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税收

地方税收（精选12篇）

地方税收 篇1

2009年丹东全口径税收收入完成420752万元,为年度计划的115.7%,同比增长37.4%,增收114487万元,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创造了税收总量上升2位,位列全省第7位,增幅上升2位,位列全省第5位,总量和增幅同步上升的可喜成绩。丹东市委书记薛恒,市长赵连生两次亲临地税局,先后三次批示,高度赞扬地税工作。

近两年,丹东市充分发挥利用“辽宁沿海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契机,加紧推行跨越式发展战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新城区的建设步伐,2009年全市有257个1000万元以上重点投资项目开工建设。丹东市地税局针对全市税收面临大项目开工建设多、征管难度大的特点,加大推进综合治税的力度,广泛呼吁,强力推动,在丹东市委、市政府和20多个部委和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于2009年5月22日出台了《丹东市地方税收征管保障办法》,于6月1日起正式施行,真正建立起了以“政府主导、地税主管、部门配合、司法保障、社会参与”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治税体系,推动了《丹东市项目税收征收管理办法》和《丹通高速公路项目施工企业税收征管规定》制定与实施,确保了项目税收应收尽收,促进了丹东地方税收的快速增长。

为了使《丹东市地方税收征管保障办法》得到落实并取得实效,《办法》颁布实施后,丹东市地税局推动市政府组织召开了由主管市长和政府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落实《办法》协调会,进一步明确各职能部门在协税护税上的责任,并将责任分解到各责任部门的相关处室,研究建立通讯联络和信息传递长效机制。丹东市地税局项目税收管理办公室与丹东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丹东市财政局、丹东市统计局、丹东市国土资源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建立了长效联络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分析综合治税形式,定期传递涉税信息,全年收集传递涉税信息200多条,收集涉税材料80多份。

各县(市)区局也都与本级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建立了联系,凤城市局与凤城市现代产业园区管理委员、凤城市国有土地收购储备管理中心,宽甸县局与县城建局、国土资源局、林业局、土地开发整理中心等13家单位建立委托代征关系,共代征税款1.8亿元。2009年全市1000万元以上的重点投资项目实现税收9.1亿元,为全市地方税收总量42亿元的21.4%。

地方税收 篇2

一、全县煤炭行业的基本情况

*县境内有十家煤炭采掘企业，共有职工15712人，资产总额为330960万元。按照投资主体、生产经营特点和享受税收政策的不同分为三种类型。一为县属煤矿企业两家，*矿业集团和*崔庄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县属国有企业改制公司，年设计生产能力分别为90万吨和60万吨；第二种类型为监狱劳教企业，*省岱庄生建煤矿、*省七五生建煤矿、*省三河口生建煤矿为省司法局管辖，济宁菜园生建煤矿为市司法局管辖。4家监狱劳教企业均享受监狱劳教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年设计生产能力均为60万吨；第三类为枣庄矿务局所属煤炭企业，付村煤矿、高庄煤矿、新安煤矿、袁堂煤矿计4家，除付村矿年设计生产能力为120万吨外，其余3家年设计生产能力均为60万吨，按照省政府的有关规定，其企业所得税缴纳地点不在*县，在枣庄市。

二、煤炭企业地方税收的特点

（一）实现税收连年高幅增长，占总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

近年来，煤炭行业实现地税收入呈直线上升趋势。*年达到8823万元，比1999年增长321.95%，年均增长速度为43.32%，高出总体地方税收增幅26.04个百分点。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在煤炭价格快速长升的带动下，煤炭行业提供地方税收的增幅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全县煤炭行业入库各项税收742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8.46%。煤炭行业入库税收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从1999年的25.15%，提高到*年的56.09%，今年上半年达到61.11%（如下表所示），全县地税收入对煤炭行业的依存度逐年提高。

（二）分税种增长幅度不平衡

因与煤炭价格和销售量相关程度的不同，各税种增长幅度各不相同。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与上述两大因素的相关度较高，因此增幅最高。*年比1999年年均增长43.55%，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年均增长35.82%；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和车船使用税等地方小税与两大因素相关度较低，因此，收入增幅较低，剔除2002年土地使用税单位税额调整的政策性不可比增长因素，四税种收入年均增长29.1%。

（三）煤炭行业提供的市县级收入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

2002年营业税、所得税分享制度实施以来，因煤炭行业毛利率较高，造成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较大，煤炭企业实现市县级收入的比重低于其他行业，同时，随着煤炭价格的提高，市县级收入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2002年煤炭行业入库县级收入5659万元，其中市县级收入的比重为73.88%，比行业平均数低3.43个百分点。*年煤炭行业入库县级收入6658万元，县级收入比重为63.75%，比行业平均数低2.56个百分点。从实现税收来看，煤炭行业实现县级收入比重从2002年的68.43%下降到*年的65.49%，今年上半年下降到58.73%（如下表所示）。

（四）吨煤税收负担呈阶梯式上升趋势。2000年以来，在煤炭价格稳步上升的情况下，吨煤税负从1999年的4.55元，提高到今年上半年的11.1元，增长了143.96%，吨煤税负有了较大提高。1999年、2000年分别为4.55元和4.78元，平均税负是4.67元；2001年至*年分别为7.32元、6.98元、7.21元，平均税负7.16元；今年上半年吨煤税负跃升到11.1元，5年来连跳了三级台阶（如下图所示）。

（五）三种类型煤炭企业吨煤税负相差较大

因三种类型煤炭企业享受税收政策的不同，综合税负和吨煤实现税款相差较大。1999年—*年上半年，县属煤炭企业实现地税收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为10.08%，分别比劳改企业、枣庄矿业集团高8.59个百分点、8.39个百分点。吨煤实现税款县属企业为18.24元，分别比劳改企业、枣矿集团企业高14.98元、15.08元。*年上半年三种类型企业之间的差距更大，县属企业吨煤实现税款为36.25元，分别比劳改企业、枣矿集团高31.57元、32.49元，也就是说两家县属企业每销售一吨煤炭，其实现的地方税款分别比劳改企业、枣矿集团高31.57元和32.49元。（具体情况见下表）

三、煤炭行业主要相关指标分析

（一）煤炭价格的高低是决定煤炭行业实现地方税收增减的主导因素

煤炭行业主要交纳资源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车船使用税等9种地方税费。资源税的计税依据为销售数量，其相关指标为销售数量；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根据交纳的增值税计算，增值税的相关指标为销售收入，即单价和销售数量的乘积，所以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的相关指标为单价和销售数量；企业所得税的相关指标为利润总额，因煤炭企业变动成本在矿井正式投产后主要是工资费用，其他费用比较稳定，在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下，企业所得税的相关指标从深层次的讲也是煤炭单价和销售数量；我县煤炭企业实行工效挂钩政策，煤炭单价和销售量直接决定利税总额和工资总额，因此也影响代扣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车船使用税与煤炭单价和销售量无直接关联关系，但其数额较小且变动幅度不大。综上所述，对煤炭行业税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煤炭销售数量和煤炭价格。煤炭销售数量主要受煤矿设计生产能力的制约，同时受国家宏观调控的煤炭存储条件的限制，煤炭企业往往根据煤炭价格以销定产，所以对地方税收起主导作用的主要是煤炭价格。

2000年煤炭价格扭转了90年代以来下跌的趋势，止跌回升，从143.28元/吨，上涨到*年的212.4元/吨。特别是进入今年二月底后，市场价格出现暴涨，其价格之高，上涨幅度之快均为近几年的罕见，煤矿企业平均价格上涨到 283.86元/吨，至五月底市场价格为540元/吨（含税），较年初上涨210元/吨，涨幅为63.6%，较同期上涨156元/吨，涨幅为40.6%。受煤炭价格上涨的影响，各家煤炭企业突破设计生产能力加大煤炭生产量，*年生产销售煤炭1305.14万吨，超过设计生产能力615.14万吨，比1999年的599.35万吨，翻了一番多，年均增长21.48 %。今年上半年已实现662.77万吨，全年预计将实现1300万吨，接近设计生产能力的2倍。煤炭行业实现地方税收也由1999年的2728万元提高到*年的9409万元，四年增长了244.90%。产量提高了一倍多，而实现地方税收增长了近两倍半，价格提高因素从中所起的作用非常明显。1999年以来煤炭销售数量、销售收入、平均价格和实现地税收入变动情况如下表：

（二）煤炭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1、国际煤炭市场的影响。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和原油国际价格的上涨，特别是我国煤炭主要出口地日本经济的继续回暖，韩国、台湾地区也保持相应的增长态势，全球煤炭需求旺盛，国际煤炭市场求大于供，导致煤价持续上涨。国际煤炭价格*年预计上涨40％左右，从近期的国际煤炭市场价格趋势来看，这已经是很保守的估计。全年国际市场焦炭价格将仍然在300美元/吨以上的价位运行，远远高于前几年的60美元/每吨的水平。

2、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拉动了对煤炭的需求。近几年来，随着中下游产业，特别是电力、冶金、建材和石化等高耗能产业的迅猛扩张，对煤炭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一是市场需求拉动投资迅猛扩张。今年以来，煤炭市场产销两旺，但由于需求增长高于供应增长，市场缺口较大，拉动煤炭价格一路走高。二是经营状况良好驱使煤炭企业竞相提高煤价，增加利润。

3、运输方面的原因，造成煤炭供应紧张。*年11月初国内粮食和棉花价格突然上涨，为控制粮价、棉价的上涨，国家加大了铁路运粮运棉的力度，相应占用了部分煤炭铁路运输的运量。同时，国家对公路水路运输车辆、船只施行限载规定，执法力度加强，运输成本增加，客观上也影响了煤炭运输，造成煤炭供应紧张。

4、国家加大煤炭安全生产监管工作，部分煤矿限制生产，小煤窑的产量继续萎缩，造成现有煤炭产量相对不足。

（三）煤炭销售数量、平均价格与地税收入回归分析。

1、利用Excel绘制的销售数量与地税收入之间的回归方程如下图：

测定系数为0.9543，说明销售数量与地税收入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用销售数量的变化来充分解释地税收入的变化情况。通过回归方程可以解释为，如果煤炭销量增加1吨，地税收入可增加9.2817元。

2、利用Excel绘制的煤炭平均价格与地税收入之间的回归方程如下图：

测定系数为0.9592，说明煤炭平均价格与地税收入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用煤炭平均价格的变化来充分解释地税收入的变化情况。通过回归方程可以解释为，煤炭吨煤平均价格提高1元，地税收入则增加85.786万元。

