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官员

问责官员（共7篇）

问责官员 篇1

官员问责制是现代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责任政府的本质要求,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保证。我国要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法治国家,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就必须首先建立一个勇于负责、敢于负责的政府体制机制。

1 官员问责制的内涵

1.1 定义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责任的基本涵义是“(1)份内应做的事;(2)没有做好份内应做的事,因而应当承担的过失”。因此区别于责任追究仅仅是一种事后惩戒,“问责”包括权力运行的监督与责任追究,“问责制”是一种在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与监督、事后惩罚都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官员问责制是指以政府官员为特定问责对象的问责制度。官员问责制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外部的约束和控制让政府官员对其行动负责从而使公共职责得到忠实履行、公共权力的使用符合公众期望。

1.2 内容

一是官员问责的主体,指实施官员问责的组织或个人。问责主体分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两类,同体问责是指同一系统内部的上问下责,主要是政治系统的内部问责;异体问责是指同一系统之外的问责,主要是企业、新闻媒体、社会组织、社会公众参与的问责。二是官员问责的客体,指实施官员问责的对象,主要是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或个人。三是官员问责的范围,指对什么事或行为实施问责,本文认为官员的职责范围即为问责范围。四是官员问责的程序,指实施问责的机制、步骤与过程。五是官员问责的责任体系,指问责官员应承担哪些责任,包括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六是官员问责的后果,指责任追究采取的形式,包括公开道歉、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诫勉、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撤职、给予行政处分、承担法律责任等。

2 官员问责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历史进程

2.1.1 起步阶段(1978—2003年)

这一时期是官员问责制的重建与强化阶段。1978年宪法指出重新肯定了国家机构的责任范围、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与问责主体资格、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2001年4月国务院又公布实施了《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

2.1.2 发展阶段(2003—2008年)

继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加快了官员问责制的实施步伐,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4年2月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4年4月中央批准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的引咎辞职进行了明确规定。

2.1.3 全面推进阶段(2008年至今)

2008年9月“官员问责风暴”有19名官员先后免职。此后我国加快了官员问责的制度化进程。2009年5月中央颁布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2010年3月中央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暂行)》。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强化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坚持不懈纠正“四风”突出问题,加大惩治和预防腐败力度,着力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我国官员问责制正在走向制度化、常规化、法治化的轨道。

2.2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发展趋势

2.2.1 官员问责制的制度化

“三鹿事件”以前,责任追究主要根据上级领导的意图和意见开展,受限于政治“人情”、“裙带关系”,责任追究范围有限、力度不足、效果欠佳。如今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将问责主体、客体、是由、范围、责任体系、程序、后果做了明确规定,官员问责制正走向制度问责和常态问责。

2.2.2 官员问责制的纵深

问责范围的广度、深度都有大幅提高:问责对象囊括公、检、法、军委、政府机关、国企所有官员,问责不停留在表面,不仅打“小苍蝇”,也不惧怕“打老虎”。

2.2.3 异体问责的力量日渐壮大

官员问责受重视以后,国家重视问责渠道建设,如中组部设置有12380举报网,中纪委设置有12388举报网,中央各主要部室都设有举报电话或举报网站专门受理官员问责。信息时代新闻媒体、社会公众能便捷地使用大众传播媒介和通信技术监督官员的公共权力使用情况。

2.3 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2.3.1 官员问责的法律依据缺陷

一方面我国的官员问责并没有专门的法律制度依据,目前官员问责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及《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只有《公务员法》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其他两种规范文件只能算是执政党的内部纪律规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系统法律法规的运用上不统一,近年来各地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都是对上述三种规范性文件的运用或地方化的补充说明,之间并不统一。

2.3.2 异体问责不健全

目前政府系统内部的同体问责有着明确的问责规定。但是异体问责还停留在名义的层面,异体问责还主要是个体行为,问责渠道仍然不健全,异体问责的主体资格、范围、是由、渠道、程序都没有明确下来。

2.3.3 责任范围不明确

层级之间、部门之间官员的责任规定不明确,这源于一是政府系统存在职能交叉,虽然大部制自2008年推行以来成效显著,但是中央政府、省市一级能严格实行大部制,而乡镇一级大部制尚未理顺,造成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二是严格的职位分类体系远未建立,一定的职级与品阶对应一定的职责范围。

