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无意识（共8篇）
个体无意识 篇1
著名学者金元浦认为, 大众文化“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 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 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 (特别是电子传媒) 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 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 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 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1]在我国,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日趋繁荣, 流行音乐、影视剧、广告文化、汽车文化、服饰文化等不断涌现和发展, 极大地丰富了文化市场, 满足了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值得注意的是, 与之同时发展的现代传播媒介也走向了多样化, 尤其是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兴传播媒介的发展和普及给大众文化及大众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提供了大众进入大众文化消费领域的可能性, 更使大众成为了大众文化的制造者, 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大众的文化消费意识, 使大众走向了个体无意识。
“个人”是相对于“公共”一词而言的。在西方,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私人财产权逐渐确立, 公民的个体自由意识不断觉醒, 并受国家法律保护。自上世纪80年代初, 我国掀起改革开放的浪潮,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公民的个人生活事务逐渐从“单位”、“集体”、“国家”等公共权力中独立出来, 成为可以自由选择和决定的私人领域, 自由意识、个体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 人们开始关心并保护私人领域, 维护自身隐私, 逐渐形成并树立了个体意识。
事实上, 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 私人领域的个人性和私密性正在逐渐消失, 即私人领域正逐渐进入公共领域, 甚至成为供大众消费的“公共事件”。2003年8月, “木子美”在网络上公开发表《遗情书》, 直白地讲述了其与某乐手的“一夜情”。该网页的访问量曾高达162682, 成为当年点击率最高的私人网页, 这一事件成为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的重要事件。个人隐私成为商家、名人炒作的“主料”, 例如2005年湖南卫视直播超级女声比赛时, 自称名为“舞美师”的网友不断就比赛情况、选手家庭背景等进行“爆料”, 甚至对比赛结果做出各种臆想性的揣测和判断, 极大地提高了大众对节目的关注。而某些名人则为了吸引大众的关注或获取经济利益不时主动或被动地曝光个人隐私,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的进程。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出版社、电视广播也逐渐成为帮助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的推手。各出版社曾推出一批“美女作家”、“美男作家”进行隐私写作。报刊杂志、电台和电视也纷纷以隐私为噱头开设节目。
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消费者, 普通大众也开始将私人领域放置于公共领域, 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途径——博客。2002年, 博客被引入中国。据百度发布的权威报告显示, 截止到2006年11月, 全球中文博客数量达到5230多万, 博客用户数达到1987多万。网络的发展使大众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众文化消费时代, 而博客的出现则使大众文化的制造成了轻而易举之事。大众借助博客表达内心的观念, 使自己成为被关注的对象, 利用点击率展示自己的社会认可度, 由此催生了大众进一步暴露私隐的积极性。
“人肉搜索”成为近几年来网络流行的热门“关键词”, 其实质是大众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信息搜索和信息交换, 从而达到信息资源共享的网络行为。2007年, 一名叫姜岩的女白领自杀。其姐姜红在其博客中发现了自杀原因, 后在论坛上公开了姜岩及其丈夫王菲的故事。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广大网友的关注, 大众通过网络对王菲及其家人的工作单位和地址、家庭人员状况、个人电话号码等信息进行曝光, 并进行声讨、谩骂。王菲不堪其扰, 终以泄露个人隐私为由将三家网站所属单位告上法庭, 成为中国“人肉搜索第一案”。2009年, 南京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周久耕的一张照片被网友曝光, 照片上注明“九五至尊南京烟, 一条就要1500元”, 随后, 周久耕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公职,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从两例“人肉搜索”事件中不难看出, “人肉搜索”既可以成为公众捍卫自身权利的利剑, 也可以触及和危害大众的隐私权乃至个人安全。
陶东风认为, “公共领域的私人化或私人领域的公共化的结果, 将是二者的两败俱伤……在大众文化发展过程中, 私人领域的过度扩张势必造成不良影响, 一方面, 私人领域因其进入了公共媒体而获得了可见性, 丧失了不可见性……另一方面, 本来应该关注、谈论与公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件、公共问题的媒体, 因其热衷于上传艳照、炒作艳照内幕、披露明星隐私、炒作明星绯闻而远离了真正的公共性问题。”[2]博客、人肉搜索等所谓的“自由表达”, 实际上将私人领域无限制地放置于公共领域, 它“消解崇高、消解意义、消解精神, 摧毁传统文化 (特别是严肃文学和高雅艺术) 的审美规范, 使文化从一种教化工具和审美形式, 逐渐过渡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和消遣方式, 使文化产品日益蜕变为‘消费品’”。[3]由书写博客、人肉搜索等掀起的大众文化事件, 不难发现, 在当代大众文化发展过程中, 大众已然忘却了作为个体存在的独立性, 将曾经视为珍宝的隐私置于公共领域之内, 从而获取关注, 谋取利益, 个体自我意识正在悄然消失, 势必将走向消费自我隐私的非理性、无意识阶段。