四、*年煤炭行业实现地税收入预测

从今年上半年煤炭价格走势可以看出今后一段时间，煤炭价格仍将保持在高价位运行，但会出现明显回落，主要是：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显露成效，目前部分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总水平回落，特别是高耗能的钢铁、水泥、焦炭业投资大幅回落，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停止审批，在建部分项目纷纷停建，减少了煤炭需求；二是由于我县煤炭价格属于煤炭企业自行定价，虽然企业定价较高，但用户预期价格下调，持币待购，同时由于市场销售价格受南方用煤企业的制约，煤炭上涨的价格属于有价无市。某煤炭企业6月份块煤价格定为598元/吨（含税价），后不得降到560元/吨。预计今年下半年，随着市场对价格的逐步消化，全年平均价格将会缓慢下降，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预计*年平均价格会比上年增长30%以上，达到276.12元。根据各家煤炭企业*年生产计划，预计今年我县煤炭生产销售量将达到1300吨。*年我县煤炭销售收入将达到276.12*1300=358956万元。

利用Excel绘制的销售收入与地税收入之间的回归方程为；

根据回归方程，预计*年我县煤炭行业实现地税收入为：0.0332*358956+259.23=12176.57（万元）。

五、对煤炭行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从*县的情况看，国民经济结构单一，煤炭行业左右工业乃至全县经济发展趋势，制造业等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地方财政收入对煤炭行业的依存度逐渐增大，只有积极调整产业政策，大力发展非煤产业，培植新的地方税源，才能保证地税收入稳定持续增长和地方财政收支的长久平衡。

（二）以科学的发展观制定煤炭行业发展的长远规划。煤炭资源属不可再生资源，在当前煤炭行情较好的形势下，各家煤炭企业超设计生产能力开采煤炭，近乎掠夺性的开采，必将对我县的煤炭资源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同时，我县煤炭行业仅限于煤炭采掘和部分洗选，煤炭采掘和洗选环境污染严重，对耕地、湖区破坏较大。要积极实施科教兴煤战略，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和高新技术，建设高产高效矿井，积极探索以煤炭为原料的系列产品的深加工，加快煤焦、煤电、煤气一体化进程，提高煤炭增值效益，使煤炭资源为我县地税收入和国民经济发展作出持久的贡献。

（三）煤炭价格的高低直接左右我县税收收入的总量，制定税收计划，要充分考虑煤炭价格的水平高低及增减走势，变增量计划为零基计划，确保税收计划的科学务实。同时，更要正确认识煤炭价格对地方财政收入贡献程度的局限性。煤炭行业在煤炭价格和销售数量的影响下，实现税收总量上是持续增长的，但因各税种对煤炭价格和销售数量的相关程度不同，县级收入分享程度低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增长幅度要高于其他收入，也就是说，煤炭价格的增长对税收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县级收入分享程度低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煤炭行业县级收入比重要低于其他行业，如若考虑增值税和资源税，煤炭行业对地方财政贡献程度的增长比率将更低，所以，制定县级收入计划，要充分认识到县级收入增幅要低于总收入增幅的实际情况。

地方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及分析 篇3

关键词：税收收入；区域发展政策；产业结构

引言

税收收入与区位因素及产业结构息息相关。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些会带来省份间产业结构与发展水平不同。这一切就会反映在地方生产总值和税收收入中。因此，通过比较我国各省的生产总值和税收收入，有利于找到各省发展的差距，并为评价和制定地方财税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郭庆旺（2006）等人发现：东中西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东部平均税收增长率和税收负担水平高于中西部。

一、数据选择及分析方法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包括从2007年到2012年我国各省的地方税收收入与生产总值。在计算地方税收比例系数时，选取了各省的税收收入与生产总值作为依据。将各省的税收收入与地方生产总值加总后，可计算出全国平均税收比例系数。分析中使用的比例系数=税收收入（总值）/生产总值（总和）。影响因素有两个：税收收入和生产总值。东中西部的划分采用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方法。

二、结论及数据分析

（一）全国平均比例系数

全国平均比例系数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出，全国平均比例系数在2008年略有下降，在之后就稳步上升。

（二）省份比例系数分类

将计算出的各省的比例系数按照大小顺序排列后，以全国的平均比例系数做为分类的一个标准，可将计算出的数据分为以下几类：系数较低（0.050-0.069），系数低（0.070-0.079），系数高（0.080-0.099），比例系数较高（0.100以上）。

（三）省际数据分析

总体来看，大多数省份的比例系数在2007年至2012年间，呈增加趋势。从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的税收比例系数高于中部。以2012年为例，比例系数在0.100以上的省份中，有京沪，也有发展水平较低的云南和西藏。广州的比例系数相对于京沪较低。从产业结构的构成来看，所有的省份中，农业为主的省份的比例系数都相对比较低；而第三产业为主体的省份的比例系数都较高。

三、影响因素

税收比例系数的影响因素有：

（一）区域政策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大致呈“梯度推进”，[1]可分为四个阶段：沿海经济特区；沿江沿海地区；西部地区；区域协调共同发展。[2]

发展早的省份，产业结构有利于获得更多的税收，经济水平较高，在竞争中有优势，地方税收收入较高。

（二）区位优势

沿海沿江省份的发展具有区位优势。沿海省份有不错的地理位置；沿江省份利用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此外，我国沿海地区较早接受了当时比较先进的产业模式，因此已经有了发展需要的先天优势。

中西部省份所处的地形多是平原、高原或山地。被定位为“农业大省”的省份，农业占比过大，带来的税收不多。且国家于2006年彻底取消了农业税。有研究表明，2006年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对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影响很

大[3]。西南地区多是高原和山地，增加了运输成本，不利于贸易的发展，因此该地区税收收入低于东部地区。

（三）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决定税源结构，从而决定税负水平。[4]农业中的税收比服务业低。因此不同的产业构成，必然会导致税收收入水平的不同。第一产业占的比重过大，会减少税收收入；而第三产业的比例较大时，则会大幅度提高税收收入。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的数据，分别选取了东中西部一些省市三大产业增加值。经过数据汇总和简单的计算，得出一下结论：

北上广的第一产业比重都很低；第三产业较高的是北京（76%）和上海（60%），广东接近50%。按2012年数据计算，北京（0.175）和上海（0.170）比较接近，广东（0.089）较低。可以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大的省份，第三产业占比越大，税收收入越高，比例系数就越大[5]。

黑龙江、湖南和西藏的第一产业比重大于10%，且二三产业占比较接近。湖南（0.050）和黑龙江（0.061）的比例系数相差不大，西藏的高达0.100。原因在于西藏的生产总值（701.03亿元）较低。因此，当产业结构相似，但地区生产总值相差较大时，税收的高低用比例系数判断就不再合适。

云南独享四季宜人的气候，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地形和气候推动了烟草的发展。因此，云南凭借独特的旅游和烟草，丰富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的税收收入。

四、对策

各省的税收收入存在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国家在允许适当差异存在的同时，还应采取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措施，避免差距过大。

首先，税收优惠应当向中西部倾斜。东部地区本就有发展的基础，又是国家改革的试点，产业模式已经相对成熟。面对收入差距正在扩大的现状，国家应将政策的重心更多地转移至中西部的省份。

其次，给予“产粮大省”更多的机遇与政策。税收优惠在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企业投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农业带来的税收并不多，不利于第一产业占比较大的省提高税收收入。因此，针对“产量大省”，国家应制定适当的发展计划，推动二、三产业与农业的融合；在确保第一产业发展的同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陈光林.地区间宏观税负差异的分析[J].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08，8.

[2]上海财经大学公共财政研究中心.《2011中国财政发展报告》[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分析 篇4

竞争一直是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只要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方政府, 在它们之间就必然会存在着竞争。而政府间竞争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税收竞争。在中国, 以分税制为代表的财政分权已经初步确立, 实际上承认了地方政府在改革和相互竞争中既得利益的正当性, 使地方政府具有了独立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模式, 确立了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利益格局。虽然中国名义税率制定权在中央, 但地方政府仍然可以通过授权范围内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降低实际税率, 使得地方政府具备了税收竞争的手段。目前, 中国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主要是开展对投资和人才的争夺, 尤以对投资的争夺为甚。

对税收竞争的研究起源于Tiebout (1956) 的政府间竞争模型。他在新古典框架下证明了:如果存在足够多的地方政府, 均衡时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够达到最优。但需要指出的是, 该模型是以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为前提的, 而在现实世界, 这些假设条件是很难成立的。Oates (1972) 认为, 税收竞争的后果可能使地方服务的产出水平低于有效率的产出水平。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实行低税率, 地方政府可能会维持一个低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支出水平, 特别是在那些并不为企业提供直接利益的项目上。奥茨关于税收竞争可能产生低效率的结论是建立在所有的政府都这样做的思想上, 没有谁能够得到好处, 结果各地的福利状况都要比他们只需根据常规的边际成本来决策时低。

二、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概况

(一) 税收竞争的内容

我国自财政分权改革以来, 以各种合规或不合规的税收优惠措施吸引投资曾一直是地方政府最为有力的竞争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1.减免税 (税收优惠) 。各地政府为了吸引资本, 竞相减免税, 并且这种减免是以地方政府侵犯中央政府统一税权的行使为特征的。这种形式从改革之初就出现, 直至1994年税制改革之前。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由于中央政府在税权统一上采取了种种措施, 这种形式的税收竞争得到了有力遏制, 已不再是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主要方式。

2.财政返还。即变相的“先征后返”, 对企业已经缴纳的税款以财政奖励或补贴的名义予以返还, 它的效果实质上等同于减免税。1994年以来, 这种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已替代了减免税。

3.地方通过综合配套措施, 增加特定方向的公共支出和减少应该收取的费用。例如, 将一般税收收入用于特定投资项目和特定对象进行基础设施改善, 或者以较低价格向特定的投资项目提供土地。这种形式起到了吸引资本的作用, 但事实上减少了当地政府用于提高一般公共服务水平的可支配收入。还有些地方允许一些企业打上高新技术企业、新办第三产业企业、校办企业、福利企业等招牌, 从而享受国家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随着地方经济竞争的加剧, 地方保护主义日渐兴起, 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纷纷采用多种保护措施分割市场。随着财政分权运动的展开, 各地不可避免地为了自身利益加强了对本地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的保护, 由此导致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分割。地方保护主义是地区间经济竞争的产物, 或者说, 地方保护主义是地区间经济竞争的一种表现, 它的兴起使政府间税收竞争更加混乱, 已成为统一市场制度有效运行的障碍。

