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复出（精选6篇）
官员复出 篇1
一、问题官员复出现象概述
对于问题官员及其复出, 没有明确概念, 本文做出如下界定。问题官员主要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自身确实犯错误的官员, 包括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而被制裁和因自身工作失误被问责的官员。第二种是自身没有直接错误, 但因制度设计而被问责的官员。譬如, 出现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时, 一些主管官员, 虽不是直接责任人, 但因负领导责任而被问责。问题官员复出是指被问责的官员, 在免职或降职后, 重新任职的状况。笔者主要关注的是问题官员在没有公开、合理程序的情况下, 未征求社会、民众意见悄然复出的现象。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广大网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政治、监督政府行为。在广大公众的助推下, “问责风暴”掀起, 各级官员被问责的情况越来越多。然而, 就在广大民众拍手称快时, 很多被问责官员很快重新复出, 或官复原职, 或异地任职, 有的甚至提拔重用, 令人愕然。问题官员复出之所以引起争议, 不在于该不该复出, 而在于一些地方对问题官员复出采取的不当做法。从媒体曝光的案例看, 复出官员大多是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悄然复出的, 公众仅能看到复出结果。而有关部门对此或是默不做声, 或是以符合有关规定等说词模糊解释, 但究竟是哪些规定, 规定内容是什么并如何遵循的没有明确说明。因此, 打着有关规定的旗号, 问题官员的复出往往如魔术般神奇[1]。高调问责, 低调复出, 复出过快, 程序不透明, 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和民意支持, 这样的复出难以服众。
二、问题官员复出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 传统行政文化的弊端
首先, 传统文化中的人治思想导致“人情风”现象严重, 搞人情交易和裙带关系, 混淆公私, 官官相护。问题官员往往是由上级官员提拔和推荐的, 未经法定程序, 而是通过官场关系复出的。其次, 传统行政文化的封闭性和排他性, 导致问题官员复出过程中政府缺少与社会的沟通, 问题官员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悄然复出, 政府透明度低, 社会成员参政议政渠道不畅, 无法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督。再次, 受传统行政文化影响, 行政工作中形式主义比较严重, 各种制度多注重于形式, 缺少详细严密的内容, 导致实践中容易出现漏斗。如《公务员法》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在官员任免等规定上缺乏具体规范, 为不合理的悄然复出提供了可乘之机。最后, 很多官员官本位思想严重, 权力运行以“官”的利益为出发点, 维护官员队伍利益, 乐于帮助问题官员随意复出。
(二) 制度层面的缺陷
1. 用人制度存在缺陷
首先, 用人制度不完善, 程序不明确。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第十六条规定, 受调离岗位处理的, 一年内不得提拔;引咎辞职和受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 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 两年内不得提拔;受到降职处理的, 两年内不得提拔;同时受到纪律处分的, 按照影响期长执行。虽规定官员复出期限, 但对什么情况下可以复出, 通过何种程序复出没有确切规定, 弹性和随意性过大。其次, 存在用人专制现象。某些地方领导独揽用人大权, 不经正规程序任用官员, 导致未经过合法程序复出情况出现。以山西省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复出为例, 该县县委组织部部长郭景旭认为“不用王是浪费人才”, 于是王振俊很快复出。问题官员在这种领导的肯定下迅速复出, 说明官员个人权力凌驾于法律和公民利益之上。
2. 行政问责制度不够完善
