不断增加财政支出，投入更多的资金到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中来，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逐渐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适当增加财政支出，提高当地政府的基础养老金补贴标准。

3、解决养老保险关系的异地转移接续问题。

4、建立好新农保与相关制度的衔接。凡参加旧农保、年满60周岁且已领取养老金的参保人，应该可以享受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未满60周岁且没有领取养老金的参保人，应该可以将老农保个人账户资金并入新农保个人账户，按照新农保政策继续参保。同时应做好新农保政策与被征地农牧民养老保险的衔接，新农保政策与享受农村计划甚于家庭奖励抚助政策、农村五保政策、社会优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政策的衔接。

(3)《当代学者论著文库：中国社会保护政策减贫效应研究》的研究目标是说明社会保护政策减贫的机制及其在中国减贫政策框架中的地位，并分析和评价中国政府目前已有的社会保护政策的减贫效果。具体目标包括：一是通过分析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效果及其局限，探讨扶贫工作的战略转向；二是分析我国社会保护政策影响减贫的机制；三是分析我国政府社会保护政策及其减贫效应；四是提出构建社会保护与开发式扶贫并行的减贫战略政策体系。单纯的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发的消除贫困，社会保护政策在反贫困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本书有助于政府有关部门及学者探讨在中国反贫困战略的新形势下，社会保护政策减贫的机制的重要性，系统评估现有社会保护政策的减贫效果，从而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战略性的社会保护政策，推进新时期中国扶贫工作提供参考。同时，分析总结中国社会保护政策的经验和不足，也可以为未来全球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保障减贫效应的研究，理论分析居多，并且学者基本已经达成一致，用阿玛蒂亚·森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保障应该是直接针对收入贫困的，理论上具备显著的减贫效应”；而实证研究非常少，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农合、城乡低保等方面，如齐良书实用全国微观面板数据，对新农合的减贫效果进行了评估；李实、杨穗利用“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对2007年城市住户调查数据，测算了城市低保户获得低保收入前后贫困指数的变化。由于新农保试点的时间还不长，目前尚未发现对新农保减贫效应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文献。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分析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在关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减贫效应的研究中，实地论证对于单纯的理论分析更能详细有效地反映问题。从各地的实证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下：

1、当前新农保政策实施过程中仍会受到旧农保政策的影响

2、新农保政策的宣传力度不足，推广难。

3、政策自身尚未健全。

4、养老金水平低与发放不合理。

5、对农户家庭而言，新农保的增收效应不明显。正因为面对这些新农保政策实施过程存在的问题，我们发现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所想的减贫效果。对此，我们提出的建议是：

1、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的责任分配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需要进一步明确。传统农保制度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责任缺失，致使其沦为农民的自愿储蓄制度。新农保试点提出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据媒体报道，此次试点也将给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对于东、中、西部地区的补贴标准。但是，对于个人缴费与集体补助的标准，政府、集体与个人在新农保筹资中的分担比例与方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等方面，新农保试点模式依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相对于传统农保制度，其结果可能导致新农保走向另一个极端——社会保险“福利化”，以及出现类似于新农合试点过程中在部分地区违规套取中央财政补贴（“钓鱼”）的现象。

2、“新”、“老”制度的转换与并轨问题需要妥善解决。当前全国部分地区单独开展的新农保试点和各部门出台的具有身份化的农保政策使农保制度体系陷入了“碎片化”割据。新农保试点应该妥善解决好“新”、“老”制度的转换与并轨问题，避免走城保制度的老路。

3、农保与城保制度之间的衔接机制需要建立。“乡—城”人口迁移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为促进“乡—城”劳动力转移就业，新农保制度应该充分考虑到参保对象在城乡之间的转移接续，通过建立衔接机制实现农保与城保制度之间无缝对接。

4、尽快实现并长期维持新农保的“人群全覆盖”。建议在推进的初期要加大新农保的宣传力度，在新农保制度实现覆盖、新农保深入人心之后，适时将新农保改为强制参保。

5、按经济社会发展及物价变动等情况，适时调整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的标准，增强农民的参保信心，提高参保率。

6、高度注重信息化建设，为今后统筹层次的不断提高和各保障制度间的有效衔接打好基础。由于新农保制度目前属于试点阶段，无论是人员业务操作程序及要求还是信息化系统建设，也都处于摸索的过程中，系统软件和网络建设规划仍属于测试阶段，在系统结构、业务模块、数据接口、指标体系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另外，农保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如农民是以个体的形式参保，主要以村为单位来参保，而各村的经济情况差距较大，手工操作的情况较为普遍，所以对开展农保工作来讲，作好信息化管理工作就显得更加重要。如在新农保工作中出现了重复参合的问题。新农保工作在开展初期就应首先避免重复参保的情况发生，这一问题的避免则完全依赖信息化程度的提高。

7、拓宽农村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的渠道。目前各社保基金的运营中均面临缺乏风险较小、回报较高的投资渠道的问题, 按照个人、集体、政府三方分担的基础上建立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后，应高度重视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否则将面临较大的长期资金支付压力。因此应把寻求适合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的渠道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加以探讨，除参照其他保险实行优惠利率外，个人认为可与地方银行达成一定的理财协议，或优先购买国家发行的各项国债和具有保本功能的企业债券，也可积极探索基金市场化的投资管理模式，制定相应的基金投资管理办法，以确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能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齐良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减贫、增收和再分配效果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年第8期。

2、李实、杨穗：《中国城市低保政策对收入分配和贫困的影响作用》，《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5期。

3、齐杏发，现行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J].山东社会科学，2008（8）：47-51。

4、李海金，汤玉权，黄加成《惠农和社会保障政策：运行逻辑与减贫效应——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例》。

5、《中国的减贫政策内容提要》2004年“中国消除贫困奖”评选专题。

6、薛惠元《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减贫效应评估——基于对广西和湖北的抽样调研》。

从“人来疯”谈“社会促进效应” 篇6

法则内容

人们在共同工作或有人在旁边观察的时候，他就会感到一种刺激，这种刺激会影响他的活动效果，效率会比单独进行时升高或降低。

家里来客人时，孩子往往表现得比平时更活跃，更兴奋，大人们都喜欢用“人来疯”来形容孩子的这种表现欲望。其实，“人来疯”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儿童身上，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人来疯”的现象。尤其是在公开的表演、表现场合，这种现象都很普遍。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社会促进效应”。

所谓社会促进效应，是指人们在共同工作或有人在旁边观察的时候，他就会感到一种刺激，这种刺激会影响他的活动效果，效率会比单独进行时升高或降低。这是一种集体效应。

最早对这种现象研究的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特里普利特。1898年，他在考察自行车选手的骑车速度时发现，单独训练时的骑车速度要比和多个运动员共同训练时慢20％。后来，他又找来一些小孩，让他们干一种活：绕鱼线。干的时候分成两组，一组是一个人单独绕，另一组是集合起来一起绕。结果发现，一起绕线比单独绕线的效率要高10％。据此，他得出结论；个人在集体中活动的效率要比单独活动的效率高。

1920年，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做了一个实验：让9名被试者在不与别人竞争的正常情况下，对内容相同的短文写出反驳意见。结果发现：从完成作业的数量上看，有6人和大家一起做比个人单独做效果好，3个人单独做比集体做效果差：从完成的质量上看，个人单独做比一起做效果好。

其实，“社会促进效应”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比如：独自一个人吃饭没滋味，几个人一起吃就会感觉香甜可口，食欲大增；一个人看电视，一会便困意袭身，一群人边看边聊，兴趣盎然；老师站在旁边，受关注的学生虽然注意力有所分散，但学习肯定会更加努力。

