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阶层

农民阶层（共4篇）

农民阶层 篇1

一、城乡二元体系与“中国农民”含义的特殊性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形成了工人、农民两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这一“2+1”式的基本社会结构。其中,农民就是指居住在农村,并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社会成员,而农民阶级则是对整个农民群体的政治定性。一直到改革前,由于政府对社会流动实施严格控制,农民基本上没有机会走出农村。因此,从阶级成分来看,这一时期的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基本上是名副其实的。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社会控制不断减弱,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开始了大规模的重新分化组合。以土地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从传统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重新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者,获得了选择职业的自由。在这种背景下,农民的重新分化组合已在所难免。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先后分化出农民工、乡镇企业职工等几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而农业劳动者则是这一分化过程的基本母体和最终沉淀下来的一个阶层。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概念,农民作为一个职业概念,其与农业劳动者实际上是合一的。虽然,现在的中国农民已经可以相当自由的流动和从事其他非农活动,但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这一概念的中国运用上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中国特色”。作为一个职业概念,中国的农民应指具有农村户口,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主要从事种植业或养殖业,并以此为唯一或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农民。但在另一方面,虽然农民工、乡镇企业职工等实际上已经脱离农业劳动者阶层,但由于他们仍持有农业户口,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被视为“农民”。从上述事实出发,本文将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定义为广义的农民,而将职业意义上的农民,即农业劳动者,定义为狭义上的农民。文中所指的农民,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就是指狭义的农民——农业劳动者。

二、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层分化的整体特点

第一、相对比重下降,但绝对数量依然庞大。

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也就是农业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同样道理,中国社会整体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就是农村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最令人欣喜的社会结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农民”这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庞大、最保守的社会群体已经于20世纪末瓦解了。同世界上其他正在迈向工业化的国家一样,中国农民在社会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跨出农门。截至1997年,其在全社会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已下降至49.9%,标志着中国历史性地跨出了农业国行列。其间虽有所波折,但总体上仍呈现继续下降的发展态势。截止2006年底,已降至42.6%。[1]

虽然农民的绝对数量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减少,但对比同期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即可看出,其比重仍然是偏高的,明显呈现投入与产出的“倒挂”状态。2006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是42.6%,但创造的GDP却只占总量的11.7%,[2]这种“倒挂”状态也正是农民在经济上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不仅如此,即便是对比同处发展中国家行列、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甚至低于中国的一些国家,就会发现这一比重偏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伊朗、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朝鲜、蒙古2001年农业从业人员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分别是25.9%、19.3%、17.0%、29.4%和23.6%,都远低于中国。[3]

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结构日趋合理化的分化、组合,农民的绝对数量及比重仍将继续下降。但同时必须意识到,由于农村庞大的人口基数,这一过程亦将是十分漫长的。乐观地估计,未来二十多年中,中国仍可以保持目前城市化高速推进的发展态势,到本世纪三十年代,仍会有数亿人口生活在农村。“2030年前后如果中国总人口有15亿的话,即使届时有40%的人居住在农村,农村也还有6亿人。”[4]

二、分化的不彻底性。

在城乡二元分割的整体制度环境下,一些从农民中分化出的社会阶层仍与母体阶层保留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分化的很不彻底。这一点,在农民工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调查,截至2005年底,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数为12578万人[5]。但就目前的整体状况来看,绝大多数农民工很难说已经融入城镇,脱离农村。一方面,因为现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明显的“等级化”特征,即户口不仅代表民事登记意义上的公民身份,而且在更深层意义上表明与身份相对应的权利和利益,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均与其挂钩,本质上已远远超出了单纯的人口管理范畴。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农民工因为不具有务工所在地的户口,很难完整地享有上述权利。另一方面,农民工收入状况总体而言还比较低,用来补贴农村的家用尚可,但要期望在城镇养家糊口,安居乐业,难度很大。以上因素的综合结果就是,绝大多数农民工维持了一种农村→城镇→农村的基本人生线路图,即年轻时到城镇务工经商,年老时回到农村度过余光。绝大多数农民工只是工作在城镇,主要消费则在农村,并在农村组成、延续自己的家庭,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其最终的阶级、阶层归属仍是农民。

三、依然庞大的农民数量与财政直补模式的局限性

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普遍规律性的“两个趋向”,即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农村支持城市、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一个普遍趋向;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也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向。经过建国后近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己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即完成工业化的初始积累,进入工业化中期。到2005年,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达到88.3%,贡献率上升到94.4%;人均GDP达16084元(约合2200美元),如果按照PPP(实际购买力)计算则更高;全国财政总收入达到38760亿元[6]。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一举免除农业税,将延续几千多年的“皇粮国税”划上历史的休止符,这在前现代化和现代化初期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全面免除农业税、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及时出台,无不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反哺农业时代,公共财政的阳光开始逐步照耀农村大地。这也在近两年的财政支农资金总额及增长速度上都得到了明显的体现:2006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了3397亿元;而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5625亿元。[7]