2.3.4 责任评估乏力

一是缺乏详尽的评估标准,目前责任评估标准弹性较大,只是一些标准化的评估准则,缺少针对于部门业绩特征的标准。二是评估机制乏力,评估成为自己人监督自己人,浮于形式。三是绩效评估乏力,部分官员对绩效评估认识不清,绩效奖惩落实不足。

2.4 官员问责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2.4.1 认识误区

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造就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以为当官能光宗耀祖、发财致富,为此长期以来普通百姓将“官”与“民”对立起来,对官员抱有敬畏心理。官员因此看重权力得失,关注上级指示,维持政治稳定。这种认识误区忽视了权力的公共性,官员系一种职业。这种认识误区造成官员求稳无为的心态,官员俨然成为官僚,追逐个人权力得失,等待、揣摩上级意图,下级官吏成为上级官员的人身依附。这种认识误区给官员问责带来了重重阻碍:官员问责受制于“人情”,官员容易掩饰错误直至酿成大祸才予以应对,责任追究浅尝辄止,停留于事件当事人并不深挖事件的根本原因与关键责任人。

2.4.2 监督效力不足

一是控制时点不合理。以往的问责只是针对重大的灾难事件中的严重失职或过失行为,是一种善后处理,无法主动避免灾难发生。这种消极的问责使得权力难以得到约束。二是监督机制的作用没用充分发挥。问责中人大的地位被弱化,其质询权没有得到充分行使。而民主党派监督、舆论监督与民意质询等多徒有虚名,而很少付诸行动。另外监察、审计机关的专门监督没有受到重视。

2.4.3 问责文化欠缺

一是社会公众不善于问责,普通百姓遇到责难首先归结于政府施政不当,其实他们大可以向人大求助。二是社会公众被动问责,责难官员往往是茶余饭后的闲聊,事不关己地评论,真正让他们检举、控告、投诉,他们又退缩不前。三是新闻媒体被动问责,虽然能揭发官员的不履责现象,但是不愿主动进入问责程序。

3 完善官员问责制的对策建议

3.1 完善问责制度

3.1.1 深化同体问责与强化异体问责并行

深化同体问责可以从明晰职位分类体系,理顺层级之间、部门之间职责着手,防止因职能交叉、职责不清引发问责难的现象。强化异体问责可以从改善异体问责形式、渠道入手,重视人民代表大会的问责作用,使其成为问责的主渠道;增多问责渠道。

3.1.2 合理确定问责要素

问责对象应该是所有具有公共权力的部门及官员,而且其责权必须对等。问责标准要满足具体、刚性原则,问责标准要能反映责任范围,能体现问责的强硬程度,具体到使用公共权力的内容。问责程序要民主高效,公开透明,保证问责主体知悉。

3.2 营造问责文化

3.2.1 树立问责意识

政府、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社会组织、企业等各问责主体要树立问责意识。具体来讲政府及其官员要谨记“责任”二字,严格履职,约束行为,违反责任要求要追究后果,建立责任政府。其他问责主体要谨记“问责”二字,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不当行为要敢于检举、控告、申诉。

3.2.2 树立官员的责任意识

一是正确看待“公共权力”,“公共权力”不是官员的私人权力,官员要懂得公共权力属于人民,政府及官员是人民行使公共权力的代理人。二是树立“民本位”思想,以民为本,以民众的需要和利益为职责目标;祛除“官本位”思想,敬畏人民而不是敬畏权力。树立官员的“责任”意识,最终促使官员将“责任”二字内化于心,外显于行。

3.2.3 加强政治伦理和道德教育

政治伦理研究政治价值及其评判。加强政治伦理和道德教育,建设官员问责制的伦理基础,培育官员正确的价值观以此指导行为实践,促使官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

3.3 优化问责环境

3.3.1 普及法律意识

各问责主体要知法、懂法、用法,才能明晰政府及官员的行为是否合法。为此关于官员问责的法律法规要在运用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各界广泛传播,并进行详细解读,促使官员尊法守法,民众知法用法。

3.3.2 推进政务透明

政府行为要公开透明,让社会各界知悉政府行为。目前除乡镇政府尚未实现电子政务以外,其他各级政府以广泛运用电子政务系统。在“互联网+政务”的推进下,透明政府将进入实质阶段,民众可以完全掌握政府运行信息。

参考文献

[1]黑色九月19名高官被免职2008成“行政问责年”[EB/OL].网易.http://news.163.com/08/0924/09/4MJKHK9H0001124J.html.2008-09-24/2016-05-20.

