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精选11篇）
政府官员 篇1
在当代社会,官员腐败已经是大家众所周知的现象之一。腐败现象的产生要结合特定的历史环境进行具体分析,才能进一步得出导致腐败的深层次原因。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各种贪污、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必须坚决打击,彻底清除,进一步消除这种不正之风。
1 政府官员腐败的主要表现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官员获得的权利越来越大,社会的诱惑也越来越多。因为目前社会上还存在着政府职能转变不及时,企业与政府间界限不明确以及权力集中于少数官员手中等比较复杂的问题,因此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目前政府官员腐败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腐败现象渗透的行业呈现多元化特征。与改革开放初期阶段的腐败不同,目前官员的腐败已经渗入了包括经济、法律、工农业等各个行业之中,并且在某些领域尤为严重。一些企业也出于获得自身经济利益的目的而制造并销售假冒伪劣的产品,为了增加利润而不择手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腐败现象不仅侵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也威胁到了公共资产的安全,同时也造成了社会资源和国家财富的严重浪费。
二是腐败主体向高级化和群体化蔓延。从近几年因为贪污腐败而落马的官员来看,呈现出腐败范围广,贪污金额大,牵扯人员多的特点。比较典型的腐败是我们所说的人事腐败,往往一些人为了获得提升的机会会萌生行贿的想法,而上级官员想要获得更多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又会向更高级的官员行贿,以此往复,腐败现象便不断由个别的现象向群体化的方向发展,官员之间相互勾结作案的情况也愈演愈烈。同时不仅是级别较低的官员存在腐败现象,高级别官员的腐败情况现状也令人担忧。
政府官员的所有权力都是人民群众赋予的,但是有些人却用本应该为人民服务的权力拿来为自身谋利益,不但降低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度还使人们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在新世纪新时期,官员腐败越来越向年轻化、假廉化、人情化以及节日腐败的方向发展,如不加以控制,安全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会受到威胁。
2 导致官员腐败现象的原因
腐败现象的产生从本质上来讲还是人贪婪的本性所导致的,没有一定的限制对其进行约束,那么人的私欲就会越来越强烈。花儿的成长需要肥沃的土壤,腐败现象的滋生同样也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庇护,从目前来看,我国政府官员腐败现象的产生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2. 1 经济原因
腐败滋生的条件中,经济的迅速发展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经历了很多坎坷,但是经济的总体发展态势是上升的,财富总和也在不断增加,使腐败现象的出现成为可能。正是由于经济的发展才产生了利益分配的问题,然而人都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只要存在分配就会出现公正与否的质疑。目前,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该制度的优点是增强了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但是也存在着产生分配不公平现象的风险。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国家公职人员的收入水平还处在比较低的阶段,加之分配不公的现象时有出现,使得公职人员往往会对收入差距较大的现状产生不满情绪。这种心理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官员就会拿人民赋予的权力来进行运作,诱发腐败现象。
2.2 文化原因
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一直对中国人民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目前我国官员的腐败现象也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的文化糟粕更是为官员本身的腐败行为埋下了隐患,同时也曝出我国反腐制度的缺陷。
首先,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人情甚于法理,体现在现代社会就是还不完的人情债。孩子上大学,毕业结婚,结完婚生孩子; 同事或朋友升官,乔迁等等,这些都免不了人情的打理,但是有些官员却趁着这样的机会公款吃喝,大摆酒席,铺张浪费,最重要的是可以公开接受他人的赠礼。虽然人情往来会促进人们之间的信任,加强彼此的交流,但是由于我国的反腐制度还不是那么完善,因此这也会成为官员进行腐败交易的平台,使部分官员不仅仅是被动接受腐败现状而是主动进行权力寻租。
其次,对我国民众产生深远影响的儒家思想中有着明哲保身的观点,而且大部分民众缺乏公共哲学意识的,仅仅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暂时不危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对于腐败行为熟视无睹,不能够站出来与其进行斗争,这也是导致我国官员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的重要因素。另外,官员之间潜在的贪污腐败不正之风也会影响到整个工作的氛围,所谓“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久而久之,部分官员就会迷失自我,认为腐败现象也是可以被接受和认可的。
2.3 法律原因
法律制度作为一种外部保障在社会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官员腐败现象的出现和发展,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正是由于法律存在制度上的漏洞,才使得违法犯罪行为能够乘虚而入。长久以来,我国也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廉洁高效,抵制贪污腐败的法律法规,也对违法的政府官员做出了严厉的惩罚,但是各种法律制度的出台都有一定的滞后性,不但执行力度不强,也没有一定的预防措施。另外,我国在反腐方面是有很多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些制度的共同点是都规定了怎样对犯罪的官员进行审理以及判决,都是趋近表面化的内容,而且仅仅局限于怎样进行治理,而不是怎样才能防止官员之间进行钱权交易。同时,由于法律法规数量比较多,可能会出现口径不一致,执行力不强的问题,导致腐败现象的加剧。
2.4 自身原因
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人”,官员也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调查被处分的政府官员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抱有一种“随大溜”的心态,没有强大的内心抵制外部环境的不良影响,我国的政府官员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本应奉公守法、两袖清风的政府官员却迫于利益的诱惑,让“享乐主义”之风盛行,急于追求更高的权力和更多的财富,人民赋予的权力都用来为自己谋求私利。虽然近年来也有不少政府官员落马的先例,但是还有一部分官员抱着侥幸心理,而这样的心理正是导致他们一步步走向堕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3 对策分析
3. 1 加强廉政文化渗透,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文化与其政治经济不同,文化的发展以国家的制度为载体,无时无刻不对人们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影响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因而对于我国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有着巨大的作用。在反腐工作中必须时刻灌输廉洁清正的思想,宣传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同时各官员应当加强文化知识的学习,提高自身素质,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发生的可能性。
发挥文化软实力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权力的创造者,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监督。培养民众的主人翁意识,权利意识以及民主意识,通过网络、新闻以及媒体加大对官员的监督力度,同时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对贪污腐败行为进行举报。若是民众能够充分发挥权利意识和主人翁意识,那么腐败行为的舆论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
3.2 健全法律法规,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由于目前腐败现象的不断发生,使得我国政府的公信力有所缺失,相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也使得贪污腐败现象有机可乘。因此要想使反腐工作不断深化,反腐建设进一步推进就必须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分散权力,限制高级官员手中的权力范围,规范晋升制度,尽量减少人为因素的决定作用,启用考评制度,使官员的奖惩都能够量化出来。完善政府部门以及高级官员的财产公开制度,及时向媒体公布财政资金的使用状况,减少腐败的发生。
同时还应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使反腐不仅仅是事后行为,在考虑到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使反腐建设走向正规化和程序化,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另外,要加强与群众之间的沟通,对于民众的质疑和问题及时回应,对微博交流等网络沟通形式给予制度上的规范,使政府官员充分了解民意,在民众的监督下减少腐败。
3.3 加强文化知识学习,树立公仆意识
政府官员作为人民的公仆,只有不断丰富自己,提高自身素养,拥有强大的内心信念,才能禁得住权力和金钱的诱惑,才能从根本上真正实现清正廉洁。政务官员必须时刻认识到自己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够真正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为人民谋利益,当个人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顾全大局,以集体利益为重。同时,政府官员还应以最基本的做人的道德来要求自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摒弃贪污腐败的不正之风,做人民群众拥护爱戴的好官员。
