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意识（共8篇）
个体意识 篇1
《万叶集》的478名作者中, 有124位为女性歌人, 女性歌人创作的和歌大多都是妇女的真实生活写照和对爱情的美好期盼。女性之所以能够提笔写作和歌, 与当时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由于处于男性占主导的社会, 使得女性只能困在家中, 男性对女性的追求肆意妄为, 使得女性心中日益积怨, 而无从发泄, 只好写成和歌来宣泄内心的苦闷与对未来的向往。这也正是《万叶集》中歌人有四分之一为女性的原因所在。在平安时期摄关政治、一夫多妻的社会背景下, 日本贵族女性身上集中了多重的社会矛盾, 她们不仅成为男性政治斗争的工具, 还要承受男的性压迫。苦难的命运激发起她们强烈的内省精神。她们以敏锐纤细的感受将对生活的体验艺术地表达出来, 这种纤细、内省又与日本平安时期烂熟的贵族文化精神高度一致。正是这种时代精神的客观要求与女性作家的主观条件在深层次上的遇合, 成就了平安女性文学的繁荣。本论文关于女性意识的觉醒进行论述。
一、平安时期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因素
1、政治因素
由于当时的贵族社会, 导致贵族家庭重视对女儿的教育, 以便以后与天皇联姻时, 多一筹码, 因此, 紫式部、清少纳言、和泉式部等女作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积累了深厚的文学素养, 才导致之后文学巨著的诞生及平安朝时期女性文学的活跃。文化与政治息息相关, 文化反映政治, 政治影响文化, 因此这种文学的诞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平安朝时期实行的是摄关政治。摄关政治使得女性作为一种稳固家庭中地位的工具也导致了出身贵族家中的女性的悲剧。当时的女作家们亲眼目睹这些经历, 直观地触及到了时代与社会的不幸, 她们有良好的学识和教养, 思想敏锐且感受深刻, 所以她们的文章里浸满了女性的心酸与无限的惆怅。
2、文化因素
女性文学发展的文化因素与日本的文字文学的发展演变有关。日本的文字文学是萌生于上古引进汉字以后, 经历了纯汉文字体到变体汉文体, 再到“假名”文体的过程, 到平安时代初期才刚刚完成“假名”文字当时贵族社会的男性盛行用汉字做诗文, 以致日记也用变体汉文书写, 以显示高雅、学问和教养。然则女性就不被认同, 甚至认为女性读汉诗文是“不幸”, 于是女性就开始用新创造的假名文字书写当她们拿起笔来创作时, 便出现了女性文学的繁荣。她们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惑、所感凝聚于笔端, 尽情抒写心灵深处的咏叹, 表现了封建时代日本女性的向往、痛苦和悲哀。
3、社会因素
古代社会中, 女性与男性的地位是:一方面, 女性从属于男性, 女性应该忠贞驯服、思恋爱慕, 女性在真实的感情中一味的自卑自贱, 妥协忍耐。另一方面, 她们所描述的女人多数以男子的理想为标准, 或是贤媛、良母, 皆符合男子所界定的审美标准。无论社会还是家庭都是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在长期的压制下, 心中自然多了很多的怨与恨, 而自小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们, 她们将女人的这种无奈与怨恨写成文章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二、平安朝女性文学作品中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
平安时期的作家作品: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和泉氏部的《和泉氏部日记》;藤原道纲母的《蜻蜓日记》;清少纳言的《枕草子》等等她们所创作的日记文学、随笔文学和物语文学, 把日本的散文文学推向了高峰, 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与贡献。
1、《源氏物语》
《源氏物语》在艺术上充分显示了女作家独具的风格, 她以女作家特有的审美视角去观察生活, 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 具有鲜明个性的形象多达几十个。除源氏外, 突出的男性贵族形象还有薰君、匈亲王、头中将、柏木等。女性形象塑造得尤为成功。在塑造人物时, 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矛盾之中揭示人物的感情世界, 精于挖掘男性作家椽笔难以触及的领域, 来表现女性的内心感受和体验的最深处, 写得细致入微、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女作家有时是娓娓道来, 有时是以典雅的诗歌表达, 有时又间或采用梦境的手法剖析人物的深层心理, 体现了柔美、婉约的女性文学的风韵。此作品一方面揭示了当时女性的悲怜的社会地位, 以及当时女性的不幸和痛苦。另一方面从女性作者的角度, 也体现了女性作为文学的创作者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并且起着重要的作用, 也从侧面反映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渐渐地注重自我的存在与感受, 并将其记录下来, 这是女性文学的一大进步。
2、《枕草子》
文章的内容正如其名《枕草子》一样, 放置于枕边的草子。在她的笔下, 没有宫中斗争的黑暗, 没有感叹命运的沉浮, 不关心朝政, 不关心权力, 不关心命运, 只是以欣赏的心态将身边的一切用明媚的文字一一陈述。宫女的打闹, 互相间的戏谑, 衣服的颜色, 甚至是一朵小花, 在她的笔下都显得熠熠生辉。她用笔极简, 却气象万千, 真实地再现了平安时代宫中细微的纹理。大多数女性眼中的不幸在清少纳言的笔中却是那么的轻松、随性、乐观和美好。这也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另一种表现。
参考文献
[1]林文月.和泉式部日记:日本女性以和文书写的经典之作[J].文艺报, 2014-7-18, 004.
[2]吴迪.从《源氏物语》看日本平安时代贵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对政治的影响[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2010-11-6.