不可否认, 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深入人心”的大环境下, 大众已经成为了大众文化最重要的消费者和制造者, 但失去自主意识和个体意识的大众势必会走向非理性, 从而扭曲大众文化的发展, 因此, 有效地引导大众的审美情趣和标准, 培养大众的个体意识才是促进大众文化繁荣、良好发展的症结所在。
摘要：随着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普及, 大众文化发展日趋繁荣, 大众的文化消费意识也逐渐发生改变。从博客、人肉搜索等引发的一系列大众文化事件看出, 大众的个体意识和隐私意识已经被扭曲至消费自我隐私, 成了个体无意识。
关键词：大众文化,私人领域,公共领域,无意识
参考文献
[1]金元浦.定义大众文化.中华读书报.2001年
[2]陶东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双重危机.社会科学报.2008年.第1-2页
[3]傅守祥.世俗化的文化.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43页
个体无意识 篇2
【关键词】尊重学生 个体 思想 自主 意识
【中图分类号】G6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22-0222-02
当高中班主任不容易，上了高中，由于学生身心的迅速发展，进入青年初期的学生的独立心理、批评心理、逆反心理增强，他们处在情感上不成熟的过渡期，总觉得自己是大人了，力求摆脱对成人的依赖，老师、家长在他们心目中的权威降低。
作为高一年级的班主任要了解他们的内心变化，从他们的心理特点来管理班级、制定班规，就会有一种事半功倍、无为而治的效果。
一、从尊重到遵守
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良好、融洽的师生关系，能使师生双方体验到愉快的情绪，保持友好的合作，从而提高教育教学的效率。那么，如何建立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呢？我个人认为，要从尊重开始。
面对高一的新生，班主任要给予充分的尊重，首先，肯定他们以往的能力，这样在他们面对未知的高中生活时会充满信心。其次，因为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都是陌生的，相互并不熟悉，所以在建立班规、班训等班级文化时，可以广泛听取学生们的意见，这样既能初步了解他们的想法，又能使最终确定下来的班规得到他们的认可，从而会更好的施行起来。
综上原因，高一班主任在开展班级建设时应当以指导为主，更多的是让学生们自己集思广益，基于他们最大的尊重和信任。而在培养班集体方面，本学期我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培养学生主人翁意识，让学生积极参与班级管理
学生的主人翁责任意识不是班主任强加的，而是在主动参与班级管理的活动中形成的。我们面对的是有思想的学生，不是物品，所以我明白无法管死这些学生。 班级建立之初我在班级进行了一份围绕班级文化的问卷调查，里面详细的列出了你认为班规应该有哪些内容、班里的奖罚措施、班级的布置等很多问题，最后将学生们的意见汇总，形成了班级文化的雏形。
2、自我推荐与同学推选的方式进行班干部竞选
组建一支强大的班团干部队伍很有必要，我们采用了自我推荐与同学推选的方式进行班干部竞选，我们班每个学生都是班干部，分管学习，卫生，纪律，常规等方面。我们班的班级公约都有针对性，根据每天的情况及时生成，由立法委员会的同学负责整理，通过班委会审批后集体表决再执行。
3、学生自己布置教室
开学初，由于班级教室的重新调整，我组织全班学生把教室布置好，让教室的每一块壁，每一个角落都具有教育内容，富有教育意义。在具体布置时，针对班内学生的特点，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制定班级文明公约，张贴名人名言，使学生行有可依，激发学生的上进心。并设立评比栏。班组设置由专人管理的“图书角”，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为及时反馈学生情况，设置了班级日记，由班长负责记录。
二、从佩服到信服
班干部是一个班集体的核心和中坚力量，他们在老师和同学之间起上通下达、纵横联络的沟通作用，在班集体建设中发挥组织管理、服务同学和示范带头作用，是班主任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得力助手。班干部既是班级里的“领头羊”，又是班主任的小助手，拥有一支优秀的班干部队伍是班级管理成功的一半。因此，选拔和培养一支优秀的班干部队伍，显得尤为重要。
但是由于第一次选出的班干部大多都是毛遂自荐的，所以他们的能力参差不齐，并不能服众。所以过一段时间之后，要进行第二次选举。
而在这里，我想重点说明的是班主任对于第二次选举教出来的班干部应有哪些管理。
（一）、作为班干部要以身作则
班干部应以身作则。作为一名优秀的班干部，一定要在班级里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形象。所谓：己不正，不能正人！自己都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又怎能做到让广大同学跟着班委的领导路线走？如果每位班干部都能严以律己，班里的同学就会向班委看齐，班级里的“正能量”得以迅速传递！
（二）、予以百分百的支持
因为这次的班干部是由学生们自己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们身上肯定有某些特质得到了认可，而班主任对于班干部要委以重任，充分信任，这样，班干部们在自己负责的方面有绝对的权威，执行起来更有底气，也更加的有效。
以上两点是让学生信服班干部的基础，除了做到这些，班干部还要露出管理班级的绝活，是班级良好的运转起来，这样学生们知道听班干部的话班级就不会扣分，就会得到流动红旗。而各个课代表除了每天收作业之外，还要督促同学们每天都要去找老师问题，我们班每人一本“提问手册”，每周五学习委员会进行检查，这个办法，虽然刚开始比较形式化，但是培养了学生的提问习惯，也是他们不再害怕老师。
三、从管理到自理
学习终究是学生自己的事情，而作为班主任则是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他们的学习习惯，在遇到问题时在旁指引。因此，如何使学生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能自主学习、自我管理。
每周日晚自习的时候，我这个班主任是不会安排自习内容的，而是让班干部组织相互讲课，把上一周遇到不懂的知识点提出来，哪位同学会，就上台给大家讲解，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学生们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紧密、融洽了。
总之，班主任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要想带好一个班级确实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多想想方法，特别是象我们这样的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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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无意识 篇3
一、“个体无意识”与“替罪羊”形象的关联