反腐工作目前是我国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也在我国各种重大会议上反复强调反腐倡廉工作要进行到底,常抓不懈,不但要长期抓,还要经常抓,对腐败行为进行严厉惩罚,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由此可见,我国的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廉洁政府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政府官员 篇2
我找了两片文章，一篇是关于外国政务公开的，一篇是关于外国官员的财务公开。对财政学和会计学不是很熟悉，不晓得这些是否有用，请酌情使用。
国外政府官员财务公开制度
美国：在众多实行财务公开的国家中，美国可以说是制度最为完善的一个。美国国会《政府行为道德法》（1989年修订为《道德改革法》），其中规定行政、立法和司法3大机构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公开个人财务：①在立法机关，参众议员要在每年的5月15日或该日之前，申报上一的财产情况。在大选中如果有人成为议员侯选人，那么他必须在成为候选人之日起的30日内或者当年5月15日或该日之前申报其财产状况；②在行政机关，总统、副总统（包括他们的候选人）以及凡是其基本薪金在联邦薪金级别GS-16级以上（包括16级）的官员和雇员，都必须在每年的5月15日或该日之前，申报上一的财产情况，另外，邮政总局局长、副局长、美国邮政理事会理事以及基本薪金相当于GS-16级的邮政总局和邮资委员会的官员和雇员以及特殊行业从事秘密工作或具有制订政策性质工作的雇员也必须报告个人财务情况；③在司法系统，要求法官和法院的高级雇员都必须公开财务情况。财务公开的内容包括七部分：1．收入。前一从任何来源取得的收入以及收到价值为100美元或超过100美元的酬金。2．馈赠和补偿。前一收到积累价值在250美元以上（含250美元）的礼物和补偿。3． 权益与存款。在前一中，对于买卖或交易中的财产持有的任何权益，或者对用于投资的财产所持有的任何权益以及个人账户中累计为5000美元或高于5000美元的所有存款。4．买卖交易。前一金额超过1000美元的有关不动产、股票、公债、期货以及其他形式的证券的买卖和交换情况。5．债务。本人及其配偶和抚养子女任何超过l万美元的债务，含申报期间从l万美元降到1万美元以下债务，非公经营所负债务也不例外。6．政府工作之外的兼职收入。7．对未来聘用事宜、报告人担任公职期间的离职许可、除美国之外的前任雇主继续支付报酬以及继续实施的职员福利方案应予以说明。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各部门可对当事人直接进行处罚。司法部可对当事人提出民事诉讼，法院可判处l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可提出刑事诉讼，判处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5年监禁。在美国，不仅制度完善，而且对制度的执行也非常严格。在1989年，美国众议院议长詹姆士・赖特就因为违反财产公开的相关制度而提出辞职。
法国：法国规定国家公职人员必须依法对其拥有的财产状况，包括财产的数量、来源、增减等情况向指定的监察机关作出报告，以接受审查和监督。特别是在《政治家生活资金透明度法》中，对公务人员财产公开制度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根据该法，总统及其候选人、国民议会议员以及中央政府组成人员和特定的地方官员，包括大区区长、海外省议会议长、居民达3万以上城市的市长、地方议会主席以及经营规模较大的企业负责人（主要指主管2000套以上低租金住房的机构和年营业额500万法郎以上的合资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和国际经理）都必须报告个人财务情况。总统候选人在正式竞选开始前，必须将其有关财产状况的资料以密封函件的形式交给宪法委员会，这些资料的内容包括财产状况申报单以及任职期间新增加的财产报告以及书面凭证。宪法委员会确定并宣布总统选举结果时，对于当选的总统候选人，必须同时公布他的财产状况。总统在任期届满前1至2个月内重新申报其财产情况；如果是辞职，则应在辞职时或最晚在其辞职后的一个月内重新申报其财产状况，重新申报的财产状况应当在递交后的一周内在法兰西共和国《官方公报》上公开。国民议员在上任后的15天内，必须向所属议会、议院办公厅提交财产申报单，在任职期间届满前1到
2个月内国民议会议员重新申报财产状况。政府官员被任命或上任后15天内，应向有关部门提交一份财产状况的清单，每3年对这些政府官员的财产变化情况作一次报告，在政府公报上公布。在实际工作中，财产来源往往成了查获官员职务犯罪的先导。
韩国：在1993年2月20日，金泳三将自己和直系亲属的全部财产公开，并于同年5月20日向临时国会提交并通过了以高级公务员财产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公职人员伦理法》修正案，此法于同年7月11日生效。该法规定进行财产申报和公开的公职人员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总统、国务总理、国务委员、国会议员等国家政务职的公职人员；地方自治团体的负责人和地方议会议员；四级以上的担任一般职国家和地方公务员及报酬与此相当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四级以上的外务公务员和国家安全企划部的公务员；法官和检察官；大将以上的将校及与此相当的军务人员；教育公务员中校长、副校长、大学院长、学长及专科大学长和与大学相当的各种学校的负责人以及总警以上的警察公务员、消防正、地方消防正以上的消防公务员等。申报的财产包括本人、配偶及本人的直系亲属（出嫁的女儿、外祖父母、外孙子女除外）的不动产的所有权、地上权、传世权；矿业权、渔业权和其他准用于不动产的权利；总额超过1千万元以上的现金、预金、有价债券、债权和债务以及总额在500万元以上的黄金和白银、宝石类、古董和艺术品等；合名、合资及有限公司的出资份额。申报的时间包括任职时、每年定期和退职时三种：任职时，申报人员应该在任职后的一个月内进行财产申报；每年定期申报是指公职议员必须在每年的一月份申报上一财产的变化情况；公职人员在退职后的一个月内应申报本1月1日至退职这段时间内的财产变化情况。韩国的财产申报制度使得很多的公务员因无法说明自己的财产来源而被迫辞职。
新加坡：为了使公务员做到廉洁自律，新加坡制定了《财产申报法》、《公务员纪律条例》、《公务员指导手册》等。根据这些法律，每个国家公务员在任职之初，必须详细申报个人财产。此后，每年1月2日申报上一的财务情况。申报的内容包括自己的动产、不
政府官员腐败原因的多维思考 篇3
【关 键 词】官员腐败 原因 权力 交易
在现代社会,官员腐败已经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种现象。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腐败就像米虫一样,正在蛀食着国家的粮仓。腐败交易有很多种,本文将其大概分为权权,权钱,权色三种。
权权交易,顾名思义就是权力交换权力。权力是官员手中唯一可以获利的资本,也同样是其最大的追求。钱,作为一种交易手段,可以是直接的货币,也可以是间接的经济获利。例如,“帮助”领导子女出国深造等等。色,即女色,是在获得金钱之后挥霍的一种手段,因为不管是嫖娼还是包养情妇,都需要支付一笔不小的费用,而这笔费用对与很多官员来说既是交易的目的也是交易的手段。权权交易简单来讲就是买官卖官,以权换权。权力不光有金钱和女色这两个简单的附加品,其本身就可以用做交易。权力交易可以说是其他两种交易形式的根本。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交易之间同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交易的循环过程可以很直接的呈现三种交易之间的联系:有钱的提供金钱和女色换取权力和更多的金钱;有权的提供权力来换取金钱和女色;有姿色的以色相换取权力,进而再换取金钱和更大的权力,循环不断,交易链就不断。权力、金钱、女色,其实都是人的私欲,腐败的滋生,其最根本原因也就是人类私欲不断膨胀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限制而导致的。除去人性的贪婪本质不谈,从我国现实来看,导致官员腐败问题滋生的原因主要来自经济,社会,历史传统和官员自身等公共方面。
经济因素主要在于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使腐败滋生具备条件。自建国初期以来,中国经济走上正轨,社会财富在不断积累,为官员腐败提供了可能。这不是在否定我国经济的发展,而是从客观的角度说明经济的长足发展为腐败产生提供了充分条件。有了可以瓜分的利益,才会产生去瓜分的人。
笔者试图用一些数据来说明经济因素对官员腐败的影响。根据中国统计局网上发布的数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在1980-1990的十年间,国民总收入由3645.2亿元增长为18718.3亿元,增加了近三倍。90年代初一度出现宏观经济趋热,国民生产总值由18718.3激增为98000.5亿元。国民生产总值2000年开始至2007年,由98000.5亿元增长为251483.2亿元,经济的发展态势良好,基本保持在稳定增长状态。另外,“由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高官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研究》,以副部级以上高官的腐败案件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过去二十多年(1978——2002年)中查处案件特点和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其中有两个调查结果是: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受到司法惩处的高官数量和严重程度都大幅度增加;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成为腐败的高发期。在发案年份可以统计的54个样本中,有43件的开始作案时间在1988-1995年之间,成为腐败的多发期[1]。”统计局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与以上调查结果对比即可看出,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同时是官员腐败案件高峰期。
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是为腐败提供了可能发生的充分条件,来自社会方面的因素就是腐败滋生蔓延的温床。我国古代社会讲求功名利禄,自古读书人就以榜上提名为毕生追求,放在当今社会就是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的实现无疑就是为官从政。好待遇高福利只是表面的利,手中的权力才是真正的利。在现在的社会里要办事,人们第一反应已经不是如何凭借自身的努力去争取,而变成了寻找“关系”和“后门”。按照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的“权力寻租”理论,官员手里的权力正掌握着大量的寻租对象。经济学讲供求,那么现在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走后门的需求,自然会带动官员手中权力的供应。
导致官员腐败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法制。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腐败分子有机可乘,有空可钻,同时法律制裁带来的腐败成本太低。
首先,我们国家在遏制腐败方面的立法有很多,但是大多限于治理层面。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大多数条文都是在腐败产生之后应该如何对案件进行取证,审理,判决;很少涉及如何限制官员进行权力交易。与此同时,社会各界都在期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却迟迟未出台。当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条例,规定,办法,但是这些文件的法律效力有限,执行效果更加受限。
