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激励效应（精选7篇）
税收激励效应 篇1
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 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入, “税收优惠是在一系列制约因素之下的一个可选择的积极方式”。
一、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税收激励政策实施
在改革开放初期, 政策的逐步放开吸引了大量来自港澳台的中小企业投资。这种投资是试探性的投资, 因为政策未完全明朗, 多数投资者处于谨慎的决策阶段。如果说我们实行的税收优惠对FDI产生了影响, 那么, 从我国利用外资的过程来看, 对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 也使我国吸引外资的规模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尤其是1991年, 我国开始颁布实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取消了利润汇出我国的所得税, 税收优惠政策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在1991-1993年间, 外资进入的幅度就大幅度增加。项目数在1990年仅有7273个, 而在随后的三年中增加了10.5倍, 达到83437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由34.87亿美元增长到275.15亿美元, 增幅达90%。由此可见, 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对外商直接投资起到了积极作用。1994年, 我国政府统一了内外有别的流转税制, 取消了流转税方面的优惠规定。这段时期的外资规模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项目数一下子就下降到1994年的47549个, 合同利用外资金额也下降到826.80亿美元。可见, 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与外商直接投资确实是有直接关联的。
我们可以通过FDI的相关统计数据可得出:外资集中的产业与税收优惠政策倾斜的产业是密切相关的。
二、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负面效应
1、税收优惠带来的成本负担。
首要成本是税收的损失, 并侵蚀着税基:我国规定外资企业可享受基本税率15%及“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等优惠政策, 直接导致税收的减少;次要成本则是“挤出投资”。自2001年以来, 财政部税政司所得税处开发了一套企业所得税微观模拟模型, 利用分层抽样调查法, 选取全国35个省市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对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税负总水平和结构差异进行模拟测算, 调查指标涉及企业会计理论的核算、所得税纳税调整、汇算清缴及减免税等各个方面。根据调查结果经计算得到, 我国2000年、2001年、2002年涉外税收优惠成本的估计值分别为687.61、993.48、925.04亿元。
2、过度的税收激励措施不利于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
我国现行税制导致内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差别, 并主要体现在所得税制的安排上。一是所得税率上的实际差异, 根据全国企业所得税税源调查资料测算, 内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25%左右, 外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15%左右。二是税基计算上存在差异, 内、外资企业在坏账处理、利息支出、业务招待费、职工工资以及捐赠支出等方面的规定都有较大的不同, 同时, 在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净残值及折旧方法等资产的处理项目上规定均不相同, 这些都造成了税基的差异。内外资企业在税收待遇上的显著差异造成了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 致使资源配置成本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3、普惠制的外资税收激励政策不利于结构调整。
我国给予外国直接投资“普惠制”的税收政策, 不利于发挥税收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作用。同时, 按“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一般地区”设计从低到高的梯级税率, 使得本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更具有投资区位优势, 而经济发展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则处于更不利的位置。
4、繁杂的激励政策加大了征管成本, 降低征管效率。
过多的优惠已使税制复杂化和缺乏透明度, 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腐败的一个诱因。内外有别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了税制的复杂性, 加大了税收征管与稽查的难度, 造成了很多管理上的漏洞。
三、两难选择下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税收激励的改进
1、转变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战略, 变直接优惠为间接优惠。
税收政策虽然是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砝码, 当一国企业向外国进行直接投资时, 其对东道国选择的决定因素有:政治和经济稳定;无行政障碍;完备的物质、商业、法律基础设施;通讯便利;熟练劳动力等。外资进入我国市场主要看重的是我国的市场潜力。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提供给他们一个优良的市场环境, 其中包括政治、法律等软环境, 也包括信息、通讯等硬环境。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后, 市场经济逐步完善, 各种法律制度逐渐齐备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在吸引外资的手段上进行调整, 使吸引外资由直接激励转向间接优惠, 由量的转变转向质的飞跃。
2、税收激励目标定位于外资结构性调整, 从增加FDI总量转变为提高FDI质量。
税收激励博弈意味着税收收入的损失, 在税收损失约束下, 我国应以最少的税收收入代价换取最高质量的外国投资。应借鉴新加坡等国经验, 制定针对大型跨国公司的税收激励政策。以优化FDI来源结构和主体结构, 促进高新技术向我国的转移。
3、在实施税收激励的同时, 要寻求与周边国家的税收合作。
通过签署双边税收协定, 限制地区内的有害国际税收竞争。比如, 税收协调已成为欧盟的主要目标之一。作为资本和公司在国家、区域间流动性增大的结果之一, 利用税收激励来吸引FDI的诱惑将必然增大, 这也是大型经济区域之间税收趋同化的结果。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税收合作, 维护本国和发展中国家利益, 实现全球共赢。
参考文献
[1]、孙俊:中国FDI地点选择的因素分析, 《经济学》, 2002年第1卷第3期
[2]、左大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非效率性, 《经济研究》, 2003年第5期
[3]、梁琦: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与产业集聚, 《世界经济》, 2003年第9期
[4]、邓立平, 陈涛:国际税收竞争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税收激励效应 篇2
一、税收政策的价格效应
通常, 三个方面的税基变化会对捐赠产生影响:1、收入;2、不动产继承;3、资本所得。
(1) 收入税优惠。私人捐赠者可以获得两类收入税方面的优惠, 即减税和税收抵扣, 减税降低了应纳税的收入总额, 税收抵扣则减少了应缴税额。比如, 在美国, 如果纳税者做纳税申报, 他们则可以以慈善捐款扣除应纳税收入。实际上, 应纳税收入的减少, 也同样通过与收入成比例的边际税率的降低而获得优惠。
美国的收入边际税率从10%-35%不等, 对应纳税收入实现累积递增征税。美国公民的收入如果大于33.6万美元以上, 则按照最高等级的征税比例35%征税。如果某人征税比例在35%区间, 那么他每捐赠100美元, 就能抵扣35美元的税额, 捐赠者的实际捐赠成本为65美元。
(2) 房产税优惠。有些对房产继承课以重税的国家, 在鼓励捐赠方面也有遗产税豁免和抵免政策, 即对房产税的优惠是参照继承者对捐赠的贡献, 在美国当前的法律框架内, 捐赠对遗产继承是完全抵扣的。
伴随有收入税的优惠, 房产税政策通过对遗赠的边际税率降低而起到激励作用。在2004纳税年度, 美国联邦的遗产税适用于超过15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继承, 其中最高的边际税率为48%。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 的测算表明, 在2004年, 遗产税优惠政策促使更多的富人进行捐赠, 税收的激励效果大大超过他们原本意愿的捐赠额。由于遗产税是通过私人捐赠而达到少纳税的目的, 美国2001版遗产税在2010年前被逐步废除期间, 可能导致私人捐赠减少约6-11%, 个人遗赠减少约16-28%。Bakija and Gale 2003研究表明, 没有执行遗产税优惠, 确实会导致捐赠的减少。
(3) 资本所得税优惠。资本所得税的免税政策也同样能刺激捐赠。在美国, 股票捐赠实际上可能是“最便宜”的捐赠途径, 因为捐赠者会受惠于收入税优惠和资本所得税优惠。
根据美国国税局 (IRS,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的报告, 在2003年, 捐赠给慈善机构的证券并没有受益于任何资本所得税政策, 捐赠者和慈善机构在股票售后都没有政策优惠。有效的措施是, 提供双重激励, 通过避免资本所得税和允许所得税前扣除, 可以激励私人股票捐赠。资本所得通过捐赠从所得额中进行扣除, 该项资本收益并不记入应纳税所得额。因此, 资本所得越高, 所征税率越高, 证券的捐赠越多, 所征税额就会越低。
比如, 政策的效果就是, 捐赠价值100美元的股票, 超过捐赠100美元的现金或者出售股票后的同等金额所带来的税收优惠。在2004年, 美国出售个人资产所得收益的最高税率是15%。
二、税收优惠的收入效应
政府的税收政策也可以通过增加收入效应激励私人捐赠。简单的说, 当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 (T a x-G D P Ratio) 越低, 私人和公司越有更多的税后收入投入捐赠。然而, 从这个角度来看, 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可能对慈善捐赠带来相反的效果。即高边际税率通过价格效应增加对捐赠的刺激, 而平均税率通过收入效应降低捐赠的刺激, 也就是通常说的口袋里的钱少了。
综观全文, 那些富裕国家通过在增加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方面的政策运作, 来增加私人慈善的规模, 几乎每个富裕国家增加私人慈善规模的诀窍就在于此。尽管我国私人捐赠的热情也不低, 但较之上述国家中私人捐赠的经常性行为, 也可称之为政策实施多年产生的捐赠惯性举动相比, 我国不仅在税制设计和实施方面还需进一步探索, 而且在慈善资金运作方面构建一个透明的环境也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Adelman, C., J.Norris, and J.Weicher (2005) .America’s Total Economic Engagement with the Developing World:Rethinking the Uses and Nature of Foreign Aid.New York:Hudson Institute.
