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效应（共7篇）
福利效应 篇1
农业保险的福利效应, 简单的讲就是由于农业保险带来国民收入增加, 进而增进社会福利。首先, 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 通过参加农业保险, 以少量的保险费支出, 把不可预测的农业风险损失转移出去, 并且可以把农业保险费用计入生产成本而由社会分担。农业风险发生后, 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可以获得相应的农业保险赔付, 使农民的收入有一定保障, 农业保险便起到了收入稳定器的作用。其次,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通过支出保险赔付, 农业保险对其他部门也有带动意义。
一、农业保险福利效应的表现
根据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 国民收入总量增加和国民收入均等化都会使社会福利水平提高。以此为标准, 农业保险的福利效应则表现为促进农业产业化、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实现支农性国民收入再分配以及对经济带来有利的乘数效应等, 通过这些有利影响实现国民收入总量增加或者分配均等化, 从而提到社会福利水平。
1. 促进农业产业化。
对于农业生产者而言, 农业保险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转移农业风险的财务手段。一方面, 农业生产者只要参加了农业保险, 就能以少量的保险费支出, 把不可预测的农业风险损失转移出去, 形成一种现实的互助性风险保障;另一方面, 把农业保险费计入生产成本由社会承担, 可以依靠社会力量建立起一种可靠的农业灾害补偿制度。这种分散风险、提供经济补偿的制度可以将农业专业化生产的风险转嫁出去, 降低农业投资者的风险预期, 使原本不可能进行的投资在保险保障下得以实现, 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简言之, 农业保险对社会福利产生有利影响的路径为:使农业投资者风险预期降低——投资增加——产业化程度提高——产出效率提高——国民收入增加——社会福利增加。
2. 保障农民收入稳定。
Kraft (1996) 认为, 农业保险影响农业净收入的概率分布。农民购买农作物保险需要支付保险费, 从而会减少农户可获得的最大收入, 但反过来也减少了低收入的可能性。Yamauchi (1986) 用日本Aomoriprefecture的案例来说明农业保险对稳定农民收入的好处。样本数据来自一个村庄的15个农户, 他们的稻谷在1980年由于夏季严重低温遭受了全部损失。但由于购买了农业保险, 稻谷保险赔偿额达到了正常年份稻谷总收入的64%。这个赔付是相当可观的, 不仅弥补了种植稻谷的经营成本, 还赔付了相当一部分的净利润。总之, 无论是Kraft的理论分析, 还是Yamauchi的实证研究, 都共同说明了一个事实:农业保险在灾害事故发生时可以使农民获得最低保障收入, 从而起到收入稳定器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收入, 有利于全社会的收入均等化, 从而增进了社会福利。
3. 实现支农性国民收入再分配。
农业保险作为WTO“绿箱政策”所允许的支农工具在实施过程中凸显了政府的政策补贴、调节、引导功能。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投入是政府对农业的一种净投入。而这种投入是着眼于国民经济整体的效益, 是对农业进行支持的一种补贴方式。通过这种补贴, 降低了农业生产风险, 从而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投入农业, 调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 使之趋向合理, 使得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和农业部门之间进行再分配。无论是未受灾农民和受灾农民之间、受灾地区和未受灾地区之间的再分配, 还是农业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之间的再分配, 都可以使国民收入的分配相对均等和合理。根据庇古的福利标准, 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都会有所提高。
4. 对经济带来有利的乘数效应。
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以及农业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而使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保障作用在整个国民经济内都会产生有利的乘数效应。
二、农业保险为农民保收增收保驾护航
农业保险稳定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有利于减少农业灾害损失, 降低农业生产风险, 保障农民收入的稳定。
农业保险贯彻“防赔结合”的风险管理方针, 通过保前检查、保中开展安全宣传、制定并落实防灾预案、进行安全检查、实施防灾技术等一系列措施来减少灾害的发生或者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无论是避免发生损失, 还是减少了损失, 无疑都可以稳定农民收入。
2. 有利于灾后迅速恢复生产能力, 保障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
当灾害发生以后, 通过对保险标的的施助, 一方面来减少农业灾害带来的损失, 另一方面也使农业有继续生产的后续资金, 保障农业生产继续进行, 避免“因灾致贫”或“因灾返贫”的发生。
3. 有利于保障农业投资安全, 改善农民的信贷地位和经济地位, 增加农民收入。
农业保险对农业生产的保障作用, 降低了农民对风险的预期。没有了后顾之忧, 就可以增加农业投入, 扩大农业再生产, 实现保收增收。农业保险的发展, 给有了农业保险这一坚强后盾, 农民信贷地位也得到改善, 获得贷款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这既有利于农业生产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又可以吸引农业投资, 搞活农村经济, 形成良性循环。
4. 有利于农业生产增加科技、资金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
农业保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分散农业风险的能力, 于是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新技术、新品种、新方式中去, 有利于农业向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三、结束语
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福利效应对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光给予农业保险以关注是远远不够的, 还需要社会各界给它创造一个很好的平台, 让它得到可持续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冯文丽董经纬:农业保险功效研究[J].浙江金融, 2007 (, 5)
[2]张跃华顾海英史清华:农业保险需求不足效用层面的一个解释及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5, (4)
[3]姬便便:发展农业保险为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提供支撑[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6 (, 2)
[4]梁平梁彭勇董宇翔:我国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影响的经验研究[J].管理现代化, 2008, (1)
双边市场横向兼并的福利效应研究 篇2
传统的对横向兼并的反垄断研究针对的是单边市场,主要探讨单边市场上( 1) 大企业间的横向兼并对消费者、其他生产者及整个社会福利的影响, ( 2) 资产规模、市场份额、自由进入等因素对大企业间横向兼并效果的影响,( 3) 如何对大企业间横向兼并所可能引发的反竞争效应( 单边效应与协调效应)进行反垄断规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随着网络经济的兴起与发展,e Bay并购易趣、亚马逊并购图书销售商Abe Books等一系列双边市场企业并购事件的发生对传统的反垄断规制理论提出了挑战,因为双边市场所特有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和价格结构非中性使得厂商的行为选择及其结果与传统的单边市场中的厂商大不相同,对双边市场企业间的横向兼并进行反垄断规制所应考虑的因素较之单边市场应更多、更复杂。于是,银行卡、电商、传媒等具有双边市场特征的企业间横向兼并所可能引发的反竞争效应日益受到学界和反垄断当局的重视。然而,截止目前,对双边市场企业横向兼并的反垄断规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文献尚不能清楚解释双边市场上企业间的横向兼并对其他竞争者及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也不清楚自由进入等因素的作用是否依然如同单边市场一样有重要的抑制反竞争的作用。为此,本文拟在一个四平台框架中考虑横向兼并的福利效应,尤其是对消费者面临的最终价格的影响,以期进一步丰富双边市场反垄断规制方面的研究,并对反垄断当局的相关实践提供理论参考。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于单边市场的并购理论,成本节约对价格的影响不是单调的,并依赖于交叉网络外部性。尤其是,当两个并购厂商间的距离较小时,如果交叉网络外部性较弱,消费者的福利将受损,兼并厂商的效率抗辩仍然是必要的。
二、文献回顾
