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功能（共7篇）
福利功能 篇1
一、《通知》出台的背景
通过工资收入福利化达到一定的避税效果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企业故意压低工资收入并且发放各种补贴等隐性福利, 从而少缴税或者漏税, 这已经超出了避税的层面, 也有悖于税法的规定, 因此我们有必要加以严格区分, 并且制止不合理的避税手段, 防止国家税收的流失。
据了解, 由于今年财政较往年更紧张, 在此背景下, 有关部门此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2009年全国企业税收自查工作, 许多大型垄断国企, 由于效益很好, 还通过给员工补充医疗买保险、追加企业年金等方式, 增加职工福利, 而增支的部分都未纳税。“更为严重的是, ‘低工资、高福利’模式, 已经造成了很多行业间的收入分配不公平。”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中国薪酬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曾湘泉12月10日作客人民网时透露, 我国的收入分配日益呈现出高度不均态势, 行业间的平均工资差距接近5倍, 部分企业利用职工福利费的发放, 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 其中, 撑大头者无疑是央企。资料显示, 在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央企, 职工仅平均工资就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 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 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行业间收入差距由此可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当前企业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1) 企业职工福利费与工资及其它成本费用边界不清。有些企业随意调整职工福利费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 既有人工成本无序增长, 侵蚀国家税基, 侵害企业投资者权益的情况, 也有任意压缩开支而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情况; (2) 部分企业职工福利费发放或支付不合理, 扩大了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据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 中央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 占工资总额的7%, 其中最高的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4.46万元, 占工资总额26%。最低的企业人均福利费支出为149元, 仅占工资总额的0.6%, 高低差距300倍。
二、《通知》的主要内容
为加强企业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 维护正常的收入分配秩序, 保护国家、股东、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 2009年11月12日, 财政部下发了《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 (下称《通知》) , 对企业职工福利费相关问题进行明确。主要内容如下:
《通知》指出, 企业职工福利费是指企业为职工提供的除职工工资、奖金、津贴、纳入工资总额管理的补贴、职工教育经费、社会保险费和补充养老保险费 (年金) 、补充医疗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以外的福利待遇支出。
《通知》称, 企业为职工提供的交通、住房、通讯待遇, 已经实行货币化改革的, 按月按标准发放或支付的住房补贴、交通补贴或者车改补贴、通讯补贴, 应当纳入职工工资总额, 不再纳入职工福利费管理;尚未实行货币化改革的, 企业发生的相关支出作为职工福利费管理, 但根据国家有关企业住房制度改革政策的统一规定, 不得再为职工购建住房。企业给职工发放的节日补助、未统一供餐而按月发放的午餐费补贴, 应当纳入工资总额管理。对以本企业产品和服务作为职工福利的, 企业要严格控制。国家出资的电信、电力、交通、热力、供水、燃气等企业, 将本企业产品和服务作为职工福利的, 应当按商业化原则实行公平交易, 不得直接供职工及其亲属免费或者低价使用。
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财政部在《通知》中明确指出:以货币形式发放的交通和通讯补贴从福利费中剔除并纳入工资总额, 这其实是个税征收趋紧 (更加规范化) 的信号。其实根据我国个税有关规定, 这部分补贴 (如交通补贴和通讯补贴) 本来就应该纳入工资总额, 按照现行的计税工资标准进行征税, 但是很多单位在代收代征时, 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执行不力, 或者因为理解偏差, 出现了漏税的情况。这次的《通知》是对这些已有规定的强调, 而不是首次提出将这些补贴纳入工资总额。
同时, 《通知》进一步明确了企业职工福利费制度改革的方向:
一是控制职工福利费在职工总收入中的比重。相对于工资薪酬, 职工福利只是企业对职工劳动补偿的辅助形式。企业应当参照历史一般水平, 合理控制职工福利费在职工总收入的比重, 避免无序增长的福利性收入扭曲社会劳动力真实成本和市场价格 (即工资) 。
二是通过市场化途径解决职工福利待遇问题。为减轻国有企业社会负担, 使其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国家近年来大力推进企业的改革。企业目前仍承担大量集体福利职能的, 应当逐步推进内设集体福利部门的分离改革, 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职工福利待遇问题。
三是逐步将职工福利纳入工资总额管理。企业应当结合企业薪酬制度改革, 逐步建立完整的人工成本管理制度, 将职工福利纳入职工工资总额管理。
三、《通知》的争议
该《通知》一经出台, 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主要还是因为大家对它的初衷、作用等方面了解的不够充分, 比如很多人就会纠结于这一点:对于福利费用计入工资收入以后, 职工是不是可能会多缴个人所得税?那么, 本人在此就《通知》产生的主要争论予以剖析并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最后在《通知》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其实, 《通知》的初衷主要是剑指隐性福利, 明确划分职工福利费和工资总额之后, 对原来过分通过工资收入福利化而享受高福利补贴的不合理形式予以纠正, 使得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得以完善。
不少专家对“补贴入税”表示了肯定。如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律师协会秘书长陈舒表示, 现在不少企业钻制度的空子, 福利收入很多时候比工资收入还高得多, 尤其是电力、石油、通讯、银行等垄断企业的福利收入相当可观。相反是一些低收入群体, 他们福利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福利可言。
也有专家认为, “补贴入税”对中低收入者影响太大, 尤其是收入在个税起征点附近徘徊的职工将面临由不交税到交税、由少交税到多交税的转变。例如, 如果某职工工资为1500元, 交通、通讯等补贴为1000元, 改革前他可以不交税, 改革后超出1600元起征点的900元就要被征税。
征收个税, 既要防范和杜绝个人分配制度上的腐败和不公平, 又要促进社会的公正和公平。在此前提下, 多数意见认为“补贴入税”的初衷和方向都是好的, 但改革颇有点“双刃剑”的意味:虽然弥补了个税征收制度中的漏洞, 但也容易造成新的不公平, “劫富”不成, 反而对中低收入者造成损害。但是, 本人认为, 这样的改革不可逆转, 关键是政府在处理问题时能否更多地考虑到中低收入者的感受, 而不是简单地一刀切。
1. 对高福利者征税有难度
实际上很多人最反对的不是“补贴计税”, 而是这样的税收最终只落到缺乏“避税能力”的普通工薪阶层头上, 那些补贴发得最滥的单位、补贴拿得最多的人却能轻易逃脱税收监控。也就是说, 公众并不患“补贴征个税”, 而是患不均、患不平等。一般工薪阶层的补贴是很有限的, 各种报销也是实报实销, 而垄断性国企和一些公共部门形形色色、明的暗的补贴多如牛毛, 可监管在他们身上常常失灵。一方面是他们有超强的避税能力, 能以各种形式将补贴隐蔽得很好;另一方面是缺乏充分监管。
另外, 这次《通知》所言的规定只针对企业, 对于真正享受高房补、高饭补、高交通补助的行政机关, 却只字未提。也就是说, 并没有触动政府人员自身的利益, 其歧视性和不公平性显而易见。
本人建议如下:首先, 财政部门应该对一些垄断高企的高福利加大查税力度, 这是个税增长的关键;其次, 财政部门应该对一些企业主个人的避税行为加大监管力度, 而事实证明, 这一部分人税收增长的空间完全取决于执法力度;第三, 既然要对福利征税, 就不能只针对企业员工, 而将官员排除在征收范围内。应该对全国行政机关的饭补、交通补贴和其他不合理的福利进行清查, 这才是重点和着力点。当然眼睛盯着官员, 盯着垄断企业, 工作难度很大, 但远比盯着普通民众, 对提高财政收入的意义要大很多。
2. 如何照顾中低收入者?
