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效应

旁观效应（共5篇）

旁观效应 篇1

一、引言

我国已经逐渐迈入老龄化社会, 65岁及以上老年人达到1.5亿。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 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每年有30%出现过跌倒, 据此估算我国每年将有4000多万老年人至少发生1次跌倒, 而跌倒往往是导致老年人伤残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2006年全国疾病监测系统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中每10万人中就有近50人是因为跌倒死亡的, 据此推算, 每年就有几万老年人直接死于跌倒。

但是与此相对的却是社会上“扶不起的老人”的风潮, 从“南京彭宇案”到“天津许云鹤案”, 伸出帮助之手的旁观者反被老人讹诈。而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中, 旁观者的冷漠更是令人发指。关于民众的“道德滑坡论”、“旁观者效应”等等说法层出不穷, 而法院对于老人讹诈的两个“荒唐”判例, 更造成了关于“扶老人”社会信任体系的整体垮塌。

本文尝试从博弈论的视角, 对于扶老人的行为进行分析, 首先找出影响参与人双方的道德满足感、法律惩罚、帮助成本、讹诈收益等因素, 建立完全信息动态模型探讨影响老人选择讹诈的原因。接着侧重分析旁观者的道德水平对于博弈的影响, 在不完全信息动态的模型中延续了成本收益分析的思路, 将旁观者的类型加以划分, 得出影响旁观者决策的主要因素, 最后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的构建与博弈分析

(一) 完全信息动态模型

1. 模型假设

该模型有如下假定: (1) 旁观者和老人的的最佳行动都是使自己的效用函数最大化, 即双方都是理性的。 (2) 效用函数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物质的, 如旁观者为帮助老人花费的金钱、时间等等, 另一部分为心理感受, 如旁观者因为没有帮助老人受到的道德谴责等。物质效用和精神效用两个部分具有线性可加性。 (3) 对于旁观者和老人来说, 双方的选择和收益函数都是共同知识, 双方已知。 (4) 效用传递, 旁观者帮助老人所付出的金钱、时间等等因素能传递给老人。

2. 变量说明

考虑一个老人跌倒, 旁观者经过的情景。对于老人来说, 其行动集为{讹诈, 不讹诈}, 而旁观者的行动集为{帮助, 不帮助}。博弈的时间顺序为:老人跌倒, 旁观者决定是否上前帮助, 如果老人观察到旁观者选择帮助则决定是否讹诈, 博弈结束。

双方的收益函数构建如下:

H———表示旁观者帮助所耗费效用, 并假设此效用能完全传递到老人, 即老人受到帮助时能够同样获得H的效用;

M———表示旁观者在成功帮助老人后道德满足感, 前加负号则表示旁观者因为没有帮助受到的道德谴责 (代表相应的损失) , 此处假设M-H>0;

C———表示老人讹诈可能所得;

e———表示老人的受伤水平;

a———调整系数, 0～1之间, 意味着即使旁观者不帮助, 也存在老人恶意讹诈的情况 (在现实中时有发生) , 此时旁观者的损失为老人讹诈损失乘以调整系数, 加上道德心情损失。

3. 模型建立

根据上面的标准式, 将此博弈以博弈树的形式描绘如图1所示。

在博弈的第二阶段, 若旁观者选择帮助, 讹诈的收益H+C比不讹诈的收益H高, 所以老人会选择讹诈;而旁观者若选择不帮助, 老人进行恶意讹诈 (比如赖上旁观者或者进行恶意勒索、甚至子女帮助讹诈) 收益-e+C*a也比不讹诈的收益-e高, 因此对于老人而言其最佳策略为 (讹诈, 讹诈) , 若旁观者预测到老人的收益为 (讹诈, 讹诈) , 则第一阶段旁观者选择不帮助的收益-M-C*a比选择帮助的收益-H-M-C的收益高, 因此旁观者最佳策略为不帮助, 因此博弈的逆向归纳解为{不帮助, (讹诈, 讹诈) }。

由于讹诈存在的法律惩罚风险, 接下来我们向模型中添加一个变量L, 其意义是表示老人在讹诈过程中可能的遭受法律惩罚损失。L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的严格程度, 法律严格程度越大, L的值越大。

