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税收

个体税收（共5篇）

个体税收 篇1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额征收管理文书的通知》(国税函〔2006〕1199号)要求,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方式的个体工商户,地税机关应使用《个体工商户定额信息采集表(适用于营业税纳税人)》采集相关信息。在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作后,原由地税机关征收营业税的个体工商户改为由国税机关征收增值税,地税机关使用的《个体工商户定额信息采集表(适用于营业税纳税人)》已不能使用,国税机关对此类纳税人缺少相应的管理文书。

为满足基层征管的实际需要,我们制定了《个体工商户定额信息采集表(适用于营改增试点纳税人)》,供国税机关在采集相关涉税信息时使用。本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明确税务机关对营改增试点的个体工商户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方式的,在采集纳税人信息时使用《个体工商户定额信息采集表(适用于营改增试点纳税人)》。

二是明确《个体工商户定额信息采集表(适用于营改增试点纳税人)》的实施时间为2016年10月1日(主要是基于金税三期工程推行进度和信息系统改动所需时间两方面的考虑),原有营业税纳税人适用的信息采集表同时废止。

三是明确了新增的具体表样,表样中的采集信息主要包括投资总额、经营面积、月发票开具额、年房屋租金等项目。

个体税收 篇2

个体税收征管总结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个体、私营经济税源已成为地方税收的主体税源，以通道县为例，**年个体税收为485.1万元，占总税收收入的35.8%。因此，如何收好、管好个体税收就成为摆在每一个税务人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一、个体税收征管的现状

个体税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本文仅指狭义的个体税收,即指城镇个体税收、集贸市场税收、农村个体税收三个方面，不包括个体私营企业。受个体经济特点的影响，个体税收具有征收面广、税源零星分散、情况复杂、税款征收难度大、个体纳税意识差等特点，具体表现在：

1、税收秩序差。(1)个体工商户纳税意识差，特别是农村个体户，对税收知识的了解几乎为零，纳税意识“空位”，受千百年封建传统苛捐杂税意识的影响，个体户对税收具有心理上的抗拒，因此在个体税收日常征管中，偷逃抗税等时有发生。(2)在不成熟的市场条件下，个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无序发展，造成近年来生意萧条，如位于1805省道边的某镇某村，不足500米的距离，有大小南杂店十几家，僧多粥少，造成各家生意清淡，每天收入额平均不足10元，难以支付各种税费。(3)个体工商户申报纳税的自觉性差，造成税务工作处于被动的位置，无法掌握税收征管的主动权。(4)个体工商户对税务工作存在认识误差：①税费混淆不清，把工商管理费、卫生管理费统称为税，而抱怨税收负担过重②地税概念模糊，认为地税是地皮税③认为国税是正税，地税是杂牌税。

2、征管难度大。个体税收因其自身具有流动性大、隐蔽性强的特点，给税收征管带来一定的难度，尽管税务机关采取各种办法围追堵截，仍有相当部分税款流失，偷漏税情况严重，对个体工商户的已征税款占应征税款的比重不足70%。如饮食、美容美发等服务行业不足30%，而私人建房、私房出租等税收，尽管地税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仍未有明显改善。个体纳税户多数未建帐，无法查帐征收，核实营业额，虽在实践中总结出诸如保本测算法、电耗法等测算核定营业额的方法，误差仍很大，实际操作中多为定额征收，人为因素影响较大。

3、征管基础工作落后。(1)征管手段落后，多采用手工操作，电脑等高科技手段尚未普及，基层征收单位的征收人员和征管车辆等配套设施配备不足，不利于个体税收征管。因个体税收点多面广的特点，再加上落后的征管手段导致个体税收征管成本高，农村有些偏僻的地区税收成本率高达60%以上。(2)征管模式落后，除设有办税服务厅的城镇所在地，纳税户主动上门申报缴税外，基本上沿用双定征收、上门催缴，农村地区采用专管员一手独揽，各税统管的旧征管模式，已远不能适应征管的需要。(3)征管基础工作亟待加强，某些地方存在税源底子不清，交税、停复业、转户情况不明，征管资料不规范等不足。(4)因个体户均未建帐，征纳双方无共同遵守的计税依据，导致个体户认为“你说多少就多少”而产生抵抗情绪，阻挠税收执法，因人情税、关系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致使纳税人对税负公平持有异议，继而拒缴国家税款，增加了个体税收征管的难度。(5)减免程序不规范，对残疾人、特困户及符合减免税条件的个体工商户，税收减免越权审批等现象严重。