前文已经提到, “补贴入税”对中低收入者影响太大, 尤其是收入在个税起征点附近徘徊的职工将面临由不交税到交税、由少交税到多交税的转变。因此, 本人有如下建议, 希望能够缓解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压力。
(1) 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如果提高个税起征点, 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 同时减少税负。随着改革的深入, 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个税起征点的提高也是必然的趋势。
(2) 进行更深层次的税负改革。中国可以考虑和国际接轨, 施行家庭课税制, 以家庭为单位来纳税, 这样就真正考虑到了纳税人的家庭供养负担。另外, 对于高低收入者的福利征税的话, 也可以考虑实行不同的税率, 高收入者的高福利补贴纳入工资总额后多缴一些税, 而低收入者的低福利补贴相对少缴一些税, 这样也可以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压力。
四、总结
在收入分配调控体系中, 个人所得税仅仅是从收入的实现 (来源) 环节来进行调控的, 但是调节收入差距本人认为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上文中讨论的无非是对高低收入者多征税少征税的问题, 尤其是对于个税起征点附近的中低收入者, 他们在《通知》实行后由不交税到交税, 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有关决策者是不是对于他们要重点照顾呢?给予他们优惠政策或者是创造增收途径, 唯有他们的收入增加了, 税负的压力才会减缓。
另外, 本人认为这样的观念也要慢慢地被决策者所接受。国家要做的并非是尽可能地增加税收收入, 而是应该尽量还富于民, 富民才能强国。通过提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以提高普通公众收入, 将对于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而且也将真正体现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与决心。同时, 要努力健全完善对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真正把应该收的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收上来, 以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大作用。
税收政策的一个核心价值其实就是调节社会收入差距、削峰平谷以促进社会公平, 处理好效率和公平之间的矛盾关系。这意味着税收政策要多盯着“有钱人”, 多“照顾”中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
毋庸置疑, 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个人所得税在缩小贫富差距、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仅仅依靠个人所得税来解决这一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过分依赖个人所得税只能使其“难堪重负”, 反而限制了其调节功能的发挥。因此, 需要建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全方位的收入分配调控体系来对收入分配进行更为有效的调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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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企业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政策问题解答[J].财会月刊, 2010/1
[7]秦文娇:解读《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J].纳税&筹划, 2010/1
福利功能 篇2
近日, 神马福利CEO刘洪飞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如果不是对面坐着一个谈笑风生的青年人, 记者很难将IT、广告、作家这些词汇都联想在一起, 而刘洪飞正是这样一个多才多艺又乐观豁达的青年企业家。作为一个理工男, 刘洪飞有着缜密的逻辑性思维;而作为一个企业家, 他又有着谦虚与务实的精神。在精神需求逐渐增强的今天, 刘洪飞本着“传递福利, 分享真诚”的主旨, 用自己独特的创意为消费者打造了一个充满惊喜与幸福的购物平台。
《现代企业文化》:我们了解到您曾经写过《风投大败局》《华为王朝》等多部作品, 那么您是比较喜欢自己作家的身份还是企业家的身份?
刘洪飞:我所写的都是些财经类的作品, 因为毕业之后一直在努力工作, 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脑子比较空, 有些格局打不开, 就以作家的身份去接触一些企业家, 通过跟他们沟通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自己也经常看一些报道新闻之类, 但我觉得这样不能彻底了解他们, 因为企业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更多的是去想公司需要我说什么, 跟与作家沟通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之前我做项目的时候最想知道的是他们是怎么去面对困难、克服困难的, 或者在他们像我一样大的时候他们是如何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所以我会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学到很多书里读不到的东西, 然后再以读者能接受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当然读者所感受到的跟我所感受到的一定是不同的。写书只是我的一种学习途径, 如果说写书是整理方法论的过程, 那么做企业就是一个验证方法论是否正确的过程, 实践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现代企业文化》:作为一个互联网时代下的青年企业家, 您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品质?
刘洪飞:我觉得我有一颗躁动的“不安分”的心, 可能青春期还没过, 还有做好一件事的勇气和决心。什么事情我都会想去尝试一下, 不安于现状, 有想去拼搏的愿望。另一方面我不会去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包括朋友亲人和消费者等等, 如果不小心错了也会马上弥补, 诚恳面对自己的错误, 我觉得这是作为企业管理者应该有的最基本的责任心。同时我自身对经营有一种基本能力, 都是工作这些年打下的基础, 可以通过分析整合数据来使企业更好地运营。
我在过去写书的过程中从很多企业家身上学到了一些东西, 现在正在进行实践。第一个是从华为总裁任正非身上学到的, 要合理分配利润, 我们要在相对公平的前提下保证每一个员工和每一个合作者的利益。市场竞争的本质是激励制度的竞争, 好的激励制度可以解决人才的缺失。同时要抓住关键点, 而不是去关注一些非决定性的因素, 比如考勤, 我们要相信无论是中高层管理者还是普通的员工, 他都有自己的目标和原则, 他们都应该知道自己怎样才能把本职的工作做的出色, 不然也不会成为我们的一员, 而对于这些人考勤制度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了。我们不能拿着绳子来绑着大家、强迫他们去工作, 而是应该从主观上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让他们乐于工作、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所以我们公司除了一些特殊的部门比如客服以外, 上班时间都是比较自由的, 只要能保证完成自己的工作可以随意一些。我认为这也是对我的合作伙伴、我的员工的一种尊重, 要相信他们不是为了你去工作, 而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华为比较推崇狼性文化, 但就我自己而言, 我认为狼性文化主要用于相对熟悉的员工身上, 但首先要以身作则, 我是一个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才会要求别人跟我一起去拼搏的人, 我一定要做那个“头狼”, 而不是单纯地看着别人去为我卖命, 所以一个企业里最辛苦的一般都是最顶层的那个人。
第二个是百度总裁张亚勤, 他很提倡压强策略, 可以断绝一切干扰花几个月的时间单独去解决一个问题, 他有一种不把困难当做困难的勇气, 这是我比较敬佩的一方面。
第三个是从分众传媒CEO江南春身上学到的, 永远都要站在第一线。江南春是一个乐于自己去做销售工作的人, 他认为如果有一天自己不接触广告客户了, 他就无法清楚地知道广告商都在想什么, 不了解市场就永远无法做出与市场相符合的调整规划, 一切都会变成纸上谈兵。所以他做什么都会很直接, 也很清楚这个市场究竟有什么样的需求。
第四个是腾讯的CEO马化腾, 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 而且特别关注细节, 他会亲自去体验产品然后沟通每一个细节。这些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他们很尊重自己的员工, 不会去轻视他们的能力, 所以他们即使坐到了最高的位置也依旧要不断学习、不断参与实战, 这样也能保证自己决策的正确度。
《现代企业文化》:您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有创业的欲望了吗?
刘洪飞:我们大学毕业正好赶上互联网泡沫的那段时间, 所以身边好多学长读着读着就去创业了, 这都很正常, 所以我对继续深造的兴趣也不大, 就想通过实际工作获得一些经验。我最初去了一家IT公司, 是一家国企, 整体的工作环境都比较轻松, 没有什么压力, 所以那段时间在公司呆的有些懒散。后来去了第二家公司, 开始接触客户, 几乎每天都在盯着自己的项目, 那是我第一次开始对市场产生一些自己的想法, 当我从客户而不是领导那里得到认可之后才开始有了想要创业的冲动。之后又换了几家公司, 包括分众传媒和腾讯旗下的电商, 一般在HR看来我这种人是最不应该录用的, 因为我不安分, 喜欢尝试多个领域, 但在客户看来我就是一个比较可信任、值得去合作下一次的人, 因为我不甘于平淡, 我有自己的追求和明确的目标。我觉得有很多经验都是只有在工作中才能体会到, 上学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前辈告诉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做, 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尝试之后才能总结出来, 所以工作也好, 创业也好, 每一样我都想试着去做做看, 只有实践才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条路。
《现代企业文化》:在电商竞争十分激烈的今天, 您认为“神马福利”有哪些优势?当初做“神马福利”是来源于一个怎样的灵感呢?