“个体无意识”是荣格原型心理学的一个概念。荣格认为, 所谓“个体无意识”类似一个容器, 蕴含和容纳着所有与意识的个体化机能不相一致的心灵活动和种种曾经一时是意识经验, 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受到压抑或遭到忽视的内容, 如令人痛苦的思想、悬而未决的问题、人际间冲突和道德焦虑等。还有一些经验, 它们与人们不甚相干或显得无足轻重, 由于本身强度太弱, 当人们经历它们时达不到意识层, 或者不能留驻在意识之中, 因而都被贮藏在个体无意识里。所有这些构成了个人无意识的内容, 当需要时, 这些内容通常会很容易地到达意识层面。
荣格通过相关的心理学联想测试发现, 在“个体无意识”之中存在着与情感、记忆、思维等相互关联的许多种族丛, 他称其为情结, 任何触及到这些情结的词都会引起不自觉的延迟反应, 表明情结是一种自主结构, 具有自身的内驱力, 宛如总体人格之中独立存在的、较小的人格结构。这些情结在控制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方面产生着极为强大的影响。对荣格而言, 自我构成了意识领域的核心, 是个体一切意识行为的主体, 表现出高度的连续性和同一性。但自我绝不是人格整体, 它只是一种观念情结, 与其他情结相并列, 它们彼此联系而又相对独立, 某些情结甚至根本不会同自我发生联系, 或者说这种联系极其罕见。[1]
可见, 与“集体无意识”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相反, “个体无意识”更多地试图从个体的角度出发, 对人的意识和经验加以观照。这一层含义其实有两个所指——其一是对“替罪羊”的制造者的指向, 其二则是对“替罪羊”本身的指向。
从“替罪羊”的制造而言, 根据“个体无意识”理论, “替罪羊”往往产生在个体的制造之中。个体的制造不仅包括“罪名指向”, 更包括“有罪暗示”。虽然更多的层面上这是个体针对群体的“制造”, 但不可否认的是, 其中相当一部分结果和“个体无意识”本身是具有很大的关系的。“制造者”在一定的情况下郁于情结, 而本身不自知。这样的情况下制造出的“替罪羊”形象往往带有更鲜明的指向色彩。当然就其产生而言, 这一点和“集体无意识”情况之下并无二异。
然而, 从“个体无意识”的视角而言, 我们却可以介入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替罪羊”的“认罪”, 究竟有多少程度是被迫的?事实上, 根据文本分析, 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的结论:“替罪羊”之认罪, 并非总是趋于惧怕, 或者无奈。在有些时候, “替罪羊”本身也从属于自己的经验 (或身份、地位) 所带来的“个体无意识”, 而被迫“认罪”。譬如在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故事中, 亚伯拉罕的“献祭”和以撒的“受祭”, 本身便和“个体无意识”有着莫大的关联。
从这个层面上, 我们对“个体无意识”和“替罪羊”的关系进行分析, 便不难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 “替罪羊”本身可以为个体“制造”, 但“制造”允许“个体无意识”的存在;其次, “替罪羊”本身也可以根据“个体无意识”的驱动来“认罪”。相较而言, 前一个命题更易理解, 而后一个命题的指向, 则恰恰在当下的世界和人群之中。
二、典型文本:《干燥的九月》、《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与个体无意识
《干燥的九月》是美国南方文学巨匠威廉·福克纳的名篇。它所描述的是一个20世纪的“丛林故事”: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 镇民们谣传黑人梅斯强奸了白人库柏小姐。白人退伍军人麦克门顿闻此极为恼怒。他不辨事实真假, 也不顾他人劝阻, 带领一帮人将梅斯拖至郊外处死, 并将他扔进水池。与此同时, 镇民们对库柏小姐评头品足, 她不堪忍受如此屈辱, 变得精神失常。
小说开篇交代了背景:“干燥的九月”——已有62天没有下雨。这既有写实意味, 又有象征色彩。写实是天干物燥;象征则意味镇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处在艰难且接近窒息的时刻——这甚至有些类似“神示”。接下来, 正当人们感到焦躁不安之时, 上述的谣言出现了, 它恰好为镇民发泄心中的郁闷找到火山口——这意味着如果不及时处理黑人梅斯, 人们的生活, 特别是白人的生活将不得安宁。于是, 他们将梅斯塞进汽车带到荒郊, 在狂热的种族气氛中, 梅斯被处死后扔到了水池里。然而, 小镇依然干热, “去罪”活动的领导者麦克门顿依然流汗和燥热不止——这表明, “去罪”并未成功。这一失败正体现了小说对”替罪羊”模式的戏仿和超越。[2]
从麦克门顿的角度而言, 作为“施罪者”, 他显然深陷于自身的“个体无意识”——在他看来, 黑人是罪恶之源, 如果一件罪案没有什么别的解释, 那就只能是黑人干的。因此, 当有人问“这件事真的发生了吗?”麦克门顿回答:“发生?发不发生究竟有何区别?难道你要让那事真的发生时, 黑人……却逃之夭夭吗?”毫无疑问, 这是对麦克门顿本人“经验”的直接阐释。也正是在这种种族歧视的“情结”的驱动下, 小镇上演了一场20世纪的丛林悲剧。
和《干燥的九月》所关注的内容类似, 马克·吐温的《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也讲述了一个种族歧视的故事。所不同的是, 如果说威廉·福克纳关注的是“施罪者”的“个体无意识”, 马克·吐温则关注着“替罪羊”本身的“个体无意识”。小说讲述了一个移民美国的中国劳工艾送喜的遭遇。小说以主人公艾送喜和朋友“秦福”之间的四封书信为载体, 展现了19世纪中末期的一个“小人物”的故事。
艾送喜在上海发出了他的第一封信, 在信中, 艾送喜表现了对“高尚的国度——美国”的憧憬, 他认为, 那里“人人自由, 人人平等, 无人受气挨骂”。“对所有前来投奔的人都倾囊相助, 不问其民族、信仰或肤色。”显然, 这是一种新移民式的态度——尽管马克·吐温未必了解中国人。然而在海上发出的第二封信中, 艾送喜在船上的遭遇就不那么乐观, 他先是被美国领事敲了一笔“执照费”, 又目睹了在三等舱的一次打斗中中国人被美国人“放了一通蒸汽”。在上岸后发出的第三封信中, 艾送喜讲述他上岸之后, 被警察搜身和殴打的经过, 同时由于自己的同伴缝在辫子里的鸦片被搜出来, 他的行李也被连带着没收了。在最后一封信中, 艾送喜讲述了他被一群青年放出恶狗咬伤的经历。最后, 他被抓进了监狱, 一个警察对他说:“你就呆在里面发霉吧, 你这个外国畜生, 叫你明白美国没有你这种家伙、你们这种民族呆的地方。”[2]
马克·吐温在这篇小说中, 讲述的显然也是一个种族歧视的故事——当然, 故事的视角是完全不同的。艾送喜作为一个中国人, 在美国受到了种种虐待和侮辱。他本身无疑是“集体无意识”的受害者——这里的“集体无意识”, 显然是整个民族的排外和歧视心理。艾送喜成了这种歧视和仇视的“替罪羊”。然而, 可悲地是, 在这种状态下, 艾送喜陷入了“个体无意识”的怪圈, 他仍旧坚持认为:“较之寄居别国的难民, 我有一个特殊的有利条件——我是在美国!我是在老天爷为尘世间受压迫的落难之人安置的庇难所!”显然, 这种“美国情结”的结果, 直接使他主动认同了美国人对他的“畜生”似的待遇, 也就是认同了自己的“低贱身份”——可见, 同样是一个母题, 观照点不同, 其结果也是不同的。
参考文献
[1]尹立.意识、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分析心理学心灵结构简述[J].社会科学研究, 2002, (2) .
