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激励（共9篇）
税收激励 篇1
一、中国个税的现状及税收公平问题
如果仅仅笼统的为中国现阶段的个人所得税定性, 客观的讲, 我们只能说不好, 不理想。个人所得税能够消除贫富差别, 而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在这方面表现不佳, 因为它没有达到这个税种设计的目的。人们总是不愿看到, 富人家小狗的消费, 远远高于穷人家小孩的消费。人们总是在想办法消除这种不公平, 实现人类生存权益的结果公平, 累进的所得税就有这方面的作用和目的。并且北欧的瑞典等国家, 从贫穷到富裕, 也确实达到了一定程度共同富裕的效果。
中外所得税确实有差别。观察澳大利亚的个人所得税与工薪税, 他们的工薪收入免税额很高, 各州工薪税免税起点不同, 从每年60万～80万澳元不等, 超过部分才交6%左右的税收;他们的所得税是年终净所得, 也是累进税制, 要扣除一定消费, 包括旅游、汽车、服装等。因此, 你发现澳大利亚人是既鼓励收入也鼓励消费, 如果你不消费, 年终汇算, 你就要付出一笔价格不菲的税款。他们通过这种方式, 限制富人积累财富, 消除贫富差距, 确立穷人再次公平获得财富的机会。而我们国家的所得税, 没有考虑净所得, 没有扣除国民不同的生活成本。这样, 两个收入一样, 负担不一样, 实际上纳税能力也不一样的人, 有可能交纳了同样多的税;两个最终所得一样, 即纳税能力一样的人, 可能由于起始收入不一样的原因, 有可能交了不一样的税;这样的税收有悖税收的纵向与横向公平原则。我们的所得税仅仅是限制了收入, 进而也限制了消费, 也影响了效率, 更有悖效率原则。这就是我们需要对中国个人所得税需要探讨, 需要改革的原因。
税收公平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话题。如果税收不公平, 尤其是对企业的税收不公平, 对企业不公平的稽查、不公平的处罚, 那么企业家损失的就并不仅仅是利益, 他们失去更大的是信心, 他们将会不得已放弃自己热爱的行业。近几年来, 中国每年上万家中小企业倒闭, 很多企业家移民, 或盈利后放弃实业转向资本市场。企业家的这些取舍, 实事求是地说与我们的税收问题也有一定关系。我们税收不公平, 稽查不公平, 有差别的对待相同的企业和个人, 会给我们的企业家带来更多的不安全感。更严重的连锁效应是:企业萎缩, 社会就业压力更大, 失业人数更多等等。
二、关于中国税收原则的话题
(一) 关于税收总量原则的疑问
既然讨论税收, 我们还要对中国的税收文化、税收原则做一些探讨。遗憾的是作者对中国公认的, 税收原则中的总量原则, 是一头雾水。因为这个问题老想不通, 所以只有在梦中向圣贤请教。我好像梦见萨缪尔森教授在讲课, 我举手发言说:我们中国人认为, 你们西方的民主是假民主, 脱离产权谈民主, 就是枉谈;我们国家人民信奉公有制为主体, 我们的人民也认为坚持公有制, 就能够实现共同富裕。那么, 对于一个公有制的国家, 公有制企业的利润、税收都是属于国家的, 都是一样的, 我们国家根据建设情况, 需要多少税收, 我们就可以取多少!在我们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 我们是不是不需要, 或者说可以淡化, 你们说的税收这个市场经济的杠杆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定一个税收的总量呢?先生怎么看待?萨先生回答说:这位同学, 我们现在讲的是凯恩斯主义, 你说的公有制, 应该去请教马克思先生。我说:可是先生, 我们现在也搞市场经济了……后来, 梦醒了, 只是迷迷糊湖记得先生讲的是“效率”和“公平”。翻看马国强、张馨教授的税收四原则, 这两条好像也有;马国强教授的另外一条是关于税收成本, 要求征收模式要节约、简便;张馨教授的理论也差不多, 其中一条讲的是税收行政原则。他们的另外一条就是“总量原则”。
张馨教授在几年前, 都已经讲过, 税收原则是一个体系, 计划经济是财政原则为主, 市场经济是效率原则为主, 不同的阶段重点不一样。在张教授看来,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 财政原则应该排在最后。作者观察, 张教授还是没有把这一条去掉, 还是照顾了一些人的看法, 还是谦虚地加进了“总量适度”, 但是张教授认为绝对不能把它作为重点。这一点也是作者赞同的, 但是多少年过去了, 总量原则却仍然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 这就是作者大惑不解的原因。
根据我的理解, 总量原则, 就是上级可以下达一个税收任务, 税率还是原来的税率, 结构还是原来的结构, 然后层层落实, 最终完成任务。这感觉没有什么问题, 好像我们国家也就是这样。但我总感觉有问题, 如果税收任务不重的话, 是不是该收的税, 也可以不收;如果任务重的话, 是不是可以收过头税?这样会不会造成纳税人实体权利受到侵犯呢?
我们常常听到政府部门讲, 一要吃饭, 二要建设。我们知道这个吃饭, 就是要养活政府部门的人, 这个建设, 就是政府部门的人要做事, 甚至要干预市场。我也常怀疑, 现在既然搞市场经济了, 为什么还要走计划经济的路呢?
再者, 总量就是一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一个“合适”的总量, 是根据上一年得来的吗?如果是这样, 那么我也有些例子否定它。一例:某省政府工作报告, 总结问题时提到, 省政府有的部门计划落后于预算。什么道理呢?说白了, 也就是政府花钱指标已经有了, 然而部门还没有计划怎么化钱。因此, 说明政府每年需要多少钱也是个不可知的数。二例:某省将农业项目款挪用, 盖办公大楼。
钱很多, 但不知道怎么花。部门每年花掉这些钱, 也成了任务。每年我们的财政部门也会很公平的把钱分到各个部门, 我们的税务部门也会勤勤恳恳的去组织税收。年复一年。
(二) “财政储备原则”是否更合适
我总是怀疑, 我们财政资金的效率。因此, 也就怀疑了这个“总量”。本小子说话不像教授那么含蓄, 建议将“总量适度原则”改为“财政储备”, 放弃“总量”。不管是“适度”也好, “足额稳定”也好, 它总是有个指标, 执行起来就有个当年或一定时期要完成的概念。财政收入不是当年必须花掉的, 我们的项目执行单位, 如果把未安排的项目资金, 以及还没有找到合适项目的资金先储备起来, 也不必随便安排个项目, 把资金掏出来, 提心吊胆地存到小金库里, 那样我们的纪检部门也是不同意的。甚至, 当年政府节省下的财政资金, 我们也可以储备下来, 不必也拨到部门里。我这里虽然改了几个字, 我也希望, 既然我们搞市场经济了, 政府也不要像搞计划经济那样去干预市场。但我并不反对国家去搞国民经济计划, 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有计划的。税收储备的目的, 一方面是服务于纳税人, 另一方面就是用于国民经济的计划发展。
如果说, “量入为出”是一种勤俭持家, 那么“收多少花多少”就是一种浪费, 这两种说法只是文字表达不一样, 实际上都有相同的意思。当然, 作者的意思是:该收多少是多少, 不应该有“总量”和税收任务;该花多少是多少, 也不一定要全部花完。有了“储备”就可以在各年份之间调整。
三、税收任务导致的负效应
(一) 正常免税渠道也被堵塞
税收问题导致全国最大的民办科普园, 青少年心中的科普圣地, 广州南沙科普园关门了, 网上议论很多。有人认为, 是它自己也涉及纳税的问题, 它们不能像其他的公益事业单位, 经营可以免税, 纳税是它很大的支出。也有人认为, 很多单位想向南沙科普园捐款, 但都有顾忌, 怕惹麻烦, 企业不敢露富。企业露富了, 可能要被查补所得税!谁还敢给捐款呢?
企业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 不论网民讲的是否属实, 但企业自行捐款, 没有得到许可, 是应该交税的, 这倒是实情。企业免税捐款, 需要税务部门层层审批, 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也许, 税务部门任务太重了, 或者有其他的原因, 把免税看的很重。想捐款, 就要被审批, 否则就要交税!这种错误的方式, 谁应该反思呢?像南沙科普园这样的公益项目, 捐赠者到底能不能顺利“抵减”所得税呢?经营者能不能免税呢?在日本, 不但投资公益事业可以减免税收, 就是自己投资失败, 也可以减免个人的所得税, 免税是纳税人法律规定的权益。而我们国家免税就不是那么容易。
国家有一定的减税政策, 但执行时却很困难。企业怕惹麻烦, 是因为我们缺乏税收救济, 一但捐款不被认可, 企业被处罚, 它们就很难找到申诉的地方。
(二) 为税收任务而稽查
每当税务部门税收任务重时, 到企业去稽查, 就成了税务局每个工作人员的头等任务, 每个部门都会被安排一定的指标任务, 常常是税务局的全部工作人员都上阵。找那些有能力纳税、效益好的单位去稽查, 这样才有可能完成任务。稽查人员总能找到被查企业的一些毛病, 这些问题可能其他的企业都有, 但隔墙扔砖头, 砸住你算你倒霉!移居加拿大的A君在网上透露他的一个经历, 税务局去他公司稽查时, 说他漏税150万, 封了他的账户, 停了他的发票, 如果企业回收资金链条一断, 他就要面临倒闭。无奈下, 他向税务部门妥协, 他主动补交10万, 税务部门也声明, 让他认可, 税务部门没有到他公司去稽查过, 税务部门也不再继续查他的案子, 是他主动补交的税。A君说的话, 可能是个无法考证的例子, 但税务局为完成任务, 逼企业纳税的情况, 在一些不发达地区确实是有报道的。相对来说, 有的税务局的做法还算公平些, 给所有的企业按规模大小摊派任务。总之, 有一部分不守规矩的税务局 (个别的) 为完成税收任务, 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方法, 这好像也是实际情况。
四、税收任务真的能取消吗
虽然作者认为应取消税收任务, 但客观讲, 短期内这样做是很困难的, 好像也不实际。原因是我们现有的工作模式、人员结构、工作方法的问题。
至少有两个理由认为不能取消税收任务。其一, 税务局每年安排任务, 如税收稽查任务, 确实征收上来了不少税款, 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是有效率的;其二, 如果不安排任务, 税务局工作的同志们没有压力, 怎么考核大家的工作?大家对纳税人是否纳税采取无所谓的态度, 纳税人又不主动交纳税款, 国家的税收不是受到损失了吗?