4、代征制度、协税护税网络尚未规范。有的地方流于形式，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有时还成为乡镇定搭车收费、转引买卖税款的工具，对代征人员的考核监督、责任追究制度尚未建立，有的代征人员素质差，税收法律知识匮乏，不能适应税收征管工作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税务部门的整体形象，起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增加了个体税收征管的阻力。

5、司法体系有待完善。(1)司法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和完善，公安、法院等政法机关对税收征

管的协助太少，虽然税务部门内部设立了税侦队等执法机构，但力量过于薄弱，不能充分发挥政法机关的威慑作用，为税收征管保驾护航。(2)税务稽查对个体税收征管涉足较少，没有充分发挥对个体税收的税务稽查作用，停留在进厂进单位查帐的程度。

6、一些社会因素和政策因素对个体税收征管也带来一定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1)税收任务逐年递增，过高过重，迫使税务机关增加个体工商户税收负担，增加了个体税收征管的难度。(2)办证换证时执行口径过于统一，实际操作中，部分税务登记证没有兑现三年有效期的承诺，多为在统一的时间统一换证，致使持证未满三年的纳税户对其不理解，继而阻挠日常税收征管工作的开展。(3)费挤税现象严重，个体工商户各项费用负担过重，冲击税款征收。

二、对策和措施

要征管好个体税收，走出个体税收征管的低谷，税务机关只有结合市场经济和个体税收的特点，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做好城镇、集贸市场、农村三方面的个体税收工作，突出特色，注重实效，科学选择和调整征管模式，努力做到个体税收应收尽收。

1、加强个体税收的税源管理、档案管理等基础工作，摸清税源底子，对停歇业、转户等环节严格监控，防止偷漏国家税款，逐步引入高科技手段，利用电脑等规范资料管理，做到一户一档，加强对资料的分类整理分析工作，通过纳税资料了解个体工商户纳税动态，改进征管方法。研究和开发适应个体征管的税务软件，提升原有版本功能，增加税源分析等综合功能。增加基层人员，配备征管车辆，确实增强基层征管力量。

2、深化个体税收征管体制改革，转变原有征管模式，针对个体税收的三个方面，做好各自不同的文章。(1)城镇个体税收，对其坚持采取税源监控、以票管税等措施，采用多种方法科学合理的确定税负水平，对规模较大的个体户（如酒楼、饭店、大批发部）要求其建立帐簿，做到查帐征收。设立办税服务厅的，要求纳税户于每月1—10日办理纳税申报，交纳税款。

(2)集贸市场税收，采用委托代征或半年征收一次的方法，针对市场个体商贩流动性强的特点，加强与工商、市场管理委员会的联系，采用群众办税、突击检查和日常征管相结合的办法，深入市场掌握第一手资料，清除漏征漏管户。视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征管措施，对豆腐摊、鱼摊、菜摊采取只交税不办证的措施，减轻个体小商贩的负担，缓解征管压力；对成衣、小百货、小吃摊规范管理，适当降低税负水平，以确保征管到位。张榜公开税负水平，做到税负公平。(3)农村个体税收采用集中征收、定额核定、全年一次缴清的征管方式，降低征收成本。

3、加强稽查机关对个体税收的稽查力量，让税务稽查涉足于个体税收日常征管，充分发挥新征管法赋予税务机关的税收保全、强制执行等强硬措施，维护税法的威严，有效的协助征收机关搞好个体税收征管。进一步完善税收司法保障体系，尽快设立税务法庭、税务警察等部门，完善税务行政复议等制度，利用司法手段维护税收秩序，做到查处一户、震慑一方，体现税收执法的刚性，引导个体税收良性发展。