个体无意识 篇4
在对云南纸马艺术的考察收集和走访中, 我们看到, 每个人对于同一张纸马的认识几乎都是一致的, 关于它的名称、用法、功用都如出一辙。2010年正月初八, 我参加保山的庙会“初八会”, 看到不下20个销售纸马的摊点, 而他们销售的纸马都是一种样式:“财神”、“平安”、“和合喜神”、“桥路二神”以及配合这些纸马的纸钱和锡箔, 有的还加上三支香和两根蜡烛。我问他们, 怎么没有别的纸马样式, 他们说今天是求财求平安的庙会, 所以只卖这几种用得上的纸马。我曾经为了收藏而到纸马铺买各种纸马, 而老大妈们也总是先问我要做什么, 是结婚还是孩子满月, 或者是考学, 还是出门经商等等, 他们是根据需要而搭配着卖纸马的。
在有关纸马的实地田野调查中, 我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所知道并相信的鬼怪神祇往往也为绝大多数人所知道并相信;一个人所采用的祈福祝祷方式几乎也是绝大多数人所采用的方式。这种现象更深层的原因应该是求生、趋利、避害这种民间文化内涵的一致力量作用的结果。
首先, 云南纸马艺术所呈现出来的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融合特性决定于云南百姓千百年来的农耕实践。农业耕作几千年来一直是云南民间百姓的基本生存方式, 人们对土地和整个自然的依赖形成了统一的认知模式, 那么百姓个体的思维向度也趋于一致。云南民间百姓的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融合特性还表现在求生、趋利、避害这种统一观念的具体内容上, 这当然也奠基在农耕生活方式上。很显然, 云南民间百姓之所以普遍崇拜天地正是因为依赖于土地和气候的农耕实践方式决定的。云南纸马中有很多个版本的“天地神”、“苗稼神”、“树神”、“雨神”、“雷神”、“田公地母”等, 这些神像都是受农耕生存方式影响产生的。他们祈求的内容也都是围绕着雨顺年丰这样的主题来进行的, 百姓个体意识和整个村寨的集体意识是一致的, 都是百姓统一认知模式和共同思想焦点的表征。
另一方面, 争取温饱、繁衍子孙、安稳的生活环境是云南百姓共同面临的人生课题。在相近的生产水平上, 每个百姓个体所面临的生存压力是等量的, 由此产生的需要意向也趋于一致。因此, 在追求需要满足的实践活动中, 个人的目的也是大家的目的。求生、趋利、避害的文化观念成为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的统一体。[1]例如, 云南纸马艺术的恒常主题都带有鲜明的功利倾向, 传达了人们要求生嗣延年、纳福增财、消灾免祸的热切心愿,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融合。
再次, 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融合特性还决定于宗法制社会组织。云南民间的村社家庭出于农耕的定居要求, 并根据宗法制度组织起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关系网络的牵制力量塑造了云南百姓服从、和顺、依赖的性情, 普遍流露出强烈的从属感。加之族长、家长、长辈等等由辈分关系确立的权威在云南民间社会组织中具有支配和统治权, 他们实际上成了汇聚和传播某种共同旨趣的中枢和关键。高辈份的老人或长者意味着他们已经更加深刻、透彻的内化或体认了集体意识。因而, 对他们的服从、归顺和依赖也就意味着对集体意识的内化或体认。[2]
最后, 云南百姓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融合特性还决定于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具有一种超越个体的规约性、强制性和指向性。节日制度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典型代表。像云南的传统节日“火把节”、“插花节”、“泼水节”、“刀杆节”、“祭本主”、“赶庙会”等一系列节日活动, 保存祖先经验、促进人际沟通和思想交流、维护种族和社团共同文化意识。“造成一种文化心理和文化意识的提醒与唤起, 不至于让岁月的流逝淡化消磨了人们的社会意识和文化观念, 从而使民间百姓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实现沟通和融合。”可以说, 云南民间社会的祭祀节日是自然地、美的、艺术的, 正因如此, 它是强大的、富有生命力的。
总之, 在民间百姓的农耕劳动实践、家族宗法组织和民间文化传统的规约下, 云南纸马艺术将民间百姓的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融合在自己的艺术活动中, 从而使纸马艺术的活动主体成为个体因素和集体因素的统一体, 也使纸马艺术作品或纸马艺术活动染上共性色彩和个性色彩。
摘要：云南纸马是在多神崇拜观念影响下运用于民俗活动中的民间木版画, 对于其名称、功用以及使用方法, 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在认识上都具有一致性, 体现了云南纸马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融合社会心理特征。
关键词：云南纸马,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融合
参考文献
个体无意识 篇5
一、《野草》:鲁迅个人苦闷的宣泄
与传统文学善于描绘外部客观现实不同, 现代主义文学明显的出现了“向内转”的倾向, 它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挖掘, 侧重表现人的精神世界。《野草》作为鲁迅独语式的“个人化”著作, 正是对其精神世界的剖析、内心苦闷的宣泄。《野草》除《题辞》以外的23篇均创作于1924年九月至1926年四月, 当时北京正处在段祺瑞的黑暗统治下, 鲁迅也正处于人生的彷徨期, 有着种种的生存苦闷, “觉得世事都无味, 人物都可憎”1。首先, 孤军奋战的苦闷, 鲁迅曾是一名精神界战士、启蒙思想家, 但是现在“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 有的高升, 有的退隐, 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个战阵中, 一块战斗的阵营里边, 伙伴还会这么变化”2。“我”成了一名孤独的战士, 想要新的伙伴但不知道去哪里寻求。其二, 探寻新的道路而看不到方向的苦闷, 当时中国革命陷入低潮, 鲁迅对以往坚持的道路产生了怀疑, 但是只能“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3, 找不到前进的路标。其三, 自身思想上的苦闷, 面对外部变幻莫测无法把握的现实, 鲁迅转而向内探求自己的精神世界, 但是又“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另外, 兄弟失和的苦恼, 感情的苦恼等。1923年与周作人决裂使鲁迅失去了最亲密的兄弟、朋友、战友。种种生的苦闷压抑着鲁迅的神经, 他需要为此找到宣泄的途径, 此时与厨川白村的相遇无疑为《野草》的创作提供了方法和理论的依据。