自Evans ( 2003) 、Rochet & Tirole ( 2004) 以及Armstrong ( 2006) 关于双边市场的经典文献问世之后,有关双边市场理论的研究便成为学界备受关注的一个学术热点和难点问题,并主要集中在双边市场的定义与特征、双边市场竞争和双边市场的反垄断规制三个方面。因本文研究的是双边市场横向兼并问题,故下文仅对与此有关的部分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
( 一) 双边市场
1. 双边市场的定义
关于双边市场的定义,目前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就其本质而言,双边市场是一个促使平台两侧用户达成交易的中介或平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这显然无法将其与单边市场区分开来,因为有些单边市场也具有这一特性。例如,乡村自发形成的农贸集市通常被视为单边市场。为了对双边市场区别于单边市场的本质特征进行刻画,Rochet & Tirole ( 2004) 从价格结构非中性的角度将双边市场界定为: 平台在向两侧客户索取的价格总水平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能够通过向市场一侧的参与者提高价格的同时向市场另一侧的参与者降低价格来影响交易数量。若采用量化的公式可表述为: 当一个平台企业向两侧客户索取的价格总水平P = Pa + Pb不变时( 其中,Pa表示平台向用户A索取的价格,Pb表示平台向用户B索取的价格) ,Pa /Pb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对平台的总需求以及相应的总交易量。换言之,价格结构是非中性的,平台必须设计好能够将交易双方吸引到平台上来交易的价格结构。按照Rochet & Tirole ( 2004) 的定义,在双边市场上,科斯定理因双侧用户间充满外部性而不再适用于其相互间的交易( 这是双边市场的必要条件) ,标准的定价原则亦不再适用,因为在价格结构的设计中,对一侧用户的定价水平要着眼于其对另一侧用户的外部性。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平台间的竞争并不必然会产生有效的价格结构。于是,平台必须小心翼翼地考虑包括价格结构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采取必要措施来吸引和稳定平台两侧的用户,比如规定双侧用户间的交易条款,审查一侧用户的资质,制定双侧用户交易价格上限等。但无论如何,当他们采取一些措施来对一侧的用户进行限制时,这些措施必须足以对另一侧用户产生足够大的吸引力,以致于其因采取限制措施而在一侧损失的利润可以从另一侧用户数量的大幅增长中得到弥补。
与Rochet & Tirole ( 2004) 的研究视角不同,Armstrong ( 2006) 从交叉网络外部性的角度对双边市场进行了较为直观地界定,认为市场一边用户的净效用如果因另一边用户数量的增长而得以增加,这个市场就是双边市场。换言之,在双边市场上,两组不同性质的用户通过加入平台来完成交易,而平台一侧的用户是否加入该平台取决于平台拥有的另一侧用户的数量。相较于Rochet & Tirole ( 2004) 的定义,Armstrong ( 2006) 对双边市场的界定不仅直观,而且易于建立数理模型。
尽管上述两篇经典文献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对双边市场的界定也有差异,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捕捉到共性的东西。首先,双边市场的形成需要存在两组不同类型的用户; 其次,双边市场的形成能够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 最后,双边市场两侧用户各自的收益均取决于对方参与的程度,即存在一定的交叉网络外部性,且两侧用户均不能对这种交叉网络外部性进行完全内部化,而平台企业可以通过同时对两侧用户提供产品与服务将上述交叉网络外部效应内部化,这也意味着平台企业的定价结构是非中性的。
2. 双边市场的特征
与单边市场相比较,双边市场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需求、供给和多平台接入三个方面。首先,与传统市场上的功能性互补需求不同,在双边市场上,由于交叉网络外部性,平台两侧用户对平台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存在显著的基于用户基础而产生的非功能性互补需求,即整个市场的需求源于平台两侧用户各自需求的联合需求,缺一不可,平台企业的供给需要同时协调好两侧用户的需求。例如,约会网站一侧的男性用户希望通过约会网站找到理想的女性约会对象,另一侧的女性用户则希望通过约会网站找到心仪的男性约会对象,而只有同时拥有大量的男性用户群和女性用户群的约会网站才能很好地匹配男性用户和女性用户的需求。其次,与传统市场不同,双边市场中平台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由两侧用户的联合需求决定的,且平台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成本具有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特征,这就决定了一定的用户基础或客户基是平台企业获利的先决条件。平台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交叉网络外部性,通过调节价格结构和产品/服务质量来调节双侧用户的需求,从而在最大限度地满足双侧用户需求的同时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最后,双边市场上的双侧用户普遍存在多平台接入特征。尽管用户的多平台接入并非双边市场固有的本质特征,但 “这一特征对双边市场中平台企业的价格结构、竞争策略选择以及平台间兼容性选择都有一定的影响”( 周正,2015) 。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发生,关键还是由于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存在,用户希望通过多平台的接入来最大限度地获取因平台另一侧用户规模所带来的效用的增加。
( 二) 双边市场横向兼并的反垄断规制
一般而言,竞争对手之间的合并通常会引起市场力量的增强和较高的价格,从而损害消费者。但在双边市场上这个结论也许是不正确的: 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存在使得用户从平台另一边商业伙伴的增加中所得到的效用可以抵消价格上涨的影响,其结果是,兼并虽然带来平台两侧价格的上涨,但与此同时,兼并增加了社会福利而不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水平( Evans,2003) 。例如,翁轶丛等( 2003) 对具有网络外部性特征的双边市场中厂商横向并购的动机及福利效应的研究表明,先行厂商始终具有并购动机,虽然跟随厂商有可能进行兼并反击,但其市场策略受制于网络外部性的强度大小。在均衡状态下,兼并后消费者福利会降低,但是一定的网络外部性强度会提高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王国才( 2009) 基于Salop圆形城市模型,对存在网络外部性情形下的厂商横向并购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较强的网络外部效应导致较高的市场集中度,而市场集中度的增加会进一步提升社会净福利水平,最优行业结构为完全垄断。网络厂商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具有较强的动机进行横向兼并。Chandra & Collard - Wexler ( 2009) 在消费者都是单平台接入,而广告商是多平台接入( 即可以在不同的报纸上刊登广告) 的情形下研究了报纸业的横向兼并问题,结果显示: 因横向兼并而增加的集中度可能不会引起双边市场上任何一边的价格上涨,因为垄断可能会产生更低的价格。具体到读者一边,报纸商将按照低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出售报纸,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从而吸引更多的广告商,获得更多的收入; 而在广告商这一边,报纸商可以维持原有的价格不变,甚至是降低一点广告价格。这实际上就是Leonello ( 2010) 所说的价格降低的协同作用。加拿大报纸业的数据证实了横向兼并并没有导致报纸价格的上涨,许多兼并者提高了效率或是节约了成本,而低成本允许厂商保持价格稳定不变。Chandra & Collard - Wexler ( 2009) 与Leonello ( 2010)甚至认为,由于兼并平台内部化了合作伙伴平台上的价格增加这一事实的存在,平台间的兼并更有可能使兼并后的价格低于兼并前的价格。换句话说,间接网络外部性可能逆转典型合并后的激励机制,增加价格开拓市场能力。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例如,程贵孙和陈宏民( 2009) 参考Barros等( 2005)的方法研究了具有负外部性的电视传媒平台企业的横向兼并,结果表明横向兼并虽然能够带来厂商利润的增加,且不至于伤害到广告主的利益,但兼并可能会造成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下降; Przemyslaw Jeziorski ( 2014) 运用1996 - 2006 年的数据对美国无线电产业的并购效率进行了分析,解释了并购厂商对听众和广告商施行市场势力的内在动机,分解了并购后的产出变量和广告商广告供给变量的不同影响,结果显示: 1996 - 2006 年期间,听众的福利增加了0. 2% ,广告商的福利下降了21% 。
针对学界重理论、轻实证的现象,李新义和王浩瀚( 2010) 利用中国网络传媒业2005 - 2007 年的经验数据对双边市场横向兼并的定价及福利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平台企业间的横向兼并对市场两侧用户的价格无显著影响,但对兼并厂商的长期盈利能力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进而主张应鼓励中国网络传媒业厂商间的横向兼并; 马姣( 2013) 通过优酷和土豆的并购案例研究了中国视频行业横向兼并的福利问题,认为横向兼并可以降低内容及宽带成本,降低广告主的价格,提高广告数量,但用户的效用却因广告的增多而下降,不过这种效用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被兼并后视频内容的改善以及多样性等因素的作用所抵消。