当前一系列惠农政策的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在对“三农”的反哺中财政直接补贴模式占据了显要的地位,税费改革、粮食直补都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不可否认,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及时出台,确实使农民得到了不少实惠。然而,任何重大“三农”政策的推行都必须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国家的现实,考虑到异常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也正是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财政直补模式的局限性和不经济性。近几年来,中央政府连续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税费改革、减免农业税、粮食直补等,农民因此得到了较多实惠。不过,也不能过高地估计了这些政策的效果。有学者曾对此作过计算:近3年来,上述惠农政策的结果是农民人均增收仅仅91.8元,因此,“我们不期待通过直接的转移支付解决农民的收入过低问题”[8]。此外,财政直补过程中的政策操作成本也不容小视。关于这一点,在粮食直补政策的具体操作中表现得就很明显[9]。何况,支农资金已经占到了预算支出的相当比例,政府财力不可能无限制的向农村倾斜。

综上所述,面对庞大的农业人口,在以工哺农时代到来以后,政府财力亦不可能通过直接补贴农民的方式完成对“三农”的反哺,保障农民收入的持续较快增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力不可能为总量和基数都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通过提供直接补贴的方式来保障其收入的较快增长。世界上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通过为半数以上的人口提供财政补贴的方式来保证这部分人收入较快增长的先例。”[10]因此,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完成之后,公共财政如何有效覆盖农村,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四、分化的不彻底性与现代化进程的“缓冲带”

如前文所述,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过程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对于这一状况,特别是规模日渐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始终未能完全融入城镇,学术界多持批评态度。道理比较明显,农民工在城镇中的边缘地位,既不利于构建合理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不利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公平,农民工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未能很好的享受到发展的成果。但是,问题往往具有两面性,在看到这一现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的同时,亦应从国情出发,客观地看待其可能的积极影响。应该说,正是游走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群体的存在,为中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同时,能够较好的保持社会的整体稳定,减小未来不可预见的经济衰退所可能带来的巨大冲击,留下一个意义重大的“缓冲带”。

改革以来,政府对人口流的控制明显放松,但中国成功地避免了拉美式的“城市病”,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农民工群体在城乡间的有序流动。中国城镇化过程不同于早期欧美国家和拉美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农民不是在失去土地后的被迫城市化,土地家庭承包制的实行使得农民在向市民的转化过程中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一种以“耕者有其田”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农地制度避免了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城市贫民的产生,以及拉美式贫民窟的大量出现。具体而言,以目前农民工普遍的收入水平,还不足以在城镇中安居乐业,如果完全脱离农村,其整体生活状况只会更加糟糕。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民工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了一种工作在城镇,却主要在农村消费,并在农村组成、延续自己的家庭,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生活模式。事实证明,这一模式是符合国情的,也更有利于整体上提高农民工和农民的福利水平。

在现实国力还不足以在较短时间内完全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体系的基本前提下,规模日趋壮大的农民工能否继续有序地流动于城乡之间,对保持中国社会的整体稳定,“以时间换空间”,进而为现代化进程创造一个必要的外在环境,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性经济萧条中,中国亦很难完全独善其身。在危机中,农民工在就业上普遍的不稳定状态决定了他们必然会是最先和最多受到冲击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可以退回农村,重返田间,对降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程度,减轻就业压力,保持社会乃至政治生活的稳定,无疑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无法像目前这样有序流动于城乡之间,而是被迫滞留于城镇,将会是怎样一种状况?又将会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造成何等的冲击?几乎可以肯定,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当然,目前这种游走于城乡之间的普遍生活模式对农民工来说是不公正的,与其为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是不对称的。这里的主要问题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社会体系,但中国目前的现实国力还不具备完全打破这一体系,让城镇敞开怀抱接纳农民工的能力。如前文所述,现行户籍制度的重要特点是其明显的“等级化”特征,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均与户籍挂钩,户籍制度日益暴露出的各种弊端使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但作为一个庞大的制度体系,决定了改革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而决不是简单的“统一城乡户口”就能解决的。如果不考虑这一因素,贸然变革户籍制度,而相应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供给又无力及时跟上,反而有可能产生与改革初衷相背离的后果。合理的改革步骤应该是首先跳出“身份城市化”的认识误区,在国力、财力允许的范围内,逐步改革现行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最终将农民工纳入到与城镇居民一体化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之中,从而淡化与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城乡、地区差别,使身份失去实质意义。当然,这亦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民工年轻时到城市务工经商,年老时回到农村度过余光,仍将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农村→城镇→农村的人生路线图仍将是多数农民工的典型流动模式。

参考文献

①《中国统计年鉴(2007)》，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7/ mdexch.htm)。

②《中国统计年鉴(2007)》，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7/ mdexch.htm)。

③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转引自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④陈锡文：“中国农民数量正在退步减少”，中华网(http://china.com)，2006年2月22日。

