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效应

就业效应（精选12篇）

就业效应 篇1

一、引言

公共投资的就业效应在国际学术界及实务界广受关注。如凯恩斯在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 该理论包含着这样一个思想, 即公共支出能够促进就业。Demetriades和Mamuneas ( 2000) 利用利润函数导出劳动力需求函数, 发现公共投资的就业效应为正[1]。Raurich和Sorolla ( 2002) 以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 研究证明公共投资对就业具有正效应[ 2 ]。Destefanis和Sena ( 2008) 研究发现可交易部门的就业与公共投资的弹性为正[3]。我国学者对公共投资就业效应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如林毅夫、刘培林 ( 2003) 认为政府的政策门槛设置制度和保护主义, 阻碍了农村人口进城经商、投资和就业 [ 4 ]。于爱晶、周凌瑶 ( 2004) 运用向量自回归方法, 测算得出: 公共投资与就业的正比关系[5]。张卫国 ( 2005) 认为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由于缺乏严格预算约束, 其效率总体上来讲并不高, 这也导致了就业弹性不断下降的状况[6]。徐旭川、杨丽琳 ( 2006)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公共投资增长在短期内减少就业, 但长期内对就业有显著的正效应[7]。王威、潘若龙 ( 2009) 运用协整分析和脉冲响应函数, 实证发现公共投资的增加引起第二、三产业就业的增加, 而引起第一产业就业的减少[8]。朱文珍、曾志艳 ( 2012) 采用误差修正模型 ( ECM) 对我国社会投资的就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长短期内均呈现出负向关系[9]。

纵观国内外文献, 对于公共投资与就业水平之间的关系, 目前的研究尚未有明确的结论。本文目的通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模型, 实证分析2003—2012年间我国公共投资就业效应, 对相关理论研究及政策制定有所助益。

二、实证分析

( 一) 变量数据说明和模型的构建

1. 变量数据说明

变量指标的数据选取涉及固定资产投资, 由于各类统计资料在2003年调整了固定资产投资行业名称和分类, 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本文的所有指标均采用2003—2012年的数据。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等。

( 1) 公共投资。采用万道琴、杨飞虎 ( 2011) [10]的公共投资界定方法。生产性公共投资, 分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四个部门的公共投资。由上述四个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相加得到生产性公共投资, 用PGI表示。消费性公共投资, 分为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这五个部门的公共投资。由上述五个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相加便可得到消费性公共投资, 用CGI表示。

( 2) 就业水平。直接选用年底就业人数的数据, 用L表示。

( 3) 私人投资。由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去上述的公共投资额便可得到私人投资序列, 用PI表示。

( 4) 产出。选用的数据为国内生产总值, 用GDP表示。

2. 模型的构建

( 1) 单方程模型

公共投资可分为生产性公共投资和消费性公共投资, 本文首先建立单方程模型, 来详细研究生产性公共投资、消费性公共投资与就业水平的关系, 如式 ( 1) 所示:

其中, Li, t代表就业水平; PGIi, t代表生产性公共投资; CGIi, t代表消费性公共投资; 下标i代表第i个地区, t代表第t年份。

( 2) 联立方程模型

为了更加全面地分析公共投资就业效应, 本文引入私人投资和产出这两个变量, 建立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 如下所示:

其中, Li, t代表就业水平; GIi, t代表公共投资; PIi, t代表私人投资; GDPi, t代表国内生产总值; 下标i代表第i个地区, t代表第t年份。

( 二) 单方程模型估计分析

对全国总量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为:

检验结果中R - squared为0. 952101, F - statis- tic为69. 5701, D - W值为2. 243893, AIC为 - 5. 057587, SC为 - 4. 966811, 所以接受该模型。

从估算结果可以发现, 生产性公共投资对数值的系数为正, 消费性公共投资对数值的系数为负, 说明全国生产性公共投资的增加对全国就业水平的提高有促进作用, 而消费性公共投资的增加对全国就业水平的提高有抑制作用。

( 三) 联立方程模型估计分析

本文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法对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的基本思路是: 先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每个方程, 然后再对整个联立方程系统进行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二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是单方程估计方法, 没有考虑到残差之间的协方差。而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考虑了方程之间的关系, 能得到比二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更有效的参数估计量。估计结果如下:

1. 全国层面公共投资就业效应分析

本文首先从全国层面上进行公共投资就业效应联立方程模型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1。

从全国范围来看: 就业水平很大程度上受前期就业水平的影响, 可能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日趋稳健且经济总量较大, 就业机会和就业环境日益稳定, 因此当期和前期就业水平之间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公共投资和产出对后期的就业水平产生正效应, 私人投资对后期的就业水平产生负效应。公共投资增加1个单位, 下一年的就业量增加0. 0089个单位。

2. 公共投资区域就业效应分析

鉴于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同时为了增加全样本估计结果的精确度, 笔者用东、中、西部地区子样本数据, 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 结果如表2、表3、表4。

分析和比较上述三个表可知:

( 1)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就业水平均较大程度上受本地区前期产出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产出的增加提高了吸纳劳动力的能力, 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第三产业比重明显高于其他两大产业, 而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最强, 吸纳劳动力就业的容量极大。

( 2) 西部地区的就业水平较大程度上受本地区前期就业水平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地理条件的限制和近年来“西部大开发”的落实与促进, 西部地区劳动外流性被明显抑制, 所以表现出较为稳定的就业状态。

( 3)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公共投资对后期的就业水平产生正效应, 而西部地区的公共投资对后期的就业水平产生负效应。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第二、三产业较为发达, 该两大产业就业人口多, 西部地区第三产业较为发达, 该产业就业人口多; 而从公共投资结构来看, 总投资中第一产业的所占比例极小, 因此公共投资的增加能引起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减少和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增加。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 4) 三个地区的私人投资均对后期的就业水平产生负效应。

( 5) 在东部地区, 公共投资增加1个单位, 就业量增加0. 422个单位; 在中部地区, 公共投资增加1个单位, 就业量增加0. 47个单位; 在西部地区, 公共投资增加1个单位, 就业量减少0. 055个单位。

三、总结与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2003 - 2012年间31个省 ( 市、自治区) 的面板数据, 建立单方程模型和联立方程模型, 研究了我国公共投资就业效应。根据单方程模型, 生产性公共投资对我国产生正向就业效应, 消费性公共投资对我国产生负向就业效应。根据联立方程模型, 发现当期就业水平很大程度上受前期就业水平的影响, 前期的公共投资和产出对当期的就业水平产生正效应, 前期的私人投资对当期的就业水平产生负效应。公共投资增加1个单位, 后期的就业量增加0. 0089个单位。东、中部地区的就业水平受本地区前期产出的影响较大; 西部地区的就业水平较大程度上受本地区前期就业水平的影响; 东、中部地区的公共投资对后期的就业水平产生正效应, 而西部地区的公共投资对后期的就业水平产生负效应。三个地区的私人投资均对后期的就业水平产生负效应。当公共投资增加1个单位时, 东、中、西部地区就业量依次增加0. 422个单位、增加0. 47个单位和减少0. 055个单位。据以上结论, 本文提出一些促进公共投资就业效应的政策建议:

( 一) 提高公共投资规模, 优化公共投资结构。保持经济稳定, 既需要快发展也需要好发展, 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样重要。因此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应对经济周期的时候, 应该建立公共投资对就业水平的多种影响机制, 通过多渠道促进就业。

( 二) 加大科技投入和人力资源培养的力度。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扶持, 提高对教育的投入, 这些在短期内的就业促进效果虽不明显, 但在长期内能改善劳动生产率, 促进经济的增长并带动就业。

( 三) 充分发挥外资和民间投资的就业作用。外商投资和民间投资在扩大劳动力需求, 促进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他们的投资方向经常受利润导向。对此, 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和调整税收等手段合理引导其投资方向, 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

( 四) 着眼长远投资, 避免重复建设。政府的公 共投资不应为了短期政绩而发起, 公共投资的增长 对就业的增长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 五) 投资政策要立足各类经济的增长, 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增长。现阶段公有制经济投资的就业拉动效应仍然较为有限, 非公有制经济可以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参考文献

[1]Demetriades P.and Mamuneas T.Intertemporal Output and Employment Effects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Capital:Evidence from 12 OECD Economies[J], The Economic Journal2000, 110:687-7121.

[2]Raurich X.and Sorolla V.Unemployment and Wage Formation in a Growth Model with Public Capital[J].Working Paper, 2002.

[3]Destefanis and Sena.Public Capital, Productivity and Trade Balances:Some Evidence for the Italian Regions[J].Empirical Economics, 2008, (37) :533-554.

[4]林毅夫, 刘培林.经济发展战略对劳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 2003, (4) .

[5]于爱晶, 周凌瑶.我国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和就业的关系[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4. (2) .

[6]张卫国.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对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影响[D].上海:复旦大学, 2005.

[7]徐旭川, 杨丽琳.公共投资就业效应的一个解释——基于CES生产函数的分析及其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6, (11) .

[8]王威, 潘若龙.公共投资的就业效应——基于VAR模型的检验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 2009, (4) .

[9]朱文珍, 曾志艳.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我国社会投资就业效应研究[J].特区经济, 2012, (2) .

[10]万道琴, 杨飞虎.严格界定我国公共投资范围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 2011, (7) .

就业效应 篇2

案情回放：小张到一家皮草行求职，老板提出由于员工保管的货物比较贵重，员工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必须提供一名担保人。于是，小张找来了在某公司任经理的舅舅。舅舅还与公司签订了就业担保协议。协议中写明：“若被担保人在本公司工作期间使公司利益蒙受损失，本人愿负连带责任，按公司有关规定进行经济赔偿。”两年以后，由于小张的工作失误，皮草行的两件名贵裘皮大衣丢失，造成经济损失近3万元。小张赔偿不起，舅舅也不见踪影。皮草行就把小张和他的舅舅一起告上了法庭，要求小张赔偿损失，舅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结果一审法院支持了皮草行的请求，但是终审法院做出了改判。

争议焦点：就业担保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应？

支持者认为，只要担保人和公司签订的就业担保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不违反《担保法》《合同法》《劳动法》等法律禁止性规定，就是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法院审理的依据。

反对者认为，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承揽等经济活动中，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设定担保。”但是就业是为了谋求基本生活资料，和一般经济活动有所区别。由于用工双方具有从属关系，而非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协议，不属于《担保法》的适用范畴，就业担保书亦无法律效应。

忠告：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向求职者收取定金、保证金（物）或抵押金（物）是肯定违法的。至于有经济实力的担保人担保赔偿经济损失的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应，目前尚存争议。在司法实践中，既有支持的判例，也有不支持的判例。其实，就业担保并非什么新事物，和建国前的“铺保”相似。它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背道而驰，具有先进文化的企业不会选用。（邓海平）

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挤出效应分析 篇3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就业;就业挤出

引言

就业挤出效应是指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为了和外商投资企业开展竞争,国内企业不得不减少就业人员,以提高效率和竞争力,或者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激烈竞争,使国内一些企业倒闭破产,从而导致许多就业者失去就业岗位。尽管由于我国统计上的缺陷,无法通过确切的数据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并购国内企业释放出了多少失业人口,也无法通过一定的数据来说明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竞争,国内企业减少了多少就业人员以及国内企业停产或倒闭排挤出了多少失业人口,但是这种释放和排挤一定是存在的,而且其数量也是较大的。

一、我国区域城镇就业类型变化统计分析

下面我们通过对1993-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四大地区的就业相关数据进行整理分析,看是否能近似地描述和说明FDI对中国各地区就业的挤出效应。