问责官员 篇2

A.7人 B.17人 C.27人 D.37人

2.问责制的基本原则不包括下列哪项？

A.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 B.权责一致、惩教结合 C.依靠群众、依法有序 D.权力大于法律

3.我国“共和国罢免第一案”发生在哪个省？

A.河南 B.河北 C.湖北 D.湖南

4.江西省万载小学发生爆炸事件是在哪一年发生的？

A.2001年 B.2002年 C.2003年 D.2004年

5.2004年2月，吉林市中百商厦发生特大火灾，造成多少人死亡？

A.35人

B.45人 C.54人 D.65人

6.我国“共和国否决法院工作第一案”发生在哪一年？

A.1981年 B.1991年 C.2001年 D.2004年

7.1979年“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造成了多少人死亡？

A.27人 B.35人 C.53人 D.72人

8.对政府部门的计划过程进行评估属于（）

A.事前评估 B.即时评估 C.事中评估 D.事后评估

二、多选(共 4 小题，总分: 20 分)1.有下列哪些情形时，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A.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B.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

C.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 D.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 2.问责方式包括下列哪些？

A.责令公开道歉 B.停职检查 C.引咎辞职 D.责令辞职和免职 3.岗位责任包括下列哪些？

A.违法或者不当履行职责 B.不履行职责或者履行职责不力 C.下属违法行使权力 D.下属不履行职责

4.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和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对特大事故的发生，有哪些情形时应给予行政处分？

A.无责任 B.失职 C.渎职

D.负有领导责任

三、判断(共 8 小题，总分: 40 分)1.间接责任大于直接责任。

正确 错误

2.对已完成的政府项目和结果评估指的是事后问责。

正确 错误

3.领导成员因工作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职。

正确 错误

4.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第一次被允许在全体会议上向部长们提问。

正确 错误

5.2001年4月21号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颁布实施。

正确 错误

6.一叠丢在地铁上的国外旅游帐单被网民曝光，致使江西和浙江多名官员受问责。

正确 错误

7.徐州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被网上举报“一夫二妻”而丢官获罪。

正确 错误

8.2004年2月，吉林市中百商厦发生特大火灾，造成54人死亡。

官员手机打不通要问责 篇3

3月19日，作为严肃换届纪律“12条”措施之一，山西省260名市、县(区)组织部长、纪委书记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被公开。按照山西省委组织部对外的说法，此举是为了全程监督换届期间的干部选拔。

事实上，公布官员手机的行为，在我国并不是首次。早在13年前，手机刚开始普及时，就已经有地方领导使出了这一招：1998年，时任四川青神县委书记孟光安，为消除“群众对干部的不信任”，于当年3月9日，由县委发文件，29名官员的手机号码登上了当地报纸，并在本地电视台滚动播出。

当然，公布官员的手机号码，整体来说是一件好事，不仅提高了党政机关的透明度，还有利于领导更好地了解真实的民意，避免信息层层传递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延误和扭曲现象，是现代社会信息和政务公开的一种表现，为老百姓与官员进行直接沟通，创立了一种重要渠道。

此次山西公布官员手机号码，是在换届这样一种特殊背景下进行的。众所周知，领导换届最容易出现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等问题，公布手机，对在选拔官员中所产生的不正之风，遏制官场腐败起到一定震慑作用。

然而，就在手机公布的第一天，有记者便按图索骥进行调查，结果发现260人中有145人无法联系，有的停机、关机，个别号码甚至是空号、错号。

我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制度的实施初期，确实还有许多工作尚未完善；二是不排除有作秀的成分。因此，对于公布官员的电话，就应该要完善“问责制”，且制定完整的流程保证这项制度的展开。如果老百姓一直无法拨通公布官员的电话，那么就要问责制度的设计者，是何种原因导致电话无法接通，既然公布，就要履行好公布的责任。

当然，官员本身也有隐私，因此，公开的电话应当用于专项处理公务，不能将官员的私人家庭号码也公布，只有这样，才能使公布官员电话之举处于良性的发展，否则就很难发展下去。而就公布电话的官员也应与民生有所相关，例如身处工商、纪检、组织部等。

官员“弹性问责”其害莫大 篇4

应该不会有人责怪媒体缺乏创意, 总把眼睛盯在这些没完没了重复上演的闹剧上。真正没有创意的是某些把问责制与公众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有关部门。在大张旗鼓的问责之后, 根本不去忌讳每一个普通公民其实已经算是很健忘的记忆力, 就那么径自一位位“夺情启用”了。