刘洪飞:我做零售做了4年, 虽然说是半路出家, 但我绝对不是外行。我认为销售的重点在于“没有不好的商品, 只有不好的价格”。就像一杯咖啡, 星巴克卖25元, 如果它3元钱, 大家肯定抢着喝, 如果它变成300元一杯, 那我们肯定不会去买了。消费者在选择电商购物的时候一般都只关注两个方面, 第一, 它是不是正品;第二, 价格是不是最合适。如果它是正品而且价格很低, 那我们肯定就抑制不住自己想要跟别人一起分享的欲望, 或者可以说是想跟周围的人秀一下, 所以我们是否愿意与朋友分享这些商品就取决于它们是不是正品和是不是实惠, 是不是能为大家带来惊喜。那么我们神马福利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比较优先的选择。
首先, 我们有自己正规的货源, 能够保证我们所销售的商品都是质量过关的正品;其次, 我们的进货成本要比同行低很多, 所以价格也会非常实惠。我们做的主要是标准化的商品, 比如高档礼品、快消品、大型消费品、虚拟产品、创意礼品等, 因为它们没有分码的问题, 人人都可以用, 就可以尽情分享。非标准化的商品就比较难做到随意分享, 比如我们在商场看到一件喜欢的衣服, 不可能马上就想分享给一群朋友, 毕竟撞衫不太好看。但是标准化的商品就不同了, 我们发现一款很好用的手机, 价格又很实惠, 就会想去推荐给身边的人, 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分享, 会让一份快乐变成更多的快乐, 这就是我们公司想要做的事情, 为大家提供一个分享快乐和传递福利的平台。
在做这个之前我们一定要考虑几个问题, 第一, 市场够不够大。第二, 有没有竞争对手。第三, 考虑之前为什么没人做。第四, 这个领域未来前景怎么样。因为我之前是广告圈的传媒人, 从这几年的深度体验来说, 我认为市场还是非常有潜力的。现在做电商的很多, 但是像这种超特价的正品暂时还没有大规模的经营, 我们现在身处于一个大会员时代, 大到一个国际企业小到一个咖啡馆, 他们都有自己的粉丝群, 也都需要一些优惠品, 这个时候我们就出现了。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让群体分享成为可能, 朋友圈也好论坛也好, 这种网络社交圈要比传统纸媒快得多, 也就为我们提供了更便利的宣传途径和经营空间。其实在我看来分享是很多人都很热衷的一个过程, 购物产生的喜悦一般都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 通俗地说大家一旦发现什么让人惊喜的好东西都会告诉别人, 然后通过别人的表扬、羡慕等等达到一种“我很能干”的效果, 这样内心才会有很自豪很强烈的成就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传递福利”的精神。
《现代企业文化》:您觉得对于企业家来说, 最需要具备的精神是什么?
刘洪飞:我认为应该是自信。企业家往往需要一个很强的精神力量, 在说服投资商和消费者之前一定要先说服自己。当你自己都不确定目标是否明确、方法是否准确的时候, 就要跟大家讲出来, 然后共同探讨看是否可以这样做。这是企业家对自己员工一个最基本的坦诚的态度, 自信的同时又能让别人充分信任你, 才可以共同进步。
福利功能 篇3
企业福利可以分为两类:法定福利和非法定福利。法定福利是指, 国家立法强制实施的社会保障制度, 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法定福利计划;非法定福利是指, 企业为提高员工生活品质和劳动积极性, 自行实施的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人寿保险等保险计划, 以及健康检查、各种津贴等。
二、企业福利负担的国际比较
企业的法定福利, 主要是指按照员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在各个国家, 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险费用有很大差异。企业福利负担占工资比例较大的国家有法国、德国、瑞典等, 而作为福利国家典范的丹麦却只有12%, 在这几个国家中是最低的。另一方面, 企业和员工的负担比例方面, 各个国家也有很大的差异。法国、意大利、瑞典以及芬兰的企业负担高达80%, 德国、美国、日本基本上保持50%左右, 而丹麦却不到10%。
在发达国家企业福利负担方面, 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 其理由有很多。包括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因素的不同。但其普遍的特征是, 社会保险费用负担占工资比例高的国家, 企业的负担也较高 (德国除外) 。
在大多数国家, 社会保险资金主要是由个人缴费、企业缴费以及国家税收补充三部分构成。然而其比重却大不相同, 瑞典和法国主要是以企业缴费负担为主, 分别是50%和60%左右。丹麦, 企业和个人负担较轻, 70%来源于税收。英国, 德国和日本虽然没有丹麦那么高, 但是税收负担也达到了50%。
综上所述, 瑞典和法国的社会保障财源主要来自于企业缴费;丹麦、英国、德国主要来自于税收;而日本, 个人、企业、税收的负担几乎均等。
三、我国企业福利的现状和问题
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公布的“2005年中国企业员工福利保障现状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企业福利制度存在结构上的不合理, 主要体现在法定福利所占比例过高, 非法定福利比例偏低。其次, 目前的企业福利对员工的激励作用有限。具体如下所述。
法定福利方面, 由于法定福利作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被强制执行, 所以无论企业是否愿意, 都必须为员工支付社会保险费用。但是, 事实上企业的这部分支出并不是由该企业的员工直接受益。
非法定福利方面, 企业自行设定的非法定福利项目, 由于其直接受益人是本企业的员工, 对于增强员工的归属感有很大作用。然而, 由于非法定福利的任意性, 也产生了很多问题。首先是不公平问题, 不公平不仅表现在不同行业, 不同企业之间, 同时也存在于同一企业内部。其次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实践中, 企业和员工对福利认识上都有一定的模糊性, 这也就造成了福利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实现效用最大化。
四、改革方向
面对我国企业福利的现状和问题, 在参照企业福利负担国际比较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一个大胆的改革方向, 即大幅度降低企业法定福利的缴费率, 在社会保障领域导入税收的筹资方式。另一方面, 提高企业非法定福利的比例, 推行非法定福利的货币化。
首先, 在法定福利领域导入税收筹资模式。但是必须面临消费税还是所得税的选择, 本文认为, 应该以消费税为主要财源。因为消费税属于间接税种, 对于资源分配没有负面影响, 因此不会阻碍经济发展的速度。同时鉴于消费税对于高收入者有利, 对于低收入者不利这一点, 可以采用累进税制。即对高价商品、奢侈品设置高税率;对低价商品设置低税率;生活必须的食品等不课税。
其次, 提高非法定福利比例, 提倡企业非法定福利的货币化。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出, 非法定福利更能保留人才, 更有利于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同时, 因为金钱性福利更能满足员工需求, 对员工更有激励作用。因此, 非法定福利的货币化是企业福利发展的方向。这种货币化的非法定福利具体来说, 可以通过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 设置企业年金等方式来实现。这样即保障了企业职工的生活品质, 满足了职工个性化的需求, 同时交由商业保险公司管理又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
摘要：企业福利主要分为法定福利和非法定福利, 通过企业福利负担的国际比较, 企业福利占工资的比例以及企业与员工的负担比例在发达国家中存在很大差异。面对我国企业福利存在的问题, 本文提出了以导入税收的筹资方式来降低企业的法定福利负担;同时提高企业非法定福利比例, 推行非法定福利的货币化的改革方向。
关键词：企业福利,国际比较,法定福利,非法定福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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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权:《企业年金制度的特点及发展思路》[J];企业改革与管理;2005年[3]袁权:《企业年金制度的特点及发展思路》[J];企业改革与管理;2005年
福利功能 篇4
关键词：福利体制,非正式保障,不保障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将视野转向了中国。中国福利体制目前处于什么阶段?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中国与主流的福利国家之间的不同在哪?这些问题无一不吸引着大批西方学者的兴趣。随着西方理论的不断推陈出新,本文将对比较福利体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简要概括,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比较福利体制框架进行分析,最后对比较福利体制研究对中国福利体制研究的影响进行讨论。
一、比较福利体制框架的主要内容
Gough et al(2004)在福利体制三分法的基础上,根据九大标准对国家福利体制进行重新分类。九大标准是指:支配性生产方式;主要社会关系;主要生存资源;主要政治动员的形式;国家形式;制度;福利结果;路径依赖的发展;社会政策的本质。Wood和Gough(2006)认为他们的新分类标准能有效地避免福利国家三分法的局限性。例如,Esping-Andersen(1990)的福利国家三分法(见表1)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发达国家进行了分类比较:即社会政策在被研究国家的影响力;福利多元;去商品化指数;社会分层化指数。但以上这四个因素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同时相互之间常常存在冲突。这种冲突使得一些国家不能非常明确地被归于某种特定的类别(Art and Gelissen,2002)。
(注:资料来源:作者总结自Esping-Andersen,1990.)
(注:资料来源:作者总结自Ian Holliday,2000.)