群体无意识对个体道德的影响研究 篇2
关键词：群体无意识；个体道德；作用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0-0104-02
一、对群体无意识的界说
群体无意识是某个时期社会群体所具有的但又很少或丝毫未曾被当时的人们所意识到的意识[1]。群体无意识是人类个体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共同性[1]，是个体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的表现，它对于个体的思想和行为有着潜在的规定性和引导作用，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群体具备的共同模式，是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不被人们发现的非理性的精神现象。它以其不自觉的形式对个体道德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群体无意识的特点分析
群体无意识是以动物的社会性本能为基础而形成的。动物在生存的过程依赖群体的形式完成，当在组成的群体中，通过相互合作，共同谋生，使之体验到群体的利益之后，其社会性本能就不断地强化，不断地进步，在人类经历长期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斗争后，群体无意识就形成了。而这种群体无意识继续通过社会生产活动，继续在改造生存环境的过程中传承、发展、演变。“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是类存在物”[2]。正是在生产活动中，个体才能够确认自己和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共同性，也是通过改造生存环境的活动个体逐渐认同并形成于群体一致的意识和需求。
个体作为社会的成员，自始至终都是在社会中活动的。个体所具备的道德水平之所以具备深远的影响力，推动历史的发展，都是因为个体周围的一切社会关系赋予了个体以力量，个体才能反作用于这个社会。群体无意识作为一种心理、精神的关系，在个体参与到群体的互动过程中，以非理性的方式，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群体无意识具有如下特点：
（一）群体无意识具有自发性和狂热性的特点
群体无意识通常与激情夹杂在一起，群体无意识影响下产生的个体行为通常都具备启动快、传播广、声势大，时常一哄而起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以冲动性、盲从性、自发性和广泛性为明显特征。处于群体无意识支配下的个体往往容易亲信他人，缺乏理性，不能用长远的目光看待事情的产生和发展态势。个体的理性和道德在这样的情况下力量微弱，不能起到控制个体行为的作用，相反，个体却是容易在这种无意识的状态下产生疯狂的举动。
（二）群体无意识具有匿名性和松散性的特点
通常个体在独处的时候，由于受到道德和法律法规的约束，会表现高度的责任感。但是当处于一个群体当中，会觉得责任被分担出去，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匿名性”，在理性懈怠的情况，受群体无意识的支配做出平时很少做或不敢做的事情。而那些平时就道德败坏的人，会更加地肆无忌惮，更加地忽视法律法规、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最终个体受到道德规范约束的本能欲望、潜意识会宣泄出来。群体无意识是个体的社会共同性，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下群体没有稳定的组织结构，个体更加不具备组织观念，每一个个体来自不同的地方，或许互不相识，虽然人数众多却无纪律可言。当人们无法理解自己生存和活动在社会中的意义和价值，或者是对于社会的归属感和社会的发展进程缺乏正确的认知和把握的时候，个体所被置于的群体越庞大，理性的作用就会越小，群体无意识行为使人忘掉自我，无所畏惧，野蛮、残忍。群体无意识历经久远的变化、自然而然地被默认为传统习俗，支配人的日常生活，活动于人的潜意识里，人们不知道它的来源。
三、群体无意识对个体道德的影响
群体无意识作为一种“先验框架”制约着个体对道德的认识和评价。在对于伦理道德的认识过程中群体的认识模式，会不自觉地成为一种价值评价尺度来引导和制约道德主体对于道德事实的评价。从这个层面上讲，群体无意识对于个体道德的影响主要是从导向和制约两个方面来发生作用的。
（一）群体无意识对于个体道德的导向影响
受到社会历史条件潜移默化的影响，积淀下来的符合社会发展的群体无意识融入每一个道德主体的内心，成为一种稳定的、延续性的社会心理的表现，比如风俗习惯和传统等。他们就是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优良的传统和风俗对个体道德起着导向和调控的作用，在维持道德主体的内心和所在群体秩序方面具备基础性的意义，是一种巨大的维系力量，对个体具有行为的规范性和道德感召力。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的基础就是“家”这一单位，在家文化中孝的观念尤为重要，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是个体生长和发展中最重要的道德标准，也是一个家庭中维护正常秩序和稳定的最重要力量，孝的理念世世代代相传以致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特征和中华民族广泛认同的社会心理。孝不仅仅规范着个体在家庭中的行为，引导个体与家庭成员的和谐关系，孝也延伸成为一种社会规范体系。在中国“家”的扩大就是“国”，父与子的“慈与孝”的关系扩大就是国中君与臣的“仁与忠”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对于个体的社会行为产生了进一步的规范，将个体的行为导向“国”或者是“天下”的集体利益之中，历来中国读书人便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这样的关系模式之下，其实牺牲了个体的自由意志、民主权力这些为近代志士所追求的个人利益，但是身在这样的群体文化中，每一个个体是宁愿有这样的牺牲，也愿意忽视西方社会所倡导的个性、民主，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忠孝”的理念在中国现代社会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为中国人所喜爱和推崇。现代中国式家庭模式较以前大大地缩小，但是“孝”的理念依旧是家庭之中每一个个体行为的准则，引导家庭成员为家庭的存在和发展而让步和争取。另外，现代社会的群体关系，其实也更多地具备中国这样的特色，社会群体的关系往往是通过私人的形式建立起来的更具备稳定性，也更加能够让参与其中的成员有归属感，而这样的群体最终的走向也是建立具备在家庭中拥有的亲情，这个群体维系的原则也是家庭维系原则的运用。
（二）群体无意识对个体道德的制约作用
个体受到群体无意识的支配，往往会产生一定的惰性作用，造成悲剧性的社会效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人类可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和历史的悲剧，我们在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时，除了源于当时一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还有不容忽视的就是来自心理层面上，德国人民的心理状态也是必须要剖析的重要内容，“纳粹主义是一个经济和政治问题，但是它对全体公民的控制，必须从心理的基础来理解”[3]。德国人民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终战败和由此带来的凡尔赛和约的签订，感到耻辱、沮丧和仇恨；加之当时社会经济低迷和通货膨胀的社会困境，这些都使得德意志人都渴望一个能够一雪前耻和力挽狂澜的人物出现。法西斯主义从政治上满足和体现了当时的德国人这种群体无意识的需求。而这样一种群体无意识对德国人的影响就是道德的失范和道德的沦丧。原本智慧、文质彬彬的德国人如痴如醉地陶醉于希特勒疯狂的话语和恶魔般的行为，一群群丧失人性和道德的党卫军肆无忌惮地屠杀平民和俘虏，更是将日耳曼民族置于无上的地位，对犹太人进行惨烈的屠杀，为世界的和平带来灭顶之灾。