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数据计算整理。按登记注册类型的职工人数与按城乡分就业人数统计的城镇就业人数不一致,在统计年鉴中是按不同标准统计的。本文采用按登记注册类型统计的职工人数来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库计算。

1.东部地区按登记注册类型分职工人数变化

为了清晰地描述15年来东部地区就业的变化,根据表1、图1,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1993-1997年间,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的东部地区城镇职工人数是增加的,由1993年的5986万人增加到1997年的6572万人,增长了9.79%;1998-2002年则是下降的,2002年较1997年减少了267万人;2003年之后则呈现上升趋势,2007年比1997年增加了2744.4万人,增长了41.76%,比1993年增加了3330.4万人,增长了55.64%,职工人数的这种变化是与东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变化相一致的,1993-1997年 和2003-2007年这两个时期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

(2)分登记注册类型来看,国有单位的职工人数总体呈下降态势,分阶段看,1997年之前国有单位的职工人数变化不大,1994、1995、1996年比1993年还略有增加,这说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国有单位还是东部地区主要吸納劳动力的单位形式。1998年后东部地区国有单位的职工人数不断减少,尤其是1998年较1997年减少了607万人,减少了15.66%,这可能与中国1996年后在城市国有企业中全面推行劳动人事制度市场化的改革有关,1996年后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分流,FDI大量流入与国有企业竞争的行业,再加上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有出口企业大量倒闭,使得国有单位的职工人数不断减少。到2007年东部国有单位的职工人数较1993年减少了1713.2万人,减少了 44.68%。这其中不乏外商投资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就业挤出因素。

(3)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1993-2007年间减少了1075.1万人,减少了79.76%,这可能与城镇集体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型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敌民营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而同期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人数则由1993年的229.24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283.2万人,增长了4.60倍;其他形式的单位(包括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和个体)同期职工人数也是不断增加的,由1993年的574.8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5639.5万人,增长了8.81倍;同期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合计减少了2788.3万人。2788.3万职工人数的减少不能完全说是由外商并购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及FDI企业对东部企业的挤压所造成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其中一部分可能是由外商并购以及外商对东部企业的挤压所造成的。这可能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进入我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增多,这些高技术水平跨国公司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与之相比,国内企业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市场营销能力等都比较低。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国内企业处于劣势,导致FDI我国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导致一些国内企业倒闭,职工失业。由于FDI集聚在东部,造成FDI存量对我国就业的负面效应在东部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因此不能低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产生的这种负面影响,必须正视这种情况。

2.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按登记注册类型分职工人数变化

现在来分析中西部和东北地区1993-2007年城镇按注册登记类型划分的职工人数变化情况,这里选择有代表性的年份来分析,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1)中部地区1993-2007年间国有单位职工人数由2659万人减为1502.2万人,减少了1156.8万人,减少了43.51%;城镇集体单位的职工人数由761.9万人减少至202.7万人,减少了559.2万人,2007年较1993年合计减少了73.40%,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和城镇集体人数合计减少了1716万人;而外资单位职工人数在中部地区城镇职工人数所占比例偏低,尽管从1993年的22.6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01.27万人,增长了3.48倍,所占中部地区按登记注册类型职工人数1993年的比例0.60%,2007年这个比例上升为2.52%,但从全国来看中部地区1993-2007年之间,在FDI企业的就业总人数1993年占当年全国FDI企业就业人数的7.84%,2007年,占全国FDI企业就业的6.76%,下降了1.08%。1993-2007年间,在其他形式单位就业的人数从1993年的298.5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2210.6万人,增加了6.41倍。

(2)西部地区国有单位职工人数由1993年的2720万人减少为2007年的1737.7万人,减少了982.3万人,减少了36.11%;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由1993年的609万人减为2007年的131.6万人,减少了477.4万人,较少了17.55%,西部地区这两项合计职工人数减少了1459.7万人。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减少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少,与中部地区相差不大,这和西部地区的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特点有关。而西部地区外资单位的职工人数1993年为17.8万人,占当年西部地区城镇职工人数的0.49%,2007年为44.6万人,增长了1.51倍,占当年的1.06%,就全国总体来看,1993年西部地区外资单位的人数占全国的6.18%, 2007年占全国比重的3%,下降了3.18%。

(3)东北地区在1993年-2007年间,国有单位职工人数从1993年的1706.1万人下降到2007年的786.9万人,减少了919.2万人,减少了53.88%;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由1993年的万人减少到2007年的84.4万人,减少了589.9万人,减少了87.48%,国有和城镇集体职工人数合计减少了1509.1万人。而外资单位职工人数在地区城镇职工人数所占比例偏低,尽管从1993年的18.6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67.3万人,增长了2.62倍,所占东北地区按登记注册类型职工人数1993年的比例0.71%,2007年这个比例上升为3.33%,但从全国来看中部地区1993-2007年之间,在FDI企业的就业总人数1993年占当年全国FDI企业就业人数的6.45%,2007年,占全国FDI企业就业的4.50%,下降了1.95%。1993-2007年间,在其他形式单位就业的人数从1993年的218.9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084.8万人,增加了3.96倍。

二、小结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就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外商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我国就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由于85%以上的FDI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使得FDI就业创造效应主要也是在东部地区有所体现,FDI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就业创造效应微乎其微。对东部地区来说,FDI在拉动就业增长中作用明显,在国有资本对就业拉动逐渐削弱的情况下,FDI和民间资本日益成为拉动地区就业增长的主要力量;而对中西部地区和东北来讲,在FDI和民间资本对就业拉动作用有限的情况下,国有资本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长期来讲,今后在增加和扩大就业方面,最为重要的是重塑外商直接投资与内资之间的关系,确立外商直接投资与内资在增加和扩大就业中的地位与作用,要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内资积累、强化内资增加就业的功能,建立以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就业为辅,以国内投资拉动就业为主渠道的就业模式。

最低工资就业效应国内研究综述 篇4

最低工资制度是一种国际通行的基本劳动保障制度, 它至今已伴随人类跨逾了一个世纪。但有意思的是, 学界一直对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存在着强烈争议, 经济学甚至把它作为经典失败案例写入教科书。争议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研究热情, 国外学者尝试提出了许多理论 (如失业效应模型、垄断模型、冲击效应、效率工资、家庭供给反应、企业反应模型) 并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但仍未得出有说服力的统一结论。随着研究的深入, 人们逐渐认识到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与实践中具体条件密切相关的命题, 因此, 各国各地的本土化研究开始受到重视。我国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十几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加入到讨论的行列, 他们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们以中国为实际样本探讨这一难题, 既为最低工资制度的本土化生存探索了道路, 也为以西方背景为主的国际最低工资研究体系添加了东方证据。

二、我国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研究综述

我国研究者按照所持的不同态度站到了泾渭分明的三个阵营里。反对者依据经典的最低工资失业效应模型, 坚信最低工资制度是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扰, 会扭曲资源配置, 导致失业加剧。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经济学家张五常, 薛兆丰等。除了影响就业数量, 最低工资制度还会影响究竟谁能拿到最低工资, 最终结果反而对制度初衷想要保护的低收入者 (如农民工、青少年) 不利 (叶敏, 2005) 。而且, 相对于资本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的欧美国家, 中国的劳动供给曲线更加平缓, 最低工资可能引起的失业数量会更多 (蔡昉, 2004) 。

支持者则认为最低工资未必导致失业扩大, 甚至会产生正效应。从中国本身的特点来看, 处于经济转轨期而且最低工资标准普遍偏低, 因此适度提高标准不仅不会造成就业总量损失而且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孙书青, 2006) 。我国局部劳动力市场还存在特殊的向下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这使得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成为缓解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 (杨缨, 2004) 。另外, 最低工资的适度增长不会引起资本外流而导致工作机会减少。因为中国吸引外资的因素并非只有工资低廉, 更重要的是庞大的市场、完善的供应链, 以及中国工人的勤奋与效率。反而是低工资会让企业失去技术更新的动力, 真正导致中国产品失去竞争力和工作机会减少 (顾则徐, 2005) 。

一些实证研究也为最低工资对就业的非负效应提供了支持证据。李晓芳 (2006)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认为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对农民工就业有正面影响。罗小兰 (2007) 对上海市的实证分析得到了类似结论: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条件下, 提高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有正作用。安宁宁 (2007)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分析深圳市最低工资、劳动力供给和失业率的数据表明, 在当前水平上, 最低工资标准的适当提高不会对失业产生显著影响, 因此建议政府适度加大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幅度。考虑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和跨区域流动性, 王梅 (2008) 把适用于统一封闭劳动力市场的经典最低工资理论模型进行了拓展, 并以深圳为案例展开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制度不会导致区域就业量的下降。

第三类学者没有把追求严格统一的答案作为最终目的, 而是更多地考虑了条件因素的影响。张凌 (2006) 研究最低工资和青少年就业关系时分析了全国25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 发现二者的关系在低、中、高GDP地区分别呈现出正相关、负相关和无明显规律的不同情况。罗小兰 (2007) 对中国31个地区研究后得出, 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的就业效应东、西部为正作用, 中部为负作用;制造业为正作用, 建筑业为负作用。

三、简评

纵观以上文献, 关于中国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虽然有不同的声音, 但至少可以得出, 只要在合理的限度内, 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不会对就业产生明显的负效应。而且, 实证研究正面结论居多的事实证明, 我国现行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 尚未达到影响就业的水平, 无须过分担忧对经济的负作用, 这一结论能为各地劳动部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

在研究方法上, 对于最低工资就业效应这样一个在理论上难以定论的命题, 国内学者近两年来愈加重视实证研究, 这体现了该领域国内研究日益规范、水平不断提高的好趋势。与此同时, 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是研究的根本目的, 当前流行的最低工资理论都是基于西方背景提出的, 与中国实际有一定的差距, 国内学者有必要根据中国特点对理论进行拓展, 也有机会为世界最低工资理论大厦增添东方神韵。

摘要：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一直是学界争议的热点, 其研究结论对具体条件的依赖引发了人们对本土化研究的重视。本文梳理了国内学者以中国实践为样本的本土化研究成果, 以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探索提供有益线索。

关键词：最低工资,就业,综述

参考文献

[1]叶敏:浅议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和青少年的影响[J].理论与现代化, 2005

[2]孙书青:调整最低工资政策对中国就业影响的经济分析[J].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 (5)

[3]李晓芳:最低工资制度对我国农民工就业的影响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 2006

[4]罗小兰:我国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条件下最低工资就业效应分析[J].财贸研究, 2007 (4)

[5]安宁宁:我国最低工资经济效应分析与其标准统计测度方法思考[D].广州:暨南大学, 2007

[6]王梅: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实证分析[J].开放导报, 2008 (4)

[7]张凌:中国最低工资对青少年就业的影响[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006

就业效应 篇5

摘要：中国民工问题由来已久，近两年产能过剩和农民工返乡潮等问题的出现加剧了农民工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间的矛盾。因此，借助产业结构偏离度和结构高级化指数，就农民工就业结构变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倒逼效应进行分析。

关键词：农民工就业结构产业结构结构高级化倒逼效应

2003年，民工荒的出现让农民工问题跃成为焦点。农民工不仅仅是就业问题，还与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如何保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健康发展与相互促进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的个重要课题。

一、农民工就业结构变化

中国最初的批农民工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的农民工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倾向。当薪酬和工作环境不能达到他们理想预期时，他们就会做出其他选择，“用脚投票”离开该行业。将2000-2014年各行业就业人数比例制成堆积柱形图，可以看出农民工在行业选择上出现了明显的改变。