首先, 问责主体单一。现有问责主体主要是主管单位, 人大代表、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和公民问责力量过低。这种状况下, 某些部门为了团体利益, 易在问责中降低处罚, 这为官员复出留下后路。其次, 问责方式不够明确严厉。目前行政问责方式有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免职, 但各适用于何种情况不够明确。即使最严厉的辞职和免职, 也仅规定一年内不得担任与原职务相当职务, 不够严厉, 导致问责制威慑力不足。再次, 责任划分不明确。官员一般具有党员、行政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多重身份, 不同的法律身份承担不同责任, 当责任重叠时, 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时, 往往造成官员承担责任时避重就轻, 难以承担应有的责任, 也为官员的复出埋下伏笔。最后, 缺乏官员复出的详细规定。该不该复出?多长时间什么条件复出?什么程序复出?这些问题都缺乏详细规定, 导致问题官员复出缺乏约束。
3. 监督制度不完善
首先, 监督制度内容与现实脱节, 失去了操作性和有效性。如监督法中虽明确规定人大、人民群众拥有监督权, 但事实上他们的权力却得不到有效保障, 难以贯彻落实。其次, 对问题官员复出前后的一系列问题缺乏监督体系, 更没有配套的实施细则, 致使原则性的、粗线条的规定多, 量化的、具体的规定少。再次, 对监督制度的实行缺乏有效的检查机制, 使一些监督制度难以落到实处。最后, 也是最重要一点, 目前的监管都是自身内部监管, 专门的监管部门执行力, 不强异体监督力弱。
三、解决问题官员复出现象的对策
(一) 行政文化的调试
第一, 落实行政法治思想。法律及其运行和遵守应是稳定和连续, 通过良好的立法、执法和守法, 提高行政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能力, 将法治思想转化为人们的内在理念, 用人人平等的法治文化替代人治文化。通过行政政府的实现, 保证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各个环节都要依法进行, 减少人为干扰。第二, 加强行政公开文化建设, 避免官员复出的暗箱操作。首先, 完善政府公开的法律制度建设。虽然2008年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但其中许多规定比较笼统。只有进一步细化, 并完善相关制度建设,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进程, 才能更好地接受各方面监督, 避免被问责官员悄然复出现象出现。其次, 要增强公众参政的热情与能力, 通过群体性力量整合, 促进政府政务公开, 加强对官员复出监督。最后, 要增强大众传播媒介获取政府信息的能力, 并保证其独立性, 加强新闻媒介对官员复出的报道和监督。第三, 贯彻实事求是思想。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优化领导体制, 改变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现象。完善工作机制, 以长远政绩考评为升迁依据。建立完善具体的规章制度, 确保工作的有章可循。第四, 树立公民本位的行政理念。问题官员频繁悄然复出, 践踏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不符合公民本位的行政理念。地方政府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抛弃“政府本位”观念, 树立“公民本位”理念, 把公民需求放在首要位置, 以实现公众利益为目标, 确保公众意志在政治生活中得以体现并发挥主导作用。在问题官员复出上, 要充分了解征求公众意见, 以公民评价为决定问题官员能否复出、如何复出的主要标准。
(二) 问题官员复出制度和程序上的完善
1. 完善用人制度、规范用人之责