以上两种说法, 虽有一定道理, 但细想起来都不牵涉“任务”。其一, 不安排带任务的稽查, 并不是不去稽查, 稽查反而要加强, 稽查是税务部门的主要工作, 更要开展全面的、现代化的稽查方法, 找到漏税的税源, 而不是去企业逼税;再者说, 认为传统的稽查方式, 到企业账簿里去找毛病的方式是有效的, 这个结论还需要综合评估, 如果采用杀鸡取蛋、竭泽而渔的方式, 就是对税源的破坏, 是对生产力的破坏, 是得不偿失的。其二, 对税务工作考核, 工作方式变了, 考核方式也就变了, 该征的税不征, 就是失职, 不该征的税去征就是违法, 这也应成为考核方式;由此看来, 有无任务都应受到监督, 这也没有问题, 工作考核也一样可以不涉及税收任务。
但是, 在作者看来, 取消税收任务是早晚的事。当前阶段, 控制税收过快增长、加快制度建设、减少财政浪费、提高财政储备是应该由决策部门给予紧急考虑的事情。
五、诚实申报个人收入的激励措施
(一) 中国人缺乏纳税意识吗
有人认为, 中国人纳税意识淡薄, 有很多东西在中国不一定行得通。个人所得税诚实申报在美国可以, 在中国就不行。这个观点不正确, 但也有一定原因。作者认为, 造成现在这个问题的原因, 不在于国民素质, 而在于我们的管理, 没有好的管理, 势必会造成今天的局面。一个弄虚作假的人, 可以不交税, 少交税, 而不受任何惩罚;而如实纳税的人, 只有补交税的份, 却没有少交或退税的份。谁还能如实申报呢?日本采用蓝色申报制度, 就是鼓励国民建立个人账册, 鼓励如实申报纳税, 说明他们的国民对纳税也不是主动愿意, 说明他们的纳税意识也不强。日本对如实申报者奖励, 对达不到要求的能够严格监管。而我们则做不到这一点。
确立纳税激励与惩罚的健康规则, 是我们真正应该去实施的, 我们不应该一味地埋怨国人的纳税意识。
(二) 合法的收入应受到保护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样给我们讲课:当一个商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 无意中, 他丰富了我们的社会产品, 实现了我们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因此, 我们理解了, 午夜二三点钟, 我们刚从火车站出来, 我们为什么还能找到出租车。这些夜班的“的哥”们, 绝对不是在“学雷锋”, 他们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 而不小心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带来了这种“服务”商品。
进而, 我们这样认为, 一切社会上许可的自利工作, 都能带来社会效益最大化。科学家、艺术家从事科学研究和艺术工作, 实现个人自身的价值, 也为我们社会带来了文明和进步。国家公务人员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 实现自己进步或升职, 税务稽查员辛苦工作取得报酬, 也能带来我们社会的工作效率, 社会的进步。这也形成了我们能够消费的各种“商品”。
因此, 一个繁荣的、商品丰富的市场经济就诞生了。这些合法的产品:出租车、专利、图书、艺术、政府的交通等等, 都应该受到保护。
(三) 限制非法的、影响公共利益的行为
当然, 前面提到的能无意中给我们社会带来更好效益的行为, 都是法律许可的劳动。另外, 还有一些商品, 生产时能带来环境污染, 损害公众利益, 对这样的商品, 我们会采取收取环境税的惩罚性税收来解决, 或用限制方式, 调节其生产。但是, 还有一种非法的收益方式, 极大地危害我们社会, 如:贩毒、偷盗、抢劫、制假贩假、贪污行贿, 这些就不是法律所许可的, 对这样的收入就不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作者认为, 我们要对这些不明来源的非法收入, 也就是“黑色”收入, 课以重税, 并进行限制, 这也是人们道德所期望的。
(四) “退税”是鼓励国民诚实申报收入的方法
如果我们这样考虑一种方案, 美国式的“先征后退”方式, 对合法申报的收入, 利用其申报的消费支出部分, 给予适当的减免税收照顾, 其消费的产品可以适当退税, 抵减个人所得税。这样那些不诚实申报收入的“富人”, 购买产品时因不能退税就会多交税, 包括那些从来就不想进行收入申报的“黑色”收入, 消费时也会多交税, 从而能够达到对未申报收入征税目的。基于这样的考虑, 如果我们能够更广泛的利用消费退税, 对于申报不同收入的人, 对不同的消费品实施不同的退税, 进而影响富人的生活, 让不如实申报的人们, 生活成本更高一些, 就会促进他们如实申报收入。如果他们还是不如实申报纳税, 他们出行住星级宾馆, 乘坐飞机或高铁就要付出较高的税收, 有时, 他们也可能根本就买不到他们需要的奢侈品, 甚至在查实他们隐瞒收入时, 还要给予重罚。
像这样利用税收激励或惩罚的方式, 实现税收管理的方法, 一定会很多。作者在论述增值税征收模式的文章中, 也有过类似的思路。非常高兴的是: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 进行纳税激励申报, 结合个人消费银行账户管理, 是很容易实现这一切的。现代的计算机软件设计, 能够使这一切, 变的非常简单、便捷。
基于以上考虑, 在中国鼓励纳税人遵从、实现收入诚实申报是完全有可能的。
六、当前中国交纳个税的主要渠道被怀疑, 网民不满意国企、央企
当前, 中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一个重要群体, 是国企、央企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些行业主要是电力、通讯、石油、金融、证券等。
但从网络舆情看, 网民对国企、央企的贡献, 并不买账。2010年8月份, 国资委对社会公告中, 有句话称:国企的税负是私企的5倍。这句话的本意是想证明国企在纳税方面的诚信, 但是网民却不买账, 他们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网民们认为国企税负高是强占了国家优势资源;行业不一样税负没法比;国企利用垄断性质“抢国民钱”。网民大呼中国移动设置漫游费“抢钱了, 快管一管”。北京大学一位教授与国资委的一位官员, 也都阐述了对国企利润的看法, 发表了各自观点, 也引起网络热议。网络显示, 网民对这句话的争论, 已经超过了这句话本身, 透露着网民对国企的不满, 透露着网民对垄断的不满。
国企和垄断当然不是本文讨论的要点, 我们说的是:中国的个税, 仅仅依靠原来的国企、央企部分员工的渠道, 显然是不够的。个税的税基应该更为广泛, 应该涵盖全部国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 所有国民之间纳税的横向公平。否则, 就不是整个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只是对某些行业, 某些群体进行惩罚性征税的制度。就不能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当然, 扩大税基是应该想办法, 要以科学的态度去实现。
七、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分类综合征收模式
前面第五部分, 我们讨论了国民消费退税问题, 实际已经涉及到个人所得税综合征收问题。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社科院高培勇教授认为, 中国个税改革, 就是要走分类综合模式。希望所有项目的收入在加总求和的基础上, 一并计税。高教授谈到, 分类综合模式, 中国从2003年一路走下来, 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 始终在研究层面徘徊。其原因是与我们税收机关的现实征管机制有关, 我们现实的征管模式, 还停留于“间接”征收、“截流”管理的水平。
作者认为, 在中国个人所得税征收的11个项目中, 偶然所得与其他所得二项, 就是要求国民将全部收入进行申报, 但是这两项收入税务部门却没法“截流”, 只能靠国民自主申报。由于中国个税申报缺乏监督机制, 税务部门无法调查国民全部收入情况, 甚至对国民没有全部申报收入也不能追究, 也不去采取督促、提醒、处罚等措施, 因此, 也就没有人愿意主动去申报。这种模式放在任何国家都会是一样的结果, 并非中国人才这样。对于自主申报这种方式, 我们只能采取像前面提到的退税等激励措施, 才能鼓励国民将偶然所得、其他所得如实申报。即便是这样, 也要对那些不如实申报的给予处罚, 两面努力才能达到应有效果。
只有在收入总计的基础上, 减去必要的扣除, 计算出来的, 才是个人所得税的实际应税额。那些必要的扣除应包括养老金、医疗金、教育费、赡养费、住房基金等等。如果分类征收是税收入库, 那么综合征收主要就是退税、是汇算, 退税还包括我们前面讨论的消费退税。这就是作者讨论的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主要思路, 也是中国分类综合模式的具体方法。
结合美国、日本等国的个人所得税免税、退税经验, 利用现代的计算机网络申报技术, 逐渐完善税务代理机制, 在中国全面实现个人所得税综合汇算是完全可行的。现阶段对个人所得税的重点税源, 以及国家管理人员开始实行综合申报, 也是迫切的。因为, 它可以实现同一层次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公平, 及国家反腐目标。对于相同收入的人群, 有的人需要房屋分期付款, 有的人需要赡养较多的家庭人口, 如果扣除了这些因素, 他们的纳税能力就是不一样的。对于高薪的工薪白领阶层, 让他们早日实现退税服务, 早日实现综合纳税申报, 就可以实现他们白领之间的纳税公平, 也可以保护中国的人才结构。
八、纳税管理比较与纳税人权利保护
以上我们谈了中国个税发展的美好愿景, 好像中国国民也建立了整个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以及良好的税务征管、稽查系统。但是我们知道, 这样的系统建立, 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于我们与国外税务管理工作的差距, 以及纳税人权利保护方面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再做一比较。
我们埋怨中国税务系统人才缺乏, 是因为我们了解美国联邦税务局就是一个庞大的人才库, 他们的税务局拥有律师、工程师、计算机专家、经济学家、资产评估师以及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各种专业人才。比较中国税务部门的专业人才, 实在让人汗颜。
我们埋怨中国的税收法律救济, 是因为日本、德国、美国等等国家都有纳税人伸张自己权益的便捷渠道。德国还设有专门处理税务纠纷的税务法院, 同时对税务机关也有一定的监督作用。日本也设立了国税法院。我们却做不到, 我们采取的还是行政复议制, 我们只有很少的法律, 剩下的许多还仅仅是条例, 法律救济差距也非常明显。
面对我们的征管现状, 专管员是“一员到户, 各税统管”, 对专管员的廉洁监督就很难实现;我们的稽查还仅仅是为了收入任务完成而进行, 从选案、查案、处理等过程中, 稽查工作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就很难避免;由于缺乏外界监督, 我们的税务机关自身的各种舞弊行为也不能得到有效制约。我们迫切希望完善中国的各种税收制度, 迫切希望学习国外先进的税收管理理念, 使中国早日实现税收现代化等等。
九、中国税收改革及其他政府工作中的人大监督问题
税收执法权是国家赋予税务机关的权力, 如果权力失去制约, 就有可能产生腐败。不但税收执法权是这样, 任何的权力也都一样。对于这个问题, 作者借此机会, 谈一些粗浅看法。中国在各种权力监督方面, 除了上级部门监督, 还可能在同级的检察院等部门设立一定的专业机构监督, 另一个就是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 而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律监督则是中国人民民主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怎样对政府部门实施有效的监督, 当然需要人民代表大会。作者认为, 中国人大代表对政府部门的批评和质疑案, 不应直接将人大代表的批评、建议交政府部门办理。而应有人大常委会下设的各专门委员会受代表委托后, 在充分整理材料,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先将该批评建议提请人大常委会, 由人大常委会表决形成议案或批评建议, 再由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向政府质疑。对于批评建议要求政府做出解释说明后, 报告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若不满意, 可以进入下一轮质疑;而对于议案则应由人大常委会对政府的答复作出集体表决。
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人大代表的批评和建议, 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并没有介入。人大常委会的各专门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人大代表的专门办事机构, 这也是中国有很多人士呼吁设“人大代表工作室”, 而最终否决的原因, 我们不能设二个“工作室”。虽然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只是个办事机构, 但它的级别却于政府下设机构相当, 因此, 其组织作用明显高于人大代表个人, 由其代理向政府质疑, 效果也会更好。若让人大代表以个人名义向政府一个部门对抗, 则显然实力有差别, 代表的建议就不可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代表的建议常常由司 (局) 长、处长、科长、股长们做出答复, 答复的结果很可能是:建议很好, 目前条件不成熟, 正在逐渐完善。