另外,法律给腐败分子的惩罚过轻,腐败成本太低,导致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以上文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为例,该法第六章第四十四条规定:“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部门给予通报批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里不关注具体行为是什么,单看具体的法律责任。条文中提到两个处罚---通报批评和行政处分,通报批评不再赘述,这里主要分析行政处分。“根据《公务员法》和《处分条例》,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其中,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这四种处分的,不得晋升工资档次。受撤职处分的,按规定还要降低级别。受开除处分的,不得再录用为公务员。公务员受开除以外处分的,受处分期间,有悔改表现,并且没有再发生违纪行为的,处分期满以后,由处分决定机关解除处分,解除处分以后晋升工资档次、级别和职务,不再受原处分影响。”这是人保部部长尹蔚民在答记者问时做的介绍。行政处分对官员自身的影响轻重程度显而易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不可否认,这样的惩罚在全世界范围看都是比较重的,但是更应该看到的是受贿数额的确认是很难的,可行性的降低就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法律的惩罚力度。从理论角度来看,如果我国刑法放弃数额决定惩罚的做法,只将罪行定性,并直接实行最严重的惩罚,那么政府官员的腐败成本就大大增加,应该可以较好的遏制腐败的滋生。
官员的腐败究其根源还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因素。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是中央集权国家,这一传统沿袭至今。在统一的封建社会中,君主掌握一切生杀大全;在分裂时期,各个诸侯国为争统治权流血无数。没权的人想掌权,有权的人想拥用更大的权,对权力的追逐可以使兄弟离间,亲朋反目。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很多为官者放弃做人的原则,踏上腐败这条不归路。
这里的分析并不是说所有的中国官员都会腐败,在腐败分子个人身上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所“特有”的心理。官员在走向腐败时的心理是贪婪。打个招呼,说一句话就可以有不菲的收入,要抵制这样的诱惑,现在社会中自问能做到的人还在少数。如此,金钱女色的诱惑就使权力变成了自由买卖的商品。然后变为侥幸心理。收一次也是收,收十次也是收;这次没被发现,下次也不会;比我收的多的人多的是;别人能收我也能收。真正开始大胆的腐败之后,官员的心理开始变得理智。只收熟人的;10个人来送只收1个的,但一个就捞足。种种的心理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促使部分官员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不当或非法获利。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我国社会舆论和公众监督的严重缺位,正是这个原因,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在我国,来自舆论和公众的监督还很欠缺,权力在有监督的环境中不一定完全受制,但在缺乏监督的环境中,权力就必然自由不受约束。
参考文献:
[1]杨黎源.现代政府官员腐败根源探微[J].学习论坛,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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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官员腐败现象面面观》发布时间:2009-6-10 12:12:35來源:力扬网http://www.lyang.cn/readnews.asp?newsid=1801&bigclassid=85&smallclassid=329
政府官员 篇4
一、微博时代政府官员网络素养缺失及其问题
当前, 政府官员不懂网络、不识微博的现象极为普遍, 网络素养缺失问题比比皆是, 由此造成了诸多笑话, 进而影响了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形象的塑造以及政府官员信任危机。
(一) 网络素养缺失的表现
有些官员对媒体的观念比较落后, 仅认为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是媒体, 对于微博、微信等互联网媒体接触的比较少;有些官员对微博等网络媒体的认知存在很大的偏差, 敌视惧怕网络;有些官员对网络的态度比较冷淡, 甚至拒绝接触网络, 不了解网络文化, 无法适应互联网方式下的新舆论环境。
(二) 网络素养缺失导致的问题
1.不能及时有效地引导舆论。微博作为现代化的网络传播工具, 是舆论的重要载体之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舆论是由于大众人民进行思想交流产生的, 通过有效引导, 可以最大限度的使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们达成共识, 有助于营造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舆论环境。微博是政府和公众进行更好的交流的一个平台, 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良好互动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政府官员网络素养的缺失, 切断了和群众沟通的桥梁, 无法掌控舆论的方向, 可以导致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激化。
2.不能及时对突发事件做出回应。当前, 我国经济发展迅猛, 贫富差距较为悬殊, 各种思潮碰撞激烈, 人口流动性比较强, 突发公众状况也相对增多, 例如自然灾难、重大传播性疾病、生产安全事故及刑事犯罪等。由于是突发性的又是公共事件, 民众对于事件的关注度比较高, 但是又无法掌握准确全面的信息, 面对谣言时, 公众极容易恐慌, 不断揣测, 会使危机升级, 甚至产生激烈的社会矛盾。如果政府官员的网络媒介素养不够, 就不能及时澄清事实, 也不能及时对公众事件进行处理和采取措施, 甚至还会误导民众, 产生更大的恐慌, 对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及其不利。
3.不能更好的进行决策。政府官员的决策需要广泛的收集信息, 然后, 正确分析信息, 最后, 做出合理科学的判断。微博作为一个大众传媒, 在政策的制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相关政府部门可以在微博上对政策的初稿进行详细报道, 吸引公众积极参与发表意见, 政府可以根据广大民众的意见对即将出台的政策进行完善, 使之更符合广大民众的利益。政府官员网络素养的缺失, 就看不到微博为决策提供的信息源, 无法通过微博这个大众平台与群众进行良好的沟通, 不利于科学的决策。
4.影响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和形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公正廉洁”一直是我党对广大政府官员的严格要求。“政府公务人员网络媒介素养水准, 不但关系到政府形象, 关系到社会稳定, 也反映了政府执政的能力”, 然而, 政府和官员的形象不是自己夸出来的, 是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认同和广泛社会评价才会形成的。如果政府官员不具备良好的网络素养能力, 不能及时主动地发布公众关心的问题, 不能迅速对危机事件表明态度和应对措施, 甚至在关键的时候失语沉默, 是无法在公众心中树立起阳光政府形象的。
二、微博时代政府官员必须加强网络素养建设
网络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懂网络文化。在微博、网络面前, 政府官员应该及时地补充新媒体常识, 加强网络素养建设, 做到正视、学习新媒体, 方能直面、善用新媒体。
(一) 正视新媒体
比尔·盖茨曾说:“传播媒体的每一次进步, 都极大地改变和影响着政府与公众的对话方式。……政治家们第一次看到了代表公众意见的调查结果, 它对政府的意义与它对工业产生的影响同样重大”。在提升网络素养方面, 官员应首先正视微博等新媒体, 客观认识微博等网络传媒的性质特征和功能, 接受微博等新生传播媒体给政府与民众的对话方式带来的改变。微博等网络媒介具有及时性、开放性、共享性、互交性和虚拟性等特性, 同时, 也具有工具性和消遣性的社会功能。网络媒体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 也是公共性的开放平台, 是公众民意的反馈平台, 但也免不了一些低俗的炒作。这就需要政府官员具有分析信息的能力, 及时引导舆论, 营造健康积极向上的舆论环境。
(二) 学习新媒体
部分官员仍是社交平台的“菜鸟”, 一些政府官员只在现实世界里工作生活, 几乎不接触网络, 对于网络文化很陌生。所以, 必须对其进行专门的网络知识培训, 可以通过各级党校进行培训学习;也可以通过政府为其开办网络媒介素养培训班进行学习, 以案例培训为主, 以实战演习为辅;也可以邀请新闻界专家教授通过讲座方式进行网络知识的学习, 加强互动交流;更多的是政府官员自身意识到网络素养的重要性, 自主的、有兴趣的学习。熟练网络操作应用技巧, 了解网络文化, 跟上网络快速更新的节奏, 融进微博信息化时代。
(三) 直面新媒体
能否在微博等网络平台上与大众进行良好的沟通, 体现了一个官员的网络素养水平。网络媒体记者是代表社会大众了解事实真相的, 应该良好配合, 满足社会大众对社会事件的知情权, 并履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义务。政府官员在面对各种网络媒体时, 要做到始终头脑清醒, 立场坚定, 以积极认真的态度, 在不违反国家机密规定的情况下, 详细如实告知网络媒体期望获得的信息, 并公平公正的对待各级媒体, 和媒体建立起良好的关系。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 政府官员要及时通过网络平台把相关信息和政府部门的应对措施告知公众, 对于公众的猜疑和谣言, 要及时澄清, 对于负面报道, 要认真负责的沟通、处理事件, 努力的补救和纠正, 将事件的影响缩至最小, 树立积极、务实、阳光的政府形象。政府官员的良好网络素养还体现在正确解读网络信息, 要具有从纷乱的网络里分辨出真实信息的能力, 对于片面的、虚假的、低俗的信息, 要认真履行舆论监管职能, 保持正确的政治立场, 坚持党的原则。
(四) 善用新媒体
政府官员可以利用微博等网络平台获取强大的丰富的信息, 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有效地引导舆论, 这对于提高官员的执政水平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 是提升官员网络素养水平的方法之一。微博等网络传媒的传播速度、覆盖面积、影响力和渗透力等特点是传统传播工具无法比拟的, 我党政府官员可以充分利用微博的特性, 宣传党的行政方针路线, 解读国家政策, 使广大群众能够理解并支持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政府官员还可以利用微博网络平台完善党政府的信息发布制度, 扩展政府信息发布渠道, 使党和政府的决策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理解, 有利于更好地展开行政工作, 提高官员的执政水平。政府官员良好的网络媒介素养还体现在善于运用舆论的影响力方面, 就是运用微博等网络传媒产生的舆论导向效力营造的合理、合法、符合传播规律的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 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关系、规范社会秩序, 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健康, 为社会改革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政府官员运用微博等网络媒介, 可以及时发现公众的舆论监督意见, 对于区域经济建设中取得的成绩和失误及时发现, 有利于发掘优秀人才, 同时, 也有利于及时纠正官员违规行为, 更好地选拔运用人才。