图1 2000-2014年农村劳动力行业分布百分比堆积柱形图

如图1显示，2000年到2014年，农村劳动力在第产业就业的人数比例直处于下降趋势。2014年，农民工绝大部分被工业、建筑业和批零贸易餐饮业吸收，占到农民工总数的71%左右。

对于第二产业，就业的人数比例虽直在增加，但2008年之后，增速也有所放缓，至2014年的七年问，占比从24.25%上升到27.46%，仅提高了3.2%左右。并且其增长主要是由建筑业带来的，农民工在工业就业的比例从2010年的高峰过后开始下降，由2010年的19.19%降低到2014年的16.03%。

第三产业的就业的比例则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增长，但增长并不明显。在第三产业内，2000年从事交运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批零贸易餐饮业的农民工占总量的6.09%，到2014年这个比例上升到9.17%，上升了3.08%。但农民工在这些传统服务业中就业比例的上升幅度是低于在第三产业中就业比例的变化，说明第三产业中其他行业的农民工数量的增长更加明显。

可见，第产业转移出的剩余劳动力最主要的流向从工业转向建筑业。同时，流向第三产业的农民工也在稳定增多，并且从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移。

二、农民工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同步性分析

某产业经济的增长会促进该产业就业的增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时刻同步。农民工是传统产业的主力军，在其就业结构已然发生大幅变动的情况下，产业结构能否与之保持

致性是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前提。对产业前景的预期和对产业结构与全社会就业结构关系的判断是农民工选择职业方向的根据，因此农民工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矛盾是对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发出的信号。

（一）产业结构偏离度计算

本文采用产业结构偏离度作为分析工具来反映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结构偏离度是就业结构相对于产业结构的偏离程度，是考察各产业结构与就业是否协调重要的指标之一。数学表达式为：

E=X/Y-1

其中，E为产业结构偏离系数，X为某行业的增加值与GDP之比，Y为行业就业人员与总就业人员数之比。

如果E=O，表明该产业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达到均衡状态；如果E>O，说明该产业有继续吸纳劳动力的潜力；如果E

（二）农民工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矛盾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2003-2014年问，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均衡状况具有较大差异，对二者之间的结构偏离度进行分析，发现如下特点：

（1）农林牧渔业的结构偏离度为负，基本保持在-80%左右。这意味着第产业还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农业就业业人员的比重虽然在大幅减少，第产业产值的比重却也在不断下降。使得E值保持在

定水平，难以提高。也就是说，第产业结构的首要矛盾，并非是农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的速度过慢，而是更为严峻的，第产业的生产效率难以提高。

（2）工业的结构偏离度为正，但是偏离程度并不大，并且2008年以后开始减小，趋近于0。这表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潜力在降低。造成这结果的原因并非工业增加值和工业就业人员的持续上升带来的结构均衡，而是由于工业吸引农民工的能力在降低。由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组织结构不合理、管理水平较低等问题，煤炭、钢铁、纺织等传统行业近几年发展并不景气，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下降。加之农民工大量返乡就业、创业，都极大的冲击了工业的发展，使得大量劳动力流出。可以看出，工业方面的产能过剩造成的不良后果已经显现。如不尽快提升产业结构，未来几年的工业即使以提高工资为代价挽留住劳动力，也将以衰退的姿态迎来低水平的均衡。

（3）建筑业的结构偏离度为负，并且偏离程度较大。这表明建筑业也产生了定的剩余劳动力。建筑业农民工的比重直在增加，主要原因在于，近十年来房价飞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及房地产开发投资不断扩大，几乎各个城市都在新建住房，劳动力需求大。从房地产业极高的结构偏离度我们可以发现，房地产业属于暴利行业，而基础层的建筑工人作为体力工种，薪水也较高，吸收的劳动力数量自然不在少数。但近两年房地产业开始向常态迈进。2015年已有数据显示，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多项指标恶化，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建筑业产能过剩的恶果也将凸显，对劳动力需求会大幅减少，剩余劳动力应转向其他产业。

（4）第三产业的情况较为复杂。农民工主要从事的交运仓储及邮政业和住宿和餐饮业的结构偏离度分别在0左右波动和趋近于0。这说明这些对劳动力文化素质要求相对较低的产业已基本达到均衡。批发和零售业的偏离度的提高，则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可行性。总体来说，传统服务业是吸收农民工的主要行业。可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不高的现状，限制了其进步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尤其是其中现代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并不强，仍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酒店餐饮和家政等服务行业。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作枯燥乏味，重复性高，很难实现人真正的价值，将难以吸引到新生代农民工。于是，农民工的供给结构便会更加无法满足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需求，加之农民工跳槽成本低，企业不仅劳动力成本在增加，培训成本也在提高。所以，在农民工群体的结构已发生巨变的情况下，产业结构的滞后，必然会造成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失衡。

三、农民工就业结构变动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农民工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矛盾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自身观念和身份的“升级”走在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前面，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变动不仅是产业结构问题造成的结果，最终也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因此，可以对农民工就业结构变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进行验证与分析。

（一）结构高级化的度量

对于结构变动的衡量通常使用Moore指数，该方法运用空间向量的夹角来反映产业内部结构变动程度。本文采用在Moore指数的基础上提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构建方法（周明磊，2011）。该方法通过调查将产业由低级向高级排序，列为第产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零售餐饮住宿业和金融房地产业。由于农民工就业部门结构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方向趋同，所以对各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和增加值比重运用同样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构建方法进行处理，并将结果依上述排列计以不同次数，以反映高低级产业对结构高级化指数影响的不同比重。计算公式如下：

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受数据限制，以1986年为基期计算中国农民工就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近20年变动情况如表2所示：

（二）农民工就业结构变动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回归分析

以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UIS）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农民工就业结构高级化指数（UES）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元线性回归模型。其中：α为常数，β为参数，ε为随机误差。

UIS=α+βUES+δ

经过ADF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对UlS和UES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显示（表4），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UES是UIS的Granger原因，所以农民工就业结构的高级化会影响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农民工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矛盾分析，发现农民工就业结构的变动既是产业结构问题造成的结果，也是最终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直接原因之一。农民工文化素质的提升和市民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其就业结构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推动作用。

社会保险缴费结构的就业效应研究 篇6

摘要：基于中国社会保险费率水平调整的两难选择，文章研究了在总费率不变的前提下社会保险缴费主体结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提高个人缴费同时降低企业缴费而总费率不变的政策对名义工资、员工努力、失业率等的影响。然后以中国社会保险改革的历史经验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保持总费率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个人缴费比重将降低员工工作积极性、提高名义工资水平和失业率。本研究的政策启示是，在保持总费率不变的前提下，以企业为主要缴费主体的制度设计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关键词：社会保险；缴费结构；失业率；名义工资

中图分类号：F840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4003907

一、背景及综述

当前，中国社会保险制度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是过高的费率水平提高了企业用工成本，降低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吸引力，并影响了就业率；另一方面是由于历史转轨成本与老龄化等原因带来的基金收支缺口将不断增大。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如何在不改变社会保险总费水平的前提下，通过改变缴费结构来降低社会保险高费率的负面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不改变社会保险总费率的前提下，通过调整缴费主体结构寻找一个促进就业的有效方案。

由于许多国家征收社会保障税，所以国外文献更多是从课税主体结构的角度研究对公司课税与对员工课税的就业效应。传统的主流观点是，社会保险课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只与总体的税收担负水平相关，而与缴纳主体无关[1]。但最新的一些研究已经关注到了缴税（费）主体不同对就业可能带来的影响：Koskela and chb[2]认为，由于企业与员工税基（缴费基数）的不同，纳税主体的变化将影响企业与员工真实的税收负担，进而影响就业；Picard等[3]和Goerke[4]研究了在失业保险金与个人纳税（缴费）挂钩的制度安排下，纳税主体变化将影响劳动力市场供求；而Picard等[5]研究了在公司实行比例税，而个人收入实行累进税的制度下，课税（缴费）主体变化，会影响劳动需求与工资；Erkki Koskela等[6]用效率工资模型框架，分析了在预算平衡下（revenueneutral），企业应承担的税收向员工转移会降低员工积极性。国内文献主要集中于社会保险总费率水平研究，白重恩等[7]研究社会保险缴费对消费与储蓄的影响，朱文娟等[8]研究了社会保险费率水平对就业的挤出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社会保险费率过高的现实问题，研究在社会保险费率水平不变的前提下，企业与员工所承担的缴费比重变化对就业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主要贡献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构建了一个研究社保缴费结构对就业及工资影响的理论框架，论证了在总费率不变的前提下，缴费主体的选择对就业及工资具有长期持续的影响。这一结论将改变过去“就业与工资受社保总费率水平影响，而与缴费主体无关”的普遍观点。二是以中国部分地区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历史经验，用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对社保缴费结构与劳动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二、理论模型

理论模型是通过分析雇员（参保人）和雇主的行动来研究缴费主体变化的就业效应。理论研究在如下假定中展开。

第一，实行统账结合社会保险制度，单位缴费费率为τf，个人缴费费率为τl。总费率水平τ=τf+τl。本文重点关注个人与单位缴费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影响，所以除了费率之外，个人账户记账比例、养老金待遇支付等其他相关参数都保持不变。

第二，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名义工资为W，企业的用工成本为W（1+τf），工人的缴费后的净收益为W（1-τl）。

第三，关于各企业和员工的信息假定，首先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决定支付给员工的工资水平W和劳动需求L；之后，员工根据企业所支付的工资W再决定其愿意付出的工作努力程度z（z∈[0，1]）。企业对员工的工作以s的概率进行监督，如果发现员工在偷懒，则会解雇员工。

（一）员工的行动

将员工偷懒程度定义为1-z，在企业的监督下，员工被解雇的概率为员工偷懒并且被企业发现的概率（1-z）s，参照Koskela[6]的效率工资模型，员工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maxzVe=（1-s（1-z））W（1-τl）+s（1-z）Vu-h（z）（1）

式（1）中，Ve表示员工的期望收益。h（z）为员工努力的代价函数，定义为h（z）=zρ，ρ>1，h′（z）>0，h″（z）>0，说明员工努力工作的边际成本递增。Vu表示员工失业的期望收益，员工失业的期望收入包括重新找到工作的收入与失业状态收入的加权平均，在不考虑员工个体差异情况下，员工失业状态的期望收入为按社会平均工资实现再就业与处于失业状态能够获得的失业补助金的加权平均。

Vu=W（1-τl）（1-u）+um（2）

式（2）中，W表示社会平均工资水平，u表示全社会失业率，m表示员工没有找到工作能够得到的政府补助（如失业救济金等）。

对于员工而言，工资水平W已经给定了，员工只能通过改变自己工作努力程度来实现收益最大化，员工收益函数Ve对偷懒的一阶条件是：

Vez=sW（1-τl）-sVu-ρzρ-1=0（3）

由式（3）可以解出员工工作努力程度为：

z=sW（1-τl）-qVu1/（ρ-1）ρ1/（ρ-1）（4）

令B=s/ρ1/（ρ-1），因为s∈（0，1）、ρ>1，所以有B∈[0，1]。式（4）可以简化为：

z=BW（1-τl）-Vu1/（ρ-1）（5）

Vu为员工不工作的收益，而W（1-τl）是工作的净收益，所以，式（5）说明员工努力程度是二者之差的指数函数。根据常识，工作净收益W（1-τl）越高，员工就会越努力工作，刚开始时W（1-τl）对z的激励效应比较大，但随着工资进一步提高，其对员工工作努力的激励效应会降低，因此有：dzd（W（1-τl））>0，dz2d2（W（1-τl））<0，所以必有1ρ-1∈（0，1），即要求ρ>2。

