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研究（精选12篇）
福利经济学研究 篇1
新中国成立以来,兴建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库,在防洪、发电、灌溉、供水、生态等方面发挥了巨大效益,但由于水库移民前期补偿标准偏低、后期扶持政策不统一等原因,严重影响移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移民的脱贫解困。库区移民与其他农民相比,属于非自愿经济性移民,需离开原址进行生产生活,库区移民后期扶持状况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张津瑞、段跃芳通过问卷调查、座谈和入户访谈的方式,了解移民生产生活现状、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情况以及移民对后扶政策的满意程度,对后期扶持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王沛沛通过对温州地区的调查,采用定量的方法探讨了后期扶持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的影响,得出后期扶持应加大对移民人力扶持以及生产开发性的投入。特殊困难移民是库区移民中的短板,其生活质量远低于原本就贫穷的库区移民,笔者以阆中市特殊困难移民整体解困规划为例,探讨库区后期扶持政策中的移民的福利改进。
1 库区特殊困难移民福利改进的理论分析
福利经济学认为,社会福利首先取决于所有社会成员个人福利(或者个人效用)的大小,如果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人福利都增加,那么社会福利也就增加。帕累托标准是福利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福利标准之一。帕累托认为,因为某一很小的变动使所有人的福利都增加了,该状态就是好的;所有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部分人福利增进的同时部分人福利减少了,这两种状态就都是不好的。因此改变特殊困难移民的贫困状况,增加移民的个人福利,也是增加全社会福利的一种方式。
库区特殊困难移民的福利与生存环境紧密相连,当库区移民由于国家水利工程建设被迫搬迁时,其福利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原来的生态福利不复存在。新的生态福利需要政府以及相关方面的支持,并非自然形成,因此,国家和政府成为库区特殊困难移民改进福利的领导主体。
阆中市的现有大中型水库6座,目前阆中市水库移民人口分布在35个乡镇(街道),有已登记享受移民后扶和正在登记核实的移民人口1.8万余,其中特殊困难移民12741人。移民后期扶持工作应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为此,有必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解读后期扶持政策的理论依据,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移民的后期扶持方案。
2 基于福利经济学的特殊困难移民后期扶持方案
阆中市以移民的整体福利改善为目标,计划于2015~2017年期间通过资金直补和项目扶持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大中型水库特殊困难移民生存资源匮乏、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差、库区和安置区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实现12741名特殊困难移民的整体解困。扶持方式主要分为资金直补、住房建设、生产扶持以及家园建设等方面。
2.1 资金直补
资金直补采取现金直补到人的方式,按每人每年补助600元的标准发放,可使移民直接受益,且中间操作环节少。资金发放用于移民生产生活补助,可以帮助移民解决基本温饱问题,提高移民生产生活水平。据移民人口登记调查,全市总共有12741人可纳入资金直补对象,每年需直接补助资金764.46万元。
2.2 住房建设
解决12741名特殊困难移民的住房问题是改进其基本福利的重要方面。阆中市特殊困难移民的住宅大多破败老旧,加之人多地少,不能占用过多土地资源。结合避险解困工程,大力实施安置点建房和集镇购房,以期改善特殊困难移民的居住条件。根据移民不同的搬迁安置意愿,主要实施项目包括改造危房480户,由政府统一规划设计,移民分户建设住房24826.34m2,对于少数经济条件较好的移民,选择就近前往集镇购房的方式进行安置,共计购房15784m2。
2.3 生产扶持
在实现住房保障的前提下,改进移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帮助移民实现增收创收。在生产方面,阆中市移民村的现有主要水利设施大多年久失修,水利灌溉条件差。农田水利方面进行中低产田改造27.73hm2,土地整理113.33hm2,修建蓄水池97口,新建渠道39.5km,维修、改造山坪塘45口等;通过帮助移民发展养殖业和种植业,共安排川明参、核桃、蔬菜、药材等种植666.67hm2,养殖生猪、牛、羊等2万余头,鸡鸭小家禽10万余只。
2.4 设施配套
进一步加强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改善特殊困难移民生产生活条件,为特殊困难移民同步实现全面小康打下坚实基础。进行打井、水井维修项目,新建高位水池3口,新建、改建输水管网4.96m、给水管网3.6km,新建沼气141口,天然气979户,建设加压站4个,修建村道71.13km、车行道路2.71km、社道35.17km、便民路26.5km、人行道路1.87km、桥梁三座、沿河路13.48km。规划变压器3个,弱电管线、输电线路共6.19km,电话交接箱共5座,进行农电改造756户,村级服务中心及村级活动室15个,新建健身场所10个,电灌站7处,路灯34盏。环境整治方面进行垮塌整治4000m,内河治理两处,绿化面积1522.49m2,污水管网8.14km,雨水管网2.72km,化粪池4个等。
3 提高特殊困难移民福利的建议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对提高移民生产生活水平和维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厘清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思路,解决特殊困难移民存在的问题,改进移民的基本福利,并最终将政策转化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1 认真落实库区移民后期扶持政策
目前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工作仍以政府主导管理为主,主要方式是以资金直补和项目扶持相结合。为促进移民的可持续发展,需转变后期扶持观念,探索更好的可持续发展的移民后期扶持方式。一方面,提高后期扶持直补标准,目前实施的直补资金数额偏低,随着物价的上涨,有必要提高直补资金的补偿标准,满足移民的基本生活所需。另一方面,由于后期扶持的对象仅限于房屋搬迁的移民以及安置区的移民,对于安置区的非移民不能享受国家扶持政策。在制定扶持方案时,既要突出特殊困难移民这个重点,也要兼顾其他移民和非移民群体,尽量避免不同群体之间因政策差异而造成矛盾、甚至影响社会安定。
3.2 科学安排库区移民后期扶持项目
近年来,国家对库区移民的扶持项目较多。在规划扶持项目的时候,要避免项目的重复规划,资金的重复使用,浪费财力物力。针对不同的移民村组,项目安排要充分结合移民意愿和实际情况,实现后期扶持项目的组合优化。依据移民的自身能力,在解决基本生产生活的基础上,合理安排产业,不能单纯依靠产业带动发展。提升移民的素质是关键,要提高就业教育培训的比重,鼓励引导移民通过知识劳动摆脱贫困,适量发展精细种养业。在项目规划到项目实施的过程中,严格项目跟踪,确保项目的有效实施。
3.3 积极整合、统筹利用好移民资金
在资金管理方面,部分后期扶持项目的资金来源除国家专项资金外,还需要一定的省级及市级部门筹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在资金的落实方面会呈现一定的问题。各级政府要在每年财政的支农资金中,增加移民后期扶持建设资金的支出比例。同时在项目开展过程中会同相关部门,做好整合资金的筹措和使用,做好财政、移民、水利水电、交通城建、救济救灾、社保医保、教育、就业等部门的统筹协调,形成移民群体与社会各个方面通力合作、协调发展。
摘要：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在我国水库移民安置工作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一项改善移民生活生产条件的民生工程。特殊困难移民属移民后期扶持中的重要人群,通过对特殊困难移民福利改进进行理论分析,并结合阆中市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特点,从扶持政策、项目安排、资金管理等角度提出提高特殊困难移民福利的建议。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移民,脱贫解困
参考文献
[1]侯璐璐.我国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经济学分析[J].人民长江,2009(01):94-96.
[2]张津瑞,段跃芳.水库移民后扶政策实施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财政,2013(06):51-52.
[3]王沛沛.后期扶持对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的影响[J].生态经济,2015(05):170-174.
[4]林乐芬,葛扬.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的失地农民补偿问题研究[J].经济学家,2010(01):49-56.
[5]厉以宁,吴易风,李赘.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5.
[6]张敬光.科学发展中移民后扶工作的思考[J].四川水利,2010(01):10-13.
福利经济学研究 篇2
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不同制度系统之间的竞争。
在吸引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本和企业方面，有些规则系统已被证明是成功的，而那些屈居下风的国家则开始努力仿效成功国家的制度。
国与国之间很大程度上将的是制度竞争。
尽管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制度的竞争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客观存在，并且愈演愈烈。
有人讲21世纪世界的竞争将是制度之间的竞争。
谁的制度好，资源就会流向那里。
人才、资金和技术等都会流向那些制度环境好的地方。
我国加入WTO后，制度竞争对于我们的挑战更加明显。
认识制度的重要性，是我们寻找一种好制度的前提。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制度 现实意义 规则
新制度经济学是科斯、诺思、威廉姆斯、阿尔钦及德姆塞茨等人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而建立起来的一门学科。
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当代微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分支，并且逐步融入主流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有利于分析我国新旧体制转型的过程及其转型中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关于新制度经济学我读了卢现祥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到：一是对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基本观点进行详细的介绍和研究，如制度的构成与制度的起源;制度的变迁与制度创新，包括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制度、产权与国家理论;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自科斯以后，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威廉姆森关心的是产权和交易费用研究体系，也就是以科斯理论为基础的一脉。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里，到处可以看到制度、交易成本和经济成果之间的相互作用。
二是在此书中重点探讨了制度分析的三种方法，即交易成本方法、利益集团方法和寻租方法。
利益集团理论和寻租理论可以解释历史与现实中低效制度、无效制度甚至掠夺型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这种制度分析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
总结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低效制度、无效制度甚至掠夺型制度形成的经验教训更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中，人们对有效率的制度研究比较成熟，但对低效、无效制度甚至掠夺型制度形成的原因和机理知道的相对较少。
有新闻报道称国人在那曾因为偶尔的一次闯红灯而引来一大串麻烦的事情，不仅有信用卡申办时的影响，就连出入境也变得不再方便。
要知道，当时的十字路口没有警察，没有同行的车辆、行人，也没有摄像镜头的抓拍，只是在一段极为普通的乡间小路上。
国人的穿越本应是理所应该的事情，只是非常不幸的被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太太看见了，而碰巧这位老太太还十分的特殊(也许仅仅是习惯)。
可以分析一下：在短期博弈中，老太太的行为无疑是很不理智的`，因为她并不能直接从这次决策中获得收益，反而可能涉及到很多成本，包括举报上金钱方面与时间方面的付出，包括可能遭受到被举报者的打击报复，包括来自家人的不理解等等。
但是，从长期看，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老太太的行为无疑具有正外部性。
因此，倘若条件允许，相关部门在严惩违规者的同时，还应该对老太太进行奖励，以激励其行为，进而形成社会上遵守交规的风气。
这里给我们了一个启示，制度的产生来源于现实生活的需求，但是制度也同样需要精心的维护。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享受到制度所带来的便利。
当然在国家层面上制度的形成也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引入制度经济学以来。
制度经济学正日益得到经济学界和国家决策机构的认同和极大的关注，制度经济学概念也日益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成为指导和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方法和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在中国更有市场，是因为它更适宜用来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
首先，经济改革的本质是改良旧制度的形式、产权结构和组织安排，寻找和构建一种更有效、更能节省交易费用的新的制度形式、产权结构与组织安排，使其更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制度的演进与优劣的经济学。
其次，制度经济学比较古典经济学更能从理论上解释中国的现实现象。
新古典经济学是在给定产权制度是私有产权制度，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主要研究市场制度下得价格体系在资源最优配置中的作用。
但在中国的现实状况是：经济制度不是完善的或给定的经济制度而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一个演进过程。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我国经济转型、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
具体表现在：一应用制度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促进国企改革;二是运用产权理论及其模型促进经济改革和制度创新、制度和产权结构;三是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及其模型促进经济改革和制度创新;四是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不断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秩序。
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为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实践机遇。
我们期待着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得到新发展，并能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有效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借鉴。
参考文献：
[1].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
[2].马智胜、李兴平.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探讨[J].1006-502401-0005-02
[3].王建国.新制度经济比古典经济学在中国更有市场[J].财经问题研究..(10)
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探析 篇3
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即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这里所说的具体，是指文中提到的表象的具体等。可见，这里的具体即是对存在于客观对象表面的、人的感官能够直接感觉到的具体实在的反映。而这里所说的抽象，是指文中提到的抽象的规定、简单的规定、简单的抽象、简单的概念、比较简单的范畴、比较简单的关系、简单的经济范畴、简单的东西等。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中的抽象，是相对于表象具体而言的，是从研究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抽出本质属性而形成的概念。作为概念、范畴，它已是理性认识的东西。马克思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查起来，这是错误的。”所以，在没有对人口进行逐层分析之前，它只是一个空洞的抽象。
这就告诉我们，要认识一个事物，就要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的联系，而不是事物的片面的、现象的、外部的东西。倘若我们不知道对象的本质是什么，它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这些要素相互关系怎样，它们的生存条件和发展过程如何的时候，它就只是一个关于整体的混沌的表象。因此，我们只能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研究和说明对象。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里所说的具体，是就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而言的，它不再是感性的具体，而是理性的具体，即文中提到的思想具体、思想总体、思想整体、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精神上的具体、具体的范畴等。
二、科学抽象法的误区
将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当成认识过程的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是错误的，原因是：第一，这里说的是理论思维的方法，是揭示科学真理的方法问题，即运用思维来掌握和再现具体的方法问题。事实上，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就已经超出了感性的范畴。毛泽东指出：“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做出合乎伦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
第二，列宁指出：“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显然，这里的抽象就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抽象，它是不能通过感官直接感觉到的。事实上，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过程，就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这已经包含了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抽象上升到具体则蕴含着抽象概念的进一步凝练和深化，所以这两个阶段与两条道路或两种方法没有对应关系，不可相提并论。例如：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各种形式的占有—占有—资本主义占有、各种货币表现—货币—资本主义货币、各种具体劳动—劳动—资本主义劳动等，都是科学抽象法的具体运用，这里所涉及的概念前者是感性认识，是表象，后两者则均属于理性认识的范畴。这一认识过程，第一阶段是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是具体上升到抽象；第二阶段是理性认识形象化、具体化及精确化的阶段，是抽象上升到具体。
三、正确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第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过程，似乎不直接同外界的具体事物发生关系，但它却必须从实际出发，整个过程也不能脱离实际。一切概念、范畴、理论等都是对在实践中所获得的丰富的经验材料进行加工的结果，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
第二，从最简单的范畴上升到复杂的范畴，从最抽象的规定上升到具体的定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有时也被称为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就是说，范畴的逻辑顺序应当和历史的发展过程相一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过程，是以反映对象本质的抽象规定为逻辑起点的，因而找到这一逻辑起点就显得十分重要。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这一逻辑起点应该与特定对象的历史起点相一致。在分析具体问题时，该起点还需与历史的起点相一致。
第三，必须搞清楚作为起点的抽象规定和一系列后继的各个规定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实现从起点到终点、由抽象到具体的上升过程，才能把反映具体对象的诸多规定综合成一个有机整体。
外语经济学与语言经济学比较研究 篇4
从20世纪初开始,伴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学科的思想家对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的思考不断推向深入,人们开始觉察到语言的束缚以及所用语言的困惑,因而自然而然地从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的不同研究视角同时发现了语言问题。最早开启“语言转向”的是在哲学领域和语言学领域,例如奥地利哲学家弗雷格,他从研究逻辑和数学中开始关注并思考语言问题;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从对世界的本体论的逻辑思考逐步转向到了对日常语言的反思;语言哲学家奥斯汀等进一步推进语言转向并使其成了当代哲学中最蓬勃兴盛的一维“研究向量”;哲学家海德格尔从自己的哲学思考视角把对语言的反思回归到了哲学的本体论诠释。于是在近代和当代诞生了诸如索绪尔、布龙菲尔德、萨丕尔、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等国际语言学界的思想大师。然而,在经济学领域里,经济学家却似乎很少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直到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才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后来,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人们把“语言转向”看成是经济学作为分析人类经济和社会行为及其后果的一门学问之本质的自然延伸以及其理论向深层推进的一个自然结果,同时,这也为语言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和社会科学背景和哲学方法论支撑。
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引领各学科进行深层次研究。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围绕着语言研究,一方面是语言学研究出现了一些分支,另一方面是应用语言学也出现了很多分支,这两项研究在不断取得新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后者。因为,如果说语言学研究仅仅依靠其内部因素就能够使得以研究自身并取得一定成果的话,那么应用语言学研究则需要借助其外部因素,借助其他学科才能够得以存在并得以研究其自身。因此,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涉足了很多其他学科或领域,然而却没有涉足经济学科,也没有一个分支直接或间接地涉足经济领域。不论是语言学还是应用语言学,它们给人们的感觉都是语言研究、语言学研究和应用语言学研究,统统与经济以及经济学毫不相关。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语言转向”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背景下和在哲学方法论支撑下,世界上才开始有学者提出并研究语言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的学问。