首先, 细化用人规定。减少用人制度中含糊其辞的内容, 对官员任用条件、时间要求、程序要求、公式要求等详细规定, 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同时进一步落实全程记实、有关事项报告、任职备案等配套措施, 尽可能全程记录官员任用的情况, 严格报告制度, 加强实地审核, 强化监督检查。其次, 从官员选拔、考核、问责、问责后复出的过程中要建立清晰程序, 有用人权的官员只能按程序办事, 减少其自由随意和专断。再次, 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明确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具体责任, 对违规用人、用人专制的官员要严惩不贷, 杜绝出了问题无人负责、无法追究的情况发生。最后, 建立完善的官员复出制度。在官员处分上, 严格照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执行, 为是否允许复出及怎样复出奠定基础。通过建立健全跟踪考评机制, 对问题官员去职后的表现进行记录。实绩突出者, 在符合一定标准的情况下, 可以恢复职务或转任其他岗位。复出程序要公开、透明, 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介公布, 让公众知晓复出理由、拟复出职位等情况, 征求公众的意见, 并将民众意见作为最终决定的主要依据。
2.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首先, 界定问责内容和程序, 推进行政问责法制化。对官员问责的事由、内容和依据, 要以规范的列举形式予以表达, 以法律予以公布, 将问责进一步具体化、公开化, 杜绝问责中的主观随意和不彻底。要不断修正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信访举报制度, 完善信息公开法、舆论监督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建构起廉价高效的问责保障机制。完善问责程序, 形成包括问责主体、标准、程序、范围和问责救济在内的, 全面并切合实际的问责法律制度体系, 引导行政问责从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 以防止出现逃避、减轻责任情况, 导致短期内迅速复出。同时, 加大问责力度, 强化问责效果。目前对问责官员的处罚力度总体上是较轻的, 如上文提到的“被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免职的官员在一年内不得担任与原职位相当的职位”, 一年的问责期限很难产生惩戒效果, 应适当延长问责期限;对错误较严重、民愤较大、影响恶劣的官员, 应规定不得重新任用, 才能起到威慑作用。其次, 加强异体问责力度。应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代表、司法机关特别是新闻媒体、公民及社会团体的问责作用;明确异体问责的范围、程序、方式和保证效力措施, 根据问责事项, 明确规定谁问、问谁、答复时限、处理过程等问题, 确保异体问责作用的发挥。这样, 不仅有利于保证官员处分的合理化, 也为官员能否复出提供合理依据。
3. 完善官员复出的监督机制
首先, 健全监督制度、提高配套性, 细化规定, 增强可执行性。其次, 整合各监督力量, 加强立法的保护, 真正实现人大、民众、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再次, 进一步加强监督制度的内容和现实的关联, 及时更新监督制度的内容, 使其更加贴合实际, 增强其操作性和有效性。最后, 最重要的是监督应该是贯穿始终的, 从问责初到问责后直至复出的整个过程都应有明确的监督机制, 完善相关监督条例, 成为一个体系。
摘要：随着“问责风暴”的掀起, 越来越多的官员因各种原因被问责, 但很多被问责官员却在短时间内悄然复出, 既没公示也未听取群众意见, 引起社会普遍质疑, 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这与我国行政文化、行政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密不可分。必须通过调试行政文化, 完善用人制度、问责制度和监督机制, 解决问题官员复出中存在的弊病。
关键词：问题官员,复出,问责
参考文献
[1]邓清波.问题官员复出果真“符合规定”[N].工人日报, 2009-05-15 (11) .
官员复出 篇2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问题官员不能搞“神奇复出”
在官员问责制推进过程中,无论是问责还是复出,都应当增强其公开性和透明度,尤其是要落实好问题官员复出的公示制度:一方面,要详细解释清楚新职位与复出官员的对应性与选择性；另一方面,还要为舆论监督创设绿色通道,以便更好地监督“问题官员”的复出之路