4、改革税务登记证办证换证制度，改3年有效期为5年，革除办证、换证一刀切的现象，做到开业有证，期限足额。加强验证工作，及时了解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变更等情况，严厉杜绝个体工商户转借税务登记证的情况，依靠验证和日常征管加强对税务登记的管理。

5、加强税法宣传，通过互联网、广播、电台、报刊、杂志等渠道宣传税收法规，让广大纳税户知税法、懂税法、守税法，树立起依法纳税的意识，填补纳税意识的缺位。加强对税务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不断增强税务人员的服务意识，提高公正执法水平，严厉杜绝人情税、关系税等违法现象的发生，加强交流与学习，吸取先进的个体征管经验。勤征细管、认真搞好个体税收工作。

6、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主要包括内外两方面：内部要完善岗位责任制，贯彻落实税收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内部监督作用。外部要引入社会、舆论群众等多种

个体税收 篇3

为配合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顺利实施,国家税务总局对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额征收管理文书进行了修订,现公告如下:

一、税务机关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个体工商户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方式的,在采集纳税人信息时应使用《个体工商户定额信息采集表(适用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纳税人)》(见附件)。

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额征收管理文书的通知》(国税函〔2006〕1199号)附件1中的《个体工商户定额信息采集表(适用于营业税纳税人)》同时废止。

三、本公告自2016年10月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个体工商户定额信息采集表(适用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纳税人)

对个体税收征管工作的构想 篇4

一、当前个体税收的征管现状

2003年5月，全市对个体税收增值税起征点由800元调整为2000元，就全市来说，对个体纳税业户的税收征管都逐步规范起来。但是，就目前的征管现状看，无论是从发展经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还是加大征管力度、提高征管质量等方面都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一是征管成本高、收入少的现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从总体上看，个体征管的户数减少了近1／4，可征管战线没缩短，征管人员未减少，管理费用没降低。从全市情况看，仍然用了1／3的人员征了1％左右的税款，有的县级局用51％的人员征了0.89％的税款。二是对涉税矛盾集中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市面上个体户多，但大多是旧城改造后把新居的一楼、储藏室装成了铺面，况且这些业主多是城镇低保线以下的无业人员、下岗人员、企业改制后未就业又未领到下岗证的失业人员，他（她）们既无资金又无市场竞争能力，经营收益极少，虽有爱国之心，却极难支付日益繁重的国税、地方税，工商、检疫、治安等费用，征纳双方一方面要严格执法，一方面要为维持基本生活而软缠硬抗，矛盾不断，加上基层征管机构对月销售额在2000元上下的界定非常困难，有的单位为了回避矛盾，竟然采取将不足起征点的业户改为按季汇总缴纳，或将原来月纳税额在1000元左右的业户定额提高为2000元以上，以减少工作量，变相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三是投入的精力多，得到的同情少。有的基层分局长，一个星期处理三起个体税收征纳纠纷，有的分局为了征收几十元税款受到不法纳税人的刁难、围攻甚至辱骂、殴打而求助于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时，得到的回答竟是为了社会稳定，可以受委屈，可以不征税，实在是得不偿失。

二、继续调整个体税收起征点是强化征管质量的有效途径 当各级都在下大力探索如何提高征管质量的时候，反复研究如何使个体定额核定体现公平、合理的时候，笔者认为，继续适当调整个体税收起征点是当前提高征管质量的一条有效途径。其主要理由是：

1.适当调高个体税收起征点是贯彻税收经济观的具体体现。经济是税收的根本，也是税收的源泉。要将税收征管置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下进行分析，当前绝大多数的个体户所从事的都是第三产业，即饮食服务业，这一产业本身就是我国的新兴产业，需要大力扶植发展。如果将这些个体小户放开，使其迅速发展，必将促进第三产业速度的加快，就会为税收增加源源不断的税源，形成经济增长税收增加的良性循环。