针对这一缺陷,并且结合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福利体制的一些特点,Gough et al(2004)在Esping-Andersen的发达国家福利体制分类上新增了三个新的福利体制类别:类似发达国家(Proto-welfare regime)、非正式保障福利体制(Informal security regime)和不保障体制(Insecurity regime)。对于东亚地区,Gough等人直接采用了Ian Holliday(2000)的生产型福利体制(见表2)的概念,但中国被排除在了东亚生产型福利体制之外(见图1)。
类似福利国家体制是指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福利体制发展逐渐与西方发达国家福利水平非常接近的国家,例如阿根廷、巴西、以色列和一些东欧国家(Sharkh&Gough,2010;Gough,2013)。非正式保障体制是指人们不同程度地依赖社区、社会和家庭关系来满足自身福利要求的制度安排。这些关系大多是等级制的、不对称的。非正式保障体制是有一定问题存在的。例如对那些经济基础薄弱的群众,这种制度安排只能给这些弱势群体换来短期的救助,并不能从根源上改变他们的现状。同时,由于接受了这种短期的救助,他们将在未来更为弱势,并且对国家或者整个社会的救济产生更多的依赖,底层的庇护关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Sharkh&Gough,2010;Gough,2013)。
(注:资料来源:作者总结自Gough et al(2004).)
不保障体制(insecurity)是指,那些国家对社会福利总体不保障,仅仅对紧急事件有一些非正规的常态机制去缓解,但不会去修正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体制。这种体制常见于那些国外势力与脆弱的国内势力相勾结,不断制造争端和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不保障体制甚至没有国家界限。无法预见的动荡环境不仅破坏了稳定的庇护主义模式和社区中非正式的权利,也破坏了家庭应对机制(Gough et al,2004;Wood&Gough,2006)。同时,不保障体制使得整个社会除少数精英以外的绝大多数人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没有保障、弱势,还有生存历经磨难。
综上,比较性理论框架分类总结如表3所示。
二、比较福利体制对中国福利制度的影响
中国福利体制有其特殊性。首先是其历史的特殊性,中国是从封建社会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仅仅有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独特的历史轨迹让中国的发展轨迹显得尤为独特。同时,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国社会很早就有了社会福利的思想,甚至是一些制度。但是,对于现代社会福利体制的建设,中国的起步远远晚于其他国家。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加剧———全球化、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使得中国一方面不得不面对许多西方国家曾有过的发展问题(环境问题、城市病等);另一方面,也和西方国家一起面临一样的新挑战(经济增长变缓、人口老龄化等)。这些新老问题交织在一块,加之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文化历史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不同,以至于中国的福利制度所产生的福利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新老问题的交织以及政治制度的不同不仅增加了中国社会福利体制研究的复杂性,也增加了中国案例在理论研究时的不确定性。这也就可以初步解释,为什么许多西方学者在对待中国问题时会显得尤为谨慎、小心。
(注:资料来源:Wood和Gough,2006.)
Gough(2013)等人对待中国的福利体制的研究同样十分慎重。为了增强研究的可行度,Gough(2013)等人采用了定量研究的方法。他们选取福利制度和福利效果作为两个变量对福利体制分类。同时,Gough等人选取医疗和教育作为他们研究的重点领域,用65个国家和地区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了检验。具体而言,他们从八个方面着手:即从人均补助水平与国民收入的比重;工人补助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医疗和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社会捐赠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初中学生入学率以及女学生的比重;儿童疫苗接种率;人均寿命;以及15—24岁年轻人的文盲率来分析各国的福利效果(见表4)。在这种计算标准下,中国被归入了B类别。所谓B类别,又称为成功的非正式保障体制。成功的非正式保障体制具体指的是,那些以很少的投入取得了较好的福利效果,但又离真正的福利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的国家和地区。本文主要选取了A、B两个类别,A类指的是发达国家或者与发达国家福利水平相似的发展中国家。
(注:资料来源:作者总结自Gough(2013).)
Gough等人的这种定义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成功地肯定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取得的福利成果。以中国为例,近年来,中国在民生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医疗保障领域,目前中国有三种医疗保险,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来看,2009年,至少有12.3亿人参加了其中一种医疗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达到了92.5%。2010年覆盖率更是突破了94%。同时,近年来,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筹资水平不断提高,医疗保险的支出总额也在逐年提高。为了降低人民医疗成本,政府鼓励兴办私立医院,以求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然而,医疗领域的挑战仍然存在。首先,虽然公立医院是中国医疗领域的绝对主力,但其公益性明显不足。以药养医、过度医疗等问题仍然较为严重(Wong,2015)。其次,由于经济双轨制、户籍制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和城市的医疗体系相对独立,没有形成合力。农民进城务工无法享受城市医疗福利;同时由于补助水平较低,农村医疗保险的抗风险能力仍有待提高。最后,初级医疗机构的使用率仍有待提高。由于初级医疗机构的投入不足,导致许多群众一旦生病就往大医院就诊,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相比于许多老牌福利国家而言,中国的确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结论和启示
Gough(1979)在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和社会福利发展的关系研究上做出了杰出贡献,其本人及同事在福利体制分类学上也做了不少的创新工作,较之于Esping-Andersen(1990)的福利体制分类学的思想,Gough把视野放大到了全球层面———不仅对发达国家进行研究,而且把视线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上。这说明Gough的比较福利体制研究符合时代发展趋势,从一定程度上准确地把握了当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尤其是考虑了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福利建设的影响。当然,Gough的比较福利体制分类学仍有一些局限性。例如,Gough等人的研究更多的是在Esping-Andersen和Ian Holliday的研究的基础上再增加三个针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分类。事实上,对于Esping-Andersen和Ian Holliday的批评声仍不绝于耳。这也就意味着Gough等人不可能完全保证自己的框架不受前人局限性的影响。这也使得比较福利体制框架的矛盾性依然存在。一方面,Gough等人认为东亚各国属于生产型福利体制,但另一方面仍不可避免地将许多东亚国家如韩国归入非正式保障体制内。换言之,Gough等人没有说清楚新分类是否包含关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老的分类。
福利功能 篇5
亚当斯密等人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可以通过市场经济活动得到自动调节, 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和管理。政府的责任在于维护自由和公平的交换制度, 社会对处于贫困之中的人没有救助的责任, 穷人应对自己的命运负责, 个人必须提高劳动意愿, 才能追求到财富和福利。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福利观。
然而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西方国家意识到要化解社会矛盾恢复经济就要采取适当的社会政策调整, 要采取诸多措施扩大社会福利。这时政府干预开始成为各国执行福利政策的主要理念。二战后, 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 以《贝弗里奇报告》为蓝本, 英国首先建立了福利国家, 之后, 欧洲各国纷纷“左转”。福利国家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产物, 也成了随后的时代里主要受抨击的对象。
所谓社会民主主义, 就是通过议会式民主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目标。其基本价值观是平等、自由和团结。在对待福利国家方面, 社会民主主义认为改良资本主义可以通过福利制度来实现, 不一定要用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更替来实现。他们认为福利国家有六项功能:消除社会问题及改善受苦群众的困境;通过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全民都可以享受同等的福利, 建立更平均的社会;提倡利他主义和社会整合;补偿弱势群体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减少横向和纵向等的不平等。社会民主主义主张政府干预, 建立无所不包所有公民都可以平等享受的福利国家, 为公民搭建起“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
二、新自由主义
福利国家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后, 它的弊端逐渐暴露,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使得“高增长、高福利、高税收”的福利国家制度陷入困境。在这个背景下, 新自由主义走上前台, 提出一系列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主张。新自由主义提出福利个人化, 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 反对福利国家制度。