个体道德在群体无意识当中其实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挟制，个体在失去理性控制之后消极的群体无意识就如开闸的洪水倾泻而出，导致非理性的狂热。在二战当中希特勒对于这一点可以说是利用到了极致。希特勒利用群体无意识的作用，在人数众多的广场或街头，用他天才版的演讲口才，集中于人的情感进行宣传。个体在连续几个小时的欢呼和鼓动之后，个体的理性很容易就丧失，最后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的俘虏，不知不觉也为群体无意识所控制。
群体无意识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对个体道德产生巨大的导向和制约作用，对个体道德存在积极和消极的双向影响，这更加提示我们在个体行为中要正确地利用群体无意识的积极作用，坚守理性原则克服、抑制群体无意识消极影响对于个体道德行为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吴宁.论群体无意识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2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个体意识 篇3
在对云南纸马艺术的考察收集和走访中, 我们看到, 每个人对于同一张纸马的认识几乎都是一致的, 关于它的名称、用法、功用都如出一辙。2010年正月初八, 我参加保山的庙会“初八会”, 看到不下20个销售纸马的摊点, 而他们销售的纸马都是一种样式:“财神”、“平安”、“和合喜神”、“桥路二神”以及配合这些纸马的纸钱和锡箔, 有的还加上三支香和两根蜡烛。我问他们, 怎么没有别的纸马样式, 他们说今天是求财求平安的庙会, 所以只卖这几种用得上的纸马。我曾经为了收藏而到纸马铺买各种纸马, 而老大妈们也总是先问我要做什么, 是结婚还是孩子满月, 或者是考学, 还是出门经商等等, 他们是根据需要而搭配着卖纸马的。
在有关纸马的实地田野调查中, 我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所知道并相信的鬼怪神祇往往也为绝大多数人所知道并相信;一个人所采用的祈福祝祷方式几乎也是绝大多数人所采用的方式。这种现象更深层的原因应该是求生、趋利、避害这种民间文化内涵的一致力量作用的结果。
首先, 云南纸马艺术所呈现出来的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融合特性决定于云南百姓千百年来的农耕实践。农业耕作几千年来一直是云南民间百姓的基本生存方式, 人们对土地和整个自然的依赖形成了统一的认知模式, 那么百姓个体的思维向度也趋于一致。云南民间百姓的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融合特性还表现在求生、趋利、避害这种统一观念的具体内容上, 这当然也奠基在农耕生活方式上。很显然, 云南民间百姓之所以普遍崇拜天地正是因为依赖于土地和气候的农耕实践方式决定的。云南纸马中有很多个版本的“天地神”、“苗稼神”、“树神”、“雨神”、“雷神”、“田公地母”等, 这些神像都是受农耕生存方式影响产生的。他们祈求的内容也都是围绕着雨顺年丰这样的主题来进行的, 百姓个体意识和整个村寨的集体意识是一致的, 都是百姓统一认知模式和共同思想焦点的表征。
另一方面, 争取温饱、繁衍子孙、安稳的生活环境是云南百姓共同面临的人生课题。在相近的生产水平上, 每个百姓个体所面临的生存压力是等量的, 由此产生的需要意向也趋于一致。因此, 在追求需要满足的实践活动中, 个人的目的也是大家的目的。求生、趋利、避害的文化观念成为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的统一体。[1]例如, 云南纸马艺术的恒常主题都带有鲜明的功利倾向, 传达了人们要求生嗣延年、纳福增财、消灾免祸的热切心愿,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融合。
再次, 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融合特性还决定于宗法制社会组织。云南民间的村社家庭出于农耕的定居要求, 并根据宗法制度组织起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关系网络的牵制力量塑造了云南百姓服从、和顺、依赖的性情, 普遍流露出强烈的从属感。加之族长、家长、长辈等等由辈分关系确立的权威在云南民间社会组织中具有支配和统治权, 他们实际上成了汇聚和传播某种共同旨趣的中枢和关键。高辈份的老人或长者意味着他们已经更加深刻、透彻的内化或体认了集体意识。因而, 对他们的服从、归顺和依赖也就意味着对集体意识的内化或体认。[2]
最后, 云南百姓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融合特性还决定于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具有一种超越个体的规约性、强制性和指向性。节日制度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典型代表。像云南的传统节日“火把节”、“插花节”、“泼水节”、“刀杆节”、“祭本主”、“赶庙会”等一系列节日活动, 保存祖先经验、促进人际沟通和思想交流、维护种族和社团共同文化意识。“造成一种文化心理和文化意识的提醒与唤起, 不至于让岁月的流逝淡化消磨了人们的社会意识和文化观念, 从而使民间百姓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实现沟通和融合。”可以说, 云南民间社会的祭祀节日是自然地、美的、艺术的, 正因如此, 它是强大的、富有生命力的。
总之, 在民间百姓的农耕劳动实践、家族宗法组织和民间文化传统的规约下, 云南纸马艺术将民间百姓的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融合在自己的艺术活动中, 从而使纸马艺术的活动主体成为个体因素和集体因素的统一体, 也使纸马艺术作品或纸马艺术活动染上共性色彩和个性色彩。
摘要：云南纸马是在多神崇拜观念影响下运用于民俗活动中的民间木版画, 对于其名称、功用以及使用方法, 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在认识上都具有一致性, 体现了云南纸马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融合社会心理特征。
关键词：云南纸马,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融合
参考文献
个体意识 篇4
关键词：个体公益参与,新型,实践存在方式,个体公益意识
一、“个体公益参与”概念
人们参与公益就形成了公益参与, 即私人无偿或低偿让渡自己所拥有的某种劳动或劳动产品予他人, 并且对社会产生积极效应的行为, 它以个体行为客观上的非营利性为衡量标准。个体公益参与实质上是主体基于自身某种价值追求, 并力促这一价值追求得以实现的——从而也使社会其他公众受益——特定的利他行为, 从而实现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间的统一, 以产生一定的公益意识为其走向成熟的标志。此概念包含的要义有三点。其一, 个体的价值追求, 体现为一种志愿性。其二, 个体之“利他”目的的特定性, 体现为一种公益性。其三, 公益意识的产生则标志着个体行为上升为一种社会行为。