2.适当调高个体税收起征点是落实下岗职工政策和城镇人口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民心之举。随着我国工业经济的调整和改组，大量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人员，大都集中在个体经营队伍之中，能够使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也减轻了国家的压力，为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3.适当调高个体税收起征点是降低税收成本、激活人力资源的有效途径。如果将全市的个体税收起征点提高至5000元，全

市的个体税收就会相对集中在城乡主要街道或专业市场，征管战线就会自然缩短，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征管成本高、人员少、管不好的现象就会迎刃而解。

4.适当调高个体税收起征点是强化税收征管、加快信息化建设的有力措施。对调整后的个体业户全部实行建帐管理，其征收、申报、使用发票等项程序，同其他纳税人一样纳入微机系统规范管理，将会大大加快征管信息化建设的速度。

那么，个体税收起征点调到多少为宜，调高后会不会影响税收任务的完成？答案是：调到5000元为宜。只要加强征管，将不会影响税收任务的完成。

其一、以大补小，弥补税源的减少。就目前看，个体业户中的漏征漏管户不少，但所偷税款不多。倒是有一定规模的批发户、专卖店、煤炭等营销大户利用各种手段偷税，新泰去年以来查了几个大户，罚补税额都在十几万元以上，一个经营大户抵上百个小户。因此，管住了大户就弥补了因定额调整而相应减少的税源。

其二、以票管税，抓好季节性增收。以前对以票管税好像单纯理解为以发票控制税款缴纳和清理欠税，或者以此作为核定业户月销售额的依据。而今，我们完全可以拓展为控制零散税收的手段，凡一次性经营收入超过150元又需要开具发票的，（除正常使用发票的业户外）都须到征收厅缴税开票，特别是抓好季节性销售活动，增加税收。

其三、以查促管，搞好堵漏增收。对暂时达不到起征点的业户，不是放任不管，可以通过定期摸底调查，行业排查、接受举

个体税收 篇5

随着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往由税务机关主导的征管模式逐渐转变为以纳税人自我申报为主的征管模式。管理模式的转变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才能约束纳税人诚信纳税,进而提高纳税遵从度?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纳税遵从度的影响因素分为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外因是以稽查和罚款为主的制裁手段(Allingham和Sandmo,1972),内因则包括纳税人信念、心理认知等方面,其中纳税人的税收道德是影响纳税遵从度的重要因素。Henderson和Kaplan(2005)在对税收道德相关的经验研究进行回顾之后发现,已有文献的检验结果普遍证明纳税人的税收道德对纳税遵从度有显著影响。并且,税收道德不仅直接影响纳税人的遵从行为,还会影响制裁活动与纳税遵从之间的关系,因为不遵从行为是否被视为符合道德取决于人们对制裁的看法(Mulder和L.B.,2009)。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参与者的道德问题备受公众关注,也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讨论。然而,国内关于税收道德问题的研究却非常少,并且,已有的文献都是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数据研究跨国税收道德问题。杨德前(2007)和邓保生(2008)利用WVS第四次调查数据研究了OECD国家税收道德与纳税遵从的关系,发现税收道德显著影响纳税遵从。此外,杨德前(2008)利用同样的数据研究了司法腐败与严重犯罪对税收道德的影响,结果显示二者都对税收道德有显著影响。这些研究反映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税收道德差异及其后果,却没有揭示某个国家内部的纳税人个体税收道德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因此,目前中国纳税人个体的税收道德状况如何?纳税人个体特征对税收道德有何影响?这些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本文以个人所得税的最大纳税群体——工薪阶层为样本,研究纳税人的税收道德状况,以及纳税人个体特征对税收道德的影响。本文与已有文献的不同有两个方面:其一,基于微观视角研究纳税人个体的税收道德问题,而不是研究国家层面的整体税收道德水平问题;其二,基于中国背景,研究纳税人个体因素对税收道德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税收道德的研究是围绕着对Allingham和Sandmo(1972)的税收遵从纯经济模型的质疑出现的。Vogel(1974)基于瑞典的调查数据发现,纳税人的税收道德、对政府的态度与逃税具有相关性。Spicer和Lundstedt(1976)基于美国的调查数据,将人们对公共支出和税收公平的因素结合构造了一个态度指数,发现该指数对纳税人逃税行为有显著影响,这些证据表明纳税人的行为并不完全受经济因素影响,道德观念也有重要作用。此后,很多文献研究了税收道德与纳税遵从的关系,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税收道德的重要性也逐渐被接受。