提起“语言经济学”,无论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还是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都有所关注乃至有所研究;而“外语经济学”则鲜为人知,更有甚者把“外语经济学”看成是“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出现这样一种看法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语言经济学”已经早已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一直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并且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二是“外语经济学”几年前才提出来,是土生土长的,国外几乎没有关注并研究,自然对国内没有产生影响;三是外语与语言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人们自然会把外语纳入语言的范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人们经常提及的“语言”通常是索绪尔的“语言”。他认为,在各种具体的语言之上,还存在着一个人类的具有普遍性的“语言”,这就是“普通语言”。上述有关语言的定义都是“普通语言”的定义,也可以说是抽象语言的定义。语言学研究,作为一种有关语言理论的系统研究,是建立在普通语言或抽象语言的基础之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索绪尔从学术上称为“具体语言”。对一个民族而言,“具体语言”也可以称之为“母语”。而“外语”则正是相对于“母语”的语言。所以,索绪尔所指的“语言”不是我们所说的“外语”,我们所指的“外语”也不完全是索绪尔所提出的“具体语言”。
上述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 “外语经济学”不是“语言经济学”,它们彼此具有相关性,但又是互不隶属的两个交叉学科。
二、外语经济学及其研究范式
(一)外语经济学研究现状
外语经济学的提出及其研究起步很晚,始于21世纪初,而在我国尚未引起语言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关注。
为什么或基于什么提出外语经济学?庞加莱早就说过:“人们不能互相理解,因为他们不讲同一种语言,并且还有人们不懂的语言(Benacerraf ﹠ Putman,1983,中译本,102)”。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人们的语言密切相关,都需要有语言,而且对于人类的个体或群体都需要讲同一种语言才能共同开展交流与交易。我们假设在个体与个体之间或在群体与群体之间或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建立在不同的语言基础之上,那么,对于某个个体或某个群体而言就需要解决另一门语言问题,即外语问题。然而,人类自从开始研究经济以来,没有哪个国家经济学专家或学者把其母语作为经济理论模型中的变量,更没有把外语作为经济理论模型中的变量。中国也是如此。在今天,中国国民经济对涉外经济的依存度很高,没有外语,涉外经济就无法进行。经济学界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经济现象总是发生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在西方重要的、必需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在中国不见的重要;在西方无足轻重、可以舍掉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就不重要”。中国由于其自身经济发展特点和语言特殊性使其经济构成要素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外语是中国涉外经济活动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特殊因素,但外语从来不是西方国家经济构成要素。外语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无形的社会资源和有形的经济资源,可是长期以来,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语言学界几乎始终把外语看作单纯语言而没有把它看作是经济因素予以关注和研究,甚至把外语直接等同于母语,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国内学者较早地提出了“外语经济”和“外语经济学”的概念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张德富,2004;2005;2009;2010),初步分析了外语经济学形成的背景和研究了与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特别是与语言经济学等等的关系与区别,进而较为明确提出了外语经济学的学术概念、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前景。其主要观点:“我们假定把外语看成是经济因素,那么外语经济学便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里所说的外语既不是语言学研究定义的‘普通语言’,也不是其‘具体语言’,而是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三者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不是外加的,而是固有的。在涉外经济框架下,外语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它的本质不是语言的,而是经济的,存在于内而非游离之外的因素,贯穿于涉外经济的始终,也贯穿于具体的对外贸易的始终。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封闭的和独立的系统,在其内部消除语言固有差异、避免新生差异、优化价值取向、合理配置资源,保证涉外经济的良好运行和发展;而在其外部,有自然接口或界面,与语言环境、社会环境、政策环境、业务环境、人员环境相连接,同时也与外语教育、母语地位密切相关。”对外语经济学内涵的界定不仅从分析、研究层面上提出了一个较为准确和科学的学术概念,而且为全面、系统研究外语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二)外语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从上面的定义使我们能够知道,“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是涉外经济活动中外语因素的总和。外语是两个不讲同一种语言的个体之间或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交流或交易的桥梁,如同在一条江河之上架起一座桥梁使得两岸居民能够进行交往一样,使得他们具备彼此间进行交流或交易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基本条件,两个不讲同一种语言的个体之间或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交流或交易则无法进行。外语在涉外经济活动中作为一个因素更像是汽车的发动机、飞机的引擎,汽车没有发动机不可能行驶,飞机没有引擎不可能飞行,涉外经济没有外语就无法运行和发展;而保证外语这个“发动机”或“引擎”在涉外经济活动中的运行速度和质量,一方面是外语人的本质,另一方面是外语人的言语行为。外语是涉外经济活动中的自利经济行为者,它有能力和理性对效益和价值形成理性的最佳化预期。事实上,一方面外语人的言语行为一直受到无形的内在制约,另一方面人类的任何个体或任何民族由于受人类本能行为的反制和受自己民族种种约束的内在制约,人类因此不能也缺乏完全理性。正因如此,表面上的语言问题导致实质上的经济问题。这样,我们围绕外语经济学研究,暂且将其分析研究初步假设为以下四大命题:
1.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是一种劳动。在涉外事务及活动中始终存在并活跃着一支预先经过专门学习或训练掌握并使用某一门或某几门外国语言的外语人(不管是专职的,还是兼职的),通过他们口头的语言互换或书面的语言互换使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得以进行交往、交易。所以,语言与语言之间的互换是一种劳动,也是一个过程。这种劳动的目的在于为双方架起一座能够共同认可和共同理解的语言桥梁。没有这种劳动及其过程涉外经济活动就无法进行。然而,问题是这种劳动必然会使交易一方或双方要付出代价:一是增加外语人的福利待遇,二是提高交易费用,三是加大交易成本,四是交易时间也会增加一倍甚至更多。人们之所以宁愿付出代价,是因为在这个劳动过程中交易的任何一方都有语言与语言之间互换实现与母语等值或接近等值的预期,以此来进行并实现交易。可事实上,由于以下两个基本原因,人们很难实现语言与语言之间互换实现与母语等值或接近等值的预期:第一个原因,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以自己的形式而存在,任何一门外语与母语相比之间无疑在词汇、语言特征以及语法结构等形式上有所不同,这说明语言与语言之间存在先天性差异;第二个原因,任何一门语言都是伴随着一个民族的起源、进化和发展而产生、演变和发展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始终是适应自己民族的发展和需求。一个民族的语言在人类社会中生成、存在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其历史原因、所处地理位置、客观条件、人口数量、周边环境以及内部秩序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承载着人类共同的“东西”之外,同时承载着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并逐步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道德的、法律的、信仰的规范和制度的、组织的、习俗的社会机制以及市场秩序的、商业惯例的、制度规则的经济制序以及不同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等约束(以下简称约束)。这些约束都蕴含在自己民族语言之中并且通过言语活动为其存在和进化,反过来又借助其语言进行各自界定,进行各自表述,进行各自约束。一个民族的语言已经成为自己民族生存、交易和发展的特有媒介和主要维度。但是,这些都蕴含在自己民族语言之中并且通过言语行为为其存在和进化的约束往往都是非透明的和无形的。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是这样,对另一个以及对其他所有民族的语言也是如此。因此,在涉外经济运行过程中,对于语言与语言之间的互换,处理了形式和体系问题只是总体问题当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处理相关民族语言中蕴含的与自己民族语言所不同的约束。因为“在任何语言中,人们交谈时所用的词语的语义都非常灵活且有时会超出说出的话的字面或话语意义,甚至意义完全相反”,貌似相等的形式存在的差异,实质导致在讨论、研究、描述以及理论再现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的形成、类型、结构、演化和变迁以及社会生活秩序机制等内涵方面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两个基本原因将导致我们自然需要研究外语,即研究语言本身。但是,这种研究是一种从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语言学研究思路中剥离出来的语言研究,既包括外语在涉外经济领域里的应用特点及其规律研究,更包括外语与母语各自不同的语言构成形式和语言构成体系之间的先天差异。同时,这种研究还在于如何避免外语与母语在互换过程中或然出现的新生差异。
由于客观上存在母语与外语之间的先天性差异以及母语与外语之间互换抑或出现的新生差异,导致在涉外活动中会经常发生有形或无形的碰撞和冲突,进而不是间接地而是直接地影响涉外活动。所以,这种劳动表面上是一种语言互换,实质上是消除先天差异和避免新生差异,从而使语言与语言接近或尽可能实现等值或接近等值。
2.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受外语人本质的驱使或反制。外语人的本质也就是人的本质,它在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过程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民族性,人类本能和理性。
第一个方面是人类民族性。索绪尔认为,语言与心理有关联,语言是一种心理现象,语言的符号系统是一个民族集体心里的表征;语言与人种有关联,语言的历史和民族的历史或文明史“彼此融合,相辅相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创造了民族”;语言与地理有关联,“最为突出的是语言的多样性,即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地区与地区之间显而易见的语言差异”。一个民族的个体或群体对自己民族的语言,具有某种先天的适应“基因”,在特有的语言环境下比较容易学会和掌握语言本身以及其内涵和外延,尤其能够自然熟悉语言所承载的其大脑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己民族的语言能力,而且其外在语言媒介能够自然与大脑的自己民族语言能力“天然地融为一体”,与此同时在自己民族语言的根本性的作用下在头脑中形成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理性、思维定式、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
第二个方面是人类本能。目前恐怕人们还不能从语言学或经济学角度对人类的本能进行解释,但完全可以从认知学、脑生理学、行为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找到相关解释。人类对利益追求的本能一是靠直感指引,二是凭信心决断,三是无限贪婪。从原始角度来看,人类的本能需要催生语言,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又激发人类的本能需要,而且人类在一直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本能需要。因此,人类的个体或群体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一种利益的追求,这种利益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而且都在竭尽全力自动追求这种利益。所以,在涉外经济活动中,交易任何一方都会从人类本能角度出发自然而然地追求和维护自己一方的利益。在这一点上,语言似乎与人类本能具有某种“自然性”、“意识性”和“回应性”,但人类受到客观条件的诸多限制,不断且长期得到进化,加之受到不断进化的文化的强烈塑造,与环境积极互动并对人类本能形成自然反制。
第三个方面是人类理性。亚当·斯密早就明确指出,人的交易是需要语言的,“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一只狗与另一只狗进行公平的、有意识的骨头交易”。这一论断告诉人们,狗与狗之间不能交易除了因为没有语言,再有就是它们没有理性。人类与动物的不同恰恰表现在两点上。按照索绪尔的理论,在一种语言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中,语言自然而言地蕴含着自己民族的逐步形成的规范、社会机制和经济制序等几乎所有的约束以及所承载的自己民族的文化以及信息;而语言不仅影响甚至造就这个民族。因此,无论是这个民族的个体还是群体,其语言必然彰显业已形成的规范、社会机制和经济制序等几乎所有的约束以及其承载的本民族的文化,语言必然或隐或现反映这个民族的理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一个民族有自己的理性,而另一个民族同样有其自己的理性。此理性与彼理性从人类共性角度来看是相同的,但实质并不相同。一个民族的理性不能体现或不能完全体现在自己语言上,或者说一个民族的语言是其理性的载体但不能有形地体现其理性。在利益面前,交易双方以及外语人都会一方面受到人类共同理性的抑制,另一方面又都会受到其自己民族理性的强烈冲击,因为人类不可能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到理想的完全理性。
在涉外活动中,将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必然会出现如下问题:一是用自己民族的思维方式还是用另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来对语言进行互换?因为思维方式决定语言表达顺序和表达方式。二是在追求和维护利益时会出现文化和基本理念碰撞,如何从人类的共性和从民族的个性两个角度实现双方均可接受的理性、公平和正义?三是在了解并掌握交易一方民族的思维定式、人生观念以及价值取向的同时,如何把握好自己民族的思维定式、人生观念以及价值取向的分寸和尺度?在一般情况下外语人不是受到自己民族本质的驱使或人类本质的反制就是受到另外一个民族本质的驱使或人类本质的反制,所以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推动或制约自己的言语行为。
人们甚至在尚未出生就具有适应自己民族语言的某种“基因”,在其特有环境条件下比较容易学会和掌握自己民族语言及其内涵和外延,并且自然而言地受到自己民族语言所承载的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并逐步形成的规范、社会机制以及经济制序的约束。同时,在内心世界里逐步形成了与这些约束相适应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当出现了与这些约束相违背的“外侵”,即出现了外部约束时,人们自然会从心底里发出抵制的信号,这时人们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就开始发挥作用来本能地维护自己民族的种种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人类的共有本质还是一个民族特有本质都是以一种无形的形式体现在一个民族的语言之中,但在利益面前会抛开人类的共有本质左右自己的言语行为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总之,一种语言具有民族色彩,外语人具有民族特征。在利益面前,相关双方会自然暴露自己民族的特有本能,可同时又受到人类理性的反制。但所有这些都应该而且又只能从语言中找到答案。
3.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受外语人言语行为的推动或制约。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伴随着该民族的起源、进化和发展而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就总体而言,语言一直是适应着人类的。人类之所以能够区别于一般动物成为人类,人类之所以能够构成人类的社会,人类之所以能够有规范人类行为的约束,就是因为具有语言并且使用语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一种语言与自己民族同在,外语人与言语行为同在。外语人实施言语行为必然具有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目的。无意识目的的言语行为常常受到人类本质的自然推动,而有意识目的的言语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受到两个条件的制约。第一个条件,外语人的言语行为受其本质的驱使,即以承载着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并逐步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道德的、法律的、信仰的规范和制度的、组织的、习俗的社会机制以及市场秩序的、商业惯例的、制度规则的经济制序以及不同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等约束极力维护其自己民族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又受到客观环境以及对方民族的种种约束的反制。第二个条件,外语受自身言语行为能力的直接影响,这种直接影响表现为:一是在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消除固有差异的程度;二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避免产生新生差异的程度;三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消解文化差异的程度;四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减少周围语言环境影响的程度;五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使用肢体语言的程度等等。
在这两个条件的制约下,如何使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的速度实现最佳化将是一直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即便懂母语也懂外语也未必能够实现交易或合理的交易,因为即使外语人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很丰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语相关信息是有限的,那么,他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也不会比外语相关信息更丰富;而且,即使他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很丰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语相关信息也同样丰富,那么,他所使用的本民族语言也未见得与外语相关信息一样丰富;最后,即使他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不很丰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语相关信息是丰富的,那么,他所使用的本民族语言未必没有外语相关信息丰富。由于语言的不同、其承载的文化不同以及承载的信息的不同,再加上语言无法显现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等等因素,母语与外语只有在两种语言“完全” 相同时,一个词才对应一个词、一句话才对应一句话、一个语段才对应一个语段。不然的话,一个词与一个词、一句话与一句话、一个语段与一个语段的内涵与外延等就永远不会像一个天平上两边质量完全相等的两个砝码。
4.外语资源配置直接影响外语因素的经济特性。长期以来,人们始终把对语言的认识停留在索绪尔的“语言”和“具体语言”的概念上面,外语一直受语言概念的影响和人为扭曲。所以,外语在涉外活动中,一方面被看成是单纯的语言;另一方面被充分涵盖在整个涉外活动过程中,其重要性和价值就自然被冲淡或回避掉了。当我们站在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把外语从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语言学中剥离出来,放在涉外经济活动中重新观察时,我们看到外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样,也就出现了资源及其配置问题。对于资源配置,并不是因为稀缺才有资源配置问题,即便丰富也同样存在资源配置问题。外语资源配置本身的意义在于使其经济特性更具科学合理,在于其经济效益最大化。
三、语言经济学及其研究范式
(一)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以跨语言学、经济学为主,同时涉及多种学科门类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它把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存在语言变量的研究中,同时也研究语言与传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等”(刘国辉、张卫国,2010)。经济学家Grin Francois 给语言经济学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式,它把经济学通常的概念和手段应用到研究存在语言变量的关系上,尤其(但不是仅仅)对那些经济变量传统上也起作用的关系感兴趣”。后来,他在1996年又指出:“下此定义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经济学的特点不在于它研究的话题,而在于研究那些话题采用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经济学的论证推理方法应用到语言问题上就成为语言经济学的一部分”。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信息经济学开拓者Jacob Marschak在1965年在Behavioral 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语言的经济学》的论文,他在对信息经济学进行研究时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性质,他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并且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因此他认定经济学与探究语言方面的优化具有密切关系。他只是提出了语言经济特性的概念,没有深入系统地研究语言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为语言经济学的形成和后来的研究起到了先驱作用。(Jacob Marschak, Economics of language (J) Behavioral Science)在1996年,经济学家Grin Francois发表了一篇关于语言经济学的综述文章,提出了语言经济学一直沿用的概念并界定了其研究主题,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他认为语言经济学主要是把语言作为一种变量来测度其对经济的作用,并在研究的过程中采取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揭开了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序幕,标志着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真正形成。此后,一方面是加拿大和瑞士等国的学者围绕人力资本和教育经济学开展了语言政策的经济性、双语或多语言对收入的影响以及语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一系列分析研究。另一方面是以色列博弈论经济大师鲁宾斯坦不仅对经济学的语言进行了反思,而且尝试“通过给出‘经济学式的分析’来讨论语言问题,以揭示经济思想与语言研究之间的相关性”。他在2004年出版的 《经济学与语言》一书中,站在“语言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语言”两个角度,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对语言本身进行探讨,把语言本身视为一个函数,而非变量,系统地论述了经济学与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使该书成为语言经济学的纲领性著作,是语言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在国内,对语言经济学的关注和研究相对较晚,目前对此进行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提出了语言经济学的三大命题,即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语言是一种制度,比较全面地揭示了语言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山东大学张卫国博士从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角度分析论证了语言的经济性质,提出了语言经济学的三个命题,可以作为国内有代表性的语言经济学分析框架。