英语政府官员职位中英文翻译 篇5
英美虽都是讲英语国家，但同一政府部门的首长名称不同：英国国家元首是国王（King）或女王（Queen），而美国的国家元首是总统（President）。英国内阁的首脑为首相（Prime Minister），其他组成人有：
First Lord of the Treasury 第一财政大臣（首相兼任）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外交大臣
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枢密院大臣
Lord Chancellor 大法官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财政大臣
Chancellor of the Duchy of Lancaster 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
Lord Privy Seal and Lead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掌皇大臣兼下院领袖
Minister of Defense 国防大臣
Secretary of state for Commonwealth Relations 联邦关系事务大臣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殖民地事务大臣
Secretary of State for Scotland 苏格兰事务大臣
Minister of Labor and National Service 劳工大臣
Minister for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住房及地方政府事物大臣
Minister of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都市及乡村计划大臣
Minister of Health 卫生大臣
Minister of Education 教育大臣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 贸易大臣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农业和渔业大臣
Minister of Pensions and National Insurance 年金及国民保险大臣 此外还有非内阁阁员的政府部门首长 ：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海军大臣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 陆军大臣
Secretary of State for Air 空军大臣
Minister of Fuel and Power 燃料电力大臣
Minister of Transport 运输大臣
Minister of Supply 供应大臣
Minister of Economic Affairs 经济事务大臣
Minister of Food 粮食大臣
Minister of Civil Aviation 民航大臣
Minister of Works 工程大臣
Paymaster General 主计大臣
Labor secretary 劳工部长
Postmaster General 邮政大臣
Attorney — General 检查总长
Solicitor — General 副检查总长
Lord Advocate 苏格兰检察总长
美国总统以下设十个行政主管，分掌国政，形成一个内阁：
Secretary of State 国务卿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财政部长
Secretary of Defense 国防部长
Attorney General 司法部长
Postmaster General 邮政管理局长
Interior Secretary 内政部长
Agriculture Secretary 农业部长
政府道德法：将官员“关进笼子” 篇6
从1829年杰克逊总统开始，政党分肥制是美国政府官员任命的主要形式。杰克逊认为，人人都有才能管理国家，由此开始，竞选获胜的政党便可以自由地分配官职。这种官员任命方式必然导致无处不在的寻租与腐败，美国内战期间，官商勾结、巧取豪夺的现象比比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腐败让公众看不到希望，像参议院康克林这样的党内大佬，几乎可以把持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加菲尔德胜选之后，并没有按照康克林的名单组阁，结果导致加菲尔德政府难产，可见当时的政治腐败到何种程度。加菲尔德死后，副总统切斯特·阿瑟接任总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瑟是被前任总统海斯解聘的纽约海关官员，在1871—1878年的几年中，他获得的灰色收入要比总统的薪水高。就是这样一个“腐败”总统推动了《1883年彭德尔顿联邦文官法》得以通过，向终结分肥制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新的法案规定，官员需要通过考试进行选拔，按照功绩升迁；文官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能因为政党关系被革职。由两党组成的文官委员会负责实施文官考试，防止腐败。当然，新法案并没有做到一法定乾坤，最初只有10%的文官是由考试选拔的，直到1930年这个比例才达到80%。
《1883年彭德尔顿联邦文官法》是一个转折点，至少在道德与法律层面否定了分肥制的合理性。“新政”开启了一个大政府的时代，美国政府的规模超过以往，如何管理规模庞大的文官队伍就成为历届政府面临的难题。肯尼迪和约翰逊先后以行政令的形式发布文官的道德规范标准，但是这只是“指导”，而不是法律规定。“水门事件”让美国社会看到了行政权力膨胀带来的严重后果，吉米·卡特上任之后，着力推进文官制度改革，1978年3月12日他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指出，这个制度“有严重的缺陷，它已经成为官僚主义的迷宫”。1978年文官制度改革法案通过，并于1979年1月1日生效。
新的法案规定，政府官员需要提交财产报告，包括个人的动产、不动产、债权、股息，等等，如果不能公开申报，也必须内部申报。此外，离任的高级官员在一定时期内不能代表私人组织与其曾任职的政府部门谈判。文官委员会被更加正式的人事管理局等机构取代。1979年的法案有个缺陷就是，只有行政组织的官员被纳入监管之中，而国会则在法律之外。
1989年，老布什总统签署《政府道德改革法》，将官员道德约束、财产申报制度推广到立法、司法部门，所有官员一视同仁。曾经在人事管理局之下的政府道德规范办公室独立出来，建立直接对总统负责的政府道德规范局，专司预防腐败、提升官员道德水准之职，总统提名的官员在提交参议院之前都要接受该局的考察和财产申报。两部法案将官员的行为规范纳入法律的框架之中，其目标在于让官员按照公共权力规范行事。2002年政府道德规范局将此前的各种法律条文进行汇编，制定了更加详细的《政府官员行为准则》。其中规定，如果官员在任期间是首长、律师或者会计师，那么该官员终生不能在曾经有业务往来关系的公司就职，普通官员在离职两年之内不能在该公司任职。这一规定意在阻绝官员以权力换金钱之路。至此，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美国人将官员纳入了法律监督的网络之中。
此外，美国国家档案馆会保存每位官员的道德品行档案，这是一种无形的监督。就像小布什所说的，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到笼子里”的梦想。不仅将总统，更将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关到笼子里”，才会有真正的民主与自由。
（摘自《看历史》）
政府官员 篇7
一、中国变迁的传媒生态
改革开放几十年, 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升、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科技实力不断增强, 同时全球化的深入, 给传媒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总结传媒生态变化主要体现在技术和理念两方面。
从技术上来看, “速度”在新媒体的介入和发展下, 使各个媒体的竞争几乎达到白热化。从技术速度延伸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信息源的广泛, 信息源大范围的增加也是提升传播速度的一个有利条件。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 手机、电脑、DV、CV使得任何拥有这样设备的大众都能及时地记录下发生的新闻事件, 并参与大众传播, 在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 在专业传媒人员还未到达现场的时候, 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通常是由大众记录下来。技术提速另一方面体现在传播的渠道多样化, 当然新媒体在这一方面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传播技术的革新, 使得大众传播更加大众化, 信息传播更自由和即时, 同时还有很强的交互性。
以人为本、倡导人文理念, 人性化传播, 注重社会效益的传播观念在如今的传媒生态中也起着重大作用。例如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不仅要反映事件本身, 还要为解决人们的实际困难服务。同时, 知情权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 知情权不仅仅是国内的民众, 也包括国外的媒体, 如果采取回避或遮掩的新闻外交政策, 显然在这个开放的大环境下是不明智的, 就此突显出来的问题就是要进一步信息开放, 正面问题。信息平等要纳入一个全球的环境来看, 这样更有利于树立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开放心态。当然, 平等的要求也是对“人文”的一种体现, 对人权的尊重。媒介在更加深入地进入市场经济的总体态势下, 不同背景、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媒介建立起多元互补的生态格局。传媒业发展的迅速, 媒介之间的竞争激烈, 特别是新媒体的发展, 促使传媒行业生态更为活跃, 并对信息的传播方式、受众的接受习惯、媒体的盈利模式等都带来了重大影响, “人”的观念的深入更具重要的意义。
此外, 在技术和理念上变化, 还有一点就是国际传播更为突显。全球化的冲击, 导致了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深入, 中国在修炼内功的同时也需要面对更多国际媒体的审视, 由于国际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同声音也会经常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当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加以对待, 并让媒介环境更加透明开放是比较正确的处理态度, 同时对我国国际形象有意识地塑造, 也是有必要的, 所谓要内外兼修。而这项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不会仅仅停留在外交部或者国家领导人, 也会一层层地渗入社会各个层面、各级官员甚至老百姓。
二、当前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研究