随着研究的深入,Evans & Schmalensee ( 2007) 提出传统的兼并分析可能一直适用于当市场的交叉网络外部性足够低的情况,Evans & Noel ( 2008) 进一步指出,通过使用传统方法来分析双边市场的兼并问题会带来严重的错误。例如,Evans & Noel ( 2007) 对于Google和Double Click公司之间的合并进行了演示分析———这也许是双边市场兼并的第一个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依靠传统的方法将市场的双边性纳入分析将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尽管对双边市场理论的正确认识和相关的对兼并问题的预测日益受到市场监管机构、公共政策制定机关的关注( Economides,2008; 2010)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双边市场的本质并没有在决策中发挥系统作用,而是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例如,2012 年挪威Edda和A - pressed两大传媒之间的横向兼并宣告失败,因为反垄断当局给出的条件是: 在地方市场中进行有条件的结构补偿和资产分离; 德意志交易所和纽约泛欧交易所的交易在2012 年也被禁止,理由是反垄断当局认定兼并后成本的节约不足以抵消价格的上涨。显然,上述案例所体现出的反垄断当局的决策逻辑明显违背了大多数双边市场文献所涉及的理论,因为从经验研究、至少在个案研究中,双边市场的横向兼并不降低福利水平,这就提醒学界需要更进一步研究双边市场的横向兼并问题。
本研究关注兼并厂商可获得成本节约条件下的定价策略以及兼并对消费者福利水平带来的影响。我们使用Salop模型作为研究框架,假定市场的双边是完全对称的,存在局外人,兼并可以获得成本节约,并且兼并后的价格是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函数。模型在相邻兼并的前提下计算和比较内部与外部平台的最优定价,考察两种不同情形: 第一,交叉网络外部性较弱; 第二,交叉网络外部性较强。
三、研究模型
Salop模型相对于Hotelling模型而言,前者是圆形城市模型,适用于多个厂商竞争的情形; 后者是横向差异模型,适用于双寡头厂商竞争的情形。本文研究的平台厂商处于多寡头的双边市场( 例如京东、苏宁、国美、新蛋) ,与Salop模型假设更为接近,所以选取Salop模型来对平台厂商兼并前后的定价及其福利效应进行分析。
( 一) 基本假设
假定: ( 1) 在一个双边市场上有四个平台企业k ∈ { A,B,C,D} 参与价格竞争,且这四个平台企业等距离地分布在周长为1 的圆周上; 每个平台企业向双边市场客户提供同质的产品或服务,成本均为c ;Ni,i ∈ {1,2} ,表示市场某一边的客户群体。 ( 2) 平台两侧的用户均是单平台接入( single - homing) ,即只选择四个平台企业中的一家,不存在同时选择多个平台的行为。之所以假定用户的单平台接入,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一是在所有用户都是单平台接入时,不存在用户对某个平台的内在偏好,除非某一平台的另一端有较多的用户或价格较低; 二是在市场一侧的用户是多平台接入的情形下,市场另一侧的用户也具备多平台接入的激励,因为多平台接入不仅会提高用户交易成功的概率,而且使用户有机会选择费率更低的平台; 三是模型简单,易于分析。 ( 3) 假设所有平台厂商没有价格歧视,客户保留效用足够大,并且假定赶路成本为线性。
在上述假定约束下,参与平台的客户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αinjk表示间接网络外部效用,dik代表客户和平台之间距离。
( 二) 兼并前分析
每个平台都将会通过制定最优价格pik来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假设用户xiAB参与平台A或平台B的效用是无差异的,于是有:
同理可得:
联立解式( 2)- ( 5) 可得:
对平台k ,k ∈ {A,B,C,D} 而言,其i ∈ {1,2} 边的总需求为:
为了使模型易于分析,我们简化一些外生变量,令 α1= α2= α ,t1= t2= t 。由于四个平台均匀分布,k的需求函数为:
解上述方程组可得需求的价格函数为:
平台的利润函数 Πk为:
求平台k的利润最大化,由一阶条件FOC可得:
由四个平台在市场中的纳什均衡对称性,可以得到: p1A= p1B= p1C= p1D≡ p1,p2A= p2B= p2C= p2D≡ p2; 进一步利用Maple18 求解方程组,可得:
进而,平台企业的利润函数 Πk为:
四、相邻平台兼并的福利效应
在单边市场上,相邻厂商的兼并如果不是为了成本的降低,会提高整体市场的价格,但距离越远的厂商,价格提高的越不明显( Levy & Reitzes,1992) ; 相邻厂商的兼并不仅提高了兼并厂商的利润,而且因封闭效应的存在提高了外围厂商的利润,但外围厂商利润增加的多少取决于其与兼并厂商间的距离。因此,非相邻厂商兼并的动机主要是成本的节省或者是可维持的共谋,而相邻厂商兼并的动机则主要是市场势力和利润的增长。相邻厂商兼并后,兼并厂商将意识到,运用其提高了市场势力在一个地区上提高价格,将提高另一个地区的利润,因此其将提高价格,其他厂商将跟随提高他们各自的价格。那么,这一结论在双边市场上是否依然成立吗? 为了验证这一点,区分清楚双边市场和单边市场兼并的区别,接下来,我们用四平台的模型框架分析双边市场上相邻平台的横向兼并。
假设平台A和B兼并,其位置和消费者意愿均保持不变,兼并者不关闭A或者B中的任何一个平台,因此仍有八个被决定的价格。我们假定兼并厂商的成本降低了 Δ ,Δ ∈ ( 0,c) ,未参与兼并的厂商成本不变,因此有:
求平台A + B的利润最大化。由于平台A + B内部是对称均衡,平台C和D是对称均衡,故由一阶条件可得:
令式( 6) 表示兼并前后的价格差,易知: 当时,f > 0 ; 当时,f = 0 ; 当或时,f < 0 。
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的命题。
命题1: 如果相邻厂商的兼并动机是节省成本,当交叉网络外部性时,兼并厂商提高了均衡价格,增加了厂商的利润,消费者由于价格上涨,消费者剩余有所下降; 当交叉网络外部性或时,兼并厂商降低了均衡价格,增加了消费者剩余,但兼并厂商由于存在成本的节约,其利润变化不明确; 当时,兼并厂商的均衡价格不变,消费者剩余亦保持不变,但兼并厂商因成本降低而增加利润。
进一步对式( 6) 求一阶条件f '( Δ,α) = 0 ,舍去复数根,可得:
对t和 Δ 分别赋值,令t = 3,Δ = 0. 5 ,利用Maple18 函数绘图功能可以得到f的变化轨迹,如图1 所示。
由函数图像可知,随着交叉网络外部性 α 的变化,f不存在极值。
通过以上分析,双边市场上相邻厂商间的横向兼并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取决于平台两边用户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强交叉网络外部性可诱使兼并厂商降低市场价格,从而增加消费者福利,并且兼并后,兼并厂商由于规模经济而降低了成本。相反,弱的网络外部性使兼并厂商提高了均衡价格,进而降低了消费者福利水平,不过兼并厂商同样因规模经济效应而降低了成本,效率抗辩仍然是必要的。可见,双边市场横向兼并的效应远比单边市场复杂的多,反垄断当局在对双边市场横向兼并进行审查时,需要审慎地判断其可能带来的单边效应,不能简单地运用单边市场的相关理论同意或否定一起兼并案例。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某种程度上,交叉网络外部性对消费者更有利。一个基本的观点是: 强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对厂商提供了降低市场价格的激励,从而使其可以更好地从需求增长中获益。其基本原理类似于企业利润来自于成本节约的观点。弱的交叉网络外部性不能完全补偿兼并后的市场势力的影响作用,需要兼并厂商内部获得足够高的成本节约来促使他们降低价格。
由于兼并厂商和外部厂商定价策略的互补性,根据价格反应函数的斜率,外部厂商仍有可能降低价格,这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通过Salop圆形城市模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网络外部效应参数 α 对兼并厂商定价行为的影响是显著的,或者可以等价地认为命题1 的结果受到了双边市场理论的驱动。
市场结构、环境税与福利效应分析 篇3
在环境经济学文献中,对产生环境污染的外部性行为征税作为一种主要的环境规制手段一直备受关注。该思想源于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1920)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由于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的存在,企业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应根据企业排污造成的社会损害对企业征税,使得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资源配置就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人们把这种纠正外部性的税收称为“庇古税”或“环境税”。环境税在理论上是完美的,但实践中该税收的效率受到了广泛质疑。首先,污染造成的社会损害很难准确度量;其次,环境税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完全竞争市场很少存在,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对企业征收环境税带来的福利效应是不一样的。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如果仅仅考虑市场结构而言,完全竞争的经济效率优于寡头垄断,寡头垄断又优于垄断。如果将环境污染负外部性引入,这样排序的市场结构是很难成立的。这恰恰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因为现有的文献很少将市场结构和环境污染负外部性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本文将市场结构和环境污染负外部性治理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比较完全竞争市场和垄断市场条件下,对排污企业征收环境税对总体社会福利的影响,以及对企业、消费者、政府等不同经济主体的福利分配情况。研究发现,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对排污企业征收等于边际社会损害的环境税,负外部性将被企业内部化,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而在垄断市场条件下,对污染企业征收等于边际社会损害的环境税通常不会导致最优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会加剧扭曲,降低社会福利。环境税在矫正污染外部性的同时,增加了由于过低的产量水平导致的福利损失,因此它对社会福利的净效应是不确定的。