摘要：基于中国社会保险费率水平调整的两难选择，文章研究了在总费率不变的前提下社会保险缴费主体结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提高个人缴费同时降低企业缴费而总费率不变的政策对名义工资、员工努力、失业率等的影响。然后以中国社会保险改革的历史经验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保持总费率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个人缴费比重将降低员工工作积极性、提高名义工资水平和失业率。本研究的政策启示是，在保持总费率不变的前提下，以企业为主要缴费主体的制度设计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关键词：社会保险；缴费结构；失业率；名义工资

中图分类号：F840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4003907

一、背景及综述

当前，中国社会保险制度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是过高的费率水平提高了企业用工成本，降低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吸引力，并影响了就业率；另一方面是由于历史转轨成本与老龄化等原因带来的基金收支缺口将不断增大。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如何在不改变社会保险总费水平的前提下，通过改变缴费结构来降低社会保险高费率的负面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不改变社会保险总费率的前提下，通过调整缴费主体结构寻找一个促进就业的有效方案。

由于许多国家征收社会保障税，所以国外文献更多是从课税主体结构的角度研究对公司课税与对员工课税的就业效应。传统的主流观点是，社会保险课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只与总体的税收担负水平相关，而与缴纳主体无关[1]。但最新的一些研究已经关注到了缴税（费）主体不同对就业可能带来的影响：Koskela and chb[2]认为，由于企业与员工税基（缴费基数）的不同，纳税主体的变化将影响企业与员工真实的税收负担，进而影响就业；Picard等[3]和Goerke[4]研究了在失业保险金与个人纳税（缴费）挂钩的制度安排下，纳税主体变化将影响劳动力市场供求；而Picard等[5]研究了在公司实行比例税，而个人收入实行累进税的制度下，课税（缴费）主体变化，会影响劳动需求与工资；Erkki Koskela等[6]用效率工资模型框架，分析了在预算平衡下（revenueneutral），企业应承担的税收向员工转移会降低员工积极性。国内文献主要集中于社会保险总费率水平研究，白重恩等[7]研究社会保险缴费对消费与储蓄的影响，朱文娟等[8]研究了社会保险费率水平对就业的挤出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社会保险费率过高的现实问题，研究在社会保险费率水平不变的前提下，企业与员工所承担的缴费比重变化对就业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主要贡献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构建了一个研究社保缴费结构对就业及工资影响的理论框架，论证了在总费率不变的前提下，缴费主体的选择对就业及工资具有长期持续的影响。这一结论将改变过去“就业与工资受社保总费率水平影响，而与缴费主体无关”的普遍观点。二是以中国部分地区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历史经验，用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对社保缴费结构与劳动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二、理论模型

理论模型是通过分析雇员（参保人）和雇主的行动来研究缴费主体变化的就业效应。理论研究在如下假定中展开。

第一，实行统账结合社会保险制度，单位缴费费率为τf，个人缴费费率为τl。总费率水平τ=τf+τl。本文重点关注个人与单位缴费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影响，所以除了费率之外，个人账户记账比例、养老金待遇支付等其他相关参数都保持不变。

第二，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名义工资为W，企业的用工成本为W（1+τf），工人的缴费后的净收益为W（1-τl）。

第三，关于各企业和员工的信息假定，首先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决定支付给员工的工资水平W和劳动需求L；之后，员工根据企业所支付的工资W再决定其愿意付出的工作努力程度z（z∈[0，1]）。企业对员工的工作以s的概率进行监督，如果发现员工在偷懒，则会解雇员工。

（一）员工的行动

将员工偷懒程度定义为1-z，在企业的监督下，员工被解雇的概率为员工偷懒并且被企业发现的概率（1-z）s，参照Koskela[6]的效率工资模型，员工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maxzVe=（1-s（1-z））W（1-τl）+s（1-z）Vu-h（z）（1）

式（1）中，Ve表示员工的期望收益。h（z）为员工努力的代价函数，定义为h（z）=zρ，ρ>1，h′（z）>0，h″（z）>0，说明员工努力工作的边际成本递增。Vu表示员工失业的期望收益，员工失业的期望收入包括重新找到工作的收入与失业状态收入的加权平均，在不考虑员工个体差异情况下，员工失业状态的期望收入为按社会平均工资实现再就业与处于失业状态能够获得的失业补助金的加权平均。

Vu=W（1-τl）（1-u）+um（2）

式（2）中，W表示社会平均工资水平，u表示全社会失业率，m表示员工没有找到工作能够得到的政府补助（如失业救济金等）。

对于员工而言，工资水平W已经给定了，员工只能通过改变自己工作努力程度来实现收益最大化，员工收益函数Ve对偷懒的一阶条件是：

Vez=sW（1-τl）-sVu-ρzρ-1=0（3）

由式（3）可以解出员工工作努力程度为：

z=sW（1-τl）-qVu1/（ρ-1）ρ1/（ρ-1）（4）

令B=s/ρ1/（ρ-1），因为s∈（0，1）、ρ>1，所以有B∈[0，1]。式（4）可以简化为：

z=BW（1-τl）-Vu1/（ρ-1）（5）

Vu为员工不工作的收益，而W（1-τl）是工作的净收益，所以，式（5）说明员工努力程度是二者之差的指数函数。根据常识，工作净收益W（1-τl）越高，员工就会越努力工作，刚开始时W（1-τl）对z的激励效应比较大，但随着工资进一步提高，其对员工工作努力的激励效应会降低，因此有：dzd（W（1-τl））>0，dz2d2（W（1-τl））<0，所以必有1ρ-1∈（0，1），即要求ρ>2。

摘要：基于中国社会保险费率水平调整的两难选择，文章研究了在总费率不变的前提下社会保险缴费主体结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提高个人缴费同时降低企业缴费而总费率不变的政策对名义工资、员工努力、失业率等的影响。然后以中国社会保险改革的历史经验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保持总费率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个人缴费比重将降低员工工作积极性、提高名义工资水平和失业率。本研究的政策启示是，在保持总费率不变的前提下，以企业为主要缴费主体的制度设计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关键词：社会保险；缴费结构；失业率；名义工资

中图分类号：F8406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4003907

一、背景及综述

当前，中国社会保险制度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是过高的费率水平提高了企业用工成本，降低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吸引力，并影响了就业率；另一方面是由于历史转轨成本与老龄化等原因带来的基金收支缺口将不断增大。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如何在不改变社会保险总费水平的前提下，通过改变缴费结构来降低社会保险高费率的负面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不改变社会保险总费率的前提下，通过调整缴费主体结构寻找一个促进就业的有效方案。

由于许多国家征收社会保障税，所以国外文献更多是从课税主体结构的角度研究对公司课税与对员工课税的就业效应。传统的主流观点是，社会保险课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只与总体的税收担负水平相关，而与缴纳主体无关[1]。但最新的一些研究已经关注到了缴税（费）主体不同对就业可能带来的影响：Koskela and chb[2]认为，由于企业与员工税基（缴费基数）的不同，纳税主体的变化将影响企业与员工真实的税收负担，进而影响就业；Picard等[3]和Goerke[4]研究了在失业保险金与个人纳税（缴费）挂钩的制度安排下，纳税主体变化将影响劳动力市场供求；而Picard等[5]研究了在公司实行比例税，而个人收入实行累进税的制度下，课税（缴费）主体变化，会影响劳动需求与工资；Erkki Koskela等[6]用效率工资模型框架，分析了在预算平衡下（revenueneutral），企业应承担的税收向员工转移会降低员工积极性。国内文献主要集中于社会保险总费率水平研究，白重恩等[7]研究社会保险缴费对消费与储蓄的影响，朱文娟等[8]研究了社会保险费率水平对就业的挤出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社会保险费率过高的现实问题，研究在社会保险费率水平不变的前提下，企业与员工所承担的缴费比重变化对就业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主要贡献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构建了一个研究社保缴费结构对就业及工资影响的理论框架，论证了在总费率不变的前提下，缴费主体的选择对就业及工资具有长期持续的影响。这一结论将改变过去“就业与工资受社保总费率水平影响，而与缴费主体无关”的普遍观点。二是以中国部分地区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历史经验，用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对社保缴费结构与劳动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二、理论模型

理论模型是通过分析雇员（参保人）和雇主的行动来研究缴费主体变化的就业效应。理论研究在如下假定中展开。

第一，实行统账结合社会保险制度，单位缴费费率为τf，个人缴费费率为τl。总费率水平τ=τf+τl。本文重点关注个人与单位缴费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影响，所以除了费率之外，个人账户记账比例、养老金待遇支付等其他相关参数都保持不变。

第二，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名义工资为W，企业的用工成本为W（1+τf），工人的缴费后的净收益为W（1-τl）。

第三，关于各企业和员工的信息假定，首先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情况决定支付给员工的工资水平W和劳动需求L；之后，员工根据企业所支付的工资W再决定其愿意付出的工作努力程度z（z∈[0，1]）。企业对员工的工作以s的概率进行监督，如果发现员工在偷懒，则会解雇员工。

（一）员工的行动

将员工偷懒程度定义为1-z，在企业的监督下，员工被解雇的概率为员工偷懒并且被企业发现的概率（1-z）s，参照Koskela[6]的效率工资模型，员工的期望收益函数为：

maxzVe=（1-s（1-z））W（1-τl）+s（1-z）Vu-h（z）（1）

式（1）中，Ve表示员工的期望收益。h（z）为员工努力的代价函数，定义为h（z）=zρ，ρ>1，h′（z）>0，h″（z）>0，说明员工努力工作的边际成本递增。Vu表示员工失业的期望收益，员工失业的期望收入包括重新找到工作的收入与失业状态收入的加权平均，在不考虑员工个体差异情况下，员工失业状态的期望收入为按社会平均工资实现再就业与处于失业状态能够获得的失业补助金的加权平均。

Vu=W（1-τl）（1-u）+um（2）

式（2）中，W表示社会平均工资水平，u表示全社会失业率，m表示员工没有找到工作能够得到的政府补助（如失业救济金等）。

对于员工而言，工资水平W已经给定了，员工只能通过改变自己工作努力程度来实现收益最大化，员工收益函数Ve对偷懒的一阶条件是：

Vez=sW（1-τl）-sVu-ρzρ-1=0（3）

由式（3）可以解出员工工作努力程度为：

z=sW（1-τl）-qVu1/（ρ-1）ρ1/（ρ-1）（4）

令B=s/ρ1/（ρ-1），因为s∈（0，1）、ρ>1，所以有B∈[0，1]。式（4）可以简化为：

z=BW（1-τl）-Vu1/（ρ-1）（5）

人民币汇率失调的就业效应研究 篇7

根据姜波克 (2006) 的解释, 汇率不仅是一种比价, 也是一种杠杆。根据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实证研究结果得知, 人民币汇率自1999年以来一直处于低估水平状况下的失调状态, 人民币需要升值。为了纠正这种处于低估水平状况下的汇率失调的有效措施需要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 而调整的结果是引发汇率水平的变动, 最终必然因杠杆属性而对国内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

而就业一直是各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所不得不考虑的一个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国内宏观经济变量, 就业问题的解决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情况。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 就业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 从经济角度看, 就业是生产要素的组成部分, 也是创造社会总需求的重要因素, 与就业增加相伴随的往往是经济的增长。从社会角度看, 就业状况与社会的稳定密切相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处于转型经济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就业问题尤为严峻。所以, 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制定, 不可避免地与这些经济社会难题联系在一起, 我们不得不考虑汇率变动对就业问题带来的影响。