每一位官员被免职之时, 有关通报都有一番义正词严, 就像笔者中学时代的那位政教主任一样, 恨不得把不遵守课间纪律同影响澳门回归和十七大召开联系起来。但笔者宁愿官员的免职仅仅是依照法度的当然之举, 不要与这样那样的时代背景或许也不算生硬地结合在一起。比如那位“职位不转地方转”的工商局局长邵立勇, 组织公款旅游难道还不应该问责吗?偏偏要将其本已违纪的行为与“置地震灾害给国家所带来的困难于不顾, 置全国人民深切悼念遇难同胞的情感于不顾”联系起来, 仿佛没有后者的大背景, 公款旅游还真不算个什么事情。只等时光流逝, 昔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由头事随情散, 便会把那本应严惩的违纪行为冲刷得尽可能淡——这不是一个好的逻辑, 更不是法治国家应有的思路。

看看这两位官员的复出速度:工商局局长邵立勇是2008年5月份被免职, 12月份便堂而皇之地以威海市工商局副局长身份招摇过市了, 直至近日官至威海市工商局局长 (据山东省工商局关于该新闻的最新回应, 对邵立勇的处分决定仍然有效, 其现在的身份是威海市工商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正处级别不变。有趣的是, 网友截取百度快照中威海市工商局的官方网站“威海红盾信息网”的图片显示, 5月14日上午, 邵立勇的身份是威海市工商局局长, 到了下午则全部被改成为“副局长”) ;而在去年6月28日之后被免去一切党内职务的县委书记王勤, 新华社记者2008年9月采访时, 已然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 (另据消息, 在2008年12月16日, 中共黔南州九届六次全委扩大会上, 追认给予王勤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其职级由正县级降为副县级。只是不知他头上的“财政局副局长”乌纱是否受到影响) 。从两人倒下又复出的时间间隔来看, 真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与其现在这么尴尬, 倒真不如在免职时直接加一句“另有任用”来得痛快。

是的, 免职和撤职是不一样的概念。现有规定对免职官员的再任用没有严格的制度要求。而有关部门恰恰利用了公众对两概念的模糊认识, 把这个完全不影响再任用 (而且在处分期也可以再任新职) 的“免职”成功地让公众以为那个起码是“撤职”的处分。但在这样的文字游戏中, 究竟谁是胜利者呢?公众真需要清理一下思路, 看到底有多少被问责官员是如上所述的不影响官员履新、不影响职务待遇的所谓“免职”, 以后免得再莫名惊诧、贻笑于有关部门。

这样变魔术般的复出速度, 还有一个后果便是让公众错误地以为官复原职是很简单的事情。其实笔者知道, 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可以这么轻而易举地复出和复职的。笔者就曾亲眼目睹过身边某位正处级官员在因“市委领导震怒”而被当场免职后, 谋求复职的“艰辛”之路——其间所需要消耗的绝不仅仅是财力和精力。那样的当口, 还真是需要“上面有人”的——足以压塌房梁的“有人”的力量。

群体性事件倒逼官员问责 篇5

近日，《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出台，显示了中央试图制度维稳的新努力。同一时期，河北一位处置群体事件不当的县级官员下马，被解读为官员问责向群体性事件倾斜的新趋向

2009年7月10日，因处理城管队乱收费行为不力，夏生华被免去了河北省元氏县县委副书记、常委职务，上级组织还提请县人大按照法定程序免去其元氏县县长一职。

夏生华被免职的第三天，新华社公布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全文，而早在5月22日，这份备受关注的制度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

针对此前官员问责程序不规范、复出不透明的质疑，此次《暂行规定》做出了回应，界定了问责的七种情形，也明确了问责的程序。规定官员复出“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一年后如果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

《暂行规定》还把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列为问责重点，折射出中央寻求制度性维稳的努力。

问责风暴一再升级

2008年，中国的重大安全事故频发，三鹿奶粉事件、山西襄汾溃坝、龙岗火灾等等，无不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上，胡锦涛严厉批评某些干部“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

伴随重大事故的频繁发生，高层也不断策动问责风暴，一大批政府官员应声落马。问责对象，也由过去的行政首长延伸到“党政一把手”。

事实上，官员问责制在中国起步较晚，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常出现有问不责、或问责随意等现象。“传授权力很容易，制约权力就很麻烦了。”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往往把官员看得比民众高一等，社会民众也习以为常，“父母官”自然也理直气壮。