⑤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调查，截至2005年底，居家外出的务工劳动力仅为2540万人，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比重还不到20％。《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6)》。

⑥《中国统计年鉴(2007)》，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7/ mdexch.htm)。

⑦温家宝：“11届人大1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转引自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 2008年3月5日。

⑧韩俊：“时代变了，农村根本没有‘1．6亿’剩余劳动力”．《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27日。

⑨林万龙等：“税费改革后农村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基于交易成本角度的探讨”．《农业经济问题》2006年第4期。

⑩贺雪峰：《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农民阶层 篇2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过程中，社会阶层结构经历了空前深刻的分化与整合，涌现出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在诸多新的社会阶层中，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尤为引人注目。其阶级属性和社会地位，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中共中央2004年1号文件强调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一新的社会阶层毕竟不同于传统的产业工人，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阐明和揭示其特点，对于党和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维护进城就业农民工的利益，团结和带领他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进城就业农民工的经济地位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群体。与传统产业工人一样，他们也在城市就业，从事非农业劳动，同属非农业劳动者。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活资料，已经不是主要来自农业劳动收益，而是非农劳动的工资性收入。因此，就其生产方式和取得生活资料的来源来说，他们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2003年全国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达9820万人，在第二产业中已占从业人员总数的57．6％，在第三产业中已占从业人员总数的52％以上。但是与作为城市居民的产业工人相比，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在经济地位上又有明显不同。

1.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同农业、农村、农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传统的产业工人一般都长期生活在城市，具有城市户口和相对稳定的工作，而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尽管在城市就业和生活，但其社会身份仍旧是农民，在农村还保留着承包土地。他们虽然已经主要从事非农业劳动，但大多还要在农忙季节返乡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属于亦工亦农者阶层。

他们的工作完全由劳务市场需求调节，与所供职的企业或雇主之间没有长期的固定契约关系，两者之间的雇佣关系往往随着一项工程或业务的完成而终结。这种关系一旦终结，就需要重新寻找工作。

他们的职业具有临时性、季节性、流动性等特点。他们是一个介于产业工人与传统农民之间的双向交叉的社会群体，经常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流动、颠簸。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尚处在一种双向流动过程中，能在城里找到工作就往城市流动，找不到工作就往家乡流动。他们常年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漫游，苦苦寻求着各种就业机会。由于户口在农村，因此他们的许多权利和义务都与户籍所在的农村发生联系。农村是他们的输出地，往往又是他们的归宿地。找不到工作或者患了疾病，便重新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尽管不在农村谋生，但他们的根还在农村，他们的家庭、心理寄托与感情牵挂都系于农村，自我感觉上也还是一个农民。农业虽不再是他们的主要职业，但还要兼而从之，以此作为自己和家庭成员的最后生活保障。尽管他们已身在城市，从事着非农业劳动，但还带着农业、农村、农民的脐带。

2.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多为报酬低廉的简单劳动者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缺乏起码的职业技能。在谋求某一职业时，绝大多数农民工根本拿不出相关的技能证书。在激烈的职业竞争中他们只能甘居下风，去从事一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脏、重、苦、险的简单劳动。

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出于挣钱谋生的热望，他们宁肯放弃自己的某些权益，接受雇主苛刻的条件，去谋求一份报酬非常低廉的工作。一项调查结果显示，98.7％的雇主没有为农民工办理养老金、住房公积金和医疗保险金，93.4％的雇主没有为他们办理工伤保险。更有甚者，多数农民工不敢提出签订劳务合同的要求。他们往往在缺乏劳动保护和安全保障的恶劣环境下工作，不惜以牺牲健康为代价。有报道称，在广州接触职业危害的40多万工人中，70％以上是农民工。恶劣的工作环境，使他们成为“最容易受伤”的群体。

相当多的农民工被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却得不到相应报酬。他们的劳动报酬原本就非常低廉，还常常受到企业主的克扣和恶意拖欠。新华社记者曾在北京、浙江、安徽随机抽样访问了80名农民工，其中竟有72.5%的农民工的工资不同程度地遭到拖欠。作为城市居民的产业工人在从业方面可能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与进城就业的农民工相比，境况毕竟要好得多。

3.进城就业农民工的生活普遍比较窘迫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原本就是来自农村的贫困阶层。他们一般都是带着对城市文明的向往和改变眼下生活状况的渴望，来到城市打工谋生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往往生活在城市的最下层。

他们一般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在建筑工地打工者则大多就地住在工棚内，也有不少住在自己用各种建筑废料搭建的棚屋内。其居住条件的共同特点是：居住拥挤、采光和通风条件较差、潮湿，往往成为城市中的卫生死角。为了尽可能地节约在城市中的开支，农民工的饮食一般比较简单，他们是农贸市场低档蔬菜和街头路边饮食摊档的主要顾客。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他们是旧自行车的主要销售对象。他们想尽办法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为的是在过年的时候，能够多带几个钱回家。

