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最大化

福利最大化（精选3篇）

福利最大化 篇1

一、引言

土地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农民最后的养老保障。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地,这意味着农民失去了最可靠的收入来源。随着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决定》指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土地流转的问题被社会所关注,大量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但大多数研究多集中于土地的流转方式、流转中出现的问题及流转的效率进行研究,如张业相等(2002)归纳了农用地流转的五种基本形式和四种运行模式。楼惠新和张建新(2002)认为发达地区农地流转有四种基本类型和四大问题。刘红梅和王克强(2001)、李燕琼和范高林(2002)、刘友凡(2001)、对上海、四川、湖北、等省区的农用地流转特点与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张宏斌和贾生华(2001)从理论上对土地非农化效率进行探讨。陈茵茵(2008)从土地征收中政府的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方面进行了研究。但现有的研究中对土地流转中实现各方福利最大的均衡模式研究的不多。本文就土地流转中参与各方的福利变化及实现土地流转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最优解方面进行研究,为土地流转的定价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二、我国土地流转基本情况分析

(一)辽宁省土地流转现状分析

据农业部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农村家庭承包耕地转出面积为2.78亿亩,同比增加39.45%;流转比例为12%,同比提高3.1%。流转形式中,转包占52.89%,出租占25.69%,转让占4.54%,互换占4.39%,股份合作占5.42%,其他占7.07%。由于全国的数据难以全部获得,因此本文以辽宁省实地的调研数据为例说明问题。通过对辽宁各市的土地流转调研,共计发放了调查问卷400份,有效问卷375份,有效回收率为93.75%。本次调查样本中辽宁省内样本298份,省外样本77份。对土地补偿的意愿、征地补偿款支出情况、征地前后收入变化、土地流转后工作情况、就业面临的问题等进行了调研。

(1)土地补偿的意愿。如表(1)所示,大多数失地农民并不愿意土地被征用,但也有33.8%的失地农民愿意土地被征用。被征地农民愿意土地流转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想获得征地补偿款,用以经商或者创业;其次是土地耕种的收入太低和农业生产太辛苦;其次是医疗、教育负担过重,需要资金予以补充。从三项最主要的原因来分析,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给失地农民的生活也带来了重要影响,农民不局限于务农,有的年轻人认为种地太辛苦,收入太低,更愿意将土地征用后获得补偿款用于经商创业,有的家庭由于医疗、教育等负担较重,需要资金来解决危机。

(2)征地补偿款支出情况。辽宁省失地农民对征地补偿方式中货币补偿发放方式的期望主要集中在一次性支付上,占85.4%;而需要注意的是分期给付和首先安置之后分期给付两种货币补偿发放形式也有一定比重。考虑到货币补偿一次性支付容易带来的保值增值差、过多消费等负效应,有的失地农民已经考虑两种非一次性给付方式。而根据失地农民对非一次性给付的发放方式中,希望按月发放的比例58.9%,希望按半年发放的比例为14.3%,希望每年发放的比例为23.4%。按月发放的比例高体现出失地农民更愿意有一个长期性的稳定性的收入来源。而土地流转款支出中,如表(2)所示,购房是主要的支出,其次是日常支出等其他支出。

(3)征地前后收入变化。失地农民对于征地前后生活条件的改善项选择结果,分析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在征地后对于生活条件提升的感性认识。如表(3)所示,有40%左右的失地农民认为收入水平与以前一样,基本不变;其它失地农民中有近30%左右认为收入水平较以往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也有30%左右的失地农民认为收入水平有所下降,其中有10.8%左右的失地农民认为收入大幅下降。

(4)土地流转后补偿情况。土地征用的补偿方式既可以是货币补偿,也可以是实物补偿或其它扶持性补偿。如表(4)所示,辽宁省失地农民目前获得的补偿安置方式主要为货币补偿,占88.19%,其次是住房供给购买优惠和加入社保,分别为23.96%和22.22%。安排就业和技能培训的比例仅为5.21%和3.82%。这与表(5)调研显示的失地农民希望得到的补偿方式并不相符。与其它省份失地农民补偿方式对比来看,他省失地农民补偿方式中更强调了以地换地和住房补给购买优惠,社会保障补偿较少。从调研结果看,辽宁省失地农民补偿以货币补偿为主,对于大多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劣势和心理身份转换考虑较少,而其它省份更多的考虑到了这一劣势,更多地采取了“以地换地”和“住房补给购买优惠”以适应失地农民的需求。