心理学家认为，“社会促进效应”发生作用的机制是，别人的工作表现和动作可以转换为自己的外界刺激，从而引起自己同样的或相似的心理反应和动作表现。群体活动的竞争性刺激，往往会成为个体激励的源泉，助长被刺激个体的操作动机，提高其工作效率。

早在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期间，企业管理者就发现，装鞋工人锤打皮鞋钉的速度会因为同事在旁边而增加。鉴于此，当时就有企业管理者利用群体的精神影响力来促发被管理人员的潜能，提出了班组作业的工作方式，通过班组作业让企业员工与员工之间建立一种竞争的伙伴关系，使员工在相互间的直接交锋中产生持续的内在动力。今天，许多企业为了更好地凸显“社会促进效应”的作用，多采用透明的大办公空间，即使是从事管理与技术等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作，也只不过是通过低屏障相对隔离，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员工群体在办公空间上的集中性，借以刺激员工，提高工作效率。

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奥地肯一直是世界助听器行业的领头羊。但到了80年代中期，奥地肯的地位开始下降，市场占有率从15％跌至7％，在行业中的地位从第一降至第三，落在西门子、飞利浦之后。

1988年，董事会任命拉斯·柯林德为总裁。他上任后，将公司总部改建成一个风格迥异的建筑。在那里，没有独立的办公间，每一楼层都是一个大的开阔的空间，里面配置若干张办公桌，每张桌子上都有一台电脑、一部电话以及其他的办公用品，所有的办公桌都没有固定的名牌，每个员工可以使用任何一张桌子。员工们在“开阔”的环境中并肩工作，相互间会观察对方的工作。员工的工作热情也随之高涨，奥地肯公司重新夺回助听器行业领头羊的地位。

“社会促进效应”并非只产生良好的效果，在某些情况下，它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心理学家孟斯特伯和莫德相继通过实验发现，背诵诗歌，写作文，做数学题的时候，还是单独一个人效果好一些。如果和别人一起做，或者做的时候旁人盯着看，反而会感到心慌意乱，从而降低活动效率。

日本京碧寺的寺门扁额上的“第一议谛”四个大字，有一段非常有趣的传说。两百余年前，洪川大师来到京碧寺，庙里的和尚请他写这四个字。洪川大师每写一字，都要精心构思，反复揣摩，真可谓呕心沥血。可是替他磨墨的那位和尚，是个颇具眼力而又直言无讳的人。洪川的每一勾一捺，只要有一点点瑕疵，他都会“挑剔”出来。

洪川写了第一幅以后，这位和尚这么批评：“这幅写得不好。”

“那这一幅呢?”

和尚摇头说：“更糟，比刚才那幅还差。”

洪川是位一丝不苟的大师，见此情景，也不说话，耐着性子先后写了84幅“第一议谛”。遗憾的是，没有一幅得到这位和尚的赞许。最后，这位“苛刻”的和尚有事暂时离开了一会，洪川松了一口气，在心无所羁的心境下，自由自在地写出了第85幅“第一议谛”四个大字。那位和尚回来一看，翘起大拇指，由衷地赞叹道：“神品!”

那么，究竟什么情况下活动效率会提高，什么情况下会下降呢?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从事的任何一种活动，总有熟练的地方，也总有不熟练的地方。如果熟练的成份占优势，那么社会促进作用就表现为活动效率的提高；反之，如果不熟练的成份占优势，就表现为效率的降低。比如，我们小时候学写字，有的字写得很熟练，写得也挺好了，还有些字则写得还不太熟练。如果熟练的成份占优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大部分字都写得很熟练了，那么旁边有人看的时候，我们会受到鼓舞，从而极力表现自己，结果越写越快，越写越好。但是，如果不熟练的成份占优势，当旁边有人观看时，就会觉得着急，紧张，从而手脑不听使唤，从而造成尴尬局面。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效应研究 篇7

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米尔顿·弗里德曼(1970)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按企业所有者的愿望管理公司事务,在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等社会基本规范的前提下实现利润最大化。Carroll(1979)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中国社科院2011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提出的社会责任指的是从责任管理、市场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等方面评价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水平。追逐利润是企业的基本特性,而履行社会责任必将直接引起经济利益的流出。很多企业因为眼前的利益损失而放弃了履行社会责任。创造利润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如果履行社会责任的支出可以带来一定的效益,而不是纯粹的付出,社会责任支出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种投资,能产生效益,那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必将得到提高。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出发,研究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的绩效效应。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文献

Wright&Ferris(1997)的研究即证实了企业社会责任具有负绩效效应。Mcwilliams和Siegel(2000)采用DSI400作为企业社会绩效的评价指标,发现企业经营绩效和社会责任无关。Oliver,Richard(1980)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会影响消费者满意度,进而影响整个企业绩效。Simpson and Kohers(2002)、Peloza John(2006)、Luo and Bhattacharya(2006)及Carla Camargo Leal(2007)等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论证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将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Margolis和Walsh(2001)分类分析了相关研究的结论,发现结论为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了正的绩效效应的研究占53%;结论为无绩效效应的占24%,结论为负效应的占5%,结论为交互关系的占19%。可见,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正的绩效效应的研究结论在国外相关研究中占绝对优势。

(二)国内文献

郭红玲(2006)得出了企业社会责任与其经营绩效负相关的结论。王成(2010)指出,重视社会责任的企业必然有显而易见的良好企业绩效,社会责任带给企业的并不仅是成本的亏损缺失,更多的是一些正面影响和效益。宋建波、盛春艳(2012)研究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会增加其财务业绩,而且能够增加企业价值。曾牧、韩兆洲(2012)研究了企业对员工经济权利的维护(即社保费用支出)与企业业绩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保支出的增加能显著改善企业经营业绩,但这种关系在规模相对较大的企业样本中表现显著,但是在发展早期的中小企业中并不显著。本文将以沪市上市公司中的上证社会责任指数样本股为研究样本,着重分析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社会责任是否会产生绩效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应尽的法定义务,是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基本要求。但千方百计逃避税收又是一些企业正在进行的行为。随着我国税法的不断完善和税收征管水平的不断提高,逃税受罚将是必然。企业依法纳税越多,对社会的贡献越大,越容易得到社会的肯定和激励,从而提升其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其经营绩效也就越好,并且地方政府也会对利税大户给予政策优惠,从而进一步提升其绩效水平。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企业纳税情况与其经营绩效正相关

就业问题是关系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政府每年都会出台一些以促进就业为目标的政策。企业为所聘用职工支付工资和福利,不仅可以提高社会就业水平和员工本人生活水平,同时也为职工提供了价值实现的舞台,提高其精神愉悦程度,这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又一形式。企业如果能够合理维护职工权益,为职工创造良好的就业条件,就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从而提高企业经营绩效。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企业维护职工权益情况与其经营绩效正相关

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还需要不断完善,存在大股东控制董事会,大股东一言堂的状况,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作为企业经营资金的提供者,中小股东和债权人解决了企业的融资难题,维护合法权益也是企业应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只有积极维护利益,才能使有积极性继续为企业提供持续的资金供给,否则,企业必然遭受损失。由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企业对债权人和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与其经营绩效正相关