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不平等, 反对国家干预, 反对集体主义, 提倡竞争。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明确表达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对, 对福利国家也是全盘否定的。一方面, 福利国家对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都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只要给予人们充分的自由, 一定有更好的更合理的福利制度产生。福利国家的制度与计划只能是对社会内既有秩序和当前行之有效的系统的破坏, 而且还会导致效率低下, 滋生懒惰与腐败。另一方面, 福利国家的全面的保障不是人人都可以获得的, 而只有提供社会安全网式的保障才是公平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 新自由主义虽然反对福利国家的政策制定及提供福利的模式, 但是并非主张国家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国家应该做的是去创造法律构架, 使自由市场系统能够有效运作, 政府部门应与其他福利服务提供者在自由市场中进行竞争, 从而提升国家内部的效率。
三、第三条道路
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遭遇到了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贫富分化加剧, 经济发展停滞, 经济危机频发, 社会秩序混乱, 新自由主义被证明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灵丹妙药, 逐渐失去人们的信任。
20世纪90年代, 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理论。这是对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调和后稍“偏左”的中间理论, 核心价值观包括平等、保护弱势群体、自主性的自由、以责任为基础的权利、以民主为基础的权威、世界多元化以及哲学保守主义。他认为在当前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 出现了“五种两难困境”:全球化使一国的经济、政治和人们的社会生活都发生剧烈变化;个人主义影响加强;全球化改变了左和右的形态, 目前已不存在很明确的左和右的问题;全球化影响了各种正统的政治党派, 各类NGO组织越来越倾向于成为政治行动的主体;生态危机带来的威胁也必须纳入政治的考虑范围。正是这些困境, 以前的理论观点都不适应新的形势, 吉登斯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他把平等理解为“包容性”, 不平等理解为“排斥性”。他接受右派对福利国家效率低下的批评, 但是不同于右派想要剔除福利国家的思路, 认为应该重构福利国家, 主张采取能动性的政治方案和积极性福利改革。改革后的福利国家要成为一个社会投资国家, 在风险和安全之间、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之间建立新的关系。改革的主要行动便是人力资本投资和以就业促进人们的自我实现。
简言之, 第三条道路福利理论的主要观点是:首先, 构建积极性福利, 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发展社会福利, 让NGO、慈善团体等第三类团体更多地参与福利提供。其次, 建设社会投资性国家。第三, 发展混合型经济。第四, 包容性平等。
四、福利多元主义
第三条道路的福利主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固有矛盾。在其后, 出现了福利多元主义, 主张福利的规则、筹资和提供由不同的部门共负责任, 共同完成, 政府部门通过福利开支缩减的手段来减少福利国家的规模, 将福利责任下放到地方或其他部门, 从国家保障的单一主体发展成多元责任主体。但福利多元主义也有着诸多矛盾之处, 被批评为具有潜在的危险。
五、小结
当代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说明:
第一, 各种福利理论的兴衰更替说明, 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 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 自然相配套的政策制度和理论要发生变化。
第二, 一定的福利制度服从于一定的政治制度, 不同福利理论指导下的福利政策都是为它的政权服务的。不同国家采取的福利制度, 主要依据自己的国情来定, 要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 能够为自己政权服务的福利制度, 并且福利制度要依据实际情况而及时做出改变。
六、对中国福利制度的一点思考
关于我国的福利制度, 个人比较赞同第三条道路, 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照搬, 毕竟它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的, 与我们有着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差异。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社会保险为主, 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优抚安置为辅, 我们能够做的是坚持社会保险的主导地位, 其他方面吸取第三条道路理论之精华, 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改革。首先, 在当前的形势下, 我们面临着全球化的剧烈挑战, 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受经济危机等困境, 全球化不仅影响了我们的经济发展, 对政治生活乃至人们日常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次, 我们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中国要发展, 经济一定不能停下来, 而恰当的福利制度会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保障, 相反福利制度不恰当也一定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第三, 中国社会处在变革的重要时期, 当前贫富差距较大, 社会分层比较明显, 社会阶层流动不那么畅通, 机会和结果的不平等都较为普遍, 而恰当的社会福利制度正是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工具。
我国可以做的有:第一, 促进就业以增加福利, 如, 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帮其就业用主动的方式防止贫困, 而不是被动地对贫困进行救济;第二, 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通过教育提高人民素质改善福利状况。第三, 当前由政府主导发展社会福利, 应当结合国情适度并逐步放开, 允许更多的第三类机构加入福利事业, 只要形式合理不危害社会不伤及大多数人的利益, 并且组织形式成熟就应该加以欢迎, 同时也应该投入一定的精力鼓励NGO组织的成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J].商务印书馆, 2010.
[2]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3]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4]陈良瑾.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9.
福利功能 篇6
(一) 动物福利的起源及发展
“动物福利”在中国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而在世界其它国家, 动物福利保护却是一个有着200多年历史的法律实践。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了较为完备的动物福利法, 国际贸易中, 动物福利对农业贸易的影响已见端倪, 但我国却并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动物福利法。现有的保护动物的法条多为原则性的规定, 缺乏可操作性, 其价值取向也与世界其它国家此类法律相去甚远。
1、动物福利的概念
“福利”一词被用来形容人的状态和人以外的动物的状态, “动物福利”泛指动物应该享有免收虐待和享有适当生活标准的福利。剑桥大学的布鲁姆教授认为, 福利必需指每个动物 (包括人在内) 个体本身的特征, 而不是人们给予的外界的东西。福利必须是可以客观评估测量的。动物福利并不是一味的强调动物的利益而禁止人使用动物。而是要求人们在动物的繁殖、饲养、运输、表演、实验、展示、陪伴、工作、治疗和屠宰的时候, 要尽可能地减少其痛苦、伤害和忧伤, 不为其带来没有必要的痛苦。
国际上, 动物福利被定义为五种自由, 即免受饥渴和营养不良的自由;免收环境带来的不舒适的自由;免收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正常表达天性的自由;不受恐惧和忧虑紧张的自由。这五项自由被认为是动物福利立法的最基本原则和标准。实验动物福利是动物福利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相关立法最早的领域。
2、国外实验动物福利立法状况
动物福利法律是一个相对庞杂的体系, 包括伴侣动物、经济动物、实验动物等。其中, 实验动物福利在我国起步最早, 因此本文以实验动物福利立法作为出发点。
最早有关动物实验的法规出自英国。1822年, 英国通过了第一部禁止虐待动物的《马丁法》 (Martin Act) , 但当时不包括犬、猫、和鸟类。
1831年, 英国生理学家Marshall Hall就建议对动物实验加以规范。他曾提出, 如果靠观察可获得所必需的资料, 则不需要进行动物实验;如果没有明确的限定和预期结果, 则不需要进行动物实验;科学家应对前人和同代人的工作有充分的了解, 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实验;良好的实验应该使动物受到最少的痛苦 (可改用较低等的、反映迟钝的动物) ;任何实验均需在能提供明确结果的环境下进行, 以避免或减少重复实验。
1876年, 英国通过了《禁止虐待动物法》。该法案初步制定了颁发许可证和执照等具体事宜。它延续有效运用到1986年。1926年, 伦敦大学福利学会成立, 并在1938年改为大学动物福利联合会。1947年该会出版第一版《实验动物饲养管理手册》。1986年英国通过了《科学实验动物法》。
在美国, 1963年卫生署出版《实验动物管理及使用指南》。1966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动物福利法》, 并指定由农业部动植物检疫局负责监督检察。这个法令涉及的动物有犬、猫、非人灵长类、豚鼠、仓鼠和兔。1992年美国地方初审法院命令美国农业部应把鸟类和小鼠、大鼠包括在动物福利法内。
实验动物的福利问题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得到重视, 各国先后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甚至有些国际组织还签订了国际公约。