“一个好的政府形象, 应该能得到公众认同、凝聚公众精神、体现社会价值、引导人们思想走向、赋予人们依赖感, 塑造人们建设国家的自信。” (1) 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在于通过政府官员这一代表, 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以及政府公信力。就当前我国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现状以及素养教育的现状来看, 良莠不齐, 呈无意识发展的状态比较明显, 没有专门的教育理论、教材、师资。主要缺失体现为三个方面: (1) 教育对象的缺失; (2) 定量研究的缺乏; (3) 对新媒体素养的忽略。
(一) 教育对象的缺失
在我国现有媒介素养的研究中, 对关注对象存在分歧, 更多的学者倾向于重点关注的应该是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但正如谢金问指出的:“传媒人的传媒素养决定了媒介的公正性和美誉度;受众的传媒素养决定了他们对媒介信息的判断力;政府部门、企业的传媒素养决定了他们与媒介的沟通能力、正确使用媒介的能力和科学地表达应当让公众知晓的公共信息的能力。” (2) 把政府官员纳入媒介素养研究的对象是对媒介素养本土化的一个发展, 因为我国的政治结构、社会环境等因素与西方国家是完全不同的, 具有自己的特点, 政府官员作为社会特殊环节正是这种特点的体现之一。所以对于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的教育和提高问题应予以高度重视。随着媒介素养的研究深入, 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对不同地区、性别等类似细分的政府官员进行剖析, 了解各个小群体的特点, 所存在的问题。
(二) 定量研究的缺乏
目前我国媒介素养问题大多属于定性的研究, 虽然也有定量的研究, 但这肯定远远不够, 对于整个领域是这样, 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同样如此。但这并不意味不进行定性研究, 对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界定在已有研究中, 没有一个公认的准确且全面的定义, 这导致其研究模糊笼统。
定量研究的缺乏体现出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缺乏, 虽然在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等学府开设了相关课程, 上海复旦大学组织了媒介素养小组进行实践研究, 2007年中国首家媒介素养课程研究中心——东北师范大学媒介素养课程研究中心成立等, 但这些相比西方先进国家的“草根运动”是明显不够的。而且这些实践运动更多是侧重于大众, 政府官员虽然也是大众的一部分, 但其特殊性又不能忽视, 之前的实践运动则没有把这样的问题考虑进去。
(三) 新媒体媒介素养教育的忽略
一方面, 政府官员在工作需要时常与传统媒体打交道, 另一方面, 新媒体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扮演角色的戏份越来越多。因此在对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研究不能缺少对这一领域的探讨。需要界定的是新媒体在这里的定义不仅局限于互联网, 还包括手机等数字媒体, 它在当下呈现出来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多媒体、海量、互动、不间断发稿、可搜索、超时空。而新媒体在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在于体验与媒体与民众互动的平台, 是政府官员媒介素养实验和实践的工具。我们需要“在公务员中经常强调手机、QQ、博客等网络性媒体的传播功能和特征, 使之能随时去关心、关注新媒体的使用。要强调, 我们不能在出现问题时, 才去关注这些媒体, 而是要随时利用它去听取民声、了解民意、获取信息、开阔眼界、汲取营养, 使之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联系群众, 提升全球化视野, 促进科学决策的工具和方法”。
三、结语
媒介素养在我国近20年的发展中, 有成果但不显著。政府官员作为社会特殊群体, 在已经浸入人们生活细节中的媒介传播, 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所以对这一群体的媒介素养的教育与提升不可忽视。这有利于促进我国全民的媒介素养, 以及我国传媒行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和发展, 有效提高传媒的社会监督功能并与政府相互监督, 有助于整个传媒生态环境良性发展, 有利于建设和谐有序的社会和中华民族文化文明的提高。
摘要：政府官员在社会系统中处于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其一言一行对社会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而随着传媒在社会有机体中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政府官员与传媒的关系就有了新的变化。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媒介生态的改变来探讨在新环境下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传媒生态环境,人文,政府官员,媒介素养,新媒体
参考文献
[1]白传之, 阎欢.媒介素养论——起源、理论与应用[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8.
[2]邹华华, 胡忠青.论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J].新闻界, 2006 (2) .
[3]廖剑.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研究[J].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3) .
[4]邵培仁.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原则[J].新闻与写作, 2008 (1) .
政府官员 篇8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呼和浩特市市区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即各政府职能部门)政府官员407人。
1.2 调查方法
采取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市四区19个部门,407个政府官员,由经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现场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艾滋病防治知识和相关态度。
1.3 统计分析方法
所有资料经Epidata3.0进行录入,由不同的人员对10%的问卷进行重复录入,以检查数据录入的准确率。核对后采用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人口学特征
调查的407人中,男性204人(50.1%),女性203人(49.9%)。年龄20~59岁,中位数35岁。未婚75人(18.4%),已婚324人(79.6%),同居3人(0.7%),离异或丧偶5人(1.2%)。本市户籍382人(93.9%),本省其他地区24人(5.9%),外省1人(0.2%)。县处级以上干部8人(2.0%),县处级23人(5.7%),科级190人(46.6%),科级以下186人(45.7%)。
2.2 艾滋病防治知识认知情况
政府官员对AIDS的三种传播途径知效率在80%以上,对非传播途径存在错误的认识,特别是蚊虫叮咬可不可以传播艾滋病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仅有62.2%的人回答正确,详见表1。不同级别政府官员艾滋病认知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615,P>0.05),见表2。
*UNGASS为1、4、5、7、8的全部正确回答率,是第五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推荐使用的指标。
2.3 对艾滋病病人态度
反映政府官员是否对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存在歧视行为的3个问题中,有65.1%同意被感染的同事留在单位,有65.9%接受家人中有感染者并给予照顾,有76.5%建议孩子中学生感染艾滋病后应给予关心;仅有33.9%的人对艾滋病病人持完全不歧视态度(表3)。调查发现不同行政级别政府官员对HIV感染者没有歧视行为的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四格表χ2=1.134,P>0.05),不同艾滋病知识认知水平者对艾滋病病人态度有差异,认知率越高,歧视行为率越低(四格表χ2=26.811,P<0.05)。详见表4,表5。
3 讨论
艾滋病的世界流行已经成为威胁和危害人类健康的突出公共卫生问题。作为我国十一五期间重点控制的重大传染病,遏制与控制艾滋病的传播与蔓延,已成为构建和谐杜会的重要内容。要抓好政府官员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积极开发领导层,加强防治机制与体系建设是重中之重的关键性基础工作[1]。
政府官员对艾滋病了解是否深入,对AIDS预防控制工作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次调查表明政府官员已经对艾滋病传播途径有了较好的了解,认知率均高于85%,这与多年来我国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的不断普及和深化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各地各级领导重视的结果,但调查同时显示我市政府官员对AIDS非传播途径了解还存在一定的误差,如蚊虫叮咬能不能传播艾滋病,有近40%的政府官员尚不了解。提示应进一步加强对政府官员艾滋病预防知识的教育。
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主要是由于他们对艾滋病相关知识,尤其是艾滋病的非传播途径了解不多所致。调查结果显示政府官员对艾滋病的认知情况与艾滋病歧视行为有着密切关系,对艾滋病知识越了解,他的歧视行为越低,相反,不了解艾滋病知识的政府官员中,歧视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行为较严重。这种歧视的存在,将会阻碍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与社会的公开接触,增加了感染的可能性,其结果必然会增加群体的易感性[2]。有关调查资料表明由于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艾滋病患者有25%以上的人有过或曾经有过报复他人的想法;其中11%的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有了具体的行动准备[3],这对社会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危险。
因此,今后在加强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的同时,还应重点加强对艾滋病非传播途径的宣传,降低对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的歧视,为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1]孙维权,邓德明,任伯绪,等.基层领导AIDS知识、态度、行为及信念相关问题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自科版),2006,3(4):337-339.
[2]华海庆.农村居民艾滋病知识认知率的问卷调查[J].中国交通医学杂志,2005,19(1):86-87.