二、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环境税的福利效应
借助一个简单的局部均衡图表,可以较好地分析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环境税的福利效应。如图1所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代表性企业的需求曲线和私人边际收益曲线(PMB)重合;供给曲线反映了企业的私人边际成本(PMC),如果没有负外部性,企业的均衡产出和均衡价格分别为Q0和P0。当企业的生产导致了负外部性,排污成本被其他企业或消费者承担时,政府对排污企业征收等于边际社会损害的环境税,使得社会边际成本(SMC)等于企业的私人边际成本(PMC)加上边际社会损害,即环境税(T)。此时,社会的均衡产出和均衡价格分别为Q*和P*,通过征收环境税,负外部性被企业内部化,从而实现了社会最优配置。
由于征收环境税提高了产出的均衡价格(P*),对于消费者来说,消费者剩余将减少面积A+D;对于生产者来说,生产者剩余将减少面积B+E;而政府的税收收益为面积A+B;通过征税,有污染的产出减少,污染造成的损失减少即为环境保护的收益,即产出从Q0下降到Q*获得的环境收益为T·(Q0-Q*),也就是图1中的面积C+D+E。因此,征收环境税后的净收益为:政府税收收入加上环境收益,减去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减少量,即为面积C。
上述分析表明,对完全竞争的污染企业征收环境税可以增进总体社会福利,但净收益的大小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分担税额的比重取决于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的相对弹性。如图2(a)所示,当边际收益曲线相对于边际成本曲线弹性较大时,征收环境税提高了产品价格,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征收环境税的效果比较明显,净收益面积比较大。同时税收主要由生产者承担;相反,当边际收益曲线相对于边际成本曲线弹性较小时,征收环境税使得产品价格提高对消费者的需求影响不大,此时,环境税的效果不显著,净收益的面积较小,同时税收主要由消费者承担(如图2b)。
三、垄断市场条件下环境税的福利效应
在垄断市场条件下,企业对产品市场的垄断减少了产量,而对产生负外部性的污染企业征收环境税又进一步减少了产量,两种力量叠加使得环境税的福利效应具有不确定性。下面借助一个简单的局部均衡图表进行分析。
在图3中,代表性垄断企业的边际收益曲线(MR)位于需求曲线(d)的下方,在不考虑企业排污造成负外部效应的时候,垄断企业在MR=PMC处进行生产,产量和价格分别为Q0和P0,Q0小于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最优产出Q*,此时的消费者剩余为AP0C,企业获得的垄断利润为P0P0EFC,生产者剩余为P0EHF。当政府对垄断企业的排污征收环境税(T)时,垄断企业根据MR=SMC进行生产,产量和价格分别为QT和PT,此时的消费者剩余减少为APTB,企业的垄断利润减少为PTPTEEB,生产者剩余减少为P′THG,而政府获得的税收收入为T·QT,即PTEP′TGE,产出从Q0下降到QT获得的环境收益为EGFD。分析发现,政府对产出低于社会最优产出的垄断企业征收环境税,会进一步加剧资源配置的扭曲,增加的福利损失为BCDE。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如图4),当垄断企业的产出(Q0)高于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最优产出(Q*)时,环境税对总体社会福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征税前,总福利水平为消费者剩余AP0C、垄断利润P0P0EFC、生产者剩余P0EHF之和。征税后,总福利水平为消费者剩余APTB、垄断利润PTPTEEB、税收收入PTEPT′GE和环境收益EGFD之和。比较发现,征税前后的福利变化取决于三角形BEI和CDI面积的大小,如果三角形CDI的面积大于三角形BEI的面积,那么对垄断企业征收环境税可以提高总体福利水平;相反,如果三角形CDI的面积小于三角形BEI的面积,那么对垄断企业征收环境税会降低总体福利水平。Oates and Strassmann(1984)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各个参数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数值,进而确定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研究发现对产生负外部性的垄断企业征收环境税,使得环境改善而引起的福利增加,远远大于市场势力造成产量减少引起的福利损失。(1)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当垄断企业的产出低于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最优产出,如图3所示,此时,在社会最优产出水平Q*处,企业的边际收益小于私人边际成本,征收环境税将使企业的产出进一步偏离最优产出,造成总体福利损失增加;当垄断企业的产出高于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最优产出,如图4所示,此时,在社会最优产出水平Q*处,企业的边际收益大于私人边际成本,征收环境税对总体社会福利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垄断造成的扭曲比较小,征收环境税可以增进社会福利,三角形CDI的面积大于三角形BEI的面积;相反,如果垄断造成的扭曲较大,征收环境税会降低社会福利,三角形CDI的面积小于三角形BEI的面积。
但在垄断市场条件下,对企业征收环境税无论是增加总体社会福利,还是降低总体社会福利,都不可能实现总体社会福利的最优化,因为同时解决负外部性和垄断问题决定了最优化不可能实现,而只能追求一个次优的结果。如图3和图4所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社会最优产出为需求曲线和社会边际成本相等时的Q*,但在垄断市场条件下,通过征收等于边际社会损害的环境税解决了负外部性后企业的产出为边际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时的QT,QT总是小于社会最优产出Q*。因此,不能对垄断企业征收等于边际社会损害的环境税,而只能征收低于边际社会损害的次优环境税。
四、次优环境税的确定
社会福利最大化要求垄断企业的产出价值与生产的总社会成本(含污染造成的社会损失)之间的差额达到最大化,也就是使下面的函数最大化:(2)
式中y表示垄断者的产量水平,f(y)表示社会对该产量的支付意愿,c(y,a)表示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污染控制成本(a表示污染控制水平),D(s)表示污染排放水平为s时的社会损失。将(1)式对污染排放的单位税收t求微分,得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垄断者的目标是使利润最大化:
假定垄断者承担的税收t固定,则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将(4)式中的f(y)和(5)式中的代入(2)式,得出福利最大化时的税收(t*):
设η表示需求价格弹性,则(6)式变为:
(7)式中右边第一项表示单位污染排放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失,它等于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对企业征收的标准环境税(tc),第二项表示垄断者降低产量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可以写为ddts。由于,(7)式可以表示为:
式中P表示产品价格,MR表示边际收益,当利润最大化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MC),所以:
(9)式中右边第二项表示产量降低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它等于产品价格减去边际成本再乘以减少单位污染排放所减少的产量。因此,对垄断者征收的次优环境税要低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标准环境税。而且由(7)式可以看出,次优环境税与垄断者需求价格弹性同方向变化,需求价格弹性越大,价格和边际成本之差就越小,垄断造成的产量减少引起的福利损失也就越小。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的需求曲线为一水平线,需求价格弹性(η)无穷大,右边第二项等于零,则t*=tc。
五、结论