2 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有关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就业效应研究, 大多数都是集中于整体经济或某一单个行业部门上。

俞乔 (1999) 认为, 人民币贬值有利于扩大就业, 他估计人民币贬值15%—30%可以增加250万—510万个岗位。周申 (2003) 研究了贸易自由化与汇率政策对国内均衡的影响, 发现推进贸易自由化势必降低对本国企业的保护程度, 减少对国内产品的需求, 不利于就业水平的提高, 解决问题的手段则必须使得人民币适当贬值来促进就业。

但是, 这些研究都将贬值有利于就业作为分析的前提, 缺乏对贬值如何促进就业具体路径的分析, 置信程度不高。

万解秋、徐涛 (2004) 研究了由于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 汇率调整对就业的影响与汇率并轨之前形成鲜明对比, 统计显示, 1994—2001年人民币升值反而有利于就业, 而1981—1993年则为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增加就业, 并建议目前人民币汇率不宜大幅上升, 但有必要对外汇管理和外贸体制进行适时的管理, 以适应日益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体系。范言慧和宋旺 (2005) 研究实际汇率对中国制造业的总体影响发现人民币实际升值将导致制造业就业水平的下降, 而制造业出口份额及投资水平的提高会部分抵消这一影响。

但这些文章并没有考虑到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实, 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水平差异很大, 要素流动困难。

翟银燕 (2003) 的研究也表明, 出口在就业增长中有较大的贡献。在何新华、吴海英、刘仕国 (2003) 的研究中, 借助了结构型宏观经济季度模型 (QEM) 就人民币升值将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分析。政策模拟的结果表明, 为减小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渐进式升值优于瞬间大幅调整。在刘元春、钱宗鑫 (2006) 的研究中, 利用CGE模型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宏观经济各方面的影响。

3 理论模型推导

3.1 模型假设

(1) 假设经济中只包含出口企业, 这一假设在非出口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稳定的情况下同样成立。

(2) 其次, 企业可以选择立即 (在t期) 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劳动需求, 也可以选择推迟投资 (在t+1期进行投资) , 减少劳动需求, 但在进行决策时, 企业只能对其拥有的一定量的资本在未来两个时期内进行分配。

(3) 无论是立即投资, 还是未来投资, 企业的生产函数不变。这反映了短期内, 企业的生产函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4) 如果企业立即进行投资, 投资结束后, 其产品的外币价格是p*, 产量为Yt, 以直接标价法表示的汇率为et。如果企业未来投资, 等投资结束后, 产品的外币价格不变, 仍然为p*, 产量为Yt+1 , 以直接标价法表示的预期汇率为Eet+1。

(5) 企业的投入品只有劳动和资本。因此, 企业的投资需求仅包括对资本品的需求和对劳动的需求。

3.2 模型推导

假设企业的生产函数满足C—D生产函数形式, 则t时期和t+1时期的生产函数分别:

Yt=Kundefined·Lundefined; (1)

Yt+1=Kundefined·Lundefined; (2)

其中K和L分别表示资本品和劳动, 下标t和t+1分别表示目前和未来这两个时期, α和β分别表示资本品和劳动对产出的贡献。

根据前提假设三, 在t和t+1期企业的生产函数不变, 因此在这两个时期企业的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比例不变, 即:

undefined; (3)

显然, (3) 式中, a>0。由 (4) 式可得:

Kt=a·Lt ; (4)

Kt+1=a·Lt+1; (5)

假如该企业对未来盈利的贴现率为i, 企业经营目标是以本币表示收益的现值最大化。由于该企业的产品用于出口, 因而必须根据当时的汇率或预期汇率将收益转换成本币。这样, 该企业的目标函数可以表示为 2:

undefined

由于企业在决策拥有的资本总量有限, 只能在t和t+1时期决定如何分配有限的投入, 则该企业受到的预算限制为:

undefined

假如该企业对未来汇率的预期是在目前汇率的基础上加上一个预期升值幅度 , 那么预期未来汇率与目前汇率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Eet+1=et+η (8)

其中, et+η>0, 即预期的未来汇率不可能是一个负数。

假设预期的未来汇率升值幅度由目前汇率失调幅度和其他因素影响, 那么存在如下关系:

η=-mis+b (9)

undefined

其中, undefined是当期的均衡汇率, mis>0表示目前汇率被高估;mis<0表示目前汇率被低估。目前汇率被高估, 汇率预期会下调;反之, 亦然。

根据 (1) 、 (2) 、 (4) 、 (5) 和 (8) 式, 整理数学公式 (6) 、 (7) , 得到如下的数学表达式:

undefined

解数学表示式, 得到企业在t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Lt:

undefined

根据 (11) 式可知, 其是否存在最优解取决于α+β的大小。当α+β=1时, 该公式没有最优解。其他情况下, 最优解存在, 企业可以根据其中各变量决定在t时期对劳动力需求的最优数量。由企业理论可知, 企业一定在规模经济的区间生产。否则, 如果企业的规模过大, 企业就会分拆成很多的小企业, 因此, 一般来说, α+β>1。此外, 当α+β接近2时, 就业就变成了未来汇率的线性函数通过 (11) 式还可以发现, 如果汇率预期稳定, 即ηt=0时, 企业对劳动的需求与汇率因素无关, 仅仅受贴现率、生产函数参数决定。这表明, 当汇率高度稳定时, 国内就业状况只受工资率、利率、企业的贴现率以及企业生产函数中资本劳动比率等内部因素影响。

根据 (11) 式, 求就业对汇率变动的弹性εL, t, 得:

两式相乘得, 就业对汇率失调程度的弹性 :

undefined

由于 (12) 式中各参数均大于0, 因而εL, η>0, εL, mis<0。因此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汇率贬值变动与就业变化方向相同, 这表明汇率贬值程度越大, 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就越大, 就业率就会提高。相反, 如果企业预期本币将升值, 对劳动的需求将会下降, 就业率将趋于降低。此时, 企业将放弃目前的投资 (即t时期的投资) , 推迟对劳动的需求。如果一国经济中出口企业所占的份额很大, 那么出口企业的行为将导致该国就业率的降低。由此可见, 在外向度较高的经济中, 当本币即将升值或公众形成本币升值预期时, 该国就业状况将会恶化, 失业率会提高。

4 实证研究

由于在涉及的变量处理上有所不同, 根据理论模型, 我们建立实证模型共包含3个变量, 其中就业人数 (L) 为被解释变量, 实际有效汇率 (e) 、均衡汇率undefined作为解释变量。分析所用数据均为年度数据, 期限跨度从1980到2005年, 其中就业人数、实际有效汇率数据全部取自IMF的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IFS) 与《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 其中就业数据是根据就业人数统计指标获得。

均衡汇率以2000年为基期, 该指数上升表示人民币升值, 下降表示贬值, 指数取自IMF的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IFS) 。每年的就业人数 (L) 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4.1 实证模型的检验过程和结果

由于经济时间序列数据通常表现出较强的惯性, 一般都含有单位根的非平稳时间序列, 而传统经济计量模型中误将其作为平稳时间序列, 因而易出现伪回归, 进而得出错误的结论。本处将利用单位根检验, 揭示经济时间序列数据的特性, 通过差分和取对数处理, 将非平稳时间序列数据变为平稳时间序列, 这不仅在较大程度上减少了出现伪回归的可能性, 同时也使拟合方程的经济意义更加明确。在本模型中所使用的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主要有OLS、单位根检验等。

4.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在实证研究中, 对上述数据取对数, 分别记为LL、LRER、LEER。时间序列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平稳性假设, 而大多数经济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因此, 首先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使用EViews 5.0进行ADF检验, 检验结果如下表。

注:D表示一阶差分。

经检验发现, LL、LRER时间序列变量都是非平稳的。为避免伪回归问题, 我们对非平稳变量的对数序列做一阶差分, 使其变平稳, 然后将这些平稳的差分序列放在一起做回归。最终采用的计量模型如下:

D (LL) =V0+V1D (LRER) +V2LEER (17)

上面式子中, D表示一阶差分;V0是截距项, Vi (i=1, 2) 分别表示模型中的各变量的系数。

4.3 序列相关性检验、异方差检验及回归分析

下面用Eviews 5.0 对 (17) 式进行序列相关性检验、异方差检验以及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2a、2b、2c, 及图3 。

4.4 分析结果

经过回归分析后得出回归方程:

R2=0.322517 F=5.712612 D.W.=2.045659样本数:28

4.5 结论

由上式我们看到, 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 =0.322517, 表明回归方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D.W.值为2.045659, 表明方程克服了变量的序列相关性问题。t检验值较大, 显示出回归系数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 实际汇率变动和均衡汇率变动对就业有着显著的反向影响, 验证了前面的理论分析, 人民币实际汇率、均衡汇率升值会减少就业, 贬值则促进就业。

5 政策建议

持续的汇率失调不仅难以维持, 而且会破坏经济的内外部均衡, 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破坏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本文将对汇率失调的两种情况分别加以分析, 由于近段时间人民币汇率主要处于低估状态, 因此本文将对汇率低估作重点分析。

5.1 汇率低估

如果汇率明显低估, 将会对经济资源配置和长期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稳定、收入分配等方面带来严重影响。从资源配置和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 尽管低估的汇率对出口部门有利, 但这损害了国内非贸易品部门的发展, 这实际上意味着对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采取了歧视性的差别政策。汇率低估会使得以外币表示的本国产品价格相对较低, 出口竞争力提高, 同时以本币表示的国外产品价格相对较高, 这抑制了本国居民对进口产品的需求, 限制了进口。另外, 贸易顺差的取得是以本国未能吸收这些资源为代价的。根据“双缺口”理论贸易顺差等于储蓄大于投资的差额, 汇率低估带来的贸易持续顺差意味着本国的储蓄有一部分被国外利用, 而没有完全被投资于国内, 这对通常缺乏资金的发展中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是不利的。

5.2 有管理浮动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中长期目标

从中长期看, 逐渐提高人民币汇率安排的弹性, 实行真正意义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将成为一种趋势。这是更好的发挥汇率在国际收支调节过程中的作用, 以及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必然要求。加入WTO后, 更多地发挥汇率杠杆的作用不可避免。这是因为, 在可供选择的各类国际收支调节工具中, 除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外, 最具直接影响的当属贸易管制、外汇管制和汇率调整这三类 (在资本高度自由流动的国家, 利率也有明显的影响) 事实上,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 中国国际收支的调节便主要依靠贸易和外汇管制。但是, 当贸易管制大幅放松、外汇管制逐渐放松或者在事实上己经变得十分低效而且成本巨大的时候, 汇率的主导性调节地位理应被逐步确认。毫无疑问, 如果长期实行缺乏弹性的钉住汇率安排, 那么汇率是不可能充当主导性调节工具的。

值得指出的是, 增强人民币汇率安排的弹性, 并不意味着主管当局最终会完全放弃对汇率变动的适当管理。即使从长期看也是如此。这是因为, 其一, 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 外汇市场并不是一个充分竞争和完全有效的市场。其二, 在当今所有国家 (包括美国在内) , 外汇市场干预都在某种程度上被看成是一种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可以认为,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结构调整, 在未来的不同历史时期, 为了特定的政策目标, 适时地运用汇率政策, 使人民币处于某种程度的低估或高估将是难以避免的。

参考文献

[1]鄂永健, 丁建平.实际汇率与就业——基于内生劳动力供给的跨期均衡分析[J].财经研究, 2006, (4) .

