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官员

退休官员（精选7篇）

退休官员 篇1

中国古代官员退休, 有一个非常文雅的称谓——“致仕”。从字面上看, 是去当官, 走仕途。其实本义是“把官职还给君王”, 也就是不当官、退休了。

汉语中有不少词汇是不能从字面上去揣测的，“致仕”可算是一个例证。此外，还有“致事”“致政”等雅称，但毕竟没有“致仕”一词用得普遍。

到了唐代，开始出现“退休”一词，如唐代散文家韩愈在《复志赋序》中说：“退休于居，作《复志赋》。”也就是说他的《复志赋》是退休回家后写的。《宋史·韩贽传》也说宋仁宗时的御史大夫韩贽“退休十五年，谢绝人事，读书赋诗以自娱”。不过，“致仕”的说法还是一直沿用下去了。

退休年龄有规定

退休制度的核心是退休年龄的界定, 各朝代对此有不同的规定。据《礼记》记载, 周朝是“大夫七十而致事”。其后历代都基本上是沿袭了这一退休年限, 如唐朝规定:“诸职官年及七十, 精力衰耗, 例行致仕。”而古时候人们的平均寿命不长, “人生七十古来稀”。所以70岁退休,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基本上是等于终身制了。到了明清两代, 才逐步改为60岁退休。

特别是到了清朝，低级武官的退休年龄皆根据职务大大提前了：“参将五十四，游击五十一，都司守备四十八，千总、把总四十五。”也就是官越小退得越早。这与两宋时期文官年满70退休，武官则可延长10年到80岁退休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充分说明了在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朝还是一派太平盛世的模样。

虽然对退休年龄有具体规定，但也有很多例外，因为皇上就是苍天，圣旨就是制度。比如元朝天文家郭守敬，年逾七十后屡次申请退休，但皇上就是不准，结果86岁时，卒于知太史院事任上。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还有清朝名臣纪晓岚，雍正二年出生，官运亨通，当到正部长级的礼部尚书;嘉庆元年，已是72岁的老人了，还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嘉庆十年，已经80多岁了，仍任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

对退休待遇很重视

退休制度的另一个要件就是退休后的待遇，这关系到退休官员老有所养、老有所尊的大问题。历朝历代对此都比较重视。

首先是政治待遇上，据《礼记》记载：卿大夫致仕称“国老”，一般官吏致仕称“庶老”，从称谓上就可以看出对老臣的尊重。到了唐朝，对致仕官员要举行欢送仪式，敲锣打鼓，送归老家。与现在发一个“光荣退休”的证书或镜框，虽然形式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三品以上官员致仕后，仍恩准在朝廷行走，参与国家大事。明朝的致仕官员在礼仪上依然受到尊重，在参加宴会、祭祀等活动中，仍享有原有职级的礼遇。

其次是经济待遇上，退休后会优厚对待。汉代规定，年俸禄在两千石以上的官员退休，可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作为养老金;魏、晋时期的退休官吏，则干脆委任一个“顾问”之类的闲职，供养起来;唐代是五品官以上致仕者给半俸，功臣元勋经皇帝特批，退休后可保留全薪。如名相房玄龄致仕时，皇上特批均赐全禄。六品以下官员退休，则赐给一定数量的田地养老。

两宋时期对退休官员的安置和优待，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尤其是宋神宗以后，允许带职退休。官员致仕时，皆晋升一级。致仕后，仍可加衔晋级，参与朝政。与在职官员比，只是少了一点实权。

明朝初期则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按现职退休;四品以下，任现职满三年且无大过者，可升一级致仕。明中叶改为业绩突出者可升两级致仕。退休金方面，明初曾规定致仕官食原俸，但很快就予以取消。后来又规定退休官员一般情况下不发放退休金，但不会让你喝西北风的，若家贫不能自存者，“有司月给米二石，修(终)其身”。清朝也基本上是按照明朝的退休制度执行。

主动请辞原因多

在中国古代，官员主动请辞，提前告老还乡也是退休制度所允许的。但似乎没有现在公务员提前退休那么复杂，比如要“满30年工龄”等等。明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皇上就专门下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俱令致仕。”也就是说百分之百地批准，你尽管提前退休好了，反正想当官的人有的是。

主动要求提前退休的官员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回避权力斗争。最典型的例子是春秋战国时越国的大夫范蠡。他在越国被吴国灭亡后，殚精竭虑辅佐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经过20余年卧薪尝胆，勾践击败吴王夫差，一雪会稽之耻，兴邦复国，成为新的霸主。作为大功臣的范蠡被勾践封为上将军，权力与威望都达到了为人臣者的最高峰。但他深谙“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之理，辞官退休携西施遁入五湖(今宁波市东钱湖)。后又到了齐国陶地(今山东省定陶)经商，改名换姓叫陶朱公。在19年内，先后三次赚得千金巨财，又三次将之分给穷人，被后人尊为文财神。