在近日召开的环首都扶贫攻坚示范区建设“七个一”帮扶对接会上,吴显国以“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身份出席会议。而在2008年9月,因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被认定为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经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免去吴显国的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1月21日《南方都市报》)。
近年来,被问责的官员一旦复出,无论职级高低、是否异地,都会引起舆论的质疑。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任与其原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
一个官员被问责后,还能不能复出?这是个颇受争议的话题。尽管“问题官员”复出会有损问责的威严,但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能改过自新,重新出来工作也无可厚非。社会公众对问题官员复出大多包含着质疑,正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所说:“目前很多官员都是悄然复出,对公众欠缺一个应有的说明。因此,往往令公众对之前的问责产生质疑。”这些官员的复出是媒体向社会公布的,反而引起了群众的反感。
事实上,公众不满和质疑有时不在程序,而在于复出的官员并没有承担应有的社会和政治代价。诚然,被问责的官员可能并不是直接责任人,且不少“问题官员”在执政能力上确有过人之处,因此,举贤不避“过”、用人用其长也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轰轰烈烈的问责要具有震慑意义,必须以事实说明其严肃性与惩戒性,即便是复出,也要让群众心服口服。“问题官员”不管问题大小,复出时也应当照顾到公众的情绪,将复出的前因后果交代得清清楚楚,做到“进退有据”。这既是对公权力负责,也是对公民知情与监督权利的尊重。
现在的问题是,在围绕对“问题官员”问责与复出,官民之间并未形成共识,反而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痕,每一次“带病”复出,就多了一道印痕。许多“问题官员”的复出,官方都没有主动公布消息,都是被媒体追问后“承认”。尤其是当问责面临拷问,连复出也沦为病态问责“背书”,那么,在立法初衷和道理上都无可辩驳的官员复出程序制度设计显然不能操之过急。在官员复出程序还未成为生效的法律文本之前,如何保证问责的效力和力度就显得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只有无可辩驳的问责,才可能有无可指责的复出；只有无可挑剔的复出,才能有真正取信于民的官员问责制。
每一名官员所承担的责任,本身就有大小、时限、轻重之分,一个官员因为被问责,就彻底终结其政治生命,未免过于绝对化。单从官员问责制的完整性来看,一个完整的处分当然离不开必要的解除程序。这个程序既包括“问题官员”接受问责的时限,更包括问题官员复出的情况说明。公众对官员复出的质疑,除了包括时间上的疑问,更多的还是为什么非要“官复此职”不可?如何考评复出后官员的新政绩?如果这些细节问题不能公之于众,就算是问责时间明确无误,还是不能抹去公众心头的疑云。
近年来,由于缺乏合理的制度支撑,不少因公共事件被问责的官员,很快异地为官或换个岗位当官甚至升官,他们的神奇复出无疑损害了官员问责制的公信力。其实,在官员问责制推进过程中,无论是问责还是复出,都应当增强其公开性和透明度,尤其是要落实好问题官员复出的公示制度:一方面,要详细解释清楚新职位与复出官员的对应性与选择性；另一方面,还要为舆论监督创设绿色通道,以便更好地监督“问题官员”的复出之路。可以说,官员复出程序一吉林延边华图教育
吉林延边华图教育
旦法制化、规范化,以往云山雾罩的官员复出现象或许将不再重现。
宜黄官员复出不能让民意“自焚” 篇3
宜黄官员复出不能让民意“自焚”
近日，有报道称，“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被免职的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将出任抚州金巢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宜黄县长苏建国出任抚州公路局局长。此事引起广泛质疑：免职官员，何以能在一年后即复出，复出的具体依据是什么？
对问题官员的问责，是一种制度性惩罚，问题官员的复出也需要一个制度性出口。官员复出，尤其是重大公共事件中的被问责官员复出，必须要经过民意监督这道关，宜黄官员复出不能让民意“自焚”。
事件
有多少公司靠政府“哺养”