[2]、Bakija, J.and W.Gale (2003) .“Effects of Estate Tax Reform on Charitable Giving, ”Tax policy issues and options, Washington, DC:Urban-Brookings Tax Policy Center.
探讨税收原则研究个税税收激励 篇3
如果仅仅笼统的为中国现阶段的个人所得税定性, 客观的讲, 我们只能说不好, 不理想。个人所得税能够消除贫富差别, 而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在这方面表现不佳, 因为它没有达到这个税种设计的目的。人们总是不愿看到, 富人家小狗的消费, 远远高于穷人家小孩的消费。人们总是在想办法消除这种不公平, 实现人类生存权益的结果公平, 累进的所得税就有这方面的作用和目的。并且北欧的瑞典等国家, 从贫穷到富裕, 也确实达到了一定程度共同富裕的效果。
中外所得税确实有差别。观察澳大利亚的个人所得税与工薪税, 他们的工薪收入免税额很高, 各州工薪税免税起点不同, 从每年60万～80万澳元不等, 超过部分才交6%左右的税收;他们的所得税是年终净所得, 也是累进税制, 要扣除一定消费, 包括旅游、汽车、服装等。因此, 你发现澳大利亚人是既鼓励收入也鼓励消费, 如果你不消费, 年终汇算, 你就要付出一笔价格不菲的税款。他们通过这种方式, 限制富人积累财富, 消除贫富差距, 确立穷人再次公平获得财富的机会。而我们国家的所得税, 没有考虑净所得, 没有扣除国民不同的生活成本。这样, 两个收入一样, 负担不一样, 实际上纳税能力也不一样的人, 有可能交纳了同样多的税;两个最终所得一样, 即纳税能力一样的人, 可能由于起始收入不一样的原因, 有可能交了不一样的税;这样的税收有悖税收的纵向与横向公平原则。我们的所得税仅仅是限制了收入, 进而也限制了消费, 也影响了效率, 更有悖效率原则。这就是我们需要对中国个人所得税需要探讨, 需要改革的原因。
税收公平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话题。如果税收不公平, 尤其是对企业的税收不公平, 对企业不公平的稽查、不公平的处罚, 那么企业家损失的就并不仅仅是利益, 他们失去更大的是信心, 他们将会不得已放弃自己热爱的行业。近几年来, 中国每年上万家中小企业倒闭, 很多企业家移民, 或盈利后放弃实业转向资本市场。企业家的这些取舍, 实事求是地说与我们的税收问题也有一定关系。我们税收不公平, 稽查不公平, 有差别的对待相同的企业和个人, 会给我们的企业家带来更多的不安全感。更严重的连锁效应是:企业萎缩, 社会就业压力更大, 失业人数更多等等。
二、关于中国税收原则的话题
(一) 关于税收总量原则的疑问
既然讨论税收, 我们还要对中国的税收文化、税收原则做一些探讨。遗憾的是作者对中国公认的, 税收原则中的总量原则, 是一头雾水。因为这个问题老想不通, 所以只有在梦中向圣贤请教。我好像梦见萨缪尔森教授在讲课, 我举手发言说:我们中国人认为, 你们西方的民主是假民主, 脱离产权谈民主, 就是枉谈;我们国家人民信奉公有制为主体, 我们的人民也认为坚持公有制, 就能够实现共同富裕。那么, 对于一个公有制的国家, 公有制企业的利润、税收都是属于国家的, 都是一样的, 我们国家根据建设情况, 需要多少税收, 我们就可以取多少!在我们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 我们是不是不需要, 或者说可以淡化, 你们说的税收这个市场经济的杠杆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定一个税收的总量呢?先生怎么看待?萨先生回答说:这位同学, 我们现在讲的是凯恩斯主义, 你说的公有制, 应该去请教马克思先生。我说:可是先生, 我们现在也搞市场经济了……后来, 梦醒了, 只是迷迷糊湖记得先生讲的是“效率”和“公平”。翻看马国强、张馨教授的税收四原则, 这两条好像也有;马国强教授的另外一条是关于税收成本, 要求征收模式要节约、简便;张馨教授的理论也差不多, 其中一条讲的是税收行政原则。他们的另外一条就是“总量原则”。
张馨教授在几年前, 都已经讲过, 税收原则是一个体系, 计划经济是财政原则为主, 市场经济是效率原则为主, 不同的阶段重点不一样。在张教授看来,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 财政原则应该排在最后。作者观察, 张教授还是没有把这一条去掉, 还是照顾了一些人的看法, 还是谦虚地加进了“总量适度”, 但是张教授认为绝对不能把它作为重点。这一点也是作者赞同的, 但是多少年过去了, 总量原则却仍然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 这就是作者大惑不解的原因。
根据我的理解, 总量原则, 就是上级可以下达一个税收任务, 税率还是原来的税率, 结构还是原来的结构, 然后层层落实, 最终完成任务。这感觉没有什么问题, 好像我们国家也就是这样。但我总感觉有问题, 如果税收任务不重的话, 是不是该收的税, 也可以不收;如果任务重的话, 是不是可以收过头税?这样会不会造成纳税人实体权利受到侵犯呢?
我们常常听到政府部门讲, 一要吃饭, 二要建设。我们知道这个吃饭, 就是要养活政府部门的人, 这个建设, 就是政府部门的人要做事, 甚至要干预市场。我也常怀疑, 现在既然搞市场经济了, 为什么还要走计划经济的路呢?
再者, 总量就是一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一个“合适”的总量, 是根据上一年得来的吗?如果是这样, 那么我也有些例子否定它。一例:某省政府工作报告, 总结问题时提到, 省政府有的部门计划落后于预算。什么道理呢?说白了, 也就是政府花钱指标已经有了, 然而部门还没有计划怎么化钱。因此, 说明政府每年需要多少钱也是个不可知的数。二例:某省将农业项目款挪用, 盖办公大楼。
钱很多, 但不知道怎么花。部门每年花掉这些钱, 也成了任务。每年我们的财政部门也会很公平的把钱分到各个部门, 我们的税务部门也会勤勤恳恳的去组织税收。年复一年。
(二) “财政储备原则”是否更合适
我总是怀疑, 我们财政资金的效率。因此, 也就怀疑了这个“总量”。本小子说话不像教授那么含蓄, 建议将“总量适度原则”改为“财政储备”, 放弃“总量”。不管是“适度”也好, “足额稳定”也好, 它总是有个指标, 执行起来就有个当年或一定时期要完成的概念。财政收入不是当年必须花掉的, 我们的项目执行单位, 如果把未安排的项目资金, 以及还没有找到合适项目的资金先储备起来, 也不必随便安排个项目, 把资金掏出来, 提心吊胆地存到小金库里, 那样我们的纪检部门也是不同意的。甚至, 当年政府节省下的财政资金, 我们也可以储备下来, 不必也拨到部门里。我这里虽然改了几个字, 我也希望, 既然我们搞市场经济了, 政府也不要像搞计划经济那样去干预市场。但我并不反对国家去搞国民经济计划, 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有计划的。税收储备的目的, 一方面是服务于纳税人, 另一方面就是用于国民经济的计划发展。
如果说, “量入为出”是一种勤俭持家, 那么“收多少花多少”就是一种浪费, 这两种说法只是文字表达不一样, 实际上都有相同的意思。当然, 作者的意思是:该收多少是多少, 不应该有“总量”和税收任务;该花多少是多少, 也不一定要全部花完。有了“储备”就可以在各年份之间调整。
三、税收任务导致的负效应
(一) 正常免税渠道也被堵塞
税收问题导致全国最大的民办科普园, 青少年心中的科普圣地, 广州南沙科普园关门了, 网上议论很多。有人认为, 是它自己也涉及纳税的问题, 它们不能像其他的公益事业单位, 经营可以免税, 纳税是它很大的支出。也有人认为, 很多单位想向南沙科普园捐款, 但都有顾忌, 怕惹麻烦, 企业不敢露富。企业露富了, 可能要被查补所得税!谁还敢给捐款呢?