(二) 税收竞争的经济效应分析

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已对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形成两种对立观点:即“效率增进论”和“效率降低论”。我国不少学者也认为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具有良性和恶性的双重效应。但笔者以为,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间无序的税收竞争主要存在负面效应。

1. 恶性税收竞争削弱了税法的刚性。

如前所述, 我国当前的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违反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的, 属制度外税收竞争。它不仅严重损害了税法的严肃性与统一性, 而且会破坏国家宏观经济计划的整体性, 影响统一的宏观产业政策及地区均衡发展政策的贯彻, 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不利于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2. 不规范的税收竞争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

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利益驱动来进行的。王丹 (2005) 运用非合作静态博弈模型, 分析了地方政府如何利用招商引资和税率这两种手段进行税收竞争。其研究证明, 流动性较低的要素会承受一个高的均衡税率。在各种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 各地方政府擅自出台的税收优惠措施导致同一纳税能力的经济主体, 因经济行为发生在不同地区而产生税负差异, 这有悖税收的公平原则。

3. 资源的非效率配置。

我国地方政府间混乱的税收竞争会干扰资源的正常流动, 造成效率损失。税收竞争使各地间实际有效税率相差甚远, 导致资源基于非市场的税收力量而发生流动, 从实际有效税率高的地区流向实际有效税率低的地区, 而不是那些最能发挥经济效益的地区, 从而干扰资源在地区间的有效配置。

4. 产生财政风险。

地方政府为吸引外来投资而竞相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时存在着“囚徒困境”, 这可能会造成地方政府财政上出现困难, 而且越是落后地区, 财政上的困难往往会越大。地方间无序税收竞争造成大量的税收流失, 资料显示, 1997年执法检查中发现各地违反税收制度减少税收收入36611.1万元, 其中包税、变相包税减少税收6635.3万元, 擅自减税、免税17840万元, 改变税率、税基减少税收12135.8万元。2001年税务部门违反规定减免税27.61亿元, 混淆税收征管范围和入库级次17.75亿元。税收竞争的实质是对地方经济的损害。表面上看, 并没有涉及中央利益, 但实际上在竞争过程中由于总体税负下降, 国家税收总体上将受到损失, 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下降,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最终也会减少地区福利。各地方因过度税收竞争而背上的沉重的债务负担, 最后只能求助于中央财政为其解决。

5. 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状态。

由于各地区本身的地缘优势不同, 税收优惠政策偏向及其效果的差异性, 各地政府对外资的竞争使外资的分布呈现出集中性和沿海性的特点。FDI在中国的分布结构严重失衡, 区域性差异十分明显, 表现出明显的“东重西轻”。此外, 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在寻求高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始终把对资本的追逐放在首位。实证研究表明, 逐利性的资本流动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较大。在我国现有的金融体制下, 不论是投资资金还是流动资金都要靠银行放贷, 因此, 资本形成总量的分布情况反映了国内各地区之间争夺资本的实际效果。相关数据显示, 东部地区的资本形成总额远大于中西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总额近年来有所上升, 反映了近年来中央西部大开发政策及西部地区自己制定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开始发挥效力, 促进了资本的形成和集中。

(三) 税收竞争产生的原因

1. 不规范的财税体制是症结所在

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 我国税收竞争也是各级政府的自利行为。这种行为的产生是同“放权让利”改革思路紧密联系的, 中央政府在下放财权的同时, 也下放了部分事权, 如地方政府要为当地的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以及必要保障等。在这种情况下, 地方政府不再仅仅是一个纵向依赖的行政组织, 而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目标的经济组织, 其自身利益在改革中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逐渐形成了自下而上改革的“第一利益集团”。地方政府为了维护业已形成的自身利益, 以及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政府间竞争由此展开。而在政府间竞争中, 税收竞争是其主要内容。它一方面通过税收竞争获取足够的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另一方面利用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以谋求更丰富的经济和税收资源。

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偏向于重新实现中央集权的同时, 也极大地限制了地方组织收入的权利。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与事权的划分上不尽合理, “中央请客, 地方买单”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央集权的目标导致其对地方主体利益的关注不够, 没有制定统一的竞争规则, 而地方立法权的缺失也就意味着竞争规则的完全缺失, 所有这些不规范性为地方政府尽可能打政策“擦边球”、利用各种非“法”手段寻求可开辟财源以弥补地方收支差额提供了便利。

一边是作为一级独立主体对经济利益的渴求, 一边是被遏制的经济权利和无规则的游戏, 地方政府不得不使尽浑身解数在这样的夹缝中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2. 干部考核制度的不完善

多年来, 我国的政绩考核成为官员行为的“指挥棒”。一些干部把“GDP”作为经济发展的代名词, 在以经济数据、经济指标论英雄的引导和驱使下, 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使本地区经济速度尽快长上去, 从而让自己得以晋升, 不惜以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模式创造政绩, 千方百计吸引外资, 进行恶性税收竞争。

3. 法制基础薄弱、民主制度监督不力

我国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而现实的法制基础薄弱, 这都严重影响着我国依法治税的大环境。此外, 民主监督决策不健全也是恶性税收竞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 监督工作落实的力度不够, 投票约束机制无从谈起。首先是人大监督不力, “用手投票”的效果大打折扣。其次是僵死的户籍制度, 极大地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用脚投票”机制在我国发挥的作用也极其有限。

政府间竞争需要受到纳税人的约束与监督才不至于滥用权力。显然, 在目前中国的经济条件下, 是无法完全做到这两点的。因为相对于政策制定者的政府, 纳税人更多表现为政策的被动接受者, 在这种情况下, 试图通过民主制度监督、制约某些掠夺性税收竞争行为的发生, 无疑是不可能的。

三、建立健全制度, 规范税收竞争

(一) 完善财税体制, 维护良好的财政分权秩序

现行分税制存在着不彻底性, 实质上是一种以授权为主、分权为辅的财政管理体制。正是因为在正式的制度框架内, 各地方政府难以运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对本辖区税收工具进行调整, 以适应有关情况的变化, 不得不在具体执行中运用各种不合理不合法的手段去处理这些问题。维护有效的财政分权秩序, 主要是建立地方财政的有限分权模式, 保证地方政府的分权利益不受高层次政府的干预, 而这也是政府间税收竞争有效展开的条件。要保证我国的高层次政府不干预低层次政府的分权利益和税收竞争利益, 就必须建立稳定的政府间关系, 即构建稳定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固化各层次政府间的事权及财权关系。对此, 可考虑建立一种超稳定的双层约束机制, 既约束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干预, 又约束地方政府的非规范性活动。

(二) 坚持科学发展观, 建立科学的效益指标考核体系

科学发展观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关系, 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为此, “十一五”时期乃至今后, 我国经济发展考核指标体系必须由生产型转变为经济效益型。在干部考核制度上, 既要考核其所取得的显绩, 又要考核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和长远发展后劲, 从显绩、潜绩两个方面反映领导干部创造政绩的水平和能力, 坚持历史地看待政绩。要强化刚性要求, 坚持用规范、统一的标准衡量每一位被考核对象的政绩。在考核指标设置上, 要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情况, 不能片面地用经济指标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在经济指标设置上, 既要重视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 又要重视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和结构的其他指标。

(三) 强化法制与民主监督机制, 规范税收竞争

地方税收综治保障指导方案 篇5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聚合力量，加强征管，全面构建以“政府领导、税务主管、部门配合、司法保障、社会参与”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综合治税体系，切实增强全社会依法治税意识，努力实现税收征管方式由注重征收管理向税源控管和征收管理并举的转变。

二、基本原则

坚持依法治税，实行社会综合治税；坚持执法主体地位不动摇，由地税局依法行使税收检查权、定额核定权、行政处罚权、税收保全与强制执行权；坚持合法获取和利用涉税信息，实行委托代征。

三、工作目标

通过调动各村（社区）村（居）委会的工作积极性，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综合治税网络，不断创新征管方式和征管手段，夯实税收管理基础，加强税源控管，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水平；建立社会综合治税工作长效机制，实现地方税源管理由税务部门单一治税到社会各方面综合治税的重大转变，努力营造法治、公平、有序的税收环境。

四、加强领导，明确目标任务。为确保社会综合治税工作顺利推进，决定成立乡镇社会综合治税工作领导小组。

五、主要措施

（一）广泛宣传，努力营造良好氛围。各村（社区）村（居）委会要以刷写标语、印发宣传材料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社会综合治税的重要意义，充分调动全社会依法纳税的主动性，不断扩大社会综合治税的影响面，切实增强诚信纳税意识，努力营造推进社会综合治税工作的良好舆论氛围。

（二）强化措施，切实加强税源建设。各村（社区）村（居）委会要牢固树立“经济发展看效益、效益提高看利税、利税增长看入库”的思想观念，找准壮大财源的切入点和着力点，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进一步摸清税源底数，掌握税源变化，突出征管重心，坚持做到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生产性税源和非生产性税源、企业和个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四个并重”，做到大税不丢，小税不放，切实增强财政实力。

（三）依法治税，强化财税监管职能。继续贯彻“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的方针，进一步改进和强化税收征管手段，加大税收秩序专项整治力度，坚决查处一切偷、逃、抗、漏税行为。建立完善税源动态监控体系，加强涉税信息交流，加大政策性扶持企业税收监管力度，将大量农村失控的税源变为可控可管的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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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善制度，建立治税长效机制。各村（社区）村（居）委会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制度建设，建立税源信息传递或者共享制度，全面、有效地汇集由各有关部门掌握的涉税信息。进一步建立健全综合治税工作长效机制，大力组织税收收入，把经济优势转化为税收优势，为解决好民生问题提供坚强的财力保障，为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打下坚实基础。

1、各领导小组成员对辖区内新开办的各类众企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的信息应及时向地税分局反馈；分局应及时派税务人员落实并纳入管理。

２、地税分局应及时向各成员发放税收宣传资料,每年对所有成员进行不少于四次的业务培训。

3、各领导小组成员应加强与地税分局的联系，宣传各类新出台的税收政策，协助分局处理好征纳关系。

4、领导小组成员要负责收集辖区内纳税人对分局税收征管、纳税服务、税额核定的意见和建议，并对地税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进行监督。