政府官员 篇9
关键词：火化指标,政府,行为偏离,原因
一、地方政府摊派“火化指标”催生官员跨省买尸
1. 层出不穷的“指标”
民政部门有结婚登记指标、计生部门有生育指标、公安部门有破案指标, 这些量化指标在政府的日常工作中早已司空见惯。不可否认, 政府部门推行量化指标, 有助于衡量政府工作绩效, 提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积极性。这种将“软指标”变为“硬指标”的做法是否合理仍有待考证。从各类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 近年来, 各地政府出台各类考核“指标”的现象随处可见, 部分指标体系由于脱离实际也引发了一系列闹剧。例如, 在河南、江西等省份出现的计生干部完不成结扎指标下达任务就要接受罚款;湖北省公安县为完成卷烟销售指标下达“公务用烟”任务, 规定每人每年要抽60包烟;武汉“除四害”指标严格要求在2000米街道上的鼠迹不能超过5处;找人在建筑工地光着小腿静坐30分钟, 仅限被蚊子咬一个包。这类数据指标显然有失偏颇, 启示某些部门机械盲目推行不切实际的“奇葩指标”, 只会将指标考核扭曲成为“数字政绩”工具, 甚至陷入“数据出官”和“官出数据”的恶性循环。
2. 摊派“火化指标”催生粤桂地区跨省倒卖尸体案
广西北流“官员买尸”案震惊全国。犯罪嫌疑人钟某富将偷盗的尸体运到广东部分地区, 以1500~300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给负责殡葬管理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何某明和董某庆, 其后购买者将这些尸体送到殡仪馆顶替当地死亡群众火化, 以完成上级摊派的火化指标。在一些任务吃紧的月份, 甚至会出现打电话“催货”的现象, 至此形成一条偷尸-贩尸-顶替火化的黑色利益链条。官员为完成火葬任务买尸, 听起来不禁让人觉得有些毛骨悚然, 但粤桂地区类似的倒卖尸体案并非个案。2009年6月, 新华社《半月谈》杂志便报道过“殡改乱象暗藏贩尸利益链”, 并引述了2006年广东省政府下发的一份文件, “个别地方借殡葬改革敛财, 甚至出现与不法分子互相勾结, 盗墓挖尸、买卖尸体顶替火化等性质极其恶劣的案件, 严重干扰了殡葬管理工作”。近年来, 广西的一些乡镇农村也有群众反映, 土坟被偷偷挖开, 尸体被盗的现象。
二、基于政府行为偏离视角解读本案例
1. 政府行为偏离概述
“政府过程”一词, 由本特利在1908年正式提出, 基本命题为“任何政治过程都是数量与数量的平衡过程”。他认为, “一个特定的政府过程是集团活动的产物, 一种利益的表现和一种压力的行使”, 从“过程”二字不难看出其研究的动态性特征。对政府过程的研究, 主要目的在于揭示政府运作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偏离现象, 并对其进行规律总结。笔者认为, “政府行为偏离”与政府过程一致, 都是一个动态概念, 是政府在运行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实际行为与其应表现出的理想行为之间的差距, 即“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关系。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政府行为偏离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学会如何正确对待和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2. 本案例中的政府行为偏离分析
广东地区由于地少人多、土地资源相对紧缺, 推进殡葬改革极为迫切。广东省殡葬管理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 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 应当实行火葬, 暂不具备条件实行火葬的地区, 允许土葬。近年来, 为保证应该火化的遗体实现100%火化, 广东省建立起省、市、县、乡镇 (街道) 的四级联动监督机制, 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
广东省积极推进殡葬改革的目的在于保护和节约土地资源, 改革土葬, 有步骤的推行火葬, 摒弃旧的封建迷信的丧葬风俗, 鼓励文明节俭的办丧事。然而, 当这一改革措施下达到地方基层时, 却被扭曲为“数字政绩”的衡量工具。为完成火化指标, 提高地方火化率, 一些地方政府将火化指标层层摊派到部门和官员个人身上, 对火化率进度排名通报, 将火化率与绩效考核、奖金福利, 甚至职业发展等政府官员个人切身利益紧密结合。对领导人员实行问责和“一票否决”制度, 忽略了该项政策实行的客观困难。最终导致地方政府一边收取高额罚款, 默许群众违规土葬, 官员再想方设法完成任务, 弄虚作假买尸顶替火化, 促使黑色利益链条形成。“人还没死先定死多少人”“死多少都得按指标来”的雷人状况出现。
三、“指标”下的政府行为偏离现象出现原因分析
1. 政策目标本身的合理性
政策目标是公共组织, 特别是政府为了解决有关公共政策问题而采取的行动所要达到的目的、指标和标准。政府的行为总是在一定政策目标的指引下进行的, 可以将对政策目标的分析作为探究政府行为偏离的起点。首先应判断该案例中“火化指标”政策的目标设置是否合理。殡葬改革政策明确提出, 保护和节约土地资源的根本目标, 摒弃封建迷信的丧葬风俗, 提倡文明节俭的办丧事, 有步骤的推行火葬是该政策最为重要的目标。毋庸置疑, 从这一角度讲, 这一政策在本质上是合理的。然而, 为实现该政策目标, 部分地方政府向下级摊派“火化指标”, 给基层制定硬性任务, 政策目标被转化为火化指标的完成。“火化指标”目的是完成上级摊派的火化任务, 提高政府纸面上的绩效, 显示官员自身“政绩”, 在目标层面已发生偏离。
同时, 公共政策也包含公平、有效等基本目标。公平性体现在为具体情况不同的地区设计不同的指标考核体系。尽管该项殡葬改革考虑到了少数民族风俗等客观实际划分出火葬区, 但并未考虑各地人口年龄结构的分布状况、当地群众对丧葬的普遍价值观, 而是在大多数地区采用摊派“硬性指标”, 实行“一刀切”的方法;此外, 政策的公平性也体现在指标体系设定的弹性上, 各地每年都有确定的火化任务, 这一点并未得到体现。从政策执行规定看, “火化指标”是以建立起省、市、县、乡镇 (街道) 四级联动监督机制, 签订目标责任书、一票否决、纳入地方干部考核体系等措施来保证政策的有效性, 但并未建立起配套的有效的监督体系。
此外, 公共政策多重目标之间本身也存在矛盾性。例如, “火化指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强调, 在公平的基础上保护和节约土地资源,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强调有效。公平与有效本身是一对矛盾体, 二者之间的协调性难以把握。于是, 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便存在一定程度的目标差异, 这也是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
2. 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行为偏离
“徒法不足以自行”, 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落实到具体的人的行为上来。政策执行过程实际是政策执行主体与执行客体互动和利益选择的过程, 可以从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执行客体和政策执行过程的利益相关方三个方面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偏离进行分析。
(1) 政策执行主体方面。政策执行主体指为实现政策目标贯彻落实政策计划的组织或个人, 即主要指行政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便提出“经济人”假设理论, 认为人们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动机。政策执行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 在政治活动中当然也会关心自己的成本和收益, 追求自身利益。为谋取经济利益、获得职业晋升, 想方设法突显自身“政绩”与“能力”, 唯上级是瞻, 一味追求“火化指标”等指标数字上的美观;其次, “火化指标”的摊派及执行过程中的偏差, 暗藏着部分政府官员畸形的“政绩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不遵循科学考核指标, 盲目追求“数字政绩”;再次, 由于部分基层政府官员文化水平、道德素质较低, 认知能力有限, 部分官员对政策本身的认知存在缺陷, 忽略“火化指标”制定的根本目标, 将其简单理解为上级摊派的必须完成的任务和衡量自身绩效的重要标准, 进而导致行为偏离预期;最后, 各级政策执行主体之间缺乏沟通、协调不畅。由于信息不对称, 上下级相互不了解, 部分地区为谋求局部利益各自为政、认知偏差无法得以纠正, 直接导致行为偏离。
(2) 政策执行客体方面。政策执行客体主要指政策的接受方, 即政策实施的目标群体, 这里主要是一般群众。案例中, 造成民政殡葬监管人员走上买尸顶替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政策执行客体认识水平有限、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度低, 造成部分群众对这一政府政策缺乏高度认同, 对火葬抵触情绪较大, 进而采用消极对待的办法, 不配合地方政府工作。此外, 由于受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习俗的影响, 人们往往会在思想和行为上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部分中国人的潜意识里认为, 土葬是对死者的尊重, 除死者非正常死亡之外, 部分人不能接受火葬。地方基层为完成“火化指标”, 强制实行火葬超过了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 进而产生消极冷漠抵制态度违规土葬。
(3) 政策执行中的利益相关方面。为进一步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偏离, 需要具体分析不同利益相关方在现有政策下的利益冲突与矛盾。在推进殡葬改革, 摊派“火化指标”这一政策执行过程中, 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包括广州省政府、地方基层政府、负责殡葬管理工作的政府官员、当地群众, 他们代表的利益各不相同。