农民工是城市中失业最为频繁的群体。他们中有不少人经常处于失业状态。一份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农民工遇到过失业问题的比例高达45.4%，有45.5%的人遇到了3个月或更长时间的失业。失业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连那点微薄收入也没有了。

由于享受不到城里人所普遍享受的医疗保障，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最可怕的是受伤或害病。一份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有46%的农民工生过病，17％的人生病在3次以上。他们一旦生病，就意味着要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

二、进城就业农民工的政治地位

作为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尽管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但由于诸多原因，他们在政治地位上与传统的产业工人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1.他们还尚未形成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是顶着纯粹农民的脑壳进城的。在这个脑壳里，满满地装着带有浓郁的泥土与乡村气息的思想意识。短暂的非农业劳动尚不足以改变他们原有的思想意识。他们还没有完全融入到产业工人队伍中去。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性质和历史使命还没有认识。进城就业以前，他们一心想的只是怎样打工挣钱，没有任何来做产业工人的思想准备。加之进城就业时间有限且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他们还不可能有什么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甚至连朴素的阶级意识都没有。

2.他们尚不具有产业工人所应当具有的那种组织性和纪律性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和制度体制的嬗变跃迁，日益改变着中国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催生着他们的现代文明意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就是这种改变与催生的产物。他们不再恪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千里迢迢来到城市打工就业。这本身就是现代文明意识的一种觉醒，是对传统思想观念的一种反叛。然而，人们思想意识的觉醒同社会的嬗变跃迁并不是同步的，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历史惯性。这种历史惯性的存在并发生作用，使得传统的东西远未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彻底淡出，还时常地支配人们的行为方式。尽管进城就业的农民工程度不同地接受了现代城市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的熏陶，参与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实践，但这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尚未能锤炼出他们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

3.他们在所供职的单位中是主人翁地位的缺失者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多数就业于个体私营企业，他们同雇主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按市场游戏规则形成的纯粹的雇佣关系。目前，尽管国有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在实践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存在职工个人不同的具体职业感受，但作为一种总体意义上的政治判断，其主人翁地位是一种客观事实。然而在多数农民工就业的个体私营企业，甚至连职工代表大会这样的职工参与企业管理、行使民主监督权利、维护合法权益的组织形式都没有。在这些企业里，基本没有农民工的主人翁地位可言。

正是由于农民工同雇主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雇佣关系，因而他们的利益和企业的命运之间不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他们在企业里完全处于一种无权的地位，所以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效益的关切度也根本不可能有国有企业职工那么高。除了出力干活挣得工资以外，他们根本不去关心所在企业的前途命运。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他们只是躺在床铺上思念自己久别的家人，根本无暇去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效益。因此，置身于这种环境和氛围之中的农民工也不可能萌生主人翁意识。

当然，也有一部分农民工从业于国有企业。即便是这部分农民工，也没有多少主人翁地位可言。职工在国有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原本是基于保障固定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城市产业工人的各种民主权利的一种政治上的制度安排，并没有考虑临时受雇于国有企业的农民工的问题。由于农民工同所在国有企业的关系也是一种雇佣关系，加之他们在企业里的身份被统称为临时工，因而不可能被当作企业发展的依靠力量，不仅不被吸收来加入企业工会，参加职代会，参与企业民主管理，而且也根本享受不到本企业城市职工所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甚至连工资级别也完全与城市职工分属两个体系。同时，农民工自己在心理感受上，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单位人，没有心思去管企业的事。

4.他们被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排斥在了城市政治生活之外

依照法律规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和城市职工一样，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参与政治和管理国家的权利，享有法定的表达自己意愿的言论自由。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这些政治权利往往受到诸种制约。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选民实际上已经迁居外地但是没有转出户口的，在取得原选区选民资格的证明后，可以在现居住地的选区参加选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作为非当地户籍的外来暂住人员，远离户籍所在地的农民工一般宁肯放弃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不愿去办理这些繁琐的选民资格手续。因为办理这些手续，他们一要中止好不容易才谋到的工作，冒失去这份工作的危险；二要付出较高的办理成本，其中包括误工工资和往返的差旅费用。因此，在办理选民资格手续和放弃参加选举二者之间，他们通常会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当然，作出这种选择，并非是因为农民工们缺乏参政的热情，而是制度安排没有考虑非当地户籍的外来暂住人员取得选民资格证明要付出多大的成本，是这种有缺陷的制度安排，把他们被排斥在了城市政治生活之外。在现阶段，我国社会还缺乏让农民工阶层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缺乏使政府能够倾听到农民工呼声的机制。