企业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 不论网民讲的是否属实, 但企业自行捐款, 没有得到许可, 是应该交税的, 这倒是实情。企业免税捐款, 需要税务部门层层审批, 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也许, 税务部门任务太重了, 或者有其他的原因, 把免税看的很重。想捐款, 就要被审批, 否则就要交税!这种错误的方式, 谁应该反思呢?像南沙科普园这样的公益项目, 捐赠者到底能不能顺利“抵减”所得税呢?经营者能不能免税呢?在日本, 不但投资公益事业可以减免税收, 就是自己投资失败, 也可以减免个人的所得税, 免税是纳税人法律规定的权益。而我们国家免税就不是那么容易。
国家有一定的减税政策, 但执行时却很困难。企业怕惹麻烦, 是因为我们缺乏税收救济, 一但捐款不被认可, 企业被处罚, 它们就很难找到申诉的地方。
(二) 为税收任务而稽查
每当税务部门税收任务重时, 到企业去稽查, 就成了税务局每个工作人员的头等任务, 每个部门都会被安排一定的指标任务, 常常是税务局的全部工作人员都上阵。找那些有能力纳税、效益好的单位去稽查, 这样才有可能完成任务。稽查人员总能找到被查企业的一些毛病, 这些问题可能其他的企业都有, 但隔墙扔砖头, 砸住你算你倒霉!移居加拿大的A君在网上透露他的一个经历, 税务局去他公司稽查时, 说他漏税150万, 封了他的账户, 停了他的发票, 如果企业回收资金链条一断, 他就要面临倒闭。无奈下, 他向税务部门妥协, 他主动补交10万, 税务部门也声明, 让他认可, 税务部门没有到他公司去稽查过, 税务部门也不再继续查他的案子, 是他主动补交的税。A君说的话, 可能是个无法考证的例子, 但税务局为完成任务, 逼企业纳税的情况, 在一些不发达地区确实是有报道的。相对来说, 有的税务局的做法还算公平些, 给所有的企业按规模大小摊派任务。总之, 有一部分不守规矩的税务局 (个别的) 为完成税收任务, 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方法, 这好像也是实际情况。
四、税收任务真的能取消吗
虽然作者认为应取消税收任务, 但客观讲, 短期内这样做是很困难的, 好像也不实际。原因是我们现有的工作模式、人员结构、工作方法的问题。
至少有两个理由认为不能取消税收任务。其一, 税务局每年安排任务, 如税收稽查任务, 确实征收上来了不少税款, 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是有效率的;其二, 如果不安排任务, 税务局工作的同志们没有压力, 怎么考核大家的工作?大家对纳税人是否纳税采取无所谓的态度, 纳税人又不主动交纳税款, 国家的税收不是受到损失了吗?
以上两种说法, 虽有一定道理, 但细想起来都不牵涉“任务”。其一, 不安排带任务的稽查, 并不是不去稽查, 稽查反而要加强, 稽查是税务部门的主要工作, 更要开展全面的、现代化的稽查方法, 找到漏税的税源, 而不是去企业逼税;再者说, 认为传统的稽查方式, 到企业账簿里去找毛病的方式是有效的, 这个结论还需要综合评估, 如果采用杀鸡取蛋、竭泽而渔的方式, 就是对税源的破坏, 是对生产力的破坏, 是得不偿失的。其二, 对税务工作考核, 工作方式变了, 考核方式也就变了, 该征的税不征, 就是失职, 不该征的税去征就是违法, 这也应成为考核方式;由此看来, 有无任务都应受到监督, 这也没有问题, 工作考核也一样可以不涉及税收任务。
但是, 在作者看来, 取消税收任务是早晚的事。当前阶段, 控制税收过快增长、加快制度建设、减少财政浪费、提高财政储备是应该由决策部门给予紧急考虑的事情。
五、诚实申报个人收入的激励措施
(一) 中国人缺乏纳税意识吗
有人认为, 中国人纳税意识淡薄, 有很多东西在中国不一定行得通。个人所得税诚实申报在美国可以, 在中国就不行。这个观点不正确, 但也有一定原因。作者认为, 造成现在这个问题的原因, 不在于国民素质, 而在于我们的管理, 没有好的管理, 势必会造成今天的局面。一个弄虚作假的人, 可以不交税, 少交税, 而不受任何惩罚;而如实纳税的人, 只有补交税的份, 却没有少交或退税的份。谁还能如实申报呢?日本采用蓝色申报制度, 就是鼓励国民建立个人账册, 鼓励如实申报纳税, 说明他们的国民对纳税也不是主动愿意, 说明他们的纳税意识也不强。日本对如实申报者奖励, 对达不到要求的能够严格监管。而我们则做不到这一点。
确立纳税激励与惩罚的健康规则, 是我们真正应该去实施的, 我们不应该一味地埋怨国人的纳税意识。
(二) 合法的收入应受到保护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样给我们讲课:当一个商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 无意中, 他丰富了我们的社会产品, 实现了我们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因此, 我们理解了, 午夜二三点钟, 我们刚从火车站出来, 我们为什么还能找到出租车。这些夜班的“的哥”们, 绝对不是在“学雷锋”, 他们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 而不小心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带来了这种“服务”商品。
进而, 我们这样认为, 一切社会上许可的自利工作, 都能带来社会效益最大化。科学家、艺术家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工作, 实现个人自身的价值, 也为我们社会带来了文明和进步。国家公务人员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 实现自己进步或升职, 税务稽查员辛苦工作取得报酬, 也能带来我们社会的工作效率, 社会的进步。这也形成了我们能够消费的各种“商品”。
因此, 一个繁荣的、商品丰富的市场经济就诞生了。这些合法的产品:出租车、专利、图书、艺术、政府的交通等等, 都应该受到保护。
(三) 限制非法的、影响公共利益的行为
当然, 前面提到的能无意中给我们社会带来更好效益的行为, 都是法律许可的劳动。另外, 还有一些商品, 生产时能带来环境污染, 损害公众利益, 对这样的商品, 我们会采取收取环境税的惩罚性税收来解决, 或用限制方式, 调节其生产。但是, 还有一种非法的收益方式, 极大地危害我们社会, 如:贩毒、偷盗、抢劫、制假贩假、贪污行贿, 这些就不是法律所许可的, 对这样的收入就不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作者认为, 我们要对这些不明来源的非法收入, 也就是“黑色”收入, 课以重税, 并进行限制, 这也是人们道德所期望的。
(四) “退税”是鼓励国民诚实申报收入的方法
如果我们这样考虑一种方案, 美国式的“先征后退”方式, 对合法申报的收入, 利用其申报的消费支出部分, 给予适当的减免税收照顾, 其消费的产品可以适当退税, 抵减个人所得税。这样那些不诚实申报收入的“富人”, 购买产品时因不能退税就会多交税, 包括那些从来就不想进行收入申报的“黑色”收入, 消费时也会多交税, 从而能够达到对未申报收入征税目的。基于这样的考虑, 如果我们能够更广泛的利用消费退税, 对于申报不同收入的人, 对不同的消费品实施不同的退税, 进而影响富人的生活, 让不如实申报的人们, 生活成本更高一些, 就会促进他们如实申报收入。如果他们还是不如实申报纳税, 他们出行住星级宾馆, 乘坐飞机或高铁就要付出较高的税收, 有时, 他们也可能根本就买不到他们需要的奢侈品, 甚至在查实他们隐瞒收入时, 还要给予重罚。
像这样利用税收激励或惩罚的方式, 实现税收管理的方法, 一定会很多。作者在论述增值税征收模式的文章中, 也有过类似的思路。非常高兴的是: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 进行纳税激励申报, 结合个人消费银行账户管理, 是很容易实现这一切的。现代的计算机软件设计, 能够使这一切, 变的非常简单、便捷。
基于以上考虑, 在中国鼓励纳税人遵从、实现收入诚实申报是完全有可能的。
六、当前中国交纳个税的主要渠道被怀疑, 网民不满意国企、央企
当前, 中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一个重要群体, 是国企、央企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些行业主要是电力、通讯、石油、金融、证券等。
但从网络舆情看, 网民对国企、央企的贡献, 并不买账。2010年8月份, 国资委对社会公告中, 有句话称:国企的税负是私企的5倍。这句话的本意是想证明国企在纳税方面的诚信, 但是网民却不买账, 他们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网民们认为国企税负高是强占了国家优势资源;行业不一样税负没法比;国企利用垄断性质“抢国民钱”。网民大呼中国移动设置漫游费“抢钱了, 快管一管”。北京大学一位教授与国资委的一位官员, 也都阐述了对国企利润的看法, 发表了各自观点, 也引起网络热议。网络显示, 网民对这句话的争论, 已经超过了这句话本身, 透露着网民对国企的不满, 透露着网民对垄断的不满。
国企和垄断当然不是本文讨论的要点, 我们说的是:中国的个税, 仅仅依靠原来的国企、央企部分员工的渠道, 显然是不够的。个税的税基应该更为广泛, 应该涵盖全部国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 所有国民之间纳税的横向公平。否则, 就不是整个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只是对某些行业, 某些群体进行惩罚性征税的制度。就不能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当然, 扩大税基是应该想办法, 要以科学的态度去实现。
七、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分类综合征收模式