二、当官当腻了。如人们熟知的晋朝彭泽县令陶渊明。其实，在晋朝还有一位官职比陶县令大得多的人，也提前退休还乡了。此人是大司马张翰，当时做了一个叫“大司马东曹掾”的不小的官(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级高官)，上班地点在洛阳。一日，秋风乍起，他触景生情思念起家乡吴地(浙江)的特产菰菜、莼羹、鲈鱼脍来了，回到府上自言自语地说：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图个快快乐乐，又何必要为了个官名而别乡数千里，还要倍受羁绊呢?于是在第二天上朝时，给天子递了一份辞职申请，回家去了。

三、客观条件造成的。如体弱多病，难当重任;抑或父母仙逝，按惯例要回家守孝3年。

这就会出现两种情况：有些人是守孝3年后继续回去当官，这也是大多数朝代的干部制度所允许的。如宋朝的苏洵父子，清朝的刘墉、纪晓岚，仕途中都曾有守孝3年后继续当官的经历。但也有很多人是从此金盆洗手，自得其乐了。

非正常退休，最好的理由莫过于“告病”，自己病重或父母亲大人病笃。告病退休称作“乞骸骨”“乞身”等。如唐太宗时的官吏退休年龄是70岁，对朝廷有大贡献者还可延缓退休年龄。而开国元勋李靖，虽是在“功德坊”凌烟阁上挂有画像的二十四功臣之一，但因自感伤病碍身，所以在64岁时“上表乞骸骨”，恳请准许退休了。

但也有皇上不恩准的情况。如汉代著名经学家张禹，也是《论语章句》一书的整理者，还当过“太子师”，即汉成帝刘骜做太子时的老师。官也做得很大，太傅、丞相都做过。他曾多次上书请求告病还乡，“数上疾乞身，帝遣人问疾送药，强留”，亦即有病可以治病，皇帝还给你送医送药。摘自《清境静思》

退休官员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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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本稿】 【進入論壇】 【推薦朋友】 【關閉窗口】 2006年08月31日 19:2

48月22日，國家發改委再次發出通知，決定對99種抗微生物藥品的零售價格進行調整，共涉及400多個劑型規格，平均降價幅度為30%，最大降幅76.8%，降價金額為43億元。這是國家發改委繼今年6月出臺抗腫瘤藥品價格調整方案之後的第二次藥品調價措施。

從1996年開始，當時的國家計委(發改委的前身)即開始大刀闊斧地整頓藥品價格秩序，從此步入漫長的降價之旅，至此次對抗微生物藥品降價，已經是第二十次了。

10年彈指一揮間，經歷了20次不同方位、不同品種、不同形式的降價再降價，‚看病貴‛、‚藥價高‛，依然頑強地充當著報端屢見不鮮的焦點話題和百姓們不絕於耳的議論中心。

從理論上計算，這20次的藥品降價金額至少在數百億元。然而，現實生活中的人們對於藥和藥價卻是另一番感受——藥品品種以幾何級數在增長，而便宜藥卻難覓蹤影，甚至有些大城市裏的患者為了開到塊把錢的青黴素必須陪上笑臉，搭上人情，仿佛計劃經濟時代搶購緊俏商品一樣。

藥價居高不下的原因何在？行政降價為何收效甚微？實行近10年的藥品招標採購為何‚高價藥驅逐低價藥‛？為何行醫幾十年的老大夫面對層出不窮的‚新藥‛亦是一頭霧水？畸形的價值規律背後，有著怎樣的盤根錯節的體制沉疴？

一位國家藥監局退休官員的調查報告

駱詩文，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辦公室副司級巡視員，在藥監局1998年成立之後，先後任職于市場司、監察局等部門。在此之前，自1991年開始，駱詩文任職于機構改革前的國家醫藥管理局。在2005年退休時，他在藥品監管領域共工作了15年。從事藥品監管工作之前，他是廣西醫藥公司的總經理。

退休後的駱詩文，並未徹底閒下來。自2005年10月起，他開始蒐集資訊，調查醫院藥品招標採購價與市場價之間的差距到底有多大。經八個月的調查，于2006

年6月形成了兩本厚厚的調查報告《零售藥店、私人診所、民營醫院藥品採購價格與國有二甲以上醫院藥品招標採購價格的比較分析與政策建議》。

翻開總共200多頁的調查報告，記者看到2000多種藥品招標價與非招標價的詳細比較情況。駱詩文向本報記者解釋說，這2000多種藥是在10000多個招標品種中隨機抽樣而來，招標價格來源於中南六省區(河南、湖南、湖北、海南、廣東、廣西)2005年度的中標藥品價格。非招標機構藥品購進價格即是醫藥物流企業的藥品銷售價格，即賣到藥店或者私人診所的批發價。