在中国怎样实现民主政治呢?那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各级党委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建设和领导, 发挥人大常委会在对政府民主监督中的重要作用。政府和人大就像我们前进的两条腿, 缺一不可。党通过自己执政党的权力, 通过自己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多数票的优势, 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各级政府进行组建, 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同时党支持人大常委会依法开展监督工作, 支持人大常委会依法罢免政府组成人员及各部门负责人, 实现人大与政府之间各自分工责任。中国目前的人大监督并不十分理想。许多地方的人大调研工作, 调查某一部门工作时, 常常让这个部门去安排调研计划, 并且部门的领导也一直作陪, 这样的调研就可能走过场, 失去了找到问题的机会。另外, 许多地方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对自己任命、监督的干部也常常不了解情况, 作为“人大代表工作室”的人大各专门委员会, 也未向他们提供任何决策信息。这些都说明中国的人大监督工作迫切需要提高加强, 需要各级党委特别注重, 尤其要发挥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作用。
如果中国的税务改革计划能列入全国人大 (下转65页) (上接33页) 的议案, 形成决议,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下设的相关专门委员会, 长期督促国务院及各级人大、政府开展工作, 加上全国各级人大代表的大力支持, 那么, 中国的税收改革的实现就有了条件, 中国早日实现税收现代化就有了希望。
山穷水复疑无路, 柳岸花明又一村。只要我们发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取得中国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各项税收改革的成功。作者相信, 中国财政、税收的明天, 一定会更美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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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馨.税收公共化:税收原则体系的转型[J].涉外税务, 2004, (6) .
[3]高培勇.改革十字路口上的个人所得税[N].中国财经报, 2010-04-13.
[4]张劲.商品中增值税转移变化研究———论增值税征收模式[J].经济研究导刊, 2010, (13) .
税收激励 篇2
为更好落实国务院“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工作的要求，促进横琴自贸片区诚信体系建设，横琴国地税积极探索、创新制度，基于税收遵从分类管理新理念，联合推出八项激励措施，引导纳税人享更多便利、促税收遵从，打造现代税收管理服务新模式。具体措施包括：
1、享受定期“免检免评”。对遵从度高的纳税人，被评定后半年内主管税务机关不主动开展税务检查和纳税评估，引导纳税人建立自查为主、事前防范的涉税风险防控机制，鼓励诚信纳税，促进税收遵从度的普遍提高。
2、优先保障发票供应。对遵从度高的纳税人，放宽发票供应量，单次可领取3个月的增值税发票用量，普通发票按需领用；发票用量调整优先办理；优先享受珠海市内邮寄发票服务。
3、享受便捷退税服务。对遵从度高的纳税人，可享受出口退税“即办速退”和无纸化管理，纳税人申请误征退税或一年内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退税的，简化审批流程，缩短办理时限。
4、提供绿色审批通道。对遵从度高的纳税人，提供绿色通道办理涉税审批事项；缩短增值税防伪税控最高开票限额审批时限，对最高开票限额十万元以下符合条件的当场审批办结；企业代扣代缴、代收代缴和代征税款手续费由税务机关提供主动退还服务。
5、提供信用增值服务。对遵从度高或较高的纳税人，主动向社会公告名单，加强与横琴商事主体信息管理中心、各政府部门、各行业协会和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将纳税人遵从信息作为纳税信用级别评价、政府部门支持鼓励、财政补贴等方面的重要参考；鼓励金融机构对税收遵从度高的企业提供信用贷款或其他金融产品服务。
6、享受诚信报告免责。对遵从度高或较高的纳税人，发生涉税事项，现行政策尚未明确是否征税的，经如实向税务机关报告并审核确认为不确定事项的，暂不征收税款；事后税收政策明确作出征税规定的，税务机关再依法追征税款，不予罚款。
7、按需提供专家辅导。对遵从度高或较高纳税人，根据其个性化需求，组织税收专家团队提供专题政策宣讲、政策解读及政策答疑，有需要时协助开展涉税风险排查。
税收激励 篇3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个行业的企业结构也在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尤其是投资结构，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其偏向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要比固定资产投资比率高出很多，导致虚拟投资加剧，不利于实际生产能力的积累。虽然政府采取了相关措施加强对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支持力度，但是难以改变企业投资结构偏向权益性的问题，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十分不利。税收激励、现金流与企业投资结构偏向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因此，企业全面掌握税收激励与现金流对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作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管理，对确保企业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有重要的意义。
1税收激励和现金流简析
1.1税收激励
税收是一种资本投资回报中的漏出和削减因素，直接影响资本成本和投资收益，受到融资制约的企业，如果税率过高，投资收益会大大降低，使得企业投资积极性受到打击，如果税率较低，那么就会起到税收激励作用，使得企业不断追加投资。企业的投资大部分依赖内部资金，企业往往希望所得税有所降低。由此可见，税收高低影响着企业的投资行为，如果在没有充分考虑企业融资约束的情况下，直接分析企业投资与所得税的关系，容易造成估计不准。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税收激励制度主要包括投资抵免、税收返还、税率优惠、折旧扣除等，不同企业的生产技术结构不同，所享受的税收优惠也有所不同，产生的税收激励效应也不同，例如税收优惠能够激励非国有经济投资，但是对国有企业的激励效应却不明显。
1.2现金流
现金流是企业内源性融资的重要基础，能够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自由支配资金的实际情况，包括流入、流出等状态。当企业的现金流出现短缺时，企业内部资金会十分紧张。企业的实际现金流情况会严重影响企业的内部运行和外部融资，使得企业资金链难以得到有效维持，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甚至对企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适量的现金流是企业得以持续发展的可靠保障，但是过量的现金流也会导致负面作用，一些企业管理者为了获得利润，盲目利用现金流加大投资，会对企业造成较大的经济风险。现金流是企业预期市场的反映，现代经济市场背景下，现金流是考量企业投资情况的重要因素，企业往往在资金流动性较强的项目中投资的可能性较大。
1.3企业投资行为特征
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由于受到的融资约束条件不同，其体现的投资行为也不尽相同。民营企业的地域流动性较强，而非民营企业容易受到行政性因素的干扰。在不同的区域，政府为了加强招商引资，对民营和非民营企业所采取的税收政策有所不同，进而对投资行为产生不同影响。根据固定资产投资模型显示，现金流较高的企业，其具有的固定资产较多；根据权益性投资模型显示，民营企业的现金流变量呈现负值，可见民营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较大，由于自身经济实力有限，民营企业具有更高的投资风险，限制了企业在权益性投资中的市场操作空间。但国有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较小，会表现出加强的投资热情。
2税收激励与企业投资偏向的关系
2.1税收激励对企业投资偏向具有引导作用
政府针对不同的投资类型所制定的税收政策也不同，使得税收激励对企业的投资偏向产生引导作用。企业的固定化投资的收益情况是根据所得税计算得出的，而所得税的税率较高，企业的融资受到制约，高额的所得税使得企业的经济效益难以提升，资本重置的成本也得不到有效的补充。固定化投资中，政府通过征收所得税瓜分了企业的大量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企业为了获得较高的回报，将投资重点偏向权益性投资，通过股利和分红的形式，提升企业的收益。而根据相关规定，这类收益不在所得税的缴纳范围内，避免了所得税的缴纳，使得企业的实际经济效益增加。由此可见，在市场支配下，权益性投资具有明显的优势，吸引企业的关注力，税收激励对企业投资结构的偏向具有引导作用。
2.2税收激励下的企业投资偏向评价
税收激励导致企业投资结构偏向权益性投资，在正常情况下，税收政策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企业投资结构不会因为其他影响因素而产生偏向，但是根据目前情况分析，我国大部分企业的投资结构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偏向，固定化投资所占据的总额不断降低，而权益性投资呈现出膨胀的状态，如果长期存在这种局面，会造成实体企业的融资困难，企业的流动资金受到制约，内部资金周转面临障碍，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这种投资偏向还会造成企业投资虚拟化，使得企业经济出现虚浮现象，权益性投资不能够真实反映经济的增长情况，不利于经济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严重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资金链面临巨大风险，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使得社会生产力降低。
3现金流与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关系
3.1现金流对企业投资偏向的影响
当今，企业的委托代理现象十分普遍，当企业的现金流较充足时，代理方会进行过度的投资，给企业带来严重的投资风险，造成企业的投资效率降低。根据相关研究发现，企业管理层对固定化投资投入降低，将更多的关注度放在了权益性投资，这种情况说明，受到融资约束和财务柔性作用，灵活度较高、流动性较强的权益性投资对于企业的吸引力较高，而固定化投资由于现金流的敏感度较高、流动性较差，同时受到的硬性约束较强，使得企业的投入资金很容易被牢牢束缚，这就容易让企业产生回避态度，成为我国大部分企业投资结构偏向权益性投资的主要原因。受到现金流及融资的限制，企业的权益性投资日趋扩大，导致实体经济的资金流动困难，需要企业加强对财务柔性的研究，从而改善这种困局。
3.2平衡企业投资结构的研究
推动经济发展，平衡企业投资结构，减轻权益性投资偏向，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企业投资结构需要从税收和现金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政府要调整税收政策，适当地向固定化投资方向倾斜，为固定化投资提供更多的优惠，例如降低所得税率等，引导企业加强对固定化投资力度，政府有关部门要强化自身的经济职能，对经济市场进行科学化管理，充分发挥税收的激励作用和导向作用。面对现金流敏感性问题及资金流动性问题，需要有关部门加强研究，进行深一步的探索，可以采取控制要素法等研究方法，将投资方式设置为变量，控制某些影响因素，使其处于稳定状态，然后设置研究的对象因素为可变，演算投资结构的变化，这样就可以找寻利益最大化的投资方式，同时，也可以发现隐藏的、尚未进入研究的新因素，找到控制投资的新方法。
4 结语
在现代经济市场背景下，企业投资结构偏向权益性投资的问题越发严重，对企业的运行机制及风险管理造成严重影响，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企业要充分认识到税收激励、现金流的相关作用，以及二者与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关系，通过合理的分析和控制，明确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根本原因，并积极探索有效的措施，改善当前的困境，促进社会经济良好、有序地发展。
收稿日期：2016-11-07
股权激励的税收负担 篇4
随着公司股权的日益分散和管理技术的复杂化, 公司经营者即管理当局和公司股东形成一个委托代理关系, 股东委托经营者经营管理资产。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股东和经营者追求的目标是不一致的, 股东的目标是使自己的财富最大化, 千方百计要求经营者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个目标;经营者则希望自身效用最大化, 如增加报酬和闲暇时间、避免风险。