地方税收 篇6

【关键词】“营改增”；地方税收；影响

我国在实行“营改增”以后，减轻了企业负担，对税收而言，这是对我国税收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在税收征管上，营业税为地方第一大税种，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增值税征收范围扩大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方政府营业税收入。因此，要主动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营改增”对地方税收的影响。

一、“营改增”对地方税收的影响

“营改增”试点实行以后，减税效果非常显著，对非试点地区和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减税。自实行“营改增”政策后，服务业试点企业负税有所减少，为当地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营业税作为地方税中的重要税种，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而“营改增”为地方财政收入带来了巨大影响。对“营改增”试点内容而言，降低最为明显的是小规模纳税人税负，销售额在500万以下的企业，为一般纳税人或小规模纳税人，如果确定为小规模纳税人，税率将由以往营业税的5%，减少至增值税简易征收的税率3%，税负降低超过40%。此外，在实行“营改增”以后，以现行增值税17%标准税率和13%低税率为基础，增加了11%和6%两档低税率。从上海实行点情况来看，很多交通运输企业税负有所增加。主要原因是在改征增值税后，试点企业可以抵扣外购产品和服务所含税款，从而实现减税，由于企业之间外购产品与服务的价值和比例不一样，因而减税程度也不相同。

二、降低“营改增”对地方税收影响的策略

1.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我国实行“营改增”政策主要目的是防止重复征税，让税制更加合理，税负更加公平，加快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速度，推动经济快速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税收总量将进一步提升，要面对税收分配问题。对此，可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将高端产业吸引进来，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加快重点产业发展，壮大优势产业，提升当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只有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才能缓解地方财政困境。

2.健全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要在中央、地方收入格局不变的基础上，在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以后，将营业税收入减少规模科学测算出来，对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分成比例作出适当调整，确保能够将营业税税收减少的缺口填平。自分税制改革后，提升了中央财政收入比重，财力充足，地方财政税收比重有所降低，加之近年来地方政府负担不断加重。为落实中央颁布的惠民政策，需要地方配套资金支持，从而更加重了地方政府负担。建议在实施“营改增”后，可以适当提升地方政府税收分成比例，从而减轻地方财政压力，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防止地方财政收支因税制改革造成波动，确保“营改增”更加顺利实行下去。

3.完善地方税收体系

在现行分税体制中，将税源稳定和有较大增长潜力的税种规定为共享税或中央税，地方只有税源分散、收入不稳定的小税种，造成财权向上集中，地方政府很难获得与其事权相匹配的权利。对此，应完善地方税收体系，首先，尽快开征环境税等新的地方税种，加快房产税及资源税的改革步伐，为确保增值税扩围改革创造条件。并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收体系，缓解增值税改革压力。其次，进一步完善地方税制，将地方主体税种明确下来，制定行之有效的新税种征管措施。最后，坚持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明确地税征管范围，采取各征各税的措施，确保分权的合理性。

4.多措并举，提升税收收入

首先，提高管理质效，加强征管堵漏增收。严格管理组织收入过程，加强节点管理，避免由于管理质效不高导致税收流失的问题。应考虑到形势变化情况，将征收管理薄弱环节及风险点查找出来，堵漏增收，确保税费的有效回收。将征管信息化手段的作用发挥出来，加强科技管税管费，提升税费征管水平。其次，对税源管理模式进行规范，明确税收管理员职责。采取税源专业化管理模式，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实行信息化监管，以此提升行业税收管理水平，让管理更加专业化。此外，还应发挥税务稽查的作用，加大偷、套、避税行为打击力度，确保以查促管、以查促收。最后，主动争取各方支持，通过齐抓共管，实现税收提升。加大信息交流力度，落实“以地控税”措施，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真正避免地方税收流失。

三、结语

总之，我国自实行“营改增”政策后，有效缓解了企业压力，加快了现代服务业发展步伐，并促进消费与改善民生。但是，对税收征管而言，营业税作为地方第一大税种，在增值税征收范围扩大以后，地方营业税收入将降低。因此，要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少“营改增”对地方税收的影响，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

参考文献：

[1]王凤阁，贾敬全.“营改增”对企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商业会计，2014，（15）：121-122.

地方税收 篇7

一、分税制改革催生“土地财政”

为了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 改变“中央弱、地方强”的财政局面, 我国在1994年实行了分税制改革, 重新划分了事权和财权。此次分税制改革对提高中央政府财力的作用十分显著。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由1993年的22.0%升至1994年的55.7%, 此后维持在平均52.46%的水平, 这使中央政府掌握更多的财政资源, 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政治控制能力。同一时期, 我国整个经济的成长性也非常明显, 分税制从制度上促进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加强税收征管、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 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地方财政出现了普遍的收支不平衡, 收支缺口逐年扩大。至2010年, 全国地方财政当年的收支缺口已达到了惊人的33 271.39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

地方财政收支长期失衡究其原因就在于此次分税制改革造成了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非对称性。地方政府除了承担本地区一般的公共服务支出外, 还要承担国防、公共安全、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与就业等支出。但划归地方的税种却大都是一些税源零星、征管难度大的小税种。当预算内的收入越来越不能满足支出的需要, 为了平衡支出, 地方政府就只有从预算外寻找资金的来源。当前, 中央政府将存量建设用地收益全部留归地方政府, 新增建设用地部分则按平均土地纯收益与地方政府进行三七分成, 因此卖地的收入基本上全部归地方政府所有。[1]从2004年至2011年, 地方政府通过“招、拍、挂”方式获得的土地出让金超过10万亿元。

“土地财政”虽然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但也带来了诸多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土地财政”使地方政府敢于大量举债, 增加地方财政风险和银行信贷风险。据《2011年国土资源部公报》公布的数据, 截至2011年, 全国84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态的土地为30.08万公顷, 抵押贷款4.80万亿。这其中还不乏存在着一些土地的非法抵押融资。2011年国家土地督察机构在抽查的31个市、25个县中, 发现有12个市、22个县存在土地违规抵押融资贷款行为, 涉及面积10.47万亩, 贷款总额557.98亿元。“土地财政”还推高了房价。以上海为例, 2001年和2011年上海的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分别为每平方米3326元和14 290元, 十年间房价涨了330%。由于住房消费属于刚性需求, 过高的房价必然对居民其他方面的需求形成抑制作用。此外, 地方政府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与失地农民和被拆迁居民的矛盾冲突不断, 流血事件时有发生, 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执政形象。

二、目前我国地方税收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个比较合理的财政收入结构中, 税收应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 占绝对份额, 而非税收入则作为税收的补充, 主要是弥补公共财力的不足。[2]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 地方税收体系的建设长期被忽视, 导致其组织地方财政收入和调控地方经济运行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如果要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首先就必须完善地方税收体系, 使地方税收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一) 地方税种数量虽然不少, 但缺乏主体税种

分税制改革中划给地方政府的税种大部分是一些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税收收入零星的小税种。除营业税外, 税源集中、税收收入规模大的税种基本上都划归中央税或共享税。2010年, 地方政府的税收总收入为32 701.49亿元, 其中来源于营业税的收入为11004.57亿元, 占比33.65%, 来源于其他8个地方税种的收入合计为7267.41亿, 仅占比22.22%。当前, 我国正在进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营业税属于地方税, 增值税属于共享税, 中央与地方按75%和25%进行分成。虽然试点方案中指出在试点期间, 为了维持现行财政体制的基本稳定,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的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但将来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工作全面铺开后, 届时该项税收收入是否仍属于地方财政就有待商榷了。地方政府有必要在营业税之外培育新的主体税种, 为地方财政寻找新的财源。

(二) 部分地方税种改革滞后, 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1. 现行房产税设计不合理, 征管不到位。

我国房产税的计税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按房屋原值一次性减除10%-30%后的余值从价计征, 税率为1.2%;另一种是按房产出租的租金收入从租计征, 税率为12%。采用从价计征的方式, 新、老房屋的税负存在较大差距, 有失公平;并且在目前房价高涨的背景下, 房产税为地方政府组织收入的功能也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采用从租计征的方式, 由于房屋出租方不易寻找且纳税意识较差, 房产税实际征收的难度很大。房产税还规定了如个人拥有的非营业用房产免税等诸多税收优惠政策, 一方面导致征税范围过于狭窄, 另一方面也不能对投机炒房起到抑制作用。[3]

2. 现行资源税不利于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我国目前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仅限于依法规定的矿产品和盐, 未将具有生态环境价值的森林、牧场、地热、水等资源纳入征税范围, 导致这一类资源被过度消耗和严重浪费。资源税采用的计税方式不仅是从量计征而且规定的税额普遍较低, 使资源的稀缺性和市场价值不能被充分反映, 容易导致对资源的过度开采。

3. 其余地方税种亦存在不足之处。

印花税有13个税目, 计税依据五花八门, 不易掌握。土地增值税采用超率累进税率, 税率设计过于复杂, 操作难度大。城镇土地使用税每平方米0.6~30元的税额标准对于巨大的土地级差收入的调节功能已是微不足道, 不能充分发挥其杠杆作用。耕地占用税税源零星分散, 结构复杂, 实际征管难度大。

(三) 地方税收管理权过多集中于中央

税收管理权, 包括税收的立法权、解释权、减免权、税目和税率的调整权等。目前, 地方税收的各种管理权限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只负责税款的征收和在极小的范围内制定一些补充措施和征税办法。地方政府税收管理权限过小, 尤其是税收立法权缺位, 使地方政府不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开征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新税种和调整税收政策, 不利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运用税收杠杆调节当地经济运行。[4]

三、完善地方税收体系的对策

(一) 完善以房产税为核心的不动产税

我国目前与房地产相关的税种有不少, 如房产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契税、营业税 (特指建筑业营业税和销售不动产营业税) 。但这些税种多为在流转环节一次性征收, 持有环节征收的比较少。这种“重流转, 轻持有”的税种设置使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收入受到房地产行业景气程度的很大影响, 不利于地方税收收入的长久、稳定。改革的方向是将征税重点转向房地产持有环节, 使以房产税为代表的不动产税成为地方财政的支柱税源。我国现行的房产税存在着计税依据不合理、征税范围狭窄等问题, 为了使房产税发挥应有的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功能, 房产税的计税依据应取消从租计征, 统一按房产市场价值从价计征, 同时扩大房产税的征税范围, 把除刚性需求住房之外的个人非营业性住房也纳入征税的范围。