近年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地震、水灾、旱灾、雪灾等激发着人们对低碳、环保的渴望。公司是否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大大影响着人们对公司产品和服务的选择意愿,对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捐助力度成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中最受关注的指标。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和2009年玉树地震发生后,民众对企业在抗震救灾活动中捐款捐物的具体表现给予了极大关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企业的公益捐赠支出与其经营绩效正相关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鼓励和促进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同时为投资者提供新的投资标的指数,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于2009年8月5日正式发布了上证社会责任指数,简称责任指数。该指数是以上证公司治理板块中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表现良好的100家公司股票作为样本股编制而成的指数。上证社会责任指数以2009年6月30日为基日,以该日所有股票样本的调整市值为基期,基点为1000点。显然,被选作社会责任指数样本股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表现要优于非样本股企业,以此为依据,本文选取社会责任指数样本股作为研究的基础样本。由于上证社会责任指数样本股每年根据上证公司治理板块的调整而进行定期调整,并且,当上证社会责任指数样本股在指数运行期间发生违背其社会责任的特殊事件时,也将被从上证社会责任指数样本股中剔除。从2009年8月发布至今,上证社会责任指数样本股已分别于2010、2011、2012年进行了三次调整。于是,本文的研究样本剔除了在近三年社会责任指数样本股调整中被调入或调出的企业。根据研究需要,本文的样本选取标准具体界定为以下三个条件:2009至2012年一直属于社会责任指数样本股企业;仅在A股市场发行股票的公司;非金融类公司。经筛选,最终符合条件的样本共60家。本文将对这60家企业被纳入社会责任样本股年度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与其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相关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新浪财经网站。

(三)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根据前文分析,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经营绩效,用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营业利润率表示。考虑到企业的营业利润率会受到国家和行业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同一指标在不同行业中的数值差异较大,因而简单比较不同企业的该项指标可能会造成误导。于是,本文在衡量企业的实际营业利润率时采用了经行业中位数调整后的数值。(2)解释变量。本文解释变量为衡量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指标,即依法纳税情况、维护职工权益情况、维护中小股东和债权人权益情况、捐助社会公益事业情况,具体定义见表(1)。(3)控制变量。企业经营绩效还会受到财务杠杆和企业规模等指标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财务杠杆和企业规模作为统计分析的控制变量。本文变量定义情况见表(1)。

(四)模型构建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ROPi=α+β1TAXi+β2SALARYi+β3DIVINTi+β4ENDOWi+β5SIZEi+β6LEVEi+ε;式中:i=1,2,3,表示企业被连续纳入社会责任样本股的次数,分别对应2009至2011年三年的情况。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公司2009年期营业利润率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0.0474和0.0242,随后两年该指标均值逐步降低为0.0247和0.0227,其中位数在各期的分布也表现出类似特征,这表明公司的整体经营绩效出现了下滑,这符合我国上市公司前几年盈利质量下降的总体趋势。公司每股纳税额的均值分别为0.6557、0.6763和0.6917,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位数也呈类似变化趋势,而且各年度的中位数均低于平均数,说明每股纳税额低于平均值的公司较多。每股捐赠额的平均值和中位数都非常低,其中位数三年中分别为0.0007、0.0016和0.0005,说明样本公司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整体关注程度并不高。尤其2011年降至三年中最低值,这可能与本年以“郭美美事件”为代表频发的慈善丑闻对中国慈善事业的亵渎有直接关系。福布斯中文榜分析称,2011年100位上榜企业家(企业)现金捐赠总额同比2010年下降了41%。财务杠杆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均在0.5至0.6之间,属于恰当区间,说明大部分样本公司恰当运用了财务杠杆,而且偿债能力较强,财务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

(二)回归分析

相关数据的回归结果见表(3)。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中的每股税费TAX的回归系数第一年被纳入样本股时,系数为负数但不显著,在第二年和第三年连续被纳入时,其系数由负转正,并且变得显著。这说明企业通过依法纳税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受到认可需要过程,在市场确认其在这方面做得确实好以后,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假设H1通过了检验。企业维护职工权益变量SALARY在各期间均显著,但其系数为负,与预期方向相反,假设H2未通过检验。这说明公司对员工支付的越多,其成本越高,从而利润越低。企业未能因其在维护职工权益方面的社会表现获得社会的认可,从而获取到更高的生产效率和盈利水平。这可能与样本企业多大型国有企业有关。大型国企的员工薪酬水平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且逐渐抬头的“铁饭碗”思想使得员工产生了身份上的优越感,并未因受到高额薪酬的激励而付出更多努力。这与我国目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很大关系,这也是我国政府正着力研究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想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企业维护股东和债权人权益变量DIVINT仅在第2期显著,这说明公司对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维护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这可能是由于近年来我国公民的维权意识逐渐提高,对自身作为中小股东或者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意识增强,从而对企业此方面表现的要求提高所致。持续低迷的中国资本市场和大量的财务造假挫伤了大量中小股东的心,同时,被股民誉为“铁公鸡”的上市公司若非政策强制,很少有公司主动分配现金股利给广大投资者。2013年初,广大股东更是给连续七年未分红的威远生化冠以“不锈钢公鸡”的“美称”。中小股东的利益频频受损。这些说明企业还需在这方面更多的投入,需要做得更好才能得到认可。假设H3部分通过检验。企业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变量ENDOW的回归系数在各期均为正但前两期显著,第三期不显著。假设H4部分通过检验。这一结果与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路径直接相关。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公益慈善事业的力量被放大开来,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个人、越来越大力度的参与热潮。于是2009年至2010年,我国的慈善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SIZE的系数各期均显著为正,说明样本企业的规模对其经营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规模越大,获取资源的能力越强,投资机会越多,企业的经营绩效越高。财务杠杆(LEVE)的回归系数各期均显著为负,表明债务融资的杠杆效应在样本企业中得到了充分利用,对其经营绩效产生了显著影响。

五、结论

企业能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是其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做贡献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09年至2011年上证社会责任指数样本股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绩效效应。结论表明企业依法纳税和对外公益捐赠在一定时期内提升了公司的经营绩效,但企业在维护职工、股东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权益方面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与其经营绩效不完全相关,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不一定能为企业带来经营绩效的提升,其绩效效应不够明显。这也正是当前部分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薄弱的原因。这一现象降低了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阻碍了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进程。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政府在制度建设和舆论宣传上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业绩予以倾斜,只有积极倡导全社会重视企业社会责任,提高公民对企业社会责任贡献的关注力度,对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给予正确引导,并采取一定的鼓励措施,才能激励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推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也是企业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本文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绩效效应。结果表明,依法纳税和对外公益捐赠会提升企业经营绩效,但企业维护职工权益变量与经营绩效负相关,中小股东和债权人权益维护情况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经营绩效,绩效效应

参考文献

[1]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暨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的通知》,2008年。

[2]上海证券交易所、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关于发布上证社会责任指数的公告》,《上海证券报》2009年7月22日。

[3]刘海英:《“丑闻年”:谁的狂欢》,《中国发展简报》,2012年2月1日。

[4]宋建波、盛春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影响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12年第8期。

[5]郭红玲:《基于消费者需求的企业社会责任供给与财务绩效的关联性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运动式治理的社会效应探究 篇8

关键词：运动式治理,社会效应,常规治理

一、引言

运动式治理一直是中国政府进行群众动员和专项整治的重要方式,作为一种理论或模式则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在研究公共突发事件中政府应急反应与治理能力的语境下提出的。根据笔者掌握的文献,关于运动式治理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1.对运动式治理的概念界定与特征把握;2.从不同维度分析运动式治理的成因;3.关于运动式治理的优劣分析。在对运动式治理的社会效应分析方面,多数学者持“一边倒”的态度,得出运动式治理应向常态治理、制度化治理转变的结论。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在论述运动式治理生成的必然性时,注意到运动式治理的某些优点,指出,该种治理手段是“在现有国家治理资源贫乏的限制性条件下政府的一种必然选择”,有助于缓解转型时期因国家治理资源不足而造成的困境。