为防止经营者背离股东目标, 股东通常采取监督和激励两种方式来协调自己和经营者的目标。而采用激励计划, 使经营者分享企业增加的财富, 鼓励他们采取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行动, 已成为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的常用方式。
激励方式一般有现金和股权模式。股权激励模式通过使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持有股权, 享受股权的增值收益, 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风险, 可以使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更多地关心公司的长期价值, 防止短期行为。股权激励的模式有业绩股票、股票期权、虚拟股票、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延期支付等。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 》和财政部、国资委发布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境内)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规定, 我国上市公司可以采用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方式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 是指上市公司按照预先确定的条件授予激励对象一定数量本公司股票, 激励对象只有在工作年限或业绩目标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条件的, 才可出售限制性股票并从中获益。
股票期权, 是指上市公司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本公司一定数量股票的权利。激励对象有权行使这种权利, 也有权放弃这种权利, 但不得用于转让、质押或者偿还债务。
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本质区别在于股票期权是未来收益的权利, 而限制性股票是已现实持有的, 归属受到限制的收益;前者所起的作用是留住人, 而后者往往可以激励人和吸收人。
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有两种方式:一是向激励对象发行股份;二是回购本公司股份。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即是激励对象获得公司股份的价格, 以股票市价为基准确定。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即是激励对象购买公司股份的价格。行权价格不应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一是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收盘价;二是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30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股权激励作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企业应按照股份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费用, 同时计入资本公积中的其他资本公积。股权激励的成本作为应付职工薪酬计入企业成本费用, 影响企业所得税的计算, 同时激励对象取得股份按其行权价格 (授予价格) 与公平市场价的差额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企业所得税
限制性股票通常没有等待期, 但有禁售期, 为授予后立即可行权的股份支付, 应在授予日按照股票的公允价值计入相关成本费用, 相应增加资本公积。股票期权应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 按照股票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将当期取得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企业在日常实务中确定股份公允价值有多种形式:一是按授予日股票价格与授予价格 (行权价格) 之差作为公允价值;二是采用“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期权定价公式等模型计量公允价值;三是以回购股票所提取的激励基金计量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 公司股票价格波动起伏较大, 用不同的方法计量出来结果不同, 而且金额相差较大, 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也不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计量方法一旦确定, 应在有效期内保持不变。
经查询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 对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基本一致。对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各不相同, 有的公司在授予日一次性确认费用, 有的公司在锁定期内按解锁比例分次摊销。由于股权激励成本金额较大, 企业为盈余管理需要对限制性股票的分期摊销与会计准则相悖也是权宜之计。企业等待期 (解锁期) 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的会计处理:
借:管理费用XXX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XXX
企业每期在确认时采用的是股权激励计划初始确定权益工具公允价值。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8号《关于我国居民企业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规定如下:一是对股权激励计划实行后立即可以行权的, 上市公司可以根据实际行权时该股票的公允价格与激励对象实际行权支付价格的差额和数量, 计算确定作为当年上市公司工资薪金支出, 依照税法规定进行税前扣除;二是对股权激励计划实行后, 需待一定服务年限或者达到规定业绩条件 (以下简称等待期) 方可行权的。上市公司等待期内会计上计算确认的相关成本费用, 不得在对应年度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扣除。在股权激励计划可行权后, 上市公司方可根据该股票实际行权时的公允价格与当年激励对象实际行权支付价格的差额及数量, 计算确定作为当年上市公司工资薪金支出, 依照税法规定进行税前扣除;三是本条所指股票实际行权时的公允价格, 以实际行权日该股票的收盘价格确定。现在形成的主要问题是会计与税法的在等待期分期和价值计量上的差异。
分期差异由有等待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形成。针对分期差异, 笔者认为在会计上作为永久性差异, 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理由为参照对已计提但尚未使用的安全生产费的规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已计提但尚未使用的安全生产费不涉及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暂时性差异, 不应确认递延所得税。因安全生产费的计提和使用产生的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异, 比照永久性差异进行会计处理。”企业在等待期内确认成本费用计入所有者权益中的“资本公积”项目, 未影响资产负债账面价值, 其不得在对应年度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扣除部分应作为永久性差异, 在等待期内按计入当期的成本费用金额调增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在行权后调减应纳税所得额。
针对价值计量差异笔者认为等待期内调增应纳税所税额采用会计计量上所确定的价格, 按计入当期成本费用的金额调增应纳税所得额。在行权日应采用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计税价格。即股票期权采用行权日股票的收盘价和行权股票数量计算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限制性股票采用股票登记日的收盘价和本批次股票解禁日的收盘价的平均价格和本批次解禁股票数量计算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因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为应付职工薪酬组成部分, 属于合理性工资薪金范围, 只要依法履行了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义务, 都可以在税前扣除。企业应采用职工个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计税价格计算税前扣除金额。
三、个人所得税
激励对象取得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均应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激励对象取得股票控制权日即股票期权的行权日或限制性股票的解禁日。两种激励方式的应纳税所得额计算方法为:
股票期权的应纳税所得额为激励对象行权价格与行权日股票的公平市场价 (指该股票当日的收盘价) 的差额, 即:
股票期权的应纳税所得额= (行权股票的每股市场价-行权价格) ×股票数量
限制性股票的应纳税所得额为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进行股票登记日期 (即登记日, 也称授予日) 的股票市价 (指当该股票当日的收盘价) 和本批次解禁股票当日 (即解禁日) 股票市价 (指当该股票当日的收盘价) 的平均价格乘以本批次解禁股票份数, 减去被激励对象本批次解禁股份数所对应的授予价 (即为获取限制性股票实际支付资金数额) 的差额, 即:
限制性股票应纳税所得额= (股票登记日市价+本批次解禁股票当日市价) ÷2×本批次解禁股票份数-被激励对象实际支付的资金数额× (本批次解禁股票份数÷被激励对象获取的限制性股票份数)
后续税负。激励对象因拥有股权而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取得的所得, 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由公司代扣代缴。激励对象将行权 (或解禁) 后的股票再转让时获得高于或低于购买日 (行权日或解禁日) 公平市场价格的差额, 不影响原计税价格变化, 激励对象应按原计税价格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和税额。
根据现行规定, 股权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解禁日为固定日期, 而股票期权的行权日有一定的时间范围, 激励对象可以根据资本市场波动趋势和规律选用股价相对较低的时点行权, 以降低实际税负。
摘要：股权激励已成为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境内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为例, 阐述对股权激励的会计确认和记录, 税收负担及计量的理解, 以使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更多地关心企业的长期价值。
关键词：股权激励,税收,计量,负担
参考文献
[1]CPA考试辅导教材.财务成本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2.
[2]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 .证监公司字 (2005) 151号, 2005.
[3]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境内)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国资发分配 (2006) 175号, 2006.
[4]企业会计准则 (2006)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5]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 .人民出版社, 2010.
[6]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我国居民企业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8号, 2012.
[7]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股票期权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5) 35号, 2005.