[2]范言慧, 宋旺.实际汇率对就业的影响对中国制造业总体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 2005, (4) .

就业效应 篇8

乡村旅游是立足于农村, 利用乡村自然和人文景观、农耕文化、农家生活、民俗民风等旅游资源, 通过科学规划和开发设计, 为游客提供观光、休闲、度假、体验、娱乐、健身等多项需求的旅游经营活动。与其相关联或相近的概念还有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农业旅游、生态旅游、农家乐旅游等。但这些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乡村旅游。乡村旅游有其最根本的特性———乡村性。这里“乡村”至少包括了三个层面的含义[1]:一是旅游活动的空间———乡村地域, 区别于城市及 (无人生活的) 自然区域;二是旅游活动吸引物的主要特质———乡村文化 (乡村性) , 存在有形和无形两个方面, 有形的乡村文化表现为乡村的建筑、服饰、食品、田野、果园、环境等物质方面, 无形的乡村文化表现为乡村的制度、民俗、风俗、风情等精神方面, 这种精神和物质的乡村文化就是乡村旅游资源的内核, 与乡村文化无关的旅游都不能称为乡村旅游;三是旅游活动的受益者———乡村人, 必须有乡村当地居民投资或参与或从中受益。“乡村性”的规定有利于加速农村经济与旅游经济的融合, 体现开发乡村旅游的深层价值, 即调整农村经济结构, 增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吸纳能力, 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促进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共同繁荣。本文正是基于“乡村性”这一前提分析探讨乡村旅游的就业效应问题。

二、乡村旅游的就业效应分析

(一) 实证分析

乡村旅游的就业功能非常突出, 发展乡村旅游, 能为农村社会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据预测, 一年接待量10万人次游客的休闲农业景点, 可直接和间接安置300个农村劳动力就业[2]。全国各地的实际发展也践明乡村旅游对农村劳动力的强大吸纳能力。目前, 我国已经有2万多个村, 约800万农民通过发展包括休闲农业在内的乡村旅游走上了致富之路。统计资料显示, 北京市已有11个区 (县) 50多个乡镇331个村开展了乡村民俗旅游接待工作, 其直接从业人口4万人, 特别是怀柔县的北宅村, 已是京郊知名度假村, 其农业休闲度假接待已使全村600余户、1 800余人安居乐业, 同时, 还为邻村提供了250多个就业岗位[3];河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共有2 300个村, 56.5万农户约280万人通过发展休闲农业致富;贵州省农村已有63万余人通过发展休闲农业摆脱贫困, 走上了致富之路;成都市仅从事“农家乐”旅游的直接从业人员3.6万, 间接从业人员18万;桂林阳朔有1.2万户农民吃上了休闲农业饭;湖南浏阳中源人家全村40余户农家参加休闲农业旅游接待并致富;云南昆明西山团结村休闲农业已解决了2 183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4]。长三角地区15个城市总共有17 600多个“农家乐”经营点, 南京市7个郊县2007年农家乐专业户已达107家, 南京市郊县农民因旅游实现人均增收27元, 提前完成了旅游农业促进农民人均增收25元的目标;从2006年起, 上海乡村旅游年均增加就业岗位1.5万个;2006年, 浙江省累计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村1 976个, 经营农户总数11 596户, 实现农民就业人口40万。预计到2010年, 长三角地区乡村旅游业将实现每年新增农村旅游直接就业35万人, 间接就业150万人[5]。截至2009年2月, 武汉市共有乡村游经营单位989家, 2008年接待游客800多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2.95亿元, 带动1.56万名劳动力就业[6]。

从国际经验看, 英国约90%的农场都提供旅游住宿服务, 25%的度假是在乡村度过的;在意大利, 农业旅游被作为乡村农民的生计的补充甚至是主要来源;在法国 (1997) , 乡村度假地共接待了约3.15亿夜, 拥有76 715家饭店, 度假村有55 000张床位, 有23 7558个露营地住所、41 868家可出租乡民居所、1 500个徒步旅行住所、21 466家B&B房, 据法国小旅店联合会的统计, 近七年来一直采用乡村度假的旅游者占44%, 主要采用这种度假方式的旅游者占72%, 更有15%的旅游者一直到同一个乡村度假[7]。

(二) 作用机理

1. 乡村旅游关联带动性强, 产业集群效应显著。

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的服务行业, 行业关联度大、带动性强, 能直接或间接地带动农村餐饮服务业、交通和物流运输业、商业、邮电电讯业、金触业、房地产业、建筑业、轻纺工业、信息服务业等相关部门的发展。根据乘数效应估算, 一般认为, 旅游业每创造1个直接就业, 就将产生另外3个关联就业机会[8]。乡村旅游还具有延伸价值, 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基础设施建设, 能极大地改善农村地区的交通环境和生态环境, 为营造农村地区良好的投资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吸引投资的结果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还可以在乡村旅游的外围环境中得到充分就业。

2. 乡村旅游就业门槛低、适应面广。

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就业的行业层次极其众多, 其中, 有不少工作不需要很高很复杂的技术, 许多工作农村劳动力只需短期培训后即可胜任, 对于年老体弱的农村老人和妇女的就业有着很好的包容性, 对于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民就业提供了有效途径。

3. 乡村旅游投入不大, 就业成本低。

乡村旅游不需要大兴土木和投入巨资去培植景观, 而是从当地农业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特点出发, 利用本身优势给旅游者提供休闲旅游产品, 因此创业投资不大。同时, 农村劳动力可实现就地转移, 可大大节省流动成本。

4. 从业于乡村旅游实现就地转移, 可免于面对异地转移的一系列问题。

农村富余劳动力异地转移将面临诸如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心理归宿、娱憩需求等实际问题, 在得不到有效解决时将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生活压力。从事乡村旅游属于农民就地就业、零距离赚钱, “离土不离乡”或“既不离土, 又不离乡”, 旅游旺季时, 全力投入旅游经营活动, 平时则可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照顾家庭。这样亦农亦旅、农旅结合, 符合目前中国农民的心理需求, 农民乐于接受这种模式。

5. 乡村旅游促使农村和农民市场角色的真正定位。

发展乡村旅游, 可以变农业生产资源为农业资本, 变生态环境资源为生态资本, 变农村民俗资源为农耕文化资本。可以使农民“足不出户就业创业、经营山水增收致富”的愿望成为现实, 更能让农民不再是工业文明施舍的对象, 而成为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供给者, 不再是四处游走的农民工, 而成为农业资源和资本的经营者。农民成为农村市场的真正主人, 他们又重新找回了农村生活的信心和价值。

(三) 存在的问题

在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些不可小觑的问题存在。首先, 在乡村旅游中就业的农村劳动力, 文化技术水平大多较低, 缺乏现代市场经营管理知识, 他们大多数只能就业于乡村旅游岗位的较低端层次。其次, 乡村旅游中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偏倚严重。据笔者调查了解, 在乡村旅游中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有八成以上是中老年人, 乡村旅游极其缺乏对农村年轻劳动力的吸引力。再次, 从业人员市场观念不强, 创新能力不足。易于安于现状, 认为给游客提供食、宿、玩、赏等基本服务就是乡村旅游, 旅游产品单一、呆板、趋同。最后, 乡村旅游就业形象焏需改变。从事乡村旅游的形象地位一直以来不怎么被人们看好, 在乡村地区倾向于认为这是不太正式、不太正统的职业, 认为乡村旅游是农村老人和妇女干的事情。尤其是农村年轻劳动力不屑于从事这项工作, 他们认为外出务工闯荡才更能体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只有远离家门才能干出一番大事业。这些问题的存在, 极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长远高效。一方面, 会遭遇外来冲击, 让位于市场知识经验丰富、资金实力雄厚、拥有大量专业人才的外来经营者, 而当地农民渐渐退居乡村旅游的边缘化地带;另一方面, 乡村旅游后继力量不足, 会导致整个乡村旅游业的停滞或衰败。

三、基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乡村旅游发展的几点建议

1.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发展乡村旅游是适应体验经济时代的需要, 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选择, 也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有效途径。乡村旅游是一种趋势, 有资源条件的地区要合理开发资源、积极开拓市场, 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没有资源条件但有市场条件的, 要扬长避短, 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 补足不够的条件, 发展符合当地市场需要的旅游相关经济, 带动农村就业。

2.要充分挖掘“乡村性”。“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生命, 经营乡村旅游应该把最“土”的东西拿出来, 不要避讳甚至排斥“土”。“乡村性”的表现形式也应该是丰富多样的, 所以, 应努力发现“乡村性”特色, 充分利用好所有可能的“乡村性”, 积极开发适销对路的多元化乡村旅游产品。同时, 要坚定品牌观念, 采取各项措施努力打造特色鲜明、深受市场欢迎的产品形象, 以品牌优势占领市场。

3.要做好人才规划。乡村旅游能不能发展起来, 关键问题不是旅游资源是否丰富, 在我国乡村各地区都不同程度的拥有一定乡村性旅游资源。而真正的差别是在于有没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乡村旅游人才。“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现在和将来乡村旅游将会越来越体现为人才竞争。所以, 要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经营和发展, 进而实现农村劳动力长效转移, 就必须切实重视人才问题, 要对乡村旅游人员配置、人员需求变动、人员教育培训、人员管理以及人才开发投入等各方面进行全面规划, 组织建设人才梯队, 保证乡村旅游发展的后续力量。

4.要加强从业思想和技能教育培训。从业于乡村旅游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缺少服务、管理、投资和对当地文化深入了解等方面的知识, 更缺乏高品位的经营理念, 对乡村旅游的行业认识也远远不足。因此, 首先要进行宣传教育, 提高认识, 明确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其次, 要对从业人员进行语言、服务、管理、职业道德等内容的培训, 提高其文化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 必要的时候要灌输和培养职业化思想和技能, 提高职业化程度;最后, 要经常组织市场调研和市场分析, 掌握市场动态变化, 强化市场意识, 学习市场化运作。

摘要：乡村旅游具有很强的就业效应, 它的根本特性是乡村性, 能极大地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目前, 从业于乡村旅游的农村劳动力文化技术水平大多较低、年龄结构偏倚严重、市场观念不强、创新能力不足, 极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长远高效。因此, 基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 发展乡村旅游要充分挖掘“乡村性”, 要做好人才规划, 并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加强从业思想和技能的教育培训。

关键词：乡村旅游,就业效应,农村劳动力

参考文献

[1]杨敏.乡村旅游[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7:1-2.

[2]王洋.乡村旅游魅力遍神州[N].中国旅游报, 2007-01-05 () .

[3]刘红玉.多功能视角下休闲农业与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J].台湾农业探索, 2009, (4) .

[4]杨载田.休闲农业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探索[C]//中国农学会学术年会暨全国休闲农业论坛文集, 2007:204-207.

[5]何可凝.以乡村旅游促进农村劳动力多元化就业问题探讨[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8, (8) .

[6]国家农业发展网.湖北武汉乡村旅游渐兴旺[EB/OL].http://nyfz.gov.cn/TodayArgi/list_129.html.

[7]厉新建.中国旅游就业效应分析与制度创新[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5) :29-34.