前面第五部分, 我们讨论了国民消费退税问题, 实际已经涉及到个人所得税综合征收问题。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社科院高培勇教授认为, 中国个税改革, 就是要走分类综合模式。希望所有项目的收入在加总求和的基础上, 一并计税。高教授谈到, 分类综合模式, 中国从2003年一路走下来, 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 始终在研究层面徘徊。其原因是与我们税收机关的现实征管机制有关, 我们现实的征管模式, 还停留于“间接”征收、“截流”管理的水平。
作者认为, 在中国个人所得税征收的11个项目中, 偶然所得与其他所得二项, 就是要求国民将全部收入进行申报, 但是这两项收入税务部门却没法“截流”, 只能靠国民自主申报。由于中国个税申报缺乏监督机制, 税务部门无法调查国民全部收入情况, 甚至对国民没有全部申报收入也不能追究, 也不去采取督促、提醒、处罚等措施, 因此, 也就没有人愿意主动去申报。这种模式放在任何国家都会是一样的结果, 并非中国人才这样。对于自主申报这种方式, 我们只能采取像前面提到的退税等激励措施, 才能鼓励国民将偶然所得、其他所得如实申报。即便是这样, 也要对那些不如实申报的给予处罚, 两面努力才能达到应有效果。
只有在收入总计的基础上, 减去必要的扣除, 计算出来的, 才是个人所得税的实际应税额。那些必要的扣除应包括养老金、医疗金、教育费、赡养费、住房基金等等。如果分类征收是税收入库, 那么综合征收主要就是退税、是汇算, 退税还包括我们前面讨论的消费退税。这就是作者讨论的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主要思路, 也是中国分类综合模式的具体方法。
结合美国、日本等国的个人所得税免税、退税经验, 利用现代的计算机网络申报技术, 逐渐完善税务代理机制, 在中国全面实现个人所得税综合汇算是完全可行的。现阶段对个人所得税的重点税源, 以及国家管理人员开始实行综合申报, 也是迫切的。因为, 它可以实现同一层次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公平, 及国家反腐目标。对于相同收入的人群, 有的人需要房屋分期付款, 有的人需要赡养较多的家庭人口, 如果扣除了这些因素, 他们的纳税能力就是不一样的。对于高薪的工薪白领阶层, 让他们早日实现退税服务, 早日实现综合纳税申报, 就可以实现他们白领之间的纳税公平, 也可以保护中国的人才结构。
八、纳税管理比较与纳税人权利保护
以上我们谈了中国个税发展的美好愿景, 好像中国国民也建立了整个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以及良好的税务征管、稽查系统。但是我们知道, 这样的系统建立, 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于我们与国外税务管理工作的差距, 以及纳税人权利保护方面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再做一比较。
我们埋怨中国税务系统人才缺乏, 是因为我们了解美国联邦税务局就是一个庞大的人才库, 他们的税务局拥有律师、工程师、计算机专家、经济学家、资产评估师以及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各种专业人才。比较中国税务部门的专业人才, 实在让人汗颜。
我们埋怨中国的税收法律救济, 是因为日本、德国、美国等等国家都有纳税人伸张自己权益的便捷渠道。德国还设有专门处理税务纠纷的税务法院, 同时对税务机关也有一定的监督作用。日本也设立了国税法院。我们却做不到, 我们采取的还是行政复议制, 我们只有很少的法律, 剩下的许多还仅仅是条例, 法律救济差距也非常明显。
面对我们的征管现状, 专管员是“一员到户, 各税统管”, 对专管员的廉洁监督就很难实现;我们的稽查还仅仅是为了收入任务完成而进行, 从选案、查案、处理等过程中, 稽查工作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就很难避免;由于缺乏外界监督, 我们的税务机关自身的各种舞弊行为也不能得到有效制约。我们迫切希望完善中国的各种税收制度, 迫切希望学习国外先进的税收管理理念, 使中国早日实现税收现代化等等。
九、中国税收改革及其他政府工作中的人大监督问题
税收执法权是国家赋予税务机关的权力, 如果权力失去制约, 就有可能产生腐败。不但税收执法权是这样, 任何的权力也都一样。对于这个问题, 作者借此机会, 谈一些粗浅看法。中国在各种权力监督方面, 除了上级部门监督, 还可能在同级的检察院等部门设立一定的专业机构监督, 另一个就是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 而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监督则是中国人民民主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怎样对政府部门实施有效的监督, 当然需要人民代表大会。作者认为, 中国人大代表对政府部门的批评和质疑案, 不应直接将人大代表的批评、建议交政府部门办理。而应有人大常委会下设的各专门委员会受代表委托后, 在充分整理材料,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先将该批评建议提请人大常委会, 由人大常委会表决形成议案或批评建议, 再由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向政府质疑。对于批评建议要求政府做出解释说明后, 报告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若不满意, 可以进入下一轮质疑;而对于议案则应由人大常委会对政府的答复作出集体表决。
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人大代表的批评和建议, 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并没有介入。人大常委会的各专门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人大代表的专门办事机构, 这也是中国有很多人士呼吁设“人大代表工作室”, 而最终否决的原因, 我们不能设二个“工作室”。虽然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只是个办事机构, 但它的级别却于政府下设机构相当, 因此, 其组织作用明显高于人大代表个人, 由其代理向政府质疑, 效果也会更好。若让人大代表以个人名义向政府一个部门对抗, 则显然实力有差别, 代表的建议就不可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代表的建议常常由司 (局) 长、处长、科长、股长们做出答复, 答复的结果很可能是:建议很好, 目前条件不成熟, 正在逐渐完善。
在中国怎样实现民主政治呢?那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各级党委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建设和领导, 发挥人大常委会在对政府民主监督中的重要作用。政府和人大就像我们前进的两条腿, 缺一不可。党通过自己执政党的权力, 通过自己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多数票的优势, 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各级政府进行组建, 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同时党支持人大常委会依法开展监督工作, 支持人大常委会依法罢免政府组成人员及各部门负责人, 实现人大与政府之间各自分工责任。中国目前的人大监督并不十分理想。许多地方的人大调研工作, 调查某一部门工作时, 常常让这个部门去安排调研计划, 并且部门的领导也一直作陪, 这样的调研就可能走过场, 失去了找到问题的机会。另外, 许多地方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对自己任命、监督的干部也常常不了解情况, 作为“人大代表工作室”的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也未向他们提供任何决策信息。这些都说明中国的人大监督工作迫切需要提高加强, 需要各级党委特别注重, 尤其要发挥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作用。
如果中国的税务改革计划能列入全国人大 (下转65页) (上接33页) 的议案, 形成决议,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下设的相关专门委员会, 长期督促国务院及各级人大、政府开展工作, 加上全国各级人大代表的大力支持, 那么, 中国的税收改革的实现就有了条件, 中国早日实现税收现代化就有了希望。
山穷水复疑无路, 柳岸花明又一村。只要我们发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取得中国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各项税收改革的成功。作者相信, 中国财政、税收的明天, 一定会更美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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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培勇.改革十字路口上的个人所得税[N].中国财经报, 2010-04-13.
