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福利制度（共12篇）

社会福利制度 篇1

一、社会民主主义

亚当斯密等人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可以通过市场经济活动得到自动调节, 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和管理。政府的责任在于维护自由和公平的交换制度, 社会对处于贫困之中的人没有救助的责任, 穷人应对自己的命运负责, 个人必须提高劳动意愿, 才能追求到财富和福利。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福利观。

然而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意识到要化解社会矛盾恢复经济就要采取适当的社会政策调整, 要采取诸多措施扩大社会福利。这时政府干预开始成为各国执行福利政策的主要理念。二战后, 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 以《贝弗里奇报告》为蓝本, 英国首先建立了福利国家, 之后, 欧洲各国纷纷“左转”。福利国家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产物, 也成了随后的时代里主要受抨击的对象。

所谓社会民主主义, 就是通过议会式民主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目标。其基本价值观是平等、自由和团结。在对待福利国家方面, 社会民主主义认为改良资本主义可以通过福利制度来实现, 不一定要用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更替来实现。他们认为福利国家有六项功能:消除社会问题及改善受苦群众的困境;通过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全民都可以享受同等的福利, 建立更平均的社会;提倡利他主义和社会整合;补偿弱势群体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减少横向和纵向等的不平等。社会民主主义主张政府干预, 建立无所不包所有公民都可以平等享受的福利国家, 为公民搭建起“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

二、新自由主义

福利国家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后, 它的弊端逐渐暴露,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使得“高增长、高福利、高税收”的福利国家制度陷入困境。在这个背景下, 新自由主义走上前台, 提出一系列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主张。新自由主义提出福利个人化, 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 反对福利国家制度。

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不平等, 反对国家干预, 反对集体主义, 提倡竞争。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明确表达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对, 对福利国家也是全盘否定的。一方面, 福利国家对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都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只要给予人们充分的自由, 一定有更好的更合理的福利制度产生。福利国家的制度与计划只能是对社会内既有秩序和当前行之有效的系统的破坏, 而且还会导致效率低下, 滋生懒惰与腐败。另一方面, 福利国家的全面的保障不是人人都可以获得的, 而只有提供社会安全网式的保障才是公平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 新自由主义虽然反对福利国家的政策制定及提供福利的模式, 但是并非主张国家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国家应该做的是去创造法律构架, 使自由市场系统能够有效运作, 政府部门应与其他福利服务提供者在自由市场中进行竞争, 从而提升国家内部的效率。

三、第三条道路

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遭遇到了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贫富分化加剧, 经济发展停滞, 经济危机频发, 社会秩序混乱, 新自由主义被证明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灵丹妙药, 逐渐失去人们的信任。

20世纪90年代, 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理论。这是对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调和后稍“偏左”的中间理论, 核心价值观包括平等、保护弱势群体、自主性的自由、以责任为基础的权利、以民主为基础的权威、世界多元化以及哲学保守主义。他认为在当前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 出现了“五种两难困境”:全球化使一国的经济、政治和人们的社会生活都发生剧烈变化;个人主义影响加强;全球化改变了左和右的形态, 目前已不存在很明确的左和右的问题;全球化影响了各种正统的政治党派, 各类NGO组织越来越倾向于成为政治行动的主体;生态危机带来的威胁也必须纳入政治的考虑范围。正是这些困境, 以前的理论观点都不适应新的形势, 吉登斯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他把平等理解为“包容性”, 不平等理解为“排斥性”。他接受右派对福利国家效率低下的批评, 但是不同于右派想要剔除福利国家的思路, 认为应该重构福利国家, 主张采取能动性的政治方案和积极性福利改革。改革后的福利国家要成为一个社会投资国家, 在风险和安全之间、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之间建立新的关系。改革的主要行动便是人力资本投资和以就业促进人们的自我实现。

简言之, 第三条道路福利理论的主要观点是:首先, 构建积极性福利, 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发展社会福利, 让NGO、慈善团体等第三类团体更多地参与福利提供。其次, 建设社会投资性国家。第三, 发展混合型经济。第四, 包容性平等。

四、福利多元主义

第三条道路的福利主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固有矛盾。在其后, 出现了福利多元主义, 主张福利的规则、筹资和提供由不同的部门共负责任, 共同完成, 政府部门通过福利开支缩减的手段来减少福利国家的规模, 将福利责任下放到地方或其他部门, 从国家保障的单一主体发展成多元责任主体。但福利多元主义也有着诸多矛盾之处, 被批评为具有潜在的危险。

五、小结

当代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说明:

第一, 各种福利理论的兴衰更替说明, 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 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 自然相配套的政策制度和理论要发生变化。

第二, 一定的福利制度服从于一定的政治制度, 不同福利理论指导下的福利政策都是为它的政权服务的。不同国家采取的福利制度, 主要依据自己的国情来定, 要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 能够为自己政权服务的福利制度, 并且福利制度要依据实际情况而及时做出改变。

六、对中国福利制度的一点思考

关于我国的福利制度, 个人比较赞同第三条道路, 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照搬, 毕竟它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的, 与我们有着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差异。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社会保险为主, 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优抚安置为辅, 我们能够做的是坚持社会保险的主导地位, 其他方面吸取第三条道路理论之精华, 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改革。首先, 在当前的形势下, 我们面临着全球化的剧烈挑战, 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受经济危机等困境, 全球化不仅影响了我们的经济发展, 对政治生活乃至人们日常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次, 我们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中国要发展, 经济一定不能停下来, 而恰当的福利制度会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保障, 相反福利制度不恰当也一定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第三, 中国社会处在变革的重要时期, 当前贫富差距较大, 社会分层比较明显, 社会阶层流动不那么畅通, 机会和结果的不平等都较为普遍, 而恰当的社会福利制度正是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工具。

我国可以做的有:第一, 促进就业以增加福利, 如, 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帮其就业用主动的方式防止贫困, 而不是被动地对贫困进行救济;第二,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通过教育提高人民素质改善福利状况。第三, 当前由政府主导发展社会福利, 应当结合国情适度并逐步放开, 允许更多的第三类机构加入福利事业, 只要形式合理不危害社会不伤及大多数人的利益, 并且组织形式成熟就应该加以欢迎, 同时也应该投入一定的精力鼓励NGO组织的成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J].商务印书馆, 2010.

[2]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3]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4]陈良瑾.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9.

[5]尚晓援.“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 2001 (3) .

社会福利制度 篇2

中文摘要与关键词„„„„„„„„„„„„„„„„„„„„„„„„„„1

一、社会保障的起源和发展„„„„„„„„„„„„„„„„„„„„„„2

（一）我国的社会保障„„„„„„„„„„„„„„„„„„„„„„„„2

（二）社会保障的分类„„„„„„„„„„„„„„„„„„„„„„„„3 1.社会福利„„„„„„„„„„„„„„„„„„„„„„„„„„„3 2.社会保险„„„„„„„„„„„„„„„„„„„„„„„„„„„3 3.社会优抚安置„„„„„„„„„„„„„„„„„„„„„„„„„4

二、我国社会保障部分项目基金支付风险严重„„„„„„„„„„„„„„5

（一）社会保障基金存在支付风险„„„„„„„„„„„„„„„„„„„6

（二）造成社会保障基金支付风险的主要因素„„„„„„„„„„„„„„6 1.信用风险„„„„„„„„„„„„„„„„„„„„„„„„„„„6 2.流动性风险„„„„„„„„„„„„„„„„„„„„„„„„„„6 3.利率风险„„„„„„„„„„„„„„„„„„„„„„„„„„„6 4.操作风险„„„„„„„„„„„„„„„„„„„„„„„„„„„6 5.法律风险„„„„„„„„„„„„„„„„„„„„„„„„„„„6 6.通货膨胀风险„„„„„„„„„„„„„„„„„„„„„„„„„6 7.环境风险„„„„„„„„„„„„„„„„„„„„„„„„„„„6 8.政策风险„„„„„„„„„„„„„„„„„„„„„„„„„„„6 9.国家风险„„„„„„„„„„„„„„„„„„„„„„„„„„„6

（三）社会保险“系统老龄化”„„„„„„„„„„„„„„„„„„„„7

（四）社会保障筹资渠道少„„„„„„„„„„„„„„„„„„„„„„7

（五）历史债务„„„„„„„„„„„„„„„„„„„„„„„„„„„7

（六）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不实„„„„„„„„„„„„„„„„„„„„„7

（七）社会保险利差损严重„„„„„„„„„„„„„„„„„„„„„„7

（八）社会保险待遇的非理性调整„„„„„„„„„„„„„„„„„„„7

三、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对策建议„„„„„„„„„„„„„„„„„8

（一）实行分权式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模式„„„„„„„„„„„„„„„8

（二）创造第三方监督的有效实施机制„„„„„„„„„„„„„„„„„8

（三）加快法制建设，提高违法成本„„„„„„„„„„„„„„„„„„9

（四）推进监管的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健全信息披露制度„„„„„„„„„9 参考文献„„„„„„„„„„„„„„„„„„„„„„„„„„„„„„9

[摘要] 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和谐稳定的大局。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因此,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使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顺利推进。

[关键词] 社会保障；发展现状；存在问题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支付风险研究

一、社会保障的起源和发展

社会保障，来源于英文“social security”一词，其最早出现在美国1935年的《联邦社会保障法》中。1944年在美国召开的第二十六届国际劳工大会上所通过的《费城宣言》的第6条中，使用“社会保障”代替了“社会保险”，自此之后，在国际社会及各国的法律文件中对“社会保障”一词的使用也逐渐频繁起来。1984年国际劳工组织在发布的《社会保障导言》中，将社会保障界定为“社会通过一系列的公共措施对其成员提供的保护，以防止他们由于疾病、孕娠、工伤、失业、残疾、老年及死亡而导致的收入中断或收入锐减引起的经济和社会困窘，对社会社会成员提供的医疗照顾，及对有儿童的家庭提供的补贴。”我国是在1986年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第七个五年计划中开始使用“社会保障”一词的。此后，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又将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支柱之一。

（一）我国的社会保障

社会保险是由国家通过法律手段对全体劳动者强制征缴保险基金，用以对其中丧失劳动能力或失去劳动机会的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事故保险等，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管理。而商业保险是指保险公司按照自愿原则，根据保险合同向投保人收取保险费，并实现损失补偿和人身给付的一种经济保障活动。其中人身保险是在社会保险覆盖不到的领域和社会保险提供的保障水平之上发挥作用的一种自愿性商业保险活动，包括人事保险、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和伤害保险等四个部分。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势下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共同发展，对深化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保障职工群众生活，维持社会稳定和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环节，也是整体改革的突破口，关系亿万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企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入。按照国际标准，当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或者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时，社会就进入了老龄化。经测算我国在2000年时，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10.7%，步入老龄型社会，在时间上比世界人口老龄化提前10年，在速度上比欧美国家快一倍。同时，按国际标准，退休金占工资总额比重达20%为警戒线，29%为社会承受的极限。据测算，我国在2015年左右达到警戒线，2025年前后达到极限，此后，15年时间维持在30%-40%之间，如果把乡镇和农村的养老问题一并考虑，任务更加艰巨。如何应付即将来临的老龄化问题，是对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一次严峻考验，其改革已势在必行。

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是1986年为配合劳动合同制和企业破产法的实施而建立起来的。它在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保障群众生活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我国现行的医疗制度是50年代初期建立和实施的，总体上分成两个部分，即行政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制度和国有企业劳保医疗制度。由于缺乏内在的利益约束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导致国家负担的医疗费用呈现几何级数递增。

我国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制度建立于50年代初期，在社会生活中曾起到积极作用。但是，长期的实践也表明，它存在着覆盖面不广、待遇偏低、没有科学的工伤评定标准和健全的劳动鉴定制度、缺乏强制性等弊端。

人寿保险是为人的生老病故伤残和失业等风险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商业性保险业务。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险的总水平还很低，通过大力发展人寿保险可以弥补社会保险的不足，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互助等内容。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部分

社会保障体系是指社会保障各个有机构成部分系统的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总体。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这几项社会保障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的“安全网”，它对社会稳定、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保障的分类