1.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即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是资本的一种形态。界定人力资本投资的范围和内容,关键要看该投资是否能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进而给个人、企业或社会带来收益。在一定意义上讲,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人力资本。因为语言知识基本上是知识资本的积累,学习一种或多种语言所花费的费用以及时间是对人力资本特殊形式的投资。
2.语言是公共产品。从消费的角度看,语言同样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一个语言群体中,特别是一个语言异质性的国家或地区,语言的使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因为语言传播而产生的收益主要来源之一是语言群体边界的溢出收益。这表现在:语言的传播可以增强贸易往来、知识共享以及推动大多数经济与社会相关活动的组织、协调及管理,尤其能降低不同语言群体相邻或交界地区的信息处理与交流、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以及不同语言人群中共享的成本。就像天气预报和大众传媒一样,双语或多语的潜在收益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被国家或地区其他人群所分享,并且每一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和质量,也不能排除其他消费者的消费。因此,一个国家或区域内,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
3.语言是一种制度。人类表达思维的方式总是按一定规则来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规则就是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本身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社会制度”,因为它具有规范人们言说表达的功能,但它又不同于其他的社会制度。语言是一种基础的社会制度,一切人类制度基本上是通过语言文字所记载或通过言说所表达的,可以说,语言既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又是人类其他制度的信息承载物。有了语言这种制度作为基础,人类社会中其他的习俗、惯例、规范和法律等制度才有可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语言是一种“元”制度,或者说,语言是制度中的制度。语言作为制度并不是指语言的立法制度,而是把语言本身同其他制度同等对待,分两种情况:一是指不同语言作为不同的制度,其效率是不同的;二是指同一种语言在发生(制度)变迁的前后,效率也是不同的。
虽然这个基本分析框架在学术上还没有一个一致的认同,但至少把分析框架提出来了,为我们进一步进行更深层面的分析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分析平台。
(三)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局限性
语言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直到目前,有关这一研究基本上比较零散,多半属于描述性的研究而没有上升到系统的理论研究,可以说其研究尚未成型,还没有形成一个被学者们公认的定义,其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系统性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从研究的脉络及其成果来看,学者们始终是围绕着语言而展开研究的,这些研究基本上还是泛泛的抽象研究,他们把语言经济学中的“语言”要么看成是索绪尔的超凡“语言”、要么看成是索绪尔的“具体语言”,基本上没有落实在某一具体的经济领域。鲁宾斯坦在《经济学与语言》一书中,围绕语言与经济或经济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分析研究了“经济学与语言”,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从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两个学术概念:“语言经济学”和“经济语言学”。但就其总体而言,所有研究都是从语言本身、基于语言本身、为语言本身,即便是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也还是没有脱离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圣经”,这也是语言经济学和经济语言学两项分析研究至今在国内外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原因或直接原因。
四、结语
外语经济学研究不关注对语言本身的单纯研究,也不关注索绪尔超凡“语言”以及“具体语言” 的经济特性,同样也不关注学习一门或几门外语所进行的投资、与此相关的收入和福利、短期利益以及长期利益;而是关注在涉外活动中外语互换成母语或母语互换成外语过程中消除语言的先天差异和避免在语言互换过程中产生新生差异,关注决定语言互换质量的外语人本质,关注决定语言互换速度的外语人言语行为,关注外语资源的科学配置;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分析研究在涉外活动中把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三者之和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于内而非游离之外的因素的经济特性,从而确定这一因素对涉外经济的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而语言经济学研究关注的是语言本身,以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一种公共产品、一种制度为分析研究的核心,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就语言为语言来分析研究索绪尔所提出的超凡“语言”或“具体语言”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始终没有脱离语言本身,所以它是一种纯粹的理论研究,实质上仍然属于语言学研究的范畴。
语言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媒介,可惜人类并不使用同一种语言,在我国的各个领域里尤其是涉外经济领域里,我们的母语—汉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可能也无法取代外语。因此相对于母语而言,外语的存在和使用就是必然的和客观的,所以我们不得不研究外语经济学。
摘要：语言经济学研究是采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来分析研究索绪尔所提出的超凡“语言”和“具体语言”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是一种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纯粹理论研究,本质上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而外语经济学是把广义外语作为涉外经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采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分析研究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三者构成的有机整体作为涉外经济活动中存在于内而非游离之外的因素的经济特性,是一种应用研究。外语经济学与语言经济学彼此虽具有相关性,却是互不隶属的两个交叉学科。
关键词：外语,语言,外语经济学,语言经济学,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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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社会福利政策研究 篇5
【内容摘要】福利政策是为充分保障国民的生存和生活权利。欧美等国的福利制度领先于发展中国家，是诸多国家学习和借鉴的对象，但在其充分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也有积极作用，更有消极作用。为此，必须辩证的认识并加以科学的运用。本文对欧美等国的福利制度进行总结分析基础上，对其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进行全面分析，提出推动我国福利政策建设和完善的建议，即是要基于国情出发、稳步推进、量力而行，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并加快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欧美 社会福利政策
研究
福利政策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研究并致力于建设和完善。欧美等国作为经济发达国家，在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都领先于发展中国家，也一度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如我国学习的主要对象。但近年来，受到经济危机影响以及国家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福利政策也受到了诸多挑战，影响到政策的效果。基于当前我国也正在制定和完善各类福利制度，在外部环境不断改变情况下，适时研究这些国家的福利政策，对于我国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为此，本文拟对欧美的社会福利政策进行研究和分析。
一、福利政策的概念
福利制度是国家或政府在立法或政策范围内为所有对象普遍提供在一定的生活水平上尽可能提高生活质量的资金和服务的社会保障制度。
福利制度至少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理解：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它指一切改善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社会措施；而中层意义的社会福利基本上是社会保障的同义词，是西欧国家普遍来替代社会保障的一个概念；作为社会保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我们使用狭义的社会福利概念。
二、欧洲国家社会福利政策
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主要以英法德等为代表，这些国家的福利政策，有相似性，又有不同性。
（一）英国福利政策概况及特点
1、概况
英国是世界上实现工业化最早的国家，其福利制度的建立也比较早。从19世纪初期，英国就加大了政府干预社会生活的程度和范围，制定出了”济贫”及”互助”等机制。百多年来，其不断改革和调整，至今的福利政策已经极为完善。其目前的福利制度是工党在1998年提出的”福利国家”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主要内容为：围绕工作观念重新塑造福利国家，公私福利要加强合作，为国民提供高品质的教育、住房及医疗等公共服务，帮助残疾人生活，减少贫困儿童数量，帮助贫困的人，消除社会保险中的欺骗行为，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等。在此基础上，英国不断修订，使国家的福利政策初步覆盖到以下几方面：儿童和孕妇福利、伤残或者疾病福利、退休福利、寡妇福利、失业福利、低收入人士福利和社会基金。其福利保障既全民皆顾，又对低收入者有着特别的关照。
2、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覆盖面比较宽，目前可以说福利享受的群体涵盖了社会各个群体，基本实现了全民福利。比如在医疗方面，就不仅仅是本国国民和移民可以享受免费医疗，即使是来英国务工、旅游、探亲的外国人都可以享受免费医疗。当然，于后者，英国政策正在努力改变。
第二个特点就是低入低出，即国家提供的福利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而不能成为人们收入的主要部分。其社会福利收入只占据总收入比重的15%不到，而法国则达到45%，德国为40%、瑞典为20%。
第三个特点是强调社会责任。其社会保障收益与个人的捐款次数挂钩，比如投保人至少要缴纳156次捐款，才有享受基本退休年金的权利，要缴纳26次款款，才能享受疾病和失业津贴。而现在，英国还将重点转移到促进就业和扶助弱势群体上面，鼓励国民通过自己的力量解决生存问题。
第四个特点是重新划定责任与义务。其强调国家的责任是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难题，如社会排除、弱势群体、妇女地位等，而不是所有责任由国家包揽。
（二）法国福利政策概况及特点
1、概况
法国的福利制度可以追溯到1813年的保护工伤者条例。其后，不管是一战，还是二战，法国都加强了对福利制度的制定和完善，推动其走向福利国家。目前，法国的福利制度可以涵盖到几个方面：一是带薪休假制度。1982年正式定为每年5周，如今已经成为法国人的生活习惯。二是较短的劳动时间，法国于1970年正式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并规定了相对较低的工作时间。三是体现在对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方面的经济援助，主要有家庭住房补助，社会住房补助、个人住房补贴、搬家补贴等。除此之外，政府还出资在各地修建了一大批低租金住房，以较低的价钱出租给低收入者，较好地解决了穷人住房困难的问题。四是对于残疾人和弱智群体，也有帮助其就业的措施以及成年残疾者补助。五是各种家庭补助，如多子女家庭补助、独居家长补助、家庭支援补助等，主要是针对低收入家庭的。除了这些还有退休金等。
2、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高福利国家，其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覆盖全国各阶层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福利保障项目已经接近50种。根据这些项目的性质，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大的类别：医疗疾病补助类福利保障项目、养老福利项目、失业福利项目、家庭福利项目。
第二个特点就是全民享受，到目前为止，法国的福利保障制度根据受众群体阶层的不同可以分成以下几种类别：第一种是针对社会上各个阶层的普遍性福利保障制度；第二种是针对从事农业生产人员的农业类福利保障制度；第三种是针对法国的公务员系统的特殊类福利保障项目；第四类是针对法国商人的非领薪类的福利保障制度。在这样严密的福利保障体系之下，法国各个阶层都被纳入了福利保障体系之中，全部人民群众因此受惠。
第三个特点就是社会救助比例较小，与职业有紧密关系，社会救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比例较小，其提供的对象是缺少获得社会保险能力的人，养老金的获得与缴纳保险费的年限相关，职业不同的群体获得的养老保险金不同，其中差别最大的在于私有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
（三）德国福利政策概况及特点
1、概况
德国的福利制度起源于中世纪的矿工。经过长久的发展，其也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根据基本法第20条第1款，联邦德 国是一个民主制和社会福利的联邦国家。社会福利国家的根本原则是既要求团结互助，又要求个人负责。为实现这些原则，国家创造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福利法网络，从对生病、需要护理、事故以及年老时的保障直至子女补助、住房补贴或失业金，覆盖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国家还保证确保基本的生活条件。
2、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全面覆盖，这可以从制定的福利类型以及覆盖的群体可以看出，福利类型包括了社会保险、救济金、医疗保险、房租补贴、免费教育、生育及育儿福利等等；而在群体方面，只要有德国永久居留签证及工作签证的都可以享受到。
第二个特点就是个人有义务，也就是规定作为国民个人，也必须要按照规定缴纳相应的保险，并通过缴纳的金额、次数等享受相应的权利。
第三个特点是养老金的支出比重最大，在德国是由正在工作的人缴纳保险费，来支付退休老人的养老金。
三、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
（一）概况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其福利制度起步也较晚，是在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罗斯福当政时才初步开始建设。与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福利与之有极大的差异。经过不断调整和改变，美国的福利制度也初步形成了完善的体系。但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极大影响，加之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为此，美国正致力于削弱政府在福利上的参与程度，也就是削减开支。比如奥巴马就一直在推进医疗制度的改革。在国家福利的倾斜上，往往是将天平向弱者倾斜，调整社会资源分配，从而达到‘相对平等’状态。如低收入者可以享受免费医疗（不是全民医疗，中产阶级就没有免费医疗），可以向相关机构申请粮食券、廉租房、救济金等等。
（二）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社会再分配的程度比较低，其制定福利政策的目的是”向贫困宣战”，也就是要减少贫困现象，而不是大规模大范围的社会再分配，其认为这只是一种体制，并不是每个国民与生俱来的权利。
第二个特点就是以就业为中心。美国要求享受相应福利的国民也要积极的寻找工作，并规定了相应的权限。这也被称为”有工作的穷人”，是”工作陷阱”。也就是说，美国的工人工资相对较低，但失业率也相对较低，即使在经融危机之下，其失业率也要比欧洲国家低。
第三个特点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由于最近十数年里美国持续削弱社会福利项目，并制定较为严格的福利制度，使得获得国家福利的贫困家庭数量持续减少，而且享受的福利内容也持续减少，这就造成了贫困家庭数量的不断增多。
四、欧美福利政策的作用分析
（一）积极作用
社会福利政策的出现，其目的是给予国民更好的待遇，让国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超过200年的历史证明，社会福利政策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其主要表现在：
1、加强了政府对自由经济的控制
欧美各国福利制度的出现，都是在社会经济遭受重大打击的情况下出现的，其制定并实施的目的，大多是为稳定当时的社会经济，保障国民的基本生活待遇。如法国和美国，其社会福利体系政策的形成始于20世纪30年代，由于该时期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人民群众经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从一方面促进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台与完善。在此经济背景之下，法国政府站出来干预市场经济，加强了法国政府对自由经济市场的控制，初步形成了以就业公平、分配公平、社会福利、混合经济为特色的”社会福利经济”发展模式。
2、促进了国内的和谐稳定
在福利制度出现以前，欧美国家的阶级矛盾一直比较激化，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也一直比较激烈，在部分国家如德国和法国，共产主义一度占据了上风，其占据上风的理由之一就是国民的福利待遇低，为此，这些国家政府就吸纳了共产主义的优秀之处，将市场经济和福利制度结合了起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从而弱化了阶级矛盾，进而促进了国内的和谐与稳定。所以，自高福利社会政策实施以来，欧美等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就一直不十分激烈，共产主义也就难以有效占据上风，这也是多年来这些国家和政府持续推进福利政策的原因之一。
3、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福利制度及政策的实施，予以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以极大的发展空间，劳动力得到了转移和解放，许多新生的工作种类开始出现，更多的劳动者拥有了就业的机会，劳动生产力和再生产的质量得到了稳定，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从而有效的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福利开支是以政府转移支付形式进入低收入家庭，在贫困家庭或个人较高边际消费作用下，这些支付的90%以上形成了社会购买力，使美国经济不断维持了一种较高的有效需求状态。所以，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国家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它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到“稳定器”和“调节器”的作用，政府通过福利支出可以适当调节社会需求，刺激或抑制消费，适度的福利开支能推动经济发展。从历次经济危机爆发时，欧美等国都会陆续加强对福利政策的改革就可以看出，福利政策已经成为了推动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4、有利于欧美自由主义精神的宣扬
社会福利制度具有普遍性，几乎惠及所有的国民。从生到死的保障增加了社会中下层阶层对失业、疾病等风险的抵御能力，有助于将个人从僵化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从而扩大了国民个人自我设计、自我选择的自由。可以说，“福利国家是一个长期的国民权演进过程所达到的最高峰”。另外，福利国家的特点就是把大量的财富从就业者方面向正在成长的一代和老一代进行再分配。尽管这种帮助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出现的，但它至少也体现了一种“强制的”团结互助。
（二）消极作用
凡事有利必有弊，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也同样如此。欧美尽管福利政策极度发展和繁荣，但同样也带来了诸多消极因素，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等国的福利制度就一再被诟病，总结起来，消极作用主要有：
1、增加了失业率
高福利以及全面福利政策，让许多国家的劳动者享受到诸多的便利，就是不劳动也有收入，也不会为了生活而担忧。这样，让许多国民的观念发生了改变，工作不再是生活的必须。许多人宁肯靠国家补助过日子也不愿努力寻找工作，滋长了懒惰和不思进取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出于生存的需要，他们为较多的个人收入而努力工作，并注意改进工作，一旦最低收入有了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了供给，而激励工人发奋工作的新的动机——政治思想因素的作用又不可能产生，于是形成了“动力的真空“，大家“多干”、“少干”差距不大，“少干”、“不干”无多大区别，失业者的收入有时不低于在业工人的收入，使许多失业者并不急于找工作。这种情况的存在和继续，必然会使部分人产生过分依赖社会和国家的思想，造成一种不干或少干工作都照样可以生活的社会观念。从某种意义上，优厚的社会福利是一种“大锅饭”，使许多人上进心理减退，不劳而获思想增强，高福利制度造就了不少“高级乞丐”。除此之外，欧美等国家颁布了太多过于严厉的劳动法，这就导致国内的工作岗位紧缺，与此同时，由于政府颁布的企业责任法律规定企业要对雇员的社保费用负责，一旦企业雇佣工人，就要承担大数额的资金负担，因此，许多企业为了避免这种负担，不愿意去扩大公司规模，导致社会存在严重的失业问题。
2、增加了政府财政赤字
高福利政策的实施必然要求高额的资金投入，对于欧美等国家而言，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依靠于经济的收入，是可以保证在福利政策上的投入，但一旦经济陷入危机，则会让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加。事实上，社会福利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中各个利益集团政治交易的对象。当经济高涨时，各利益集团致力于瓜分财政剩余，而当经济萧条时，为了刺激经济，又必须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各利益集团争夺既得权益的行为，使政府的财政僵化。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又不得不增发货币或发行赤字公债。前者将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后者将现在的负担转嫁给下一届政府，使政府财政陷入两难境地。随着西方社会福利的覆盖面越来越广，享受人数越来越多，费用也越来越大，其增长速度超过经济的增长，使得各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数额巨大，一般占到政府总支出的1/2至2/3，引起财政状况恶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的财政危机就是这样造成的。高额的财政赤字，已经让许多国家政府的运转举步艰难，如美国的许多州政府（典型的为底特律）就不得不宣布政府破产。
3、经济发展受阻
高福利政策在带给欧美国家以极大福利的同时，却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首先，商业化的趋势使许多公共部门的工作转移到私营部门，如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力推行私有化，包括电信公司、煤气公司、航空公司等16个国营企业都被卖掉了，私营部门可以降低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使妇女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其次，在福利国家的社会内部开始滋长贸易保护主义，种族主义、右翼极端主义开始抬头，有些人反对移民和外来的劳工，害怕他们争夺有限的工作机会，甚至认为外来者分享了福利国家的各种待遇而使福利国家的负担加重，还有些人开始反对同第三世界进行自由贸易，认为只有在发展水平相似、劳工标准趋同的国家之间才可能进行公正的贸易。第三，为了维持高福利的投入，政府不得不提升国内的税率，开辟新的税种，这样就加大了个人以及企业的负担。我们以法国为例，目前，法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法国的税收主要来自个人收入所得税、个人消费税、个人资本税、地方性税收四个类别，综合算下来，一个正常工作的法国人要缴纳接近工资收入的60%给国家，一个法国企业的经营者要缴纳70%左右，这样的税率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过高的税收极大地提升了法国企业的经营成本，严重打击了法国国内企业家的经营积极性。与此同时，高昂的税收政策也使得法国家庭的实际收入严重下滑，制约了法国消费市场的发展，还会引发大批的精英人才外流，制约经济的发展。