综合学界观点,本部分从正功能、负功能两个方面入手对运动式治理进行辩证分析。一方面,通过分析运动式治理在重大社会问题处理、疏导民意与向基层输送合法性、对政治运转的润滑以及对政治改革的催化等方面的正功能,对运动式治理予以有限承认;另一方面,基于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对运动式治理从开展到效果反馈做出全面的反思,对其助长投机心理和规则虚无主义、权力行使不规范、治理效果的低经济性、与法治精神相悖等负功能予以揭露。在此基础上笔者做出简单的思考———对运动式治理有限承认,更对运动式治理与专业化、制度化、常态化治理的内在张力作出分析,同时对运动式治理活动化予以评析,最终说明运动式治理之于治理现代化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二、运动式治理的正功能

尽管运动式治理近年来饱受诟病,但基于中国制度化不足、社会资源匮乏的现实背景以及特有的政治、文化结构,这一机制也在治理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一)在疏导民意和重大问题处理方面彰显有效性

运动式治理是与“群众路线”密切相关的,在某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方面,运动式治理是民众议程设置的结果。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政府在解决公共问题、制定公共政策上的选择性。当一项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重视以致积重难返、民怨沸腾时,参与的制度化不足的背景下很有可能导致群体性事件。此时政府以专项运动的形式自上而下集中整治、重点突破,“疗程短,见效快”,可以较为有效的疏导民意,满足民众诉求。同时,自上而下的动员也为广大民众政治参与、利益表达开辟了一个特殊渠道。当运动式治理是为作为利益相关方的民众而发动,那么其公共性就较强,且官方的治理目标与民众的预期结果越一致,公民的参与热情与参与程度越高。

从治理实践来看,主要分为两类:第一,对于社会顽疾的定期专项治理,第二,对于突发事件、公共危机的特别治理。以强力的方式修复被突发事件破坏的秩序,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群众心理秩序恢复具有重要作用,也有助于彰显政府的权威和执行力。

(二)推动国家向基层输送合法性

运动式治理一定程度上是对基层意识形态自主性的挑战,有助于向基层输送国家政治体系的权威与合法性。长期以来,国家政治体系的权威与合法性都没有很成功地深入基层,基层民众具有自发的、异于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规则,尤其是当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与基层的传统观念存在冲突情况下,基层自发的规则秩序相比于国家的法律规章更具话语权。学者张静将之称为“乡规民约下的村庄治权”。每一次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治理也就成为国家政权向基层输送合法性,更新基层民主意识形态的过程。作为政治体系的末梢,基层受到运动式治理的影响可能并没有很显著的效果,但每一次运动式模式的治理活动都冲击着传统的“乡规民约”,与城镇化相伴,日渐改变着基层的政治意识和生态,使得国家权力在纵向深度上推进。

(三)政治运转的润滑剂

首先,运动式治理提高了国家的汲取能力,缓解了治理资源不足的困境。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提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治理资源贫乏的状况,但面对超大的社会结构中国的社会治理资源仍然比较紧缺,特别是建立在部门分割的基础上,用于常规治理的资源极其有限。运动式治理针对特定治理目标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自上而下实现国家意志,产生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效果,诸如奥运会、世博会以及近期举办的APEC会议,都是通过“大会战”式的运动式治理,举社会之力增强国家能力,赢得民众认同。

其次,运动式治理是对科层制下结构僵化、治理失灵的一种润滑与纠偏。常规治理是通过科层制的分工来完成的,但其在中国政治系统中的畸形发展造成结构钢化、边界高筑,运动式治理正是因为常规机制的失败而启动。第一,为达成治理目标,运动式治理以其全面联动的形式较为有效的促进了各部门的合作,弥补了官僚体制内条块矛盾、机构冗杂重叠、职能划分不明确等一系列缺陷;第二,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自上而下贯彻国家意志的治理行为,有助于克服中国官僚体制的人格化倾向和部门政治利益,打破因信息不对称、权力寻租等而形成的官僚自主性,一定程度上保证政令的畅通,是对“政策出不了中南海”现象的回应。

(四)政治改革的催化剂

由于长期积弊和制度创新的成本,偶发的运动式治理作为常规治理的辅助手段和外部救济措施,还承担着探索更优治理路径的功能,期间有可能孕育着新的规则,为制度改革和治理的专业化、常规化扫清障碍。因为运动式治理集中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以暴风雨式的行动对某一社会问题专项治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障碍和格局,从而为构造新的治理秩序铺设道路。运动式治理与常规治理好比“治标”与“治本”的关系,“治标”为“治本”扫除障碍、铺平道路。

三、运动式治理的负效应

作为一种非常规的治理手段,运动式治理从发起到过程开展,再到效果反馈,都显现着对治理制度化、现代化的负功能以及对法治精神的相悖。

(一)助长投机心理,漠视规则制度

“暴风骤雨”式的运动式治理为治理主体与客体都创造了投机取巧的机会。首先,由于运动式治理具有“疗程短,见效快”的特点,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在畸形政绩观主导下,治理主体往往对一些潜在问题不闻不问,对已经显露苗头的公共问题视而不见,直至他们恶性发展至一定程度,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时才开展专项治理活动,通过宣传造势与集中行动博取眼球,营造大政绩。其次,对于治理治理客体而言,由于把握了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运动偏好和运动周期,所以会有策略的与治理主体“打游击”———运动尚未开展则肆意而为,扰乱社会正常秩序,运动开始前又因大张旗鼓的宣传可以闻风停止作案、销毁证据,运动风声一过很快死灰复燃。这也是为何一些社会问题屡治屡犯,治标不治本的一个关键原因。

然而,更为恶劣的影响是运动式治理模式下的社会将产生一种对规则、制度的漠视。政府有能力却不作为,只等问题突出、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焦点才重点整治一番,这等惰政行为使得已有的常规治理手段不被启动而束之高阁,而在运动式治理过程中由于需要多方联动又会突破常规界限,使得制度精神很难发挥,丧失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另一方面,周期性运动式治理的对常规制度的打破还会使得制度在民众心中无足轻重、形同虚设,从而很难使民众产生对法律、制度和规章的敬畏,而这是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的头号敌人。

(二)权力行使不规范,导致治理扭曲

运动式治理追求行动高效,必然打破常规制度,谋求权力的非程序化使用。首先,运动式治理的目标预定性导致主要负责人很可能根据主观臆断发号施令而不顾地方实际,造成压力体制下各级治理主体逢迎上级喜好,追求面子工程;其次,权力具有扩张性,运动式治理是一个自上而下任务层层分解执行的治理过程,这使得掌握全权的地方治理主体为超额完成任务或追求个人私利,层层加码,不断扩大目标范围和执行的力度以至于达到严苛的地步;再次,权力的任意性使得治理主体在界定治理客体和治理范围上具有选择性。由于各级治理主体同时也可能是被治理对象,所以治理主体会设法打政策的擦边球,以种种借口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由于治理主体掌握着圈定治理范围的权力,部分既得利益者很可能通过权钱交易的方式规避运动的风浪,不仅导致治理流于形式,还滋生了权力腐败。即使发起运动式治理的初衷是好的,也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运动式治理的过程是将政治性凌驾于专业性之上,它极大地破坏了官僚科层制的稳定结构。治理的现代化将专业性至于首要位置,并一定程度上要求价值客观公正性。而运动式治理与压力体制的结合,致使“以红统专”,政治忠诚成为首要考核指标,而治理成效则置于其次,这与治理现代化背道而驰。此外,运动式治理打破了常规的行政系统边界,破坏了科层划分下部门的日常职能和稳定结构。