1．社会福利 是社会保障的最高层次，是实现社会保障的最高纲领和目标。它的目的是增进群众福利，改善国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它把社会保障推上最高阶段；社会福利基金的重要来源是国家和社会群体。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是指政府出资为那些生活困难的老人、孤儿和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生活保障而建立的制度。为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的生活权益，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城市孤寡老人、符合供养条件的残疾人和孤儿实行集中供养，对农村孤寡老人、符合供养条件的残疾人和孤儿实行集中供养与分散供养相结合；集中供养一般通过举办社会福利院、敬老院、疗养院、儿童福利院等福利机构进行；对于残疾人，通过政府的优惠政策来兴办多种形式的社会福利企业，帮助适合参加劳动的残疾人获得就业机会。

2．社会保险 就是社保，含五个险种；保障保护和配置劳动力功能。社会成员正常健康的生活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优胜劣汰的竞争又是不可避免的，职业岗位稀缺而就业人口多，这就必然会导致部分劳动者可能要退出劳动力市场，使其及家属失去收入而面临生存危机。此时，社会保障就可以通过各种帮助，使这部分社会成员得以摆脱生存危机的困扰，维持最起码的基本生活需要，这样有利于保护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还可以通过建立全社会的统一的社会保障网络及健全的社会保险制度，解除社会成员因变换工作或家庭迁徒而带来的后顾之忧，从而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调节投融资功能。社会保障资金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如把经过几十年积累的社会保障基金合理地利用起来，其作用将不可忽视。目前，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运用都是在保证投资安全的情况下，投向可获较高利润的项目上以使其增值，但客观上也确实成为国家调节投资的一大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国家建设。分配的差异、收入的悬殊等，这势必会导致部分社会成员收入下降，生活出现困难。这时，社会保障就可以对低收入阶层给予生活所必需的给付，或者在养老、失业、伤病、残废，生育等情况发生之时实施必要的所得给付，就会对经济活动所造成的所得分配不均进行再分配，实现对国民收入的再调节，尽量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社会保障可以通过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对失业或没有生活来源者、贫者和一切工薪劳动者，在暂时或永远失去劳动能力以及暂时失去工作岗位者提供帮助，使其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其次，还具有社会稳定功能。众所周知，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有很多，其中，社会成员生活无保障是重要的致因。我国古代就有“民贫则奸邪生”的观点。因此，社会保障已普遍被认为是稳定社会政治秩序、保障社会安定的“安全网”和“减震器”。20世纪70年代盛行起来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虽然在某一时期出现了很高的失业率，但其社会秩序却比较稳定，这即是社会保障在发挥“安全网”的作用时的一种表现。国际劳工组织在总结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时指出：“没有社会的安定，就没有社会的发展；没有社会保障，就没有社会安定。”这一概括充分说明了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功能。3．社会优抚安置 社会保障的特殊构成部分，属于特殊阶层的社会保障，是实现社会保障的特殊纲领。社会优抚安置目的是优待和抚恤；社会优抚的对象是军人及其家属；社会优抚的基本特征是对军人及其家属的优待；社会优抚的基金来源是国家财政拨款。保障优抚对象的生活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社会优抚制度的建立，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保卫国家安全，促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推动经济发展的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2010年9月19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发出通知，再次提高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从2010年10月1日起，残疾军人(含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残疾抚恤金标准，烈属(含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分别提高10%，在乡老复员军人定期定量补助在现行基础上每人每年提高480元，以上提标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同时，此次国家还将享受待遇的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参试人员的生活补助标准由现行每人每月200元提高至220元，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承担经费。

调整后，一级因战、因公、因病残疾军人抚恤金标准为每人每年28690元、27780元、26870元，分别比2009年提高了2610元、2530元、2440元，一级因战残疾抚恤金标准达到了2009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89%。

居住在城镇的烈属定期抚恤金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8730元，达到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1%；居住在农村的烈属提高到每人每年5240元，达到2009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02%。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及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和红军失散人员生活补助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年19890元、19890元和8600元。

据介绍，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第17次提高残疾军人残疾抚恤金标准，第20次提高烈属定期抚恤金标准和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生活补助标准。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此次提标共新增经费5.8亿元，全年共安排抚恤补助经费210.6亿元，惠及619万优抚对象。

二、我国社会保障部分项目基金支付风险严重

（一）社会保障基金存在支付风险

认为，“风险”就是存在于客观事物中的一种不确定性状态，是指发生伤害、毁损、损失的可能性。社会保障基金则是指国家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法定程序，以各种方式建立起来用于特定目的的资金。社会保障基金管理风险就是发生在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中，可能针对社会保障基金发生的毁损或损失。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是在政府集中管理下由独立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实施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形成了两层委托—代理关系：第一，基金的实际所有者（社保对象）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第二，地方政府与社保经办机构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关系实质是一种法律强制下的新型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关系体现 着行政权力，代理方和委托方的地位不平等，容易导致被代理方利益受损。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就是要消除这种管理关系中存在的风险。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主要包括四大类：一是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社会统筹账户上的社保基金；二是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个人账户上的社保基金；三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四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其中，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专门负责管理，有较高的透明度。文中的社会保障基金限定在第三大类以外的其他三类基金。

社会保险基金是社会保险事业的物质基础，在当前严峻的形势下，如果社保基金不能实现保值增殖，当出现支付危机的时候，社会保险基金的社会保障功能就有可能落空，社会保险制度将无法正常运行，势必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团结。由此可以看出，投资并且获取较高的收益对于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若干重要项目，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基金长期平衡难以实现。根据作者长期的精算分析，部分社会保障项目的基金潜伏危机，影响制度持续健康运行。

（二）造成社会保障基金支付风险的主要因素

社会保险基金投资属于一种金融投资活动，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金融风险，一般来说，造成社会保障基金支付风险因素主要有：

1.信用风险 又称违约风险，指债务人不能或不愿履行债务而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可能性，或是交易一方不履行义务而给交易对方带来损失的可能性。信用风险存在于一切信用活动中，也存在于一切交易活动中。

2.流动性风险 指由于流动性不足给经济主体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保持流动性对企业和金融机构来说都至关重要，但并不是说流动性越高越好，因为流动性与盈利性是有矛盾的，因此，必须保持流动性与盈利性的平衡。

3.利率风险 指利率变动给经济主体造成损失的可能性。无论是金融企业还是非金融企业，只要其资产和负债的类型、数量及期限不一致，利率的变动就会对其资产、负债产生影响，使其资产的收益、负债的成本发生变动。

4.操作风险 又称运作风险，指由于企业或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不健全或失效、操作失误等原因导致的风险。

5.法律风险 指金融机构或其他经济主体在金融活动中因法律方面的问题而引致的风险。

6.通货膨胀风险 又称购买力风险，指通货膨胀可能使经济主体的实际收益率下降，或使其筹资成本提高。

7.环境风险 指金融活动的参与者面临的自然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环境的变化而带来的风险。

8.政策风险 指因国家政策变化而给金融活动参与者带来的风险。国家在货币政策、财税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的调整，有可能给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带来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可能是负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

9.国家风险 指由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重大变化而给经济主体造成损失的可能性，这主要针对的是海外投资。

（三）社会保险“系统老龄化”

这是指在社会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内的参保人群中，实际缴费人群相对减少、享受人群相对扩大的趋势。这种现象，显然与全社会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有关，但是这还与我们的制度设计和运行环境有关。根据我们的研究，这一现象不仅发生于社会养老保险中，而且也会出现在社会医疗保险之中。因为老年人群的医疗消费支出高于其他群体，而且社会医疗保险基金通常采用现收现付制的筹资模式，因而参保人群的年龄结构对于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在“退休人员不缴费”的政策之下，社会医疗保险“系统老龄化”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还有一点，我们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过低，而不少地方实施提前退休的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保险的“系统老龄化”。

（四）社会保障筹资渠道少

以职工的社会保险为例，筹资主要依靠用人单位和参保者个人缴费，财政和其他渠道筹资较少，从而造成用人单位缴费的费率偏高。从长远看，用人单位（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力成本偏高、负担过重，将影响经济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五）历史债务

随着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筹资模式由现收现付制向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转变，社会保险制度的历史债务显性化了。当时政策制定者的意图是由新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运转过程中自行消化历史债务，而不采取其它处理措施。这就使得当代在职人员既要为自己未来养老和医疗费用储备资金，又要为原制度下的退休人员全额支付养老金和医疗费用，形成双重负担。这也是现阶段用人单位缴费率偏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六）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不实

缴费基数是影响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的重要因素。但是，近几年缴费基数不实的现象普遍存在，据地税部门的估计，目前各地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综合打折率在50－60%之间。因此，规范基金征缴行为，做实缴费基数对于改善基金状况，并营造公平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十分重要。

（七）社会保险利差损严重

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该项制度实施10多年来，全国大多数地区的记账利率高于基金投资的实际回报率，这一严重的利差损必然导致未来的基金缺口。更有个别地区出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做实个人账户后，统筹基金出现亏空，只好依靠贷款支付养老金，而贷款利率高于个人账户基金的投资回报率。

（八）社会保险待遇的非理性调整

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虽然该项制度中有一个养老金待遇自然增长机制，譬如，基础养老金的发放标准已与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相挂钩。但从近五年的实践看，连年大幅度调高基本养老金待遇标准，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养老金待遇过分悬殊的矛盾，但这种非理性的决策破坏了养老金待遇的正常调整机制，大大增加了基金的支付压力，造成了企业在职人员工资与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倒挂现象，也进一步扩大了社会保障领域的城乡差距。

三、完善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对策建议

（一）实行分权式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模式

分权式保险基金管理模式是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一个好的选择。在该模式下，社会保障基金的行政管理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资产管理权与负债管理权相分离，统筹账户资产负债管理权和个人账户资产负债管理权相分离。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享有社会保障基金的行政管理权，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下属的社会保障经办机构负责除基金管理以外的其他事务，独立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委员会享有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资产的经营权。

在中央设立统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运营的委员会，其直接受国务院领导，对国务院负责；在各个统筹层次，分别设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委员会，其直接受上级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行政领导下，按照法律的规定经营社会保障基金，其不受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领导和干预，但要受其监督。该委员会的主任由上级委员会任命，其成员包括社保部门、雇员、企业主代表以及专家，实行委员会制度，委员会下设专业的经营机构；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派驻一个副厅（局）级领导监督委员会的工作。统筹账户的负债经营权交给财政部门，由其直接在社保部门的指令下，按时足额划出给付资金进入职工在商业银行的个人账户。

（二）创造第三方监督的有效实施机制

必须创造有利于第三方监督的实施机制，使监管起到实效。所谓第三方，是指社会公众，以及代表公众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和独立机构。为避免分散性，社会公众必须借助组织和机构去行使集体监督；这些组织和机构应该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导向的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凝聚了社会分散的力量，使单个的社会意思，变成了统一的集体意思；并且，许多 研究社会保障，关心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金融、审计、行政管理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新闻记者的加入，也为非政府组织履行监督的职能提供了条件。国家应在法律上给予这类组织以特定的法律地位，使其免受行政机关的非法干涉。法律应规定涉及社会保障管理和监督的行政机构，对于此种组织要求提供相关信息资料的要求必须满足；对于此种组织提供的建议和意见，必须给予认真对待。如果对于该类组织指出的违法、违规行为不及时改正，该类组织则可以向上级监督机构提出举报，并代表公共利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维护公共利益。

（三）加快法制建设，提高违法成本

与社会保障基金监管制度相关的法律制度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社会保障基本法，二是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专门法律，三是与社会保障基金相关的其他配套的法律法规。社会保障基本法应该专章规定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监督，作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监督的最高准则，包括对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监督机构和体制的规定，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的权限，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职责，基金投资的比例和方向等内容。律是对社会保障基本法有关社会保障基金监管内容的具体化和细化，它包括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机构及其产生方式、职权、考核，专门的监督机构及其产生方式、职权，基金具体运营的机构（公司）及其选择、考核，以及对有损社会保障基金安全行为的具体规定和处罚等内容。