我国科普动漫税收激励政策研究 篇5
目前国内学者对科普动漫的研究相对集中,主要在科普动漫的发展现状及动漫在科普中的应用方面。武丹,姚义贤[4]对我国科普动漫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科普动漫发展还存在缺乏政策支持、创作人才匮乏等问题。龙金晶等[5]梳理了科普动漫发展的意义、存在的问题,为促进其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武丹,姚义贤[6]分析了中日科普动漫发展水平的差距,从发展模式、品牌建设、内容创作、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发展中国科普动漫的对策。江锐,黄道军[7]分析了动漫应用于科普知识传播中的表现形式、独特优势,并深入探讨了科普动漫制作的要求和技巧。路盛章[8]通过国内外比较,分析了我国科普动漫发展的整体状况和发展前景,并就科普事业与产业并行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议。
综合以上研究可知,科普动漫发展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科普动漫具有公共产品和外部性的特征,在客观上迫切需要国家和政府实行一定程度的保护。因此,作为政府的重要宏观调控工具的税收政策凭借其有效的经济利益激励效应,可以期待为我国科普动漫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1 我国科普动漫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有较多企业从事动漫的创作,但致力于科普动漫创作的却非常少[4]。作为传播科学知识的有效形式,科普动漫却主要是依靠整体动漫产业,并没有形成完善和独立的创作模式[6]。
我国动漫产业在早期也曾取得过非常优异的成绩,但中间出现了发展的断裂。自80年代起,大量涌入的日、美动漫产品急速占领了我国90%以上的份额,对我国动漫产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6]。自2004年后,政府意识到该产业的重要性,逐渐重视其发展,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据估算,我国动漫产业每年存在直接市场近200 亿,相关衍生品市场近4 000亿,并且还在快速增长中[9]。截至2014年,我国动漫年产值达到1 144.8亿元人民币(图1),相比2013年增长15.87%。预计至“十二五”期末,我国动漫产值将比“十一五”期末至少翻一倍[10]。
相比于整体动漫的高速发展,我国科普动漫的发展却极其缓慢。例如2008年,制作完成的科普动漫作品只有16部,仅占国产动画片总数的6.4%。另外,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普遍偏低[11],青少年时期是提高公民科学素养的关键时期[12],而科普动漫是青少年接受科学知识的最方便方式,故加快我国科普动漫的发展是必要的。
数据来源:据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整理而得。
造成科普动漫发展缓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国科普动漫税收政策的不完善,致使众多的动漫公司未设置专门从事科普动漫创作部门,或仅为服务其它项目而制作科普动漫[13]。因此,应加强对我国科普类动漫产品的现行税制进行分析,找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期给出相应的建议。
2 我国科普动漫的现行税制分析
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税收政策是国家优化支持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14]。科普动漫产业作为幼稚产业理应得到政府税收政策的支持,然而我国并没有制定科普动漫产业的特殊税收优惠政策。按照《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的相关条款,文化产业涵盖了科普产业[15]。因此,文化产业的相关税收政策适用于科普动漫企业。除此之外,科普动漫是以动漫为表现形式宣传科学知识,有关动漫产业的税收政策也可应用于科普动漫企业。
根据对我国现行文化产业以及财关税[2009]31号文、财关税[2011]27号文、财税[2013]98号文、财税[2013]106号文的总结整理,现将具体有关科普动漫的税收政策汇总如表1。
3 我国科普动漫现行税制问题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我国科普动漫税收优惠政策还存在如下问题:
3.1 缺乏针对性税收优惠政策
目前,有针对性的科普动漫税收体系还没有建立。首先,支持科普动漫发展的政策法规十分零散,没有统一的整合;其次,支持科普工作开展的税收条例散见于针对其他对象(包括文化产业和动漫产业)的法律法规之中,科普类动漫的发展没有税收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更谈不上形成了具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
3.2 税收优惠政策覆盖范围小
动漫产品无法享受到增值税方面的优惠,只能享受到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16]。在我国,行业内的大多数企业仅某些部门创作动漫产品[16],没有把动漫作为独立的经营类别剥离出来,因此就无法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政策。此外,动漫企业的认定需要达到一定标准,比如自主开发的产品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50%以上,主营业务收入必须占企业总收入60%以上等相关“八项标准”。而我国动漫企业注册资金不足500万元的小企业居多,份额占90% 以上[13],很难达到 “八项标准”的相关要求,因此能真正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企业较少,即便单独按内容性质剥离出来,科普动漫企业相比普通动漫企业亦将更难满足上述标准。
3.3 缺乏针对中下游环节的税收政策
上述税收政策主要针对科普动漫的上游环节,对科普动漫的播出、放映以及衍生品开发的中下游环节缺乏相关的优惠政策[17]。断裂的生产链会影响到一个产业的循环运作,科普动漫产业也是一样。要想实现科普动漫的真正发展,必须关注其上、中、下游整个产业链的运作。
3.4 税收优惠政策的延续性不强
上述税收政策大多是临时性政策,具有政策时限。如进出口关税方面的优惠截止到2015年底,而科普动漫软件的开发需要很长时间,企业可能会因为享受不到政策优惠而放弃开发。此外,具有有限时效性的政策可能会影响投资者对该行业的前瞻性,促发投机行为,这不利于其健康发展。
4 对策与建议
科普动漫是科学知识普及的重要途径,而有效的税收激励政策能够促进其发展。针对以上问题,财税部门应及时制定激励科普动漫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推动其快速发展。
4.1 制定有针对性的科普动漫税收政策
为鼓励科普动漫的发展,建议财税部门制定有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其相关税收政策进行整合,形成完整的税收政策文件。对于动漫企业中生产出科普动漫产品较多的企业给予更大幅度的税收优惠,如一个企业科普类动漫产品超过一定比例后,可以给予其增值税方面的更大优惠。
4.2 扩大税收优惠政策覆盖范围
增值税方面的优惠政策范围较窄,建议优惠对象由科普动漫软件扩展到科普动漫产品,这样更能够起到激励效果,提高科普动漫企业生产积极性。另外,我国动漫企业的认定标准对于我国动漫企业而言太高,建议降低认定标准,扩大优惠范围。
4.3 制定针对科普动漫中下游环节的税收优惠政策
科普动漫完整的生产周期为“创作产品—生产产品—播出产品—开发衍生品”这样一个完整的循环链[4],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应考虑各个环节的运作,除了给予国家认定的科普动漫产品开发生产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外,对于中下游环节也要给予税收优惠[17]。科普动漫产品的发行、播映推广环节风险较大,收益面临不确定性,建议给予税收优惠。企业盈利的关键环节是对衍生品的开发、销售,因此,为促进科普动漫发展,这方面的税收优惠也必不可少[18]。如对投资于科普动漫衍生品生产的企业可以适当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优惠。
4.4 延长税收政策优惠期
完善税收政策激励企业自主创新 篇6
改革开放30年来, 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激励科技进步、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 但从企业自主创新的发展情况开看, 这些税收政策没有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 还存在一些问题, 还需要根据目前企业发展现状不断完善和发展。
1. 我国企业实际税负重, 制约企业自主创新
2007年税收收入额 (49449亿元) 占GDP (246619亿元) 比重为20%, 税收收入比上年增长33.7%, GDP比上年增长11.4%;2008年税收收入额 (54219.62亿元) 占GDP (300670亿元) 的比重为18%, 税收收入比上年增长18.8%, GDP比上年增长9%;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虽然我国税费占GDP的比重只有20%左右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差并不是很多, 但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经济发展速度, 即便是在遭遇经济危机的2008年, 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仍然高于经济发展速度9.8%, 但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人均GDP在2万以上, 而中国人均GDP还不足2千美元, 相对于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来说, 中国宏观税收负担太高。由于实际宏观税收负担重, 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也不可能很轻, 这就制约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2. 税收优惠政策需要完善, 公平税负原则有待进一步贯彻
我国长期的税收优惠政策向公有制企业倾斜, 公平税负原则有待进一步贯彻。虽然1994年的税制改革统一了不同所有制的内资企业的所得税, 但在一些具体的税收政策上, 不同所有制的内资企业存在一些明显差别, 公有制企业可以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 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不利。2008年1月1日开始, 内资企业所得税与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 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消除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所得税差别, 但在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方面, 非公有制经济还面临着一些税负不够公平的问题。而中小企业的主体是非公有制经济, 所以, 长期的税收优惠政策没有给中小企业与公有制企业平等的待遇, 制约了中小企业发展和自主创新。目前还存在小企业税负高于大企业, 小企业之间税负不公平的问题, 不利于小企业的发展和自主创新。例如, 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试用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35%, 比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25%的基本税率高出10%, 比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适用的20%的优惠税率高出15%。这些税负不公的问题都有待税法的完善进一步解决。
3. 我国缺乏健全的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体系
现行的税收激励政策体现在1993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历次印发的文件中, 法律层次较低, 每一项税收激励政策大多针对单一环节、单一问题、单一取向而独立存在, 并没有从科技创新活动所要经历的各个阶段形成环环相扣、相互衔接的激励机制。甚至有的单项激励政策会影响其他激励政策的效力。并且现行税收激励政策多为科技发展中的具体情况出台, 解决个案问题, 指向特定企业或行业, 具有临时性、针对性、限制性、特惠性的特点, 没有形成健全的政策体系, 全面性、开发性、普惠性税收激励政策少, 不能使所有的科技项目, 所有的创新活动都得到扶持。
现行的税收激励政策激励的重点没有针对具体的企业技术自主创新活动, 而是针对已形成科技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已享有科研成果的技术性收入实行优惠, 而对技术落后, 急需技术更新的企业以及正在进行科技开发的活动激励不足, 对风险投资缺乏激励, 使得企业技术自主开发过程得不到风险投资的支持, 降低了企业技术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二) 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税收政策的建议
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没有自主创新, 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 就无法提升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创新, 制度重于技术, 现根据目前自主创新税收激励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 提出关于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的若干建议:
1. 改革税制, 实施减税政策, 降低宏观税负, 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