(三)治理效果的低经济性

常规治理是制度化、经济性的治理行为,十分注重治理的成本和效益。而运动式治理在治理的成本与成效的评估方面多是一笔糊涂账。首先,治理成本虚高,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运动式治理往往在缺乏对事态全面、科学评估的状态下就盲目调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专项整治,且随着治理的层层加码,投入的资源数量更加巨大。巨大的资源投入在调拨与使用中多没有公开、公示制度把关,不能不怀疑其中存在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行为。

其次,从治理效果而言,运动式治理虽然是立竿见影,但绝不能忽视治理结果的反复性。运动式治理的反弹与反复,不仅是一次次资源的重复投入与浪费,更是对政府威信的挑战,民众将因此质疑政府的施政能力,政府公信力受到威胁。而由于运动式治理造成的“规则虚无主义”,政府常规治理的权威也难以保障。运动式治理虽然为民众参与开辟了特殊渠道,也为国家向基层输送合法性提供了可能,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运动式治理行动、目标与民众预期一致的程度。当二者趋于一致时,运动式治理尚能发挥较为理想的效果,当二者不一致甚至有所冲突时,运动式治理不仅不能实现政治参与和合法性灌输的功能,还会威胁社会因公共问题而已经脆弱的正常秩序。特别是在制度化水平不足的情况下,被动员起来的民意得不到满足有可能造成政治秩序的动荡。巨大的资源投入与有限的治理成效共同构成了运动式治理的低经济性。

四、对运动式治理的总结与思考

首先,运动式治理基于特定机制而产生,应有限承认。运动式治理产生于特定的实践机制,是既有体制下治理资源不足的被迫选择,在危机应对、重点公共问题处理以及民众动员、统一行动等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部分运动式治理其次,运动式治理与常规治理存在张力,悖于治理现代化。

其次,常规治理即治理的专业化、制度化、常态化,运动式治理在这几方面都对治理现代化构成挑战。第一,运动式治理的“以红统专”使得政治化凌驾于专业化基础之上,可能导致外行指挥内行,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泛政治化。第二,运动式治理在助长投机心理的同时在全社会造成一种对规则的漠视,治理本身也是对日常制度的打破。此外,常规治理要求权力有限制、受监督,这与运动式治理权力的全权性、随意性以及不受监督形成反照。第三,运动式治理由于集中力量,从严从重,很可能在打破沉疴的同时波及正常社会经济秩序,其对法律、规则的态度也是工具主义的。运动式治理与常态化的现代化治理具有内在的张力和冲突,这也决定了运动式治理向常态治理转变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鸿沟。

再次,要密切关注运动式治理的“变体”———活动。由于运动式治理近年来饱受诟病,各级政府也在有意识的规避这一治理手段的称呼和使用,但在探索制度化治理的过程中,运动式治理与活动相扭结,有“移花接木”的可能。为运动式的治理手段套上活动的外衣,以活动的方式来整肃秩序、整合资源,之后又力图将经验成果模板化,尝试建立类似日常化的长效机制,这点在执政党作风建设和意识形态宣教方面表现得尤其典型。作为运动式治理的翻版,活动的经验诚然能为日常化治理提供借鉴,但不可忽视其中政治权威的推动力以及短时期对物质、人力资源的聚集,而日常化的机制则无法时刻运用领导的权威来集中大批资源用于全面治理。所以,实现治理现代化要转变运动思维,从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入手,打破路径依赖,而不是“老树开新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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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长江.铲除“运动”式思维的土壤[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8(03).

[7]燕继荣.解放思想:与“运动思维”诀别[J].同舟共进,2008(06).

[8]唐皇凤.常态社会与运动式治理———中国社会治安治理中的“严打”政策研究[J].开放时代,2007(03).

[9]林尚立.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2).

企业社会责任审计产权效应研究 篇9

由于世界各国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存在较大差异, 加上社会生产方式和技术条件的变迁等因素的影响, 国内外关于社会责任审计概念的认识差别很大。首先, 国内外关于社会责任审计的称谓不同, 我国的社会责任审计在国外被称为“社会审计”。但笔者认为, 根据目前国际上通用的企业社会责任规范的称谓, 统一称其为社会责任审计比较适合。其次, 在内容表述上大相径庭。日本有学者认为, 社会审计不同于财务审计和管理审计, 是一种检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审计。该社会审计概念简单明了, 突出强调的是社会审计的对象。美国学者米切尔·谢勒和大卫·肯特认为, 社会审计是强化组织社会受托责任的工具, 以便组织的管理者解释、辩护其决策。这一社会审计概念侧重表述了社会审计的内容和功能。我国学者陈金池给的定义较为全面、合理, 他认为, 社会责任审计是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工具, 监督企业经营活动的社会后果, 提出审计报告从而影响企业的经营及管理决策。杨秋林、李冬生 (2004) 的定义则更贴近实际, 他认为, 社会责任审计是以维持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由专门的审计机构接受政府、社团和个人的委托, 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和手段, 对企业所履行的各种社会责任进行有效审计, 审查和监督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目前人们关于社会责任与社会责任审计的认识尚不全面, 从上述研究可知, 社会责任审计有以下主要特征: (1) 社会责任审计对象是企业及相关公益事业单位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状况与后果; (2) 社会责任审计的依据是相关的法律和规章, 以及审计程序性规范; (3) 社会责任审计的目的是鉴证社会责任行为主体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并出具审计意见; (4) 社会责任审计的目的是抑制企业或其他主体行为的负向外部性, 促进企业和社会的和谐共生与共同发展。

二、社会责任审计实践及其存在的问题

世界各国社会责任审计开展情况并不均衡, 西方国家起步较早, 而其他国家相对滞后。从企业角度而言, 其自身具有开展社会责任审计的动机, 如提高公司竞争力, 打入国际市场;提高公司及其产品的知名度, 树立良好形象, 提升公司价值等。从政府角度而言, 政府具有推动社会责任审计的动力。我国对社会责任审计理论研究和实务开展较晚。我国在这方面的实务开展要先于理论研究, 通常可以将1992年开始的退休金、养老基金和行业保险基金审计看作我国社会责任审计的开始, 因为其审计对象和内容实质上属于社会责任范畴。而正式的倡导并推动社会责任审计的行动则要后推至2004年, 其标志是审计署长李金华在第二届“中国财经法律论坛”上的演讲, 指出审计署已要求审计人员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给予更多关注, 并强调关注社会责任将是国家审计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此后, 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披露社会责任审计信息, 而且出现了针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第三方鉴证。

但从全球范围的公司实践看, 社会责任信息鉴证尚无统一标准。目前主要包括:无独立第三方意见、由非专业机构出具的独立第三方意见和由专业机构出具的独立第三方意见, 其中, 由专业机构出具的独立第三方意见权威性和可信度最高。就我国而言, 这方面情况不容乐观, 如《国家电网公司2005社会责任报告》就缺失第三方鉴证意见。出具第三方鉴证意见,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社会责任报告信息的公信力。然而, 由于我国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还刚起步, 企业并不一定真正希望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成为“模范公民”, 有些企业只是借机包装自己以达到侵占公众经济利益的目的。

三、社会责任审计产权效应分析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很多, 不论企业出于何种原因履行社会责任, 企业的这种行为最终会体现在企业绩效上, 体现在企业家个人经济收入、荣誉或社会地位的变迁上, 也可能体现在社会公众利益的改善上。这些结果最终影响到包括企业家、公司和居民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收益变动, 从而引起相关利益主体之间产权的调整。在此过程中, 社会责任审计的作用至关重要。经过社会责任审计第三方认证相当于给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贴上正面形象的标签, 也正是这样一个标签掩盖了企业的问题与不足。可以用社会责任审计产权效应产生过程图说明上述作用机理 (图1) 。