尽管税收道德与纳税遵从的关系及其重要性已得到确认,但关于税收道德本身的研究却依然非常有限,主要包括税收道德的分析框架、税收道德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群体的税收道德比较等几个方面。Green(2000)提出了一个税收道德问题的分析框架,认为税收道德涉及五种关键的价值观:自由、物质财富、就业、健康和福利、公平以及分配公正。Song和Yarbrough(1978)基于加利福尼亚东北部居民的调查研究发现,纳税人的税收道德处于勉强及格的水平,影响税收道德的因素主要有收入水平、政治效率、对他人的信任感、人种、婚姻状况以及教育水平等。Robert W.Mc Gee及其合作者对中国不同地区的税收道德情况进行了调查,包括澳门地区(2007)、北京地区(2008)、台湾地区(2009)以及香港地区(2012),同时,Robert W.Mc Gee等(2008)还对香港地区和美国地区不同样本的税收道德进行了比较,发现不同地区的税收道德水平具有差异性,这可能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差异有关。

除了Robert W.Mc Gee等人的上述研究,其余研究文献都以西方居民税收道德问题为背景。就中国居民的税收道德而言,Robert W.Mc Gee等研究文献是有意义的,但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其一,研究样本问题。上述研究全部使用学生样本,难以反映纳税人的税收道德状况。尽管在美国早期的税务实证研究中,学生样本较为普遍,但美国的大学生本身就是有收入并且需要报税的纳税人,而中国大学生几乎不存在需要报税的情况。其二,研究指标问题。Robert W.Mc Gee等的所有研究都是使用15个测量指标调查税收道德问题,但这15个测量指标并不反映道德水平的高低,而是反映税收道德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度,例如:税率与税收道德的关联度。此外,由于在同一个测量指标中同时反映税收道德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度,也使二者的关系无法进行实证检验。

为了检验纳税人个体特征对其税收道德的影响,本文选用了工薪阶层作为研究样本,因为工薪阶层是中国居民纳税人中最大的群体,这一群体不仅缴纳工资薪金所得税,还会因其他收入来源缴纳个人所得税,是中国居民纳税人的典型代表。为了反映纳税人的税收道德水平,笔者采用Song和Yarbrough(1978)的测量方法,构造了税收道德指数。在纳税人个体特征的选择上,本文主要选择了与纳税遵从行为相关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婚姻状况、收入水平以及税收知识等变量。以往研究中的大量文献表明上述变量是影响纳税遵从的重要因素,因此,选择这些变量的意义在于能够为克服税收道德与纳税遵从关系研究的统计误差提供依据,因为当个体特征与税收道德有较强相关性时,将其与税收道德同时作为影响纳税遵从的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会存在参数估计的偏误。

三、实证分析

(一)问卷与样本

本文采取问卷调查方式获取数据。问卷内容包括税收道德量表、纳税人税收知识、对政府的信任感以及人口统计学变量等21个变量。除人口统计学变量和信任感外,问卷中的其他测量变量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填答。问卷收集方式采用现场填写并收回的方式,调查地点为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和温州三个地区。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30份,问卷回收率为76.67%,剔除信息不完整的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201份,问卷有效率为87.39%。样本分布情况见表1。

从表1来看,样本基本符合工薪阶层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样本构成中女性较多,占67.7%,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受经费所限,调查较多地采用了街头随访的方式,而女性更容易配合填写问卷。同时,样本中出现了年龄超过60岁仍然工作的群体,占样本总量的13.4%,这部分人主要处于技术管理岗位,由于单位需要而返聘继续工作。虽然样本具备以上两个特征,但笔者认为这并不影响样本的有效性。

(二)测量变量

1. 税收道德指数。

本文采用Song和Yarbrough(1978)的税收道德量表测量税收道德,该量表共6个题项,可以构建税收道德指数,用于评价纳税人税收道德水平。由于该量表在西方背景和语境下开发,为了验证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在进行实证分析前先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见下图。