目前, 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涉外贸易实验动物福利保护法律制度体系, 如美国1966年颁布了《动物福利法》和《实验动物福利法》, 在1999年修订并完善了《动物和动物产品法》, 在1985年修订时国会通过了《提高实验动物福利标准法》修订案。欧洲议会1986年制定了《保护用于试验和其他科学目的的脊椎动物的决定》;英国1986年通过了《科学实验动物法》, 1999年制定了《饲养和买卖狗的法律》;北澳大利亚2000年3月通过了《动物福利保护法》。
3、中国实验动物福利立法状况
目前, 我国对于动物的保护范围过于狭窄, 仅限于保护野生动物。对于非野生动物, 如实验动物、伴侣动物、工作动物、娱乐动物、表演动物、展览动物、竞技动物都没有相关法律进行保护。
现行的实验动物保护法律很少, 保护的范围也很狭窄。十几年前制定的《实验动物管理条例》中关于动物福利的具体内容几乎为零, 只是将爱护动物、不虐待动物的最基本条款列入其中。修改后的《实验动物管理条例》中新增“福利”一章, 这是我国首次将“动物福利”列入法律条文。
增加的动物福利条款中包括了:从事实验的工作人员必须爱护动物, 禁止伤害、虐待动物;在符合科学原则的情况下, 开展动物替代方法研究;在不影响实验结果的情况下, 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给动物造成不必要的不安、痛苦和伤害;实验结束后采取最少痛苦的方法处置动物。
2006年, 科技部下发了《关于善待动物的指导性意见》, 其中对饲养、运输、以及应用过程中对动物福利的保护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但由于只是政府部门的指导性意见, 强制性较弱。但已成为各地方相关立法的参照。
二、中国动物福利立法意见
目前我国关于动物福利的立法主要集中在部门规章层次, 且规定缺乏强制性。我们建议可现在地方层面建立地方性法规。
(一) 立法目的
我国目前有关动物福利立法中, 无论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还是地方性法律文件, 都开门见山地阐述了各自的目的。比如1997年《实验动物质量管理办法》第1条规定的目的为:加强全国实验动物质量管理, 建立和完善全国实验动物质量检测体系。2004年的《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规定的目的为:加强实验动物的管理工作, 保证实验动物和实验动物的质量, 适应科学研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欧盟《用于实验和其他科学目的的脊椎动物保护欧洲公约》在其导演中阐述了如下目的:……承认人类有尊敬所有动物的道德义务和有把动物的感受痛苦能力……渴望通过一般的规定, 以保护那些在实验中遭受疼痛、痛苦、忧伤或者持续伤害的动物, 而且在疼痛、痛苦、忧伤或者持续伤害不可避免时, 使之最小化。美国的《动物福利法案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能消除公众对于实验动物的担忧的措施对保障实验的进行是至关重要的。与欧盟等世界其他国家的实验动物立法相比, 我国的实验动物保护立法存在缺陷:一是保护实验动物的福利或尊重动物的生命、健康等用语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认和运用, 存在功利主义倾向。二是虽然承认了实验动物立法的重要经济作用, 但是没有进一步明确实验动物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因为福利保护的国际和国内差异问题而会给国际和国内竞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因此, 我们建议, 在立法的目的中明确加入动物福利的内容, 一方面可以起到宣传和教化的作用, 使人们明确动物福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立法也起到指导作用。对此, 可以参考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
(二) 立法体例
目前各国的实验动物福利保护立法已经构建了体系化的动物福利保护制度, 涉及实验动物饲养的选址、建筑卫生、建筑设施、环境条件分类及技术指标要求、区域布局、饲育区的设置、设施设备、废弃物及动物尸体处理、垫料、饮水、笼具等制度。实验动物饲料和饮料的安全性和营养性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值得一提的是, 2004年北京出台的《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构建了实验动物发展规划、许可证、伦理审查、从业资质专业培训、生产的登记管理、运输等条件原则和要求以及法律责任。根据2006年科技部下发的《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我们认为上海市的实验动物福利立法应包括以下的几个部分。
1、总则部分包括保护动物的“3R”原则, 立法目的。
明确实验动物福利保护的监管机构。其实在调研过程中, 我们发现许多大学比如复旦与交大都有类似的机构即动物伦理审查委员会, 但正如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的, 由于没有相关的立法规定, 许多的实际操作还不够规范, 无法可依。同时, 我们认为在这一章中还应该规定该法适应的机构范围以及实验动物的范围。比如在美国的实验动物立法中是不包括小学的, 我们认为这一点值得立法者考虑。根据我国1988年的《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我国实验动物法规的适用范围没有局限于脊椎动物, 这点与欧盟的规定相比是超前的。
2、分则部分参考各国立法例, 分则部分应该包括实验动物的饲养, 运输, 应用, 监管及法律责任等部分。
对动物福利保护做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3、附则内容包括该法生效的时间, 相关术语如动物保护3R原则, 实验动物的范围, 安乐死等的具体界定。
(三) 具体规定
1、饲养管理过程中的相关规定。
这一部分包括饲养中的卫生清洁标准, 饲养笼的面积。孕、产期动物的特殊照顾、对动物饲养员的抓捕和饲喂的要求。在调研中, 我们发现对于犬类这种好动的动物关在笼中会造成其精神的极度焦躁。我们认为在这一部分中要明确对于犬类和灵长类动物定时遛放的规定。
2、应用过程中善待动物的规定
根据我们在调研中获得的信息, 这一环节是实验动物保护最薄弱的部分。麻醉剂的使用, 安乐死的实施都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我们认为此部分应该做出较为详细的立法。包括手术和器官移植中对麻醉剂的强制使用;保定动物的具体操作;安乐死的实施细则以及其其他体现3R原则减少、替代、优化的规定。
3、运输过程中的相关规定
主要包括运输中使用的器械, 卫生条件, 食物与水的供应及其他的防护措施。可参考国内已有的相关法律法规。
4、监管体系
(1) 许可证制度我们认为作为行政监管的一部分, 许可证制度是得到很好的贯彻实行的。我国在2002年针对实验动物的管理颁布了专门的许可证管理规章—《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办法 (试行) 》可作为立法的参考。
(2) 从业资质的专业培训目前对硕士研究生以上级别的研究人员的从业资质专业培训是做得比较到位的, 但是对于饲养人员和本科生的培训做的还不够, 许多饲养人员并没有经过正规的如何善待动物培训。因此我们认为在立法中应该对这部分做出强制性规定。
(3) 建立动物伦理审查委员会目前我国相关立法都是由科技部门做出的。对实验动物饲养和使用的监管责任主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管。在上海, 上海市实验动物质量监督检验站主管此类事宜。欧盟国家的兽医、警察、市政当局、海关等部门都有一定的执法权。比如荷兰1997年颁布的《荷兰动物实验法》中把警察的监管和协助执法作为监管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我国台湾地区的动物保护法中将这一制度具体化:直辖市、县 (市) 主管机关应置动物保护检查员, 并得甄选义务动物保护员, 协助动物保护检查工作……动物保护检查员得出入动物比赛、宰杀、训练、动物科学应用等场所, 稽查、取缔违反本法规定之有关事项。对于前项稽查、取缔, 不得规避、拒绝或妨碍……动物保护检查人员于执行职务时, 应出示身分证明文件, 必要时得请警察人员协助等。
因此我们认为, 在该法中应该在各个科研机构, 实验动物饲养场所等建立相应的伦理审查机构, 使之规范化。针对目前上海的实验动物福利的现状, 我们认为对于本科生的简易动物实验的监管也应在其职责范围内。
(4) 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是保证监管效果的最后保证。根据现有法律, 我国实验动物相关法律中规定的法律责任形式主要是行政责任, 即警告、通报、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暂扣许可证、行政处分等, 没有规定形式责任。而国外的实验动物福利法的罚责则要严重得多。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 我们认为另虐待动物者承担刑事责任不适合我国的现状。我国仍处在动物福利立法的起步阶段, 不适于马上设定如此严厉的责任, 否则会造成过于普遍的犯罪现象, 也难以为人们所接受。
三、结语
福利功能 篇7
一、经典福利国家时期:“社会公平优先”伦理取向的教育福利政策阶段
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把社会福利作为一项国家责任确定下来。1945年,克莱门特·理查·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首相执政后便着手落实《贝弗里奇报告》的有关建议,英国自此步入了经典福利国家时期,政府“以促进公共福利为目的的行政服务功能得到了极大发挥,福利干预行为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2]1945~1979年间,工党与保守党虽几番轮流执政,但这一时期两大政党之间难得达成了“社会福利共识”,此次共识“是以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以需求管理、国家干预理论为依据,以贝弗里奇的普享型福利模式为蓝图,以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为依托而建立起来的关于社会政策的共识”。[1]这一时期,“左派”社会思潮整体占优,强调国家力量主导,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换言之,“社会公平优先”成为了两大政党社会政策的共同伦理诉求。
被誉为“教育上的贝弗里奇”的《1944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1944)无疑是这一时期英国教育福利政策的典范。其重要贡献大致包括:一是加强了国家对教育的领导,确立了“国家体系,地方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二是建立了统一而完整的三级公共教育体系,对饱受诟病的“双轨制”做了改良设计;三是加大教育投入比重,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确立了“普惠型”的义务教育福利制度;四是对特殊学生的教育进行了有意义的改革,对学校福利设施的改善做了有益的规定等。透过该法案我们不难看到,英国教育福利政策中的“国家主义”、“政府干预”取向明显。国家角色在教育福利事业中的不可替代性已经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国家不是自由的敌人和潜在权利的侵犯者,而是能够促进所有人自由和保护每个人权利的唯一机构”。[2]中央政府加强对地方教育当局的领导,建立统一而完整的公共教育体系,将民办学校纳入国家教育系统,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等一系列举措都凸显了背后的“国家主导力量”。其关于“双轨制”的改良设计,弱化教会力量对公立教育的影响,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确立“普惠型”的义务教育福利制度,以及对特殊学生教育的改革,对学校福利设施的改善等举措,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的美好夙愿。可以说,《1944年教育法》为经典福利国家时期英国两党轮替执政格局下的教育福利事业发展确立了基本政策框架。