图1中, 社会责任审计鉴证至关重要, 社会公众及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往往根据审计意见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进行判断并据此调整自己与企业的关系, 如作出购买或拒绝被审计单位产品的决策。社会公众的这些决策最终会影响企业绩效, 尽管社会公众也必须为此付出相应的对价。上述过程实际上就是相关利益主体产权的调整过程, 即社会责任审计的产权效应。

根据社会责任审计产权效应对社会财富的影响不同, 可将其区分为社会责任审计的价值创造效应、价值转移效应和价值破坏效应。所谓社会责任审计价值创造效应, 是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通过社会责任审计鉴证创造新的社会需求, 从而使企业和其他相关利益主体都获得益处, 最终导致社会总财富的增加。相反, 如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社会行为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而社会责任审计未能及时加以揭露, 最终给社会总财富带来损失, 即社会责任审计的价值破坏效应。如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通过社会责任审计认定, 虽然社会总财富保持不变, 但社会财富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相互转移, 即社会责任审计的价值转移效应。

四、社会责任审计实施对策与建议

为了积极引导企业社会责任审计, 特别是防止社会责任审计价值破坏效应的发生, 不但需要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 还要强化社会责任鉴证, 积极稳妥地推动社会责任审计工作的正常开展和理论研究的持续进行。为此, 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尽快确定企业社会责任边界。为了更好地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活动, 并为之提供审计鉴证服务, 必须清晰而完整地认识企业社会责任。笔者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三个责任范畴的统称, 企业社会责任边界是企业经济责任边界、法律责任边界和道德责任边界的集合。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中社会责任边界的界定就是对上述三个责任边界及其总体情况的界定。

二是尽快制定企业社会责任审计规范并设计相应企业社会责任指标。社会责任审计规范包括相关的法律、政策法规, 社会责任审计准则和标准, 以及社会责任审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守则等。其中, 社会责任审计准则是连接社会责任审计理论和实践的桥梁, 在社会责任审计规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社会审计质量的提高、责任的界定、审计组织与用户之间的沟通以及内部管理的完善, 均依赖一套健全、有效、切实可行的社会责任审计准则。只有具备了一整套有效的企业社会责任审计准则, 企业社会责任审计工作才能有据可依。此外, 为了达到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定量描述和科学管理的目的, 还应尽快出台相应的定量指标。

三是积极稳妥地推动社会责任审计实践。目前, 我国社会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多。在2006年以前, 只有极少数中国企业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报告。其中, 较典型的有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在2001~2005年发布的《健康安全环境报告》。从2006年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随其母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一起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随后, 我国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数量明显增加, 截至2008年7月, 已经有144家公司发布各种社会责任报告170份。鉴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巨大社会需求, 相关部门陆续发布规范企业社会责任的文件。如2007年9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2008年1月国资发研究[2008]1号“关于印发《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随着企业社会责任供需的迅猛发展, 需要及时出台相关文件或法规, 推动和指导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陆勇、李文美:《以产权保护为导向的注册会计师审计理论研究》, 《会计研究》2006年第12期。[1]陆勇、李文美:《以产权保护为导向的注册会计师审计理论研究》, 《会计研究》2006年第12期。

[2]刘仲藜:《创新审计准则体系, 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会计研究》2006年第2期。[2]刘仲藜:《创新审计准则体系, 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会计研究》2006年第2期。

[3]刘永春、张宗益、袁茂:《产权结构、公司治理和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问题研究》, 《经济论坛》2006年第2期。[3]刘永春、张宗益、袁茂:《产权结构、公司治理和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问题研究》, 《经济论坛》2006年第2期。

禀赋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研究 篇10

关键词：禀赋效应,社会福利损失,规避

人们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中,对于自己拥有的商品往往会给出比较高的估价,在进行经济活动决策时,往往都是“趋利避害”的,这是动物的天性使然,也是人的本能反应。然而这种行为在现代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会给社会带来较大的福利净损失。本文针对禀赋效应对社会福利损失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对禀赋效应的科学解释及社会实践活动具有重要作用。

一、禀赋效应理论概述

1、禀赋效应的理论解释

禀赋效应是指当一个人拥有某一物品时,他对该物品的价值评价要比未拥有之前要大得多。禀赋效应的衡量标准是通过出售所拥有商品和商品的市场价值表现之间的差距体现的,这种现象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出了挑战,证明了经济也会受到感性因素的影响。在经济活动中,禀赋效应会导致买卖双方对商品产生价格分歧,从而影响交易的进行。禀赋效应所涉及的商品一般都是对持有者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而不是为了谋求利润而购买的商品。为了利润而购买的商品由于涉及的经济因素大于感性因素,因此在交易过程中不会有禀赋效应发生,比如说购买股票是为了收益,在股票出售时拥有者只会考虑经济因素,因此不涉及到禀赋效应的影响。

2、禀赋效应的产生原理

禀赋效应的理论解释有损失规避理论和自尊理论两种。损失规避是指人们在交易活动中,往往把交易损失看得比交易获利更加重要。损失规避理论是对禀赋效应的理性解释,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所拥有商品的价值不变,避免交易给商品拥有者带来的经济损失。在经济活动的损失规避行为中,损失规避对负性的改变也就是损失更敏感,而占有表现为对放弃行为更敏感。这两种说法都能够很好地解释禀赋效应的产生,但是却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何在交易活动中会发生购买方购买价格高于商品价值而卖方仍不肯出售的现象,因此人们又提出了自尊理论。

二、禀赋效应给市场经济带来的影响

禀赋效应的产生导致商品拥有者对商品的估价过高,使商品在经济活动中的卖出价格永远不能和购买价格达成一致,从而导致交易活动的停止和减慢。市场经济中的禀赋效应现象会被放大并造成市场低效、福利损失、阻碍制度改革等现象的发生,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

1、市场低效

一个健康高效的市场应该是理性的,在经济活动中,指导交易的有效前提就是理性的思考。禀赋效应作为偏感性的行为经济学分支,会导致市场的低效率。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不仅需要市场规模保证交易活动的速率,而且市场的消费行为是否活跃也是主要影响因素。禀赋效应会直接导致商品持有者在交易活动中对商品的估价过高,从而与购买方无法达成商品价值的一致意见,发生交易活动中断或者阻滞现象,降低市场活跃度。市场作为平衡供求矛盾的交易载体,在禀赋效应发生的交易中不能够实现商品等价值的交换。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商品拥有者对商品估价过高,而过高的估价不满足市场交易的平等原则和公平原则。平等原则和公平原则作为市场交易的根本,与市场交易的活跃度是有直接联系的,因此禀赋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市场带来低效率的影响。

2、社会福利损失

福利损失又被称为无谓损失,是指由于市场未处于最优状态而引发的社会成本,具体来说就是指市场偏离竞争均衡体制时所损失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消费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与这些商品的实际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禀赋效应会破坏市场的公平原则和平等原则,从而导致市场竞争体制失衡。而市场竞争体制的失衡会直接导致市场对交易的指导和调节作用的减弱,从而使交易活动中的商品以虚高或者偏低的价格出售给消费者。消费者剩余的减少,会直接导致社会福利损失的增大,导致市场运行迟缓。