根据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P值大于0.05,RMSEA值小于0.08,卡方自由度比值小于2,CFI和NNFI都大于0.9,模型拟合良好。尽管从因子载荷来看,测量项目E1的载荷偏小(小于0.5的标准),但从内容上看,该项目并无不妥,因此予以保留。

在实证分析中,将因子得分作为反映税收道德的变量,但在比较纳税人税收道德水平时,这一变量并不直观。因此,为了直观反映纳税人的税收道德水平、了解纳税人的税收道德状况,笔者借鉴Song和Yarbrough(1978)的做法,构造了一个能够简单地反映纳税人税收道德的指数:。其中:et_index为税收道德指数;scoreEi为第i个测量指标的得分。该指数以百分制表示税收道德水平,能够直接反映纳税人税收道德水平的高低。在后续分析中,用因子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实证分析,但在评价纳税人税收道德状况时,使用et_index。

2. 税收知识。

受问卷收集方式的限制,难以测量应答者的具体税收知识,只能通过纳税人对税收政策的关注度测量其对税收知识的掌握程度。因此,在问卷中通过三个题项分别询问应答者通过电视、报纸和网络三种方式关注税收政策的程度,反映其税收知识。三个题项因子分析的结果见表2。根据因子分析的结果,KMO值为0.698,球形度检验的P值为0.000(卡方值为212.394,df=3),载荷均超过了0.8,信度系数达到0.7以上,方差贡献率达到73%以上,结果良好。

3. 信任感。

考虑到税收属于公共财政范畴,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采用公众对财政收入合理使用的信任程度来测量信任感,该变量使用单指标(single indicator)测量的方法,通过询问应答者相信财政收入合理使用的比例获得。

(三)模型与变量

为了检验纳税人个体特征对税收道德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以下两个模型:

模型中的变量定义如下:ethici表示纳税人的税收道德,以因子得分表示,得分越高表示税收道德水平越高;sexi表示性别,男取值0,女取值1;agei表示年龄,按年龄分段取值;edui表示受教育程度,按学历分段取值;mari表示婚姻状况,已婚为1,其他为0;maji表示专业背景,经济管理类为1,其他为0;inci表示收入水平,按年收入分段取值;knoi表示税收知识,以因子得分表示;trui表示信任感,以指标得分表示。

(四)实证结果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由于其他变量的情况已在样本特征表内反映,此处只对税收道德指数和信任感两个关键指标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3。税收道德的平均得分为76.34,是一个相当高的分值,根据Song和Yarbrough(1978)在美国的调查,税收道德的平均得分仅为60.3,这和本文的结果有较大差距。为了求证这一结果的客观性,将调查结果与WVS中关于逃税的反对态度(常用来代替税收道德水平)进行对比,发现WVS中国居民逃税反对态度的得分也达到了80.5(按WVS第五次调查数据计算)的高分,二者结论基本相同。另外,居民税收道德水平差异较大,最低得分为20分,最高为100分,如果税收道德对纳税行为有重要影响,则税收道德的差异可能会导致纳税行为的差异。

2. 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P值。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和模型2均整体显著(P值小于0.01),但模型2的拟合度更高(调整R2达到了0.116)。从模型1得回归结果来看,性别因素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未达显著水平。年龄与税收道德正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年龄越大的纳税人税收道德水平越高。受教育程度与税收道德正相关,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纳税人的教育水平越高,税收道德水平也越高。专业背景对税收道德有显著影响,经济管理专业背景的纳税人其税收道德水平比非经济管理专业背景的纳税人更低。婚姻状况与和收入水平对税收道德没有影响。

模型2的回归结果与模型1有一定差别,其中,性别因素由不显著变为显著,专业背景由显著变为不显著。在新增的两个变量中,纳税人的税收知识对税收道德没有影响(P值为0.307,大于0.1),纳税人对政府的信任度对税收道德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为0.252,P值小于0.01)。