本文使用社会福利的短期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研究了完全竞争市场和垄断市场条件下环境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发现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对排污企业征收环境税可以增进社会总体福利水平,这支持了Buchanan(1969)早期的研究结论。但是,本文扩充了传统的研究结论——即对垄断排污企业征收环境税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Buchanan,1969)。研究发现,如果垄断产出低于社会最优产出,对垄断企业征收环境税会进一步加大扭曲,造成社会福利损失的增加;但如果垄断产出高于社会最优产出,对垄断企业征收环境税可能会增进,也可能会降低社会福利,这取决于垄断造成的扭曲程度。如果垄断造成的扭曲较小,环境税是一种有效的矫正负外部性和提高社会福利的环境规制手段。但无论是增进抑或降低社会福利,对垄断企业征收环境税都不可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优化,因为同时解决污染的负外部性和垄断造成的产出降低决定了最优化不可能实现,而只能追求一个次优的结果。次优环境税低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标准环境税,与垄断者需求价格弹性同方向变化,需求价格弹性越大,价格和边际成本之差就越小,垄断造成的产量减少引起的福利损失也就越小。
研究表明,环境税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结构。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制定差异化的环境政策工具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福利效应。如对产生负外部性的完全竞争企业征收环境税是有效率的,而对垄断企业征收环境税可能会提高社会福利,也可能会降低社会福利。因此,我们只有将市场结构与环境税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现实地解决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问题,这对实现我国经济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要：运用短期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研究完全竞争市场和垄断市场条件下环境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对企业征收环境税可以增进社会福利。而在垄断市场条件下,环境税的福利效应具有不确定性,这取决于垄断造成的扭曲程度。如果垄断造成的扭曲较小,环境税仍然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但无论是增进抑或降低社会福利,对垄断企业征收环境税都不可能实现最优化,因为环境税在矫正污染外部性的同时,垄断造成产量水平下降导致福利损失增加,所以只能追求一个次优的结果,次优环境税低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标准环境税。
体育彩票业的社会福利效应研究 篇4
1 我国体彩的性质
我国发行体育彩票是关系民生的大事, 是“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民生工程, 是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的重要保障。从国家体育总局在全国统一发行体育彩票以来, 体育彩票的发展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以成为吸引社会游资、发展体育事业、增强政府税收的有效途径, 体育彩票集消费、娱乐、体育知识、奉献于一体, 是体育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特殊商品, 也是体育文化走向大众化的有效传播手段。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 体育彩票的发展有着很大的潜力与发展空间。
2 私彩是体育彩票最大的竞争对手
据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专家王薛红曾经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结束后接受采访时称, 每年因为网络赌球, 中国有高达数千亿的资金流向境外。地下私彩、海外博彩公司等的现金流向, 事实上一直在和正规渠道争抢客户和资金。只要他们还大量存在, 就意味着我国在彩票事业上还有足够的发展空间。这种非法的博彩行为一定意义上也暴露出我国博彩法律法规的匮乏。当前我国体彩的主要竞争对手不是福彩而是“私彩”, 私彩以玩法多样、返奖率高, 成为我国体育彩票市场最大的威胁。由于私彩是个人经营不需要缴纳公益金, 也无需纳税, 有能力赋予高额的返奖率来吸引彩民。可见, 法律的漏洞无疑为地下私彩的活跃提供了可乘之机。但从市场竞争机制的角度而言, 私彩的存在对体彩实质上构成了一种潜在的竞争, 竞争机制的发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激励与刺激作用, 不断取长补短以促进自身的发展。
3 合理划分体彩收入分配比率
彩票公益金是整个彩票事业公益性质的体现, 彩票事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售彩票募集公益金。彩票公益金的主要来源包括:从彩票销售额中按不低于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公益金利息收入和弃奖收入。
从2002年1月1日起我国彩票资金构成比例为:返奖奖金比例不得低于总销售额的50%, 发行经费比例不得高于总销售额的15%, 彩票公益金比例不得低于总销售额的35%。
但相对私彩, 返奖率可达到80%甚至更多, 这种诱惑力使我们的体彩无法走出枷锁, 焕发活力。因此, 调整彩票的收入分配比例在我国就显得尤为重要, 彩票的资金分配比例主要用于这三个方面:发给彩民的返回资金、公益金和运行资本。但是这三者之间又面临着这样的矛盾:如果提高彩票的返奖率, 增加彩票的销售收入, 那就意味着国家收回的彩票公益金的份额会大大下降, 因此, 合理调节收入分配比率, 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关系到我国彩票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4 社会福利公平存在偏颇
4.1 社会福利的正效应
体育彩票筹集的资金使我国《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很好地得以实施。使我国体育事业走上了良性循环的道路, 为全民身体素质提高和竞技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奥运争光计划中, 人们所熟知鸟巢体育场、水立方游泳馆这些国际级体育建筑中, 都有体育彩票公益金的资助。体育彩票公益金为“奥运争光计划”立下汗马功劳。
体育彩票有效地促进了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全民健身关系到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先决条件就是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 而体育彩票公益金收入的60%用于全民健身计划, 为这一重大举措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其中全民健身计划中具体的使用项目分别为:全民健身路径、群众体育组织队伍建设、全民健身活动、全民健身宣传与全民体质监测。这些举措有力的促进了我国群众体育事业的开展, 间接为全民健身事业提供了物质保障, 弥补社会体育事业发展中资金不足的问题。
另一方面, 体彩的发行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群体的参与意识及社会责任感, 以体育彩票为载体, 介绍更多的体育运动项目、健身养生知识、提高锻炼的积极性等;也是宣传体育、调动大众积极性的一种直接方式。以近期的世界杯为例, 人们在观看足球赛事的之前, 必须对足球的技战术有一定的了解, 这样既满足了自己赌的天性, 也形成一种关注体育活动的氛围。
4.2 社会福利的负效应
据调查,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彩民为中低收入者, 他们成为了体育彩票消费的主力军。无论是出于投机中大奖的期望还是为满足娱乐消遣的需要, 由这部分打工者、零售商贩、进城人员等社会底层者购买彩票而形成的公益金, 能否带来社会整体福利的改进?首先, 中央集中的公益金的最大部分用于补充社保基金, 这样的做法就有“劫贫济富”的嫌疑。社保基金是为城镇居民提供养老保险的, 那些购买彩票的农民、外来工整体而言, 经济地位劣于城镇居民, 他们多数也享受不到社会保险, 补充社保基金这样的福利安排显然不是一个正的福利改进。其次, 相当一部分彩票公益金被用于城市当中的一些“锦上添花”的项目当中, 例如捐给奥运会或社区的娱乐活动室 (星光计划) , 这样的安排也与补充社保基金类似, 其福利效应大体上也应该为负。因此, 如何更好地将这部分彩票公益金能切实满足低收入群体的利益, 值得我们深刻思考。
5 建议与决策
重新划分彩票公益金的比例, 改进彩票的社会福利效应不是一件易事, 他需要政府、社会及彩民的共同协作, 也需要遵循市场的规律。因此, 一方面应逐渐吸引高收入的彩民群体, 开发具有高收入彩民特征的彩票种类。改变以吸引问题彩民博彩行为为目的的宣传手段, 应宣扬其福利及满足娱乐需要的效益。借助精彩体育赛事宣传彩票的体育文化氛围, 在大众中建立普遍的彩票认同机制, 更好的发挥体育彩票的社会福利效益。另一方面我们在公益金的分配比例上, 应结合实际, 更多关注彩民的社会地位, 为制定后期的社会福利分配方案提供前提条件。贴近底层为社会最迫切需要的人群提供相应的体育公共服务, 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参考文献
[1]刘志毅.押宝世界杯互联网彩票的“带球撞人”[N].南方周末报, 2014-06-19.
[2]卢薇.中国体育彩票市场的特性及其对策.新时期体育改革发展之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1.
[3]李海, 毛勇.调整体育彩票收入分配的可行性研究[J].体育科研, 2005-03-04.
[4]毕舸.公彩胜过私彩要靠市场竞争[N].中国青年报, 2004-03-01.
[5]张策宇.我国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分析[J].体育文化导刊, 2012 (06) :90-92.