此博弈的标准式表述如表1所示。

那么当旁观者选择帮助时, 老人讹诈之后的收益变为H+C-L, 旁观者选择不帮助时, 老人讹诈之后收益为-e+C*a-L。

当法律在搀扶老人相关救助和规定上比较松弛使L的值很小, 如果C*a-L>0 (因为a<1所以C>L) 那么根据逆向归纳法, 老人仍然会选择讹诈, 因为讹诈的收益仍然比不讹诈高。

当法律极其严格时, 即在C-L<0的情况下, 讹诈反而会给老人的收益带来负值, 此时老人严格占优的策略为 (不讹诈, 不讹诈) 。给定老人的最优选择, 旁观者帮助的收益M-H大于其不帮助的收益-M, 因此旁观者选择帮助。在C-L<0, 子博弈精炼解为{帮助, (不讹诈, 不讹诈) }。

4. 结果分析

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出, L表示了老人在讹诈过程中可能的遭受法律惩罚损失, L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的严格程度。联系现实, 若法律规定对于讹诈行为有足够的惩罚, 那么老人必然不敢“以身试险”。因此宽松的法律可能是影响老人选择讹诈的原因之一。

(二) 不完全信息模型

旁观者在这个博弈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旁观者的帮助与否可能直接决定着老人的生死, 而在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中, 旁观者的冷漠令社会震惊, 本文设计信号博弈将旁观者的类型分为高道德和低道德, 对旁观者的策略进行分析。

1. 模型假设

模型的假设与完全信息动态模型假设中 (1) (2) (4) 相同, 并添加两条假设: (1) 自然根据特定的概率分布给定旁观者的道德水平高低, 且p (高) +p (低) =1, 老人对于旁观者道德水平高低的推断取决于贝叶斯法则。 (2) 不同道德水平的人其搀扶老人所获得的道德满足感 (M) 值不同。

2. 变量说明

信号博弈的时间顺序为:自然决定旁观者的道德水平是高或者低 (高道德的概率为d, 而低道德的概率为1-d) , 旁观者意识到自己的道德水平, 看到老人跌倒之后, 旁观者决定是否上前帮助, 如果老人观察到旁观者选择帮助则决定是否讹诈, 博弈结束。

对于旁观者来说, 旁观者的类型为{高道德, 低道德}, 旁观者的行动集为{帮助, 不帮助}, 对老人来说, 其行动集为{讹诈, 不讹诈}。在这里, 高道德和低道德影响了旁观者的决策, 高道德的人或许会倾向于帮助老人, 获得较高的道德满足感 (即M值) , 而低道德的人可能对帮助老人没什么兴趣。但同样, 高道德的人会因为害怕受到讹诈而选择不帮助, 低道德水平的人也可能一时兴起从而选择帮助。

假定M1为高道德的人获得的道德满足感, M2为低道德的人获得的道德满足感, M1>H>M2。

3. 模型建立

信号博弈模型建立如下, 这一个两类型、两信号的博弈有4个可能的纯战略精炼贝叶斯均衡: (1) 混同于帮助 (2) 混同于不帮助 (3) 分离, 高道德时选择帮助, 低道德时选择不帮助 (4) 分离, 高道德时选择不帮助, 低道德时选择帮助。

我们依次分析这四种可能性并求解一定条件下的纯战略精炼贝叶斯均衡。 (图2表示)

我们假定L很大 (C<L时) , 老人的占优策略是 (不讹诈, 不讹诈) , 此时高道德旁观者的最优策略为帮助, 而低道德旁观者是否选择帮助取决于M2-H和-M2之间的大小, 当M2>H/2时, 低道德旁观者的最优策略为帮助, 使得混同于帮助的精炼贝叶斯均衡存在。由于高道德旁观者总是选择帮助, 因此不存在混同于不帮助和分离均衡 (不帮助, 帮助) 的情况。而当M2<H/2时, 存在分离均衡 (帮助, 不帮助) 。 (表2所示)

4、结果分析

从信号博弈中我们得到两个纯战略精炼贝叶斯均衡:M2>H2, 存在着 (帮助, 帮助) , (不讹诈, 不讹诈) 为混同精炼贝叶斯均衡。当M2<H/2时, 存在着 (帮助, 不帮助) , (不讹诈, 不讹诈) 为分离精炼贝叶斯均衡。对于低道德的旁观者, M2和H之间的大小关系是影响了是否帮助老人的决策, 若帮助别人的成本大于了自己的道德满足感, 最优的结果就是选择不帮助。而随着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 低道德的旁观者越来越多, 由于帮助的成本太高, 而获得的道德满足感太小, 因此对他们而言最优策略是选择不帮助。