4、引发政府信任危机
很大程度上，社会福利制度不是单独存在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与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政治的稳定。欧美国家各个政党为了竞选获胜，纷纷向选民承诺扩大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实现与否成为一大政治筹码。社会福利款项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否则便会引发政治危机，政府一旦试图削减补贴，就会遭到强烈反对并以失败告终。不仅仅如此，如上所述，政府要提高福利待遇，持续推进高额福利的投入，就必须发展经济。但事实上，经济发展并不如人意，尤其是在当今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发展经济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一方面，政府无法推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又必须不断的给予较高的福利待遇。任何一方无法得到满足，就会让政府陷入两难境地，民众支持率就会持续下跌，许多政府都最终以下台为果。
五、欧美福利制度对我国福利建设的借鉴意义
通过上文对欧美等国高福利政策的思考与分析，不难发现，过高的社会福利保障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在造福于国家人民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制约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时期，也正加快福利制度的建设。欧美等国福利制度的利弊十分明显，对于我国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一）要基于国情出发
社会福利政策的建立要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通过对法国社会福利政策的研究与思考，不难看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才是决定一个国家福利政策水平的根本性因素，如果政府不能够处理好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福利制度之间的关系，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将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性因素。与此同时，社会经济水平受到制约之后，也就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运行，最终导致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崩溃。针对这样的情况，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得到显著增强，但是，我国政府必须牢记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在制定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过程之中，也要参考我国的具体情况进行设定，杜绝“假大空”，让我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真正落到实处，惠及全国所有的人民群众。
（二）要徐步推进
我国福利制度建设应该有个明确目标，否则，走一步看一步，就很容易走弯路。目前我国福利制度正处于立法密度最大的重要历史关头，《社会保险法》和《社会救助法》正在拟议中，待各项制度都建立起来，有了刚性，就难以调头了，这就是日本的教训。1973年石油危机使日本“福利元年”受挫，80年代英国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掀起的对福利制度的“革命运动”更使日本无所适从：一方面它要满足国内的愿望，应付国外的压力，发展福利制度，另一方面，对福利制度“西化”的忧虑使它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持东亚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中心主义特色；这一矛盾表现在福利政策上，就是福利支出膨胀与福利收缩的交替出现。
（三）发挥政府职能作用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脱节问题，这与政府职能部门存在一定的关系。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国政府职能部门要参考法国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优点，加强政府职能部门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作用，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在不断发挥自身责任的同时，还要防止“政府失灵”问题的产生。针对这样的情况，就需要我国政府职能部门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充分调动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性，聚集各方的力量，完善惠及全国所有人民群众的保障体系。在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建设过程中，要明确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不要一味大包大揽；在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建立过程中也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探索多元化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发展形式。
（四）要量力而行
社保制度建设和社保立法要量力而行，不可超越经济发展水平。否则，有些立法将会欲速则不达。我国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就有一些经验教训。韩国也曾有过类似的两个教训。一是韩国早在1963年就制订了“医疗保险法”，但因种种原因，包括认识不统一和财力不足等原因，最终没有实施，结果是在14年后的1977年才开始部分实施，又过了12年之后的1989年才全面实施。第二是1988年韩国开始实行国民年金制度时，实行的是较低的费率标准和较高的待遇水平的方案即“低费率—高待遇”的制度目标，后来由于始终处于收不抵支的状态，加重了国家财政的负担。经预测，这个制度到2036年时将出现赤字，到2047年基金将会枯竭，为此，韩国不得不在1998年和2007年两次进行“年金法改革”，以调整费率标准和待遇水平。
（五）稳步推进经济的发展
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国要不断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完善自身产业结构，政府职能部门也要吸取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需要国家经济的大力支持，建立惠及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体系更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只有我国不断坚持以发展为主线，才能够不断提升我国的经济水平，进而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否则，空谈建立高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只会成为风中之沙，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
六、结语
欧美等国的社会福利政策已经走过了200多年的历史，发展也极为完善，并有许多经验可以学习和参考。作为我国，要在充分学习他们优秀之处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始终坚持以发展为主线，建立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西部地区社会福利发展水平研究 篇6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各类型社会成员之间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各类特殊困难人群的福利需求也不断增加。因此，在现阶段和今后较长时间内，我国都存在着迫切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需要。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水平会直接影响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直接影响我国内需的扩大，而且有可能激发特定地区的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我国西部地区与中部、东部地区相比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资源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且在当前我国整体发展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因此，国家已经实施了一系列举措旨在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西部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促进全国的整体的发展，而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是西部地区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的社会福利发展水平对于西部地区各省市区而言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各省市区也为促进当地社会福利水平而做出符合当地实际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然而，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市自治区，尽管它们都被划入西部地区，但它们之间的发展水平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并借助spss19.0和excel2003软件，对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的社会福利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有利于对不同省市区的社会福利发展水平有正确的认识，有利于明确它们之间的差距，这对于有针对性地促进西部各省市区社会福利发展、进而带动全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福利对西部地区的重要性
一般而言，社会福利既可以指一种社会福利状态，又可以指社会福利制度。但是在实际运用中，最常见的就是将社会福利作为一种制度来定义。社会福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福利是指国家和社会为改善全体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和提供的福利设施及相关的服务，它的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狭义的社会福利是特指对特殊群体和特别情况的救助和照顾，如对于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失去生活来源的群体的救助和照顾等。本文中的社会福利概念主要是指狭义的概念，包括社会救助、残疾人社会福利、老年人社会福利、儿童社会福利和灾害救助5个方面。
一定的社会福利水平对于西部地区乃至全国都有重要的意义。周良才在《中国社会福利》一书中认为社会福利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社会福利能满足社会弱势群体的各种需要、能促进社会公平、能缓解初次分配领域的矛盾，保持社会稳定这3个方面[1]。本文主要从微观、中观和宏观3个方面来阐述其重要性。
第一，就微观而言，即对于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的人们来说，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水平能够满足不同群体的多元化、多层次的需要。由于本文中选取的是狭义的社会福利的概念，因此，对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的残疾人、老年人、儿童、受灾人群以及受到社会救助的人群来说，当地的社会福利水平能够满足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使他们也能共享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第二，就中观而言，即对于西部地区各省市区来说，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水平也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当地某些特殊群体和特别情况进行救助和照顾，有利于缓解这些群体所面对的困境，增强他们对于本地区的归属感，促进本地区社会的稳定;有利于提高这部分人群的经济消费能力，以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产生带动作用。
第三，就宏观而言，即对于全国来说，西部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发展和提高有利于促进全国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增进，有利于增进人们的整体幸福和生活满意度，进而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二、西部地区社会福利政策
正因为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发展水平对西部地区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所以，西部地区各省市区为了促进当地社会福利水平的发展，结合国家总的政策方针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社会福利政策、法规和规章等。本文将只综述我国西部地区各省区市中有关社会福利事业的一些有特色或者有代表性的政策规章。
2009年6月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下发《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80岁以上低收入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的通知》，决定在全区建立高龄老人津贴制度，成为全国第一个建立高龄老人津贴制度的省区，这是对传统补缺型社会福利制度的重大变革和创新，实现了由临时性、不确定性救济向常态化、制度性保障的重大突破。宁夏的这一针对高龄老人的津贴制度是对当地老年人社会福利制度的创新，增进了当地高龄老人的福利。
2009年12月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布《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老年人优待规定的通知》，使持有《老年人优待证》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享有旅游、乘车、医疗服务等方面的优待，与此《通知》相关的还有2010年制定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老年人优待证申办暂行规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老年人优待证制发和管理暂行办法》，这些规定旨在提高广西壮族自治区老年人的优待水平。
2010年民政部与李嘉诚基金会决定合作实施“西部贫困家庭疝气儿童手术康复计划”项目（简称“疝气手术康复计划”），并发布了“西部贫困家庭疝气儿童手术康复计划”实施方案，决定将以青海省制疝项目的救助模式为基础，并将已经在甘肃、青海和宁夏三省实施的项目向整个西部地区扩展，目的在于增进西部贫困家庭儿童的福利。
2012年3月15日公布《陕西省老年人优待服务办法》，规定为户籍在本行政区域的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办理《陕西省敬老优待证》，并规定了持证老年人可以享有的优待服务，旨在为相应年龄段的老年人提供优待服务;并且陕西省政府决定从2012年9月起根据建立的指标体系对陕西省社会养老服务发展进行监测，旨在加强对陕西省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情况进行绩效评估，促进其更好的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增进其福祉。
2012年4月29日，内蒙古民政厅和财政厅发布《關于调整部分民生指标标准的通知》。该《通知》要求提高城乡低保保障标准和五保供养水平，体现了内蒙古政府对广大城乡困难群体和特殊群体的关心爱护。
2012年7月26日，甘肃省民政厅发布了关于建设农村互助老人幸福院的意见，想通过借鉴河北省邯郸市的互助养老模式，旨在增进农村老人的福利，推动甘肃省养老服务事业快速发展。
2012年8月24日，重庆市民政局和财政局发布关于建立事实无人抚养困境儿童生活补贴制度的通知，将具有本市常住户口、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父母双方不能或不能完全履行抚养和监护责任的事实无人抚养困境家庭儿童列为补贴的对象，扩大了接受补贴的困境儿童的范围，为儿童谋福利。
201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和财政厅制定的《自治区城乡困难群众临时救助暂行办法》出台，对因病、因灾或因子女上学等各种特殊原因导致的基本生活出现暂时困难的家庭，给予非定期、非定量的生活救助。这个办法的出台标志着新疆建立起城乡一体的临时困难救助制度，满足困难人群的生存和发展需求。
2013年12月13日，四川省民政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救助监督检查长效机制的通知，明确了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监督检查的方式方法等，旨在使社会救助的政策和制度能真正落到实处，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所需的服务。
从以上总结出的这些与社会福利事业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来看，西部地区各省市区在促进当地社会福利发展方面均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基于主成分分析对西部地区社会福利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
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PCA）是数理统计学多元统计中的一个常用方法，是一种通过降维来简化数据结构，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而这几个综合指标可以反映原来多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的方法，这几个综合指标就是主成分，并且它们之间互不相关。主成分分析方法适用于指标比较多且指标之间存在着较密切的相关性、存在着信息重叠的情况，它可以用较少的综合指标尽可能多的反映原来较多的指标所表示的信息，避免信息失真，并且使分析得到简化。在主成分分析中，最终确定的综合指标是原始指标的线性组合，并且它的方差越大，说明它包含的信息越多[2]。
基于本文前面对社会福利的概念界定，本文在社会救助、残疾人社会福利、老年人社会福利、儿童社会福利和灾害救助5个方面，根据民政统计年鉴中相关统计数据的完整性、针对性原则选取了能够基本反映西部地区12个省市自治区社会福利发展水平的19个指标，这些评价指标均来源于《中国2013年民政统计年鉴》中2012年的有关统计数据。
首先，根据所选取的指标在民政统计年鉴中查找相关的统计数据;然后利用spss19.0进行主成分分析，根据方差分解表（表4-1）将19个指标综合为4个主成分，这4个主成分可以涵盖原始指标的85.109%的信息，根据因子载荷矩阵可以写出4个主成分的表达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主成分综合评价函数;接着，借助excel2003，依据综合评价函数求得西部12个省市区的综合主成分值，并且依据综合主成分值进行排序;最后，为了更好地进行比较，以体现出不同地区社会福利发展水平的差距，本文将社会福利发展水平进行分类，分为发展水平高、中、低3类，运用spss19.0中的系统聚类进行聚类分析，把西部12个省市区的社会福利发展水平划分为3类。表4-2为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综合主成分值、排序及聚类分析结果。
四、结论、建议和对策
本文在进行主成分分析时选取的是2013年民政统计年鉴所反映的2012年的统计数据，评价的也是2012年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福利发展水平。由表4-2可知，在2012年的西部12个省市区中，四川省的社会福利发展水平最高，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社会福利发展水平最低。依据聚类分析的结果，四川省的社会福利发展水平最高，其综合主成分值远远高于西部的其他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重庆、贵州、陕西、广西壮族自治区、甘肃和内蒙古自治区这8个地区的综合主成分值相差不大，其社会福利发展水平在西部处于中等水平;西藏藏族自治区、青海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综合主成分值与第二类相比比较低，其社会福利发展水平在西部可归类为低水平。
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针对西部地区各省市区所处的不同福利发展水平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四川省的社会福利发展水平在西部地区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因此，要促进西部地区整体社会福利发展水平的提高，必须保持和进一步促进四川省的社会福利发展水平，形成其对西部其他地区的带动作用;
西藏藏族自治区、青海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这3个地区的社会福利发展水平远远滞后于西部其他地区，制约了西部地区整体社会福利发展水平的提高。因此，必须在深入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找出导致这3个地区社会福利发展水平处于较低水平的因素，然后有针对性的在社会福利的5个方面，即社会救助、残疾人社会福利、老年人社会福利、儿童社会福利和灾害救助，采取相应的政策、策略，努力提高这些地区的社会福利发展水平，进而促进西部地区整体社会福利事业迈上新的台阶;
新疆、云南、重庆、贵州、陕西、广西、甘肃和内蒙古这8个地区的社会福利发展水平在整个西部地区中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各省市区应该在继续保持现有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发展水平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周良才.中国社会福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6-27.
福利经济学研究 篇7
关键词：福利体制,非正式保障,不保障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将视野转向了中国。中国福利体制目前处于什么阶段?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中国与主流的福利国家之间的不同在哪?这些问题无一不吸引着大批西方学者的兴趣。随着西方理论的不断推陈出新,本文将对比较福利体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简要概括,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比较福利体制框架进行分析,最后对比较福利体制研究对中国福利体制研究的影响进行讨论。
一、比较福利体制框架的主要内容
Gough et al(2004)在福利体制三分法的基础上,根据九大标准对国家福利体制进行重新分类。九大标准是指:支配性生产方式;主要社会关系;主要生存资源;主要政治动员的形式;国家形式;制度;福利结果;路径依赖的发展;社会政策的本质。Wood和Gough(2006)认为他们的新分类标准能有效地避免福利国家三分法的局限性。例如,Esping-Andersen(1990)的福利国家三分法(见表1)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发达国家进行了分类比较:即社会政策在被研究国家的影响力;福利多元;去商品化指数;社会分层化指数。但以上这四个因素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同时相互之间常常存在冲突。这种冲突使得一些国家不能非常明确地被归于某种特定的类别(Art and Gelissen,2002)。
(注:资料来源:作者总结自Esping-Andersen,1990.)
(注:资料来源:作者总结自Ian Holliday,2000.)
针对这一缺陷,并且结合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福利体制的一些特点,Gough et al(2004)在Esping-Andersen的发达国家福利体制分类上新增了三个新的福利体制类别:类似发达国家(Proto-welfare regime)、非正式保障福利体制(Informal security regime)和不保障体制(Insecurity regime)。对于东亚地区,Gough等人直接采用了Ian Holliday(2000)的生产型福利体制(见表2)的概念,但中国被排除在了东亚生产型福利体制之外(见图1)。
类似福利国家体制是指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福利体制发展逐渐与西方发达国家福利水平非常接近的国家,例如阿根廷、巴西、以色列和一些东欧国家(Sharkh&Gough,2010;Gough,2013)。非正式保障体制是指人们不同程度地依赖社区、社会和家庭关系来满足自身福利要求的制度安排。这些关系大多是等级制的、不对称的。非正式保障体制是有一定问题存在的。例如对那些经济基础薄弱的群众,这种制度安排只能给这些弱势群体换来短期的救助,并不能从根源上改变他们的现状。同时,由于接受了这种短期的救助,他们将在未来更为弱势,并且对国家或者整个社会的救济产生更多的依赖,底层的庇护关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Sharkh&Gough,2010;Gough,2013)。
(注:资料来源:作者总结自Gough et al(2004).)