福利效应 篇5
在2008年9月金融危机不断升级后, 为防范中国经济的下滑, 央行持续降息, 到2008年12月23日, 央行持续5次降息, 居民的活期存款利率变为0.36%, 最长时期 (五年期) 存款利率为3.6%, 五年期以上商业贷款利率调整为5.94%, 同期的住房公积金利率为当年缴存利率为0.36%, 上年存款结转利率为1.71%。在2月23日建设部公布的资料显示, 公积金第二大特征是: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增速明显放缓, 个贷率有所回落。这个特征的也许很大程度原因在于金融危机下, 老百姓购房的积极性降低, 但是在此同时是否, 由于在此轮调息过程中, 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的合理性受到了挑战呢?下文将根据武汉市的具体情况, 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案例进行分析。
2 分析案例:当前利率下的公积金的社会福利性分析
我们假设当前2008年12月23日, 武汉市25岁青年陈某以工作一年, 工作当年即以开始缴纳住房公积金, 月收入3000元, 且假设以后其收入在不发生变化, 同时不发生通货膨胀, 不记税收 (武汉市职工人均收入1392.703元, 陈某为中等收入者) , 企业与陈某分别以陈某工资的8%, (武汉市规定) 计提公积金, 假定企业与个人缴纳的公积金率相等, 即R1=R2=R=10%, 则个人与企业每月各缴纳300元, 因此如果不缴纳公积金, 陈某的实际工资为3600元。
假设在当前房地产价格调价, 陈某计划购买一套90平米的住房, 假设每平方米4000元, 现假设其有首付 (房产总值的20%) 的资金, 其他资金向商业银行进行借贷, 假设陈某信用良好, 因此其顺利获得商业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 贷款期为30年。由于是第一套个人住房, 且在90平方米规定范围之内, 因此其可获得七折优惠利率的住房贷款, 则贷款总额为:360000*80% (最高额) =288000, 贷款利率打七折则陈某获得的住房贷款利率为:5.94%*0.7=4.15%。则陈某在这30年中, 每月还款额为:W1=288000* (1+r) ^n*r/ (1+r) ^n-1=1399.9776 (元) 。
在2009年3月9日, 武汉住房公积金出台:《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委托扣划住房金归还公积金贷款暂行办法》做出相关规定, 住房公积金可用于归还组合贷款中的商业贷款, 同时如果出具相关证明可以申请使用公积金冲还个人商业住房贷款。那么相当于在今后30年中, 陈某每月的住房公积金 (600元) 可用于归还其个人商业按揭。
则陈某今后每月实际净收入为3000+600-1399.9776=2200.0224 (元) 。而如果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时, 其贷款利率为3.87%, 则每月应归还的公积金贷款额为:W2=288000* (1+r) ^n*r/ (1+r) ^n-1=1353.4593 (元) 。则陈某在30年中每月实际净收入为:3000+600-1353.4593=2246.541 (元) 。
从上边分析, 可以看到在当前的利率与政策条件下, 武汉市一个收入3000元的居民通过住房公积金的贷款所获得的收益仅仅比商业性住房贷款多46元, 相当于其进行商业住房贷款每月的机会收益率为2%, 而一般收入的职工通常并不会在开始工作时就进行贷款, 假设其在工作五年后买房, 那么将工资存入商业银行 (3600都存入, 5年利率3.6%) 的收益率比存入公积金 (3000存入商业银行, 5年利率3.6%;600存入公积金, 按利率1.77%) 时的利率之差为2.9%。
由此可见, 在当前的住房政策条件下,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收益要高于住房公积金的个人住房贷款, 或者说住房公积金带给职工的福利并不明显。
3 制度瓶颈下住房公积金的社会福利
数据表明, 在1997到2008年, 武汉市住房公积金归集额持续上升, 贷款额在2007年之前持续上升而在2008年出现下跌, 存贷额差从2005年开始出现较大差额, 在2007年缩小少许之后, 2008年的迅速扩大是2007年差额的近五倍。由此, 可以看出, 在强制性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机制下, 随着武汉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武汉市住房公积金的供应量持续上升, 但是需求量却相对而言出现下跌。在强制性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下, 职工的流动性支出带来了较大的限制, 在市场条件下, 如果要获得居民的这部分流动性, 必须付出相应的报酬。但是在“低进”而非实质性“低出”的条件下, 居民的福利并没有得到提升,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这也正说明我国住房公积金的发展体系遇到了制度瓶颈。
4 结语
住房公积金是我国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十多年的发展, 我国住房公积金实现了稳定快速的发展, 在促进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过程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住房公积金体系也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挑战。要真正的保障我国居民的住房福利, 就必须实现对当前住房公积金进行有效地改革, 根据现实经济的发展建立有效的利率浮动体制, 提供多样化的贷款产品, 建立有效地经营体制, 放宽投资领域的限制, 提高公积金的投资运营能力, 真正有效地提高居民福利水平。
摘要：在新的宏观调控背景下, 随着一系列紧缩房地产银行信贷的政策和措施相继出台, 随着市场利率的持续下调, 商业个人住房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与政策的不断调整, 作为强制性支付的作为个人社会保障体系一部分的住房公积金, 真正的给百姓带来了什么福利呢?通过对武汉市的住房公积金发展现状的分析, 通过建立相关模型, 运用福利经济学的知识对当前我国住房公积金的福利效应进行分析。
关键词：住房公积金,居民福利,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1]井欢, 白丽华.论住房公积金的风险管理[J].经济师, 2007, (3) :45-47.
[2]张恩逸.我国城镇住房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7, (2) .
福利效应 篇6
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国保障性住房已达一定规模,住房保障体系已基本建立。然而,当前受保人群的居住满意度和福利水平如何,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保障房混合建设是否降低了周边居民的福利水平?不同类型的保障房对于居民福利效应提升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于我国住房保障下一阶段工作的科学高效推进,以及保障形式的甄选与政策的修正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对社区福利的研究多是基于生活需求、人际互动、价值系统等对社区居民满意度的衡量,并提出一般社区和具体领域的社区居民满意度两大类指标用于社区居民福利评价。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经验,国内学者结合我国保障住区建设方式与现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因子分析法,或通过构建解析结构模型、OP、Logistic、HLM、Probit等回归模型,考虑住房面积与品质、小区环境、物业管理、配套设施、交通出行、社区归属感等影响因素,对受保居民的满意度和保障房居住的总体评价进行研究。周瑞雪基于感知质量理论,发现房屋感知质量、政府服务质量对满意度有正向影响;吴莹通过对公租房住户的调查研究,认为满意水平除受房屋质量、社区环境等因素影响外,政策性住房在社会标签上的污名化、社会关系上的弱势地位同样是影响满意度体验的重要因素;李辉则特别强调了住所的建筑质量和公共服务问题应当被各方单位所重视。也有学者对受保居民福利指标的满意程度进行排序,刘亚臣得出沈阳市受保居民满意度指标排序,依次是周边环境和基础设施、管理与服务、房屋概况;余劲、李梦玄等则是以受保居民入住前后福利水平的变化为视角,在森的功能和能力福利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福利量化测度。
相关研究主要针对受保居民进行福利评估,忽略了保障住区对周边居民的福利影响,且缺乏不同保障房形式的对比分析。基于此,本文借助天津市保障性住房福利测度调查,构建受保居民及保障房周边居民福利的评价体系,探讨多维视角下保障房福利效应水平现状及其成因,为完善住房保障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依据。
2 城市保障性住房福利效应评价
森的可行性理论认为:福利是很多“功能”或“能力”的集合,可通过评估这些功能性活动的组合来进行福利测度。在此框架下,基于住户对保障性住房的主观评价,从受保居民福利水平高低、配建模式下保障住区对周边居民的福利影响、不同保障方式对居民福利水平的作用大小等方面对保障性住房的福利效用进行综合评价。
2.1 受保居民福利状况度量
2.1.1 指标选取与评价体系建立
基于已有研究,选取居住条件、生活条件等6个一级指标,包含住房面积、住房区位等16个二级指标。具体指标体系与说明见表1。
(1)居住条件。选取人均居住面积、居住位置以及基础配套设施为其相应评价指标。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天津市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为34m2。考虑受保居民大多为中低收入人群,设定人均30m2为很满意的标准,而申请公租房的条件为家庭人均住宅面积小于12m2,因此设定人均12m2为很不满意的标准,并依据标准确定满意和不满意的界限值为23m2。