假使将L的值变小 (可以考虑接近于0) , 此时老人的最优策略为 (讹诈, 讹诈) , 依照上述的思路再次进行分析, 得到在博弈中仅存的[ (不帮助, 不帮助) , (讹诈, 讹诈) ]为博弈混同的贝叶斯均衡, 这与完全信息模型得出的结果一致。即在法律保障缺失的情况下, 无论高道德还是低道德的旁观者都会对老人摔倒这件事情“避之不及”, L的大小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今社会人情冷漠的现象。

当我们假设旁观者的类型不再是自然给定, 而是可以改变的时候, 即使最优策略为 (不帮助, 不帮助) , 高道德旁观者依然要比低道德旁观者承受更多的自我道德谴责, 那么高道德旁观者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类型使自己变为低道德的人, 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 造成道德水平的滑坡。而同样, 当法律不健全时候, 即使是高道德旁观者也难以承受被讹诈的损失, 同样会选择将自己变为低道德的人从而减少损失。

三、结论及对策

从完全信息动态的模型中, 我们得出法律对于讹诈的惩罚程度对于老人的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不完全信息动态的模型中, 我们设计了信号机制, 在高法律水平的情况下, 讨论了旁观者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会去敢于帮助老人, 当其帮助老人所获得的道德满足感大于所花费成本的一半时, 即使是低道德的旁观者也愿意去帮助老人。但是若法律机制缺失, 人们不仅会选择不帮助用以自保, 更有可能改变自己的道德类型, 从高道德蜕变为低道德, 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就法律规范而言, 应当参考西方“好撒马利亚人法”的规定, 对于帮助者和伤员之间的责任和义务进行明确, 使得帮助者没有“后顾之忧”。就道德规范而言, 应当加强社会道德意识宣传, 提高公民的社会道德水平, 使得人们更愿意也更放心的去帮助他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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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林.凯莫勒, 行为博弈:对策略互动的实验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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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K Arrow, E Colombatto, M Perlman, C.Schmidt.The RationalFoundations of Economic Behaviour[M], 1996

旁观效应 篇2

10月13日下午，广东省佛山市，2岁女孩小悦悦被汽车撞倒并碾过，7分钟内，18个路人经过，但无一人救助，最后被一个拾荒阿姨救起，但还是在8天后去世。事件发生后，国人纷纷谴责路人冷漠见死不救。后来，有心理专家出来解释说，路人的“冷漠”，其实是心理学上的“旁观者效应”所致

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名词，指的是在紧急事件现场，由于旁观者的存在，个体的利他行为受到抑制，受害者得不到帮助。现场的人越多，人们就越倾向于袖手旁观，受害者获得帮助的可能性就越小。这种现象违背常理，因为我们通常会认为在场的人越多，受害者得到帮助的可能性越大。

“旁观者效应”这个概念的诞生，源于1964年发生在美国的一桩谋杀案。

1964年3月13日凌晨，纽约，28岁的女子吉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在自己的住所附近被一个持刀歹徒袭击，整个过程持续了35分钟，由于引起了女子的邻居的注意，凶手一度逃离，但很快又折返继续行凶，最后把她杀死。据报道，她有38个邻居目睹此事，但无一人出手相助或报警。

3月27日的《纽约时报》头版报道了这件事，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国民众和媒体展开了关于人性冷漠的大讨论，一批社会评论家也站出来发表高论，认为此案具有重要意义，冷漠已经成为大城市的一个特征，美国社会正在变成一个冷漠的社会。由于媒体不断渲染，事情越炒越大，最后还出了一本书。

这些讨论引起了两个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比伯·拉塔奈(Bibb Latane)——的注意。他们研究了所有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后，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无人帮助吉诺维斯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她的邻居多达38个——人越多，就越没有人去帮助受害者。因为责任被分散了。

心理学家毕竟不是慷慨陈词完就了事的社会评论家，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解释，紧接着就是做实验来验证这种解释。科学上把这种未经验证的解释称为假说。

(二)

达利和拉塔奈找了一些纽约大学的学生做被试。按照惯例，他们隐瞒了实验目的。实验者告诉这些大学生，找他们来是为了了解他们的大学生活。实验的过程是，每位学生单独呆在一个房间里，相互之间用实验者提供的通讯工具通话，这种装置每次只允许一名学生讲话，其他所有学生都能听到他的讲话。每个学生有2分钟的讲话时间。