不保障体制(insecurity)是指,那些国家对社会福利总体不保障,仅仅对紧急事件有一些非正规的常态机制去缓解,但不会去修正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体制。这种体制常见于那些国外势力与脆弱的国内势力相勾结,不断制造争端和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不保障体制甚至没有国家界限。无法预见的动荡环境不仅破坏了稳定的庇护主义模式和社区中非正式的权利,也破坏了家庭应对机制(Gough et al,2004;Wood&Gough,2006)。同时,不保障体制使得整个社会除少数精英以外的绝大多数人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没有保障、弱势,还有生存历经磨难。
综上,比较性理论框架分类总结如表3所示。
二、比较福利体制对中国福利制度的影响
中国福利体制有其特殊性。首先是其历史的特殊性,中国是从封建社会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仅仅有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独特的历史轨迹让中国的发展轨迹显得尤为独特。同时,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国社会很早就有了社会福利的思想,甚至是一些制度。但是,对于现代社会福利体制的建设,中国的起步远远晚于其他国家。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加剧———全球化、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使得中国一方面不得不面对许多西方国家曾有过的发展问题(环境问题、城市病等);另一方面,也和西方国家一起面临一样的新挑战(经济增长变缓、人口老龄化等)。这些新老问题交织在一块,加之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文化历史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不同,以至于中国的福利制度所产生的福利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新老问题的交织以及政治制度的不同不仅增加了中国社会福利体制研究的复杂性,也增加了中国案例在理论研究时的不确定性。这也就可以初步解释,为什么许多西方学者在对待中国问题时会显得尤为谨慎、小心。
(注:资料来源:Wood和Gough,2006.)
Gough(2013)等人对待中国的福利体制的研究同样十分慎重。为了增强研究的可行度,Gough(2013)等人采用了定量研究的方法。他们选取福利制度和福利效果作为两个变量对福利体制分类。同时,Gough等人选取医疗和教育作为他们研究的重点领域,用65个国家和地区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了检验。具体而言,他们从八个方面着手:即从人均补助水平与国民收入的比重;工人补助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医疗和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社会捐赠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初中学生入学率以及女学生的比重;儿童疫苗接种率;人均寿命;以及15—24岁年轻人的文盲率来分析各国的福利效果(见表4)。在这种计算标准下,中国被归入了B类别。所谓B类别,又称为成功的非正式保障体制。成功的非正式保障体制具体指的是,那些以很少的投入取得了较好的福利效果,但又离真正的福利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的国家和地区。本文主要选取了A、B两个类别,A类指的是发达国家或者与发达国家福利水平相似的发展中国家。
(注:资料来源:作者总结自Gough(2013).)
Gough等人的这种定义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成功地肯定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取得的福利成果。以中国为例,近年来,中国在民生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医疗保障领域,目前中国有三种医疗保险,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来看,2009年,至少有12.3亿人参加了其中一种医疗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达到了92.5%。2010年覆盖率更是突破了94%。同时,近年来,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筹资水平不断提高,医疗保险的支出总额也在逐年提高。为了降低人民医疗成本,政府鼓励兴办私立医院,以求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然而,医疗领域的挑战仍然存在。首先,虽然公立医院是中国医疗领域的绝对主力,但其公益性明显不足。以药养医、过度医疗等问题仍然较为严重(Wong,2015)。其次,由于经济双轨制、户籍制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和城市的医疗体系相对独立,没有形成合力。农民进城务工无法享受城市医疗福利;同时由于补助水平较低,农村医疗保险的抗风险能力仍有待提高。最后,初级医疗机构的使用率仍有待提高。由于初级医疗机构的投入不足,导致许多群众一旦生病就往大医院就诊,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相比于许多老牌福利国家而言,中国的确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结论和启示
Gough(1979)在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和社会福利发展的关系研究上做出了杰出贡献,其本人及同事在福利体制分类学上也做了不少的创新工作,较之于Esping-Andersen(1990)的福利体制分类学的思想,Gough把视野放大到了全球层面———不仅对发达国家进行研究,而且把视线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上。这说明Gough的比较福利体制研究符合时代发展趋势,从一定程度上准确地把握了当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尤其是考虑了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福利建设的影响。当然,Gough的比较福利体制分类学仍有一些局限性。例如,Gough等人的研究更多的是在Esping-Andersen和Ian Holliday的研究的基础上再增加三个针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分类。事实上,对于Esping-Andersen和Ian Holliday的批评声仍不绝于耳。这也就意味着Gough等人不可能完全保证自己的框架不受前人局限性的影响。这也使得比较福利体制框架的矛盾性依然存在。一方面,Gough等人认为东亚各国属于生产型福利体制,但另一方面仍不可避免地将许多东亚国家如韩国归入非正式保障体制内。换言之,Gough等人没有说清楚新分类是否包含关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老的分类。
福利经济学研究 篇8
关键词：经济学语境范式,经济学语境模型,经济活动目标,核心域,公共域,商业域
经济学的语境范式 (Contextual Economics 或Economics in Context) 是由生态经济学家尼瓦·古德雯 (Neva R. Goodwin)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朱莉·纳尔逊 (Julie A. Nelson) 等学者构建起来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与商业企业、家庭、社会团体、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等组织的经济活动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 研究的是个人、家庭、商业企业和其他亚国家团体的经济活动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微观经济学层面上来说, 经济学的语境范式在经济学语境模型的基础上界定了微观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福利, 阐述了资源维护、生产、分配和消费四种基本经济活动, 并把经济活动划分为核心域、公共域和商业域三个领域。
一、经济学的语境模型
经济学语境范式的核心是把经济置于其运行的自然和社会语境中进行研究, 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来研究经济。经济学的语境范式首先建立了经济学的语境模型来研究现实世界经济运行的动态关系。具体来说, 经济学的语境模型如图1所示:
从经济学的语境模型中可以看出, 经济活动是在自然和社会语境中进行的, 自然和社会语境包括生态语境、历史和技术语境、政治语境、制度语境以及人类动机、伦理和文化语境等等。
二、经济活动的目标
社会科学家通常对两种问题作了区分:实证问题是关于事实本身的问题, 即“是什么”, 规范问题则是与目标和价值相关的问题, 即“应该是什么”。但是实证和规范问题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现实生活本身在“是”和 “应该”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对目标的讨论显然是一个规范问题, 即使是从严格的实证意义上来说, 规范问题也是理解经济活动的关键, 这是因为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人的经济行为, 人的行为必然要受到其目标和价值观的影响。
研究目标的一个很有益的方式就是把目标分为不同的层次。有些目标是中间目标, 这些目标本身不应该是目的, 它们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这些目标是达到深层次目标的手段。从《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成因的研究》一书的题目就可以看出, 亚当·斯密对“财富”一词的重视程度。“财富”通常被定义为个人所拥有的全部物质资产的价值。用较为专业的术语来说, 财富是具有生产和获得有价值的物品或者服务的可行能力。但是, 财富真的是经济学研究的全部内容吗?把追求国民财富作为终极目标的人通常认为, 较为富裕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更为强大、更为安全、更为幸福。由此看来, 与财富相关的终极目标就是富强、安全、幸福。而个人可能把财富作为追求安全、舒适、权力、地位或快乐等终极目标的中间目标。积累物质财富之所以有时被看作是经济学的唯一目标, 是因为财富能够被用来实现多样化的终极目标, 财富因此被当作近乎通用的中间目标。阿玛蒂亚·森在讨论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时就指出, “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 但在更深的层次上, 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 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挣钱是不得已而为之, 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 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因为别的什么理由’”[2]9。
市场效率其实也是一个中间目标, 人类经济活动的目标需要超越效率。二战以来, 许多经济思想家把效率当作经济决策的核心目标。当然, 效率有多方面的好处, 效率意味着用较少的资源来获得更多的产出, 节约资源当然是很好的。鉴于此, 经济学家把为决策者提供建议, 从而实现经济运行的最高效率看作是自己的职责。效率目标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它能使人们达成一致意见, 任何正常人都不会支持浪费资源的行为, 都愿意在既定的成本基础上生产出更多有益的产品。由于效率的好处非常明显, 因此追求效率通常被看作是纯粹的技术命题, 效率被看作是降低成本。但是如果效率的目标仅仅局限于降低各种成本, 而所降低的成本包括降低员工的工资、医疗, 那么效率的目标就不一定是值得追求的。效率目标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规范性判断, 即效率的界定必然隐含着某种价值标准。一般来说, 新古典经济学家采用的价值标准是市场价值标准。他们认为, 产品售出后而获得的货币最多时, 资源的使用效率最大。这一信念与以上讨论的积累物质财富的目标如出一辙, 两者都假定“多即是好”, 而 “多”指的是能够在市场上出售的产品, 即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经济目标是追求“多”, 多生产、多消费。然而, 效率目标还有其他的价值标准, 对人类至关重要的很多东西不是在市场上买卖的, 如健康、公平和生态可持续性。用既定的投入旨在使健康、公平和生态可持续性等产出的价值最大化的政策, 可能与旨在仅仅使生产的市场价值最大化的政策非常不同。同样, 只想使投入的货币成本最小化的做法也会导致很高的社会和环境代价, 太重视市场价值意义上的效率会忽视其他非常重要的目标。与此同时, 权威的心理学研究表明, 当 “多”的目标会带来很多其他社会和环境问题时, “多”就不是人类值得追求的目标。
经济学的终极目标是福利 (well-being) 。福利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第一, 基本生理需求的满足, 包括生存、成长、健康、生育、安全、休息等需求的满足。第二, 追求幸福, 包括满意感、快乐感、自尊、内心宁静等等。第三, 个人潜能的实现, 包括享有身、心、道德、社交和精神发展的机会。第四, 生活机会的公平分配, 尽管不同的个人和文化对评判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的公平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是追求公平的目标具有普遍性。第五, 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自由, 这就意味着在与他人的责任关系限度内 (和在其决策能力限度内, 如对待孩子) 要容许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自主决策。第六, 民主参与社会决策, 很多社会决策都会对社会成员有所影响, 个人应该有机会参与社会决策的过程, 从而有机会参与社会治理工作。第七, 寻求生命的意义。良好的社会关系, 包括与亲友、家人、同事等维持信任关系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敬重与和平关系。第八, 生态平衡, 维持良好的生态平衡关系, 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可以长期地持续下去, 要考虑到现在和未来人的福利[1]9。
以上这些要素都可能是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 其表现形式不是僵滞不变的, 会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而不同。其中前三个主要与个人有关, 而最后五个关系着整个社会, 可以通过社会价值观念来影响个体的行为。有些关系到生存问题, 有些则关系到生活质量问题, 还有的既关系到生存问题又关系到生活质量问题。也许有人认为有些目标不太重要或者应该加入一些其他目标。规范分析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随着人类不断的反思和讨论以及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不管怎样, 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任何对生活质量进行的合理性讨论都必须超越简单的财富或者效率概念。
三、四种基本经济活动
对经济学目标的讨论解决了经济学的目的性问题, 下面要讨论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什么样的活动是经济活动, 经济学要解决怎样的问题。经济学的语境范式指出, 基本经济活动主要有四种——资源维护 (Resource Maintenance) 、生产 (Production) 、分配 (Distribution) 和消费 (Consumption) 。
资源维护的意思是看护、保持以及改善自然资源、人造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活动, 这些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美好生活的基础[1]11。资源 (resource) 在这里是与资本相同的概念, 是具有潜在经济贡献的资产。按照这一定义, 对国民经济生产作出贡献的资本主要包括五种:自然资本 (natural capital) 、人造资本 (manufactured capital) 、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和金融资本 (financial capital) , 这些资本都对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是人类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要件。自然资本指的是由自然提供的天然资产, 如适合农业种植或者人类其他用途的土地、淡水资源、矿藏和未开采的原油等等。人造资本是指通过把生产活动应用于自然资本而产生的有形资产, 包括建筑、机器、精炼油存量、交通基础设施和存货等等。人力资本指的是劳动力, 特别是工作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社会资本指的是信赖、相互理解、共同价值观、协调经济活动的社会知识等等。金融资本指的是经济主体可用的购买力。尽管金融资本不直接参与生产活动, 但是它可以通过提供资金间接地促进生产, 它还可以为分配和消费活动提供便利。
资源维护是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植树造林工程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木材是一个很常见的资源维护活动, 资源维护当然还包括很多其他内容。儿童照护和教育活动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 而且还直接为当代人的老年照护提供了支持。资源维护的其他活动还包括计算现在和未来要开采的原油量, 维护公路、地铁等交通基础设施, 维修工厂器械以及维持必要的知识、技能水平和员工的士气与干劲等等。新古典经济学认为, 基本的经济活动只有三种, 生产、交换 (或分配) 和消费, 漏掉了第四个基本的经济活动:资源维护。资源维护也是基本的经济活动, 因为没有对生产工具和机器的维护, 就不能持续地进行生产;没有对社会和自然基础设施的维护 (如法律和通信系统) 物品和服务的交换活动就无法进行;没有和谐的家庭、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社会关系, 就没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没有健康、平衡的生态系统 (包括洁净的水和空气以及其他人类生存必需品) , 生产、交换和消费会彻底陷入瘫痪状态。
生产是第二种基本经济活动。生产是把资源转化为有用的产品的过程, 产品的形式可以是物品, 也可以是服务。生产作为经济活动, 是在既定的时间范围内将部分资源 (即投入) 转化为新物品和服务 (即产出) 的过程, 采用何种生产方式依赖于可用的技术。生产过程还会产出不合乎标准和要求的产出, 如废品。废品是既不能用于消费也不能继续用于生产过程的产出。
分配是在人们之间分配产品和资源的过程。在新古典经济学中, 分配活动有两种形式:交换和转移。当人们用货币来购买物品或者服务时, 当人们为雇主提供劳动力而获得工资报酬时, 就是在进行交换活动。从本质上来说, 市场是一种为交换关系提供便利的社会制度。一般来说, 当人们专门从事某些物品和服务的生产, 而通过交换来满足其他需求, 其境况要比自己生产一切所需的物品和服务会大有改善。分配的另一种形式是不求回报的转移支付, 如财富在代际之间的继承, 政府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对老年人支付退休金等等。分配还表现为物品、服务或资产转移, 如地方学校为当地孩子提供免费的教育服务, 父母为孩子提供食品和照护服务。这些非货币转移被称为实物转移 (in-kind transfers) 。
消费指的是物品和服务被最终使用的过程。在宏观经济学中, 消费活动经常被用来与资源维护活动中的投资进行对比。消费活动与投资活动是通过储蓄活动连接在一起的, 储蓄是节制当前消费水平的行为, 目的是为了将来获得收益。
现实世界中这四种基本经济活动不是截然分开的, 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 资源维护活动经常与其他三个基本经济活动 (生产、消费和分配) 交织在一起。例如, 使用可循环材料造纸既可以看作是生产活动 (因为生产出了新的产品) , 也可以看作是资源维护活动 (因为对自然资源的破坏程度被降到最低) 。当然, 不是所有的生产、消费和分配活动都可以同时被看作是资源维护活动。消费极其不健康的食品对于维护人力资源来说没有任何帮助作用。把握资源维护和其他经济活动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最后一点是, 有时资源维护意味着不进行任何生产、消费或分配活动。例如, 通过把不必要的消费减少到最低限度实际上是在维护资源, 尽管这种行为好像是一种 “无为或者静止”状态, 但是把资源维护看作是经济活动意味着把某些消费降到最低限度可以提升福利水平。经济活动的目标是提升人类的福利水平, 是生活水准或生活质量的提高, 而不是追求为消费而消费的消费主义。
四、经济活动的三个主要领域
经济学的语境范式指出, 经济活动通常是在三个主要领域中进行的, 即核心域 (家庭和社区) 、商业域 (营利组织) 和公共域 (政府和非营利组织) [1]20。经济学的语境范式把这三个领域简称为家庭域、商业域和政府域。为了着重强调社区和家庭的同等重要性, 还把家庭和社区称作核心域, 同时使用公共域来指代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因为非政府组织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样来划分经济活动, 把家庭看作是具有生产性的经济组织, 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经济观。
(一) 核心域 (The Core Sphere)
在货币、有组织的市场和政府制度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 人类社会是通过宗族和社群来进行自我组织并从事经济活动, 以达到维持和改善生活条件之目的的。核心域是由家庭、家族和社区团体等机构组成的, 它们组织资源管理活动、生产活动、分配活动和消费活动, 规模通常很小, 一般不需要使用货币。核心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劳动的报酬方式, 劳动的报酬通常是劳动所生产的物品而不是外在的货币。如, 菜园劳动的报酬是具体的果实, 而对孩子良好照护服务的报酬是幸福、健康的儿童。人们可能会自愿为其社区提供服务, 因为他们意识到生活在健康的社区中非常重要。核心域另外一个特点是, 核心域的各种活动是应对直接需求而组织起来的, 而不是按照支付能力。核心域是许多经济活动的中心场所, 而这些经济活动对于维系人类生命和改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这些经济活动包括:第一, 生育和养育孩子。第二, 对人力资本的维护和投资做出决策。第三, 照护老、弱、病、残等等。第四, 完成许多物品和服务的生产。第五, 组织储蓄和投资。第六, 部署消费支出。第七, 对劳动力的供给做出决策。第八, 组织休闲时间的使用。