(二) 加快资源税改革的步伐

我国西部地区地广人稀, 房产数量和价格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较大。2010年浙江、福建、广东、新疆、青海、甘肃六省的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是分别是每平方米7826元、5427元、6513元, 2604元、2517元和2483元。同一年, 新疆、青海和甘肃三个省与房地产相关的房产税等五个税种收入合计为74.77亿元, 仅相当于广东一省的十分之一。上述数据表明, 在我国西部地区, 不动产税难以成为地方财政的收入支柱, 应考虑培育其他的税源。我国西部地区虽然经济不发达, 但却拥有丰富的矿藏资源, 只是现行资源税从量计征的计税方式使当地几乎不能分享资源价格上升带来的巨大收益, 是“捧着金饭碗受穷”。如果将资源税计税依据改为从价计征与从量计征相结合并适当扩大征税范围不仅能改善当地的财政状况, 而且有助于抑制资源浪费,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网站数据整理分析

(三) 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

解决税收管理权限过度集中于中央政府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真正的“分级管理, 合理分权”。具体来说, 中央税、共享税的税收管理权限仍应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 这是毋庸置疑的。地方主体税种以及全国统一征收的地方税种, 其税收调整权可适度下放给地方政府, 但税收调整权的行使应是在授权范围内, 不能越权。由全国人大立法赋予省一级地方政府单独开征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性税种的权力, 新税种的开征经过中央政府批准后, 税收管理权限可以全部下放。

摘要：分税制改革后地方税收体系建设缓慢, 地方政府长期收支不平衡, 依靠土地出让金填补资金缺口。目前, 我国的地方税体系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主体税种缺位, 部分税种设置不合理, 税收管理权限过小。完善我国地方税收体系应从优化税制结构和合理划分税收管理权入手。

关键词：土地财政,分税制,地方税收

参考文献

[1]陈志勇, 陈莉莉.“土地财政”:困局的破解[J].财政监督, 2012 (5) :12-15.

[2]赵合云.“土地财政”的不良影响及其形成机制[J].统计与决策, 2012 (5) -172-174.

[3]傅樵.房产税的国际经验借鉴与税基取向[J].改革, 2010 (12) :57-61.

[4]刘学锋.地方税制研究[J].特区实践与理论, 2011 (1) :84-91.

地方税收 篇8

一、地方税主体税种缺失

对地方政府来说, 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是当前地税收入中的三大主体税种, 也是地税收入增长的主力军, 多年来在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上超越其它的税种。“营改增”扩展范围之后, 地税收入中营业税将全部或大部分丧失, 企业所得税因新增企业随着“营改增”变为国税征管而失去新的增长空间, 随同地税发票附征的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收入将因发票管理权限丧失而消失, 这势必造成地税三大主体税种全面削弱, 地税部门在纳税人和地方政府中的地位大幅下降, 职能明显弱化, 面临着重新定位的境况。尽管目前地税征收的税种有18种之多, 但“面广量小”, 作用无法与营业税相提并论。一位地税局副局长预测性地讲到, “‘营改增’一旦到位, 地税收入将断崖式下降。”“一方面, 地税收入总量下降;另一方面, 从所得税等 (地方部分) 其他税种的规模和增幅来说, 营业税曾经发挥的巨大作用是其他税种无法承担的。”除此之外, “营改增”会导致企业所得税转移至国税部门征管, 从而进一步失去新的增长空间。而主体税种的征收权被转移, 面临考验的还有在代开发票时随主体税种附征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附加等。

二、地方税收收入规模下降

营业税在地税收入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根据现行企业所得税管辖权划分的规定, “营改增”后, 当前的营业税将由地税收入转变成国税收入, 新开业企业所得税将划归国税部门管辖, 随着已有纳税人不可避免的消亡, 地税管辖企业进一步减少, 直接导致地税收入总量下降。尤其是建筑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三行业实行“营改增”后, 将导致地税收入大幅度下降, 提高地税收入占地方国内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比重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主体税种的营业税将出现彻底被架空的尴尬局面。

三、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受限

如果“营改增”后维持现有增值税75:25的税收分成比例不变, 中央级收入增加, 地方级收入锐减, 将进一步降低地方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在目前的分税制体制下, 营业税是地方第一大税种, 营业税收入大部分归属于地方政府,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 中央分享75%, 地方分享25%, 即便税收收入总量不变, 地方政府收入也会减少75%。

具体影响有以下几点:

第一, 试点企业纳税收入下降。“营改增”目前采取的是过渡办法, 原营业税收入改为增值税后仍划归地方, 看似不会对地方财政收入构成影响。但“营改增”鼓励更多企业专业化经营, 细化产业分工, 理性的纳税人会出于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改变企业组织结构, 从而形成更多抵扣项目, 减少缴纳增值税, 从而减少地方政府收入。

第二, 下游企业增值税收入下降。下游工业企业在“营改增”后, 购进试点服务可获得较以前更多的进项税抵扣, 因而会减少缴纳的增值税, 相应减少地方财政收入。

第三, 城建税等其他税费收入下降。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作为流转税的附税, 其收入也会相应降低。

第四, “营改增”后地方税收失去主体税种, 将造成地税随主体税种附征的税收难以控管的局面。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是当前地税收入中的三大主体税种, 也是地税收入增长的主力军。“营改增”扩围后, 地税收入中营业税将全部或大部分丧失, 企业所得税因新增企业随着“营改增”变为国税征管而失去新的增长空间。

第五, 财政补贴支出压力加大。试点过程中, 对税负增加的企业, 大部分地方政府采取由地方财政设立专项资金、给予财政补贴的做法, 这有利于缓解和消化改革增加的税负, 顺利推进改革试点。但财政补贴加重了财政负担, 会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出, 从而形成减税和增支两方面的压力。

四、地方税收征管难度加大

增值税扩展范围, 既改变了企业原有税收计算的方式, 征管模式也将进行大范围的调整, 征管机关也会发生变化, 企业的适应过程将是缓慢的。随着户数及税源规模的增加, 税收征管、纳税服务等工作量进一步增加。随着增值税征收范围全覆盖, 增值税可抵扣范围面临着量大、面广、点散的复杂局面, 给征管增加难度。此外, 地下经济、现金交易都将是增值税征管需要面对的难题, 且试点是分地区、分行业, 且所面向的产业属于流通、服务范围, 加之营改增需要信息化支撑, 给税收管理带来较大难度。

目前地税部门负责征收的税种当中, 营业税及其附加的征管力量投入相对较小, 为了尽量降低“营改增”对地方税收收入的不利影响, 就需要在个人所得税、财产行为税等收入规模小但征管难度大的税种上加强征管力量, 使得地税机关组织地方税收的难度进一步增加。

分税制改革对地方税收的影响 篇9

一、分税制改革对地方税收的影响

(一) 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比例

实施分税制改革, 极大的促进了重要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变化。随后近20年, 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基本持平。分税制改革极大提高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有助于中央政府应对经济危机, 调整经济发展结构, 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但是, 根据相关的数据分析, 实施分税制以来, 地方税收规模的相对缩小, 严重制约了地方政府行使事权的能力, 虽然地方政府的税收总量呈现上升趋势, 但是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的年均比例不到35%, 而且呈现下降趋势。与其他实施分税制的国家相比, 我国的地方税收收入占税收总额的6.2%, 而大部分实施分税制的国家这一比例在7%以上, 这说明我国的地方税收收入低于国际标准。另外, 我国财政对税收收入的依存度依然很高。另外, 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却一直保持在财政总支出的70%左右, 这说明, 实施分税制改革, 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但地方收入降低, 造成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统一, 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的严重失衡, 影响到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给地方政府治理造成许多困难。

(二) 导致税种划分不规范, 地方税缺乏主体税种

由于分税制改革的不全面、不完善, 造成中央和地方在税收划分方面缺乏规范性, 出现交叉重复现象, 地方税缺乏主要税种, 不利于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收入。在税收的划分原则上存在混乱, 既按照税种划分又按照企业级次划分, 既按照税收划分又按照行业划分, 既按照行业划分又按照企业级次划分。而且, 地方税种一般不作为共享税, 但是许多税种存在被强行拆分并实施共享, 比如作为地方税种的个人所得税, 其中属于个人所得税征税项目的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却被划分到中央税种。城市建设维护税和营业税等税种属于地方税种, 但是, 许多保险公司、各个银行总行以及铁路部门等单位的营业税以及城市建设维护费则被划到中央税收收入当中。这种税种在中央和地方上划分的不规范, 增加了征税的难度, 增加了税收征收的成本。另外, 虽然分税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税种进行明确划分, 但是由于地方税收缺乏主体税种, 这不利于地方税收收入的增加, 给地方政府的财政带来巨大压力, 并导致了许多不良后果。从征税的规模看, 所得税是十分重要的、所占比重很高的税种, 但是所得税税种在地方政府的管理当中缺乏稳定性。另外, 营业税税种也属于地方税种, 但是, 在营业税的征收过程中, 许多银行总部、保险公司、铁路部门等, 按照企业级别的划分, 将营业税的征税权集中到了中央政府。还有许多收入规模小的属于地方主体税种, 对地方税收收入的影响很小。地方缺乏主体税种, 税种划分的不合理, 严重削弱了地方政府的理财聚财的积极性, 制约了地方政府经济调控的能力, 不利于地方经济健康发展。

(三) 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税收权限

实施分税制改革, 对中央和地方立法机构的税收立法权做出了明确划分, 这提高了税收法制化的建设水平, 也促进了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效完善。但是, 实施分税制和税收立法权的划分, 限制了地方政府部分税收权限。我国政府的分税制改革虽然能够解决中央政府和省一级政府的税收权限和税收收入的划分问题, 但是, 对于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税收权限的划分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地方对主要税种缺乏减免权、调整权、税收解释权和税收立法权, 影响了地方政府在聚财理财方面的积极性, 影响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

(四) 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结构, 部分地方收入规模偏低

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降低, 基层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 将筹资目标转移到其他领域。分税制改革造成地方政府过去的部分财政收入收归中央所以, 制约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结构。许多地方政府出于自利因素的考虑, 将筹资的目标转移到其他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地方。例如在财政层级当中最低的乡镇财政系统, 为了解决巨大的财政支出压力, 弥补政府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不平衡现象, 采用一些非规范的征费手段, 造成费大于税的情况。但是, 随着我国农业税的改革,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又出现了短缺, 基本乡镇单位只能过度依赖于上级单位的转移支付来维持机关运作。另外, 由于分税制改革, 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政陷入巨大困境, 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权利被限制, 严重制约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规模, 而且基层政府处于财政体系的末端, 其财政收入上期存在不稳定因素, 转移支付链条也很长, 这造成基层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存在被截留和贪污的情况, 严重影响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 不利于乡镇经济发展, 不利于农业经济发展。