此外，提高违法成本，实行司法保护对社会保障基金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只对“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的”给予定罪处罚，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的挪用没有具体的规定，致使挪用的成本非常的低，因此，专门规定挪用社会保障基金的罪，以确保社会保障基金制度监督的有效性。

（四）推进监管的信息化建设，建立和健全信息披露制度

社保基金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信息的不对称，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获取和传导机制，基金的所有者无法了解到基金管理的真实信息，上级监管部门不了解下级管理部门的真实情况，由于基金多样性和分散性，甚至一些管理部门对自己所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的真实情况都不了解，零散和不完整的数据使监督变得非常的困难。

为此，推进社会保障基金监管的信息化建设，建立起劳动与社会保障、财政、税收、企业和银行等之间横向以及上下级部门之间纵向的统一规范的信息管理系统。该管理系统的终端设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每个下级部门按照当地的社会保障基金构成定期上传相关的信息，并由上级部门定时到相关的银行检查账户情况是否属实。该数据库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以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令人吃惊的俄罗斯社会福利制度 篇3

又深入了解了一下，算是基本上揭开了谜：市民们在生活上有许多不用花钱的地方。尽管俄罗斯经济萧条，但它的社会福利仍然令人羡慕。首先，居民住房不收费，虽然现在也学我们，开始住房改革，把公有住宅转给私人，但政府规定，人均18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无偿转给个人，18平方米以上部分也只收很少的钱。还有，自来水、热水(一天24小时供应)、供暖，从来就不收费，索性连水表都省了。这个国家的公民根本不知水表为何物。天然气和电的计价收费也是粗放型管理的低收费，这种收费对居民来说根本就不算是开支。

除此之外，俄罗斯的全民公费医疗也着实令人不可思议。我国的公费医疗仅仅是对公职人员及国有企事业职工而言的。你没有属于国家编制的工作，就享受不到公费医疗。而俄罗斯却是全民公费医疗，农民、无业者，只要你是俄罗斯公民，就一律享受公费医疗。手术免费，住院免费，治疗免费，唯一不免的只有药费。所有的人得了病，不管什么病，甚至都不管你是不是俄罗斯人，只要在俄罗斯境内的任何人得了病，救护车就把你往医院拉，就给你治。

俄罗斯的经济虽然是多年来处于停滞状态，但它的义务教育制度却依然如故。用我们的话说，叫做“再穷不能穷教育”，學生上学一律免费，教科书均由学校无偿提供。而且所有的学校一律免费供应全体学生一顿丰盛的、营养充分的早餐或午餐。我曾就此询问过俄方人员，为什么要免费供餐。俄方人感到很吃惊，竟反诘：“学校不供餐，让孩子们到哪儿吃饭呢？”我说：“难道他们家里不给做饭吗？”“家里？营养怎么保证？”俄方人员吃惊的表情使我感到惭愧，人家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我都当做问题来提！

俄罗斯社会的优惠政策和福利补贴很多，如：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物业管理以及许多行业和阶层享受的免费住宅、疗养、交通等等。如果综合全部社会优惠，包括对住宅和物业管理的补贴， 2003年的社会优惠政策所需要的资金高达2.8万亿卢布，相当于政府全部预算的68%。

但是有些领域不改革已经不行了。比如住宅物业领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住宅实行无偿私有化，将现有住房无偿转归住户所有。住宅私有化了，但是物业管理、房屋修缮费用仍然由国家承担。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住宅和公用设施已经老化，不进行大规模修缮或更新无法正常运转。俄政府计划对物业实行有偿管理。这项计划几乎遭到全社会的反对，尤其那些低收入家庭坚决反对缴纳物业管理费。

各种不合理的优惠政策已经成为俄政府的沉重负担，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但在社会分配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不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和保障问题，社会政策方面的改革势必滋生不满情绪。

住北京的人都知道北京缺水，“节约用水”早已成为北京人耳熟能详的口号，可是，莫斯科市内那浩浩荡荡欢跃奔腾的莫斯科河居然如此宽广，水量充沛得令人心生妒意！艳羡也好，妒嫉也罢，据实论，俄罗斯的确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度。以莫斯科为例，该市所辖面积极大，城区内早已留足了大面积的绿地，甚至还有成片的树林。市内道路非常宽阔，有时甚至使人感到空旷。

据介绍，莫斯科市民60％以上在郊区建有私家别墅。由于土地资源丰富，别墅的土地成本极低，而且，市郊的自然环境也很好，树林、湖泊、草地随处可见。市民可以随便选个地方就盖别墅，还可就地取材，自己动手砍树锄草，因为政府不收任何费用，所以这样的别墅造价很低。我曾经同一位俄罗斯朋友开玩笑，说要买下一座80平方米的小别墅，那小别墅建在草地上，树林旁，不远处有一个小湖，可以钓鱼，这样的别墅，我问他卖多少钱，他出了个价，吓我一跳:500美元？如此低廉的造价,如此宽松的政策，难怪市民们纷纷跑到郊区去建别墅。逢到假日，多数市民都携家带口开着汽车出城度假，尽情地享受生活。

社会福利制度 篇4

一、国外社会救助制度发展改革路径

纵观国外主要发达国家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几年的发展历程, 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社会救助支出膨胀、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管理成本上升、救助对象福利依赖现象严重、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益扭曲等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各国根据各自的国情采取不同的改革措施, 使社会救助在保障公平的基础上促进效率, 达到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帕累托改进。概括起来, 国外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呈现出以下几种路径。

(一) 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

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目标是保障贫困者的最低生活需要, 帮助其脱离贫困状态。发展中国家社会救助主要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而发达国家解决的是相对贫困问题。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传统的社会救助制度都以保障贫困者的基本生存为主要目标。当社会成员的收入低于当地贫困线即有资格获得政府救助, 救助方式以现金或实物为主。这种救助属于被动消极的救助。上世纪90年代, “就业是最有效的脱贫方式”理念开始兴起, 于是, 美国、英国、荷兰、新西兰、挪威等主要发达国家发起了一场“从社会福利到工作福利”的计划, 旨在通过福利补贴提高受助者的就业能力, 帮助失业者尽快重返劳动力市场。

以英国为例, 从1996年开始, 工党政府为了鼓励人们积极就业, 将以前实施的收入补贴和失业救济改革为求职者津贴, 为积极寻求就业机会的人提供补助。布莱尔政府在1998年开始了一项大规模的“从福利到工作”计划, 分别为青年人、长期失业者等弱势群体制定了不同的行动计划, 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帮助其就业。

(二) 由权利型向权利义务结合型转变

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是社会救助区别与社会保险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社会救助理念认为, 贫困并非完全是个人原因造成的, 所以当个人陷入生活贫困状态时, 就有权利向政府申请救助, 同时政府在社会救助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的积极理念开始在西方国家社会救助政策中萌生, 其基本思路就是将领取救助待遇与工作联系起来, 即对获得救助的对象增加工作要求, 旨在减少福利依赖。它反映了一种新的福利价值观, 即依靠工作比依靠政府救助更能改善人们的经济境况。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对社会救助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在救助过程中增加对受助者的工作要求。如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协调法》, 同时“贫困家庭临时救助” (简称TANF) 取代了实施多年的“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 (简称AFDC) 项目。新的法案要求依靠政府救助的家长在两年内必须工作, 否则这个家庭将失去救济金。

(三) 减弱负激励效应

西方国家 (特别是福利国家) 在实施社会救助制度过程中, 受助者都不同程度存在负激励效应, 即所谓的“贫困陷阱”和“失业陷阱”。这主要归因于较高的“有效边际税率” (简称EMTR) ——努力工作使名义收入增加, 而实际收入反而降低 (或有微小提高) 。负激励效应削弱了受益者的工作积极性, 造成其对福利的长期依赖。减少和避免负激励效应, 提高受助者的劳动参与率, 是许多国家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1996年新西兰对原有的“家庭用途补助计划”的扣减率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新西兰政府采用了双管齐下的方法, 一方面, 增加低收入者的工作报酬;另一方面降低对低收入者的扣减率。改革之后, 对于收入在5000~10000美元这一低收入群体而言, 其EMTR的总体水平较改革之前降低了50%。

二、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再设计

我国已形成了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以灾害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援助、法律援助等专项救助为配套措施的综合救助体系, 目前社会救助制度面临着提高救助功效、完善现行制度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任务。

(一) 重新定位目标群体

社会救助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谁将获得这种福利?即社会政策中所谓的“目标定位”——受益者资格的认定。社会救助是帮助那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人”, 这是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共识, 大多数国家是通过家计调查来甄别“穷人”。

我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救助的目标群体定位于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 并且通过家庭收入和财产调查的方式来确定。但各地在实施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以及住房救助等专项救助制度时, 往往也只是简单地将民政部门认定的城乡低保对象作为专项救助项目的受益者, 这种简单对接的方法, 直接导致了低保救助的“悬崖效应”, 即一旦享有低保, 其获得的效益将大大高于低保边缘户的家庭收入, 这样不仅有可能造成救助资源的浪费, 而且有可能制造新的社会不公平。

为了确保将有限的资源分配给最需要帮助的人, 有必要对我国目前社会救助的受益目标群体重新定位。第一, 细化目标对象, 具体划分为残疾人救助、未成年人救助、老年人救助、失业救助、家庭临时困难救助等, 这样针对性较强, 较接近做到“应保尽保”。第二, 根据救助对象的实际需要确定有效的救助形式。比如为未成年人提供食品券, 为老年人提供护理服务, 为失业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将救助与就业服务更好地结合起来, 提高救助效率。

(二) 重新定位救助管理职能部门

我国目前在实施社会救助政策过程中, 存在着多部门管理的现象。部门各行其是, 缺乏协调, 直接影响了社会救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目前相关部门的职能分工大体如下:民政部门负责城乡低保、灾民救助、临时救助、应急救助和社会互助等;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就业援助;卫生部门落实医疗救助政策;城建委负责住房救助;教育局落实教育救助;工会开展困难职工帮困。这种政出多头的执行机制, 既增加了救助环节和运行成本, 同时又容易造成重复救助或救助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

鉴于目前这种多部门管理的现状, 有必要重新定位社会救助管理职能部门。应当由民政部门全面负责各项社会救助事务的运行, 相关部门配合民政部门开展工作。这样既降低了社会救助的运行成本, 也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

(三) 提高救助标准, 降低有效边际税率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运行实践中是一种消极的救助, 只有当家庭收入低于当地政府确定的贫困线时才可以享受救助待遇, 并且实行差额救助, 即实际救助金额等于当地政府确定的救助标准减去申请救助者的实际收入, 这种100%的有效边际税率的做法直接导致两个后果, 其一是受助者无意通过自己的劳动或其他方式增加自己的收入, 因为增加多少意味着失去多少;其二是找到工作的受益者往往会隐瞒他们的收入, 继续享受低保待遇。这些结果都会直接损害社会救助的目标, 一方面使部分低保对象长期沉淀下来, 形成永久的贫困;另一方面实际收入水平已超过低保标准 (但隐瞒收入) 的仍然占有社会救助资源, 真正需要救助的贫困者却因为资源的有限性而被漏到网外, 这又形成新的社会不公。

我国社会救助待遇水平偏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为例, 2012年在全国36个主要城市中, 民政部网站公布的低保标准占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际收入的比重, 最低为15%, 最高为28%, 均值约为20%;实际人均补差占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最高为16%左右, 最低的只有5%, 大部分不足10%。我国现阶段的救助水平只能维持贫困者的基本生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逐步提高保障标准, 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三、结论

社会救助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第一块基石, 它是保障贫困群体基本生活的最后安全网。可以肯定地说, 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中最为成功的领域之一。目前, 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正处于加快建设与发展之中, 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向综合型社会救助体系发展, 从生存型救助向促进发展型救助、从维持温饱型救助到追求一定生活质量型救助发展, 这是社会救助制度适应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在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进程中, 面临许多问题, 需要从多方面加以改进与完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 从消极的社会救助向积极的社会救助转变, 加大就业援助, 增强个人责任意识、激励受助者走向工作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值得我国借鉴。

参考文献

[1]尼尔·吉尔伯特 (Neil Gilbert) 等编.王金龙等译.激活失业者——工作导向型政策跨国比较研究[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