3、阻碍制度改革

禀赋效应不仅对市场、社会福利净损失带来影响,还会对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带来阻碍。禀赋效应引起的“损失厌恶”理论解释了很多当今我国经济改革活动中的非理性现象。例如在政府拆迁工作进行时,被拆居民总是抱怨政府所提供的拆迁补偿太少,容易与政府部门发生补偿价格上的争议,甚至导致“钉子户”现象的发生,阻碍了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政府在面临这种情况时,为了稳民心、保发展,只能提高补偿金额,以远远高出市场的价格对拆迁户进行安置补偿。这种现象极大地增大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使政府有限的资金浪费在与现代化建设完全无关的项目上。

三、禀赋效应影响社会福利的因素分析

禀赋效应产生的理论解释虽还未达成统一,但学者们通过研究,认为物品价格的不确定性、好奇心效应、交易需求效应等对禀赋效应的出现有影响。

1、物品价格不确定性对禀赋效应产生的影响

当个体知道交易物品的确切价值时,很容易计算出交易的净损值和净增值,禀赋效应也会在理性因素的影响下对交易活动产生较小的影响。比如一件商品在买方和卖方都确切了解其价值最高为50元时,在交易时即便有禀赋效应的作用卖方也不会把该商品的价值定位于200元,根据市场的经济规律,如果卖方想要达成交易,那么最高的出价也就是50元,这样禀赋效应就很难发生。但是当买卖双方都不知道交易物品确切的价值行情时,由于缺乏市场行情参考,这时禀赋效应就会发生最大的效力。卖方为了损失规避,只好冒险将商品的定价等同于自己对商品的情感判断,而买方则会根据购买需求和对商品的感性评价在卖方定价的前提下完成交易,从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

2、好奇心效应对禀赋效应的影响

好奇心效应是影响禀赋效应产生的另一重要因素,好奇心是损失规避现象的一个典型特征,人们把损失获得信息的机会看得比没有得到的信息更重。根据好奇心效应,卖方会保留自己拥有的物品,因为卖方好奇结果。在不确定交易物品价格情境下,满足好奇心的损失规避也许会导致禀赋效应产生。

3、交易需求效应对禀赋效应的影响

交易需求是交易发生的根本条件,当交易需求水平很低或者人们渴望交易时也会导致禀赋效应的发生。Mandel(Mandel 2002)通过实验证明了交易需求的高低与禀赋效应有关。他们选取80名Hertfordshire大学的学生,被试随机被分配到以下四种情境中的一种:2(拥有者:被试/商人)×2(交易需求:是否想要买或卖)。四种情境如下。

情景A:十年前,你买了一瓶价值5美元的酒,有人想买你的酒,你最低会出多少钱卖给他?

情景B:十年前,商人买了一瓶价值5美元的酒,他现在想要卖给你,你最高出多少钱来买这瓶酒?

情景C:十年前,你买了一瓶价值5美元的酒,你想把它卖给商人,你最低出多少钱才会卖?

情景D:十年前,商人买了一瓶价值5美元的酒,你想要买,你最高出多少钱来买?

实验结果表明,当被试是拥有者时,所出的价钱要高于商人是拥有者时所出的价钱。A情境下(被试有高交易需求)的交易价钱显著高于B情境下的交易价钱,即在这种高交易需求的情况下,出现了禀赋效应。试验证明,如果拥有者的物品是用来使用的则具有较低的交易需求(他们乐于保存该物品);反之,拥有者的物品是用来交易的则具有高交易需求(他们乐于把物品卖个好价)。这种区别会影响到交易需求的高低,进而影响禀赋效应的发生。

四、如何避免禀赋效应给社会福利带来净损失的思考

经济活动中禀赋效应的出现不仅会导致市场效率低下,还会导致社会净福利的降低,这对市场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然而禀赋效应不仅会对市场经济发展带来影响,还会影响到我国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进程,因此如何在我国政治和经济改革进程中避免禀赋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才是我们研究禀赋效应与社会净福利损失之间关系的目的所在。

1、如何避免禀赋效应给经济活动决策带来的影响

禀赋效应会导致人们对现状产生偏爱,这对正处于高速发展期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企业在发展期为了加速发展往往会涉及众多业务,当企业发展遇到瓶颈时,其必须对这些业务进行剥离出售并重新整合优势业务以增强企业的行业竞争力。然而处于高速发展期的企业往往因为禀赋效应使企业决策者畏惧改变。现如今,我国企业普遍面临的正是这种窘境,面对企业业务发展的瓶颈,却由于禀赋效应的偏爱现象不愿意对企业的经营策略进行改革,从而导致我国大量落后产能企业的出现。这些企业不但在面对强大的国际市场竞争时毫无竞争力可言,还占用了很大一部分的社会资金和人力资源,从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这些企业只有响应党中央淘汰落后产能的号召,和现状做一个彻底了断,重整业务组合,才能够使企业冲过瓶颈,在市场竞争中得到发展机会。

2、如何避免禀赋效应给政治决策带来的影响

当国家的政策制度涉及重大利益调整时,为了规避损失,那些利益可能受损的群体必定有很强的动机维持现存体制和原有的权利安排,从而导致变革受阻,难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而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发展,就必须积极推进改革,克服种种阻碍和“惰性”。由此,我国在政治改革过程中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思想,坚定不移地做好政策改革工作。此外,政府应该对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其中遇到的阻碍力量有充分的估计,充分认识权利初始安排的行为效应,以制度变革为出发点,积极推进改革。

参考文献

[1]陈群林、袁晓琳、贾磊、肖少北、张庆林:引入中立方参照:对禀赋效应的再探讨[J].心理学报,2013(3).

试论功利性教育的社会效应 篇11

社会的飞速发展不断地冲击着教育观，功利性教育在新的思潮下不断膨胀，进而引起了人们对功利性教育的思考。人们注重的是通过教育能获取什么，特别指物质方面的回报，而不是领悟到什么，这里指精神方面的追求。功利性教育已成为一种对社会发展构成强大影响的思潮，他广泛地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效应。那么，人们不禁思考：什么是功利性教育？它带来了哪些社会效应？应该如何正视它？

一、功利性教育及其特征

关于功利性的描述，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是，通过收集各种信息，可以给它做个简单的阐述。所谓功利性教育，就是指那些抛开对人的心灵、理性的培养，一味强调为将来从事某种职业做准备或过分看重实用性的一种唯智主义倾向明显的以功效和利益为中心的狭隘教育。其主要特征就是：过分强调对社会的适应，从而降低了学生基本的学术训练和水平;为了吸引学生，特别强调传授那些为进入劳动力市场所需的或追求某种庸俗快乐所必备的职业技能和专业技巧，忽视对学生思想灵魂的塑造;为了迎合学生兴趣，满足学生成为一名专家或实业家的愿望，过分强调专业化教育或专门化训练。

二、功利性教育的社会效应

1.功利性教育的社会经济效应。

注重社会适应性，强调职业技能和专业技巧，以满足人的物质欲望为宗旨的功利性教育，是具有现实的物质基础的。“专业化无疑是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因素之一，但是过分的专业化最终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它带来了两面性的经济效应。一方面，它推动了多元化经济的发展，丰富了经济的形式和内容。另一方面，它会潜移默化地破化经济的平衡，造成市场的混乱，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功利性教育强调最大的经济利益，而经经济利益的实现是需要一定的专业基础的。

2.功利性教育的政治效应。

唯利主义是功利性教育的精神内涵，唯利主义从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深深地烙印在了人们的内心黑暗处。这种意识投射在政治上，表现出比较彻底的利己性，同时又具有复杂的同盟性。功利性教育在政治上具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具有消极落后的一面。功利性教育的唯利主义有助于政治职能的实现，刺激人们在政治活动中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促成自由政治联盟的形成。然而，功利性又在政治上扮演着消极颓废的角色。总的来说，功利性教育既是政治的良药，又是政治的毒药。