实验者把学生分为三组，让他们处于三种不同的实验条件下——这是这个实验的关键所在。第一组的学生被告知他们只能与另外一个人交谈(二人组);第二组的学生被告知他们将与另外两个人交谈(三人组);第三组的学生被告知他们将与另外五个学生交谈(六人组)——当然，这又是实验者的“骗术”，实际上，每组只有一个学生作为真正的被试，其他声音都是录音。

实验开始后，被试首先会听到一个男生在讲话，他谈了一些自己的大学生活，然后提到自己有癫痫病史，尤其在压力大时容易发作。他讲完后，轮到下一个学生讲话，在第一组中，就是轮到被试讲话，而在另二组中，可能是另外一些“学生”讲。一轮下来之后，又轮到第一个“学生”讲话，此时突发事件发生了——该“学生”开始讲话不久就“癫痫发作”，断断续续地发出一些求救的声音：“……我的癫痫就要发作……我需……要一些……帮助，如果有人愿意帮助我……(哽咽声)我要死了，帮……助癫痫……”

面对这个突发事件，三组的被试会有怎样的不同反应?

实验结果是：当被试相信有其他人在场时，出手帮助的概率大大减小。第一组(二人组)有85%的被试实施了帮助行为——离开其所在的房间，向实验者报告情况——而第三组(六人组)只有31%的被试这么做。被试采取行动的反应时间也有显著差异：第一组的平均反应时间不到一分钟，而第三组接近三分钟。

实验结果清楚地显示，无论是提供帮助的可能性，还是提供帮助的及时性，都随着“在场”人数的增多而迅速递减。两位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旁观者介入紧急事态的社会抑制”，简称“旁观者效应”。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其中的机制之一就是“责任扩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面对突发事件，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场，我们就会感到自己有帮助受害者的责任;而如果还有其他人在场，这种帮助受害者的责任就会扩散出去，觉得帮助受害者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责任。在场的人越多，这种责任扩散就越厉害;在场的人越多，在场的每个人就觉得自己出手帮助的责任越小。

面对突发事件，在旁观者众多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在有意无意地等待别人行动，而自己处于观望状态。每个人都以为别人已经提供帮助(别人已经帮了，用不着我了)，或将会提供帮助(我不帮，总有人会帮)，或应该提供帮助(别人都不帮，我为什么要帮)。这样的情形最终导致了旁观者的集体冷漠，而酿成悲剧。

在旁观者众多的情况下，不仅帮助受害者的责任感扩散了，而且不帮助受害者的自责和内疚感也扩散了。“谁都有责任”最终变成了“谁都没有责任”。

学习中的“旁观者效应” 篇3

旁观者效应不仅存在于社会生活中，也存在于教育的过程中。

现在的小学教师为了督促学生完成作业，提高学生成绩，进行了全家总动员。不仅要求家长给孩子的作业签名，还要求家长帮助孩子检查作业，对孩子进行课后辅导。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很多学生通常都是草草地完成作业，然后把作业本给父母，似乎作业写得好与不好，题做得对与不对都是父母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家庭作业因为有父母的检查而没有出大问题，而当考试来临时，考不好则归结于没有父母帮忙检查试卷。家长的参与，导致孩子把学习中的一部分责任转移给了父母，造成了学习责任的分散。

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父母常常给孩子报名参加各种课后辅导班。而这种行为本身也造成了孩子学习责任的分散。家长给孩子报辅导班的本意是希望孩子在原有成绩的基础上查漏补缺，或者有更大的提高。原本需要通过上课听讲掌握学科知识，但因为有课后辅导班，孩子就形成了依赖心理，不重视课堂听讲，不能有效地掌握课堂内容，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学习责任分散。很多家长都发现了这样的问题：刚开始参加辅导班时，孩子成绩确实有提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成绩却没有太大的进步，原因就在于此。

上课认真听课、课后认真完成家庭作业，这本来是每一个学生应尽的责任。而现在由于家长和辅导班的参与，学生自己承担的学习责任大打折扣。我从孩子上幼儿园起就给孩子灌输这样一种观念：每个人都有自己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妈妈和爸爸的任务是工作，供养你上学读书；你的任务是和小朋友一起好好玩耍，交朋友；当你进入小学，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我们可以帮你在作业本上签字，但是不会帮你检查作业，也不会给你额外的课后辅导。让孩子从小就明确：学习是自己的事情，与他人无关。