股权激励的税收负担 篇4
随着公司股权的日益分散和管理技术的复杂化, 公司经营者即管理当局和公司股东形成一个委托代理关系, 股东委托经营者经营管理资产。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股东和经营者追求的目标是不一致的, 股东的目标是使自己的财富最大化, 千方百计要求经营者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个目标;经营者则希望自身效用最大化, 如增加报酬和闲暇时间、避免风险。
为防止经营者背离股东目标, 股东通常采取监督和激励两种方式来协调自己和经营者的目标。而采用激励计划, 使经营者分享企业增加的财富, 鼓励他们采取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行动, 已成为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的常用方式。
激励方式一般有现金和股权模式。股权激励模式通过使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持有股权, 享受股权的增值收益, 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风险, 可以使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更多地关心公司的长期价值, 防止短期行为。股权激励的模式有业绩股票、股票期权、虚拟股票、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延期支付等。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 》和财政部、国资委发布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境内)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规定, 我国上市公司可以采用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方式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 是指上市公司按照预先确定的条件授予激励对象一定数量本公司股票, 激励对象只有在工作年限或业绩目标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条件的, 才可出售限制性股票并从中获益。
股票期权, 是指上市公司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本公司一定数量股票的权利。激励对象有权行使这种权利, 也有权放弃这种权利, 但不得用于转让、质押或者偿还债务。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本质区别在于股票期权是未来收益的权利, 而限制性股票是已现实持有的, 归属受到限制的收益;前者所起的作用是留住人, 而后者往往可以激励人和吸收人。
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有两种方式:一是向激励对象发行股份;二是回购本公司股份。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即是激励对象获得公司股份的价格, 以股票市价为基准确定。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即是激励对象购买公司股份的价格。行权价格不应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一是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二是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30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股权激励作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企业应按照股份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费用, 同时计入资本公积中的其他资本公积。股权激励的成本作为应付职工薪酬计入企业成本费用, 影响企业所得税的计算, 同时激励对象取得股份按其行权价格 (授予价格) 与公平市场价的差额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企业所得税
限制性股票通常没有等待期, 但有禁售期, 为授予后立即可行权的股份支付, 应在授予日按照股票的公允价值计入相关成本费用, 相应增加资本公积。股票期权应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 按照股票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将当期取得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企业在日常实务中确定股份公允价值有多种形式:一是按授予日股票价格与授予价格 (行权价格) 之差作为公允价值;二是采用“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期权定价公式等模型计量公允价值;三是以回购股票所提取的激励基金计量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 公司股票价格波动起伏较大, 用不同的方法计量出来结果不同, 而且金额相差较大, 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也不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计量方法一旦确定, 应在有效期内保持不变。
经查询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 对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基本一致。对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各不相同, 有的公司在授予日一次性确认费用, 有的公司在锁定期内按解锁比例分次摊销。由于股权激励成本金额较大, 企业为盈余管理需要对限制性股票的分期摊销与会计准则相悖也是权宜之计。企业等待期 (解锁期) 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的会计处理:
借:管理费用XXX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XXX
企业每期在确认时采用的是股权激励计划初始确定权益工具公允价值。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8号《关于我国居民企业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规定如下:一是对股权激励计划实行后立即可以行权的, 上市公司可以根据实际行权时该股票的公允价格与激励对象实际行权支付价格的差额和数量, 计算确定作为当年上市公司工资薪金支出, 依照税法规定进行税前扣除;二是对股权激励计划实行后, 需待一定服务年限或者达到规定业绩条件 (以下简称等待期) 方可行权的。上市公司等待期内会计上计算确认的相关成本费用, 不得在对应年度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扣除。在股权激励计划可行权后, 上市公司方可根据该股票实际行权时的公允价格与当年激励对象实际行权支付价格的差额及数量, 计算确定作为当年上市公司工资薪金支出, 依照税法规定进行税前扣除;三是本条所指股票实际行权时的公允价格, 以实际行权日该股票的收盘价格确定。现在形成的主要问题是会计与税法的在等待期分期和价值计量上的差异。
分期差异由有等待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形成。针对分期差异, 笔者认为在会计上作为永久性差异, 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理由为参照对已计提但尚未使用的安全生产费的规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已计提但尚未使用的安全生产费不涉及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暂时性差异, 不应确认递延所得税。因安全生产费的计提和使用产生的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异, 比照永久性差异进行会计处理。”企业在等待期内确认成本费用计入所有者权益中的“资本公积”项目, 未影响资产负债账面价值, 其不得在对应年度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扣除部分应作为永久性差异, 在等待期内按计入当期的成本费用金额调增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在行权后调减应纳税所得额。
针对价值计量差异笔者认为等待期内调增应纳税所税额采用会计计量上所确定的价格, 按计入当期成本费用的金额调增应纳税所得额。在行权日应采用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计税价格。即股票期权采用行权日股票的收盘价和行权股票数量计算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限制性股票采用股票登记日的收盘价和本批次股票解禁日的收盘价的平均价格和本批次解禁股票数量计算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因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为应付职工薪酬组成部分, 属于合理性工资薪金范围, 只要依法履行了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义务, 都可以在税前扣除。企业应采用职工个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计税价格计算税前扣除金额。
三、个人所得税
激励对象取得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均应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激励对象取得股票控制权日即股票期权的行权日或限制性股票的解禁日。两种激励方式的应纳税所得额计算方法为:
股票期权的应纳税所得额为激励对象行权价格与行权日股票的公平市场价 (指该股票当日的收盘价) 的差额, 即:
股票期权的应纳税所得额= (行权股票的每股市场价-行权价格) ×股票数量
限制性股票的应纳税所得额为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进行股票登记日期 (即登记日, 也称授予日) 的股票市价 (指当该股票当日的收盘价) 和本批次解禁股票当日 (即解禁日) 股票市价 (指当该股票当日的收盘价) 的平均价格乘以本批次解禁股票份数, 减去被激励对象本批次解禁股份数所对应的授予价 (即为获取限制性股票实际支付资金数额) 的差额, 即:
限制性股票应纳税所得额= (股票登记日市价+本批次解禁股票当日市价) ÷2×本批次解禁股票份数-被激励对象实际支付的资金数额× (本批次解禁股票份数÷被激励对象获取的限制性股票份数)
后续税负。激励对象因拥有股权而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取得的所得, 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由公司代扣代缴。激励对象将行权 (或解禁) 后的股票再转让时获得高于或低于购买日 (行权日或解禁日) 公平市场价格的差额, 不影响原计税价格变化, 激励对象应按原计税价格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和税额。
根据现行规定, 股权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解禁日为固定日期, 而股票期权的行权日有一定的时间范围, 激励对象可以根据资本市场波动趋势和规律选用股价相对较低的时点行权, 以降低实际税负。