二、个体公益参与的实践层面和意识层面
对于个体公益参与的内涵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探讨, 即实践层面和意识层面。我们之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论述, 主要是由于实践是个体公益参与主体最重要的品格。实践对于社会公益精神的培育和塑造, 对于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个体公益参与的意识层面则反映了上述实践展开的过程和结果, 这个结果最直接地表现为个体自身的一种高级情感的产生和维系, 而个体情感因素的一个最大特征就在于它和个体本身的直接体验相关, 也就是和个体的亲身实践相关。这也可以看作是两个层面的辩证关系。
三、个体公益参与的实践层面
个体参与的实践层面就是个体公益参与的行为层面, 它是个体的一种实践存在方式。个体公益参与在行为上表现为个体志愿把自己所拥有的某种劳动或劳动产品无偿或低偿地让渡出去的一个过程, 即个体的公益参与并不是以“获得”某种物质利益为直接目的, 这种无偿或低偿正是体现个体公益参与的价值所在。因为在“人是自利的”抽象假设之下, 这种行为无疑是不可思议的。然而, 这种行为它毕竟发生了, 因此我们的问题不是它应该不应该发生, 而是能给这种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马克思说过,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因此对个体公益参与的行为层面的理解应该从把它当作是个体的一种实践的存在方式,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待它。
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的个人的分析得出人类社会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人们为了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马克思通过对这些基本事实的揭示和分析, 把历史观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即人类自身的物质生活需要才是一切历史的起点。但我们忽略了这么一点:人类自身的物质生活需要是历史的起点, 但不是历史的全部。个体公益参与的实践方式的存在就揭示了这一点, 个体公益参与的实践不能抛开也没有抛开人类自身的物质生活需要这个历史起点, 因为个体公益参与的一部分公益物品恰恰是因为一部分人的物质生活需要而发生的。然而, 个体公益参与并没有停留于历史的起点上。就个体公益参与是一个无偿或低偿让渡自己所拥有的劳动产品的过程来看, 它不是以获得某种物质利益为目的的, 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起点的“背叛”行为, 因而是一种发展, 一种超越。对于这个起点的超越, 马克思本人也有他自己的表达方式:“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阶级的存在不过是基于物质利益需要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表现, 也就是说, 这只是在历史的起点上人们之间关系的表现, 这种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只是“暂时”的, 它必将被另一种更合理的关系所代替。这种更合理的关系的“影子”就反映在个体公益参与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 对于个体公益参与行为的理解,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就是个体的一种新型的实践存在方式。说这种实践方式是“新型的”并不是因为它刚刚出现在历史的舞台, 它和我们当代“主流”实践方式的历史一样久远, 只是人们视而不见而已。这种理解主要基于对“经济人”假设以及有人提出的“公益人”假设理论分析框架的批判与反思。
四、个体公益参与的意识层面
个体总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个体, 个体公益参与是在一定的目的下发生的。这个目的表现为从个体对公益参与的一般认识到公益意识产生两个依次递进的阶段。这里主要讨论作为个体公益参与行为成熟标志的公益意识。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公益意识。所谓公益意识是指由个体公益参与的内在主客体矛盾关系规定的对某个公益参与群体成员资格的认同感, 一种对于这种资格产生共同价值追求和共同责任的感觉, 以及一种为谋求这种共同的价值追求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倾向。所以, 公益意识是个体公益参与者作为一个群体当中的成员资格认同感, 而且这种认同感直接导致集体行动。公益意识并不是公益参与群体的舆论的一个侧面, 而是持久地、默默地隐藏于这些群体的意识当中, 在对某一特别状况下的事件 (如1998年我国特大洪灾, 2005年的东南亚海啸等灾难性事件) 的积极的、集体的投入过程中更明显地表现出来。
公益意识只能在作为一个类的意识层面上理解。当一个群体在没有外部因素胁迫而进行公益参与时必然会产生公益意识, 或者说只要是发生了公益参与现象就必然会伴随有公益意识的产生。但这并不意味着, 每一个事实上的公益参与者都具有这一意识。每一个公益参与者都可能有关于公益参与的某种认识, 但这并不是所谓的公益意识。只有在这种个体对公益参与的认识上升到类的层面上, 即个体公益参与者把自己不仅当作是一个个别的人, 更是当作一个类存在时, 这种认识才上升到了公益意识的层面。在一个群体中, 只有个体具有了公益意识时, 他的公益参与行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或成熟的公益参与。
个体的公益意识主要来源于个体公益参与主体的亲身实践。个体的公益意识最直接的来自于个体公益参与矛盾双方的互动中。每个个体公益参与者只有在和对方的互动中才能体会到对方的状况, 他们缺少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这些都会引起参与者的反思, 因而产生认同意识, 即对于对方处境的认同意识。这同时也伴随着把对方当作一类人来看待的“类”意识的产生, 进而把自身看作一类人, 即公益意识的产生。矛盾双方只有在和对方的接触中才能彼此确定自身, 也在对方身上找到自己存在的界限。因而个体公益参与的实践就是其根本矛盾双方相互规定自身的过程, 因而是矛盾产生的前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4, 3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332.
[3]李怡心.关于国外慈善事业的研究综述[J].道德与文明, 2006 (2) .
[4]杨守金, 汪继福.试论慈善理念的培育[J].东北师大学报, 2006 (1) .
大众文化发展中的个体无意识 篇5
“个人”是相对于“公共”一词而言的。在西方,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私人财产权逐渐确立, 公民的个体自由意识不断觉醒, 并受国家法律保护。自上世纪80年代初, 我国掀起改革开放的浪潮,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公民的个人生活事务逐渐从“单位”、“集体”、“国家”等公共权力中独立出来, 成为可以自由选择和决定的私人领域, 自由意识、个体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 人们开始关心并保护私人领域, 维护自身隐私, 逐渐形成并树立了个体意识。