(5)生活工作满意度和就业面临的问题。失地农民对于征地前后生活条件的改善项选择结果,来具体分析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在征地后对于生活条件提升的感性认识。有34%左右的失地农民认为生活条件与以前一样,未得到任何改善;其它六成多的失地农民认为生活条件较以往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对于生活条件改善项认同度最高的分别是城镇燃气、电视电话、用水、社会保障。有17%左右的失地农民认为工作有所改善,有15%左右的失地农民认为教育水平有所改善。如表(6)所示,对失地农民就业满意度的调研中发现,失地农民就业满意度为60.6%,有四成失地农民对目前的就业情况感到不满意。失地农民在寻找工作过程中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缺乏技能,其次是文化水平低、工作报酬低、工作不稳定、年龄大。地农民择业观念落后,尤其年龄较大者对土地有着血浓于水般的深厚感情,失地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使他们养成了保守、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观念,不愿意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不愿意改变过去的生活方式。同时,失地农民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培训跟不上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使其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二)土地流转福利变化分析

通过对辽宁省土地流转的实际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大致地得出我国土地流转中农民的总体福利与流转之前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为:(1)征地经济补偿金额差距过大。由于征地数据及年份补偿金额的差异过大,故采用中位数来显示出征地经济补偿的水平。辽宁省被征地面积的中位数为4亩,征地人均获得补偿金额的中位数为1.9万元,全家补偿金额中位数为6.285万元,每亩地补偿金为1.5712万元。但四方位数据显示,征地经济补偿金额差距过大,加造了地区间农民收入的不平衡,总体福利降低。(2)土地流转后农民的收入有所提高。征地前,人均年收入众数为4000元左右,而征地后人均年收入为5000元(众数)左右,人均年收入若以平均数来衡量,平均增长了3000多元。从人均生活费用支出对比来看,征地前后人均生活费用明显增加,增幅为1000元左右。通过本次调研数据中人均年收入、生活费支出与统计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征地后失地农民人均收入高于农村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的总体福利比之前有所提高,但福利水平与城镇福利水平相比仍有差距。(3)土地流转后,失地农民的就业情况不乐观,不充分就业情况较严重。不充分就业不同于失业,不是完全失去工作岗位,而是劳动力利用在数量或质量上的不饱满,是劳动力资源利用不充分的表现。失地农民打零工的比例最高,为26.1%;仍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为12.3%;其次为失业状态,比例为18%;生产、运输工人比例为13.4%;从事个体经营的比例为12%。沈阳市城郊结合部的失地农民往往以自家住宅对外出租收取租金为生,由于就业的情况地区差距过大,福利水平无法精确地计算。(4)大多数农民不愿意土地流转,这是因为补偿过低。通过辽宁省失地农民征地意愿数据分析,被访者中有32.5%表示愿意土地征用,有67.5%的被访者表示不愿意土地征用。土地征用的补偿方式既可以是货币补偿,也可以是实物补偿或其它扶植性补偿。辽宁省失地农民目前获得的补偿安置方式主要为货币补偿,占88.19%,其次是住房供给购买优惠和加入社保,分别为23.96%和22.22%。安排就业和技能培训的比例仅为5.21%和3.82%。与其它省份失地农民补偿方式对比来看,他省失地农民补偿方式中更强调了以地换地和住房补给购买优惠,社会保障补偿较少。总之,土地流转的福利变化呈多元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对土地流转经济补偿的福利变化进行数理分析,为我国土地流转补偿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三、土地流转福利最大化经济补偿最优解

(一)土地流转的供给函数

本文中把农民和村委会看成土地流转的供给方。企业和政府看成是土地流转的需求方。假定社会拥有n个农户,每个农户是同质的。一个代表农户所拥有的土地数量为l0,那么整个社会所拥有的土地总量为L=nl0。给定一个农户一生的劳动时间为T,用于单位土地农业生产的时间为t,其代表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生产率,设定农民土地流转的数量为l,那么农民从事诸如打工等非农业就业的时间为T-t(l0-l),r为单位土地流转的价格(也就是农民土地使用权让度的单位土地的租金),w为非农就业的单位工资,e为农民非农来就业的实际就业率,那么农民在转让土地所获得的福利补偿为:

假定技术不变,而且资本的投资固定,则农业生产的福利函数用简化的科布—道格拉斯函数来替代:Y=alβ。

0<β<1,是土地的投入弹性,a代表在技术不变,资本投入固定的情况下,土地投入的福利水平,β越大代表单位土地农业生产的福利水平越高。则农民用于农业生产的福利为: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的供给量与土地转让价格成正比,即土地转让价格的增加,土地供给量增加;土地供给量与非农业就业工资率成正比,即非农业就业工资率增加,土地供给量增加;土地供给量与非农业就业实际就业率成正比,即非农业就业的实际就业率增加,土地供给量增加;土地供给量与农民花费在单位农地生产时间成正比,即着花费在单位农地的生产时间增加,土地供给量增加;土地供给量与土地投入福利水平成反比,即随着土地转让价格增加,土地供给量减少。

(二)土地流转的需求函数

假定土地流入方(可以看成是企业)的福利模型为:W企=b Lβ-r L。

L为土地流转的数量;b Lβ参见上面所提到的简化的科布—道格拉斯函数;b代表技术不变,资本投资率不变的企业生产效率,即土地流转给企业带来的效用;r L为企业支付给土地流转的费用。企业在土地流转中也是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因此求企业最优的土地流转的需求量,转化为求使企业福利最大化的土地流转量。

(三)土地流转经济补偿的最优解

对(9)式求解得到福利最大化下土地的转让价格为re,代入(8)式求得福利最大化的土地流转量为Le。

LS,故LS单调递增,并且随着r的逐渐增大,土地的供给增加,但当r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土地的供给不会在增加,保持在L0不变。,故LD曲线单调递减。LS与LD相交所确定农户和企业福利最大化时土地最优流转量Le和最优土地流转价格re。图(2)所示。

四、结论

上述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的供给量与土地转让价格成正比,即随着土地转让价格的增加,土地的供给量增加;土地的供给量与非农业就业的工资率成正比,即随着非农业就业的工资率增加,土地的供给量增加;土地的供给量与非农业就业的实际就业率成正比,即随着非农业就业的实际就业率的增加,土地的供给量增加;土地的供给量与农民花费在单位农地的生产时间成正比,即随着花费在单位农地的生产时间的增加,土地的供给量增加;土地的供给量与土地投入的福利水平成反比,即随着土地转让价格的增加,土地的供给量减少。因此为了保证土地流转的顺利实施,减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矛盾,只有提高土地流转的经济补偿标准,切实提高失地农民再就业的实际就业率,提高农民就业的工资水平,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土地的供给量,实现土地经营所有权的顺利流转。

参考文献

[1]张业相、郭志强等:《农地流转初具规模规范管理亟待加强》,《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2]楼惠新、张建新:《论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农业现代化研究》2002年第3期。

[3]刘红梅、王克强:《上海市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发展和特点》,《农业现代化研究》2001年第5期。

[4]李燕琼、范高林:《四川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农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12期。

[5]刘友凡:《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湖北省黄冈市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调查》,《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第10期。

[6]张宏斌、贾生华:《土地非农化调控机制研究》,《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

[7]陈茵茵:《土地资源配置中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研究》,《中国土地科学》2008年第3期。

[8]徐琴:《农村土地的社会功能与失地农民的利益补偿》,《江海学刊》2003年第6期。

[9]钟林:《基于产权约束的农地流转市场定价研究》,《电子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福利最大化 篇2

曾在一个大型矿井的井口看到一块牌子，上写“安全是职工最大的福利”，十分醒目，也感觉特别亲切。

企业福利一般人认为就是发个节日礼品、带薪休假或是健康体检之类，是能看到摸到的物质或是享受，而“安全”为何能称之为福利，且是最大的福利呢？细细思量后，感觉说得真好，员工安全受到保护，生命得到尊重，才有真正的人道与人性。

安全是什么？安全是健康。有人说，金钱是0，财富是0，事业是0，人的健康才是1，也只有健康这个1走在所有的0的前面，那些0才有实际意义。对企业职工来说，安全就是1，为此安全是职工的第一福利。

安全是什么？安全是生命。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所以安全对企业、对职工来说都是第一位的。只有安全，才能让我们享受工作的愉快和生活的幸福；只有安全，企业才能稳健、和谐地发展。