1924年鲁迅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并把它当做教材讲授, 正是这本书为鲁迅打开了通向《野草》之门。《苦闷的象征》糅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它认为人生有两种力, 一为新的创造力与生命力, 一为旧有的因袭, 道德、法律等。这两种力量相互冲突就形成了人间苦 (苦闷) , 这种苦闷乃是文艺的根底, 而把它表现出来的方法就是广义的象征主义。诚如书中所言:“人生的大苦患, 大苦恼, 正如欲望在梦中要打扮改装着出场一样, 在文艺作品里, 则身上裹着自然和人生的各种表象而象征化地出现。”4虽说鲁迅的思想包含着众多思想家的影响因子, 但《野草》中对梦和潜意识的描写, 对生命意识象征主义的表现无疑是受到了《苦闷的象征》的深刻影响。
如上所述, 《野草》是鲁迅对自身生存现状的自况, 是一部独语体的“个人化”著作, 包含着现实的思想内蕴, 是对自身生存苦闷的宣泄。如鲁迅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 看青年消沉作《希望》, 为颂扬革命志士作《一觉》等。《野草》是鲁迅内在情感与外来影响相结合的产物, 是从“孤独的个体”的存在体验中提炼出来的鲁迅诗。此外, 《野草》更深层的思想内蕴体现在它的哲学层面上, 对现实生存困境的思考和选择进一步丰富、加深了《野草》的内涵。
二、鲁迅的生存困境及其反抗绝望的选择
如果说《野草》的创作方法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文学色彩, 那么其中对人生存困境的揭示更是现代主义文学经常描写的一个精神命题。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讲, 《野草》“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的小花”5, 包含着鲁迅悲苦人生的生存体验, 揭示了人的生存困境与荒诞命运。荒诞意味着无论在什么条件下, 以何种方式进行选择, 都无法改变失败的命运。以《死火》和《影的告别》为例。它们都以梦境开头, “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6, “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 就会有影来告别”7。鲁迅正是通过“梦”这一情境的预设, 有意使自己的思考与社会生活拉开距离, 直接切入生存的思索。随后, “我”与“死火”相遇在冰谷, “死火”面临的两难选择象征着人的荒诞处境。若留在冰谷 (无为) 将会“冻灭”, 若跳出去重新燃起 (有为) 将会“烧完”, 无论作何选择都无法避免死亡的命运。“影”也难逃这一困境, 选择黑暗会被黑夜“沉没”, 选择光明会被白天“消失”。面对这种绝望的生存处境, 虽然在生于死的对立中, 死成为更强大和无法避免的事实, 但是“死火”“我”“影”仍然有主动选择的权利。具体来说, “死火”选择有为, “那我不如烧完”8;“我”要走出冰谷。虽然早已知道结局, 但仍然选择反抗绝望, 选择一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影”拒绝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也不愿在明暗之间彷徨着生存, 而是选择在黑暗中消失, 这是一种彻底的拒绝与牺牲精神。正如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一句名言:“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 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9鲁迅在承担黑暗的同时, 自身的生存的价值也得到诠释。
《过客》被誉为最能体现鲁迅反抗哲学的作品。过客的形象:约三四十岁, 状态困顿倔强, 眼光阴沉, 乱发。过客以一个孤独的精神界战士的形象出现, 这俨然是鲁迅自身的彷徨形象的化身, 也包蕴着其更多的思考。首先, 孤独是启蒙者的宿命, 因为只有孤独才能保持思想和行动的绝对自由。虽然过客受了伤, 流了很多血, 但他拒绝女孩的布施 (一块破布) , 拒绝喝人血, 因为接受布施会成为他感情上的负担, 阻碍他前行。其次, 过客始终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抗争, 在文中女孩象征希望, 老人象征绝望, 过客明知前方是“坟”仍要“向前走”, 这和鲁迅的人生态度也颇为相似, 他们都在同绝望的抗争中肯定了自我的存在, 在希望与绝望的纠缠中追求到了生命的意义。因此, 在鲁迅的世界里, 在绝望的生存处境中, 希望是被悬置的, 反抗就成了唯一可以把握的现实。鲁迅曾在《华盖集·北京通信》里写到:“我不妨大步地走去……即使前面是深渊、是荆棘、是峡谷、是火坑, 都由我自己负责。”10鲁迅看到了现实的荒诞与虚无, 却又认为不是不可能从反抗中得救, 因为没有人知道“坟”后面是什么?所以, “我只得走, 我还是走好罢……”11《过客》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最终结果, 而在它寻求人生价值的过程;不在于它回答最后走到哪里, 而在于对绝望的反抗, 正是这种不抱希望地永远不停地向前走的选择使他的生命更为博大、丰富。
三、承担背后的超越精神
理解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和思想内蕴只看到其对绝望生存处境的反抗是不全面的, 还应看到鲁迅在反抗中得到了什么?理解他承担背后的“坦然”“欣然”“大笑”“歌唱”。
从《野草》中不难看出鲁迅受尼采“生命哲学”影响的痕迹, 尼采的“生命哲学”又被称为超人学说, 其要义在于“他‘彻底反对永住’的‘永久循环’的世界观”12。这种世界观使他的思想充满了破坏因子, 他否定现存的一切, 对生命中的“毁灭”“死亡”都采取积极、超越的态度, 因为新的生命即将诞生, 生命就是在不断地死亡与新生中得到“永久循环”。尼采的破毁精神和把生命看做辩证发展的思维在《野草》中也有显现, 鲁迅对旧生命的死亡感到欢欣, 他在《题辞》中对生命做出了抒情性的评价:“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 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13可见, 在生命的死亡中, 鲁迅看到的不是死亡的恐怖, 而是死亡的意义:正是死亡与腐朽证明了生命曾今存在, 而且死亡与腐朽之后是新生的到来。鲁迅看到了生命的“永久循环”, 所以“我希望这野草的朽腐, 火速到来。要不然, 我先就未曾生存, 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14这种否定旧生命又在更高层次上肯定新生命的人生态度, 是鲁迅对现实苦难的超越, 展现了其思索之深。这既是鲁迅对现实生存状况的超越, 也是对其生命哲学的升华。