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分析 篇9

一、对财政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计量分析

拉动投资需求是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 国家预算之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总体投资需求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货币的发行量是货币政策中用于宏观调控的方式。 “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对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表述, 我们可以通过对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发行量与就业之间关系的探究, 来分析财政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 本文根据生产函数的形式建立了一个函数模型:

其中H为就业量,K为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M2为影响就业的其他因素,a、b表示就业弹性系数。 对该公式两边求导得到:

建立回归方程后通过相关软件对以上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得到该模型的回归结果:

运用T检验和F检验,表明该方程和变量具有较好的显著性。通过对以上模型的回归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每增长1%,就业量就会相应地增长0.00892%,货币供应量每增加1%,就业量就会相应地增长0.059601%。 货币作为社会经济中各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交易媒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分配和组合方式, 因此货币政策能够显著促进社会经济中各种潜在产出能力的增长。 从量化的角度进行分析表明,宏观财政调控政策能够显著推动就业。 特别是近几年货币政策在我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宏观调控政策下的就业效应还有一定的局限性。 货币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拉动内需方面的效果还不是很理想。 同时,由于现阶段银行信贷配给机制的自身抑制,以及银行在风险控制中出现的资金短路等情况, 导致大量资金在银行体系内部滞留,不能有效拉动市场投资和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就业。 因此,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并且对两者进行有效协调,发挥各自的优势以改善我国的就业问题。

二、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促进就业的建议

(一)改善短期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策略

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 在现有的市场体制下优化国债的期限结构, 并且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增强对国债项目的资金配置管理,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结合在一起。 通过利率调节和信贷进行国债融资来调节货币的供应量, 达到财政和货币政策相互促进的目的以促进就业。优化财政支出方式。我国的财政资金应该在投资公益项目的基础上,增加对基础性项目的投资金额,特别是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产品的投资, 同时适当增加间接投资例如财政补贴等。

(二)形成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以促进就业

以财政和货币政策搭配来调整产业结构。 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搭配的方式加大对第三方产业的支持力度,解决中小企业“借贷难”的问题, 在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帮助第三方产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并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稳定货币升值预期和推进货币政策双轨机制。 维持银行信贷市场中较高的利率,并且抑制投资总额的较快增长;维持货币市场较低的利率,以改善货币升值的压力,即在我国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中实行双轨机制。 深化双规制度以保障在长期内调整货币的资金流动方向和流量,促进就业人数增长。 通过税收手段和汇率制度相结合的方式稳定货币值, 促进商品的进出口并带动相关贸易的发展,以此吸引更多的劳动力。 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加大对各级培训机构职业培训经费的投入力度, 鼓励职业教育和培训并且优化教育培训机构,有效提高职业培训质量,保障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银行的信贷机制也应该进一步向民办学校倾斜,解决这些学校教育经费融资难的问题。

三、结束语

我国现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没有达到有效协调, 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政府应该改善短期内的市场供给和需求,并形成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以此产生长效机制来缓解就业压力。

摘要：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控制失业率、促进就业。目前我国劳动力过剩、结构性失业矛盾等问题日益突出,财政和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支柱之一,是决定政府宏观调控效果的重要因素。虽然近年来我国频繁使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且探索了完善两者组合的运用方式,但这两项政策还没有得到有效协调。本文对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就业效应进行了分析,以此探讨缓解就业压力的方法。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效应

参考文献

[1]刘星,刘伟.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就业效应——基于1978~2008年的经验数据[N].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07)

[2]朱翠萍,蒋智华.政府财政支出的就业效应与政策建议[N].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03)

大学生就业中的“马太效应”分析 篇10

一、大学生就业中的“马太效应”

《圣经》中《新约·马太福音》有一则故事, 它的寓意是贫者越贫, 富者越富。知名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在上世纪60年代首次将“贫者越贫, 富者越富”的现象归纳为“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在大学生就业现象中也同样存在。名校和本科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就不再例举, 就举所处的高职院校学生的例子。

本院会计专业毕业的一位邹学生, 毕业时学院非常想留用她, 担任实训中心教师;她的父母又非常希望女儿回本地区考公务员;她自己通过投简历和面试, 获取了两个公司会计职位的Offer。同学们都很羡慕她有这么多的机会, 还可以选择。最后她选择了一家汽车公司浙江分公司的财务助理职位。去经营规模较大的公司做会计是她的职业目标, 所以, 当机会来临时, 她会取舍,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这份职业。毕业两年后, 她已担任两家汽车公司的财务部经理。

又是一位本院市场营销专业毕业的颜学生, 毕业前在杭州一家著名饮料公司实习, 毕业时该公司非常希望与她签约, 在公司的市场营销部工作, 有望培养成为营销主管。但她欣然放弃了这份有多少同学在向往的职位, 选择了一所较偏远地区的职高学校做老师。很多同学都纳闷, 认为这么好的工作条件和环境怎么会放弃。因为, 她的职业目标很清楚, 就是想做一名会计教师, 现在已获得了硕士学位。

再举一例, 一位投资理财专业的周学生, 毕业时一家证券投资公司有意向录用他;同时一家贸易公司也给了他签约的机会。结果, 这位学生选择了自己创业。毕业一年后, 他自己的公司业务做得不错, 经营管理等方面也已经上了轨道。这位学生在大一年级就开始为自主创业作准备。

与其相反的是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学生, 或经过学校后续培训仍然找不到工作的学生, 或初就业后又失业的学生也有一定比例。有一位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一年后仍在家里做“啃老族”。

在就业工作中, 我们发现身边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二、就业中的“马太效应”分析

为什么贫者越贫, 富者越富?为什么同样是大学三年或四年的学习和生活, 有的同学毕业后就业机会一个接着一个, 而有的则一个机会都没有?这与学生所拥有的资源多少有关。拥有的资源越多就越有可能获得成功, 最终成为“赢家”。这也是我们经济学上所说的“资源优势”。什么是资源?所谓资源就是为做某件事情所具有的条件。拥有丰富的资源意味着拥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也意味着拥有更加优势的地位和更强大的潜力。大学生就业中体现的优势资源是什么?应具备怎样的资源才能“富者越富”, 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 并使自己的职业可持续发展, 获得更多的成功机会。

从上述几位学生的例子分析, 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1、明确职业目标。

三位学生的职业目标都很清楚。邹学生的职业目标是去规模较大的公司做会计, 颜学生的职业目标就是想做一名教师, 而且是会计教师, 周学生的职业目标是自己创业。职业目标的确定是在不断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的生活目标、价值观、职业兴趣、职业能力和个性特征的基础上找出自己的职业倾向, 然后根据社会和市场上可以提供给你的机会, 确定自己的职业目标和发展方向。设计职业通道和行动计划, 并付之行动。规划好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对一个大学生来说关于重大, 它直接影响到整合一生的职业发展。有了目标, 就有努力的方向。有些学生很想努力, 但找不到着力点。有些学生很投入, 但没有目标, 什么证书都想考, 也都去考, 到就业时发现不是所有证书都能用上, 也不是证书越来越好, 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2、培养职业能力。

职业能力有显性职业能力和隐性职业能力。显性职业能力是你在求职简历中的要素内容, 也是你能在简历上晾出来的优势资源。同时, 也是用人单位一眼就明白的亮点。三位学生毕业时已经拥有显性职业能力:邹学生是大学自考本科会计专业学历, 会计职业资格证书, 大学英语四级, 企业和会计事务所实践经历, 校级优秀毕业后, 担任学校和班级学生干部两年, 成功组织过一次全校性的学生活动等。颜学生是高职市场营销专业, 大学自考本科会计专业学历和学位, 大学英语四级, 论文多次被发表在学院期刊和其他公开刊物上, 省级优秀毕业生, 三年中分别担任班长和学习委员, 多次组织和开展班级有成效的活动等。周学生担任学生社团主席, 在大一年级组建了学院“未来企业家协会”学生社团组织, 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团活动, 有与企业家接触、交流的机会和经历;有证券公司和企业实习的经历等。他们拥有的隐性职业能力: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能在高职三年中, 既完成高职学业, 又完成本科学业, 这需要毅力和坚韧。尽管周学生在学历上与其他两位不同, 但他在企业家身上学到了学历教育不能给予的创业思路和创业精神;具有运用知识的能力, 即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这是一种智慧, 也是一个人可挖掘潜能的源泉。其实, 人与人的差异, 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差异。

3、提高职业素质。

三位学生拥有的职业素质是共同的, 包括正确地认识自我和认识他人, 正确的价值观, 具有诚信的价值观等;具有自信、积极、有勇气、有胸怀等态度;具有善于学习、合作沟通、人际交流、有追寻理想等行为;具有自我控制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敬业精神, 责任意识、遵纪守法意识, 崇尚正义、心地善良、意志坚韧等内在个性品质;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 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人等内在动机等。

具体地说, 就是自我认识、价值观、态度、行为、个性品质、内在动机等基本要素。 (1) 自我认识。在自我认识的各个不同方面中, 个人效能的自我认识或知觉或许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最具有影响力。自我效能感是一种重要的行为决定因素, 它对行为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支持行为的各种技能。大学生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 并不等于在多种环境中都能够很好地运用这些专业知识和技能。职业能力的充分发挥, 既需要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也需要有效运用知识和技能的自我效能信念。所以, 自我效能信念是其行为和动机的关键因素。 (2) 动机。动机是推动一个人为达到一定目标而采取行动的内驱力。动机对行为起着维持和加强的作用, 强化行为以达到目的。动机是引发、指导、维护个体行为的力量源泉, 是个体内部驱动力和内在的愿望。 (3) 价值观。价值观是每个人判断是非善恶的信念体系, 它不但引导个体追寻自己的理想, 还决定一个人生活中的各种选择。在这个意义上, 个体的任何行为, 都是自身价值观的流露。价值观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如果一个人有良好的价值观, 就能对职业负责, 对社会、企业和个人具有较高的责任心。如果一个人的价值观是扭曲的、邪恶的, 那么, 他在其他方面的造诣越深, 他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大学生树立诚信、自尊、品德以及对企业和社会贡献的价值观最为重要。 (4) 态度。态度是个体对特定的人、观念或事物的稳固的, 由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成分组成的心理倾向。态度是行动的前提, 态度受价值观的指导, 态度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一个人最为重要的态度有六种:积极主动力、同理心、自信、自省、勇气、胸怀。 (5) 行为。行为是自我认识、动机、价值观、态度在具体行动中的反映, 行为是每个人自己与自己, 自己与他人, 自己与社会接触和沟通的必然结果, 行为是社会衡量一个人的外在指标。与六种态度相对应的行为有:努力学习、人际交流、发现兴趣、有效执行、追寻理想、合作沟通。 (6) 个性特征。个性是一个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一种较稳定的心态和行为特征。不同的个性, 其行为动机、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也不同。有的人稳定、冷静、办事有条理且工作细心, 有耐心。而有的热情、激进, 行动敏捷且精力充沛。个性的差异, 会使人的精神、情绪和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显然, 这部分资源是一个人职业可持续发展和人生成功的关键性资源。

在大学生就业难的当前, 如果拥有优势资源就能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职业的可持续发展, 以及人生的成功机会。拥有优势资源会“富者越富”, 而缺乏优势资源会“贫者越贫”。最终导致“马太效应”的恶性循环。

参考文献

[1]、班杜拉　著.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2]、李开复.做最好的自己[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3]、谢芳.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N].经济学消息报, 2005.1.14

就业效应 篇11

关键词：大学毕业生；就业；均衡；“马太效应”

一、“马太效应”新解

追溯“马太效应”，其引申于《圣经》中“马太福音”之词，意即“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1973年，美国科学史研究者莫顿用这句话概括了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对已有相当声誉的科学家做出的科学贡献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那些未出名的科学家则不承认他们的成绩。”并将此种社会心理现象命名为“马太效应”。