(2)生活条件。选取商业设施、运动设施、银行以及医院4个指标,主要依据步行/骑自行车到这些地方所用时间进行评价。
(3)教育条件。选取幼儿园、九年制义务教育及高中3项作为教育条件的指标,主要依据步行/骑自行车到这些地方所用时间进行评价。
(4)交通条件。选取居住地与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关系为其指标,依据居民到达公交站或地铁站所用时间进行评价。
(5)就业条件。选取从居住地到第二产业(工业园区)及第三产业(如基础服务业)的便捷度为相关评价指标。
(6)心理状况。社区的治安、安保状况直接影响居住质量,而与社区其他邻里之间关系影响自我福利的感知。选取社区安全性、邻里关系为心理状况下的评价指标。
2.1.2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于2014年4月选择西青区朗庭园、津南区双港新家园、南开区天华里及东丽区秋丽家园4个保障住区作为调查区域。选取小区内各个年龄层的受保居民,男女人数均分。共发放问卷200份,有效问卷为176份。
2.1.3 实证分析
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影响效用的各个指标进行评价,得出指标的隶属函数和模糊评价矩阵,最后对各级指标进行权重和数值的耦合,计算出福利效用的模糊评价值。
(1)隶属函数的设定。合理选取隶属函数是测度的关键,本文在对初级指标进行满意程度的评价时,分别设置4个状态各代表很满意、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对4种状态变量依次等距赋值,以Xij表示第i个指标的第j个初级指标的状态变量值,Xij分别为1、0.66、0.33、0,值越大表示福利状况越好。此时隶属函数为:
(2)指标的权重和加总。在确定目标和评价因素后,依据实际调研中住户对各项指标重要性排序和相应主观评价来确定权重。由于研究对象前后一致性,假定受保居民入住保障房前后各指标权重不发生改变。各指标及初级指标的权重见表2。
在获得初级指标隶属度和权重基础上,求出受保居民入住保障房前后的福利隶属度,得出福利水平的变化结果。保障房受保居民福利的变化结果见表3。
(1)居住条件。居住条件总体评价值有所提升,模糊指数上升率为57.2%。受保居民入住保障房后人均住宅面积变大,配套基础设施也较为完善,此方面评价值由此得到提升。但由于保障住区规划选址较为偏远,居住区位的评价值有所下降。
(2)生活条件。生活条件总体评价略微下降,模糊指数下降率为6.27%。通过调研可知,受保居民对商业设施及银行的依赖性最大。因选址问题,受保居民日常购物及银行存取款等出行较以前不太便捷。而运动设施模糊指数却有所提升,原因在于保障房社区内具有统一规划的运动设施,此方面评价由此得到提升。
(3)教育条件。教育条件总体评价值有所下降,模糊指数下降率为15.3%。保障性住房小区周边教育配套设施并不健全,幼儿园的模糊指数与之前基本持平,但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中的模糊指数均有所下降。
(4)交通条件。交通条件整体评价值略微下降,模糊指数下降率为6.2%。保障性住房小区周边的交通配套比较完善,与入住前福利水平变化不大。但由调研可知,现阶段受保居民更依赖公交系统,入住后地铁的使用不太便捷。
(5)就业条件。就业条件整体评价值下降较为明显,模糊指数下降率为17.8%。值得关注的是,就业条件初级指标在入住保障房社区前后的隶属度都比较低,均不超过0.5。保障房选址偏远,就业距离增加故是其原因,但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家庭其实离工业园区距离缩短,但其工作机会并没增加,此类居民大都年龄偏大,没有一技之长,究其原因乃是人力资本偏低。
(6)心理状况。心理状况评价值提升最为明显,模糊指数提升率为86.3%。两项指标模糊指数均有较大提升,多数居民认为现在的保障房小区比以前居住的住宅安全,与周围邻里的关系也比以前更融洽。
总体而言,受保居民基本福利得到保障,但整体福利水平还比较低,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6个功能指标中,只有居住条件和心理状况的模糊指数有所提升,其他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下降率最大的为就业和教育,而这些都与保障房建设中选址、周边配套设施相关性较大。
2.2 配建模式下保障性住房对周边居民的福利影响
一般认为,人们当前福利取决于当前的选择集合,可供选择的集合越大,人们就越幸福。因此,如果某个人的选择集合增大,其他人各自选择的集合保持不变,则社会福利必然会增加。这样的结论忽略这样一个因素,即一个人福利的增长对其他人福利的影响,这种外部效应是到处存在的,完全忽略该因素会产生严重误导作用。所以,要进行保障房福利效应评价,其产生的外部效应也应被正确评估,因此保障住区周边居民的福利是否受损也应是保障房福利评价的重要标准。
2.2.1 指标选取与评价体系建立
结合上文受保居民相关指标的选取,对保障住区周边居民的福利评价依据以下指标进行考核。
(1)居住资源。主要包括公共基础配套设施、社区居住环境等。因受保居民多为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其自身居住习惯难与成熟商品房小区无缝对接,可能会对商品房小区居民造成影响。
(2)生活资源。主要包括社区周边服务设施、公共物业等。混合居住区人口基数较大,公共生活资源的使用可能会出现问题。
(3)公共交通资源。对于受保居民而言,出行大多依靠公共交通,因此保障房小区周边居民对公共交通的使用可能不如其他小区那样便捷。
(4)教育资源。当城市不同收入阶层混住在同一住区时,小区周边的教育资源是否同时满足各阶层需要,中高收入阶层是否对配建教育设施满意值得考量。
(5)邻里关系。阶层的差异产生沟通的困难,心理上同样会产生相互排斥。各收入阶层居住在一起,住区成员之间的邻里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
(6)社区安全。不同阶层在言语举止、生活习惯和日常行为等方面有着较大差异,居民之间容易产生误解与冲突,因此社区安全性感知可能会受到冲击。
由于混合配建的商品房并不存在前后对比,采用模糊方法中评分定级方法进行研究。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格式,将每个问题的表述设置为4个等级,定级为L1、L2、L3及L4,采用语义学将标准划分为4个等级:好、良好、一般、差,同时为了方便计算,把主观的评价标准转化成定量数据,分别赋值4、3、2、1。设计的定级标准及评语见表4。
2.2.2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于2014年4月选择朗庭园和双港新家园两个混合住区对普通住宅居民随机调查,选取各个年龄层居民,男女均分,发放问卷200份,有效问卷180份。调查数据见表5。
2.2.3 实证分析
权重的计算与检验与上文相同,求得权重=(0.103,0.158,0.158,0.15,0.15,0.281),采用模糊法计算分值,根据统计结果得到比重向量:
根据李克特量表赋予的四个定级的分值,计算最后结果,进行等级评定见表6。
从计算结果可知,居民整体评价值为2.890,属于L2级,配建混居对他们的影响属于可接受范围。其中居住资源与教育资源评价结果为“好”,属于L1级,受到影响最小,其余4个指标结果均属于“良好”。评价最低的为邻里关系,即各阶层的融合不是非常理想,存在一定隔阂。与此同时,在调查中有一些居民表示,配建还有如下积极影响:受保居民为商品房小区提供部分低端劳动力,由此形成不同阶层之间互利模式,一定程度上促进各阶层融合;政府对配建区域统一规划,使得原来小区周边配套得到改善。
2.3 产权型与租赁型保障性住房满意度分析
随着保障性住房类别、功能不断细化,不同类型保障性住房实施效果如何?哪种保障形式更易得到认可?为此,我们于2015年5月选取秋丽家园、秋怡家园、淮盛园、郎庭园、福雅花园进行调研,样本覆盖产权型与租赁型两大类型保障房,其中,产权型保障房297份、租赁型保障房269份,因选取指标内容与上述指标类似,直接通过两者满意度比较来进行分析。
2.3.1 产权型保障房满意度概况
产权型保障房总体评价满意程度较高,49.8%的住户认可,25.9%非常认可,两者合计超过75%,但仍有13.5.%的住户表示不满意,说明仍有提升改善的空间。从构成保障房总体福利评价的各个方面看,对小区的整体满意度,包括满意和非常满意,合计68.7%,物业为55.9%,生活便利为43.8%,交通资源为31.4%,教育资源为38.7%,邻里关系较高为78.5%见表7。
2.3.2 租赁型保障房满意度概况
租赁型保障房的总体评价满意程度为68.6%,不满意与非常不满意的占比分别为14.5%、8.1%,同时不确定的人数占比也相对较高。从构成保障房总体福利评价各方面看,对小区的整体满意度,包括满意和非常满意,合计63.2%,物业为56.3%,生活便利为44.6%,交通资源为30.0%,教育资源为22.2%,邻里关系较高为70.6%,各分项详见表8。
2.3.3 受保居民满意度对比分析
产权型保障房总体评价满意超过75%,且25.9%为非常认可,租赁型满意整体为68.7%,但非常认可的仅为10.7%,同时租赁型非常不满意占7.4%,也大于产权型的2.3%。从各个组成部分可以看出,产权性保障房除了生活便利满意程度略低于租赁型外,其他满意程度均高于租赁性保障房。总体来看,租赁型保障房出现不满意的现象更多,产权型保障房更得到居民的认可。调查中发现产权型保障房更受认可的原因有二:(1)产权型保障房建筑质量、周边配套与相关管理等具有优势;(2)产权型保障房能够使受保居民对住房的占有和使用接近社会平均水平,有助于积累家庭财富,甚至提升其社会地位,增强受保居民心理归属感。
3 结论与讨论
3.1 研究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城市保障房住区选址与周边配套供应、内部环境规划与设计、保障形式匹配等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不能完全满足受保居民的实际需求,保障房福利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1)入住保障房住区后,受保居民整体福利水平有所提高,居住条件、心理状况明显改善。但保障房普遍存在选址偏远、空间失配等问题,周边的生活配套、教育、交通等条件难以满足受保居民需求,造成居民福利损失、发展权受限等消极影响;同时集中成片建设,造成低收入群体空间聚集,容易导致居住空间分异。