如果核心域能够非常有效地支持生活质量, 那么很多人都能享受到这些重要的物品和服务, 即便是核心域的生产规模不是很大。因为大部分核心域活动都是面对面的交互行为, 因此核心域是培养和构建良好社会关系能力的主要场所。当然, 核心域也有失效的时候或者不足之处, 如照护孩子、老人以及病人的责任可能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分配, 这些责任也可能剥夺了贫困家庭和社区中的个人资源。小规模的、通常是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的能力有限, 对于很多经济目标来说, 其实现必须依赖于较为正式和规模较大的组织。
(二) 公共 (目的) 域 (The Public Purpose Sphere)
家族和社群是人类最早的组织形式。但是, 规模较大的组织很快就出现了。人们发现, 融入到更大的群体中能够增强相互保护的力度, 增加社会联系的优势。公共域包括政府及其辅助机构和非营利组织, 如慈善协会和职业协会以及联合国等机构。这些机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有着明确的公共目的, 这一公益机构在规模上超过了家庭或者非正式的社群。公共利益有多种定义, 这些定义差别很大甚至有些内容相互抵触。公共域组织被赋予保卫国家疆域、消除贫困、提供正式的医疗和教育、保护自然环境、稳定全球金融市场等目的。公共域组织一般要比核心域组织的规模大, 组织结构也较为正式。公共域组织的经济功能通常有两种:规制 (regulation) , 即公共域组织要为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设定规则或者标准;直接供给 (direct provision) , 即公共域组织直接参与经济活动。
公共域组织一个基本的功能就是规制经济行为, 也就是为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设立标准或者是游戏规则。公共域组织通过促进立法和执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通过维护与合同有关的规章或者是信息披露规则, 通过制定标准或者通过执行其他协调功能来为经济活动创建良好的法律和社会基础设施。政府为其他的经济主体制定必要的规章和标准, 金融和证券市场的政府规制在宏观经济学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非营利组织对经济活动也起着规制的作用, 它们是参与到标准设定过程。
公共域组织通常是提供法律、社会和信息等基础设施来支持和限制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公共域组织生产许多的物品和服务, 包括国防、基础实施 (如公路、海港配套设施) 和教育、医疗等服务。直接的公共供给通常被用来提供私人不能公平地或者有效地提供的物品和服务。有些物品是由公共域来提供的, 因为社会一致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能够获得这种物品, 不管他们的家庭背景如何, 也不管他们有没有支付能力。有时候, 由于大量外部性、交易成本、市场势力的存在或者是由于信息集中的优势, 由公共域组织来生产某些物品和服务具有很高的效率。公共域组织通常通过税收转移、捐献和会员费等形式来筹集所需要的资金来运转。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和规制服务之间有着复杂的交互关系。
公共域机构的主要优点是:与核心域机构一样, 它能够提供内在价值很高的物品和服务, 同时由于其规模庞大, 因而能够进行更广的社会协调职能。这一点是核心域所不及的。与商业域相反, 公共域组织的主要目的不是通过这些活动来获得利润, 而是生产这些物品和服务本身。公共域当然有其缺点:与核心域相比, 公共域的组织、特别是政府通常因为冷酷无情而遭到批评;与商业域相比, 公共域机构和组织有时候被指控为僵化、调整速度慢, 由于规章的过度繁多和官僚性而导致无效率。公共域组织也可能会无视其提供公共服务的内在公益目标, 而有意增加它们自身的预算。由于公共域组织通常是由税款或者捐款所维持的, 而税款和捐款与服务的质量联系不是很密切, 所以公共域组织在提高其产品的质量方面缺乏货币激励。
(三) 商业域 (The Business Sphere)
美国政府把商业企业定义为“旨在以至少等于生产成本的价格生产物品和服务的实体”[3]20。商业企业希望寻找机会来采购和管理资源, 在产品售出之后达到使商业企业的所有者获得利润的目的。核心域满足的是直接需求, 公共域满足的是公共群体的需求, 而商业企业满足的需求是, 通过市场表现出来、人们可以支付得起的物品和服务的需求。商业组织的其中一个优点是, 商业组织因为其目标明确, 所以其运营效率非常高。一般认为, 追求利润会使企业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最有价值的产品。追求利润还会鼓励创新:当人们获悉创新能够获得经济报酬时, 就会有更多的动机去发明创造。通过企业的效率和创新改进产品的质量, 降低产品的价格, 从而能够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当然, 商业利益可能和社会总体福利相一致, 也有可能不一致, 这就是商业域的弱点所在。商业企业的行为可能会增加社会福利, 如通过决策来满足客户和员工的全部需求, 消除负的外部性, 包括影响自然环境的外部性。这些方面的工作可能是出自于商业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良好信誉, 也可能是来自于其客户和员工的压力, 也可能是由于政府的规制。但是, 为了市场交换的生产行为, 本质上没有矫正市场外部性的动机。有时候, “创新”是一种谎言, 例如, 安然 (Enron) 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明了不寻常的会计惯例, 向投资者隐藏了其濒临破产的财务状况, 从而使其上报的利润不断增加。医疗和教育等领域很难界定其明确的目标, 企业可以通过“创新地”忽视与生活质量相关的很多层面来增加利润, 而这些层面是很难计量和估算的。
附带说一下“非正式域” (The Informal Sphere) 。在许多工业化程度不是很高的国家, 非正式域所占的比重很高。非正式域主要由市场规模较小的企业构成, 其运行通常不在政府的监管和规制范围之内。尽管这一领域属于追求利润的私人生产范围, 因而可以被看作是商业域, 但是它与核心域也非常类似, 因为这些生产活动的规模很小, 而且依赖于家庭和社区关系。像核心域一样, 非正式的商业活动通常被政府编制的账户所忽略。在美国, 非法的街贩贩毒交易和保洁服务等非法移民的地下经济是非正式域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在工业化不高的国家和地区, 大多数人被雇佣来从事没有进入政府账户的小规模农业、贸易和服务的现象是很常见的, 所以非正式域可能成了经济的主要部分。如果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欠发达国家, 则必须要留意由这些非正式经济活动带来的复杂化现实, 把它看作第四个领域来讨论。但是, 对于工业化国家而言, 可以把它合法地归类到商业域或者核心域, 至于如何归类更为合适是一个有待开放研究的问题。
五、结语
经济学语境范式的微观经济学体系从经济学的语境模型出发, 深入地探讨了福利作为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的内涵, 提升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福利层次, 高度认可目标和价值、经济活动的自然和社会语境、特别是家庭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活动的重要性, 因而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经济学语境范式的微观经济学体系, 在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位一体经济活动的基础上, 加入了资源维护的内容并把它置于人类四种基本经济活动之首, 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和市场价值标准。自然和社会资源对于维系经济活动和提升生活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学的语境范式对看护、改善或者维护这些自然和社会资源所必需做出的工作进行系统的研究是经济研究一个质的飞跃。经济学语境范式的微观经济学体系为21世纪微观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较为合理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Neva Goodwin, Julie A.Nelson, et al, Microeconomics in Context[M].New York:M.E.Sharpe, Inc., 2009.
[2]阿玛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王宇, 王文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福利经济学研究 篇9
对于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关系, 业内人士普遍赞同“理论经济学是基础, 应用经济学是具体运用与实践”的论断。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 现阶段在我国这一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进行探讨。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关系又亟需进一步考量, 深入研究, 用来适应我国经济管理和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指导解决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相关问题。
1 重应用、轻理论的现状
当前, 在我国的经济学术界, 重视应用经济学、忽视理论研究的情况普遍存在。这种现状在出版界、学术界、教育界都有体现。
1.1 出版界的片面倾向
当前, 在各类经济刊物和经济学论著的收编、刊印、发行工作过程中, 在目前来看, 应用经济学的成果比之于理论经济学更加受欢迎。其论文和刊物更易于发表和发行。但是相比较而言, 很多出版社对理论经济学研究成果并不是太“感冒”。一般来说, 其对投稿作者的态度也十分冷淡。甚至很多的出版社更是颁布了许多硬性的条例和规则, 一般要求理论性学术专著的作者在出版时提交相应的资助金。并且在很多时候, 资助金额的额度非常之高。这就导致理论经济学研究者花费巨大时间和精力得到的学术成果难以发表和公诸于世。即便发表出来也是困难重重, 销路不畅。这些高水平学术著作的流失, 对于经济学整体发展来讲极为不利。与理论研究的尴尬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应用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则大受欢迎。很多表面上“求真务实”、“贴近实践”的“学术成果”, 其实是短时间内粗制滥造得来的, 毫无研究学习价值可言。但却受到了出版社、经济刊物编辑社的欢迎, 得以鱼目混珠、迅速发表, 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研究。
当前的理论经济学研究普遍缺少专门的经费来源或资助, 理论型学者除非有了重大研究成果, 否则, 一些比较小的研究成就发表的性价比就不高。有的发表后得到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还不及赞助费来的多。所以, 很多毕生从事理论经济研究的老专家、老学者成就不高, 研究成果也很少为人知晓。相比较之下, 从事应用经济学的研究的年轻学者, 由于学科的影响, 往往硕果累累, 平步青云。这在当前的经济学术界中屡见不鲜。如此鲜明的反差, 让人们在感叹年轻一代思维活跃, 大胆创新的同时, 也不禁思考, 理论经济学难道真的没有成果可以发扬吗?答案必然是有, 只是当前的社会倾向性导致了这种畸形发展方式的产生。
1.2 理论学术研究不受重视
在当前经济研究学术界, 应用经济学倍受重视。这与当前社会飞速发展, 经济进步而精神文化相对不健全有关。众多学者急功近利, 追求经济效益和名誉, 热衷于从事应用经济学研究。尤其是在各种经济实务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上, 往往人才济济。很多学者挤破头皮也要加入到应用经济学研究的队伍中。这一风气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学界日益严重, 甚至已经影响了一大批有志于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贡献的年轻人的专业选择。相反, 相关的理论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冷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年轻学者渐渐向应用经济学或经济实务问题方向上集中, 导致了理论经济学基础研究人才短缺。更有甚者, 原来从事理论经济学的研究, 已经对研究方向轻车熟路的学者、专家纷纷改行。进入到应用经济学的研究中来。尽管他们并不擅长这一方面的研究, 但仍然硬着头皮赶上来, 以期获得学术成就和认同。这样一来, 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更加停滞不前。从长远上也影响了应用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水平。
1.3 教育界重视应用经济学教育
在目前的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教育工作中, 应用经济学普遍受到学校、教师和学生们的青睐, 而理论经济学无人问津。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从报考专业人数和志愿填报上看, 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二者差异悬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的财经院校迎来招生火热季。金融、会计、证券期货、对外贸易等专业行情火爆, 分数线年年创新高。这些专业实际上都是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 注重实务性。其就业前景、薪酬水平也高于理论经济学研究。相比之下, 金融分析、经济学基础等相对偏向于理论经济学的专业则无人问津。这在研究生招生中体现得更为突出。很多报考研究生的同学, 宁愿选择应用研究中的一个差专业、水平一般的导师, 也不愿意选择理论经济学中的好专业或者“大老板”。
另一方面, 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在两门学科中也有着很大的差别。其中多数学生对枯燥无味的理论学习和研究持厌烦的情绪, 相比对应用经济学或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反而有着更强的兴趣。所以, 对理论经济学课程, 大多学生通常只是消极地应付考勤或者考试。很少有同学去认真学习、钻研和探究其根本。在学生兴趣的导向下, 很多院校为谋求学生的满意, 调整了课程的设置。将理论经济学课程时间减少, 补充应用经济学课程的时间。企图以此满足学生的要求, 调动其学习积极性。显然这种方式是错误的。没有了理论经济学知识的辅佐, 学生们难以在应用经济学上深入研究探讨, 更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2 片面倾向的原因
对于应用经济学一边倒的倾向性必然造成经济学的畸形发展。不仅严重阻碍理论经济学的正常发展, 也会导致应用经济学的长远发展受到限制。其重要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2.1 市场经济的冲击
客观上讲, 市场对人们追求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行为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当前, 理论基础研究收益少, 见效慢, 而应用经济学却恰恰相反。无论是研究人员、学校, 还是学生, 都意识到应用经济学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的巨大潜力。因而对应用经济学的偏好体现在从学校到个人的各个层面上。甚至学校的研究基金的分配上也向应用经济学研究倾斜。在出版社和经济刊物编辑社方面, 过于追求经济利益和市场效应, 忽视其在经济学学术研究中应当承担的责任。种种原因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才、资源向应用经济学方向倾斜, 必然导致理论经济学发展缓慢、缺乏动力。这也是应用经济学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2.2 观念、认识落后
对于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关系, 当前的学者、专家、管理者、企业家普遍缺乏全面认识。这是当前两大学科之间不平衡问题的主观原因。这一点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决定作用。片面的认识直接导致人们在思想观念上重视应用经济学而轻视理论经济学。这一点与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体系的完善有着很大关系。因此, 全面认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关系, 革新理念上的不足, 是克服当前经济学发展片面倾向的重中之重。这一点内容, 在目前的学术界和教育界都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3 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相辅相成
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指出, 理论来源于实践, 理论指导实践。但是很多人认为, 理论经济学只有学术价值。应用经济学才具有实际价值, 才是解决各种经济问题的重要武器。有应用经济学为指导, 不需要理论经济学也能够很好地实现企业管理、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但实际上, 马克思主义明确表示事物的发生发展具有其必然规律, 有其内在的客观意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也都能够找到基础理论上的依据。只有对这一理论有了充分认识, 才能够从根本上发现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防止问题的出现。所以, 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能够为应用经济学提供前进的动力, 为经济现象和变化找寻理论价值和依据。
举个例子来说, “管理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门类的新兴学科, 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作为典型的一门应用经济学, 它是微观经济学在企业管理和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理论指导。而微观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 其产生和发展已经有了近三百年的历史。这段历史为管理经济学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参考和理论指导。
综上所述, 应用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完善, 必须以理论经济学为指导。经济实务的产生和发展更是与理论经济学的进步和发展密切相关。所以, 当前我国在经济学研究中现存的重实务、轻理论的片面化思想, 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本末倒置的落后观念, 这个问题值得重视。另一方面, 从社会的根源上来讲, 这也体现出了急功近利思想在经济学学术研究、发展中的蔓延甚至是泛滥。
4 解决经济学畸形发展问题的策略
4.1 改变学术界观念和现状
当前学术界对应用经济学研究倾向性严重。要想基础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平衡发展, 必须要从观念上改变、扭转当前重应用、轻理论的研究形势。通过研究基金、政策上的鼓励和支持, 为理论经济学研究注入更多的动力, 为理论研究者提供更广阔的前景和发展空间, 促使学术工作者更多地投入到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上来。这样,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学术研究上的片面思想, 为两大学科平衡发展提供保证。
4.2 革新经济学教育观念
从学校到教师, 再到学生, 都必须在观念上明确地认识到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密切不可分的关系。深刻体会应用经济学根植于理论、理论经济学体现于应用经济学运用的本质特征。坚定学习基础经济学理论的思想观念。只有这样, 学生才能自觉地学习基础经济学, 加强对基础理论的学习和实践, 积极主动地钻研以提高理论水平, 彻底改变其消极对待、应付考试的态度。
4.3 创新教学手段和学习方法
采用传统的满堂灌输的教学手段, 理论经济学的课堂难免枯燥、乏味。学生的学习兴趣难以提高。理论教学不能指望通过教师讲课、学生听课就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在理论经济教学过程中, 应当让学生多阅读、多思考、多交流。通过相互交流、讨论, 达到启发思路、拓宽视野的作用。同时, 应当鼓励学生写作, 不管是学习心得、感悟, 还是评论甚至文章, 都应当鼓励学生多创作。教师应当在学生的自主学习中起到指导作用。引导学生平衡理论经济学学习和应用经济学学习之间的精力和时间, 达到全面发展的目的。创新的学习方法既能够促进学生理论经济学的学习, 又能够为学生将所学理论应用于实践、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锻炼的机会。
4.4 理论联系实际
强调基础理论教学的重要性, 并不是要将基础理论教育与应用经济学实践教育分割开来。所谓的基础理论决不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纯理论, 而是与经济社会实际密切结合、密不可分的理论。做到所学有所用, 不能学而无用。那样的培养方式也是不利于人才成长和发展的。理论必须能够服务于经济实践才有存在的价值。所以, 基础理论的学习与经济学实践紧密结合。通过结合实际学习理论, 联系理论进行实践, 才能对理论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对实践有更高层次的认识。这正是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有效方式。
5 结语
理论经济学是各种应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为应用经济学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支持。没有扎实的理论经济学的基础, 对应用经济学的研究只能是纸上谈兵。没有了基础经济学的指导和基础, 应用经济学的发展无法实现。在当前重应用、轻理论的形势下, 必须大力加强对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力度, 保持经济学平衡发展, 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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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于立.现行经济学学科设置问题与法律经济学的兴起[J].改革, 2011 (04) .