其实，“马太效应”一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颇多，如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股市中再融资的“马太效应”等，对于人才流动和大学生就业市场仍然适用，无不体现一个核心意思：即越是资源多的地方，越容易吸引资源，发展越快；越是资源少的地方，发展越慢，越不易吸引资源、留住资源。这个“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等。对于“马太效应”的新解，主要在于其本身存在两个方面的衍生：聚集效应和溢出效应。

1聚集效应。在特定的条件下，对于任何资源来说，若为人所用且使用妥当，则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使用价值。同时，由于其本身具有一种“聚集效应”，就像磁石一样，对周围产生一种辐射作用，建立起一种社会价值网，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人與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网，这只网散得越开，其所网络的资源越多，可用的资源也越多，创造的使用空间越大，机会越多，选择的余地也大，资源之间的相互组合结构越来越层次化、系统化、规范化，其发挥的价值也就越大。这就是资源“聚集效应”的优越之处。

2溢出效应。同时，在另一个方面，“马太效应”也存在着与其对应的资源“溢出”效应。即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任何同类资源或者替代资源过多，在一定规模的限制下，在同等条件下，部分资源的选用率降低，闲置机率增大，或者是被粗放型使用。虽然其总的资源效益发挥得淋漓尽致，但规模效益递减规律提出，随着规模的逐步扩大，单位的规模效益随之逐步降低，则使得部分资源予以闲置或者低效益的消耗浪费，表现为资源的“溢出”(非自愿溢出)。且只有这种资源的“溢出”并被及时转移和使用方能得到优化配置，从而达到资源整体效益最优化。

当然，资源的聚集效应与溢出效应是相对的，同时也是相辅相成的，聚集效应向溢出效应转变后，又会形成一种新的聚集效应。

二、大学生就业的“马太效应”产生的影响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成为国家和社会各界较为关注的焦点。为进一步促进大学生就业，国家和地区出台了相关的规章制度来引导和帮助大学生就业。同时，大学生就业率也成为反映现代高校教学质量水平和专业设置的指标之一，也是高校竞争的关键内容。从大学生就业流向来看，其“马太效应”主要体现如下：

1聚集效应的形成。地方性高校毕业生就业意向的调查分析和闵维方等的《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显示，大学生在就业单位性质、就业地区、职业种类、期望月薪、就业单位工作质量重视程度、就业心理状况等就业意向上都存在共同之处，即在就业单位上主要面向机关、事业单位、三资企业；在就业地区上主要是沿海城市；在职业种类上选择公务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工程师；在就业单位工作质量上选择行业发展前景较好、工作环境舒适、专业对口、能施展自己才能、适合自己性格能力、利于发挥创造性、工资福利待遇较高的单位。《2006年全国毕业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毕业生愿意投身的行业依次为通讯电信、金融证券、计算机、互联网和贸易，工作岗位主要分布在技术研发、市场广告、人力资源管理、贸易采购和行政后勤，而上海、北京和广东成为2006年应届毕业生最愿意工作的地区，其次为江苏和浙江。正是基于此，大学生就业会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的行业、地区、职业等方面都会形成一种“聚集效应”，这与就业观念密切相关，具有传递性和推广性，受制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个人人生观，而且这种聚集效应的影响力大于其他资源，也是较为深远的，这种效应的消退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2溢出效应的产生。大学生就业的聚集效应所产生的聚集效益是有限的，必然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潜力、当地就业水平、人口容量相关、竞争格局所影响。当达到一定规模时，资源的竞争会导致闲置和浪费。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中，“溢出效应”所体现的突出问题就是理论界研究颇多的人才“高消费”问题和人才的闲置。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对于同一个地区或者是行业、单位来说，其职位总是有限的，一个萝卜一个坑，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的人事制度下，其变动和选择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因此，多出的大学生则或被挤出或被“高消费”，较高的人力资本投入将无法补偿，人才的价值也难以得到体现，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开始被质疑，这对于国家来说也是一种资源的极大浪费。人才“高消费”集中体现在选用单位和部门对人才的定位，他们不是根据用工需要，而是相互攀比，竞相以高文凭、高学历为条件，常常是将人才招聘进去，然后束之高阁，出现了大材小用、高能低用的怪现象。

三、如何实现“马太效应”功能的逆用

综上所述，“马太效应”的“聚集效应”与“溢出效应”之间矛盾对立，即聚集导致人才的高消费与人才的饥饿症的矛盾对立，但又彼此相辅相成，“溢出效应”不断地输出、挖潜和激活沉积的人才，为溢出人才开辟出更广阔的空间，进而又为“聚集效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马太效应”的功能逆用正基于此。

1建立和健全溢出人才安排机制。“溢出效应”是一种压迫性的溢出，非自愿性。对于溢出的大学生来说，必然在心理上有所影响。因此，如何吸引被溢出的大学生，则需要一个弥补的机制和政策来引导。根据对大学生就业意向的调查，需求的满足应该是择业的基本出发点。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充分发挥自己能力，实现自身价值是大学生择业的最高选择，而切实解决和满足自身实际需求是实现其最高选择的基础，如人事、社会保障、子女读书等。因此，在溢出机制的建立过程中，关键在于政策环境的创造。以人为本，从制度上保障大学生就业和创业的条件。进一步推动相关人事、劳动用工、户籍管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解决大学毕业生最关心的最担忧的人事关系、职称评定、职务晋升、子女读书、社会保障等问题。如四川省出台了《关于当前搞活人才工作的14条措施》，在西部地区产生了强烈反响。这14条措施突破了不少传统人事政策禁区，如打破身份界限、所有制界限、地域界限、岗位界限、离退休人员界限等一系列限制；取消职称指标控制，推行评聘分开等。为人才开发打开了一条绿色通道。

2畅通溢出人才流动渠道。对于东部沿海经济较为发达地区，人才的聚集远远超过了本地区所创造的职业机会，那么，使得一部分大学生必然会被“溢出”，出现了某些大学生在择业方面的“高不成、低不就”，陷入了选择性择业的怪圈。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可以“虚位以待”的方式，去吸引这部分被“溢出”的大学毕业生，给机会创造，满足其需求，使之能施展才能，实现个人价值。由此逐步形成一种氛围，产生“聚集”效应，让更多的大学毕业生投身于西部大开发一展才能，创一番事业，变溢出效应为溢出效益，在新的地区、行业、领域建立起新的人才聚集效应，创造出新的聚集效益。同时，对溢出人才的流动放松限制，畅通流动渠道，实现人才资源的自由流动，促进人才资源的交流，从而有利于人才资源素质水平的提高。

就业效应 篇12

青年个人的的就业决策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这两个因素有关。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的收入效应是当个人陷入贫困成为低保对象时, 将会得到相当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救济, 个人即使不工作也能获得一定的收入。收入效应通常用替代率来衡量, 即个人或家庭获得的低保救助相当于其工资的百分比率。替代效应则指由于工作导致收入的增加, 按规定低保救助金将会减少, 从而降低了个人不工作的成本或工作的效益。替代效应通常用边际有效税率来衡量。边际有效税率是低保对象参加工作后, 每增加一单位的收入, 其救助金应相应扣除的比例。

边际税率指当工作收入增加时所获低保金减少的比例, 在我国是100%;替代率则是指个体在不工作时获得的社会保障及救助金额与工作收入的比例。依照微观经济学关于劳动供给的分析框架, 有以下假设:经济中个体的行为遵从理性, 目标是最大化其效用函数U (C, L) , 其中C代表以货币计算的消费品数量, L代表享受闲暇的数量, 以时间计算。效用函数满足

>0, >0, 并且闲暇是正常品, 其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零。为方便讨论, 假设不存在禀赋。

最低保障线为DB, 工资率为w, 个人可利用时间为T:

实施低保政策之前, 个体的预算约束为w L+C=w T;

实施低保政策之后, 预算约束变为w L+C=w T+max{DB-C, 0}。

对收入效应的分析表明, 个人或家庭随着低保收入的上升, 其工作意愿会相应地减弱。即替代率越高, 工作意愿越低;替代率越低, 则工作意愿越高。对替代效应的分析则表明, 扣减的边际有效税率越高, 则个人或家庭就业的意愿越低, 越容易产生福利依赖思想和行动。

另外, 从分析中也可以看出, 当边际税率为100%时, 如果个体在低保之前选择的工作收入低于低保线, 则他的意愿劳动供给将减少到0, 也就是完全不参加工作。

从这个理论模型中, 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1) 替代率的增加倾向于导致劳动供给的减少, 也就是说, 低保政策的实施将减少低收入人群的劳动供给, 低保线上调时, 对劳动供给的负激励效应也将增大。 (2) 在100%的边际税率下, 享受低保的人群将完全退出劳动市场。

因此, 在短期内政策应着眼于解决一些较为细节的问题, 比如将家庭规模因素纳入低保制度、扩大附带福利政策的适用范围等, 使低保制度更加细化、合理化。长期内如果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可以参照发达国家的类似政策将低保标准调整至平均收入的50%左右, 使其符合贫困群体的发展需求, 同时引入“工作福利”政策以降低对就业的负激励。为减小“福利断口”, 可以考虑直接使相关救助货币化, 或是建立最低生存所需费用+教育券+医疗保险+其他补贴、总额与发展标准相当的的低保标准, 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取消或弱化政府直接介入的配套福利政策。

二、家庭规模效应影响分析

家庭规模对需求具有较大的影响, 因而也影响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制定。一般来说, 家庭需求会随家庭人数的多少而发生变化。家庭规模越大, 所需支出的数量越大, 需求的增加与人数的增加呈正相关关系, 但不是成绝对的正比例关系。随着家庭规模的增大, 由于规模效应的存在, 所需支出的增加量会逐步减少, 呈现出增速递减的现象。在经济学中, 家庭中每增加一个人所需增加的支出的数量, 通常用当量等级或当量弹性来衡量。在计算时, 一般以单身标准为1, 每增加一个人所需增加的支出的弹性在0~1之间变化。如公式B=B1×SE所示。

其中, B为单身标准, E为需求弹性, S为家庭中的成员个数。根据Atkinson等人对OECD国家做的调查研究显示, 在与单身人士的生活标准保持一致的情况下, E的值大致为平方根。例如, 假定单身标准为100, 则两人家庭的需求标准为100×20.5=141, 三人家庭为173, 依次类推便可。

然而, 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的是按人头计算的救助标准, 并没有考虑家庭规模的变化给家庭总开支带来的规模效应。例如, 三人户的家庭中, 所得低保收入为一人户的3倍, 大大超过最低工资收入标准, 致使三人户家庭中即使有某一成员能找到工作也不愿意就业的现象。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设计没有考虑家庭的规模效应, 既不能有效地节约低保救助资金, 同时, 也不能有效地提高低保对象的工作意愿, 可能导致“失业陷阱”和“贫困陷阱”。“失业陷阱”是指由于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许多低保对象本身素质较低等原因, 低保对象也许只能从事一些非全日制工作, 月收入可能低于最工资标准。对于规模在2人以上的家庭, 由于难以找到工资水平较高的工作, 他们参加工作的动力不强, 宁愿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也不愿意寻找或从事工作, 从而陷入“失业陷阱”。“贫困陷阱”是指由于我国低保制度实行的是100%的有效边际税率, 因此, 对低保家庭来说, 有人就业并不能有效地增加家庭的收入或只能增加很少的收入, 因此, 低保对象参加工作的意愿不强, 长期处于贫困状况, 陷入“贫困陷阱”。

摘要：本文就低保政策对青年就业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设计没有考虑家庭的规模效应, 既不能有效地节约低保救助资金;也不能有效地提高低保对象的工作意愿, 可能导致“失业陷阱”和“贫困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