广东省政府的利益界定很清晰, 在于摒弃封建迷信的丧葬风俗, 提倡文明节俭的办丧事, 有步骤的推行火葬, 以达到保护和节约土地资源的目标;地方基层政府和负责殡葬管理工作的政府官员是连接政策与民众间的桥梁, 是该项政策执行的具体推动者, 也是被考核的对象。他们从自身和部门利益出发, 希望完成火化指标、提高地方火化率。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又由于群众的抵制、监管较难等复杂情况, 只能对政策变相处理;而许多地方群众, 从个人情感角度出发, 受各种主客观因素影响, 排斥火葬, 更愿意沿袭土葬。各利益团体的行为是基于对自身利益的判断而做出的, 不同利益指导下的各利益相关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为实现自身利益自然会表现出不同的应对手段, 发生与政策目标偏离的行为在所难免。
3. 政策工具的选择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 政策工具是“器”, 是政府能够用来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手段和方式。政策工具选择的目的是, 为了使政策得到顺畅执行、政策目标得以实现。按照政府参与程度的不同, 可以将政策工具划分为强制性政策工具、混合性政策工具和自愿性 (非强制性) 政策工具三种类型。其中, 强制性政策工具主要采取强制手段迫使组织或个人采取某种行动, 且在实施行动过程中自由裁量的余地很小, 甚至几乎不存在。比如, 管制手段的使用;自愿性政策工具则主要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完成任务, 政府很少进行干预。比如, 志愿组织的运作;混合性政策工具兼具二者的特点, 充分发挥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作用。
本案例中, 各级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采用的是强制性的政策工具, 依靠政府权威和约束力, 将“火化指标”层层分解成为各级政府必须完成的硬性任务, 并作为地方官员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这一政策工具的实施, 虽然保证了“火化指标”的完成, 提高了纸面上的火化率, 美化了政府政绩, 但未考虑到利益均衡和现实情况,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行为偏离, 导致大量问题的出现。
四、小结
类似于摊派“火化指标”导致官员买尸这类政府行为偏离案例不胜枚举, 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闹剧警醒着各级政府, 政绩的考核不能仅仅依靠数字, 更重要的是民心和实际成效。为减少这类偏离行为, 一是要依据实际制定合理的政策目标, 注重各分目标的内在一致性;二是要敦促各地区相关部门结合自身实际, 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制度, 合理使用量化指标;三是要提高各级官员思想认识水平, 引导其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努力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四要注重加强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和政策宣传, 提高群众政策认同感五要努力权衡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提高各方采取手段的契合程度;最后, 在政策工具选择中, 要根据政策目标和客观实际, 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 注重混合性政策手段作用的发挥。现实生活中, 减少各类“指标”指导下引发的政府行为偏离现象道阻且长, 需要各级政府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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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 篇10
当下, 中国处于急速的社会转型期, 社会结构中的不同领域诸如政治、经济、精神文化等层面出现一系列失衡与失序问题, 有待于进一步解决和调整。政府官员作为政府机构主要的施政者, 对于现代行政的有机运行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政府官员的施政过程中, 其媒介形象不仅对树立政府形象和威信关系重大, 而且对和谐社会构建也有鼎力之用。
当然, 随着中国新媒体飞速发展, 政府及其施政过程中的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手段等在不同层面已发生很大变化。在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中, 对政府官员来说, 一直面临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如何运用媒体来构建传播的软力量, 另一个是媒体如何为政府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1]。故而, 呈现在媒体聚光灯下的政府官员, 如何与媒体打交道, 以及媒体如何建构其形象, 关系到政府如何拥有、掌控话语权并传播其所欲以推广价值体系问题。
但是, 近年来媒体屡屡爆出政府官员的“雷人之语” (雷人thundering的本义是云层放电时击倒某人) , 既让广大民众惊诧莫名, 无法理解, “如同误踩地雷, 被雷到”之感, 也让人深感其为政能力与媒介素养之差。为此, 文本欲选取目前网络上流行的政府官员的雷人语录, 考察其在媒介的“曝光”率以及对政府官员的媒介形象的塑造问题, 预期对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的提高以可资之鉴。
二、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新浪、搜狐两家比较有影响力的门户网站, 以定量研究的方法为主对具体的文本展开分析, 并用较为客观的数据呈现政府官员的媒介形象, 同时以定性研究为辅, 提出政府官员媒体素养培养的现实途径。
具体做法是, 在2009年10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共计3个月的时间内, 每天12:00至13:00浏览上述两门户网站的新闻版块, 记录相关标题及新闻报道内容。为了便于考察并鉴于数据的可操作性, 便设定了与“政府官员雷人语录”、“雷人官腔”等相关报道为归类单位。在剔除重复无效信息之后, 得到相关样本131条, 其中新浪网71条, 搜狐网60条。为便于更进一步进行定性研究, 对新闻主题涉及其报道领域作如下分类:社会事业 (医疗、教育、就业、社保等) , 社会管理 (社区管理、城市管理、治安管理等) 、舆论监督、反腐倡廉、土地征用和住房拆迁以及能源环保等。
三、研究结果与发现
(一) 新闻报道的主题
新浪网对官员“雷人语录”的报道占前三位的是反腐倡廉、社会管理、土地征用和住房拆迁。搜狐排前三位的是土地征用和住房拆迁、反腐倡廉、舆论监督。 (见表一)
这些领域涉及到城、乡与区域建设, 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 既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所要统筹考虑的主要内容, 关系到民生国运, 更是社会矛盾集中区, 处理得好社会和谐有序, 处理不好, 易诱发大小不等的群体事件, 有碍社会稳定与发展。早在十几年前, 社会学家孙立平曾说, 中国社会在很短时间内发生解体, 整个社会被切割成无数的片段甚至是原子, 亦即社会的碎片化。社会碎片化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困境, 具体表现在国家在面对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2]。
(二) 新闻报道的题材领域
新浪网在三个月内所呈现官员雷人语录的新闻报道条数共计26条, 占36.6%, 评论45条, 占63.4%;搜狐网在同期内报道官员雷人语录的新闻条数是21条, 占35%, 评论39条, 占65% (见表二、表三) 。
两网站新闻评论的比重近四分之三, 可见评论作为新闻作品的“重量级”产品的重要程度。新闻评论在评判时事时态度鲜明, 能够挖掘事物及其发展过程中被表象所掩盖的实质。官员的“雷语”通过媒体以新闻价值的多元呈现方式传播给广大受众, 势必会带给受众巨大影响, 这比一般叙事新闻更能激发起受众深层次的质疑和讨论。在当下现实社会中, 官员之中“雷人”所发“雷语”所占公务员比例毕竟是少数, 但经过媒体的选择、加工、复制与传播过程, 客观存在社会现实、媒介所反映的符号现实和观受众主观理解和阐释的“观念现实”出现不同, 甚至出现很大偏差。大众传媒的消费者往往把大众媒体所呈现的政府官员“雷人”与“雷语”作为“常识”去接受, 并借助网络媒体以“酷评”等形式对自身“观念现实”进行评价与阐释。照此下去, 部分政府官员中的“雷人”与“雷语”将会把大部分乃至全体政府官员的形象“抹黑”。这也正应证了格伯纳的说法:“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事情, 其实, 我们根本没有亲身经历过。”[3]可见, 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在媒体中看到或者听到了这些事情。不言而喻的是, 这将对整个政府官员系统形象造成很大的影响。
(三) 新闻报道的话语风格
在对政府官员“雷人”、“雷语”的相关报道或评论的“媒介符号”随处可见并极具“特色”:官僚主义、打官腔、素养低下、骄横跋扈、无法无天、狂言、以强肉弱、彻头彻尾权力狂妄者、彪悍和强大、道德低下、粗俗无赖的嘴脸、惩戒、耍滑头、傲慢与偏见、回避、推脱、拒绝商量, 拒绝对等、权力傲慢、居高临下、冷血、衙差形象、淡漠、有悖常识、超越底线、欲盖弥彰……, 少数官员的为政素质与媒介素养修得不够, 导致“新闻场”持续呈现如此多的对政府官员的负面评价, 一方面表达了媒体对此类事件的主观认识与态度, 即媒介的传播主体基于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对此类事件情绪性的道德评判并显示出其道德优位意识;另一方面媒介将“事实”与“意见”的混搭的报道方式将会给处在媒体“拟态环境”中的受众以一定程度的影响。还是格伯纳的冰川期比喻 (ice age analogy) 用的巧妙:“就像平均温度, 只要发生些许变化就可以造成一个新的冰川期及选举的结果会因为微小的变化而被改变一样的, 相对较小但是普遍存在的影响也会造成重大的结果。‘效果’的大小远不及持续影响的方向重要。”[4]以此来说明媒体涵化的后果, 这似乎能说明上述所说的影响至少是潜移默化的。
与此同时, 报道中也出现这类关键词:干群关系、行政生态、民主权利、党性、应急能力、突发事件、对话、交流和沟通、阶层对立、问责、调查、再教育、免职、民意、曝光、权力寻租、政府形象和威信。这些关键词也反映了一些社会学家所提出的转型期社会权力失衡和断裂的社会特征, 也正是这些特征, 使社会充满了高风险, 给政府官员和媒体带来双重考验。