[2]尼尔·吉尔伯 (Neil Gilbert) 等编.郑秉文等译.社会福利的目标定位——全球发展趋势与展望[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

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 篇5

专业： 09 社会工作班级：（2）班学号：1311209047姓名：陈开富

文章摘要

人民网北京9月26日电 9月24日至25日，由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发展战略”首次研讨会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此次会议的召开是对我国过去发展社会福利的一种肯定和认可，也为继续、加强社会福利在中国的发展确立了方向、指明了道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本篇论文简略的概述了社会福利在传统中国以及现代的发展，并从过去和现在发现一些社会福利发展的弊端、不足之处，同时找出相对应解决措施。从社会福利的前世今生分析，更好、更全面的为社会福利制度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出谋划策。

关键词：社会福利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传统福利现状分析未来发展

正文

一、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英文写作“SocialWelfare”，是国家或社会为其成员提供某些物质或服务，以期提高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保证其生活质量的代名词。其目标是“抵消市场出于种种原因给那些难以满足基本需要的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一种处理人们在一生中遇到的如生病、残疾、失业以及年老等危机的方法。

国际上，社会福利的体系分成两大部分；

1、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安全体系），它包括

a：社会救助体系

b：社会保险体系

2、其他的社会福利体系；

a：公共福利（国家提供给公民的福利如教育、医疗、健康、文化娱乐的设施和服务）b：地方公共福利和社区服务（公益性和便民性）

c；职业福利（劳动安全及保证劳动力的持续使用）

d：公司的集体福利（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忠诚度）

e: 国际社会的捐助（教育、医疗、环保、救灾等）

在中国，与国际化社会福利制度相比，中国的社会福利覆盖面有限，社会福利制度尚不成熟。

研究中国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中国家的福利问题是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的，它可以从一个缩微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福利社会的发展和变更，对于一国制定和改善的福利制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中国社会福利发展进程的分析：

第一阶段为计划经济时期，从1956年到1978年。这一阶段我们建立起的是低水平的全民福利制度。

第二阶段为包产到户与生产扶贫时期，从1978年到1992年。在农村，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原有公社体制中包含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被废除了；公积金、公益金也逐步减少；五保户费用的承担变得日益困难；合作医疗制度日益荒废；农村公共养老制度基本回归到家庭赡养为主的历史传统。在城市，效率主导型的国企改革砸烂了工人的铁饭碗，城市就业制度逐步放开，无保险体系的农民工制度开始兴起。

第三阶段为全面进入市场经济时期，从1992年到2001年。市场经济全面推开后，我们国家的各个领域都以市场为导向来开展改革。但当时所有救济制度的试验都由地方承担费用，覆盖人口相当少。

第四阶段为普及城乡最低保障时期，从2001年到2008年。从2001年9月开始的全面普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行动，要求社会救济要变阳光雨露型为社会责任型，全面普及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第五阶段为普惠型教育福利和医疗卫生制度建设时期，从2008年至今。这一阶段，义务教育开始免费，大学教育开始增加对贫困生的资助。同时也完善了医疗、劳动者权益、农村养老保险和最低保障等方面。

社会福利的发展在传统中国经历从不完善到相对完善的一个过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还没完整，还未成型：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有限、各项制度安排的融资机制远未合理定型。

三、中国社会福利现状的分析：

一般而言，不同的社会福利发展模式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与和谐社会建设提上重要日程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家对社会福利制度与社会保障其他项目（社会保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等）逐步进行改革，到目前社会福利在保障范围、享受待遇的条件和待遇标准、福利资金的筹措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完善，需要对社会福利作新的定位并确立相应的发展的目标，这既是以问题为取向解决中国社会福利现存问题的选择，也是以功能为取向再造中国社会福利的客观要求。中国社会福利在告诉发展的时期，也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也应看到，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社会福利制度中不适应的情况表现出强烈的改革要求，逐步完善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福利制度，是摆在立法者面前的一项严峻而艰巨的任务。为此必须结合国情，避免盲区，让社会福利在中国高速，全面，健康，稳定的发展。

1、城乡分割与地区发展失衡，决定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只能走渐进发展的道路。城乡之间不仅差距巨大，而且长期以来是政策分割与分治，这种格局绝非短期内可以改变，统筹城乡发展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同样巨大，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不仅在社会保障需求方面存在差异，而且保障能力等方面更是差距巨大。

2、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流动加速。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小型化，导致家庭保障功能急剧弱化，人口流动速率在加快，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整合提出了更为复杂的现实要求。

3、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与就业形式多样化，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构成了重大挑战。况且，我国还将长期处于从农业社会向成熟的工业社会发展的动态进程之中，差距、流动、分化等将构成这一进程中的特有现象，这无疑会直接增加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艰巨性

4、全球化影响的两面性，决定了在建设社会福利制度时，需要妥善处理好维持国家发展的长期竞争力和不断提高人民福祉的关系，它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复杂性。

5、现行社会福利制度自身的不足和以往改革中的缺陷，构成了进一步推进这一制度建设的重大的制约因素。如，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有限，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财富的调节力度非常有限，部分保障项目还在放大着收入分配差距，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仍处于地区分割状态，医疗保障体系被人为分割，社会救助领域存在失范，各项福利事业发展滞后，部分社会保障制度功能残缺，各项制度安排的融资机制远未合理定型

6、政府社会福利的财政负担越来越大

总之，这些现象表明：在时代背景深刻变化和总体形势有利、现实挑战严峻的双重条件下，从全局与长远发展来看，化现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加快体系建设步伐的任务异常繁重。

四、中国社会现状福利政策的成因

1、虽然我国福利思想源远流长，但是系统的、完整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尚在起步，发展时间晚，许多有效的、可行的社会福利政策还未能落实到位。

2、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福利政策还需自己去探索，完整有效的舍狐疑福利政策体系还需自己去建立。所以社会福利政策在中国的发展是一段漫长的过程。

3、我国的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模式、特色决定了我国发展社会福利政策的走向。经济区域发展部平衡，城乡差异严重，这些都是我们仙子阿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要解决的。四：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分布不均。

五、中国社会福利在未来的发展：

在前面中国社会福利发展进程的分析和中国社会福利现状的分析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还不完善：体制不健全、不完整等等，所以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还有一段要走：

从宏观角度看：

1、在体系、体制建设目标方面，新型的社会福利制度应当符合社会成员的群体需求，福

利事业的发展规律并具有中国特色，从传统模式下的板块状、封闭式和奇特的混合结构转变为融洽式、开放式、关系清晰、结构合理的完整体系

2、保障目标方面，社会福利应当以不断改善和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为追求目标。

3、在实施方式方面，社会福利应当社会化。一是各种社会福利设施应当走出板块状的自

我封闭，对整个社会开放，并采取社会化的手段来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二是福利机构应当社会化，即社会福利既不能由官方包办，也不能由企业或用人单位包办，而是必须通过广泛的社会公共组织或社团机构来具体实施

4、在服务水平结构方面，社会福利应当实现多层次化。即应当根据社会成员的不同需求

和不同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福利水平结构的多层次化，以便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对社会福利的多方面的、多层次的需求。

5、政府套加大财政投入，保证社会福利的发展。

从微观角度看：

1、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制度统一、差距缩小，并走向定型、稳定，综合型社会救助体系框架初步形成。政府可以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利用强大的税收政策，货币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医疗保障制度覆盖全民，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实现制度整合、差距缩小。同时重点关注农村医保制度，改善和发展农村医疗条件。

3、将中国当前的社会福利建设和国际化福利制度接轨，适应全球化的要求。借鉴，吸收符合中国国情的福利思想。

4、改革政府机构的职能，分工合作，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5、物价的调控功能：国家可以通过社区综合服务体系对主要民生物资的价格进行引导，避免完全靠市场调节会因利益的取向性，而使调控具有较大的惰性，以至难以控制、而通过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社区综合服务体系的适度参与，将会使物价得以有效的调整。这对于抑制通货膨胀，调整社会贫富差距，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造就社会的和谐氛围具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钱宁：《现代社会福利思想》，高等教育出版社

生态福利制度探索 篇6

关键词：生态利益；生态福利；保障制度

中图分类号：DF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4）01012605

生态问题研究在当今世界各国炙手可热，中国也不例外。尤其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后，生态问题研究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笔者将从“生态利益”这一新型公共利益出发，以其衡平问题为着眼点，探究生态福利这一新型社会公共福利制度。

一、生态福利的内涵解读

要对生态福利制度进行研究，首先需了解生态福利的基本含义。而生态福利作为一个全新词汇，笔者拟用拆词法，分别从大家相对熟悉的“生态”、“福利”两词入手，给出生态福利的定义，再进一步分析生态福利的特点。

（一）生态福利的概念厘定

生态福利中的“生态”其实根植于“生态利益”这一概念。相较于“利益”一词本身的古老，“生态利益”显得颇为新鲜；同时“利益”一词又十分抽象，对其定义学界至今仍争论不休，所以在此基础上要明确何为生态利益并不容易。用文字将其具体化，生态利益即是生态公共物品服务功能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是通过人对生态公共物品的占有与分享来实现的。从经济学角度说，生态利益满足社会公共物品的特性，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1]。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用法学语言表达，就是单个受益对象无法排他行使自己的权利；由于生态本身的整体性特征，生态利益必然是一种以群体为受益对象的公共利益。这种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利益，该由全体社会成员无差别地享受，也就需要通过相关福利制度的构建予以基本保障。

在中国，主流意见将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共同作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认为社会福利是国家和社会向全体或部分社会成员

提供物质帮助或相关服务，以改善和提高其生活质量的制度。而进一步，社会福利又可分为公共社会福利和弱势群体社会福利，前者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受惠对象，后者只针对老人、妇女、残疾人等少数弱势群体。以此界分标准，生态福利该是一种社会公共福利。

将公民对生态利益的享受纳入福利范畴，由政府进行保障，即“生态福利”的由来。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生态福利是因居民生存和发展需要，而由政府向居民提供的一种以生态利益为内容的新型社会公共福利。

（二）生态利益成为福利的依据

生态利益为何要作为福利内容由政府进行保障，其本身值得探寻。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生态利益作为一种新型利益类型，开始跃入人们视野。而这种看似“新型”的利益其实与人类基本生活息息相关，人们每天接触到的空气、水、食物，这些决定生活质量好坏的基本要素无一不受其影响，因而生态利益其实是一种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利益。这种基本性使生态利益具备了成为福利内容的潜质。

而这样一种基本利益，从分享现状来看，却不平衡。中国地大物博，经纬跨度广泛，南北东西地理气候条件迥异，导致各地生态状况优劣悬殊。之外，经济水平差异和人文素质差异，也对各地生态状况产生不同影响。地理、气候我们无法掌控，但后两种因素却可以人为消弭。将生态利益作为福利内容进行保障，正是能让居民公平分享生态利益的有效途径之一。

另一方面，生态工程往往投资巨大，且无法在短期内收回成本，鉴于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外部性弱点，很难寄希望于私人积极自发从事生态建设，而不得不由国家伸出宏观调控之手，以福利形式保障公民对此项基本利益的享受。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环保意识的深入人心，将生态利益作为一项福利内容进行全民保障必要且可行。

（三）生态福利的特点

生态福利作为一种新型公共福利，普惠性与政府主导性是其与传统公共福利所共有的一般特点，而整体性、非排他性则是其有别于传统福利的新型特点。

第一，普惠性。所谓普惠性是指福利制度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受益对象，受众普遍。生态福利作为社会公共福利的一种，也应以一国全体居民为受益对象。因为生态利益是一种新型公共利益，与之对应的生态福利必然应由全体居民无差别地享受。而事实上，生态利益的分享不平衡现状正是催生生态福利制度的一大诱因。

第二，政府主导性。政府主导性是指政府在构建生态福利制度的过程中承担主要义务，并起主导作用。社会福利建设乃政府基本职能之一，政府在整个建设过程中不只是部分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也是协调各方关系的领导者。明确政府为构建生态福利制度的责任主体，对制度的具体构建有着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生态福利的建设过程中，政府不得将责任转嫁或变相转嫁到公民个人身上。