摘要：股权激励已成为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境内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为例, 阐述对股权激励的会计确认和记录, 税收负担及计量的理解, 以使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更多地关心企业的长期价值。
关键词：股权激励,税收,计量,负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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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激励效应 篇5
关键词：企业年金,税收优惠,外部效应,负外部性治理
一、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实施现状
企业年金制度由补充养老保险发展而来。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和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目标替代率, 在世界银行第二支柱理论的影响下, 我国从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国家提倡、鼓励企业实行补充养老保险”, 以后,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这一概念开始为人们所认识。1995年, 原劳动部出台了《劳动部关于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 (劳部发[1995]464号) , 并规定:“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所需资金, 主要由企业负担, 也可以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企业供款, 可以在企业工资储备金中列支, 可以将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中超过职工平均工资300%以上的部分, 由社保机构返还企业作为补充养老保险供款。”由此而知, 对于企业年金有重要推动作用的税收政策则很少提及。2000年12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 (国发[2000]42号) , 明确将补充养老保险名称规范为企业年金, 以区别保险;并规定: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 可从成本中列支;2004年4月,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规定: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十二分之一。《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的出台构建了我国当前企业年金的基本框架, 标志着我国开始全面推行企业年金制度。为了推动改革和社会保险制度体系建设的完善和发展,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谨慎性地逐步出台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需要明确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3]45号文件) 第五款规定, 企业为全体雇员按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比例或标准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 可以在税前扣除。2008年《财政部关于企业新旧财务制度衔接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指出:补充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总额在工资总额的4%以内的部分, 从成本 (费用) 中列支。该通知再次明确了企业缴费的税收优惠比例, 但对职工个人缴费仍没有规定税收优惠。2009年6月,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27号) 规定, 将企业支付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的扣除标准提高到职工工资总额的5%。2009年12月,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694号) 规定, 企业缴费部分是个人因任职或受雇而取得的所得, 不与正常工资、薪金合并, 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单独计税, 并由企业在缴费时代扣代缴。至此, 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制度得到全面完善和发展。
二、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的外部性效应分析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有两个目标:一是直接目标, 即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 应对人口老龄化, 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目标替代率。二是间接目标, 即促进年金发展, 增加储蓄, 完善资本市场。由此, 企业年金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对未来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和财政收入、劳动力流动、国民储蓄、消费、企业竞争力、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深远影响, 这些影响就是外部效应, 其中, 既有正效应, 又有负效应。本文着重分析其负的外部效应。
1、财政收入损失
实施税收优惠政策, 最直接的影响是财政收入减少。为了分析的简便, 我们把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以前状态假设为没有企业年金保险。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后, 企业把原本以直接薪金方式发放给职工的工资改为以养老金方式发放, 通过税惠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来揭示这项公共政策的负外部性。
情形一:在税惠政策实施前的财政收入状况:假设企业打算给职工增加工资P元 (P元是税后的工资) , 并假设职工原工资水平已经超过计税工资。另外假设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 个人所得税税率平均为10%, 对于工资P元, 政府的税收收入为:
企业所得税:P/ (1-25%) ×25%=0.33P
个人所得税:P×10%=0.1P
税收总额:0.33P+0.1P=0.43P
情形二:现在假设政府免征缴费阶段的企业所得税, 鼓励企业发展企业年金保险。在避税动机下, 企业决定将原来以直接薪金方式发放给职工P元改为以养老金方式发放 (注: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税为5%, 城建税是7%, 教育费附加是3%) 。这时, 政府的税收收入为:
企业所得税:[P/ (1-25%) -P]×25%=0.083P
保险公司营业税:P×5%=0.05P
教育费附加与城建税:0.05P× (7%+3%) =0.005P
当期个人所得税:P×10%=0.1P
当期税收总额:0.083P+0.05P+0.005P+0.1P=0.238P
当期税收损失:0.43P-0.238P=0.192P
以上分析说明, 对企业年金保险缴费阶段免征企业所得税会导致税收大量减少, 税收减少达到企业年金保险保费增加额的19.2%.
情形三:如果再免征缴费阶段的个人所得税, 则:
当期税收总额:0.083P+0.05P+0.005P=0.138P
当期税收损失:0.43P-0.138P=0.292P
此时, 税收减少达到企业年金保险保费增加额的29.2%。
通过上述三种情形分析, 其结果表明:当对企业实行税惠政策时可引起国家税收收入减少, 减少的部分是作为企业年金发放资金的24.2%。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再免征个人所得税, 税收收入的减少额就为企业年金发放资金的34.2%。接下来P值的估算, 根据2001年至2005年13.4%的平均工资增长率, 以2005年工资总额19980.8亿元为基础, 假设企业缴费部分不超过工资总额的4%, 且其增长率低于工资增长率, 则无上限情况下, P的值即企业年金增长了2677.4万元, 在上限为4%的时候则为799.2万元。因此, 当期税收收入在企业缴费免税时的减少额为647.9万元 (无免税上限) 或193.4万元 (免税额度为4%) , 在企业和个人所得都免税时减少额为760.4万元 (无免税上限) 或227万元 (免税额度为4%) 。这些损失的税收占当期财政收入的2.05%和2.4%。
实际上, 税收优惠还有间接增税效应:一是提高储蓄率, 加速资本积累, 从而提高产出, 增加税收收入。二是免税降低劳动力成本, 使企业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增加产出, 从而增加税收收入。可见, 对养老金缴费阶段的税收优惠, 对促进企业年金发展, 是成本很低的政策, 同时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现实中的可行性。
2、企业年金制度公平性缺失
从结构上看, 企业年金的公平性存在严重的缺陷。第一, 目前企业年金的覆盖面还相当小, 难以发挥养老保障的第二支柱作用。截至2007年底, 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20107万人, 而同期企业年金缴费职工人数约为1000万人, 占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还不到5%。由于选择性的制度安排, 一些纳税人 (优势人群) 的收入具备条件享受税收优惠, 一部人 (劣势人群) 不具备而排斥在制度之外, 这会导致对一部分人减税, 也对另一部人加税, 从而在税收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引起税收负担结构性变化。第二, 对于养老保障来讲, 企业年金更多地扮演的是“锦上添花”的角色, 而不是“雪中送炭”。目前建立年金计划的企业大都是优势性行业和企业, 甚至垄断行业和企业, 如电力、电信、移动、铁路、石油、金融等行业。富裕企业的员工, 本来在职收入就高, 再加上建立企业年金计划, 退休时还可以额外得到一笔养老金收入, 已经客观上扩大了行业间、企业间、职工间收入差距。由于高收入人群本身适用的边际税率很高, 如果企业年金享有非常优惠的税收政策, 则相当于国家给予高收入人群的税收补贴最多。相反, 低收入人群本身适用的边际税率很低, 甚至无需纳税, 国家给予的税收补贴也就最少, 甚至没有。第三, 在同一个企业, 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造成劳资关系事实上的不对等, 从而使得企业年金计划的普惠性缺乏制度上的支持, 而选择性企业年金制度导致了新的分配不公。这种新的分配不公,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资源配置的优势越来越将连续地向处于自然和社会地位有利的一方集中, 如果没有特别的制度性强制干预, 必然带来两种后果:一是福利 (效率) 分配的两极分化, 而两极分化带来经济领域之外的外部不经济是不言自明的;二是福利在强势人群中的边际效益递减, 造成社会净福利效用的损失, 进而产生宏观经济系统层面上的内部不经济。