综合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得,在纳税人个体特征因素中,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税收道德水平有重要影响,性别在两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符号一致,但显著性有微小差异,可能与样本量大小有关。专业背景对税收道德的影响在两个模型中的回归结果有较大差异,说明该变量对税收道德的影响受其他变量的干扰。对政府财政资金使用的信任程度是影响居民税收道德水平的重要因素。婚姻状况、收入水平和税收知识均对税收道德没有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第一,性别因素对税收道德的影响。在Song和Yarbrough(1978)的研究中,性别对税收道德没有影响。而在杨德前(2006)的研究中,性别对税收道德有显著影响,女性的税收道德水平显著高于男性。二者的区别主要源于研究方法的不同,Song和Yarbrough(1978)的结论是基于回归分析的结果,是在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同时,性别对税收道德的影响,而杨德前(2006)的结论是基于方差分析的结果,是未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时性别对税收道德的影响。本文研究方法与Song和Yarbrough(1978)相同,都是以回归分析结果为基础,但结论却完全不同。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中美文化的差异,也可能源于样本属性的差异。

第二,受教育程度对税收道德的影响。在Song和Yarbrough(1978)的研究中,受教育程度对税收道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税收道德水平越高。而在杨德前(2006)的研究中,受教育程度对税收道德水平没有影响。本文的结果支持了Song和Yarbrough(1978)的研究。同样,与杨德前(2006)研究结论的差异性可能来自研究方法的差异。

第三,婚姻状况对税收道德的影响。Song和Yarbrough(1978)的研究发现婚姻状况对税收道德有一定影响,相对于正常已婚者而言,单身、离异和丧偶的群体税收道德水平较低。杨德前(2006)的研究则表明,丧偶群体的税收道德高于已婚群体,已婚群体的税收道德水平高于未婚群体。本文的研究则发现婚姻状况对税收道德没有显著影响,与上述研究结果均不相同。三种不同的研究结论,除与研究方法有关外,还可能与样本有关。

第四,收入水平对税收道德的影响。根据Song和Yarbrough(1978)的研究结果,收入水平是影响税收道德最重要的因素。而杨德前(2006)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对税收道德没有影响。本文同样未发现收入水平对税收道德的影响。结论的差异除了因为研究方法不同,还可能与不同国家居民收入分布状况有关。在Song和Yarbrough(1978)的样本中,高收入者一般具有较高教育水平,而在我国存在较多影响收入的外生因素,导致接受良好教育者可能反而收入不高,导致了研究结果的差异。

第五,税收知识对税收道德的影响。Song和Yarbrough(1978)的研究显示,纳税人拥有的税收和财政知识对税收道德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则没有发现这种影响。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中美两国税制的差异。我国税制中个人所得税分项征收,而美国是综合税制,涉及家庭及很多的抵免和扣除项目。因此,我国纳税人即使不了解太多的税收知识,也能完成自身涉税事务,导致纳税人对税收知识普遍不甚了解,使回归结果不显著。

四、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的税收征管实践具有以下启示:

第一,通过个体因素,甄别纳税人的税收道德水平,使税收道德宣传更有针对性。大量研究文献证明纳税人的税收道德水平是影响其纳税行为的重要因素,因而提高纳税人税收道德水平对完善税收征管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纳税人的个体特征能够为甄别其税收道德水平提供决策参考,使税收道德宣传工作更有针对性。

第二,通过个体因素甄别纳税人的税收道德水平,为强化稽查管理提供决策依据。纳税人的税收道德对其纳税遵从行为有重要影响(Henderson和Kaplan,2005),因而税收道德水平低的纳税人更有可能存在纳税不遵从行为。如果通过纳税人的个体特征能够甄别税收道德水平较低的纳税人,将有助于税收稽查和管理工作的科学决策,提高其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Robert W.Mc Gee,Carlos Noronha,Michael Tyler.The Ethics of Tax Evasion:a Survey of Macau Opinion[J].Euro Asia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7(2).

Ronald M..Ethics and taxation:a theoretical framework[J].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2001(12).

杨德前.司法廉洁、安全与税收道德[J].税收与经济,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