調查報告採取三種不同對比方式進行統計。其中同名同廠同規格的藥品為1721種，對比顯示，廠家根據不同的銷售渠道，制定不同的價格體系，進醫院的藥品價格普遍高於走市場的藥品價格。

第二種對比方式為同名同廠不同規格，有165種。對比表明，部分招標藥品是對普通藥品進行改變劑型、改變包裝、改變規格、改變給藥途徑的品種，廠家專門對醫院銷售，通過改變包裝、規格等辦法，變相漲價，招標價格普遍高於非招標價格。比較典型的例子有野木瓜片(糖衣)，規格為0.4g，每盒36片，2005年招標價為21.28元，規格為0.4g×100s/6，經過轉換系數處理，將不同規格調整為同一規格後，招標價比非招標價竟高出52.7倍。

第三種為同名同規不同廠，共652種，該類型是指選擇不同廠家，但規格、品種以及藥品品質都基本相當的藥品進行比較，對比仍提示進入醫院的招標價格普遍高於非招價格。

各類對比中，的確也出現了少量招標價低於非招標價，表明經過統一招標，確實使部分藥品價格有所下降，但是這些藥品數量較小，進入醫院後賣不出去，極易成為‚死標‛。

由於招標價格一般由衛生行政部門組織，記者無法對駱詩文報告的數據進行一一核實，但此報告對於考查招標制度的成效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和管窺作用。

‚高價藥驅逐低價藥‛

為何意在引入競爭以降低藥價的招標制度在現實中卻‚越招越高‛呢？

所謂藥品招標，是指在公開的一定範圍內醫療機構臨床用藥的採購條件和要求，由眾多醫藥生產企業或醫藥經營代理企業參加投標，按品質、價格比優化的原則選擇交易對象。政府希望通過此舉，擠掉藥價虛高的水分，降低藥價。然而實際

情況事與願違，變成了‚越貴的藥越好賣‛的反價值規律現實。

在熟悉中國藥品流通體制的業內人士看來，招標‚越招越貴‛並不奇怪。據業內人士估計，在藥品增值過程中，藥廠、醫生、醫院、藥品銷售公司等幾個環節中的增值比例為4：2：3：1，醫院環節佔了50%以上。醫院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賣藥利潤來維持運轉的。

國家規定，醫院在購進藥價上加價15%賣給患者。這只是所謂的‚明扣‛。實際上，私下裏，藥廠還要給醫院至少三成以上的‚暗扣‛，也就是藥廠給醫院和醫生的提成。按藥品出廠價加價15%的比例計算，當然是絕對額越大，醫院得到的會越多。2005年，發改委曾做過相關統計，全國醫院的進銷差率平均為42%，大大超過了15%的‚明扣‛線。

比如說10塊錢的藥，醫院只能得到1.5元，而如果是100塊錢的藥，醫院就可以得到15元。與此相應的是，回扣空間比例也會因為高價藥而成倍增長。這正是醫院喜歡高價藥的原因所在。

類似青黴素、阿莫西林這類價格低廉的抗生素難以得到大醫院的青睞原因也正在於此。‚這些藥過於便宜，大醫院不願意要，我們只能銷往農村。‛一位在藥廠工作多年的業內對記者人士說，‚即使這類便宜藥能夠中標，也不能在日常的診療活動中被廣泛使用。所以等於是‘死品種’。‛這種中標後，卻仍然無法實際進入醫院市場的現象，業內稱為‘死品種‛或‚死標‛。

用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常務副會長于明德的話說：‚如果醫院一直壟斷著藥品的銷售權，這就決定了單純的藥品降價和招標採購等等做法都解決不了藥價高的問題。‛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醫藥代表對本報記者說：‚在醫藥鏈條中，醫院就是藥廠的上帝。因為藥廠過剩。而企業都在低水準競爭，一種藥有上百家企業生產，嚴重供大於求，而醫院就是‘誰給我的回扣大，我就買誰的藥’。現在正在打擊商業賄賂，暫時不能給的錢還得記在賬上，等風聲過了再給錢。‛在與記者的交談中，這位醫藥代表透露，他已經決定轉行了：‚現在風聲緊，實在是太不好幹了。‛