第三，整体性。整体性是指生态福利在施惠时的不可分割性，这一特性是由生态本身的系统性决定的。不同于传统的医疗福利、卫生福利，一片森林的建成，改善的往往是整个地方的空气质量，受益人也必然为所有当地居民，因而生态福利很难向某个公民单独提供。

第四，非排他性。所谓非排他性，从法学角度理解，即某权利人在行使权利的同时无法阻止其他权利人行使相同权利。比如所有权即具有排他性，这本书归你所有后，就不会同时归他人所有，你可以排除他人行使相同权利。但生态利益作为一种公共利益，天生就具有非排他性：你无法在呼吸新鲜空气的同时，禁止同在一片蓝天下的他人跟你呼吸同样的新鲜空气。因而生态利益得以同时让多人享受，这也是生态福利的一大特点。endprint

二、构建生态福利制度的必要性

居民对生态利益的享受要落到实处，就需要政府构建完整制度来保障生态福利的实施。随着时代发展，生态福利制度的构建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

（一）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过去几十年，因为经济水平的局限，中国的公共社会福利建设往往停留在基本生活层面。而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建设所涵盖的内容则更为全面。他们认为，国家和社会为改善和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精神生活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和提供的各种设施及服务，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乐、环境、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可以纳入到社会福利中[2]。尽管西方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广受诟病，但不可否认，社会福利水平往往体现着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态利益可说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们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这种对生存环境、居住环境的更高要求，是随着经济水平和文化意识的提高而提出的合理要求。传统关注衣食住行的福利，仅将目光局限在对大自然的索取上，已不符合当今时代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经济水平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相应地福利水平也应提高，不应还局限在衣食住行等低层生活需求方面。

以生态利益为内核的生态福利正是顺应时代而生的一种新型公共社会福利。说其新，是因为生态利益近年来才开始被频繁提及，是超出了传统衣食住行范围的新型利益。但从其本质属性看，生态利益其实并未高于衣食住行对于人类生存的基本性，甚至比衣食住行更为基本，只是过去由于人类视野的局限性而遭到忽视甚至破坏。这样一种关乎人类基本生存问题的利益其实并未超出福利基本范畴，也未超出现今中国经济水平可以负担的范畴，更因时代的发展变得很有保障必要。

（二）是确认和实现环境权的依据

环境法学界普遍认为：环境权乃公民的基本权利。然而关于环境权的具体概念在学界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其是一项基本人权，是兼具公权与私权、程序性权利与实体性权利性质的复合型权利 具体参见吕忠梅《超越与保守——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环境法创新》，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53页。

有人认为其不只包含基本权利，还要求人类在享用适宜环境的同时尽到合理保护环境的义务 具体参见蔡守秋《论环境权》，载《金陵法律评论》，2002年春季卷。

还有人认为环境权包括在良好环境中生活和合理利用资源两个方面 具体参见周训芳《论环境权的本质——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权”》，载《林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6期314-318页。 而这些分歧根本上源于对“权利”这一基本法学概念的认识不同。康德曾经说过，“问一位法学家‘什么是权利就像问一个逻辑学家‘什么是真理一样使他感到为难”[3]。要讲清众所周知的东西往往不容易。你有什么样的权利观对你怎样界定环境权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众多的权利学说中，功利法学派代表人物耶林认为权利不是主体的意志，也不是法律命令，权利的真正实质在于主体的利益、利益的实际效用和享有，法律的功能就在于分配和保护人们的利益[4]。 权利在本质上是指正当的利益。根据此种权利利益说，有学者认为：环境权即是指人类从环境中获得的正当利益，这种利益是随着环境问题的出现和人类需求层次的提高而产生的不同于以往法律所保护的新型利益[5] 。生态利益正是这样一种新型的公共利益，而保障这种新型利益的生态福利制度无疑成为了确认和实现环境权的依据之一。

尽管对环境权的实际内容学界存在巨大分歧，但对当下中国应提高对公民环境权的保护力度学界却毫无争议。公民的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需要政府从基础建设做起，提供相关保障。构建生态福利制度正是政府保障公民环境权的基本要求。

（三）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要求

政府的职能之一当是向公众提供服务，为公众谋取福利。近代以来，社会契约论等学说认为政府的产生源于政府对公众的价值。亚里士多德曾说：“就我们各个人说来，以及就社会全体说来，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谋取优良的生活。”[6]洛克在《政府论》中谈到：“虽然人们在参加社会时放弃他们在自然状态中所享有的平等、自由和执行权，而把它们交给社会，由立法机关按社会的利益所要求的程度加以处理，但是这只是出于个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他的自由和财产的动机……”[7]简单地说，公民向政府让渡部分权利，使自己受政府管辖，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其他诸如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所以，向公众提供服务，为公众谋取福利，是政府的基本立足点，也是政府的首要职能。

随着政府学说的不断完善，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国民意识的觉醒，政府已逐渐由原来的干预型政府、权力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所谓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内，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实现着服务职能，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政府的基本作用是向全社会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以满足广大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诉求[8]。在环境领域，政府的行政方式也由过去的“干预行政”开始向“服务行政”转变。干预行政主要是政府利用公权力来维护公共安全及社会秩序。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上升，主要使用国库为给付的服务行政开始占据重要地位。环境干预行政虽然仍有其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但环境服务行政已是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

构建生态福利制度正是政府行使职能的体现，是政府在环境行政领域由“干预型”向“服务型”转变的标志，是对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利益诉求的回应。

（四）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手段

中国发展至今，过去粗放型、高碳型、忽略环境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不能适应时代需求，取而代之的是以集约型、低碳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生态福利制度的建设即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因为生态与经济本身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和谐的一面。endprint

一方面，生态对经济有着制约作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乃一种短视行为，资源枯竭，经济最终也将停滞不前，以破坏生态为代价换取经济片面增长，最终必将得不偿失。而另一方面，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是一种协同关系。生态系统中的一草一木、一虫一鸟都非等闲，生态系统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生态产业已成为生命力旺盛的新型产业，未来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人能在整个系统中发挥不同于其他成员的主导作用，从经济角度出发，我们要使利益最大化，也应尽力维持生态平衡，合理使用自然资源。

生态福利制度的构建虽以满足居民基本生态需求为出发点，但客观上必然起到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代背景下，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生态福利制度也就成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之一。

（五）是维持社会和谐的重要法宝

“和谐”是新纪元中国社会建设的主题，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强调以和为贵，在社会矛盾突出的今天，这一祖训显得颇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过快，但各方面改革步调却没有相应跟上，导致社会出现一些不和谐因素，生态环境问题便是其中之一。近年来，随着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各地群众阻挠环境污染工程落户的事件屡有发生。雾霾天气再一次给世人敲响警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上，生态环境建设已成为不能忽视的一环。

整体来说，福利制度的全面建设是维持社会和谐的一种有效手段。因为社会在完成初次分配后，往往两级分化严重，贫富差距过大极易诱发各种不稳定因素，造成社会动荡，这时就需要对社会财富进行再次分配，以期达到相对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福利制度正是进行再次分配的一种有效方式。随着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相应提高，过去被忽视的生态环境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生态利益分享上的不平衡也逐渐引发民众不满。生态福利制度正是要通过一种再分配方式实现居民在生态利益分享上的相对公平，维持社会和谐。因此建设生态福利制度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法宝之一。

三、构建生态福利制度的若干建议

生态福利制度具体怎么构建，牵扯到法律、经济、管理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笔者仅拟从宏观角度提供以下几方面建议。

（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9]

根据福利的含义及生态福利本身的特点，政府在整个生态福利制度的构建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应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

第一，政府是具体计划及目标的制定者。向国民提供福利乃政府基本职能，生态福利究竟该如何提供，并需完成怎样的既定目标，都应由政府于工作计划中具体构划。此乃构建生态福利制度的第一步骤。政府主导、市场参与，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并用乃当今世界最有效的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政府首先需任好“舵手”一职。

第二，政府是生态利益的提供者。保障居民对生态利益的享受是生态福利制度的主要内容，而生态利益作为一种公共利益，理应由政府提供。由于生态工程耗资巨大，周期过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最适合的责任主体。政府在生态福利制度中的作用之一即是要通过建设生态工程等方式，保障居民对生态利益的享受。

第三，政府是建设生态福利制度的领导者。虽然政府在生态福利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承担着最为重要的责任，但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其他主体也会参与其中，而政府在各主体间显然居于领导者地位。政府应负责提供完好的建设行为的范本，把这个范本推广和应用于社会[10]，并在整个建设过程中负责协调、监督各方，以保证生态福利制度建设目标顺利实现。

（二）明确全体居民为受益对象

明确受益对象是开展生态福利制度建设的另一关键问题。谁能获益，谁该获益，在法学看来，是实然和应然两个问题。而无论从实然还是应然层面，生态福利都该以一国的全体居民为受益对象，这是由生态福利自身的整体性与非排他性特点所决定的。

从实然层面说，如前文所述，生态福利没办法向个人单独提供，无论建造森林或免费开放自然景区，受益者必然是群体而非个体，也就意味生态福利相关政策一旦落实，全体居民均为受益对象将成为既定事实。而从应然角度说，“居民”是比“公民”更为宽广的概念。通常认为，向一国政府纳税的人即是有权享受该国福利的人。居住于一国，往往便会因各种原因向该国政府纳税，比如简单的日常购物即会产生消费税。因此，任何人，无论年龄、性别、民族，甚至国籍，只要居住于一国，向政府缴纳了税收，即应享受政府提供的生态福利。另一方面，若认可环境权为基本人权，生态福利作为确认和实现环境权的依据之一，也应由全体居民无差别享受。因而，在生态福利制度的构建过程中要明确以一国全体居民为受益对象。

（三）以满足居民基本生态需求为标准

作为社会再分配的一种形式，福利制度旨在通过“取有余而补不足”的方式调节社会的两极分化，维持一种相对的均衡状态。过高的社会保障水平会给国家财政带来过重负担，并不利于激发国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这正是西方高福利国家广受诟病的原因所在。因此，理论上，福利制度所该提供的只是最低限度的保障。就生态福利而言，这种最低限度的保障即是要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态需求。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也相应提高。过去经济不发达的时代，人们的基本需求只是吃饱穿暖。而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拥有良好居住环境，呼吸新鲜空气，享用洁净水源等成为居民们新的需求。要满足这些基本需求，空气和水质不说要 “优秀”，至少也应 “合格”。具体执行过程中，怎样才算合格，有关部门早已出台了具体的科学标准。将处处都建为“天然氧吧”、“疗养胜地”，我们目前

显然还力不能及。但让空气无毒害，居民都敢放心上街是我们最起码该努力的方向。建设生态福利制度理应以满足居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生态需求为最低标准。

在生态福利制度的构建过程中，我们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以全体居民为受益对象，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态需求。

参考文献：

[1]秦颖.论公共产品的本质——兼论公共产品理论的局限性[J].经济学家，2006（3）：77-82.

[2]覃有士，樊启荣.社会保障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357.

[3]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 .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9.

[4]莱翁·狄魏.宪法论（第一卷） [M] .钱克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204.

[5]黄锡生，韩卫平.环境侵权与侵犯环境权——兼论环境权的本质[R].环境侵权救济机制论坛——环境法学分会2012年会暨国际研讨会.福州：福州大学法学院，2012.

[6]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130.

[7]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79-80.

[8]张建伟.政府环境责任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57.

[9]毛小杨生态文明建设的政府主体责任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114-119.