事实上, 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 私人领域的个人性和私密性正在逐渐消失, 即私人领域正逐渐进入公共领域, 甚至成为供大众消费的“公共事件”。2003年8月, “木子美”在网络上公开发表《遗情书》, 直白地讲述了其与某乐手的“一夜情”。该网页的访问量曾高达162682, 成为当年点击率最高的私人网页, 这一事件成为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的重要事件。个人隐私成为商家、名人炒作的“主料”, 例如2005年湖南卫视直播超级女声比赛时, 自称名为“舞美师”的网友不断就比赛情况、选手家庭背景等进行“爆料”, 甚至对比赛结果做出各种臆想性的揣测和判断, 极大地提高了大众对节目的关注。而某些名人则为了吸引大众的关注或获取经济利益不时主动或被动地曝光个人隐私,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的进程。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出版社、电视广播也逐渐成为帮助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的推手。各出版社曾推出一批“美女作家”、“美男作家”进行隐私写作。报刊杂志、电台和电视也纷纷以隐私为噱头开设节目。
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消费者, 普通大众也开始将私人领域放置于公共领域, 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途径——博客。2002年, 博客被引入中国。据百度发布的权威报告显示, 截止到2006年11月, 全球中文博客数量达到5230多万, 博客用户数达到1987多万。网络的发展使大众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众文化消费时代, 而博客的出现则使大众文化的制造成了轻而易举之事。大众借助博客表达内心的观念, 使自己成为被关注的对象, 利用点击率展示自己的社会认可度, 由此催生了大众进一步暴露私隐的积极性。
“人肉搜索”成为近几年来网络流行的热门“关键词”, 其实质是大众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信息搜索和信息交换, 从而达到信息资源共享的网络行为。2007年, 一名叫姜岩的女白领自杀。其姐姜红在其博客中发现了自杀原因, 后在论坛上公开了姜岩及其丈夫王菲的故事。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广大网友的关注, 大众通过网络对王菲及其家人的工作单位和地址、家庭人员状况、个人电话号码等信息进行曝光, 并进行声讨、谩骂。王菲不堪其扰, 终以泄露个人隐私为由将三家网站所属单位告上法庭, 成为中国“人肉搜索第一案”。2009年, 南京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周久耕的一张照片被网友曝光, 照片上注明“九五至尊南京烟, 一条就要1500元”, 随后, 周久耕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公职,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从两例“人肉搜索”事件中不难看出, “人肉搜索”既可以成为公众捍卫自身权利的利剑, 也可以触及和危害大众的隐私权乃至个人安全。
陶东风认为, “公共领域的私人化或私人领域的公共化的结果, 将是二者的两败俱伤……在大众文化发展过程中, 私人领域的过度扩张势必造成不良影响, 一方面, 私人领域因其进入了公共媒体而获得了可见性, 丧失了不可见性……另一方面, 本来应该关注、谈论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件、公共问题的媒体, 因其热衷于上传艳照、炒作艳照内幕、披露明星隐私、炒作明星绯闻而远离了真正的公共性问题。”[2]博客、人肉搜索等所谓的“自由表达”, 实际上将私人领域无限制地放置于公共领域, 它“消解崇高、消解意义、消解精神, 摧毁传统文化 (特别是严肃文学和高雅艺术) 的审美规范, 使文化从一种教化工具和审美形式, 逐渐过渡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和消遣方式, 使文化产品日益蜕变为‘消费品’”。[3]由书写博客、人肉搜索等掀起的大众文化事件, 不难发现, 在当代大众文化发展过程中, 大众已然忘却了作为个体存在的独立性, 将曾经视为珍宝的隐私置于公共领域之内, 从而获取关注, 谋取利益, 个体自我意识正在悄然消失, 势必将走向消费自我隐私的非理性、无意识阶段。
不可否认, 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深入人心”的大环境下, 大众已经成为了大众文化最重要的消费者和制造者, 但失去自主意识和个体意识的大众势必会走向非理性, 从而扭曲大众文化的发展, 因此, 有效地引导大众的审美情趣和标准, 培养大众的个体意识才是促进大众文化繁荣、良好发展的症结所在。
摘要：随着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普及, 大众文化发展日趋繁荣, 大众的文化消费意识也逐渐发生改变。从博客、人肉搜索等引发的一系列大众文化事件看出, 大众的个体意识和隐私意识已经被扭曲至消费自我隐私, 成了个体无意识。
关键词：大众文化,私人领域,公共领域,无意识
参考文献
[1]金元浦.定义大众文化.中华读书报.2001年
[2]陶东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双重危机.社会科学报.2008年.第1-2页
个体意识 篇6
一、“个体无意识”与“替罪羊”形象的关联
“个体无意识”是荣格原型心理学的一个概念。荣格认为, 所谓“个体无意识”类似一个容器, 蕴含和容纳着所有与意识的个体化机能不相一致的心灵活动和种种曾经一时是意识经验, 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受到压抑或遭到忽视的内容, 如令人痛苦的思想、悬而未决的问题、人际间冲突和道德焦虑等。还有一些经验, 它们与人们不甚相干或显得无足轻重, 由于本身强度太弱, 当人们经历它们时达不到意识层, 或者不能留驻在意识之中, 因而都被贮藏在个体无意识里。所有这些构成了个人无意识的内容, 当需要时, 这些内容通常会很容易地到达意识层面。
荣格通过相关的心理学联想测试发现, 在“个体无意识”之中存在着与情感、记忆、思维等相互关联的许多种族丛, 他称其为情结, 任何触及到这些情结的词都会引起不自觉的延迟反应, 表明情结是一种自主结构, 具有自身的内驱力, 宛如总体人格之中独立存在的、较小的人格结构。这些情结在控制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方面产生着极为强大的影响。对荣格而言, 自我构成了意识领域的核心, 是个体一切意识行为的主体, 表现出高度的连续性和同一性。但自我绝不是人格整体, 它只是一种观念情结, 与其他情结相并列, 它们彼此联系而又相对独立, 某些情结甚至根本不会同自我发生联系, 或者说这种联系极其罕见。[1]
可见, 与“集体无意识”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相反, “个体无意识”更多地试图从个体的角度出发, 对人的意识和经验加以观照。这一层含义其实有两个所指——其一是对“替罪羊”的制造者的指向, 其二则是对“替罪羊”本身的指向。
从“替罪羊”的制造而言, 根据“个体无意识”理论, “替罪羊”往往产生在个体的制造之中。个体的制造不仅包括“罪名指向”, 更包括“有罪暗示”。虽然更多的层面上这是个体针对群体的“制造”, 但不可否认的是, 其中相当一部分结果和“个体无意识”本身是具有很大的关系的。“制造者”在一定的情况下郁于情结, 而本身不自知。这样的情况下制造出的“替罪羊”形象往往带有更鲜明的指向色彩。当然就其产生而言, 这一点和“集体无意识”情况之下并无二异。