安全是什么？安全是幸福。“平安是福。”我们每日都在为自己或亲人默默祈祷：一生平安，一生幸福。可见，幸福是建立在安全和身体健康基础上的。面对重大事故的发生，那触目惊心的惨状、刻骨铭心的伤痛，怎不叫人揪心地疼痛。“爱儿爱女爱家庭，不讲安全等于零。”没有安全，阳光不再明媚；失去安全，生活不再和谐。个人是家庭的一员，自身的安全就是家人的幸福，如果自身的安全保证不了，就会给家庭带来永远抹不去的阴影；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事故，都会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在企业生产过程中，保障职工的人身安全就是最大的福利。

“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对一个企业来讲，其损失是惨重的，尤其是重大安全事故对企业损失更大。有了安全，企业生产才能持续稳定发展；有了发展，企业才能创造出更多效益；企业拥有了效益，每位员工才能拥有更多、更好的福利。因此，安全是企业最大的效益，安全更是员工最大的福利。

那么，该如何让“安全”这一职工的最大福利得到有效落实呢？我想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企业为员工创造安全的工作环境、提供安全防护用品、及时排查不安全隐患；企业经常性地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培训，让员工时刻树立起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只要企业把安全当成是对职工的第一福利去对待，职工也能主动地把安全当成是企业给自己的第一福利去重视，干群一心，就能众志成城，就能共筑企业生产安全的大堤。

福利最大化 篇3

1 社会福利以及PPP项目的慨念

(1)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指的是解决有关“福利”问题的各种社会方案以及政策,即国家依法为所有公民普遍提供旨在保证一定生活水平的社会服务保障制度。但是福利也涉及人们的主观感受和实际的生活状态,并且和各种社会事项相联系。社会福利指的是要求人们在“社会”的层面上来考虑如何解决问题,让人获得一种好的生活。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高纲领,每一项社会福利计划的出台总是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目的,是社会矛盾的调节器。

(2)PPP项目。PPP是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的缩写,指的是私人组织与政府之间,通过合作的方式来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或者是以特许权协议为基础,彼此之间形成一种伙伴式的合作关系,提供某种公共物品或者服务,通过签署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以及义务。

公私合营模式将部分政府责任以特许经营权方式转移给私人企业,政府与企业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联合体模式,即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又使私人企业的投资风险减小。

2 PPP模式应用于社会的项目架构

假设在一个社会福利的目标最大化的政府,计划开展一个新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并在建设项目的基础上提供公共服务。首先,该政府需要对此次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规划设计,确保基础设施的建设达到所需质量水平,并且在运营阶段的公共服务达到规格水平。

其次,政府进行招标,运用PPP模式,与私人企业签订合同,私人企业(至少包括一个服务提供商以及一个建筑承办商)按照规划设计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且按照约定的运营期提供公共服务;而与此同时,政府需要对私人机构在合同期内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监管,以确保基础设施达到建设质量,并且提供相应的公共利益。PPP模式是政府与私人企业在建设和运营中进行整合的合作方式,授权给私人联合体负责公共服务的供给。

3 PPP模式的项目构架分析

区别于传统的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PPP明显有着不同的特征。

(1)公私合作。在PPP模式中,引入了私人企业,吸引民间资金,由政府部门与私人企业通过签订相应的合作协议,组成一个“公私联合体”,由双方共同承担责任。此时,政府部门已不再是公共服务中的操作者,而只是一个引领者和监管者,私人企业承担基础公共设施的建设以及运营。

(2)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在PPP模式中,由于政府部门与私人企业组成了一个联合体,而且在项目实施建设的过程中主要承担的是私人企业,因此政府部门将一定程度的风险转移给了私人部门,由双方共同承担;公私合作制,并不是指公私两个部门会对最终的利益进行瓜分,而是政府部门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基础原则,对私人部门的利润进行控制,避免私人利润的超额会挤占社会福利的空间。

在我国,政府部门一直是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主要的投资者和负责人,为了保障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避免投资利益被贪污,项目的建设人通常是以公开投资招标的方式确定,并在项目竣工后进行验收,合格后再交给基础设施的使用单位(即公共部门)。

适合采用PPP模式的项目具有经营创新能够显著地提高经营效益的特点。PPP优于传统模式,因为公私合作制中签订的合约具有不完全性(PPP持续过程较长,所处环境的复杂性等因素导致),PPP模式通过合约,将建设中的控制权统一私人部门,使得联合体能够基于整个项目阶段的利益最大化来进行安排,从而实现建设以及运营阶段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