(四) 新闻报道的主题与社会动态关联度
新浪网、搜狐网对此类主题的报道前七位是反腐、社会管理、土地征用和拆迁、社会事业、环保、舆论监督、住房 (见表二、表三) 。社科院2009年《社会蓝皮书》总结的社会热点前九位是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事业、公权失衡、舆论、反腐、国庆60周年、气候大会、教育改革[5]。后者无论从内容或者相关度都与两网站反映的问题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由此可见, 媒介“新闻鼻”的高度灵敏与人们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急切关注。这也更进一步说明, 媒介对此类问题的报道将会牵涉到社会的每一根神经。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将得出以下结论与建议:
首先, 政府官员因缺乏媒体应对能力, 在社会急剧变革和媒体飞速发展的现实面前往往陷入被动。媒体对政府官员形象建构不但关乎官员行政行为, 也是政府整体形象塑造的核心内容。媒介形象塑造得体, 能提高政府权威和公信力, 增加公众的认同感, 降低行政成本, 便于工作的执行, 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反之, 将产生众多不良后果。政府官员如何提升媒体应对素养?有学者也指出, 政府行为+对政府行为的解释 (通过沟通互动) =政府形象传播, 并认为政府形象之于新闻传播塑造的真谛是:确立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和信任, 通过改善、修正、强化、提升来塑造政府形象, 加强政府对公众的影响力、公信力、吸引力和凝聚力[6]。
其次, 媒体对“雷人”、“雷语”相关官员进行的详尽报道, 在发挥强有力舆论监督作用的同时也有对自身“话语权力”的滥用。在转型期的中国, 各项制度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各个领域矛盾错综复杂, 媒体揭露社会流弊同时, 更应该发挥导向功能;报道“雷人”、“雷语”同时, 也应该报道不同领域公务员优秀“典型”, 为政府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重新审视并慎用自身的“话语权力”。如同鲍德里亚所表述的, “传播不是说话, 而是使人说话;信息不是知晓, 而是使人得知;助动词‘使’表明这其中涉及到一种操作, 而不仅仅是一种行动”[7]。法国思想大师皮埃尔·布尔迪厄对此警告说:“自身难以自主、牢牢受制于商业逻辑的新闻场直接受到了需求的支配, 譬如收视率, 广告份额……在大众文化生产过程中拥有不容小觑的号召力量。”[8]
再次, 政府新闻传播在新时期已逐渐转型, 并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在传播控制层面, 政府信息组织与管理已从严密控制走向及时公开;传播渠道层面, 政府信息载体已从传统媒体走向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 网络的普及给市民和社会带来新的空间;政府话语体系层面, 信息话语形态已从官方语言走向大众语言[9]。与此同时, 新媒体急速发展, 自媒体时代到来, 普通受众通过E-mail, BBS, BLOG, SNS, 甚至手机, 都可以进行大众传播;新媒体多形态、多渠道的传播, 使得原有的、根据媒介物质形态设置的“把关人”制度难以为继;受众“小众化”, 传统的、倾向于舆论一律的大众群体被分解。另外不容忽视的是, 新媒体挤占人们使用传统媒体的时间, 侵蚀后者的舆论阵地, 大大冲击了传统媒体议程设置能力, 无形中对党报政府官员形象构建进行某种意义的“消解”。故而, 政府官员提升媒介素养, 已成题中之义。
最后, 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就是对媒介的认知程度, 以及运用媒介资源为政府行政服务的能力, 具体来说就是认识不同媒介种类、性质、功能;正确解读媒体信息;正确与媒体打交道等。政府官员背后是政府与政策, 媒体追问的背后是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政府官员理应全面、客观地回应, 若时常爆出雷人官腔, 加之媒体基于市场逻辑滥用“话语权力”, 则受众将生活在“雷声滚滚”的“拟态环境”中。更为严重的是, 那些因拆迁失地、分配不均等利益受损者, 发现日常生活的现实与媒体中所描绘的相同时, 就会产生“共鸣” (resonance) 效果。这就像格伯纳所言, “讯息的效果‘剂量加倍’, 使得涵化效果在‘共鸣’中被放大。”[10]这些人有可能把那些形成较为乐观社会现实的讯息排除在外, 从而丧失了能够建设一个美好生活的希望。
摘要：政府官员在媒介中的形象呈现, 不仅关系到政府形象塑造和现代行政机制的有效运行, 也关系到社会转型期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通过媒介对政府官员“雷人雷语”报道的定量分析, 意在反思政府官员的媒介形象塑造与媒介素养的修得问题, 也为媒介度量自身道德评判优位意识以及话语权的适当使用提供点滴参考。
关键词：定量分析,雷人语录,优位意识,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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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学习型政府”和官员培训 篇11
“不知书宰相”传为笑柄， 前秦皇帝着力打造”学习型政府”
宋人孔平仲的《续世说》中记载，后晋时期有个叫冯玉的人，他的姐姐是皇后，借了这层裙带关系，尽管他识字不多，却不妨碍其步步高升。当皇帝让他撰写重要文件时，他就请别的同僚代笔，就这样他竟然官至宰相。史料上说，冯宰相官至一品，但是“不知书”，至于“不知书”到什么程度，没有具体说明。有一个例子说，有一次冯宰相看公文，看到“姑息”二字时，一时卡壳，就“请教”别人，别人告诉他这俩字是“辜负”，冯宰相就真的认作是“辜负”，这件事传开来，成为官场笑谈，被称为“不知书宰相”。史书还记载，冯玉“广收贿赂”。可见，即使在一千多年前、时局动荡的后晋当官，“不知书”也是件耻辱事。
历史上的苻坚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淝水之战”中的人物，且是败军最高统帅，然而，综合史料来看，他不仅是十六国时期前秦的一代尚武帝王，而且，还非常注重儒教治国。《资治通鉴》卷一百三记载，公元372年，前秦皇帝苻坚下诏书：“关东之民学通一经、才成一艺者，在所以礼送之。”意思是，老百姓中只要有精通一种经史书籍或者一项特别技艺的，所在地方政府必须高规格地把他们送到京城去，由中央选拔授予相应官职。同时，后秦政府还明确规定一定级别的官员（岁禄百石以上者），如果“学不通一经，才不成一艺”的话，立即罢免其官职。如此看来，一千六百多年前的苻坚为了增强国力、整顿吏治，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就已经着力打造“学习型政府”了。
公元375年，苻坚再次下诏书：一是要求太子以及高级官员的后代必须“就学受业”；二是皇帝身边的警卫部队军官也必须学习文化知识等。具体实施办法是：每20名官员配备一个讲解经书的老师，“教读音句”。可见，当时官员的文化都不太高，但是，励精图治的苻坚倡导学文化，是真心要提高官员的整体素质的，他在位前期还推行一系列政策与民休息，加强生产，前秦凭借实力很快统一了当时的北方大地，并攻占了东晋领有的蜀地，与东晋南北对峙。
皇帝“逼迫”官员学习，强化行政执行力
公元471年即位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对于汉文化极其羡慕，他亲政后，排除阻力，大刀阔斧地在北魏进行了很多改革，史称“孝文帝改革”，其文化改革措施之一就是严令鲜卑族官僚改说汉话。《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记载，公元495年，拓跋宏要求全體北魏官员必须说汉语，30岁以上的官员，因为“习性已久”，可以慢慢学习汉语，不限时间，但是，30岁以下的官员，必须立即学会汉语，如果有人胆敢不学汉话，还故意说鲜卑话，就降职处分。这个命令在当时严格执行，让北魏一些“守旧派”非常震惊。后来，为了进一步督促北魏的广大领导干部学习汉话，北魏朝廷接连下发诏书：“不得在朝廷之上说北方鲜卑话，违反者，立即撤职！”这样一来，官员们不得不强化汉语学习，在北魏形成了学汉话的高潮——不会说汉话，不能在朝廷当官啊。
历史上，拓跋宏其人自身就非常好学，堪为百官学习的楷模，他“好读书，手不释卷”，即使是坐在轿子里，骑在行军马鞍上，都不忘记背诵经书文章、讲经论道，而且，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很多诏书命令都是亲自撰写，是个文采斐然的“多面手”皇帝。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亲政以后，勤于为政，着力改革，综合国力极大增强，北魏快速成为北方强国。
余继登在《典故纪闻》中记载，明朝洪武初年，因为功臣以武将居多，当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都是个顶个的好汉，但是建国后，一切逐步走上正轨，更需要的是遵守法度的文治，换句话说，就是建国后，不能再像以前“草台班子”那会儿随意散漫了，凡事都要守纪律、讲规矩、有章法，于是，当年打打杀杀、行伍出身的武将们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形势发展对干部们的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于是，有个叫袁凯的御史就进言：“现在大明朝的天下已经奠定，以前立有功勋的军队将帅现在很多居住在京城里，他们以前出身行伍，对于和平时期的君臣关系之理，以及君臣上下的规矩，还不太熟悉，时间长了，怕会出现不协调不妥帖之处。我请求聘请一些精通经书典故的有学问之士，于将领们每月初一、十五早朝后，在都督衙门为这些武将们开讲经史课程，希望经过一番教导，自然而然地，使武将们怀有忠君爱国之心，同时，他们自己全身保家之道也形成了。”才登上皇位的朱元璋觉得非常有道理，“深以为然”，下令聘请有学问的儒士在午门外“开课堂”“与诸将说书”，相当于开了个高级将领文化礼仪培训班。
历史上的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偃武修文，十分提倡儒学，经常鼓励开国功臣们接近儒生，学习“事君有道、持身有礼”的文化知识、学习“保全功名”的历史知识，达到“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的效果。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朱元璋开始的有明一代，借助官方力量把封建文化推向了历史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