社会福利制度 篇7

一、社会保障与财政危机

美国的社会保障分为三大类: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险项目主要有老年保险、伤残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事故保险和医疗保险。社会救济项目主要包括:“补充收入保障”(对65岁以上未得到社会保险的贫困老人、盲人和残疾人发放救济金)、“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医疗补助”和“食品券补贴”。社会福利项目主要有公共医疗保健、教育津贴和“公共住宅补贴”。社会保障援助对象扩及失业工人、退伍军人等在内的各个阶层和群体,社会保障的项目也多达300多项。加之领取者标准的降低,社会保障的受益人数持续增多。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社会保障各项目最低标准提高,开支不断扩大。以医疗保障为例,医疗手段的现代化使美国的医疗费用迅速上升。心脏搭桥手术的费用1970年为1.4万美元,到1991年增至40.7万美元,涨幅惊人。许多医生为避免治疗不当引起诉讼,往往从事“防御式行医”,即让病人做许多不必要的化验并常常要求其他医生会诊,使患者支付了一定数额的不必要的医疗费用。“第三方付费”的付款方式也没能鼓励病人和医生在治疗方面实行节约。医生不考虑廉价实惠的药方和治疗手段,患者及其家属也往往追求费用高昂但风险小、治疗效果好的医治手段,造成许多代价昂贵的技术过度使用。美国的医疗费用因此不断上涨,其总支出、占GNP比重和人均费用增幅都比较大。

1940-1979年40年间,老年残疾和医疗保障占整个社会保障项目的52.52%。居于第二位的是政府雇员的退休金,1979年占全部社会福利费用的14.84%;抚养未成年人子女家庭的费用1970年仅480万美元,1979年则猛增至1 100万美元。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的开支也由于不同原因而增大。二战和朝鲜战争的发生,使退伍军人数量在短期内迅速增多。战后不到1年的时间,美国的武装部队人数便从1 200万减至300万人,到1950年更不满100万人。退伍军人数量的大大增加,造成退伍军人社会保障支出的上升。人口老龄化则导致了老年福利保障开支的增加。

社会保障项目的增多和各项开支的增大致使美国社会保障费用开始持续增加。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提供的1929-1980年美国个人收入及其转移支付的福利收入情况数据表明:自1940-1979年的40年间,用于主要社会保障项目的受惠费用,由310万美元增至2 410万美元,增长了66.59倍。尽管自尼克松以来的历届美国总统均采取收缩性的社会保障政策,提高了受益者的审核标准,但由于积重难返,社会保障的开支仍然持续扩大,从1972年财政年度占DNP的16.6%增至1992财政年度的20.5%。

社会保障开支的增加,使政府的财政负担日趋沉重,引发且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危机。美国政府早在1975年便出现15亿美元的社会保障赤字,1982年达122亿美元。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50年代仅0.2%,70年代最高时达3.6%,80年代上升到5.3%,政府为削减社会保障开支而对社会保障政策大刀阔斧的改革往往受到在野党的攻击,保守势力和民众也对此持反对态度,最终只能作适度的调整,政府一直面临严峻的财政危机的困扰。

二、社会保障与工作伦理

失业保障援助的目的在于缓解劳动者因失业而引发的贫困问题,使其有时间重新就业。但是,一旦找到工作,他们便会失去领取失业保障津贴的资格。社会保障领取者并非因懒惰而不愿再就业。一项对领取者的调查表明,他们大多数都有工作的愿望,但同时有65%的人承认并不积极地寻找工作。这是因为大多数社会保障领取者特别是长期领取者往往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他们能够找到的工作的工资收入一般较低,而且他们会因就业失去失业保障津贴。这笔津贴有时与他们的工资一样多,甚至高于其工资。失业者选择社会保障津贴而非工作,正是基于理性的经济选择。他们不必辛苦地工作就能够领取比实际工资收入可能还高些的社会保障津贴,大多数有工作意愿的失业者不得不权衡得失,选择社会保障。而那些少数的懒人更加游手好闲,甘愿等待国家的援助。失业保障没有对失业者产生多少有效的工作刺激,反而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使传统的工作伦理遭受强力的冲击。

未成年子女家庭补助计划(以下简称AFDC)对拥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父母的工作刺激也是负面的。1981年里根政府对AFDC改革后,48个州中未就业父母和就业父母可支配美元的差距,12个州为负值,24个州在50美元以内,全国平均仅为26美元。AFDC使未就业父母与就业父母的收入相差无几,贫困家庭甚至在父母工作后反而比领取津贴时生活水平低,父母宁愿领取津贴而放弃工作是必然的选择。单身母亲因领取社会保障津贴可不必工作,许多单身男青年作为单亲母亲的男朋友“间接地享受了单身母亲的AFDC的福利津贴”。AFDC对这些单身男青年的工作积极性产生了间接的不利影响。

父母对工作的消极态度及对社会保障的津贴的依赖影响了子女的工作伦理。依靠社会保障家庭的子女在父母的示范作用下往往形成消极的工作态度,对社会保障有较强的依赖感。这些家庭虽可依靠社会保障津贴维持生计,但通常比较贫困。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不高,劳动技能较低,他们能从事的工作的收入也不高。为了获取更多的收入,他们常常继续选择社会保障。这些家庭的子女难以摆脱其工作伦理和社会现实作用下时代依赖社会保障的命运。

失业保障和AFDC等社会保障项目对劳动者工作积极性的负面效应是不容置疑的。20世纪70年后,“工作福利”取代“现金福利”的政策迫使更多的社会保障津贴领取者走上了工作岗位,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重新确立并强化了正确的工作伦理。但是,美国政府在变革初期投入的经费过大甚至高于社会保障支出,并未缓解联邦和州政府的财政危机。

三、社会保障与家庭问题

社会保障本是维护已破裂家庭稳定性的补救措施,令单亲家庭的成员有一定的生活来源。始料未及的是,它却对美国的家庭结构产生了破坏作用。

已婚家庭的离婚率升高。母亲不必因为失业或经济不独立维持自己不满意的婚姻,因为AFDC和儿童营养补助等社会保障项目会在离婚后向她们提供津贴,婚姻对妇女的经济吸引力更小。社会保障解除了妇女离婚的经济后顾之忧,与之巩固家庭结构的初衷背道而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鼓励离婚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离婚率持续上升。从1970年到1990年,与离婚家长生活的儿童数量增加了2倍,而且多数儿童与单身母亲生活在一起。多数州政府对无父亲家庭的补贴较高。那些接受经济补贴的家庭的父亲会发现,他为自己热爱的家庭成员所能做的最崇高的事情就是离开家庭,从此不再露面。只有这样他的妻子和孩子才能继续得到他们非常需要的帮助。许多贫困家庭的父母为了领取数目可观的津贴常常假装离婚。

单身青少年女性的生育率升高。AFD等社会保障项目的存在,消除了婚外生育的经济后果,这事实上同时消除了制约婚外生育的主要因素。国家提供抚养子女的费用,未婚母亲可依靠领取津贴取得经济独立,离开自己的父母独自生活。社会保障不但消除了单身青少年女性未婚生育的经济顾虑,而且满足了他们强烈的独立愿望,青少年女性不再惧怕未婚生育,未婚母亲越来越多,未婚生育率升高。

AFDC变革后规定青年未婚母亲领取社会保障津贴的前提是必须与其监护人生活在一起、必须完成高中学业或参加教育培训计划项目。这些变革有助于缓解未婚母亲家庭中的诸多问题。

四、社会保障与老年问题

二战以来,未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战争对人生命的威胁减小。而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和健康医疗保障的不断完善,疾病造成人口死亡的可能性也降低了,老年人寿命延长、死亡率下降。美国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因此逐年增大。1929年占5.32%,1945年占7.75%,1960年占9.2%,1970年占9.8%,1980年占11.28%,1990年占12.3%。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或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或超过7%,即为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依照这一标准,美国人口结构在1980年已达到老龄化,而此后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日趋严重,真正进入“老龄化”社会。

寿命的延长使老年人退休后领取退休金和社会保障津贴的时间增长。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65岁的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的平均时间分别为男子11.9年,女子13.4年。到了90年年代,男子为15年,女子则为18.8年。老年人享受退休金等社会保障时间的延长和老年社会保障各项目开支的扩大使本已捉襟见肘的美国政府财政变得雪上加霜。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老年慢性疾病发病率增高,此类疾病的鲜明特点是疗程长、技术要求高、疗效低和费用昂贵。仅老年医疗保障一项开支就因此增大。美国社会保障资金主要采取“现收现付”的形式,用青年工作者与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障金和税款支付老年人的社会保障费用。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纳税人相对减少,而受惠者相对增加。在1995年,8个多的在业职工负担一个社会保险受益者,80年代末已降到33个在业职工支持一个受益者。持续上涨的财政开支和纳税人数的相对减少,使政府被迫提高税率以确保足够的社会保障资金,此举加重了青年工作者的经济负担。

二战后,大批退伍军人安家立业,人口生育出现高峰,美国人口在1940-1950年间从13 260万增至15 330万人,增加了2 000多万人。到2010年左右,人口生育高峰期的出身者将陆续进入老年期,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程度将更高,人口老龄化引发的政府财政危机、老年问题可能更为严重,青年工作者的负担将更加沉重。

1983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律,从2002年期退休年龄每年推迟2个月,到2009年时达到66岁,而从2020年再度开始推迟,到2027年达到67岁。美国国会这一决策旨在通过提高老年人退休标准,削减应退休者的人数,减少老年社会保障开支,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但是,推迟老年人的退休年龄,却使老年人依然占据工作岗位,虽然削减了应支付的老年社会保障开支,却减少了青年人就业的机会,政府又不得不向青年人提供失业保障津贴。

五、结语

社会保障是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为使社会成员能够维持基本生活、实现生存权提供的援助和保证,社会保障制度使美国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安全网,成为美国社会文明的显著标志之一。它使劳动者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更多,1947-1977年,美国劳动者实际工资加社会福利收入的比重从9.4%增加到30.7%,在维持劳动者基本生活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积极作用。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公私兼顾的管理体制引起了社会保障机构的庞大和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也造成了效率的低下。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并未能达到政府宣称的100%。然而社会保障项目多为针对失业等已发生的社会问题的补救性措施和政策,无法预防此类问题的出现。社会保障在缓解社会问题的同时却引发了其他的社会问题,使自身陷入诸多困境中。

摘要：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发挥了保护器、安全阀和调节器的作用,并且成为现代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它却面临着财政危机、工作伦理危机和家庭危机等困境,随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老年危机也成为与之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

社会福利制度 篇8

一、社会保险费改税的重要意义

社会保险税是按薪金和工资所得对企业课征的一种税, 它是随着社会保险制度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得课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征税额的多少不仅与居民的收入水平密切关联, 收支情况还直接关系到政府财政预算的收支平衡。因此, 社会保险费改税须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

对于社会保险“费改税”, 我国经济学界、法学界已有不少学者提出运用征税方法取代现行的社会保险费, 用社会保险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分析, 甚至还有很多具体方案, 政府决策部门也做过很多调研论证, 提出了很多独特的见解和实证分析。社会保险资金筹集方式无论是费也好, 税也好, 都具有收入再分配和筹集社保资金的双重作用, 必须有统一的制度和执法的刚性。它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实际上已具有“税”的性质。社会保险费是政府为行使社会管理职能, 通过国家立法强制征收的费用, 具有规范和稳定的收费来源渠道, 从学理上看, 符合费改税的条件。运用税收手段, 预提一部分资金, 以备用于劳动者退休后或失业期间的生活来源, 保障生活需求, 因此其更具有“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特点, 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对社会总产品分配进行必要扣除的原理。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 社会保险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 社会保险的责任主体是政府, 将社会保险统筹部分实行“费改税”, 符合我国税收的财政原则、经济原则和社会原则, 将有力地成为政府在宏观领域调控国民收入分配, 转移支付、实现社会公平, 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实践过程中, 民众也经历了由不认识到逐步认识的过程。初期曾被许多人视为新的负担, 持抵触态度。现在则不同,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社会成员的风险意识在普遍增强, 社会保障问题与每一个社会成员息息相关, 缴与不缴直接关系到个人切身利益, 必然引起绝大多数人对社会保险的关注, 以求用必要的付出换取将来的利益。由于社会保险资金是老百姓的养命钱, 国家、政府和社会各个方面都必然高度关注。要缴得顺心, 管得放心、用得舒心, 就需要更高层次地予以规范征收、管理和监督, 以税代替目前以费的形式筹集社会保险资金, 已是人心所向。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主要环节。党的十五大又强调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是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党的十七大要求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 提高统筹层次, 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社会保险费改税是深化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国务院已将税费改革列为本届政府的施政目标之一, 意在将政府为支持某些重要事业发展而设立的具有税收性质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费改为税收。同时, 实行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费改税, 让社会保险税成为公共财政体系下的主体税种, 可以促进加速实现社会保险全国统筹, 让政府承担起应负的责任, 使社会保险资金来源有法律保障, 使全国人民能够享受到比较公平的社会保险待遇, 使社会保险成为公共财政下老百姓享受到的国家最大的福祉。