税收制度必须根植于当时当地的经济社会环境, 必须跟上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进程。我国现行税制始于1994年, 虽然几经完善, 但基本格局没有改变。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就必须改革税制, 根据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相适宜的税收制度, 并把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控制在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的水平。毕竟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人均GDP在2万以上, 而中国人均GDP还不足2千美元, 所以, 如果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税负水平相当, 那么就说明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还是重了。目前,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 各国都采取降低税负的政策刺激消费, 我国也同样开始了减税措施, 但如果我国的减税措施仍然使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高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税负水平, 那么就会不利于我国企业的发展, 不利于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经济的发展。
2. 改革税制, 公平税负, 促进企业发展和技术自主创新
在2006年3月批准的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提出:“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消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的体制性障碍和政策性因素, 进一步落实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完善金融、税收、信用担保、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政策, 改善行政执法和司法环境, 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2007年10月,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形成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破除体制障碍, 促进个体、私营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自主创新不是某一产业, 某一区域的责任, 是全部国民经济所有行业和所有企业的责任。我国的政策导向已明确, 要破除体制障碍, 形成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的金融、税收、信用担保、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政策。所以在税收政策方面, 要加快研究和实施, 尽快出台相应的政策公平税负, 促进企业的发展和技术自主创新。并且在企业自主创新税收激励政策方面, 要坚持只要是技术自主创新活动, 就可以平等享受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激励的原则, 取消身份、行业、大小、区域的限制, 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 使企业无论处于传统行业还是新兴产业, 无论企业规模大小, 无论是地处特区、开发区、西部还是一般地区, 只要是自主创新活动, 都可以平等享受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激励。
3. 借鉴国际经验, 强化税收立法,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大多数国家的税收激励政策多在基本的税收制度中规定出来, 而非通过临时性的行政法规来体现, 极大增强了税收激励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如韩国在《技术开发促进法》中确立“技术开发金准备制度”, 并颁布《外资引进法》、《税收减免控制法》, 全面系统地介绍国家的税收优惠条款。
借鉴国际经验, 建议国家制定《企业自主创新促进法》, 对目前国家颁布的有关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政、税收、金融、进出口等政策进行梳理, 在广泛调研、深入研究、全面评估的基础上编制涉及企业自主创新活动所要经历的各个阶段内容的激励政策, 形成《企业自主创新促进法》草案, 提交全国人大立法实施。通过立法, 保证国家对企业自主创新活动激励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长期有效地激励企业自主创新。
在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税收激励政策的选择上要借鉴国际经验, 采取更多的方式激励企业发展和自主创新, 特别要对研发环节加强激励, 提高研发费用在所得税前的扣除比例, 实施投资优惠, 加速折旧, 建立按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技术开发准备金制度;并对采用低技术造成环境污染、消耗过多能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企业开征环境税, 加大企业使用低技术的成本, 迫使企业自主创新, 提高技术水平, 增强企业竞争力。
摘要：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没有自主创新, 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 就无法提升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创新, 制度重于技术。文章在分析我国目前自主创新税收激励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基础上, 提出了关于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企业,自主创新,税收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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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思考 篇7
当前, 自主创新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我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不能再走以前大量消耗能源、资源支持工业化的发展道路, 资源的利用状况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要求必须通过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项迫切而重大的任务。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架构就是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主要体现在企业要成为自主创新投资的主体、研究开发的主体和创新利益分配的主体。
(一) 政府介入自主创新领域的理论依据
企业为了获得超额利润, 最为可靠和持续的选择就是占据生产技术的领先地位甚至垄断地位。一个基本的趋势是, 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通过自主创新获得超额利润, 然后在社会化进程中逐渐被市场机制平均化, 又出现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通过自主创新获得超额利润, 再被平均化。如此循环往复, 自主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内存动力。因此, 企业内部存在着自主创新的源动力和驱动力。但是, 就单个自主创新过程而言, 自主创新活动是一项风险系数极高的创造性技术经济活动。
第一, 自主创新活动具有过程的不可分割性。由于自主创新存在一定的规模和限制条件, 使得一定规模以下的企业提供的研究与开发投资不足, 没有能力开展自主创新活动。同时, 自主创新的成功和收益在于技术保密, 但为自主创新筹集资金需要对外发布重要的信息, 以获得信任和支持。这种自主创新的实施者与资金的供给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导致两难处境, 使得许多有前景的项目因缺乏资金支持而终止, 从而限制和影响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动水平。
第二, 自主创新活动具有结果的不确定性。结果的不确定性源于缺乏对未知技术和市场的足够信息、自主创新的复杂性与资本密集性以及时间因素。从基础研究到中间试验再到产业转化, 自主创新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 哪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前功尽弃。这使得企业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自主创新时, 并不知道自主创新能否成功或者即使自主创新成功了能够带来多大的收益。
第三, 自主创新活动具有收益的非独占性。与私人产品相比, 当一个企业的创新活动完成后, 其研发成果经常具有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征。一个人对知识品的消费并不会减少其他人消费的数量, 增加一位使用者的边际成本为零。同时, 知识品一旦被创造出来, 任何具有相关知识的人都可以使用, 其高度的外部性使得排他成本很高, 企业不能控制与获得其研发投资的全部收益。即使专利制度等私有产权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为知识品的排他性提供了可能, 部分解决了知识品的免费搭车现象, 然而, 利益外溢现象 (如专利过期、技术模仿) 还是普遍存在。技术知识溢出到竞争公司但没有给创新公司以补偿, 降低了创新主体的预期回报率, 缩减了研发企业的技术领先优势, 挫伤了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热情。市场机制不能保证以利润极大化为目标的企业愿意投资于这类技术, 客观上导致了研发活动的萎缩。
正是由于自主创新活动具有过程的不可分割性、结果的不确定性和收益的非独占性, 造成市场机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素上的失灵, 使得私人部门提供的研发投资不足, 仅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其固有缺陷的。必须借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弥补自主创新领域存在的市场失灵现象, 营造创新体系和创新环境。因此, 降低和化解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风险, 一方面需要依靠企业自身的技术手段和财务手段, 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自觉制定相关政策进行适度干预, 减少社会收益水平和私人收益水平的差距。
(二) 税收激励与自主创新
税收政策对自主创新的促进和影响主要通过税收激励体现。税收激励也称为税收优惠, 是指税法中规定的给予某些活动、某些资产、某些组织形式以及某些融资方式以优惠待遇的条款。税收优惠直接作用于纳税人的收入, 间接影响 (激励) 纳税人的行为, 从而引起社会经济活动的变化, 以实现政府预定的调控目标。税收优惠从本质上讲是政府放弃了一部分税收收入, 将其让渡给企业。如果让渡的这部分政府收入发生在自主创新的过程中, 它将体现为自主创新活动成本或支出的减少;如果让渡的这部分政府收入体现在自主创新活动的结果中, 它必然会增加自主创新活动带来的收益。由于税收工具的直接作用对象是企业的成本和收益水平, 使得税收优惠与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强度和范围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 而是通过内在的作用机制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企业的创新收益和成本, 并最终影响到创新活动的预期利润, 从而激励企业的自主创新动力。
企业对于成本和收益变动的反应是直接和敏感的。在资本税前收益率一定的情况下, 税收成为调节投资者税后收益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税收的优惠程度正比于投资水平。政府通过充当隐性合伙人, 与价格机制相互配合, 能够部分承担科技投入的成本和风险, 增加科技投入的税后收益, 显著提高研发与技术引进的投资水平, 从而对各个市场主体的科技投入活动形成一种良好的激励机制。从根本上讲, 这个激励机制体现了税收的效率原则, 体现了税收激励对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导向功能。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具有较大外部性的公共技术, 引导或促使资源从低效率部门流向高效率部门, 促进人们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和积极探索开发新资源, 可以达到矫正市场缺陷, 有效地克服社会整体边际价值与私人部门边际价值不相等所导致的资源配置的非最优化, 减少企业研发的风险与成本, 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资的政策目标, 从而提高整体经济的配置效率。
从短期来看, 对企业自主创新活动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政府当期的税收收入。但是, 没有自主创新, 我国将始终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 课税的基础只能占整个产业链条中的很小部分即加工费, 占主导份额的税收却被核心技术拥有者的国际资本所占有。只有进行自主创新, 使“中国制造”跨越到“中国创造”, 才可能在核心技术的辐射与带动下, 引导整个产业链条的扩张。随着以资金密集、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高回报率为主要特征的高科技产业的蓬勃兴起和不断壮大, 一大批配套产业、辅助产业和相关的新兴产业便会相继问世。这一局面的形成不但为国家税收创造了丰富的税源, 同时也为政府制定更优惠的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奠定了物质基础, 形成良性循环。
二、我国现行自主创新税收激励政策存在的问题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的鼓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宝贵的资金。但是, 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和提高创新绩效的要求来看, 目前自主创新税收激励政策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一) 税收优惠缺乏科学性, 系统性和规范性较差