二、完善分税制改革, 增加地方政府税收的思考

(一) 优化税收结构, 构建地方税体系

地方税设置的目的是为地方政府提供本辖区内居民所需要的公共服务, 税收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收入支撑。因此, 地方政府为了解决税收不足的问题, 需要通过完善税收结构, 构建科学、完善的地方税体系, 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更好地为当地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完善税种、优化征税结构、加强税收征管等方式, 促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结构的完善, 保证地方政府稳定的、安全的税收能力。首先, 地方政府应该明确地方税种的数量, 减少与中央政府共享税的设置, 保证地方政府稳定的税收来源。地方政府开征地方税应该坚持高效、简便的原则, 在税收的征收过程中, 应该坚持缴税方便、简单易行的方针, 促进地方税征管效率的提升, 有效降低税收征收的成本和费用。其次, 应该明确地方税的主体税种。主体税种是保证地方政府稳定的税收收入来源, 因此, 应重点培养以所得税和营业税为重点的地方税税种, 从而稳定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主体税种的征收和确定, 能够有效促进对地方经济的宏观调控。再次, 对现行的地方税种进行不断的改革和完善。最后, 通过开征新税种, 完善地方税体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可以开征诸如遗产税、赠与税、证券交易税、保险税等税种。另外, 有效的地方经济发展需求, 征收一些特定的消费税种, 促进地方税收体系的完善。为了有效的改善地方环境治理, 提高地方环境质量, 可以征收生态税、资源税等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税, 进一步促进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 同时可以有效调控地方经济,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 积极推进“费改税”, 合理增加地方税收入规模

分税制改革造成地方政府的税收规模的缩小, 制约了地方经济发展。因此, 应该积极的推行费改税, 增加地方税收规模, 合理调整和控制地方税收规模。首先, 建立科学完善的地方税征收体系, 规范地方税税制。其次, 合理调整税种划分, 对过去部分税种、税制不统一的、内外有别的现象进行改革。再次, 积极开征新税种, 促进地方税制的完善, 促进地方税对地方经济调节的范围和力度。完善地方税种结构, 能够有效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调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 促进税收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比例的上升, 优化地方财政收入结构。最后, 积极推行费改税改革, 促进地方税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 促进地方政府税收收入规模的提高, 将收费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防止乱收费的现象发生。

(三) 明确中央地方政府事权,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实施分税制, 造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政支出责任的不统一, 影响地方政府的良性发展。应改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事权的不明确, 通过清晰的事权划分, 明确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的责任, 降低地方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存在的财政压力。进一步规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通过财政转移支付, 协调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 促进地方政府的履行公共服务的积极性。因此, 必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的科学化、透明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加强对财政转移支付的监督和控制,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类型和机构, 推动一般性转移支付、特殊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有效结合, 进一步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

税制是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完善的。分税制改革的推行, 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分税制改革也存在着不彻底和不完善的地方,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 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体制, 促进地方税体系的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从而有效地发挥地方税的经济调节和杠杆作用, 促进地方政府更好地履行公共服务职能, 推动地方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继广.浅谈完善地方税收体系[J].北方经贸, 2013 (7)

[2]赵小菲.摆脱“土地依赖症”完善地方税收体系[J].北方经贸, 2012 (8)

[3]王德祥, 袁建国.地方分税制改革与地方税制的完善[J].财经科学, 2010 (6)

地方税收 篇10

税收就是国家按照法律规定, 对有纳税义务的组织和个人所征收的货币和钱物, 也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方式。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的原则是“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税收管理是把管理的有关职能, 运用于税收分配的全过程;它是国家税务机关在贯彻执行税收政策和税收制度时, 加以决策、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和调节的一种方法。

一、我国地方税收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 政府干预及失灵

改革开放以来, 在政府宏观操纵、市场微观调控的管理下, 社会经济、教育等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 不仅没有促进经济的迅猛发展, 反而却出现了众多问题。我国地方税收管理也不例外。如个别地方的政府领导认为:地方税收当归地方管, 地方的税务部门是政府的职能部门之一, 在税收政策的执行上可以灵活、机动些。因而, 出现了“三多”现象:领导随意表态的多, 批条子的多, 打招呼的多, 并且地方政府文件中也出现了一些与减税、免税等现行税收政策相抵触的条文, 特别是政府在对地方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管理上采取“包税制”, 导致地方税务部门无所适从, 干扰了他们正常的税务执法。

(二) 信息不对称与税收博弈

在地方税收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最普遍, 由此可能造成市场法制的失灵, 引发逆向选择, 形成劣品逐良品的恶性循环。就博弈信息而言, 博弈参与者对博弈信息掌握的程度, 决定着每个局中人博弈结果的优劣。在地方税收管理中, 明显存在着博弈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中央与地方、税务部门与纳税部门之间都掌握着不完全信息, 处于博弈的非均衡状态。例如, 从税收对策的博弈来看, 存在着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收立法博弈;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收分权博弈;偷税与处罚的税收博弈以及偷税与稽查的税收博弈等, 这就需要与税务有关的组织及个人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相互进行税收博弈。

(三) 征管不到位

地方税收管理普遍存在征管不到位、征管措施不力、地方税收流失严重的现象。地方税收的一个显着特点是零星分散、难征难管。在新税制的运行过程中, 普遍存在着地方税的征管措施不具体, 税款流失严重, 尤其是作为农村重要税源的屠宰税, 实际入库税额不足应征收的三分之一;再就是印花税, 征收难度大、漏洞多, 如购销合同, 加工承揽合同, 建筑安装合同等的征税款, 其征收入库率仅为60%左右;而个人所得税更是一个黑洞, 个人收入的多元化, 隐蔽性致使个人所得税至少有50%流失, 远未达到应征水平。因此, 税收管理部门在税收管理过程中, 应加大征管力度, 加强对地方多种小税的征收管理, 虽然是不起眼的小税, 但总量对地方的税收来说是不容忽视的。

(四) 税收管理效率低

税收管理效率主要包括两个含义:一是税收管理的工作效率;二是税收管理的经济效率。由于当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属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地方上, 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 经济规模和经济总量较小;税源分散;税收管理机构的设置重叠及其人员分布的不科学性和不合理性。这导致了税收管理效率低下, 而税收管理成本却相对较高的现象。

(五) 税收计划管理存在弊端

在税收计划管理中长期存在着一些问题, 对税收管理产生了负效应, 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税收政策的贯彻与实施。在地方税收计划中存在税收与实际税源相脱离;未与财政预算编制相结合;未进行科学的税收预算等税收计划管理弊端。因此, 改革税收计划管理, 提高其合理性、科学性已成为当务之急。

(六) 地方税制本身存在缺陷

无论是我国当今的税收管理体制, 还是其他的管理体制在提出之初都是均衡的, 都能使制度供给与需求处于相适应的状态, 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会起到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 必然会使税收管理体制显露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 显现出一种非均衡状态。

二、我国地方税收管理的改进对策及建议

(一) 推进税收管理法制化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某些纳税单位和个人往往会采取一些手段拖欠税款或逃避纳税义务, 有些纳税单位甚至以暴力抗税, 严重损坏了纳税环境, 扰乱了正常的税收管理秩序。因此, 应在依法治税的前提下, 不断加强纳税人自觉纳税意识, 推进税收管理的法制化, 切实强化税收征收管理的力度, 才能不断促使地方税收规模持续、稳定地增长, 为地方经济、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提供财力。

(二) 推进税收管理信息化, 规范基础建设

加强税收基础信息的收集、调查、整理及录入、归档工作, 建立纳税人电子化管理档案。完善纳税人税务资料管理系统, 发票购领、使用、查询系统, 电子申报纳税、欠税催缴系统和税源监控分析系统, 为利用电子计算机网络进行申报质量的分析与监控、稽查的选案以及税源的跟踪管理提供完整、准确的依据。其次, 加大对税务人员的培训力度, 吸纳社会各界有学识、有技能的人才队伍, 使纳税人员队伍全面适应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 努力掌握新知识、新技能, 确保过硬的业务素质。推进税收管理的信息化管理, 利用现代电子技术、网络技术等高科技手段, 可以使征管机构以尽可能少的人力、物力投入达到监管绝大多数纳税人的目的, 而将剩余精力更多地投入到重点稽查中去, 一方面保证管理成本不致太高, 另一方面通过对违反税收征管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维护税法的尊严, 降低偷税漏税所造成的损失。同时, 信息化管理也有助于其推行“减员增效”的方针政策, 精简机构, 缩小开支, 提高行政效率, 使征税成本最小化。

(三) 推进税收管理精细化

在税收工作上, 应遵循“完善征管体系、夯实管理基础, 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全面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的原则, 但是地方性税收部门分管的税种多、税额小、税源分散。所以在深化基层征管建设的道路上, 必须在总要求的指导下, 对税源进行精细化管理。例如:在税务部门内部建立绩效考核系统, 利用计算机上的时间设定功能, 将工作布置与绩效的及时评价相结合, 则可激发人的积极性, 加快工作节奏, 提高各项税收管理工作精细化水平。科学合理地细化管理对象是实施税源精细化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建立税源户籍的管理制度, 定期普查, 明确税源户籍管理责任人。在地方对税收进行精细化管理, 不断深化税收管理的建设之路,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 推进税收管理现代化

加快计算机开发、联网的进程, 改善税收管理环境, 推进税收管理的现代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客观上要求税收管理必须以高新的科学技术为基础, 完善管理手段, 更新管理工具, 积极推广计算机在管理系统内的运用, 加快软件开发, 推进税收管理过程的现代化。加快实现税收管理系统内计算机的联网进程, 提高地方税收管理的水平、质量、效率。

(五) 强化代征代缴制度, 加强部门间的协税护税

为避免出现漏征漏管户, 税务机关应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联网, 准确掌握工商营业执照的登记情况。为办理税务登记奠定基础, 办税银行应凭借纳税人纳税识别号办理开户, 并且一证一户, 以杜绝纳税人为逃避纳税而转移资金。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税收管理的环境日趋复杂, 面临的挑战、矛盾也越来越多, 对税收的管理也日趋困难, 本文希望能在税收管理建设性的发展道路上, 给地方税收管理部门在管理过程中, 提供一些宝贵的实践价值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地方税收管理,地方税制改革,问题分析,对策研究

参考文献

[1]李秀玲.部门经济管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2]宋延康.中国税收管理体制的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6.