在這位醫藥代表看來，中國的藥廠在競爭中只能生產同質化的產品，沒有研發能力，但是卻不可能在競爭中被淘汰，最根本的原因在於用錢開路。

一組數據證實了這位醫藥代表的判斷。中國現已能生產藥品品種上萬種。在2000年，中國的藥品生產企業6700多家，批發企業17000多家，零售藥店12萬多家，到目前為止，藥品生產企業仍有5000家左右。藥品品種、生產數量、生產和經營企業數量過剩，低水準重復十分嚴重。在產品供過於求、創新產品缺乏的情況下，讓利銷售、回扣是生產經營企業生存的重要手段。

在這種扭曲的競爭中，優勝劣汰這一普世的市場經濟規律無法正常發揮作用。物美價廉並非企業追求的重心，重心偏至如何使自己的藥順利的進入醫院，‚打通關係‛、賣讓醫院有利可圖的藥才是最重要的。醫生用什麼藥、不用什麼藥直接決定了某個藥廠的命運。

在中國化學制藥工業協會秘書長周燕看來，藥品不能真正以它的品質和療效論英雄，而是受行銷、利益等因素的影響，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醫生處方的權威性加上以藥補醫和藥品生產低水準重復的客觀現實導致藥品生產的逆向選擇，更願意生產高價藥，中國抗生素濫用現象也是表現之一。

‚換湯不換藥‛

羅氏芬、麗珠芬、菌必治、菌得治、抗菌治、康力舒都是什麼藥？相信沒有幾個患者能準確回答這個問題——其實，它們就是一種藥：頭孢曲松鈉。

又比如百服寧、泰諾、必理通、感冒清、白加黑等，這些在電視廣告上讓人看得眼花繚亂的藥名，其實通用名都只有一個：‚對乙酰氨基酚‛。

經過發改委二十次的降價，許多基本醫保目錄的藥品利潤空間已經非常稀薄，自然無法為醫院提供寬大的回扣空間。於是這些藥仿佛從人們身邊消失了。其實，它們多種並未消失，而是披上另一身盔甲，上演了一把‚超人歸來‛。

藥品一般有三種名稱，即化學名、通用名和商品名。化學名是根據藥品的化學成分確定的化學學術名稱。如上面提到的‚對乙酰氨基酚‛，它的化學名為N-(-4-羥苯基)乙酰胺。

藥品的通用名稱是國家藥典採用的法定名稱，不論哪個廠家生產，同種藥品的通用名都是一致的。比如‚對乙酰氨基酚‛就是該藥品的通用名。而商品名是指藥品生產廠商自己確定，經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核準的產品名稱，在一個通用名下，由於生產廠家的不同，可有多個商品名稱。百服寧、泰諾等都是‚對乙酰氨基酚‛的商品名。

這些雲山霧罩的藥品名稱在遇到藥品降價的政策時就成了力挽狂瀾的對策。據業內人士透露，每次降價都會有降價藥品停止生產、換個名稱和包裝再次登場的案

例。如本身是注射液，改頭換面成注射用的粉針劑，就可以鑽按類別限制藥品價格的空子。如降價的是劑量為一克的藥物，那麼廠家將劑量改成兩克，就能讓藥品跳出限價範圍了。許多藥品成份一樣，只是名稱改變，不少患者連續吃了幾種藥，到後來才知道吃的是一種藥。這不僅導致患者花冤枉錢，還可能因重復用藥產生不良反應。

‚四改‛(改包裝、改劑型、改規格、改給藥途徑)新藥要想重新粉墨登場，最重要的是要過新藥審批關。

《藥品註冊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新藥申請，是指未曾在中國境內上市銷售的藥品的註冊申請。已上市藥品改變劑型、改變給藥途徑、增加新適應症的，按照新藥申請管理。‛

於是，在2004年，中國藥監局受理了10009種新藥申請，美國FDA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僅受理了148種。2005年國家藥監局批准新藥1113個，同期美國FDA批准新藥81個。

專家介紹說，在美國，藥廠如果要改劑型、改給藥方法，也是需要上報美國FDA並且算成新藥的，那麼國外的藥廠為什麼不願意頻繁申報呢？原因在於，因為美國申報新藥要花錢，如果改變劑型所帶來的收益並不能補償申報的花費，那麼企業就沒有動力去申報新藥。重要的一點是，在美國藥品價格不是政府規定，而是市場競爭形成，更重要是與保險公司談判的結果，如果某種藥進不了醫療保險，對藥品的銷售就有很大的影響。保險公司並不會因為藥廠把片劑改成了膠囊，就把以前沒有進入保險目錄的藥加入保險目錄。沒有了醫院賣藥給企業帶來了好處，企業也就自然沒有了動力。