必须看到费改税并不增加企业和个人的现有负担, 而是由收费向收税的制度转变。关注民生, 强调以人为本, 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实践, 我国社会保险体系的框架已经形成, 基本建立了涵盖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5个具体的项目, 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制度。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提高了政府、企业单位和职工个人承受能力, 为社会保险费改税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

二、社会保险费改税的作用

(一) 实行费改税, 更能充分体现社会保险制度的本质, 化解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中面临的一系列障碍

社会保险不同于其他收费。社会保险税具有的偿还性并不是对称的。通常市场经济国家, 中央政府不收费, 而以税收为其主要收入来源, 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而社会保险是社会稳定、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 是政府出于公共财政职能需要承担的必要责任。因此, 以中央政府负责管理和实施作为显著特征的我国社会保险制度需要开征社会保险税。一经上升到“税”的层面, 就受法律的约束和保护, 与征收有关的征收主体、征收政策等方面问题就将全面得到统一和规范。

(二) 实行费改税, 有利于规范收入来源渠道, 化解财政风险

开征社会保险税, 可以提高社会保险的覆盖面, 促进规范、稳定的社保资金收入来源渠道和灵活的资金调剂机制形成, 从而有利于解除国民的后顾之忧, 缩小贫富差距, 促进社会的安定。当前普遍存在的滥用和挪用社会保险资金的, 若不进行改革必将失信于广大国民, 造成不平等、不公正。而以税收形式筹集社会保险基金, 便于建立收支两条线式规范的预算管理, 增加专款专用的透明度, 从而赢得纳税人的广泛支持, 也有利于广大国民的监督。

(三) 实行费改税, 可以使社会保障制度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 加大筹集资金力度

社会保险税比社会保险费具有更强的强制性和统一性, “税”的立法层次明显高于“费”, 在执行过程中刚性强。实行社会保险税可以大大提高社保资金的征收力度和统筹层次, 有利于不同地区间企业的公平竞争, 也有利于增强公民的纳税意识, 从而为社会保险体系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四) 实行费改税既可降低社保基金的征收成本, 又能大大提高社保资金的筹资效率

由于将税务机关征收社保基金的征收主体地位明确下来, 有利于提高社保基金的征缴率。计税依据 (缴费基数) 更加准确。税务机关具有税收征管的基础设施、管理规范、征收经验等诸方面的优势, 还有着较为完善和征管手段、方式、方法, 便于规模化、集约化管理, 而这些软硬件资料与征收社会保险税的共享, 更有利于社保资金的筹集和量的增长。例如, 社会保险税税基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基互补, 纳税人为了少缴社会保险税有可能少报职工人数, 为了少缴企业所得税又必须多报职工人数以扩大扣除额, 如果利用社会保险税与企业所得税的钳制性, 把二者综合起来进行稽核监控, 必然会取得良好效果, 从而为社会的稳定提供重要的资金保障。

三、国外征收社会保险税的经验与借鉴

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用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方式筹措社会保险资金。社会保障税主要是对薪金和工资所得课征, 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所得课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税征收的税金, 直接构成政府的财政收入, 成为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主要包括美国、英国、荷兰、瑞典、挪威、俄罗斯等。

实行征收社会保障税的国家, 主张政府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国罗斯福总统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就提出, 采取最基本保障由政府负担, 鼓励私人机构为公民提供多种形式补充保障的方式。政府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给予适当照顾, 有效降低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责任风险和财政负担。美国社会保障税率的综合水平约在20%左右。

实行社会保障税制的国家, 通常保险项目及其税率设置较为简单、明了, 税款缴纳和保险金支付都由政府部门直接管理, 分工明确, 管理集中。美国的社会保险项目包括老年退休、残疾、医疗、失业等, 税率全国统一, 各项保险分别由社会保障署、劳工部、铁路退休委等部门管理, 国内收入局负责税款征收, 财政部管理资金并按计划拨付款项, 达到了管钱与管事分开、行政管理与执行机构分设, 各部门相互协作、相互制约的目的。

实行征收社会保障税的国家, 社会保障税收入直接构成政府财政收入, 成为政府财政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保障收支平衡状况直接影响政府财政的综合平衡。因此, 严格组织和管理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及其运营是财政部门的一项重要而经常性的工作。在这种模式下, 财政直接参与社会保障管理, 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和管理具有极强的预算约束。

实行征收社会保障税的国家, 体现出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和适应性。社会保障税模式不论收入高低, 不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只要参加社会保障的企业和个人都必须按统一的税率缴纳社会保障税, 否则将不能享受均等的社会保障待遇。政府利用集中的部分社会保障税款, 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保障基金的余缺调剂, 平衡地区差距。同时, 实施社会保障税优势在于不需要更多的苛刻条件, 只要税率适度, 社会保障法规比较完善, 利用已有的税收征管机构和国家预算执行系统就能做到顺利实施。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社会保险税已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险税收入占到税收总收入的1/3, 仅次于个人所得税, 已成为其国家的第二大税种。征收社会保险税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许多国家适应经济发展需要, 先后经历了由社会保险部门筹集社会保障资金, 待条件成熟时候改为征税的做法。这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借鉴。如以前英国的社会保障缴款由社会保障部门的代理机构负责征收, 但自1999年起, 为了更好地为国民提供服务和方便纳税, 英国政府调整部门职能将征收社会保险职能并入税务署。国家养老保险的社会保障缴款政策都由税务署制定。2000年8月, 俄罗斯将养老保险基金以外的3项社会保险费改为统一社会税, 其征收机关也由原来的社会保障部门改为税务部门。他们认为, 由税务机关征收可以有效降低征收成本, 有助于减少偷漏行为, 更好地利用现有的征收资源, 有利于扩大实际覆盖面, 并使社会制度更加规范。这些国家征收社会保障税的成功运行模式, 无论是他们征税的依据, 还是征税的尺度和征收与管理的办法都为我国实行社会保险费改税提供了大量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四、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全面推进, 目前的状况远远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社会保险资金以费形式筹集的弊端日益凸显, 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改革的程度。

(一) 存在问题

1、参保范围不一, 参保率较低。

从各地情况看, 有大量的单位和人员尚未参加社会保险, 同一地区、同一类型企业的参保险种仍不相同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统一和参保率低的现状, 不仅损害了应保未保人员的合法权益, 制约了劳动力的正常合理流动, 而且也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 同时还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 只有对所有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 才能充分体现宪法赋予劳动者在社会保险方面的平等权利, 从而适应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并存和发展的客观要求。

2、缴费基数不一, 征收政策难以界定。

各地在实际操作中对企业养老保险费缴费基数有的按“工资总额”, 有的按“参保职工缴费工资之和”。就是按“工资总额”征收的地方, 有的是按企业“上年的工资总额”, 有的是按企业“上月的工资总额”, 有的按“实发工资总额”, 有的按“应发工资总额”, 不尽统一。工资总额的概念, 随着经济发展, 住房货币化、通讯货币化、公车货币化、福利货币化等一系列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深入, 其形式和内容都在随时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统计上的“工资总额”概念边界逐渐变得越来越模糊, 致使在实际工作中难于把握和界定, 且存在一定的随意性, 已不能适应目前征收工作的需要。

3、费率不统一, 负担不公平。

费率不统一是造成负担不均的主要原因。由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缴费比例各地不一。从养老保险看, 规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 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 (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 , 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但由于各地统筹层次不一, 地方政府在确定本地区的缴费比例上弹性过大, 造成全国各地费率相差悬殊。例如, 国家规定的综合费率为28% (统筹20%, 个人8%) , 厦门市政府规定综合费率为22% (其中统筹为14%) ;而广东省的中山市政府规定综合费率为18% (其中统筹为10%) , 辽宁则实行的是最高标准28%。就是在同一省区内, 有些地区的缴费比例也不统一,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有些地方从当前基金收支平衡角度出发, 时常调整养老保险费缴费比例, 影响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以上问题的出现, 归根结底还是以费的形式筹集社会保险资金缺乏法律支撑和体制保证。法律不健全、层级低, 使得社会保险费无法可依, 从而不能有效规范地调整各种法律主体关系;体制混乱、管理分散, 也使得有关部门不能科学行政, 从而无法建立高效协同的社会保险管理体制。

(二) 原因分析

社会保险资金以费的形式筹集造成社会保险基金统筹层次低、跨地区转移难等问题, 既不规范, 也不公平。同时, 由于筹资能力弱, 我国人口老龄化和财政负担逐年加重的情况难以应对, 无法为解决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险体系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

1、统筹层次低,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难以解决。

由于统筹层次低, 造成各地社保资金状况参差不齐, 苦乐不均。越是经济条件差的地区, 负担越重, 而且收不抵支;越是经济发达地区, 负担越轻, 而且还有大量节余, 形成恶性循环的态势, 并且有不断加剧的倾向。一方面, 各地之间不能做到总体平衡和以丰补欠, 国家每年还要拿出大量资金弥补缺口, 这种状况如不尽快得到解决, 势必将影响我国社会保险体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另一方面, 统筹层次低是制约参保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的主要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完善, 一些新兴经济热点区域不断涌现, 尤其是一些大企业大公司经常进行人员变动和轮换, 使我国劳务人员跨地区转移越来越频繁, 由于受各地社会保险政策的限制, 他们的参保关系很难转移接续, 一方面给征收缴费带来困难, 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

2、人口老龄化, 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制度难以支撑。

根据国际社会惯例, 65岁以上人口占一国总人口的10%则被称为老龄社会或老年人口国家。目前许多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以我国为例, 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 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0.88亿人, 已经达到人口比例的7%。2005年底,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近1.44亿, 占总人口的比例 (以下简称“比重”) 达11%;到2020年,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34亿人, 比重将提高到16.0%;预计21世纪40年代后期, 我国将形成老龄人口高峰平台。届时,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4.3亿人, 比重将达到30%, 即每3人-4人中就有1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 我国老年赡养比也在逐年提高, 2000年, 我国老年赡养比为15.4%, 预测2010年和2020年将分别提高到17.4%和24.7%。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未富先老”和老龄社会的过早到来, 必将增加社会保险资金支出, 从而加重劳动人口的负担, 影响到社会代际关系的和谐。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课题报告预测, 到2020年, 我国养老金支出总额将达到28145亿元, 相当于2000年的13倍多。

3、财政负担重,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难以维系。

几年来, 为保证社会保险基金按时足额发放, 尽管来自各级财政的当期补助日益增加, 尤其是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转移支付补助2000年338亿元, 2005年增加到545亿元, 2007年增加到894亿元, 2008年是1127亿元。但对于财政而言, 更大的压力在于规模庞大的个人账户空账和巨额的历史欠账。1997年以来, 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实个人账户, 无法割断统、账基金之间的联结, 锁定统筹基金的债务。一些地方为满足当期支付需要, 大量动用“中人”和“新人”积累的个人账户养老基金, 个人账户空账规模不断扩大, 全国各地合计空账已至少8000亿元。逐步做实个人账户, 弥补空账给各级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4、筹资能力弱, 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险制度资金难以保证。

我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将大多数的农民排除在社会保险体系之外, 没有体现以人为本和统筹兼顾, 没有体现社会公平正义, 既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也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更重要的是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和长治久安。二元经济结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及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阻碍, 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城市文化素质差距扩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要消除城乡差别, 纠正城乡失衡, 不仅要解决制度不公和失当的问题, 也要进行制度创新, 解决制度无力和失效问题, 只有公正而有效的制度才能为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根本性的保障, 就目前来看, 最有可能解决的就是推行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险制度。而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险制度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资金问题, 由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现实生活压力较大, 暂时不可能实行统一的缴费政策, 广覆盖、低水平无疑是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险制度的必然选择, 也就是说农村社会保险的资金需求最终还是要由城镇来承担。那么, 当务之急则是要完善筹资机制、健全管理体制, 切实增强社会保险资金筹集的强制性、规范性和统一性, 在确保及时足额筹集社会保险资金的基础上, 通过城市反哺农村, 实现城乡一体、人人享有社会保险的良好局面。