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的2010年年报审计情况快报显示，已披露年报的1570家上市公司中，1454家收到政府补贴，占比高达92.61%，涉及总金额高达464.4亿，平均每家上市公司获补贴3187.09万元。
历数多年来的政府补贴，其名目之繁多，令人眼花缭乱。最主要的补贴方式分为三种：税收返还、财政拨款和补偿性收入。
业内人士指出，地方官员在决定补贴对象和金额时就存在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现行法律没有针对政府补贴发放的硬性指标和明确的指引性条款，同时也缺乏明确的约束和限定。
关注
多地出重拳整治保障房
四级审核、14部门联查、强制腾退、造假终身禁入……随着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任务即将收官，北京、上海、河南、河北等地近期密集出台保障房管理新政，瞄准保障房资格造假、骗购骗租分配乱象重拳出击。
被问责官员复出应更加慎重 篇4
自2009年5月22日《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出台以来，官员被问责的案例很多，这对建立责任型政党和责任型政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对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官员问责制已经完善。这也是近年来有关官员问责后，如何复出甚至该不该复出等问题持续发酵的原因所在。
从问责制本身来看，被问责官员能否复出是问责结果的核心问题，也是社会上对问责制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从国外的情况看，如果被问责官员属于决策类或政务类官员，一旦被问责，复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是公众原谅并重新通过选举上台。按照惯例，被问责官员应该大部分不复出才对。但现在的情况是，官员被问责后，几乎都能复出并换个地方官复原位，复出过程和程序都不透明、不严格，严重地消解了“问责制”作为法规的严肃性。这使得一些官员将问责视为玩“过山车”游戏，上下都是暂时的，对握有权力而“精神懈怠”的官员基本上失去了警示作用。因此，公众对问责制的实际效果产生疑问是合理的。
官员复出路要走得坦荡 篇5
问题官员复出众说纷纭倒不足怪，怪的是这种复出拿不出任何有头有尾的依据，问题官员“偷偷摸摸”就回来了，而且官阶未变，这才是大众质疑满怀的地方。官员复出之路，必须和问责机制一样，需要严格的制度保障与条例规范，才能让官员复出之路走得坦坦荡荡。
孰能无过，过而能改，这是对问题官员最好的勉励。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不能一巴掌就全拍死了，这种辩解说起来倒也的确合情合理，但是操作起来是否也得要合法合规呢？其实，对广大基层群众而言，不是没有肚量来接受一个官员的悔过自新，倘若经过了反思与觉悟后归来的官员，真正意识到了错误并且已经痛改前非，复职后也照样可以继续为群众做贡献。我们不能因为一件事情就否决了一位官员的一生作为，人生的成长之路终究难免出错，有前车之鉴，他们在以后的履历中也会幡然悔悟，我们欢迎改过自新的官员重新回到岗位，继续为人民群众服务。
那么，如此厚重的质疑声音来自何处呢？这是因为官员的复出之路没有透明的阳光可寻。上面所说的这位官员是因为在执政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执政错误，才导致被迫离任的，这种错误在当时对基层群众的民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群众的伤口刚刚愈合，就获悉这位官员又复职上任。是“胡汉三”又回来了，还是好同志痛改前非了，这没有一个具体的考究依据，对于一位对自己造成过伤害的官员群众不敢相信，也无法相信，至于接受也就无从谈起了。组织上说培养一位官员不容易，不能一概否定，这些都无可争议。我们质疑的是，组织拿什么来保障复出的官员是已经觉悟并且痛改前非的官员？
尽管中央对干部任免做出了明确制度规范依据，甚至对工作问责机制制定了专门的条例规定，但是其执行效果却大打折扣。乌纱帽对很多官员而言，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放弃的，而官场官官相护的恶习以及自我维护的弊病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缺乏有效监督的问责机制很难践行到实处。这样一来，官员“复出”的人情味多了，制度规范和条例依据就少了，究竟是出于传统官场规则的人情味，还是“被冤枉后的正当平反”，恐怕也只有问题官员自己心知肚明。“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的爱护，一再成为上级给予的其复出的温柔借口。