事實證明，如果‚醫藥不分‛、‚以藥養醫‛的體制沒有改變，藥價無法真實降下來的，看病貴的問題也無法真正得以解決。這是一個堅硬的利益鏈條。

‚在國家現行的政策制度安排下，醫院既提供醫療服務又提供賣藥服務。這种醫藥不分業的現狀最大弊端就是開方和賣藥的經濟利益直接聯繫在一起。所以就出現了醫院科室承包，開的大處方多了，就可以多得獎金。這種利益驅動，使得中國的藥品價格管理永遠不會有成效。‛于明德說。

目前，中國90%以上的醫院為公立醫院，而政府基本上沒有給各級醫療機構增加補貼，國家在發展衛生事業方面投入嚴重不足，致使醫院和企業一樣自負盈虧，現行制度下的許多公立醫院已經由公益性質的非營利單位變成了頂著事業單位帽子的企業，企業必須為自己的利潤著想，於是藥品、醫療器械等都成為這種畸

形的‚自我補償模式‛的重要來源。

在目前醫療服務價格與醫生收入嚴重不匹配的同時，醫生、藥房工作人員則從醫藥用品銷售中獲得大量灰色收入。在很多情況下，醫生的灰色收入已經透明化。但是醫院不願意監管的根本原因就是要留住那些人才。加上保險制度的不健全，所以有這些合力構成了推動藥價虛高背後的力量。實現醫與藥的分開管理、分業經營。從源頭上切斷醫院、醫生與藥品經營之間的經濟利益聯繫，確保醫院和醫生不是為了獲利而開藥，從根源上開始解決這一體制的改革應該開始了。(來源：人民網/南方週末記者趙小劍記者傅劍鋒、曹海東、李虎軍對本文亦有貢獻)

为返乡退休官员叫好 篇3

近来，退休官员变身新乡贤的可喜现象在全国各地悄然出现，虽然在整体退休官员中的占比十分有限，但这种精英反哺的星星之火效应却在持续放大，因为，退休官员的归乡既不完全等同于古代士人、游子的“落叶归根”，也不完全等同于一般退休干部的颐养天年，而是注入了以乡贤文化助力新农村发展的时代因子。

从媒体报道的退休官员返乡发挥余热的典型事迹中不难发现，他们在岗时各有建树，退休后各有侧重，但都在不遗余力地为家乡引资、引智、引教、引文。

比如，长期在我国驻卢旺达、阿尔及利亚等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工作的外交官徐金龙，2012年退休后回到家乡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胜泾村，义务为村民教授法语，他说，能学法语并从事外交工作，是当年家乡人民给的机会，现在希望用这个一技之长回乡为大家做些事。比如，生前曾任贵州省麻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张洪雄退休后回到家乡——偏远的贵州凯里市凯棠乡白水村，把自家老房收拾出来，建起了一间特殊的“乡情图书室”，用陆续自费购买的1.6万多册图书，滋养着留守儿童的心灵。还有山西晋城市国税局原工会主席陈吉锁，2001年退休后回到家乡阳城县孔池村。为了带领乡亲走出“生活富裕了，但思想境界下降了”的怪圈，拿出自己多年积蓄，历经5年，建成了培养高雅情趣的孔池公园。2003年，王世录从成都市金堂县委副书记岗位上退居二线后，调研足迹遍及全县20多个乡镇，经多方论证，及时调整了一项道路改造规划，节约建设资金几亿元。他说，60岁正是一个基层领导干部视野开阔、经验丰富的年纪，关注民生、服务社会的热情不能随着岗位一起退下来。

王世录的几句话道出了返乡退休官员的共同心声。其实，他们的返乡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间伴随着旁人的猜忌和亲人的不解，但他们没有退缩，而是义无反顾地激情投入，将自己“职业之后的事业”做得有声有色。少小离家老大回，源于故乡的纽带；不在家里享清福，源于党员的情怀；带领乡亲奔小康，源于干部的担当，从上述角度观照退休官员返乡现象，可见其优势无可替代。一方面，返乡退休官员长期沉淀的政策水平和各方资源、渠道是极其宝贵的特殊财富；另一方面，由于同属一乡之亲，干群之间具有先天的文化融合性和感情贴近性，交流默契，无须磨合；还有，返乡退休官员取之于乡、报之于乡的现身说法对于晚辈后学还会起到极佳的表率和励志作用。