《野草》既融入了鲁迅“孤独个体”的生存体验:孤独、彷徨、苦闷、寂寞、焦虑、绝望、反抗……也蕴含着其关于生存的思索:独自承担、反抗绝望、超越苦难等。鲁迅在根本无法“选择”和“承担”的生存困境中仍然坚持“自己选择”和“自己承担”, 并在自我选择与承担中, 找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天地有如此静穆, 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 我或者也将不能。”15 (《题辞》) 鲁迅在承担黑暗、反抗绝望的同时, 怀着肃穆的心情, 以超越苦难的态度迎接新生的到来。这表明鲁迅已经超越了现实的绝望, 站在更高的位置观察生命、思索存在。
摘要：鲁迅的《野草》是一部包蕴着“个人化”的深沉生存体验与深刻哲思的散文诗集, 是鲁迅心灵炼狱中熔铸的诗与哲学相融合的文本。《野草》在宣泄个人生存苦闷、否定现实、反抗绝望的同时, 也在更深层次上蕴含着如何超越苦难的哲学思索。
关键词：鲁迅,生存,反抗,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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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鲁迅, 《华盖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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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无意识 篇6
关键词：协作,个体,共体
在诸多失败的协作学习中, 有些孩子不会倾听、不会交流, 只会各说各的、各干各的。表面上有协作之“形”, 实际上无协作之“神”。此时, 建立有效的小组, 让学生学会相互协作, 即成为顺利进行合作学习的必要前提。组建学习小组时, 小组内成员应分工明确:谁组织, 谁作记录, 谁承担小组发言的任务, 小组成员发言时其他同学干什么……以此来增强协作者之间的合作意识和责任感。让孩子们的个体行为正确地融入到小组群体之中。当小组协作成员形成一个利于学习的共同体, 为共同的学习目的协作努力时, 他们即可达到最终的共同进步。这时在小集体的支持及压力下, 不愿思考的少数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中也会去思考、继而找到问题的答案。这样, “协作”在潜移默化之中慢慢地渗入到了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 并能有效地提高孩子们自主学习、以集体为中心的意识, 让每个孩子都能主动承担起学习的任务。
案例:苏教版第六册“面积单位”
用面积是1平方分米的正方形测量课桌面的面积, 想一想如何去测量?每个孩子手中只有四个1平方分米的正方形, 无法测量。怎么办呢?在孩子们陷入困境时, 教师提醒他们协作去摆。而两人只有八个1平方分米的正方形, 也不够摆满课桌, 这就创设了一个让孩子先讨论如何去量, 然后再动手测量的情境。通过小组商讨后, 有两人协作的:沿着长边和宽边分别摆一排, 就能测量计算出它的面积;也有六人小组协作的:摆满桌面, 再算它的面积……
案例分析与思考
“新课程主张教学时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统一, 这种统一的实质是交往。新课程要在教学中实现科学的、民主的、开发的、人文的教育文化的重建。新课程主张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没有交往, 没有互动, 就不存在或未发生过教学。交往的性质承认教师与学生都是教学过程的主体, 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在人格上完全平等。”在民主、和谐的氛围中, 通过相互协作, 既发挥了孩子的智慧, 同时也使孩子们意识到一个人难以解决的问题, 通过集体协作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 也大大增强了孩子们合作互助的意识。
在实际教学中, 有的老师极端地认为协作学习可以减轻老师的负担, 学生有了问题老师可以对此甩手不管, 学生能够自己去解决, 老师在课堂上即成了一个看客, 遇到孩子们争执时并不指导学生如何解决, 结果课堂的时间被耽误了, 而孩子们遇到的问题也未得到解答。
个体无意识 篇7
于是, 与那些整日于纸堆中翻弄书本的学究相比, 社会学家更愿意称自己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一个真正能够为调查研究的诸种判断寻找到依据的专业人员。这种传统自从迪尔凯姆便已经展露出了端倪, 为了能够对研究对象的行为选择做出定性解释, 他规定将那些在各个文化群体中某种被表现为多数的行为选择视为鉴别该行为是否属于可以被人们接受的标准。这本书的最大贡献在于, 他将研究者对某种行为的解读放置于与这种行为相关的宏大社会背景中给予分布考察, 并藉此克服研究者本人因其接触案例有限而引发的偏差问题。然而, 社会之所以成为可能, 并不在于现实世界中确实如物理学家本身所揭示的那样, 在实验室中, 表现为研究对象之间具有的客观因果传递, 而在于, 人在与外部世界接触的过程中, 将那些进入到感官中的体验逐步符号化的结果。而这些符号的确切含义则是人在其体验过程中, 以物理世界中不断重复的对应行为而被理解的。这一点也正是齐美尔, 狄尔泰, 韦伯等德国社会学家对行动者行动目的剖析的基础, 如, 狄尔泰否定了以迪尔凯姆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家研究社会问题的出发点, 他认为“人”的活动具有目的性, 目的性来源于自我的理解, 因此, 人的活动才具有了行动的方向性。齐美尔继承了康德对于自然的解释, 也认为社会之所成为可能在与生活于社会中的个体将在社会生活中观察到的种种现象加以观念化的结果。韦伯则根据当时流行的经济学研究内容重新考察了成功从事工商业的宗教团体的个人特点。这种特点, 总体上概括, 表现为资本家管理投资方式的“预见性”。企业的管理者正是得益于其对企业的理解和投资支出的明确分配才使得其能够在经济行为中获得预期的收益。据此, 韦伯认为, 这种成功来源于行动者的理解。受到经济行为获益性目的的趋势, 资本家必须要对自己的投资和方向进行规则性的分配和渐进性目的支配。这一点使得他们更富于韦伯所理解的“理性”精神。它体现着行动者本人在活动中对与秩序的理解。而在社会中, 个体对于各种现象的理解, 基于其自身的理解并在自我的理解的帮助下决定其行动原则。他们找到了行动者的目的来源。这种来源乃是行动者遵循自我理解的结果。因此, 研究社会问题的起点便是人, 便是他的行动基础——自我理解。那么,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个体意识?作为行动者而言, 他的自我意识又是如何在其生存的场域中生成的呢?