但是，这种情感多于理智的“复出”无疑刺痛了公众的心，它意味着此前的官员下台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这种空洞的应对方式甚至失去了惩前毖后的警戒作用。起初的问责就是迫不得已地应付舆论压力，后来的复出又无法切实保障已经幡然悔悟，究竟是“胡汉三”回来了，还是带着悔悟与觉醒真诚来为人民服务，只怕群众心底的阴影缺乏阳光的抚慰。爱护官员，别忘了谁为根本，只有懂得了爱护百姓的官员，才值得百姓去爱护。
问题官员遭问责期间，是如何悔悟的，接受了怎样的组织再教育？其复职心态究竟如何，是焕然一新痛改前非，还是老毛病未改只是赋闲一段时间避风头？这些都需要组织上本着对人民群众负责和维护党和政府形象的原则来认真重新审核，也需要党内同志的监督与认可。而更为重要的是，官员复出之路绝对不能少了来自民间的阳光监督保障，不管是听证会还是官员自我流露，赢得基层群众的认可才是其回归开展工作的前提。
问责机制不是避风港，离职反省不是一句欺上瞒下的空话，问题官员回归，你们有勇气和诚意接受群众的质疑么？
责任编辑：徐建秋
官员减刑复出与三聚氰胺再现江湖 篇6
一是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案发，三鹿乳业集团董事长田文华进了监狱，6年过去，田文华已改判有期。2009年底之后，多名因三鹿奶粉事件去职的官员都陆续复出，涉及官员基本重新上岗。
二是三聚氰胺阴魂不散、再现江湖，近日广东缴获25吨含三聚氰胺酸奶片，涉全国12省区。
三鹿死了，人们原本以为三聚氰胺会就此紧随三鹿一同死去，永不再现身。三鹿死了，人们原本以为那些涉事官员，也会遭受到道义和法律的双重惩罚，会“永世不得翻身”。毕竟，三聚氰胺带给我们的伤害，是永远都挥之不去的隐痛与耻辱。而对三鹿事件的处置，也不可不谓之重典—三鹿公司“赐死”，涉事官员追责。
但令人遗憾的是，上述两则新闻，让公众天真的“原本以为”就此终结，大梦方醒。
谁都知道，这25吨含三聚氰胺酸奶片的出现，三聚氰胺再现江湖、阴魂不散，与这些或复出、或减刑的旧官员，两者之间并无直接的关联。两者不同时代，不同地点，风牛马不相及。两则新闻在相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出现，甚至也是纯属偶然。但是细细想来，两者之间却又总是让我们感觉到存在某种关联和必然。官员们的或减刑或复出与三聚氰胺再现江湖，总感觉两者之间有着那么一丝丝吊诡的轮回魅影。
我们看到，这批被侥幸查获的25吨含三聚氰胺的酸奶片，涉及全国12个省区。2014年上半年，美国针对我国食品的通报共339例，其中47批因“含有不安全的三聚氰胺或三聚氰胺类似物”而被挡在门外。涉及三聚氰胺食品生产数量之大、市场流通之广，都已经不是小数目，大有星星之火又要燎原之势。三鹿奶粉事件的教训已经足够惨痛，但是为什么到现在依然有人敢于铤而走险，从而让三聚氰胺死灰复燃？是什么原因又让三聚氰胺有了死灰复燃的土壤和流通市场的空间？我们的监管部门是否真的通过三鹿事件学会了尽职尽责？
再回过头来看，随着30多位被问责官员的陆续复出，尤其是被判了无期的田文华也都已经减刑至18年，而且田文华减刑的具体缘由，也成了一个不能对外公布的机密和只有少数人参与的事件，当初的“乱世重典”，也就只是成为了“水过地皮湿”的形式，彻底沦为一场游戏一场梦。而这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损害了法律的威权，大大降低甚至直接消弭了违法和纵容违法的成本。这个过程给了官员、监管部门一个暗示：管与不管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尽责与否的后果，看起来似乎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严重；同样，这也给了不良企业和不法分子一个暗示：风头一过，马照跑、舞照跳，三聚氰胺照样可以出现在奶片中、奶粉中。两者心照不宣，三聚氰胺再现江湖、死灰复燃，从而使不良的商家及企业继续铤而走险，祸国殃民也就再正常不過了。
三鹿奶粉事件带给我们的伤害不可谓不深，一个个大头娃娃、结石宝宝，已经成为我们永远挥之不去的耻辱印记。当一个个涉事官员相继减刑、复出，当万恶的三聚氰胺再现江湖，我们又如何对得起这些大头娃娃、结石宝宝和他们的父母？更为重要的是，在官员减刑、复出与三聚氰胺再现江湖的荒诞剧情中，我们又如何给公众营造一个放心的食品安全环境，又如何能走出大乱而治、治而又乱这个社会治理之道的宿命轮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