三、进城就业农民工的社会地位

在城市社会分层体系中，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处在城市社会的最低层。清华大学社会学专家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城市社会分层体系全部100种职业的排位中，农民工居于第94位，而且排在最后10个位次的职业都与农民工不无关系。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每日含辛茹苦地劳动，为城市创造了巨大财富，提供了巨额税收，但他们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却经常地、普遍地遭受到歧视。目前，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生活中所遭受到的歧视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公共歧视，另一类是个体歧视。所谓公共歧视，即在公共场所遭受歧视，如在公交车上遭受司乘人员的歧视，在商店遭受店员的歧视，在其他公共场所遭受各类管理人员、执法人员的歧视。有些公共歧视明显带有政府行为。所谓个体歧视，是指农民工在其就业的单位或家庭里面遭受雇主的歧视。这些单位或家庭通常以扣压身份证为手段，强迫农民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置同工同酬的宪法原则于不顾，肆意压低农民工的工资，给予农民工以带有歧视性的劳动报酬。

对进城就业农民工的歧视，主要表现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和人格尊严等诸多方面。

劳动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这项权利面前人人平等。然而由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使农民工们无法取得与城市人平等的就业资格和机会。长期以来，不少城市在就业方面普遍实行总量控制、先城后乡的政策，设置种种职业、工种限制。近年来，有些城市政府为解决城市职工再就业问题，制订了各种就业准入制度，限制外来人员进入某些行业。有些城市政府甚至下发红头文件，要求一些部门和行业清退农民工，为本地下岗失业人员腾位子，搞所谓的“腾笼换鸟”。在对农民工实行就业限制政策的同时，还强制性收取各种管理费，以提高就业成本为手段，进一步强化就业壁垒。

除此之外，对农民工劳动权的歧视，还表现在对他们的劳动休息权、工资报酬权和劳动保护权等方面的侵害上。用工单位和雇主大多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劳动强度、报酬和工伤处理办法全由用工单位和雇主说了算。用工单位和雇主随意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却很少给务工者支付超时超额劳动报酬。尤为突出的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十分严重。一些用工单位特别是建筑企业，不是按月给农民工工资，而是一年一结，有的甚至连这也做不到。如果农民工中途变更工作，就基本上拿不到工资。

社会保障也是我国公民平等享有的法定权利。但是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我国城乡居民处于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享受着不同等的医疗卫生资源。在这种社会保障体系框架下，城市职工享受的是一种较为稳固的公共性保障，而农民工的惟一保障就是远在家乡的那片承包田。城市职工下岗可以享受低保待遇，取得政府再就业帮助，而农民工则完全处于无助状态。城市职工患病、负伤可以享受医保，而农民工基本享受不到。

学龄儿童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然而由于种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原因，进城就业农民工的子女往往享受不到与城里孩子同等的受教育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流动人口中处于义务教育年龄段的孩子，有9·3％处于失辍学状态。

四、进城就业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状况

当进城就业的农民工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以后，由于与家人、亲戚、朋友减少了面对面的亲情互动，又无法融入城市社会，他们在情感方面失却了宣泄的机会与场所，故而在社会流动与漂泊中产生种种心理不适，长期处于情感需求与情感实现的矛盾冲突之中。

如果说农民工们的物质生活普遍窘迫，那么他们在精神上更为贫困。由于受到文化程度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很少能光顾城里的书店、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繁重的工作之余，他们除了打扑克、掰手腕，就是睡大觉，甚或以讲黄色笑话聊以自慰。正常的性生活是人的最基本需求。然而由于远离妻子或丈夫，农民工的这一需求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满足。长期没有性生活，使农民工们不同程度地感到心理压抑和不适，处于焦虑、烦躁、郁闷和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之中。长期和过度的精神压抑，不仅会使一些农民工患上精神类功能性疾病，有时甚至使一些农民工会形成某种直接导致过激行为的变态心理。近年来，一些城市发生的恶性案件，许多都与农民工有关。

五、几点认识与结论

基于上述诸多方面的分析，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是游离于城乡之间的边缘性群体。他们所从事的劳动是非农业劳动，在生产方式和取得生活资料的来源上已经接近乃至相同于城市居民，但是由于一些制度性因素，又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社会，享有市民的权利和地位。他们虽然进入了城市社会，但还尚未获得充分享有城市公共资源的权利，不能像城市市民那样正常生活甚至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与城市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隔膜。他们离开了农村，但又心系土地，与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仍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既属于城市，又属于农村，是一个处于城乡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缘性社会阶层。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已从传统农民中分离出来，但还尚未完全实现非农化，未能彻底切断与传统农民的身份联系。他们既是农民又不是农民，既是产业工人又未完全产业工人化，是一个亦城亦乡、亦工亦农的特殊人群。这是进城就业农民工的一个最显著的阶层特征。