该法案“确立了三个相互衔接的教育阶段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组成的国民教育制度,使初等学校学生在11岁向中等学校过渡合法化,并规定了公立中学免收学费,从而真正确立了一个普及的中等教育制度”。[5]但是,它对于此项制度应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并未做出任何明确的规定,这恐怕也是使得“综合中学成为1944年以来英国教育改革核心问题”[6]的根本原因所在。“工党从社会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出发,许多政策主张都是为了削弱富人的特权和缩小社会的两极分化。因此,在其执政的过程中积极促进综合中学的建立和发展,主张建立一种消灭了特权阶级的文法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全面的综合中学制度。相反,崇尚传统和反对激进变革的保守党则强调教育中的传统和等级制度中的英才教育,因此,极力保持文法中学的优势地位,反对中等教育的综合化”。[7]由工党酝酿与主导的这场“社会公平优先”伦理取向的中等教育综合化改革,虽说过程一波三折,但最终综合中学逐渐成为了英国中等教育的主流,而这场改革也成了英国义务教育福利制度结构性变革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二、福利国家紧缩时期:“市场效率优先”伦理取向的教育福利政策阶段
1979年大选,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领导的保守党胜选,上台伊始她就公开宣称其目标是要完全改变1945年以来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针,两党间原有的福利共识格局被打破,福利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意味着就此终结,保守党带领英国步入了“福利国家紧缩”时期。究其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经济危机形势下“国家主导范式”的福利国家制度建设面临重重危机;主观上是因为“左派”社会思潮失灵之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向右转”已是大势所趋。对于撒切尔政府而言,其“第一要务是振兴英国经济,其他政策都必须服务于这一根本目标”,[8]教育政策自然也不例外。“教育很难再与社会和经济政策割裂开来,它不再是‘一潭政策死水’,它已成为撒切尔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政策的主流”。[9]“在教育以及社会政策的其他领域,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必须在增加公共开支以外寻找解决问题的其他办法”。[10]由此开始,英国的教育福利改革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它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思想指导之下的“国家主导”、“公平优先”的伦理观取向,转而奉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混血儿”思想———“撒切尔主义”为圭臬,倡导“市场主导”、“效率优先”的价值原则。概言之,“市场效率优先”成为了保守党政府出台教育福利政策的新伦理取向。
1987年11月,时任英国教育和科学部部长肯尼思·贝克(Kenneth Baker)向下议院递交了教育改革议案,他指出,“在以往的40年里,我们的教育制度是建立在《1944年教育法》规定的框架之上的……我们需要为这个制度注入新的活力,因为它已成了一种生产者主导的制度,无法对以往10年里日益急迫的改革要求做出敏锐反应”。[11]因此,他建议英国开展一场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教育改革。《1988年教育改革法》(1988 Education Reform Act)正是对这一提议的最好回应,其核心要义就是要在教育改革中注入市场机制,它的颁布标志着撒切尔政府激进教育改革的开始。[12]该法案是福利国家紧缩时期英国教育福利政策的集大成者,它与撒切尔政府倡导的“自由的市场,强大的国家”社会政策原则息息相关。“一方面,政府根据学生有权接受共同的知识及达到某种成绩水平的原则对课程和有关的考试服务进行集权控制;另一方面,它利用这种全国统一课程的结果和公布考试结果这种中央集权化的制度,在学校之间重新采用市场竞争的原理‘争夺’学生”。[13]它倡导“市场主导”,尊重“个体选择”,崇尚“效率优先”的伦理价值原则,它以满足不同个体的特殊教育需求,实现“个体自由发展”作为重要价值旨归。法案当中强调学校选择、竞争、多样化、自主经营和私有化的那些条文自不必多说,因为其本身就蕴含着鲜明的“市场效率优先”伦理诉求。即便是全国统一课程和统一考试的条文实际上也是与满足“消费者”个体的需要密切联系的,因为国家课程和国家评定旨在为家长选择适合其孩子需求的优质学校提供有利的依据,这些内容同样也折射出“市场效率优先”的价值原则。
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的政策精神指引下,英国福利国家紧缩时期的教育福利改革呈现出三个明显特点。一是教育福利提供者的国家角色后撤。通过实施“辅助学额计划”,恢复了私立学校,减少了公立学校的数量,削减了教育经费开支,从而策略性地后撤了国家角色。二是注重“市场主导范式”的政策导向。通过扩大家长的选择权、增加学校的自主权、给予民间资本一定参与权等方式,将“市场”成分引入了公共教育领域。三是赋予家庭和个体更多责任担当。用“学生贷款计划”取代原有的助学金制度,同时还针对不同特殊人群实施了“有目标的教育福利”,其旨在激发家庭和个体的责任意识。
三、社会投资国家时期:“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伦理取向的教育福利政策阶段
从前两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来看,如何处理好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之间的关系,以促进社会经济整体协调增长,是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工党与保守党面前的重要课题。“英国历届执政党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钟摆现象’。主要表现在:1945~1979年间,英国政府以凯恩斯主义为主要指导思想,奉行政府主导型社会经济战略,更多强调了政府积极干预的作用,以追求‘社会公平’作为核心伦理诉求;而到了1979~1997年间,英国政府则转向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指导思想,秉持市场主导型社会经济战略,更多转向重视市场机制调节的作用,以实现‘市场效率’作为核心价值诉求”。[14]经典福利国家时期追求社会公平,却忽视了市场效率,“向左转”的路径似乎行不通;福利国家紧缩时期强调市场效率,却又失去了社会公平,“向右转”的路径似乎也不行。英国福利国家建设由此陷入了两难困境。为了走出这一困境,1997年,工党政府在阔别执政舞台18年之后重新亮相,它一上台就以“新工党”自居,力主超越左右之争,探寻“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倡导积极福利政策,既不主张‘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也不赞成完全削减福利开支的政策,而是要寻找权利和责任之间的平衡”。[15]它将老工党推崇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保守党力主的“撒切尔主义”思想巧妙地嫁接起来,将国家力量主导的“社会公平”伦理取向和市场力量主导的“市场效率”伦理取向两种看似对立的观念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英国福利国家现代化进程又开始转向了积极福利取向的“社会投资国家”时期。
在新工党执政的1997~2010年间,英国教育福利政策表现出了“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的伦理取向。其“社会公平”伦理取向的改革举措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宏观层面,以国家力量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新工党政府高度重视对“人的潜能”的投资,它“将教育置于政府社会经济战略整体格局的‘枢纽’地位,‘教育优先发展→培育人力资本内生经济变量→确保经济效率且落实社会公平’构成了新工党的施政逻辑”。[16]中观层面,稳步推进教育均衡化发展。新工党通过“教育行动区”计划、“追求卓越的城市教育”计划、“国家挑战”计划等一系列改造薄弱学校的教育改革举措来切实提高区域和学校之间的教育均衡化发展。微观层面,注重全纳教育使未成年人免遭社会排斥。新工党分别针对贫困家庭、少数族裔和特殊需求儿童等目标人群确立了有目标的教育福利政策。其“市场效率”伦理取向的改革举措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1)延续“标准而不是结构”的“新右派”思想。新工党政府在执政之初就形成了“一种建立标准导向的政策思考,其目的就是以国家的力量促使人力素质的提升,并藉由引进民间力量的投入,使教育具备市场竞争的效果,但却避免市场特质可见的恶性竞争”。[17](2)实施“国家技能战略”以增进个体关键技能。新工党意识到,要真正落实社会公平,光靠过去那种直接“授之以鱼”的“福利救济”是行不通的,而改由“授之以渔”的做法,注重帮助人民提升就业所需的合适技能,在增强个人与社会的经济竞争力基础上,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14](3)引入“准市场机制”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公共部门管理方法最初被视为应对经济萧条的权宜之计,但它们最终成为了重要的政策取向,并波及众多发达国家。选择、竞争、放权、绩效、集权和规约现已成为全球教育政策的趋势,新工党政府也不能例外”。[19]