然而, 从“个体无意识”的视角而言, 我们却可以介入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替罪羊”的“认罪”, 究竟有多少程度是被迫的?事实上, 根据文本分析, 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的结论:“替罪羊”之认罪, 并非总是趋于惧怕, 或者无奈。在有些时候, “替罪羊”本身也从属于自己的经验 (或身份、地位) 所带来的“个体无意识”, 而被迫“认罪”。譬如在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故事中, 亚伯拉罕的“献祭”和以撒的“受祭”, 本身便和“个体无意识”有着莫大的关联。
从这个层面上, 我们对“个体无意识”和“替罪羊”的关系进行分析, 便不难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 “替罪羊”本身可以为个体“制造”, 但“制造”允许“个体无意识”的存在;其次, “替罪羊”本身也可以根据“个体无意识”的驱动来“认罪”。相较而言, 前一个命题更易理解, 而后一个命题的指向, 则恰恰在当下的世界和人群之中。
二、典型文本:《干燥的九月》、《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与个体无意识
《干燥的九月》是美国南方文学巨匠威廉·福克纳的名篇。它所描述的是一个20世纪的“丛林故事”: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 镇民们谣传黑人梅斯强奸了白人库柏小姐。白人退伍军人麦克门顿闻此极为恼怒。他不辨事实真假, 也不顾他人劝阻, 带领一帮人将梅斯拖至郊外处死, 并将他扔进水池。与此同时, 镇民们对库柏小姐评头品足, 她不堪忍受如此屈辱, 变得精神失常。
小说开篇交代了背景:“干燥的九月”——已有62天没有下雨。这既有写实意味, 又有象征色彩。写实是天干物燥;象征则意味镇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处在艰难且接近窒息的时刻——这甚至有些类似“神示”。接下来, 正当人们感到焦躁不安之时, 上述的谣言出现了, 它恰好为镇民发泄心中的郁闷找到火山口——这意味着如果不及时处理黑人梅斯, 人们的生活, 特别是白人的生活将不得安宁。于是, 他们将梅斯塞进汽车带到荒郊, 在狂热的种族气氛中, 梅斯被处死后扔到了水池里。然而, 小镇依然干热, “去罪”活动的领导者麦克门顿依然流汗和燥热不止——这表明, “去罪”并未成功。这一失败正体现了小说对”替罪羊”模式的戏仿和超越。[2]
从麦克门顿的角度而言, 作为“施罪者”, 他显然深陷于自身的“个体无意识”——在他看来, 黑人是罪恶之源, 如果一件罪案没有什么别的解释, 那就只能是黑人干的。因此, 当有人问“这件事真的发生了吗?”麦克门顿回答:“发生?发不发生究竟有何区别?难道你要让那事真的发生时, 黑人……却逃之夭夭吗?”毫无疑问, 这是对麦克门顿本人“经验”的直接阐释。也正是在这种种族歧视的“情结”的驱动下, 小镇上演了一场20世纪的丛林悲剧。
和《干燥的九月》所关注的内容类似, 马克·吐温的《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也讲述了一个种族歧视的故事。所不同的是, 如果说威廉·福克纳关注的是“施罪者”的“个体无意识”, 马克·吐温则关注着“替罪羊”本身的“个体无意识”。小说讲述了一个移民美国的中国劳工艾送喜的遭遇。小说以主人公艾送喜和朋友“秦福”之间的四封书信为载体, 展现了19世纪中末期的一个“小人物”的故事。
艾送喜在上海发出了他的第一封信, 在信中, 艾送喜表现了对“高尚的国度——美国”的憧憬, 他认为, 那里“人人自由, 人人平等, 无人受气挨骂”。“对所有前来投奔的人都倾囊相助, 不问其民族、信仰或肤色。”显然, 这是一种新移民式的态度——尽管马克·吐温未必了解中国人。然而在海上发出的第二封信中, 艾送喜在船上的遭遇就不那么乐观, 他先是被美国领事敲了一笔“执照费”, 又目睹了在三等舱的一次打斗中中国人被美国人“放了一通蒸汽”。在上岸后发出的第三封信中, 艾送喜讲述他上岸之后, 被警察搜身和殴打的经过, 同时由于自己的同伴缝在辫子里的鸦片被搜出来, 他的行李也被连带着没收了。在最后一封信中, 艾送喜讲述了他被一群青年放出恶狗咬伤的经历。最后, 他被抓进了监狱, 一个警察对他说:“你就呆在里面发霉吧, 你这个外国畜生, 叫你明白美国没有你这种家伙、你们这种民族呆的地方。”[2]
马克·吐温在这篇小说中, 讲述的显然也是一个种族歧视的故事——当然, 故事的视角是完全不同的。艾送喜作为一个中国人, 在美国受到了种种虐待和侮辱。他本身无疑是“集体无意识”的受害者——这里的“集体无意识”, 显然是整个民族的排外和歧视心理。艾送喜成了这种歧视和仇视的“替罪羊”。然而, 可悲地是, 在这种状态下, 艾送喜陷入了“个体无意识”的怪圈, 他仍旧坚持认为:“较之寄居别国的难民, 我有一个特殊的有利条件——我是在美国!我是在老天爷为尘世间受压迫的落难之人安置的庇难所!”显然, 这种“美国情结”的结果, 直接使他主动认同了美国人对他的“畜生”似的待遇, 也就是认同了自己的“低贱身份”——可见, 同样是一个母题, 观照点不同, 其结果也是不同的。
参考文献
[1]尹立.意识、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分析心理学心灵结构简述[J].社会科学研究, 2002, (2) .
个体意识 篇7
于是, 与那些整日于纸堆中翻弄书本的学究相比, 社会学家更愿意称自己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一个真正能够为调查研究的诸种判断寻找到依据的专业人员。这种传统自从迪尔凯姆便已经展露出了端倪, 为了能够对研究对象的行为选择做出定性解释, 他规定将那些在各个文化群体中某种被表现为多数的行为选择视为鉴别该行为是否属于可以被人们接受的标准。这本书的最大贡献在于, 他将研究者对某种行为的解读放置于与这种行为相关的宏大社会背景中给予分布考察, 并藉此克服研究者本人因其接触案例有限而引发的偏差问题。然而, 社会之所以成为可能, 并不在于现实世界中确实如物理学家本身所揭示的那样, 在实验室中, 表现为研究对象之间具有的客观因果传递, 而在于, 人在与外部世界接触的过程中, 将那些进入到感官中的体验逐步符号化的结果。而这些符号的确切含义则是人在其体验过程中, 以物理世界中不断重复的对应行为而被理解的。这一点也正是齐美尔, 狄尔泰, 韦伯等德国社会学家对行动者行动目的剖析的基础, 如, 狄尔泰否定了以迪尔凯姆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家研究社会问题的出发点, 他认为“人”的活动具有目的性, 目的性来源于自我的理解, 因此, 人的活动才具有了行动的方向性。齐美尔继承了康德对于自然的解释, 也认为社会之所成为可能在与生活于社会中的个体将在社会生活中观察到的种种现象加以观念化的结果。韦伯则根据当时流行的经济学研究内容重新考察了成功从事工商业的宗教团体的个人特点。这种特点, 总体上概括, 表现为资本家管理投资方式的“预见性”。企业的管理者正是得益于其对企业的理解和投资支出的明确分配才使得其能够在经济行为中获得预期的收益。据此, 韦伯认为, 这种成功来源于行动者的理解。受到经济行为获益性目的的趋势, 资本家必须要对自己的投资和方向进行规则性的分配和渐进性目的支配。这一点使得他们更富于韦伯所理解的“理性”精神。它体现着行动者本人在活动中对与秩序的理解。而在社会中, 个体对于各种现象的理解, 基于其自身的理解并在自我的理解的帮助下决定其行动原则。他们找到了行动者的目的来源。这种来源乃是行动者遵循自我理解的结果。因此, 研究社会问题的起点便是人, 便是他的行动基础——自我理解。那么,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个体意识?作为行动者而言, 他的自我意识又是如何在其生存的场域中生成的呢?