一种通行的说法是，中国官员问责风暴始自2003年非典时期的“危机问责”。从“不问责”到“问责”，从“内部潜规则”到“成文规定”，从“弹性问责”到“刚性问责”，从“行政一把手问责”到“党政一把手问责”，经历了一个过程。至2008年，又一个问责高潮出现，但实质上，它依旧停留在“运动化”阶段，对官员的问责力度往往取决于媒体和社会的关注程度。

此次公布的《暂行规定》，对4种情节要求从重问责，包括阻碍问责调查、隐瞒事实真相、打击报复检举人以及其他法律规定中的从重情节。

这4种情形的指向性非常清晰——一旦安全事故发生，问责程序便被启动，渎职、失职等行为遭到严惩，问责的力度明显加强。

“无论是问责的力度，还是其信息透明度，《暂行规定》的出台无疑迈出了一大步。”辛鸣说。

问责亟须制度化

与中国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问责体系。作为通行的政府管理机制，“引咎辞职”也成为其公务员体系中最强大的自律信条。

一位行政法专家介绍说，1995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最早使用“责令辞职”这种形式。此后的几年里，安全事故频发，矿难不断，到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开始实施。

但是问责走入公众的视野，2003年无疑是一个标志。彼时，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瞒报疫情、防治不力被免职。包括这两位省部级干部在内的上千名官员被问责，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在共和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一年前的“瓮安事件”则是另一个分水岭，“群体性事件”一词由此被广泛延用，该事件之后又接连发生了孟连、陇南的冲击党政、公安机关的群体事件及重庆、甘肃、广东等地的出租车集体罢运事件。

利益得不到切实保障，呼声得不到及时答复，导致群众利用极端手段宣泄不满情绪。如何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如何才能翻越横亘于官民之间的鸿沟，成为了考验执政者智慧的难题。

另一方面，被免职官员的不透明复出引发人们的广泛争议。

三鹿奶粉事件的主要责任者、质监总局食品生产司原副司长鲍俊凯直到2009年3月才被中央纪委、监察部处以记大过处分，却早在2008年底就出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复出，担任该县县长助理；瓮安事件中被撤职的瓮安原县委书记王勤，也被曝异地走马上任。

有分析人士指出，“高调问责，低调升迁”的屡次出现，也在消解问责制的公正性。

中央党校教授赵黎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近年来，公共事件、安全事件、环境污染与网络事件、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且趋势愈加激烈，这暴露的不仅是官员自身问题，更有制度问题——权责罚的不统一，让一部分官员坦然“不作为”，安心当“庸官”。

显然，事件频发，倒逼问责制度的出台。

问责新指向

最新出台的官员问责制度，出现了向群体性事件倾斜的新动向，显示中国高层试图寻求制度维稳的意图。

根据石家庄市纪委、组织部、监察局联合发布的通告，夏生华被免职的直接原因是元氏县城管监察大队连续三次围堵本县“村村通”客运车辆，违规强行收取停车费用，作为主管领导的夏生华负有重要责任。

舆论认为，夏生华被免职的真正原因是对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力。据河北当地媒体报道，此次事件曾造成该县文化宫停车场入口被堵9小时。而夏生华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夏生华丢官，被解读为问责向群体性事件倾斜的一个标志。在《暂行规定》提出的7种问责情形中，有两条与群体性事件有关。一是“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另一条是“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

“群体性事件的增多，使维护稳定变为当今头等大事。”赵黎青说。问责的根本意义不是惩罚，而是防患于未然，以此减少权力带来的腐败。虽然问责只能“亡羊补牢”，却是制度维稳不可缺少的环节。

“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与扩散，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党政干部没有有效履职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辛鸣分析称，通过问责制，增强党员干部的责任心，可以化解一些情绪性矛盾，但不应该回避一些根本问题，比如社会的公平正义，政府行为的依法与规范、党员干部廉洁奉公等。

在学者辛鸣看来，虽然《暂行规定》的出台被认为迈出了制度化的一步，但规定中的条款仍显模糊。

“欠缺清楚明白的规定与责罚‘量刑界限，这种问责制度本身就变得非常有弹性，弹性空间大就容易被钻空子。”赵黎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谁应当负责任，应当负责到什么程度，要有一个量化的、具体的规范。此外，问责制总则中强调“依靠群众”，但在《暂行规定》中却无细则对应。