(2)在配建模式下,保障房周边居民整体福利评价比较好,保障住区的消极社会效应尚不明显。其中,居住资源与教育资源受影响较小,但混合住区人口基数大、人员素质等问题对小区整体品质、周边配套造成影响,其中生活配套与公共交通资源受影响最为明显;居民在邻里关系和安全感知层面评价较低,社区真正融合存在困难。
(3)不同类型保障性住房给居民带来的效用影响不同。由于产权型保障房能够带给居民较强的心理归属感,因此相对租赁型保障房能够得到更多受保居民的认可。然而,现阶段居民难以根据自身现状自主选择保障形式,多层次、更灵活的住房保障形式还有待完善。
3.2 政策思考
城市居住空间既是一种“地理空间”,也是一种“社会空间”,保障房建设不能止于“提供住房”,更要考虑其社会发展权,切实满足受保人群的实际需求。当前,我国基本住房保障体系已初步建立,如何进一步优化与完善住房保障政策、助力保障房后续运营工作的科学高效推进是当前工作之重。
(1)优化城市资源公平分配机制,关注受保居民发展权。从2008年大规模建设保障房至今,经济适用房的空置率高达22.3%,造成高空置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保障房选址偏远、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不完善等。《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家庭年总收入最高的25%家庭拥有经济适用房的比例达3.2%,比中低收入家庭高出近1个百分点,且27.5%的比例处于空置状态,经济适用房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和“错配”现象,未能充分发挥其社会保障作用。因此,应当积极推进城市资源公平配置,保证受保居民住、医、教、文、娱等方面的健全与便利,为其创造良好教育、就业发展机会。同时,制定后期保障住区发展规划,避免出现空间分异、社会隔离和贫困的代际传承等现象,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给予受保人群均等的社会发展机会。
(2)结合城市住区推广街区制,推动保障房住区与社区融合发展。2016年2月21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新建住宅小区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开放式街区制的优点就是资源共享,增强社区活力,对于均衡区域公共资源供给、完善配套、建设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具有重要作用。借此,鼓励和引导保障房相对混合布局,营造互动的邻里社区,增加不同阶层之间认同感,促进保障住区与社区融合发展。
(3)构建具备时代特色的新型住房保障体系,扩大保障范围,转变保障方式,提升城市居民社会福利和住房保障绩效。
第一,弥补制度漏洞,归并住房类型。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保障对象、保障范围和保障形式日益多元化,未来将重点解决两个层面“人”的居住问题。一个层面是“新人”,即外来人口;另一个层面是“老人”,即原有城市居民中低收入群体、特困群体、夹心阶层。首先,逐步推进住房货币化补贴,给予居民居住选择权,消除社会隔离;其次,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满足夹心层及外来人口需求,稳定房价预期;最后,积极探索共有产权住房建设,实行“先租后售、租售并举”,既与保障体系相衔接,又具有转化为商品住房的渠道,使居民量力选择支付,集聚家庭财富,分享产权住房价值增值,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第二,建立梯度、多元化供给体系。除政府供给外,引导第三方、非营利机构等参与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建设或运营,积极盘活存量住房,促进保障房与租赁市场对接等。
摘要：住房保障的主体是人,度量受保居民及周边居民的福利变化和保障房政策绩效,对于推进保障性房建设,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天津市受保居民及周边住区居民福利评价问卷调查,对比分析不同保障形式的居住满意度,使用模糊评价法对其福利水平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受保居民的居住条件、心理状况有明显改善,但其他条件均有不同程度恶化;配建模式下邻里关系水平偏低,不同社区融合存在困难;产权型保障形式更受偏爱。未来的保障房建设应从关注受保居民发展权、维护城市资源公平分配、推动保障房住区与社区融合发展、优化保障形式及多元供给等方面加以完善。
福利效应 篇7
一、中职教育免费的理论依据
（一）中职教育是混合产品
公共产品是指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 无法排除他人参与共享的商品。 (1) “私人产品是一旦被某个人消费, 其他人就不可能再消费和从中获得效用的物品和服务。” (2) “混合产品是指不完全具有纯公共产品或纯私人产品性质, 又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具有这两种物品性质的物品和服务。” (3) 中职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增加社会福利，形成对社会的正外部性。中职教育是混合产品，当受教育者规模没有达到均衡点之前，中职教育不具有竞争性;当受教育者规模超过均衡点，其就具有竞争性。
（二）中职教育具有正外部性
外部性指的是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效益。 (4) 中职教育在技术上可以实现排他, 但其会产生正外部效应，是具有正外部性的混合产品。中职教育的正外部性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中职教育的正外部性表现为人才培养功能和国民经济促进功能。中职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中职教育能够改变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带来的社会福利效应，全体国民都可以免费地获得。
（三）部分具有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正外部性是中职教育免费的依据
中职教育是具有正外部性的混合产品，可以通过收费等方式实现排他。由于中职教育具有正外部性，政府财政必须给中职教育补贴。不同的时期，中职教育具有的公共产品属性和正外部性强度不同。计划经济主导的时期，中等技能型人才作为国家人才，由国家计划分配，收益归属国家，个人收益不明显，中职教育实行免费。
二、中职教育的福利效应
（一）增强中职教育的吸引力
中职教育实施免费，能够增强中职教育的吸引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在国民心目中占具着主导地位。中职教育培养中等技能型人才，毕业后从事技能型工作。从获得的收益和发展前景看，中职学生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不被国民看好。并且，随着受过高等教育人才供给的充足，中职学生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进一步弱化。“学生就业困难、就业后的收益率不高和毕业生深造空间狭小，导致中等职业教育面临一些困境。中职教育免费通过降低入学的经济约束条件，提高个人收益率，增强中职教育的吸引力。”
（二）增大中职教育财政供给
中职教育实行免费，政府需要加大对中职教育的财政供给。中职教育收取学费，其实质是中职教育的成本由学生、家长和政府分担。受中职教育个人收益率和就业后所从事职业的社会地位的影响，中职教育吸引力不强，中职教育招生困难，学生规模难以达到社会的需求。中职教育实行成本分担，学生和家长分担教育成本的总量受规模的限制，难以回收。中职教育实行免费，其本质是政府分担了学生和家长承担的教育成本，中职教育财政供给必然会增大，这样有利于中职教育的发展。
（三）增大中等技能型人才的供给
在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全面提高国民素中，中职教育具有将中国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的优势，具有改善劳动力结构的功能。中职教育的发展有助于扩大中职学生的招生规模，有助于中等技能型人才培训的开展，有助于实用技术培训和劳动力结构调整的培训。中职教育一旦免费，就可很好地鼓励人们积极接受中职教育，改变目前职业教育不入流，优质生源不足的问题。中职教育免费破解了市场经济的失灵，建立和维护了良好社会经济运行秩序。免费使中职教育规模扩大，增强了中等技能型人才的供给。
（四）增大中职教育的社会效益
实行中职教育免费为科学技术教育服务体系均等化的实现提供了重要途径。它有利于提高我国职业教育水平，有利于提高我国劳动者素质，改善我国劳动力结构上存在的问题，也有利于增加不利人群的收入，保障国民权益，促进社会和谐，充分调动不利人群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摘要：中职教育免费已经成为国策, 部分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正外部性是中职教育免费的理论依据。增大中职教育财政供给, 增强中职教育的吸引力, 增大中等技能型人才的供给, 增大中职教育的社会效益是中职教育免费的福利效应。
关键词：中职教育免费,理论依据,福利效应
注释
1 [美]保罗·萨缪尔森, 威廉·诺德豪斯 (萧琛, 等译) .宏观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6.48.
2 毛程连.中高级公共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94.
3 毛程连.中高级公共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