一、个体意识的定义
个体意识是指:借助记忆与回忆的大脑机制, 主体对已被自己保留的各种经验内容和正在获取的各种感观体验内容从事整体把握, 并根据上述过程梳理出能被自己支配的“总体”经验过程。以揭示行动者的行为动因为目标, 对行动者行为的统摄因应用符号语言进行分析的方法包括, 社会学的个案访谈,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以及在两者基础上综合发展出的民族志研究。在这三种方法中, 第一种关涉的是行动者如何应用符号组织自我记忆中的业已被保存的那些已经被固化的符号记忆或图像记忆;第二种关涉的是在行动者生活的原生态环境中, 行动者如何组织符号与生存环境中周围对象之间的关系, 并对其予以揭示;第三种则希望在两种方法结合的基础上帮助跨文化 (不同民族) 或跨地域 (不同地域的同民族) 研究者梳理出被研究对象的行动特征以及这种特征和其社会化过程中进行的文化再生产之间的关系。以至“拓展个案法也有缺陷, 那就是它会受到四种权力效应 (支配、沉默、客体化以及标准化) 的限制。”方法论的变迁表明, 行动者在某个情境中的回应属于其拥有记忆的一种回馈, 是他在回忆中寻找行动线索的来源。
根据这一线索, 对个体意识含义的界定表明, 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图像;2、声音;3、符号;4、由情绪、梦境等构成的内感官体验。在主体那里, 当他已经在自我的记忆中运用符号把握着那些其曾经经历的体验时, 面对主体在实践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新的体验, 这种情况将会有以下两种情形发生:1、接受更新。在这种情形中, 主体将要面对如下两种情况: (1) 可解释的信息。也即, 主体运用自己已经获得的经验解释新信息。 (2) 可商议的外部信息。也即, 主体虽然无法厘清自己遇到的新信息, 但, 却认为这种信息似乎可以解释其曾经遇到过的某些情形。2、拒绝更新。与第一种情形相应, 在这种情形中, 也将面对两种情况: (1) 不能解释的信息。也即, 在主体的记忆环节中, 没有任何能力组织与其所遇到的新客体的经验。 (2) 无法解释的信息。也即, 关于同一客体的新体验超越了主体对于相同客体的解释范畴。比如, 某一天, 一个为人们熟知的好孩子被警方带走。在这种情形中, 邻居的眼光聚焦于之前关于这个孩子的印象之中, 因此, 他们会感到十分惊异, 在这种情形中, 人们产生的诧异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解释当前的情形, 而是, 由于他们没有注意到有关这个孩子生活内容的其他方面而造成的。然后, 遵循全局性处理方式, 主体将自己拥有的全部经验依据某个其所欲表达的主题加以清楚或模糊地索引。那么, 主体表达其索引到的经验性内容的表现方式有两种:1、这些内容被主体认同的适当规则 (由其所认同的文化模式生成) 加以组织并与主体所使用的现有话语体系中的适当词汇彼此结合。2、这些内容不与语词结合, 而是与可被他人识别的身体动作或发出的声音加以表现。上述活动的总和构成了个体意识的活动进程。那么, 关于对象物又是如何在人的实践过程中与语词发生关联的呢?
二、个体意识的生成——社会化与实践
意识的第一特性, 即, 对差别的识别能力。在这种差别中, 固定空间中不变的位置构成组构了关于一个位移物体的连续运动。于是, 人们在他们的生活空间的流变中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这是对一组流变对象引发的时间效应的最为简单的描述。但是, 在行动者那里, 一个行动的完成又何以成为可能呢?一个人从他的幼年至成年经历了一系列认知训练和固化的行为训练 (强化) 或熏陶 (模仿) 。在记忆的过程中, 不断进入的图像、声音、体感和符号信息充实了接受者的不同记忆类型的分组模块, 也间接地在不断地再现过程中, 引发了行动者的心理感受落差。因此, 成年人对儿童的观察往往将其某种行为的固化, 即, 拒绝做出让步, 视为任性的表现。当然, 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分界, 将其作为, 痛苦与快乐在“我”那里的感受再现来窥探社会化早期阶段, 儿童对父母意愿的回馈。在这个阶段, 儿童的行动路径呈现出如下特征:我要做 (儿童的意愿) ——我只能做 (接受父母的反馈后) ——我应该做 (习得性行动模式) 。接下来, 儿童们将要进入到专门从事社会化的各种教育机构中, 接受有关符号使用、社会规范和基础性科学技能方面的训练。在老师的帮助下, 学生们被要求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以适当的字符提取其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那些画面的能力。教师的职责在于校正学生们在日常语言表达过程中产生的那些不正确的语义表达、字符选用以及在字符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误用, 并初步地帮助他们以计算、实验等方式建立一种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随着学生们掌握和使用的字符数目和含义的不断增加, 他们所能支配的信息来源愈加广泛, 信息数量日益增多, 并且, 由于身体方面的变化也使得学生们进入各类社会机构和非社会范围内的空间能力不断增强。
如图表1所示, 改图反映了一个人从年幼时代进入成年这段时间将要经历的经验生成的动态过程和信息来源基本构成。认知旨趣构成了联系行动者诸种环节的主题。因此, 在考虑每个环节链接的组织方式中, 我列举了这些环节需要的触发条件。这些外界的信息最终都要回到主体那里使他一部分知识转变成智识, 其余部分则依旧为知识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部分与主体生活经验有关的知识会随着主体实践活动的增加, 由行动者在行动之前采用的技术转变为他的“智行力”, 即, 行动的目标和动力。另一部分, 则仅仅停留在留存差异或拒绝差异的潜在知识静态状态。我们看到, 这两部分知识将要随着主体实践空间的变化而受到未预料到客体闯入的干扰。这个时候, 主体将要回到之前我在第一部分对个体意识做出的界定环境中做出一种具体的选择。此外, 在行动者于在其实践场域有效地展开实践过程中, 行动者对于死亡的了解, 也即, 生命感将会左右他的情绪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促使行动者做出利他的付出性贡献或是自杀行为。在理解了知识生成的背景之后,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个体意识是如何发生的。
三、个体意识的发生