新问责制度的另一个焦点，是负责的主体问题。目前的机制依旧停留在上问下责，如何扩大问责的主体，避免个人集权太严重？对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几位专家的意见也不统一，有专家认为党的代表大会应当成为适合的问责监督机构；也有人认为务实的做法是人民问责，政党执行；甚至有人提出问责应该是下问上责，在《暂行规定》中应当加入下级对上级问责的内容。而对如今的监督主体——组织部和纪检委，谁来监督呢？一位专家发问：“谁来问责他们？”

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问责的指向，必须从理论上进行构建。首先要明确党权和行政权，权责一致，否则无法对权力问责。”党务官员和行政官员的职权明确了，才能有责可问。

浅析行政问责官员复出失范现象 篇6

关键词：行政问责,复出,失范

近年来, 一些重大事件被问责官员频频悄然复出的现象引发广泛热议, 行政问责俨然成为了一些官员“带薪休假, 暂避风头”的一个方式。行政问责官员复出的不规范, 不仅引发群众的强烈不满, 对于行政问责制度本身和政府的公信力都造成较大的损害。

一、行政问责官员复出失范现象的表现

(一) 复出考察期短

如2008年12月因黑龙江昌隆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5名矿工和3名搜救队员死亡的重大安全事故被问责的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区长刘丽, 于2009年2月即被任命为七台河市建设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兼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 被问责免职不到三个月即复出。2010年因国土资源部通报违规批地项目被问责免职的四川省资阳市简阳市市长段成武, 仅一周后即被资阳市人大任命为资阳市财政局局长。2009年因“出国考察”事件被免职的原广州海事法院院长罗国华, 两个月后即被广东省政协任命为副秘书长。类似被问责官员“闪电复出”案例近几年来不断被曝出, 屡见不鲜。而被问责官员的“闪电复出”现象, 既违背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62条对相关问责官员一年考察期限的规定, 对行政问责制度本身来说也是巨大的讽刺, 无疑增加了行政问责实质是“作秀”的嫌疑。

(二) 复出形式无序性

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形式可谓多种多样, 复出的地域、职务和级别都显示出相当的无序性。有的官复原职, 如2009年6月因“准备替党说话, 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等不当言论被免职的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 于2010年3月即官复原职, 分管机关后勤工作。有的调往异地任职, 如2010年9月因“拆迁自焚”事件被免职的江西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和县长黄建国, 在2011年12月复出, 邱建国新任抚州金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黄建国任抚州公路局局长。有的甚至在被问责之前就已调往异地升迁任职, 如因“三鹿奶粉”事件2009年3月被中纪委、监察部给予行政记过处分的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 早在2008年就已调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 级别由副厅升至正厅。

(三) 复出程序不透明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正常的领导干部的任免都会经过群众评议、任前公示等公开程序, 以保证干部任命的公平、公正。而对待被问责官员的复出任命, 尤其是那些因为重大事件影响被问责官员的复出, 这些公示程序却大打折扣, 甚至广大群众根本就无从得知复出官员的复出原因和复出程序。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对于被问责官员复出往往采取低调行事的态度, 因为高调问责、低调复出已经是各地的共识, 他们大都不愿或不敢面对社会舆论的重重压力。导致被问责官员复出事项显得雾里看花, 更加扑朔迷离。殊不知, 越是低调复出, 越激起广大群众的好奇之心, 这也是为何被问责官员复出频繁被曝光而引发热议的缘故。

二、行政问责官员复出失范之原因

(一) 问责法规规章缺乏统一性

当前我国涉及行政问责官员复出事项的法规、规章主要有《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首先, 这些条例都不是全国性法律, 效力等级不高, 影响其实际效果。其次, 这些条例、规章多偏重于问责的主体、范围和方式等, 对问责复出事项规定甚少。并且规定彼此之间还存在一些相冲突的地方, 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党员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二年内不得在党内担任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原任职务的职务。而《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十条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 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这两个条文规定的问责考察期限一个是两年, 一个是一年, 本身规定就互相冲突, 更加容易引起适用过程中的混乱。

(二) 复出考察程序缺乏操作性

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六十二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 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 实绩突出, 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 可以按照有关规定, 重新任用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十条: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 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以及本人一贯表现、特长等情况, 由党委 (党组) 、政府按照干部管理权限酌情安排适当岗位或者相应工作任务。《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去领导职务的干部, 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从这三个条文中, 可以提炼出关于问责官员复出考察的三个关键词, 即:实绩突出、酌情安排、适当安排。那么被问责之后的官员达到怎样的工作成绩才算是“实绩突出”?对被问责的官员复出怎么安排才算是“酌情安排”和“适当安排”?由于这三个关键词的自身的模糊性, 给被问责官员复出的低调操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对正常的复出考察程序却带来了较大的难度。也正因为这些模糊缺乏操作性的规定, 使得“高调问责、低调复出”的现象才愈演愈烈。