从小培养孩子的学习责任感是至为重要的，而这种责任感的培养首先需要老师和家长转变观念，要勇于放手，把学习责任归还给学生，警惕学习中“旁观者效应”的出现。

（作者单位：山东省威海市第二中学，威海，264205）

旁观效应 篇4

一、“旁观效应”的涵义及特征

“旁观效应”, 是指当某一社会个体需要救助时, 他人消极作为的一种现象。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解释, 是指在个体处于紧急状况下, 有多人在场时, 其出手帮助的可能性降低, 帮助的概率会随着旁观者人数的增加而减少。这是因为, 个体帮助的责任会被扩散到每个旁观者身上, 造成等待别人去帮助或互相推诿的情况。

“旁观效应”的基本特征是: ( 1) 事件的突发性。当突然发生事情时, 其本身所具有的新奇性、突发性及不可预知性, 往往引来众人的围观; ( 2) 人数的聚集性。“凑热闹”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词汇, 反映了国人的劣根性。其形象地描述了国人的一个心理特征, 恰恰是此特征契合了旁观效应的出现, 使其犹如病菌吞噬着人们的道德良知; ( 3) 责任的分散性。当旁观人数增加时, 个体潜意识里会持有“我不做没关系, 反正还有那么多人”的错误认知, 正是这样的推卸心理作祟, 使一双双可以援助他人的手在众人中无奈地徘徊。

二、“旁观效应”存在的原因

( 一) 个体心理原因

随着社会竞争日趋激烈, 为生计拼搏的人们渐渐离“熟人社会”越来越远, 取而代之的则是人际关系冷淡的“生人社会”。在生人社会里, 提防心理使大家筑高了警戒线, “各人自扫门前雪, 勿管他人瓦上霜”的作祟心理, 使得出现旁观现象并非偶然。当人们面对需要帮助的突发事件时, 旁观者潜意识里会存在“我不做, 别人会做”的责任推卸心理, 导致在众多围观者状况下的当事人得不到求助。

( 二) 个体道德原因

鲁迅先生在其多篇作品中, 曾详细描述过国人的劣根性, 其中较为代表的是《纪念刘和珍君》, 描述过一幅革命党人被敌人惨烈地杀害, 而国人却冷漠围观的场景, 这表明了个体道德一旦无可救药, 其产生的社会效应是及其恶劣的。此外, 由于社会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和经历不同, 其个体道德也会出现差异。面对社会突发事件, 当某一个体需要他人帮助时, 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他是否会伸出援助之手。当今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一些利己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抬头, 对社会个体的道德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造成个体社会道德责任意识淡薄, 对他人的求助视而不见, 表现得冷漠、缺乏爱心, 这也是出现“旁观效应”的原因之一。

( 三) 社会环境原因

万俊人先生曾说过“社会的经济转型要求文化道德转型的同步, 而这两种转型的实际脱节却未能真正克服”。英雄流血又流泪诸多的事例, 使许多想要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望而却步, 导致了众人的旁观也只能是旁观而已。无论是新闻媒体的报道, 还是真切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 时常可以听到乐于施助的“活雷锋”被反咬成为肇事者的事情, 这样的情况似乎警醒着大家即使有救人之心, 恐怕也要三思而后行。同时, 也透射出我们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法律的不完善, 对乐善好施者的权益没有进行有效的保护, 这是产生“旁观效应”的重要原因。

三、“旁观效应”对大学生社会道德责任的影响

本文随机选取了青海三所高校的大学生 ( 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 作为此次调查的对象, 共发放300份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为283份, 有效率为94% 。

( 一) “旁观效应”对大学生道德认知的影响

在“旁观事件的报道会影响你对他人需要帮助时伸出援助之手”问题的调查中, 坚持自己赋有道德责任的比例仅有21. 3% , 其他78. 7% 的人数中有37. 2% 的认为, 不会主动帮助他人, 41. 5% 的处在摇摆不定的状况。在“媒体对‘小悦悦’事件的报道中, 对于围观者的行为你的看法是什么”的问题统计中, 有一半以上的人数对此现象持谴责、批评的态度, 但37. 2% 不作为的态度也是不容忽视的, 若不及时采取措施, 少数可能会演变成多数的情况。在媒体日益多元化的时代, 社会热点、焦点被媒体这个多棱角折射的一览无遗。旁观由于有违传统道德规范, 成为媒体捕捉的对象, 进而得到放大。“旁观效应”作为消极现象, 是违反社会对公民道德行为及其规范要求的。大学生的道德认知关系到对社会责任的承担程度, 而“旁观效应”这一消极现象的出现, 却在混淆着大学生的道德认知, 这种影响是极其不利的。