现在, 我们看到, 对于一个行动者, 他具有了产生行为动因的三种来源:1、行动者的知识。2、行动者的生命体验。3、行动者的实践场域。然而, 仅仅梳理出了行动者的信息来源和其触发条件, 还不足以说明, 在一个特定发生的情境中, 行动者是如何将三种信息来源组织在一起的。我们不妨重新考虑三种信息来源各自涉及的身体结结构。其中, 前两个范围涉及行动者的记忆和心理感受。第二个范围涉及行动者的活动范围和能力。考虑到行动者在每个具体情境中调阅信息并对现有活动过程中舍取信息方式, 即, 更新或拒绝, 于是, 我们便不难发现行动者是在与记忆中关涉同一情境的观念或图像的帮助下, 完成一次行动的。其中, 重复行为发生的条件方式为:这件事我以前做过。而差异行为发生的条件式为:这件事我认为应当这样做。对于重复行为, 我们并不陌生它的发生方式。对于差异行为, 该行为包含着行动者对于一个具体事态最后结果的理解, 因此, 行动者是在对结果预期的基础上完成一个具体行动, 而与之有关的支持性解释, 则是其行为的发生动因。不过, 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那样, 人们对于自我的精神考察并未有自觉地上升到回溯至自我经历过的体验, 并对每一种行为做具体探究的程度, 因此, 在多数情况中, 缺少概念分界的符号化表述在行动者那里时常以行动者当下的行动体验或再体验, 以类似或相近的基准被说成是“貌似”, “感觉上是”, 并在很多情况中, 伴随着行动者的心理感受而成为关涉其行动维持性重复发生的不可逆转性环节, 在行动者那里予以表现。如下图所示:
四、结论
个体无意识 篇8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09年11月—2010年11月在我院CCU住院的446例患者, 其中男345例, 女101例;年龄29～83岁, 平均年龄56.6岁;文化程度高中以上132例, 初中139例, 小学121例, 文盲74例。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223例。
1.2 方法
1.2.1 健康教育方法
对照组与普通心内科患者一样采用传统的健康教育方法, 包括出入院宣教、健康宣教小册子、健康宣教专栏、每季度1次科室小讲课等。
观察组除实施以上方法外, 同时给予患者一对一的个体化健康教育。根据患者的入院评估, 与患者及家属共同制定个体化健康教育计划, 入CCU后二三天进行一对一的个体化健康教育。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患者的病情、不同时期存在的健康问题和心理状态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 随时调整和充实。并及时根据患者的行为改变情况进行效果评估。健康教育内容:①卫生习惯:及时纠正不良生活习惯, 如长指甲、相互交换食品、借阅书报、共用未消毒的用物和餐具等, 养成勤洗手、正确洗手的好习惯, 保持病房环境整洁。②有效排痰:正确卧位、深呼吸、有效咳嗽, 咳嗽时:用纸巾或胳膊遮挡住口鼻。③规则用药指导:应遵医嘱用药。告知患者不遵医嘱私自购药、超时超量滥用抗生素、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后果是使个体菌群失调, 耐药菌株选择性生长, 诱发医院感染。④营养调节:指导科学膳食, 低盐低脂、易消化饮食, 少食多餐, 禁烟、酒等刺激性饮食。⑤规章制度:解释探视、留陪等规章制度在预防感染中的作用, 严格限制探视人员, 患有呼吸道感染者原则上禁止探视, 非探视不可的应戴口罩。⑥适当运动:讲解康复锻炼的重要性, 指导卧位翻身及床旁、室内适当运动, 注意运动的质与量。
1.2.2 调查内容及方法
采取问卷调查、查阅记录、现场查看等形式进行调查, 了解患者医院感染防护知识知晓率, 比较个体化健康教育实施前后医院感染发生的情况等。问卷调查分别在入CCU时和出CCU时填写。入CCU时填写内容包括个人基本资料、健康的需求、预防医院感染知识的多少、文化水平、生活习惯等, 出CCU时填写内容包括卫生习惯、有效排痰、规则用药、营养调节、规章制度、适当运动的掌握情况。
1.3 医院感染诊断标准
医院感染根据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布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 (试行) 》判定[4]。
1.4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03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对医院感染防护知识的掌握情况
两组患者的卫生习惯、有效排痰、规则用药、营养调节、规章制度、适当运动的掌握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见表1。
2.2 医院感染发生率的比较
CCU住院患者医院内感染发生率比较,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6.60, P<0.05) 。见表2。
3 讨论
3.1 对CCU住院患者进行个体化健康教育的技巧很重要
因CCU患者刚入院时病情均“急、危、重”, 医护人员的工作重点在抢救病人, 因此于入院后二三天开始个体化健康教育, 是患者乐于配合和易于接受的最佳时间。实施健康教育中, 应注意不断提高护士健康教育素质[5], 如具有丰富的专科健康知识及良好的沟通技巧, 可促进护士与患者之间的沟通, 才能获得最佳健康教育效果[1]。针对CCU患者的健康需求制定的个体化健康教育贯穿于护理全过程, 全程干预满足了患者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的需求, 护士的医学及相关学科知识的提高保证了干预计划的有效落实。护士在为病人进行治疗和护理的同时, 热情主动地与患者沟通, 将医院感染防护知识深入浅出地讲解给患者, 及时纠正患者的不良生活习惯。观察组患者对医院感染防护知识的掌握情况显著高于对照组, 说明一对一的个体化健康教育措施达到了预期目的。
3.2 对CCU住院患者进行个体化健康教育是必要的、有效的
医院感染是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常见的并发症, 严重影响患者的治疗和康复, 导致病情加重, 甚至威胁其生命, 对生存质量及预后有直接影响, 其发生、发展与多种因素有关[6]。医院感染的控制, 尤其是外源性医院感染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院人群 (医务人员和住院患者) 所掌握的医院感染管理知识、健康保健知识及其技能的掌握和运用[7]。传统的健康教育方法因为忽视了CCU住院患者的特殊性, 未起到实质的作用。通过对CCU住院患者进行个体化健康教育, 将医院感染的概念、控制和预防医院感染的目的、基本的消毒隔离知识及自我防护知识与技能结合在心内科相关疾病知识中传授给患者, 使患者意识到预防医院感染对疾病康复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参与, 自觉纠正不良生活习惯, 主动配合落实医院消毒隔离制度、探陪制度, 医院诊疗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对照组医院感染发生率10.31%, 而观察组的医院感染发生率为4.04%, 说明一对一的个体化健康教育措施是有效的。
通过对CCU住院患者的临床观察及分析, 把医院感染管理与个体化健康教育结合起来, 普及医院感染预防控制知识, 提高了患者的自我防护意识, 有效地预防和控制了CCU医院内感染, 保障了医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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