3.功利性教育的文化效应。

教育是根植于文化的，而文化又要依靠教育来传承。功利性教育产生于西方，必然有其特定的文化积淀。放眼当代的教育，其功利性的突起不容分说，它给社会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促使社会文化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为新的文化因子的产生带来活力。它促成了功利价值和人本价值二元文化的对立，它重新确立了比较价值的地位，打破了传统的接受教育，它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文化的功能，产生文化盲点。

4.功利性教育的思想效应。

这里所说的思想效应，主要是针对个人、家庭和学校而言。就个人而言，功利性诱导性地使个人走进利己主义、拜金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和人情冷漠症的壁垒。家庭是功利性教育的摇篮，没有哪个孩子的父母不是望子成龙的，考名牌大学已成为当下根深蒂固的思想。学校作为教育的主要场所，其功利性则更是出人意料。在教学活动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完全被扼杀了，除了要考试的学科，其他的基本被禁上了。学校的终极目标不是培养现代化的素质人才，而是锻炼出考试的机器。

三、正视功利性教育

且论博物馆免费开放的社会效应 篇12

这一相关政策, 就如同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顿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各界人士都在相当长的一段内对博物馆免费开放这个话题抱以高度的热情和持续的关注。大部分人对这个消息还是感到欢欣鼓舞的, 认为这是一项造福于民的好事, 更多的人可以走进博物馆去了解我们国家历史与文化的发展, 大大有利于国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当然, 在这一片热烈的讨论中, 也夹杂着质疑的声音。有相当一部分民众觉得, 在博物馆免费开放的背后, 是不是会隐藏着一些不足与隐患?如果博物馆免费开放的各项相关政策不具体落实到细节, 会不会直接影响博物馆的整体文化层次, 降低博物馆的服务质量?

诚然, 博物馆免费开放的好处我们都是可以预见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无数的普通民众都在博物馆高昂的门票价格前止步了。六七十年代是我国整体经济水平呈低端走向的时期, 在这样一个经济形势大环境下, 普通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还得不到解决, 哪有人还有兴致去关心精神文化方面的自我提高, 在当时, 那就更谈不上博物馆文化的发展了。到了八九十年代, 国家开始关心社会整体文化层次的提高, 注重人文素质的培养, 而博物馆作为一个社会公众文化载体, 也逐渐得到国家职能部门的重视。政府在全国各地广建各种形式的博物馆, 尝试从人文、历史、文物等不同角度, 向公众传递和诠释厚重的民族文化, 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姿。但是, 当时国家的经济水平刚刚起步, 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也是相当有限的, 所以1-5元的门票价格, 也将当时大部分对博物馆充满好奇和兴趣的普通民众拦在了门外。现如今, 国家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都大大提高和改善了国民的整体素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进博物馆, 开始了解这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伟大民族所传承的光辉文化。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愿掏腰包走进博物馆, 但是目前博物馆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门票价格, 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 仍然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而这也恰恰阻碍了博物馆的发展。博物馆作为一个大众了解文化历史的社会媒介, 承担着弘扬民族文化和宣传历史教育的责任, 而真正要履行这个责任, 使博物馆真正发挥文化载体的作用, 就必须要让公众犹如逛公园一样轻松的走进博物馆。早在多年前, 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就开始注重博物馆的文化影响力, 将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 使博物馆真正走进人们的休闲生活, 这在无形中就培养了公众对博物馆的兴趣, 也大大提高了其国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所以, 目前我们国家所出台的关于博物馆免费开放的政策, 绝对也是以还惠于民为核心思想的, 是真正有利于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良策。

但在这一政策如火如荼的实施中, 还有一些细节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首先博物馆作为一个陈列展览的主体, 本身的容纳量也是有限的。免费开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博物馆每天的接待量可能会超出其自身的承载量, 这种情况对于博物馆本身的运作和维护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目前, 大部分博物馆都是以古文物的陈列为线索, 来展示历史的发展、人文的变迁。而文物的展示和保存对环境都有着比较高的要求, 通常都要保证温度和湿度的稳定性, 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而大量的人群, 恰恰不利于展览中文物的保护, 可能会对文物造成损害。另外, 也有一部分博物馆是在古建筑的基础上建成的, 比如我们南京市博物馆, 大量的参观人群对于这些本就已经有些风雨飘摇的木质建筑, 也是相当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那对于这部分古建筑的开放政策, 是不是也需要一个长远的规划?总的来看, 在博物馆免费开放、大量接待参观人群的同时, 如何做好博物馆本身的维护和修缮工作, 在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 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 超量的参观人群, 也会直接影响公众了解博物馆文化和历史人文的效果。国家实行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群众走进博物馆的习惯, 培养未来的观众, 永远的观众。从而扩展公众的视野, 树立国民自尊, 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和历史责任感。而过量的参观人群可能会使得大家参观博物馆的过程变得走马观花, 形同一场娱乐, 从而失去博物馆参观活动的真正乐趣和意义。

另外, 博物馆免费开放以后, 博物馆在门票方面的损失, 也会对博物馆日常运转所需的资金造成困扰。免费政策出台后, 中央财政承诺:所有门票损失, 因免费开放而增加的运转经费, 按照东部20%、中部60%和西部80%的比例补助。北京相关机构已为首批免费试行单位注资1亿元人民币。但是, 博物馆所需资金尚有较大的缺口, 这对于免费博物馆的正常运转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另一方面, 博物馆的推陈出新也是至关重要的。博物馆免费开放的初期阶段, 会有很多的市民出于好奇和兴趣走进博物馆, 使得博物馆的参观人数一时大增。但是在经历了热火朝天的一段时间以后, 免费参观就会进度冷静期。如何能在冷静期使市民再次走进博物馆, 成为回头客呢?这就需要博物馆在展览陈列方面, 不断的出新出精, 有计划、有重点的变更展览主题和风格, 更换陈列展品, 做到时刻抓住观众的眼球, 每次都能带给观众新的惊喜。

倘若这些可能存在的问题, 在博物馆免费开放的实施过程中, 可以逐步的完善和解决, 那这一利民政策就能真真正正的为社会民众创造优越的文化条件, 实现其文化意义。

此外, 博物馆免费开放除了可以为民众谋文化福利, 其对社会大环境的推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尤其体现在城市旅游方面。根据携程网的网上调查显示, 52.49%的网民表示博物馆免费开放会吸引更多的旅游者, 从而增加旅游产业的收入。博物馆免费开放以后, 人们的兴趣点自然而然的会更多的关注博物馆, 而这样的场效, 必然可以推动一个城市的旅游发展, 同时给旅游业带来更大的商机。博物馆免费开放的政策出台以来, 除了大众关心各地的博物馆免费开放信息以外, 全国各大旅行社都在收集整理各地的免费开放的博物馆信息, 以便推出相应的旅游产品。目前, 包含免费博物馆和纪念馆的旅游路线在旅游市场上颇受欢迎。大量涌入的旅游大军, 除了带动一个城市的旅游发展, 更是推动了城市的商业经济发展。

当然除了旅游和商业经济的发展, 博物馆免费开放更是给城市文化产业注入了一支强而有力的强心针。文化产业是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产业, 被公认为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朝阳产业”或“黄金产业”。文化产业的范围内包括提供文化管理和研究这一块, 而博物馆作为承担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社会机构, 必然成为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环节。从长远来看, 博物馆免费开放政策的出台, 必定会推动博物馆及其文化的发展, 促进博物馆进入多元化时代。而博物馆的这一良好发展趋势, 也将增强文化产业链的生命力, 加快城市文化发展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