(三) 对问责信息公开的漠视

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以来,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十足的进步。但是, 由于历史传统观念和相关制度因素的影响, 一些地方和单位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视力度依然不足。具体到被问责官员复出事项来说, 一些领导干部受传统“官本位”思想影响, 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由上级领导评定, 对上级领导负责, 只需保证上级领导对相关问责官员复出的知情权即可, 对于人民群众关于问责官员复出的知情权、参与权却无需太过重视。另外出于对信息舆论压力的畏惧,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他们才会对被问责官员复出事项的信息公开工作采取漠视的态度。

三、完善行政问责官员复出制度设想

(一) 统一行政问责立法

当前行政问责相关法律、法规过于分散、零乱, 且规范的重点倾向于问责本身, 对于问责的救济和问责官员的复出关注较少, 有关规范条文还存在冲突的地方, 不利于行政问责制度本身的发展。因此, 清理当前的有关法律、法规, 将一些合理的经验予以整合吸收, 将那些存在矛盾冲突的条文加以修改, 制定一部完整的《行政问责法》或《行政问责条例》, 明确完整的行政问责的主体、范围、复出程序和对象等内容, 能有效避免当前行政问责制度适用过程中产生的依据混乱或无法可依的现象。

(二) 建立合理的问责复出程序

行政问责官员复出程序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弹性过大, 是当前行政问责官员复出失范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 分析当前问责官员复出程序的不足, 建立一种完善合理的复出程序是解决问责官员复出失范现象的一个重要途径。首先, 在制定《行政问责法》的基础上, 通过法律明确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 即必须达到何种可实际考察的工作成绩才可启动复出程序, 减少“低调复出”的可能性。其次, 明确复出考察的期限, 对于因不同责任被问责的官员采取不同的复出考察期限, 如区分主观故意和过失责任、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 对于过错较小的官员相对的考察期限较短, 但最低不能低于一年。考察期限过短, 不仅不利于有关官员认真反思自己的过错和责任, 对于公众对于行政问责制度的信任也是一种伤害, 因此必须杜绝当前考察期限过短的现象。最后, 明确问责复出的职位和级别, 对于问责官员复出的职务和级别必须明确为同级复出或降级复出, 以此促进相关被问责官员切实反省并提高行政问责制度的社会公信力。

(三) 完善问责信息公开建设

只有完善行政问责相关信息的公开、透明建设工作, 才能切实保障行政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公正性, 消除群众对于行政问责官员复出的疑虑。因此, 除相关涉密信息外, 有关行政问责信息 (从问责启动到官员复出的有关信息) 应该加以公开, 让广大群众及时了解问责启动和官员复出的原因和过程, 实际参与到对行政问责官员复出工作的监督中来。相关政府部门应及时听取相关群众反馈意见, 对于群众意见反映强烈的官员复出事项应采取审慎的态度。以此, 既保证群众对于行政问责官员复出事项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对于复出官员本身也是一种保护, 只有被人民群众认可的复出官员才能积极地、名正言顺的投入到新的工作中来, 避免“低调复出”引起的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身心理压力的双重困扰。

参考文献

[1]刘美萍.论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 2010 (2) .

问责官员 篇7

【关键词】问责后阶段 官员复出 困境 对策

近年来,部分“工作不力””的官员均被免职以来,我国官员问责制作为重塑责任政府与诚信政府的一种制度性机制在我国行政体制内逐渐建立起来,成为继党内民主和村民选举之后推动我国政治发展的又一显著性标志。但随着后来不少被问责官员的陆续低调复出,官员问责的公正性、合理性、合法性及可信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人声称,这标志着”问责后阶段”的到来。

一、现实困境

2010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行政监察法修正案草案,草案规定:受处分人的处分期限满了,监察机关要及时解除处分,其今后的晋升、晋级不再受处分的影响。这标志着,问责官员的复出程序将通过立法加以规范。这一“执政为民”的制度化举措大大推进了我国官员问责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进程,因而这些变化值得我们称赞,但是”问责后阶段”就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方面依然存在诸多现实困境,突出表现在:

(一)问责官员复出缺乏程序性。当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还处于行政性阶段,缺乏一定的程序性。行政性的特征是:1、官员复出的依据是行政性的,官员复出的条件、时间等或者比较模糊或者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有行政性文件或行政首长的临时性决策作为复出的依据,官员复出的弹性过大;2、在权力配置方面,复出程序的启动取决于行政领导的意志,而不是根据法律来决定是否可以复出,随意性很大,没有形成一种规范性程序性的制度。

(二)问责官员复出缺乏类别差。对干部的处理是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对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应特别慎重。党政官员违规有三种类别:一是官员职务不作为,表现为不尽领导责任,决策严重失误、用人管人失察等。二是官员违规违纪,表现为官员个人或集体违反党和政府的各项规章制度,群众疾苦不能及时解决,党和政府形象受到重大伤害。三是官员职务犯罪,表现为利用职务方便贪污受贿、渎职失职,使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对这三种类别的问责官员的复出应区别对待,而我们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缺乏类别差。

二、原因分析

(一)从社会管理意识来看,“官本位”思想严重。“官本位”实质上是一种权力崇拜,是封建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一种以官为本、官贵民贱的社会群体政治心理。由于文化的传承性,这种“官本位”心理至今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还有残留。当前我国问责官员的行政性复出就是典型的例子,公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行政首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从社会管理模式来看,传统代议制政府对政务信息的控制导致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模型(Principal-Agent Model)建立在两个假设前提之上:一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目标冲突;二是代理人比他们的委托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导致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基于这种分析,传统代议制政府会有这样的道德风险:为了最大程度地谋求自身利益,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只对上级负责,忽视与公众进行信息的交流与反馈,从而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当前众多问责官员的复出只在行政系统内部通过,政府行为与群众认知之间存在错位,这样不仅导致政府活动效率的降低,而且必然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

三、对策研究

(一)推进法制建设,完善问责官员复出的法制支撑。1、在复出原则上完善法制支撑。在复出原则上的法制完善要坚持从严要求的标准,坚持间隔时间标准、从低安排标准、坚持领导职务该任非领导职务标准、坚持公开透明标准。2、在复出条件上完善法制支撑。对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要给予法制上的明确规定,同时应结合问责的类别差,对因不同原因被问责的官员给予不同的复出条件,像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渎职失职的职务犯罪型官员的复出条件应更加苛刻严格。

(二)建设新型政治文化,完善问责官员复出的文化支撑。大力加强与问责官员复出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是推动”问责后阶段”官员问责制发展的必然选择。1、促进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提供的政治价值体系和主流导向根本不同于以民主和法治精神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的发展取向。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和现代科学理性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剖析,实现其现代转型,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包含人民主权等在内的现代民主与法治观念。2、优化公民政治社会化机制。政治社会化过程其实就是公民政治素养和政治文化提高的过程,优化政治社会化机制在完善问责官员复出的文化支撑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加强大众传媒的引导、健全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等手段,培养公民的政治主人翁意识,加强公民对问责官员复出程序正义的监督热情。

(三)加强行政伦理建构,完善问责官员复出的伦理支撑。法律和制度永远无法把行政行为固定在某些一成不变的模式之中,它总会为行政行为留下一定的自由空间,而正是这个空间凸显了行政伦理建构的重要性。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说:“一个正确的经济学同高尚的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同样,一个正确的政治学同高尚的伦理学也是不可分离的。1、加强问责官员的伦理意识。加强问责官员的伦理意识就是要重塑官员的行政价值和道德意识。在具体实践中,要按照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对官员进行教育,使得问责官员在复出之前能够扪心自问,自己的道德素养与行政伦理意识是否达到了作为一名人民公仆的要求,否则就应该主动拒绝复出。2、加强问责官员的伦理监督。伦理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其本质特征在于主体的自觉和自律,但主体的自觉与自律不会自发形成,需要有强有力的社会监督。因此,在加强行政伦理立法的基础之上,多元问责主体要加强伦理监督,特别是社会舆论的监督,通过舆论形成社会压力,迫使问责官员伦理意识的增强。

参考文献:

[1]朱卫兵.韦定广.加强与政府官员问责制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建设[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8,(1).

[2]周承.制度安排与伦理建构:官员问责制完善的路径选择[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6,(3).

[3]姚轶蓉.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反思与构建[J].前沿,2005,(9).

[4]阮爱莺.从公共职责理论看我国官员问责制的优化[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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