三、“帕累托改进”理论下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负外部性治理措施
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最优”是一种最有效率的状态, “帕累托改进”则是一种有效率的改进。我国企业年金制度的改革完善需要在“帕累托改进”理论的指引下, 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突破。
1、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的正外部效应尽量达到完全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状态
针对上述税收损失问题, 从长远来看, 一个国家制定企业年金政策的出发点不是计较单方面的得失, 而是综合权衡政策的效果如何。支持企业年金发展固然会造成国家财政的损失, 但是, 国家财政损失的部分就是雇员未来养老金增加的部分。这部分财政损失并不是社会福利的真正损失, 而是财政对企业年金的隐性转移支付, 并最终转化为雇员退休待遇的增加。因此,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的税收损失是我国在一个机会不均等的改革中, 想寻求改革,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达到完全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 也是政府所付的必要的改革成本。然而, 关键是目前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的隐性转移的受益是谁, 即看这种制度普适性如何, 是否有利于企业年金普遍化, 让社会成员都能得到公共政策带来经济成果的分享。在公平性前提下, 建立强制型的企业年金制度, 使其真成为养老保险的第二支柱, 将会减少负的外部效应, 增加正的外部效应。“帕累托改进”将为企业年金税收优惠制度增加正的外部效应提供了可能。“帕累托最优”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福利的情况下, 就不可能增加另外一方的福利状态。据此, 有人认为, 改革过程无法避免有些人蒙受损失, 而不是只有人受益没有人受损。“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的福利时, 通过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方法, 以提高另一方的福利, 达到和谐共嬴。因此,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要在“帕累托改进”理念的指导下,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即政府在资源配置上主要通过提供普惠式企业年金政策, 努力缩小再分配的收入差距, 将尽量达到完全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状态, 并通过”帕累托改革”, 无限达到“帕累托最优”。
2、改善企业年金制度的公平性, 实现由选择型制度向普惠式制度变迁
针对企业年金公平缺失问题, 国家应从制度层面去克服自愿性企业年金带来的覆盖面狭窄, 解决收入差距矛盾, 避免与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金脱节等问题, 出台强制性的建立与参与促使几乎所有的劳动者都能享受到企业年金制度, 从而避免企业年金制度成为富人的盛宴。实现普惠式企业年金制度的主要措施:一是设立最高缴费额或者最高缴费占工资的比例, 对企业年金计划的覆盖率和参加人数作出要求, 以保证适用范围的普惠性, 限制雇主将某些雇员排除在制度计划之外, 从而真正实现“无歧视”的制度安排。二是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有所制约。要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分化问题, 只有靠政府的公共政策对垄断行业加以限制。加强对垄断行业分配活动的调控, 特别是要加强对工资福利过高、增长过快行业的职工收入的调控。三是建立利益和参与机会补偿机制。为达到完全意义的“帕累托改进”, 必需建立和完善公正的利益补偿机制。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 并对企业年金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者予以某种形式的合理补偿, 要建立合理的进入机制, 给予他们公平的参与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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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对吸引FDI的效应分析 篇6
(一)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Dunning (1973、1981) 首先提出了一个较为完善和综合的解释外国直接投资的理论, 通常称为“折衷理论”, 根据该理论,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同时具备三个优势: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该理论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分析。Bond在东道国政府和外商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条件下, 建立了一个税收优惠作为政府信号发出的理论模型, 他们分析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可视为东道国政府发出的一种信号, 表明本国的经济发展潜力, 以区别于其他国家, 从而达到有效吸引外资的目的。对于工资水平对FDI的影响, Yeon (1992) 在研究新兴工业化国家资本流向时得出了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都为获取廉价劳动力的结论, Coughlin等对1981-1983年美国50个州外商直接投资状况进行了研究, 发现人均收入、交通设施等与外资呈现正相关关系, 高工资、高税收则呈负相关关系。
(二) 相应变量假设
我国自1979年起, 随着《中外合资企业法》的出台, 首先在东南沿海建立了经济特区, 实行外资税收优惠政策, 并逐步扩展到整个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作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 外商对我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存在较强的信息不对称, 对到中国投资普遍存在信心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 我国政府提供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可以起到很强的信号作用, 因而对FDI可以起到较大的激励作用。随着改革的深入, 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 对于税收政策我们提出假设1: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促进FDI的引进。而对于收入水平, 这既是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的一个标准, 同时又是一个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体现, 而根据上文的文献综述,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种效应是呈相反关系的, 所以我们的设想是:外资更倾向于非劳动力密集型的直接对外投资, 在一定范围内, 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并不明显。
二、计量回归检验以及相关解释
(一) 数据来源以及变量描述
1、数据的选择
本文选择13个省市作为分析样本, 其中包括:3个最先开放省市 (广东、福建、海南) 、6个沿海开放省市 (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山东省、天津、辽宁省) 和4个内陆省市 (湖南、湖北、四川、陕西) , 利用上述省市1986-2007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各期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变量描述
(1) 因变量的描述。本文主要研究税收优惠政策对FDI的影响, 因此各地FDI的规模是本文的因变量。考虑到地区的经济规模会影响到外商投资的绝对金额, 因此, 我们用各地区每年吸引的实际外商投资金额除以该地区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得到外商的地区投资倾向。 (2) 解释变量的描述。税收优惠 (Tax Preference, TP) 程度的测量一直是一个很难以量化的指标, 本文设计了一个税收优惠指数来反映一个地区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程度, 即税收优惠指数与享受税收优惠的程度成正比。为了反映税收优惠政策的阶段性和层次性, 本文按照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时间和优惠程度来确定各个城市不同时期的税收优惠指数。我们以1992年作为分界点, 1992年以前, 经济特区的税收优惠指数为2, 沿海港口城市的税收优惠指数为1, 内陆省会城市为0。1991年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 考虑到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作用的滞后效应, 从政策调整的下一年, 即1992年起, 经济特区和沿海港口城市的虚拟变量值增加1。1992年进一步开放了内陆省会城市, 因此, 1992年起内陆省会城市的税收优惠指数从0增加到1。2001年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 给予西部地区更优惠的税收待遇, 因此, 2002年起西部省会城市的税收优惠指数增加到2。
通过对文献的回顾我们发现, FDI的区位选择总是受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在这里, 我们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和劳动力成本四个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同时由于FDI大量流入我国与我国低廉的劳动成本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模型中我们只选取工资作为代表变量, 来替代四者综合因素的影响, 即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来衡量劳动力成本。
(二) 模型的建构
回归模型如下:为了使FDI和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更接近线性, 我们对取值为绝对值的变量取对数, 由于某些省市在某些年度的税收优惠指数为零, 无法取对数, 因此我们采取对优惠指数统一加1来处理。然后对各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模型基本设定如下:
下面我们将采用面板回归的方式对数据进行处理, 以观察在考虑不同界面效应下的回归关系。这里我们仍以全部数据作为样本, 观察税收优惠对FDI流入的促进作用。通过HAUSMAN检验, 我们发现在该样本中, 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 所以以下回归结果都是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的结果如下所示:
方程1:
方程2:
方程1是对1986-1991年各变量对FDI影响的估计。其结果表明, 税收优惠对FDI的影响在统计上非常显著, 但回归系数 (1.183) 小于总体样本回归得到的系数值 (1.34) 。可以认为这是我国的投资环境尚不完善等因素造成的。劳动力素质低下、基础设施不完善等不利外部条件阻碍了FDI的大量流入。所以在1986-1991年, 即使政府给予很高的税收优惠, 也无法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资。同时考虑到1989年、1990年我国的政治环境很不稳定, 为避免投资风险, 外商也不会在这时对我国贸然投资。方程2是对1992-2006年各变量对FDI影响的估计。税收优惠对FDI的影响更加明显。回归系数 (1.37) 远大于1992年以前的系数 (1.18) 。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逐渐加快, 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的质量都大大改善, 为FDI的流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我国经济20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 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也不断促进中FDI的涌入。这时, 政府的税收优惠就会被这些外部因素放大, 使FDI对税收优惠的弹性较1992年以前更大。
观察上述两个个方程, 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即工资一直与FDI保持着正相关关系。同时我国的工资总体水平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很低, 具有很大的优势, 因此工资一定程度的涨幅对企业成本并没有实质影响, 工资水平的高低更多地是反映了企业的劳动力质量。而对比1992年前后劳动力成本对于FDI量的影响, 我们发现, 劳动力成本的系数明显降低。这说明随着我国劳动力质量总体水平的提高, 以及工资水平大幅上升所导致的我国劳动力成本相对优势的逐渐丧失, 同时随着内地和中西部地区的逐渐开放, 外资也大量流入低工资水平的地区, 使得工资对FDI的正的影响逐渐减弱。同时, 工资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也和整体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 而根据集聚效应理论, 同类厂商集聚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大量国际厂商的投资集聚本身就是一个吸引FDI的重要原因。同时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在税收优惠政策实行的同时, 其他相关的政策措施的出台放大了税收政策的效应。所以, 开放程度以及整体国民经济状况的向好等其他因素对FDI的吸引作用大于其带来的相应人力成本上升的损失。而针对假设二, 我们将上述13省份分成各个区域, 优先开放省市、沿海省份、内陆省份, 并将各个省份中的数据求简单平均值, 并得出以下回归结果 (见表3、表4) :
由以上结果不难看出, lntpa即税收优惠政策的效用为经济特区 (4.13) 〉沿海地区 (1.96) 〉内陆地区 (0.82) , 而且内陆地区的相应变量还没有通过5%置信区间的显著性检验, 可以看出, 内陆地区由于其所处区位问题, 对于FDI的吸引力不强, 最终导致了外商投资者对内陆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冷淡, 同时, 由于内陆的发展迟于沿海, 可以预见在聚集效应理论下, 其对外商的吸引显然小于已有相应外资的沿海省份。同时, 人均工资此时出现沿海经济特区对其敏感程度要远小于其他两个区域, 这很可能是经济特区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比较高, 所以其作用已趋于弱化, 相反, 劳动力成本可能影响并没有减弱, 这就直接导致了其相关系数的减小, 而内陆和沿海地区则反映出对工资水平的反应相对更为敏感。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一,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税收优惠政策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动力。除此之外, 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等因素也对外资的流入有显著的影响。
第二, 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我国以往实施的区域型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FDI、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但是这种自西向东的梯度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了地区发展的差距, 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目前我国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倾斜,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规模必然会有所增长。
摘要：文章主要以1986-2006年的我国13个省、直辖市的税收优惠与职工平均工资以及FDI相关数据进行区域对比以及整体随时间变化趋势的计量分析, 力求论证相应变量对经济开放区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及作用, 同时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职工平均工资,劳动力成本,税收优惠,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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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税收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 篇7
一、非线性效应理论
凯恩斯主义认为, 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之下, 政府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投资与消费, 增加生产, 但是若是在经济繁荣时期, 便会使用经济紧缩的政策来控制物价的上涨。然而税收的非线性效应则不同, 主要是指在争锋的税收政策中, 不仅仅存在凯恩斯主义, 同时也存在相应的非凯恩效应。也就是说, 在特殊的条件下, 政府的减税措施将会对经济变量产生紧缩效果与影响, 同时一些增税的措施将会给经济变量带来扩张或者是发生效应。在一定的时期内, 税收政策存在非线性效应, 在此阶段, 政府必须实行顺应周期的税收政策。
二、税收对经济增长非线性效应的模型设定
在经济增长的研究活动中, 主要是利用区域转移模型及马尔科夫模型进行经济行为的分析, 这种模型能够在不同的区域内选取不同的参数值, 并且能够在信息给定的前提下有效确定一个区域之中的概率, 从而有效转移模型来适当描述持续性的变量动态变化过程。相关的研究学者在区域转移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提出了区域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这是一种典型的非线性模型, 并且能够与传统的模型相互结合, 之所以能够构建模型, 主要是因为能够根据变量的改变, 并且能够在不同的阶段进行转移。利用相应的矩阵来描述区域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为
式中, y为观测的时间顺序, v (S) 为相关的常数, q为滞后的阶数, 并且其中的数值主要根据信息的准则来确定, A (S) 及Aq (S) 为变量的系数矩阵。在这个模型中, 其常数项及系数项的矩阵都是保持不变的, 这样能够使两者的取值随区制状态S的变化而发生相关的变化, 使得相应的模型出现非线性的特征, 并且yt-1及yt-n在q个滞后变量也不会根据经济形势转变到相关的y1, 从而发挥不同的影响效应。在相关的区域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中, 参数的数值主要取决于状态向量S, 同时也代表着不同的状态, 状态向量能够有效地控制转移机制。假设不同的区制状态S之间的转换主要是遵循着一阶马尔科夫, 那么前t时期的状态概率主要取决于相关的t-1时期, 而与其他的时期没有关系。
区域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主要是利用状态的转换概率来刻画下一时期的状态, 在经济处于i状态时, 那么在下一个时期将会发生相应的转换, 状态会转化为j的概率值, 但若是t-1时刻经济状态为i, 则t时刻区制状态j中的转换概率为Pij=P (St=j/St-1=i) , 那么。这表示无论在t-1时刻中经济处于任何状态, t时刻所有区制状态发生的概率总和都是1, 并且∨i, j∈{1, 2, 3, ……, m}, 0≤Pij≤1。其中若是相关的S∈{1, m}服从一个m区制的马尔科夫过程, 其中转换的矩阵P可以表示为
在这个矩阵中, 每一行的各个概率之和均为1, 并且其对角线上的概率值为Pii, 并且意味着下一个状态的概率与本区制相同。在很多时候, 对于模型的需要, 主要是用区域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中的q阶滞后形式表示, 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的形式为
简单地说, 若是在相应的k维的q阶滞后向量自回归模型中, 其中的随机误差u遵从独立同分布, 即u~N (0, Σ) 。因此, 可以将其表示成以上模型中的调整形式, 并且这也意味着时间序列受到区制状态变化的影响。其中, u= (Ik-Σqj=1Aj) -1v代表着被解释变量y的k×1维均值。并且由于相关的被解释变量的均值会随着相关的区制状态不断地转移而发生变化, 同时在每一个区制状态下的变量均值皆是不同的, 而在进行相关的区制转移时, 将会随之转移到一个新值, 并且能够根据这一点划分出不同的区制状态。
三、相关的政策建议
首先要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 对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进行重新的认识。政府受到凯恩斯理论的影响, 经常会通过减税来刺激增长, 通过增税阻碍经济增长。减税措施能够促进经济走出低迷, 但是适当地提高宏观税负水平也能够在税收发挥凯恩斯效应的紧缩时期, 有效地实现经济的宏观调控, 促进经济的增长。我们必须要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 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认识税收政策, 正确处理好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正确地认识非线性效应, 制定正确的措施来进行适当的调整, 这样能够实现税收政策预期调整。要充分考虑到税收的非线性效应, 以此来制定科学合理的税收政策。
四、结语
在我国, 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 经济的增长能够有效促进税收的增长。税收在我国的宏观经济的过程中存在非线性效应, 在进行宏观调控调控的时, 一定要充分考虑到非线性效应, 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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