2010年英国大选,政权接力棒移交至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袂组成的“联合政府”手中,由戴维·威廉·唐纳德·卡梅伦(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出任首相。卡梅伦执政之初的现实处境非常尴尬:一方面,面对前任政府遗留的严重财政赤字,其不得不强令缩减社会福利支出,顺势打出“大社会,小政府”旗帜,以掩护国家角色逐渐后撤;另一方面,英国贫富社会分化的严峻性,又亟待国家在解决就业、削减贫困、促进社会公平上有更大作为。正是这一两难处境,决定了卡梅伦政府在“国家主导”或“市场主导”、“社会公平优先”还是“市场效率优先”上无法做出明确抉择。因而,沿袭前任政府既定的“第三条道路”———兼顾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坚持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的社会政策伦理取向,成了卡梅伦政府短时间内难以绕开的一个选择。与此相应,其在2010~2015年执政期间的教育福利政策也表现出了“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的伦理意蕴。其中,体现“社会公平”伦理取向的举措有:为儿童早期教育服务、为家境贫困和特殊需要的学龄儿童、为贫困青少年今后的工作生活准备提供新的支持等。体现“市场效率”伦理取向的举措包括:以“教学”为核心全面提升学校教育质量、扩大学校自主权和开放学校准入市场等。[20]2015年英国大选,保守党获得了单独组建政府的权力,卡梅伦连任首相。“给您的孩子提供最美好的生命开端”是此次大选保守党竞选纲领中关于教育政见的内容标题,光从这一醒目的标题中,我们似乎就闻到了浓浓的“教育福利味”。保守党承诺:“我们将确保为您的孩子提供一所优质小学,对于失败持零容忍态度;将每一所薄弱的中学改制成‘学院’,并为家长和社团提供他们所想要的‘自由学校’;帮助教师发展数学、工程学、科学和计算机教学技能,以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创设300万新的学徒岗位,并确保大学入学人数不封顶,这是我们对于所有人的愿望。”[21]能否实现上述承诺姑且不论,但由此可以判断,追求“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伦理取向的教育福利政策仍是英国政府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可能选择。
四、对于后福利时代我国教育福利事业发展的若干启示
(一)发挥“政府—市场—家庭”多元混合教育福利治理的合力作用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西方福利国家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福利危机。为了应对这些危机,西方国家在社会政策领域纷纷进行了改革和创新,提出了“后福利社会”概念,它是指“通过福利创新,使福利的责任主体多元化,以追求社会公正,消除社会排斥,维持社会团结为终极关怀的社会”。[22]步入后福利时代,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治理’(governance)一举成为学术研究中的热门词语,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治理之风,消解了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在公共政策争论中占统治地位的政府范式和市场范式,掀开了向治理范式转型的序幕”。[23]就英国的教育福利政策变革而言,其路径轨迹同样是在政府范式和市场范式的对垒中不断反思形成的一种“治理范式”。比如,经典福利国家时期英国政府崇尚的是一种带有普遍主义取向的政府范式,而福利国家紧缩时期英国政府则转向信奉一种带有选择主义取向的市场范式。实践证明这两种范式都有失偏颇,因而进入社会投资国家时期以后,英国开始迈向“政府—市场—家庭”多元混合教育福利治理格局,其意在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家庭以及第三部门等各个福利供给主体的合力作用,从而真正保障每位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
教育福利改革的本质是改进有限教育资源的配置。后福利时代各国面临的教育福利改革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既定条件下既满足民众高质量的基本教育需求,又能尊重公民差异化的个性教育需求并充分挖掘每个人的教育潜能。对于我国而言,“福利治理”视角的借鉴意义在于如何推动教育福利行动主体间良性关系的建构。从政府层面来说,应该不断强化义务教育的法定责任,在义务教育领域需要国家实行普惠型教育福利制度,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儿童不管在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均应享受到免费教育机会,真正实现“学有所教”的目标;在非义务教育领域,则应实行补缺型教育福利制度,对于贫困儿童、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等社会弱势群体应予以特别的教育支持。在强化政府角色的同时,我们当然也不能忽视来自市场和家庭角色的教育福利补充作用。英国福利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那种依靠政府大包大揽的教育福利举措难以为继,更何况我们国家人口基数那么庞大,仅就当前国家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支撑起普惠型的教育福利体系。可以说,“政府包办教育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面对教育需求的持续扩张和国民不同的教育需求,有必要走官民结合的发展道路”。[24]因而,在当前我国“大政府,小社会”的公共教育治理格局下,政府除了在义务教育阶段责无旁贷之外,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应当采取有条件的“策略性后撤”战略,同时应积极培育第三部门的力量,优化教育福利服务的供给模式,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家庭”多元混合教育福利治理的合力作用。
(二)追求“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教育福利政策价值目标
经典福利国家时期英国在新左派思潮的影响之下,工党与保守党两大主要政党形成了难得的“新民主主义福利共识”,“社会公平优先”成了这一时期英国教育福利政策的核心价值诉求。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强调国家力量至上的“凯恩斯主义”失灵,而“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等新右派思潮渐趋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与此相应,“市场效率优先”成了福利国家紧缩时期英国教育福利政策的核心价值诉求,自此开始,英国又逐渐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福利共识”[1]的局面。中国自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这也标志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时代转型的开始。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教育福利改革中的“国家角色”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公平优先”也是这一时期我国教育福利政策的伦理取向。迈入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之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同样也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产生了影响,我国教育福利政策的价值目标也随之融入了“市场效率”的伦理色彩,而且这一色彩似乎愈来愈浓。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自由主义福利共识”框架指导之下,英国的教育福利改革“呈现出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教育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的社会功能被过于夸大,而教育促进个体身心和谐发展的本体功能却被渐渐淡化”。[14]2011年英国爆发的“青少年群体骚乱”事件更是为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卡梅伦政府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教育政策,如《教学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Teach ing)、《2011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2011)等都可以反映出政府已经开始回归到对基础教育的重视、对学生品行教育的关注等政府必须履行而不应被市场化所冲淡的基本教育职责上来。再将视角转向我国,当前我国的教育不公平现象日益突出,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义务教育不义务,教育福利无福利”的尴尬局面。市场化、民营化以及分权化等教育改革实践同样显现出政府责任有被弱化的现象。事实上,“政府作为教育改革的设计者、执行者,要切忌满脑子的市场逻辑、经济学概念和政治意识,而应站在教育理论和教学的立场上,敬畏教育规律,尊重人的发展规律,更多地从学校自身因素、内部规律出发来思考变革”。[27]令人欣慰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明确将“促进公平”作为今后10年我国教育改革的5大工作方针之一。由此不难看出,在近些年教育福利政策的“市场效率”价值意蕴愈来愈浓的同时,及时往“社会公平”价值目标上拉回来一点,妥善平衡好两者之间的价值尺度,是当下中国政府教育福利改革顶层设计理念的应然抉择。
(三)将教育福利作为破解我国儿童贫困代际传递难题的根本途径
近些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贫富分化有不断加剧的迹象,贫困群体出现了代际传递的现象。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其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造成贫困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在诸多原因之中,儿童自身以及父母或监护人的受教育水平状况无疑是一根本因素,这可以从理查德·罗斯(Rose)关于家庭生命周期与福利需求研究结论中得到验证(如图1所示)。
(资料来源:陈晨教育贫困反思———关于农民工流动子女的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16.)
“在罗斯的需求曲线中,三个箭头所标示的阶段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福利需求较高的三个阶段,在第一和第二阶段教育需求是家庭的主要需求之一,关系到子女的教育福利和整个家庭的正常周期历程”。[28]教育需求之所以在人的一生中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生产出来的发展资料而斗争”。[29]作为儿童自身而言,如果他在童年时期到成人早期过渡阶段(曲线中的第一阶段)未能拥有良好的受教育机会,那么他就会因为缺乏知识和技能而无法在将来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立足,其要么无法就业,要么从事低收入的岗位,从而陷入贫困;一旦等他成为父母或具有监护人资格的时候(曲线中的第二阶段),其自身受教育水平低下会限制家庭教育水平,加上其家庭贫困原因无法为子女选择高质量的学校教育或课外教育提供额外经济支持,从而极易使其子女也由此陷入贫困的代际循环怪圈之中。可见,“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和切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的关键因素”。[30]“教育福利是协助弱势群体摆脱困境的根本途径,因为教育福利的实现是普及教育资格和增强主体能力的双重过程”。[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