地方税收 篇11

摘要：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财税体制逐步朝着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但是面对当今社会的新形势、新挑战，分税制改革中的许多漏洞正逐渐暴露出来，其负面效应不断显现。尤其是自2012年我国正式启动“营改增”试点工作以来，地方政府税收收益权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其问题主要表现在地方立法权缺失和分配制度的混乱。

关键词：营改增；收益权；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财税体制；地方立法权；分配制度；分税制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4）03-0097-04

一、研究背景

2012年7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的“营改增”范围由上海市扩展至北京、天津、福建、浙江、湖北、安徽、广东、江苏等八省市，这标志着以上海市领跑的增值税扩围试点改革获得阶段性成果，“营改增”的步伐将在行业和地域两方面进一步扩大，这实质上也是中央对上海市试点“营改增”取得成效的充分肯定。

上海是近年来增值税扩围试点的排头兵，自2011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始，伴随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和《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等一系列规范性法律文件的颁布，“营改增”正式在上海拉开了序幕。

据上海市财税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营改增”以来效果良好，一是纳入改革试点范围的企业快速增多，以2012年为例，上海全市共有13.9万户企业纳入试点改革范围，较上一年度末增加2.1万户，增长17.8%，其中新办企业8 779户，新增试点项目企业1.2万户；二是试点企业减负效应初显，截至2012年6月底，试点企业和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整体减轻税负约44.5亿元。①此外，“营改增”试点还大大推动了上海经济的转型发展，为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助力。

但是，在增值税扩围的背后，我们看到税权划分问题被政策制定者有意或无意的回避掉了。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税权划分历史进程不难发现，我国政府一直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税权划分体制。中国税权划分体制虽然经历了分分合合，但始终在不断完善。尤其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以后，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更加顺畅，税权划分的科学性、体系性不断增强，但面临新形势、新挑战依然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尤其是“营改增”实施之后，分税制下税权划分漏洞的负面效应被进一步放大。

在分税制改革中，立法者根据税收收益主体不同将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与中央地方共享税三种。营业税是典型的地方税，增值税是共享税的一种，增值税的央地分享比例为75%和25%。“营改增”之后，先前设计的平衡格局被打破，试点地区营业税收入显著下降，增值税收入明显上升。

根据张守文教授的界定，税权可分为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与税收收益权三种②。在后“营改增”时代，税收立法权依然集中在中央；税收征管权由于上海市并不区分国地税系统，故无太大变化。至于税收收益权，根据中央规定，为了不触及地方财政利益，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的通知》（财税[2011]110号）关于改革试点期间过渡性政策安排相关条款中，开宗明义对税收收入归属做出了规定：“试点期间保持现行财政体制基本稳定，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税款分别入库。此外，第三款跨地区税种协调规定：试点纳税人以机构所在地作为增值税纳税地点，其在异地缴纳的营业税，允许在计算缴纳增值税时抵减；非试点纳税人在试点地区从事经营活动的，继续按照现行营业税有关规定申报缴纳营业税。”这一规定的出台维持了现有财政收入分配格局的稳定，但是这样补丁式的规范性文件，依然无法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权划分问题。

二、后“营改增”时代税收收益权存在的问题

税收收益权从严格意义来讲其并非是法律概念而是学术概念，目前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尚未对其作出一个详细的描述，主要是由学者对其进行定义。根据张守文教授的界定，税收收益权是指参与税收收入分配的各利益主体能否获得、如何获得和获得多少税收收入的使用和支配的权力和权利，又称为税收入库权、税基归属权或税收收入分配权，是税收征管权的一项附随性权力，因税收征管权的实现而产生，即谁有权获得税收利益，谁有权将其缴入哪个国库。③值得一提的是，此处的“权”值得应当是权利而非权力，是一种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之义务相对应的权利。从结构层次来看，税收收益权可分为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从向度来看，税收收益权可分为横向税收收益权与纵向税收收益权。税收收益权的存在与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尤其是与税收立法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如今，伴随着“营改增”的稳步推进，我国税收收益权体系的缺陷逐步暴露，使得地方财政体系遭受了严峻的挑战。

（一）分配制度不合理

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税收收益往往有议会通过法律予以确定分配规则，但在我国始终缺乏一部《税收基本法》，更遑论专门的《税收收益分配法》了。因此，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税收收益分配制度不清晰，矛盾始终存在。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分灶吃饭”的格局下，地方与中央始终处于无穷无尽的讨价还价之中，分税制改革后，央地之间的博弈依然持续，同时地区之间的横向税收收益权的争夺页愈演愈烈。在此次“营改增”之后，分配制度的缺陷主要在纵向分配问题上凸显出来。

我国传统的税收收益权划分制度使得地方政府在利用税收维护地方利益方面处于劣势，地方尚不能在这方面对中央构成集体压力。以所得税为例，国务院决定从2002年1月1日起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国务院关于印发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01]37号）将原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所得税的办法，改为中央与地方按统一比例分享。2002年除少数特殊行业的企业外，绝大部份企业所得税和全部个人所得税的分成比例为中央和地方各取一半，2003年中央与地方的分成比例为60%、40%。④

“营改增”后，由于结构性减税初见成效，大部分企业税负减轻，这也就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2012年，上海市营业税与增值税两税收入之和为30 132 105万元，与2011年度相比增加2 892 660万元，增速为23.9%，这一增速明显低于2011年度的24.3%和2010年度的25.1%。从2013年度前三个季度公布的数据来看，两税收入之和依然呈现出增速减缓的趋势。同时，对于一些企业而言，在“营改增”后，其税收负担并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在上海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访的118家企业中，有29家企业反映税收负担增加，占调查总数的24.6%，其中以交通运输业为甚，在接受调查的19家交通运输业企业中，只有4家企业认为税负减轻，有4家企业认为基本无变化，2家企业表示不清楚，而有9家企业认为税负增加，这一数字接近受访企业的一半。⑤

这一变动实质上损害了这些企业的信赖利益，虽说这些企业的规模不大，但是为防止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发生和保护企业信赖利益的角度出发，应当对这些企业予以一定的补偿。同时对于地方政府因“营改增”而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中央政府也应当以下拨专项财政补助资金的形式予以补偿。但是，我们看到，但中央财政在本次改革中只承担了自身营业税分享比例减收部分损失，而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减收并未考虑。⑥这样一来使得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除了提供本身的公共服务等职能外，还要划拨出额外资金来对由于中央政策出台带来的负外部性效应进行弥补。

（二）地方立法权不足，无权参与税收分配决策

正如前文所述，收益权并非是法律概念，我国的宪法、法律均未对税收收益权做出具体描述，这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宪法的形式明确税权划分体系的“高规格待遇”相去甚远。由于上位法的缺失，在我国，有关税收收益划分的法律渊源主要是国务院及其部委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这些法律规范大多集中在中央层面，地方立法严重缺失，这对于地方政府根据辖区内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税收制度是不利的。

至于地方有无税收立法权，税收法律规范未予规定，有关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亦相互冲突。根据1993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必须集中在中央，但按照国务院批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中央税和全国统一实施的地方税的立法权集中在中央的规定，似乎不由全国统一实行的地方税的立法权又可以由地方来行使。⑦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地方政府有时会对一些具体问题做补充性规定，数量较少，层级较低，基本不会对地方政府的税收收益权产生影响。依然以上海市为例，从2009年5月至2013年11月由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211部地方性法律中，无一涉及税收问题，地方立法缺失可见一斑。就是在这种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往往对收益权属于地方的一些税种进行调整。地方税之所以税收收益权归属于地方，是因为这部分收入将主要被用于地方公共事业支出方面，是为了增进地方居民之福祉而开征的，对这一部分税收进行调整的权利，从法理上来讲，应当归属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中央是无权“主动代言”的。但是，此次“营改增”试点，并未经由地方人大同意，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由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缺失，导致地方政府无法对税收收益权的变更进行有效地控制，使得地方政府缺乏与财政支出规模相匹配的必要税收收益权。这就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地方政府在名义上没有税收立法权的情况下，往往越权减免税或增加税额，擅自变更税收要素，或者以税收执法宽松的方式变相改变现有税法，使名义上的集权模式收到侵蚀。地方政府因为没有明确的税收立法权，因此地方的税收规则多以非成文化形式出现，这种规则不受现有立法体制的监督，有利于税收法治之外，但却实际影响地方的税收运作。

随着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日益膨胀。2012年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上海市地方财政收入增幅较往年有所回落，增幅为9.2%，但其非税收入的增幅却接近50%，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增幅之大令人震惊。非税收入由于尚未进入全面预算管理范畴，其透明度有待加强。同时，我国尚未有效建立非税收入监督管理机制，非税收入的收支情况还未纳入到形式或实质民主决议程序中来。因此，在“营改增”后，地方政府为防止税收收益权的丧失，加大了非税收入的创收力度，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三、收益权分配体系重构

（一）调整横向立法权配置

纵观分税制改革后我国的财税体系运行状况，笔者认为分税制改革的实质是对税收管理权进行划分，并不涉及税收立法权的划分，而税收收益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税收立法权，正是税收立法权的高度集中导致了分税制运行的不顺畅。具体而言，税收收益权分配法应实行两级立法。主要根据我国《立法法》第八条第八款规定：“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第九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的规定”。一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统一行使国家立法权；二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制定法律的，经过授权，由国务院根据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和颁布行政法规。这样能够有效解决我国目前立法权限混乱的现状。一方面，只有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途径，才能限定中央政府随意调整税收收入归属的自由裁量权，才能在收入归属问题上使地方处在与中央平等的地位。另一方面，在人大立法时机尚不成熟之时，可以授予最高行政机关即国务院以立法权。但首先应当明确，对于重要的税收事项必须实行法律保留。具体来说，首先，就是要对法律和行政法规在税收调控中的调整范围予以清楚的划分——对于关乎全体公民财产权利的税收基本制度，必须实行法律保留，只有在小范围内的调控行为，才可以授权行政机关；其次，即使基于实施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而不得不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也应当明确界定，严格限制授权立法的范围。⑧按照行政法学的原理，授权立法不能没有标准和节制，被授予的权力不能再转授。此外，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立法权并辅之以相应的条件和制约，是地方享有合理的财政自主权，同时保障国民生活条件的统一性及全国经济秩序的统一性的内在要求。