第一, 税收优惠重点不恰当。长期以来, 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在设计上侧重于产业链下游, 应用技术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多, 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引进先进技术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多, 吸收消化特别是鼓励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对企业、科研成果的税收优惠较多, 对科技开发项目、科技开发环节的税收优惠较少。其结果是企业把重点放在国外技术和装备的简单“移植”上, 而对建立自主创新体系和研究开发新产品投入不足, 同时也造成中间产品、配套产品以及一些重要原材料开发能力不足等问题。
第二, 税收优惠形式单一, 局限于税率式与税额式的直接优惠。直接优惠具有操作简便、透明度高、激励性强的特点, 但受益对象主要是那些能够和已经获得自主创新收益的企业, 强调的是事后利益的让渡。对于那些技术落后、亟待更新改造以及正在进行研究开发与成果转化阶段的企业, 缺少诸如加速折旧、投资抵免、技术开发基金等进行事前调整的税基式的间接优惠, 不利于体现税收的公平原则, 不利于形成“政府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有效机制。直接优惠实施的结果是那些已经具备较强科技实力的企业以及有成果转化收入的单位成为最大的收益者, 但对于引导企业事前进行技术改造和科研开发的作用较弱。
第三, 税收优惠的受益对象存在偏差。长期以来, 以企业为主而不是以具体的研发项目为受益对象的税收激励政策, 使得高科技企业的非技术性收入享受了优惠待遇, 而一些非高科技企业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项目却难以享受税收优惠, 造成政策缺位。同时, 以企业为优惠对象还导致许多企业不是在自主创新上下功夫, 而是偏重于新建项目的建设, 走外延式发展的道路, 甚至在“新产品”、“高科技企业”等认定方面做文章, 钻政策空子, 采取弄虚作假的“寻租”行为, 使科技税收优惠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二) 现行税制中存在着阻碍自主创新的弊端
第一, 生产型增值税制加重了科技型企业的税收负担。目前, 我国规定企业购置固定资产所含的增值税额不得抵扣, 实际上形成了对企业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的双重征税, 增加了企业购置设备的成本, 不利于企业进行设备更新, 在客观上起到限制企业投资的效应。同时, 无形资产和技术开发过程中的智力投入不能抵扣增值税额, 这必然导致无形资产和智力投入比例较高的自主创新产业增值税负担偏重, 增加了科技投入的压力。这种情况下, 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增值税负明显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积极性。
第二, 企业所得税制影响了企业自主创新的主动性。根据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我国在2008年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 降低内资企业所得税负, 取消外资企业所得税诸多优惠, 取消区域优惠政策, 但在着力鼓励自主创新的力度方面仍然不够。在激励对象上, 缺乏对风险投资公司的优惠政策;在激励内容上, 缺乏对企业提取风险准备金、技术开发准备金和新产品试制准备金等的税前扣除优惠政策;在激励力度上, 一些国际上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如投资抵免 (包括对企业用于研究开发项目的投资和用于购置先进设备和技术的投资) , 我国至今应用不足。
第三, 缺乏必要的自主创新个人所得税优惠。 (1)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几乎没有针对高技术人才的优惠政策。目前, 我国仅对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上单位, 以及外国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而对省级以下政府及企业颁发的重大成就奖、科技进步奖征收个人所得税, 不利于激发企业科技人员的创新精神。 (2) 个人所得税没有考虑科技人才的教育投资成本大的客观情况, 没有实行税前扣除的制度。 (3) 对高科技人才的创造发明、成果转让收益征税, 削弱了科研工作者投身科技开发的积极性和对科技成果进行转化的热情。 (4) 对红股的双重征税阻碍了企业内部科技人员持股制度的推行。 (5) 个人投资科技型企业获取的个人所得, 如股息、利息和个人分得的利润没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措施。
三、完善我国自主创新税收激励政策的建议
(一) 调整政策激励重点, 系统设计税收政策目标
为了突出未来的产业政策导向, 税收激励政策应在实现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从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转变, 从注重单项技术突破向注重技术集成创新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具体而言, 当前的自主创新税收激励政策应重点明确三种目标取向:一是重点支持基础研究, 因为基础研究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 需要国家重点支持;二是重点支持技术的自我开发, 同时, 兼顾引进技术, 这样既可以加速我国经济发展, 又可以避免重复开发造成的风险损失;三是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产业, 同时兼顾传统技术改造。
在此基础上, 应当确立研发环节税收激励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由于自主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和高回报的特点, 自主创新税收激励政策的重点应放在补偿和降低科技型企业的投资风险方面。在技术研发期→成果转化期→初步产业化→规模市场化的纵向链条中, 税收激励效应越是向前移动, 其驱动效应就越明显。而激励扶持的重心后移, 忽视前期基础研发, 则可能导致技术“空心化”现象。因此, 应该将目前主要针对高新技术产品生产和销售环节的税收优惠, 逐步转化为对科研技术开发补偿与中间实验阶段给予税收鼓励。在此基础上, 将政策激励作用的重心从产业链下游向上游转移, 以增强税收科技政策的一体化效应。
(二) 加快税制改革, 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自主创新税收激励体系
第一, 重点完善现行增值税制。率先在高新技术产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 允许抵扣当年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 并将企业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技术转让费”等比照“农产品”、“交通运输费”所含税额按照一定的比例允许扣除。这样可以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增值税负担, 解决自主创新投资重复征税、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 进一步调低科技型工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 建议调整为4%, 促进科技型小规模纳税人生产经营的正常发展。
第二, 继续推进企业所得税改革。 (1) 建立技术准备金制度。对科技型企业按其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在税前提取科技发展准备金, 同时限制该准备金在一定时间内 (3—5年内) 用于研究开发、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和技术培训等方面, 逾期不用或挪做他用的, 应该补税并加收利息。 (2) 加大投资抵免力度。如投资新办科技型企业可以获得投资额部分比例的税收抵免;提高科技型企业研究开发费用抵缴所得税的比例;对科技型企业购买新的资本设备, 可以考虑规定一定比例直接抵扣当年的应付税款;对企业购置专利等先进技术的成本, 允许按购置成本的一定比例给予税收抵免。 (3) 放宽费用列支标准。例如, 对科技型企业购买的固定资产和专利等先进技术全面实行加速折旧和快速摊销;企业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和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其他激励自主创新的基金的公益性捐赠, 允许在税前全额扣除。 (4) 实行再投资退税政策。对企业用税后利润进行研发再投资, 给予一定比例退税的支持;对于创业投资企业或基金的股东转让股权的收益, 如果再投资于其他创业风险投资企业 (或基金) , 给予再投资退税优惠。 (5) 对企业转让技术和研究成果取得的收入, 给予减征或免征所得税的优惠, 以鼓励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 应用于生产。 (6) 制定有关风险投资的税收倾斜政策,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风险投资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器, 税收优惠政策是风险投资发展的助推器。要鼓励社会资金以各种形式建立风险投资公司, 可考虑采用加倍提取风险准备金、降低所得税税率、延期纳税、再投资退税等方式来降低风险, 提高行业吸引力, 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第三, 健全创新人才的税收激励机制。人才是实现企业自主创新的最重要因素, 对科技进步的鼓励和刺激, 最终要归结到对科技人员个人纳税的优惠上。一方面, 着力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 鼓励个人发明创造、知识致富。具体措施有:扩大技术成果奖励的优惠范围;允许个人按一定比例扣除再教育费用, 以调动个人学习新知识、新技术的主动性;对个人取得的技术转让和技术服务收入, 从科技型企业中获取的投资所得, 以及以专利、发明和国际标准投资入股取得的收益, 给予适当的个人所得税优惠。另一方面, 早日开征社会保障税, 增强创新人才抗风险的能力, 提高投资者对科技创业的信心。
第四, 优化关税制度。一方面, 运用关税政策转变税收优惠的重心。适当调整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技术的政策, 鼓励引进的重点转到促进国内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上来。逐步从对进口整机设备的优惠, 转变到对国内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装备所需重要原材料、关键零部件的优惠上来。对国内生产企业为开发、制造重大技术装备而进口的部分关键配套部件和原材料, 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另一方面, 利用关税政策引导外资投向。利用进口税收政策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将资金投入到高新技术、现代农业、环境保护等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领域中去;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延伸产业链条, 加大对国家鼓励产业的核心零部件制造领域的投资;鼓励外商投资的加工贸易企业将技术水平高、增值含量大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我国并转
第五, 健全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税收征管制度。实行自主创新成果的验收、鉴定制度, 加强对促进创新的税收政策的绩效考评, 防止优惠政策的滥用。税务部门应与贸工、科技信息等部门和行业协会充分配合, 建立自主创新活动标准评估体系、自主创新项目指导目录定期公告制度、自主创新跟踪评价机制及政策问效机制, 对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及其所形成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进行定期评估考核, 认真检查、督促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是否真正用于自主创新项目, 防止企业利用不正当的手段骗取研发经费的税收优惠政策, 使税收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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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中财务与税收问题的探析 篇8
一、股权激励中相关财务问题的探析
(一) 股权激励会计核算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1. 现行规定未明确行权条件, 不应剔除期权费用的影响。
2007年度, 伊利股份以净利润加上期权费用作为“净利润”来核算“净利润增长率”, 从而达到行权条件实施股权激励, 并导致公司巨额亏损, 这显然与股东实施股权激励的初衷相背离, 存在激励过度, 严重侵害了股东的利益。
对策:股权激励实施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经营者和员工进行激励, 以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从理论上讲, 只有当股权激励获取的收益大于支付的成本时, 才有实施的必要性。也就是说, 股权激励行权条件中必须考虑期权费用的影响, 业绩增长等财务指标均应为确认期权费用后的数据才合理。因此, 建议明确规定行权条件不得剔除期权费用的影响, 避免激励过度。
2. 激励股权公允价值的计算不尽合理。
目前国际上较为通行的是采用B-S模型或二项式模型计算股票期权公允价值, 其主要影响因素有:行权价和当前市场价、行权期间、无风险利率、股价的波幅、付息率等。这种模式是建立在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基础上的操作, 而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属于新兴加转轨类型, 处于发展过程中, 在很多层面都不成熟。
对策:期权公允价值估值模型和参数的选取直接决定了公允价值和期权费用的大小, 为避免上市公司利用通过倾向性选择模型和参数实施盈余管理, 建议财政部协调证监会等相关部门, 出台公允价值计算的相关解释、指引, 合理确定公允价值的计算模式, 规范股权激励成本费用的计量。
(二) 股权激励中相关财务问题与对策
1. 行权标准存在短期化现象。
股权激励的时间过短使经营者很可能采取短视行为, 甚至利用会计政策的漏洞夸大其经营业绩, 因此不能体现公司价值的真正增长。