一、个体意识的定义
个体意识是指:借助记忆与回忆的大脑机制, 主体对已被自己保留的各种经验内容和正在获取的各种感观体验内容从事整体把握, 并根据上述过程梳理出能被自己支配的“总体”经验过程。以揭示行动者的行为动因为目标, 对行动者行为的统摄因应用符号语言进行分析的方法包括, 社会学的个案访谈,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以及在两者基础上综合发展出的民族志研究。在这三种方法中, 第一种关涉的是行动者如何应用符号组织自我记忆中的业已被保存的那些已经被固化的符号记忆或图像记忆;第二种关涉的是在行动者生活的原生态环境中, 行动者如何组织符号与生存环境中周围对象之间的关系, 并对其予以揭示;第三种则希望在两种方法结合的基础上帮助跨文化 (不同民族) 或跨地域 (不同地域的同民族) 研究者梳理出被研究对象的行动特征以及这种特征和其社会化过程中进行的文化再生产之间的关系。以至“拓展个案法也有缺陷, 那就是它会受到四种权力效应 (支配、沉默、客体化以及标准化) 的限制。”方法论的变迁表明, 行动者在某个情境中的回应属于其拥有记忆的一种回馈, 是他在回忆中寻找行动线索的来源。
根据这一线索, 对个体意识含义的界定表明, 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图像;2、声音;3、符号;4、由情绪、梦境等构成的内感官体验。在主体那里, 当他已经在自我的记忆中运用符号把握着那些其曾经经历的体验时, 面对主体在实践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新的体验, 这种情况将会有以下两种情形发生:1、接受更新。在这种情形中, 主体将要面对如下两种情况: (1) 可解释的信息。也即, 主体运用自己已经获得的经验解释新信息。 (2) 可商议的外部信息。也即, 主体虽然无法厘清自己遇到的新信息, 但, 却认为这种信息似乎可以解释其曾经遇到过的某些情形。2、拒绝更新。与第一种情形相应, 在这种情形中, 也将面对两种情况: (1) 不能解释的信息。也即, 在主体的记忆环节中, 没有任何能力组织与其所遇到的新客体的经验。 (2) 无法解释的信息。也即, 关于同一客体的新体验超越了主体对于相同客体的解释范畴。比如, 某一天, 一个为人们熟知的好孩子被警方带走。在这种情形中, 邻居的眼光聚焦于之前关于这个孩子的印象之中, 因此, 他们会感到十分惊异, 在这种情形中, 人们产生的诧异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解释当前的情形, 而是, 由于他们没有注意到有关这个孩子生活内容的其他方面而造成的。然后, 遵循全局性处理方式, 主体将自己拥有的全部经验依据某个其所欲表达的主题加以清楚或模糊地索引。那么, 主体表达其索引到的经验性内容的表现方式有两种:1、这些内容被主体认同的适当规则 (由其所认同的文化模式生成) 加以组织并与主体所使用的现有话语体系中的适当词汇彼此结合。2、这些内容不与语词结合, 而是与可被他人识别的身体动作或发出的声音加以表现。上述活动的总和构成了个体意识的活动进程。那么, 关于对象物又是如何在人的实践过程中与语词发生关联的呢?
二、个体意识的生成——社会化与实践
意识的第一特性, 即, 对差别的识别能力。在这种差别中, 固定空间中不变的位置构成组构了关于一个位移物体的连续运动。于是, 人们在他们的生活空间的流变中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这是对一组流变对象引发的时间效应的最为简单的描述。但是, 在行动者那里, 一个行动的完成又何以成为可能呢?一个人从他的幼年至成年经历了一系列认知训练和固化的行为训练 (强化) 或熏陶 (模仿) 。在记忆的过程中, 不断进入的图像、声音、体感和符号信息充实了接受者的不同记忆类型的分组模块, 也间接地在不断地再现过程中, 引发了行动者的心理感受落差。因此, 成年人对儿童的观察往往将其某种行为的固化, 即, 拒绝做出让步, 视为任性的表现。当然, 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分界, 将其作为, 痛苦与快乐在“我”那里的感受再现来窥探社会化早期阶段, 儿童对父母意愿的回馈。在这个阶段, 儿童的行动路径呈现出如下特征:我要做 (儿童的意愿) ——我只能做 (接受父母的反馈后) ——我应该做 (习得性行动模式) 。接下来, 儿童们将要进入到专门从事社会化的各种教育机构中, 接受有关符号使用、社会规范和基础性科学技能方面的训练。在老师的帮助下, 学生们被要求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以适当的字符提取其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那些画面的能力。教师的职责在于校正学生们在日常语言表达过程中产生的那些不正确的语义表达、字符选用以及在字符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误用, 并初步地帮助他们以计算、实验等方式建立一种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随着学生们掌握和使用的字符数目和含义的不断增加, 他们所能支配的信息来源愈加广泛, 信息数量日益增多, 并且, 由于身体方面的变化也使得学生们进入各类社会机构和非社会范围内的空间能力不断增强。
如图表1所示, 改图反映了一个人从年幼时代进入成年这段时间将要经历的经验生成的动态过程和信息来源基本构成。认知旨趣构成了联系行动者诸种环节的主题。因此, 在考虑每个环节链接的组织方式中, 我列举了这些环节需要的触发条件。这些外界的信息最终都要回到主体那里使他一部分知识转变成智识, 其余部分则依旧为知识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部分与主体生活经验有关的知识会随着主体实践活动的增加, 由行动者在行动之前采用的技术转变为他的“智行力”, 即, 行动的目标和动力。另一部分, 则仅仅停留在留存差异或拒绝差异的潜在知识静态状态。我们看到, 这两部分知识将要随着主体实践空间的变化而受到未预料到客体闯入的干扰。这个时候, 主体将要回到之前我在第一部分对个体意识做出的界定环境中做出一种具体的选择。此外, 在行动者于在其实践场域有效地展开实践过程中, 行动者对于死亡的了解, 也即, 生命感将会左右他的情绪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促使行动者做出利他的付出性贡献或是自杀行为。在理解了知识生成的背景之后,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个体意识是如何发生的。
三、个体意识的发生
现在, 我们看到, 对于一个行动者, 他具有了产生行为动因的三种来源:1、行动者的知识。2、行动者的生命体验。3、行动者的实践场域。然而, 仅仅梳理出了行动者的信息来源和其触发条件, 还不足以说明, 在一个特定发生的情境中, 行动者是如何将三种信息来源组织在一起的。我们不妨重新考虑三种信息来源各自涉及的身体结结构。其中, 前两个范围涉及行动者的记忆和心理感受。第二个范围涉及行动者的活动范围和能力。考虑到行动者在每个具体情境中调阅信息并对现有活动过程中舍取信息方式, 即, 更新或拒绝, 于是, 我们便不难发现行动者是在与记忆中关涉同一情境的观念或图像的帮助下, 完成一次行动的。其中, 重复行为发生的条件方式为:这件事我以前做过。而差异行为发生的条件式为:这件事我认为应当这样做。对于重复行为, 我们并不陌生它的发生方式。对于差异行为, 该行为包含着行动者对于一个具体事态最后结果的理解, 因此, 行动者是在对结果预期的基础上完成一个具体行动, 而与之有关的支持性解释, 则是其行为的发生动因。不过, 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那样, 人们对于自我的精神考察并未有自觉地上升到回溯至自我经历过的体验, 并对每一种行为做具体探究的程度, 因此, 在多数情况中, 缺少概念分界的符号化表述在行动者那里时常以行动者当下的行动体验或再体验, 以类似或相近的基准被说成是“貌似”, “感觉上是”, 并在很多情况中, 伴随着行动者的心理感受而成为关涉其行动维持性重复发生的不可逆转性环节, 在行动者那里予以表现。如下图所示:
四、结论
个体意识 篇8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09年11月—2010年11月在我院CCU住院的446例患者, 其中男345例, 女101例;年龄29～83岁, 平均年龄56.6岁;文化程度高中以上132例, 初中139例, 小学121例, 文盲74例。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223例。
1.2 方法
1.2.1 健康教育方法
对照组与普通心内科患者一样采用传统的健康教育方法, 包括出入院宣教、健康宣教小册子、健康宣教专栏、每季度1次科室小讲课等。
观察组除实施以上方法外, 同时给予患者一对一的个体化健康教育。根据患者的入院评估, 与患者及家属共同制定个体化健康教育计划, 入CCU后二三天进行一对一的个体化健康教育。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患者的病情、不同时期存在的健康问题和心理状态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 随时调整和充实。并及时根据患者的行为改变情况进行效果评估。健康教育内容:①卫生习惯:及时纠正不良生活习惯, 如长指甲、相互交换食品、借阅书报、共用未消毒的用物和餐具等, 养成勤洗手、正确洗手的好习惯, 保持病房环境整洁。②有效排痰:正确卧位、深呼吸、有效咳嗽, 咳嗽时:用纸巾或胳膊遮挡住口鼻。③规则用药指导:应遵医嘱用药。告知患者不遵医嘱私自购药、超时超量滥用抗生素、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后果是使个体菌群失调, 耐药菌株选择性生长, 诱发医院感染。④营养调节:指导科学膳食, 低盐低脂、易消化饮食, 少食多餐, 禁烟、酒等刺激性饮食。⑤规章制度:解释探视、留陪等规章制度在预防感染中的作用, 严格限制探视人员, 患有呼吸道感染者原则上禁止探视, 非探视不可的应戴口罩。⑥适当运动:讲解康复锻炼的重要性, 指导卧位翻身及床旁、室内适当运动, 注意运动的质与量。
1.2.2 调查内容及方法
采取问卷调查、查阅记录、现场查看等形式进行调查, 了解患者医院感染防护知识知晓率, 比较个体化健康教育实施前后医院感染发生的情况等。问卷调查分别在入CCU时和出CCU时填写。入CCU时填写内容包括个人基本资料、健康的需求、预防医院感染知识的多少、文化水平、生活习惯等, 出CCU时填写内容包括卫生习惯、有效排痰、规则用药、营养调节、规章制度、适当运动的掌握情况。
1.3 医院感染诊断标准
医院感染根据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布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 (试行) 》判定[4]。
1.4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03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对医院感染防护知识的掌握情况
两组患者的卫生习惯、有效排痰、规则用药、营养调节、规章制度、适当运动的掌握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见表1。
2.2 医院感染发生率的比较
CCU住院患者医院内感染发生率比较,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6.60, P<0.05) 。见表2。
3 讨论
3.1 对CCU住院患者进行个体化健康教育的技巧很重要
因CCU患者刚入院时病情均“急、危、重”, 医护人员的工作重点在抢救病人, 因此于入院后二三天开始个体化健康教育, 是患者乐于配合和易于接受的最佳时间。实施健康教育中, 应注意不断提高护士健康教育素质[5], 如具有丰富的专科健康知识及良好的沟通技巧, 可促进护士与患者之间的沟通, 才能获得最佳健康教育效果[1]。针对CCU患者的健康需求制定的个体化健康教育贯穿于护理全过程, 全程干预满足了患者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的需求, 护士的医学及相关学科知识的提高保证了干预计划的有效落实。护士在为病人进行治疗和护理的同时, 热情主动地与患者沟通, 将医院感染防护知识深入浅出地讲解给患者, 及时纠正患者的不良生活习惯。观察组患者对医院感染防护知识的掌握情况显著高于对照组, 说明一对一的个体化健康教育措施达到了预期目的。
3.2 对CCU住院患者进行个体化健康教育是必要的、有效的
医院感染是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常见的并发症, 严重影响患者的治疗和康复, 导致病情加重, 甚至威胁其生命, 对生存质量及预后有直接影响, 其发生、发展与多种因素有关[6]。医院感染的控制, 尤其是外源性医院感染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院人群 (医务人员和住院患者) 所掌握的医院感染管理知识、健康保健知识及其技能的掌握和运用[7]。传统的健康教育方法因为忽视了CCU住院患者的特殊性, 未起到实质的作用。通过对CCU住院患者进行个体化健康教育, 将医院感染的概念、控制和预防医院感染的目的、基本的消毒隔离知识及自我防护知识与技能结合在心内科相关疾病知识中传授给患者, 使患者意识到预防医院感染对疾病康复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参与, 自觉纠正不良生活习惯, 主动配合落实医院消毒隔离制度、探陪制度, 医院诊疗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对照组医院感染发生率10.31%, 而观察组的医院感染发生率为4.04%, 说明一对一的个体化健康教育措施是有效的。
通过对CCU住院患者的临床观察及分析, 把医院感染管理与个体化健康教育结合起来, 普及医院感染预防控制知识, 提高了患者的自我防护意识, 有效地预防和控制了CCU医院内感染, 保障了医疗安全。
参考文献
[1]郑小芬, 郑文娴, 谢碎林, 等.白血病患儿家长预防患儿上呼吸道感染意识与健康教育效果调查[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 2009, 25 (7) :5-7.
[2]张彦.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医院感染调查[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2003, 13 (5) :104-105.
[3]容峰, 曾贱高.心血管内科ICU患者医院感染相关因素分析及护理对策[J].实用预防医学, 2007, 14 (2) :505-507.
[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院感染诊断标准 (试行) [S].2001.
[5]王燕, 韩洁坤.护患沟通技巧与方法[J].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 2006, 14 (9) :111.
[6]王红雷, 李长岭.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的临床特征[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2008, 18 (11) :1567-1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