( 二) “旁观效应”对大学生道德行为的影响

在“当遇到老人需要帮助时, 你会怎么做”的调查中, 有35. 1% 的人选择旁观, 有40. 5% 的人选择是具体情况而定, 仅有24. 4% 的人会坚持自己的道德准则。在“当他人主动向你求助时, 你会怎么做”的调查中, 有43.9% 的人持积极帮助的态度, 38. 3% 消极不作为态度, 17. 8% 持观望态度。从以上两组数据可以看出, 大学生在旁观现象的影响下, 其道德行为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弱化。在网络时代, 各种社会信息不断涌入校园, “旁观效应”也不例外。当现实生活中人们的道德行为与大学生道德认知产生矛盾时, 会使大学生产生困惑, 进而影响其道德行为的持久性。旁观是一种消极的道德行为, 往往造成的结果是应为之的善而不为, 原因只是为了不惹事上身。“旁观效应”极易对大学生产生负面影响, 其存在是弱化大学生正确道德行为的潜在因素。

( 三) “旁观效应”对大学生道德义务的影响

权利和义务是相伴而生的,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在道德的领域内也不例外。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主人翁, 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但“旁观效应”在社会中的蔓延, 犹如一把利剑在大学生美好的期望中留下了划痕。“旁观现象”呈现给我们的是世人的自私、顾己, 对别人求助权利的漠视, 以及对自己道义上施救义务的放弃, 这种现象极易对处于思想不够成熟、是非判断力不够强的大学生产生冲击, 会导致大学生的道德行为扭曲, 缺乏承担应有道德义务的责任。因此, “旁观效应”会对大学生的道德义务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加强大学生社会道德责任教育的对策

“旁观效应”对大学生的道德认知、道德行为及道德义务都产生着一定的负面影响, 弱化了大学生的社会道德责任。充分发挥社会、学校、家庭在大学生社会道德责任教育上的积极作用, 促使大学生健康发展, 是进一步加强大学生社会道德责任教育的有效对策。

( 一) 加强大学生的道德认知教育

大学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阶段, 注重大学生的自律教育, 充分发挥大学生自律教育的作用, 提高大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 是加强大学生道德认知教育的重要途径。

在开展大学生道德认知教育时, 既要重视学校教育的系统性, 又要重视家庭教育的潜移默化性。家庭环境对孩子的道德品行有重要影响,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他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行为直接关系到孩子是否能成为一个道德健全的公民。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场所, 道德教育自然是其教育的重中之重。但学校道德教育实效性不强, 教育模式的单一化、教条化等因素, 制约了学校道德认知教育的有效实现。因此, 应改进道德认知教育的方法, 将课堂教育与实践教育有机结合, 针对有争议性的道德问题, 组织学生开展讨论, 让其畅谈自我的认识和感受, 教师做好正面引导的工作, 以此不断深化大学生的道德认知; 不断更新教育内容, 用身边鲜活的人和事, 加强道德认知教育, 避免道德认知教育的“假、大、空”现象。

( 二) 正确引导大学生的道德行为

在知识大爆炸和信息化的媒介时代, 大众传媒对大学生道德行为的影响不容忽视。据调查无论是传统媒介还是新兴媒介, 都无时无刻影响着学生的生活、学习。其中, 网络、手机的媒体接触的比例达到31. 1% 、85. 3% .