（二）理顺收益权纵向分配关系

在上文中，笔者详述了由于“营改增”带来的部分企业税负加重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预期减少的问题。对于企业因中央政策而导致的税负加重，政府必然要予以补偿。曾有学者建议在地方财政体系中设立专项资金以弥补受损失企业，笔者以为这是不妥当的，原因在于各省经济实力不同，位于上海和某些经济欠发达省份的企业难以得到同等的补偿，这有违税收公平原则。所以，由中央统一下拨专项资金进行补偿是较为合理、公允的方式。

同时，增值税扩围之后，现行的增值税暂归地方的临时政策肯定要被废止。那么，伴随着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不断完善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可以预料，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地方政府的刚性支出几乎没有减少的可能，而预算内的财政收入减少，将使大多数地方政府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收支形势更加严峻。如不能通过制度安排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地方政府的服务职能势必难以实现。所以，“营改增”后为弥补地方政府损失的税收收入，适当提高地方政府的共享税分成比例，是最为直接、行之有效的方法。⑨那么，分成比例如何调整为宜呢？笔者认为，基于当前我国的实际国情，我国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时期，经济发展的压力很大，市场机制还不成熟，所发挥的作用还不足以满足经济高速发展的要求，政府宏观调控的意义重大，而财政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同时，与地方政府和下级政府相比，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的财政行为则相对较为规范。因此，保持财权的适度集中，将使财权的依法行使更有保障。⑩由此可见，维持长期以来营业税和增值税的原有分配比例是将来一段时间内较为适宜的方法。由表1我们可以算出，2001—2010年来中央与地方就营业税与增值税两税收入之和的分配比例分别为52.64%和47.36%。因此，在“营改增”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为维护财政体系的稳定，增值税中央与地方的分成比例以1∶1较为恰当。{11}

四、结语

增值税的扩围工作还在继续进行，近日，中央再度发文，将邮政业、铁路运输业的“营改增”工作向全国推行。“营改增”的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通过上文以上海为样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的缺陷也不可否认，这些缺陷出现的内在诱因，早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就已经埋下，在诸多问题中，最为主要的就是地方政府收益权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同立法权等其他权利的划分也紧密相关，因此笔者建议在下放给地方部分立法权的同时，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纵向分配关系，以此来规范地方政府收入结构，建立与支出责任相对应的财政分权体系。

注释：

①谢红艳：《上海“营改增”试点通过“期中考”》，载《上海国资》2012年第9期。

②张守文：《财税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页。。

③④朱祥蓉：《我国税收收益权分配制度研究》，吉林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⑤潘文轩：《“营改增”试点中部分企业税负“不减反增”现象释疑》，载《广东商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⑥李伯侨、陈西玲：《论“营改增”中央与地方税权的法律重整》，载《地方财政研究》2013年第5期。

⑦熊英：《地方税收法律问题研究》，中国税务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⑧朱一飞：《税收调控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页。

⑨李波、宋尚恒：《“营改增”改革中配套制度设计探讨》，载《中国财政》2013年第15期。

⑩刘全顺，等：《地方财政体制的法律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

{11}邢树东、陈丽丽：《增值税“扩围”改革前后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研究》，载《地方财政研究》2013年第5期。

责任编辑、校对：秦学诗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of the tax system in 1994， China's tax system gradually develops toward scientific， democratization， legalization direction. But in the face of the new situation and the new challenges of today's society， many loopholes in the tax system reform is gradually exposed， its negative effect continues to appear. Especially since the official launch of the pilot work of business tax-to-added value tax in 2012， tax return power of local government gradually surfaced， the main problems mainly perform in the local legislative power loss and confusion of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地方税收 篇12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税收立法和税收政策制定方面一直强调坚持税权集中、税法统一。从总体上看, 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法权高度集中、中央统揽全局的合理要求, 对保证国家税收政策的权威性和税制体系的统一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此带来的税收调控缺乏灵活性、税收管理体制僵化、税收经济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税收职能作用的发挥,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已越来越不相适应。因此, 改革高度集中的税收立法权划分体制势在必行。

1.它是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现实选择。

税收立法权的分权程度与一国的政治体制、国家规模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等基本国情有着密切关系。我国是实行单一制政治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单一制的政体决定了我国不可能像美国、意大利等联邦制国家那样实行相对分散、地方拥有较大税收立法权的税收立法体制;同时我国又是地域广阔、人口众多, 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 地方经济资源和税源的显著差异性决定了全部税法都由中央集中制定, 很难适应各地自然、经济、文化差异悬殊的客观现实要求, 容易使税收调节作用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大打折扣。因此, 为适应国情的需要, 在坚持统一税法的前提下, 赋予地方适度的地方税收立法权是必要的, 它既可以保证中央对税收大政方针的决策权、维护中央在税收领域中的领导地位, 又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税收征管积极性。

2.它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

税收立法权是税收管理权限中最根本的权力, 其核心是税法制定权, 即在法定权限内立法征税、立法确立税制的权力。谁拥有完全的税收立法权, 谁就不仅可以通过确定税收规模、选择税制结构、设置税制要素等来贯彻政策意图, 配置和调度经济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 税收立法权实质上就是一种资源配置决策权。税收立法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划分, 实际上划分的是税收资源的支配权。由于地方政府更贴近居民和社区, 在地区经济信息收集和掌握中占有优势, 能更好地留意社会和个人的需求并迅速准确地作出差别性反应。因此, 根据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 地方政府理应在地方资源配置中占据地位。这就自然要求地方对配置地方资源的重要经济杠杆——地方税拥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

3.它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的内在要求。

完善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要求事权、财权、税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科学合理地划分。我国目前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距此目标尚有不小差距。地方事权多、财权少、税权极为有限的不对称现状极大地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 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确立地方税收立法权, 使地方在组织税收收入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二、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立法权的可行性

1.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上的可行性。

我国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中央的授予, 中央是否赋予地方或赋予地方多少税收立法权, 必须遵循我国宪法和中央大政方针所体现的既定思路和原则。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强调指出, 新形势下确定中央与地方职权划分的总原则是:“既要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 又要有统一领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维护国家宏观调控权的集中, 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这表明我国在坚持和实行由中央相对集中税收立法权的同时, 赋予地方必要的税收立法权, 不仅符合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 而且符合党的基本方针政策。

2.国家立法体制上的可行性。

我国宪法和有关组织法明确规定, 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政府分别享有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权力, 民族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制定单行条例的权力。因此, 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立法权不存在国家立法体制上的障碍。

三、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收立法权的构想

1.确定地方应对哪些税收事项享有立法权

(1) 收入全部归中央财政的税种应由中央专属立法, 收入全部归地方财政的税种可以视具体情况由中央赋予地方一定的立法权。

在全国统一开征的税种, 其基本法规应由中央专属立法, 但中央可以相机授予地方享有对该税种基本要素进行调整变动的非独立的立法权。没必要在全国统一开征的, 则授权地方自行立法。我国按税目 (品种) 由中央地方分享收入的税种, 应由中央专属立法, 但中央可以视情况赋予地方一定的对税制基本要素进行调整变动的非独立的立法权。我国按收入总额比例分享、中央统一征收的税种应由中央专属立法, 但对按收入比例分享、中央地方分别征收的税种, 中央可以赋予地方在中央统一规定的范围内享有自主确定地方分享收入的比例 (税率) 的非独立的立法权。

(2) 我国工商税收分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资源税、目的税和行为税等六大系列, 立法权的划分要适应各系列的特点。

普通流转税收中, 对有形商品在生产和交换环节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应由中央专属立法, 但作为特例, 应当在中央统一立法的前提下, 赋予民族自治地区和个别经济发展滞后的省份一定范围的调整税率和减免税 (包括先征后返) 的非独立的立法权。营业税主要是对非有形商品交换的劳务进行征税的, 因此除营业税基本法规应由中央专属立法外, 对税基不易流动的征税项目, 中央可赋予地方在中央统一规定的范围内对税率进行调整变动的非独立的立法权。

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方向, 是实行中央地方按比例分享收入并由中央和地方分别征管的模式。为此, 我国可以借鉴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的做法, 即税种基本法规、纳税人、税基以及中央分享收入的税率 (比例) 由中央专属立法;中央对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各省分享收入的比例分档确定税率幅度, 赋予各地享有确定本地区适用税率的非独立的立法权。个人所得税的基本法规以及纳税人、税基应由中央专属立法。为促进资本、科技和优秀人才等生产要素流向中西部地区, 应赋予中西部地区省份 (特别是民族自治区) 对应征税额在中央确定的幅度内有一定比例减征的非独立的立法权。

财产类税收中, 遗产税和赠与税应由中央专属立法。该税种为一般财产税, 在分配、消费的最后环节征收, 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关联甚少, 全国应高度统一税制。对个别财产税, 因其税基具有不同程度的流动性, 其基本法规应由中央专属立法, 但中央应在统一立法中赋予地方制定具体征管办法的非独立的立法权。

资源类税收中, 除中央分享收入的相关税制以及税种基本法规应由中央专属立法外, 中央可以统一确定地方分享收入部分的主要税基和幅度税率, 在此基础上, 赋予地方增设税目、确定适用税率 (单位税额) 的立法权。

目的税和行为税中, 全国统一开征的税种应由中央专属立法, 但中央可以在统一立法的前提下赋予民族自治区以一定范围的调整税基、税率以及决定停征的非独立的立法权。此外, 可赋予地方自主开征地方目的、行为税的立法权。

2.确定我国哪些地方机关可以享有税收立法权

明确这个问题应考虑两个基本因素, 一是世界各国可以享有税收立法权的最低层级的地方机关一般定在哪一级;二是我国的法制状况。综合两方面因素考虑, 笔者认为, 我国地方税收立法权应仅赋予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同级人民政府。至于计划单列市、省级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同级人民政府, 以及经济特区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同级人民政府, 除全国人大特别授权外, 均不应享有税收立法权。

摘要：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划分问题, 成为各国宪法或税收基本法重点明确的问题, 我国目前还缺乏比较健全的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划分制度, 本文就我国地方税收立法权制度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问题, 做一些初步探讨。

关键词：税收立法权,资源配置效率,分税制,专属立法

参考文献

[1]周旺生.立法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2]湖北省国家税务局.税务行政管理[M].中国税务出版社, 1999.

[3]金鑫等.中国税务大百科全书[M].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