第二，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是传统制度安排的产物。中国的经济结构具有显著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特征。在这种经济架构下，国民经济被分割为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两者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分别运转。这种制度性安排，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内维系特定的经济秩序所不可或缺的。维系经济秩序的制度性安排，客观上要求有维系社会秩序的制度性安排来与此相配套。在计划经济的历史语境下，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户籍制度便应运而生了。传统的户籍制度将国民严格地区分成 “市民”和“农民”。这种户籍制度不仅仅是实施人口管理的一种工具，而且还与公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国民待遇相联系。于是，户籍制度已经不单是户籍制度本身，它成了区分不同国民身份的重要标识。户籍不同，享有的公共服务和国民待遇也就存在明显差异。进城就业农民工的出现，是对传统制度安排的冲击与反叛。这种冲击与反叛，使旧的制度开始出现某些裂痕与松动。但这种制度还远未被彻底打破，依然是阻碍进城就业农民工身份转换的制度性篱笆。目前我国的相关制度安排，还具有半封闭半开放的性质。它一方面开始容忍农民进城就业，同时又阻碍他们的身份转换。在这样一种制度氛围下，进城就业农民工这一“夹心”社会阶层便被锻造出来了。

探讨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固化的原因 篇3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 2010年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约为8487万人, 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 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其父辈, 其整体文化素质较高, 对自己的期望值较高, 追求自身阶层上升的愿望迫切。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固化现象的出现, 已在很大程度上对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挑战, 并将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及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深入剖析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固化的原因,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高等教育招生就业制度的影响

1977年恢复高考, 取消了群众推荐, 实行直接招生, 打破了“出身论”、“血统论”, 使人们平等地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 在毕业生的分配方面, 除“社来社去”外, 由国家统一分配。国家职工入学时工龄满5年的, 在校学习期间, 工资由原单位照发, 毕业后一般回原单位。其他学生, 一律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可以说, 在当时, 教育真的可以改变人的命运。

1985年, 为改变高校招生制度与国家经济发展不大适应的状况, 国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把“在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计划的前提下, 高等学校有权在计划外接受委托培养学生和招收自费生”作为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在办学经费有限的情况下, 扩大招生和培养规模的一条有效途径。同时, 该《决定》也指出:“要改革大学生的招生制度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统一招生, 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 ……”。该《决定》颁布后, 分配工作即出现了“供需见面”或“双向选择”的模式。

1990年, 原国家教委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招收自费生暂行规定》, 明确指出:“自费生是指普通高等学校按招生规定录取并由本人缴纳培养费、学杂费, 毕业后可以由学校推荐就业, 也可以自谋职业的学生”。

1993年1月国务院批转的《国家教委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和同年2月印发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就业制度改革的意见》, 改革学生上大学由国家包下来的制度, 逐步实行收费和奖学金、贷学金相结合的制度, 自费生的收费标准原则上按培养实际成本计算;随着自费生比例的增加, 形成了招生工作的双轨制和为解决“双规”带来的降分录取问题。1997年, 全国高等学校全部实现“并轨”。

高考招生、就业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学校、社会和广大毕业生的拥护, 但在“并轨”后出现的高额学费、种种政策性加分制度、保送制度、与地域户籍等捆绑在一起的差别录取分数线等, 使高考的公平性被人们质疑, 很多新生代农民工难圆大学梦。同时, 在竞争日益激励的就业市场, 新生代农民工也处于劣势地位, 不少农民工子女毕业即失业。“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结果表明, 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滑落。“出身越底层, 上的学校越差”, 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目前, 北京大学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仅为一成, 清华大学2010级农村生源占17%。“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高校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 以毕业后半年为界, 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高校毕业生未能就业, 而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的只有15%。

2 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

20世纪50年代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 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这种城乡分割管理体制, 在特殊时期发挥了它的作用, 但随着农民工城镇化的出现, 户籍制度已成为限制农民工阶层流动的障碍。其一, 由于农业户口的限制, 新生代农民工无法享受所在城市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 如1997年出台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其中第二条规定: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 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力。2007年出台的《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2008年出台的《廉租住房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中, 明确界定, 其保障对象是“城镇低收入群体”。而养老、医疗、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是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和工作稳定性的基础, 没有稳定性, 必然会限制农民工的阶层流动。其二, 由于农业户口的限制, 新生代农民工无法享受所在城市政府提供的各种资格培训和再就业培训, 无法享受和所在城市市民同等的就业机会。目前每个城市都有政府开办的就业中心, 但大多数就业中心都是面向城市市民, 并不对外来农民工开放。而从目前单位雇工特点看, 大多都有教育水平的要求。受教育程度高者, 得到工作的机会就比较多, 得到好工作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收入提升、实现阶层流动的可能性也比较高。

3 社会资源占用状况的差异

原新华社高级记者, 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杨继绳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围绕“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固化”的专访时指出, 决定一个人地位有两种因素, 一个是“先赋性因素”, 即靠家庭背景;一个是“后致性因素”, 即靠个人努力。先赋性因素作用太大, 社会的流动性就小, 继承性就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经济市场化, 后致性因素下降, 先赋性因素扩大, 形成了阶层世袭的利益机制。根据学者研究, 当代中国的十个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及半失业人员阶层, 新生代农民工来自农村, 原有社会阶层是农业劳动者, 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 大多数转换为产业工人或商业服务人员, 但仍然处于社会的下层。当代中国, 城市的社会资源主要由管理阶层、知识阶层、业主阶层和劳工阶层四大职业阶层占有。管理阶层掌握着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政治、经济权力的社会资源。知识阶层掌握专业技术知识, 垄断着知识这一重要社会资源;业主阶层主要掌握物质方面的社会资源, 包括生产工具, 流通资金, 流通商品等等;劳工阶层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就是自身的劳动能力, 以体力、简单技术和服务技能为其谋职依据。而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专业技术知识、物质资源的占有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阶层流动, 以上资源的代际传递与资源占有者的相互“扶持”, 便催生了社会上的“官二代”、“富二代”,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几乎不拥有以上资源, 也由此出现了“穷二代”, 阶层上升的空间极为有限。