大学生是大众传媒传播中不可忽视的受众群, 其中网络和手机媒体成为其积极参与的媒介渠道。大学生大多是通过大众传媒获知旁观现象的情况, “旁观效应”对大学生的道德行为产生着很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 要通过大众传媒加强对大学生道德行为的引导。大众传媒给求新、求异心理较强的大学生提供了获取知识和信息的平台, 大学生通过大众传媒, 一方面, 受到主流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影响, 促使其形成正确的道德观, 规范其道德行为, 如“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评选、“雷锋精神”的再现, 等等, 都是大众媒体向大学生传递的道德正能量。另一方面, 大众传媒在传递主流文化的同时, 也存在一些良莠不齐的社会信息, 由于大学生自身是非判断能力有限, 对一些不良信息缺乏免疫力, 容易导致道德行为的失范, 无意中成为旁观者。因此, 大众传媒应正确引导大学生的道德认知及行为。首先, 净化大学校园的传媒环境, 及时拦截不良社会信息。同时, 要向学生传递大量的正面信息, 大力宣传好人好事, 激励学生努力学习、塑造人格、锻炼意志, 做有道德的新时代大学生。其次, 净化社会中大众传媒的环境,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道德发展方向, 大力宣传道德模范的事迹, 大力宣传在平凡工作和生活中帮助他人的人和事, 促使社会风气不断好转, 给大学生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大环境。总之, 通过净化校园和社会大众传媒的环境, 引导大学生的道德行为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 三) 促使大学生履行好道德义务

“旁观效应”衍生出的社会道德责任问题, 正是人们社会道德义务缺失的具体表现, 透露出我们道德义务的履行情况不尽人意。道德义务的履行程度, 在一定层面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人们的道德素质状况。目前, 在西方许多国家, 立法中设有“见死不救罪”, 处罚较为严厉, 就是说如果出现道义上和道德上的见死不救, 主体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使得人们不得不履行社会道德义务。西方国家这种借助法律手段, 监督人们履行好道德义务的做法, 可以为我们所借鉴。通过法律明确一个公民的道德权利和义务, 有利于促使大学生自觉履行社会道德义务, 减少或消除当他人需要帮助时的无助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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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姚蕴蕴.道德冷漠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研究[J].曲阜师范大学学报, 2012, (01) .

袖手旁观 篇5

我和班级李老师正在谈话, 这时, 李老师班的小朋友来报告, 轩轩爬高了, 因为他的飞机落在门框上了。我们循声望去, 果然, 只见轩轩正站在一张椅子上, 努力地往上够, 显然是够不着, 还差一大截呢。而旁边的小朋友都在喊着:“小心, 小心!”李老师一看, 又气又急:“这个轩轩, 真能闹, 每天都要搞些事来!”说完就要前去阻止, 我示意她别去, 再看看这个轩轩到底能干出什么“动静”来。够了一会儿, 轩轩意识到站在椅子上够不着, 只好作罢。他又到处张望, 突然发现篓中的飞盘, 像发现了新大陆, 于是拿起一只飞盘, 向飞机处扔去, 一次, 两次, 三次, 其他的小朋友也加入到扔飞盘的行列中来, 还有一些孩子在旁边不停地喊“加油!加油!”。随着飞盘在门框上的飞舞, 纸飞机不但没掉下, 竟有飞盘也落在了门框上。“加油”声与“哎”的叹气声混杂在一起, 孩子们乐此不疲地继续着扔飞盘。此时, 只见轩轩竟然离开了, 他到哪去了?我们正在纳闷时, 只见他竟然跑到盥洗室将扫帚拿了出来, 我和李老师相视, 会心一笑, 这可真是个聪明的孩子。正在此时, 王老师从门外过来, 她走到孩子中间, 抬头一看, 就顺手将门框上的纸飞机取了下来, 并大声道“别闹了!”。随即, 孩子们也在一阵嘘声中, 散开了。我突然发现, 此时的轩轩, 手中的扫帚也落在了地板上, 脸上原本表现出来的焦虑、希望和快乐也随之消失, 孩子似乎并没有因为飞机被取下而高兴, 相反, 在他的脸上, 我却看到了沮丧和失望。

飞机终于被取下了, 可孩子却无法体会通过自己的努力, 克服困难, 而取得的成功及所带来的快乐。其实轩轩是否能取下飞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轩轩是否在努力尝试, 重要的是他在体验着探索过程中的乐趣。而老师的顺手之举, 却“残忍”地剥夺了孩子尝试的机会, 省略了孩子探索的过程, 抹杀了孩子自我努力的念头。

一位教育学者曾说:“带孩子到成功的门边, 但不要做任何事或帮助他们去达到成功。”在随后的教师理论学习活动中, 我们提出教师作为一个观察者, 应知道何时需要袖手旁观, 而不是时时刻刻在孩子的活动中扮演一个积极的干预者。换一个角度说, 教师可以追随孩子的活动, 了解孩子们在做什么, 只有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 提供适时适当的帮助, 教师应学会审视自己不自觉的教育行为, 该放手时就放手, 适当适时的袖手旁观, 给孩子充分的自主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