建议:选择长期化行权标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试点中行权时限设计为3～5年, 过短的行权时间不利于长期激励功能的实现。在Murphy (1998) 以美国公司为研究对象的样本中, 83%的公司行权期限为10年, 13%的公司设计的行权期限不到10年, 还有4%的行权时限超过10年。
2. 行权条件的设定缺乏弹性, 没有完善的企业业绩评价体系。
一些中小板企业仅能考虑其硬性的财务指标, 未能综合考虑宏观环境及非财务指标对公司业绩带来的影响。
建议:考虑将市值管理模式与综合业绩考核相结合。国外企业对经营者实施股权激励的依据 (包括公司股权激励中的行权条件) 主要是考虑公司业绩的表现, 但现阶段我国股票市场还未尽完善, 而且还严重受到国际股市的影响。如万科由于2007年和2008年股票市场的牛熊变换, 使其未能行权进而使股权激励失去了预期的效应。此外对经营者实施股权激励的依据除包括财务指标外, 还应包括各类非财务指标, 非财务指标的使用可以促进管理者注意提高公司的全面绩效。如引入EVA等的财务评价指标, 并采用平衡记分卡的方式将非财务指标纳入业绩评价体系, 保证业绩计量的准确性。
我国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政策的时间不长, 正在逐步对股票期权制度进行规范。我国“股份支付”准则的颁布进一步缩小了对于股权激励会计处理与国际上的差异。但实际操作中引发的问题有待我们去解决, 应更多地汲取国际上关于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以及会计处理方法的经验教训, 结合我国的现状, 使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更加完善。
二、股权激励中相关税收问题的探析
我国现有股权激励税收政策还停留在税收调节作用感性的、表象的浅层面上, 总体上不利于对激励对象进行长期性的激励。
(一) 个人所得税相关的问题与对策
根据现行相关规定, 激励对象需在“行权”时, 以市场价和行权价之间的差额按“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税率计缴个人所得税。本文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其存在的不尽合理之处。
1. 公平税负。
股权激励对象在行权时对收益交纳个人所得税, 与现在二级市场投资尚未征收个人所得税相比, 有失公平。由于在行权环节激励对象并未获得现金收益, 激励对象很可能被迫出售部分股票来缓解矛盾, 长期激励成为泡沫。对因法律法规限制不能出售股票的激励对象, 在没有合法资金途径的情况下, 放弃行权几乎是唯一选择。
建议:股权激励的纳税义务在转让股票时发生, 降低激励对象持有股票的成本和股票下跌所带来损失的风险, 使股权激励对象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2. 计税依据。
市场价和行权价之间的差额不是激励对象的实际所得额, 并且由于行权后一定时期内无法在二级市场上交易, 激励对象也存在由于股价下跌无法获取收益乃至亏损的可能, 股票实际出售价款扣除行权成本后才是激励对象获得的真正收益, 以未实现的收益计缴税金不合理。
建议:适当降低股权激励收益适用的税率, 激励对象通过股权激励所获取的收益适用的税率应该低于“工资、薪金”适用的税率。
3. 纳税义务时间。
行权时, 激励对象并没有真正获得利益, 尚未获得收益就需要支付高额的个人所得税, 不但给激励对象造成较大的资金压力, 还容易引发激励对象操纵行权日和股票出售日股价的风险。
建议:税率与持有股票的时间相匹配。激励对象持有公司股票的时间长, 适用较低档次的税率, 鼓励其长期持有股票, 实现长期激励作用。
(二) 企业所得税相关的问题与对策
股权激励费用的企业所得税问题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激励费用是否可以作为税前抵扣项目;二是如果能扣除, 扣除额如何确定;三是何时能扣除。而到目前为止, 对这些问题均未作出具体规定, 可能会造成会计报表数据出现重大误差。
建议:股权激励是为了交换雇员提供的服务而支付的职工薪酬。激励费用已在利润表里列为支出, 并且事实上减少了公司可获得的潜在现金流 (如向社会公开发行将获得比行权价更高的股价) , 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费用, 与现金支付薪酬一样, 其实质都是公司权益的减少、成本的付出。如果激励费用不能在税前扣除, 将会增加高管人员实现企业预定目标的难度, 大大削弱了股权激励机制的作用, 并且公司往往会倾向于选择现金支付薪酬等其他的激励方式。因此, 我们认为股权激励费用应当作为企业所得税的抵扣项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现行税收政策过分强调了公平原则而忽视了效率原则,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阻碍了股权激励制度的运用, 对实施股权激励的影响效果是负面的。我国应加紧对股权激励税收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充分借鉴国际经验, 在掌握股权激励的参数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 针对股权激励的特点对现有税收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 保证股权激励过程的公平和效率。
摘要：股权激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我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新生事物, 相应的财务和税收制度尚不完善, 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将直接导致股权激励无法实施, 或难以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 甚至会导致激励过度而间接损害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 我们从股权激励中的财务与税收问题入手, 深入研究中小板企业股权激励, 从财务与税收的角度探索出一种合理的方法, 既有利于企业保持在股权激励模式下发挥出“纳斯达克”效应, 还有利于创新型国家经济创新的发展, 进而推动综合实力的“绿色”增长。
关键词：股权激励,中小板企业,财务,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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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激励 篇9
关键词：税收激励,慈善捐赠,教育事业,学前教育
一、引言
慈善事业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投入,二是慈善捐赠。随着人们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升,捐赠行为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慈善捐赠也成为慈善事业的重要经费来源。税收激励政策的出现,降低了慈善捐赠成本,促进了慈善捐赠行为。比如,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若慈善捐赠不能税前扣除,则捐赠方捐赠1万元的成本就是1万元;若慈善捐赠准予税前扣除,则捐赠方捐赠1万元的成本仅为0.75万元,因为慈善捐赠将减少应纳税额0.25万元。 也就是说,税收激励能降低慈善捐赠成本,进而鼓励单位和个人进行慈善捐赠。
二、税收因素与慈善捐赠的价格弹性
J.Mark Schuster(2006)指出,税收激励能降低慈善捐赠的边际价格:在没有税收激励时,捐赠1美元的成本就是1美元;当存在税前扣除的税收激励时,捐赠1美元的成本就等于1美元减去适用边际税率,也就是说,允许慈善捐赠税前扣除等价于给予相同的补贴。不少学者从税收视角研究慈善捐赠的价格弹性。价格弹性是指,当慈善捐赠价格变化百分 之一时,慈善捐赠 数量变化 的百分比 。Feldstei (1975)研究了不同受赠领域的价格弹性,如表1所示。也有的学者从捐赠方式层面研究价格弹性。Charles T. Clotfelter (1985)基于个人捐赠、自愿服务、企业捐赠和慈善遗赠四种捐赠方式分析价格弹性,他指出:(1)影响个人慈善捐赠的主要税收政策是税前扣除,税前扣除一方面影响税后收入,另一方面降低单位慈善捐赠的净价格。计量经济分析表明,所得税对个人捐赠有强烈影响,个人捐赠的价格弹性介于-0.9至-1.4之间。(2)理论上,所得税从两方面影响自愿服务:一是,税率影响时间分配从而影响自愿服务;二是,慈善捐赠的税前扣除影响自愿服务。一个关于女性自愿服务的研究显示,工作时间与自愿服务时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鼓励工作的税收政策将减少自愿服务。(3)公司税对企业捐赠具有价格效应。(4) 遗产赠与税存在税收效应,估计显示,其价格弹性的绝对值大于1,另外,针对净遗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死者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表明, 其价格弹性的绝对值大于2。随后学者Jon Bakija & Bradley Heim(2008)利用从1979年到2005年的55万例高收入纳税申报资料的非均衡面板数据估计慈善捐赠的价格弹性。他们发现,基于持续价格变化和全样本估计的慈善捐赠的价格弹性为-0.7;当控制无法观察的影响因素后,高收入样本的慈善捐赠的价格弹性更大。Gerald Auten & David Joulfaian (1996)则从代际关系视角研究慈善捐赠,他们使用父母与子女的配对所得税记录,分析遗产税对父母一生慈善捐赠的影响,结果显示:遗产税价格上升(或下降)1%,父母的慈善捐赠将上升(或下降)0.6%。我国学者郭健(2008)计算的慈善捐赠的价格弹性系数为-2.14,其绝对值大于1,即如果捐赠的税收价格降低1%,则捐赠额将会增加2.14%,如果提高1%,则捐赠将会减少2.14%。这表明税收激励对企业捐赠的影响是显著的,企业捐赠对税收激励的反应比较敏感。
三、促进慈善捐赠的税制评价
给予慈善捐赠一定的税收激励,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J.Mark Schuster(2006)将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大多数国家允许捐赠者在所得税前扣除慈善捐赠,同时对捐赠授予者资格以及捐赠数量的上下限做出规定。在这样的税收激励系统中,捐赠者得到的激励是边际税率的函数,而边际税率又是收入的函数,因此,高收入捐赠者能获得更高的税收激励收益; 第二类,像加拿大、匈牙利、以色列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税收抵免系统提供税收激励;第三类,像英国、爱尔兰、丹麦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规定,当捐赠者实际完成慈善捐赠后,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税收返还。Steven A. Hanke等学者 (2012) 使用删截分位数回归和2000年至2005年的遗嘱认证记录研究维吉尼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最慷慨死者的慈善遗赠。研究表明,最慷慨死者的慈善遗赠的税收价格弹性并非显著高于整体样本或者联邦遗产税申报记录子样本,于是他们认为,允许最慷慨死者的慈善遗赠扣除不是一项有财政效率的政策,并同时表示,传统的Tobit模型高估了最慷慨死者的税收价格。面对慈善捐赠的既定税制,捐赠者会做出理性的选择。Natalie J. Webb(1996)指出,公司可以通过直接的方式进行捐赠,也可以通过基金会这种间接方式进行捐赠,由于不同的捐赠方式在政策适用上存在差异,故不同的捐赠方式会面临不同的税收待遇和树立不同的企业形象,比如通过非营利基金会进行慈善捐赠通常能够得到资金补贴,从而增进公司的税后收入。Hossein Nouri and Dustin Opatosky(2010)进一步以具体实例分析捐赠者的理性选择。他们指出,近期有明星在国家杂志上公开销售其婴儿的首张照片,照片销售通常为明星带来成千上万的收益,有的明星将销售收益捐赠给慈善事业。他们认为,明星的慈善捐赠不一定是出于慈善目的,有可能出于税收筹划的考虑。Doug Guthrie等学者(2008)通过分析公司向当地学校的捐赠研究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利用美国2002年具有代表性的2776家企业的慈善捐赠的调查资料,发现高水平的企业所得税与对当地学校的高水平捐赠相联系。近年来,我国学者安妍(2010)、晏丽丽(2011)、李节(2011)等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慈善捐赠的现行税收政策进行梳理和评价。
四、促进慈善捐赠的税制优化
在降低慈善捐赠价格的税制优化方面,Peter Diamond (2006) 利用带标准参数的模型和带慈善捐赠的模型分析最优税收政策,并考虑不同收入人群的最优优惠方式,研究发现,估计社会福利时的参数选择敏感的影响考虑慈善参数时的最优税收。Calum M. Carmichael(2010)介绍了根据个人捐赠类型的差异,政府给予其不同补助比率的理论与实践,描述并比较了八个政府进行差异补助的现实,并结合最优税收和支出理论,总结出差异补助设计的指导原则。Martin S. Feldstein and Lawrence Lindsey(1983)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的慈善捐赠模拟显示,将慈善捐赠的税前扣除项目扩大至现有清单之外,将使得个人的慈善捐赠在现存总数基础上增加12%,以1977年的情况为例,相当于增加45亿美元。与此同时,扩大税前扣除项目将减少税收收入大于41亿美元。他们认为,规定慈善捐赠扣除限额将减少慈善捐赠并同时增加税收收入,但慈善捐赠的减少金额与税收收入的增加金额之间的差距并不大。Tomer Blumkin and Efraim Sadka(2007)指出,依据“美国捐赠”的年度调查, 2004年美国的慈善捐赠数额高达2490亿美元,超过GDP的2%,这些数据部分是对美国自1917年以来为促进慈善事业而对慈善捐赠给予税收优惠待遇的反应。他们认为,如果捐赠者是匿名的,这意味着捐赠者基于利他的动机进行捐赠,因此,税收优惠待遇更应该给予非匿名捐赠者。在遗产税方面,David Joulfaian(2000)的研究显示,遗产税税前扣除是影响遗产捐赠的重要因素,如果取消遗产税,遗产捐赠将减少12%。遗产捐赠与财富、年龄正相关。研究发现,已婚个人的捐赠最少,与此相对,针对一生捐赠的研究却显示, 已婚个人 的慈善捐赠 高于单身 人士 。Jon Bakija等学者 (2003)认为,联邦遗产税税率为49%,废除遗产税将使得慈善遗赠的价格接近翻番。他们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框架分析遗产税对慈善遗赠的影响,基于几十年联邦遗产税的合并横截面数据,估计出联邦和州遗产税对于慈善遗赠的效应,结果显示,州和联邦的现行遗产税对慈善遗赠具有强烈的积极效应。这为遗产税的存续提供了证据。在国内研究中,张会琳(2008)、曹贺(2007)、胡光平(2011)等学者从公益性捐赠的所得税激励应遵循的原则、税收制度安排方面的改革、税收征收管理方面的改革、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等角度为慈善捐赠的税制优化提供了政策建议。
五、总结与研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