中国国民福利水平研究 篇10
1、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例逐步降低。
收入水平是决定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在初始发展阶段。如果基本的收入保持不住, 那将直接影响国民福利水平。就国民收入而言, 在两个方面严重影响中国国民的福利水平。一是中国个人收入增长仅停留在绝对的数字上, 收入的增长数字意义远远超出了实际意义, 除了数学意义外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也就是说个人收入在GDP收入中相对下降。二是就中国的GDP再分配而言, GDP或人均GDP的增长率我们已经很高了, 但是GDP范畴中并不是全是能够用来提高生活水平的, 其中有很大程度上的GDP被消耗掉或者被不断地投资循环, 最终体现在福利水平的部分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这可以由人均收入占人均GDP这个指标来衡量, 图1描绘出了1978—2009年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占人均GDP比重的变化趋势。从图1中可以看出, 无论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农村人均纯收入所占人均GDP的比重总体上都呈现下降趋势。
2、居民、企业、政府之间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经济增长的最终成果是需要在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进行分配的, 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无非是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 经济增长的成果在这三部门中的分配状况实际上体现的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不同的国民福利的状况。根据1992—2006年国家统计局编制的资金流量表为基础, 分别测算出了企业、政府、住户三部门分别占初次分配、再分配中的比重。为了便于集中考虑实体经济部门, 我们将非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合并为企业部门。具体趋势见表1。由表可知, 在初次分配中, 企业与政府所占比重总体呈现出增加趋势, 两者分别上升了3.33和3.06个百分点, 那么相对应的是住户部门所占比重下降了6.39个百分点, 住户部门所占比重的降低对应的是企业和政府部门相应的增加。这说明中国经过近30年的高速发展, 住户部门总体上所占比重是呈现出逐步下降趋势, 至少说明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的相对地位在下降, 资本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 有利于投资者而不利于劳动者, 有利于生产而不利于消费, 这是福利水平相对下降的重要因素。从再分配环节看, 住户部门相对于初次分配由1992年的净受益方逐渐转变为2002年以后的净损失方, 且净损失逐渐成为趋势;企业部门相对于初次分配是净损失方, 但其净损失在逐渐缩小, 再次分配占比与初次分配占比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而只有政府部门相对于初次分配一直是净收益方, 而且其净收益在逐渐扩大。所以, 从各部门通过再分配环节而产生的收入相对变化来看, 唯有政府部门的收入是相对上升的, 而居民部门的收入甚至因再分配而发生了相对下降。就此而言, 政府并没有发挥利用再分配机制去改善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作用。这种变化趋势与国际经验恰恰相反。
(注: (1) 为1976年数据, (2) 1988年数据。)
3、收入差距与国民福利畸形增长。
按照庇古的观点, 收入差距也是影响居民整体福利水平的主要因素, 收入差距拉大从一个侧面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分配制度失灵。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 中国在分配问题上, 存在贫富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 主要是城乡居民间、地区间、不同行业职工间、高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财富呈现向少数人转移的态势, 收入分配不公平成为当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 具体见表2和表3。
二、影响国民福利提高的因素分析
1、倾向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靠的是资源的无效率的使用, 消耗了大量的财富流量, 经济增长的绩效较差。所有的高增长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基本上都经历了高投资率, 只有不断的投资才能获得未来的发展能力, 但是当这种投资达到一定程度, 社会产品已经并不那么稀缺, 经济增长应该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 由外需转向内需, 切实解决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日本、亚洲四小龙等都是成功的典型, 我国目前经济社会结构矛盾凸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发展方式造成的。发展方式决定生活方式, 这种偏重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势必不断挤压人民群众的生活空间, 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愈来愈强, 社会结构不断恶化。图2表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三驾马车”驱动经济的情况。
2、分配制度失灵、缺失。
我国目前的社会福利制度设计某些方面出现了一些冲突性矛盾, 产生了一些有违于社会公平的地方。诸如新老退休人员之间、城镇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特殊群体与一般人员之间、不同地区不同效益水平的企业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企业、不同的个人、城市和乡村之间等等, 社会福利制度设计存在缺陷, 也正因为制度设计缺陷, 直接导致社会福利政策偏离公平, 突出表现在当前按“等级身份”享受不同社会福利待遇的不公平现象, 这已经影响到了一些地方局部的社会稳定, 涉及到对广大普通工人和农民的政治歧视的倾向, 这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不符的。
3、官员考核体制不健全。
GDP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衡量指标。因而长期以来, GDP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考核干部政绩的“硬指标”、显性“政绩”。GDP数字高, 说明干部能力强, 可能升迁;数字低, 就被认为分管官员能力不行, 不但升不了官, 还可能被“末位淘汰”。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势必促使掌握巨量资源的地方官员寻求自己的政治利益, 经济决策将会注重短期的GDP增长, 而忽略长期的发展, 而GDP不能体现经济发展质量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低下, 使得原本民众可能享受到的福利被不断挤压。
三、政策建议
第一, 转变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 财政政策的实施由过去的被动和盲目逐渐走向主动, 这主要是受到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的影响。但是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 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的适应性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 如果盲目的脱离约束条件, 大规模的财政政策将会对经济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长期下去, 会挤出民间需求, 使国民经济丧失活力, 从而不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第二,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加大准公共物品的提供。在公共服务体系内部, 尤其是医疗、教育、住房三大开支所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最大, 如果政府加大对这些公共产品的提供, 将会极大地释放消费能力。第三, 充分发挥转移支付的财政政策。从上文可知, 正是政府主导的“三高”经济增长方式导致我国国民福利提高缓慢, 出口导向战略的过度实施形成的要素价格扭曲是制约国民福利提高的根本因素。因此, 充分发挥财政政策要转变我们的观念。应该发挥财政政策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因此, 增加转移支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税、创造良好的政务环境等应是财政政策积极发挥作用的主导领域。第四, 改变干部考核的制度安排。现行干部考核体系是与经济增长相关指标直接联系到一起的, 而出口额和吸引外资的规模就是其中的主要指标, 这就强化了地方干部在利用外向型战略发展本地经济的时候重数量、轻质量, 过分追求短期利益。结果是只注重经济增长, 却忽视了社会的同步发展, 造成了微观层面的矛盾累积, 最终对宏观经济的内外部失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意味着要改变现有的干部考核体系, 从微观层面杜绝地方政府对外部因素的过分依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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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原理及研究方法探讨 篇11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借鉴参考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2) 0506-00000114-0102
当前国内许多经济学者和经济工作者掀起了一股齐力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大浪潮，其目的：一方面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建设中有所参考；另外也可在国内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中有所借鉴。笔者此次探讨也即为研究西方经济学，即为能够有效吸取其有用成分，选择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价值核心来进行借鉴和学习。并在以后的经济工作中，做好指导作用。
一、简单概述
“西方经济学” 指西方国家不同时期所呈现的主流经济学，当前“西方经济学”特指为美国经济学说以及相关研究教材。它是西方国家经济学者对其国家市场的经济运营方式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所做出的一种理论概括。并历经200多年的深入讨论和探索，使经济学的研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基础理论体系和基本规范。“西方经济学”目前是西方各国家在制定其经济政策中最基础最根本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西方经济学众多分支學科当中的理论基础。但这一成熟的西方经济理论基础，同时也存在着资产阶级形态意识的说教，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予以识别。从而有效吸取其有用的成分，舍弃其资本主义宣教的内容。目前国内经济学家早已将其形成了共识。其不同的认识方面为“西方经济学”到底在哪些层次或哪些方面上可以为我国经济体制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从发展我国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笔者以为，以下几方面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一）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经济学中的逻辑起点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展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时现时隐贯彻始终。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应以个人为起点，个人是最基础的单元同时也是研究经济的基础和根本，个人形成了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决策单位。任何的经济活动也均是由个人进行发动的，其经济活动后果也将由个人进行全权负责。因此个人对他所参与的经济活动能够达到的经济目的以及他所想要的预期效果最清楚。所以，个人自己的选择应是他自我看来最优化的抉择。由此得出，个人也就是组成经济活动的最佳单位。经济学的本身也即是一门抉择性学科，因此经济学必须将决策者、选择者个人作为经济学逻辑的基本起点。这一点在国内经济学中也应注意。国内提出过公有制起点说，企业起点说等，但这些起点均离不开个人。因此中国经济学也应以人作为最基础的逻辑起点。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以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为主。
（二）经济学的研究规范
无论是表述方式还是研究方法，西方都有一套成熟的规范。这种规范包括：观察、提出问题、做出假定、建立模型、形成假说、计量检验、得出结论。因为经济现象是很复杂的，因此研究过程中必须对现象进行抽象。而在抽象研究过程中，通常采用“建立模型”方法。理想条件下建立模型，可将研究的经济理论表述的更明确、简洁、直观。一些经济模型可用几何、代数、高等数学来表示，有些也可用语言进行表述。西方现代经济学广泛采用数学形式，具有逻辑性和间接性。经济学研究中的逻辑推理，即可借助数学这一工具。
目前国内经济学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大多舍弃数学形式的应用，“舍简从繁”。然而通过数学形式建立经济模型，是经济学研究中的抽象方法的一种体现。由于我们中国有注重综合的思维特点，但如果没有好的分析，也变不会有好的综合。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我们赢重视演绎的推理法，并建立必要的数学经济模型，一边使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更加规范化。
（三）以若干基本理论为纲
当前西方经济学在历经了200多年的研讨和修改完善后，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经济体系。尤其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它主要包括消费（需求）、生产、市场、分配四个部分，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典范。表现为：找不到理论体系的纲，没有理论基本线索， 同时也没有逻辑起点。存在的根本问题也即是理论偏离实际，往往理论和现存的实际偏差较大，理论不但不能有效解释实际，而且对具体的实践也不能很好的进行指导。因此我们应极力呼吁政治经济学的的重建工作。
（四）长期的演变过程
“西方经济学”从初创发展到当前较为成熟的状态，经历了漫长演变的过程。中国经济学要想成熟必然也应经历这一逐步完善的过程。
二、研究方法
由上文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学在其发展中，必须深入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参考他们成熟的思路和方法，以便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更快更早的成熟起来。
（一）观察和实验
观察和实验是对经济学科学研究的开始。“观察”也即是在不进行任何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对周围发生的经济现象进行的一种详细记录。“实验”则是在经过一定控制条件干预下，进行的小范围的经济现象模拟，并以此对经济现象的发生进行的推断和分析。
通常这种经济现象被我们认为是一种不可逆的经济随机过程，经济现象本身就是一件不可逆的事，因此对其研究观察法将很受用，且往往不予选择实验法。例如一个村其经济发展与周围形成了显著差异，无论是很快或过慢，都应引起我们的及时对其进行研究，它的发展为什么与别人有如此大的差异？只有善于发现经济现象问题的存在，才能为科学的研究做好铺垫。但最主要的还是要保持大胆的质疑和独立的思考，不迷信权威和他人。
（二）文献研究以及个人探索
观察与实验是发现问题的过程，下一步就可以对其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并查找其原因及内在的相关机制。这可能需要靠个人去探索，并以此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但个人探索并不是要讲独立的个人封闭起来单独闯天下，它强调更多的是“个人探索”。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已经有前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同时也积累了大量资料文献，只需要我们后人在此基础上有效的进一步研究。因此，我们首先应在查阅相关资料文献上下功夫，深入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目前这已成为现代经济科学深入研究的基本范式。
（三）理论模型
从形式来看，科学的研究也即是对通过实验或者是一些经济现象的观察得到的数据，进行抽象或者概括，并以此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这一过程必须抓住现实对象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同时舍弃其他非本质的细枝末节，同时将现实对象予以理想简单化。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建立数学理论模型，有效实现问题的简化，同时提高研究效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理论模型建立的同时往往会与现实脱节，因此这种研究结论不宜直接套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之中。
理论模型可以用数学公式进行表达，或以文字的形式进行描述。上文也提到了，西方经济学中一般更倾向数学公式的应用，也即是将研究对象作为“变量”，在此基础上做出假设，通常除少数要研究的变量外，其他外部条件和变量都不变，并在此假设的前提下，将相关的数据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通过统计检验和逻辑分析，建立经济变量之间有效的逻辑关系。建立数学理论模型时还必须注意其合理性，在合理假设的基础上，根据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四）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
试图摒弃一切的价值判断，同时只将经济现象中的各变量之间存在的规律和联系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分析、预测各经济行为将带来的后果，并以此提出自己的建议。
所谓规范经济学，也即首先确立一个价值判断标准，并以此来评价经济活动结果是否能够符合标准，同时研究经济活动如何才能达到预先确立的标准，并以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目前西方经济学家更倾向于运用实证经济学方法，但不完全排除规范经济学的存在。
所谓实证经济学，也即是试图通过摒弃一切价值判断，同时将经济现象中变量之间存在的各种规律及联系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同时分析、预测各经济行为将带来的经济后果，以此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所谓规范经济学，也即首先应确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评判标准，并以此作为经济活动结果的评价方式，却是其经济活动是否符合标准，同时研究经济活动通过何种方式才能实现预先确立的标准，并以来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者更倾向于通过运用实证经济学法来进行研究，但并非将规范经济学完全排除在外。
（五）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
均衡分析也即是假定经济变量始终趋向于均衡的状态，并以此来研究经济对象如何才能实现平衡。非均衡分析则认为，经济变量对象并非完全趋向于均衡，均衡只是一种偶然行为，而非均衡才是经常的，目前在西方经济学中，以均衡分析法为主导。如微观部分的消费者均衡、均衡价格理论、厂商均衡，再如宏观部分过敏收入的均衡等，都贯穿于整个均衡的分析思路之中。社会经济作为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体系，其内部诸多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这种均衡分析法作为经济学方法中的一种基本法则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但社会经济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结构又是松散的，且时常处在变动之中，数量比例的关系往往不停的发生变化，因此非均衡分析思路也必须高度重视才行。
（六）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
静态分析也即是在假定其他条件均不变的前提下，将经济对象中某些经济变量作为自变量，研究作为函数的另一些经济变量随作为自变量的经济变量取值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它属于组合选择分析，经济变量中的自变量和函数之间呈现出一种并列的关系，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前后演替或是时间先后顺序的关系。
动态分析以时间作为经济对象中的自变量，主要研究各经济变量，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呈现出的规律。主要从过程的烟花进行分析，且不同变量的状态之间呈现出一种演替进化、生长生成的关系，存在着一定的前后因果以及时间的顺序等联系。
一般情况下，静态分析结论不能通过动态的资料进行证实。但在文字描述方面，静态分析往往呈现给人一种动态分析的错觉，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辨别，目前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主要采用静态分析方法，例如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等等，都是静态分析法研究的结论。
（七）数学方法
数学方法是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最为广泛的方法之一，同时也是经济学家“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工具。目前，这种方法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经济学分支，称为计量经济学。截止到2003年，全球共50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其中1/3以上与计量经济学有关，可见数学方法的重要性。
总之，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西方经济学是非常值得借鉴和参考的，但其中的资本主义宣教我们应果断舍弃，其研究方法没有统一的定式，需要我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发掘和总結，以便为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参考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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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研究 篇12
一、经典福利国家时期:“社会公平优先”伦理取向的教育福利政策阶段