凡事皆有两面。为返乡退休官员叫好的同时，也应该提醒他们在实际操作中注意尺度和火候。特别是那些退下时间不久，曾经级别较高的官员，尚未从在岗时的言行惯性中脫离出来，容易产生“我来帮你，你要听我”的微妙心理，萌生的一些不切实际、贪大求全想法难免令家乡人左右为难。因此，返乡退休官员首先需要调整到位的是角色设定，也就是从以前的具有相当大话语权的领导干部转换为只想为家乡做点实事的普通乡贤，既要尊重现任领导班子的集体决策，符合地方政府的整体规划，又要量力而行，由近及远，真正做到帮忙不添乱、到位不越位、做事不作秀。

古代的官员退休制度 篇4

朱元璋颁令“六十以上”皆“致仕”

中国是规定退休年龄较早的国家。《礼记》中有这样的文字:“大夫七十而致事”, 这说明早在周代便规定了退休年龄。70岁退休, 其实是约定俗成。

朱元璋 (明太祖) 当了皇帝后, 规定了新的退休年龄:“文武官员六十以上者, 皆听致仕”,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退休年龄提前至60岁, 五年后朱元璋又出人事新政, 将相当于今部队、警察系统的中下级官员退休年龄提前至50岁。

但朱元璋规定的退休年龄在明代并没有一直贯彻下去, 朱棣 (明成祖) 登基后即恢复“70岁退休”古制。此后不断反复, 明代朱祐樘 (明孝宗) 当皇帝时, 还出现了类似今天“内退”的规定, 凡主动提出退休的官员, 没有年龄限制, 即使40岁提出退休也会被批准。

北魏要臣罗结干到110岁

在古代中国, 提前退休与推迟退休, 很多时候都是根据政务需要和具体人、具体岗位来决定的, 并没有现代的养老金不足因素, 有的时候甚至不允许退休, 特别是高级官员, 很多都是死在任内。有的即便退了, 也会被“返聘”, 或改当“顾问”。

西晋时有位名叫刘寔的大臣, 历任司空、太保、太博等要职, 在司马衷 (晋惠帝) 当皇帝时“以老病逊位”, 退休回家。但在司马炽 (晋怀帝) 当皇帝后重新起用, 授予刘寔相当于今中央军委主席的“太尉”一职。时刘寔已87岁, 坚决请辞, 但皇帝坚持要他当, 刘寔只得出山。

南北朝时期, 拓跋焘 (北魏太武帝) 当皇帝后, 委任已107岁的罗结为“侍中、外都大官, 总三十六曹事”, 罗结一直干到110岁时才退休。他在退休后仍未能闲着, 还得为朝廷出谋划策, 活到了120岁。

推迟退休, 古代中国很多时候并非政务需要, 而是由腐败引起的。如在唐代, 中期以后由于宦官专权, 政坛腐败, 贪恋禄位的情况十分严重, 退休年龄成了橡皮筋, 可大可小, 只要官场有人就能推迟退休。

在宋代, 不少人隐瞒实际年龄, 即所谓“官龄”, 避开年龄杠子, 推迟退休。

至于提前退休, 在古代非正常退休中所占比例便很小了, 一般不是身体原因就是因为犯错误而被勒令致仕。以唐代为例, 五品以上即便不满70岁退休年龄, 如果看上去衰老也可以提前退休。

杜甫退休生活艰辛

退休是一种福利, 为何要对其纠结, 很多时候希望推迟退休?关键是退休背后的权力与俸禄问题。

在古代中国, 普通公务员退休后是没有工资可领的, 只有部分高级官员和特殊人员才能领取部分退休工资, 全俸则很少见,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如果退休前没有“腐败”, 退休后吃饭都成问题, 现代腐败“59岁现象”较多, 而在古代是“69岁现象”常见, 便是这个原因。

完善的退休制度在唐代形成, 退休待遇也得到提高, 但也有级别规定, 相当于今副厅级、五品以上官员退休才能领到原来工资的一半, 五品以下是否拿退休工资不见下文。“诗圣”杜甫从工部员外郎任上退下后便无退休金, 起初靠严武等一班朋友照顾, 在成都还盖了“草堂”。严武死后举家迁到夔州, 在都督柏茂琳的帮助下, 打上了一份工, 当了东屯公田 (相当于今国营农场) 的督耕, 这才解决了一家生计问题。

宋人最不愿意退休

与现代不同, 古代退休工资并不在原单位拿, 也非国家财政统筹, 而由退休人员居住地政府承担、发放。

比较起来, 宋朝国力虽然前不及汉唐, 后不如明清, 但是官最好当, 退休待遇也是历代最高的, 退休老干部在新皇登基、庆生等重大庆祝活动时, 还能与在任时一样“转官加恩”, 所以, 宋人是最不愿意退休的。