国外的社会救助制度 篇9

英国:救助立法时间悠久

英国政府对贫困群众非常重视, 早在1834年, 英国就制定了新《济贫法》, 主要是确认社会救济属于公民应该享受的权利, 确立社会救济是国家应尽的义务。

英国社会救助的项目很多, 甚至有些是福利式的救助, 主要包括低收入家庭救助、老龄救助、儿童救助、残疾救助、失业救助及疾病救助等内容。低收入家庭救助是对收入低于官方规定贫困线家庭的救助, 救助金随政府规定的贫困标准而变化。低收入者还可以取得一部分取暖费, 有子女的可取得学校免费牛奶和免费膳食以及免缴国民保险费, 还可以享受房租补贴等。老龄救助主要是对年满80岁、没有资格享受养老金或只有少量养老金的老年人给予补助。残疾救助包括残疾人的保姆补贴、活动补贴和重残补贴。

美国:救助制度丰富完善

在罗斯福年代, 社会保障受到重视, 美国制定了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

经过几十年的补充, 社会保障制度日趋完善。救助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对有子女困难家庭的资助。政府以现金资助单亲有子女家庭, 或父母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

2.养老及困难补贴。主要做法是对老年人和残疾人发放现金补贴。

3.免费医疗。是为了使穷人获取医疗服务的项目, 在美国所有的资助项目中该项目耗资最大, 由联邦和州政府分担。对于低收入个人而言, 免费医疗服务的范围很宽, 从住院到门诊, 从检查到手术治疗, 大部分都不用自己花钱。

4.食品券补助。食品券是政府发行的专供购买食品的有价证券, 以解决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

5.儿童营养补助。主要是为哺乳期的母亲、婴儿、5岁以下儿童而设立的, 每年都有数千名妇孺享受这种补助。

韩国:救助倾向生活保护

韩国的社会救助主要包括生活救助、有功人员救助以及灾害救助。

生活救助包括:生计救助、医疗救助、妇产救助、教育救助、丧葬救助、职业训练以及就业安排。医疗救助是生活救助的一个方面, 对无劳动能力贫困人员的医疗救助从门诊到住院全部医疗费由医疗保护基金支付。对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 医疗保护基金负担其门诊医药费, 但住院费只负担一半;其余一半可无息贷给。医疗救助对象须在指定医疗单位就诊或住院。

韩国颁布法律对国家有功人员发给津贴并进行生活救助。有功人员指的是:爱国先烈、爱国志士, 战死、战伤、殉职、公伤的军警, 殉职、公伤的公务员, 武功勋章和报国勋章获得者等及其遗属。对他们的待遇包括年金、生活津贴、看护津贴、住宅资金、抚恤等, 还进行教育保护、就业保护、医疗保护、养老保护以及提供贷款、减免交通费等。

灾害救护的内容包括:提供收容设施, 提供食品、被褥、学习用品及其他生活必须品, 对遇灾住宅进行应急修缮, 提供或贷给生活所需资金器具或材料, 介绍就业, 办理丧事等。灾害救护所需费用设立灾害救护基金, 由国库负担70%, 地方政府负担30%。

德国:救助特殊困难家庭

19世纪末, 德国俾斯麦政府创建了社会保险制度, 这种以预防为主对付社会经济风险的新的社会保障手段很快在欧洲各工业国流行开来。德国的社会救助主要是对一般低收入家庭的救助和特殊家庭的救助。除了食品费、生活费、燃料费以及杂费等日常生活费外, 还包括代为缴纳医疗、养老保险费、支付丧葬费等。对高龄、残疾、妊娠、妇女生育等特殊需求者, 其救助标准比一般标准高30%。

社会保障制度暖人心 篇10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要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报告描绘的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美好愿景令人欢欣鼓舞。

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多方面强调了民生改善, 如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这些论述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热切期盼, 彰显了党中央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民的信念和决心, 顺民意、得民心。

党的十八大报告论及社会保障时, 强调了社会保障体系的3个特性, 即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和保证可持续性。其中, 适应流动性是第一次出现在党的纲领性文献中。

自从实施计划生育国策以来, 我们习惯于关注人口的自然变动, 其中的核心数据就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实际上, 另一个关键数字人口的机械变动, 即人口流动, 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影响可能更大。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对深度老龄化表示担忧, 但其数字是以户籍人口计算出来的。如果按常住人口计算, 老龄化程度就会大大降低, 这就是流动人口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据统计, 2011年, 全国农民工2.53亿人, 其中外出农民工1.59亿人;而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仅为4140万人。

党的十八大为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根据。不仅是农民工, 城市之间流动的劳动力人口也成为政策的关注对象。纵观十八大报告, 处处传递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执政为民的情怀。

我看住房“福利”制度 篇11

凭心而论，城镇职工中四分之一的无房户，大都处在什么收入层次？在分房制度中住上了条件优越的福利房的人都是需要“补”的穷人吗？特别是有多少需要“削”的人在分房制度中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相当于穷人的几份工资的住房福利？郑先生说了公道话。

一些人恋恋不舍的分房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的本义恰恰是背道而驰的。本来之所以要搞社会福利，就要是弥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之不足，以“削富人补穷人”的方式转移富人的收入到穷人手中，从而“使社会福利增大”，并建立起防范社会不满和不安定的“安全网”。可见称这种“穷帮富”的制度为“福利”确实滑稽。

现在很多人在为住房问题(主要是盖了房没有人买的问题)开“药方”。我建议千万别回避这样两个矛盾：其一是缺房少房最想买房的人收入太少买不起房，买得起房的人很多住上了福利房实际上用不着买房；分房制度把一大批真正有买房实力的“赶”出了房产市场，房子卖不出怪谁呢？其二是一部分社会成员住上了够格的房子可以不掏钱、或象征性地掏点钱，却要另一部分人拿出十几万、几十万的“天价”买房住，这种厚此薄被的做法当然很难叫人心理平衡，买房住的人怎么会没有情绪？

浅析德国社会保障制度 篇12

一、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及特点

(一) 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德国的社会保障种类较多, 对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保障, 促进了社会的公平。目前, 社会保障主要分为四个大类, 其分别为:社会保险、社会补偿、社会救济和社会补贴。1.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又分为养老保险、疾病保险、事故保险、失业保险以及护理保险。针对不同原由进行不同保险。以养老保险为例, 德国的养老保险占德国社保制度最重要的地位。其规定, 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为65岁。法定养老金的给予标准为工资收入的65%, 若保险期限超过45年的, 则领取工资收入的75%。如果投保人去世, 其没有经济来源的配偶可以领取一定的遗嘱养老金。此外, 一些个体高收入者还可以参加私人养老保险。德国养老保险最主要特点是采取现付现支的模式, 也就是说目前的从业者支付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其次, 德国的养老保险随物价上下浮动, 这样就保证了老人的收入与物价的同步性, 增强了社会的稳定且更好地保证了社会的公平性。2.社会补偿。社会补偿资金主要从税收中支付。主要指对战争受害者及在工作中做出特殊贡献并因此蒙受损失的人进行补偿。在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身体受到损害的人有权利得到赡养, 另外, 从1975年5月15日起, 对因暴力行为致损害者和他们的家庭给予救济。3社会救济。社会救济为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 主要指对无力自助与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得资助的人进行帮助, 使其可正常地生活。社会救济金来源与政府的税收, 由德国最低一级行政机构城镇负责管理, 无偿发放。4.社会补贴。社会补贴则包括劳动促进补贴、教育补贴、青年资助、住房补贴、育儿补贴等项目。补贴标准主要根据每一家庭子女的多少和家庭的收入来决定。一般来说, 子女越多每个子女享受的补贴越多, 且低收入家庭可领取补贴高于高收入家庭。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的财政拨款。

(二) 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1.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广。从上述简单描述我们可以看到, 德国的社保制度涵盖了各个方面, 且基本上包含了每一个人。它不仅仅包括了老人、残疾人、失业者、低收入人群等不同类人群, 还包括了养老、医疗、失业、子女、教育等各个不同角度。这使得全体国民都能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且对国民生活有了很大的保证。2.德国社会保障制度采用现支现付的收支模式。所谓的现支现付就是讲社会保障的收支完全是社会互助, 没有个人积累。这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公平性, 但另一方面也加重了目前工作者的负担。德国目前已经慢慢步入老龄化阶段, 年轻人对社会保险的负担大大加重。原本两个从业者供养一位退休老人, 现在已经变为一个从业者供养两个退休老人, 明显有些力不从心, 这也是目前德国社保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3.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实行自治管理。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有社会专门的社会保险组织负责。组织为独立的社团法人, 财务和组织上均独立于政府之外, 雇主与雇员实现自主管理。4.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实行资金自助。社保资金的来源主要由雇主和雇员负担, 按照薪酬的一定比例缴纳。此外政府财政适当负担部分资金。强调社会和个人的责任, 政府不对其进行包揽, 只是在必要时给予支持。资金自助很好地分配了社会保障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责任和份额, 实现了自由为主、政府辅助的形式, 平衡了各方, 使得社保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5.德国社会保障制度法制健全。一个好的制度的实施必须要有健全完善的法制进行保障。这不仅仅避免了政府的行政干预, 还以强制的更加严肃的态度保证制度的实施。德国先后制定了《劳动就业法》、《儿童补助法》、《住房补助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健全的法制保证了复杂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实施。

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中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

德国的经济制度为社会市场经济制度, 其实质就是国家维护下的市场经济。其以自由竞争为基础, 以社会安全为保障, 国家进行适度调节和干预。其中市场经济的作用是充分利用市场的作用, 形成自由竞争, 保证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社会保障则负责弥补竞争机制带来的副作用, 从而在保证经济高效运行的同时维护社会利益, 保证社会公平。除此之外, 国家在市场失灵时进行适度调节和干预, 以一个裁判员的姿态出现在市场中, 协助市场, 维持自由竞争机制。

首先, 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作为社会的稳定器, 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问题。其次, 社会保障制度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级间的社会矛盾。德国这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进行了很好的处理, 通过社保制度对初次分配的不公平进行调节, 对社会利益的再分配, 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 促进了社会公平与稳定。再次, 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危机的缓冲剂。在经济高涨阶段, 随着就业率的提高, 收入提高, 国家税收也有所增加, 从而减少了市场中的货币量, 一定程度地抑制了经济过热的情况出现。另一方面, 在经济萧条时期, 随着失业人数的增多, 社会保障制度中各种救济、补助等支出增加, 从而促进了社会购买力, 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社会需求, 刺激了经济复苏。最后, 德国庞大的社保制度的建立是依托在冗杂的机构上的。保险、教育、社会福利的发放等工作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从而减轻了德国在就业问题上的压力, 与此同时也促进了德国服务业的发展。

三、德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 社保金支出过大。目前社保基金支出占德国政府支出过大, 严重地拖累了政府在其他经济发展方向上投资的力度。我们知道养老保险是社保基金最大的支出部分, 其占总社保基金的80%左右。为了减少社保基金的支出, 德国政府曾多次进行调整。2006年政府已经将退休年限从65岁提高至67岁, 并采取措施鼓励55岁以上赋闲人员重返岗位。但由于德国出生率过低, 人均寿命增长, 老龄化问题严重困扰着德国, 影响着德国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

(二) 加重企业成本负担。在德国, 企业必须承担其雇员一部分社会保险的责任, 这虽然保障了雇员, 但另一方面却无形中大大加重了企业的成本负担。对于同样产品的生产, 德国的企业劳动力成本要大于其他企业。从世界市场角度上看, 企业承担社会保险削弱了德国企业的成本优势, 部分造成了贸易条件恶化, 同时还造成了结构性失业。

(三) 滋生社会“福利病”。对于一些高福利的国家来说, “福利病”已经对社会经济运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所谓的“福利病”指过高的福利水平使人们滋长懒惰习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