4 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

社会监督, 通常指人民群众对政府、执政党的监督, 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力的体现。随着网络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通过网络平台监督政府行政过程已成为广大公民监督政府的重要手段, 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加强对政府、执政党的监督。但是, 由于政府政务公开、党务公开的内容在目前尚有限, 社团监督软弱甚至缺失、利益集团监督虚位、监督机制定位不确定、民意表达渠道不通畅、法律保护不配套、新闻舆论监督制约因素过多等问题依然存在, 致使某些公共权力进入了市场, 带来了权钱交易, “官者”、“富者”互相“帮扶”, 没有权势、没有钱财的新生代农民工想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经济社会的地位难上加难, 由此也出现了民众与官员、穷人与富人日益分明与对立的“我们”与“你们”。

阶层固化的社会, 会使人们丧失进取的积极性, 阻碍社会的良性运转, 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生代农民工, 很多已能够通过辛勤劳动, 基本满足生理需要, 在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以后,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他们将追求安全需要、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这些需要对人的激励作用更为强大。而目前农民工不少尚不能享受正常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又得不到城市市民接纳, 仅在自己的“老乡”圈内活动, 从事城市市民不愿意做的最脏、最苦、最累的活计, 若其处境长期得不到改善, 将在很大程度上挫伤其努力工作的积极性, 也不利于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良性社会运转阶层结构, 同时, 会拉大贫富差距, 拉大阶层交往的隔阂和鸿沟, 从而出现“仇富”、“仇官”、厌恶社会等不良情绪, 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

为此, 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固化问题, 建议政府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导向, 一是加大教育经费投入, 公共教育资源更多投入向农村、贫困地区、民族地区, 宏观调节优质教学资源, 促进教学资源均衡发展, 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教育问题, 努力确保教育公平性。二是改革现有户籍制度, 进一步完善暂住人口登记制度, 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 让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 切实实现身份转变。三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建立完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 实现社会保障基金的全国流转, 切实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四是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能力, 加强“阳光政府”建设, 积极利用网络信息平台, 加强对政府政策过程的监督, 确保政府行政的公共性。

摘要：阶层固化的社会, 会使人们丧失进取的积极性, 阻碍社会的良性运转, 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生代农民工,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 但由于高等教育招生就业制度的影响、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社会资源占用状况的差异、社会监督机制不健全等原因, 出现了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固化现象。深入探讨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固化的原因, 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增强社会的生机与活力。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固化,原因

参考文献

[1]张志胜,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的阙如与重构[J].城市问题, 2011年第2期.

[2]黄国清、李华、苏力华、杨同华, 建立和完善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政策[J].江苏农业科学, 2011年第2期.

[3]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4]张琳琳、孔媛媛, 阶层流动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与培训研究[J].成人教育, 2012年第1期.

[5]樊新民, 论社会资源与当代都市职业阶层[J].浙江学刊, 2000年第5期.

农民阶层 篇4

1、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估算, 存在200万的无法受教育的农民工子女。农民工子弟学校由于收费低, 入学手续简单, 入学门槛低等优势成为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重要的途径。而且农民工子弟学校却是很难得到实际的政策支持。同时由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大环境的恶劣, 导致教育本身所因具有的功能——鼓励底层人向上流动, 这一功能在农民工子女身上反而得不到体现。正如布迪厄所说的, “学校教育一种貌似平等的选择方式生产与再生产着社会与文化的不平等。”

2、研究意义

本文试图从教育的角度来探讨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阶层问题, 分析其中存在的哪些因素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影响, 结合社会阶层的问题, 探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与社会阶层的关系, 论证农民工子女逃离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困境, 尝试寻求解决的方案。

3、文献回顾

从国外来看, 此类相关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教育制度与社会阶级结构以及社会分层的相关关系的研究。国内研究具体情况在理论上也开始从教育公平, 社会公平和社会分层与流动等方面来解释这些问题。

4、研究设计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以文献研究与实地调查这两种方法为主。本次研究在资料的收集方面, 主要采用了参与观察和个案访谈等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根据本次研究的性质和随机抽取的原则, 笔者选择了晋安区的山越小学进行调查研究。在理论研究上主要集中以下几个理论:冲突论中有关社会分层的理论, 布迪厄的教育, 文化与社会生产, 威利斯的反学校文化与阶层再生产。