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把社会福利作为一项国家责任确定下来。1945年,克莱门特·理查·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首相执政后便着手落实《贝弗里奇报告》的有关建议,英国自此步入了经典福利国家时期,政府“以促进公共福利为目的的行政服务功能得到了极大发挥,福利干预行为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2]1945~1979年间,工党与保守党虽几番轮流执政,但这一时期两大政党之间难得达成了“社会福利共识”,此次共识“是以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以需求管理、国家干预理论为依据,以贝弗里奇的普享型福利模式为蓝图,以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为依托而建立起来的关于社会政策的共识”。[1]这一时期,“左派”社会思潮整体占优,强调国家力量主导,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换言之,“社会公平优先”成为了两大政党社会政策的共同伦理诉求。
被誉为“教育上的贝弗里奇”的《1944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1944)无疑是这一时期英国教育福利政策的典范。其重要贡献大致包括:一是加强了国家对教育的领导,确立了“国家体系,地方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二是建立了统一而完整的三级公共教育体系,对饱受诟病的“双轨制”做了改良设计;三是加大教育投入比重,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确立了“普惠型”的义务教育福利制度;四是对特殊学生的教育进行了有意义的改革,对学校福利设施的改善做了有益的规定等。透过该法案我们不难看到,英国教育福利政策中的“国家主义”、“政府干预”取向明显。国家角色在教育福利事业中的不可替代性已经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国家不是自由的敌人和潜在权利的侵犯者,而是能够促进所有人自由和保护每个人权利的唯一机构”。[2]中央政府加强对地方教育当局的领导,建立统一而完整的公共教育体系,将民办学校纳入国家教育系统,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等一系列举措都凸显了背后的“国家主导力量”。其关于“双轨制”的改良设计,弱化教会力量对公立教育的影响,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确立“普惠型”的义务教育福利制度,以及对特殊学生教育的改革,对学校福利设施的改善等举措,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的美好夙愿。可以说,《1944年教育法》为经典福利国家时期英国两党轮替执政格局下的教育福利事业发展确立了基本政策框架。
该法案“确立了三个相互衔接的教育阶段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组成的国民教育制度,使初等学校学生在11岁向中等学校过渡合法化,并规定了公立中学免收学费,从而真正确立了一个普及的中等教育制度”。[5]但是,它对于此项制度应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并未做出任何明确的规定,这恐怕也是使得“综合中学成为1944年以来英国教育改革核心问题”[6]的根本原因所在。“工党从社会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出发,许多政策主张都是为了削弱富人的特权和缩小社会的两极分化。因此,在其执政的过程中积极促进综合中学的建立和发展,主张建立一种消灭了特权阶级的文法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全面的综合中学制度。相反,崇尚传统和反对激进变革的保守党则强调教育中的传统和等级制度中的英才教育,因此,极力保持文法中学的优势地位,反对中等教育的综合化”。[7]由工党酝酿与主导的这场“社会公平优先”伦理取向的中等教育综合化改革,虽说过程一波三折,但最终综合中学逐渐成为了英国中等教育的主流,而这场改革也成了英国义务教育福利制度结构性变革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二、福利国家紧缩时期:“市场效率优先”伦理取向的教育福利政策阶段
1979年大选,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领导的保守党胜选,上台伊始她就公开宣称其目标是要完全改变1945年以来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针,两党间原有的福利共识格局被打破,福利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意味着就此终结,保守党带领英国步入了“福利国家紧缩”时期。究其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经济危机形势下“国家主导范式”的福利国家制度建设面临重重危机;主观上是因为“左派”社会思潮失灵之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向右转”已是大势所趋。对于撒切尔政府而言,其“第一要务是振兴英国经济,其他政策都必须服务于这一根本目标”,[8]教育政策自然也不例外。“教育很难再与社会和经济政策割裂开来,它不再是‘一潭政策死水’,它已成为撒切尔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政策的主流”。[9]“在教育以及社会政策的其他领域,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必须在增加公共开支以外寻找解决问题的其他办法”。[10]由此开始,英国的教育福利改革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它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思想指导之下的“国家主导”、“公平优先”的伦理观取向,转而奉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混血儿”思想———“撒切尔主义”为圭臬,倡导“市场主导”、“效率优先”的价值原则。概言之,“市场效率优先”成为了保守党政府出台教育福利政策的新伦理取向。
1987年11月,时任英国教育和科学部部长肯尼思·贝克(Kenneth Baker)向下议院递交了教育改革议案,他指出,“在以往的40年里,我们的教育制度是建立在《1944年教育法》规定的框架之上的……我们需要为这个制度注入新的活力,因为它已成了一种生产者主导的制度,无法对以往10年里日益急迫的改革要求做出敏锐反应”。[11]因此,他建议英国开展一场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教育改革。《1988年教育改革法》(1988 Education Reform Act)正是对这一提议的最好回应,其核心要义就是要在教育改革中注入市场机制,它的颁布标志着撒切尔政府激进教育改革的开始。[12]该法案是福利国家紧缩时期英国教育福利政策的集大成者,它与撒切尔政府倡导的“自由的市场,强大的国家”社会政策原则息息相关。“一方面,政府根据学生有权接受共同的知识及达到某种成绩水平的原则对课程和有关的考试服务进行集权控制;另一方面,它利用这种全国统一课程的结果和公布考试结果这种中央集权化的制度,在学校之间重新采用市场竞争的原理‘争夺’学生”。[13]它倡导“市场主导”,尊重“个体选择”,崇尚“效率优先”的伦理价值原则,它以满足不同个体的特殊教育需求,实现“个体自由发展”作为重要价值旨归。法案当中强调学校选择、竞争、多样化、自主经营和私有化的那些条文自不必多说,因为其本身就蕴含着鲜明的“市场效率优先”伦理诉求。即便是全国统一课程和统一考试的条文实际上也是与满足“消费者”个体的需要密切联系的,因为国家课程和国家评定旨在为家长选择适合其孩子需求的优质学校提供有利的依据,这些内容同样也折射出“市场效率优先”的价值原则。
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的政策精神指引下,英国福利国家紧缩时期的教育福利改革呈现出三个明显特点。一是教育福利提供者的国家角色后撤。通过实施“辅助学额计划”,恢复了私立学校,减少了公立学校的数量,削减了教育经费开支,从而策略性地后撤了国家角色。二是注重“市场主导范式”的政策导向。通过扩大家长的选择权、增加学校的自主权、给予民间资本一定参与权等方式,将“市场”成分引入了公共教育领域。三是赋予家庭和个体更多责任担当。用“学生贷款计划”取代原有的助学金制度,同时还针对不同特殊人群实施了“有目标的教育福利”,其旨在激发家庭和个体的责任意识。
三、社会投资国家时期:“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伦理取向的教育福利政策阶段
从前两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来看,如何处理好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之间的关系,以促进社会经济整体协调增长,是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工党与保守党面前的重要课题。“英国历届执政党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钟摆现象’。主要表现在:1945~1979年间,英国政府以凯恩斯主义为主要指导思想,奉行政府主导型社会经济战略,更多强调了政府积极干预的作用,以追求‘社会公平’作为核心伦理诉求;而到了1979~1997年间,英国政府则转向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指导思想,秉持市场主导型社会经济战略,更多转向重视市场机制调节的作用,以实现‘市场效率’作为核心价值诉求”。[14]经典福利国家时期追求社会公平,却忽视了市场效率,“向左转”的路径似乎行不通;福利国家紧缩时期强调市场效率,却又失去了社会公平,“向右转”的路径似乎也不行。英国福利国家建设由此陷入了两难困境。为了走出这一困境,1997年,工党政府在阔别执政舞台18年之后重新亮相,它一上台就以“新工党”自居,力主超越左右之争,探寻“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倡导积极福利政策,既不主张‘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也不赞成完全削减福利开支的政策,而是要寻找权利和责任之间的平衡”。[15]它将老工党推崇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保守党力主的“撒切尔主义”思想巧妙地嫁接起来,将国家力量主导的“社会公平”伦理取向和市场力量主导的“市场效率”伦理取向两种看似对立的观念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英国福利国家现代化进程又开始转向了积极福利取向的“社会投资国家”时期。
在新工党执政的1997~2010年间,英国教育福利政策表现出了“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的伦理取向。其“社会公平”伦理取向的改革举措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宏观层面,以国家力量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新工党政府高度重视对“人的潜能”的投资,它“将教育置于政府社会经济战略整体格局的‘枢纽’地位,‘教育优先发展→培育人力资本内生经济变量→确保经济效率且落实社会公平’构成了新工党的施政逻辑”。[16]中观层面,稳步推进教育均衡化发展。新工党通过“教育行动区”计划、“追求卓越的城市教育”计划、“国家挑战”计划等一系列改造薄弱学校的教育改革举措来切实提高区域和学校之间的教育均衡化发展。微观层面,注重全纳教育使未成年人免遭社会排斥。新工党分别针对贫困家庭、少数族裔和特殊需求儿童等目标人群确立了有目标的教育福利政策。其“市场效率”伦理取向的改革举措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1)延续“标准而不是结构”的“新右派”思想。新工党政府在执政之初就形成了“一种建立标准导向的政策思考,其目的就是以国家的力量促使人力素质的提升,并藉由引进民间力量的投入,使教育具备市场竞争的效果,但却避免市场特质可见的恶性竞争”。[17](2)实施“国家技能战略”以增进个体关键技能。新工党意识到,要真正落实社会公平,光靠过去那种直接“授之以鱼”的“福利救济”是行不通的,而改由“授之以渔”的做法,注重帮助人民提升就业所需的合适技能,在增强个人与社会的经济竞争力基础上,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14](3)引入“准市场机制”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公共部门管理方法最初被视为应对经济萧条的权宜之计,但它们最终成为了重要的政策取向,并波及众多发达国家。选择、竞争、放权、绩效、集权和规约现已成为全球教育政策的趋势,新工党政府也不能例外”。[19]
2010年英国大选,政权接力棒移交至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袂组成的“联合政府”手中,由戴维·威廉·唐纳德·卡梅伦(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出任首相。卡梅伦执政之初的现实处境非常尴尬:一方面,面对前任政府遗留的严重财政赤字,其不得不强令缩减社会福利支出,顺势打出“大社会,小政府”旗帜,以掩护国家角色逐渐后撤;另一方面,英国贫富社会分化的严峻性,又亟待国家在解决就业、削减贫困、促进社会公平上有更大作为。正是这一两难处境,决定了卡梅伦政府在“国家主导”或“市场主导”、“社会公平优先”还是“市场效率优先”上无法做出明确抉择。因而,沿袭前任政府既定的“第三条道路”———兼顾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坚持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的社会政策伦理取向,成了卡梅伦政府短时间内难以绕开的一个选择。与此相应,其在2010~2015年执政期间的教育福利政策也表现出了“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的伦理意蕴。其中,体现“社会公平”伦理取向的举措有:为儿童早期教育服务、为家境贫困和特殊需要的学龄儿童、为贫困青少年今后的工作生活准备提供新的支持等。体现“市场效率”伦理取向的举措包括:以“教学”为核心全面提升学校教育质量、扩大学校自主权和开放学校准入市场等。[20]2015年英国大选,保守党获得了单独组建政府的权力,卡梅伦连任首相。“给您的孩子提供最美好的生命开端”是此次大选保守党竞选纲领中关于教育政见的内容标题,光从这一醒目的标题中,我们似乎就闻到了浓浓的“教育福利味”。保守党承诺:“我们将确保为您的孩子提供一所优质小学,对于失败持零容忍态度;将每一所薄弱的中学改制成‘学院’,并为家长和社团提供他们所想要的‘自由学校’;帮助教师发展数学、工程学、科学和计算机教学技能,以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创设300万新的学徒岗位,并确保大学入学人数不封顶,这是我们对于所有人的愿望。”[21]能否实现上述承诺姑且不论,但由此可以判断,追求“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伦理取向的教育福利政策仍是英国政府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可能选择。
四、对于后福利时代我国教育福利事业发展的若干启示
(一)发挥“政府—市场—家庭”多元混合教育福利治理的合力作用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西方福利国家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福利危机。为了应对这些危机,西方国家在社会政策领域纷纷进行了改革和创新,提出了“后福利社会”概念,它是指“通过福利创新,使福利的责任主体多元化,以追求社会公正,消除社会排斥,维持社会团结为终极关怀的社会”。[22]步入后福利时代,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治理’(governance)一举成为学术研究中的热门词语,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治理之风,消解了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在公共政策争论中占统治地位的政府范式和市场范式,掀开了向治理范式转型的序幕”。[23]就英国的教育福利政策变革而言,其路径轨迹同样是在政府范式和市场范式的对垒中不断反思形成的一种“治理范式”。比如,经典福利国家时期英国政府崇尚的是一种带有普遍主义取向的政府范式,而福利国家紧缩时期英国政府则转向信奉一种带有选择主义取向的市场范式。实践证明这两种范式都有失偏颇,因而进入社会投资国家时期以后,英国开始迈向“政府—市场—家庭”多元混合教育福利治理格局,其意在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家庭以及第三部门等各个福利供给主体的合力作用,从而真正保障每位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
教育福利改革的本质是改进有限教育资源的配置。后福利时代各国面临的教育福利改革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既定条件下既满足民众高质量的基本教育需求,又能尊重公民差异化的个性教育需求并充分挖掘每个人的教育潜能。对于我国而言,“福利治理”视角的借鉴意义在于如何推动教育福利行动主体间良性关系的建构。从政府层面来说,应该不断强化义务教育的法定责任,在义务教育领域需要国家实行普惠型教育福利制度,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儿童不管在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均应享受到免费教育机会,真正实现“学有所教”的目标;在非义务教育领域,则应实行补缺型教育福利制度,对于贫困儿童、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等社会弱势群体应予以特别的教育支持。在强化政府角色的同时,我们当然也不能忽视来自市场和家庭角色的教育福利补充作用。英国福利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那种依靠政府大包大揽的教育福利举措难以为继,更何况我们国家人口基数那么庞大,仅就当前国家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支撑起普惠型的教育福利体系。可以说,“政府包办教育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面对教育需求的持续扩张和国民不同的教育需求,有必要走官民结合的发展道路”。[24]因而,在当前我国“大政府,小社会”的公共教育治理格局下,政府除了在义务教育阶段责无旁贷之外,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应当采取有条件的“策略性后撤”战略,同时应积极培育第三部门的力量,优化教育福利服务的供给模式,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家庭”多元混合教育福利治理的合力作用。
(二)追求“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教育福利政策价值目标
经典福利国家时期英国在新左派思潮的影响之下,工党与保守党两大主要政党形成了难得的“新民主主义福利共识”,“社会公平优先”成了这一时期英国教育福利政策的核心价值诉求。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强调国家力量至上的“凯恩斯主义”失灵,而“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等新右派思潮渐趋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与此相应,“市场效率优先”成了福利国家紧缩时期英国教育福利政策的核心价值诉求,自此开始,英国又逐渐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福利共识”[1]的局面。中国自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这也标志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时代转型的开始。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教育福利改革中的“国家角色”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公平优先”也是这一时期我国教育福利政策的伦理取向。迈入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之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同样也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产生了影响,我国教育福利政策的价值目标也随之融入了“市场效率”的伦理色彩,而且这一色彩似乎愈来愈浓。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自由主义福利共识”框架指导之下,英国的教育福利改革“呈现出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教育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的社会功能被过于夸大,而教育促进个体身心和谐发展的本体功能却被渐渐淡化”。[14]2011年英国爆发的“青少年群体骚乱”事件更是为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卡梅伦政府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教育政策,如《教学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Teach ing)、《2011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2011)等都可以反映出政府已经开始回归到对基础教育的重视、对学生品行教育的关注等政府必须履行而不应被市场化所冲淡的基本教育职责上来。再将视角转向我国,当前我国的教育不公平现象日益突出,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义务教育不义务,教育福利无福利”的尴尬局面。市场化、民营化以及分权化等教育改革实践同样显现出政府责任有被弱化的现象。事实上,“政府作为教育改革的设计者、执行者,要切忌满脑子的市场逻辑、经济学概念和政治意识,而应站在教育理论和教学的立场上,敬畏教育规律,尊重人的发展规律,更多地从学校自身因素、内部规律出发来思考变革”。[27]令人欣慰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明确将“促进公平”作为今后10年我国教育改革的5大工作方针之一。由此不难看出,在近些年教育福利政策的“市场效率”价值意蕴愈来愈浓的同时,及时往“社会公平”价值目标上拉回来一点,妥善平衡好两者之间的价值尺度,是当下中国政府教育福利改革顶层设计理念的应然抉择。
(三)将教育福利作为破解我国儿童贫困代际传递难题的根本途径
近些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贫富分化有不断加剧的迹象,贫困群体出现了代际传递的现象。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其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造成贫困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在诸多原因之中,儿童自身以及父母或监护人的受教育水平状况无疑是一根本因素,这可以从理查德·罗斯(Rose)关于家庭生命周期与福利需求研究结论中得到验证(如图1所示)。
(资料来源:陈晨教育贫困反思———关于农民工流动子女的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16.)
“在罗斯的需求曲线中,三个箭头所标示的阶段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福利需求较高的三个阶段,在第一和第二阶段教育需求是家庭的主要需求之一,关系到子女的教育福利和整个家庭的正常周期历程”。[28]教育需求之所以在人的一生中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生产出来的发展资料而斗争”。[29]作为儿童自身而言,如果他在童年时期到成人早期过渡阶段(曲线中的第一阶段)未能拥有良好的受教育机会,那么他就会因为缺乏知识和技能而无法在将来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立足,其要么无法就业,要么从事低收入的岗位,从而陷入贫困;一旦等他成为父母或具有监护人资格的时候(曲线中的第二阶段),其自身受教育水平低下会限制家庭教育水平,加上其家庭贫困原因无法为子女选择高质量的学校教育或课外教育提供额外经济支持,从而极易使其子女也由此陷入贫困的代际循环怪圈之中。可见,“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和切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的关键因素”。[30]“教育福利是协助弱势群体摆脱困境的根本途径,因为教育福利的实现是普及教育资格和增强主体能力的双重过程”。[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