赵光义 (宋太宗) 当了皇帝后, 朝廷出台退休制度, “应曾任文武职事官恩许致仕者, 并给半俸, 以他物充, 于所在州县支给。”九品以上退休人员都可领一半工资, 有的是全工资, 另外还有很多赏赐。九品是古代官场上最低一级官员, 相当于如今的乡长、镇长, 可见宋代已经考虑到基层官员退休后的生活了, 这是古代中国“养老金”制度, 首次覆盖到基层退休人员。

明朝的退休待遇或许是古代历朝中最差的, 除特殊情况下, 退休官员均无工资, 仅可免徭役。清代虽然有所提高, 但也好不过宋代, 60岁退休官员大体可领一半的退休工资, 但有满汉、亲疏之别, 退休待遇差别很大, 有的“食全俸”, 有的“食半俸”, 有的“不食俸”, 最不公平。

古代鼓励官员退休

拿财政工资的多, 老百姓的负担就会加重, 政府财政压力也大。为此, 历代朝廷特别是宋朝以后都采取措施鼓励致仕。

在汉代, 有赠送“养牛上尊酒”的办法:高级官员奏“乞骸骨”申请退休时, 皇帝往往特赐皇家圈养的肥牛1头、相当于茅台酒档次的好酒10石, 以示慰抚。汉平帝执政前后, 退休时直接“赐金”, 多者达上百斤黄金。这种退休赏赐为后来历代仿效。北宋赵恒 (宋真宗) 当皇帝时, 工部侍郎朱昂退休时得赏赐:银器二百两、帛三百匹, 另外还给了他一张类似今天免费乘车卡的“驿券”。

退休官员 篇5

退休官员兼职任职

2014年6月，退休官员到企业“再就业”的话题再次进入公众视线。一些退休领导干部受聘出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获取高薪，有的还在多家公司兼职，群众对此反映比较强烈，退休官员去哪儿了成为了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在政法干警申论考试中，热点话题是复习的重点，今天中公政法干警考试网带领大家一起探讨一下退休官员再就业的问题。

【深度解析】

有人说，退休官员“再就业”是“发挥余热”，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有人说退休官员“再就业”是“权力磁场”、“权力期权”和“预约受贿”。

退休官员再就业，本是一件好事。趁他们仍有余力，尚能发挥余热，来实现老有所为，既可以为国家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也可以减轻国家和子女的养老负担，实现自力更生。

然而，退休高官在企业任职，特别是在金融、能源等行业，由于监管不到位，更易诱发“权力磁场”和“权力期权”的现象，从而形成利益输送，滋生腐败，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官员退休后想“发挥余热”无可厚非，但如何“发挥余热”却大有讲究。利用自身官场影响力，拿着高薪为公司办事，也可能引发腐败。俗话说“百足之虫，僵而不死”。一些官员在退休之后，利用他们所铺设的根深蒂固的人际关系网，可以在各个环节为企业发展抢得先机，抓住良机。

这将严重影响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并导致没有人脉关系的企业因相关方面的竞争劣势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影响社会和谐发展。

【措施】

一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真正做到令行禁止，树立国家法律的权威，真正发挥党纪政纪的作用，更好地践行群众路线。

二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由管理型变为服务型，定位分工明确，职能责任清晰。官员手中的权力就留不下多少寻租的价值，领导干部到企业任职可能带来的作风、经济问题也有了从源头上清理的可能。

三是建立更详尽的离职干部从业限制与职业规避制度，规范离退休领导干部返聘的监管制度。

四是加大对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的监督力度。加大监督力度，让退休官员的余热，成为谋求公益的法宝，而非获取私利的资本。

退休官员 篇6

拒绝受贿是一回事，“等退休了你再扶贫”又是一回事，照出了灰色空间中官员们的“游刃有余”，表明着制度的刚性是如何被“阴劲”化解的。从本质上看，“等退休了你再扶贫”依旧是权力期权化的变种，就是官员在与利益方进行“权钱交易”时暂不兑现，而是待到自己离职或退职后，到对方的企业或机构接受所谓的聘任，甚至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性活动。这种做法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不仅权钱交易时公众无从知晓，相关部门也难以做到明察秋毫，因此，成为不少官员的“集体选择”。

“等退休了你再扶贫”因为其隐蔽性危害甚大。靠什么击退“等退休了你再扶贫”？除了对制度、法律漏洞进行修复外，更要从赋予民众监督权着手。道理很简单，权力期权化的背后是政府公信力降低、权威性流失及合法性的弱化。