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育与社会阶层再生产分析

1、福州市晋安区山越小学的基本情况

(1) 学校情况。福州市晋安区是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最集中的地区, 目前约有3万余名农民工子女在区内60所中小学和4所专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就读, 占全区在校学生总数的60%。晋安区的山越小学是一所专收农民工子女的私立学校。

(2) 学生情况。学校负责人李道付介绍, 学校共有一到六年级17个班, 1千名学生, 将近有800多名学生来自全国13个省、区、市, 是个名副其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根据福州市教育局人员调查, 山越小学是招收外来工子女最好的学校。

(3) 教师情况。目前全校教学老师有35名, 可以从他们当中的得知学校的基本情况、学校的对农民工子女的态度、农民工子女的学习情况、农民工家长的态度等情况。

2、农民工子弟学校与阶层再生产

(1) 就读学校的选择——阶层区隔与空间隔离。农民工子女就读有三条途径:公办学校, 民办学校, 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学校的选择上, 大部分农民工子女只能进入农民工子弟学校。那么农民工子女在就读学校的选择上, 社会就已经强制性的将他们安排在了教育环境恶劣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教育低起点, 低水平, 开始了阶层区隔与空间隔离。

(2) 农民工子弟学校外部支持——制度的不合理设计。农民工子弟学校分为正规农民工子弟学校与非正规农民工子弟学校, 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受到当地政府的批准。正规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培养出学生的学历是符合教育局要求, 是受认可, 而非正规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学历是无效的, 这不仅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 而且阻碍了农民工子弟的继续升学道路。这些非正规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戴着“非法”的帽子, 他们没有办学许可, 面对的不是被驱赶就是被关停。

(3) 农民工子弟学校内部教育——教育资源缺乏。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内部教学情况, 我们可以从学校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进行分析。学校的硬件设施方面来看, 农民工子弟学校设施简陋, 环境差, 安全隐患较多。山越小学就曾经因为铁道安全隐患, 上课环境差, 噪音大等问题搬迁过2次。从学校的软件设施来看, 师资力量相对不足, 教材书籍不齐全, 教学水平低, 教学老师责任心低。

3、学生的“反学校行为”与社会阶层再生产

保罗·威利斯笔下的“小子”反学校文化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反学校文化有诸多的相似之处。他们的反学校行为表现在: (1) 不爱学习, 甚至抗拒学习。 (2) 反抗权威。这些主要体现在对老师的上课过程是否遵守纪律与布置作业是否按时完成。这群农民工子女跟威利斯笔下的“小子”的反学校行为很相似, 农民工子女存在自身的卑微感, 被迫放弃了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机会, 并且再次沦为了社会的最底层。

4、文化资本与社会阶层再生产

农民工文化水平低下, 大都属于文盲, 小学水平, 只有极少数的属于初中, 高中水平。但是对于是否继续升学, 则是由家庭的经济水平和父母的期望。笔者随机选取了几位在校门口接孩子的家长, 并且调查了职业。王大妈是摆早餐小吃摊的, 属于小学水平, 知识文化程度很低。王大妈说:“我们自己都不懂啥。希望孩子可以好好的读书。”对于是否供给孩子升入高中大学的时候, 王大妈迟疑了, “这得看孩子自己的造化。而且现在学费都很贵。”对于是否对孩子进行课外学习辅导, 王大妈说, “我自己不懂, 怕教错孩子。”

文化资本在农民工家庭中没有什么积累, 也没什么传给子辈, 因而农民工子女在教育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同时文化资本又以教育资格形式的制度化, 农民工子女由于无法进入更高的教育机构, 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 农民工子女文化资本的积累远远低于其他的同辈人群的文化资本积累, 重复着社会阶层的再生产。

三、结论

本次研究主要是通过描述对农民工子女教育和农民工子弟学校情况, 从教育的程度来研究农民工子女的社会阶层, 分析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 重点研究了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内外环境问题——外部的支持和内部教育状况, 农民工子女子对学习, 职业等看法, 农民工本身的文化水平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水平的影响, 从三个维度来探讨农民工子女教育与社会阶层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柯林斯对当代的社会教育制度进行了分析, 认为“教育的资格正被用来限制角逐社会和经济有利地位的候选人的一种稀缺资源。”农民工子女低层次教育便将他们牢牢捆绑在社会的最底层的位置。

摘要：笔者通过对福州市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田野调查, 来探讨农民工子女教育与社会阶层再生产之间的关系, 得出的结论与布迪厄的著名论断是一致的, 本文以社会分层, 布迪厄的教育, 文化与社会再生产和威利斯的反学校文化理论为指导, 从社会学的角度, 主要采取参与式观察与个案访谈分别从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四个方面分析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内外部环境, 学生对教育的自身看法, 家长对子女的教育资源的供给, 最后得出农民工子女教育与社会阶层再生产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教育,社会阶层再生产

参考文献

[1]彭小霞.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之现状与原因分析[N].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0 (5) .

[2]刘少杰.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