著名学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过，美国的民情之一就是对官員的不信任，因为他们最接近权力，也更有可能成为无赖；如果不用一项权力去监督制约他们，他们有可能把整个国家抱回家。事实上，英美国家的人性预设是人是无赖，就是说一有机会他便会占便宜，一有权力，他便有可能腐败。而“等退休了你再扶贫”充分证明了官员作为无赖的可能性。惟有通过制度约束，避免权力监管制度的灰色地带，满足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使官员行为透明化，缩小期权空间，让官员明白，期权化并不是可靠安全港，同样随时会受到法律惩处，才能达到治理的目标。

看明代政府官员退休后都干些啥 篇7

当然,制度是皇帝定的,具体执行起来,有弹性是难免的。如果皇帝认为你不能退,你就是七老八十了,也得继续干活,比如唐初的许多重臣都干了一辈子,明代的张居正请退三次,皇帝也不批准。假如你是个刺儿头,经常有事没事找皇帝的碴儿,他自然看你不顺眼,即便未到年龄,也要勒令你退休。比如韩愈就老跟唐宪宗对着干,不到五十岁,就让他回家种地。韩愈自然不会真的去地里干活,他在《复志赋》序中说:“退休于居,作《复志赋》。”原来有正事可干。

现在的官员退休制度执行得比较坚决,到了年龄必须退,没得商量;另外,平均寿命也大为延长了,许多官员退休的时候,夕阳正红,精力旺盛,退休生活自然过得丰富多彩。有的种花养草,练字写书,以愉悦性情;有的遛狗钓鱼,旅游踏青,来打发时光;有的发挥余热,到处给人当顾问,挣外快;还有的在家弄孙为乐,怡然自得,尽享天伦。

那么,明朝的官员退休后都干些啥呢?据赵炎统计,基本上是啥都干,比现在的退休官员干的还要多、还要杂。大家都要做的事情,是参加官方宴会和祭祀等公益活动,这是跑不掉的,因为明朝的退休官员在礼仪上依然受到尊重,仍享有原有职级的礼遇。至于个人的事情,那就因人而异了,只要不违法,你想干啥干啥,能干啥干啥,没有人管你。

继续跋扈。宰相李善长因病退休时五十七岁,朱元璋给他的退休金和魏国公徐达一样多,又是土地,又是佃户,还有仪仗队,要多威风有多威风。据《明史》记载,这个仁兄在退休期间一刻也没闲着,他指使胡惟庸与刘基(刘伯温)战天斗地,不断利用关系安插自己的亲属、死党做官,还替儿子李祺娶了临安公主做老婆,与朱元璋做了亲家。

做农民。吏部尚书吴琳退休后,只能自己动手种地糊口。吏部是管人事的,尚书就是部长级高官,够显赫吧,随便抬一下手,捞钱很容易,可是吴琳却穷得要命。《明实录》里说,朱元璋不相信吴琳清贫,就派人去打探,这个人跑了一大圈冤枉路,居然找不到吴琳的家,便在路边询问一个正在插秧的老农,这才知道,这个老农正是吴琳自己。

捍卫土地权。徐阶这个人比较有名,在历史上以善于隐忍著称,大奸臣严嵩就是他扳倒的。徐阶退休后,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大规模请客吃饭,村社绅耆,乡亲父老,宗族姻旧,邻里故友,统统请来,与“徐阁老”打成一片,反正钱有的是。二是与海瑞斗争,海瑞任应天(南京一带,泛指江南)巡抚,主要工作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徐阶是当时最大的地主(除了皇帝之外),据说他家占的地有上万亩,自然就成为海瑞的靶子。三是逃亡,海瑞赢得了胜利,徐阶就只能亡命江湖,不跑难道等着杀头啊?幸好他的学生张居正出面斡旋,给他争取了几亩地养家,让他重回故居养老。四是编书,《岳庙集》就是他退休后编的,质量不错。

不把自己当外人。海瑞退休后的状况比吴琳好一些,起码不用自己下地干活。他的退休还有个说法叫革职闲居,就是不要你干活了,工资照发,相当于给退休金。朝廷为何对海瑞这么好?人的名,树的影,海瑞太有名了,朝廷需要这个典型。与一般退休官员不同的是,海瑞除了侍奉老母之外,其他时间仍然在“做官”,他从不认为自己已经退居二线了,每天外出视察民情,监督当地官员的工作,十六年如一日,还提出了若干意见和建议。对这个只认死理的人,地方官当然不会理他,但也不敢得罪他。

搞科研。著名科学家徐光启是主动退休的,万历四十一年,他刚好五十岁,以“不少官员阻止他学习科学知识”为由辞职不干了。退休五年间(后来辽东有战事,朝廷找他回去了),他在天津购置土地,种植水稻、花卉、药材等,从事过大量的农事试验。其余时间则多是往来于京津之间,并写成“粪壅规则”(施肥方法)。他后来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的编写提纲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